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
译者按：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Ira Katznelson的《自由主义扭曲的循环：给亚当·米奇尼克的书信》（1996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一书而写。该书获得当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迈克·汉瑞廷奖，和普林斯顿大学莱昂耐尔·特里林奖。
一
来自中欧的人们喜欢讲笑话。在很多年内，笑话给人们提供避难所。人们在被监禁和苏联统治下，于笑话的世界中，也能发出大笑。
从前，有两个到了不惑之年的人在一起打网球。结果球掉进了草丛中。在找球的过程中，一个人看见了一只青蛙。那青蛙对他发出一种人类的声音：“我是一只美丽的公主；被一个恶作剧的巫师施了魔法，变成了青蛙。如果你吻我，我将重新变为一个公主。我要嫁给你，你将成为一个王子，我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打球者把这青蛙放进了他的口袋，继续打球。过了一会儿，青蛙又开口对他说话，这回声音来自他的口袋：“先生，你把我忘记了？我是那个美丽的公主，变成了青蛙。如果你吻我，我将重新变为一个公主。我们将结婚，从此无忧无虑地生活。”而这回青蛙听到了回答：“亲爱的青蛙小姐，我完全相信你所说的。
但我已经到了这样的年纪，宁愿选择一只会说话的青蛙而不是一个新的妻子。“
这只青蛙就是中欧，正在敲开NATO和欧盟的大门。NATO还没有想好他们是否要吻这只青蛙。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是想要一只会说话的青蛙呢，还是一位新的妻子。
二
让我们跳过关于中欧边界界定的争论，来回忆匈牙利作家康诺德i所说的：“这就是生活在中欧的我们，从两次世界大战开始。”换句话说，这种多民族的组合——曾经被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奥特曼帝国所征服的地方，过去并且现在仍然是冲突和不稳定的一个根源。今天，中欧的人们面对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对他们来说，事情将会变得怎样？
十多年前，通过艺术家、哲学家和作家们的作品，中欧被人们想象成一个精神自由、充满着差异和宽容的地方。米兰·昆德拉创造了这个地方，用来对抗苏联统治这个事实。在盎格鲁－萨克逊表述为“苏联阵营国家”的这个地方，中欧被想象成一个民族平等、文化斑斓、由不同的语言、宗教、传统和特性所培育的家园。
这并不是无稽之谈，也不纯然是虚假的想象。米兰·昆德拉，还有哈维尔、康诺德和其他人，有充分证据向世界表明这个地区的文化遗产，这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互相杂糅在一起。同样，他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种多元化社会理念的实现——一个小型的多民族的欧洲——在较小的空间之内实现最大差异。这些作家们还有一个关于精神－政治策略的聪明观点：在面对其邻国的帝国胃口时，明显地弱小和无权的这些民族，正在从无权变为有权。这样，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地方：众多小民族、曾经被征服和压服、世世代代受奴役，如今正在将自己转变为一块富饶的土壤，而在这里也曾经诞生了罗伯特·缪塞、弗兰茨·卡夫卡、汤姆斯·马萨里克、卡尔·恰佩克、密支显维克、康拉德、辛格、爱因斯坦、科尔莱扎、塔他卡、米沃什、塞尔弗特、卡内蒂和莱维纳斯、尤奈斯库和卢卡奇。
这些小民族的王牌在于他们完全没有帝国的性格，因而造成了自由和宽容的天然同盟。二十年来和数世纪遭受压迫的环境造就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其特点是忠诚、自我嘲讽、执拗地坚持价值和有勇气相信罗曼蒂克的理想。在这里，民族的和公民的良心不是通过国家机构，而是作为人类契约的结果发展起来的；因而更容易发展出公民社会的理念。这个地区最大的文化差异将会是——和通常是——以自我保存作为反对种族或意识形态权力的最好武器。
“东欧”，巴别尔·托鲁泽克于1987年写道：“已经有它自己的王国，它出现在它生活的地方。这是一个精神的领域，但是也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今天，后雅尔塔一代的东欧人并不需要崇拜西方而能够去做——它赋予欧洲以新的命名。”
这是共产主义倒台以来七年的景象么？
三
共产主义像一部冷冻机。在一个充满激情、价值的冲突而形形色色的世界之上，盖上一层厚厚的冰。解冻的过程是逐步展开的，于是我们先看到美丽的花朵，很快立刻腐烂。先是柏林墙和平倒塌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而后则是92到93年之间，德国仇外浪潮的爆发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解。先是1989年令人难忘的“民族的秋天”，自由返回中欧，中欧返回历史。但是返回的不仅是自由和宽容，同时还有仇恨和不宽容，包括种族和宗教方面的不宽容。冲突——对于把这片土地仅仅看作苏联阵营的人们来说很难理解——重新返回生活。但是，这些冲突是原本就有的。它们被理解为这个多民族、多文化的世界，曾经经历了对民族权利的模糊晦涩，如今走向主权的经验：一个民族的权利通常对另一个民族的权利构成威胁，这会导致种族清洗。19世纪一位伟大的奥地利作家格里尔帕策ii曾经富有预言地警告过“从人道主义经由民族主义到达兽行”的道路。
四
亲爱的Ira：
我猜想对于美国读者来说，这些关于中欧民主想法的闲谈也许显得有点古怪。这种想法处于双重考验之中：被囚禁的考验和自由的考验。因而某些听起来显得语焉不详，而另外则是陈词滥调。然而对我来说，这些想法来自一种共同的激励：关于自由和民主秩序的充满激情的向往。
民主并不等同于自由。民主是写成法律条文的自由。自由如果不是由法律和传统加以限制，便是一条通往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对我这一代人来说，自由的道路开始于1968年。那一年成千上万的学生跑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反抗体制。在柏克莱、巴黎和西欧的那些造反学生与出现在华沙和布拉格的学生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命名么？粗粗一瞥，他们是完全不同的现象。柏克莱和巴黎的学生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秩序，而布拉格和华沙的学生为争取由资产阶级民主所担保的自由而斗争。更有甚者，柏克莱和巴黎的学生迷醉于共产主义前景，迷醉于毛泽东的革命修辞学，而这些东西对布拉格和华沙的学生来说已经足够了。
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存在着共同的纽带：反权威的精神，一种解放感，相信“去做一个现实主义者意味着不可能”。造反的要求根治于相信“只要世界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就不该死在自己的床上”。“现在这个样子的世界”意味着一个不公正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1968年的造反，根植于对于正义的要求：通向自由和面包、真理和权力的需要。造反中有精彩的将人提升的东西，他们不只转变为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但是也存在一些可怕的东西于其中：对于大学、图书馆的摧残破坏，以粗暴无礼的口号代替理性的思考，还有——暴力、恐怖主义、政治上的谋杀。
所有这些都属于1968年的遗产。
当时我们都以社会主义者和左派人士自居。而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惯用语会引起我内心深深的反感？为什么我不认同任何宏伟的意识形态？我相信，在这里存在着和我的美国朋友之间许多争论的根源。但是很有可能，这种争论更多地有关语言而非理念。我曾经问哈贝马斯：“在六十年代倾向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信仰中，我们留下来什么？”他的回答是：“激进民主。”因为这个概念接近我，我将试图以我的方式解释它。
五
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有着强劲的敌手。我们可以用“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象征性的词来为之命名。对保守派来说，民主的秩序是传统的负面——是由贪得无厌的虚无主义所导致的基督教精神的溃退：是相对主义战胜了经过考验的和绝对的价值世界。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产生永久的不平等和非正义的制度，并富有伪装性。保守派视人为野兽般的存在，不可能由理性的呼唤所支配。只有强有力的制度才能将其约束。相比之下，社会主义视人为善良的存在，是非人道的社会条件将其憋为动物般的举止。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都反对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之上的自由运作，反对建立在财富和金钱的统治之上的自由秩序。
保守主义认为，这种自由主义解放了人内在动物性的贪婪，而社会主义认为这种秩序实际上呼唤一种动物性的挑衅，于是就建立起了两种宏伟的乌托邦：一种是回溯性的，一种是展望性的；保守主义的乌托邦建立在等级制度的和谐上面，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建立在平等的社会和谐上面。人们可以讨论二十世纪的两种极权主义与这两个乌托邦之间的联系，可以讨论布尔什维克是否乞灵于社会主义理想，抑或社会主义理想是否给布尔什维克主义提供了精神方面和政治上的论据。
人们也可以尝试探讨法西斯主义是否运用了保守派的反自由的论辩，是否运用了回到前工业价值世界的保守派梦想，或者保守派是否视法西斯主义为使得自身免遭毁灭的救赎之途。但是无疑这种联系是存在的，尽管我们可能在保守派中发现反法西斯的反对派，也可能在社会主义者中发现最坚定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
这两种反自由乌托邦的顶峰变成了极权主义制度。我在其中的一个生活了四十年，但是我学会了对两者都不信任。
六
为什么我们反对共产主义？为什么我们宁愿变成一个较小的、受约束的少数派，而不愿加入更大多数人生活于其中的极权主义专制的世界？
当然，我们反对共产主义有好几个不同的原因：它是一个谎言，而我们要寻找真相；共产主义意味着遵守一致，我们要求真实；共产主义意味着奴化、恐怖和审查制度，我们要求自由；共产主义是对传统和民族特性的持续攻击，而我们想坚持自身传统和民族特性；共产主义是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而我们相信平等和公正；共产主义搞一种荒唐的匮乏的经济，而我们寻求理性的、有效的和富裕的道路；共产主义是对宗教的迫害，而我们视良心自由为一项基本人权。因此我们反对共产主义的这些理由，对一个保守派、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一个自由派也是同样适用的。以这种方式，一个特殊的联盟的理念出现了，这就是克拉科夫斯基在他著名的文章《如何当一个保守派－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而这个联盟随着共产主义一起崩塌。但是在崩塌之前，这个联盟用一种特殊的道德绝对主义的语调作为其公开论辩中的标记。
道德绝对主义的反对派要求我们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邪恶，是邪恶帝国。是我们时代的恶魔，因而反对共产主义制度自然是某种善良、崇高和美丽的行为。民主的反对派在妖魔化共产主义的同时也将自身天使化。我知道自己此刻说的什么意思，因为这种道德绝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并不为这样的经验感到愧疚，也不需要对此愧疚。抵抗极权主义专制世界是去冒险，甚至是去牺牲，不只是个人的安全，也包括朋友和家庭的安全。人们不得不相信：“人类生活是一场严肃的游戏”，正如一位共产主义时期的教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每一天你都必须在可能付出的代价面前做出选择。这些决定并不是学院式争论的结果，其道德行动通常要付出坐牢的代价，或者毁灭事业。对于活跃的持异议者来说，这种形势创造了一种气氛，更适合严酷和要求价值判断。
他们认同人道的价值（humanistic values）但却生活在英雄的价值（heroic values）
之中，认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忠诚于一个人自身的特性：忠诚于来自民主的反对派的朋友，忠诚于教会和传统。鲍格丹·采维斯基写道：“弱小的一边，总是处于围攻之中。”多年来为捍卫绝对价值而反抗的最突出的见证有索尔任尼琴、哈维尔和赫伯特。赫伯特写道：“让嘲笑成为你的姐妹永不离弃你，永不屈服于告密者刽子手懦夫——他们会赢的iii.”
而最后赢得社会的是我们。但是对于这些道德绝对主义者来说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也是一件苦恼的事情，哪怕只出现一瞬间。
七
对于反对专制的个人和团体来说，道德绝对主义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对于在极权专制的废墟上建立民主程序来说，却是一种弱小的力量。在这里，不再存在一个正义的、融洽的和完美的乌托邦，也不再有道德绝对主义的位置。这两者都变成了过时的或者虚伪的，两者都对民主秩序构成威胁。因为民主世界通常是一个不完善的世界。它是在极权主义必然性世界（当然幸运的是它也非完善）
崩塌之后来到的自由世界（有罪的、腐败的和虚弱的）。
这个世界不仅迫使反极权的联盟崩溃，而且暴露出它们互相矛盾的心理。平均主义者发现自己与自由经济原则相冲突；而保守主义者则挑战自由宽容的精神。社会主义者、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解决所出现的种种悖论。其中包括：如何对待共产党人的过去、市场经济的模式、建立国家的基本原则以及在新现实中教会和宗教价值的位置。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关键在于给予贪婪的市场经济一副人性面孔，保护这个社会中最贫困的阶层，从世俗的方面考虑国家的性质，以及宽容不同的信仰和民族。保守派希望返回到民族宗教信条的延续上去，寻求以宗教来覆盖这个国家的政体和制度；它要警告来自自由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的威胁；对于旧体制中的人们，它要求采取一种严厉的对待。
自由主义者会说，经济是第一位的：经济的增长、清晰的市场规则、关于税收、私有化和可流通货币的稳定制度。它是一个宽容国家理念的谨慎捍卫者——在对待教会、少数民族、邻国和过去，都采取一种谨慎的立场。问题还在于，上述任何一种立场，都将在一种新的语境，一种从未有过的、民粹主义的、仍然是不可命名的意识形态中展开。其中夹杂少许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平均主义和教权主义。这些口号伴随着来自启蒙的意识形态和来自道德绝对主义的激烈批评。与此同时，怀旧情绪也出现了——这令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派都感到十分惊讶。怀念在“共产主义时代”的安全保险，正如有人说的：“国家假装给人们付钱，人们假装在干活。”
人们必须知道这个上下文，才能去理解新近后共产主义民主的悖论。涉及到共产主义的过去，分成了正义的代言人与和解的代言人两派的争论。前者要求对有罪的党员进行按部就班的惩罚，而后者则在未来挑战的民意之下提出民族和解的进程。两者都采取了一种夸张的形式；前者尽可能要求对共产主义体制中的成员进行甄别，后者的行为好像他们忘掉了专制制度甚至存在过。我的态度是：“大赦，好吧；遗忘，不可能。”结果这种态度对民主的反对派来说是很困难的。
争论起于采取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模式而引起的社会冲突形式。在这场争论中，社会主义和保守派都批评自由派的转型政策。失业、社会悬殊、雇员的失落，所有这些都延缓了改革进程。争论也发生在国家的形式方面——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个公民国家？结果表明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尤其是在一个多民族地区，刚刚从长时期的奴役中重获独立。
保守派党人强调要求重建若干年被官方“去民族化”所破坏掉的种族的连接；持公民立场的人竭力保护基本的民主信念，反对不宽容的沙文主义的侵犯。而教会，经过若干年压抑之后重新回到公共争论中来。在一个共同体中，民族特性通常伴随着宗教特性，因而存在着一个理所当然的诱惑，赋予新生的国家以宗教特性。教会呼吁一个伴随着宗教道德规范的政体，及其处罚法规。争论还在于对于堕胎的处罚，这个古典的争论关系到这个国家基本的价值观。认为堕胎是可以接受的人，是否意味着谋杀尚未出生的孩子？视堕胎为有罪，是否构成妇女有权决定自己怀孕的基本权利的侵犯？而每一种争论都伴随着一种十分激烈的情绪，并始终诉诸于某种道德争论，战争宣传的语言也用上了。两个相反价值的世界互相对抗：一方面是实用主义的，通常渗透着旧体制中人民的腐败和犬儒主义；另一方面是保守派价值的，那些长时期处于爱国主义世界中的人们，在近些年中着力于反对共产主义。而此时，反对压迫的前英雄们显示了他们的第二幅面孔：不宽容、狂热和抵制新的现代化的观念。这就是后共产主义民主世界中依次出现的事件。
八
争论的各方都不构成对民主的致命威胁，说到底这都是些常规性的争论，而真正构成威胁的是，争论的各方强化自己的立场，把自己的位置绝对化，使协商不可能，因而很容易瓦解民主国家的进程。因为激进运动——不管是在黑色还是红色的旗号之下——都乐于利用民主的进程和机构来扼杀它。实际上民主既不是黑色也不是红色。民主是灰色的，只有相当艰巨才能建立起来。其品质和爱好最好被认为是——在通往红色或者黑色的激进观点压力之下所丧失的那些东西。民主并不是那么一贯正确的，因而其争论的各方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会令自身被操纵，并且在反对腐败时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它通常选择平庸而不是出类拔萃，选择机灵而不是崇高，选择空洞的许诺而不是真正的胜任。民主是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持续的衔接，是各种利益之间孜孜不倦地寻求妥协，是各种激情、情绪、仇恨和希望的市场，是永远的不完善，是罪人、圣徒和猴子把戏的大杂烩。
这就是为什么寻求道德国家和完美社会的人们不喜欢民主。
但是只有民主有能力向自己提问，也只有民主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相比之下不管是红色专制还是黑色专制都毁灭了人的创造能力；它们消灭了人类生活的爱好趣味，最终也杀死了生活本身。只有灰色的民主，拥有人权和公民社会的机构，有可能以争论来代替武器。
九
民主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中，公民们可以相聚和合作而不管其信仰、民族及意识形态如何。今天古典的意识形态立场，，比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税收、医疗改革或保险方面不能主宰公共争论。但是争论的每一方都存在一种需要——社会主义的对于最贫困者关怀、保守主义对于传统的保护和自由主义对于效率和增长的思考，其中每一种思考都需要民主的政治。正是它们赋予我们的生活以色彩和多样性；正是它们给我们准备了选择的能力；正是因为它们的互相矛盾使得我们能够承受自相矛盾、实验、改变观点和更换政府所付出的代价。
不同的原教旨主义者谴责民主的道德相对主义，好像国家应该成为善的保护者。但是不，我们是灰色民主的保护者，并没有授予国家这种权力。我们希望人类的美德由人类良心来保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灰色是美丽的。
这就是一只来自中欧的青蛙所讲述的。
注释：
i Gyorgy Knorad，1933——，匈牙利社会学家、小说家和随笔作家，曾经参加过1956年匈牙利起义，当过编辑，在文学研究机构供职多年。1973年因写政治文章失掉工作后，经常在国外访问，获得多项国际奖项。除了小说外，重要的著作有《反政治》、《看不见的声音》。
ii Grillparzer，1791－1872，奥地利剧作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作品以德国古典主义和丰富的抒情性相结合，主要剧作有历史剧《国王奥托卡的胜衰》、爱情悲剧《海涛和爱浪》等。——译者注
iii 该句诗来自赫伯特的诗集《柯思多先生》中《柯思多先生的献辞》一首，译诗来自唐浩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