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2月28日转载）
2010年的搜狐已经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媒体公司，媒体公司的年会，就不只是公司本身的事情，而且是一个思想表达与传播的公共的事情，在如搜狐这样的媒体公司内部，也有着编辑部与管理层这样两个阵营，所谓的教会与国家，编辑部在内容方面有相当的独立性，在搜狐，总编辑于威代表教会，而我代表国家。作为搜狐的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我有没有资格来做重要的演讲呢，没有，我只能是作为主办方的领导欢迎大家到来。当然教会与国家之间这堵墙也不总是存在的，我有时也与搜狐编辑部探讨方向及细节，可以说是脚踩两只船，所以作为有时候充当搜狐的总编辑的角色我今天在这个思想的论坛上发言，我的意思是说，对于有否资格发言的问题，我们应该较真儿，其实我们对很多事情都应该开始较真，而不是总处于和稀泥的状态。我30岁之前一直是学生及学者，在物理学方面，到现在，也走了很多国家，参与了很多事情，对很多事情很有感想，所以今天请允许我花点时间谈一下。
2049年，我们在座的很多都还活着，我们都儿孙满堂，那时候，中国人是否都能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是否在美国人面前很有面子，中国是否能赢得尊重，这些全都与现在有关系，与每个人有关系，在现在与2049的幸福生活之间还有很多障碍，能否到达光辉的彼岸，与我们现在是愚蠢还是聪明的选择有至关重要的关系。到时候，假如中国的崛起和富强成为泡影，我们的后辈会指着我们说，瞧你们那一代人都做了什么，你们怎么那么二啊？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儒家文化要我们入世，进取，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点机会就能发家，给点阳光就灿烂，中国的政府官员是世界上最勤勉的官员，中国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也远比如俄国，巴西印度等要低。三十年市场化改革给了勤奋的中国人机会，珠三角，长三角的打工者以低廉的工资没日没夜地工作在流水线上，全国各地市的儒家领导们因为临近地市的竞争与晋升压力也同样没日没夜地带领其子民在致富的道路上奔跑。中国人的勤奋精神及在轻工业领域部分的市场化创造了made in China的奇迹，人类消费产品链条的中下游几乎被廉价的中国产品垄断，这就是30年经济奇迹的原因。
30年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也因此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甚至处于飘飘然的状态，我们现在津津乐道大国的崛起，兴奋地（如环球时报，参考消息等）收集着我们依然崇拜的高贵的西方人对我们的任何只言片语的赞扬，仿佛中国，middle kingdom 作为世界中心被周边列国朝拜的辉煌秩序又恢复了似地。这是一种幻觉！西方人其实依然不怎么把我们当回事儿！
实际上，我们刚刚参与了经济的预选赛，进入了决赛圈，而我们的对手就是当今最强大，最先进的美国。如果我们还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话，那一个学术命题就是：勤奋的儒家精神+不完全的市场经济VS.个人主义精神+公平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大PK.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而令人沮丧的，我们无法战胜美国！
问题就出在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品质与优秀来自于全方位的竞争，创新来自于公平的竞争，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无时无刻地妨碍竞争，而妨碍公平的竞争这件事情好像在中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在大洋彼岸，美国政府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如何保护竞争，保护竞争也就是保护创新。只有民营企业才是在参与全方位的竞争，国有企业只是在产品质量，价格上的市场化，而不是百分百的市场化，因为市场并不参与选择构成企业的组织，国有企业因为国家支持或垄断的原因不会有消亡的威胁，不管优秀与否都会存在，管理层也不完全承担企业兴衰的责任，因为是国资委任命的，相比之下，活下来的民营企业一定是最优秀的，是由市场选择的。
举例说明，在轻型消费品领域，民营经济竞争非常充分，中国产品行销世界，这非常好，但远远不够，我们数千打工者辛辛苦苦劳作一年造出的鞋袜或玩具出口赚的钱人家卖一架飞架给我们就拿回去了。但高附加值产品制造方面，因为其沉重的计划经济的历史包袱和国家缺乏对市场经济的深刻认识，很难形成充分的市场经济环境。我们主流语境经常是：整合资源，优势互补，统筹兼顾，积极进取等等，唯独没有保护公平竞争这样的最最最重要的语句。在飞机制造领域，我们迷信过去的计划经济的举国体制，少有民营经济参与，殊不知波音公司可是经过百年竞争的产物，在武器，装备制造方面，我们依靠大量的国有企业，而美国的雷神公司，休斯公司，霍尼韦尔等等等这些市场竞争的产物是美国武器制造的主要提供者，政府采购有严格的审查竞争机制，照这样下去，我看美国四十年后依然还是地球上的老大，有着最先进的武器，当然就有着话语权。汽车工业，西方百年的竞争产生了最优秀的公司，而我们却依靠大量的国有企业与西方公司签下了众多以所谓市场（即股权、品牌）换技术的不平等条约，到现在后悔了，忙着推自己的品牌，但已经让人家赚了十年的钱，吉利，比亚迪太少了啊！在金融领域，美国的高盛，摩根叱咤全球资本市场，中国的国有银行，投行二十年后相比之下还处在小儿科的状态。
在媒体领域，中国的体制内的报纸，电视台缺乏完全意义上的竞争，并没有形成具有独立人格和媒体理想的组织，所以没有权威和尊重，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报点什么东西，全球人都关注，都相信，中国在全球的话语权因为没有能够赢得尊重的媒体组织而极其缺乏，政府组织的媒体国家队进行全球品牌的推广因为是非市场竞争的产物，注定虎头蛇尾，毫无竞争力。而在影视领域，因为媒体渠道的国有化而缺乏竞争，司法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原因，中国的影视还处在作坊阶段，没有形成大工业，一部阿凡达让国人惊叹美国电影工业的发达，殊不知阿凡达只是美国好电影的冰山一角，好的电影不仅在于制作技术而且在于故事，表演，甚至价值观，而这是美国竞争极其充分的发行渠道，成千上万的剧作者，投资者，制片人充分的激烈的公平的竞争产物。因为发达的媒体及娱乐业，美国在地球上的软实力是我们无法撼动的。
越说越令人沮丧，就此打住，你们会问，那我们怎么办：
答案很明显：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没有充分的，公平的市场竞争，就没有品质，没有优秀，没有就业机会，没有稳定，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
具体怎么做？问题很复杂，但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否则我们发展的将不会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而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政府应该放下很多亲自参与竞争与民争利的举动，把主要精力用在保护公平竞争上来。
当然，我相信，经济体制应该与文化有关系，比如，我们的儒家体制和奉献精神可能使得政府比西方的政府有更高的效率，能承担更大比例的社会职责，但都是一个度的问题，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是地球人，而且地球越来越小，我们越来越相似，所以，我们应该聪明地思考中国特色和普世价值观的比例问题，而且，在经济领域的普世价值观即竞争理念已经被充分证明了，全面接受就完了呗。
我的回答很笼统，幸好我们有这么多的思想者，实践者来参与讨论，不愁没有好的答案，那就让我们大家来给中国经济提供真知灼见，并通过搜狐这样的媒体平台，启发社会思考，为了中国真正的崛起，为了2049年我们的子孙真正地happily there after.谢谢你们听我高谈阔论。
2010年2月28日星期日
2010年2月27日星期六
徐友渔：期望一个低调的法治社会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2月27日转载）
一、“中国走的是美国式发展道路”是一个假命题
问：中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为样本的。但中国是后发赶超型国家，人口多、资源少，许多因素决定中国的“美国梦”可能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探索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是不是首先应该摒弃“美国梦”？
答：这个问题如果要我纠偏，我觉得并不是要纠中国模仿美国的偏，我认为，“中国走的是美国式发展道路”本身是一个假命题。
“中国的现代化是以美国为样本的，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很多人对此大张旗鼓地批判。然而问题在于，究竟是谁抱有这种思想？到底要批判谁？美国有些方面就是比我们强大，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在极少数中国人的心里，可能一想到中国的现代化，暗中有一个样板就是美国。这种情况不能说不存在，但是到底有多严重？在现实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是不是已经成了我们必须警惕和批判的一个靶子？难道中国没有重视欧洲，没有重视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吗？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们的大政方针、我们的执政党，什么时候说过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美国？有哪些重要人物和重要力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认为美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惟一的道路？我们的哪一些政策是在模仿美国？根本没有。中国跟美国，国情差别那么大，怎么可能一味学美国！我想，中国人里面完全丧失了现实感的人应该还不是主流。但是这个假命题现在在中国到处流传，对子虚乌有的事情煞有介事做文章，不仅不得要领，甚至很荒唐。
所谓“中国走的是美国式发展道路”，这是近十几年以来，中国人自己编造的一个故事。究其原因，可能与对中国现代化的批判与反思有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社会不公正，等等，但是批判也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一批判，就先扣一顶帽子，说中国在走美国道路。如果说我们要在理论界适当提醒一下，防止出现把现代化当成美国化的倾向，这是可以而且必要的，但是没必要夸大和歪曲。
中国的现代化当然要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而且中国人从来都是在摸索自己的道路。所以我不认为反对美国化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批判一个假命题，反而可能会使我们忽略了中国真正的问题。
二、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
问：诚如您所说，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您认为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答：就是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问题。这其实是老生常谈。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大的形势来说主要是两个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市场经济方面，虽然弊病很多，但不可否认成绩也是巨大的，特别是中国加入了WTO，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化的机遇来发展经济。然而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去，不受限制的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还很多。
政治体制改革是用来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经济体制改革就可能会被扭曲或变形。其实已经出现变化的势头了。我们可以发现，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民众是相当支持改革开放的，而现在为什么大家意见那么多，抱怨那么多？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已经成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用来谋取实利的旗号。在这种情况下，夸大一点说，我认为必须用政治体制改革来挽救经济体制改革。不然，经济体制改革受到的抱怨和批评会越来越多，最后有一天，要么使得经济体制改革搞不下去，要么会变成特殊利益集团和民众之间赤裸裸的矛盾对立。
问：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是像近年一些人主张的宪政民主吗？
答：宪政民主是一个很大、很长远、很一般的目标。政治体制改革包含的内容很多，现在的问题还不在于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而是看不出有真正要做的迹象。
比方说现在大家很关注的“国进民退”的问题，就是因为中国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权力的干预太多。要使市场经济规范化，必须有对权力的制约机制。而中国的权力垄断与政府权力太大、不受制约，是中国这种体制架构下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一个历来就有的问题。我们之所以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权力垄断和不受制约的情况近来才变得越来越严重，而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这个问题越来越暴露出来了，其危害性也越来越大。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法治。拿拆迁问题来说（这几乎成了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现在我们看新闻，常常能看到强制拆迁激起各种矛盾，甚至引起自杀事件的消息。而这种制造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正、产生了大量腐败的事情居然是有法可依的，非常荒谬。所以，最近北京大学法学院五位教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要求修改或废除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这类事情就说明，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大量的事情可以做。
三、法治社会是最值得向往的目标
问：您觉得三五十年之后，中国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答：很多哲学家都说过，人无法预测未来。为什么呢？有一个最不可预测的因素，就是科学的力量到底能够发展到多大。人类社会的面貌、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等，都受到科学技术决定性的影响，而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样是不可预测的。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有一天，核聚变技术可以做到把能量持续地、平稳地释放，而不是像氢弹那样一瞬间爆炸的话，世界能源格局将彻底改写；继之而来，整个世界的政治版图肯定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那时，石油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海湾地区可能不再是火药桶，现在某些趾高气扬的产油国可能要重新回到骑骆驼的时代；而科学技术发达、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则会变成新的富裕国家。从这种意义上，我觉得未来难以想象。
但是有些与人类普世价值有关的东西，我认为还是可以想象的。比方说到2040年，或者2050年，无论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面貌怎么样，我觉得中国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
其实我的要求不高。我并不希望定一个不现实的目标，也不要求中国短期内变得很民主、很自由。我首先希望的一点，就是未来的社会一定要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民众的一些基本权利，也就是中国现行的宪法条文上规定人们应该享受的自由权利，能够享受得到，这就可以了。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它的大多数人不能生活在一种对未来完全无法预期的状态下。而要让人们对未来有信心，最重要的就是知道什么事情该怎么办，有规可循。当出现民众与民众、民众与政府、民众与商家或其他团体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些规矩在那里摆着，按照条文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同时，司法机构也能够严格按照制度办事，而不是按照个别长官意志办事。比如说要拆迁我这个房子，必须走法律的程序，不是哪一个政府官员或房地产商说了算，我也不必担心房地产商雇一批人把我的房子给扒了。这是值得向往的。
总的来说，我短期内期望的是一个低调的法治社会，开始时只求基本保障，就是说人们生活在一个依法办事的社会里，个人的人身安全、财产权等能够得到法律保障；当出现争端的时候，会有公正的法律，以及执法公正的司法机关来解决。能实现这一点，作为第一步，就已经很好了。当然这远远不够，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目标。
回顾改革开放这31年，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进步很大，我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标志。当然，法治建设面临的阻碍因素仍然很多，其中有传统文化、习惯势力的原因，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中国人一元化的权力垄断思想。中国人要做到像西方人敬畏上帝那样敬畏法律、敬畏宪法，还需要长时间努力，但必须往这个方向去做。
问：关于中国政府与百姓，您理想中是什么样的关系？
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民众对政府官员赋予了很多道德要求，甚至今天中国的老百姓，也仍然向往官员都像包青天那样爱民如子。这种东西我认为在今天是不可取的。如果个别政府官员愿意做人民的父母官，当然很好，这说明他个人品德好。但是万一没有那么做，也没有错。因为官员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契约关系。为了社会的发展和有序，人民把自己本身享有的一部分权力委托给政府，让政府来管理社会。如果一方面老百姓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官员是不是严格执行了这种契约，另一方面官员能廉洁自律、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这种契约关系也能成为一种和谐的关系。
总之，我们不能不合理地用一些达不到的品德来要求政府官员，而很多该做到的又不去要求。与其这样，还不如要求大家都遵守一些基本的、可以做到的规矩。
四、话语权不是“构造”出来的，而是“积累”出来的
问：您怎么理解“中国式的民主”这个概念？
答：从理论上说，民主是一个普世价值。但是每个国家实现民主的时候，它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也会起作用，因为民主的理念、原则要落实到具体的国家、社会，它一定要跟这个社会有关系。实际上这是一个普遍性与民族的特殊性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所以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的民主肯定不可能是千篇一律、一个模式，这几乎是一个不用说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提中国式民主，我觉得要警惕把不民主、甚至反民主的东西说成是中国式民主的倾向。
当然，如果是为了把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具体问题、中国特定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在中国落实，从这种角度来谈中国式民主，是可以的。
问：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这些年一面倒地搞硬实力建设，忽视了软实力建设，而中国要真正崛起，也需要依靠软实力。下一个30年，中国是不是应该着力去提升软实力，推出自己的普世价值？
答：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整个西方世界搞现代化已有三五百年的历史，他们在经济发展、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等方面，确实掌握了一定的话语霸权。所以作为后发国家，不只是中国，包括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经常使用他们的概念来表述问题、思考问题。中国之所以话语权现在仍然不大，一是因为中国这些年尽管发展很快，但经济总量也并不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更重要的是，话语权是历史的慢慢积累，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这一套话语体系，不是想推翻就可以推翻的，你想换一种说法，凭空是做不到的。况且我们现在借用的西方的那套东西，其本身也有相当多的合理性，它自己内部也在不断进行淘汰，否则不可能延续至今。
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不用着急，话语权力是一个自然的形成过程。就像姚明在西方打球打得那么好，即使我们自己不宣传，姚明站在那里，美国人自然就会喜欢他、崇拜他。要是我们非得为中国出不了菲尔普斯这样的泳坛明星而着急，管什么用呢？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和承认，西方有一些话语权是跟普世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法治。那些攻击西方不好的人，说得再咬牙切齿，为什么他自己揣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护照，而且早把子女送到这些国家上学去了呢？这种情况在中国特别普遍。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在那些国家，个人的人身权利就是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如果我们一定要搞一套中国式的民主法治去跟西方争锋，我觉得实际上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因为如果我们的文明程度、法治程度能够做到让社会很公正、让人身权利有保证，别人肯定也会尊重我们，不召自来。
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有些是传统的差异，尤其是文化的。中国的诗歌好还是美国的诗歌好？曹雪芹好还是莎士比亚好？这是相对的问题，没法客观地分出高下。但是在社会制度安排上，有些东西是可以比较并分出高下的，例如法治社会跟非法治社会相比，法治社会肯定要好。我们有些地方不如别人，就要想办法去做，赶上别人。然而如果坐井观天，对普世价值、对国际情况不了解，以为坐在书斋里就可以构造出一套代表中国软实力的价值观，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一、“中国走的是美国式发展道路”是一个假命题
问：中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为样本的。但中国是后发赶超型国家，人口多、资源少，许多因素决定中国的“美国梦”可能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探索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是不是首先应该摒弃“美国梦”？
答：这个问题如果要我纠偏，我觉得并不是要纠中国模仿美国的偏，我认为，“中国走的是美国式发展道路”本身是一个假命题。
“中国的现代化是以美国为样本的，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很多人对此大张旗鼓地批判。然而问题在于，究竟是谁抱有这种思想？到底要批判谁？美国有些方面就是比我们强大，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在极少数中国人的心里，可能一想到中国的现代化，暗中有一个样板就是美国。这种情况不能说不存在，但是到底有多严重？在现实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是不是已经成了我们必须警惕和批判的一个靶子？难道中国没有重视欧洲，没有重视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吗？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们的大政方针、我们的执政党，什么时候说过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美国？有哪些重要人物和重要力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认为美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惟一的道路？我们的哪一些政策是在模仿美国？根本没有。中国跟美国，国情差别那么大，怎么可能一味学美国！我想，中国人里面完全丧失了现实感的人应该还不是主流。但是这个假命题现在在中国到处流传，对子虚乌有的事情煞有介事做文章，不仅不得要领，甚至很荒唐。
所谓“中国走的是美国式发展道路”，这是近十几年以来，中国人自己编造的一个故事。究其原因，可能与对中国现代化的批判与反思有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社会不公正，等等，但是批判也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一批判，就先扣一顶帽子，说中国在走美国道路。如果说我们要在理论界适当提醒一下，防止出现把现代化当成美国化的倾向，这是可以而且必要的，但是没必要夸大和歪曲。
中国的现代化当然要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而且中国人从来都是在摸索自己的道路。所以我不认为反对美国化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批判一个假命题，反而可能会使我们忽略了中国真正的问题。
二、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
问：诚如您所说，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您认为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答：就是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问题。这其实是老生常谈。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大的形势来说主要是两个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市场经济方面，虽然弊病很多，但不可否认成绩也是巨大的，特别是中国加入了WTO，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化的机遇来发展经济。然而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去，不受限制的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还很多。
政治体制改革是用来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经济体制改革就可能会被扭曲或变形。其实已经出现变化的势头了。我们可以发现，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民众是相当支持改革开放的，而现在为什么大家意见那么多，抱怨那么多？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已经成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用来谋取实利的旗号。在这种情况下，夸大一点说，我认为必须用政治体制改革来挽救经济体制改革。不然，经济体制改革受到的抱怨和批评会越来越多，最后有一天，要么使得经济体制改革搞不下去，要么会变成特殊利益集团和民众之间赤裸裸的矛盾对立。
问：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是像近年一些人主张的宪政民主吗？
答：宪政民主是一个很大、很长远、很一般的目标。政治体制改革包含的内容很多，现在的问题还不在于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而是看不出有真正要做的迹象。
比方说现在大家很关注的“国进民退”的问题，就是因为中国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权力的干预太多。要使市场经济规范化，必须有对权力的制约机制。而中国的权力垄断与政府权力太大、不受制约，是中国这种体制架构下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一个历来就有的问题。我们之所以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权力垄断和不受制约的情况近来才变得越来越严重，而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这个问题越来越暴露出来了，其危害性也越来越大。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法治。拿拆迁问题来说（这几乎成了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现在我们看新闻，常常能看到强制拆迁激起各种矛盾，甚至引起自杀事件的消息。而这种制造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正、产生了大量腐败的事情居然是有法可依的，非常荒谬。所以，最近北京大学法学院五位教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要求修改或废除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这类事情就说明，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大量的事情可以做。
三、法治社会是最值得向往的目标
问：您觉得三五十年之后，中国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答：很多哲学家都说过，人无法预测未来。为什么呢？有一个最不可预测的因素，就是科学的力量到底能够发展到多大。人类社会的面貌、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等，都受到科学技术决定性的影响，而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样是不可预测的。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有一天，核聚变技术可以做到把能量持续地、平稳地释放，而不是像氢弹那样一瞬间爆炸的话，世界能源格局将彻底改写；继之而来，整个世界的政治版图肯定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那时，石油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海湾地区可能不再是火药桶，现在某些趾高气扬的产油国可能要重新回到骑骆驼的时代；而科学技术发达、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则会变成新的富裕国家。从这种意义上，我觉得未来难以想象。
但是有些与人类普世价值有关的东西，我认为还是可以想象的。比方说到2040年，或者2050年，无论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面貌怎么样，我觉得中国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
其实我的要求不高。我并不希望定一个不现实的目标，也不要求中国短期内变得很民主、很自由。我首先希望的一点，就是未来的社会一定要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民众的一些基本权利，也就是中国现行的宪法条文上规定人们应该享受的自由权利，能够享受得到，这就可以了。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它的大多数人不能生活在一种对未来完全无法预期的状态下。而要让人们对未来有信心，最重要的就是知道什么事情该怎么办，有规可循。当出现民众与民众、民众与政府、民众与商家或其他团体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些规矩在那里摆着，按照条文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同时，司法机构也能够严格按照制度办事，而不是按照个别长官意志办事。比如说要拆迁我这个房子，必须走法律的程序，不是哪一个政府官员或房地产商说了算，我也不必担心房地产商雇一批人把我的房子给扒了。这是值得向往的。
总的来说，我短期内期望的是一个低调的法治社会，开始时只求基本保障，就是说人们生活在一个依法办事的社会里，个人的人身安全、财产权等能够得到法律保障；当出现争端的时候，会有公正的法律，以及执法公正的司法机关来解决。能实现这一点，作为第一步，就已经很好了。当然这远远不够，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目标。
回顾改革开放这31年，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进步很大，我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标志。当然，法治建设面临的阻碍因素仍然很多，其中有传统文化、习惯势力的原因，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中国人一元化的权力垄断思想。中国人要做到像西方人敬畏上帝那样敬畏法律、敬畏宪法，还需要长时间努力，但必须往这个方向去做。
问：关于中国政府与百姓，您理想中是什么样的关系？
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民众对政府官员赋予了很多道德要求，甚至今天中国的老百姓，也仍然向往官员都像包青天那样爱民如子。这种东西我认为在今天是不可取的。如果个别政府官员愿意做人民的父母官，当然很好，这说明他个人品德好。但是万一没有那么做，也没有错。因为官员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契约关系。为了社会的发展和有序，人民把自己本身享有的一部分权力委托给政府，让政府来管理社会。如果一方面老百姓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官员是不是严格执行了这种契约，另一方面官员能廉洁自律、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这种契约关系也能成为一种和谐的关系。
总之，我们不能不合理地用一些达不到的品德来要求政府官员，而很多该做到的又不去要求。与其这样，还不如要求大家都遵守一些基本的、可以做到的规矩。
四、话语权不是“构造”出来的，而是“积累”出来的
问：您怎么理解“中国式的民主”这个概念？
答：从理论上说，民主是一个普世价值。但是每个国家实现民主的时候，它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也会起作用，因为民主的理念、原则要落实到具体的国家、社会，它一定要跟这个社会有关系。实际上这是一个普遍性与民族的特殊性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所以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的民主肯定不可能是千篇一律、一个模式，这几乎是一个不用说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提中国式民主，我觉得要警惕把不民主、甚至反民主的东西说成是中国式民主的倾向。
当然，如果是为了把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具体问题、中国特定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在中国落实，从这种角度来谈中国式民主，是可以的。
问：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这些年一面倒地搞硬实力建设，忽视了软实力建设，而中国要真正崛起，也需要依靠软实力。下一个30年，中国是不是应该着力去提升软实力，推出自己的普世价值？
答：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整个西方世界搞现代化已有三五百年的历史，他们在经济发展、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等方面，确实掌握了一定的话语霸权。所以作为后发国家，不只是中国，包括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经常使用他们的概念来表述问题、思考问题。中国之所以话语权现在仍然不大，一是因为中国这些年尽管发展很快，但经济总量也并不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更重要的是，话语权是历史的慢慢积累，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这一套话语体系，不是想推翻就可以推翻的，你想换一种说法，凭空是做不到的。况且我们现在借用的西方的那套东西，其本身也有相当多的合理性，它自己内部也在不断进行淘汰，否则不可能延续至今。
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不用着急，话语权力是一个自然的形成过程。就像姚明在西方打球打得那么好，即使我们自己不宣传，姚明站在那里，美国人自然就会喜欢他、崇拜他。要是我们非得为中国出不了菲尔普斯这样的泳坛明星而着急，管什么用呢？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和承认，西方有一些话语权是跟普世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法治。那些攻击西方不好的人，说得再咬牙切齿，为什么他自己揣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护照，而且早把子女送到这些国家上学去了呢？这种情况在中国特别普遍。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在那些国家，个人的人身权利就是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如果我们一定要搞一套中国式的民主法治去跟西方争锋，我觉得实际上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因为如果我们的文明程度、法治程度能够做到让社会很公正、让人身权利有保证，别人肯定也会尊重我们，不召自来。
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有些是传统的差异，尤其是文化的。中国的诗歌好还是美国的诗歌好？曹雪芹好还是莎士比亚好？这是相对的问题，没法客观地分出高下。但是在社会制度安排上，有些东西是可以比较并分出高下的，例如法治社会跟非法治社会相比，法治社会肯定要好。我们有些地方不如别人，就要想办法去做，赶上别人。然而如果坐井观天，对普世价值、对国际情况不了解，以为坐在书斋里就可以构造出一套代表中国软实力的价值观，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2010年2月25日星期四
2010年2月23日星期二
杨鹏：祭司、君王与知识分子
2010-02-23 16:19 杨鹏
主讲：杨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
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09年4月25日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校区学术报告厅
提要之一
祭司是神与人的中介，代表众人向神祷告，向众人传达神的旨意，传达神的道，从理论上说，祭司集团的力量来源是“神”，他的力量是从神的“道”那儿来的。君王的权力来源于什么呢？暴力优势。君王是世俗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的控制者。我们今天的讨论，主要想讲清楚祭司与君王的三种关系模式，一是以祭司为主的祭司君王的教政合一模式，二是以君王为主的君王祭司政教合一模式，三是祭司、君王的政教分离模式。理解这三种不同的关系模式，对理解世界各国不同的社会结构，对理解我们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会很有帮助。
提要之二
《尚书》开篇，尧命令羲和去从事宗教事务，就是君王命令祭司并控制了祭司领地。在教政分离的美国，你不能说总统命令大主教去做什么。在阿拉伯教政统一的国家，你更不能说总统命令大阿訇去干什么。作协开会，来一个政府官员讲话，政府官员勉励作家们，要深入生活，写出这个时代的精神。作家们拿着小本本在记。这场景不是很可笑吗！
提要之三
“来吾导夫先路”！屈原的这种气质你在孔夫子身上能找到吗？孔夫子一不关心天地演化，二不敢公开以导师角色面对君王，孔夫子在君王面前是哆哆嗦嗦的。
提要之四
《易经》上说，“圣人以神道设教”，一个民族如果不在“神”与“道”上站立起来，一个民族的精神领袖们如果不将自己的精神基础建立在“神”与“道”基础上，而只是可怜地围着君王的感觉在打转转，那么这个民族的精神将是卑琐的甚至可能是卑鄙的。
提要之五
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祭司的历史回位，由服从世俗权力转向服从超越性的 “神与道”，维护自己精神的独立和人格的尊严，只对天道和生命负责，通过坚守自己的“神与道”立场，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品质与生命尊严。
正文：
主持人：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杨鹏老师。杨鹏老师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哲学和公共政策。杨鹏老师发表过重要的道家研究著作《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同时杨鹏老师发表过许多有影响的公共政策评论文章。2005年11月杨鹏老师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什么”一文被《南方周末》评为中国2005年度致敬时评。我们对外通知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源头》，今天杨鹏老师以这个内容为基础，换了一个题目，“祭司、君王与知识分子”，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鹏老师开始今天的演讲。
杨鹏：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交流思想。“中国民间信仰的源头”，我2008年11月在广东的“时代沙龙”讲过，这份演讲稿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我觉得做研究的，要永远追求新的理解和认识，不要去重复别人的东西，也尽可能不要去重复自己已经讲过的东西。所以我改了题目，虽然与民间信仰仍然有关系，但是视角不一样了，内容也不大相同。这个题目，叫做“祭司、君王与知识分子”。一提到“祭司”这个概念，大家也许会觉得很遥远。“君王”，同样是历史上的角色。清王朝终结后，中国就不再有名义上的君王了。祭司和君王们都已消失进历史，但并不意味着祭司和君王们在历史上承担的社会功能已经消失了。今天的讲座，我们先一起来探讨祭司和君王之间的关系的演变，这种演变在一个层面决定了东西方文化演进的差异，这种演变跟中国今天的现实问题有密切联系。
在开始讲解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讨论中来，我的问题是：你所理解的祭司是干什么的？祭司这个概念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回答一：我理解是古代做祭典仪式的主持人，比如说祖先的丧事，《祥林嫂》里面写过。
回答二：在我的印象中，祭司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代表，任务主要是传达神的启示，是一种权威。
回答三：祭司是神与人之间的连接中介。
杨鹏：刚才三位朋友做了解答，看来大家对祭司这个概念有基本的认识。祭司肯定是跟神有点关系的。实际上今天各种有神宗教的宗教领袖们及其助手们，就是远古的祭司的延续。祭司是神与人的中介，主持各种祭祀仪式，宰杀燔祭牺牲，代表众人向神祷告，向众人传达神的旨意，传达神的道，在远古社会中，这个职业是权威的，在今天也一样充满影响力。从理论上说，祭司集团的力量不是来源于世俗权力，而是来源于“神”，他的力量是从神的“道”那儿来的。祭司的权力来源是宗教化的，是与神的信仰有关的。君王的权力来源于什么呢？暴力优势。君王是世俗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的控制者。我们今天的讨论，主要想讲清楚祭司与君王的三种关系模式，一是以祭司为主的祭司君王的教政合一模式，二是以君王为主的君王祭司政教合一模式，三是祭司、君王的政教分离模式。理解这三种不同的关系模式，对理解世界各国不同的社会结构，对理解我们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会很有帮助。
第一种关系：教政合一
下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祭司和君王的关系。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1890年就发表的《金枝》（GOLDEN BOUGH），这部书是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这本书在两个方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是书中揭示的人类精神变化的三个阶段，从巫术到宗教，从宗教到科学。作者认为，科学与巫术有相通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巫术与宗教不同，巫术中巫师是靠自己的法术的力量来改变自然，宗教徒是靠对神的信仰和祈祷来改变世界。或者说，巫术的主体是巫师自己，宗教的主体是神。诸葛亮借东风，没有向神祈祷就把风借来了，这是巫术。在这个意义上，巫术与宗教是对立的，所以西方中世纪的基督徒就大规模镇压巫术，烧死女巫。写《哈利·波特》的英国女作家J.K.罗琳（Joanne Kathleen Rowling）如果生活在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一定会被当成女巫烧死。在这个意义上，《哈利·波特》系列书是西方巫文化传统的复兴。这种巫文化的兴起表现在许多方面，当我一看见有些女孩穿着尖尖长长翘翘的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女巫啊，巫女打扮（听众笑）。弗雷泽认为科学是从巫术中长出来的。科学家一般不会搞祈祷活动，不会说上帝请您把您的秘密告诉我吧，科学家是自己去研究自然规律，然后搞出汽车、飞机、原子弹这些很古怪的东西。科学要放在西方远古文化史上，思维逻辑属于巫术。我1995年出版过一本书，叫做《东亚新文化的兴起—东西经济发展论》，认为东亚文化的根子是巫文化。从巫术到宗教，从宗教到科学，这是弗雷泽对西方精神史的概括，给人启发，这是《金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但是如果是我来总结，我觉得就应增加一个环节，即祭司这个环节，变成祭祀、巫术、宗教、科学四个环节，宗教从祭司文化中来，科学从巫术文化中来。
《金枝》给我留下的第二个印象，就是弗雷泽概括的祭司-君王一体化现象。弗雷泽发现，任何一个文明民族都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叫做祭司、君王一体化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教政一体化”，社会权力以祭司为核心，祭司必然就是君王，祭司掌握着精神和世俗两个方面的最高权力，这个社会的统治者是祭司集团。各祭司祭拜的神可能不一样，但他们都拥有对信众的至高权力。教政一体化的这种状态，即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例如在阿拉伯世界，“替圣传道”的阿訇们的社会地位很高，他们领导穆斯林从事宗教活动，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是能够影响甚至支配世俗政权的。比如说今天的伊朗，虽然是半民主的社会，但要选上总统，没有阿訇们的认同与支持是不可能的。在过去，我国西藏地区的社会是喇嘛们为主导的，解放前的西藏绝对是喇嘛集团说了算，西藏地区的NO.1一定是喇嘛教的领袖，世俗官员们只是喇嘛集团的“打工仔”。即便是拥有教政分离传统的西方，在中世纪的时候，政教冲突很厉害，但教会的权力也是很大的，教权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君权的。君王继位，要由大主教来办仪式，皇冠由主教来给君王带上。这种模式是，宗教人士超越世俗君王，宗教权力超过政治权力，以“教”为基础的教政合一。
第二种关系：教政分离
大家如果仔细研究《圣经》，会发现旧约里面的祭司也是超越世俗君王的。《旧约》中，先知、祭司与君王充满了矛盾，君王也常杀害先知和祭司，但先知和祭司在民众心中的地位高于君王，杀害先知、祭司的君王的权位是不稳的。大家知道犹太的大卫王，就是那位用弹弓打倒哥利亚的少年英雄，他能当王，是由先知选定的。《圣经》旧约的撒母耳记中写道，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撒母耳见到了耶西的几个孩子，但都不是耶和华要选的人，撒母耳问耶系：“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耶西回答：“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这孩子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角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你们注意看，大卫能当王的前提，是先知撒母耳按神的旨意，膏了大卫。王是由先知来选定的。旧约里有一条是十分重要的，虽然祭司对君王的选择具有决定性，但是在日常国家治理上，祭司与君王是分开的。祭司和先知可以指责王甚至可以更换王，但祭司并不直接掌握世俗权力。这种祭司与君王的分离，到《新约》以后就更明显了。有人问耶稣该不该纳税给凯撒，耶稣的回答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句话，被视为西方祭司与君王的分离、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分离的重要思想来源。政教分离，各管各的空间，这很重要。当然，耶稣生活的年代，罗马皇帝控制着耶路撒冷犹太世界，就算祭司们不想把治理世俗社会的权力分离出来他们也做不到。耶稣教政分离的说法，是对当时现实的承认，政治军事行政的统治权归罗马，宗教、信仰的事务仍由犹太人自治，犹太祭司是犹太人的精神领袖。
耶稣开创的政教分离的精神传统，后来在美国结出了政教分离的果子，现在成为西方世界普遍的取向。既不是君王把祭司统治了，也不是祭司把君王统治了，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是相互博弈的，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是相互约束的，形成了另外一种社会精神生态。美国总统是世俗领袖，不是美国大主教，不是美国大祭司，不是美国精神领袖，他不能对宗教问题、大学教育问题随便指手划脚的，他的权力延伸不到那儿。有一个资料是很重要的，这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的内容，里面规定：议会不得制订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某种宗教的法律，不得制订限制言论、出版及和平请愿的权利。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or of the press,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这里将世俗政治权力从宗教和思想上排除了（言论和出版本质上是思想问题），教政分离有了制度上的保障。这个条款禁止世俗权力对宗教进行干预，这可能与美国的历史有关系。一群新教徒在欧洲受到了镇压和迫害逃到新大陆，他们深深感受到了世俗权力对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多大的伤害，所以他们要求立法者必须给宗教自由。这里面没有说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因为当时的情况并不是宗教对政治的干预，相反是世俗的权力对宗教的伤害，所以就强调了对世俗权力的控制。
第三种关系：政教合一
中国历史上，有独立于政权的祭司队伍吗？好像没有。中国传统上有两个系统相对独立一点，一个是佛寺，一个是道观。大家看《少林寺》，当将军试图带军进入寺庙的时候，寺庙的和尚们出来阻拦，说此乃佛门圣地，你怎能闯入？佛寺围墙里，归和尚自治。道观也一样，内部独立自治。鲁智深打死镇关西，逃到五台山避难，为什么佛寺能让他避难？入了佛门乃法外之人，官府也就不追究了。武松逃难的时候扮演成“头陀”，一个道士，也是法外之人，世俗权力就会放他一马。所以说，中国古代的佛寺道观，有一定的自主空间。皇帝能随便到寺庙里把自己不喜欢的道士或和尚砍了吗？不是不可以，而是只有极少数君王会这样做，这里有一股文化或舆论的内在约束。这是精神或灵魂空间的相对自由。虽然有一些自由空间，但总的来说，中国的精神领袖们是被边缘化在社会正常的政治权力生活之外的。
儒生能算是祭司吗？不是。读书做官，是冲着当官去的，他不独立于官场，他是为官场培养后备干部的。儒家有点像一个准宗教，这个准宗教的神就是“天”，或者是用的“上帝”、“昊天上帝”、“天帝”这些概念。不要奇怪我用了“上帝”这个词，这个词是中国古典词汇，在甲骨文里就有了，二十四史里，历代君王每年都要举行“上帝”祭典的。（PPT操作，电脑打开数字版二十四史），随便找一部，《旧唐史》，输入“上帝”一词，你们看，在《旧唐史》中就出现上帝祭祀一百八十多次。从“帝”到“上帝”，从“上帝”到“天帝”，从“天帝”到“天”，中国的最高人格神的称呼不完全统一，但先秦时称“上帝”是比较普遍的，今天则变在了“天”，天哪！意思就是“My God!”。《易经》上说：“圣人以神道设教。”在中国精神史上，有两个概念是很重要的，一是“天”（或者说上帝），一个是“道”，理解这两个概念，就理解了中国精神之源。
“天”在人间的代表是谁呢？儒生告诉我们，这就是“天子”，上天的亲儿子，唯一的儿子，所以君王就是神的代表，或者君王本身就是神。儒生就是君王的祭司。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是把朝廷当成了教堂，把君王当成了神的儿子、大祭司、大主教，这个意思，孟子讲得很清楚。《孟子》写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这是说，上天降生了下面的万民，要当万民的君主，要当万民的导师，这是说要帮助上帝来宠爱万民。君师一体化，政教一体化。中国的每个君王都是天子，天子只有一个，所有的读书人都叫做天子门生。中国代表着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君王超越祭司，以君王为核心，政教合一。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主流的，那就是说明中国是以天子崇拜为中心、以儒生为服务员的政教合一。中国有一个准宗教，这是以皇帝为崇拜对象、以官员为仆从的官场宗教。在这种情况下，君王不仅是世俗世界的主宰，也是精神世界的主宰。知识人物，如果不被纳入官场系统当一个官吏，就被边缘化到道观、佛寺中去，当然，道观佛寺也有一定空间，但与社会公共生活算是隔离了。
中国：祭司被边缘化的历史拐点
弗雷泽的《金枝》没有研究中国，但他揭示出来的“祭司君王一体化”的情况，在远古中国一样存在，但后来，中国先后经历了两次祭司被边缘化的历史拐点，一次是在夏朝，一次是在周朝，这两次历史的拐点影响深远。祭司的被边缘化，是中国文化与其它文化在发展取向上的重大差异之一。
我到过辽宁的牛河梁遗址，这是红山文化的一部分，遗址的时代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那儿发现了女神庙、女神泥像和大量的玉器。玉器中有玉猪龙，还有很大的龙、凤玉雕，这是中国龙凤文明的早期表现。牛河梁遗址中发现了一位祭司的墓，在一个高台上，高台下面是其他贵族的墓。祭司骨骸上放有许多极其精美的玉制品，绝对的地位高贵与众不同。这是祭司主导的社会，是祭司君王一体化的时代。
三星堆遗址的时间跨度很长，大约从公元前5000年~3000年，三星堆是很典型的祭司主导的社会。大家看这些三星堆的照片。这个铜人的脸上有一个金面具。金面具是什么意思呢？李岚写有一本书叫《信仰的再造》，写的是贵州的傩文化。傩法师戴上面具，嘴里念道：“戴上面具我是神哪，摘下面具我是人哪。说我是神哪我是人哪，说我是人哪我是神哪。该我是神我就是神哪，该我是人我就是人哪。”祭司是凡人，但当祭司把面具往脸上一戴的时候，他的神态大变，他的言行就变成了神的言行。祭司这种心理变化，会被信仰他的人所感知，心灵相通，大家就跟着祭司进入了神秘感悟之中。可以想见，昏暗的火光下，祭司戴着金面具庄严地出场，宣称自己是代表神在讲话，大家都跪下，你很难不充满敬畏。
中国的商朝是一个宗教社会，商朝留下的甲骨文，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关于祭神和问卜的记录。我注意分析了甲骨文中的主祭者，君王已开始成为主祭者了，但也还有祭司（贞人、卜人）在担任主祭者，显然祭司在商朝的地位很高。大家如果有时间，建议大家去河南北部的安阳殷墟，精美巨大的青铜器令人震撼，那种审美的力度之强，后无来者。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艺术力量，因为这是宗教作品，里面蕴含着对神的恐惧与敬畏的情感力度。
大家都知道远古时期黄帝和蚩尤的那场有名的战争，河北涿鹿有一个这几年前才盖好的中华三祖庙，大堂上高坐着黄帝、炎帝和蚩尤，黄帝坐在中间，炎帝和蚩尤在两边，当地有许多蚩尤的传说，如蚩尤死而复活等。蚩尤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被描写得很丑陋，被定义为恶神。但有不少史料记载蚩尤就是古代的大祭司，是宗教领袖。《管子·五行》里面说：“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蚩尤明天道，故使为当时。”所谓“当时”，就是负责时令，负责历法和颁布时令。蚩尤不是被杀死了吗？这里的蚩尤指的是蚩尤氏族，这是一个祭司世家。黄帝是北方来的游牧民族，炎帝部落已进入农耕，黄帝战胜了炎帝部落，蚩尤氏族是炎帝部落的祭司氏族（明天道），所以黄帝仍然用蚩尤氏族的人来担任祭司，负责敬授时令。明天道，就是了解节令气候，负责立法和预告时令。在三星堆有一棵四米高的大铜树，九个枝条上各站着一只鸟。当地的专家说这是通天树，看来专家不太了解祭司的历史。我一看就明白了，这其实就是历法树。祭司观察太阳影子的变化，造了这棵神奇的大树，上面的枝条和鸟儿会随着日影变化在地下投下影子。而且，站在树后固定的角度看太阳，不同季节的太阳会运行在枝条和鸟儿的不同位置。祭司可以根据这个历法时令树来判断气候和节令的变化。我跟一些考古专家提到这个观点，并建议他们仿一个，用以观察太阳光影变化。祭司的工作是一个十分专业的科学工作，所以黄帝虽然战胜了蚩尤，却不得不继续使用蚩尤氏族的祭司来负责说明“天道”。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政教之争有好几次，蚩尤和黄帝之战算是其中的一次。由于夏启以后开始了世袭制，中国人逐渐习惯以君王为中心来构建社会，所以天子门生们儒生们对远古时期的祭司阶层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几千年的诋毁。
祭司在中国被边缘化，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拐点，一个拐点是在公元前夏启世袭制家天下开始，一个拐点是周朝。大家从传说中知道，在君王世袭制出现之前是选贤让能的禅让制。尧将王位传给了舜，舜前王位传给了禹，但到大禹就麻烦了。约在公元前2070年，大禹的儿子启继承了大禹的王位，从此开始了禅让制向世袭制的转变过程。从《尚书》中可看出，在禅让制情况下，一个新王的产生，许多人要参与讨论，祭司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世袭制以来，祭司选择新王的这一职能被剥夺了，可以想见会有多大的冲突。尧、舜、禹时代是政教开始发生严重冲突的时代，那是一个世俗君王的势力开始抬头的时代。祝融就是祭司，“祝”就是祭司的名称，祝融是三苗祭司氏族的代表。祝融杀了大禹的父亲鲧，这是后来大禹不断开启与三苗战争的重要原因。夏启当政后战争不断，包括与三苗后裔羲和祭司氏族的战争。祝融三苗氏族战败后退住南方，逐渐在汉水、长江及淮河游域建立起了一个祭司文化氛围浓厚的楚国。尧舜禹启时代与三苗氏族、与羲和氏族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世俗君王与祭司力量的冲突。在这个冲突过程中，祭司氏族逐渐南移，退往湖北、湖南、江西的汉水、长江流域，包括退入四川。也许三星堆遗址就是退入四川的祭司氏族留下的，它与江渐的河姆渡文化及湖北、湖南、江西的楚文化有太多的相同点。这是中国祭司被边缘化的第一次历史拐点。
祭司集团在中国的第二次边缘化，发生在周朝，周朝基本上确立了中国今后几千年历史上君王与祭司的关系。夏启建立王朝，夏人的统治并不顺利，受到过去的陶唐氏族（尧）、东夷有虞氏族（舜）、羲和氏族（祝融）等所有不喜欢世袭制的人们的反对。夏启死后，夏启的儿子继承王位，被东夷族的后羿赶走。屈原《离骚》中写道：“帝降夷羿，革孽夏民。”上帝降下东夷的羿，杀戮伤害夏人。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夏以前的历史传统得到一定程度恢复，但世袭制的总趋势仍然在发展。正如刘邦等人灭秦，并没有终结秦的制度一样，从夏开始的新的世袭制逐渐成熟。祭司在商朝的地位很高，从这个意义上说，祭司氏族在尧、舜、禹时代受到打压后，在商朝重新回到社会高位，但这个社会地位，也达不到尧、舜、禹之前的高位了。世俗君王的势能上升趋势已基本确定。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打败商人建立周朝。周朝造了商朝的反而起家，商朝失败的教训对周朝来说是必须吸取的，或者说前朝的教训总是有力地塑造后来的朝代。这个教训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过度宗教化，而且这个宗教太血腥。我参观殷墟时注意到两个重要的情况：一个情况是大量的人殉，有许多殉人坑。杀人祭神，这种传统世界各国都有，即便在《圣经》中也留有残迹，上帝不就要亚伯拉罕把自己唯一的儿子献祭吗？殷墟的人殉规模很大，非常残暴。第二个情况是，周人对商人的宗教器物进行了系统的毁坏。商人以宗教为名的残暴最后搞得天怨人怒，周朝吸取教训，在统治权力上淡化了宗教色彩，虽然也强调敬天保民，但敬天被虚化了，保民被认真实施了，十分重视人事本身。周公把过去以祭神为核心的宗教仪式，转化成了以敬王和贵族为核心的礼制。周公制礼，就是把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仪式转化成了以王为中心的朝廷仪式和以族长、家长为中心的社会礼教仪式。也就是说，把礼制中神的内容抽空了，把王、族长、男家长填了进去，以世俗男权为中心重新构建社会等级系统。儒家的理论和礼教渊源就在周公制礼。
中国有一部最早的史书，叫《尚书》，里面记载的是尧、舜、禹、夏、商、周的君王们的言行。专家们认为《尚书》里的素材来源很早，但编辑整理完成大体是在周朝，所以其理念是以周朝理念为基础的。《尚书》很古老的，里面很多内容，除了专家，普遍百姓已很难以理解，例如，我们来看看，《尚书》开篇这样写道： “（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句话是说，尧就命令羲和，礼敬上天，将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做成历法，给人民颁布节令气候预报。这句话极端重要，它说明了祭司与君王的关系。为什么，因为羲与和是祭司世家，祭司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礼敬天帝，观测天象，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确立历法和预测气候变化。尧命令羲和去从事宗教事务，就是君王命令祭司并控制了祭司领地。在教政分离的美国，你不能说总统命令大主教去做什么。在阿拉伯教政统一的国家，你更不能说总统命令大阿訇去干什么。中国《尚书》以君王命令祭司的描写开始，是强调君王是主人，祭司阶层是君王的手下。所以直在今天，政治领导人和官吏在心态上是可以指挥知识分子的。毛泽东蔑视知识分子，他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君王是皮，祭司是毛，政治领袖是皮，知识分子是毛。毛泽东这种心态，可直接上溯到《尚书》。作协开会，来一个政府官员讲话，政府官员勉励作家们，要深入生活，写出这个时代的精神。作家们拿着小本本在记。这场景不是很可笑吗！这个政府官员也许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文学作品，但他还有心教作家们怎么写，为什么，因为政府领导觉得他们比作家高，几千年来都如此。祭司被边缘化了，没有了独立的宗教力量，精神人物都要找朝廷和政府领饭票，精神上就矮了一截。法国作家萨特拒绝了诺贝尔奖，宣称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这样的行为产生在一个教政分离的文化传统中是不奇怪的，但在中国就比较罕见。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取得官方的最高荣誉为荣，有的还把被某领导接见的合影照片打印在名片上。中国的很多事，源于久远的历史传统，只是大家日用而不自知罢了。
屈原：最后的祭司
我将屈原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后一位祭司。文学史教材上说，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祖师爷。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来解释屈原诗歌，那是瞎扯。屈原典型的祭司思维和心理，从祭司的角度看他的诗歌，才能真正理解他的是个和思想。《离骚》开篇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帝高阳之苗裔兮”中的高阳，是颛顼，颛顼是绝地天通的远古大祭司，楚人的祖先之一，屈原是颛顼的后人。所谓“绝地天通”，是说过去天和地是相通的，神与人是相往来的，是“神人杂处”的，后来上帝命颛顼将天地交通的道路阻隔了，只有祭司才能往来天地，普通人失去了与神直接交通的关系。“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是说明屈原诞生的时间，研究古代天文的专家认为，这个时间是特殊的，天上星辰排列成十字，据说这是天帝来临，大祭司降生的时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中的“灵均”这个字，是有讲究的，“灵”就是神，“灵均”就是祭司“均”的意思。屈原诗歌拥有一种在中国诗歌中后无来者的祭司气质，它追问终极问题，精神包裹上天下地神灵凡间。“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你们读这几句，多有气势！从这几句诗歌中我们可以分析祭司与君王的关系。祭司的思绪是从天地日月春秋的演化开始的，由此考虑到人世的短暂。随之是责怪君王，要求君王改正错误。最后是要给君王领路，让君王跟祭司走，这种心态是超越君王的，“来吾导夫先路”！屈原的这种气质你在孔夫子身上能找到吗？孔夫子一不关心天地演化，二不敢公开以导师角色面对君王，孔夫子在君王面前是哆哆嗦嗦的。屈原的诗歌上天入地，与众神灵交往，这是祭司进入幻觉时才有的东西，不能说这是浪漫主义，这是祭司的入神状态，这是祭司进入另一世界后的特殊感受。不然，你浪漫一次看看，你能浪漫到鞭打太阳走？你浪漫不出这种感觉的。屈原选择投江而死，这是为信仰和精神而死，超越了肉体的生死。屈原的自杀，今天被当成爱国主义来宣传，爱楚国主义，这样理解，恐怕有些狭隘。就像近现代中国被西方打败殖民，因失败，知识分子开始怀疑中国文化，要否定中国文化。屈原也一样痛苦，他热爱楚国，热爱楚国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是从远古三苗祭司文化而来，是中原祭司氏族流散到湘楚大地后的再兴起的。这种文化重视宗教神灵，祭祀上帝，有着对世俗的蔑视和对精神世界的渴求。这种文化中祭司地位很高，祭司群体对君王权力有很大制约性。这个文化传统与中原以君王官吏为中心的文化有很大差别。这个文化传统具有精神的高迈性和超越性，与中国功利算计的世俗文化相比而表现出高贵的一面。但是，楚国失败了，这个文化的依托消失了，这个文化受到了深刻的怀疑。屈原作为楚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绝望中有对国家毁灭的绝望，更有对祭司文化传统终结的绝望。
楚文化是独特的。《新论?言体》（东汉桓谭）上说：“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臣，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甚可伤。”这段话说吴人来进攻楚国，但楚灵王正在祭祀上帝，不愿出去组织军队应战，结果被吴兵俘虏。这一方面说明楚灵王因沉迷于宗教而忘了国家大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楚国浓厚的宗教氛围。另有一个故事说明楚文化的特别之处。《吕氏春秋》：“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矢，以畋于云梦，三月不返。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为葆吉。今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矢，以畋于云梦，三月不返。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笞。王曰：不穀免衣襁褓而不齿于诸侯，愿请变更而无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废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令也。臣宁抵罪于王，勿抵罪于先王。王曰：敬诺。引席王伏。”楚文王因沉缅于游猎和女色，被葆申打屁股，楚国之中有超越君王权威的神权和法治传统在。
楚文化中的这些故事，在中原文化环境中难以产生。你很难想象孔夫子敢把君王的裤子扒了打他一顿屁股。楚国的宗教与祭司的传统，对君王形成了外在的约束和影响。由于有宗教的背景，当一个人心中有神的时候，他对世俗可能是比较轻视的，也可能是超越的。如果当年的战争是楚人赢了，是楚文化统一中国，恐怕今天的中国就不是这样了。这里留下的一个是先王的法令，一个是先王的法令是怎么来的。一个是对祖先的尊重，一个是对神灵的尊重。楚国有葆吉和屈原这样的人存在，你会发现在楚文化中，祭司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在这个意义上，屈原投江另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这就是最后一位祭司的消失，中国祭司传统的终结，知识分子独立超越的精神的衰竭。没有了对神的崇拜与祭司集团的组织性，就不再有超越世俗权力的力量，知识分子就成了权力的附属物。读海子的诗歌，我有一个特殊的感受，这就是海子是一个天生的祭司，他来到世界，但却在这个世界找不到神。你们知道这种感觉吗？找不到神的祭司，是什么感觉？“目击众神死亡的原野上野花一片——–我的琴声呜咽我的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海子也有楚文化情结。
君王扮演大祭司
学界有一个说法，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是因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信神，这种说法把大家都洗了脑，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孔子是信神的，他信的神叫“天”，这是宇宙中最高的神。孔子自己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敬畏的对象，首先是天帝的命令，其实是君王，再就是圣人的言论。孔子是敬畏天命的，天命，意思就是天帝的旨意。孔子还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获罪天帝，祈祷是没用了。”能说孔子不信天吗？我说孔子是信神的，可能大家已经觉得有些奇怪了，如果我再说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记载了大量关于上帝祭祀的信息，可能大家就更加觉得奇怪了。
中国自古以来，祭祀上帝是历朝历代君王的一项宗教义务，历代史书都有记录。我这儿有些史料，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这句话出于《周易》。“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上帝降临你，不要有贰心，这话出自《诗经》。“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这话出自《尚书》，讲的是商汤起兵伐夏时的动员令。大家注意，这句话中，有两个概念出现，一是“天”，“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族有罪，上天命令（天命）灭之。另一个概念是“上帝”，“夏氏有罪，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去征付夏氏”，在这儿，“天”=“上帝”。再来看一句，“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这是《尚书》记载的商汤的祷辞，这句话很气派，这是说你们如果有善行，我不敢隐蔽，如果是我有罪，我不敢自己赦免，一切由上帝来定。天下人有罪，我一人承担。我一人有罪，不要惩罚天下人。大家再来看一下数字版的二十四史，我先打开《史记》，输入“上帝”，凡出现“上帝”字样时，在显示屏上就会有黄色的标识。从《史记》到《清史》，每代君王都要定期举行上帝祭祀仪式，这是君王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这是《礼记》上写的天子的任务。“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这是《史记》记的汉武帝的活动。今天我们不用把每个朝代史关于“上帝”的地方都清出来，我只是告诉大家，历朝历代，直到清朝结束，都进行上帝祭祀。二十四史中，《旧唐史》中出现次数最多，有180多次，清史出现最少，有50多次。讲到这儿，大家只要记住，上帝崇拜是被中国皇权垄断的传统，几千年来没有中断过。
有上帝崇拜，就有主祭者，主祭者就有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远古时期是祭司，后来逐渐变成君王。而且如西汉的刘向在《说苑》一书中所说的，“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神，自卿以下不过其族”，君王独自垄断了上帝祭祀，公侯可以祭祀其他小神，如山神、河神等。公卿以下只能祭自己本族祖先。现在到清明节，老百姓还是要祭祖的，但今天的“天子”已不敢公开祭上天了，只能偷偷做，如北京修的世纪坛，其实就是一个祭坛。这是因为君王垄断上帝祭祀，上帝祭祀是皇家特权，百姓不了解，所以许多人误以为中国人不信上帝。主祭是谁很重要，这涉及到人间的权力分配。周朝留下的《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文王上升和下降，都在上帝的左右。你看，周文王是大祭司，他是上下于上帝身边的。《诗经》之中，上帝是直接对周文王讲话的，“帝谓文王，不知不识，顺帝之则”，文王一切听从上帝，顺从上帝的规则。君王完全扮演了大祭司的角色。《史记》记载秦襄公“乃用委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用马、牛、羊祭上帝，秦襄公是主祭者。北京有天坛，这是祭天的地方，祭天是由谁来祭呢？大家如有时间去天坛看看历史记录，从来都是君王。是君王天子在祭祀上天，祈求天帝保佑风调顺雨天下稳定。近年来各地为发展旅游业，开发本地的历史文化，开始搞一些祭祀活动了，如陕西公祭黄帝、炎帝，如甘肃天水公祭伏羲、女娲，如山东公祭孔子，如湖南随州公祭神农等等，大家注意看，主祭者是谁？我清了一下，多是当地政府行政首脑。书记们似乎都没有出来当主祭，不是心里不想，而是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是反封建文化的，所以书记们不便出来。君王扮演大祭司的角色几千年，形成了中国人对君王的特殊期待，这种期待就是，中国的头号人物，一定得有点祭司气质，得像个思想家才行。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出书，而且如果能写诗，就更像祭司。孙中山有《建国大纲》，蒋介石有《中国之命运》，毛泽东更不用说了，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和诗歌。重庆谈判，毛泽东到重庆之前，就把《沁园春·雪》在重庆的报纸上发表了出来，这让蒋介石很郁闷。蒋介石把国民党中会写诗的人找来，想写出几首超过毛的，结果不行，功力不够，这对蒋介石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大失败，精神上的失败。知识分子都跟着毛跑了，他们发现毛才是真正的大祭司。中国的政治家有一种充任大祭司的诉求，所以，每位政治人物上台，一定得搞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政治人物非常重视提出自己特殊的思想，表达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质，他们一定要弄出点祭司色彩出来，这样也符合普通人的需求。而且，道德教化是祭司的天然职能，所以凡政治领袖，总喜欢在道德教化上有所表现。毛有浓厚的祭司气质，所以虽然他治下百姓很苦，但许多人还是饿着肚皮听他的，而且内心敬重他。
为什么生活在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有些郁闷，因为从传承来说，知识分子应当是祭司的角色，以“神”和“道”为依托，对现实进行批判和指导，如屈原的“来吾导夫先路”。但是，政治家和官僚们不让知识分子扮演这个角色。毛泽东要知识分子内心改造，改造到心服口服把毛当成唯一大祭司。今天的知识分子，对当前官僚们的祭司能力实在不佩服，但官僚们又不让知识分子来扮演祭司角色，冲突与麻烦就来了。
祭司的归祭司，君王的归君王
我现在把今天讲座的要点再归纳一下，祭司与君王之间，有三种关系，一种关系是以祭司为主的教政一体化，过去被称为神权政治，以阿拉伯世界和我国解放前的西藏地区为代表。一种是以君王为主的政教一体化，被称为君权政治，以中国为代表。一种是祭司与君王平等分离，各司其职，相互约束制衡，被称为政教分离的政治，或者说宗教与政治共和的政治，以美国、欧洲社会为代表。这三种模式的优劣何在？神权政治、君主政治与共和政治。由于视角不同，这种比较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我个人认为，神权政治不好，这完全是祭司控制的社会，由祭司的意愿来构建社会关系，这里面的特权人物是祭司，承担人与神中介的祭司是统治者，是代神说话的人。神权政治，祭司控制的世界，是一个对人的灵魂和欲望进行严密控制的世界，是通过影响灵魂来影响世界的政治。祭司精神的魅力，在于超越性，它是按照那个超验世界的规则来对现实世界进行审判和治理的，对人的欲望进行过于严酷的控制。例如毛泽东“为了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说真的，这不是常人社会的常人态度。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我大胆地说一句结论，中国近现代史，就是祭司造反史。可能大家会不理解，我要来解释一下。洪秀全太平天国造反，算不算祭司造反呢？我认为算，太平天国的精神依托是宗教，是要建立一个上帝的太平天国。洪秀全有一个特别的看法，他在《太平诏书》认为，《圣经》中的上帝，就是中国古籍中的上帝，他认为中国先秦是崇拜上帝的，但后来君王窃取了上帝在人间的权力，所以历朝历代君王乃魔鬼化身，太平天国就是恢复中华上帝之道。我们不能说洪秀全的宗教冲动完全是假的，看洪留下的文字，我认为他的宗教思考是真诚的。有人研究中国商朝的上帝与以色列的上帝的异同点，发现相同点很多，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也说：“殷人的至上神……与以色列民族的神是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谈不上，但大部分性质是相同的。洪秀全之后就是孙中山，孙中山最早进入革命，很大程度上也是宗教性的。1883年夏，孙中山的第一次革命行动，就是进入家乡的白帝庙，打断了白帝塑像的一只手，并毁掉偶像三具，这是基督徒对偶像崇拜的打击。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终前，于病榻上口授了遗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孙中山还说：“要用基督教作为一个基础，建筑一个新的文化。”虽然孙中山是一位共和主义者，他也许不会建立一个神权政治，但如果孙中山真的在政治上成功了，他会不会着力在中国推基督教呢？难说。孙中山以后，就到毛泽东了。
以祭司为中心的神权政治不好，那么以君主为中心的君主政治呢？我个人也不喜欢。原因是这个社会是按照君主的需要来进行管制的，君主是统治者，官僚是君主的仆从，帮助君主统治世界。君主统治下，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类的超越性的精神探索难以开展，因为君主按自己的需要在规制着人的思想。君主要稳定自己的统治，他最希望的就是把臣民变成哈巴狗，成天跟着主子转，忠实忠诚、有点甜头就很高兴。所以，在君主制下，作为人，你最好像狗一样，你愈是庸俗功利，就越能得到君主喜欢。独立、自主、自由、自主的气质被压制。君主制下的统治文化，儒家文化，就是训练你对君主之忠。儒家认为，家中对父亲之孝，用到社会上，就是对君主之忠，所以两千年来皆以忠孝治国。中国秦以后是以君主政治为本的，在官僚的控制之下，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因此不再有根本的突破和超越。唐诗宋词好吗？比起屈原的诗歌差远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全都是小感觉小文字。没有了对终极问题的追问，没有了宏大的史诗精神，没有了对政治权力的根本性的超越和审判。至今为止，中国精神没有突破先秦的诸子百家。秦以来的精神世界，总的说来是一个中华精神逐渐庸俗功利化的过程。这过程中不是没有少量伟大的精神表现，如唐僧西行，但总的来说是天人之际的探索终止了，人们关注是谋略算计与利害得失，很少再有善恶是非的追问，很少再有对终极问题的思考。
《易经》上说，“圣人以神道设教”，一个民族如果不在“神”与“道”上站立起来，一个民族的精神领袖们如果不将自己的精神基础建立在“神”与“道”基础上，而只是可怜地围着君王的感觉在打转转，那么这个民族的精神将是卑琐的甚至可能是卑鄙的。当下不少知识分子将政府官员对他的文章的批示向别人展示，以此颇感荣耀，足见其其精神之猥琐。一个精神猥琐的民族，很难成长为人类的明灯。
我个人认为，耶稣说的那句话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我将其改为，“祭司的归祭司，君王的归君王”。我个人是认同共和政治的，所谓共和就是多元共和，共和世界是一个平行的网络世界，而不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世界。具体到现实中来，我认为有几个领域应当是属于祭司的，第一个领域是宗教，宗教应当有真正的自由空间。没有宗教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其他领域的精神独立与自由。但同时要政教分离，不能出现神权政治。今天的宗教人士都在争取宗教的自主，这是祭司们不想世俗权力来干预宗教事务；第二个领域是教育，教师应当有独立自主的权力，教育权归教育家。教育绝不能由君王官僚来负责。君王官僚为了维持权力，习惯性的心理倾向是希望被自己管的人比自己差，而老师的希望是被自己管的学生要比自己强，心理习惯是相反的。今天说的教授治校，可以理解为祭司们要有自己独立的权力；第三个领域是司法，法官应当只对法律和内心的公正律令负责而不是对“君王”负责，法官要自己独立尊严的“法律祭司”传统。从源头上看，法律源于宗教和祭司，裁决纠纷本来就是祭司的事。西方法哲学史说明，法律的源头有两个，一是神法，二是自然法。相当于法律源于“神与道”，所以法官只能对“神与道”负责。第四个领域是新闻，新闻记者只应当对客观公正负责，这就相当于对超越个人利害的“神与道”负责。政治家，“君王”负责什么呢？负责外交、军队、警察和社会救济。这就是祭司的归祭司，君王的归君王。
以祭司为中心的教政一体化不好，以君王为中心的政教一体化也不好，祭司和君王两元平衡互动的体制比较好，它给社会其它的力量生长留下了空间。对政治权力集团说点什么呢？政治权力的世俗化是一个进步，是一个历史必然。不要为当不了精神领袖而郁闷，当不了才对，继续当精神领袖，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犯罪。官僚从来是对上负责的，他们不是祭司，也不可能扮演祭司的角色，想管住祭司的发展也做不到。现在官场的特点是，物质力量高度强大，但精神力量日趋衰败。要承认这种衰败，换一个角度，这是一个正常过程，官场占有了本不该它占有的空间，它守不住的，你就坚守住世俗的权力就行了，别忘了让祭司的归祭司。
对政治权力集团这么说，对一切可能兴起的新“祭司力量“说点什么呢？不要妄想重建任何形式的神权政治，不管它是什么神的神权政治，对中国都将是一大伤害。希望新祭司们只坚守在自己独立的精神空间中，排开世俗权力可能对精神空间的入侵。当然，针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来说，最难的是使政府权力从宗教、教育、媒体、司法中走开，最难的是以“神和道”为基础的祭司群体的历史回位，回到与“君王”并行的地位中来。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祭司的历史回位，由服从世俗权力转向服从超越性的 “神与道”，维护自己精神的独立和人格的尊严，只对天道和生命负责，通过坚守自己的“神与道”立场，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品质与生命尊严。我以最后一句话结束今天的讲座：让祭司的归祭司，君王的归君王。
主持人：谢谢杨老师精彩的演讲，下面是提问阶段。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刚才您提到关于祭司边缘化，包括精神权力依附于世俗权力的问题。提到包括文化传统的原因，知识分子沉落的原因，还有一个关于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上全民结构的因素在里面。如果世俗权力占有的社会资源过大，他自然而然会对精神权力有侵犯。这些都可能是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但是，像前苏联，其实他们有很强的宗教传统，但是也出现斯大林像大祭司一样这样的情况。如果世俗权力过大是不是更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杨鹏：世俗政治权力过大就会压迫精神成长的空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为什么世俗政治权力会过大？为什么在有些国家世俗政治权力就大不起来，其实这就是不同社会力量的博弈。也就是说，跟世俗政治权力对应的力量是不是能够支撑得住自己的空间。
说到苏联，苏联时期东正教的力量被摧残得很厉害。苏联解体的时候，有一位美国记者在红场记录下了感人一幕。黄昏时分，人们茫然地走在红场，突然教堂钟声响起了。教堂的钟声和做弥撒的歌声，已经在苏联绝迹几十年了。这位记者发现，蓦然听到教堂的钟声和歌声，路上的行人全都很吃惊的停下了脚步，很多人站在那里，刹那间泪流满面，还有人失声痛哭。这位记者看到这一场景，他断言，苏联不可能再回来了。一个世俗的政治权力的膨胀，把具有漫长历史的宗教传统阉割、压缩，但没有能彻底把它洗干净，人心中还有这个温暖的记忆、有这个宗教传统。这个传统被打得七零八落，但它没有死掉。其实宗教不仅仅指教堂里面的那些宗教人士，它的存在是一个独立于世俗力量的精神空间的存在。西方知识分子之所以比较能独立于世俗政权，主要就是因为西方有独立的宗教传统，有一个不完全受世俗政治权力干预的精神组织的存在。早期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是从宗教里面走出来的，原因之一是除了世俗政权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依靠。如果政治权力以外的依靠没有了，思想者是很难独立的。如果没有独立于政府以外的经济收入空间，谁都不可能自由，因为所有的饭票得由官员来分配，人人都成了官的奴隶，精神人物也不例外。看看知识分子在文革的一些回忆录，真悲哀。一切物质生存材料归官员控制，被官人管住了肚子也管住了灵魂。在中国历史上，和尚们相对独立，因为信众会捐款，和尚用的不是国家的税收。道士也相对独立，有道观收取捐献，而且十道九医，他们能够帮助人们看病收钱，是能够自己生存的。中国过去的皇权之下，给了宗教相当的自由空间，没有把佛寺道观纳入行政化管理，没有给和尚、道士任命为处级或科级。以前的君王对精神空间的占有没有几十年来这么大，所以，君王们也没有这么累。我感到最重要的是，各安其职，各行其道，祭司的归祭司，君王的归君王，这样才能减少冲突，和谐共存，同时，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世俗的双重力量都能得以成长和发展。
主持人：谢谢杨老师，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燕山大讲堂》，我们的理念是“培育理性精神，推进公民社会”，谢谢大家！
最后更新 ( 2010-03-11 16:27 )
主讲：杨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
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09年4月25日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校区学术报告厅
提要之一
祭司是神与人的中介，代表众人向神祷告，向众人传达神的旨意，传达神的道，从理论上说，祭司集团的力量来源是“神”，他的力量是从神的“道”那儿来的。君王的权力来源于什么呢？暴力优势。君王是世俗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的控制者。我们今天的讨论，主要想讲清楚祭司与君王的三种关系模式，一是以祭司为主的祭司君王的教政合一模式，二是以君王为主的君王祭司政教合一模式，三是祭司、君王的政教分离模式。理解这三种不同的关系模式，对理解世界各国不同的社会结构，对理解我们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会很有帮助。
提要之二
《尚书》开篇，尧命令羲和去从事宗教事务，就是君王命令祭司并控制了祭司领地。在教政分离的美国，你不能说总统命令大主教去做什么。在阿拉伯教政统一的国家，你更不能说总统命令大阿訇去干什么。作协开会，来一个政府官员讲话，政府官员勉励作家们，要深入生活，写出这个时代的精神。作家们拿着小本本在记。这场景不是很可笑吗！
提要之三
“来吾导夫先路”！屈原的这种气质你在孔夫子身上能找到吗？孔夫子一不关心天地演化，二不敢公开以导师角色面对君王，孔夫子在君王面前是哆哆嗦嗦的。
提要之四
《易经》上说，“圣人以神道设教”，一个民族如果不在“神”与“道”上站立起来，一个民族的精神领袖们如果不将自己的精神基础建立在“神”与“道”基础上，而只是可怜地围着君王的感觉在打转转，那么这个民族的精神将是卑琐的甚至可能是卑鄙的。
提要之五
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祭司的历史回位，由服从世俗权力转向服从超越性的 “神与道”，维护自己精神的独立和人格的尊严，只对天道和生命负责，通过坚守自己的“神与道”立场，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品质与生命尊严。
正文：
主持人：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杨鹏老师。杨鹏老师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哲学和公共政策。杨鹏老师发表过重要的道家研究著作《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同时杨鹏老师发表过许多有影响的公共政策评论文章。2005年11月杨鹏老师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什么”一文被《南方周末》评为中国2005年度致敬时评。我们对外通知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源头》，今天杨鹏老师以这个内容为基础，换了一个题目，“祭司、君王与知识分子”，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鹏老师开始今天的演讲。
杨鹏：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交流思想。“中国民间信仰的源头”，我2008年11月在广东的“时代沙龙”讲过，这份演讲稿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我觉得做研究的，要永远追求新的理解和认识，不要去重复别人的东西，也尽可能不要去重复自己已经讲过的东西。所以我改了题目，虽然与民间信仰仍然有关系，但是视角不一样了，内容也不大相同。这个题目，叫做“祭司、君王与知识分子”。一提到“祭司”这个概念，大家也许会觉得很遥远。“君王”，同样是历史上的角色。清王朝终结后，中国就不再有名义上的君王了。祭司和君王们都已消失进历史，但并不意味着祭司和君王们在历史上承担的社会功能已经消失了。今天的讲座，我们先一起来探讨祭司和君王之间的关系的演变，这种演变在一个层面决定了东西方文化演进的差异，这种演变跟中国今天的现实问题有密切联系。
在开始讲解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讨论中来，我的问题是：你所理解的祭司是干什么的？祭司这个概念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回答一：我理解是古代做祭典仪式的主持人，比如说祖先的丧事，《祥林嫂》里面写过。
回答二：在我的印象中，祭司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代表，任务主要是传达神的启示，是一种权威。
回答三：祭司是神与人之间的连接中介。
杨鹏：刚才三位朋友做了解答，看来大家对祭司这个概念有基本的认识。祭司肯定是跟神有点关系的。实际上今天各种有神宗教的宗教领袖们及其助手们，就是远古的祭司的延续。祭司是神与人的中介，主持各种祭祀仪式，宰杀燔祭牺牲，代表众人向神祷告，向众人传达神的旨意，传达神的道，在远古社会中，这个职业是权威的，在今天也一样充满影响力。从理论上说，祭司集团的力量不是来源于世俗权力，而是来源于“神”，他的力量是从神的“道”那儿来的。祭司的权力来源是宗教化的，是与神的信仰有关的。君王的权力来源于什么呢？暴力优势。君王是世俗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的控制者。我们今天的讨论，主要想讲清楚祭司与君王的三种关系模式，一是以祭司为主的祭司君王的教政合一模式，二是以君王为主的君王祭司政教合一模式，三是祭司、君王的政教分离模式。理解这三种不同的关系模式，对理解世界各国不同的社会结构，对理解我们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会很有帮助。
第一种关系：教政合一
下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祭司和君王的关系。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1890年就发表的《金枝》（GOLDEN BOUGH），这部书是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这本书在两个方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是书中揭示的人类精神变化的三个阶段，从巫术到宗教，从宗教到科学。作者认为，科学与巫术有相通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巫术与宗教不同，巫术中巫师是靠自己的法术的力量来改变自然，宗教徒是靠对神的信仰和祈祷来改变世界。或者说，巫术的主体是巫师自己，宗教的主体是神。诸葛亮借东风，没有向神祈祷就把风借来了，这是巫术。在这个意义上，巫术与宗教是对立的，所以西方中世纪的基督徒就大规模镇压巫术，烧死女巫。写《哈利·波特》的英国女作家J.K.罗琳（Joanne Kathleen Rowling）如果生活在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一定会被当成女巫烧死。在这个意义上，《哈利·波特》系列书是西方巫文化传统的复兴。这种巫文化的兴起表现在许多方面，当我一看见有些女孩穿着尖尖长长翘翘的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女巫啊，巫女打扮（听众笑）。弗雷泽认为科学是从巫术中长出来的。科学家一般不会搞祈祷活动，不会说上帝请您把您的秘密告诉我吧，科学家是自己去研究自然规律，然后搞出汽车、飞机、原子弹这些很古怪的东西。科学要放在西方远古文化史上，思维逻辑属于巫术。我1995年出版过一本书，叫做《东亚新文化的兴起—东西经济发展论》，认为东亚文化的根子是巫文化。从巫术到宗教，从宗教到科学，这是弗雷泽对西方精神史的概括，给人启发，这是《金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但是如果是我来总结，我觉得就应增加一个环节，即祭司这个环节，变成祭祀、巫术、宗教、科学四个环节，宗教从祭司文化中来，科学从巫术文化中来。
《金枝》给我留下的第二个印象，就是弗雷泽概括的祭司-君王一体化现象。弗雷泽发现，任何一个文明民族都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叫做祭司、君王一体化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教政一体化”，社会权力以祭司为核心，祭司必然就是君王，祭司掌握着精神和世俗两个方面的最高权力，这个社会的统治者是祭司集团。各祭司祭拜的神可能不一样，但他们都拥有对信众的至高权力。教政一体化的这种状态，即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例如在阿拉伯世界，“替圣传道”的阿訇们的社会地位很高，他们领导穆斯林从事宗教活动，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是能够影响甚至支配世俗政权的。比如说今天的伊朗，虽然是半民主的社会，但要选上总统，没有阿訇们的认同与支持是不可能的。在过去，我国西藏地区的社会是喇嘛们为主导的，解放前的西藏绝对是喇嘛集团说了算，西藏地区的NO.1一定是喇嘛教的领袖，世俗官员们只是喇嘛集团的“打工仔”。即便是拥有教政分离传统的西方，在中世纪的时候，政教冲突很厉害，但教会的权力也是很大的，教权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君权的。君王继位，要由大主教来办仪式，皇冠由主教来给君王带上。这种模式是，宗教人士超越世俗君王，宗教权力超过政治权力，以“教”为基础的教政合一。
第二种关系：教政分离
大家如果仔细研究《圣经》，会发现旧约里面的祭司也是超越世俗君王的。《旧约》中，先知、祭司与君王充满了矛盾，君王也常杀害先知和祭司，但先知和祭司在民众心中的地位高于君王，杀害先知、祭司的君王的权位是不稳的。大家知道犹太的大卫王，就是那位用弹弓打倒哥利亚的少年英雄，他能当王，是由先知选定的。《圣经》旧约的撒母耳记中写道，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撒母耳见到了耶西的几个孩子，但都不是耶和华要选的人，撒母耳问耶系：“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耶西回答：“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这孩子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角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你们注意看，大卫能当王的前提，是先知撒母耳按神的旨意，膏了大卫。王是由先知来选定的。旧约里有一条是十分重要的，虽然祭司对君王的选择具有决定性，但是在日常国家治理上，祭司与君王是分开的。祭司和先知可以指责王甚至可以更换王，但祭司并不直接掌握世俗权力。这种祭司与君王的分离，到《新约》以后就更明显了。有人问耶稣该不该纳税给凯撒，耶稣的回答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句话，被视为西方祭司与君王的分离、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分离的重要思想来源。政教分离，各管各的空间，这很重要。当然，耶稣生活的年代，罗马皇帝控制着耶路撒冷犹太世界，就算祭司们不想把治理世俗社会的权力分离出来他们也做不到。耶稣教政分离的说法，是对当时现实的承认，政治军事行政的统治权归罗马，宗教、信仰的事务仍由犹太人自治，犹太祭司是犹太人的精神领袖。
耶稣开创的政教分离的精神传统，后来在美国结出了政教分离的果子，现在成为西方世界普遍的取向。既不是君王把祭司统治了，也不是祭司把君王统治了，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是相互博弈的，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是相互约束的，形成了另外一种社会精神生态。美国总统是世俗领袖，不是美国大主教，不是美国大祭司，不是美国精神领袖，他不能对宗教问题、大学教育问题随便指手划脚的，他的权力延伸不到那儿。有一个资料是很重要的，这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的内容，里面规定：议会不得制订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某种宗教的法律，不得制订限制言论、出版及和平请愿的权利。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or of the press,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这里将世俗政治权力从宗教和思想上排除了（言论和出版本质上是思想问题），教政分离有了制度上的保障。这个条款禁止世俗权力对宗教进行干预，这可能与美国的历史有关系。一群新教徒在欧洲受到了镇压和迫害逃到新大陆，他们深深感受到了世俗权力对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多大的伤害，所以他们要求立法者必须给宗教自由。这里面没有说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因为当时的情况并不是宗教对政治的干预，相反是世俗的权力对宗教的伤害，所以就强调了对世俗权力的控制。
第三种关系：政教合一
中国历史上，有独立于政权的祭司队伍吗？好像没有。中国传统上有两个系统相对独立一点，一个是佛寺，一个是道观。大家看《少林寺》，当将军试图带军进入寺庙的时候，寺庙的和尚们出来阻拦，说此乃佛门圣地，你怎能闯入？佛寺围墙里，归和尚自治。道观也一样，内部独立自治。鲁智深打死镇关西，逃到五台山避难，为什么佛寺能让他避难？入了佛门乃法外之人，官府也就不追究了。武松逃难的时候扮演成“头陀”，一个道士，也是法外之人，世俗权力就会放他一马。所以说，中国古代的佛寺道观，有一定的自主空间。皇帝能随便到寺庙里把自己不喜欢的道士或和尚砍了吗？不是不可以，而是只有极少数君王会这样做，这里有一股文化或舆论的内在约束。这是精神或灵魂空间的相对自由。虽然有一些自由空间，但总的来说，中国的精神领袖们是被边缘化在社会正常的政治权力生活之外的。
儒生能算是祭司吗？不是。读书做官，是冲着当官去的，他不独立于官场，他是为官场培养后备干部的。儒家有点像一个准宗教，这个准宗教的神就是“天”，或者是用的“上帝”、“昊天上帝”、“天帝”这些概念。不要奇怪我用了“上帝”这个词，这个词是中国古典词汇，在甲骨文里就有了，二十四史里，历代君王每年都要举行“上帝”祭典的。（PPT操作，电脑打开数字版二十四史），随便找一部，《旧唐史》，输入“上帝”一词，你们看，在《旧唐史》中就出现上帝祭祀一百八十多次。从“帝”到“上帝”，从“上帝”到“天帝”，从“天帝”到“天”，中国的最高人格神的称呼不完全统一，但先秦时称“上帝”是比较普遍的，今天则变在了“天”，天哪！意思就是“My God!”。《易经》上说：“圣人以神道设教。”在中国精神史上，有两个概念是很重要的，一是“天”（或者说上帝），一个是“道”，理解这两个概念，就理解了中国精神之源。
“天”在人间的代表是谁呢？儒生告诉我们，这就是“天子”，上天的亲儿子，唯一的儿子，所以君王就是神的代表，或者君王本身就是神。儒生就是君王的祭司。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是把朝廷当成了教堂，把君王当成了神的儿子、大祭司、大主教，这个意思，孟子讲得很清楚。《孟子》写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这是说，上天降生了下面的万民，要当万民的君主，要当万民的导师，这是说要帮助上帝来宠爱万民。君师一体化，政教一体化。中国的每个君王都是天子，天子只有一个，所有的读书人都叫做天子门生。中国代表着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君王超越祭司，以君王为核心，政教合一。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主流的，那就是说明中国是以天子崇拜为中心、以儒生为服务员的政教合一。中国有一个准宗教，这是以皇帝为崇拜对象、以官员为仆从的官场宗教。在这种情况下，君王不仅是世俗世界的主宰，也是精神世界的主宰。知识人物，如果不被纳入官场系统当一个官吏，就被边缘化到道观、佛寺中去，当然，道观佛寺也有一定空间，但与社会公共生活算是隔离了。
中国：祭司被边缘化的历史拐点
弗雷泽的《金枝》没有研究中国，但他揭示出来的“祭司君王一体化”的情况，在远古中国一样存在，但后来，中国先后经历了两次祭司被边缘化的历史拐点，一次是在夏朝，一次是在周朝，这两次历史的拐点影响深远。祭司的被边缘化，是中国文化与其它文化在发展取向上的重大差异之一。
我到过辽宁的牛河梁遗址，这是红山文化的一部分，遗址的时代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那儿发现了女神庙、女神泥像和大量的玉器。玉器中有玉猪龙，还有很大的龙、凤玉雕，这是中国龙凤文明的早期表现。牛河梁遗址中发现了一位祭司的墓，在一个高台上，高台下面是其他贵族的墓。祭司骨骸上放有许多极其精美的玉制品，绝对的地位高贵与众不同。这是祭司主导的社会，是祭司君王一体化的时代。
三星堆遗址的时间跨度很长，大约从公元前5000年~3000年，三星堆是很典型的祭司主导的社会。大家看这些三星堆的照片。这个铜人的脸上有一个金面具。金面具是什么意思呢？李岚写有一本书叫《信仰的再造》，写的是贵州的傩文化。傩法师戴上面具，嘴里念道：“戴上面具我是神哪，摘下面具我是人哪。说我是神哪我是人哪，说我是人哪我是神哪。该我是神我就是神哪，该我是人我就是人哪。”祭司是凡人，但当祭司把面具往脸上一戴的时候，他的神态大变，他的言行就变成了神的言行。祭司这种心理变化，会被信仰他的人所感知，心灵相通，大家就跟着祭司进入了神秘感悟之中。可以想见，昏暗的火光下，祭司戴着金面具庄严地出场，宣称自己是代表神在讲话，大家都跪下，你很难不充满敬畏。
中国的商朝是一个宗教社会，商朝留下的甲骨文，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关于祭神和问卜的记录。我注意分析了甲骨文中的主祭者，君王已开始成为主祭者了，但也还有祭司（贞人、卜人）在担任主祭者，显然祭司在商朝的地位很高。大家如果有时间，建议大家去河南北部的安阳殷墟，精美巨大的青铜器令人震撼，那种审美的力度之强，后无来者。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艺术力量，因为这是宗教作品，里面蕴含着对神的恐惧与敬畏的情感力度。
大家都知道远古时期黄帝和蚩尤的那场有名的战争，河北涿鹿有一个这几年前才盖好的中华三祖庙，大堂上高坐着黄帝、炎帝和蚩尤，黄帝坐在中间，炎帝和蚩尤在两边，当地有许多蚩尤的传说，如蚩尤死而复活等。蚩尤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被描写得很丑陋，被定义为恶神。但有不少史料记载蚩尤就是古代的大祭司，是宗教领袖。《管子·五行》里面说：“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蚩尤明天道，故使为当时。”所谓“当时”，就是负责时令，负责历法和颁布时令。蚩尤不是被杀死了吗？这里的蚩尤指的是蚩尤氏族，这是一个祭司世家。黄帝是北方来的游牧民族，炎帝部落已进入农耕，黄帝战胜了炎帝部落，蚩尤氏族是炎帝部落的祭司氏族（明天道），所以黄帝仍然用蚩尤氏族的人来担任祭司，负责敬授时令。明天道，就是了解节令气候，负责立法和预告时令。在三星堆有一棵四米高的大铜树，九个枝条上各站着一只鸟。当地的专家说这是通天树，看来专家不太了解祭司的历史。我一看就明白了，这其实就是历法树。祭司观察太阳影子的变化，造了这棵神奇的大树，上面的枝条和鸟儿会随着日影变化在地下投下影子。而且，站在树后固定的角度看太阳，不同季节的太阳会运行在枝条和鸟儿的不同位置。祭司可以根据这个历法时令树来判断气候和节令的变化。我跟一些考古专家提到这个观点，并建议他们仿一个，用以观察太阳光影变化。祭司的工作是一个十分专业的科学工作，所以黄帝虽然战胜了蚩尤，却不得不继续使用蚩尤氏族的祭司来负责说明“天道”。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政教之争有好几次，蚩尤和黄帝之战算是其中的一次。由于夏启以后开始了世袭制，中国人逐渐习惯以君王为中心来构建社会，所以天子门生们儒生们对远古时期的祭司阶层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几千年的诋毁。
祭司在中国被边缘化，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拐点，一个拐点是在公元前夏启世袭制家天下开始，一个拐点是周朝。大家从传说中知道，在君王世袭制出现之前是选贤让能的禅让制。尧将王位传给了舜，舜前王位传给了禹，但到大禹就麻烦了。约在公元前2070年，大禹的儿子启继承了大禹的王位，从此开始了禅让制向世袭制的转变过程。从《尚书》中可看出，在禅让制情况下，一个新王的产生，许多人要参与讨论，祭司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世袭制以来，祭司选择新王的这一职能被剥夺了，可以想见会有多大的冲突。尧、舜、禹时代是政教开始发生严重冲突的时代，那是一个世俗君王的势力开始抬头的时代。祝融就是祭司，“祝”就是祭司的名称，祝融是三苗祭司氏族的代表。祝融杀了大禹的父亲鲧，这是后来大禹不断开启与三苗战争的重要原因。夏启当政后战争不断，包括与三苗后裔羲和祭司氏族的战争。祝融三苗氏族战败后退住南方，逐渐在汉水、长江及淮河游域建立起了一个祭司文化氛围浓厚的楚国。尧舜禹启时代与三苗氏族、与羲和氏族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世俗君王与祭司力量的冲突。在这个冲突过程中，祭司氏族逐渐南移，退往湖北、湖南、江西的汉水、长江流域，包括退入四川。也许三星堆遗址就是退入四川的祭司氏族留下的，它与江渐的河姆渡文化及湖北、湖南、江西的楚文化有太多的相同点。这是中国祭司被边缘化的第一次历史拐点。
祭司集团在中国的第二次边缘化，发生在周朝，周朝基本上确立了中国今后几千年历史上君王与祭司的关系。夏启建立王朝，夏人的统治并不顺利，受到过去的陶唐氏族（尧）、东夷有虞氏族（舜）、羲和氏族（祝融）等所有不喜欢世袭制的人们的反对。夏启死后，夏启的儿子继承王位，被东夷族的后羿赶走。屈原《离骚》中写道：“帝降夷羿，革孽夏民。”上帝降下东夷的羿，杀戮伤害夏人。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夏以前的历史传统得到一定程度恢复，但世袭制的总趋势仍然在发展。正如刘邦等人灭秦，并没有终结秦的制度一样，从夏开始的新的世袭制逐渐成熟。祭司在商朝的地位很高，从这个意义上说，祭司氏族在尧、舜、禹时代受到打压后，在商朝重新回到社会高位，但这个社会地位，也达不到尧、舜、禹之前的高位了。世俗君王的势能上升趋势已基本确定。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打败商人建立周朝。周朝造了商朝的反而起家，商朝失败的教训对周朝来说是必须吸取的，或者说前朝的教训总是有力地塑造后来的朝代。这个教训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过度宗教化，而且这个宗教太血腥。我参观殷墟时注意到两个重要的情况：一个情况是大量的人殉，有许多殉人坑。杀人祭神，这种传统世界各国都有，即便在《圣经》中也留有残迹，上帝不就要亚伯拉罕把自己唯一的儿子献祭吗？殷墟的人殉规模很大，非常残暴。第二个情况是，周人对商人的宗教器物进行了系统的毁坏。商人以宗教为名的残暴最后搞得天怨人怒，周朝吸取教训，在统治权力上淡化了宗教色彩，虽然也强调敬天保民，但敬天被虚化了，保民被认真实施了，十分重视人事本身。周公把过去以祭神为核心的宗教仪式，转化成了以敬王和贵族为核心的礼制。周公制礼，就是把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仪式转化成了以王为中心的朝廷仪式和以族长、家长为中心的社会礼教仪式。也就是说，把礼制中神的内容抽空了，把王、族长、男家长填了进去，以世俗男权为中心重新构建社会等级系统。儒家的理论和礼教渊源就在周公制礼。
中国有一部最早的史书，叫《尚书》，里面记载的是尧、舜、禹、夏、商、周的君王们的言行。专家们认为《尚书》里的素材来源很早，但编辑整理完成大体是在周朝，所以其理念是以周朝理念为基础的。《尚书》很古老的，里面很多内容，除了专家，普遍百姓已很难以理解，例如，我们来看看，《尚书》开篇这样写道： “（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句话是说，尧就命令羲和，礼敬上天，将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做成历法，给人民颁布节令气候预报。这句话极端重要，它说明了祭司与君王的关系。为什么，因为羲与和是祭司世家，祭司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礼敬天帝，观测天象，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确立历法和预测气候变化。尧命令羲和去从事宗教事务，就是君王命令祭司并控制了祭司领地。在教政分离的美国，你不能说总统命令大主教去做什么。在阿拉伯教政统一的国家，你更不能说总统命令大阿訇去干什么。中国《尚书》以君王命令祭司的描写开始，是强调君王是主人，祭司阶层是君王的手下。所以直在今天，政治领导人和官吏在心态上是可以指挥知识分子的。毛泽东蔑视知识分子，他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君王是皮，祭司是毛，政治领袖是皮，知识分子是毛。毛泽东这种心态，可直接上溯到《尚书》。作协开会，来一个政府官员讲话，政府官员勉励作家们，要深入生活，写出这个时代的精神。作家们拿着小本本在记。这场景不是很可笑吗！这个政府官员也许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文学作品，但他还有心教作家们怎么写，为什么，因为政府领导觉得他们比作家高，几千年来都如此。祭司被边缘化了，没有了独立的宗教力量，精神人物都要找朝廷和政府领饭票，精神上就矮了一截。法国作家萨特拒绝了诺贝尔奖，宣称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这样的行为产生在一个教政分离的文化传统中是不奇怪的，但在中国就比较罕见。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取得官方的最高荣誉为荣，有的还把被某领导接见的合影照片打印在名片上。中国的很多事，源于久远的历史传统，只是大家日用而不自知罢了。
屈原：最后的祭司
我将屈原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后一位祭司。文学史教材上说，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祖师爷。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来解释屈原诗歌，那是瞎扯。屈原典型的祭司思维和心理，从祭司的角度看他的诗歌，才能真正理解他的是个和思想。《离骚》开篇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帝高阳之苗裔兮”中的高阳，是颛顼，颛顼是绝地天通的远古大祭司，楚人的祖先之一，屈原是颛顼的后人。所谓“绝地天通”，是说过去天和地是相通的，神与人是相往来的，是“神人杂处”的，后来上帝命颛顼将天地交通的道路阻隔了，只有祭司才能往来天地，普通人失去了与神直接交通的关系。“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是说明屈原诞生的时间，研究古代天文的专家认为，这个时间是特殊的，天上星辰排列成十字，据说这是天帝来临，大祭司降生的时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中的“灵均”这个字，是有讲究的，“灵”就是神，“灵均”就是祭司“均”的意思。屈原诗歌拥有一种在中国诗歌中后无来者的祭司气质，它追问终极问题，精神包裹上天下地神灵凡间。“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你们读这几句，多有气势！从这几句诗歌中我们可以分析祭司与君王的关系。祭司的思绪是从天地日月春秋的演化开始的，由此考虑到人世的短暂。随之是责怪君王，要求君王改正错误。最后是要给君王领路，让君王跟祭司走，这种心态是超越君王的，“来吾导夫先路”！屈原的这种气质你在孔夫子身上能找到吗？孔夫子一不关心天地演化，二不敢公开以导师角色面对君王，孔夫子在君王面前是哆哆嗦嗦的。屈原的诗歌上天入地，与众神灵交往，这是祭司进入幻觉时才有的东西，不能说这是浪漫主义，这是祭司的入神状态，这是祭司进入另一世界后的特殊感受。不然，你浪漫一次看看，你能浪漫到鞭打太阳走？你浪漫不出这种感觉的。屈原选择投江而死，这是为信仰和精神而死，超越了肉体的生死。屈原的自杀，今天被当成爱国主义来宣传，爱楚国主义，这样理解，恐怕有些狭隘。就像近现代中国被西方打败殖民，因失败，知识分子开始怀疑中国文化，要否定中国文化。屈原也一样痛苦，他热爱楚国，热爱楚国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是从远古三苗祭司文化而来，是中原祭司氏族流散到湘楚大地后的再兴起的。这种文化重视宗教神灵，祭祀上帝，有着对世俗的蔑视和对精神世界的渴求。这种文化中祭司地位很高，祭司群体对君王权力有很大制约性。这个文化传统与中原以君王官吏为中心的文化有很大差别。这个文化传统具有精神的高迈性和超越性，与中国功利算计的世俗文化相比而表现出高贵的一面。但是，楚国失败了，这个文化的依托消失了，这个文化受到了深刻的怀疑。屈原作为楚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绝望中有对国家毁灭的绝望，更有对祭司文化传统终结的绝望。
楚文化是独特的。《新论?言体》（东汉桓谭）上说：“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臣，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甚可伤。”这段话说吴人来进攻楚国，但楚灵王正在祭祀上帝，不愿出去组织军队应战，结果被吴兵俘虏。这一方面说明楚灵王因沉迷于宗教而忘了国家大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楚国浓厚的宗教氛围。另有一个故事说明楚文化的特别之处。《吕氏春秋》：“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矢，以畋于云梦，三月不返。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为葆吉。今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矢，以畋于云梦，三月不返。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笞。王曰：不穀免衣襁褓而不齿于诸侯，愿请变更而无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废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令也。臣宁抵罪于王，勿抵罪于先王。王曰：敬诺。引席王伏。”楚文王因沉缅于游猎和女色，被葆申打屁股，楚国之中有超越君王权威的神权和法治传统在。
楚文化中的这些故事，在中原文化环境中难以产生。你很难想象孔夫子敢把君王的裤子扒了打他一顿屁股。楚国的宗教与祭司的传统，对君王形成了外在的约束和影响。由于有宗教的背景，当一个人心中有神的时候，他对世俗可能是比较轻视的，也可能是超越的。如果当年的战争是楚人赢了，是楚文化统一中国，恐怕今天的中国就不是这样了。这里留下的一个是先王的法令，一个是先王的法令是怎么来的。一个是对祖先的尊重，一个是对神灵的尊重。楚国有葆吉和屈原这样的人存在，你会发现在楚文化中，祭司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在这个意义上，屈原投江另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这就是最后一位祭司的消失，中国祭司传统的终结，知识分子独立超越的精神的衰竭。没有了对神的崇拜与祭司集团的组织性，就不再有超越世俗权力的力量，知识分子就成了权力的附属物。读海子的诗歌，我有一个特殊的感受，这就是海子是一个天生的祭司，他来到世界，但却在这个世界找不到神。你们知道这种感觉吗？找不到神的祭司，是什么感觉？“目击众神死亡的原野上野花一片——–我的琴声呜咽我的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海子也有楚文化情结。
君王扮演大祭司
学界有一个说法，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是因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信神，这种说法把大家都洗了脑，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孔子是信神的，他信的神叫“天”，这是宇宙中最高的神。孔子自己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敬畏的对象，首先是天帝的命令，其实是君王，再就是圣人的言论。孔子是敬畏天命的，天命，意思就是天帝的旨意。孔子还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获罪天帝，祈祷是没用了。”能说孔子不信天吗？我说孔子是信神的，可能大家已经觉得有些奇怪了，如果我再说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记载了大量关于上帝祭祀的信息，可能大家就更加觉得奇怪了。
中国自古以来，祭祀上帝是历朝历代君王的一项宗教义务，历代史书都有记录。我这儿有些史料，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这句话出于《周易》。“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上帝降临你，不要有贰心，这话出自《诗经》。“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这话出自《尚书》，讲的是商汤起兵伐夏时的动员令。大家注意，这句话中，有两个概念出现，一是“天”，“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族有罪，上天命令（天命）灭之。另一个概念是“上帝”，“夏氏有罪，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去征付夏氏”，在这儿，“天”=“上帝”。再来看一句，“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这是《尚书》记载的商汤的祷辞，这句话很气派，这是说你们如果有善行，我不敢隐蔽，如果是我有罪，我不敢自己赦免，一切由上帝来定。天下人有罪，我一人承担。我一人有罪，不要惩罚天下人。大家再来看一下数字版的二十四史，我先打开《史记》，输入“上帝”，凡出现“上帝”字样时，在显示屏上就会有黄色的标识。从《史记》到《清史》，每代君王都要定期举行上帝祭祀仪式，这是君王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这是《礼记》上写的天子的任务。“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这是《史记》记的汉武帝的活动。今天我们不用把每个朝代史关于“上帝”的地方都清出来，我只是告诉大家，历朝历代，直到清朝结束，都进行上帝祭祀。二十四史中，《旧唐史》中出现次数最多，有180多次，清史出现最少，有50多次。讲到这儿，大家只要记住，上帝崇拜是被中国皇权垄断的传统，几千年来没有中断过。
有上帝崇拜，就有主祭者，主祭者就有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远古时期是祭司，后来逐渐变成君王。而且如西汉的刘向在《说苑》一书中所说的，“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神，自卿以下不过其族”，君王独自垄断了上帝祭祀，公侯可以祭祀其他小神，如山神、河神等。公卿以下只能祭自己本族祖先。现在到清明节，老百姓还是要祭祖的，但今天的“天子”已不敢公开祭上天了，只能偷偷做，如北京修的世纪坛，其实就是一个祭坛。这是因为君王垄断上帝祭祀，上帝祭祀是皇家特权，百姓不了解，所以许多人误以为中国人不信上帝。主祭是谁很重要，这涉及到人间的权力分配。周朝留下的《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文王上升和下降，都在上帝的左右。你看，周文王是大祭司，他是上下于上帝身边的。《诗经》之中，上帝是直接对周文王讲话的，“帝谓文王，不知不识，顺帝之则”，文王一切听从上帝，顺从上帝的规则。君王完全扮演了大祭司的角色。《史记》记载秦襄公“乃用委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用马、牛、羊祭上帝，秦襄公是主祭者。北京有天坛，这是祭天的地方，祭天是由谁来祭呢？大家如有时间去天坛看看历史记录，从来都是君王。是君王天子在祭祀上天，祈求天帝保佑风调顺雨天下稳定。近年来各地为发展旅游业，开发本地的历史文化，开始搞一些祭祀活动了，如陕西公祭黄帝、炎帝，如甘肃天水公祭伏羲、女娲，如山东公祭孔子，如湖南随州公祭神农等等，大家注意看，主祭者是谁？我清了一下，多是当地政府行政首脑。书记们似乎都没有出来当主祭，不是心里不想，而是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是反封建文化的，所以书记们不便出来。君王扮演大祭司的角色几千年，形成了中国人对君王的特殊期待，这种期待就是，中国的头号人物，一定得有点祭司气质，得像个思想家才行。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出书，而且如果能写诗，就更像祭司。孙中山有《建国大纲》，蒋介石有《中国之命运》，毛泽东更不用说了，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和诗歌。重庆谈判，毛泽东到重庆之前，就把《沁园春·雪》在重庆的报纸上发表了出来，这让蒋介石很郁闷。蒋介石把国民党中会写诗的人找来，想写出几首超过毛的，结果不行，功力不够，这对蒋介石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大失败，精神上的失败。知识分子都跟着毛跑了，他们发现毛才是真正的大祭司。中国的政治家有一种充任大祭司的诉求，所以，每位政治人物上台，一定得搞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政治人物非常重视提出自己特殊的思想，表达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质，他们一定要弄出点祭司色彩出来，这样也符合普通人的需求。而且，道德教化是祭司的天然职能，所以凡政治领袖，总喜欢在道德教化上有所表现。毛有浓厚的祭司气质，所以虽然他治下百姓很苦，但许多人还是饿着肚皮听他的，而且内心敬重他。
为什么生活在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有些郁闷，因为从传承来说，知识分子应当是祭司的角色，以“神”和“道”为依托，对现实进行批判和指导，如屈原的“来吾导夫先路”。但是，政治家和官僚们不让知识分子扮演这个角色。毛泽东要知识分子内心改造，改造到心服口服把毛当成唯一大祭司。今天的知识分子，对当前官僚们的祭司能力实在不佩服，但官僚们又不让知识分子来扮演祭司角色，冲突与麻烦就来了。
祭司的归祭司，君王的归君王
我现在把今天讲座的要点再归纳一下，祭司与君王之间，有三种关系，一种关系是以祭司为主的教政一体化，过去被称为神权政治，以阿拉伯世界和我国解放前的西藏地区为代表。一种是以君王为主的政教一体化，被称为君权政治，以中国为代表。一种是祭司与君王平等分离，各司其职，相互约束制衡，被称为政教分离的政治，或者说宗教与政治共和的政治，以美国、欧洲社会为代表。这三种模式的优劣何在？神权政治、君主政治与共和政治。由于视角不同，这种比较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我个人认为，神权政治不好，这完全是祭司控制的社会，由祭司的意愿来构建社会关系，这里面的特权人物是祭司，承担人与神中介的祭司是统治者，是代神说话的人。神权政治，祭司控制的世界，是一个对人的灵魂和欲望进行严密控制的世界，是通过影响灵魂来影响世界的政治。祭司精神的魅力，在于超越性，它是按照那个超验世界的规则来对现实世界进行审判和治理的，对人的欲望进行过于严酷的控制。例如毛泽东“为了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说真的，这不是常人社会的常人态度。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我大胆地说一句结论，中国近现代史，就是祭司造反史。可能大家会不理解，我要来解释一下。洪秀全太平天国造反，算不算祭司造反呢？我认为算，太平天国的精神依托是宗教，是要建立一个上帝的太平天国。洪秀全有一个特别的看法，他在《太平诏书》认为，《圣经》中的上帝，就是中国古籍中的上帝，他认为中国先秦是崇拜上帝的，但后来君王窃取了上帝在人间的权力，所以历朝历代君王乃魔鬼化身，太平天国就是恢复中华上帝之道。我们不能说洪秀全的宗教冲动完全是假的，看洪留下的文字，我认为他的宗教思考是真诚的。有人研究中国商朝的上帝与以色列的上帝的异同点，发现相同点很多，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也说：“殷人的至上神……与以色列民族的神是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谈不上，但大部分性质是相同的。洪秀全之后就是孙中山，孙中山最早进入革命，很大程度上也是宗教性的。1883年夏，孙中山的第一次革命行动，就是进入家乡的白帝庙，打断了白帝塑像的一只手，并毁掉偶像三具，这是基督徒对偶像崇拜的打击。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终前，于病榻上口授了遗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孙中山还说：“要用基督教作为一个基础，建筑一个新的文化。”虽然孙中山是一位共和主义者，他也许不会建立一个神权政治，但如果孙中山真的在政治上成功了，他会不会着力在中国推基督教呢？难说。孙中山以后，就到毛泽东了。
以祭司为中心的神权政治不好，那么以君主为中心的君主政治呢？我个人也不喜欢。原因是这个社会是按照君主的需要来进行管制的，君主是统治者，官僚是君主的仆从，帮助君主统治世界。君主统治下，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类的超越性的精神探索难以开展，因为君主按自己的需要在规制着人的思想。君主要稳定自己的统治，他最希望的就是把臣民变成哈巴狗，成天跟着主子转，忠实忠诚、有点甜头就很高兴。所以，在君主制下，作为人，你最好像狗一样，你愈是庸俗功利，就越能得到君主喜欢。独立、自主、自由、自主的气质被压制。君主制下的统治文化，儒家文化，就是训练你对君主之忠。儒家认为，家中对父亲之孝，用到社会上，就是对君主之忠，所以两千年来皆以忠孝治国。中国秦以后是以君主政治为本的，在官僚的控制之下，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因此不再有根本的突破和超越。唐诗宋词好吗？比起屈原的诗歌差远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全都是小感觉小文字。没有了对终极问题的追问，没有了宏大的史诗精神，没有了对政治权力的根本性的超越和审判。至今为止，中国精神没有突破先秦的诸子百家。秦以来的精神世界，总的说来是一个中华精神逐渐庸俗功利化的过程。这过程中不是没有少量伟大的精神表现，如唐僧西行，但总的来说是天人之际的探索终止了，人们关注是谋略算计与利害得失，很少再有善恶是非的追问，很少再有对终极问题的思考。
《易经》上说，“圣人以神道设教”，一个民族如果不在“神”与“道”上站立起来，一个民族的精神领袖们如果不将自己的精神基础建立在“神”与“道”基础上，而只是可怜地围着君王的感觉在打转转，那么这个民族的精神将是卑琐的甚至可能是卑鄙的。当下不少知识分子将政府官员对他的文章的批示向别人展示，以此颇感荣耀，足见其其精神之猥琐。一个精神猥琐的民族，很难成长为人类的明灯。
我个人认为，耶稣说的那句话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我将其改为，“祭司的归祭司，君王的归君王”。我个人是认同共和政治的，所谓共和就是多元共和，共和世界是一个平行的网络世界，而不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世界。具体到现实中来，我认为有几个领域应当是属于祭司的，第一个领域是宗教，宗教应当有真正的自由空间。没有宗教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其他领域的精神独立与自由。但同时要政教分离，不能出现神权政治。今天的宗教人士都在争取宗教的自主，这是祭司们不想世俗权力来干预宗教事务；第二个领域是教育，教师应当有独立自主的权力，教育权归教育家。教育绝不能由君王官僚来负责。君王官僚为了维持权力，习惯性的心理倾向是希望被自己管的人比自己差，而老师的希望是被自己管的学生要比自己强，心理习惯是相反的。今天说的教授治校，可以理解为祭司们要有自己独立的权力；第三个领域是司法，法官应当只对法律和内心的公正律令负责而不是对“君王”负责，法官要自己独立尊严的“法律祭司”传统。从源头上看，法律源于宗教和祭司，裁决纠纷本来就是祭司的事。西方法哲学史说明，法律的源头有两个，一是神法，二是自然法。相当于法律源于“神与道”，所以法官只能对“神与道”负责。第四个领域是新闻，新闻记者只应当对客观公正负责，这就相当于对超越个人利害的“神与道”负责。政治家，“君王”负责什么呢？负责外交、军队、警察和社会救济。这就是祭司的归祭司，君王的归君王。
以祭司为中心的教政一体化不好，以君王为中心的政教一体化也不好，祭司和君王两元平衡互动的体制比较好，它给社会其它的力量生长留下了空间。对政治权力集团说点什么呢？政治权力的世俗化是一个进步，是一个历史必然。不要为当不了精神领袖而郁闷，当不了才对，继续当精神领袖，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犯罪。官僚从来是对上负责的，他们不是祭司，也不可能扮演祭司的角色，想管住祭司的发展也做不到。现在官场的特点是，物质力量高度强大，但精神力量日趋衰败。要承认这种衰败，换一个角度，这是一个正常过程，官场占有了本不该它占有的空间，它守不住的，你就坚守住世俗的权力就行了，别忘了让祭司的归祭司。
对政治权力集团这么说，对一切可能兴起的新“祭司力量“说点什么呢？不要妄想重建任何形式的神权政治，不管它是什么神的神权政治，对中国都将是一大伤害。希望新祭司们只坚守在自己独立的精神空间中，排开世俗权力可能对精神空间的入侵。当然，针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来说，最难的是使政府权力从宗教、教育、媒体、司法中走开，最难的是以“神和道”为基础的祭司群体的历史回位，回到与“君王”并行的地位中来。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祭司的历史回位，由服从世俗权力转向服从超越性的 “神与道”，维护自己精神的独立和人格的尊严，只对天道和生命负责，通过坚守自己的“神与道”立场，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品质与生命尊严。我以最后一句话结束今天的讲座：让祭司的归祭司，君王的归君王。
主持人：谢谢杨老师精彩的演讲，下面是提问阶段。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刚才您提到关于祭司边缘化，包括精神权力依附于世俗权力的问题。提到包括文化传统的原因，知识分子沉落的原因，还有一个关于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上全民结构的因素在里面。如果世俗权力占有的社会资源过大，他自然而然会对精神权力有侵犯。这些都可能是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但是，像前苏联，其实他们有很强的宗教传统，但是也出现斯大林像大祭司一样这样的情况。如果世俗权力过大是不是更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杨鹏：世俗政治权力过大就会压迫精神成长的空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为什么世俗政治权力会过大？为什么在有些国家世俗政治权力就大不起来，其实这就是不同社会力量的博弈。也就是说，跟世俗政治权力对应的力量是不是能够支撑得住自己的空间。
说到苏联，苏联时期东正教的力量被摧残得很厉害。苏联解体的时候，有一位美国记者在红场记录下了感人一幕。黄昏时分，人们茫然地走在红场，突然教堂钟声响起了。教堂的钟声和做弥撒的歌声，已经在苏联绝迹几十年了。这位记者发现，蓦然听到教堂的钟声和歌声，路上的行人全都很吃惊的停下了脚步，很多人站在那里，刹那间泪流满面，还有人失声痛哭。这位记者看到这一场景，他断言，苏联不可能再回来了。一个世俗的政治权力的膨胀，把具有漫长历史的宗教传统阉割、压缩，但没有能彻底把它洗干净，人心中还有这个温暖的记忆、有这个宗教传统。这个传统被打得七零八落，但它没有死掉。其实宗教不仅仅指教堂里面的那些宗教人士，它的存在是一个独立于世俗力量的精神空间的存在。西方知识分子之所以比较能独立于世俗政权，主要就是因为西方有独立的宗教传统，有一个不完全受世俗政治权力干预的精神组织的存在。早期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是从宗教里面走出来的，原因之一是除了世俗政权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依靠。如果政治权力以外的依靠没有了，思想者是很难独立的。如果没有独立于政府以外的经济收入空间，谁都不可能自由，因为所有的饭票得由官员来分配，人人都成了官的奴隶，精神人物也不例外。看看知识分子在文革的一些回忆录，真悲哀。一切物质生存材料归官员控制，被官人管住了肚子也管住了灵魂。在中国历史上，和尚们相对独立，因为信众会捐款，和尚用的不是国家的税收。道士也相对独立，有道观收取捐献，而且十道九医，他们能够帮助人们看病收钱，是能够自己生存的。中国过去的皇权之下，给了宗教相当的自由空间，没有把佛寺道观纳入行政化管理，没有给和尚、道士任命为处级或科级。以前的君王对精神空间的占有没有几十年来这么大，所以，君王们也没有这么累。我感到最重要的是，各安其职，各行其道，祭司的归祭司，君王的归君王，这样才能减少冲突，和谐共存，同时，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世俗的双重力量都能得以成长和发展。
主持人：谢谢杨老师，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燕山大讲堂》，我们的理念是“培育理性精神，推进公民社会”，谢谢大家！
最后更新 ( 2010-03-11 16:27 )
2010年2月20日星期六
毛泽东时代的最高级别腐败
红歌时代的最高级别腐败
作者：7月寒风2010-02-20
据上世纪80年代末税务报的一篇专访报道，“专机为毛泽东空运活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喜欢吃活鱼，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1961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
毛泽东真的没有特权吗？据上世纪80年代末税务报的一篇专访报道，“专机为毛泽东空运活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喜欢吃活鱼，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有关部门为此特别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门为毛泽东空运活鱼。为防止阶级敌人破坏，还专门在东方红渔场通过政审，挑选祖宗三代出身贫下中农的农场农民组成基干民兵连，专门负责活鱼的捕捞、挑选、装箱、押运。往返数千公里，用国家专机为个人运送活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广大农民被要求“糠菜半年粮”的悲惨时代，这不算特权算什么？
毛喜欢别墅。起码有五十多所别墅在全国各地为他建起，北京一地就有五所。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一旦中选，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享用。看看韶山滴水洞毛的别墅，宽阔、高大，经过特别的设计，就是在炎炎酷暑，不用空调，也很凉快，连洗手间也是特别设计的，宽敞的走廊，比小老百姓住房的客厅还要宽大得多，房间内高耸的天花板和高高的空间，一层相当于老百姓三层住房高度之和，室内豪华的游泳池……总计花了2亿元。
毛喜欢游泳，在那个游泳池极为罕见的贫穷年代里，他为自己造了不少游泳池。第一个在玉泉山，建于三反中，根据毛自己的数字，“建造费五亿”（旧币）。三反中私用公款一亿就算“大老虎”，要判死刑。毛后来没去游过，嫌池子太小。在中南海里面，为他建了个室内游泳池。中南海本来早在解放前就已经有个室外游泳池，毛进京以前对公众开放。毛进中南海后，内部的人，头些年还可以在毛不游的时候去游泳，到后来，两个游泳池都归他独占。游泳池的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来烫热的。让它们保持温暖，以待毛的驾临，耗资浩大。何青青说毛主席没有特权，请问何青青这算不算特权？
玉泉山农场专为毛生产大米，据说那里的水特别好。“玉泉”从前供给宫廷饮水，现在浇灌毛的水稻。毛喜欢的蔬菜，以及肉类牛奶，由另一个叫“巨山”的特殊农场供给。毛钟爱茶是中国最好的龙井，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在每年最适宜的季节，采下来进贡送进北京。毛的食物都经过化验检查。做饭时管家站在厨师旁边看着，也负责尝菜，“尝味道，尝安全”。毛的厨房离他吃饭的地方相当远，怕油烟味钻进毛的鼻子里。炒菜得现炒现吃，工作人员便提着一道道菜飞快地来回跑。
毛虽然不讲究衣着，但是他爱的是舒服。他的浴衣、毛巾、毛巾被不少补有补丁，有一床毛巾被有五十四个补丁。但它们可不是平常的补丁，是专门拿到上海，去请手艺最好的师傅精致地织补的，费用比买新的不知高过多少倍。历史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皇帝，早就有穿补丁衣服装穷作秀的先例，如汉文帝、明崇祯帝、清咸丰帝、道光帝等，但据史料介绍道光皇帝龙衣上的一个补丁竟花费银子5两。这与毛打补丁要专门拿到上海，去请手艺最好的师傅精致地织补，费用比买新的不知高过多少倍，简直如出一辙。世上有这样的“艰苦朴素”么？
毛主席专用瓷工艺复杂、用料昂贵，原材料选用花重金购买来的濒临绝迹的临川高岭土，有色金属矿物质研制，手工磨成的色料，瓷质细腻，手工绘图，绘于釉下，透过釉层溢于瓷表，因此具有永不褪色的特点，不含铅、镉等有害物质，耐酸碱，使用有益健康。为烧制这批瓷器，当年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专门组织了40多位顶尖高手，突击研究设计，其中包括现已七十多岁的国家级陶瓷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高级工程师徐亚风、刘平和彭召贤等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陶瓷艺术家汪桂英、洪国忠、王锡良、戴荣华等人都参与其中，产品在1380摄氏度至141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成，具有耐温差的特点，从180摄氏度到20摄氏度绝不炸裂，因胚体薄且制作工艺复杂，最大出品率不超过20％，因此殊为珍贵。制作出的半薄胎高白釉瓷器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用手指轻轻的敲击，其声清脆悦耳，在光线照射下，器壁成半透明状。它还有一个最大特点是导热系数低，把它制成壁厚不足毫米的茶杯，注入开水后，用手紧握杯体也无烫手之感。毛主席亲点”水点桃花“纹样，清新脱俗，是陶瓷大师们呕心沥血的颠峰之作，堪称空前绝后。它代表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并且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堪比皇家专用瓷。30多年过去了，这批空前绝后的”神秘“瓷器价值连城，日前在上海拍卖行拍卖引起轰动。这次拍卖的共有”7501“瓷9件，是一位曾在景德镇陶研所工作数十年，现旅居海外的收藏家送来的，一只”7501瓷“调羹10万元，一个小瓷碗170万元，一壶十杯的一套酒具200万元！
知道中南海特供给的几分钱一斤的大龙虾么？国家拨款给中国农业方面最高的科研机构搞特供蔬菜，特供牛肉等等无偿供应给特供商店，再让高干的家属们以象征性的价格搬回家中，这是不是集体腐败？
那时中南海专门养个文工团，以革命的名义挑选不满18岁的少女陪舞作乐。北戴河别墅区，青岛八大处别墅区在军阀混战时代，在日本占据时代抑或国民党蒋介石时代平民百姓还可以过过路饱饱眼福，但到了毛泽东时代就成了“非高干不得入内”了。
他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结果饿死近四千多万人，纵个人私欲却置人民于不顾。他把中国看成他自己个人的东西，整个国家就是他的，他只需要保障手中的权力就有一切，他要钱干什么？
看看文革期间，他的老婆，女儿，侄子们都处在显赫位置，有的20几岁就成了高干。就说李纳吧，她在文革中也是风云人物，解放军报的负责人，代替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这些不叫以权谋私叫什么？
什么是最大的腐败？不是贪污了多少金钱，打了几场高尔夫球，最大的腐败是权力的腐败，是用人的腐败，是在生活上的随心所欲。
一九六○年代，毛的稿费达两百万元以上。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当时中国一般工作人员一年工资大约二、三百多元，有的农民一年辛苦到头才得现金不过数元，有的还要倒欠生产队的钱。请问何青青，在那个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连屋前屋后种点瓜菜都有要挨批斗的年代，广大农民一贫如洗，毛泽东却一举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百万富翁，这难道不是搞特权吗？
专门抽调专门人才组成“132”特供烟生产组，秘密为毛泽东制作雪茄，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毛泽东就开始抽由特供烟生产组制造的雪茄。这个生产组开始在有“晒烟之乡”之称的四川省什邡县，后来秘密调到京城。在这个专门制烟的工厂里，共有13个工人。除了从什邡卷烟厂调来的三个人，还有一个保安、一个厨师、一个开车的司机、两个烧锅炉的工人、一个支部书记，外带四个学徒。当时，“132”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原料依旧由什邡卷烟厂提供，每个月生产十五到二十条烟。
毛泽东没有特权吗？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把农民的粮食征收一空，人为制造大饥荒，导致全国近四千多万人被活活饿死。在全国饿殍遍野的情况，何青青说什么毛泽东几个月不吃肉了。事实真是这样吗？完全不是的。请看毛泽东的食谱！请看毛泽东是如何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的。
根据《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披露：在大饥荒期间，毛本人也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毛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两菜汤菜谱。从保存下来的西餐菜谱来看，比较周到的照顾到了毛泽东的饮食喜好。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毛泽东喜欢吃色虾，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而且风味独特。1961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
中国的特权主要是官权，所以反对特权就是反对官员特权。尽管这种特权并非官官都有，但要看到前“腐”后继的危害。发展成癌症就很难治了，一个人难治，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就更难治。当务之急赶紧打针吃药，最好的针剂、药品就是宪政制度、法律制度，否则任何修修补补都是割韭菜，治标不治本。
作者：7月寒风2010-02-20
据上世纪80年代末税务报的一篇专访报道，“专机为毛泽东空运活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喜欢吃活鱼，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1961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
毛泽东真的没有特权吗？据上世纪80年代末税务报的一篇专访报道，“专机为毛泽东空运活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喜欢吃活鱼，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有关部门为此特别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门为毛泽东空运活鱼。为防止阶级敌人破坏，还专门在东方红渔场通过政审，挑选祖宗三代出身贫下中农的农场农民组成基干民兵连，专门负责活鱼的捕捞、挑选、装箱、押运。往返数千公里，用国家专机为个人运送活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广大农民被要求“糠菜半年粮”的悲惨时代，这不算特权算什么？
毛喜欢别墅。起码有五十多所别墅在全国各地为他建起，北京一地就有五所。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一旦中选，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享用。看看韶山滴水洞毛的别墅，宽阔、高大，经过特别的设计，就是在炎炎酷暑，不用空调，也很凉快，连洗手间也是特别设计的，宽敞的走廊，比小老百姓住房的客厅还要宽大得多，房间内高耸的天花板和高高的空间，一层相当于老百姓三层住房高度之和，室内豪华的游泳池……总计花了2亿元。
毛喜欢游泳，在那个游泳池极为罕见的贫穷年代里，他为自己造了不少游泳池。第一个在玉泉山，建于三反中，根据毛自己的数字，“建造费五亿”（旧币）。三反中私用公款一亿就算“大老虎”，要判死刑。毛后来没去游过，嫌池子太小。在中南海里面，为他建了个室内游泳池。中南海本来早在解放前就已经有个室外游泳池，毛进京以前对公众开放。毛进中南海后，内部的人，头些年还可以在毛不游的时候去游泳，到后来，两个游泳池都归他独占。游泳池的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来烫热的。让它们保持温暖，以待毛的驾临，耗资浩大。何青青说毛主席没有特权，请问何青青这算不算特权？
玉泉山农场专为毛生产大米，据说那里的水特别好。“玉泉”从前供给宫廷饮水，现在浇灌毛的水稻。毛喜欢的蔬菜，以及肉类牛奶，由另一个叫“巨山”的特殊农场供给。毛钟爱茶是中国最好的龙井，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在每年最适宜的季节，采下来进贡送进北京。毛的食物都经过化验检查。做饭时管家站在厨师旁边看着，也负责尝菜，“尝味道，尝安全”。毛的厨房离他吃饭的地方相当远，怕油烟味钻进毛的鼻子里。炒菜得现炒现吃，工作人员便提着一道道菜飞快地来回跑。
毛虽然不讲究衣着，但是他爱的是舒服。他的浴衣、毛巾、毛巾被不少补有补丁，有一床毛巾被有五十四个补丁。但它们可不是平常的补丁，是专门拿到上海，去请手艺最好的师傅精致地织补的，费用比买新的不知高过多少倍。历史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皇帝，早就有穿补丁衣服装穷作秀的先例，如汉文帝、明崇祯帝、清咸丰帝、道光帝等，但据史料介绍道光皇帝龙衣上的一个补丁竟花费银子5两。这与毛打补丁要专门拿到上海，去请手艺最好的师傅精致地织补，费用比买新的不知高过多少倍，简直如出一辙。世上有这样的“艰苦朴素”么？
毛主席专用瓷工艺复杂、用料昂贵，原材料选用花重金购买来的濒临绝迹的临川高岭土，有色金属矿物质研制，手工磨成的色料，瓷质细腻，手工绘图，绘于釉下，透过釉层溢于瓷表，因此具有永不褪色的特点，不含铅、镉等有害物质，耐酸碱，使用有益健康。为烧制这批瓷器，当年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专门组织了40多位顶尖高手，突击研究设计，其中包括现已七十多岁的国家级陶瓷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高级工程师徐亚风、刘平和彭召贤等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陶瓷艺术家汪桂英、洪国忠、王锡良、戴荣华等人都参与其中，产品在1380摄氏度至141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成，具有耐温差的特点，从180摄氏度到20摄氏度绝不炸裂，因胚体薄且制作工艺复杂，最大出品率不超过20％，因此殊为珍贵。制作出的半薄胎高白釉瓷器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用手指轻轻的敲击，其声清脆悦耳，在光线照射下，器壁成半透明状。它还有一个最大特点是导热系数低，把它制成壁厚不足毫米的茶杯，注入开水后，用手紧握杯体也无烫手之感。毛主席亲点”水点桃花“纹样，清新脱俗，是陶瓷大师们呕心沥血的颠峰之作，堪称空前绝后。它代表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并且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堪比皇家专用瓷。30多年过去了，这批空前绝后的”神秘“瓷器价值连城，日前在上海拍卖行拍卖引起轰动。这次拍卖的共有”7501“瓷9件，是一位曾在景德镇陶研所工作数十年，现旅居海外的收藏家送来的，一只”7501瓷“调羹10万元，一个小瓷碗170万元，一壶十杯的一套酒具200万元！
知道中南海特供给的几分钱一斤的大龙虾么？国家拨款给中国农业方面最高的科研机构搞特供蔬菜，特供牛肉等等无偿供应给特供商店，再让高干的家属们以象征性的价格搬回家中，这是不是集体腐败？
那时中南海专门养个文工团，以革命的名义挑选不满18岁的少女陪舞作乐。北戴河别墅区，青岛八大处别墅区在军阀混战时代，在日本占据时代抑或国民党蒋介石时代平民百姓还可以过过路饱饱眼福，但到了毛泽东时代就成了“非高干不得入内”了。
他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结果饿死近四千多万人，纵个人私欲却置人民于不顾。他把中国看成他自己个人的东西，整个国家就是他的，他只需要保障手中的权力就有一切，他要钱干什么？
看看文革期间，他的老婆，女儿，侄子们都处在显赫位置，有的20几岁就成了高干。就说李纳吧，她在文革中也是风云人物，解放军报的负责人，代替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这些不叫以权谋私叫什么？
什么是最大的腐败？不是贪污了多少金钱，打了几场高尔夫球，最大的腐败是权力的腐败，是用人的腐败，是在生活上的随心所欲。
一九六○年代，毛的稿费达两百万元以上。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当时中国一般工作人员一年工资大约二、三百多元，有的农民一年辛苦到头才得现金不过数元，有的还要倒欠生产队的钱。请问何青青，在那个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连屋前屋后种点瓜菜都有要挨批斗的年代，广大农民一贫如洗，毛泽东却一举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百万富翁，这难道不是搞特权吗？
专门抽调专门人才组成“132”特供烟生产组，秘密为毛泽东制作雪茄，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毛泽东就开始抽由特供烟生产组制造的雪茄。这个生产组开始在有“晒烟之乡”之称的四川省什邡县，后来秘密调到京城。在这个专门制烟的工厂里，共有13个工人。除了从什邡卷烟厂调来的三个人，还有一个保安、一个厨师、一个开车的司机、两个烧锅炉的工人、一个支部书记，外带四个学徒。当时，“132”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原料依旧由什邡卷烟厂提供，每个月生产十五到二十条烟。
毛泽东没有特权吗？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把农民的粮食征收一空，人为制造大饥荒，导致全国近四千多万人被活活饿死。在全国饿殍遍野的情况，何青青说什么毛泽东几个月不吃肉了。事实真是这样吗？完全不是的。请看毛泽东的食谱！请看毛泽东是如何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的。
根据《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披露：在大饥荒期间，毛本人也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毛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两菜汤菜谱。从保存下来的西餐菜谱来看，比较周到的照顾到了毛泽东的饮食喜好。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毛泽东喜欢吃色虾，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而且风味独特。1961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
中国的特权主要是官权，所以反对特权就是反对官员特权。尽管这种特权并非官官都有，但要看到前“腐”后继的危害。发展成癌症就很难治了，一个人难治，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就更难治。当务之急赶紧打针吃药，最好的针剂、药品就是宪政制度、法律制度，否则任何修修补补都是割韭菜，治标不治本。
2010年2月8日星期一
中国最大的犯罪群体竟是国家机关人员 他们让人尴尬
阅读(2270) 回复(31) 2010-02-08 12:15:02
个人为体，众人为群。社会学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是由若干个社会群体组合起来的。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各阶层中，哪一个群体是最大的犯罪群体？问出这么一个夺人眼球但绝非哗众取宠的问题，源自笔者最近读到的几组数据。
其一，法学教授陈忠林根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 /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这个结果显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1倍；职在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
其二，根据2005年3月“两会”上的“两高报告”，在2004年，普通民众犯罪率的增幅为 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17.8%，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侵犯公民权利而导致犯罪的增幅为13.3%。
前者是群体犯罪率的统计比较，后者是犯罪率的增幅统计，显示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两个群体不仅犯罪率高，以倍数远高于普通民众犯罪率；并且增幅迅猛，分别高出普通民众群体8.3个百分点和3.8个百分点。两组数据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不仅是现阶段高发性犯罪群体，亦是未来具有确定性的最危险、最需要防范的犯罪群体。
遗憾的是，遍查近几年“两高”通报数据，找不到这两个犯罪群体侵呑国家财产的具体数目的统计，找到的却是另一组令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的数据。这个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各级法院对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已经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 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到了2005年的82.83％。
也就是说，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两个群体犯罪率在逐年增多、增幅逐年扩大，另一方面，法律对这两个犯罪群体的惩治力度实际上却越来越弱，因犯罪受到法律制裁的人越来越少、处罚越来越轻；前者四年中递减了15个百分点，后者大幅递减了近30个百分点。
如此巨大的反差，既背逆法治精神也背逆公平正义。极具讽刺意味的还有，这些年来也正是当政者“反腐败”调子越唱越响、越唱越高的几年。门面上，反腐倡廉、惩治腐败几乎当作了“国策”与“党策”。国家统计局数次发布所谓“民意调查资料”均说，近年来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国际社会也对中国反腐败工作给予积极评价。主流媒体更是不厌其烦宣称：“十六大后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反腐败斗争的确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无奈事实的演变，并没有给当政者一丝一毫的脸面，失去约束与监督的权力，就象一个精神亢奋、欲望强烈的嫖客，将各种反腐口号、文件宣传的遮羞布撕得粉碎。腐败现象不仅呈大面积、全方位扩散趋势，且涉贪人数之众、犯罪层级之高、贪污数额之巨，以及窝案之深、牵连之广、手段之劣等等，年年都在“创纪录”。
仅以普通百姓能看到的公开信息为例，1月4日人民网披露的一组数据表明：2009年全国纪检机关查处违纪人员2421人，涉及违纪资金3.82亿元；有 27343名领导干部主动上交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共计1.99亿元。27343名领导干部，上交1。99亿元。粗略估算：平均每人上交7000千多元；2421名违纪人员，平均每人“违纪”15万元以上。
1月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新闻通气会上，公布了去年已有17名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再创历年副部以上高官犯罪新记录。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说：2009 年1月至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40828件，立案115420件，结案101893件，处分106626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44.4亿元。
具有“反腐律师”之称的王荣利先生，继发布长达50万言《中国反腐败报告》后，最近又发布了他依据官方媒体公开报导撰写的《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报告列举了2009年近百例涉嫌刑事犯罪，或与刑事犯罪有关企业家相关资料，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余人，共贪污、受贿9亿3000多万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近13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亿4376万元。涉案人数与金额，无不令人触目惊心。
而这些涉案的国企企业家，绝大多数均为政府任命的处、厅以上中高层领导干部，大都拥有全国及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头衔。其中，官至副部级以上的有曾任中央候补委员的陈同海、曾任中纪委委员的康日新、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张春江。除原中移动副总经理的张春江案件仍在审理外，原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受贿 1.9 亿余元，并与盟友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共用情妇李微，日均挥霍公款达4万元。而原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仅从他家的别墅三楼上就搜出7000万欧元现金，相当于7亿多元人民币。
去年重庆市举办了宣传该市打黑成果的展览，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是用收缴来的2000万现金堆出来的一座“金山”，如果按照人民币与欧元币值换算，重庆市得抓35个黑老大，才赶得上一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手笔”。老实不客气地讲，我国国民几十年千辛万苦所创造的国民财富，早已沦为了一场供权力角逐掠夺的饕餮盛宴，宴席主角和成员便是披着“公务员”外衣的宠大官僚群体。
我们无从知道国家工作人员、公检法、国企官员以及军队贪腐的所有数据，实质上也无须知道便足以观察到腐败现象已至临界点了。中国式腐败愈演愈烈、中国式反腐败愈反愈腐的结果，也足以印证“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尴尬结果的原因。而这种结果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对反腐败抱有期待的民众失望，最终也将使得“反腐败” 连同提出反腐败主张的执政者们，统统沦为滑稽的字眼和历史的笑柄。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97644132&boardId=2
个人为体，众人为群。社会学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是由若干个社会群体组合起来的。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各阶层中，哪一个群体是最大的犯罪群体？问出这么一个夺人眼球但绝非哗众取宠的问题，源自笔者最近读到的几组数据。
其一，法学教授陈忠林根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 /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这个结果显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1倍；职在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
其二，根据2005年3月“两会”上的“两高报告”，在2004年，普通民众犯罪率的增幅为 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17.8%，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侵犯公民权利而导致犯罪的增幅为13.3%。
前者是群体犯罪率的统计比较，后者是犯罪率的增幅统计，显示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两个群体不仅犯罪率高，以倍数远高于普通民众犯罪率；并且增幅迅猛，分别高出普通民众群体8.3个百分点和3.8个百分点。两组数据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不仅是现阶段高发性犯罪群体，亦是未来具有确定性的最危险、最需要防范的犯罪群体。
遗憾的是，遍查近几年“两高”通报数据，找不到这两个犯罪群体侵呑国家财产的具体数目的统计，找到的却是另一组令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的数据。这个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各级法院对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已经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 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到了2005年的82.83％。
也就是说，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两个群体犯罪率在逐年增多、增幅逐年扩大，另一方面，法律对这两个犯罪群体的惩治力度实际上却越来越弱，因犯罪受到法律制裁的人越来越少、处罚越来越轻；前者四年中递减了15个百分点，后者大幅递减了近30个百分点。
如此巨大的反差，既背逆法治精神也背逆公平正义。极具讽刺意味的还有，这些年来也正是当政者“反腐败”调子越唱越响、越唱越高的几年。门面上，反腐倡廉、惩治腐败几乎当作了“国策”与“党策”。国家统计局数次发布所谓“民意调查资料”均说，近年来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国际社会也对中国反腐败工作给予积极评价。主流媒体更是不厌其烦宣称：“十六大后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反腐败斗争的确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无奈事实的演变，并没有给当政者一丝一毫的脸面，失去约束与监督的权力，就象一个精神亢奋、欲望强烈的嫖客，将各种反腐口号、文件宣传的遮羞布撕得粉碎。腐败现象不仅呈大面积、全方位扩散趋势，且涉贪人数之众、犯罪层级之高、贪污数额之巨，以及窝案之深、牵连之广、手段之劣等等，年年都在“创纪录”。
仅以普通百姓能看到的公开信息为例，1月4日人民网披露的一组数据表明：2009年全国纪检机关查处违纪人员2421人，涉及违纪资金3.82亿元；有 27343名领导干部主动上交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共计1.99亿元。27343名领导干部，上交1。99亿元。粗略估算：平均每人上交7000千多元；2421名违纪人员，平均每人“违纪”15万元以上。
1月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新闻通气会上，公布了去年已有17名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再创历年副部以上高官犯罪新记录。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说：2009 年1月至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40828件，立案115420件，结案101893件，处分106626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44.4亿元。
具有“反腐律师”之称的王荣利先生，继发布长达50万言《中国反腐败报告》后，最近又发布了他依据官方媒体公开报导撰写的《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报告列举了2009年近百例涉嫌刑事犯罪，或与刑事犯罪有关企业家相关资料，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余人，共贪污、受贿9亿3000多万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近13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亿4376万元。涉案人数与金额，无不令人触目惊心。
而这些涉案的国企企业家，绝大多数均为政府任命的处、厅以上中高层领导干部，大都拥有全国及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头衔。其中，官至副部级以上的有曾任中央候补委员的陈同海、曾任中纪委委员的康日新、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张春江。除原中移动副总经理的张春江案件仍在审理外，原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受贿 1.9 亿余元，并与盟友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共用情妇李微，日均挥霍公款达4万元。而原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仅从他家的别墅三楼上就搜出7000万欧元现金，相当于7亿多元人民币。
去年重庆市举办了宣传该市打黑成果的展览，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是用收缴来的2000万现金堆出来的一座“金山”，如果按照人民币与欧元币值换算，重庆市得抓35个黑老大，才赶得上一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手笔”。老实不客气地讲，我国国民几十年千辛万苦所创造的国民财富，早已沦为了一场供权力角逐掠夺的饕餮盛宴，宴席主角和成员便是披着“公务员”外衣的宠大官僚群体。
我们无从知道国家工作人员、公检法、国企官员以及军队贪腐的所有数据，实质上也无须知道便足以观察到腐败现象已至临界点了。中国式腐败愈演愈烈、中国式反腐败愈反愈腐的结果，也足以印证“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尴尬结果的原因。而这种结果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对反腐败抱有期待的民众失望，最终也将使得“反腐败” 连同提出反腐败主张的执政者们，统统沦为滑稽的字眼和历史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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