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烨：监牢里的政治哲学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2月23日转载）

监牢里可有政治哲学？我原本也不以为意。后来无事上天涯，看了一个帖子，一个经历过那里的人的亲身经历，才发觉原来也有那样有趣的事情。

人都说监牢里就一定是暗无天日混乱不堪的，我原也这样认为，毕竟我也没进去过。但其实，仅就那篇帖子作者描述的那个看守所的监牢，原来里面也总有着他们自己的一些特点，有着他自己的道理，我总结如左：条件恶劣，维持稳定和等级森严。

首先说条件恶劣，监牢里条件恶劣那是自然的，总结起来就是空间狭小和物资紧缺与没有自由。首先说空间狭小，30平米的牢房，住着二十个犯人，平均一人不到两平米。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吃喝拉撒都在里头，睡就睡大通铺，能不恶劣？而物资紧缺，当然你若是有钱人，那么监牢里的小卖部，也能为你提供各种吃喝用品，只是价格更高。当然你若没钱，那就只能吃监牢给你的象猪饲料一样的食物，冬天来了也不会白给你能保暖的厚衣服，除非自己买。在这个小空间里，一天中也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放风时间，能够在外面见见阳光。除此之外，都得在监牢里待着，狭小的空间，哪也不能去，不能大声喧哗，没有亲人陪伴，没有自由。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没有自由，这比没吃没穿更让人恐惧。

再说维持稳定。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别说都不是省油灯的那些，就是关进一些没干过坏事的普通人，互相间也难免磕磕碰碰，更何况能关里面的都决非善鸟（虽然也不一定都是大恶人）。而看守所这个地方，关押的分为几类。一类是还没有经法院判决的犯罪嫌疑人，这类人判决后就要送监狱，这里只是个暂存地。另一类是些判决有期徒刑不超过一年的人，他们很快也会放出去，所以也没必要大老远送到监狱。再有就是死刑犯，更待不久。看守所里的这几类人都待不长，都不需要象监狱里一样，给犯人分大量劳动改造的工作，去努力改造他们。这里的人，虽然也有少量劳动要做，但空于时间更多。空于时间一多，对于无聊的监狱生活，就是容易产生打闹的原因。对于看守所的管理者来说，他们不需要费心去改造这些犯人，他们能不能重新做人与看守所无关，只希望这里安安稳稳，他们完好无损的进来了，把那一年半载过过去，也能完好无损的放出去或者去监狱。如果被打出个好歹，监狱是不要的。总之，稳定压倒一切。

为了维持稳定，自然这里面的人（包括警察和也包括被关押的人）通过不段的摸索，竟摸索出些比较好的办法来。管理监狱的警察不是犯人，他不可能天天和犯人在一起，更不可能吃住在牢房里，所以犯人自己的监室还得犯人自己管理。犯人也要吃饭，吃饭时他们会三五个人围一桌一起吃，说是一桌，其实就是席地吃，不可能真有饭桌。这个看守所里，根据犯人吃饭时在哪一桌吃，就能看出他们的身份地位。一般是四桌，第一桌是一个监室里的牢头，用看守所的术语，就叫做值日，他和两三个与他关系最好，或者说有能力管制住下面人的人，或者是有关系背景的人在一起，他们都是老大，一同管理这里。第二桌通常是些能打架的，老大需要的时候，替老大出手，或者是些有钱的，靠钱买来各种东西巴结几个老大他们，换取不受欺负受点照顾，同时老大也需要这些有钱人来供养。第三桌和第四桌就是被压制被管理的那些了，他们通常没什么权力，只能看第一桌和第二桌的眼色，有时还受欺负。但第三桌和第四桌还是有一些区别，最下面的第四桌基本上就是些老大最不喜欢的那些人，于是让这些人干最苦最累的活，比如刷马桶。而第三桌通常也能从老大那里分得几根火腿肠之类。虽然只是丁点的好处，但在监狱里能吃到火腿肠，也比喂猪的牢饭强，第四桌通常是没这个机会的。

总结说来，一二三四桌，其实就是国王与贵族与平民与贱民的那种区别，一种严格区分彼此的等级制度集权制度。牢头在监牢里就是皇帝，狱警不在时他就说一不二。皇帝靠身边的几个大臣来出谋划策，而他们几个享有大部分下面人贡献上来的好处，吃更好的睡更大地方。第二桌就是武士和商人，一个为第一桌提供拳头维持秩序，一个为第一桌提供物质贡献。为此第二桌也能享受到很多特权，比如比别人占有更大的睡觉空间，从第一桌那里获得比别人更多的赏赐，等等。第三桌和第四桌就是纯粹的劳动力，为第一桌第二桌提供服务，比如说早上替他们打好洗脸水等等。只是第三桌能够拿第四桌寻开心，不过同样第一第二桌也能拿第三桌寻开心。桌与桌之间的区隔是严格的，第一与第二桌占有更大的生活空间，别人不能进入。他们能大声说话，而别人不能。他们训斥身份低的人，身份低的人不能还嘴。说到这里还要补两句，在这里不要以为自己有钱就能如何，你买来的东西首先要经过第一桌其中一个专管分配物资的人的手。而你买什么不买什么，也是几个老大有发言权，他们能替你修改定单，虽然定单也是你写，其实就是说你根本没有经济自由。不管外头你多风光，任何人到这里都一样，都得服从这里的规矩。

刚才说了，这里对于看守所的警察来说，他们只希望能够维持住稳定，别出事就够了。但是这样一种等级森严的结构，能够维持住稳定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首先只有牢头靠暴力为基础，才能压制住下面的人，让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下维持住一个基本的秩序，也不闹事。而对于身份高的犯人，他们的目的就不是维持稳定，他们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维持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只有这样的制度，他们才能获得尽量舒适的生活。森严的等级，不意味着就是绝对的，因为总要有人释放或者改到监狱里去，这样高等级的位置就会空出让底下的人去争。这个等级制度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至于如何流动，那就看下面的人是否遵守老大制定的规矩，在老大面前积极表现了。受不平等待遇的人，客观上反倒更积极的维护了这种不平等的秩序。虽然如此，维持稳定与等级森严，却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的，两者就象亲兄弟一样，不能离开对方。而这，都是以看守所里必然恶劣的环境，为前提的，假设这二十人人人都象西方的监狱一样，都有自己的单间有自己的电视电脑空调，比宾馆还舒服的生活。那还需要什么森严的等级干什么，直接过自己舒服生活都心里开心的要死，还闹什么事？

再说说这里不同的牢头，他们不同的管理风格。第一种是那篇帖子作者的前任牢头（那个作者自己在外面也开着不小的公司，想必管理经验也是丰富的，所以到了里头后来也做了牢头），他施行着一种严厉的法律制度。说到这里我补两句，牢头们的管理虽然都是集权的霸道的，但也同样可以分为依法治狱和秃子打伞无法无天的两类。他的外号叫小圆头，他是这里的值日，出了什么事狱警首先就要过问他。所以他极不希望这里出事，不然他就得挨骂。而他身边几个第一桌的和他面和心不和，总盼着出点啥事，把他挤下去。他定出了许多苛刻规矩，比如说没事时除了几个享有特权的人外，都不准到处随便走动，也不能交头接耳。违反了他定的规矩，那自然是要挨打的，所以大家也只得遵守这些规矩，遵守了规矩就不会挨打。这些苛刻的规矩虽然让底下的人很不自在，但也同时确实让他们绝对保持安静的状态，自然也就不容易发生打架斗讴的事情了，过的不自在，但至少能得到一定的安全。其实，牢头这样，也算是为监室的所有人提供了一种保护，维持了一个秩序，所以牢头自己为此也是很辛苦的，费神费力并不舒坦。

小圆头走后，接替小圆头的就是那帖子的作者。新值日刚上任，他的威信不如前任大，但他自己家里比较有钱，他有能力靠自己的财力，让下面的人得到点好处，同时也废除了一些过于严磕的规矩，比如不准说话，来收买人心。但他自然也是有自己的法律是要执行的，旧的犯人习惯了在一种高压的法律下过平静的生活，但新来的犯人却不一定。于是他就规定，新来的犯人首先必须把裤子脱下来，来挨九个板子的打，为的就是好好杀杀他们的威风。其实别的监室也有用暴力对待新犯人的习惯，据说都是花样翻新的玩，同时也是为老犯人解闷，所以这对新犯人来说是难熬的一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只不过这里规矩却是明了的，只有九个板子不会多也不会少。既然规矩是明了的，也不会让新来的人对于未知的暴力过于恐惧，容易接受忍过去就是了。他自己也是个有心机懂人情的人，说话知道分寸总能说到点子上，一些犯人违反了他制定的规矩，他说要惩罚时，别人多半也是容易接受。而他自己呢，光有大棒是不行的，靠自己花钱买来的东西，首先来笼络第一第二桌的那些让，让他们作为自己的左膀又臂，替他分担管理监室的工作，这样他自己也不太累。有时也给下面的人分点吃的东西，或者香烟什么的，让他们也能得到点好处，这样就不至于找麻烦。总之呢，他是采用了大棒加胡萝卜的办法，比他的前任只采用大棒的办法，更能收服下面的人，摆平各种矛盾。虽然谈不上心服，但能不给他闹事也就够了，毕竟他也没打算在这里做长期打算，总要想办法出去的，能维持住就够了。

和他们前后两任相反的一个例子，就是另一种无法无天的集权统治了。这个牢头在帖子里叫阿辉，原本也和作者在一个监室一个桌吃饭。他不是个安分老实的人，所以让作者始终感觉他是个威胁。不仅威胁他自己的地位，对他的监室的稳定秩序，也同样是个威胁。正好旁边一个监室的牢头不够强横管不住人，下面人总是闹事，于是作者做了个人情，建议狱警分配他到旁边的监室去协助那里的牢头管理，其实就等于让他顶那个牢头的位置。这一招很管用，阿辉屁颠屁颠的去上任了还对作者感恩待德，而作者也正好除去了一个心腹大患。作者说阿辉这个人翻脸比翻书还快，就凭着他这人过去练过些功夫，凭着暴力就喜欢为所欲为，对谁都欺负。阿辉去了隔壁监室可那里依然鸡飞狗跳，他喜欢玩一种名叫铁心拳的游戏，其实就是用自己的拳头狠命向挨打的人的胸口打过去，他找各种理由玩这个游戏，只因为他觉得铁心拳好玩。这种小霸王鼓惑崽一样的阿辉，有一个小混混流氓的青年，竟特别崇拜他。而作者这个监室里的几个老大，原本也挺看重这个小混混想提拔他。可他仗着自己有老大照顾，却总是为所欲为起来，不听老大的管束，成了一个不稳定因素，这让作者很头痛。有一次新来一个犯人，老大要他去执行打屁股的规矩，这是看重他的体现，可他竟然不听，很让老大没面子。更倒霉的是，这次接替他执行打犯人这个工作的人，竟被狱警发现了，被上了手铐好几天。他竟然说道：我就知道，总搞新犯人是要出事的吧。这句风凉话把全监室的人都得罪了，于是老大们找了个理由，把他发配到隔壁那个监室了，而他正好也崇拜隔壁那个阿辉。他去了后，为了讨好那个阿辉，就总是向他献殷勤伺候他。但是据说，凡是离他越近的人，他翻脸的可能也越大，他凭着自己的拳头寻别人开心，寻的就是他身边的软蛋。

再有一种监室，这里就不说牢头了，因为这种监室实际上并没有牢头。前面说了，由于条件恶劣，自然总是容易产生这样那样的打斗。而这种监室，由于好几个强人在一起，互相拉一些人成了几个派，谁也不能彻底制服谁，于是整天就打打闹闹乱糟糟的。后来据作者说，这个最乱的监室，看守所方面实在也是没办法，干脆撤消这个监室把所有人都分散到其他监室了事。后来这个监室关进来一个爱滋病犯人，才知道看守所真实的目的，为的是找一个单独的隔离室。当然，理由是各种各样的，但有需要的时候，肯定是这种监室首先撤消。因为这属于最失败的一种，就象非洲那些又穷但又打来打去没完没了的那些国家，那些被遗忘的国家。

总之，据作者自己说，他靠他大棒加胡萝卜的办法，把他那个监室搞成了看守所最好的监室，后来还得了五好监室这个奖励。其实五好监室的奖励不过是几个毛巾肥皂之类，哄小孩一样的游戏。据作者自己说，他后来释放后离开这里的第二天，这里就打翻了天。我猜，或许是因为他自己这个强人走后，留下了大量的权力真空，而他自己后来也没刻意去培养接班人接替自己的位置，毕竟这里不是他的家，能维持住就成。所以，那许多人为了能向上爬，最好的工具就是暴力了。在过度时期暴力集中的时候，也可以说这里的人都更自由了，所有人都能无法无天的闹，暂时不受牢头管。在一片无秩序的暴力之后，当然更多还是得依靠作者这样的头脑，才能再次产生一个新的皇帝，继续维持过往的那种秩序，开始一个新的循环。

英国《金融时报》：鲜为人知的中组部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马利德2009-12-21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393？page=1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中国最高领导人住宅区以西大约一公里，坐落着一幢没有标志的大楼。入口处没有招牌显示楼内办理何种事务。大楼使用者的电话号码没有列入电话簿。从楼里打出的电话不显示来电号码，只有一连串的零。

不过，在今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执政60周年之际，这里的工作人员也在悄悄庆祝。这个组织即便在中国国内也鲜为人知，它被称为中组部，即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30年动荡的经济转型，它已成为共产党执政必不可少的组织。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拥抱市场，推动了高速经济发展和一场社会革命。中国公民在很多方面都比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任何时候更为自由，也更为富裕。他们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工作，出国旅游，购置房产和轿车。然而，在经济和社会的某些层面放松管制的同时，党下了一番功夫，确保自己紧紧抓住它权力的杠杆。

党仍然直接控制着军队和媒体。中组部是其第三大、也是最鲜为人知的权力支柱，掌握着各级政府和行业的人事大权。市场经济所释放的自由，非但没有削弱该部门的地位，反而令人事控制在权力角逐中变得空前重要。高层官员相信，有能力审查政府官员对领导层的忠诚度，对于党在未来持续掌握执政权是至关重要的。

自2007年年末以来，中组部部长一直由李源潮担任。在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中，他的思想相对开放。李源潮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短期进修，在解放思想、推进党的现代化建设方面，他站在了最前沿。不过，他在组织部的日常职责还绝对是老一套。

中组部复制了前苏联所称的“权贵阶层”（nomenklatura），即一份组成共产党统治阶层的党员“名单”，名单上的人有资格在政府控制的各个领域担任要职。“制度完全从苏联照搬过来，但中共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广州中山大学的袁伟时表示。“中国做得更为彻底。（党）想要领导一切。”

要想对中组部的职能范围有所认识，不妨试想在华盛顿有一个平行部门。这个假想的部门将监督以下人事任命：美国各州的州长和副州长，各大城市的市长，联邦监管机构负责人，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沃尔玛（Walmart）及其它50来家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的法官，《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总编辑，各电视广播公司和有线电视台的老板，耶鲁（Yale）、哈佛及其它重点大学的校长，以及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和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等智库的领导。

在中国，所有的对等职位都由党通过中组部任命。除了少数几位象征性的非党人士任命，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士都是党员。不仅如此，审查过程是闭门进行的；宣布任命时，中组部也不对任命的依据作任何解释。当中组部否决候选人晋升时，它同样秘而不宣。

通过该部门施予的、以最有权的党和政府职位为形式的恩惠，使其成为体制内最激烈内部政治角逐的平台。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各派系集团、中央和省，以及附属于不同部门和产业的个人，无不竭力把自己人安排在政府机构中具有影响力的位置上。

“如果腾出了一个局长职位，北京的许多高层官员都会想让他们的自己人填补空缺。这种时候，中组部的任务会很艰巨，”知名的自由派杂志《炎黄春秋》（Annals of the Yellow Emperor）主编吴思表示。“选拔本应以德才为依据，但实际上它变成了考核你与该部门的关系以及你的后台的地位。归根结底，你无法绕开组织部。”

在政府职位人选未经选举或公开竞争产生的情形下，确保任命的幕后角逐，就成了中国政治的精髓。作为此类争议的“清算机构”，中组部不仅成为整个政治体制的机构中枢，也已成为围绕各项改革的战场——这些改革对党的现代化建设十分关键。

不断相互角力的紧张局面，妨碍了党的现代化进程。政治局力图实现最高官员选拔程序的专业化，但同时又作出惠及亲信和亲属的任命安排，从而破坏了专业化进程。在地方上一人独大的官员则更加明目张胆地无视规则，建立了通过买官牟利的市场。

从表面上看，今天的中组部已与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建立的那个组织大相径庭。任命规则已编列成文，形成70多项条款，读起来颇似法律。晋升与工龄、教育水平和每五年必修的党校课程挂钩。

担任省长或市长等职的官员必须接受评级，依据是一长串看似由管理咨询师拟定的数字指标。经济增长率、投资、当地的空气和水质量以及公共秩序，理论上都是绩效评估标准。

中组部已摆出资深跨国猎头公司的全部架势——利用心理测试和测谎仪，并与考虑提拔的官员的同事作秘密面谈。在党内的现代派看来，制定考核标准对提高政府的行政水平、把腐败控制在最低限度至关重要。

但这些规章存在漏洞。比如，被认为是“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可以不论资历得到提拔。“最终，一切都取决于有没有人注意到你，”该部门的一名顾问表示。“不存在什么科学的制度。反正在这些复杂的评估中，几乎所有人的得分都一样，因为如果你不一样，你的上司就会难堪。”

中国高层领导人长期以来掌握着特定部门和行业的大权。前总理李鹏曾是电力行业的长期统治者，他的两个孩子在该行业一路晋升至实权职位。另一位前总理朱镕基曾负责金融业，这使他能够任命大型金融机构的主管，自己的儿子也担任了中国最大投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ICC）的高薪总裁。

科技部门则由党的前总书记江泽民把持。他撇开了中组部内的专家，而将自己的亲信安排至高层，并扶植其子担任上海科技部门要职。不久前，在能源部门高层的任命上，某些主管法制和国家安全的政治局成员也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力。

过去十年来，党试图超越裙带关系，转而注重能力。在这方面最有效的手段绝对是一种老式做法。中组部对有发展前途的官员作压力测试，派他们在全国不同地区、不同行政单位之间轮岗，只有在他们经受住考验后，才将他们调回北京，安排进中央权力机构。

以陈德铭为例，在2007年升任商务部长——主管贸易政策、谈判和外资政策——之前，他已经在三个截然不同的职位上任职。

在担任苏州市长、市委书记期间，陈德铭推动把这座地处长江三角洲、邻近上海的城市建设为中国最先进的制造业枢纽之一。他对地方利益的维护，使他赢得了赞誉，即使这曾令北京难堪。

离开苏州后，陈德铭被调往陕西省，他的名声在那里继续得到保持。最后，他被调回北京，主管敏感的能源工作，直至晋升为商务部长，开始主管贸易。

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的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Carlos Gutierrez）2007年曾与陈德铭会面，对于陈德铭上任不久、却对自己的工作有如此之深的理解赞叹不已。古铁雷斯表示，陈德铭的职业生涯令他想起了一些成功的跨国公司让其有前途的管理人员经受的艰苦磨练——先把他们派往不同的区域分公司和表现不佳的部门，让他们深入第一线，然后才调回总部，考察他们在总部的表现。

中组部在逐渐掀开其运作的面纱。不过，改变旧习惯谈何容易。今年，它任命了一名发言人，但迄今尚未公开此人身份。尽管再三请求，但中组部还是没有答应就这篇文章接受采访。

公众能够与北京中组部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其唯一列出的号码12380（该号码有一段录音）或是网站，报告任何“组织”问题。

李源潮的朋友曾开玩笑说，在他们眼里，中组部的保密做法显得荒谬。他们想问一问身为中组部现任部长的李源潮。“我们还是地下党吗？”他的一个老友大声说道。随后他坦言，他可以与李源潮谈论任何事情——但工作除外。

买卖官位

当邻近香港的商业城市深圳市市长许宗衡6月份因涉嫌腐败被罢免时，该案的很多情节人们都很熟悉。许宗衡仍在接受调查，他被指控用批准建筑项目换取贿赂，这是中国贪污控罪的标准罪名。

但对许宗衡的另一项指控，则令中央政府的反腐官员更为担心，那就是，许宗衡的市长职位是买来的。买卖官位在中国地方政府中非常普遍，但买卖市长这样高的职位还很少听说。深圳是中国最富裕城市之一。

在小地方，最受欢迎的待售官位是党委书记和地方组织部部长。这两个职位都拥有极大的自行决定权，能够任命下属官位，以换取钱财。

吉林省组织部的一份内部书面文件，坦率列举了这类交易中的贿赂、腐败、欺诈和不择手段的利己特征。英国《金融时报》得到的这份文件，将升职竞争描述成“四种赛跑比赛”，破坏了组织部规章制度。

在“短跑”中，官员们投机性地抓住领导层重组的机会，游说上级官员提拔自己。在“长跑”中，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巴结奉承领导，并且会进行人情投资，比如招待上司、送礼以及帮助上司解决问题”。

“接力”赛则需要召集“来自亲戚、朋友、同学以及老乡的多层次推荐”，以接近领导。在“障碍赛”中，官员们会越过自己的顶头上司，往往利用已退休的共产党干部代表自己对组织部施压。

1994年到1999年曾担任中组部部长的张全景告诉中国国内媒体：“经历过战争时期的老一辈高层官员与年轻一辈不同，年轻官员往往只为自己考虑，并且主要是为了追逐权力、工资、地位、住房和医疗。这种思想引发了嫉妒心理，助长了买官升职的风气。”

2007年，四川发生的一起案件显示了这个官位市场的价值：一名男子假冒某组织部官员，打着可帮忙谋官的幌子，从当地一名官员那里骗走了6.3万美元。

译者/何黎

瑞迪：中国影响了戈尔巴乔夫面对东欧政局的选择

作者 瑞迪

发表日期 19/12/2009 更新日期 20/12/2009 08:06 TU

1989年中国与东欧国家的民主运动走向了不同的结局，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二十年后，中国藉经济高速增长，在国际舞台迅速崛起；而东欧则在民主尝试的曲折中，谋求经济的发展。中国媒体众口一词地盛赞经济发展成就；东欧舆论则专注反思这二十年道路的成功与失败。如何看待东欧各国这二十年走过的道路？如何理解东欧国家民众对现实表现出的失望与不满？我们采访了法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东欧问题专家鲁布尼克先生。

问：东欧剧变二十年，各方舆论都在总结这二十年间东欧各国走过的道路。庆祝共产党政权垮台的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东欧民众对当今现状怀有某种失望。能不能将这种失望归结于一种对过去的怀念？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失望？

答：相对于二十年前的一些过高的期望，可能的确有某种失望，但是，这其中没有任何想重回过去的愿望。必须区别看待这种失望的情感。因为任何重大的，彻底的变化都会伴随着这种情感，特别是在社会动员如此广泛，对未来有如此多的期待的情况下。当时，人们盼望着一下子就能在赶上西欧国家的经济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但不是对所有人，也不是以同一种方式。所以，他们并没有任何想重回过去的愿望，但面对民主现实他们感到某种困惑。

另一方面，1993年到2008年这15年间，这些东欧国家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增长是西欧国家的两倍。但是，经济危机来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因此，在面对民主变革的困惑之外，他们发现他们曾经向往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陷入危机，这是他们此前没有想到的。

问：您刚才提到这些东欧国家民众对民主体制有些失望。一些调查也显示，这些国家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对民主体制有信心。怎么解释这些刚刚体验到民主体制的民众会对现实中的民主如此失望？

答：我想，这其中有好几种原因。其一，是在最近十、或十五年间，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无论是哪一派精英）大体继续了同一种政策。也就是说，政府换了，但是，政策没变。他们继续面向必要的改革，面向加入欧盟的目标，努力达到入盟标准等等。民众面对这种局面因此有些厌倦，感觉政治本身已经失去了主体内涵。第二个原因是贪污腐败。这些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切为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体制，转向了经济的全面私有化。这就使那些当权者或者接近权力的人可以通过不透明的手段，独揽利益，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原来的共产党机器摇身一变，转型投入私有化。这也是民众感到失望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其中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人们以怀疑的目光看待权力阶层和政治，对严重的贪污腐败表现出一种鄙夷和愤怒。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些国家的社会从未经历过如此多的个人自由。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没有人想倒退到从前。表达的自由，旅行的自由，消费的自由，创业的自由，等等，等等，这些自由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缺少的是影响公共事务、影响政策、影响集体决策的能力。一句话，他们有广泛的个人自由，但影响集体决策的能力有限。

问：在缺少影响集体决策能力背后，是否也有对民主建设缺少认识的问题？民主需要建设，不会因为共产党政权垮台而自动建立起来。

答：对。这当然也是一个因素。在很多情况下，开始时，很多人认为民主就是选举。的确，开始自由选举的时候，选民投票率有时非常高，达到百分之八十、九十。但是，民主并不仅仅是选举，同时也是社会有监督掌权者的可能性。不只是每四年一次在选举的时候来参加投票，同时也是有可能定期地、经常地参与公共讨论、公共决策，有能力影响公共决策。这也正是这些东欧国家民主体制的最大弱点：公民社会力量不足，又缺乏组织。三权分立的机制难以建立。而执行机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间各自独立恰恰是民主体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司法独立，这种独立在这些国家还难以建立起来，传统陋习仍然在继续。

我们常常以孟德斯鸠的学说为依据谈三权分立。其实，还有两项权力的独立对民主体制十分重要。一是安全机器，也就是军队和警察；二是媒体。东欧国家如今面对的民主困难往往或者与从旧政权沿袭而来的安全体系继续运作有关，或者与媒体不能成为权力的有效制衡机制有关，这些媒体往往继续是权力的附庸。但是，我这里描绘的是一个整体的情形，审视各国的不同形势也很重要。

问：从您的介绍来看，是不是可以说，共产党政权虽然在这些国家垮台，但是共产党时代的思维方式还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在各国继续？

答：这是肯定的。历史的痕迹不会很快抹消。共产主义在苏联持续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在东欧存在了四十年。这当然会留下痕迹。但不同国家，程度会有所不同。这种痕迹可以存在于组织中，因为原来的政党机器和安全体系的网络投入资本经济后继续运作；这种痕迹也可以残留在人的思维、习惯、或者政治文化中。过去的那一套习惯，如与政权、与权力的关系，等等都在继续。语言变了，但是内容经常同过去十分相似。

问：二十年前，东欧共产党政权连续垮台的同一年，中国天安门广场由学生发起的大规模争民主运动被镇压于血泊之中。如何理解这些东欧国家领导人面对政权被颠覆的危机而没有校仿中国的选择？

答：中国的发生的一切与东欧国家完全不同恰恰证明当时并不是只有一种选择。中欧国家的一些政治机器和安全机器可能都想到过使用中国六四方式。决定这些国家另作选择的因素是戈尔巴乔夫，是莫斯科。东欧国家前几次谋求变革的努力都是以苏联的反对而夭折。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1981年的波兰团结工会的诞生等等，这些尝试都因为莫斯科的干预而失败。但是，1989年的最大不同正在于戈尔巴乔夫。他告诉东欧国家的改革派，莫斯科不会反对。不仅不会口头上反对，更不会军事干预。要知道，当时，苏联在东德有40万军队驻守，在整个东欧地区，苏联驻军人数多达一百万。他们完全可以采取行动。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这些共产党政权在明白苏联不会来帮忙之后，他们就只有谈判这一条路。谈判完成过渡因此成为可能。这是1989年的奇迹所在。但是，这个奇迹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那些游行者和反对派人士没有选择暴力抗争；另一方面，在位政权接受了不使用武力的选择。但政权之所以没有使用武力，主要是因为没有莫斯科的支持，戈尔巴乔夫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天安门学生运动开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其实正好去北京。我想中国在他的决定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北京的情形让他面对了是否应当使用武力的选择。6月4日，北京学生被镇压的同一天，波兰进行首次自由选举。也就是说，同一天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戈尔巴乔夫是东欧政权不选择武力方式的关键人物。我想，中国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戈尔巴乔夫。做为东欧苏维埃阵营的领头人，中国的经验迫使他思考他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是像中国政府一样使用武力呢？还是参照过去武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经验？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1981年的波兰，每一次使用武力都只是延迟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这是戈尔巴乔夫的选择。

当然，二十年后，如何看待这项选择产生的后果，观点有所不同。东欧国家当然很高兴，因为可以说他们没有使用武力就获得了解放；但是，今天的俄罗斯民族情绪上升，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十分尖刻。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使俄罗斯失去了大国地位，促使了苏联的解体。他们指责戈尔巴乔夫使俄罗斯处境困难，陷入危机，失去了他在国际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而与此同时，中国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选择民主改革，只专注经济改革，通过经济成就获得大国地位。这是1989年的两种选择。东欧国家选择了政治改革先行，希望政治改革能够带动经济上和其他层面的变化；而中国则选择了继续抓住政权，但引入市场经济。1989年6月4日，无论对东欧国家，还是对于中国，都是一个转折。双方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以不同方式走出了旧体制。要知道，此后的中国也变了，也不再是以前的体制，但中国选择了以经济改革的方式走出旧体制。

问：1989年以后，中国政府搁置了政治改革议题，集中发展经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令世界眩目，中国也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大国。而东欧国家则往往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性。一些媒体因此也提出中国经济先行的模式好于东欧国家先政治后经济的模式。您怎样看？

答：首先，东欧形势不能统而论之。这二十年的成与败在华沙、在布加勒斯特、在布拉格与在其他地方明显不同。这些国家都经历了惊人的经济发展，建立了民主政体，他们如今是欧洲联盟和北约组织的成员。一位波兰学者最近在布拉格的一次东欧形势研讨会上总结说，波兰的今天不只是最近三十年，而且是最近三个世纪最好的时期。也就是说，这些中欧国家的成果完全是成功的。

但是，在巴尔干地区情况则不同。南斯拉夫发生了战争，南联盟解体。民族主义走向暴力，边界重新划定，民族问题突出，等等，他们利用民族主义走出共产主义，其结果当然不同。波斯尼亚面对的是一场人类悲剧。此后则是很长时间的恢复期。

如果从俄罗斯看，这二十年的变化有成有败。社会自由了，但是大国地位削弱了。俄罗斯不仅失去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而且也失去了对其边缘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格鲁吉亚危机和乌克兰天然气风波都反映俄罗斯试图恢复对这些国家的控制。

所以说，从华沙、从贝尔格莱德和从莫斯科不同角度看，这二十年的成就评估也不会一样。

余秋雨问鼎“华语世界第一文盲”网友自发评选

2009年12月15日08：19：36 　来源：中国经济网

编者按：日前，重庆市某大学扫盲中心编写的《新编实用扫盲教材》里，对现代人扫盲的范围进行了新的定义。包括不会理财、不了解用电常识、不遵守红绿灯等等均被纳入“文盲”范畴。“文盲”定义一出，立即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发起了“华语世界文盲”评选，余秋雨在榜单中意外登顶，成为“华语世界第一文盲”。此外，郭敬明进入“文盲榜”的理由很简单，网友对其的评价是“我一直不明白他的文字到底想表达什么”。而于丹那句“豪猪是一种野猪”也成为她入选“文盲榜”的理由。

余秋雨无病呻吟成“文盲”

余秋雨进入“文盲”行列的理由是，空追求文采而没有真情实感。12月3日，余秋雨为南京钟山所作碑文，也成为他名列“文盲”的证据。碑文中写道：“南京人民于甲申之年启动整治宏图，斥资五十亿，搬迁十三村，移民两万余，增绿七千亩……一时气象万千，如画卷新展，岭苑初洗，经典再现……主事者命余作文，方落数语，已烟霞满纸，心旷神怡。”对于此文，网友评论说，“这完全连自己都没被打动，这样的状态下有才华又如何？多几个排比句无非是在炒冷饭时打了一个蛋，让人多吃两口罢了。姑且不说这半文不白里用了好几个没必要的‘之’，就说那‘烟霞满纸’，就令人笑破肚皮了，那是夸别人的话，余秋雨却用在自己的文章里。正如‘我写这篇博客，才写了一个开头，就觉得字字珠玑，妙笔生花。’”对于此文，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的评价是：“余秋雨的钟山碑文，刻在石头上，但我希望周围杂草速生，藤蔓疯长，将其遮盖；如果石质疏松，不久崩解，更是喜出望外。”

余秋雨“不是作家是书商”

有网友如是感叹：“文人因有‘民生之心’、忧国忧民而名垂千古。古时杜甫为未能救人民于苦难而‘泪满襟’，今有余秋雨为钱财曝光率而上电视；古时有陆游‘但悲不见九州同’，今有余秋雨见‘斥资五十亿，搬迁十三村，移民两万余’而叹‘经典’。看来，余秋雨虽然文采飞扬却少了满腔热血。如今，如余秋雨这样所谓的作家已经成为‘书商’，不求能写出真情实感的文章，只求书能有好销量。”网友“水琉璃”也表示，当文人趋于物质和功利以后，一切都变质腐化了。除了商业价值，再无其他。

有网友说：“失掉一个文人应有的关注民生之心，等于自掘坟墓。所谓的文化人应该重读杜子美、韩退之千遍万遍。诚然，如今很少有真正能感动读者的好作品，也难怪，当文学被铜臭渲染后，像余秋雨之辈，以大师自居，在凤凰卫视散播他的文学范畴和见解，就像李敖所批评的，伪文学派而已。其实识不识字、有没有文采只是必要条件之一，要想成为文化人，心系社会、悲天悯人或许才是最重要的。心盲了，堆砌再多的辞藻也是枉然。”

网友总结的文盲标准

第一：不了解新技术；

第二：电脑时代每天敲打键盘提笔忘字的；

第三：固守《现代汉语词典》不懂网络用语，不知道“童鞋”“杯具”的；

第四：谈话时总喜欢带几个英语单词，动不动就来句“一张vip看两场动物show”、“众多CEO看好CBD”之类的；

第五：从不以抄袭为耻的。文化界典型的是郭敬明，学术界的N多博导等等；

第六：文字媚态十足型的。比如余秋雨大师的“含泪劝告”实属典型；

第七：有文化，但把书念丢了的。例如“让领导先走”之类的；

第八：不懂得穷人经济学，只知道给富人说话的。比如任志强；

第九：政治考试不及格的；

第十：数学是语文老师教的那些人。比如大会小会上，领导总结发言我只说三句话，结果三十分钟都没搞定；

第十一：对名牌logo走火入魔者。A穿了一件“B2”logo的T恤和B在一个高级会馆共进晚餐，B很羞愧自己不认识“B2”到底是什么高级牌子，怯怯地问A，不想A很不屑地告诉他，这只是他们的工作服。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9-12/15/content_12647680.htm

调查称仅11.2%的人认为教育公平民意齐指三顽疾

CCTV.com 2009年12月15日09：16 进入复兴论坛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9年是教育公平备受考验的一年。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北京益派市场咨询有限公司和民意中国网，对全国30个省、市、区2952名公众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中，56.5%的人表达了他们对当下教育现状的担忧——“越来越不公平”。仅11.2%的人认为教育越来越公平。

择校费、大学高学费和高考加分政策，是公众心目中最严重的教育不公平现象，分别有75.8%、69.7%和58.7%的人选择。

此外，“高考”成为人们心目中教育不公平现象最集中的环节，30.2%的人首选此项。接下来依次是：义务教育阶段（26.8%）、高中教育阶段（20.3%）、高等教育阶段（14.4%）。

“裸考”再成民心所向

76.9%的人建议取消一切可能滋生腐败的高考政策

今年高考前后，闹得沸沸扬扬的“浙江高考航模加分”和“重庆31名考生民族成分造假”等事件，让执行多年的高考加分政策面临信任危机。

本次调查中，分别有76.3%和75.3%的人，将这两起高考加分丑闻视为“2009年最损害教育公平事件”。58.7%的人表示，事实上高考加分政策严重破坏教育公平。

受访者表示，高考加分和保送制度，只是“看上去很美”，执行中却逐渐成为权贵盛宴，自主招生也时有丑闻爆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大今年11月开始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再次掀起网友热议。虽然北大的此次动作被认为“初衷甚好”，从目前来看，新措施在执行上也颇为透明，但仍有不少网友担心：这只是第一次，而且范围有限，舆论监督得也很紧，任谁也不敢在今年冒天下之大不韪。可将来一旦扩大试点，在当下中国，谁又能保证得到授权的校长们个个都不为权钱所动？

本次民调也显示，39.9%的人担心北大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会严重损害教育公平。32.7%的人将高校自主招生视为存在严重教育不公平现象的环节——这还不算此举加大了多方面的高考成本。

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东平，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加快制定《考试法》，严厉打击作弊行为，追究政府、考试组织机构、大学、中学在考试招生中弄虚作假、侵犯受教育者权益的法律责任。

简单的“裸考”就有那么难吗？本次调查中，76.9%的人建议，取消一切可能滋生腐败的高考政策——显然，“裸考”再成民心所向。

“择校”顽疾期待良医猛药

76.1%的人认为应取消任何形式的择校费，62.7%的人建议政府资建充足的打工子弟学校

上任不久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第一把火”就烧在了“择校”上，表示要努力实现2012年义务教育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基本均衡，这让民众看到了破除择校费的希望。但也有人怀疑，被教育部门三令五申叫停却仍然热度不减的“择校顽疾”，真这么容易根除吗？

本次调查中，60.8%的人指出，“校际差异巨大，就近入学被架空”严重损害教育公平。“校际差距过大导致高额择校费”成为公众心目中最严重的教育不公平现象，75.8%的人选择此项。

76.1%的人认为应取消任何形式的择校费；71.5%的人建议推行公立中小学教师跨校轮岗，平衡学校间的师资差距。

公众选出的最严重教育不公平现象还有“大学高额学费对家庭困难学生造成压力”（69.7%）和“进城农民工子弟读书难问题”（58.6%）。

2008年底，全国范围内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校和打工子弟校的学杂费和借读费已被免除。不久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决定对中职农村经济困难生等逐步免学费。农民工子弟读书难问题将得到进一步缓解。

但也有网友担心，即使政策能够落实，还是难以保障农民工子弟读书问题。“现在城市学校中的择校费、户口限制等一道道的门槛，减免学费又能多大程度上解决他们‘读书无门’问题？”

本次民调中，62.7%的人建议政府出资建设充足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林绍强：我旁听了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

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我来到距金边约四公里、与柬埔寨国防军军营比邻的联合国审判红色高棉的国际法庭。

法庭外面的广场上，停泊着数十辆轿车，四、五辆大巴士和多辆摩托车。

上百名穿着校服的青少年学生和十来位西方人排队准备进入法庭。

我和他们一样，先在左侧的窗口办理手续：登记身份、托管我的照相机和手机（法庭内禁止拍照和通电话）、领取一张入门证。然后再到右侧大门排队，等待接受安检。

这一天，对恶名昭著的S21屠杀馆刽子手康克尤（Kaing Guek Eav）的审判已进入最后程序。二楼的法庭主会场上，一千多个座位已经坐满，只能从电视看现场直播的楼下约四十位的小厅也已满座。与这小厅为邻的，是记者室。约三十名西方男女记者聚精会神地面对各自的电脑和现场直播情况紧张地工作。

我只好跟着几百名青少年学生、约二十多位西方人和一些高棉人坐在法庭外面搭起的大棚下的椅子上看大屏幕电视现场直播。在这里，人们可免费饮用矿泉水。大棚的尽头，有售卖面包、熟食品、零食和饮料的摊档。

十多名包括法国、加拿大等国的西方记者和法庭的摄影记者、柬埔寨电视台记者在周围向听众进行采访。

法庭上下还有许多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地为听众解答问题。他们说，法庭每天都安排五百名中学生前来旁听，他们来自不同省份。他们都是自费而来。其目的是让下一代人了解柬埔寨有过红高棉统治的历史。

他们说，今年二月开庭时，还见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记者，现在他们基本都不来了。而西方记者们是锲而不舍地一直到这里采访，随时向他们的国家发布消息。

他们还告诉我，国际法庭欢迎任何人，若拥有前红色高棉杀人的证据，例如埋人的坑洞，死者？骸等等前来举报，国际法庭必会安排时间和人员免费护送他们前往采证而不计路途遥远、道路艰难。

工作人员还指着法庭外右上方、有四、五个持枪的军人守卫着的一间平面建筑，对我说，那里囚禁另外四个红高棉大头目：前民柬国家主席乔森潘，前外长英萨利，前柬共副总书记农谢和前社会事务部长、英萨利的妻子英蒂迪。他们都已八十左右的高龄。四人被分开隔离，但每天可观看电视上的法庭现场直播。

现场还摆放许多供人们免费索取的小册子和其他印刷品，介绍有关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的筹备工作、法律程序、康克尤的简历、七名法官、九名检控官、两名辩护律师和十五名国内法律师的资历。

在上述法官、检控官和律师中，十七位是柬埔寨人，其他人来自法国（四人）、新西兰、澳大利亚{两人}、美国、阿联酋、印度、贝林、英国、瑞典、德国和法属玛拉加斯卡。在上述三十二人中，八位是女性。

大法官由柬埔寨的尼嫩（Nil Nonn）担任。他早年考取越南胡志明市法律大学学士，并于1993年在马德望省担任大法官。他熟悉国际法和人权法。除了柬语，他还精通英语和越语。

电视上，主要是播送检控官谢莲（Chea leang）女士冗长的发言，偶尔也出现六十七岁、穿着半旧的淡蓝色囚服、沟壑的脸部遍布老人斑，眼睛大而无神的康克尤的画面。

每次开庭、休息和结束，都由尼嫩大法官起立宣布。

谢莲是法庭审判康克尤的主要检控官。她于1995年毕业于德国马丁路特大学法律系，96年开始其法庭审判部的工作，后期又在丹麦进修人权法、在日本参与关于国际犯罪法庭的判决。

上午十点三十分，有九十分钟休息。十二时正，继续开庭。我这时可走上二楼主审法庭现场。

在这里，每个入场者必须再次接受严格安全检查，连和尚也不能例外。

开庭的钟声响起，隔着听众大厅的法庭拉开？大布幕，隔着玻璃，可见法庭正中分两排端正坐着主审法官、检控官和律师共十六人，下面左侧是多位检控官，右侧是两位辩护律师、记录员。康克尤坐在右侧最下面的被告席上，他的两旁各有一位看守他的警察，左侧的最下面，是为数大约十人的证人。

每个观众座位上，备有耳机，可即时收听法庭上的发言，分别有柬、英、法三种语言。在这一千多位观众中，绝大多数是本地的高棉人，接着是西方人。

尼嫩大法官首先起立，宣布复庭。接着谢莲检控官起立，开始继续她上午的发言。

审判红色高棉的国际法庭自今年二月十七日开庭以来，谢莲检控官代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受害的近两百万死者和全国人民，列数红色高棉统治三年多来各个时期的种种滔天大罪，例如用暴力和谎言驱赶城市人民到偏远山林自生自灭，强？全国农民在极端恶劣环境下超体力劳动且不顾病老？弱，让全国人民遭受饥饿、疾病的摧？，以清除阶级敌人为名大批大批屠杀无辜民众，有许多是整个家庭成员男女老少全被杀绝。其所采取的残酷手段包括活埋、投河投井、剌杀、砍头、枪毙等等；在其刚上台期间，把大量被怀疑投奔越南的民众集体杀害，当其下台期间，又把不再跟随其出逃的数以千计的民众就地杀害。导致全国各省市、乡村、山区甚至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遍布人民的？骨残骸。所有被害的民众，都是在毫无救援、无法反抗地极端痛苦而死。所有这些，都是柬埔寨共产党对国家和人民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

谢莲说，康克尤作为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得到柬共高层的信任，对被投进S21监狱的一万七千名民众，他有绝对权力、不受丝毫制约地向被捕者施加任何最？暴的手段，包括挖眼睛、锯腿、身体倒吊淹水、电刑、剥指甲、刀剌孕妇腹部、夹切妇女乳头、枪击婴儿头颅……等等令人发指的酷刑。除因柬共迅速倒台，康克尤等人来不及杀害的几个人之外，所有被捕者无一例外遭受酷刑而死，他们之中有自己的干部、军人、工人、医生、大量的农民及其子弟……

谢莲这最后几天的发言，是她几个月来发言的系统总结。为此，她和她的班子做了大量繁重的工作。她词锋犀利，声音清晰而洪亮。在义正词严地宣读她的起诉书中，她并不使用“红色高棉”这字眼，而直接用“柬埔寨共产党”加以控诉。多少个月来，她每天连续多个钟头发言，保持精神饱满、毫无疲态，深深打动了听众和法官。

在这之前，许多柬埔寨农民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占人也纷纷上庭作证。法庭上还有一位重要证人，他就是S21屠杀馆最后死里逃生的七十多岁的Chum Mey.他的十个足趾甲至今仍残缺不全，两耳重听，有些畸形，因为双耳受过电刑。

但是，审判过程并不顺利，康克尤的两位辩护律师、国际著名的法国人Francois Roux和柬埔寨人Kar Savuth认为，证人们的发言有矛盾、重复、语无伦次等等，有些证词属于道听途说，或不能准确回答他们的提问等等，法官不能以此作准。

对此，尼嫩大法官发言，提醒两位辩护律师说，柬埔寨农民基本是文盲或半文盲，他们只会用朴素语言陈？直述而没有法律常识，故不能全部推翻他们的证词。两位律师又认为，法律不能为任何舆论所左右，而必须要有充足的物证。

为了取得令人信服的证据，各地不同的证人、法官、检控官陪同辩护律师到了许多不同地区去挖掘大量死者残骸，经过科学验证，证明死者死于红色高棉统治的年份，属于严重外伤或折磨等等非正常死亡。

辩护律师又提出，无论如何，康克尤只是个执行命令者，他不能违抗上级的指令。否则，他也必然自身难保。

但是在大量有关康克尤操有对被害者全部屠杀大权、可以对被害者采取任何屠杀手段、自始至终自行策划、自行处理并得到柬共中央绝对信任的证据后，律师们终于无话可说。

康克尤也承认了大部份罪名，并在电视向全国人民道歉。这也是为什么审判一个康克尤花了整整九个多月的原因。

最后，谢莲检控官要求法官判处被告康克尤四十年徒刑。

但是，对康克尤的判刑要等到明年一月。

据说，下一个受审者——柬共原外交部长英萨利要等到2011年才开庭审理。如果以此时间类推，则全部结束对五个仅存的红高棉最高头目的审判要拖到2017年。那么，肯定有人因年老死去而逃过这场世纪大审判。

（2009年12月15日）

八角楼上：我是如何从一个愤青堕落为汉奸的

第一步、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读正统教科书，看新闻联播，心灵纯洁的一尘不染，总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最幸福的时代和最幸福的国度里，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憧憬，眼看着自己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美帝国主义和苏修及其走狗一天天烂下去，同时对生活在那些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感到忧心忡忡。对政府的话深信不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看到的报刊杂志和教科书上印刷的文字。当一些年龄大的人对上述事实有所怀疑或不恭之言时，很愤怒，有机会就教育他们或明里暗里骂他们。听老师的话，认为日本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居，是西方世界对我们最好的国家和民族。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和祖国的各种大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第二步、看到了社会一些丑恶现象，才明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信这些并不是社会的主流现象，因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无比英明的一代代领导核心，会带领我们奔向一个美好的未来。喜欢英雄人物，看电影电视爱看共军战胜国军，尤其是三大战役的故事，百看不厌。

第三步、看到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越来越多，为这些现象而苦恼，突然发现消灭的国军再多，死的也是中国人，知道了抗日战争时日本鬼子的残忍，开始痛恨日本人，但对美国的仇恨没有消除，但除了朝鲜战争，还没有抓到美国鬼子侵略中国的真正把柄。开始知道我们的经济和科技原来这样落后，觉得那是林彪、四人帮一伙造成的，从现在开始已经突飞猛进，并会在一个可以预见的将来超英赶美！

第四步、知道的历史事实越来越多，越来越对内战不感兴趣，痛恨日本鬼子到了极点，很痛苦的发现地雷战、地道战和小兵张嘎只消灭了几十个日本鬼子，心中纳闷日本鬼子到底是怎么灭亡的，再查历史资料，哦，原来是美国人的强大军力消灭了小日本军国主义，巨痛苦，不想相信，无可奈何，开始承认事实。

第五步、再查二战史，原来美帝国主义是消灭纳粹和法西斯的主力，惊讶老美为何如此厉害？原来是飞机大炮坦克多，为什么飞机大炮坦克多，原来是美国人有钱，为什么美国人有钱，原来是经济发达，原来是政治制度……。（不敢想了，巨害怕，自己怎么会这样想？）。

第六步、多观察，多读书，逐渐接触到天赋人权、法治、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人人平等、言论自由和普选、政府和国家是两马子事儿。哦，原来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错，先进的上层建筑确实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

第六步、原来一个只关心老百姓而从不奢谈国家大义的国家居然会那么吸引人、也会如此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原来美国是……。？不敢再想了，再想下去就是……了。

就这样，从十三岁到三十岁，我从一个爱国青年一步一步堕落为一个汉奸。

要警惕呀！年轻人！！这是我的血泪史呀！！！！

在我堕落的过程中，有两个女人我尤其痛恨，正是她们写的书使我误入歧途。一个是台湾的龙应台，她让我知道了国家和政府不是一回事，你反对一个政府的某项政策，有时也是你爱这个国家的一种象征；另一个是林达，她告诉我美国的民主也有如此多的麻烦，但是你就是找不到比民主更好的治国大略。

女人是祸水呀！亘古不变的真理！！！

2009年12月6日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12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