亚当·米奇尼克：我投票反对瓦文萨

（1990）

译者按：1989年9月12日，马佐维耶茨基在波兰议会发表施政演说。这之后，波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举措。1989年12月29日，波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宪法中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家中起领导作用的条款。1990年1月16日，波兰政府通过政党法草案，为多党制奠定了法律基础。1990年7月6日，政府进行改组，政府4名原波兰统一工人党入阁部长中有3人被解除职务，他们是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国防部长西维茨基、运输和海洋经济部长维隆德克。雅鲁泽尔斯基答应于1991年春提前进行大选，并意欲推荐马佐维耶茨基为总统候选人。

团结工会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公开化，以瓦文萨为首的一派，和以马佐维耶茨基为首的另一派，在改革的步骤和方法、政治多元化、议会民主和联合执政的问题上，很难取得一致。1990年5月12日，拥护瓦文萨的一派发表《中间派协议宣言》，正式声明支持瓦文萨竞选总统；1990年7月16日，拥护马佐维耶茨基的一派成立新党“公民运动民主行动会”，这些标志着团结工会在组织上的分裂。这都应该看作是完全正常的。引用米奇尼克曾经说过的：他们是在“为了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与此前社会不同在于，解决分歧的方式，不是运用暴力，而是通过充分的公开讨论、协商以及投票。

米奇尼克主任主编的《选举日报》，本是于1989年5月8日作为团结工会的机关报，为配合首次大选而诞生的。而差不多一年半之后，这张报纸因公开批评瓦文萨，被瓦文萨剥夺了使用团结工会的标志。在这篇文章中，米奇尼克公开表达了他对于瓦文萨作为总统竞选人的忧虑。一位深具个人魅力的工人领袖、一位拥有坚强意志的为民主的斗士，并不必然知晓民主政治的规则、程序，甚至表现出对于它们的严重缺乏；在为民主的斗争中，他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放在民主社会之内，其效果可能恰恰相反；简言之，即很有可能导向新的专制。

个人魅力会成为招致灭亡的诱因。

“瓦文萨也有可能会在竞选中胜出，但即便是如此，他也不会是民主波兰的总统。”米奇尼克认为。不徇私情，公开揭露公众生活可能面临的危险，是米奇尼克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责任感和无私精神的高度体现。

这是一个严格的个人反思。

我之所以觉得有义务将它公开，是因为有人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最近几个月里，我感觉到了这些人的焦虑，感觉到我与他们之间的休戚相关。

我最主要是感到困窘。同团结工会分裂是一个丑闻。本应是公开的关于标志的讨论，被代之以暗地里的讽刺与争斗。

关于团结工会标志的争执是一个缩影，它反映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关于我们波兰公共生活的形式，我们应当采纳的政治文化的方式，以及我们国家的未来。

基本原则而非细枝末节是争执所在，而团结工会的分裂变成不可避免的。这个始于对团结工会标志使用权的占有，止于将联合组织变成瓦文萨选举的宣传工具的过程，让人禁不住要为之感到痛苦。

团结工会的标志对于那些在过去十年里忠于团结工会的人，对于那些感到与之难舍难分的人来说，有着巨大的情感价值。这些人曾把它印刷在地下出版的小册子上，涂写在城市的墙上，并在街头游行中高喊着这个词。一些团结工会的徽章还被防暴警察和秘密警察从西装的翻领和羊毛衫的衣襟上扯掉，但佩戴它的人们仍旧保持着他们对于那些熟悉的词语的忠诚，置迫害和坐牢于不顾。对他们来说，它标志着对一个更好的、民主、独立、公正的波兰的期望与信任。

这一标志现在已经被许多团结工会的成员们变成了一个敲诈的工具，一个审查员的图章。从现在开始，所有那些把这一标志刊登在他们报头上的编辑将会知道什么样的文章不可以发表。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为我的同僚们决定将“没有团结工会就没有自由”这句口号从《选举日报》报头上去掉而感到安心。

我感到与那些把代表着自由和希望的标志变成一个代表机会主义的标志、当作压制人民的一个工具的人们，没有共同之处。

对我们的指控究竟是什么？在团结工会的民族委员会提案里一切都写得明明白白：我们批评莱赫·瓦文萨。

我没有见过所有投票赞同决议的人，但我为他们而感到遗憾。迟早，心灵和精神上的贫瘠会表现出它的肤浅。我同时要向瓦文萨表示祝贺，因为在他为了进入总统府而进行的奋斗中能获得这样的支持者。他得到了他想要的。

在华沙炼钢厂的竞选中，瓦文萨回答了一个关于在今天批评他的报纸的前途问题：“让他们把这样的报纸办得更加繁荣，”他说，“然后你将会当选并将它们接管。”不久这一言论被瓦文萨的新闻发言人解释成：“是的，民主将会接管它们。

新的政治力量将会在选举后浮现，他们需要自己的新闻和媒体，这使他们只能有一种选择：或者建立新的，或者他们从在政治上被击败的政权手中接管那些已存在的“。

我从没想到过瓦文萨和他的发言人能讲出这样一个关于布尔什维克思维方式的简洁定义。

我总是公开地对瓦文萨的政治才能表示钦佩。我由衷地尊重在艰难的军管时期他所采取的策略。作为一名瓦文萨的合作者，我赞同这个持抵抗立场又合乎常理的策略。他的政策既谨慎又不乏勇气。并且，除此之外，它还很有效，并且通过一种非凡的直觉而得到改善。

可自那时起我们的道路就产生了分歧，现在，我们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仍愿意相信，一次关于思想的争辩要比彼此间进行暗讽，更有可能发生在我们之间。

如果让曾经的友谊变成恶毒的仇恨，那真是糟透了。

莱赫·瓦文萨，我今日的政治对手，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政治家。我相信如果你能给你的对手以相当的尊重，你将永远也不会失去别人对你的尊重。

我欣赏瓦文萨的某些方面，我欣赏他幽默，我钦佩他的直觉和政治洞察力，并且我承认他在我们同共产主义秩序的斗争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眼看着一个团结工会的主席，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在浪费着波兰唯一的机会，正在破坏他自己所想象的，以及在世界眼中的波兰的美好的前景，这令我沮丧。

看着瓦文萨如何从波兰民主政治的象征一步步演变成如今的荒诞形象，这令我痛心。因为批评了瓦文萨而剥夺了《选举日报》对团结工会标志的使用权，这个决定仅仅是一个最初的表征，它向我们预示着，当那些人最终获取了权力之后，波兰的民主政治将会如何，这也是瓦文萨本人对于民主概念的一个扼要概括。

瓦文萨想当总统，我并不因为这样的野心而责备他。然而令我担忧的是，他想要作一个“使用斧头”的总统，靠法令来统治，并且把民主视作一个司机驾驶自己的一部车那样。“我们现在正在改变这个制度，我们需要一个带着斧子的总统：一个坚决、强悍、简单的人，一个不兜圈子的人。”这就是瓦文萨的话，而比他说的话更令我担忧的是，他把团结工会当作是一个用以满足他自己野心的工具。在他宣布由他要求的义务的、公开的选举中，他可以获得80%以上票数时的信心，他以街头暴动为由进行的恐吓，以及他总是不断谈论他自己而从不提及他的计划。总而言之，令我担忧的是：瓦文萨将为了进入总统府而不择手段。

作为团结工会的主席，他在这个严峻的时期，并没有为工会联盟提供任何的计划。关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工会的角色或活动，关于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途径，以及关于如何处理失业问题，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没有从瓦文萨那里听到一个词。

代之而来的，是我们被告知团结工会必须分裂。最终，瓦文萨使它分裂了。

他摆脱了所有有能力够反对他、阻挡他前进的人们。为了搬走他们，他公开称他们为“知识分子”和“犹太人”，他认为这样对他有所帮助。

我能够理解瓦文萨的动机。他的野心尚未被满足。他两次拒绝了竞选更高的政治地位，他既不愿参与国会议员，也不打算成为总理。在我看来，他始终被一种动机所驱使：关于自身公共形象的一种幻觉。瓦文萨的政治概念是要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无责任的绝对权力。总统这一概念，对他来说，就意味着统治，并将责任延顺至总理、内阁以及其它的政府精英那里。

这样的概念是多么令人咋舌：瓦文萨从来就是一个无视条例和计划的魅力型领袖。他表现得仿佛他根本就不懂得民主政治的规章程序。在1980年8月，他无视这些规章是理所当然的。之后，在军管时期，瓦文萨坚决认为他根本就没必要了解那些程序。也许正是这样的决断，以及他的个人魅力。使瓦文萨在那一时期成了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什么叫做个人魅力？魅力是一种控制人的情感的能力。在情感上的从属以及对于领袖特殊能力、天赋的认同，在领袖与普通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关系。普通人对领袖的盲信导致了他的顺从。在普通人看来，领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最好。

领袖的权力是无节制、无规定的，他个人的条件与能力都不再重要，法律也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有魅力的领袖随意作出的决定。

这样的领袖会在政治力量被摧毁的时代浮现。因为这种时代要么缺乏希望要么忽然涌现希望。

他就是群体梦想和对新神话之渴望的最后成果。他也许是个先知，一个受欢迎的领袖，或是一个街头煽动者，他是公正的、不可征服的领袖神话之缩影。他激发倾慕与崇拜。

有魅力的权威与最具革命性的历史进程相关：它帮助人们战胜恐惧与冷漠，摧毁传统秩序，推翻旧政府，无论它是君主制的还是由外国占领的。而一旦胜利，这样的权威就变得专横跋扈反对民主，它高居于民众之上。它诞生于群体性的对自由、有尊严的生命的渴望，却导向新的专制。相信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不可战胜成了臣民的责任。领袖和他的团体要求按照自愿服从的行为来体现这种信任，而拒绝表现出这一点，就会被判以重罪，被认为是极大的不忠。

而当有魅力的权威开始衰弱，这样的被赋予“神的荣耀”的领袖终于被证实无法创造奇迹之时，对民众来说一切都已经晚了，他们已经无力改变任何事：领袖失去了他的魅力但却掌握了警察力量。他的同党，那些根据忠诚与否而不是根据职业品格筛选出的人，将会毫不犹豫的运用暴力来维护权力，革命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程式：从克伦威尔到列宁再到霍梅尼。

一旦人们不再信任其超自然的力量，不再盲从，有魅力领袖的神话便分崩离析。这样的革命史给予我们一个教训，觉醒越早，一个民族挽回其自由与稳定秩序的机会越大。

一个胜利的有魅力领袖对其权力与声望的关注是病态的。他既多疑又敏感地去发掘身边的敌人与阴谋。为了摆脱对手——即存在于民主机制内的通常的竞争者——他会向个人及全体承诺任何事。他会不顾及政治程序：他本人就是他的程序。他总是谈论自己，他的功绩、他的骄人成就，概括性地极不充分地描述他的计划。他承诺速度：让每一个人都更快地进步。

莱赫·瓦文萨不会是一个民主波兰的总统。

他可能会在总统竞选中落选。从他浮夸的言词可以判断出，这位团结工会的主席实在没有什么可提供给我们的。抛开他个人和他大量的自相矛盾的许诺不说，他所承诺的“公平分配波兰的资产”与“加速私有化”该怎样统一？或者，立刻解决失业问题和起动市场机制的需求何以能够一致？还有他所许诺的向个人布施上百万的兹罗提能否真正实现？

瓦文萨也有可能会在竞选中胜出，但即便是如此，他也不会是民主波兰的总统。而且，他将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一个制造混乱并导致波兰被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因素。瓦文萨说：

我不赞赏传统的总统观念，无论是法国的、意大利的、还是美国式的。我有我自己的考虑。我要让所有人惊讶。我的模式不是先喝餐酒再吃晚餐，我的是一个“飞行的荷兰人”，他走遍这个国家的各处并在任何需要他的地方出现。到处都会有瓦文萨，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感到恐慌的原因。

如果瓦文萨打算保持他的“国父”形象，他有可能会赢得总统竞选。一个父亲可以随意喝酒并痛打妻子，他的儿子却不可以发出喊叫或者举起手反对他。如果这样的的神话使波兰的心智麻痹，瓦文萨将会胜利。他将会胜利，尽管他公开宣称他只是在攫取权力时需要将民主当作工具使用。我恐怕他一旦攫取到它，民主所能保留的，将只是他自己的法令。

瓦文萨的功劳与价值是勿庸置疑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对公众感觉极为敏感并有着政治游戏的极大天赋。成千上万的人将他的名字同共产主义的终结联系在一起。

然而，这位天才的政治家明显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有魅力的领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魅力只会招致灭亡。

那些使瓦文萨得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团结工会运动领袖的品格，同时也使他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民主国家的领袖。瓦文萨是无法预知的，是不负责任的、不称职的。同时他也没有能力担负改革的重任。

瓦文萨的不可预知对于同共产主义斗争而言是一种财富，但它会给一个现代国度的民主结构带来灾难。他的不负责任是当他持反对立场时和进行地下斗争中产生的：如果你不能对这个国度行使权力，那你当然不必对它负责。

瓦文萨不能从他自身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他深深地相信他从未犯错。

最后，瓦文萨对经济及对外政治的观点，因其荒谬而显得既无力又可怕。这不仅仅是对波兰人来说，一些见过他的外国人也这样认为。

对波兰和世界而言，莱赫·瓦文萨一度是一个神话。美国国会对于团结工会领袖的夸赞如今于我仍声声在耳。瓦文萨在国会的演讲，关于波兰错误地对待自由，那是一段精彩的、鼓舞人心的言词。而在最近几个月，他用自己的表现亲自摧毁了这个神话。

一个领袖的人格是他自己的事情。莱赫·瓦文萨一直是自我中心的，而我们已经习惯了它。可是现在，情况已完全变了。

瓦文萨认为凡是对他自己有好处的也同样会对波兰有好处，曾经，我同意他的看法，也曾经，它或许真是如此。但一切都已不再。瓦文萨的总统野心已经给波兰带来了巨大的灾害。他在公开辩论中引入了一种新的、野蛮的言辞：

这是一个丑行！这样的政府将会遭到审判，就在落笔时，我仍在这样说：它将被审判，因为它销毁文件，因为它让共产主义者们安逸舒适，因为它劫掠波兰——它必须立即被起诉，就在此刻，因为它已不称职。

这样的言辞对某些人来说自有其吸引力。所有那些想要破坏的人，那些为个人野心所驱使的人，那些贪恋权力的人，皆在此列。瓦文萨为他的批评选择了一种恩主式的、目空一切的口吻。他承诺给他们“华沙将会焕然一新”。他承诺他将成为真正的拿破仑事业的出发点。他已经开始分送内阁及其它政府部门的职位。承诺，承诺，给每一个符合他野心的人——这难道还不是瓦文萨的“个人革命”的真正意义吗？

瓦文萨——我这样说基于一个亲近的个人了解——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民粹主义者或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对他而言民粹主义和反犹太主义都是愚蠢的教条，然而，通过宣讲关于“学究”无用，通过根据种族标准将人们分成犹太的和非犹太的。他以反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和反犹太的憎恶感，吸引了他的追随者。这些人将会在此时支持瓦文萨出任总统。

瓦文萨说，“我是纯粹的波兰人，我生在这里。”用这样的话，他暗指着其它的一些波兰人是“不纯粹的”是“出生在异地的”。

在批评一些关于华沙新闻界的令他不愉快的观点时，瓦文萨说，“某些人的手伸得太长了”这样难以抑制的、暗讽的语气，难道我们不是似曾相识吗？

波兰并不是唯一引发争论的问题。波兰是我们见过的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发展得最为深入的。民主制度没能稳固地扎根，经济形式严峻，巨大的渴望已经被激起，而用以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未经过实践的检验。因此，这稳定是脆弱的。

从极权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是史无前例的，因而这苦痛也是无前例的。巨大的期望导致了巨大的破坏。一些人并不明白，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一个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行为在新的工作标准、新的价值观念以及亏损企业破产等方面，必须有一个与之相应的作为它自身组成部分的结果。在破除带有共产主义时代特征及反共立场特征的标准和思想的同时，并没有迅速产生出相应的有代表性的适合民主制度的思想。世界变得晦暗而虚弱。这就使得这一时代成了一个理想的容易被“煽动”的时代。有闯劲的攻击政府式的煽动可能会成功，但它一定导致不稳定，不稳定继而引发混乱，混乱则导致贫瘠与新的极权统治。

没错，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都将会面临这样的局面。所有的，无论俄国还是捷克，匈牙利还是罗马尼亚。种种昨日的亡灵于今都苏醒了：某些运动混合了民粹主义、排外心态、个人崇拜以及由共济会和犹太人密谋统治世界之幻像的。对于民主制度而言，这样的方向正在孳生着巨大的危机。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民主制：民主制的胜利是建立在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智利基础之上的。并且，看起来，这也是在经过塔·马佐维耶茨基的政府之后波兰民主得以胜利的基础。看起来，所有的主要政治力量——甚至相互批评的——都联合起来拥护一个符合民族理想的政府，而这个临时政府的时代，将随着内阁与总统竞选而告终，它将成为一个让步与协调的时代。它的存在对于政治、经济改革以及新的对外政策而言是一个前提和一个条件。

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瓦文萨分裂了团结工会阵营并宣称“战斗至上”，这扰乱了波兰内部的协调，一场主要的讨论被嘈杂浮夸的选举运动所取代。现在，我们面临着另一个选择：我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波兰？

对于后共产主义欧洲，来自西欧和美国的评论家们已经采取了一个静观的态度。最初的兴高采烈已退回到了关切。这些国家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他们真的会回归欧洲吗？或是回归到有着民粹极权、种族纷争以及长久的不稳定的旧世界？

因瓦文萨的言论而给波兰带来的伤害，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一个不稳定的国家，被持续的冲突所撕裂。

我想——我并且对西方的记者这样讲——这样的情景是错误的、过于简单化的。这样一小部分嘈杂的激进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波兰的现状。然而，为了证明这一点，仅仅重复说，波兰人天性宽容，是一场国际性卑鄙诽谤的受害者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大声去说关于这个病态的、边缘性群体，我们必须反对民粹主义、独裁政治及排外心态的种种症候。因为正是它们在制造着恐慌。

我们要追随怎样的道路？是一条通往当代民主标准的欧洲道路，还是相反，去选择一条回归到已逝传统的，通向极权政体、民族斗争的地狱以及极端的宗教排异的道路？波兰在欧洲的位置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关于我为何要写这篇文章，我想了很多。我必须假定，我将会被误解并且会被当作出于最卑劣的动机。

然而，我感到，我必须不再沉默。读者也许会指责我错了，但我必须确保我所写的一切都是我经过真诚思考后所相信的。这样，我要说，瓦文萨的总统任期对波兰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它也许会成为中欧第一个庇隆式总统时代，只有在美丽的三角旗的碎片中——它是因为团结工会领袖对权力的绝对渴求而牺牲掉的——残存着民族复兴的希望。如果我没有说出这样的警告，我会觉得我是在为了自己舒服参与了一个被大肆宣扬的谎言。

我并不打算将瓦文萨的行为归为有恶意的愿望，然而我谴责他，谴责他严重缺乏对于一个由法律治理的民主国家的想象和知识。瓦文萨式的政治行为，在罢工和地下活动时代，曾经是他的力量，而在这个要建立民主秩序的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危险的陷阱。曾摧毁极权秩序的行为现在也必将扼杀年轻的民主。一个有魅力的领袖将会以一种惊人的直觉力量，镇压一切自主的反应，直到他打破波兰脆弱的民主为止。

我们必须认真听取今天团结工会的领袖在讲些什么，我们必须听他的威胁与承诺，因为也许在无意之中，莱赫·瓦文萨会清楚地讲出一些比如忽视法律与民主程序、报复他的政治对手、外行的想法、由不称职的人进行统治等等诸如此类的许诺。

我相信电视会多次不加剪切地给每一个人播放瓦文萨的讲话。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当他在总统竞选中投出他的选票时，他选择了什么，那样的话他将不能够再因为缺乏信息而原谅他自己。

作为一个政治家，瓦文萨有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天赋，所以他是危险的。他的伟大功绩将会变成它们自身的对立面，它们将祸害波兰。因此，我不会给瓦文萨投票。

瓦文萨剥夺团结工会的标志是一个象征，一个团结工会已终结的象征。团结工会曾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我曾认为通过它可以走向一个独立自主的波兰，我曾只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波兰的未来将会如何？而在1980年11月，我曾作出过回答：

一个自治的、宽容的、多彩的波兰，它以基督教的价值和社会公平为基础。

一个友好的与邻国相处的波兰；一个波兰，让我们重复一遍，一个能够让步和接受行动上限制、现实的并在合作中忠诚的波兰，但不可能容忍被奴役、不接受精神上的从属的波兰。一个充满现代社会的各种矛盾，但同时又充满团结原则的波兰。在这里，知识分子保护受迫害的工人，而工人罢工为了文化上的自由。一个波兰，用哀婉、嘲弄的语气表述它自己：一次次地被侵占但从未屈从，被一次次击败但从未被征服的波兰。一个波兰，它已经重获它的身份、它的语言、它的面孔……

我曾经相信团结工会——尽管它内部存在分歧——能够在所有那些普遍的、基本的东西名义之下保持联合。可现在我觉得失败。

团结工会已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瓦文萨应当为它的结束负责。我将继续作为团结工会的一员直至我生命的终结。但那陪伴了我十年的标志我已经放置在我个人收藏之中，紧挨着法庭审判文件以及我在狱中写的书。我不打算掩饰我的伤痛。我不愿，也从未想过，以一个现在代表着权力与权威的标志来支撑我自己。

当它会招致法庭审判时，我佩戴它，但我真的不想在它许诺以特权时再佩戴它。

我感到这像是一个审判的时刻——现在我们将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了——不存在一个象征性标志。

亚当·米奇尼克：革命散记

（1990）

译者注：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纽约时报》，1990年5月11日。在这篇面对西方读者的文章中，米奇尼克主要向世界介绍了在苏联、东欧发生的深刻变革，是在这样一些知识分子的背景之上完成的，他们是：萨哈罗夫、基斯和哈维尔等。

1989年岁末，共产主义时代走到了它的尽头。一度宣称代表着这个世界未来的社会制度，被埋葬在了罗马尼亚城镇燃烧的灰烬之中。无疑仍将有警察和军队的旧态复萌，无疑各式的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们仍将用他们虚幻的美好挑起人们的热情，用他们的诽谤挑起纷争。但是，这种“主义”已经死亡。就“共产主义”

来说，它终于结束了。

1986年8月，我在波兰的巴切沃（Barczewo）监狱获释。我遗落了准备写一本有关纳粹的书而做的思考笔记，而就在我接邻的囚室里关押着耶里奇·科克（Erich Koch），这个在战争时期曾身为东普鲁士的狗腿子的人，现在，将在波兰度的囚室中度过他的余生。

我在1981年12月13日被囚禁，当时，雅鲁泽尔斯基的共产主义政权刚刚实行了军管，镇压了团结工会。之后，除了中间有几个月的间歇以外，那些年我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对我来说，在监狱中的日子还不算坏。我写了几本书，它们被翻译成了几种文字。我还得了一些国际奖金。所以，当我离开监狱的时候我毫无怨恨，在我心中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愿望，充满了兴趣。

我发现，我的祖国正在发生某种重大事件，政府的镇压机制正变得越来越弱，可是，团结工会所建立的地下组织也是一样。而在苏联，体制正在摇晃并进行着缓慢的自我转型。那些曾在军管时期帮助过团结工会的激进的反共产主义者，运用反苏联修辞学的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描述这个世界。

我清楚地记得这一时期的那些讨论，那些关于团结工会的存在的讨论。很明显雅鲁泽尔斯基政府所进行的改革只是纯粹的表面文章。那么，是否应当利用这些改革中的一些有利因素，使得团结工会中的某些成分合法化，并试图着手组织一些真正的改变？当团结工会已经变得越来越弱，变成了1980-81年那个风起云涌运动的一幅讽刺画的时候，是否还有必要保持它的存在？

一些人公开背弃了团结工会的旗帜，另外一些则更为坚定地与它站在了一起，坚持它应当继续保持地下状态。还有一些人——他们被证明是对的——在示威游行时大声疾呼“没有团结工会就没有自由”。正是团结工会合法权利最终被承认导致了军事独裁的终结，并开创了民主转型之路。这些人认识到，只有当团结工会作为一个公众视野之中的、活跃的运动，而不是一个地下的仪式，它才能够存在。

在瓦文萨的领导下，团结工会最终变成了一个开放的组织。这才使得1988年5月和8月的两次工人罢工，提供了一个民族的、政治的维度；也使得它能够坚持到次年二月与政府之间进行圆桌谈判；并寻找出一种妥协，使得最终选出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成为可能。感谢这一切，使波兰成为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国家。

这样的变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团结工会的领导们能够理解发生在苏联变革的意义及范畴。他们懂得，这些改变，绝不仅仅是表面的，而是所有最深层危机的反映。这个世界已经习惯于将这些改变与戈尔巴乔夫联系在一起。可是对我们来说，这是由于萨哈罗夫从流亡中返回才得以真正开始。

我只与萨哈罗夫谈过一次话，那是在1989年10月16日的深夜。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在那天的午夜，我就43岁了。萨哈罗夫和他好客、温和的妻子埃莱纳·邦纳（Elena Bonner），我们坐在他们莫斯科的公寓里，我感觉就像是在与经年的老朋友交谈；在只言片语中，在微笑里，我们相互理解。我感到我们仿佛已经共处了二十年，我们感受相同的希望与失望，相同的绝望与决心。

两个月后，当我和瓦文萨一起站在刚刚为挖好的萨哈罗夫墓室旁时，我回想起这些。我想到在萨哈罗夫二十世纪历史里以及在我个人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位空前三次被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声名显赫的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属于俄国最精英阶层。

而他仍义无反顾地成为了人权的捍卫者——捍卫那些在极权主义统治下遭奴役、受屈辱的人，那些自由的却身陷囚牢的人，那些健康的却被送入精神病院的人，那些因为被官方的谎言所笼罩而渴求真话的人。

萨哈罗夫让我们认识到人权是文明世界的基础。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战斗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价值。伟大的反极权的革命，它将人的权利刻写在它的旗帜上，火焰一样席卷了生养我的欧洲国家，它始于安德列·萨哈罗夫。

萨哈罗夫作风一贯——他捍卫所有的人，工人和农民，逃兵和移民，作家和画匠，犹太人和鞑靼人。他捍卫所有那些需要被捍卫的。他们称他为“俄国的良心”，人们说对了。

因为萨哈罗夫也是另一个俄国的化身：高贵的俄国，摆脱沙文主义的俄国，有着不凡才智和伟大勇气的俄国；对这个世界、对我的祖国友好的俄国。这就是为什么不仅仅是那些维护极权秩序的人——国家机器、警察、谎话的宣传者——要在萨哈罗夫的祖国里批判他的原因。一些反共产主义者也批判他——那些试图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换为大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人。他被指为一个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一个天真的人文主义者，一个无国家观念的世界主义者。萨哈罗夫不赞成任何的专制制度——无论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还是掩盖在反共产主义外表之下的。他是一个相信欧洲民主政治的人，一个想要在他自己的祖国散播欧洲及民主政治价值的人。

人们也许会说，萨哈罗夫是把自己放在十九世纪俄国那场著名的论战中，找到了自己的立场。这是一场西方化论者和和斯拉夫主义者之间进行的论争，是一场关于俄国是应当跟从西方的民主道路还是任由自己的专制传统自然发展的论争，后者建立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上，并以东正教派的习俗作为参照。这样的论争又一次在当代的俄国风行；事实上，它已成了这个国家里最重要的争执。而且，在东、中欧地区，到处都充满着它的回声。

我想那是在1979年12月，一队匈牙利人来华沙访问，他们中有一个高高的、黑黑的、身材修长的哲学家，我与他进行了彻夜的长谈。我们多少可以算是同宗：看过同样的书，在相同的价值体系中度过童年，都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私生子”，而就在那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公布了斯大林的罪行并开始对他建立的体系进行初步改革。

我同扬诺斯·基斯1（Janos Kis）的再次相聚是1989年，这次是在布达佩斯，为纳吉·伊雷姆2和他被暗杀的战友举行的葬礼上。纳吉·伊雷姆曾为匈牙利的领袖，他在1956年起义之后被宣判处死，现在，33年后，终于重获人们的尊敬。那时，基斯已开始了他多年的地下出版工作，已经写出了一些使他获得声誉的有关政治和哲学的优秀散论。他是匈牙利知识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匈牙利自由民主联盟的领导人。

基斯这个在年轻时代就将自己定位为左派的人，经历了中欧知识分子发展的各个典型时期。这样一些左派的价值始终是他思想的内核：理性主义、普遍主义的视角、反对盲目仇外、精神上的反对社会惯例。这些标准，引领他加入了匈牙利反对派，置被逮捕的危险于不顾。

对于包含“改革派”在内的共产党官员来说，基斯和他的朋友是最为危险的敌人，这毫不令人惊奇。他们的自由民主联盟代表着自由欧洲的政治文化。而与此同时，以“匈牙利民主论坛”命名的反对党，则被认为是具有“富有建设性”

的，这个党在匈牙利民族传统中寻求其根源，以在邻国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派的危险处境作为起点。通过把自己掩盖在民族主义的虚浮言辞里，这个论坛与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找到了共同之处。

“民主论坛”与基斯的“自由民主联盟”之间的论争——它已成为匈牙利政治论争的核心——常常被描述为左派与右派之间的争斗，但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最新版的匈牙利两种历史传统之间的斗争：都市的文雅和乡野的质朴，城市和乡村。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个党派里的两种显著不同的情绪倾向，两种文化背景，两种精神本质。

我们这些中欧的人们，总的来说，因为两种基本因素而反对共产主义：第一，因其极权主义和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亵渎；并且，它是外来的，是挑在苏联的刺刀尖上送来的。因此，它与我们的民族传统存在着分歧。

第二个原因则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内。民族主义是地方主义、个别主义的结合，是盲目仇外和不宽容异己的根源。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说，同时也是一种方法，用于自我辩护；一种途径，以逃避某种责任感的窒息，即感到要为多年的卑怯及所有的侮辱与羞耻负责。

民族主义总是导向自我中心和自我欺骗。所谓自我中心，在于它可以让一个人无视其他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漠然对待他人的价值观和理解方式。所谓自我欺骗，在于它只关心自己所受的伤害和保留那些创痛的记忆，却无视同时也被伤害的其他人。

因此，一个匈牙利民族论坛的成员的政治思想起点是匈牙利民族所经受的苦难。而一个来自“自由民主联盟”的人，会尝试在一个更宽广的中欧的范围内来审视这些苦难，把他对匈牙利命运的关心，与尊重每个民族共同体、每个少数民族的权利结合起来；认为一个尊严的、自由的生命，是在欧洲民主的框架中和符合人权宣言中，才得以实现。

当然，要想祛除极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向一个民族的特性回归是必需的。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问，那是一个怎样的根基和怎样的特性。就基斯而言，他涉猎到了各种的自由思想，以此来牵制那些保守的右派立场，他们披上“宗教—民族”传统的外衣，——表现得似乎是一种本土的传统，以便同那些外来的，应以祛除的相区别。而这一传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推崇由少数精英集团所统治的强大国家。

为了反对这种立场，基斯着力强调他的民主观念，他并不希望回到战时的制度和精神氛围之中，我想他只是想要——像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让他的祖国“重归欧洲”。

很长时间以来，“重归欧洲”这一观念对我来说好像是外来的。它意味着什么？欧洲并非只仅仅意味着议会制、公民自由、市场自由：它同时也与福利国家以及某种范围的自治相抵触。欧洲不仅是密特朗（Mitterend）也是勒庞（Le Pen），不仅是魏扎克（Weizsacker）也是德国共和党。重归欧洲的观念也许包含着激进的反俄国虚浮作风的态度（如同米兰·昆德拉所做的），但它同时也支撑着包含俄国在内的我们整个东部大陆欧洲化的信念。

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东欧“重归欧洲”的观念意味着将某种特征，交付给欧洲文化，将共产主义的极权教条替换为一种包含一种自我批判在内的立场，意味着尊重在公共生活里的宽容和知识分子所坚持的怀疑态度。

然而，这并不就意味着东欧诸国应该将西欧的政治经济秩序简单复制过来。

事实上，这样行不通。西欧的政治舞台是自法国大革命开始直至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产物。在波兰，这一传统被布尔什维克革命摧毁了，这次革命同时也毁掉了这个国家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是什么东西将要在这片土地上兴起还不明确。也许新波兰的政治舞台将会是西欧与美国的交叉——两大党派，或者还有公民运动和全部丰富的多元化。

瓦茨拉夫·哈维尔和我于1978年的夏天相识在捷克苏台德区（在捷克斯洛伐克西北部）的白山（White Mountain），我们的见面是非法的——一方是“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另一方是“七七宪章”的成员。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晴朗的日子，在一条山间的小路上，一张方桌，一条长凳，库隆与哈维尔进行深入的交谈。

在这之后不久，是捷克斯洛伐克被入侵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

我们谈到要组织某种联合出版社的事情。

然后，哈维尔和其他一些捷克斯洛伐克朋友被捕了，我们在波兰举行了教堂绝食活动声援他们。接着到了1980年8月，团结工会的运动达到了顶峰，在那段时期我们把握每一个机会公开为哈维尔和他入狱的同胞表示抗议——直到1981年12月13日，我们发现自己也被捕了。

几年以后，关于他出狱后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的消息才传到我的囚室，而在那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为他远在波兰的保护工人委员会和团结工会的被捕朋友表示抗议。然后，一切就在这样的循环中继续：被捕、抗议、在山间会面。

在波兰，一切都发生得更快，当团结工会与共产主义政府之间的圆桌会谈于89年1月在华沙举行时，哈维尔在布拉格又一次被捕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抗议活动席卷了波兰，包括波兰总理拉科夫斯基在内的人，都参加了哈维尔的戏剧《谒见》在波兰的首次公演。那一次，我自己还上台读了几千字。

到了8月，我们可以到捷克斯洛伐克访问了。这次出访，我们的身份不但是合法组织团结工会的成员，同时也是波兰议会的代表，尽管此时安全部门仍在秘密监视我们的朋友，警察却也不大敢靠近我们了。我们在哈维尔坐落于赫瑞达克山间小屋里走访了他。

如今，与我们见面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他是个作家、剧作家、思考的人，是过去二十年以来在反对极权主义立场方面的洞察判断最为深刻的权威。他的那篇值得记忆的“无权者的权力”是关于在中－东欧成功建立公民社会运动的最好哲学阐述。

根据他的传记来看，哈维尔始终是一个政治上的温和派。他从不屈服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麻醉剂，但也不会让自己封闭于教条的反共产主义之中。捷克斯洛伐克文化中最为可贵的价值在哈维尔的文字里得到了表达——对自由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尊重，幽默和自讽，宽容和刚正不阿。他从不使用过时的左派与右派的分类方式。在建立“七七宪章”团体时，他能够用一种新的语言准确表述他的思想，从而为昨天的对手创造了共同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一个反极权的共同体，一个民主的城邦，小心翼翼地被构筑在极权高压统治的世界里面。

今天我不禁要感到奇怪，是什么给了这些人以力量？什么使萨哈罗夫、基斯、哈维尔多年来这样生活成为可能？什么使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哲学家、一个作家放弃了他们的学院生涯，牺牲了自由、平静及个人安全，去进行一场看似无望的同共产主义巨兽之间的战斗？他们当中从没有一个人宣称自己是为信仰所召唤，或是自称为政治家。可是，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政治运动，担当了道义的见证人，并且最终战胜了靠着警察进行独裁的职业政治家。这如何可能？

这个极权制度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它把败坏人类道德和群众的非政治化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同这一制度进行斗争，要求对于道德的一种有意识呼吁，以及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这就是为何在中－东欧出现了独一无二的“反政治的政治”的运动——以“十诫”作为政治纲领，以一个科学家、一个文人和一个哲学家所领导的一种斗争的骨气。

在波兰也一样，但又略有不同。很久以来，是教会在呼唤这个被奴役的国家起来抵抗：红衣主教斯蒂凡（Stefan）、维辛斯基和稍后的约翰·保罗二世。接着由作家与哲学家来阐述了反对极权主义的反对派：米沃什和赫伯特，克拉科夫斯基和康维茨基（Konwicki）。在团结工会重要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中，是以这样的人作为背景：盖莱梅克（Geremek）和马佐维耶茨基（Mazowiecki），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

同样是在波兰——自1956年以来——转型的基本层面是工人的斗争。这些斗争中最重要的一次——1980年8月那次——产生了莱赫·瓦文萨。瓦文萨是波兰平民历史中真正杰出的产物，是人数众多并强有力的覆盖全国的劳工联盟的工人阶级领袖。他将农民的聪明和坚定的信仰集于一身，一种坚韧、执着结合着走钢丝的人才具备的弹性与平衡。

同样也是在波兰，欧洲精神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发生着冲突，瓦文萨是这场斗争之中一个坚定不移的角色。他是宗教的民族的情感和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相融合的象征，也是这个幻境中知识分子反对派的典型。那是他力量的来源，他正在运用这些帮助开创一个欧洲的新局面。

很难说这将是一个怎样的欧洲，德国重新统一的进程已经开始，对波兰来人说，这一进程将继续一种考验：他们是否准备接受生活在自己联合起来的国家中，由西德人带来的所有结果？

但这同样也是对德国人的考验：他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在华沙而不是在莫斯科，处理波兰与他们相关的事？德国反对波兰参加“2+4会议”（这次会议为德国合并而筹措）表明：赫尔穆特·科尔总理（Chancellor Helmut Kohl）怀念以拉帕罗（Rapallo）或雅尔塔风格为主的外交手段。但波兰人记得，拉帕罗有一条笔直的路，通往“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通往对他们国家的侵略和占有。

他们自己的事情正在被讨论，这就是为什么波兰人必须出席。他们的出席也会对欧洲的民主制度有益。

但德国统一也只仅仅是关系欧洲未来的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苏联。谁知道在那里将会发生什么？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团队在面临着新的挑战：除了中欧共产主义的瓦解之外，苏联内部还存在着深层的民族矛盾，保守的官僚机构抨击公开化，其成员已经进入苏联立法机关的民主派则越来越强烈地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一个危机局面的出现。

并且，许多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来自于上层的改革已经达到它的极限。有三个基本的任务——改革经济、与多民族建立新的关系、将制度转换成为多元民主——看起来运用那些手段无法实现。当大俄国民族主义传统正在逐步强大时，苏联将面临巨大的震动是越来越明显了。很难说这会给中欧带来何种影响。

当他们抛弃极权主义的甲胄，这是我们国家面临的许多未知因素其中之一。在所有未来的陷阱中，与民族主义者的矛盾是最危险的。随着南斯拉夫内部矛盾的增长，很容易看到，它正是后极权主义时代中欧的缩影。

民族主义的欧洲马赛克可以由一场边境冲突的大火清除。这是一些不幸的民族，在耻辱与损害中存在了多年的民族，强烈的情绪和怨恨一触即发。仇恨滋生仇恨，暴力滋生暴力。这样下去，摆在我们“素朴的欧洲”面前的正是巴尔干之路。

最近，受加拿大乌克兰共同体的邀请，我在多伦多住了一段时间，我禁不住为这城市里居住的邻人们而感叹——乌克兰人和犹太人，波兰人和中国人，他们在不同的民族、宗教的背景下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统一体。

对我这个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来自中欧的人来说，这是很有价值的一课。有两条路摆在我们以及我们新解放的邻居面前：一条路导向边境战争，另一条路是将边境的意义降至最低，使它们与路标类同；一条路导向新的用铁蒺藜丝网做成的围栏，另一条路是在多元宽容的基础上建立的新秩序；一条路导向民族主义和孤立，另一条路是向我们的“素朴的欧洲”回归。

萨哈罗夫，基斯，哈维尔，就是中欧民主阵营的路标，是那些不接受共产主义极权秩序、、也不想在种族仇恨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的人们的向导。

在中欧的每个地方都有人这样去想问题。现在，对他们来说，是互相会面和交谈的时候了。谈什么？谈我们共同的欧洲家园。

（戴宇新译崔卫平校）

注释：

1Janos Kis出生于1943年，布达佩斯中欧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哲学教授和系主任，匈牙利反对派月刊Beszel？的创办人，1988年和人合作创办了“自由创制联网”，后来演变为“自由民主联盟”，基斯任主席至1991年。基斯的著作有《我们有人权吗》（1985，布达佩斯）《匈牙利政治》（1989，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流产：赞成和反对》（1994，布达佩斯）等。2Imre Nage，1896年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俄军俘虏，后加入红军和俄共（布）。三十年代曾定居苏联，研究农业问题。1944年底回国，1951年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部长、副总理，1953年任国家总理，受到人民普遍欢迎。其做法包括改善市场供应和职工福利，降低工业品价格，取消对农产品流通的限制，增加自留地面积，允许退社和解放生产合作社，重新发放手工业执照等等。不久引起党内斗争的公开化，被指责为右倾。1955年被免去总理职务。1956年波兰波兹南事件发生，对匈牙利人民产生了巨大冲击，1956年10月22日，波兰高校学生上街游行，要求选举新的党中央委员会，让纳吉回到领导位置，苏军撤出匈牙利等，随后发生一系列社会骚乱和变动。10月25日，监狱被打开，部分刑事犯、政治犯走上街头。27日，纳吉宣布改组政府。30日，遣散原劳动人民党，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设立7人临时执行委员会代替主席团，纳吉派占多数。11月1日，纳吉宣布废除华沙条约、匈牙利中立和吁请联合国保卫匈牙利中立。11月4日，苏军出兵匈牙利，形势很快平息。事件中共有2500－2700人死亡，近2万人受伤，15万人流亡。纳吉等人进入南斯拉夫使馆避难，后被送往罗马尼亚，1957年押送回国审判，1958年被处决。

1988年，纳吉的女儿和与纳吉一起被处死的其他人的遗孀，组成“历史公正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为1956年历史事件的受害者恢复名誉，要求为被处决者举行葬礼，并树立一国家纪念碑。1989年6月14日，纳吉被处死31周年的纪念日里，匈牙利政府举行了重新安葬纳吉的仪式，25万人出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1990）

1990年3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2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为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本条例。看守所是羁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人犯的机关。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或者余刑在一年以下，不便送往劳动改造场所执行的罪犯，也可以由看守所监管。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收押

第三章　警戒、看守

第四章　提讯、押解

第五章　生活、卫生

第六章　会见、通信

第七章　教育、奖惩

第八章　出所

第九章　检察监督

第十章　其他规定

第十一章　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2号

1990年3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2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看守所是羁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人犯的机关。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或者余刑在一年以下，不便送往劳动改造场所执行的罪犯，也可以由看守所监管。

第三条　看守所的任务是依据国家法律对被羁押的人犯实行武装警戒看守，保障安全；对人犯进行教育；管理人犯的生活和卫生；保障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四条　看守所监管人犯，必须坚持严密警戒看管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坚持依法管理、严格管理、科学管理和文明管理，保障人犯的合法权益。严禁打骂、体罚、虐待人犯。

第五条　看守所以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域为单位设置，由本级公安机关管辖。

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安全厅（局）根据需要，可以设置看守所。

铁道、交通、林业、民航等系统相当于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可以设置看守所。

第六条　看守所设所长一人，副所长一至二人；根据工作需要，配备看守、管教、医务、财会、炊事等工作人员若干人。

看守所应当配备女工作人员管理女性人犯。

第七条　看守所对人犯的武装警戒和押解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以下简称武警）担任。看守所对执行任务的武装实行业务指导。

第八条　看守所的监管活动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第二章　收押

第九条　看守所收押人犯，须凭送押机关持有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签发的逮捕证、刑事拘留证或者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改造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追捕、押解人犯临时寄押的证明文书。没有上述凭证，或者凭证的记载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不予收押。

第十条　看守所收押人犯，应当进行健康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收押：

（一）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

（二）患有其他严重疾病，在羁押中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但是罪大恶极不羁押对社会有危险性的除外；

（三）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

第十一条　看守所收押人犯，应当对其人身和携带的物品进行严格检查。非日常用品应当登记，代为保管，出所时核对发还或者转监狱、劳动改造机关。违禁物品予以没收。发现犯罪证据和可疑物品，要当场制作记录，由人犯签字捺指印后，送案件主管机关处理。

对女性人犯的人身检查，由女工作人员进行。

第十二条　收押人犯，应当建立人犯档案。

第十三条　收押人犯，应当告知人犯在羁押期间必须遵守的监视和享有的合法权益。

第十四条　对男性人犯和女性人犯，成年人犯和未成年人犯，同案犯以及其他需要分别羁押的人犯，应当分别羁押。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决定受理的人犯，人民检察院审查或者侦查终结、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的人犯，递次移送交接，均应办理换押手续，书面通知看守所。

第三章　警戒、看守

第十六条　看守所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值班人员应当坚守岗位，随时巡视监房。

第十七条　对已被判处死刑、尚未执行的犯人，必须加戴械具。

对有事实表明可能行凶、暴动、脱逃、自杀的人犯，经看守所所长批准，可以使用械具。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先行使用，然后报告看守所所长。上述情形消除后，应当予以解除。

第十八条　看守人员和武警遇有下列情形之一，采取其他措施不能制止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开枪射击：

（一）人犯越狱或者暴动的；

（二）人犯脱逃不听制止，或者在追捕中抗拒逮捕的；

（三）劫持人犯的；

（四）人犯持有管制刀具或者其他危险物，正在行凶或者破坏的；

（五）人犯暴力威胁看守人员、武警的生命安全的。

需要开枪射击时，除遇到特别紧迫的情况外，应当先鸣枪警告，人犯有畏服表示，应当立即停止射击。开枪射击后，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告主管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提讯、押解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提讯人犯时，必须持有提讯证或者提票。提讯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看守所应当拒绝提讯。

第二十条　提讯人员讯问人犯完毕，应当立即将人犯交给值班看守人员收押，并收回提讯证或者提票。

第二十一条　押解人员在押解人犯途中，必须严密看管，防止发生意外。对被押解的人犯，可以使用械具。

押解女性人犯，应当有女工作人员负责途中的生活管理。

第五章　生活、卫生

第二十二条　监室应当通风、采光，能够防潮、防暑、防寒。看守所对监房应当经常检查，及时维修，防止火灾和其他自然灾害。

被羁押人犯的居住面积，应当不影响其日常生活。

第二十三条　人犯在羁押期间的伙食按规定标准供应，禁止克扣、挪用。

对少数民族人犯和外国籍人犯，应当考虑到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在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

第二十四条　人犯应当自备衣服、被褥。确实不能自备的，由看守所提供。

第二十五条　人犯每日应当有必要的睡眠时间和一至两小时的室外活动。

看守所应当建立人犯的防疫和清洁卫生制度。

第二十六条　看守所应当配备必要的医疗器械和常用药品。人犯患病，应当给予及时治疗；需要到医院治疗的，当地医院应当负责治疗；病情严重的可以依法取保候审。

第二十七条　人犯在羁押期间死亡的，应当立即报告人民检察院和办案机关，由法医或者医生作出死亡原因的鉴定，并通知死者家属。

第六章　会见、通信

第二十八条　人犯在羁押期间，经办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批准，可以与近亲属通信、会见。

第二十九条　人犯的近亲属病重或者死亡时，应当及时通知人犯。

人犯的配偶、父母或者子女病危时，除案情重大的以外，经办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批准，在严格监护的条件下，允许人犯回家探视。

第三十条　人犯近亲属给人犯的物品，须经看守人员检查。

第三十一条　看守所接受办案机关的委托，对人犯发收的信件可以进行检查。如果发现有碍侦查、起诉、审判的，可以扣留，并移送办案机关处理。

第三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已经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被羁押的人犯在接到起诉书副本后，可以与本人委托的辩护人或者由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会见、通信。

第七章　教育、奖惩

第三十三条　看守所应当对人犯进行法制、道德以及必要的形势和劳动教育。

第三十四条　在保证安全和不影响刑事诉讼活动的前提下，看守所可以组织人犯进行适当的劳动。

人犯的劳动收入和支出，要建立帐目，严格手续。

第三十五条　人犯在被羁押期间，遵守监视，表现良好的，应当予以表扬和鼓励；有立功表现的，应当报请办案机关依法从宽处理。

第三十六条　看守所对于违反监视的人犯，可予以警告或者训诫；情节严重，经教育不改的，可以责令具结悔过或者经看守所所长批准予以禁闭。

第三十七条　人犯在羁押期间有犯罪行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将情况通知办案机关依法处理。

第八章　出所

第三十八条　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罪犯，看守所根据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判决书办理出所手续。

第三十九条　对于被依法释放的人，看守所根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的释放通知文书，办理释放手续。

释放被羁押人，发给释放证明书。

第四十条　对于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和转送外地羁押的人犯，看守所根据有关主管机关的证明文件，办理出所手续。

第九章　检察监督

第四十一条　看守所应当教育工作人员严格执法，严守纪律，向人民检察院报告监管活动情况。

第四十二条　看守所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违法情况的纠正意见，应当认真研究，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人民检察院。

第十章　其他规定

第四十三条　看守所对人犯的法定羁押期限即将到期而案件又尚未审理终结的，应当及时通知办案机关迅速审结，超过法定羁押期限的，应当将情况报告人民检察院。

第四十四条　对于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没有决定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被羁押人犯，准予参加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四十五条　看守所在人犯羁押期间发现人犯中有错拘、错捕或者错判的，应当及时通知办案机关查证核实，依法处理。

第四十六条　对人犯的上述书、申诉书，看守所应当及时转送，不得阻挠和扣押。

人犯揭发、控告司法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材料，应当及时报请人民检察院处理。

第十一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看守所监管已决犯，执行有关对已决犯管理的法律规定。

第四十八条　看守所所需修缮费和人犯给养费应当编报预算，按隶属关系由各级财政专项拨付。

看守所的经费开支，单立帐户，专款专用。

新建和迁建的看守所应当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列入基本建设项目。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本级在内。

第五十条　本条例由公安部负责解释，实施办法由公安部制定。

第五十一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军队看守所的具体情况，可以另行制定实施办法。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54年9月7日政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中有关看守所的规定即行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