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以来自中国大陆的流亡者为主体的，对中国共产党现政权持反对、批评态度，意图用文明世界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取代一党专制的运动为“海外中国政治流亡运动”，并尝试对这个运动从1989年至今的发展做一个概要的叙述。
第一，从兴盛、低落到新兴力量加入：海外中国政治流亡运动的几个发展阶段
1，前1989海外中国政治流亡运动——“中国之春”和中国民主团结联盟
1989年之前海外中国政治流亡运动就已经存在。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建政之后，在历次全国性政治迫害运动中，从上世纪40至50年代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反对右派分子运动到60至70年代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一些不愿忍受极权制度迫害的个体，设法通过各种方式逃往国外；即便是通过合法途径来到国外探亲、求学、访问者，也在自由世界熏陶下对极权政治体制采取了批判态度。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和80年代的对外开放，西进东渡南航的出国人员迅速增加，其中包括一些在国内参加过各个时期政治反抗运动的个人。1989年六四之前在海外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现政权的异议运动，这就是王炳章在美国创建的“中国之春”运动和随后成立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
王炳章属于文化大革命之后首批公费留学生，1982年在加拿大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弃医从政”，来到美国同其他留学生一起发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创办《中国之春》杂志。1983年12月在中国之春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上，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成立。这是当代海外第一个中国政治反对派组织，标志着海外流亡运动进入了新的组织化行动的阶段。在此以前，海外存在的大多是一些受压迫者个体的控诉反抗行为。中国之春运动和中国民联首次提出了“彻底变革中国社会制度，实现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目标和“废除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法治，保障私有产权，提倡多元经济”的主张。（1）
以中国民联为代表的前1989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与大陆民间反对运动有天然联系。1970年代的民主墻运动和魏京生等人的行为遭遇，是王炳章弃医从政的重要动力；将海外运动定名为“中国之春”，也是为了承续“北京之春”民主墻。（2）继王炳章后1988年当选为民联主席的胡平，民主墻时期在民间刊物《沃土》上发表过“论言论自由”，其后参与北京大学竞选活动当选为区人民代表，1987年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国民联。与国内民主运动的紧密联系使得中国民联将“释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规定为“近期奋斗目标”（3）。1987年5月民联出版了《方励之言论集》，将当时在国内享有盛名的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教授的自由化言论向海外学生学者作了详细介绍。（4）
1980年代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上升期，海外几乎所有学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均受各地中国领事馆指导，留学生大多对民联这样的政治反对组织具有某种戒备心理。1985年5月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纽约成立，曾经在1980年参与北京大学人民代表竞选的于大海担任首届会长。1986年底国内发生学潮，于大海与一批学生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征集到千余人签名，海外留学生首度集体表达了“不同政见”。（5）公开信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某些学生特意加上“此事与中国民联、中国之春没有关系”的说明。胡平在哈佛期间被选为中国大陆留美学生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学会（中国留美政治学会）会长，之后加入民联并当选为民联主席，曾经引起政治学会某些成员的担忧。随后被选为政治学会继任会长的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研究生徐邦泰，也是当年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竞选人民代表，担任民办刊物《大学生》编委的异议份子，之后还担任了民联联委会主任和民联阵主席。上述事实表明了这一时期留学生中的矛盾状态：一方面是对民主自由的强烈追求，另一方面是对参与有组织反对运动的种种疑虑。
中国民联在志同道合的留学生中秘密发展，之后部分成员陆续公开。1988年5月在美国肯塔基大学出现了自由选举产生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其正副会长是与民联关系密切的人士以及民联的公开成员，中共领事馆宣布不接受这个选举结果。民联在美国大学中的组织公开化。（6）中国民联还向世界各国发展，至1989年6月四大召开，民联在加拿大、欧洲各国、日本、东南亚、香港、澳门及非洲毛里求斯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部或联络站，在中国大陆许多省份也设有秘密联络点。（1）
中国民联积极介入国内民间民主运动。民联成员、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生杨巍回国参与1986年、1989年学生运动，两次被中国当局逮捕判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提到了“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和“反动刊物”《中国之春》。（1）《中国之春》特别记者陈军在北京参与1989年2月33人签名信事件，成立“八九特赦”办公室，提交“关于一九八九特赦问题的报告”，被驱赶出境。（6）
在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民联利用海外自由条件与大陆民主力量配合，把大陆运动情况及时传向世界，将海外声援信息迅速返回大陆。与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及民主墻运动相比较，八九民运相当大程度上突破了中共的新闻封锁，其每一个进程及时成为国际关注的中心，这主要归功于国际新闻媒体，也是中国民联等海外组织推动的结果。高潮时期参与声援国内民主运动的在香港达百万人，西欧北美许多城市也有数成千上万人的游行，其中民联担当了重要的组织角色。从美国回北京参与天安门运动的刘晓波与民联有密切关系；携带捐款回国支援运动并亲身经历六四屠杀的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会长、博士研究生杨建利，是1988年加入民联的骨干成员。
鉴于中国民联在海外流亡政治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中共当局将它视为敌对组织。1987年12月21日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以答新华社记者问的方式，首次公开陈述了关于“中国民联”和《中国之春》的官方立场：中国民联是“敌视和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意图推翻人民政府的反动组织”。《中国之春》是“中国民联进行推翻人民政府的反动宣传的工具。”“不允许‘中国民联’在中国境内活动，不允许《中国之春》在中国境内发行。对‘中国民联’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秘密组织，一律予以取缔，在中国境内传播的《中国之春》一律予以收缴。”“在国外参加中国民联后，又回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触犯刑律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四之后，当时的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向全国人大会议所作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多次提到海外“反动组织”中国民联。（7）（8）至1989年时期，民联在世界各地的成员近3000人。
民联早期成员薛伟在国内曾因“反革命罪”被当局逮捕判刑，1980年自费出国留学，1981年创办“大陆新移民联谊会”。考虑到返回大陆可能受到政治迫害，薛伟向美国政府寻求政治庇护，被否决后遂向法院控告美国政府，法院最后判决薛伟胜诉。此案创下了在美国的中国大陆人士通过法律途径获得人权保障的先例。（9）中国民联及其附属组织“中国大陆政治避难者协会”帮助了很多向居住国寻求政治避难的大陆人士，至1989年达300余例，其中大多数成为海外民运的长时间参与者。通过政治庇护获得在自由世界各国的居留权，是海外流亡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申请政治庇护的人员在申请期间和获得永久居留权之后积极参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为这个运动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其影响延续至今。
2、海外中国政治流亡运动的兴盛：从民主中国阵线、学自联成立到海外民运大联合
1989年中国大规模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于6月4日前后遭到当局血腥的军事镇压，1989和六四因此成为中国当代史的一个标记。这一事件给海外流亡政治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几百名学生、工人与知识分子相继被迫逃亡或被驱离中国，成了各国流亡运动的重要力量，海外流亡者运动因此成为1989年运动在海外的延伸：壮大了中国民联，造就了民主中国阵线新组织。另一方面，六四的腥风血雨冲刷了前几年胡耀邦、赵紫阳新政给共产党政权涂上的迷人油彩，使得大批顺从于中共使领馆的学生迅速向民主运动倾斜。一个个大学学生联谊会举起了独立自治旗帜，成为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成立的坚实基础。各国民众给六四逃亡者以英雄式的欢迎，海外流亡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景象。
由于香港民间组织主要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的帮助，以及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六四之后许多被通缉追捕者经过各种渠道安全逃往国外。被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中有15名成功出逃，后来被称为“黄雀行动”所援救出来的人员达133名。（10）逃往海外的八九民运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1989年民众示威活动中，从最初的反对官倒、惩治腐败到推翻426社论，乃至516、517之后出现罢免李鹏、结束老人独裁等激烈口号，从来没有推翻共产党现政权的想法和提法。换言之，整个八九民运只是一个在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共产党执政的架构下“体制内”的民众抗议运动，其基本出发点还是“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7）。经过六四屠杀血的洗礼和自由社会环境的强烈冲击，加上以民联为代表的老反对派的影响，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很快成为在海外的原八九民运代表人物的共识。原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和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严家其与吾尔开希，在1989年7月4日共同发表的“国殇日周月宣言”中提出“邓、李、杨集团”已经丧失“任何合法性基础”，这种反动政权必将“被彻底摧毁”（11）。
1989年7月，逃往法国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原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原北京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以及先前已经在美国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和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宾雁共同发表成立“民主中国阵线”的倡议书。9月，民主中国阵线（民阵）成立大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严家其、吾尔开希当选为理事会正副主席，钱达为监事会主席，万润南被任命为秘书长。民阵章程提出了“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发展民营经济，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动原则。（12）
1990年4月，民阵与民主德国（东德）反对派组织《新论坛》等共同发起，成功地召开了有前苏联及东欧原社会主义阵营诸国反对派参加的“民主与人权论坛国际会议”。1990年1月民阵参与了“民主女神号”广播船计划，试图开往中国外海对大陆传送广播电视资讯。3月9日启航，5月25日宣布停止计划。（12）民阵陆续在几十个国家地区建立分部，其成员发展到2000-3000人的规模。
这一时期成立的另外两大组织是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全美学自联）和中国自由民主党。
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给在国外求学进修的大陆学生学者以极大震撼，他们冲破领事馆的阻挠，成立了与原先官办的学生联谊会不同的自治组织，或者宣布原有联谊会与领事馆脱离关系。当时美国有4万多中国学生学者。1989年7月底，来自美国各大学200多个组织的300多名代表在芝加哥举行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选举斯坦福大学的刘永川和耶鲁大学的韩联潮为正副主席。（13）全美学自联宣称崇尚科学理性，尊重保护人权，致力于社会文明进步，追求和平、自由与民主的社会政治制度。学自联的低层次政治诉求与民联民阵不同，多年来坚守利益集团角色，其主要活动和贡献是推动1990年布希总统签署保护中国来美成员的行政命令，推动国会参众两院通过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和布希总统签署该法案，成功地使得8万多留美人员获取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绿卡）。全美学自联在促进中国人权改善和维护中国学生学者利益方面的成就引起了美国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成为公认的全国性游说团体。1990年7月，全美学自联会、加拿大学自联和德国学自联会同台湾、香港学联成立了全球中国学联，刘永川担任主席。
1989年12月，100多名留学生与民运人士在美国维吉尼亚黑堡秘密召开中国自由民主党成立大会，通过“组党倡议书”和“政治纲领”，选举倪育贤、陈厚琦、时和平为召集人负责筹备第一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中国自由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堡市召开，全美学自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在此地举行。美国伊利诺大学的陈厚琦当选为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
在海外有了民联、民阵两大政治反对组织之后，为什么还有人要成立中国自由民主党？这里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在任何社会政治运动中总有激进与缓进等不同流派的区分。在海外中国流亡运动中，民联和民阵的政治纲领虽然都有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内容，但是其政治手段在某些激进派看来过于缓和，尤其是民阵提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行为准则。中国自由民主党在其后来的纲领中提出了“推翻（铲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体”的纲领。第二，民联民阵虽然是政治团体，但名称上都不叫政党；激进派认为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反对党才可以与共产党较量，于是“组党”就成了这些人强烈的政治诉求。第三，青年学生提供了激进的人力资源。广阔的八九民运和残酷的六四镇压唤起了海外留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血气方刚的一部分青年具有更为积极的政治诉求。但是学自联由于其本身的自然定位，不可能成为强政治性组织。留学生中的积极政治参与者便试图寻找更加激动的舞台，尝试成立名为政党的团体。这也就是中国自由民主党早期的建党人员中有很大比例的留学生，自民党一大及学自联二大同时同地召开，与会代表互有重复的原因。如果没有学生内部强大的激进力量推动，原先民运组织中的激进意见份子无力举起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大旗。但学生总是一个易于鼓动而又极不稳定的群体，不久以后海外民主运动整体上逐渐退潮，共产党政权也没有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迅速垮台，相当数量原学生组党积极份子返回学校重拾学业，离开政治活动圈或者回国发展。
民联和民阵一直寻求联合与合并。1992年8月，享有盛名的中国异议作家王若望以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身份来到美国，成为推动民运大联合的重要个人因素。他与不参加民运组织的方励之、刘宾雁的行为方式不同，连续访问加拿大、欧洲、香港，多次发表演说，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开放新闻自由；给六四平反，释放一切政治犯”为海外民运的三条最低纲领（14），海外民运众多参与者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超越派性、抑制内斗，了解大陆政情又得到海外人士拥护的领袖。1992年年底王若望夫妇应邀访问台湾，1993年元旦参加升旗典礼时与李登辉总统会见，随后获得民运合并大会经费，民联民阵盼望多年的大联合时机成熟。
3，挫折后的稳步前进——从华盛顿会议失败到海外民运联席会议再尝试
1993年1月底，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主中国阵线世界联合代表大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代表及贵宾参加了大会。民阵主席万润南、民联主席于大海分别主持了两个组织的最后一次代表会议。美国国会参议员戈登到会祝贺，众议院中国事务工作小组主席南茜·波洛西女士发表演说。代表们审定了大会政治宣言和各项工作计划，确定新组织以“保障基本人权、保护私有财产、维护社会公正、实行多党政治、推进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为纲领，“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宣告成立。会议在组织领导人选举方式上发生争议，王若望、胡平、万润南退出竞选，部分代表退出大会。主席团紧急磋商后决定大会继续进行，选举照常，徐邦泰当选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主席，杨建利、张伯笠当选为副主席。（15）
1993年5月，不承认民联阵的一些团体及个人在洛杉矶成立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推举王若望为总召集人。部分原民联、民阵成员年底在澳大利亚召开大会，原民联联委会副主任吴方城当选为民联主席，万润南再次当选为民阵主席。
华盛顿会议的失败给海外流亡运动带来重大冲击，一批人员从此离开民运，不再过问政治；对民运大联合原抱期待的侨界、学界民众大失所望；隔岸观火的中共官员心中窃喜；民运声望下跌，兴旺局面结束，受挫折的海外政治运动进入了缓慢渐进的阶段。
在内斗中疲乏了的民阵、民联与民联阵逐渐停止相互攻击，其中一部分有志者始终没有放弃过重振流亡运动声威的努力。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当局陆续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让一些著名异议人士离开中国。当这些人士来到海外的时候，总会引起试图重整旗鼓的新波动。1994年4月，四五运动的参与者，被中共当局称为天安门事件黑手的王军涛到达美国。1996年10月，与刘晓波发表《双十宣言》的王希哲经香港流亡美国。1997年11月16日魏京生来到美国，12月8日与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会见。民主墻时期的特殊表现和所受到的严重迫害，加上连续三年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被提名人，使得魏京生在海外政治流亡者中具有巨大声望，成了人们期待的新领袖。1997年11月底民联阵—自民党合并的代表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当年创建民联西班牙分部的王策当选为主席，徐邦泰为名誉主席，王若望出席大会，多个民运团体联合欢迎魏京生，发表“支持魏京生整合与领导中国民主运动倡议书”。1998年11月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在加拿大多伦多成立，魏京生为召集人。（16）此后数年联席会议正常运作，华盛顿会议带来的负面影响渐渐淡化，海外流亡运动进入一个稳定发展阶段。1998年4月19日，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前夕被送出境来到美国，为流亡运动注入一支清流。2000年11月中国社会民主党在美国纽约成立，1970年代在广州创办民间刊物《人民之声》的刘国凯任该党主席，宣布推举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为名誉主席。
从1989到2000这10多年间，海外中国流亡者队伍明显扩展，囊括了国人追求民主自由各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有早期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政治异己（如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探索》杂志总编辑司马璐），50年代的大右派（如林希翎），文革中保护自身人权不受侵犯的造反派和异端大字报作者（如上海“工总司”的潘国平、广州的王希哲、南京的徐水良），四五运动到民主墻的精英（如王军涛、魏京生、刘青），70、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如苏绍智、严家其、郭罗基）、89年学生、工人运动的领袖（如王丹、吾尔开希、柴玲、韩东方），民营企业的老总（如万润南），持不同政见的自由知识分子、科学家、作家（如方励之、刘宾雁、凌锋），具有民主理念的前任官员（如香港《文汇报》前总编辑金尧如、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开明领导者的智囊（如原国务院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既有苦大仇深的老“反革命”，又有熟悉西方民主政治的留学生（如全美学自联成员）以及传统华侨中的反共人士（如民主教育基金会创始人黄雨川）。与这一运动密切相关的还有某些西藏、新疆维吾尔、蒙古族的流亡者乃至美国、台湾的学者，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立宇、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等。中国海外流亡者运动呈现出各路政治代表的全方位阵营。
4，流亡运动走向低潮与民运组织的内斗
大约从新世纪开始，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走入了几乎不可避免的低落时期。其标志是，许多与民运有关的会议及示威活动参加人数越来越少；六四纪念活动规模一年不如一年；大多组织遇到捐款和财务困难，连得像样的代表大会都开不起来。学自联在华盛顿坚持每年举行六四烛光晚会，但是各大学的学自联组织已经消失，学生联谊会重回领事馆的怀抱。民运组织和个人声誉下跌，当时的明星成为人们批评嘲讽的对象。某些知名人物离开了原先奋斗的事业，埋头于自身商业投资活动、学术研究或教会传教职业，在流亡活动中消声匿迹，连得在一年一度悼念六四亡灵的活动中也不见踪影；有些个人及其公司则与气大财粗的共产党暗同款曲，从事各种交易。在西方民主国家，不断出现欢迎中共领导人来访的群众游行和五星旗升旗仪式。
这种低落，是中国社会和国际大趋势的变动决定的；民运组织内部成员的衰退、背叛、内斗和丑闻加剧了这种状态。
从国际大格局看，1989事件之后西方国家几乎一致谴责六四暴行，主张并实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同时期发生的前苏联和东欧原共产主义阵营诸国陆续解体变型，为中国流亡政治运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大环境。美国总统布希发布保护中国留美学生的行政命令，国会通过了对华制裁的议案，在决定继续延长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时提出人权条件。1993年克林顿总统在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行政命令中加入了人权条件，1995年宣布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小布希上台之后对中国心存戒备，911事件之后面对恐怖主义的挑战迅速调整外交关系，对华政策明显改变。美国希望中国在国际反恐包括朝鲜核问题上发挥有利作用。2001年上海APEC会议期间布希决定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此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局势对中共更为有利。中美关系处于“最好时期”。
从中国国内发展看，六四之后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中共政权色厉内荏地寻求生存之路，大幅度调节自身。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迅速变成了对私有经济的全盘肯定和对共产主义的彻底抛弃，以掠夺国有财产为基础的官僚资本主义或阀族资本主义（Nepotic Capitalism）迅速发展，（6）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共在国际社会面前逐渐改变了因六四镇压带来的丑恶形象，增强了既得利益集团和国家的经济实力。西方国家政府为了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在中国大数额的订单面前则有意无意放弃了制裁方针。
从流亡运动内部看，缺乏新的内部外部动力机制。各种类型的流亡者在谋生的压力和中共政权的威吓利诱前不同程度地退却转移。不断的“内斗”更添加了阴暗色彩。
海外流亡运动中的影响比较大的“内斗”有以下几次。1，民联的“罢王风波”：从1989年初发生并公开化的民联一部份人要求罢免当时身为民联常委的王炳章的职务，一部份人激烈反对。2，民阵的“陈万之争”：民阵成立之初就产生，1990年二大前公开爆发的民阵秘书长万润南与民阵理事陈一谘之间互相指责攻讦。3，1991年发生的要求对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执行主席廖大文查账事件。该基金会成立于1989年11月，分配由美国民主基金会给中国民运的资助款项。有人检举廖大文多报帐目，于大海、万润南要求派工作组查帐，廖大文辞职，基金会关闭。4，前面所说的1993年华盛顿会议，两个组织合并成三个组织，同时发生对原中国民联机关刊物《中国之春》杂志主办权的争夺。5，各民运组织内部断断续续进行“抓特务”活动，学自联曾经有人为此成立过“抓特务小组”。6，2005年中国人权事件：王丹、刘宾雁、郭罗基等大批理事及理事会共同主席方励之辞职，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被指责犯规连任和财务不清。7，2004年之后多个牌号的“中国民主党”出现，有的被指为假。8，2006年5月在美国发生的来自中国的王怡、余杰等人抱在一起向上帝祷告，宣布取消维权人士郭飞雄参加美国总统布希与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会见资格的事件。9，2008年出现的以德国费良勇为主席，荷兰王国兴为主席的两个民主中国阵线以及领导机构并存事件。用“内斗”二字概括上面各项事件不尽准确，仅取其约定俗成的意义。政治学家严家其说海外政治流亡组织是“跨国的NGO（非政府组织）”，内斗是常态。作家刘宾雁称内斗结果“驱使更多的中国人嫌恶政治，驱使越来越多的海外有志华人脱离民运，切断民运的财源”。（17）
在人们认真审视这些事件时，会发现几乎所有内斗都没有涉及当事人政治路线或思想理念的重大分歧，主要是财务、人事安排和行为作风问题。几乎所有被指控为贪污者都没有在法律上被证实为犯罪并受到所在国的法律制裁，或者受到某个团体的行政惩罚，最后都不了了之。
其原因可以从多个方面去寻找。作家安琪女士最早记录民运组织内斗的事实并提出“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阴影”对海外民运组织、流亡运动的深刻影响，海外民运的“红卫兵团”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思想和道义上的分析。（18）搞民主运动的许多中国流亡者不懂得或者不愿意遵循自己举手通过的民主政治的规范准则；选举中的失败者没有学会尊重和接受选举结果，更没有民主社会通行的向胜选者表示祝贺的风度。
此外，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在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可以制约其成员违反组织章程之行为的法律和规则。民运组织成员不是公司雇员，即使被开除也无所谓，甚至可以再立山头，纠集一些人另外召开代表大会来将他人开除。在法治国家，民事、刑事纠纷的最终解决途径是法律诉讼，当民运组织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国家通常也只能按照公司组织注册的相关法律来处理纠纷。1994年6月美国加州总检察长在处理当时民联、民阵、民联阵的诉讼案时，依据的就是联邦及州的公司注册法律，无法顾及这些组织的内部是非。在近年来众多牌号的“中国民主党”面前，有人强调1998年在国内组建的中国民主党才是正宗，此话并无大错。但是从历史看，最早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是1989年3月内斗时期民联的部分成员，1993年在洛杉矶“全球中国人权与民运联席会议”上，也成立了以王若望为召集人的“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19），1995年中国民主党成立，王若望担任主席。如果有人要通过法律途径起诉假的“中国民主党”，也许会非常困难。被指为“假”的组织有可能在“真”的组织注册以前就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注册登记。且不说在公司与政党的登记方面，相同中文名称的组织还有可能使用不同的英文名称。事实上，相当一部分流亡政治组织在所在国家并没有依法注册登记。
“抓特务”也是如此，尽管被怀疑甚至点名的大小特务不少，但没有一个被抓出来。当年拥有强大的军队和政府的国民党，在共产党的间谍渗透面前尚且一败涂地，今天结构松散没有严密纪律的流亡组织更不是它对手。中共当局在海外寻找一些廉价的告密者、线民或中介公司易如反掌，但真正要把他们抓出来，恐怕需要美国联邦调查局介入才行。
中国人权事件中有人指责刘青是“终身制”，其实这个问题在相当数量以中国民主为课题的受资助机构中都存在。这些机构不像香港《前哨》、《争鸣》杂志那样由私人出资经营，但其法人代表和负责人通常是某一个人，此人就自然成为没有也不需要经过选举或任命的老板，这实际上是无改选章程的终身制，或者是有章程而没有执行的终身制。
这里将中国流亡运动与西藏流亡运动作一比较（这种比较并不隐含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西藏问题不是中国问题的意见）。西藏流亡运动50年来形成了大数量的人群（大致是14万），真实的选民（大致是5万）和以最高法院、人民议会和流亡政府（噶厦）构成的民主政治体制。美国国会每年的固定资助非常重要，而居住在各国的藏民向政府“自动捐税”也是流亡运动的财务来源。（6）（20）尤其是，西藏流亡运动对国际社会来说不仅仅是索取者，同时也给施予者，它给西方世界带来新的精神资源，这就是藏传佛教的传播和达赖喇嘛巨大的道德思想影响。达赖喇嘛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好莱坞影星李察·吉尔（Richard Gere）等人是他的忠实弟子。1999年8月15日，4万美国民众在纽约中央公园大草坪聆听达赖喇嘛讲仁道慈，佛教领袖受到罗马教宗般的欢迎。相比之下，中国流亡运动中从来没有“真实的选民”；中国流亡者除了接受和学习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申请接受各类国际资助外，未能向西方世界提有意义的东方精神产品，最多只是对中国社会罪恶的控诉和揭露，无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伟岸的角色。
5，新兴力量的加入，海外流亡运动进入可持续增长阶段
经历了10多年波动，近4、5年来有一股新的力量在海外流亡政治运动中出现，这就是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新移民，他们以读书、探亲、婚嫁甚至偷渡的方式来到海外。由于他们的加入，在各国中共使领馆面前接连不断出现抗议示威，在六四纪念活动中也重现了热烈参与的场景。今年3月10日，由国际汉藏协会和达赖喇嘛驻美国代表处主办的纪念西藏抗暴50周年暨“西藏自由之路”浮雕群揭幕大会在美国纽约成功举行，600名热情与会者大多是这类新成员，其中还有带着孩子到会的年亲母亲。
新移民的参与在传统民运组织中引发了争议，这种争议与多年前有人批评一些没有参加民主运动却取得六四绿卡者是吃“人血馒头”（借由鲁迅小说《药》的故事）引起的争论有承续之处。一种意见认为这些人参与民运是假，通过政治庇护取得绿卡是真，一旦取得永久居留身份就会离开民运，甚至回过去投靠中共；那些打着民运组织旗号的政治庇护公司的目的就是赚钱，与其说是搞民主运动，不如说是难民运动。反对的意见认为，美国这类民主国家每年给予一定数量来自中国的难民以政治庇护，是对中国存在政治迫害这一现实的承认；来自专制制度的人们选择在自己向往的民主国家居留，属于天赋基本人权，无可非议；当年共产党人为了吃饭可以出来闹革命，今天的难民自然可以为了合法身份搞民运；将自身利益与民主理念结合起来，才是海外民主运动真实的基础；这些人面对中国领事馆大声抗议，将自己辛苦打工挣来的钱捐助国内受害者，是真实地参与民主人权运动，不是假的；在一系列实践中，一些原先没有民运经历，缺乏民主理念的人读了以前没有读过的文章，结交了以前没有见过的民运朋友，由自发到自觉，最后真的成了民主政治活动积极分子。现在美国来自中国大陆的因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成为非法移民者达几十万，不论这些人流亡的具体原因如何，都是民主运动的人力资源，海外政治流亡组织必须重视这一新的力量，声称为百姓谋利益的民运组织没有理由对他们漠不关心。现在一些传统民运组织着手成立或完善对难民提供服务的法律援助机构，让更多年轻有朝气的新生力量充实到自己组织中来。
第二，国际游说团体、自由言论平台、组织力量基地：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的主要功能和存在价值
1，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和表达中国人民的真正声音，影响各国政府和议会的对华政策，充当具有游说功能的压力团体，这是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第一个基本功能。
由于中国专制体制的资讯封锁，国际社会要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确实困难，海外中国流亡运动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从1987年9月美国参议院就杨巍案和留学生延长居留案举行中国大陆人权听证会以来，海外中国流亡者参加过许多次这类听证会。除了学自联关于中国学生永久居留权的游说活动外，多年来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同人权挂钩问题，中国加入WTO问题，北京主办奥运会的人权状况改善问题，直至推动王炳章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都有海外流亡者做出的努力。西方各国的政府和议会没有停止过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公开关切，中国国内被迫害人士，包括师涛、高智晟、郭飞雄、胡佳、刘晓波等人的名字经常由访问中国的民主国家领导人向中共领导人提及。魏京生出国之后长期穿梭于各国政府议会之间，在2008年8月布希总统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之前会见中国异议人士时，魏京生对布希提出了批评。民阵、民联积极参与的2006年5月在德国柏林，2007年5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2008年8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连续3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主张在中国建立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中国社会民主党，自2006年开始连续访问瑞典、荷兰、法国、比利时、丹麦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与他们建立政党联系。主持“中国公民力量”的杨建利，今年2月27日在美国国会作了“《零八宪章》：唤醒美国与中国的演讲”，意图推动美国国会两院通过支持《零八宪章》的提案。（21）3月，曾经赞同中共镇压1989年天安门运动和西藏示威者的美国政界“中国通”傅立民（Charles W. Freeman ）被提名为美国情报委员会主席的消息透露出来之后，魏京生和几十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写信给奥巴马总统表示抗议，傅立民被迫自动退出提名案。（22）美国国会还将通过纪念六四20周年的提案。
2，利用海外言论自由环境进行理论探讨，为国内异议人士发表政见提供可靠园地，这是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第二个基本功能，也是未来中国民主社会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当代中国公共生活中最缺乏的是言论自由，许多理论课题在国内被列为禁区。在民主社会，人们可以自由发表各种意见，展开争论。多年来海外中国流亡界展开的理论课题包括关于1989年民主运动的反思和争议；关于海外民运策略手段的争论；关于民族问题（汉藏关系、台湾与大陆关系）的争议；以及在国内被禁止的种种理论课题，例如关于文化大革命，反右运动，大跃进和当代大饥荒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关于八九民运的回顾和反思。
1989年民众运动被镇压之前后，胡平连续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并在1992年出版了《中国民运反思》一书（23）。1991年一批天安门学生在法国巴黎聚会，回顾反思这场运动，随后出版了研究文集（24）。1995年6月，针对社会上对学生的质疑和内部的争论，《北京之春》杂志社举办由众多天安门学生及知识分子参加的大型讨论会，陆续发表了会议发言和争议文章。（25）北京历史学者陈小雅女士的《八九民运史》也在海外出版。（26）这些回顾反思肯定了八九民运正面意义，驳斥了中共官方及其帮闲所谓“暴乱”和“暴民”的指责，同时检讨自身责任，吸取经验教训。其内容涉及对一些事实真伪之求证（大如广场撤与不撤的过程，小到“绝食书”的作者是谁），不同意见的争论，包括当年广场学生尤其是激进派的责任，中共党内斗争与学生运动的关系。是激进派以绝食打断了学生与政府的对话进程，还是因为政府本无诚意对话才引发学生绝食，才造成后来的流血；是不是因为学生没有配合党内开明派的步调或者没有听从知识分子的劝导而导致失败；有没有所谓将学生作为政治计划“人质”的“三线计划”；六四屠杀的元凶是邓小平还是李鹏，邓小平是否在李鹏“谎报军情”之下“偏听偏信”做出了决定等。胡平认为八九民运失败并非不可避免，学生的主要失策在于戒严令之前未能“见好就收”，戒严令之后未能“见坏就上”。曾经担任天安门广场绝食副总指挥的封从德等人认为广场学生内部难以区分激进派和稳健派；什么叫好及怎么收，什么叫坏及怎样上都是问题。王丹同意“见好就收”，但是认为“见坏就上”应该加一个前提。总体上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王丹后来表示的“学生有错，政府有罪”。（6）（27）对1995年发行的卡玛·韩丁摄制的纪录片《天安门》也有争议。
为了弄清被中共政权刻意隐瞒的事实真相，加拿大盛雪女士主持的六四真相调查委员配合北京天安门母亲群体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6）海外还出版了如《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吴仁华撰写的《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这类书籍，即使某些含有较多商业炒作因素的有关书籍，也对弄清真相提供了多个可资比较的版本。
关于民运策略手段的争议。
1989年8月部分民运人士在北美《世界日报》上展开了关于“要不要打倒共产党”的讨论，之后又有关于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段的争议，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杨建利与原天安门学生对话团团长项小吉就此进行过公开辩论。杨建利提出宪政民主与暴力应当断绝一切关系，反对以暴制暴；暴力行为会使中国流亡政治运动丧失道义资源和文明世界的支持；项小吉认为对民主运动来说不存在暴力问题，是以正当防卫反抗暴政；（28）担任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的倪育贤提出“必须坚持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29）
关于某些理论禁题的讨论。
在中国大陆被专制者列为禁区的理论争鸣只有在海外才成为可能，主要包括关于文化大革命，反右运动，宪政民主与联邦制，民族问题和台海两岸关系，社会民主主义和中国第三条道路的讨论研究。
1994年杨小凯撰写的《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部分章节在《中国之春》《北京之春》上先有连载。1996年5月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在哈佛大学召开“中国文化大革命30周年”研讨会，会后出版的文集《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成为美国一些大学研究文革的重要参考书。（30）此后这类研讨会多次进行且邀请国内学者参加。2004年芝加哥大学学者王友琴所著《文革受难者》出版，记载了659名文革受难者的真实故事。刘国凯所著《人民文革丛书》四卷本也于2006年出版，作者提出的“人民文革论”破除了共产党“十年浩劫”的专断，批驳了对文革中人民反抗运动的污衊.
1986年许良英、方励之和刘宾雁发起准备在次年反右运动30周年之际举行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这个流产的计划成了邓小平决定反自由化并导致胡耀邦下台，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开除出党的政治大风波的一个引子。20年之后，2007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分别举办了两场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方励之出席会议，许良英作书面发言，一批当年的右派从国内赶到美国参加会议。主办单位把会议论文结集出版，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编的是《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命运》，劳改基金会与中国信息中心主编的是《反右研究文集》。
政治学家严家其多年来从事联邦制的研究并主张在中国实施这一制度，他撰写的《联邦中国构想》1992年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不过他的联邦制主张未能写入民阵纲领。王军涛来到美国之后，从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一直将宪政中国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研究内容，2002年与王丹组建了中国宪政协进会和中国司法观察。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杨建利也组织了“中国未来与宪政民主”国际研讨会和参与了《中华联邦宪法草案》的起草出版。（28）
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难题。各个政治流亡组织始终将汉藏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举办了多次由汉族和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人士参加的民族问题研讨会及数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与台湾民间机构共同举办多次关于台湾、大陆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两岸关系研讨会。1996年《北京之春》杂志出版了《大陆人士论台海局势》文集。1996年欧洲各国民运组织在荷兰举办“民族主义与中国前途”国际学术讨论会。（31）1996年5月曹长青主编了《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32）由于这两个问题深深涉及国家主权的统一和独立，自然出现了严重对立和色彩极端的反对意见。明确坚持统一并反对台湾或者西藏独立的有王希哲、刘国凯；（33）（34）持另外一端尖锐意见的有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后任陈水扁总统国策顾问的阮铭、政论家曹长青、凌锋。这种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折射出海峡两岸广大人群中现存的不同意向。
1990年4月出逃美国后被开除党籍的原中共驻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在海外从未与民运组织发生联络，但是他1992年6月发表的《试论和平演进》长文，无疑可以视为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声音。（35）
以《北京之春》为代表的海外流亡者主持的平面和网络刊物，为国内持不同政见作者提供了发表各种言论的广阔园地。《北京之春》拥有100多名国内长期作者，近年来一半以上的文章来自国内作者。《民主中国》、《议报》、《新世纪》等网路杂志以及《当代中国研究》诸丛刊，还有众多名目的异议专题网站，对国内读者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3，作为中国国内民间运动在海外的延伸，海外流亡政治组织是架通国内外两股力量的主要桥梁，是当代中国在海外的民主基地。这是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第三个基本功能。
流亡海外的组织和个人多年来一直坚持公开或者秘密地为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提供资讯和财务的援助。卢四清在香港主持的“中国民运人权信息中心”将中国大陆消息迅速传到海外，成为海外媒体的重大讯息来源。（6）1987 年黄雨川创办“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坚持每年评选一次“杰出民主人士”，至今已经举办21次颁奖仪式，历年得奖人几乎包括所有著名的中国民主维权人士。2004年12月魏京生基金会成立“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2007年9月《北京之春》设立“自由先锋奖”。这些奖项连同海外刊物提供的稿费，是对国内民主维权人士精神上的巨大激励和物质上的重要帮助。（36）在海外各国有了固定职业的许多个人，每年都不忘将收入的一部分资助国内同伴，作为生活的一个内容。
桥梁两端的人们来往交流。从大陆通往海外的方向来说，所剩不多的著名异议人士被中国当局继续送往海外，比如2002年12月民主墙时期主办《四五论坛》，1998年参与中国民主党建党的徐文立被“保外就医”送往美国；2007年4月民主墻运动期间起草《中国人权宣言》，组建“中国人权同盟”的任畹町被准许到香港接受身体检查，这些人继续在海外流亡政治中寻找和担当自己的角色。为数不少的民间学者来到海外短期参加各种半政治半学术的会议，与海外人士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从海外通往中国的方向来说，除开由于中国政府行为方式的不确定，不同角色的人在灰色通道上来来往往外，许多海外流亡人士无力通过合法途径回到中国，其中一些人被迫选择了闯关方式，试图直接介入大陆民间政治运动。其中主要有1998年进入中国大陆被当局逮捕并驱逐出境，2003年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的王炳章；1998年底越境回国后被判处徒刑4年，2002年获提前释放的王策；1998年闯关回国被判处劳动教养3年的张林、魏泉宝；2002年为考察工人运动进入中国被判处5年徒刑于2007年释放回到美国的杨建利。耐人寻味的是，采取激烈行动非法闯关者并不是海外那些以言论出名的激进派，而是一直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行为准则的杨建利和公开提出“共产党继续执政30年方案”因而被斥为“投降派”的王策。杨建利认为其最大的收获是出狱之后近4个月内会见了近200名国内异议人士，包括刘晓波、江祺生、丁子霖等，这是海外流亡政治运动史上破纪录的成就。（37）
即使在最低潮的时候，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仍然以这些功能表明了它的存在价值，在海外这个民主基地，至少为未来民主中国储备了成百上千人的干部资源。
第三，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的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的展望
1，现今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大致包括4个群落。
第一是职业的流亡政治家。他们全心身地投入流亡政治运动，如主持魏京生基金会并担任海外中国民主运动联席会议主席的魏京生；原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全美学自联名誉主席、主持中国公民力量的杨建利博士；主持《北京之春》和《人与人权》编务的胡平和《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主持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陈一谘；主持劳改基金会的吴弘达，新近出国获得肯尼迪人权奖的任畹町等。这类人数量很少，从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来说，非常需要更多的职业政治活动家，以形成类似西藏流亡运动那样的范式。
第二类是在学界、商界、侨界有自己的学业教职或者其他商业业务，以此作为自己的全部或者部分生活来源，继续在海外中国民运组织中担任职务，经常或部分地参与其活动的人士。例如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在德国设有自己的电脑软件公司；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莫逢杰多年担任警卫和司机；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常年做运输司机，现任建筑公司业务经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主席徐文立在美国布朗大学任职；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宪政协进会理事长王军涛在新西兰大学担任教职；完成了学业的《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王丹在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北京之春》发行人于大海同时从事金融研究；担任过中国自由民主党执行主席的熊焱在美国陆军中任军中牧师（6）；八九学运最早发起者刘刚现在是美国金融分析师，2007年担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的周锋锁是电脑工程师，还有不少人从事律师行业。这一类人数量众多，其中有些人试图以政治研究领域有成就的专家身份从事中国政治，如王军涛、王丹；有些人出国之后行事低调，很少在公开场合出面，但与国内朋友保持密切联系，长年来资助国内人士，如刘刚等。
值得提及的是一批与海外民运关系密切的从事平面或者网络报刊的职业人士，以及电台、电视台的媒体从业人员，如原《民主中国》网络杂志主编苏晓康，网络刊物《新世纪》主编张伟国，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记者和众多节目主持人，还有那些在由支持中国民主化的政府或民间组织资助的机构中工作的人士。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以稿费为自己主要收入的作家、独立撰稿人，如旅居美国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诗人贝岭、还有在海外（欧洲各国）领取政治难民救济金，同时始终热心于中国民主事业的各方人士。
由必要简略讨论一下流亡政治人物现有的国籍身份。包括很多流亡组织主要负责者在内的相当多人已经加入了居住国家的国籍。少部分人保留中国国籍的如严家其、魏京生、王丹、王军涛、杨建利、胡平、刘国凯、徐文立、学自联主席周健、原学自联、自民党领导成员黄慈萍等。其中极少数拥有合法中国护照，大多数人的护照被吊销或者过期未能获准延期。改变了国籍的海外流亡人士，尤其是流亡组织的负责人面对中国政治不可避免地存在两个困难：道义上，他们的忠诚对象应当是现在所拥有国籍的国家，而不是中国；法理上，他们作为外国人不能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某些流亡者刻意保留自己的中国国籍。当然，在未来的10年20年间如果在美国联邦政府官员或者参众两院议员中出现了如今加入美国籍的中国流亡者，对中国民主政治肯定具有正面意义。
第三类成员将组织海外民运政治活动和开办移民服务公司的商业业务结合起来，在教育训练新一代民运参加者的过程中帮助他们在民主国家申请政治庇护，获得合法居留身份。这样的组织采用中国民主党、中国自由民主党等名义，与移民事务公司一身二任，在美国、欧洲各国和澳洲都有，参与移民事务的形式和程度不一。对这一类人士的争议颇大，有人认为他们充其量是为了赚钱的商人。
第四类是传统民运组织中以及参加上述第三类人士主持的政治组织的普通成员。他们是流亡运动字最基本的草根群众。一些有良知的个人纯粹因为某个偶然事件而被抛入海外流亡政治运动的潮流，如在汉藏问题对歭意见冲突中试图中立的美国杜克大学的中国女留学生王千元。
上述四类人员没有清晰的边界，实际上有互相流动和交织。
审视比较世界舞台上各国异议政治运动，人们在感叹中国没有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甚至也没有赫鲁晓夫）的同时，也会感叹中国有刘宾雁，没有索尔任尼琴；中国有方励之，没有萨哈罗夫。嫉恶如仇的“中国的良心”无情地鞭笞过人妖之间的丑恶，却在“第二种忠诚”的制约下始终没有到达“古拉格群岛”之彼岸。1989年1月6日，卓有成就的天体物理学家以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大无畏地点燃了一场前所未有民众运动的火炬；在国内，传播自由主义，批评专制政治；在海外，自我约束在人权组织之中，较少就中国政治发出智者的意见。中国执政的共产党领导层内健康力量的形成发展，与民间社会政治力量的成长有密切相关的同步联系，这是社会文明整体进展的两个方面。
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期待出现具有深刻民主理念，现代知识背景和理论训练，政治胆略及坚韧精神，宽容大度的行事风格，与国内运动有密切的人际关系，且有良好个人道德形象的新一代领袖人物。在某些人身上，人们似乎看见了一线希望。
2，香港、台湾、国际社会对海外流亡政治运动的物质道义支持。
香港的支持。
1989年5月在香港民众支持天安门运动的百万人大游行中成立了支联会，以“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为纲领，立法局议员司徒华20年来历任主席，推动支联会在中国民主运动前线发挥了巨大作用。（38）“回归”之后的香港对于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来说主要是道义上支持，支联会每年举办六四纪念大游行和烛光晚会，使得香港成为中国大地上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每年维多利亚公园数万人手中的烛光，永远提醒国人不要忘记历史的伤痛，永远给海外流亡者输送道德力量。
台湾的支持。
作为中国民主化先行地区的台湾，对于大陆流亡运动有天然的支持倾向。中国之春运动和中国民联一开始就得到台湾当局财务上的支持，1988年12月由台湾民间团体安排，首批大陆留学生4人公开组团到台湾参观访问。台湾最初的支持通过政府的某些秘密机构进行，其原因主要在于台湾行政当局不希望这种支持公开化，并不意味着这种财务支持带有秘密的情报目的。多年来这种支持有过中断，也受到统独问题的干扰，但始终没有对被支持者预设过任何政治立场上的要求。现在台湾的支持主要由成立于2003年的台湾民主基金会负担，该基金会为独立透明的非营利超党派机构，旨在促进台湾及全球民主、人权的研究与发展，是类似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民间组织。它将逐渐提供规范化的财务支持，在每年数百万美元的预算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用于海外政治组织。应当指出，台湾政府负有保护台湾人民的天职，面对邪恶强悍的中共对手，执政者不得不考虑利害关系，不会因为支持大陆人士的政治流亡运动而影响甚至损害台湾人民的安全利益。民进党执政时候如此，国民党政府即使不考虑统独因素也会如此。历年来不忘六四，坚持民主理念的马英九在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前后态度的某些变化，正是这一事实的反映。对此大陆流亡者要予以理解，不必苛求，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自身的利益一定要自身努力争取，不能过于指望他人包括朋友的帮助支持。要面向民间。对于幻想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人士，有责任诚恳地提出规劝。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
中国流亡者要逐渐建立与各民主政治家个人之间长期的合作关系，而不仅仅着眼于某一届政府。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或者议会为了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利益调整对华政策，比如美国政府在反对恐怖主义和陷于金融危机的经济困境时与中国政府的某些合作，海外流亡运动也要抱理解的态度。当然，这不是放弃对那些见利忘义，在独裁政权面前罔顾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甚至向中共献媚的政客的揭露批判。在财务资助上，美国民主基金会有一种规范化的制度，这是它的优点；缺点在于某些受资助组织的实际功能与它们接受的资金数额很不相称，要让美国民主基金会对中国流亡运动的整体情况有符合实际的暸解。
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有朝一日建立自己的财务源泉，应当作为重要的努力目标。
3，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的两大重要合作力量：西藏流亡运动及法轮功运动
与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流亡运动合作。
在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1989年10月达赖喇嘛欧洲代表格桑坚实与民阵负责人严家其、万润南在法国巴黎秘密会谈；12月严家其与达赖喇嘛在巴黎会面，双方建立联系。（39）1991年中国民联五大明确提出对西藏人民反抗暴政的斗争的支持立场。1992年10月魏京生在狱中就西藏问题给邓小平的信中批评了中国政府的政策，成为他来到海外之后关于西藏问题的基本立场。（32）1995年10月，21世纪中国基金会组织和国际声援西藏中心合作在波士顿主持了达赖喇嘛与大陆学者之间第一次公开对话。（40）1998年《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与藏族朋友一同发起成立国际汉藏协会，每年召开有关会议，大陆人士也多次访问了西藏流亡社会所在地印度达赖萨拉。多年来海外中国大陆流亡运动与西藏流亡运动的合作表明，从近期看，对于双方反对中共的暴政都有帮助；从长远看，对未来中国民主社会和平妥善处置中国境内汉藏两民族关系，让海外西藏流亡者早日回归高度自治的雪山家园更有益处。
与法轮功反抗中共暴政运动合作。
法轮功学员1999年4月万人包围中南海事件导致中共公开镇压，也因此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之后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巨大的声势，成为揭露中共当代反人权罪行的重要力量。在参与活动的人数和影响的范围上，法轮功反抗运动包括其拥有大量受众的报刊电视工具（遍布各国的中英文《大纪元时报》和“新唐人电视台”），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海外民运组织活动的规模。在反抗中共暴政，捍卫人权，捍卫思想和宗教信仰自由上，海外流亡政治运动与法轮功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由于法轮功运动具有的半宗教修炼性质，引发了一些人的顾虑和批评，提出要在捍卫法轮功成员人权的同时，帮助法轮功学员摆脱愚昧和迷信。（41）在讨论民运与法轮功的关系的时候，提出反对民运的法轮功化和海外民运“必须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的问题。（42）
总之，对于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来说，与西藏流亡运动及法轮功运动的合作，具有共同互利的长远的战略策略意义；而与国内民间民主维权运动的紧密联络、呼应和配合，更是这一流亡运动存在的真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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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刘贤斌：“出狱一百天”，《北京之春》2009年4月号；
（37）亚衣：“让中国百姓早日享受现代文明”，《北京之春》2007年10月号；
（38）麦海华等编：《民运百人的心路历程》，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出版，1993年；
（39）法国董尼德（Pierre Antoine Donnet）着：《西藏生与死》，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40）张伟国主编：《达赖喇嘛与汉人对话》，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出版，1999年
（41）徐水良：“捍卫法轮功人权是基本原则”，《北京之春》1999年9月号；
（42）倪育贤：“民运必须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前哨》2005年7月号。
（作者为原中国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现美国《北京之春》杂志执行编辑。本文完成于2009年4月，收入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主编的纪念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20周年学术论文集《今夜无星》）◆
北京之春2010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