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往事微痕》编者、作者、读者联谊会上的发言
《往事微痕》从2008年7月10日出版第一期，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在许多难友、文友的支持和帮助下，《往事微痕》的影响和作用不断扩大，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今天，五十多位关心《往事微痕》的新朋旧友欢聚一堂，畅叙心怀，非常难得，也非常有意义。
（一）我们的权利和责任
我们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把我们聚在一起的缘由，主要有两条，一，我们都是五十多年前的那场灾难的蒙难者，21年同命运、共患难的痛苦经历，在我们的心头埋下了共同的感受，共同的爱憎，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我们之间的友谊。二，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情、共同的愿望，要把21年的苦难所酿成的体验和感悟，作为一笔精神遗产留给历史，留给后人。我们的经历是一座丰富的精神大矿，我们应当把它开发出来，贡献当代，遗泽后世。
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是在全国范围内残害知识分子的法西斯暴行。作为这个运动的受害者，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奋起行动，清算这个运动及其首犯毛泽东的罪恶，为这场反人性、反民主的政治运动作出历史的结论。根据有关材料透露而官方从未否认的数字，运动中受害的难友达三百多万人，其中很多难友在劳改场所饿死、冻死、累死，文革期间又有许多难友被斗死、打死、杀死，侥幸得到改正的难友，大部分在三十年来陆续去世，目前还在世的据说还不足万人。可以说，我们是“死剩下来”的五七难友，已逝难友的权利要我们来行使，他们的责任要我们来承担。这使我们更感到这个权利的可贵和责任的沉重。
（二）五七难友的差别和分化
五七难友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整齐划一的队伍。就落难时的状态来说，有的是比较自觉、比较清醒地批判专制政体，提出民主自由的要求，具有明确的民主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六八社论”吹响反右号角以前的民主运动的先锋，以当时的北大和许多高校的大学生为代表；有的是在整风运动中，或主动或被迫地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某些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他们当时虽然没有明确的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的民主主义意识，但既然他们的批评建议针对的是专制政体的方方面面，就使他们的言行带有民主主义的性质，可以说，他们是五七民主运动的追随者或同路人；还有相当多的难友，只是一些党组织为了凑够5%的比例，或者为了超额完成打右派的任务以邀宠，因而不幸地被划为右派分子，他们是专制独裁政权镇压民主运动时被殃及的无辜者（如果说前两类难友对独裁者来说是“有辜”的话）。
1979年改正之初，绝大多数难友怀着从贱民阶级的地位解放出来的喜悦，对共产党心存感激，力图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作出贡献，以弥补二十多年的损失。这是长期政治思想教育熏染的结果，既有正确合理的成分，也有奴性和迷信的一面。与此同时，整个群体也存在着分裂的潜在因素：有的对共产党感恩戴德，认同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的结论，把反右运动比喻为母亲错打了孩子；有的则开始反思运动本身的性质和后果。经过三十年的磨洗筛分，难友队伍的分化已经十分明朗：一部分难友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站出来控诉反右运动残害知识分子的暴行，声讨毛泽东设置圈套、蓄意构陷的卑鄙阴谋，揭露劳改场所暗无天日、草菅人命的黑幕，探讨五七民主运动和反右运动的前因后果及应该吸取的教训，提出全部平反、道歉、赔偿的正当要求，等等。他们接续了五七民主运动的精神，在新形势下投入了新的战斗。有些难友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前面所说的活动，但密切地注视着并同情、支持有关的动向。还有一些难友则比较消极，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反右后遗症”，谨言慎行，担心重蹈覆辙。
值得高兴的是，近两三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难友参加到我前面说的控诉、声讨、揭露、探索和要求赔偿的行列里来。在这个形势的发展过程中，《往事微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铁流、卢玉和志愿服务的难友同工作出了牺牲和贡献，我衷心地感谢他们的劳作和业绩。
（三）民主与救亡
经过2009年，我国的社会形势已经进入一个非常严峻的阶段，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的转型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阻力：破坏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国进民退”，反对普世价值和政治改革的狂飙骤雨，对政治异见者和维权运动的残酷镇压，对媒体和网络的严酷控制，在在都展现出一个反改革、反民主的高潮。但是，与此同时，民间推动改革、倡言宪政的民主力量也在不断加强、不断凝聚。专制统治的日益强化，阻挡不了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特别是网络出现之后，民间言论的自由度空前拓展，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意见，都能得到自由发表的机会。如果按照当年划右派的标准的话，数以亿计的公民都可以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山寨文化、山寨史学、山寨出版物的蓬勃发展，给民主主义的活动开辟了无限广阔的空间。越来越多的公民直接间接地参加到反专制的民主革命运动中来。在这个正迅速扩大的队伍里，五七难友是一个比较突出而又比较特殊的群体。
说它突出，是因为许多难友超越了要求道歉、赔偿的狭隘眼界，对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直截了当地提出批判和抨击，许多文章尖锐而深刻，在海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和重视。说它特殊，是因为难友们都已经七老八十，以耄耋之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使人肃然起敬。与这两个特点同时并存的，是难友们的抗争带有强烈的“救亡”色彩。我在这里借用“救亡”这个词，当然不同于抗日战争时期国家民族面临死生存亡关头所提出的“救亡”涵义。现阶段难友们“救亡”的特殊涵义在于：从难友们个人的角度来说，反右运动的横遭打击，21年的贱民生活，30年来的全面反思，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从中可以感悟出许多深刻的哲理和价值观、人生观、政治伦理。这是我们毕生积累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把这些财富留给社会，是对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很大贡献。但是，我们都已进入耄耋之年，来日无多，需要争分夺秒地利用此生的余年，抢救我们自己头脑里的这些财富，以免亡失。这是救亡的第一层涵义。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着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大搏斗，改革与反改革的大决战。五七难友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一支十分强有力的民主力量。社会非常需要这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因为这个群体有着特殊的经历、特殊的体验，可以为争取民主主义的斗争作出特殊的贡献。但难友们毕竟都已经进入晚年，社会如果不及早把这些老年人的体验和感悟留下来，就会永远丧失这些宝贵财富。这将是社会进步事业的莫大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救亡，就是为社会挽救这笔精神财富，不要让老人们带到坟墓里去。
我认为，这种“救亡”意义上的精神，不仅对五七难友，而且对所有与我们同龄的老人，都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因为在那个专制统治十分严酷、政治运动频繁的岁月里，人们即使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也难免在其他运动里受到冲击，过着胆战心惊、度日如年的生活；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几乎无一幸免。在年老力衰的暮年，念及往事，大概都会有不堪回首之感。这些老年人各有自己的历练和体验，把这些几十年的经历和感受转化为精神产品，留给后人，不仅可以增添社会的精神财富，充实历史的记忆，而且可以使自己的晚年生活发光出彩，使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得到升华，为自己的一生画出一个光辉熠熠的句点。这应该是我们所有同龄的老年朋友的最明智的选择。
（四）发扬“补天”、“逐日”、“填海”的精神
前面我谈到，要把毕生积累的体验和感悟，转化为精神财富，贡献给社会。下面我想说，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精神，来从事这个转化过程。
我觉得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三个神话故事，很可以用来形容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和精神。
第一个神话是女娲补天。据《淮南子？天文训》和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等处记载，三皇五帝时代的一个部落首领共工，同颛顼争夺帝位失败，一生气就去撞击不周山，把支撑着天空的不周山撞塌了。因此，“天柱折，地维绝”，支撑着天地之间的柱子断了，天有塌下来的危险。另一个部落首领女娲便采炼了五种颜色的石头，把天上的窟窿补起来，使生活在地上的人，避免了天塌下来被压死的灾难。
这个神话里的“补天”精神，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天被撞出窟窿了，要是塌下来，地上所有的人都要遭殃。所以，地上的人必须奋起补天，挽救这个大地。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当代社会，毛泽东发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就像共工撞击不周山，把中国社会这片天空，撞出一个专制主义的大窟窿。但当代没有女娲再世，补天的责任就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不能认为“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如果大家都有这个侥幸心理，趴着身子，不去补天，天就有塌下来的危险。只有我们大家都挺起身来，顶着天，也就是说，只有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来补专制主义这个窟窿，才能挽救社会。用什么来补呢？女娲是采炼了五彩石来补天，我们有的是甜酸苦辣咸五味备尝的经历，喜怒哀乐愁五情皆具的体验，对这些经历和体验进行反思，可以冶炼出自由民主观念和认同普世价值的现代意识，这就是可以用来补天的“五彩石”。我们是最具备补天条件的群体。
记得1984年春节时，北京大学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校友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聚会，老同学们欢聚一堂，共庆劫后余生，对未来充满信心。北大教授、也是五七难友的王铁崖教授在会上勉励大家，要有“舍我其谁”的精神，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作出新的贡献。“舍我其谁”，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有一大批成员抱着“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的精神，这个社会和民族就有希望了。
第二个神话是“夸父逐日”。据《山海经》记载，夸父在名叫旸谷的太阳出来的地方追赶太阳，热得喝了黄河、渭河的水还不解渴，最后渴死了。
这个神话里的“逐日”精神，我把它概括为一句话：“知其不可而为之”。太阳是永远追不上的，但夸父偏要去追它，如此执着，是不是太傻了？不！
这个神话使我想起了学生时代经常唱的一首歌，题目好像叫《光明赞》，第一句就是“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把自由比作太阳、比作光明，是非常恰当的比喻。共产党在六七十年前向人们承诺，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目标中的独立、富强已经实现，但自由、民主还是遥不可及，而且，似乎比那个时候距离我们更加遥远了，因为，与自由民主为敌的专制统治，比起那个时候来还要严酷。有些朋友曾经对我说，向这个专制政权争取自由民主，无异于与虎谋皮，不但得不到皮，反而有被吃掉的危险。这话虽然有道理，但绝不是我们放弃争取民主自由的理由。一百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为了争取自由民主，把中华民族从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树立了值得效法的榜样。我们这些备受专制主义压迫之苦的受难者，应该接续他们的英雄事业。我们明明知道专制统治者不可能接受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并且，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可能看到自由民主的新天地。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还是应该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绝不放弃争取自由民主的权利。
第三个神话是“精卫填海”，记载在《述异记》、《博物志》等书上。古代的炎帝有一个女儿，不幸在东海里淹死了，她不甘心，死后变成一只白嘴巴、红爪子的名叫“精卫”的鸟，不断地从西山衔了石块，丢在东海里，想把东海填平，以免有人再在东海里淹死。
“填海”的精神，就是“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一只小鸟，要用嘴叼来一块一块的小石块，去填平东海，这怎么可能呢？当然，一只两只精卫填不了东海，但如果有千千万万只精卫一起来填，天天不断，年年不断，东海总有填平的时候。我们这些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都曾经被淹在专制主义这个东海里，幸存到今天，可以说都是一只一只精卫，要避免我们的子子孙孙再被专制主义淹死，就要大家一起努力来填这个专制主义的东海。
有一句老话说得很好：“水滴石穿”。一滴两滴水改变不了石片，但是只要滴水不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有一天会把石片滴穿。我们对专制主义的揭露、批判、控诉，就好比是滴在这个专制主义石片上的水滴，一篇文章，一次活动，丝毫也动摇不了专制主义，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专制主义的石片就必然会有被滴穿的一天。对于滴穿石片的无数水滴来说，每一滴水都是不可缺少的。同样，我们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次活动，都是摧毁专制主义所不可缺少的。
上面我引用三个神话故事，把天上的窟窿和东海比作专制主义，把太阳比作自由，提出应该效法女娲、夸父和精卫的积极进取的态度，发扬他们“补天”、“逐日”、“填海”的精神。这些比喻不一定很妥帖，但发扬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还是我们这个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当然，要效法补天、逐日、填海的精神，做到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是很高的标准。但“取法乎上”，我们必须用高标准来激励自己。我们这个群体，由于特殊的经历，对历史、对社会也就负有特殊的责任，因此就应该用高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至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这个标准，那就因人而异了。每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只要尽心尽力，就可以问心无愧了。
（五）关于今后开展活动的一些想法
下面我想对今后怎样开展活动，谈一些个人的想法。
近两年来，《往事微痕》在铁流和各位义务同工的努力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来稿的数量、印刷份数、读者人数都在不断增加。根据到目前为止的发展趋势来看，可能今后的工作会更加繁重、更加复杂，过去那种小作坊的运行方式，恐怕很难适应未来的发展。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准备从小作坊向大工厂转型。当然，我说大工厂只是一个比喻，意思是今后需要有比较严密的结构、比较完善的制度；要吸收更多的志愿者，所有活动都要有规可循。为此，我建议专门成立一个精干的小组，在2010年内提出一个转型方案，如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前景，起草一个章程，拟定一个大体的发展规划，画出一个扩大活动的草图，等等。
就扩大活动范围来说，我认为除办好办大《往事微痕》外，还有几个课题可以考虑：1、继续推进要求道歉、赔偿、彻底平反的活动。争取使章伯钧、林希翎等所有至今没有改正的难友，都得到全面彻底的平反，以抚慰这些已逝难友的在天之灵。2、深化理论研究，提高学术层次，每年举行一两次学术研讨会，除有关反右运动的内容外，还可以向相关方向扩展，如从五七民主运动出发，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和前途进行探讨；支持难友或遗属的维权活动，举行案例分析会、专题讨论会等。每次会议都要有准备、有计划、有成果。这些活动都需要一个专门的小组来推动。3、在一两年内成立“五七难友联谊会”，以加强难友之间的联系，推进索赔和全面平反、开展学术研究等活动。可以先成立地区性的筹备小组，例如，我们可以向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提出申请，请他们作为我们的管理部门，以便我们依法向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这个申请如被拒绝，则可以再申请成立“反右运动研究会”或“五七老人后援会”等名义的社会团体。在这个过程中，不妨以筹备小组的名义开展活动。4、在有条件时成立“五七难友和遗属基金会”，募集基金，对生活困难的难友或遗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以援助。
（六）简短的结语
今后两三年里，我们将面临的是十分严峻的岁月，权贵集团的专制统治将日益加强，毛左派的复辟活动将更加咄咄逼人，改革派将进一步被边缘化。这就使得发展、凝聚民间的民主力量，显得更为迫切。因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出路，就在于在朝的改革派同民间的民主力量的结合。这种结合自从1989年被切断后，一直没有恢复。近几年来，同不断增强的专制统治相对应，民间的民主潜流也在奔腾汹涌，特别是互联网的存在，大大加强了民间的民主活动。三亿多的网民，有许多敢于冲锋陷阵的先锋，更多的是伺机出手的后备军。在这个不断发展、不断凝聚的民主大潮里，我们这些五七难友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就是我提出要发扬“补天”、“逐日”、“填海”精神的社会背景。也许有些难友、朋友会感到我的这些话是不是有点唱高调的味道。是的，我在这里说的话，调门确实有点高。我前面引用过“取法乎上”的成语，“上法”就是高调。还有一句成语，“气可鼓而不可泄”，高调鼓气，低调泄气。现在泄气的低调太多，到处笼罩着得过且过、明哲保身的气氛，甚至在我们难友当中，恐怕更多的还是这种泄气的低调。而时代需要的是鼓气的高调，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更需要鼓气。这就是我提出以上的一些想法看法的原因。
（2007年3月23日完稿，已于会前发给与会者，不幸会议被迫取消，没有机会就这个发言内容交换意见，颇为遗憾。）
2007年3月23日星期五
2007年3月12日星期一
汉娜·阿伦特：关于暴力的思考
2007-03-12 19：14：55
作者简介：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犹太裔美国思想家。原籍德国，1928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后流亡巴黎。二次大战开始后移居美国，曾长期在纽约社会研究学院任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任务之一，致力于抢救纳粹极权主义压迫下散失的犹太人著作，尤其是瓦尔特·本雅明德作品。阿伦特于1975年去世，死后声誉日隆，被认为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犹太思想家。她的著作主要有《极权主义的起源》（The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人类的状况》（The HumanCondition），《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Jerusalem）以及《论暴力》（OnViolence）。本文最初发表于1969年2月27日的《纽约书评》，是《暴力论》的精华部分。
（一）
这些思考是由几年前发生的一些以二十世纪为背景的事情和争论引起的。
的确，正如列宁所预测的那样，这个世纪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世纪，也是一个充满了暴力的世纪。当前看来，暴力正是这些战争和革命的共同点。然而，影响当今形势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尽管并未有人将他预测出来，但它至少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就是暴力工具的技术进步，它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与它们的毁灭潜力相比，也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证明它们在武装冲突的实际应用是否得当。因此，自古以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最终仲裁手段——交战——已经黯然失效。超级大国之间的“启示录”式的对奕，也就是驾驶人类文明所制造的最先进飞机进行的比赛是按造这样的规则展开的：“任何一方的取胜，都意味着双方的末日。”此外，这种比赛与以往任何战争形式均无任何相似之处：它的“理智的”目的不是取得胜利，而是互相威慑。
由于暴力与权力、武力和力气不同，它常常需要工具（正如恩格斯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因此，技术上的革命，也就是在工具制造方面的革命，对战争来说尤为重要。暴力行为的本只是由实施暴力的手段和目的所决定的，而者两个方面如果应用在人类问题上，往往会体现出这样的主要特征：目的面临被手段压倒的危险。因为人类行为的目的与制造的产品不同，根本无法进行可靠的预测。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往往与短期目标——而不是未来世界——更密切相关。此外，一切暴力本身都包含着任意的因素，没有什么比战场更能让命运——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扮演重要的角色了。只有确定的相互毁灭欲才能排除这种“任意事件”的干扰，竞赛理论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那些致力于完善毁灭手段的人，最终使技术的发展达到这样的一种水平：他们的目标——战争——也快要被完全消灭了。这正是无处不在的难以预知性的一个象征。
任何关心历史和政治的人，都不可能对暴力在人类事务中惯常扮演的角色毫无知觉，但人们却很少种是暴力的的角色并给予特殊的考虑（在最新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暴力”一词连个条目都算不上）。这显示出人们对暴力以及它任意的本性的理解是多么肤浅，对这个问题已经忽视到了何种程度：没人对显而易见的事情提出疑问或进行检测。所有从过去的记载中寻求某种启示的人，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暴力看作是边缘现象。无论是把战争称作“用其它手段持续进行的政治”的克劳塞维茨，还是把暴力解释为经济发展加速器的恩格斯，他们的重心都在政治和经济的持续性上，都强调一个由先于暴力行为发生的事件所决定的过程。因此直到最近，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生们还认为：“与民族力量的深层文化根源相悖的军事决策无法稳固这一说法是一条箴言。”他们还认为，用恩格斯的话说，“凡是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与他的经济发展相抵触时，”采用暴力手段的政治力量将会失败。
今天，所有这些关于战争与暴力或暴力与力量之间关系的陈旧说法都已不再使用。我们知道，，“少量的武器就能顷刻间摧毁一个国家能力的所有来源。”我们现在知道，生物武器的发明使得“个人小集团……能颠覆战略性的平衡”，它的成本低的也足以使那些“无力发展威力惊人的核武器的国家”有能力制造。我们知道，用不了几年时间，机器战士将完全取代人类战士。我们还知道，在常规战争中贫困国家之所以显得远没有超级大国那么脆弱，正是由于他们的“落后”，因为在游击战争中技术的优越性并无多大价值，带来的是更多的不利。
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新鲜事物最终将导致力量与暴力之间关系的颠倒，同时，也预示了小国与大国在未来关系上的颠倒。一个国家可支出的暴力数量可能不再是这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有力提示，也不再是这个国家抗击比自己实力弱小得多的国家侵略的可靠保证。这再次令人不安地联想起政治科学上的一个最古老的见解，也就是力量是不能用财富衡量的，充裕的财富可能会腐蚀力量，财富对于共和国的力量尤其具有危害。
暴力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成效愈是让人怀疑，它在处理国内事务、尤其是在革命问题上就愈是获得信誉和欣赏。在新左派的高调中强烈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特色，与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说法不谋而合。确凿地说，马克思清醒的认识到了暴力在历史上的角色，但在他看来，这个角色是次要的：使旧的社会制度土崩瓦解的并非暴力，而是它本身固有的各种冲突。突发暴力并不导致新社会的产生。剧痛虽然发生在婴儿诞生之前，但并不是剧痛导致了婴儿的诞生。
同样，马克思把国家看作事由统治阶级支配的一种暴力工具，但是统治阶级的实际力量却并非以暴力为内容或依赖暴力而存在。它是由统治阶级在社会中的的为所决定的，更确切的说，由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人们常常发现，甚至有些悲哀，革命的左派在马克思教导的影响下，完全排除了使用暴力手段的可能性。“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其文章中坦率描述的以镇压为主的统治——紧随在革命之后出现，但只会实行有限的一段时期。除了永远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小集团制造的少数恐怖行动外，政治刺杀在绝大部分程度上是右派的特权，而有组织的武装起义则是军队的保留特色。
然而，在理论范围内却存在这少数几个例外。乔治。索列尔在本世纪初曾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和柏格森的人生哲学结合起来（这在颇为浅显的程度上与现在萨特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具有奇特的相似性），他从军事角度思考阶级斗争，可是他最终提出的却不过是总罢工这一著名的神话，根本没有包含多少暴力成分。而今天，人们更倾向于把它归属为非暴力政治武器的一种行动方式。
五十年前，就连这种谨慎的提议都给索列尔招来了法西斯主义者的恶名，尽管他狂热地支持列宁和俄国的革命。萨特在给法农的著作《世界的苦难》所写的前言中，对暴力的歌颂远甚于索列尔在其著名的《暴力论》中所体现的态度，他的赞誉甚至超过了法农本人，尽管他意欲以法农的论点来结束这篇序言。萨特在提及索列尔时，仍然说“索列尔的法西斯言论”，这说明萨特对于他与马克思在暴力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是多么浑然无知，尤其当他陈述道：“不可抑制的暴力……是人类自身的再创造”，“疯狂的愤怒”正是“世界的苦难转变为生命力”的途径。
由于人对自身的创造这一观点属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传统范畴，因此以上的那些看法愈发引人注目。人创造自身是一切左派人文主义的根本基石，可是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人是通过思想创造自己的，而马克思这把黑格尔的“唯心论”推翻，认为是劳动——人类与自然之间进行的新陈代谢形式——使人类实现创造自身的这一功能。有人可能会争辩，所有这些关于人创造自身的看法的共同点，就是对人类自身状况的反抗（人作为自然物种的一类或个体来讲，自己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这是再明显不过了），因此萨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看法比这种不争的事实所产生的种种行为更为中肯。尽管如此，我们仍很难否认在思考和劳动这种本质上，很平和的行为与暴力行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石二鸟……躺下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但一个自由的人却站了起来”，萨特在序言中这样写道。马克思是绝对不会写这样的句子的。
我引用萨特的话是为了说明，就连革命者们的一个最据代表性的、能言善辩的代言人都未能留意到他们的思想正朝着暴力的方向发生新的转变。如果人们推翻“思考”这一“唯心的”概念，可能就会想到“劳动”这一“唯物的”的概念；人们是绝不会联想到暴力的。当然，这种转变存在着自身特有的逻辑性，但这是从经验中诞生的逻辑，并非诞生于思想观点的发展的逻辑，而这种经验是以往任何时代的人都完全不曾体会过的。
新左派的悲哀是与现代武器无法理解的自毁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在原子弹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他们是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以犯罪的暴力大规模影响政治的经验——他们在高中以及大学里知道了有关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情况，知道种族大屠杀和严刑拷打，指导战争中会大批的屠杀平民。如果没有这一切，即使只是用“常规”武器，现代军事行动也是不可能的。
人们最初的反应是对暴力的所有表现形式的厌恶，以及对非暴力政治的全面支持。这样的运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尤其是在公民权利方面。随之而来是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进行的抗议运动，这再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舆论气候。但自此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也无丝毫隐秘可言。即使说只有：“极端主义者”才倒向称颂暴力一边，只有他们才相信法农的“暴力是唯一有用的”观点，也是徒劳。
一些新兴的好战者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或赤色法西斯分子，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也毫不为过，“路德派捣毁机器者”。它们的行为被归咎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和心理原因，其中的一些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然而令人感到荒唐的是，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最显而易见、最有效的因素——一个既无先例，又无法作比较的因素——居然未被人注意，特别是纵观这一现象的全球特征就显得尤为荒谬。这一事实就是：技术的进步在众多情况下似乎直接导致了灾难，特别是那些远不止仅仅威胁到某些失业阶层而且还威胁到整个国家、甚至全人类的生存技术与机械的激增。新一代对世界末日的可能性比那些“三十开外”的人要肯定得多，这再自然不过；不是因为他们更年轻，而是因为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决定性经验。假如你问一个属于这一代的人两个简单的问题：“你希望五十年以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那么，在得到回答之前，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先听到这样两句话：一是“如果那时世界还存在的话”，一是“如果那时我还活着的话”。
确切的说，新近涌现的对暴力的注重，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个理论问题，但正是这种穿插着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想残余的高调让人迷惑不解。谁还可能把在“无产阶级游民”（引用列农的话）身上树立信心，相信“流氓无产者是城市革命的先锋”、并且确信“暴徒为人民指引道路”这样的意识形态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呢？萨特以他高超的遣词造句能力描述了这一新信仰。他受到法农一书的鼓舞，认为“暴力如同阿喀琉斯的长矛，能治愈它自己造成的伤口。”假如真是这样，那报复就是能包治我们大部分痛苦的万灵药。这种理想更为抽象，而且比索列尔的总罢工理论的理想还要脱离现实。它与法农的一些最不为人接受的论调相等同，例如，“宁可维护自尊忍饥挨饿，也不应为了一片面包就受人奴役。”驳斥这一说法无需历史和理论，只要对人体的种种运动过程稍加观察，就可以知道这句话是不准确的。但是假如他说的是宁可维护自尊只吃面包，与不应为了蛋糕就受人奴役，那就失去了修辞的魔力。
假如人们能读读这些知识分子不负责任、冠冕堂皇的陈述（我所引用的这些人，除法农比大部分其他人更努力的贴近现实外，都颇具代表性），就能从我们所了解的有关起义史和革命史的知识角度评价这些陈述，就很可能会否定它们的重要性，并把它们归结为一时心血来潮，或者这些人的情感中的无知和贵族成分的产物。当它们面临史无前例的事件时，无法从思想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手段，因此就把那些马克思希望永远埋葬的思想和情感拿出来重新使用。受伤害的人梦想使用暴力，而受压迫的人“每天至少梦想一次”自己站到了压迫者的位置上。穷人梦想拥有富人的财产；受迫害的人梦想“把猎物和猎人的角色对换”；处于最末尾的人孟向着一个“最末尾成为第一，第一轮为最末”的王国，这些想法当然不足为奇。众所周知，在那些被剥夺继承权或者被践踏的人中奴隶反抗和起义是罕见的。难得发生的几次也正是由于“疯狂的愤怒”把每个人的梦想变成了噩梦。而且，就我所知，在任何情况下，光是这种“火山般”爆发的力量都从没有像萨特所说的那样，“相当于给受压迫者施加的压迫的力量。”如果我们想念在国家解放运动中遇到的是这样的爆发，那就是在预言这些运动注定要失败——这与艰难的胜利往往不取决于世界或体制的改变、而只是取决于人的事实相去甚远。如果认为的却存在这“第三世界联合起来”的事情，并在殖民地自治时代把“所有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联合起来！”（萨特语）作为新的口号，那就会更大规模的重复马克思最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远远没有他的幻想那样理由正当。现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兴暴力宣讲者还未意识到他们的观点与卡尔·马克思的教导之间的决定性分歧？或者换一种说法，为什么他们如此固执地坚持那些不仅被事实所驳倒、而且显然与他们自己的政见也发生矛盾的观点呢？这场新的运动提出了一个积极的政治口号，那就是要求实现“参予性民主”。这一口号来自议会制总是遭受失败的经历，但它却是自十八世纪以来的一切革命的唯一真正成果。这一口号得到了全世界的响应，并构成东西方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共同点。尽管如此，无论是在表达方法上还是在实际意义上，它都既不属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由于他们的教导不一致。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理想社会中，对公共活动和参予公共事务的需求将会随着本身一起“消失”。（的确，马克思和列宁本人身上也存在类似的自相矛盾。马克思不是曾支持并颂扬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么？列宁在俄国革命时期不是也曾发表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样的著名口号吗？但马克思并未把公社理解成为一个新的政府形式，而是革命行动所必需的一种暂时性的机构：“一种最终发现的实现了劳动在经济上的解放的政治形势”，按照恩格斯的看法，这种形式与“无产阶级专政”是等同的。列宁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无论如何，正是列宁使苏维埃声势日减并最终将它的所有权力转交给了共产党）。新左派的口号在理论问题上显示出令人不解的懦弱。奇怪的是，在实践中却横冲直撞、无所畏惧，因此它仍然停留在浮夸的阶段，像是施加在西方代议民主制和东方一党官僚之上祈求变化的一条咒语。西方代议民主制的代表性这一仅有的职能也即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政党机器，它“代表”的不是党内成员的意志，而使操纵者的意志。而东方的一党官僚制也在原则上排除参予的可能。
我无法确定最终将如何解释这些不一致的现象，但我怀疑这种对一个典型的属于十九世纪的学说矢志不移的深层原因与人类发展观点有关。这些人不愿背离这一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观点，其修正又无法将其上升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所体现出的可取和成熟的程度。（自相矛盾一直是自由主义思想最薄弱的环节，这种矛盾现在既毫不动摇地坚信发展的观点又同样顽固地拒绝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眼光看待历史，而仅以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观点就足以证明这种信仰的正当性。）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说法，或者发展是统治人类一切运动过程的法则，这样的看法在十八世纪之前还很陌生，只有到了十九世纪才成为一个几乎普遍接受的信条。正是这样的观点，不但促进了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的发现，还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存在是由于大自然无法抵挡的向前运动，还引发了新的历史哲学：自黑格尔开始，哲学思想就从有机发展的角度来明确的理解进步与发展。马克思借鉴了黑格尔的思想认为每个有机体都孕含产生其后代的种籽一样。这种观点不仅最具有创新精神，而且是对历史进步的永久持续性的唯一可能的思想保证。
确切的说，将最后的分析仅仅建立在一个隐喻上的这种保证，并非一个学说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不幸的是，马克思正是依靠这样的保证提出了大量哲学的学说。只要我们将它与其他的历史观点作一下比较，它的问题就会立刻显露出来。例如，帝国的兴起与衰亡，同一事物的永恒反复地出现，一些本质尚无任何联系的事件所呈现的偶然性顺序——所有这些都能找到记载而且都合乎情理，但没有一个能确保线性时间的连续并因而确保历史的持续进步。在这一领域内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就是被看作是世界之初、万物之源的黄金时代这一古老的认识，但它所提示的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非常令人难过的持续衰退的确凿事实。
若是对现实不满，想找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只需跨入未来就可以（此外我们也别无他法），但是这样让人心安理得的想法却包含着一些令人忧伤的副作用。首先，就是这样的事实：人类的整个未来对单个人的生活并无价值，因为一个人唯一最确定的未来就是死亡。如果我们撇开这一点不谈，只从总体上思考，那就会产生明显是反对发展的论断，如赫尔岑所说的，“人类发展是一种按年代顺序排列、越来越不公平的形式，因为后代们能够享受他们先人的劳动成果，而且不需要付出同等的代价。”或者，如康德所说，“这将永远使人不解……前人们的辛勤劳动似乎只是为了后人……而且只有最后到来的人才会幸运地住进（盖好的）房屋。”
然而人们极少注意这些不合理之处，发展观点的优越性之巨大，远远胜过他的缺点。它不仅能在不打断时间连续性的前提下对过去的事情加以解释，还能对各种行动如何走向未来进行指引。马克思在推翻黑格尔的观点时发现，发展的观点改变了历史学家们观察的方向，他们不再朝着过去的一个方向看，而是能够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发展的概念解答了“那么我们现在做什么”这一令人苦恼的问题。最起码的回答是这样的：让我们现在拥有的变得更好、更强、等等。（我们现今所有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的典型特征——自由主义者对发展的起初看来很不理智的信仰——都基于这一看法而存在）。从左派更成熟的角度来看，发展的概念指引我们把当前的矛盾冲突发展成为事物固有的综合。无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都得到这样的保证：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会产生“必然”的结果外，不可能发生任何前所未有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黑格尔的话是多么令人信服：“除了已经存在的，不会出现任何别的东西。”我无需补充说，本世纪那些常使我们措手不及的问题的种种体验是与这些观点和学说存在强烈冲突的。这些观点和学说正因为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纯理论的和伪科学的、可以从现实中逃离的避难所而大受欢迎。但是由于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主要是暴力问题，因此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极易产生的误解：如果我们把历史看作一个按时间顺序持续发展的过程，那么可能只有以战争和革命形式出现的暴力才能打断这个过程。假如这是真的，假如真的只有实施暴力才能打断人类事物这一领域的机械性运转，那么那些宣讲暴力行为的人就应该赢得重要的胜利，尽管就我所知，他们在这一点上从未成功过。
然而，不是简单的行为、而是所有行动的共同作用切断了事物的运行，否则他们将自动进行下去，并因此可以进行预测。暴力行为与非暴力行为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一意孤行地想要毁灭旧事物，而后者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创造新事物。
（二）
我就是以这些体验为背景，意欲在政治领域提出暴力这一问题。
这并非容易的是，因为索列尔在六十年待就说过：“暴力产生的种种难题仍然很令人费解。”今天的情况与当时并无任何不同。我在提及普遍不愿谈论暴力的现象时，曾把它看作是个别现象，现在我必须重新斟酌这样的说法。如果我们看看文学里对权力现象的描写，就立刻会发现从左派到右派的政治理论家们都一致认为暴力不过是权力最肆虐最无耻的表现。C.莱特。米尔斯这样写道：“所有的政治都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权力的终极就是] 暴力。”他似乎是在响应韦伯对国家机器的定义：“以暴力这种所谓的合法的手段为基础的对人的统治。”
很奇怪，居然会有这种一致的见解，因为只有同意马克思把国家看作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的压迫工具这一见解，把政治权力与“暴力机构”等同起来才有意义。那么，让我们再次转向那些否认国家政治及其法律法规只不过是进行遏制的上层建筑和一些潜在力量的次要表现的说法吧。让我来以伯特兰·德·茹沃奈尔（BertranddeJouvenel）为例，他的《权力生长的自然史》一书可能是有关这一主题的近期论著中最有影响的、也是最有趣味的。他这样写道：“对于那些认真思索的人来说，战争体现了国家机构特有的本质行为。”然而我们可能会问，难道战争的结束也意味着国家的结束吗？难道各国间的关系不存在暴力就预示着权力的丧失吗？答案似乎依我们对权力的理解而定。德。茹沃奈尔把权力解释为进行统治的工具，而统治的存在是因为人类“支配的本能”。正像他写的那样：“命令与服从：不存在这些，也就无所谓权力——拥有这些就无需其它特性来体现权力……权力的实质就是命令，缺少了他，也就不成为权力。”如果权力的实质是命令的有效性，那么没有什么比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权力更强大了。伯特兰。德。茹沃奈尔和毛泽东似乎在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基本点——权力的实质——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这些定义，与自古希腊以来一直用来把各种形式的政府解释为人对人的统治的一些说法相吻合——独裁者或少数人统治的君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精英或多数人统治的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今天，我们应该在这些形式上再加上一个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可怕的统治形式：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统治系统，没有人承担责任——不管是个人还是精英，也不管是少数还是多数，这样的统治的一个更恰当的叫法是：无人政治。确实，如果我们把暴君统治看成是无法对自己进行正确评价的政府，那么很显然，无人政治就是所有政府形式中最残暴的一种，因为我们连一个能对发生的事情负责的人都找不到。这种状态是造成当今全世界范围的叛乱事件的最有力原因之一。
此外，今天涌现出来的关于人性的更现代、更科学、更富于哲学意义上论断。已经使这些古老词汇的力量得到了大力巩固。诞生了许多对人类天生的支配欲和侵犯本能的发现，而在此之前就出现了类似的哲学上的陈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认为：“文明的第一课就是学会服从。”他还谈到了“意欲的两种状态……一种是向别人施加力量的欲望；另一种……是不愿别人向自己施加力量的欲望”。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经验，就应该知道屈服、愿意服从他人、听从强大的人统治等人类天性，这些强烈的欲望从心理学上讲至少和权力欲同样突出，与政治统治可能更息息相关。
德国有这样一句谚语：谁要想命令别人，就必须先学会服从。这句话道出了人类生活里的一个心理学事实，那就是：权力意志和服从意志是互相结合的；因此反过来说，一个强烈不愿服从别人的人，往往对支配和命令别人也怀有同等程度的反感。服从别人的确是件不痛快的事，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统治别人是快乐的。从历史学角度来讲，如果一定要那样推理，就无法解释古代奴隶制度的存在意义了。奴隶制经济的明确目的，就是把市民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参加人人平等的社区的公众生活。假如果真没有比发号施令、控制别人更开心的事情。那么主人们就根本不会踏出家庭一步的。
然而，历史上还存在这另外一个传统、另外一些词汇，它们与我们前面谈到的比起来同样古老、同样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当雅典城邦把自己的政体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罗马人把共和政体（Civitas）作为自己的政府形式时，他们心中的权力是另外一个概念，它并不依赖“命令——服从”这一关系而存在。当十八世纪法国的革命者们销毁了所有的古代制度的公文并建立起共和国时，他们正是树立了这样的典范。他们心中的共和国这样一种政府形式（以人民的权力为基础的法律统治）将结束人统治人的时代，他们把那样的政府称为“只对奴隶适用的政府”。然而，遗憾的是，他们仍在谈论着服从，只不过不再是对人的服从，而是对法律的服从。当然，实际上他们的意思是指对那些市民一致通过的法律的支持。
这样的支持决不是丝毫不引起怀疑的。就可靠性而言，他无法与一次暴力行为所要求的“绝对不抵抗”相比，即每个罪犯拿刀子抵着我抢走我的皮夹和持枪抢劫银行时所要求的服从。是人民的支持赋予一个国家的法规以权力，但这种支持也不过是法律在制定和开始生效时人们的那种同意态度的延续。（在代议制政府的情况下，据说人民能管理那些统治他们的人。）所有的政治机构都是权力的表现和实际化；一旦人民的真实力量不再支持他们，他们就会失去活力并逐渐衰退。这也正是麦迪逊在下面这句话中所要表达的含义：“一切政府存在于意见的基础上”，这种廉洁不仅可用于指各种形式的君主政治，同样也适用于民主制。人民的力量，也就是政府的权力，“与该政府的支持者数量成正比”。（因此正如孟德斯鸠所发现的那样，独裁统治是各种政府形式中最残暴但也是权力最脆弱的一种。）的确，权力与暴力之间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权力总是依赖数量，而暴力却依赖工具，而且到达某一点时连工具也不再需要。不受法律约束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即没有宪法的民主政府在压制少数人的权力上会非常凶猛，同时在不用任何暴力扼杀不同政见上也会十分有效。集中的、不加控制的权力所带来的“一致意见”，其压制性几乎不比采取暴力手段的压制弱。然而，这不意味着权力和暴力是一回事。
我想，对政治科学的现状的思考是相当令人悲哀的，因为我们的语言并未将权力、力量、武力、威力、权威以及暴力这些关键词语分开来，尽管它们所指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现象。把他们当作同义词使用不仅表明对语言学含义的某种无知（这就够严重的了），还导致了对这些词语所对应的实际情况的盲目。在这样明显的混淆背后存在着一个坚定的看法：最关键的政治问题是，而且一直是，谁统治谁的问题。只有当我们不再可怕地把各种公共事务都归结到谁统治谁的问题上时，有关人类问题的原始情况才可能出现，或者他们真正的多样性才受到重视。必须承认，我们尤其容易把权力理解为命令与服从的问题，并因此在讨论有关政府权力——仅仅是权力的众多特殊范畴中的一个——的问题时，把权力与暴力等同起来。由于无论是处理对外关系还是国内事务，暴力都被用作保证权力结构不被挑衅者（外国敌人、本国罪犯）破坏的最后手段，因此看上去依靠暴力的权力仿佛是一只天鹅绒手套，它既可以说能遮住一只铁手，又可以说不能。然而进一步研究的话，这个设想就丧失了大部分可能性。革命的现象可能是能达到这一目地的最好说明。（节选，全文详见，《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 纽约书评>论文选》，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
（原载《纽约书评》）
作者简介：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犹太裔美国思想家。原籍德国，1928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后流亡巴黎。二次大战开始后移居美国，曾长期在纽约社会研究学院任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任务之一，致力于抢救纳粹极权主义压迫下散失的犹太人著作，尤其是瓦尔特·本雅明德作品。阿伦特于1975年去世，死后声誉日隆，被认为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犹太思想家。她的著作主要有《极权主义的起源》（The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人类的状况》（The HumanCondition），《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Jerusalem）以及《论暴力》（OnViolence）。本文最初发表于1969年2月27日的《纽约书评》，是《暴力论》的精华部分。
（一）
这些思考是由几年前发生的一些以二十世纪为背景的事情和争论引起的。
的确，正如列宁所预测的那样，这个世纪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世纪，也是一个充满了暴力的世纪。当前看来，暴力正是这些战争和革命的共同点。然而，影响当今形势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尽管并未有人将他预测出来，但它至少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就是暴力工具的技术进步，它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与它们的毁灭潜力相比，也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证明它们在武装冲突的实际应用是否得当。因此，自古以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最终仲裁手段——交战——已经黯然失效。超级大国之间的“启示录”式的对奕，也就是驾驶人类文明所制造的最先进飞机进行的比赛是按造这样的规则展开的：“任何一方的取胜，都意味着双方的末日。”此外，这种比赛与以往任何战争形式均无任何相似之处：它的“理智的”目的不是取得胜利，而是互相威慑。
由于暴力与权力、武力和力气不同，它常常需要工具（正如恩格斯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因此，技术上的革命，也就是在工具制造方面的革命，对战争来说尤为重要。暴力行为的本只是由实施暴力的手段和目的所决定的，而者两个方面如果应用在人类问题上，往往会体现出这样的主要特征：目的面临被手段压倒的危险。因为人类行为的目的与制造的产品不同，根本无法进行可靠的预测。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往往与短期目标——而不是未来世界——更密切相关。此外，一切暴力本身都包含着任意的因素，没有什么比战场更能让命运——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扮演重要的角色了。只有确定的相互毁灭欲才能排除这种“任意事件”的干扰，竞赛理论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那些致力于完善毁灭手段的人，最终使技术的发展达到这样的一种水平：他们的目标——战争——也快要被完全消灭了。这正是无处不在的难以预知性的一个象征。
任何关心历史和政治的人，都不可能对暴力在人类事务中惯常扮演的角色毫无知觉，但人们却很少种是暴力的的角色并给予特殊的考虑（在最新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暴力”一词连个条目都算不上）。这显示出人们对暴力以及它任意的本性的理解是多么肤浅，对这个问题已经忽视到了何种程度：没人对显而易见的事情提出疑问或进行检测。所有从过去的记载中寻求某种启示的人，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暴力看作是边缘现象。无论是把战争称作“用其它手段持续进行的政治”的克劳塞维茨，还是把暴力解释为经济发展加速器的恩格斯，他们的重心都在政治和经济的持续性上，都强调一个由先于暴力行为发生的事件所决定的过程。因此直到最近，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生们还认为：“与民族力量的深层文化根源相悖的军事决策无法稳固这一说法是一条箴言。”他们还认为，用恩格斯的话说，“凡是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与他的经济发展相抵触时，”采用暴力手段的政治力量将会失败。
今天，所有这些关于战争与暴力或暴力与力量之间关系的陈旧说法都已不再使用。我们知道，，“少量的武器就能顷刻间摧毁一个国家能力的所有来源。”我们现在知道，生物武器的发明使得“个人小集团……能颠覆战略性的平衡”，它的成本低的也足以使那些“无力发展威力惊人的核武器的国家”有能力制造。我们知道，用不了几年时间，机器战士将完全取代人类战士。我们还知道，在常规战争中贫困国家之所以显得远没有超级大国那么脆弱，正是由于他们的“落后”，因为在游击战争中技术的优越性并无多大价值，带来的是更多的不利。
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新鲜事物最终将导致力量与暴力之间关系的颠倒，同时，也预示了小国与大国在未来关系上的颠倒。一个国家可支出的暴力数量可能不再是这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有力提示，也不再是这个国家抗击比自己实力弱小得多的国家侵略的可靠保证。这再次令人不安地联想起政治科学上的一个最古老的见解，也就是力量是不能用财富衡量的，充裕的财富可能会腐蚀力量，财富对于共和国的力量尤其具有危害。
暴力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成效愈是让人怀疑，它在处理国内事务、尤其是在革命问题上就愈是获得信誉和欣赏。在新左派的高调中强烈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特色，与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说法不谋而合。确凿地说，马克思清醒的认识到了暴力在历史上的角色，但在他看来，这个角色是次要的：使旧的社会制度土崩瓦解的并非暴力，而是它本身固有的各种冲突。突发暴力并不导致新社会的产生。剧痛虽然发生在婴儿诞生之前，但并不是剧痛导致了婴儿的诞生。
同样，马克思把国家看作事由统治阶级支配的一种暴力工具，但是统治阶级的实际力量却并非以暴力为内容或依赖暴力而存在。它是由统治阶级在社会中的的为所决定的，更确切的说，由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人们常常发现，甚至有些悲哀，革命的左派在马克思教导的影响下，完全排除了使用暴力手段的可能性。“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其文章中坦率描述的以镇压为主的统治——紧随在革命之后出现，但只会实行有限的一段时期。除了永远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小集团制造的少数恐怖行动外，政治刺杀在绝大部分程度上是右派的特权，而有组织的武装起义则是军队的保留特色。
然而，在理论范围内却存在这少数几个例外。乔治。索列尔在本世纪初曾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和柏格森的人生哲学结合起来（这在颇为浅显的程度上与现在萨特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具有奇特的相似性），他从军事角度思考阶级斗争，可是他最终提出的却不过是总罢工这一著名的神话，根本没有包含多少暴力成分。而今天，人们更倾向于把它归属为非暴力政治武器的一种行动方式。
五十年前，就连这种谨慎的提议都给索列尔招来了法西斯主义者的恶名，尽管他狂热地支持列宁和俄国的革命。萨特在给法农的著作《世界的苦难》所写的前言中，对暴力的歌颂远甚于索列尔在其著名的《暴力论》中所体现的态度，他的赞誉甚至超过了法农本人，尽管他意欲以法农的论点来结束这篇序言。萨特在提及索列尔时，仍然说“索列尔的法西斯言论”，这说明萨特对于他与马克思在暴力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是多么浑然无知，尤其当他陈述道：“不可抑制的暴力……是人类自身的再创造”，“疯狂的愤怒”正是“世界的苦难转变为生命力”的途径。
由于人对自身的创造这一观点属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传统范畴，因此以上的那些看法愈发引人注目。人创造自身是一切左派人文主义的根本基石，可是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人是通过思想创造自己的，而马克思这把黑格尔的“唯心论”推翻，认为是劳动——人类与自然之间进行的新陈代谢形式——使人类实现创造自身的这一功能。有人可能会争辩，所有这些关于人创造自身的看法的共同点，就是对人类自身状况的反抗（人作为自然物种的一类或个体来讲，自己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这是再明显不过了），因此萨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看法比这种不争的事实所产生的种种行为更为中肯。尽管如此，我们仍很难否认在思考和劳动这种本质上，很平和的行为与暴力行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石二鸟……躺下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但一个自由的人却站了起来”，萨特在序言中这样写道。马克思是绝对不会写这样的句子的。
我引用萨特的话是为了说明，就连革命者们的一个最据代表性的、能言善辩的代言人都未能留意到他们的思想正朝着暴力的方向发生新的转变。如果人们推翻“思考”这一“唯心的”概念，可能就会想到“劳动”这一“唯物的”的概念；人们是绝不会联想到暴力的。当然，这种转变存在着自身特有的逻辑性，但这是从经验中诞生的逻辑，并非诞生于思想观点的发展的逻辑，而这种经验是以往任何时代的人都完全不曾体会过的。
新左派的悲哀是与现代武器无法理解的自毁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在原子弹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他们是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以犯罪的暴力大规模影响政治的经验——他们在高中以及大学里知道了有关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情况，知道种族大屠杀和严刑拷打，指导战争中会大批的屠杀平民。如果没有这一切，即使只是用“常规”武器，现代军事行动也是不可能的。
人们最初的反应是对暴力的所有表现形式的厌恶，以及对非暴力政治的全面支持。这样的运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尤其是在公民权利方面。随之而来是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进行的抗议运动，这再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舆论气候。但自此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也无丝毫隐秘可言。即使说只有：“极端主义者”才倒向称颂暴力一边，只有他们才相信法农的“暴力是唯一有用的”观点，也是徒劳。
一些新兴的好战者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或赤色法西斯分子，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也毫不为过，“路德派捣毁机器者”。它们的行为被归咎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和心理原因，其中的一些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然而令人感到荒唐的是，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最显而易见、最有效的因素——一个既无先例，又无法作比较的因素——居然未被人注意，特别是纵观这一现象的全球特征就显得尤为荒谬。这一事实就是：技术的进步在众多情况下似乎直接导致了灾难，特别是那些远不止仅仅威胁到某些失业阶层而且还威胁到整个国家、甚至全人类的生存技术与机械的激增。新一代对世界末日的可能性比那些“三十开外”的人要肯定得多，这再自然不过；不是因为他们更年轻，而是因为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决定性经验。假如你问一个属于这一代的人两个简单的问题：“你希望五十年以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那么，在得到回答之前，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先听到这样两句话：一是“如果那时世界还存在的话”，一是“如果那时我还活着的话”。
确切的说，新近涌现的对暴力的注重，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个理论问题，但正是这种穿插着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想残余的高调让人迷惑不解。谁还可能把在“无产阶级游民”（引用列农的话）身上树立信心，相信“流氓无产者是城市革命的先锋”、并且确信“暴徒为人民指引道路”这样的意识形态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呢？萨特以他高超的遣词造句能力描述了这一新信仰。他受到法农一书的鼓舞，认为“暴力如同阿喀琉斯的长矛，能治愈它自己造成的伤口。”假如真是这样，那报复就是能包治我们大部分痛苦的万灵药。这种理想更为抽象，而且比索列尔的总罢工理论的理想还要脱离现实。它与法农的一些最不为人接受的论调相等同，例如，“宁可维护自尊忍饥挨饿，也不应为了一片面包就受人奴役。”驳斥这一说法无需历史和理论，只要对人体的种种运动过程稍加观察，就可以知道这句话是不准确的。但是假如他说的是宁可维护自尊只吃面包，与不应为了蛋糕就受人奴役，那就失去了修辞的魔力。
假如人们能读读这些知识分子不负责任、冠冕堂皇的陈述（我所引用的这些人，除法农比大部分其他人更努力的贴近现实外，都颇具代表性），就能从我们所了解的有关起义史和革命史的知识角度评价这些陈述，就很可能会否定它们的重要性，并把它们归结为一时心血来潮，或者这些人的情感中的无知和贵族成分的产物。当它们面临史无前例的事件时，无法从思想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手段，因此就把那些马克思希望永远埋葬的思想和情感拿出来重新使用。受伤害的人梦想使用暴力，而受压迫的人“每天至少梦想一次”自己站到了压迫者的位置上。穷人梦想拥有富人的财产；受迫害的人梦想“把猎物和猎人的角色对换”；处于最末尾的人孟向着一个“最末尾成为第一，第一轮为最末”的王国，这些想法当然不足为奇。众所周知，在那些被剥夺继承权或者被践踏的人中奴隶反抗和起义是罕见的。难得发生的几次也正是由于“疯狂的愤怒”把每个人的梦想变成了噩梦。而且，就我所知，在任何情况下，光是这种“火山般”爆发的力量都从没有像萨特所说的那样，“相当于给受压迫者施加的压迫的力量。”如果我们想念在国家解放运动中遇到的是这样的爆发，那就是在预言这些运动注定要失败——这与艰难的胜利往往不取决于世界或体制的改变、而只是取决于人的事实相去甚远。如果认为的却存在这“第三世界联合起来”的事情，并在殖民地自治时代把“所有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联合起来！”（萨特语）作为新的口号，那就会更大规模的重复马克思最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远远没有他的幻想那样理由正当。现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兴暴力宣讲者还未意识到他们的观点与卡尔·马克思的教导之间的决定性分歧？或者换一种说法，为什么他们如此固执地坚持那些不仅被事实所驳倒、而且显然与他们自己的政见也发生矛盾的观点呢？这场新的运动提出了一个积极的政治口号，那就是要求实现“参予性民主”。这一口号来自议会制总是遭受失败的经历，但它却是自十八世纪以来的一切革命的唯一真正成果。这一口号得到了全世界的响应，并构成东西方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共同点。尽管如此，无论是在表达方法上还是在实际意义上，它都既不属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由于他们的教导不一致。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理想社会中，对公共活动和参予公共事务的需求将会随着本身一起“消失”。（的确，马克思和列宁本人身上也存在类似的自相矛盾。马克思不是曾支持并颂扬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么？列宁在俄国革命时期不是也曾发表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样的著名口号吗？但马克思并未把公社理解成为一个新的政府形式，而是革命行动所必需的一种暂时性的机构：“一种最终发现的实现了劳动在经济上的解放的政治形势”，按照恩格斯的看法，这种形式与“无产阶级专政”是等同的。列宁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无论如何，正是列宁使苏维埃声势日减并最终将它的所有权力转交给了共产党）。新左派的口号在理论问题上显示出令人不解的懦弱。奇怪的是，在实践中却横冲直撞、无所畏惧，因此它仍然停留在浮夸的阶段，像是施加在西方代议民主制和东方一党官僚之上祈求变化的一条咒语。西方代议民主制的代表性这一仅有的职能也即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政党机器，它“代表”的不是党内成员的意志，而使操纵者的意志。而东方的一党官僚制也在原则上排除参予的可能。
我无法确定最终将如何解释这些不一致的现象，但我怀疑这种对一个典型的属于十九世纪的学说矢志不移的深层原因与人类发展观点有关。这些人不愿背离这一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观点，其修正又无法将其上升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所体现出的可取和成熟的程度。（自相矛盾一直是自由主义思想最薄弱的环节，这种矛盾现在既毫不动摇地坚信发展的观点又同样顽固地拒绝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眼光看待历史，而仅以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观点就足以证明这种信仰的正当性。）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说法，或者发展是统治人类一切运动过程的法则，这样的看法在十八世纪之前还很陌生，只有到了十九世纪才成为一个几乎普遍接受的信条。正是这样的观点，不但促进了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的发现，还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存在是由于大自然无法抵挡的向前运动，还引发了新的历史哲学：自黑格尔开始，哲学思想就从有机发展的角度来明确的理解进步与发展。马克思借鉴了黑格尔的思想认为每个有机体都孕含产生其后代的种籽一样。这种观点不仅最具有创新精神，而且是对历史进步的永久持续性的唯一可能的思想保证。
确切的说，将最后的分析仅仅建立在一个隐喻上的这种保证，并非一个学说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不幸的是，马克思正是依靠这样的保证提出了大量哲学的学说。只要我们将它与其他的历史观点作一下比较，它的问题就会立刻显露出来。例如，帝国的兴起与衰亡，同一事物的永恒反复地出现，一些本质尚无任何联系的事件所呈现的偶然性顺序——所有这些都能找到记载而且都合乎情理，但没有一个能确保线性时间的连续并因而确保历史的持续进步。在这一领域内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就是被看作是世界之初、万物之源的黄金时代这一古老的认识，但它所提示的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非常令人难过的持续衰退的确凿事实。
若是对现实不满，想找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只需跨入未来就可以（此外我们也别无他法），但是这样让人心安理得的想法却包含着一些令人忧伤的副作用。首先，就是这样的事实：人类的整个未来对单个人的生活并无价值，因为一个人唯一最确定的未来就是死亡。如果我们撇开这一点不谈，只从总体上思考，那就会产生明显是反对发展的论断，如赫尔岑所说的，“人类发展是一种按年代顺序排列、越来越不公平的形式，因为后代们能够享受他们先人的劳动成果，而且不需要付出同等的代价。”或者，如康德所说，“这将永远使人不解……前人们的辛勤劳动似乎只是为了后人……而且只有最后到来的人才会幸运地住进（盖好的）房屋。”
然而人们极少注意这些不合理之处，发展观点的优越性之巨大，远远胜过他的缺点。它不仅能在不打断时间连续性的前提下对过去的事情加以解释，还能对各种行动如何走向未来进行指引。马克思在推翻黑格尔的观点时发现，发展的观点改变了历史学家们观察的方向，他们不再朝着过去的一个方向看，而是能够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发展的概念解答了“那么我们现在做什么”这一令人苦恼的问题。最起码的回答是这样的：让我们现在拥有的变得更好、更强、等等。（我们现今所有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的典型特征——自由主义者对发展的起初看来很不理智的信仰——都基于这一看法而存在）。从左派更成熟的角度来看，发展的概念指引我们把当前的矛盾冲突发展成为事物固有的综合。无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都得到这样的保证：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会产生“必然”的结果外，不可能发生任何前所未有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黑格尔的话是多么令人信服：“除了已经存在的，不会出现任何别的东西。”我无需补充说，本世纪那些常使我们措手不及的问题的种种体验是与这些观点和学说存在强烈冲突的。这些观点和学说正因为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纯理论的和伪科学的、可以从现实中逃离的避难所而大受欢迎。但是由于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主要是暴力问题，因此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极易产生的误解：如果我们把历史看作一个按时间顺序持续发展的过程，那么可能只有以战争和革命形式出现的暴力才能打断这个过程。假如这是真的，假如真的只有实施暴力才能打断人类事物这一领域的机械性运转，那么那些宣讲暴力行为的人就应该赢得重要的胜利，尽管就我所知，他们在这一点上从未成功过。
然而，不是简单的行为、而是所有行动的共同作用切断了事物的运行，否则他们将自动进行下去，并因此可以进行预测。暴力行为与非暴力行为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一意孤行地想要毁灭旧事物，而后者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创造新事物。
（二）
我就是以这些体验为背景，意欲在政治领域提出暴力这一问题。
这并非容易的是，因为索列尔在六十年待就说过：“暴力产生的种种难题仍然很令人费解。”今天的情况与当时并无任何不同。我在提及普遍不愿谈论暴力的现象时，曾把它看作是个别现象，现在我必须重新斟酌这样的说法。如果我们看看文学里对权力现象的描写，就立刻会发现从左派到右派的政治理论家们都一致认为暴力不过是权力最肆虐最无耻的表现。C.莱特。米尔斯这样写道：“所有的政治都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权力的终极就是] 暴力。”他似乎是在响应韦伯对国家机器的定义：“以暴力这种所谓的合法的手段为基础的对人的统治。”
很奇怪，居然会有这种一致的见解，因为只有同意马克思把国家看作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的压迫工具这一见解，把政治权力与“暴力机构”等同起来才有意义。那么，让我们再次转向那些否认国家政治及其法律法规只不过是进行遏制的上层建筑和一些潜在力量的次要表现的说法吧。让我来以伯特兰·德·茹沃奈尔（BertranddeJouvenel）为例，他的《权力生长的自然史》一书可能是有关这一主题的近期论著中最有影响的、也是最有趣味的。他这样写道：“对于那些认真思索的人来说，战争体现了国家机构特有的本质行为。”然而我们可能会问，难道战争的结束也意味着国家的结束吗？难道各国间的关系不存在暴力就预示着权力的丧失吗？答案似乎依我们对权力的理解而定。德。茹沃奈尔把权力解释为进行统治的工具，而统治的存在是因为人类“支配的本能”。正像他写的那样：“命令与服从：不存在这些，也就无所谓权力——拥有这些就无需其它特性来体现权力……权力的实质就是命令，缺少了他，也就不成为权力。”如果权力的实质是命令的有效性，那么没有什么比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权力更强大了。伯特兰。德。茹沃奈尔和毛泽东似乎在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基本点——权力的实质——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这些定义，与自古希腊以来一直用来把各种形式的政府解释为人对人的统治的一些说法相吻合——独裁者或少数人统治的君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精英或多数人统治的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今天，我们应该在这些形式上再加上一个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可怕的统治形式：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统治系统，没有人承担责任——不管是个人还是精英，也不管是少数还是多数，这样的统治的一个更恰当的叫法是：无人政治。确实，如果我们把暴君统治看成是无法对自己进行正确评价的政府，那么很显然，无人政治就是所有政府形式中最残暴的一种，因为我们连一个能对发生的事情负责的人都找不到。这种状态是造成当今全世界范围的叛乱事件的最有力原因之一。
此外，今天涌现出来的关于人性的更现代、更科学、更富于哲学意义上论断。已经使这些古老词汇的力量得到了大力巩固。诞生了许多对人类天生的支配欲和侵犯本能的发现，而在此之前就出现了类似的哲学上的陈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认为：“文明的第一课就是学会服从。”他还谈到了“意欲的两种状态……一种是向别人施加力量的欲望；另一种……是不愿别人向自己施加力量的欲望”。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经验，就应该知道屈服、愿意服从他人、听从强大的人统治等人类天性，这些强烈的欲望从心理学上讲至少和权力欲同样突出，与政治统治可能更息息相关。
德国有这样一句谚语：谁要想命令别人，就必须先学会服从。这句话道出了人类生活里的一个心理学事实，那就是：权力意志和服从意志是互相结合的；因此反过来说，一个强烈不愿服从别人的人，往往对支配和命令别人也怀有同等程度的反感。服从别人的确是件不痛快的事，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统治别人是快乐的。从历史学角度来讲，如果一定要那样推理，就无法解释古代奴隶制度的存在意义了。奴隶制经济的明确目的，就是把市民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参加人人平等的社区的公众生活。假如果真没有比发号施令、控制别人更开心的事情。那么主人们就根本不会踏出家庭一步的。
然而，历史上还存在这另外一个传统、另外一些词汇，它们与我们前面谈到的比起来同样古老、同样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当雅典城邦把自己的政体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罗马人把共和政体（Civitas）作为自己的政府形式时，他们心中的权力是另外一个概念，它并不依赖“命令——服从”这一关系而存在。当十八世纪法国的革命者们销毁了所有的古代制度的公文并建立起共和国时，他们正是树立了这样的典范。他们心中的共和国这样一种政府形式（以人民的权力为基础的法律统治）将结束人统治人的时代，他们把那样的政府称为“只对奴隶适用的政府”。然而，遗憾的是，他们仍在谈论着服从，只不过不再是对人的服从，而是对法律的服从。当然，实际上他们的意思是指对那些市民一致通过的法律的支持。
这样的支持决不是丝毫不引起怀疑的。就可靠性而言，他无法与一次暴力行为所要求的“绝对不抵抗”相比，即每个罪犯拿刀子抵着我抢走我的皮夹和持枪抢劫银行时所要求的服从。是人民的支持赋予一个国家的法规以权力，但这种支持也不过是法律在制定和开始生效时人们的那种同意态度的延续。（在代议制政府的情况下，据说人民能管理那些统治他们的人。）所有的政治机构都是权力的表现和实际化；一旦人民的真实力量不再支持他们，他们就会失去活力并逐渐衰退。这也正是麦迪逊在下面这句话中所要表达的含义：“一切政府存在于意见的基础上”，这种廉洁不仅可用于指各种形式的君主政治，同样也适用于民主制。人民的力量，也就是政府的权力，“与该政府的支持者数量成正比”。（因此正如孟德斯鸠所发现的那样，独裁统治是各种政府形式中最残暴但也是权力最脆弱的一种。）的确，权力与暴力之间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权力总是依赖数量，而暴力却依赖工具，而且到达某一点时连工具也不再需要。不受法律约束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即没有宪法的民主政府在压制少数人的权力上会非常凶猛，同时在不用任何暴力扼杀不同政见上也会十分有效。集中的、不加控制的权力所带来的“一致意见”，其压制性几乎不比采取暴力手段的压制弱。然而，这不意味着权力和暴力是一回事。
我想，对政治科学的现状的思考是相当令人悲哀的，因为我们的语言并未将权力、力量、武力、威力、权威以及暴力这些关键词语分开来，尽管它们所指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现象。把他们当作同义词使用不仅表明对语言学含义的某种无知（这就够严重的了），还导致了对这些词语所对应的实际情况的盲目。在这样明显的混淆背后存在着一个坚定的看法：最关键的政治问题是，而且一直是，谁统治谁的问题。只有当我们不再可怕地把各种公共事务都归结到谁统治谁的问题上时，有关人类问题的原始情况才可能出现，或者他们真正的多样性才受到重视。必须承认，我们尤其容易把权力理解为命令与服从的问题，并因此在讨论有关政府权力——仅仅是权力的众多特殊范畴中的一个——的问题时，把权力与暴力等同起来。由于无论是处理对外关系还是国内事务，暴力都被用作保证权力结构不被挑衅者（外国敌人、本国罪犯）破坏的最后手段，因此看上去依靠暴力的权力仿佛是一只天鹅绒手套，它既可以说能遮住一只铁手，又可以说不能。然而进一步研究的话，这个设想就丧失了大部分可能性。革命的现象可能是能达到这一目地的最好说明。（节选，全文详见，《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 纽约书评>论文选》，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
（原载《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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