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译者注：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纽约时报》，1990年5月11日。在这篇面对西方读者的文章中，米奇尼克主要向世界介绍了在苏联、东欧发生的深刻变革，是在这样一些知识分子的背景之上完成的，他们是：萨哈罗夫、基斯和哈维尔等。
1989年岁末，共产主义时代走到了它的尽头。一度宣称代表着这个世界未来的社会制度，被埋葬在了罗马尼亚城镇燃烧的灰烬之中。无疑仍将有警察和军队的旧态复萌，无疑各式的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们仍将用他们虚幻的美好挑起人们的热情，用他们的诽谤挑起纷争。但是，这种“主义”已经死亡。就“共产主义”
来说，它终于结束了。
1986年8月，我在波兰的巴切沃（Barczewo）监狱获释。我遗落了准备写一本有关纳粹的书而做的思考笔记，而就在我接邻的囚室里关押着耶里奇·科克（Erich Koch），这个在战争时期曾身为东普鲁士的狗腿子的人，现在，将在波兰度的囚室中度过他的余生。
我在1981年12月13日被囚禁，当时，雅鲁泽尔斯基的共产主义政权刚刚实行了军管，镇压了团结工会。之后，除了中间有几个月的间歇以外，那些年我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对我来说，在监狱中的日子还不算坏。我写了几本书，它们被翻译成了几种文字。我还得了一些国际奖金。所以，当我离开监狱的时候我毫无怨恨，在我心中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愿望，充满了兴趣。
我发现，我的祖国正在发生某种重大事件，政府的镇压机制正变得越来越弱，可是，团结工会所建立的地下组织也是一样。而在苏联，体制正在摇晃并进行着缓慢的自我转型。那些曾在军管时期帮助过团结工会的激进的反共产主义者，运用反苏联修辞学的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描述这个世界。
我清楚地记得这一时期的那些讨论，那些关于团结工会的存在的讨论。很明显雅鲁泽尔斯基政府所进行的改革只是纯粹的表面文章。那么，是否应当利用这些改革中的一些有利因素，使得团结工会中的某些成分合法化，并试图着手组织一些真正的改变？当团结工会已经变得越来越弱，变成了1980-81年那个风起云涌运动的一幅讽刺画的时候，是否还有必要保持它的存在？
一些人公开背弃了团结工会的旗帜，另外一些则更为坚定地与它站在了一起，坚持它应当继续保持地下状态。还有一些人——他们被证明是对的——在示威游行时大声疾呼“没有团结工会就没有自由”。正是团结工会合法权利最终被承认导致了军事独裁的终结，并开创了民主转型之路。这些人认识到，只有当团结工会作为一个公众视野之中的、活跃的运动，而不是一个地下的仪式，它才能够存在。
在瓦文萨的领导下，团结工会最终变成了一个开放的组织。这才使得1988年5月和8月的两次工人罢工，提供了一个民族的、政治的维度；也使得它能够坚持到次年二月与政府之间进行圆桌谈判；并寻找出一种妥协，使得最终选出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成为可能。感谢这一切，使波兰成为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国家。
这样的变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团结工会的领导们能够理解发生在苏联变革的意义及范畴。他们懂得，这些改变，绝不仅仅是表面的，而是所有最深层危机的反映。这个世界已经习惯于将这些改变与戈尔巴乔夫联系在一起。可是对我们来说，这是由于萨哈罗夫从流亡中返回才得以真正开始。
我只与萨哈罗夫谈过一次话，那是在1989年10月16日的深夜。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在那天的午夜，我就43岁了。萨哈罗夫和他好客、温和的妻子埃莱纳·邦纳（Elena Bonner），我们坐在他们莫斯科的公寓里，我感觉就像是在与经年的老朋友交谈；在只言片语中，在微笑里，我们相互理解。我感到我们仿佛已经共处了二十年，我们感受相同的希望与失望，相同的绝望与决心。
两个月后，当我和瓦文萨一起站在刚刚为挖好的萨哈罗夫墓室旁时，我回想起这些。我想到在萨哈罗夫二十世纪历史里以及在我个人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位空前三次被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声名显赫的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属于俄国最精英阶层。
而他仍义无反顾地成为了人权的捍卫者——捍卫那些在极权主义统治下遭奴役、受屈辱的人，那些自由的却身陷囚牢的人，那些健康的却被送入精神病院的人，那些因为被官方的谎言所笼罩而渴求真话的人。
萨哈罗夫让我们认识到人权是文明世界的基础。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战斗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价值。伟大的反极权的革命，它将人的权利刻写在它的旗帜上，火焰一样席卷了生养我的欧洲国家，它始于安德列·萨哈罗夫。
萨哈罗夫作风一贯——他捍卫所有的人，工人和农民，逃兵和移民，作家和画匠，犹太人和鞑靼人。他捍卫所有那些需要被捍卫的。他们称他为“俄国的良心”，人们说对了。
因为萨哈罗夫也是另一个俄国的化身：高贵的俄国，摆脱沙文主义的俄国，有着不凡才智和伟大勇气的俄国；对这个世界、对我的祖国友好的俄国。这就是为什么不仅仅是那些维护极权秩序的人——国家机器、警察、谎话的宣传者——要在萨哈罗夫的祖国里批判他的原因。一些反共产主义者也批判他——那些试图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换为大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人。他被指为一个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一个天真的人文主义者，一个无国家观念的世界主义者。萨哈罗夫不赞成任何的专制制度——无论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还是掩盖在反共产主义外表之下的。他是一个相信欧洲民主政治的人，一个想要在他自己的祖国散播欧洲及民主政治价值的人。
人们也许会说，萨哈罗夫是把自己放在十九世纪俄国那场著名的论战中，找到了自己的立场。这是一场西方化论者和和斯拉夫主义者之间进行的论争，是一场关于俄国是应当跟从西方的民主道路还是任由自己的专制传统自然发展的论争，后者建立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上，并以东正教派的习俗作为参照。这样的论争又一次在当代的俄国风行；事实上，它已成了这个国家里最重要的争执。而且，在东、中欧地区，到处都充满着它的回声。
我想那是在1979年12月，一队匈牙利人来华沙访问，他们中有一个高高的、黑黑的、身材修长的哲学家，我与他进行了彻夜的长谈。我们多少可以算是同宗：看过同样的书，在相同的价值体系中度过童年，都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私生子”，而就在那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公布了斯大林的罪行并开始对他建立的体系进行初步改革。
我同扬诺斯·基斯1（Janos Kis）的再次相聚是1989年，这次是在布达佩斯，为纳吉·伊雷姆2和他被暗杀的战友举行的葬礼上。纳吉·伊雷姆曾为匈牙利的领袖，他在1956年起义之后被宣判处死，现在，33年后，终于重获人们的尊敬。那时，基斯已开始了他多年的地下出版工作，已经写出了一些使他获得声誉的有关政治和哲学的优秀散论。他是匈牙利知识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匈牙利自由民主联盟的领导人。
基斯这个在年轻时代就将自己定位为左派的人，经历了中欧知识分子发展的各个典型时期。这样一些左派的价值始终是他思想的内核：理性主义、普遍主义的视角、反对盲目仇外、精神上的反对社会惯例。这些标准，引领他加入了匈牙利反对派，置被逮捕的危险于不顾。
对于包含“改革派”在内的共产党官员来说，基斯和他的朋友是最为危险的敌人，这毫不令人惊奇。他们的自由民主联盟代表着自由欧洲的政治文化。而与此同时，以“匈牙利民主论坛”命名的反对党，则被认为是具有“富有建设性”
的，这个党在匈牙利民族传统中寻求其根源，以在邻国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派的危险处境作为起点。通过把自己掩盖在民族主义的虚浮言辞里，这个论坛与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找到了共同之处。
“民主论坛”与基斯的“自由民主联盟”之间的论争——它已成为匈牙利政治论争的核心——常常被描述为左派与右派之间的争斗，但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最新版的匈牙利两种历史传统之间的斗争：都市的文雅和乡野的质朴，城市和乡村。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个党派里的两种显著不同的情绪倾向，两种文化背景，两种精神本质。
我们这些中欧的人们，总的来说，因为两种基本因素而反对共产主义：第一，因其极权主义和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亵渎；并且，它是外来的，是挑在苏联的刺刀尖上送来的。因此，它与我们的民族传统存在着分歧。
第二个原因则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内。民族主义是地方主义、个别主义的结合，是盲目仇外和不宽容异己的根源。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说，同时也是一种方法，用于自我辩护；一种途径，以逃避某种责任感的窒息，即感到要为多年的卑怯及所有的侮辱与羞耻负责。
民族主义总是导向自我中心和自我欺骗。所谓自我中心，在于它可以让一个人无视其他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漠然对待他人的价值观和理解方式。所谓自我欺骗，在于它只关心自己所受的伤害和保留那些创痛的记忆，却无视同时也被伤害的其他人。
因此，一个匈牙利民族论坛的成员的政治思想起点是匈牙利民族所经受的苦难。而一个来自“自由民主联盟”的人，会尝试在一个更宽广的中欧的范围内来审视这些苦难，把他对匈牙利命运的关心，与尊重每个民族共同体、每个少数民族的权利结合起来；认为一个尊严的、自由的生命，是在欧洲民主的框架中和符合人权宣言中，才得以实现。
当然，要想祛除极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向一个民族的特性回归是必需的。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问，那是一个怎样的根基和怎样的特性。就基斯而言，他涉猎到了各种的自由思想，以此来牵制那些保守的右派立场，他们披上“宗教—民族”传统的外衣，——表现得似乎是一种本土的传统，以便同那些外来的，应以祛除的相区别。而这一传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推崇由少数精英集团所统治的强大国家。
为了反对这种立场，基斯着力强调他的民主观念，他并不希望回到战时的制度和精神氛围之中，我想他只是想要——像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让他的祖国“重归欧洲”。
很长时间以来，“重归欧洲”这一观念对我来说好像是外来的。它意味着什么？欧洲并非只仅仅意味着议会制、公民自由、市场自由：它同时也与福利国家以及某种范围的自治相抵触。欧洲不仅是密特朗（Mitterend）也是勒庞（Le Pen），不仅是魏扎克（Weizsacker）也是德国共和党。重归欧洲的观念也许包含着激进的反俄国虚浮作风的态度（如同米兰·昆德拉所做的），但它同时也支撑着包含俄国在内的我们整个东部大陆欧洲化的信念。
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东欧“重归欧洲”的观念意味着将某种特征，交付给欧洲文化，将共产主义的极权教条替换为一种包含一种自我批判在内的立场，意味着尊重在公共生活里的宽容和知识分子所坚持的怀疑态度。
然而，这并不就意味着东欧诸国应该将西欧的政治经济秩序简单复制过来。
事实上，这样行不通。西欧的政治舞台是自法国大革命开始直至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产物。在波兰，这一传统被布尔什维克革命摧毁了，这次革命同时也毁掉了这个国家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是什么东西将要在这片土地上兴起还不明确。也许新波兰的政治舞台将会是西欧与美国的交叉——两大党派，或者还有公民运动和全部丰富的多元化。
瓦茨拉夫·哈维尔和我于1978年的夏天相识在捷克苏台德区（在捷克斯洛伐克西北部）的白山（White Mountain），我们的见面是非法的——一方是“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另一方是“七七宪章”的成员。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晴朗的日子，在一条山间的小路上，一张方桌，一条长凳，库隆与哈维尔进行深入的交谈。
在这之后不久，是捷克斯洛伐克被入侵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
我们谈到要组织某种联合出版社的事情。
然后，哈维尔和其他一些捷克斯洛伐克朋友被捕了，我们在波兰举行了教堂绝食活动声援他们。接着到了1980年8月，团结工会的运动达到了顶峰，在那段时期我们把握每一个机会公开为哈维尔和他入狱的同胞表示抗议——直到1981年12月13日，我们发现自己也被捕了。
几年以后，关于他出狱后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的消息才传到我的囚室，而在那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为他远在波兰的保护工人委员会和团结工会的被捕朋友表示抗议。然后，一切就在这样的循环中继续：被捕、抗议、在山间会面。
在波兰，一切都发生得更快，当团结工会与共产主义政府之间的圆桌会谈于89年1月在华沙举行时，哈维尔在布拉格又一次被捕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抗议活动席卷了波兰，包括波兰总理拉科夫斯基在内的人，都参加了哈维尔的戏剧《谒见》在波兰的首次公演。那一次，我自己还上台读了几千字。
到了8月，我们可以到捷克斯洛伐克访问了。这次出访，我们的身份不但是合法组织团结工会的成员，同时也是波兰议会的代表，尽管此时安全部门仍在秘密监视我们的朋友，警察却也不大敢靠近我们了。我们在哈维尔坐落于赫瑞达克山间小屋里走访了他。
如今，与我们见面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他是个作家、剧作家、思考的人，是过去二十年以来在反对极权主义立场方面的洞察判断最为深刻的权威。他的那篇值得记忆的“无权者的权力”是关于在中－东欧成功建立公民社会运动的最好哲学阐述。
根据他的传记来看，哈维尔始终是一个政治上的温和派。他从不屈服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麻醉剂，但也不会让自己封闭于教条的反共产主义之中。捷克斯洛伐克文化中最为可贵的价值在哈维尔的文字里得到了表达——对自由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尊重，幽默和自讽，宽容和刚正不阿。他从不使用过时的左派与右派的分类方式。在建立“七七宪章”团体时，他能够用一种新的语言准确表述他的思想，从而为昨天的对手创造了共同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一个反极权的共同体，一个民主的城邦，小心翼翼地被构筑在极权高压统治的世界里面。
今天我不禁要感到奇怪，是什么给了这些人以力量？什么使萨哈罗夫、基斯、哈维尔多年来这样生活成为可能？什么使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哲学家、一个作家放弃了他们的学院生涯，牺牲了自由、平静及个人安全，去进行一场看似无望的同共产主义巨兽之间的战斗？他们当中从没有一个人宣称自己是为信仰所召唤，或是自称为政治家。可是，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政治运动，担当了道义的见证人，并且最终战胜了靠着警察进行独裁的职业政治家。这如何可能？
这个极权制度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它把败坏人类道德和群众的非政治化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同这一制度进行斗争，要求对于道德的一种有意识呼吁，以及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这就是为何在中－东欧出现了独一无二的“反政治的政治”的运动——以“十诫”作为政治纲领，以一个科学家、一个文人和一个哲学家所领导的一种斗争的骨气。
在波兰也一样，但又略有不同。很久以来，是教会在呼唤这个被奴役的国家起来抵抗：红衣主教斯蒂凡（Stefan）、维辛斯基和稍后的约翰·保罗二世。接着由作家与哲学家来阐述了反对极权主义的反对派：米沃什和赫伯特，克拉科夫斯基和康维茨基（Konwicki）。在团结工会重要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中，是以这样的人作为背景：盖莱梅克（Geremek）和马佐维耶茨基（Mazowiecki），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
同样是在波兰——自1956年以来——转型的基本层面是工人的斗争。这些斗争中最重要的一次——1980年8月那次——产生了莱赫·瓦文萨。瓦文萨是波兰平民历史中真正杰出的产物，是人数众多并强有力的覆盖全国的劳工联盟的工人阶级领袖。他将农民的聪明和坚定的信仰集于一身，一种坚韧、执着结合着走钢丝的人才具备的弹性与平衡。
同样也是在波兰，欧洲精神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发生着冲突，瓦文萨是这场斗争之中一个坚定不移的角色。他是宗教的民族的情感和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相融合的象征，也是这个幻境中知识分子反对派的典型。那是他力量的来源，他正在运用这些帮助开创一个欧洲的新局面。
很难说这将是一个怎样的欧洲，德国重新统一的进程已经开始，对波兰来人说，这一进程将继续一种考验：他们是否准备接受生活在自己联合起来的国家中，由西德人带来的所有结果？
但这同样也是对德国人的考验：他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在华沙而不是在莫斯科，处理波兰与他们相关的事？德国反对波兰参加“2+4会议”（这次会议为德国合并而筹措）表明：赫尔穆特·科尔总理（Chancellor Helmut Kohl）怀念以拉帕罗（Rapallo）或雅尔塔风格为主的外交手段。但波兰人记得，拉帕罗有一条笔直的路，通往“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通往对他们国家的侵略和占有。
他们自己的事情正在被讨论，这就是为什么波兰人必须出席。他们的出席也会对欧洲的民主制度有益。
但德国统一也只仅仅是关系欧洲未来的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苏联。谁知道在那里将会发生什么？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团队在面临着新的挑战：除了中欧共产主义的瓦解之外，苏联内部还存在着深层的民族矛盾，保守的官僚机构抨击公开化，其成员已经进入苏联立法机关的民主派则越来越强烈地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一个危机局面的出现。
并且，许多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来自于上层的改革已经达到它的极限。有三个基本的任务——改革经济、与多民族建立新的关系、将制度转换成为多元民主——看起来运用那些手段无法实现。当大俄国民族主义传统正在逐步强大时，苏联将面临巨大的震动是越来越明显了。很难说这会给中欧带来何种影响。
当他们抛弃极权主义的甲胄，这是我们国家面临的许多未知因素其中之一。在所有未来的陷阱中，与民族主义者的矛盾是最危险的。随着南斯拉夫内部矛盾的增长，很容易看到，它正是后极权主义时代中欧的缩影。
民族主义的欧洲马赛克可以由一场边境冲突的大火清除。这是一些不幸的民族，在耻辱与损害中存在了多年的民族，强烈的情绪和怨恨一触即发。仇恨滋生仇恨，暴力滋生暴力。这样下去，摆在我们“素朴的欧洲”面前的正是巴尔干之路。
最近，受加拿大乌克兰共同体的邀请，我在多伦多住了一段时间，我禁不住为这城市里居住的邻人们而感叹——乌克兰人和犹太人，波兰人和中国人，他们在不同的民族、宗教的背景下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统一体。
对我这个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来自中欧的人来说，这是很有价值的一课。有两条路摆在我们以及我们新解放的邻居面前：一条路导向边境战争，另一条路是将边境的意义降至最低，使它们与路标类同；一条路导向新的用铁蒺藜丝网做成的围栏，另一条路是在多元宽容的基础上建立的新秩序；一条路导向民族主义和孤立，另一条路是向我们的“素朴的欧洲”回归。
萨哈罗夫，基斯，哈维尔，就是中欧民主阵营的路标，是那些不接受共产主义极权秩序、、也不想在种族仇恨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的人们的向导。
在中欧的每个地方都有人这样去想问题。现在，对他们来说，是互相会面和交谈的时候了。谈什么？谈我们共同的欧洲家园。
（戴宇新译崔卫平校）
注释：
1Janos Kis出生于1943年，布达佩斯中欧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哲学教授和系主任，匈牙利反对派月刊Beszel？的创办人，1988年和人合作创办了“自由创制联网”，后来演变为“自由民主联盟”，基斯任主席至1991年。基斯的著作有《我们有人权吗》（1985，布达佩斯）《匈牙利政治》（1989，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流产：赞成和反对》（1994，布达佩斯）等。2Imre Nage，1896年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俄军俘虏，后加入红军和俄共（布）。三十年代曾定居苏联，研究农业问题。1944年底回国，1951年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部长、副总理，1953年任国家总理，受到人民普遍欢迎。其做法包括改善市场供应和职工福利，降低工业品价格，取消对农产品流通的限制，增加自留地面积，允许退社和解放生产合作社，重新发放手工业执照等等。不久引起党内斗争的公开化，被指责为右倾。1955年被免去总理职务。1956年波兰波兹南事件发生，对匈牙利人民产生了巨大冲击，1956年10月22日，波兰高校学生上街游行，要求选举新的党中央委员会，让纳吉回到领导位置，苏军撤出匈牙利等，随后发生一系列社会骚乱和变动。10月25日，监狱被打开，部分刑事犯、政治犯走上街头。27日，纳吉宣布改组政府。30日，遣散原劳动人民党，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设立7人临时执行委员会代替主席团，纳吉派占多数。11月1日，纳吉宣布废除华沙条约、匈牙利中立和吁请联合国保卫匈牙利中立。11月4日，苏军出兵匈牙利，形势很快平息。事件中共有2500－2700人死亡，近2万人受伤，15万人流亡。纳吉等人进入南斯拉夫使馆避难，后被送往罗马尼亚，1957年押送回国审判，1958年被处决。
1988年，纳吉的女儿和与纳吉一起被处死的其他人的遗孀，组成“历史公正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为1956年历史事件的受害者恢复名誉，要求为被处决者举行葬礼，并树立一国家纪念碑。1989年6月14日，纳吉被处死31周年的纪念日里，匈牙利政府举行了重新安葬纳吉的仪式，25万人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