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以下是我在17年多以前发表的一篇旧文，没有上过网，因此估计没有几人看到过。那时正是邓小平“九二南巡”后不久，邓年初在南巡中说了些“不改革开放”就会如何如何以至“只能是死路一条”的话。以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全国形势当然大变，政治气氛也变得宽松多了，体制内外都有很多人做了各种乐观的政治解读。曾经在91年就被拒绝入境香港的本人，也在当年年中于八九后第一次敢冒险回国，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此后因病在国内呆了几个月，感受到的开明气氛，比我在81年底出国前还要好得多。也许正是因为那样的气氛，一些人有对当局产生了很多期盼，甚至有人开始“反省”以至否定“八九民运”，实际也就是否定其“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根本性质。很多人主张“非暴力”，但往往不明白“不合作”才是民间“非暴力”运动的力量所在，否则除了以自辱感化当权者就别无出路。于是，我在次年就针对性的用本名写了下文。17年过去了，事态发展仍没有证明我当时的判断有何较大的失误（其实我倒真希望是误判）。而且至少我个人的感受、观察和统计都表明，现在中国社会除了经济条件以外，很多方面尤其是言论自由和社会公正方面，甚至还不如17年前，更不如13年前，也不如5年前（我最后一次回国的时候）。
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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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钰：自省还是自阉？──对批判“八九民运”的质疑
近年来，在大陆以外的报刊上批判以至否定北京“八九民运”的言论日见增多。一些人士号称“自由派独立学人”或“民主精英”，其宽容强权苛求弱者的“反省”，比几年前御用学者们的谩骂，更显得低下和不堪。
有人基于共产党执政以来将“革命”绝对化、滥用“革命”名义、假“革命”以作恶的历史，然后就反其道而行之──凡人凡事祗要打上“革命”的烙印，就变得丑恶不堪。“八九民运”的参加者被其称作“革命的接班人”，因此“骨子里”就有了原罪。
可是，这些人偏偏忘了（？）古今中外的许多革命，就政治革命而言，有以暴抗暴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中国辛亥革命，罗马尼亚十二月革命，也有非暴力的英国光荣革命、印度甘地革命、菲律宾人民革命、捷克天鹅绒革命、俄国八月革命。针对上述的每一场革命，人们都能发现许许多多的丑恶现象，但它们却无法掩盖上述革命的进步主流和正义本质。尽管“八九民运”“以流血的悲剧而告终”，但其进步性和正义性绝不低于上述任何一场革命；作为中共独裁统治下最大规模的一次民众抗争运动，无论她犯有多少不可饶恕的错误，仍以比匈牙利革命、捷克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等流血悲剧更大更深远的影响，光荣地载入了世界史册。
这些人似乎也忘记了（？）中共执政当局的罪恶，比起古今中外的许多执政党来，当今的中国共产党最为腐败和残暴。“六四”屠杀之前，中共已经比毛泽东时代腐败得多，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威信之低，党的领袖（无论邓小平还是赵紫阳）在党员中的威信之低，都创空前的纪录。邓小平长期非法凌驾于全党之上，使党内领导机制遭到空前破坏，是中共最大的诟病──笔者所认识的中共党员，无论何种政治倾向，没有一个不对此摇头甚至愤慨。“六四”屠杀使中共的凶残和无耻大白于天下，使它对民众的精神感召力几乎趋近于零，使世界上绝大多数原共产党人以“共产党”的名称为耻辱。
有些人亲身经历过“六四”镇压、又被非法关押了数年，居然还会相信中共执政当局的“自我改造”能力，承认自己“深重的罪恶”──对抗当局、削弱民众对独裁者的信心和中断专制力量的自我改造，进而否认民间抗议运动的进步作用，设计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其自辱的勇气和深度实在令人觉得不值。笔者是个“连民主的ABC还需要学习”普通人，不怀疑他们对民主的真诚追求，也承认共产党在中国大陆仍具有最强大的改造（或破坏）能力，更不希望中国发生动乱，但对他们的论点实在难以苟同，因此不得不冒昧向正在批判“八九民运”、设计与共产党合作的聪明人士提出一点质疑：你们有什么理由仍然相信并且要求民众重新相信中共能“自我改造”的神话？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社会的有机体，在其死亡之前，当然至少总有些局部的自偿功能。但是，中共的整体再生功能或自我改造能力，早在它演变成专制集团时就自动丧失了。中共确实有过强大的改造能力，在它执政的前四十年中，曾经有效地改造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从精神上阉割了大陆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至少两代人，并培养出一大批政治上阳萎的社会精英。党的自我改造，用中共的术语，就是所谓“整党整风”。中共从一个以“新民主主义”为政治诉求的革命党，改造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的执政党，是它自我改造能力的最后一次成功的显示。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和一九五九年“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胜利，标志着它那次改造的完成。从此以后，中共再也没有显示出它仍然具有任何自我改造能力。中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整党整风”运动，包括使它大伤元气的“文化大革命”，至今没有一次能成功收场，除了权力再分配和党风党纪更恶化以外，该党的特徵没有任何实质变化。其实，专制体系的最致命的弱点，恰恰就在於它根本没有整体的“自偿功能”或“再生功能”，正好像现在感染了爱滋病毒的人。
遗憾的是，直到“六四”屠杀之前，绝大多数人（包括笔者在内）都没看穿中共既专制又腐败的真相，仍然天真地相信它能自我改造的神话，或者一相情愿地对它的政治改革即民主化寄予幻想。正因为如此，“八九民运”才始终祗是一个低层次的街头民众抗争运动，要求的不过是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和体制内的深化改革，既没有企图组织足以与中共当局对抗的民间力量，更没有任何“取消它的执政地位”的纲领或行动。学生们最激烈的行动就是绝食，企图用自己的生命打动当局和唤醒民众。“六四”的鲜血粉碎了中共的神话和民众的幻想，这才使多数人大彻大悟。
人是个政治动物。人在精神上要过问政治，正如人在生理上有性要求一样，本来是正常而健康的。政治专制者对於政权的独占欲望，正象性专制者对异性的独占欲望一样，他们对所有的正常人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并不在於是否真的有人要与他们竞争。古时皇帝恐惧所有正常的男人，於是发明了宦官制度，凡是为后宫服务的男人必须彻底阉割，以致发展到连侍候皇帝本人起居的奴才也要用宦官。中共之恐惧有正常头脑的人，比皇帝之恐惧男人更甚，它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假想敌，就是要阉割所有正常人的灵魂。作为社会上的民间力量，谁打算与执政的中共合作，谁想帮助执政党，首先就必须被阉割，除非它先天阳萎！大陆上那八个所谓“民主党派”都是被阉割过的范例，而那些个所谓“人民团体”（如官方工会、学联等）则是先天阳萎的典型。一直有人主张忍辱负重，企图以“自阉”来获取中共当局的信任，从而帮助共产党进行“自我改造”，正如有人所提倡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些人的动机固然可敬、勇气固然可嘉，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中共当局在人们的容忍和纵容下，越来越独裁、残暴和腐败。谁又听说过，有自阉当宦官能帮助皇帝改掉纵欲恶习的呢？由此可见，以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以“自阉”的手段谋取与中共当局妥协，祗可能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尤其是经过“六四”屠杀的中共当局，就好像是患了爱滋病的荒淫皇帝，不但它自身已不可救药，而且对社会构成极大威胁，民间反对力量祗有发展强有力的不合作运动，才可能最大限度地缩小它的危害范围。
（一九九三年七月于西班牙）
[载1993年8月30日《中央日报》国际版，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