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纳闷：在一系列东欧国家和蒙古，人民用非暴力行动战胜了那里的极权专制20年之后的今天，怎么还有人坚称非暴力行动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然而，在中文世界，一直有不少人写文章在重复非暴力行动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这种观点。其中，陕西作家狄马那篇《甘地的限度》（国内和海外不少中文网站刊载）很有代表性。我们不妨从这篇文章谈起。
狄马在《甘地的限度》一文里断言：“说到底，非暴力是什么，它是一种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宗教运动，实质是以吃苦忍让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来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狄马说：“一个真正非暴力的以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为号召的领袖，应当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如果明明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的体制，却偏偏还要号召手无寸铁的人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反抗暴政，那么不管他的理由多么堂而皇之，我都会怀疑提倡背后的动机。”
我倒要问狄马，照你说，面对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的体制，手无寸铁的人民该怎么办呢？我想，狄马的回答会是——别反抗，顺从。
也许有人会说，不，狄马的意思是人民应该采取暴力的方式抗争。不对不对，这里不说的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吗？“手无寸铁的人民”怎么用暴力方式抗争呀？所以我认为狄马的回答只能是：别反抗，顺从。
在1985年波兰军管期间，米奇尼克在他的《狱中书简》里，回答了经常是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声明放弃暴力？米奇尼克说他担心暴力革命可能扭曲民主运动的性质。再有，米奇尼克讲的很干脆：“我们没有枪。”
美国学者乔纳森？席尔（Jonathan Schell）在为米奇尼克《狱中书简》（1986年）一书写的序言里，是这样阐述波兰人的非暴力思想的。席尔说：自从甘地通过非暴力行动领导印度获得独立以来，就有一个陈词滥调，说非暴力只有在一个象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国家时才能成功，而当反对一个极权政府时就会失败。可是，团结工会恰恰是非暴力的；团结工会的经验证明，非暴力行动，面对极权主义时不但不是没用的，而且被证明特别适合与其斗争。
那么，波兰人为什么不选择暴力而选择非暴力呢？席尔提醒我们，说波兰人自由地选择了非暴力而不是暴力，这种说法是一种误导，因为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波兰人本来是有机会用暴力推翻政府的，但是由于他们坚持非暴力的道德原则而拒绝这么做。不，不是这样的。米奇尼克讲得很清楚：“在波兰的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暴力能够帮助我们把苏联军队从波兰赶出去，或者剥夺共产党的权力。苏联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与之对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枪。”所以，席尔说：反对暴力的决定，与其说是由波兰人自己做出的，不如说是由历史条件做出的。波兰运动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决定放弃暴力，而在于其发现了和平手段也能给我们希望。
席尔进一步阐述道，从历史上看，暴力通常被看成是一种终极力量——人们在最后的绝望的时刻，当所有的和平手段都尝试过并且失败时，才寻求最后的裁决者。如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所说：“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希望的武力是神圣的。”但是，当神圣的武力失败了的时候，人们相信，剩下的就只有沉默；或者是因为屈服，或者是因为死亡。席尔强调：在波兰，这一顺序似乎是相反的；暴力手段的无效——这种无效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所有这类的手段都没有得到尝试，甚至也不必尝试——导致了人们求助于非暴力手段。在传统的最终解决手段之外。发现了新的、和平的方法。
注意，这里有两种顺序。一种顺序是：我们要用和平的手段反抗暴政，但如果所有的和平手段都遭到失败，我们将被迫采用暴力的手段。这种说法有两个问题。第一，它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我们原本就是拥有暴力手段的，只是此前一直没舍得用——真是这么回事吗？第二，如果暴力手段也打不赢，或者干脆就是没有暴力手段，那又该怎么办呢？那岂不是就只好投降，只好放弃，只好顺从了吗？
正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种顺序的问题，于是我们发现了第二种顺序。第二种顺序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枪，没法从事暴力反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有投降只有顺从，我们还可以从事非暴力的反抗。
考虑到席尔上面那些话写于1986年，当时，“苏东波”尚未发生，而纳粹德国是被盟军消灭的，极权统治还没有通过本国人民用非暴力行动击垮的先例，所谓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那种陈词滥调还多少显得有些依据；那么在今天，它早已被事实所否证。波兰、捷克等一系列东欧国家——还有蒙古——的共产党专制政权，就是被那里的人民用非暴力行动改变的。还要看到的是，在当年，象东德、阿尔巴尼亚、蒙古这些国家，无论是在经济改革还是在对外开放方面，都远远比不上当时的中国。也就是说，它们都比当时的中国更接近于极权主义的理想形态。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成功的例证，我们怎么还能说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的国家呢？
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在他的著作里反复指出，那种把非暴力抗争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把非暴力行动看成纯粹的道德选择，抹杀了其中的战略价值。他强调非暴力行动和战争的相似之处，他强调的是战略、策略和技术。事实上，就连甘地也持类似观点。甘地和西方很多和平主义者不同。他本人选择非暴力固然有其宗教的动机，但是他并不认为非暴力行动只能建立在宗教运动之上。他强调，非暴力是一种能产生预期的政治效果的明确的手段。
应当看到，非暴力行动决不仅仅是依赖于用道义感化统治者，也不仅仅是依赖于用理性说服统治者。众所周知，非暴力行动的效果绝对地与投入人数的多少成正比。一个人写信要求释放思想犯，这是一回事；一百万人联名要求释放思想犯，这就变成另一回事。在后一种情况下，口号的道义性和合理性和前一种情况是一样的，但口号的力量却与前一种大不相同。如果仅仅是为了诉诸统治者的良心与理性，让一个人私下上书就行了，何必还劳神费力地去四处征集大家来签名呢？再比如罢工，一个人罢工是什么情况？一万个人罢工，一个工厂、一个行业、一个地区都罢工，甚至全国性大罢工，那又是什么情况？
和暴力抗争一样，非暴力抗争同样也是一种力量的显示和力量的较量。非暴力抗争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观念或观点，更重要的，它表达的是意志，一种活生生的、积极的、行动中的意志。如果说暴力抗争是借助于对统治者直接造成肉体伤害而迫使对方接受自己一方的意志的话，那么非暴力抗争则是借助于瓦解统治者的权力基础而同样达到迫使对方让步的目的。毕竟，权力是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边的关系。当被统治者用实际行动拒绝服从统治者时，统治者的权力就不复存在了。因而非暴力抗争同样是具有强制性的。
需要提醒的是，军警抗命，乃至兵变，其实和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并不冲突。因为所谓非暴力，是指民众采用非暴力。基恩？夏普讲过，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方式之一就是，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抗争激化了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警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发动兵变。非暴力抗争获得胜利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统治集团上层分裂，开明派战胜强硬派，和民间力量达成制度性妥协。在专制统治集团中，总会有一些强硬派力主暴力镇压，之所以有时候他们也会放弃使用暴力，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使用暴力，必将遭到更强大的暴力的有力阻止，所以知难而退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605
2010年8月31日星期二
冯正虎的推文(8月30日)：力挺温家宝
来源：参与 作者：冯正虎
（参与2010年8月31日讯）：
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RT @08charterbbs：《零八宪章》论坛声明：抓住历史时机，开启政改航程，拯救民族危机http://taolun.info/index.php？topic=2465.0
推特的力量。RT @Beeful：当年孙中山因在英国落难而闻名天下，去年冯正虎@fzhenghu也因落难日本闻名天下，这就是言论自由的胜利啊！！！
网站方也希望立案。RT @liu_xiaoyuan：从法律上来说，博客注册成功后，博主就与网站形成了服务合同关系。虽然这个服务是属于免费的，但是如果双方因为服务发生了纠纷，仍然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争议，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法院受理案件后，应依照法律和双方的协议进行裁决。
春晓镇综合治理办泄露国家机密。小地方保密觉悟低，报功一激动，内部文件也公开了。RT @daxa：“维稳对象”级别分类（看第四条）http://goo.gl/RsUq
（该条推文的反应。8月31日的一条推文：网上批评很有效，官员的督察部门在时刻注视，纠错速度也飞快，难怪官员惧怕老百姓上网公开举报。RT @daxa：春晓镇综合治理办泄露的国家机密已经被删除。“维稳对象”级别分类（原网站该文已被删除，DOCS电子备份版）http://goo.gl/g2tj）
RT @daxa：按照ABC那个标准，冯正虎、郑恩宠、袁伟静、刘霞、曾金燕，当属第一类A级维稳对象；屠夫、翟明磊、刘沙沙、王大姐、老虎庙、冉云飞、西瓜帝、莫之许、温克坚、昝爱宗属于第二类B级维稳对象；像我这样没文化没影响力的孤胆屁民，档次还不够，竟然也被划作维稳三级片储备人才，
做官的逻辑，瓜分维稳费的需要。RT @daxa：不去解决公平和正义的问题，不去解决政府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不去解决保障公民权利的问题，不去限制滥用公权的政府官员，反过来倒把“维权公民”当成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稳定因素”，当成“国家的敌人”来对待，哈哈哈哈～什么逻辑
RT @lifangping：RT @liu_xiaoyuan：此次来福建，是为吕江波“一罪变九罪”案。当地曾谣传，我再来就要抓。为了揭穿谣言，我又来到了福建。
RT @aiww：RT @wanyanhai：RT @jtyong：请各位推友关注年轻的维权人士艾滋感染者田喜被河南新蔡官方构陷一案RT @azxing：田喜案件相关材料http://notepad.cc/share/YO8ac1opUa
陈平@chenping123的首句推文：迟到好过不到。欢迎更多忧国忧民的实业界人物加入推特大家庭，并力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RT@chenping123：温先生明是非、知善恶，于今日中国大陆实为稀缺！力挺温先生，非信其或寄托其独扭乾坤，仅做明理人！
我相信，更多民间财主、体制内的官员都会站出来力挺温总理，推进政改。RT @chenping123：@fzhenghu 老兄是越老越倔！我老陈与你老冯相识近卅年，还真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不过老兄你本姓二马，难怪越老马力越足。刮目相看！
RT @YangHuiwen：呼吁全国维权律师朋友，不拘形式学习研讨——温家宝总理8月27日重要讲话：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支持温总理推进法治的良苦用心。8月31日下午4：00－6：30在大钟寺华杰大厦石锅鱼饭店，北京维权律师学习温总理讲话研讨晚餐会，13681108292.
护宪维权。RT @YangHuiwen：呼吁全国各地访民朋友，通过多种形式，一起学习研讨贯彻——温家宝总理8月27日重要讲话《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支持温总理推进法治的良苦用心，依法解决各自的问题。
冯正虎@fzhenghu
冯正虎的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政通路240弄3号302室
（五角场商业中心万达广场对面，仁和苑小区内靠街面第一排三楼，距地铁10号线江湾体育场站5分钟路程）
邮编：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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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1352468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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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2010年8月3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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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网友聚会研讨温家宝深圳讲话
来源：参与 作者：浙江网友
（参与2010年8月31日讯）：温家宝深圳政改讲话引起了各方政治观察人士的热议，浙江一些网友在日前聚餐时，也就这个话题展开了分析讨论，记录于此，供同侪参考。
余老师（大学教授）：对于温家宝的深圳讲话，我认为不是他的即兴表演，也不是情感外露，因为领导在公共场合的讲话都是要经过一系列的斟酌和审查的。网上有人把温家宝定义为民主派，我认为他更多是一张民主牌，那么他为什么要出这张牌？他这张牌打出去要做什么？我觉得温家宝这番讲话的诚意是值得怀疑的，他是在向世人昭示，我温家宝为民主作了努力，作了贡献，有为自己留条后路的感觉，若干年后他可以对世人说我为中国民主作了贡献，我当年发表了这样的讲话等等。很多人听了温家宝的讲话还是有种莫名的兴奋，这种兴奋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还在指望别人，而不寄希望于自身和每个公民的努力。
《南风窗》某时政记者：看过《赵紫阳传》的人都知道，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不能违背中央常委的意图，你要讲什么话必须常委先讨论通过，这是一个惯例，那么涉及到政改这么一个重要话题，温家宝不可能是即兴发挥，他没这个胆量。并且温家宝讲完之后北京方面没有任何反弹，这证明中央确实是知道温家宝要讲这个话的，至于温家宝出这张牌是为了应对什么问题，那么有解读派来解读。中央领导人讲这些话已经没有敏感性了，但是中央还是不希望媒体来炒作，也不希望社会热议。我对温家宝这番话的理解是，十八大即将召开，并且今年是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这样一个情境之下温家宝说这样的话是对的，从报纸上我们可以看到深圳政改的压力非常大，这样的话很可能是深圳跟中央一个互动的结果，深圳非常需要来自中央方面的支持，作为自己政改的后盾。我认为在中共十八大的报告里很可能会出现关于政改的论述，温家宝的深圳讲话是一个铺垫。
浙江某媒体深度记者：首先我认为温家宝的这番讲话是没有诚意的。其次我认为温家宝的这番讲话是政治局一致同意的，意图很可能是在和民间争夺话语权，因为中共在这方面是比较弱势的，民间已经开始掌握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了。之所以让温家宝来讲这番话，我认为是派系之间有人要把温家宝抛出来，如果讲话引起正面的反应，那么对大家都有好处，如果是负面反应，那么由温来承担后果。
王永智（自由撰稿人）：我觉得不管温家宝这番讲话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对其过度解读并延伸到猜测中央的执政意图，意义不大。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依照我们民间的思路继续往前走，建立一个最基本的公民社会，因为公民社会是民主化的一个基础，没有公民社会作为基础，即使实现了民主化，那么也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对于温家宝的讲话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热烈的，不管这种态度是欢迎、怀疑、赞许还是批评，我们都应该以积极的情绪去回应他，去和他互动，这好比是我们在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路上遇到了一场演出，我们可以停下来给演员一点回应，激发他的演出热情，说不定还能弄假成真，而我们自己也可以借机休息反省一下。但这绝不是对于温家宝抱有希望或者说完全寄希望于体制内，我相信很多人都不至于幼稚到这个地步，所以没必要也不应该指责那些热烈响应温家宝讲话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行事风格和现象解读角度。对于温的讲话，我觉得知识分子，特别是致力于公民社会建设的独立知识分子应尽最大努力“借题发挥”，借机推广传播，而不是一味的带有洁癖式的反感，一件东西或者一个讲话有没有它的社会意义在于人们怎么去使用它，一味的摒弃当然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看到那么多独立知识分子甚至是很多知名人士对于温家宝的讲话和热烈回应温讲话的人很反感，我认为一个立志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不能有洁癖，不应带有过多的个人憎恶，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会以一个“中介”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连接社会的两极，所以，除了广阔的眼界和丰富的知识，还应有一个健康的做事心态，这样才不会失之偏颇。
陈龙（艺术人士）：看了温家宝的谈话，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观察一个现象，作为一国最高行政长官，即使是集体领导下的政府总理，他执政八年来除了“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之类的漂亮话之外，都做了些什么？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不仅仅关系到他的个人声誉，也关系到这个政权是如何来回应民间诉求的问题。比如说目前的中国已经到了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体制的产生和运行方式的危急时刻。但据我观察，当局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意愿来做这个事情。而恰恰是这个时候温家宝频繁的出来喊话。很多朋友认为温的讲话是可以用一下的，但是这些话是否能够保证民间人士的合法抗争我却深感悲观。两个月前，网友王译在福州高喊“公平正义比太阳更有光辉”，但是这两天，她却因为预备一顿极普通的饭局招待朋友，被无锡警方不具任何合法理由的在看守所整整拘押了5天。另一个事例是刘贤斌被四川当局逮捕并起诉，现在有一种普遍揣测，举世关注的刘贤斌案也会以重判收场。政治领导人的讲话和现实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但凡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除非特殊时刻，中共领导人在公共场合下的讲话绝不是个人意愿。所以你不得不怀疑这一讲话的真实意图何在。有人说，9个常委只有温一个人出来说，其他人不说、乃至向反面说，才显得这讲话多么珍贵和需要民间回应。我的想法是，你把温的历次谈话和其他本届政治局常委持久而频繁的反话搁一块分析分析，再联系08奥运会前由专职政法常委公开表态“中国政府准备在合适的时间批准《公民政治权利公约》”的讲话对应起来分析一下，是否还有需要民间积极回应的看法呢。
张立恒（律师）：前不久《凤凰周刊》刊登了刘亚洲的一篇讲话，何清涟指出这是刘亚洲多年前的一篇旧文。该刊后来才说文本未经作者审阅。8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纪念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时说中国应当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我想这不偶然，（显然是某种呼应）。但是，温总理此言一出，却受到（不少网友）各方质疑。这不由让我想起了“狼来了”的故事。老喊狼来了狼来了，到狼真的来了时却没人信了。是它长期的言不由衷，所以温的讲话被质疑实在也不是偶然的。即使他这次的言论是经过决策高层集体决定或同意或默许的，但是长期以来他们老是说一套做一套，这极大的损害了自己（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但是，温家宝将政改放到公开场合说是好的，他毕竟是（有网友说的请大家不要忘了他是国家的）总理。但是他并没有提起中共十三大关于政改的报告，这个报告是赵紫阳（此前）组织的一班人进行了严密地论证后的一个政改报告，（是会议决议的一部分）温这次并没有提这个报告，所以（他的说要启动政改的真实性）被各界人士质疑是自然的。
但不管他怎么说，我们自身都要努力付诸于实际行动，就像目前很多公益机构都在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与艾滋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相关的（维权）行动，以及以屠夫等人为代表的（民间人权活动家）对个案的关注等等。张辉先生前两天曾提到，理论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是很必要的，但是走出书斋付诸于行动又是多么的具有价值和意义。我觉得应该善意的解读温家宝的讲话，（毕竟是）他（代表中共中央）对民间长期以来关于政改诉求的一个呼应，他（作为个人）的诚意应是无疑的，（陈龙插话：这个我反对！）但我们宁愿从正面去解读它。
何士林（企业管理者）：我对温家宝先生的谈话有如下看法，第一，我认为是一张娱乐牌。第二，我不管他说了什么，我要看他做了什么。第三，我不排除体制内有开明人士的存在。民间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潮不断地在壮大，在这个契机之下，温家宝作了这样的讲话有抚平民意的感觉，他本身也是一个悲情人物，喜欢打悲情牌获取民间的同情。第四，温家宝在深圳的讲话也是向世界说的，展示三十年来共产党在经济和政治建设上的业绩，这才是他核心的目的，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王成（律师）：第一，我比较反对分析温家宝内心活动的做法，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也是没有正面意义的，就像法律方面讲一个人犯罪有主观方面也有客观方面，客观方面是有证据的，主观方面是没有办法判断的，只能拿客观去推断主观，这是不准确的。过多解读温家宝的讲话，本身就是雾里看花徒劳无益，也没有正面意义，根本没有必要去猜测温家宝心里在想什么。第二，很多朋友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一方面很多人都会说温家宝的讲话本身就不是他的纯个人意志，很可能是集体讨论的决议，这本身就说明温家宝不可能随心所欲，在他不可能随心所欲的情况下，你又要用他的客观表现去判断他的主观意志，这本身就是矛盾的。有一种很大的可能性就是温家宝愿意这样去做，但他客观上没有能力那样去做。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把刘晓波判了，为什么把刘贤斌抓了，为什么征地拆迁都制止不了，用这些东西去判断温家宝的内心，本身就是矛盾的。假如温家宝是一个政治强人，我们可以说他言行不一致。第三，总是推测一个人是真心还是假意，这种策略水平有点像中国家长教育小孩子要跟好人来往不要跟坏人来往，其实好人和坏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分清楚，他们总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变换。当这个人的讲话对所有的人有利的时候我们就要欢迎他，没有必要在意他心里想什么，对于温家宝要欢迎为主，批评为辅，并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我相信今天没有人还幼稚到这种程度会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一个人的身上，要策略性的欢迎不要简单地批评。为什么有关部门要求不要大幅报道温家宝的讲话，这恰恰证明温的讲话会有很大的正面意义。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不能说这个人成功了，他才是英雄，而是他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做完了自己能做的事情，他就是英雄。温家宝站出来讲其他人不讲的话，我认为他已经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了，就像一个民间人士敢于站出来拓展自己的话语空间，进行维权活动，即使有一天他没有看到民主，他依然是一个成功人士。不管是民间对于温家宝讲话的讨论，还是媒体旁敲侧击的报道，都是很有价值的，这都达到了一个宣传的作用，让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共识，主要要求进行进一步的改革。高官一句宽松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讲有一种解压的作用，让很多人有胆量敢于站出来讲话。另外，如果民间和媒体对于温讲话的讨论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气氛，那么对于其他高官和温家宝本人来说都是一种压力。所有的人都要尽自己的努力去做事，没有必要去质疑猜测他人的动机，更不能以嘲讽的态度去解读，这没有任何价值，反而积极的响应，正面的解读才会产生良好的互动循环效果。
温克坚（独立学者）：关于温家宝的这次讲话，我本身有很多想法，但这些想法之间又充满了矛盾，需要选择性的进行阐述。首先我是认同推特上老莫和昆仑风等人批判的姿态，因为以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以及民间在观念探索上所处的位置，已经和当局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党内开明派（姑且把温家宝列入开明派）的某些姿态已经不能囊括民间社会对于未来政治远景的描述了。事实上民间对于政治远景的描述已经远远超越了党国所能允许的最远边界。党内开明派的讲话，哪怕是看来已经很极端的讲话，但是依然没有提到多党制，废除一党专政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讲话对民间的打动是很有限的。不过考虑到当下政治的复杂性、温家宝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党内的权力运转体系，所以我认为温的讲话有多种可能性存在，有可能是内部权力斗争的某种策略，通过忽悠民间来向对手施压，还有人说温的讲话是为了回应余杰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以及为自己博取一些身后的名声等，所以说，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信息来作一个判断，因此我们既不能将温一棍子打死，也不能简单地去欢迎他，这是中国当下政治生态的悲剧，是我们的悲剧也是他们的悲剧，由于当局说过太多“狼来了”，所以他们的话语已经失去了公信力，说到极致也只是获得了一个影帝的称号。我还想阐述另外一个方面的意思，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民间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大了，当一个政治家往当下的政治生态环境中投下一些话语，由于民间力量的影响，往往会产生一些非意图的效果，温家宝讲话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他的意图所能控制的。当今社会经过一系列的发育，已经不是那个领导说几句冠冕堂皇的话民间就感恩戴德、感激涕零的阶段了。我们可以把温家宝的讲话作为一个现象，一个我们能够技巧性地面对并借话说话的现象，用我们自己的智慧，以我们对中国当下社会生态的了解，来引导和操控高层讲话所产生影响的路径，推动我们所期待的政治进程，而不是简单的被操控和被某些廉价的话语所影响。
（参与2010年8月31日讯）：温家宝深圳政改讲话引起了各方政治观察人士的热议，浙江一些网友在日前聚餐时，也就这个话题展开了分析讨论，记录于此，供同侪参考。
余老师（大学教授）：对于温家宝的深圳讲话，我认为不是他的即兴表演，也不是情感外露，因为领导在公共场合的讲话都是要经过一系列的斟酌和审查的。网上有人把温家宝定义为民主派，我认为他更多是一张民主牌，那么他为什么要出这张牌？他这张牌打出去要做什么？我觉得温家宝这番讲话的诚意是值得怀疑的，他是在向世人昭示，我温家宝为民主作了努力，作了贡献，有为自己留条后路的感觉，若干年后他可以对世人说我为中国民主作了贡献，我当年发表了这样的讲话等等。很多人听了温家宝的讲话还是有种莫名的兴奋，这种兴奋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还在指望别人，而不寄希望于自身和每个公民的努力。
《南风窗》某时政记者：看过《赵紫阳传》的人都知道，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不能违背中央常委的意图，你要讲什么话必须常委先讨论通过，这是一个惯例，那么涉及到政改这么一个重要话题，温家宝不可能是即兴发挥，他没这个胆量。并且温家宝讲完之后北京方面没有任何反弹，这证明中央确实是知道温家宝要讲这个话的，至于温家宝出这张牌是为了应对什么问题，那么有解读派来解读。中央领导人讲这些话已经没有敏感性了，但是中央还是不希望媒体来炒作，也不希望社会热议。我对温家宝这番话的理解是，十八大即将召开，并且今年是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这样一个情境之下温家宝说这样的话是对的，从报纸上我们可以看到深圳政改的压力非常大，这样的话很可能是深圳跟中央一个互动的结果，深圳非常需要来自中央方面的支持，作为自己政改的后盾。我认为在中共十八大的报告里很可能会出现关于政改的论述，温家宝的深圳讲话是一个铺垫。
浙江某媒体深度记者：首先我认为温家宝的这番讲话是没有诚意的。其次我认为温家宝的这番讲话是政治局一致同意的，意图很可能是在和民间争夺话语权，因为中共在这方面是比较弱势的，民间已经开始掌握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了。之所以让温家宝来讲这番话，我认为是派系之间有人要把温家宝抛出来，如果讲话引起正面的反应，那么对大家都有好处，如果是负面反应，那么由温来承担后果。
王永智（自由撰稿人）：我觉得不管温家宝这番讲话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对其过度解读并延伸到猜测中央的执政意图，意义不大。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依照我们民间的思路继续往前走，建立一个最基本的公民社会，因为公民社会是民主化的一个基础，没有公民社会作为基础，即使实现了民主化，那么也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对于温家宝的讲话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热烈的，不管这种态度是欢迎、怀疑、赞许还是批评，我们都应该以积极的情绪去回应他，去和他互动，这好比是我们在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路上遇到了一场演出，我们可以停下来给演员一点回应，激发他的演出热情，说不定还能弄假成真，而我们自己也可以借机休息反省一下。但这绝不是对于温家宝抱有希望或者说完全寄希望于体制内，我相信很多人都不至于幼稚到这个地步，所以没必要也不应该指责那些热烈响应温家宝讲话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行事风格和现象解读角度。对于温的讲话，我觉得知识分子，特别是致力于公民社会建设的独立知识分子应尽最大努力“借题发挥”，借机推广传播，而不是一味的带有洁癖式的反感，一件东西或者一个讲话有没有它的社会意义在于人们怎么去使用它，一味的摒弃当然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看到那么多独立知识分子甚至是很多知名人士对于温家宝的讲话和热烈回应温讲话的人很反感，我认为一个立志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不能有洁癖，不应带有过多的个人憎恶，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会以一个“中介”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连接社会的两极，所以，除了广阔的眼界和丰富的知识，还应有一个健康的做事心态，这样才不会失之偏颇。
陈龙（艺术人士）：看了温家宝的谈话，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观察一个现象，作为一国最高行政长官，即使是集体领导下的政府总理，他执政八年来除了“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之类的漂亮话之外，都做了些什么？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不仅仅关系到他的个人声誉，也关系到这个政权是如何来回应民间诉求的问题。比如说目前的中国已经到了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体制的产生和运行方式的危急时刻。但据我观察，当局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意愿来做这个事情。而恰恰是这个时候温家宝频繁的出来喊话。很多朋友认为温的讲话是可以用一下的，但是这些话是否能够保证民间人士的合法抗争我却深感悲观。两个月前，网友王译在福州高喊“公平正义比太阳更有光辉”，但是这两天，她却因为预备一顿极普通的饭局招待朋友，被无锡警方不具任何合法理由的在看守所整整拘押了5天。另一个事例是刘贤斌被四川当局逮捕并起诉，现在有一种普遍揣测，举世关注的刘贤斌案也会以重判收场。政治领导人的讲话和现实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但凡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除非特殊时刻，中共领导人在公共场合下的讲话绝不是个人意愿。所以你不得不怀疑这一讲话的真实意图何在。有人说，9个常委只有温一个人出来说，其他人不说、乃至向反面说，才显得这讲话多么珍贵和需要民间回应。我的想法是，你把温的历次谈话和其他本届政治局常委持久而频繁的反话搁一块分析分析，再联系08奥运会前由专职政法常委公开表态“中国政府准备在合适的时间批准《公民政治权利公约》”的讲话对应起来分析一下，是否还有需要民间积极回应的看法呢。
张立恒（律师）：前不久《凤凰周刊》刊登了刘亚洲的一篇讲话，何清涟指出这是刘亚洲多年前的一篇旧文。该刊后来才说文本未经作者审阅。8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纪念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时说中国应当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我想这不偶然，（显然是某种呼应）。但是，温总理此言一出，却受到（不少网友）各方质疑。这不由让我想起了“狼来了”的故事。老喊狼来了狼来了，到狼真的来了时却没人信了。是它长期的言不由衷，所以温的讲话被质疑实在也不是偶然的。即使他这次的言论是经过决策高层集体决定或同意或默许的，但是长期以来他们老是说一套做一套，这极大的损害了自己（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但是，温家宝将政改放到公开场合说是好的，他毕竟是（有网友说的请大家不要忘了他是国家的）总理。但是他并没有提起中共十三大关于政改的报告，这个报告是赵紫阳（此前）组织的一班人进行了严密地论证后的一个政改报告，（是会议决议的一部分）温这次并没有提这个报告，所以（他的说要启动政改的真实性）被各界人士质疑是自然的。
但不管他怎么说，我们自身都要努力付诸于实际行动，就像目前很多公益机构都在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与艾滋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相关的（维权）行动，以及以屠夫等人为代表的（民间人权活动家）对个案的关注等等。张辉先生前两天曾提到，理论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是很必要的，但是走出书斋付诸于行动又是多么的具有价值和意义。我觉得应该善意的解读温家宝的讲话，（毕竟是）他（代表中共中央）对民间长期以来关于政改诉求的一个呼应，他（作为个人）的诚意应是无疑的，（陈龙插话：这个我反对！）但我们宁愿从正面去解读它。
何士林（企业管理者）：我对温家宝先生的谈话有如下看法，第一，我认为是一张娱乐牌。第二，我不管他说了什么，我要看他做了什么。第三，我不排除体制内有开明人士的存在。民间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潮不断地在壮大，在这个契机之下，温家宝作了这样的讲话有抚平民意的感觉，他本身也是一个悲情人物，喜欢打悲情牌获取民间的同情。第四，温家宝在深圳的讲话也是向世界说的，展示三十年来共产党在经济和政治建设上的业绩，这才是他核心的目的，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王成（律师）：第一，我比较反对分析温家宝内心活动的做法，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也是没有正面意义的，就像法律方面讲一个人犯罪有主观方面也有客观方面，客观方面是有证据的，主观方面是没有办法判断的，只能拿客观去推断主观，这是不准确的。过多解读温家宝的讲话，本身就是雾里看花徒劳无益，也没有正面意义，根本没有必要去猜测温家宝心里在想什么。第二，很多朋友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一方面很多人都会说温家宝的讲话本身就不是他的纯个人意志，很可能是集体讨论的决议，这本身就说明温家宝不可能随心所欲，在他不可能随心所欲的情况下，你又要用他的客观表现去判断他的主观意志，这本身就是矛盾的。有一种很大的可能性就是温家宝愿意这样去做，但他客观上没有能力那样去做。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把刘晓波判了，为什么把刘贤斌抓了，为什么征地拆迁都制止不了，用这些东西去判断温家宝的内心，本身就是矛盾的。假如温家宝是一个政治强人，我们可以说他言行不一致。第三，总是推测一个人是真心还是假意，这种策略水平有点像中国家长教育小孩子要跟好人来往不要跟坏人来往，其实好人和坏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分清楚，他们总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变换。当这个人的讲话对所有的人有利的时候我们就要欢迎他，没有必要在意他心里想什么，对于温家宝要欢迎为主，批评为辅，并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我相信今天没有人还幼稚到这种程度会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一个人的身上，要策略性的欢迎不要简单地批评。为什么有关部门要求不要大幅报道温家宝的讲话，这恰恰证明温的讲话会有很大的正面意义。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不能说这个人成功了，他才是英雄，而是他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做完了自己能做的事情，他就是英雄。温家宝站出来讲其他人不讲的话，我认为他已经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了，就像一个民间人士敢于站出来拓展自己的话语空间，进行维权活动，即使有一天他没有看到民主，他依然是一个成功人士。不管是民间对于温家宝讲话的讨论，还是媒体旁敲侧击的报道，都是很有价值的，这都达到了一个宣传的作用，让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共识，主要要求进行进一步的改革。高官一句宽松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讲有一种解压的作用，让很多人有胆量敢于站出来讲话。另外，如果民间和媒体对于温讲话的讨论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气氛，那么对于其他高官和温家宝本人来说都是一种压力。所有的人都要尽自己的努力去做事，没有必要去质疑猜测他人的动机，更不能以嘲讽的态度去解读，这没有任何价值，反而积极的响应，正面的解读才会产生良好的互动循环效果。
温克坚（独立学者）：关于温家宝的这次讲话，我本身有很多想法，但这些想法之间又充满了矛盾，需要选择性的进行阐述。首先我是认同推特上老莫和昆仑风等人批判的姿态，因为以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以及民间在观念探索上所处的位置，已经和当局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党内开明派（姑且把温家宝列入开明派）的某些姿态已经不能囊括民间社会对于未来政治远景的描述了。事实上民间对于政治远景的描述已经远远超越了党国所能允许的最远边界。党内开明派的讲话，哪怕是看来已经很极端的讲话，但是依然没有提到多党制，废除一党专政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讲话对民间的打动是很有限的。不过考虑到当下政治的复杂性、温家宝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党内的权力运转体系，所以我认为温的讲话有多种可能性存在，有可能是内部权力斗争的某种策略，通过忽悠民间来向对手施压，还有人说温的讲话是为了回应余杰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以及为自己博取一些身后的名声等，所以说，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信息来作一个判断，因此我们既不能将温一棍子打死，也不能简单地去欢迎他，这是中国当下政治生态的悲剧，是我们的悲剧也是他们的悲剧，由于当局说过太多“狼来了”，所以他们的话语已经失去了公信力，说到极致也只是获得了一个影帝的称号。我还想阐述另外一个方面的意思，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民间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大了，当一个政治家往当下的政治生态环境中投下一些话语，由于民间力量的影响，往往会产生一些非意图的效果，温家宝讲话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他的意图所能控制的。当今社会经过一系列的发育，已经不是那个领导说几句冠冕堂皇的话民间就感恩戴德、感激涕零的阶段了。我们可以把温家宝的讲话作为一个现象，一个我们能够技巧性地面对并借话说话的现象，用我们自己的智慧，以我们对中国当下社会生态的了解，来引导和操控高层讲话所产生影响的路径，推动我们所期待的政治进程，而不是简单的被操控和被某些廉价的话语所影响。
讲话就是行动——北京热议“温总”讲话
来源：博讯
8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温在讲话中指出，依法行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强调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联系到不久前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所做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海内外舆论对温家宝的近期讲话给予了高度关注。
8月30日下午，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饭店，陈子明、王荔蕻、胡石根、范亚峰、滕彪、赵常青、刘沙沙、张大军、杨慧文、李海、徐永海、天天、戴金波等十多位来自于民间各界的人士集中讨论“学习”了温家宝的近期讲话。就民间而言，自觉自发的聚集起来“学习讨论”一位政府领导人的讲话，这在1989年以来是很罕见的事情，用老民主人士胡石根的话说就是“中国民间的政治智慧经过几十年的碰撞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理性、很成熟的水平”。会场讨论气氛很严肃、也很热烈，大家纷纷发表自己对“温总”讲话的看法。
前体改所所长、老民主人士陈子明第一个发言，他首先强调在方法论上不要犯“阶级分析法”的错误，不要动不动就“看本质”，应该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说“对于共产党人不能一棍子全打死，我们必须立足于现实，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力量还不是足够的强大，因此对于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和前进的东西，对于一切有利于推广普世价值的东西——不管他是来自共产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不管他是来自于体制内还是来自于民间反对派，也不管他是来自于高层官僚还是来自于民间批判力量，我们都要充分珍惜、充分肯定。”认为作为民间的批判者、作为体制外的道义担当者，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应该对基本面的“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有所区分，我们的主要精力应该用在集中打击“最坏的”，而不是相反——去攻击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人和事。同样，对于温家宝，如果他的同僚都在讲什么“三个至上”、讲什么“党的利益至上”，而他却在大讲特讲“以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话，那么我认为他就更能代表我们的利益，他就是个好人，因此我们应该对温加以肯定。
胡石根认为知识分子对于政府领导人的讲话应该采取两个维度，一个是批判性的维度，一个是建设性的维度。缺少批判性的建设建设不起来，缺少建设性的批判也会失之于偏颇。作为未来民主社会的理性建设者，我们应该把二者统一起来才是一个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对于有好多人说温家宝是在“作秀”，胡石根认为，作为领导人，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作秀”、就是发表讲话。如果他不作秀、不讲话，就是失职。对于重要领导人来说，讲话就是行动、就是做事。问题是我们要看他说了什么，该说的他没说，我们就要批评；该说的他说了，我们就要充分肯定。他说的话里有一份正确，我们就肯定这一份正确，有八份正确我们就肯定这八份正确。具体到温家宝的近期讲话，胡石根认为温的讲话是符合人民需要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应该支持。胡还明确认为在共产党的干部队伍里存在着一批健康的、关心中国未来变革和发展的力量，因此不能犯“洪洞县里没好人”、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的绝对主义错误。
范亚峰则对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与1989年前的中国做了对比分析，比照89民主运动的五要素（罢课、游行、绝食、组织化、高层分裂），对现实国情中出现的工潮、街头化、由刘贤斌事件引发的绝食接力行动、关注团和观察团及高层分野进行了相关分析，认为这五个方面的情势发展，说明在89年之后经过21年的发展，到2010年，党国体制下的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碰撞又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期，在未来几年形势的演变会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出现类似89年的那种悲剧，一种是出现全面的街头化革命景观，第三种是双方力量势均力敌，谁也战胜不了谁，在此情况下，党国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让步，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可能会发生实质性的启动。但不管是那一种情况都说明维权体制的变革都即将来临。范亚峰认为89民运失败的教训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内部失控、外部失策，由于内部科层化、组织化的程度不够，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内部淘汰机制，结果也导致外部失策，与体制内的互动不够，结果造成89年的巨大悲剧。现在，中国社会又到了一个新的大变革的前期，民间对于温家宝的评论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这是好事，这两种声音是互补的，可以有效防止温家宝蜕化为袁世凯，有利于防止温家宝独裁，实际上客观看来，温家宝在最近一年的非常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反对派”对温家宝的批判。范亚峰认为这也符合温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温斯顿认为，一个有效的政治系统需要两点支撑，一个是支持，一个是提要求。对以温家宝为代表的改革派来说，骂他的可以认为是在向他提要求，“挺温派”和“批温派”实际上从两个方向促使着温家宝及体制内的改革派调整着自己的动作，他们共同完成了对温家宝的建构和塑造。而且这种塑造还在继续。范亚峰说自己最近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顺应中华民主天命，建设千秋法治大业”，意图让改革派的温家宝意识到自己的“天命”所在，外界评价很好。范亚峰认为在中国社会形势变化很快、89运动五要素已经全面奠定、未来几年中国民主转型即将破局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政治活动需要高度的理性智慧，我们现在对形势的研判已经很清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的寿命能突破70年的周期律，在这个关乎中华“新天命”的时刻，在这个关乎中华民主新天命的时刻，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欲望、激情和恐惧消除掉，否则我们就会得出中国的民主需要等待40年、50年、100年之后才能看到的奇怪结论。因此在对待温家宝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再犯类似89年那样的错误，对于民间行动派来说，温家宝是我们必须接纳的一个抓手，是必须争取和团结的。最后，范亚峰强调秩序是行动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未来在哪里，未来就在诸如福建三网民围观的行动中，就在诸如刘沙沙、李昕艾等一个个的公民行动中，未来就在我们的脚下。
刘沙沙表示对温家宝的讲话持谨慎乐观态度，但对温家宝的力量表示悲观，认为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强调要重视我们自己的行动，不要因为温家宝的讲话就忽视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认为民间应该继续发展壮大，但她同时认为自己在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一个民主的中国的，在民主变革的问题上显得较悲观。
赵常青在发言中谈到三个问题，其一，必须弄清判断是非的标准，对于温家宝的言行要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民主变革为标准来进行评判。根据这个标准，温家宝有关普世价值、政体改革和依法行政的系列讲话对于中国的民主变革来说显然是一个“利好”的因素；其二，温家宝是否“作秀”的问题，我们要看他一贯的表现，就温家宝的生存环境而言，他在最高层几乎是孤家寡人，政法系的官僚们恨不得将温家宝也弄到某个笼子里关起来。在民间，温家宝也是四面楚歌，民粹主义左派攻击他是权贵资本主义改革的重要代表，右翼的自由文人则攻击他是“作秀”，并授之以“中国影帝”的冠冕。在此情况下，温家宝还是在与反改革的权贵集团合演“双簧”吗？显然不是，温家宝从骨子里对民主等普世价值是有渴望的，而且温不是一个轻易就认输的政治家；其三，民间应该采取的政治立场就是“合纵连横”，所谓“合纵”就是民间的各个板块应该团结起来，所谓“连横”，就是要团结联合体制内的改革派，包括温家宝、刘亚洲这种人，通过这种“合纵联横”，调动一切积极的力量来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变革事业。
王荔蕻谦虚的认为自己是没有什么理论水平的，没有什么好说的，认为中国的民主维权事业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但我们欢迎一切有利于中国变革的人和事，对于温家宝的讲话应该肯定，欢迎温家宝加入我们的变革队伍，王大姐甚至开玩笑说，“温家宝是个好人，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总理就拒绝他来跟我们玩，我们要带着他进来玩！”
滕彪在发言中认为大家的发言好像都是支持温家宝的，这有些遗憾，今天应该将余杰、莫之许等批温的人士也请来参加讨论，效果会更好。然后他主要从中国社会的利益群体的角度对中国的民主维权事业做了自己的分析。滕彪认为温家宝是个好人应该是没问题的，但他的力量确实太有限，我们不必过分在意他说了什么，我们甚至可以不管他说了什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要把我们民间的力量想办法发展壮大起来。只有我们自己壮大了，我们的腰杆才能挺直。而要壮大我们自己，就必须出现一批愿意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去付出、去担当的人。
张大军认为温家宝的讲话很精彩，认为温家宝以及为温家宝起草讲话稿的智囊团体对现代民主的认识还是非常到位的，这种比十六大报告更先进的东西能讲出来就好，至于能不能执行那是后来的事情，但首先要能够把它说出来，因此温家宝的讲话是一个好事；而且参加温家宝会议的人员构成非常广泛，在建设法治政府方面这是对官僚体系的一个很好的全国性动员，比吴邦国在《人民日报》上发一篇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章要有效得多。有些人说温家宝是在作秀，但如果九个常委里面有五个常委天天开这样的会，天天讲这样的话，天天做这样的“秀”，那就是一个大好事，问题是现在像温家宝这样的人还很少，但有比没有总要好些。张大军同时对“宿命论”的观点提出批评，这种观点认为体制内做任何事情都好像是没有意义的，甚至起的是反作用。
李海认为自己只关心一个问题，在如何评价温家宝的问题上，我们究竟是在期待一个结果呢，还是将之纳入我们自己的行动过程中。如果我们只是一个静观者，置身事外，那我们就是被动的宿命论者，单纯的等待就行了。如果我们觉得这样做不好，那我们就要将之纳入我们自己的行动中，在这个时代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就像王荔蕻他们在福建马尾所已经表现的那样。
徐永海从自己维权的角度讲，认为温家宝的讲话对于民间的维权来说是一个福音，认为讲话中关于维护公民合法权利，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发展条件都是符合民意民心的，应该为温家宝鼓掌。徐永海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很大，而且还在继续向更好的方向前进，因此我们大家应该多做建设派。
戴金波在发言中认为首先要把评价温家宝与评议温家宝的讲话要区别开，认为温家宝的讲话是好的，应该支持；其次，我们的行动应该是有一套有价值的符号来支撑的，温家宝的讲话刚好给了我们这样一套行动的符号，通过这种符号的作用可以推动扩张我们的行动效果。
研讨会在六点钟结束，会后大家又举行了一次集体“饭醉”活动，大家在“饭醉”过程中，都觉得应该继续推动全国性的“学习温家宝讲话”的活动。维权律师杨慧文当场表示要在最近几天组织一场北京维权律师的“学温”讲话活动。四川网友陈云飞从推推上了解到北京开展的“学习温家宝讲话”活动后，表示要在四川组织一场批判高层“保守派”的活动。大家都希望这些活动能在全国范围内此起彼伏的开展起来。
http://www.boxun.tv/news/gb/china/2010/08/201008312220.shtml
8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温在讲话中指出，依法行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强调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联系到不久前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所做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海内外舆论对温家宝的近期讲话给予了高度关注。
8月30日下午，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饭店，陈子明、王荔蕻、胡石根、范亚峰、滕彪、赵常青、刘沙沙、张大军、杨慧文、李海、徐永海、天天、戴金波等十多位来自于民间各界的人士集中讨论“学习”了温家宝的近期讲话。就民间而言，自觉自发的聚集起来“学习讨论”一位政府领导人的讲话，这在1989年以来是很罕见的事情，用老民主人士胡石根的话说就是“中国民间的政治智慧经过几十年的碰撞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理性、很成熟的水平”。会场讨论气氛很严肃、也很热烈，大家纷纷发表自己对“温总”讲话的看法。
前体改所所长、老民主人士陈子明第一个发言，他首先强调在方法论上不要犯“阶级分析法”的错误，不要动不动就“看本质”，应该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说“对于共产党人不能一棍子全打死，我们必须立足于现实，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力量还不是足够的强大，因此对于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和前进的东西，对于一切有利于推广普世价值的东西——不管他是来自共产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不管他是来自于体制内还是来自于民间反对派，也不管他是来自于高层官僚还是来自于民间批判力量，我们都要充分珍惜、充分肯定。”认为作为民间的批判者、作为体制外的道义担当者，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应该对基本面的“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有所区分，我们的主要精力应该用在集中打击“最坏的”，而不是相反——去攻击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人和事。同样，对于温家宝，如果他的同僚都在讲什么“三个至上”、讲什么“党的利益至上”，而他却在大讲特讲“以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话，那么我认为他就更能代表我们的利益，他就是个好人，因此我们应该对温加以肯定。
胡石根认为知识分子对于政府领导人的讲话应该采取两个维度，一个是批判性的维度，一个是建设性的维度。缺少批判性的建设建设不起来，缺少建设性的批判也会失之于偏颇。作为未来民主社会的理性建设者，我们应该把二者统一起来才是一个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对于有好多人说温家宝是在“作秀”，胡石根认为，作为领导人，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作秀”、就是发表讲话。如果他不作秀、不讲话，就是失职。对于重要领导人来说，讲话就是行动、就是做事。问题是我们要看他说了什么，该说的他没说，我们就要批评；该说的他说了，我们就要充分肯定。他说的话里有一份正确，我们就肯定这一份正确，有八份正确我们就肯定这八份正确。具体到温家宝的近期讲话，胡石根认为温的讲话是符合人民需要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应该支持。胡还明确认为在共产党的干部队伍里存在着一批健康的、关心中国未来变革和发展的力量，因此不能犯“洪洞县里没好人”、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的绝对主义错误。
范亚峰则对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与1989年前的中国做了对比分析，比照89民主运动的五要素（罢课、游行、绝食、组织化、高层分裂），对现实国情中出现的工潮、街头化、由刘贤斌事件引发的绝食接力行动、关注团和观察团及高层分野进行了相关分析，认为这五个方面的情势发展，说明在89年之后经过21年的发展，到2010年，党国体制下的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碰撞又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期，在未来几年形势的演变会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出现类似89年的那种悲剧，一种是出现全面的街头化革命景观，第三种是双方力量势均力敌，谁也战胜不了谁，在此情况下，党国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让步，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可能会发生实质性的启动。但不管是那一种情况都说明维权体制的变革都即将来临。范亚峰认为89民运失败的教训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内部失控、外部失策，由于内部科层化、组织化的程度不够，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内部淘汰机制，结果也导致外部失策，与体制内的互动不够，结果造成89年的巨大悲剧。现在，中国社会又到了一个新的大变革的前期，民间对于温家宝的评论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这是好事，这两种声音是互补的，可以有效防止温家宝蜕化为袁世凯，有利于防止温家宝独裁，实际上客观看来，温家宝在最近一年的非常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反对派”对温家宝的批判。范亚峰认为这也符合温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温斯顿认为，一个有效的政治系统需要两点支撑，一个是支持，一个是提要求。对以温家宝为代表的改革派来说，骂他的可以认为是在向他提要求，“挺温派”和“批温派”实际上从两个方向促使着温家宝及体制内的改革派调整着自己的动作，他们共同完成了对温家宝的建构和塑造。而且这种塑造还在继续。范亚峰说自己最近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顺应中华民主天命，建设千秋法治大业”，意图让改革派的温家宝意识到自己的“天命”所在，外界评价很好。范亚峰认为在中国社会形势变化很快、89运动五要素已经全面奠定、未来几年中国民主转型即将破局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政治活动需要高度的理性智慧，我们现在对形势的研判已经很清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的寿命能突破70年的周期律，在这个关乎中华“新天命”的时刻，在这个关乎中华民主新天命的时刻，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欲望、激情和恐惧消除掉，否则我们就会得出中国的民主需要等待40年、50年、100年之后才能看到的奇怪结论。因此在对待温家宝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再犯类似89年那样的错误，对于民间行动派来说，温家宝是我们必须接纳的一个抓手，是必须争取和团结的。最后，范亚峰强调秩序是行动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未来在哪里，未来就在诸如福建三网民围观的行动中，就在诸如刘沙沙、李昕艾等一个个的公民行动中，未来就在我们的脚下。
刘沙沙表示对温家宝的讲话持谨慎乐观态度，但对温家宝的力量表示悲观，认为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强调要重视我们自己的行动，不要因为温家宝的讲话就忽视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认为民间应该继续发展壮大，但她同时认为自己在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一个民主的中国的，在民主变革的问题上显得较悲观。
赵常青在发言中谈到三个问题，其一，必须弄清判断是非的标准，对于温家宝的言行要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民主变革为标准来进行评判。根据这个标准，温家宝有关普世价值、政体改革和依法行政的系列讲话对于中国的民主变革来说显然是一个“利好”的因素；其二，温家宝是否“作秀”的问题，我们要看他一贯的表现，就温家宝的生存环境而言，他在最高层几乎是孤家寡人，政法系的官僚们恨不得将温家宝也弄到某个笼子里关起来。在民间，温家宝也是四面楚歌，民粹主义左派攻击他是权贵资本主义改革的重要代表，右翼的自由文人则攻击他是“作秀”，并授之以“中国影帝”的冠冕。在此情况下，温家宝还是在与反改革的权贵集团合演“双簧”吗？显然不是，温家宝从骨子里对民主等普世价值是有渴望的，而且温不是一个轻易就认输的政治家；其三，民间应该采取的政治立场就是“合纵连横”，所谓“合纵”就是民间的各个板块应该团结起来，所谓“连横”，就是要团结联合体制内的改革派，包括温家宝、刘亚洲这种人，通过这种“合纵联横”，调动一切积极的力量来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变革事业。
王荔蕻谦虚的认为自己是没有什么理论水平的，没有什么好说的，认为中国的民主维权事业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但我们欢迎一切有利于中国变革的人和事，对于温家宝的讲话应该肯定，欢迎温家宝加入我们的变革队伍，王大姐甚至开玩笑说，“温家宝是个好人，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总理就拒绝他来跟我们玩，我们要带着他进来玩！”
滕彪在发言中认为大家的发言好像都是支持温家宝的，这有些遗憾，今天应该将余杰、莫之许等批温的人士也请来参加讨论，效果会更好。然后他主要从中国社会的利益群体的角度对中国的民主维权事业做了自己的分析。滕彪认为温家宝是个好人应该是没问题的，但他的力量确实太有限，我们不必过分在意他说了什么，我们甚至可以不管他说了什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要把我们民间的力量想办法发展壮大起来。只有我们自己壮大了，我们的腰杆才能挺直。而要壮大我们自己，就必须出现一批愿意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去付出、去担当的人。
张大军认为温家宝的讲话很精彩，认为温家宝以及为温家宝起草讲话稿的智囊团体对现代民主的认识还是非常到位的，这种比十六大报告更先进的东西能讲出来就好，至于能不能执行那是后来的事情，但首先要能够把它说出来，因此温家宝的讲话是一个好事；而且参加温家宝会议的人员构成非常广泛，在建设法治政府方面这是对官僚体系的一个很好的全国性动员，比吴邦国在《人民日报》上发一篇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章要有效得多。有些人说温家宝是在作秀，但如果九个常委里面有五个常委天天开这样的会，天天讲这样的话，天天做这样的“秀”，那就是一个大好事，问题是现在像温家宝这样的人还很少，但有比没有总要好些。张大军同时对“宿命论”的观点提出批评，这种观点认为体制内做任何事情都好像是没有意义的，甚至起的是反作用。
李海认为自己只关心一个问题，在如何评价温家宝的问题上，我们究竟是在期待一个结果呢，还是将之纳入我们自己的行动过程中。如果我们只是一个静观者，置身事外，那我们就是被动的宿命论者，单纯的等待就行了。如果我们觉得这样做不好，那我们就要将之纳入我们自己的行动中，在这个时代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就像王荔蕻他们在福建马尾所已经表现的那样。
徐永海从自己维权的角度讲，认为温家宝的讲话对于民间的维权来说是一个福音，认为讲话中关于维护公民合法权利，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发展条件都是符合民意民心的，应该为温家宝鼓掌。徐永海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很大，而且还在继续向更好的方向前进，因此我们大家应该多做建设派。
戴金波在发言中认为首先要把评价温家宝与评议温家宝的讲话要区别开，认为温家宝的讲话是好的，应该支持；其次，我们的行动应该是有一套有价值的符号来支撑的，温家宝的讲话刚好给了我们这样一套行动的符号，通过这种符号的作用可以推动扩张我们的行动效果。
研讨会在六点钟结束，会后大家又举行了一次集体“饭醉”活动，大家在“饭醉”过程中，都觉得应该继续推动全国性的“学习温家宝讲话”的活动。维权律师杨慧文当场表示要在最近几天组织一场北京维权律师的“学温”讲话活动。四川网友陈云飞从推推上了解到北京开展的“学习温家宝讲话”活动后，表示要在四川组织一场批判高层“保守派”的活动。大家都希望这些活动能在全国范围内此起彼伏的开展起来。
http://www.boxun.tv/news/gb/china/2010/08/201008312220.shtml
2010年8月30日星期一
亚洲周刊：倒温派打击温家宝架空胡锦涛，是要清算赵紫阳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8月30日转载）
（亚洲周刊江迅）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深圳讲话高调推政治体制改革，表明政治理念，反击各派对他的攻击；传统左派一直勐烈抨击温家宝，视其为“赵紫阳集团”的领军人物。自由派作家余杰、权贵势力也对温家宝看不顺眼，冷嘲热讽他为“影帝”。支持温家宝的不但有中共体制内开明人士，也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崔卫平等人称温家宝为体制内上升的力量、民主的力量，指出他的深圳讲话堪比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作为中共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国务院总理相当于“CEO”，既要瞩目于技术层面的操作，又要以政治家的担当，修补共和国大厦的裂痕与空洞，他更是精神导师，要鼓舞十三亿民众的信心。多重身份，一样情怀。今年六十八岁的温家宝，二零零三年三月出任总理，尚有？年半任期。二零一零年一月，美国欧亚集团评选出新的一年最值得关注的全球十大领导人，温家宝排名第一；最近，美国《新闻週刊》选出十名赢得各界尊重的国家政府领袖，温家宝获讚扬为“人民公僕”。被众多中国人暱称为“平民总理”的“温爷爷”，对他的评价，在中国国内却引起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的激辩。有人激烈“倒温”，有人热诚“保温”。（博讯boxun.com）
八月二十日一连两天，在深圳特区三十週年前夕，温家宝前往深圳考察，这是他出任总理以来，第八次考察深圳特区。他说，“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这一番激昂言论，已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他在讲话中高调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更以空前语句反击传统“左派”，即保守派的抨击。令人不解的是，在深圳电视台的报道中，这些话却不见踪影。人们纷纷从各个角度揣摩温家宝讲话的背景和涵义。
就在温家宝考察深圳的消息披露后的翌日，传统“左派”大本营的“乌有之乡”网站，旋即发表宇太的《我反对的是不怀好意的改革》、陈中华的《建议中国停止错误的改革政策》、《改革不是对国家和民族进行温水煮青蛙》等文章。宇太的文章说：“我反对的是错误的改革，是不怀好意的改革，是打着改革幌子掠夺人民共有财富的改革，是假以改革谋求自家先上天堂而不惜把人民推向地狱的改革。有一些所谓精英，实际是叛国叛民者，意欲以改革为手段，搞垮中共，搞垮人民，以便达到彻底搞垮中国之目的，为美国献上一份超级大礼……凡私慾熏心者，不足以领袖也，不足以解救苍生也，不足以谋天下也。怀念毛泽东，中国属于人民。”这些宣言式的文章，影射温家宝“不足以领袖也”。
近年来，在中国政坛和民间社会，特别是网络上，谴责温家宝的风声不绝于耳，勐烈抨击温家宝当总理八年来的政绩与政策，把温家宝视为“赵紫阳集团”的领军人物。这股批判潮流是怎麽形成的，对中共十八大中南海领导层，乃至中国发展的未来趋向有何影响，这是人们所关注的。
令人瞩目的是，被视为自由派的作家余杰，也在香港出了一本《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书痛批温家宝（见二十六页专访），成为“倒温”声浪中三股势力之一。这三股势力一是中国国内称之为“极左派”、“保守派”的毛泽东思想左派；一是权贵势力，即特殊利益集团；一是对温家宝“只说不做”看不顺眼的自由派人士。按理说，这三股政治力量走的原本就不是一条路，一个反对当今的经济体制改革，更不愿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企图在中国恢复毛泽东时代；一个致力于维持现状，阻碍改革继续深化，以保护特殊利益、既得利益；一个是呼吁推进政治改革，捍卫普世价值，却认为温家宝只会“作秀”，没有行动，不配当总理。他们以不同的立场，将矛头指向温家宝。
当下，“倒温”逆流已经是第四波了。第一波是二零零七年三月，温家宝提出“普世价值论”之后；第二波是零七年十月中共十七大至零八年三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共和政府班子换届前后；第三波始于二零一零年春天，二月中央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提出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三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温家宝再度重提“人民尊严论”；当下，温家宝在青海地震、甘肃泥石流以及考察深圳的讲话，激起第四波“倒温”潮。
二零一零年以来，温家宝突然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风貌。他连续多次，以不同的方式，诸如春节前与网友的交流、春节团拜会上讲话、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两会后答记者问、《求是》杂志撰文、在灾区和高校的言谈、在深圳视察的谈话，宣扬社会公平与正义，倡导人民幸福与尊严，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宣称“我的时间不多了”，“在我在任的最后几年，我将为这件事情尽最大的努力”，这既向国人坦露他的紧迫感，宣布今后的施政方向及重点，也因其高标独立而很不寻常，让人欣喜之馀也颇感惊讶。
勇勐果决的反击
如果联繫到近数年来社会上和执政集团内部一股势力掀起的倒？潮，对温家宝宣示的普世价值的勐烈而持续的批判，可以想见这是温家宝在隐忍多时后的一个旗帜鲜明而果决勐烈的反击。此举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敢，却也似乎是破釜沉舟、有进无退的最后一搏，表现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悲壮。
早在零六年九月，温家宝在接受五家媒体採访时就说过：“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零七年二月他再次强调了民主等普世价值。零八年他在美国接受CNN採访时说：“我相信我们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推进政治改革。因为发展是全面的，所以改革也应该是全面的。”至于批判温家宝，根本原因也在于他赞成普世价值，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这些讲话无疑强烈地触动了那些政治体制改革反对者的神经。
二零一零年八月上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二零一零年专题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奎元讲话指出，在苏联垮塌以后，社会主义的理想及发展模式，几乎威信扫地，“在许多人的眼里，美式资本主义是完美无缺的”，是“历史的终点”。这种观点在中国理论界、社会科学界特别是青年人中的影响也非同小可。“在思想理论界有些人产生崇美的心理，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完全改弦更张才是出路，这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不容低估”。“美国的领导人将中国称之为‘利益攸关方’，而不是称作朋友或伙伴。他们不会放弃遏制中国持续发展的战略，中国不能一厢情愿做美国新帝国主义的诚实伙伴”。
在两年前的七月至十月，陈奎元就借批判普世价值之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他在多个场合一再强调：“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我们要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搞任何盲目崇拜，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
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被网友推举为“乌有之乡”旗帜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发表《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把两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描述为“宰相亡国史”，以古喻今，影射国家带来最大危险、威胁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是当朝宰相——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五月下旬开始，北京政坛和学界流传前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勤德《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一文，将温家宝树成最大靶子，公开挑战现行政策。这篇写于零九年九月的文章，给温家宝扣上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产生更大影响”，“庸俗发展观造成更大危害”，“卖国求荣的犯罪行为更严重地发生”，“赵紫阳集团的气焰更加嚣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更大损害”六顶大帽，甚至提出关于温家宝太太与儿子从商的各种传言，要温家宝澄清。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温家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一週年的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于是，不少人发表文章譭谤胡耀邦，把胡耀邦说成是“中国诸多灾难形成的标志性人物”，借否定胡耀邦，打击温家宝。
零八年秋冬，署名李必胜的《人人都应提问和回答的七大问题——对三十年改革“十大失误”原因和责任的追问》一文，在京城流传。这篇文章把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种种社会恶疾，全算在温家宝的头上。是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侯惠勤，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发表的文章也指出：“把资本主义文明看做是不可超越的终极存在，是‘普世价值’热播者的意识形态前提；把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纳入资本主义世界文明的轨道，是他们热衷传播‘普世价值’的根本目的”。“今天我国某些人大谈‘普世价值’，既表明了其挑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而又信心不足的虚弱本质，又表明了其臣服于当代西方强势话语而又极力加以掩饰的矛盾心态”。
是年九月十六日，北京《光明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天城《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际就是西方的价值》。九月十日，《人民日报》转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七期冯虞章的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八月二十九日，《北京晚报》发表题为《虚伪的“新闻自由”与媒体的社会责任》一文，批判普世价值……
中央党校教授杜光说，他们直指“赵紫阳集团是当前最危险的敌人”，“眼下我们面临的斗争焦点，是如何防止和反对赵紫阳集团”，不点名地把温家宝封为“赵紫阳集团的新头子”。赵紫阳和胡耀邦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带头人。把温家宝看做“赵紫阳集团的新头子”，一方面反映出这些人反对改革的本性，也说明温家宝受到他们攻击、诽谤的真正原因，是他坚持了改革开放的路线。
打击温家宝架空胡锦涛
有学者认为，“倒温派”把责任推到温家宝头上，其醉翁之意，是要清算赵紫阳主张政治改革的总帐。他们为主张政治改革的人，创造了一个名词“赵紫阳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任仲夷、李君如、杜导正、杨继绳、谢韬、杜光、李慎之、周瑞金、高尚全、吴稼祥、茅于轼、徐景安等人，而这些人的总代表就是总理温家宝。“倒温派”把所有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弊端，统统算到温家宝头上，目的在于：为当前的中国经济倒退、金融危机、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民怨沸腾、社会动盪，寻找替罪羊，为特权阶层解脱责任；倒温派否定赵紫阳政改主张的最终目的，是要影响改革的道路和方向。他们自称是社会主义改革派，他们说的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一党专政。陈奎元说，他决不赞同那种脱离党的基本路线，背离人民利益的那种改革。杜光认为，“批判普世价值的人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设计和建设的制度。他们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他们表面上是拉胡倒温，实际上是透过打击温家宝来架空胡锦涛，这已是他们的主要策略原则。
在二零零九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国民经济增速“保八”的一年，是自然灾害频发的一年，温家宝三十六次考察，足迹踏遍中国内地。二零一零年过去了大半年，不少网民感动于六十八岁的温家宝表现的勤勉热忱和中国士大夫传统。
有网民写道：“为中国民众有这麽一位‘心繫苍生，爱共黎庶’的领导人而庆幸。作为一国的行政首脑，你花甲已过，活得太累，随时随地要担忧各地的发展、安全、稳定，担忧突发事故，担忧百姓吃不起饭，穿不上衣，过不上年。你是务实的总理，从电视看到你，颤微的脚步，嘶哑的嗓子，忧愤的心，为一个农妇承诺追讨欠薪，在井下与矿工一起吃饺子，为地震遇难者流泪，向小学生遗体三鞠躬。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位国家领导人能像你那样，把政治权力阐释得如此温情脉脉。”
也有网民说：“在中国做官，有很多种做法，温家宝选择了人民希望的做法。他一句句大白话，大实话、大真话，在中国官场上不多见，却在民间流传。西方有言，总统是靠不住的。我知道，好总理不如好制度，但好制度也要好总理来推动。”
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八月二十五日接受採访时，一提到温家宝，便一再用一串形容词称讚他。杜导正说：“据我了解，胡锦涛是很支持温家宝的，近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一直放手放权挺总理。赵紫阳生前也对我说过，‘温家宝这个人很好，胡锦涛是个明白人’。我认为，应该给温家宝更多的权力，施展他的才华，这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保护温家宝，不是维护一个人，而是维护一个主张，维护一个力量。”
杜导正说：“我和我身边的一批老朋友，对温家宝的评价很高很高，他是真心实意地、坚决地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理解邓小平做的那一套，他是坚定地、鲜明地、不屈不挠地在行动上实践改革开放的，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不仅表现在言论上，就是在行动上，恐怕现在中央最高级领导人中间，他是旗帜最鲜明的，他也是最有功劳的。他的言论很多，文章很多，很多高层都不敢说这些话，他却敢说。他是赵紫阳、朱鎔基一脉相承的一位很优秀的领导人。他在作风上，更是中国共产党人那些传统的东西，非常亲民，非常务实，非常感动人，大雪、地震、洪水，他第一时间出现第一线，与非典病人、艾滋病人握手。他也是活人，他也是一条生命，却不考虑自己，他一贯如此，不是作秀。他很有学问，记忆力又极好，我认为，他的表现，是以他的学问和传统为基础的。”
杜说：“温家宝是中国当政者中，一个很优秀、很优秀、很优秀的人物。如果让我投票，我把第一张票投给他，我这话不是代表我一个人，我周围一大批朋友，对他评价都很高。古今中外，优秀人物往往被人诽谤，反对的力量有时出于某种目的造谣生事。我希望，境外希望中国进步的力量，都能维护他，保护他。当然他也是活人，人无完人，会有缺点和错误。至于他家属的问题，根据我们的了解，温家宝是个纯粹的人，他本人绝没有问题，外界对家属的一些议论，真真假假，温家宝家属可以出来正面澄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讲的是有道理的，哪些是他制止不力。日前，邓小平长女邓林在深圳接受媒体访问时，就澄清外界多年来的传闻：邓家没有海外帐户和存款。这样就很好，政治不透明，往往会被一些人利用而攻击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说，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中央九常委中，温家宝总理最鲜明最具体地代表中央发出毫不动摇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坚决防止改革开放停滞倒退的声音，联繫到他明确肯定政治文明的普世价值，深情回忆胡耀邦，这必定会在海内外引发广泛关注。
周瑞金认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情况下，温家宝最冷静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性战略高度，指出中国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不成熟，因此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以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成完善、成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周瑞金说：“温总理反覆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最直接具体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当下“有相当一部分人沉醉于‘中国模式’的盲目乐观之中，温总理却慧眼特具看出中国改革开放有停滞甚至倒退的危险。因此这次借深圳之行，大声疾呼，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停滞与倒退不仅会断送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机遇，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亚洲周刊江迅）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深圳讲话高调推政治体制改革，表明政治理念，反击各派对他的攻击；传统左派一直勐烈抨击温家宝，视其为“赵紫阳集团”的领军人物。自由派作家余杰、权贵势力也对温家宝看不顺眼，冷嘲热讽他为“影帝”。支持温家宝的不但有中共体制内开明人士，也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崔卫平等人称温家宝为体制内上升的力量、民主的力量，指出他的深圳讲话堪比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作为中共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国务院总理相当于“CEO”，既要瞩目于技术层面的操作，又要以政治家的担当，修补共和国大厦的裂痕与空洞，他更是精神导师，要鼓舞十三亿民众的信心。多重身份，一样情怀。今年六十八岁的温家宝，二零零三年三月出任总理，尚有？年半任期。二零一零年一月，美国欧亚集团评选出新的一年最值得关注的全球十大领导人，温家宝排名第一；最近，美国《新闻週刊》选出十名赢得各界尊重的国家政府领袖，温家宝获讚扬为“人民公僕”。被众多中国人暱称为“平民总理”的“温爷爷”，对他的评价，在中国国内却引起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的激辩。有人激烈“倒温”，有人热诚“保温”。（博讯boxun.com）
八月二十日一连两天，在深圳特区三十週年前夕，温家宝前往深圳考察，这是他出任总理以来，第八次考察深圳特区。他说，“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这一番激昂言论，已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他在讲话中高调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更以空前语句反击传统“左派”，即保守派的抨击。令人不解的是，在深圳电视台的报道中，这些话却不见踪影。人们纷纷从各个角度揣摩温家宝讲话的背景和涵义。
就在温家宝考察深圳的消息披露后的翌日，传统“左派”大本营的“乌有之乡”网站，旋即发表宇太的《我反对的是不怀好意的改革》、陈中华的《建议中国停止错误的改革政策》、《改革不是对国家和民族进行温水煮青蛙》等文章。宇太的文章说：“我反对的是错误的改革，是不怀好意的改革，是打着改革幌子掠夺人民共有财富的改革，是假以改革谋求自家先上天堂而不惜把人民推向地狱的改革。有一些所谓精英，实际是叛国叛民者，意欲以改革为手段，搞垮中共，搞垮人民，以便达到彻底搞垮中国之目的，为美国献上一份超级大礼……凡私慾熏心者，不足以领袖也，不足以解救苍生也，不足以谋天下也。怀念毛泽东，中国属于人民。”这些宣言式的文章，影射温家宝“不足以领袖也”。
近年来，在中国政坛和民间社会，特别是网络上，谴责温家宝的风声不绝于耳，勐烈抨击温家宝当总理八年来的政绩与政策，把温家宝视为“赵紫阳集团”的领军人物。这股批判潮流是怎麽形成的，对中共十八大中南海领导层，乃至中国发展的未来趋向有何影响，这是人们所关注的。
令人瞩目的是，被视为自由派的作家余杰，也在香港出了一本《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书痛批温家宝（见二十六页专访），成为“倒温”声浪中三股势力之一。这三股势力一是中国国内称之为“极左派”、“保守派”的毛泽东思想左派；一是权贵势力，即特殊利益集团；一是对温家宝“只说不做”看不顺眼的自由派人士。按理说，这三股政治力量走的原本就不是一条路，一个反对当今的经济体制改革，更不愿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企图在中国恢复毛泽东时代；一个致力于维持现状，阻碍改革继续深化，以保护特殊利益、既得利益；一个是呼吁推进政治改革，捍卫普世价值，却认为温家宝只会“作秀”，没有行动，不配当总理。他们以不同的立场，将矛头指向温家宝。
当下，“倒温”逆流已经是第四波了。第一波是二零零七年三月，温家宝提出“普世价值论”之后；第二波是零七年十月中共十七大至零八年三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共和政府班子换届前后；第三波始于二零一零年春天，二月中央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提出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三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温家宝再度重提“人民尊严论”；当下，温家宝在青海地震、甘肃泥石流以及考察深圳的讲话，激起第四波“倒温”潮。
二零一零年以来，温家宝突然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风貌。他连续多次，以不同的方式，诸如春节前与网友的交流、春节团拜会上讲话、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两会后答记者问、《求是》杂志撰文、在灾区和高校的言谈、在深圳视察的谈话，宣扬社会公平与正义，倡导人民幸福与尊严，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宣称“我的时间不多了”，“在我在任的最后几年，我将为这件事情尽最大的努力”，这既向国人坦露他的紧迫感，宣布今后的施政方向及重点，也因其高标独立而很不寻常，让人欣喜之馀也颇感惊讶。
勇勐果决的反击
如果联繫到近数年来社会上和执政集团内部一股势力掀起的倒？潮，对温家宝宣示的普世价值的勐烈而持续的批判，可以想见这是温家宝在隐忍多时后的一个旗帜鲜明而果决勐烈的反击。此举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敢，却也似乎是破釜沉舟、有进无退的最后一搏，表现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悲壮。
早在零六年九月，温家宝在接受五家媒体採访时就说过：“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零七年二月他再次强调了民主等普世价值。零八年他在美国接受CNN採访时说：“我相信我们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推进政治改革。因为发展是全面的，所以改革也应该是全面的。”至于批判温家宝，根本原因也在于他赞成普世价值，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这些讲话无疑强烈地触动了那些政治体制改革反对者的神经。
二零一零年八月上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二零一零年专题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奎元讲话指出，在苏联垮塌以后，社会主义的理想及发展模式，几乎威信扫地，“在许多人的眼里，美式资本主义是完美无缺的”，是“历史的终点”。这种观点在中国理论界、社会科学界特别是青年人中的影响也非同小可。“在思想理论界有些人产生崇美的心理，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完全改弦更张才是出路，这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不容低估”。“美国的领导人将中国称之为‘利益攸关方’，而不是称作朋友或伙伴。他们不会放弃遏制中国持续发展的战略，中国不能一厢情愿做美国新帝国主义的诚实伙伴”。
在两年前的七月至十月，陈奎元就借批判普世价值之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他在多个场合一再强调：“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我们要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搞任何盲目崇拜，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
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被网友推举为“乌有之乡”旗帜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发表《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把两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描述为“宰相亡国史”，以古喻今，影射国家带来最大危险、威胁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是当朝宰相——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五月下旬开始，北京政坛和学界流传前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勤德《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一文，将温家宝树成最大靶子，公开挑战现行政策。这篇写于零九年九月的文章，给温家宝扣上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产生更大影响”，“庸俗发展观造成更大危害”，“卖国求荣的犯罪行为更严重地发生”，“赵紫阳集团的气焰更加嚣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更大损害”六顶大帽，甚至提出关于温家宝太太与儿子从商的各种传言，要温家宝澄清。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温家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一週年的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于是，不少人发表文章譭谤胡耀邦，把胡耀邦说成是“中国诸多灾难形成的标志性人物”，借否定胡耀邦，打击温家宝。
零八年秋冬，署名李必胜的《人人都应提问和回答的七大问题——对三十年改革“十大失误”原因和责任的追问》一文，在京城流传。这篇文章把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种种社会恶疾，全算在温家宝的头上。是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侯惠勤，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发表的文章也指出：“把资本主义文明看做是不可超越的终极存在，是‘普世价值’热播者的意识形态前提；把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纳入资本主义世界文明的轨道，是他们热衷传播‘普世价值’的根本目的”。“今天我国某些人大谈‘普世价值’，既表明了其挑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而又信心不足的虚弱本质，又表明了其臣服于当代西方强势话语而又极力加以掩饰的矛盾心态”。
是年九月十六日，北京《光明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天城《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际就是西方的价值》。九月十日，《人民日报》转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七期冯虞章的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八月二十九日，《北京晚报》发表题为《虚伪的“新闻自由”与媒体的社会责任》一文，批判普世价值……
中央党校教授杜光说，他们直指“赵紫阳集团是当前最危险的敌人”，“眼下我们面临的斗争焦点，是如何防止和反对赵紫阳集团”，不点名地把温家宝封为“赵紫阳集团的新头子”。赵紫阳和胡耀邦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带头人。把温家宝看做“赵紫阳集团的新头子”，一方面反映出这些人反对改革的本性，也说明温家宝受到他们攻击、诽谤的真正原因，是他坚持了改革开放的路线。
打击温家宝架空胡锦涛
有学者认为，“倒温派”把责任推到温家宝头上，其醉翁之意，是要清算赵紫阳主张政治改革的总帐。他们为主张政治改革的人，创造了一个名词“赵紫阳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任仲夷、李君如、杜导正、杨继绳、谢韬、杜光、李慎之、周瑞金、高尚全、吴稼祥、茅于轼、徐景安等人，而这些人的总代表就是总理温家宝。“倒温派”把所有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弊端，统统算到温家宝头上，目的在于：为当前的中国经济倒退、金融危机、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民怨沸腾、社会动盪，寻找替罪羊，为特权阶层解脱责任；倒温派否定赵紫阳政改主张的最终目的，是要影响改革的道路和方向。他们自称是社会主义改革派，他们说的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一党专政。陈奎元说，他决不赞同那种脱离党的基本路线，背离人民利益的那种改革。杜光认为，“批判普世价值的人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设计和建设的制度。他们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他们表面上是拉胡倒温，实际上是透过打击温家宝来架空胡锦涛，这已是他们的主要策略原则。
在二零零九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国民经济增速“保八”的一年，是自然灾害频发的一年，温家宝三十六次考察，足迹踏遍中国内地。二零一零年过去了大半年，不少网民感动于六十八岁的温家宝表现的勤勉热忱和中国士大夫传统。
有网民写道：“为中国民众有这麽一位‘心繫苍生，爱共黎庶’的领导人而庆幸。作为一国的行政首脑，你花甲已过，活得太累，随时随地要担忧各地的发展、安全、稳定，担忧突发事故，担忧百姓吃不起饭，穿不上衣，过不上年。你是务实的总理，从电视看到你，颤微的脚步，嘶哑的嗓子，忧愤的心，为一个农妇承诺追讨欠薪，在井下与矿工一起吃饺子，为地震遇难者流泪，向小学生遗体三鞠躬。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位国家领导人能像你那样，把政治权力阐释得如此温情脉脉。”
也有网民说：“在中国做官，有很多种做法，温家宝选择了人民希望的做法。他一句句大白话，大实话、大真话，在中国官场上不多见，却在民间流传。西方有言，总统是靠不住的。我知道，好总理不如好制度，但好制度也要好总理来推动。”
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八月二十五日接受採访时，一提到温家宝，便一再用一串形容词称讚他。杜导正说：“据我了解，胡锦涛是很支持温家宝的，近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一直放手放权挺总理。赵紫阳生前也对我说过，‘温家宝这个人很好，胡锦涛是个明白人’。我认为，应该给温家宝更多的权力，施展他的才华，这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保护温家宝，不是维护一个人，而是维护一个主张，维护一个力量。”
杜导正说：“我和我身边的一批老朋友，对温家宝的评价很高很高，他是真心实意地、坚决地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理解邓小平做的那一套，他是坚定地、鲜明地、不屈不挠地在行动上实践改革开放的，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不仅表现在言论上，就是在行动上，恐怕现在中央最高级领导人中间，他是旗帜最鲜明的，他也是最有功劳的。他的言论很多，文章很多，很多高层都不敢说这些话，他却敢说。他是赵紫阳、朱鎔基一脉相承的一位很优秀的领导人。他在作风上，更是中国共产党人那些传统的东西，非常亲民，非常务实，非常感动人，大雪、地震、洪水，他第一时间出现第一线，与非典病人、艾滋病人握手。他也是活人，他也是一条生命，却不考虑自己，他一贯如此，不是作秀。他很有学问，记忆力又极好，我认为，他的表现，是以他的学问和传统为基础的。”
杜说：“温家宝是中国当政者中，一个很优秀、很优秀、很优秀的人物。如果让我投票，我把第一张票投给他，我这话不是代表我一个人，我周围一大批朋友，对他评价都很高。古今中外，优秀人物往往被人诽谤，反对的力量有时出于某种目的造谣生事。我希望，境外希望中国进步的力量，都能维护他，保护他。当然他也是活人，人无完人，会有缺点和错误。至于他家属的问题，根据我们的了解，温家宝是个纯粹的人，他本人绝没有问题，外界对家属的一些议论，真真假假，温家宝家属可以出来正面澄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讲的是有道理的，哪些是他制止不力。日前，邓小平长女邓林在深圳接受媒体访问时，就澄清外界多年来的传闻：邓家没有海外帐户和存款。这样就很好，政治不透明，往往会被一些人利用而攻击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说，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中央九常委中，温家宝总理最鲜明最具体地代表中央发出毫不动摇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坚决防止改革开放停滞倒退的声音，联繫到他明确肯定政治文明的普世价值，深情回忆胡耀邦，这必定会在海内外引发广泛关注。
周瑞金认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情况下，温家宝最冷静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性战略高度，指出中国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不成熟，因此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以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成完善、成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周瑞金说：“温总理反覆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最直接具体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当下“有相当一部分人沉醉于‘中国模式’的盲目乐观之中，温总理却慧眼特具看出中国改革开放有停滞甚至倒退的危险。因此这次借深圳之行，大声疾呼，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停滞与倒退不仅会断送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机遇，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亚洲周刊：温家宝言论屡屡多次被宣传部门阉割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8月30日转载）
（亚洲周刊）深圳电视台报道不提温家宝谈政改，其他媒体也淡化处理。
温家宝考察深圳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引起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但是在深圳电视台长达九分多钟的特别新闻中，没有温家宝谈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深圳特区报》虽然在八月二十二日转发了新华社通稿，但是在八月二十二日《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八月二十三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两篇温家宝深圳考察纪实报道中，也都没有温家宝谈政治体制改革相关内容。深圳媒体对温家宝讲话内容的处理，引起外界对深圳当局改革态度的猜测。实际上，温家宝就任总理以来的讲话多次被宣传部门阉割，温家宝在中共体制内的言论困境由此可见，为此他有时候不得不借外访之际，来发出他的声音。
五月十三日，在校园杀童桉频发之际，温家宝就此接受凤凰卫视访问，指中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矛盾，且社会矛盾的深化和存在不公平问题是导致事件发生的根源。官方媒体并没有对此转述报道。
五月四日，温家宝在访问北京大学时指出，以往外出考察时常遇见这种情况，坐在他身边的学生，不是学生会主席，就是学生领导。他对身边的北大学生说：“不用说，我知道你们是安排好的。”对此官方媒体新华社等保持沉默。
二月一日，新华网在报道温家宝去年的一次官方座谈会讲话中，删除了他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十六个字。
二零零八年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专访温家宝，访谈内容涉及八九“六四”、互联网封锁、人权状况与西藏等多个敏感话题，中国官方媒体对这些问题均鲜有报道，引述多集中于应对金融风暴的问题。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温家宝在人大会议期间答记者问时提到：“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现场直播时有这段话，但是在新华社通稿中没有出现。（果实）
（亚洲周刊）深圳电视台报道不提温家宝谈政改，其他媒体也淡化处理。
温家宝考察深圳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引起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但是在深圳电视台长达九分多钟的特别新闻中，没有温家宝谈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深圳特区报》虽然在八月二十二日转发了新华社通稿，但是在八月二十二日《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八月二十三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两篇温家宝深圳考察纪实报道中，也都没有温家宝谈政治体制改革相关内容。深圳媒体对温家宝讲话内容的处理，引起外界对深圳当局改革态度的猜测。实际上，温家宝就任总理以来的讲话多次被宣传部门阉割，温家宝在中共体制内的言论困境由此可见，为此他有时候不得不借外访之际，来发出他的声音。
五月十三日，在校园杀童桉频发之际，温家宝就此接受凤凰卫视访问，指中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矛盾，且社会矛盾的深化和存在不公平问题是导致事件发生的根源。官方媒体并没有对此转述报道。
五月四日，温家宝在访问北京大学时指出，以往外出考察时常遇见这种情况，坐在他身边的学生，不是学生会主席，就是学生领导。他对身边的北大学生说：“不用说，我知道你们是安排好的。”对此官方媒体新华社等保持沉默。
二月一日，新华网在报道温家宝去年的一次官方座谈会讲话中，删除了他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十六个字。
二零零八年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专访温家宝，访谈内容涉及八九“六四”、互联网封锁、人权状况与西藏等多个敏感话题，中国官方媒体对这些问题均鲜有报道，引述多集中于应对金融风暴的问题。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温家宝在人大会议期间答记者问时提到：“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现场直播时有这段话，但是在新华社通稿中没有出现。（果实）
2010年8月29日星期日
原来我是三级维稳对象
@lss007
恭喜大虾，你终于混成腕儿了！RT @daxa: 火车站安检查身份证，一刷卡，屏幕显示：姓名，身份证号，“维稳三级”，原来我是三级维稳对象！我这样的良民也成了维稳对象，还有，”维稳”的字下角还有一个警察的名字和手机号码，看样子还有专人负责“我”的维稳问题，不得了！
12:27 PM Aug 29th, 2010 via web
恭喜大虾，你终于混成腕儿了！RT @daxa: 火车站安检查身份证，一刷卡，屏幕显示：姓名，身份证号，“维稳三级”，原来我是三级维稳对象！我这样的良民也成了维稳对象，还有，”维稳”的字下角还有一个警察的名字和手机号码，看样子还有专人负责“我”的维稳问题，不得了！
12:27 PM Aug 29th, 2010 via web
老王社长：余杰向温家宝要求的“三把火”本质是什么呢？
老王社长：专题：余杰向温家宝要求的“三把火”本质是什么呢？
2010-08-29
余杰啊。果然，中国已经不会再有“戈尔巴”“叶利钦”了
余杰对温家宝说，而且那么多右派精英激动赞成：
“温家宝要取信于民，其实并不太难，先放三把火就可以了。首先，亲自向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长、死于毒奶粉和毒疫苗的孩子的家长鞠躬道歉，并惩治有关的贪官和奸商。其次，释放刘晓波、谭作人、师涛、刘贤斌等良心犯，并给予国家赔偿。第三，命令媒体公开发表零八宪章，以供公众鉴别和讨论。如果他这样做了的话，我愿意重新写一本《中国改革家温家宝》，为其正名，为其鼓与呼。”
这三条要求（“三把火”）的本质是什么呢？
第一，“首先，亲自向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长、死于毒奶粉和毒疫苗的孩子的家长鞠躬道歉，并惩治有关的贪官和奸商。”
这就是说，右派精英向他们的“戈尔巴”“叶利钦”的第一要求是：把国家一般司法权紧紧控制在自己一人手里！
第二，“其次，释放刘晓波、谭作人、师涛、刘贤斌等良心犯，并给予国家赔偿。”
这就是说，右派精英向他们的“戈尔巴”“叶利钦”的第二要求是：把国家政治专政权紧紧控制在自己一人手里！
第三“命令媒体公开发表零八宪章，以供公众鉴别和讨论。”
请注意“命令媒体”！自由派的右派精英竟能说出这种话来。这就是说，右派精英向他们的“戈尔巴”“叶利钦”的第三要求是：把国家新闻媒体权也紧紧控制在自己一人手里！
这要命的三条每一条不都是右派精英们的“政治改革纲领”矛头所向，誓言要改掉，要废除，起码要削弱的吗？怎么这里又要求他们的“戈尔巴”“叶利钦”温家宝把它们紧紧抓在手里，而且要表演给他们看，才能“取信于民”即取信于他们右派自由派精英呢？而温家宝又必须这样集权表演了，在余杰们“自由派”眼里，才能算“中国改革家”了，才能被余杰“鼓与呼”“正名”了，才能从“戏子、影帝”变为“改革家”了。原来，余杰们的“名”之“正”，本质正是他们企盼的共产党“改革领袖”高度的集权啊！
这正是老王反复指出过的一个重大矛盾：
一方面，右派精英们敌视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和人物的高度专制和集权，竭力要废掉它、削弱它；
一方面，他们要革命性地彻底废掉、扫除掉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和人物的高度专制和集权，却又不得不指望这个共产党领袖集团和人物手中握有高度集中权力，能够先行依仗和运用手中的高度专制和集权权力，去“命令”改革，废掉和削弱他们自己的高度专制和集权！
但若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和人物在过去三十几年里，他们的高度专制和集权已经一代一代被削弱，右派自由派精英们，他们的代表人余杰，现在企图用激将法，以“并不太难”，刺激温家宝成为他们理想的“戈尔巴”“叶利钦”，请温某先向他们右派自由派表演一番高度专制集权，将国家一般司法权、国家政治专政权、国家新闻媒体权等通通一把抓在手里，“放三把火”，“影帝”给余杰看，“取信”余杰们。这能办得到么？这不是强温家宝所难么？
也就是说，包括右派自由派的全中国人民这三十年来对中国社会，对中共的推动本身，已经使“戈尔巴”“叶利钦”式共产党绝对集权人物的产生，成为不可能了。
人们问，怎么左派右派都骂温家宝？
左派骂温家宝，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抵抗中国“戈尔巴”“叶利钦”在共产党内产生的力量；
右派也骂温家宝，因为他们很看出来，温家宝实在不可能成为中国“戈尔巴”“叶利钦”了。他们早绝望了，知道“没戏”了。骂骂，对外是在表演（“影帝”）一下他们自己的高明和“立场坚定”，对上，不过是向他们幻想的“光绪”撒撒娇罢了。
老王不骂温家宝。因他从来不寄希望什么“中国的戈尔巴、叶利钦”。他只寄希望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长期坚持不懈的维权斗争，每天脚踏实地地争取每一寸进步。因此，他欢迎中共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一切有利中国进步改革的言论，并乐意声援他。
老王
2010-08-29
余杰啊。果然，中国已经不会再有“戈尔巴”“叶利钦”了
余杰对温家宝说，而且那么多右派精英激动赞成：
“温家宝要取信于民，其实并不太难，先放三把火就可以了。首先，亲自向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长、死于毒奶粉和毒疫苗的孩子的家长鞠躬道歉，并惩治有关的贪官和奸商。其次，释放刘晓波、谭作人、师涛、刘贤斌等良心犯，并给予国家赔偿。第三，命令媒体公开发表零八宪章，以供公众鉴别和讨论。如果他这样做了的话，我愿意重新写一本《中国改革家温家宝》，为其正名，为其鼓与呼。”
这三条要求（“三把火”）的本质是什么呢？
第一，“首先，亲自向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长、死于毒奶粉和毒疫苗的孩子的家长鞠躬道歉，并惩治有关的贪官和奸商。”
这就是说，右派精英向他们的“戈尔巴”“叶利钦”的第一要求是：把国家一般司法权紧紧控制在自己一人手里！
第二，“其次，释放刘晓波、谭作人、师涛、刘贤斌等良心犯，并给予国家赔偿。”
这就是说，右派精英向他们的“戈尔巴”“叶利钦”的第二要求是：把国家政治专政权紧紧控制在自己一人手里！
第三“命令媒体公开发表零八宪章，以供公众鉴别和讨论。”
请注意“命令媒体”！自由派的右派精英竟能说出这种话来。这就是说，右派精英向他们的“戈尔巴”“叶利钦”的第三要求是：把国家新闻媒体权也紧紧控制在自己一人手里！
这要命的三条每一条不都是右派精英们的“政治改革纲领”矛头所向，誓言要改掉，要废除，起码要削弱的吗？怎么这里又要求他们的“戈尔巴”“叶利钦”温家宝把它们紧紧抓在手里，而且要表演给他们看，才能“取信于民”即取信于他们右派自由派精英呢？而温家宝又必须这样集权表演了，在余杰们“自由派”眼里，才能算“中国改革家”了，才能被余杰“鼓与呼”“正名”了，才能从“戏子、影帝”变为“改革家”了。原来，余杰们的“名”之“正”，本质正是他们企盼的共产党“改革领袖”高度的集权啊！
这正是老王反复指出过的一个重大矛盾：
一方面，右派精英们敌视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和人物的高度专制和集权，竭力要废掉它、削弱它；
一方面，他们要革命性地彻底废掉、扫除掉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和人物的高度专制和集权，却又不得不指望这个共产党领袖集团和人物手中握有高度集中权力，能够先行依仗和运用手中的高度专制和集权权力，去“命令”改革，废掉和削弱他们自己的高度专制和集权！
但若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和人物在过去三十几年里，他们的高度专制和集权已经一代一代被削弱，右派自由派精英们，他们的代表人余杰，现在企图用激将法，以“并不太难”，刺激温家宝成为他们理想的“戈尔巴”“叶利钦”，请温某先向他们右派自由派表演一番高度专制集权，将国家一般司法权、国家政治专政权、国家新闻媒体权等通通一把抓在手里，“放三把火”，“影帝”给余杰看，“取信”余杰们。这能办得到么？这不是强温家宝所难么？
也就是说，包括右派自由派的全中国人民这三十年来对中国社会，对中共的推动本身，已经使“戈尔巴”“叶利钦”式共产党绝对集权人物的产生，成为不可能了。
人们问，怎么左派右派都骂温家宝？
左派骂温家宝，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抵抗中国“戈尔巴”“叶利钦”在共产党内产生的力量；
右派也骂温家宝，因为他们很看出来，温家宝实在不可能成为中国“戈尔巴”“叶利钦”了。他们早绝望了，知道“没戏”了。骂骂，对外是在表演（“影帝”）一下他们自己的高明和“立场坚定”，对上，不过是向他们幻想的“光绪”撒撒娇罢了。
老王不骂温家宝。因他从来不寄希望什么“中国的戈尔巴、叶利钦”。他只寄希望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长期坚持不懈的维权斗争，每天脚踏实地地争取每一寸进步。因此，他欢迎中共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一切有利中国进步改革的言论，并乐意声援他。
老王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温家宝深圳讲话，是政改信号还是空喊口号
作者：施英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8/29/2010 11：45：46 AM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850
中国建立深圳经济特区30周年之际，温家宝来深圳考察，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
温家宝讲到权力制约问题，我认为这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可是，权力制约就要实行监督，实行三权分立，这显然就是要制约共产党的权力，这可能吗？在一党专制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不过是行政改革。
有些分析人士认为温家宝讲话是“政改信号”，本人不以为然。因为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同样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看到任何具体行动。
从喊口号上来说，温家宝的确比政治局其他八位常委敢说。正面说吧，空喊口号比不喊口号是不是好一些，起码让人存有幻想。难道中国的政治改革仅仅停留在说说而已？！
●外媒对温家宝深圳讲话的报道和分析
▲香港明报8月22日报道：温家宝为深圳定位创意之都促推动政治改革保经济
【明报专讯】本月26日是中国建立经济特区30周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本月20日起一连两日到深圳考察，他要求深圳推动政治改革，以保障经济发展的成果。
特区30周年前夕访深圳
在与包括香港设计师在内的中外创意产业人员见面时，温家宝呼吁设计师要勇于创新，发挥聪明才智，将深圳建设成“创意之都”。据悉，国家主席胡锦涛有可能到深圳出席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
新华社报道，温家宝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等官员的陪同下，20日至21日到深圳调研。他前晚在深圳听取工作会报后强调，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必须立足新起点，适应新形势，瞄准新目标，增创新优势，实现新跨越。一要坚持“特”，二要追求“好”，三要突出“新”，四要敢争“先”，五要立足“干”。他并强调，要全面持久地推进改革，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温家宝并到以互联网下载引擎着名的迅雷网络公司参观，他向年轻的研发人员说，深圳的改革开放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吸引了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到此创业。在深圳创意设计产业园，温家宝和香港设计师靳埭强等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设计人员交谈。
晤靳埭强等设计师
温家宝说，“站在我面前的多数是年轻人，年轻人富有朝气，没有框框，敢想别人不敢想的事，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反映在工作上就是勇于创新，打破框框。我希望设计师们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你们相信，聪明是无穷尽的。只要你们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把深圳建设成创意之都。”
港人聚居地与民众打球
温家宝昨日上午来到有众多港人聚居的皇岗村，与居民一同做柔力球运动，之后又到深圳湾口岸的口岸监控中心了解口岸通关情况。在结束行程前，温家宝专程到深圳博物馆参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大型展览》，并向邓小平铜像献上鲜花及三鞠躬。这是温家宝自2003年出任总理以来，第8次到深圳考察。
▲网刊《参与》8月22日报道：温家宝以批评深圳和广东停滞倒退回应余杰
（参与2010年8月22日讯）：凤凰网昨天下午（2010年8月21日）披露：温家宝近日在深圳考察时批评深圳和广东停滞倒退。人们认为这是变相回应余杰的新书《中国影帝温家宝》。
消息说，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典即将举行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8月20日至21日到深圳考察。在说了一些空话大话套话官话后，温家宝最后不客气地批评深圳和广东的改革开放停滞倒退，他对陪同的深圳市领导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这话显然在指责深圳和广东的改革开放停滞倒退。
研究者认为，虽然报道中没有说温家宝视察了富士康，但可以肯定温家宝此行与富士康在连续“十二跳”后又出现“几跳”有关。广东民工自杀率不断急剧上升和港商台商经营困境不断加大，肯定是深圳和广东改革开放停滞倒退的风向标。温家宝借批评深圳、广东敲打汪洋，是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还有深意，有待进一步观察。
也有专家指出，温家宝在深圳30年庆典到来之际的喜庆日，反常地大胆批评深圳和广东停滞倒退，可能与香港近日出版了《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有关——温家宝借此回应作家余杰：他不是“影帝”，而是改革家。
但这一回应是否得到公众认同，很难。
▲德国之声8月23日报道：有些孤单：对温家宝呼吁政治改革的反响
在中国庆祝第一批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前夕，温家宝“考察”了深圳，在那里发表的讲话中，提到要进行政治改革，引起了中国国内外的注意。在此，把各方面的一些反响综合报导如下。
温家宝的深圳言论
温家宝在深圳的讲话，引起各方面注意的主要是关于政治改革的那些内容。他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
西方媒体的报导
路透社、法新社都报导了此事。路透社的标题是“中国政府首脑号召展开政治改革”，法新社则以“中国政府首脑显然要加强公民权益”为标题。
德语区著名的报纸《新苏黎世报》以“中国政府首脑提倡更多的民主监督”为题，依据路透社等媒体消息报导了此事，文中写道：“温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他的这番言论反映了广泛的忧虑：腐败和滥用权力会葬送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如果共产党不允许进行最起码的政治改革，由于体制的缺陷，那些腐败的责任人不可能真正被克制住。将于2013年初离职的温是他的党内最强烈地要求至少在一些领域里放宽国家控制的人。”
中国媒体的报导
中国官方、半官方媒体普遍报导了温家宝在深圳的讲话，但很少有突出“政治改革”内容的。如和讯网的报导“温家宝：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以保障经济健康发展”，或者《国际财经时报》的“温家宝考察深圳再提政治改革”，这样的标题都显得有点“寂寞”。
转载比较多的是中新网的报导“外报关注温家宝深圳行：政治体制改革话藏深意”，里面列举了港台一些媒体的报导。这里面引述的港台媒体言论多半是报导，而评论很少。总体上，中国媒体给人以需要通过迂回来提到“政改内容”的印象。引述的话里，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旺报》的话；温家宝的“政改论”话藏深意，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是“不会照搬外国政治制度的模式。”“温家宝此刻再提政治体制改革，……更深远的意义是……为中共十八大预做铺陈。”
中国专家看法：这两年展开政改不可能
凤凰网发表了中国民间研究机构安帮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的文章“温总理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什么。”文章认为，改革的宣示应该由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发出，而“不应该由国务院总理来吹响冲锋号”，温家宝“语气热烈，但声音显得有些孤单。”
贺军还认为，目前“看不到重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环境”。他还指出，现在并非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胡温体制还剩余2年多时间，这么短的时间“不仅不能提供足够的改革时间与空间，还可能被认为给中国执政核心的平衡过渡增加了变数。因此，保持稳定将是中国政治生活最重要的主题。”
网民的反应
中国国内一些博客和论坛讨论了温家宝的这番言论。网易发表的一篇博客标题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落实要在10年以后”。文中说，邓小平“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说到政治体制改革，为何一直不见深入？其实也没有什么奥妙，时机不到而已……那么什么时候才算到呢？”这篇有不少读者的博客下面，有读者写道：“政治体制改革？发白日梦，历史的轮回大家都是知道的。”但也有乐观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那些死脑筋的文明早就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中华文明5000年，那就证明不是死脑筋的，否则不会这么长命……新一轮改革的种子已经播下！大幕正在拉开。”
温家宝提到民主和政治改革并非第一次。2005年底他对法国《费加罗报》副总编等说，美国的黑人解放大约经历了100年，“中国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推进民主建设，同样需要时间。”当时，中国有一位署名S函数的网民发表文章评论道：“从温总理谈民主的话语中首次加入了时间的概念，我总算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希望，只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再过40年，温总理已是百岁人瑞，我也90挂零，恐怕是都看不到中国民主化的那一天了。”为此，他“为孙子高兴得泪流满面”，他解释道：“因为我的儿子是没有机会成为民选的国家主席了。”
▲博讯新闻网8月23日报道：采访杨恒均：温总理为什么谈普世价值？
博讯记者：杨博士，总算打通您的电话了，听说您正好在深圳，请问和最近深圳举行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有什么关系吗？
杨恒均：我是路过深圳，和他们的活动没有啥关系。我不被他们当成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副作用被清场已经是万幸了。
博讯记者：看到你在微博客上推荐了温家宝在深圳的讲话，请问，你如何评价他的讲话？（注，温总理访问深圳时，杨博士在他微博上发了这样一条：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讲话：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必须用改革的方式去解决。不但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还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有可能“得而复失”！不解放思想，不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成果……就有可能“死路一条”。
杨恒均：你不是看到了？我觉得挺好的，所以就尽了我的“微博之力”，推荐了一下。
博讯记者：你不觉得他在作秀吗？能不能谈一下你对温家宝常常谈普世价值的看法？有网友认为他在作秀，还送了他一个“温影帝”的称号。
杨恒均：作秀也不完全是坏事，这些年，我大大小小观摩了西方近四十场选举，亲自陪同亲戚朋友参加造势、投票就达十几次之多，你告诉我，哪一个西方的政客与政治家不作秀？哪一个候选人不是高举“改革”（或者“变革”）与“普世价值”的大旗？用变革与普世价值来作秀，是不是比那些说“绝不”的人要强一些？
不过，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温家宝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政治人物中唯一一位本身执掌政权，却表现得像一位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似的。
博讯记者：听上去很有意思，可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杨恒均：在西方，一般是在野的（反对党）的总统（或者总理）候选人才会把变革与普世价值挂在嘴上，而当权的那个（候选人）更使劲地推销自己的政绩与政策，强调的是“绝不”，例如绝对不能把政权让给那个在野的候选人。这一点在美国尤其明显，奥巴马就是打着“改变”的旗号，大谈“普世价值”，他也就赢在这一点上。他的对手也谈改变，可是，却很没有说服力，因为他是布什的共和党推举的候选人。
回到温家宝的一些讲话上，尤其是当我在西方国家时听到他的讲话，总给我一个感觉：这个老同志正在发布竞选宣言？他要通过这种西方政客们常常使用的方法击败政敌？实行变革？他正在向“选民”表达他当选后的执政理念？——我想，恰恰是这一点，让很多批评他的知识分子找到了把柄，他们就说了，你怎么回事啊？你自己不就是正在执政的总理吗？你别只说不做啊……
博讯记者：这个现象说明什么问题？
杨恒均：说明什么大家自己去想，我也不知道，坊间流行不同的传说：一是他看到执政者大势已去，却也认识到人类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所以，他要借此“立言”与“立志”，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怀念的东西。他当然并不比我们蠢，他不是没有看到，同样是执掌过政权的李鹏和胡耀邦、赵紫阳，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竟然有天壤之别，这对于官当到他这个高位的人来说，能没有一点启发？想想李鹏在位时，做总理的时候也“兢兢业业”过，当委员长时还立了不少法的，可是，在民众中，听说现在就在买鞭炮等他死，这也太残忍了吧？相反，耀邦和紫阳在位时间并不长，当时经济也没有后来发展得快，可是，他们在民众心目中的历史地位已经无法磨灭。对于一个一人之下十三亿人之上的总理来说，能看不到这些现象？
这也是批评他作秀的网友们的共识，认为他作秀就是为了留名，甚至沽名钓誉。至于一些网友进一步推测他作秀是为了保卫政权、维护稳定，那就有些一厢情愿了，他如果不作秀，如果也高喊“绝不”，在这个体制下，你能咬他吗？
另外一个传说指温家宝是“在野”的“总理”，想推动改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利益集团实在太庞大，甚至庞大得连他自己都淹没在里面了，所以，他用这种方法“立志”的同时，也想得到更广泛的同情、呼应甚至支持。如果这种传说属实，我想温家宝要失望了，他不但得不到党内的呼应，连群众也最多喊叫几声，甚至他的讲话都被主流媒体与新闻网站屏蔽。
博讯记者：这样说，还真不好对他谈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说什么好了？
杨恒均：那倒不会，谈总比不谈好，谈普世价值总比叫嚣“绝不”要好。这里面有几个需要注意的：
第一，温家宝与西方领导人都谈“普世价值”，都作秀，而且，如果你对比一下，温家宝并不比美国与澳洲的领导做得差，尤其是，西方一些领导人当选后，在离下一个选举日还有几年的时候，就不那么勤快地作秀了，而温家宝是在当权的时候作秀。当然，更大的区别在于他们所在的政治制度不同：西方领导人作秀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选民投票给他们，而温家宝作秀的目的就众说纷纭了。例如，有人说，温家宝总理作秀的唯一目的就是欺骗，毕竟毛泽东当初也是用民主自由为旗帜凝聚民心夺取政权的。我觉得这个判断有问题，毛泽东夺取政权后就不再提民主自由那一套了。再说，如果动不动就质疑动机，同样也可以反问我们这些主张民主自由的人：你们整天叫嚣普世价值，是不是也只是为了夺权、当领导人？
第二，温家宝与普通网友都谈普世价值，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但却有区别。对于知识分子推销普世价值、呼吁变革的纸上谈兵，西方有一个词语，大概叫“speechact”，意思是“言语行动”，这种由光说不练的知识分子作出的“言语行动”已经被历史证明为一种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各种行动的行动。很多维权的网友不理解，经常质疑一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光动笔”，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知识分子的行动就是“动口”，这也是很有威力的。如果温家宝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他整天宣扬普世价值，那真值得称道，可他毕竟是政府总理，他有行动的能力。这就让他的“言语”有时不但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还引起一些网友的反感。
第三，可反感归反感，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现象的存在：在国内网络管制越来越严的情况下，温家宝讲的那些话，由我们这些普通网友说出来，不要说上主流媒体，就是在博客都有可能被删除，所以，有时我感到荒唐之极的事儿是：在这个普通人都不能随便宣言普世价值的国度，我们的总理倒成了普世价值的“宣传队”、“播种机”？难怪有些年轻网友调侃：老杨，他觉得说普世价值有女孩子喜欢，所以他不让你们说，他要自己说耶……
博讯新闻：杨博士，刚才谈了温家宝谈普世价值，我们最后是不是回到深圳问题上，温家宝总理是在深圳讲这段话的，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杨恒均：我还是先引用我的另外一条微博吧：纪念深圳改革开放30年，我也尽“微博”之力，提点建议：先把深圳提升为直辖市，随后根据香港的模式与经验，对深圳特区进行大胆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变革，实现小平“再造几个香港”的遗愿，也成为继续改革开放的新起点。
这就是我的建议，我想，如果说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从东南沿海、从深圳开始的，现在为什么不继续从这里出发？有人说改革已死，我看至少是疲软很久了，我们需要重新出发，就可以从香港的普选，从深圳的“再造香港”，从广东的“思想解放”入手……
▲英国广播公司（BBC）8月24日发表中文网记者跃生分析文章：温家宝的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什么
中国总理温家宝星期五（8月20日）在深圳发表讲话，再次提及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引起各方广泛关注。
温家宝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事实上，这并不是温家宝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每次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和密切解读，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热切期待，另一方面也由于这一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有人喜欢把温家宝的讲话看成是个人自主性的体现，赞扬他出面主张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勇气。一些观察家甚至提出疑问：他的讲话是否代表中央？
分权和监督
对比一下五个月前温家宝通过中国当局权威文件《政府工作报告》所表述的内容就可以发现，上述的猜测没有什么根据，温家宝的最新讲话也没有什么新意。
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及政治体制改革时说，“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温家宝这次在深圳讲话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还说，“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温家宝在五个月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温家宝的这些谈话的确表达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也提出了分权和监督这两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但是，人们希望看到的是具体的措施和切实的行动。
到目前为止，在腐败猖獗屡禁不止的情况下，公众希望听到的并不是“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的空泛言辞，希望看到的并不是“政务公开”之类的表面文章，而是能够真正带来变化的改革行动。
划时代的改变
中国现在正在纪念作为经济改革成功重要标志的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人们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得益于一系列重大的政策转变，包括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允许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市场竞争，等等。
现在，人们也期待着中国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出现类似的划时代的改变。例如，允许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和允许独立媒体的存在，等等。
前不久，中国作家余杰的新书《中国影帝温家宝》在香港出版发行。这本书否定了有关温家宝属于中共体制内温和派和改革派的评价，批评温家宝只注重表演，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没有以更多的努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有评论人士指出，温家宝在深圳发表的最新谈话就是对《中国影帝温家宝》作出的回应，表明自己不是“影帝”，而是“改革家”。
事实上，“影帝”和“改革家”可能都是夸张的评价。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需要大胆的政治家作出承担历史责任的决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8月24日报道：“温家宝深圳谈话”研讨会（座谈会）在北京密云水库举行
8月23日下午，北京各届群众及两岸三地“温家宝深圳谈话”研讨会（座谈会）在北京密云水库隆重举行，出席人员包括徐友渔、崔卫平、罗世宏等知名学者以及国内诸多知名推特、知名网友。就此，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博讯网报道说，这次研讨会由崔卫平主持，在密云山水饭庄举行。
崔卫平说，她认为温所说的敢为天下先，与零八宪章的思路是一致的，是个人自主性的体现。
徐友渔说，中国的领导人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都是了解的。政治局党委中只有温家宝敢说，这也说明温是了解情况的，值得注意的是为何只有温家宝敢这样说。我们提出坚持改革开放还有没有意义？现在政策的出台是为了特殊团体利益还是国民利益？
政治学教授周枫：温讲话能否起大作用值得怀疑，不争论传统是非常有争论的。改革开放到底是对谁说的？他的讲话是否代表中央？温家宝的讲话是针对谁？温的讲话有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他的讲话是代表谁？
阿尔：我们已经不是摸着石头过河，温家宝最近一系列动作，都是一种进步力量，起码是代表进步力量在发声。这个谈话很好，不必过份负面解读。我们要以把这种谈话当成石头，扔到河里，扶着过河。民间如积极回应，温或有可能更进一步，从而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减少暴力。
博讯网说，在下午四点半左右，研讨会现场突然进入一男一女戴墨镜的人，随即会场停电，因研讨会已经差不多讨论完毕，故就此结束。
▲美国之音（VOA）8月25日报道：温家宝提政改口号还需行动
中国总理温家宝对特区领导说，要解放思想，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分析人士说，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很大。
*温家宝：不继续改革开放死路一条*
温家宝是在近日在深圳讲这番话的。新华社报道说，温家宝近日在广东省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温家宝还说，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力和合法权益；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份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认为，现在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条件都相当成熟，但是执政党还有很大阻力，缺乏主动性。
他说：“有一部分主张改革，包括一些老干部，还有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年青干部，但是很大问题是当权有实权的主流派是政治改革的负面力量，主张维持现状。”
金钟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发展，当权派和一些精英分子是既得利益者，享受很大好处，害怕政改损害其既得利益。而八九年六四运动之后改革派被排挤，培养提拔的干部多数是保守派，导致现在当权干部的改革阻力很大。温家宝也只是主张在一定范围内的政治改革。
他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完全在温家宝手上解决，更重要的是胡锦涛一把手和政治局常委，多数人是相当保守的。胡锦涛对政治改革缺乏胆略，是最标准的党内维持现状派代表人物。现在高层阻力相当之大，所以现在温家宝只能放空炮。”
*中国影帝还是改革者？*
温家宝在任内曾有多次在媒体上发表动情言论，通过行动展现自己亲民形象。凤凰网报道说，“有专家指出，温家宝这样讲话，可能与香港近日出版了《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有关——温家宝借此回应作家余杰，他不是影帝，而是改革家。”
《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作者余杰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温家宝这次高调谈政改是回应自己书中和民间对他批评的话，那是个好的信息。
他说：“我作为一个民间独立知识分子，温家宝作为一个当权者，我觉得双方都是在学习之中。我个人学习更加客观公正的评论批评，我觉得温家宝也在学习如何面对接纳批评。”
余杰说，新书出版前后，除了7月5日被有关部门约见外没有再受到骚扰，显示中国的言论空间有所扩大。
他说：“我会跟香港的出版社联络，请他们按照国务院中南海的地址，写温家宝本人的名字，直接从香港寄到他办公室，希望他能看到。我不会因为他一次讲话就认为之前对他的批评错误，他在未来任期两年内究竟能不能切实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还要经过时间观察和分析。”
*政改具体须行动*
温家宝还提到，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严惩贪污腐败，建设公平正义社会，保护帮助弱势群体。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新闻自由是必要组成部分。
北京学者展江认为，温家宝在过去8年内对媒体的贡献是对政府信息的公开。
他说：“我觉得他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是推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让媒体能够做更多事情。我期待的是中国媒体能够在转型中，为温家宝所说的为公平正义做些努力。”
温家宝的总理任期将在2013年结束，他之前表示会把余下的精力放在改善社会福利、处理社会对政府的不满以及实现更平衡和公平的经济发展。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8月25日报道：温家宝提政改遭遇党内阻力
中国总理温家宝日前在深圳表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说，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力和合法权益；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很大。
中国总理温家宝日前表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很大。
温家宝日前在深圳发表上述谈话，他还说，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力和合法权益；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份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
中央社引述消息来源报道说，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认为，现在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条件都相当成熟，但是共产党内部有很大的阻力，主动改革的可能性甚小。
党内虽然有一部分主张改革的老干部和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年轻干部，但掌握实权的主流派是政治改革的负面力量，他们主张维持现状。
金钟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发展，当权派和一些精英分子是既得利益者，享受到很大的好处，害怕政改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此外，八九年六四运动后改革派被排挤，培养提拔的干部大多数是保守派，导致现在当权阶层的改革阻力很大。
温家宝在讲话中还提到，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严惩贪污腐败，建设公平正义社会，保护帮助弱势群体。作为政治改革一部分，新闻自由是必要组成部分。北京学者一些学者认为，温家宝过去8年对媒体的贡献是对政府信息的公开。
▲自由亚洲电台（RFA）8月25日报道：民间研讨温家宝深圳讲话政改契机或幻想备受争议
温家宝在深圳发表政改言论引起媒体和网络的热烈议论，一些学者和活跃网络人士周一在北京就此举行了一次研讨，并通过推特直播了会议纪要，更多网民参与其中。有意见建议民间推广温家宝讲话，抓住政改契机；也有人认为这是自欺欺人。
国家总理温家宝日前在深圳公开谈政改，其中提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也提出，“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此番讲话引起各界的关注。
本周一，一个民间主办的“温家宝深圳谈话”研讨会（座谈会）在北京密云水库的饭馆举行，约20人的座谈参加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台湾中正大学教授罗世宏等学者，以及一众大陆活跃的网络人士，由北京电影学院学者崔卫平主持。
徐友渔散会后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第一，大家还是欢迎他的讲话；第二，觉得最高层里还是有表达人民意志的，认识大家还是很高兴，当然大家不会为了他讲话的内容而逐条落实，大家没有报这种奢求和幻想。”他个人认为温家宝的讲话不但不代表中央将启动政治改革，反而是温即将离开政治中心的信号：“政治局至少是不反对他，但肯定也不会是事前决意授权他说这些话。我觉得有个规律是谁在掌权的路上已经走到尽头了，他会说一些真心话并认为也是比较好的话。”
会上主持者崔卫平说，温此次在深圳的讲话中提到的要“敢为天下先”与零八宪章的思路是一致的，是个人的自主性的体现。而中国民主的力量队伍有先有后，而在实现民主的过程当中，是不能把共产党排除在外的。
此话引起了与会者的争议。香港的剧作者李树型说温家宝曾经号召作者讲真话，但刘晓波就被捕了，温家宝应该站出来讲话。现在他提出来要政治改革，话听起来爽快，但怎么才做得到？
徐友渔接受本台采访时说，首先应呼吁当权者停止“先打出头鸟”，“敢为天下先”完全可以引申出这种意思，完全是它基本精神的发挥。说到这里大家都很高兴，我马上提出中国另一句话，“枪打出头鸟”，那么既然讲到敢为天下先那就要允许我们探索，在中国现有的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自由发表意见。
台湾中正大学教授罗世宏认为温家宝说了比没说好，民间知识分子、行动者可以借力使力，把谈话看成是政府的承诺，认真来要求落实。这一意见得到不少与会网络活跃人士认同，表示温的讲话有正面意义，民间应积极回应推广，不需深究温的动机，可借助他的讲话进行自己的民间工作。其中广州网络人士北风提议社会各界应该抓住机会，就温家宝在深圳的讲话，尽快举办研讨会、沙龙讲座讲演，深入剖析，推动思想解放，力争使温家宝这次讲话成为再次启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契机。
此次会议也通过推特直播纪要，引起网络上及时围观点评，其中四川作家冉云飞说：“要说好话我们可以比他说得更好，有人说要利用温家宝的假戏真做，我真的觉得是一厢情愿，温家宝说了八年的好话，这个国家被关进去的异见人士越来越多，这就是它的现实。关键在于共产党怎么做，温家宝怎么做。”
他对体制内推动政改不寄任何希望：“我承认他说的话都不错，但没用，温家宝没有真正的声望和道德资历，而整个共产党八九年之后没有改良派了，都死掉了。目前为止我看不到他们有任何政改的机会，没有人有这个能力，从他们的利益上讲他们也不愿这样干。”
▲《零八宪章》论坛8月25日发表声明：抓住历史时机，开启政改航程，拯救民族危机
日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在深圳特区设立30周年之际前往考察，强调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温家宝先生在深圳考察讲话中强调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沿续着过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共领导的政治改革承诺，同时他还较全面而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内容、目标，即“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保障司法公正”、“使人们生活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应该说这些对政治改革内容与目标的构想，是针对时下中国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而开出的药方。
今日中国社会危机四伏、灾难频临，各种打破人类底线的“人祸”，如毒奶粉、毒疫苗、毒大米、输血感染艾滋病、豆腐渣学校、屠童事件等等，接踵而至；社会矛盾激化、暴力冲突日炽，每年超过10万起的群体性事件与常年数以千万计的上访者，已构成旷古绝今的奇观；社会普遍弥漫着绝望情绪，各种自杀式事件，如自焚、自爆事件频发；长期畸形的掠夺式破坏性开发与开发性破坏，导致阴阳失调、四时失序，各种看似自然实则人为的灾难，如干旱与洪涝交替，地陷与山崩双临，怪病与瘟疫肆虐，使中华大地整日沦陷入丧亲绝代的血泪悲苦之中；社会裂化与溃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地步，一方面的穷奢极欲，另方面的贫病无助，一方面官权的强取豪夺、垄断资源，另方面民权的救济无路、油尽灯枯，如此现实导致大批居民无房住、农民无地种、工人无岗上、学生无业就，社会形成强者日强而弱者日弱，导致“损不足以补有余”的违反人伦公理的严酷现实；社会环境极度恶化，官僚腐化，黑恶势力公行，公民的生命财产在权力与黑势力面前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中国今日出现如此人人惶恐的末世景象，归根到底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没有双脚并行，畸形的经济发展积成中国社会病入膏肓，30年累积起来的经济成就眼见将毁于一旦。在官权肆虐民权不张的情况下，社会失去了起码的公平与正义，人类固有的价值被颠覆、是非被错置。面对这种社会整体灾难性危机之下，立刻开启政治改革，充分借鉴人类千百年积累的经验与凝聚的价值准则，从保障公民权利约制公权力入手，激化公民自主精神，营造百家争鸣环境，汇聚全民人才智识，以值达成中国五千年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宪政的文明转型，这已是中国当代的大使命！中国能否最终走出危机，消弭时灾，实现重生，当看此举！
诚如《零八宪章》开篇所言：“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当此时刻，温家宝先生毅然表明了赞成推进政改的立场，这是正视危机现实，背负民族责任的态度，对此我们表示肯定和欢迎！
我们认为日下开启政改航程具体可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1、“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落实公民选举权、知情权，通过对各级人大代表和负有主要责任的政务官员的差额选举，真正实现“权为民所授”，对事关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问题必须听取民意与征得民意支持。
2、“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使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分离，实行立法民主，司法独立，结束以党代政，以党代法，党大于法的历史。
3、“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落实《宪法》“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保障公民知情权、监督权与表达权，实现新闻独立，明确并细化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坚决杜绝因言治罪，平反冤假错案。
4、“保障司法公正”：废除不经司法审判就剥夺人身自由权利的“劳教制度”，查处、关闭全国的“黑监狱”、法教班。
最后我们殷切期待：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大潮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消除中国迫在眉睫的社会危机，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零八宪章》论坛
2010年8月25日
●中国学者、作家和专业人士的评论
▲居住在北京的学者江棋生发表文章：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值得一读
温家宝的深圳讲话以新华社通稿形式发布后，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和评议。我在见到杨恒均、崔卫平、徐有渔、张辉、罗世宏和周枫等人的解读后，还特意去《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浏览了一下。我知道，在这两个网站的主办者眼里，温家宝是中共政治局九个常委中最该被敲打的人。不过这一回，《乌有之乡》并没有动静；《毛泽东旗帜网》上刊出了几篇，主帖不算太过分，跟帖中有的是说理，如署名“乐思”者引了一段邓小平的话：“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接着话锋指向温家宝：“请问瞻仰邓小平的人，邓小平的话还算话么？难道还要顽固地在错误的邪路上继续走下去？”。有的则是这类网站不可或缺的文革式“炮轰”，如署名“吴伟的”者，破口大骂温家宝“挂着中共中央常委牌子，满口乱七八糟的词句，虚伪透顶，没有一丁点儿正人君子样儿。”
那么，对我来说，温家宝的这次深圳讲话是否值得一读？这篇所谓的“重要讲话”又被我品出什么味儿来了呢？
我认为，与先前温家宝的一些公开讲话往往语焉不详不同，这次讲话可以说给出的信息比较明确，便于人们据此澄清一些重要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很值得一读。读了之后，我有以下几点心得：
一、温家宝和另外八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确有不同之处。
温家宝这次讲话中的一些关键词、句，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敢争‘先’”、“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等，人们从其他八名常委嘴里，几乎听不到。再往远一点说，自1989年六四屠杀和后来的苏东巨变之后，中共当政者不仅事实上终止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操作，甚至连提一下的精神头都打不起来了。就此而言，温家宝还真有点另类的味道。
二、我对“温家宝这个另类，另到什么程度？”，心中更有底了。
读完温的这次讲话，我坚定了自己早就抱有的看法：温家宝和其他八名常委的区别，不是前者主张认同、皈依普世价值，后者拒绝、抵制普世价值，而是在摒弃现代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共同前提下，双方在管治理念上存在差别。温提“政治体制改革”，目的很明确：“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即现行一党专政制度碰不得，但要使其“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些，运转得更顺溜些，显得更有“勃勃生机”些；而其他人则认定：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靠打压、收买和掌握主流话语权，制度的生命力也差不到哪儿去，且又能规避“改革”可能引发政治危机的不测风险——他们认为这么做更可取，更划得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认为，温嘴里的“解放思想”，并没有飞出邓小平钦定的鸟笼。温嘴里的“与时俱进”，也没有越过江泽民设定的雷池。说得更直白透彻些，我敢断言：温嘴里的“要敢争‘先’”，绝不会含有要深圳争当“率先全面香港化之示范区”的弦外之音；温嘴里的“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之清单上，也决不会列有“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分立”这样弥足珍贵的人类社会文明成果。
三、现有当政者对“政治体制改革”不想去做、不会去做。
官方话语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内涵很明晰，那就是，在绝不搞“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分立”的前提下，去做一些完善现有基本政治制度的“改革”。对此，曾经的顶级“内部人”暨温家宝的顶头上司赵紫阳先生说得极为清楚：
“那么邓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是怎么样的改革呢？总的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改革历程》，第271页）
赵紫阳简洁明了地、权威地作证道：
“邓对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议会制，是特别反对和坚决拒绝的。差不多每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都要说上一段绝不可采取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改革历程》，第274页）
如前所述，在惊心动魄的1989年之后，就连这样皮相的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都没有兴趣再搞了，并且连提的胃口都没有了。“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亦步亦趋，同样如此。没有当上核心的胡锦涛则更是底气不足，只能如此。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贵为”总理的温家宝除了说说而已，还能有什么新鲜的？君不见，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已说过好多次了。而事实上，如果温家宝豁出去动真格的，真以行动去兑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真要“深化改革”，那么，在不破除邓小平给出的刚性约束前提下，他能怎么个深化法？又能深到哪儿去？现在，后极权的政治上一党专政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半吊子市场经济即权贵市场经济，均已大体到位，官方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恐怕是该洗洗睡了。
四、现有当政者更不会改弦易辙，去实施变革基本制度的宪政民主改革和导向完全市场经济的改革。
中国的出路其实根本不是温家宝所说的“推进改革”和“深化改革”。在可能的真正出路中，有一条出路是：当政者改弦易辙，去实施变革现有制度的改革，即政治上的宪政民主改革，经济上的完全市场经济改革。但在目前情势下，当政者心中没有宪政民主的愿景，反有“绝不照搬”之毒誓；虽亟盼一顶“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但不仅不愿撤出深深介入资源基础性配置的权力，搞起“国进民退”来还驾轻就熟，毫无心理障碍。最主要的是，中国民间反对力量还不能迫使当政者去实施这样的历史性改革，甚至，还不足以鼓舞中共党内潜在的民主力量生成有形的宪政改革派。在这样的情势下，期待当政者会起而效法伟大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当属异想天开。
五、中国民间责无旁贷，是中国制度变革的第一推动和主要动力。
如果将不屈的自由战士、圣女林昭对毛泽东极权的反抗和批判，认作是中国民间对中国制度变革的第一推动，那么，这可歌可泣的“一推”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自那之后，终于，越来越多的国人逐渐觉醒，并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汇成要求制度变革和制度转型的主要动力。然而我必须强调说，来自中国“推友”们的这种动力还远远不够强大。唯其如此，我才尤为痛切地感到，对中国大陆的民间反对派来说，哈唯尔们、米奇尼克们和萨哈罗夫们身上决不是没什么好学的，而是有太多需要好好学习借鉴的东西。作为把老虎赶到笼子里去的无畏而明智的先行者，他们向后来者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基本的、普适的思想和经验。当然，到底能不能以非暴力方式不流血地实现制度变革和制度转型，以事实打破中国人只配享有一党“民主”、不配享有多党民主的咒语，最终将取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践行。
▲《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的作者余杰发表文章：温家宝如何取信于民？
温家宝的深圳谈话了无新意，大都是此前讲过的空话和套话，却引发了对政治改革望眼欲穿的民间人士的莫名亢奋。北京与广州两地的一些人士召开“温家宝南巡研讨会”，仿佛温家宝话音一落，政治改革就箭在弦上。
在此一背景下，某些貌似独立的知识分子公开攻击和辱骂我的新书《中国影帝温家宝》。《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赞美温家宝说：“我是做媒体的，我亲身体验了他喊话的作用。近年媒体话语的很多突破，公共话语的很多突破，都是他喊话喊出来的。”因此，他批评我的书是“垃圾”。
我不知道这几年来究竟有哪些公共话语“被突破”，我只知道新闻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因言论被治罪的记者和网民越来越多。笑蜀曾将国共谈判期间中共机关报上社论编辑成《历史的先声》一书。那时，中共说的支持自由民主的话，如取消一党独裁、实行多党竞选等等，比今天温家宝的讲话精彩千百倍。可是，结果如何呢？
在北京郊外密云的研讨会上，曾经翻译过哈维尔著作的学者崔卫平说，温说的敢为天下先，与零八宪章思路是一致的。我想反问的是，既然温家宝与零八宪章的思路一致，那么刘晓波为什么被温家宝关进监狱呢？一个多月以前，北京的国保警察传讯我的时候说，温总理所说的普世价值，跟零八宪章完全不一样，除非你们智商有问题，才会将两者联系起来。一个多月之后，果然有学者异想天开的言论发表出来。
看到温家宝的拥护者们的诸多言论，我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当年毛泽东“反右”是白反了。老毛在“反右”之前说过的支持自由民主的话，比温影帝说的动听多了。那时，知识分子们也激动万分，结果个个沦为牛鬼蛇神，死无葬身之地。今天，很多人自作多情地想利用温家宝一把，所谓“假戏真做”、“弄假成真”。殊不知，他们自己却被影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中国文人投机心理既可悲又可怜，影帝的影迷一抓就是一大把，说明我写《影帝》一书、戳破色彩斑斓的肥皂泡，并非无的放矢。
为什么只有当温家宝先说了“政治改革好”之后，我们才敢跟着说“政治改革好”呢？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本质上仍然是恐惧之下的自保和怯懦的心态，以及不愿付出任何代价就想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的妄想。这个世界上有过免费的午餐吗？坐牢的刘晓波和说大话的温家宝，究竟谁在推动中国的进步呢？
温家宝要取信于民，其实并不太难，先放三把火就可以了。首先，亲自向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长、死于毒奶粉和毒疫苗的孩子的家长鞠躬道歉，并惩治有关的贪官和奸商。其次，释放刘晓波、谭作人、师涛、刘贤斌等良心犯，并给予国家赔偿。第三，命令媒体公开发表零八宪章，以供公众鉴别和讨论。如果他这样做了的话，我愿意重新写一本《中国改革家温家宝》，为其正名，为其鼓与呼。
▲四川作家冉云飞发表文章：分析温家宝深圳讲话
一个人讲话，并不一定真值得关注，因为世间讲话者伙也。讲话讲得好，有普世作用，脱颖而出，这当然是引人注意的原因。还有一种讲话，并非讲得多么好，而是位高权重，掌管不少人的利益乃至生杀予夺的大权，使得人们不得不去关注其言论，并从中嗅出一点为我所用和自保的蛛丝马迹。我承认温家宝的深圳讲话，有部分核心言论兼具这双重功效。我承认温家宝在不多的几次谈民主自由的时候，讲得都还有些道理，虽然于我这样一直关注民主自由的来讲，简直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常识。但对于饱受信息屏蔽和愚民教育之苦、又胆小怕事的普通民众来讲，恐怕还是有点令人诧异的效果。难道共产党真要放弃自赋的权力，真想推进民主自由了么？
共产党的权力来源于枪杆子，不是民选，用现代文明政治理念和文明国家的标准来看，是没有政权合法性的。权力不来自于民授，来源于枪杆子，是前现代社会和丛林社会的通用法则，不是一个文明社会所当有。共产党虽然拥有强大私器军队和丰盛的税收，但他们对自身权力合法性的焦虑，却无时无刻不体现出来，这就是他们长期大声高喊自己是“伟光正”的根由。正因为自己的权力来源不合法，才要采取高压和愚弄的手段，来使民众服贴。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后，官方知道单靠打压、恐吓、愚弄是不解决问题的，于是利用手中垄断所获得的利益采取拉拢收买一部分，从而打压另一部分的策略，进而形成今天这种如累危卵的超级维稳的局面。官方大量的言论是说民主自由不适合中国国情，其实这不是适不适合国情的问题，而是因为不民主不自由，能保住一党独裁下官方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温家宝的讲话是比许多中共领导人讲得活，有些讲的是人话是普世价值，这些话都不错。但其客观效果，是起到为中共舒缓民众压力的唱红脸的作用，贾庆林、吴邦国等提倡不实施民主自由的人唱黑脸，给民众一种他们不团结的假相，从而进一步在改革派和专制派二元对立里打转。这种缘自八十年代的改革派和反对派二元对立思维，以及依靠改革派来推进社会变革的路径，应该改一改了。因为八九血案过后，已经没有什么改革派了。即便温家宝、刘亚洲等偶有言论符合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也根本没有什么“派”的力量。那有人说怎么办呢？官方这么强大，他们内部又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变革力量，如何是好？我认为每个人切实维权，像家庭教会一样达成实质结社——虽然官方不认可，但我认为家庭教会已达成实质结社，这是我对家庭教会比较敬重的原因，除他们之外，没有任何实体性质的自由结社。互联网有虚拟结社的意义，但要实体化，却有强力掣肘和打压——每个人每天传播真相，这就会增加对专制的反对力量。当然，有人会觉得这样太过蜗牛，太过漫长，但对于我来讲，在目前的情形下，只能选择这样的道路。
温家宝讲话，有没有可利用的地方呢？当然有，那就是你可以开温家宝讲话的研讨会、印温家宝讲话的衬衫，用温家宝的讲话来维权。但这个“用”可能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而不具备实质意义。为什么呢？你穿一件写“温家宝：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的衬衫维权，一样可能被关黑屋子，一样可能被打得七窍生烟。辛亥革命时四川保路运动的人，用光绪灵牌来作符身护，还能躲过清军的践踏，但现在你穿一件温家宝讲话的衬衫维权，则绝对没有这样的幸运。我们当然有嘲笑清朝专制的权利，但你对比一下当今的政权，当你嘲笑清朝专制的时候，自己得掂量着点。也就是说，温的讲话，其作用十分有限。温的讲话既无改变现实的作用，也没多大舒缓民众压力的价值。我们把温家宝讲话，当作培育公民社会的行为艺术来做，穿着他的讲话衬衫穿街过市，或许还有一点意义，但也就仅此而已，有更多的想法便是徒劳。当然，对温讲话的不同解释，原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与每个人的利益立场、认识能力等有关，有争论有互相的批评完全正常。
下面将这几天我在推特上与人讨论温家宝深圳讲话的推发于后，以便人们观看，引致探讨。
1：大胆讲的人不少，借温讲的人更多。没有行动的漂亮话更有欺骗性，已无实性意义了。RT@HuPing1：对温的政改讲话，我以为我们可以借题发挥，不管温是什么意思，我们借机讲我们的意思。胆大的，直接讲，胆小点的，以响应温的讲话的名义讲。
2：温家宝没有行动的好话讲得越多，民众越失望，这和清末宪政一样，可以欺骗民众一时，但时间没有耐心被欺骗。温的讲话在于自己留个好名声，拖过他当政这两年。
3：江系、胡系之争，远没有大到要他们要撕皮脸皮，来进行民主政改的地步，所以说温家宝与江系刘云山、李长春等不一样，完全是我等小民百姓的自我安慰。在他们的特权利益面前，共产党高层并没有大家期望的那么多裂痕
4：我承认是人都有利益冲突，中共高层也不例外，但远没有外面捕风捉影那般厉害。为什么我们喜欢传播中共高层的内斗呢？那是因为如果他们团结一致的话，小民百姓就绝望到没底了。说他们内斗，好多一点自我安慰，找点活下去的理由
5：但没有任何一次争斗是为了民主自由RT@wanghaoxuan：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华国锋，陈希同，陈良宇，陈绍基等等RT@ranyunfei：我承认是人都有利益冲突，中共高层也不例外，但远没有外面捕风捉影那般厉害。
6：RT@ChineseDancer：高层之争，基本上是现实权力地位之争、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争、长远的权利延续布局之争。至于稳固统治一党专政，那是原则是共识是底线。有些人听风就是雨，就喜欢自我意淫顺便忽悠屁民们，去死吧！
7：中共高层的利益冲突，仅限于现实利益冲突，而不是根本变革的冲突。他们对专制极权能实现他们共同利益最大化这一点上，有小民百姓意想不到团结性。由这样的实质来看温的讲话，便可洞幽烛微。
8：各级地方政府明目胆的胡来，为何中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犯错官员为何频繁复出？那是因为极权制度下的稳定，能带来这个利益集团的最大收益。不惜一切吸收党员和公务员，就是加大利益捆绑基数，从而使集团利益最大化得以绵延。
9：RT@kunlunfeng：解读影帝深圳谈话：1、极权高层安排的另一场秀逗，平民怨、缓压力；2、继续麻痹体制内外残存幻想人士，解构民间反对力量；3、政体改革彻底没戏了，连影子都看不到了；4、个人喊话为家族留名，以备清算之需。
10：RT@jajia：影帝深圳讲话，只不过是因为深圳30周年，场面上的应景之作，不必过分解读。首先是无此动力，次之是无此必要。剩两年就下了，何苦惹祸上身呢。
11：RT@kunlunfeng：温影帝是当今中共高层最优秀或是最拙劣的表演者，也是维稳体制的最有力说客和推手。这就是现实，即使你不愿意看到。
12：唱双簧要全部一起唱么？请问胡先生，这八年温说了这么多，有什么进展？RT@HuPing1：如果温讲那些漂亮话只是欺骗，那干嘛那八位不一块欺骗呢？如果温想留美名，那八个为什么甘愿留恶名呢？
13：没有表演者，欺骗性降低，会有更多反对者。RT@CitizenRight：【没有影帝怎么办？】现在怀疑家宝温的人占了多数，嘲笑讽刺之。问题是，有一天连这么个所谓表演的人也没了，是不是要后悔呢
14：RT@mozhixu：对温影帝就六个字：听其言，观其行；不急于否定，更不急于肯定
15：RT@sanqia灾难片档期太密，别指望了RT@xiaohei798：如果温家宝改变戏路，开始动作片生涯，政改也好，民生也好，真真正正办几件实事，那才能让人信服，才是德艺双馨的好演员。我拭目以待。
16：有点道理RT@sanqia还有人说可以利用温的讲话发挥，问题是…知道的最清楚的都在监狱里。这些话的作用可能在于，让一些媒体中人如获至宝，发表一些同义反复的文章，让自己觉得言论领域有突破以安慰自己这些年在试图改变权力这事上没白玩。
17：共产党六十年来说的好话，加起来可以把世界建成天堂，但他们的结果是把中国建成了地狱。温说了八年好话，如果付诸实施，可使中国有很大的转变，可是遍地兴邦级灾难。口惠而实不至是温讲话与伟光正其他好话的共同特点。
18：RT@mozhixu：RT@pufei影帝说要查豆腐渣，黄琦入狱；影帝说要查死难学生人数，谭作人入狱；影帝说要允许公民批评政府，三网民入狱；影帝说只有民主才不会人亡政息，刘晓波入狱；影帝说要懂得科学民主含义并融入实践，刘贤斌入狱。
19：RT@wuxinkuaiyu：RT@yangpigui：温家宝和朱镕基一样，豪言壮语和漂亮话说了很多，非但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暗度陈仓，公子公女该怎么干怎么干。一言兴邦式的中国式话语崇拜症到今天仍然能够拨乱芳心，真是无语。
20：胡温这八年，由于社会矛盾越来越加剧，反抗者越来越多。温的好话进得越多，入狱者越频繁，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挺温者能论证一下这个关系么？
21：一边不懈地抓人，打压不同异见者，一边说些没有实际推动力的漂亮话。这就像我打断你的肋骨，一边说打肋骨是不对的，但要赔偿道歉则没门。
22：若批评温只会说漂亮话，有挺温者就说，你以为温一个人说了算么？那么你的意思是只要话漂亮，说了算不算，没有关系么？说了话不算，而又在总理之位，你说我该怎么对待他的演戏？
23：八九后中共高层已无改革（良）派，因此八十年代的民运思路恐怕得有所修订才行。今天批评政府和实际维权的人远比八十年代为多，但没法促成一个内部改良派。因为中共内部已没有任何人有道德声望和实力来推动变革了
24：有道理RT@ZhangDajun我五年前就说胡温在演双簧分别唱红白脸，其目的是维持统治的稳固。以前邓小平一人就能维持左右的平衡，现在威权递减，需要两个人演戏，这话两年前闲言说过，最近余英时也说过。民间的策略是利用这种策略而不被利用
25：@ZhangDajun潘、刘、薄作为太子党有行动，尤其是薄完全是联动组织那一套，没有丝毫新意。但温的确只是个演双簧的人。以我实际接触的诸种人，只有底层公民和民间行动才能推动社会。
26：有些人说利用温的讲话，我们假戏真做。我当然赞同这样的事，只怕你的大部做法是赞美他的假戏，真做到时彻底搞忘了。我很少去说别人的，但忍不住要说说这些所谓假戏真做者了，不知谁把温八年讲的好话，真做了的？请示知。
27：我历来主张自己做自己能做的长项，不指责一般的个体。谁也不要觉得自己的方式最牛逼。但对温家宝不一样，他是纳税人养的，而且贵为总理，不能只说得漂亮，关键是八年了。
28：有人觉得我们批评温家宝八年演戏，没有实质进展，是不愿借助体制内推进改革，这完全是想借空气推进政治改革的一厢情愿的说法。我没有什么能力，但要说有耐心，恐怕要个人比，那是因为我对民间社会逐步演进还有信心。
29：我不喜欢去谴责别人，因为人生事关自己的修炼，你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也只能管住自己。但温家宝这样的不一样，因为他是官员，这关乎公共利益，所以不得不随时批评他们。
30：有人说我们批温的人不懂得妥协，温只说漂亮话，你怎么妥协？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和议事起点，你从哪里妥协，难道他说两句好话，你就赞美就叫妥协么？这样的妥协其用何在？
31：有人说温的话不错，我要说共产党六十年来说的许多话都不错，就算我们不应该揣测他们的动机，也应该看他们的效果吧。如果我说的话不错，但我让你活得不快活，是不是你应该赞美我呢。这样看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确在中国有深厚的土壤
32：现在许多人对温的神化和神话，就是老一代对周恩来神话的一个翻版，任何时候都摆脱不了对单个人的“崇拜”，而对制度变革命信赖不够的窠臼。周恩来是个何等样的人，看看《晚年周恩来》就不难侦知了吧
33：个我同意RT@juntaowang：历史进步、退步和原地踏步，都是合力的结果。不过，离开哪个力，历史都要延续，而且结果很难说是更好还是更坏。争论这些，可以拓广视野，增加面对变局的自觉性，但没有绝对的答案。
34：我主张对温的讲话，进行一系列的讨论和传播。无论是批温、挺温还是利用温，大家争论，都有助于更多民主自由理念的扩散和公民社会的建立。对温的讲话和行为可以坚持自己的判断，但面对黑箱政治，我们大家无论怎样也多是盲人摸象
▲居住在北京的作家、《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的作者余杰发表文章：温家宝正面回应《影帝》一书？
温家宝在深圳调研，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和倒退会葬送改革开放的成果”。博讯新闻网在报道该讲话时，评论说：“温家宝在深圳三十年庆典到来之际的喜庆日，反常地大胆批评深圳和广东停滞倒退，可能与香港近日出版了《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有关——温家宝借此回应作家余杰：他不是‘影帝’，而是改革家。”
《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在香港上市一个星期以来，成为二零一零年以来最受瞩目和争议的政治评论类书籍。我不知道中南海是否注意到了这本书，是否通过特殊渠道将这本书送到了温家宝的案头。我的写作从来没有将目标瞄准中南海，我是为关心中国命运的普通读者而写作，中南海的态度如何，并不能影响我的写作和我的观点。所以，当秘密警察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阻止我出版此书的时候，我对这样的恐吓不屑一顾。
八月六日，针对近期若干地方官员命令警方以“诽谤罪”抓捕记者和网民的事件，最高检察院负责人发表谈话指出：“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做诽谤犯罪来办。”而温家宝这次在深圳的讲话也强调：“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正是在此背景下，自从七月五日我遭到北京警方的传讯以来，直至八月十六日《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在香港如期出版之后，我再没有受到来自北京警方的骚扰。也许，那个自作主张、邀功请赏的国保官员受到了上级的训斥，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正如刘晓波在法庭上所作的“我没有敌人”的宣告，我也从未将温家宝和共产党当作我的敌人。所以，我乐于让作为被批评对象的温家宝先生读到此书，也乐于倾听来自温家宝本人的回应。我计划请新世纪出版社的社长鲍朴先生，以联邦快递的方式，邮寄一本《中国影帝温家宝》到总理办公室。至于这本书会不会被海关查扣、会不会被温家宝的秘书拦截，我不得而知。但我希望藉此表达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沟通与交流的善意。
比《中国影帝温家宝》这本书本身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一波三折的出版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的言论自由的空间艰难拓宽的过程，也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不断学习和提升的过程。作为批评者，作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我在此过程中需要学习的是，如何更加客观、中立和理性地对官员及政治体制作批评；作为被批评者，作为政府的“首席公务员”，温家宝先生在此过程中需要学习的则是，如何面对和接纳批评意见，甚至是非常尖锐的、近乎“修理”的批评意见。正是在这样的学习之中，民主的生活方式才能成为可能。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发表文章：温总理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什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21日在深圳考察工作，并听取广东省和深圳市的工作汇报。温家宝表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温家宝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温家宝随后再度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在近两年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已经很少有高层领导人如此高调地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把阻碍改革提到“违背人民意志”、“死路一条”的高度，这算是呼唤中国深化改革的最强音了。
近两年中国政府忙于办一系列大事——奥运会、世博会、60周年大庆、亚运会，同时要应对一系列大灾难——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洪涝灾害、舟曲泥石流灾害，还要应对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事件——西藏暴乱、新疆暴乱，在经济上则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宏观调控等。坦率来讲，从工作重点来看，深层体制改革问题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并未被排上重点议事日程。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同步的矛盾，在中国市场转型中越来越突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中的种种难题，都能溯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
温家宝总理此次高调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提到不改革将“死路一条”的高度，是否意味着中央高层统一了思想，将要重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如果中国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宣示应该由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来发出，而不应该由国务院总理来吹响冲锋号。如果结合近几年中央领导的讲话来看，我们会发现谈政治体制改革的很少，温家宝总理此次谈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语气强烈，但声音显得有些孤单。
其次，当前中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多种迹象，看不到重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环境。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抽象，它在中国的政经生活中有许多具体的投射窗口。比如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问题，党内民主化及更大范围的民主化问题，新闻舆论监督问题，公众言论自由问题，法治化和司法独立问题，私有产权保护问题。这些领域的改革都是过去被点了题的问题，在十七大报告中还被提到很高程度，社会各届都对此寄予希望。然而，这些领域的改革推动并不顺利，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部分改革还有停滞甚至倒退迹象。
第三，从中国的政治周期来看，现在并非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2002年中共十六大与十届全国人大确立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和以温家宝为总理的“胡温体制”，到2012年十八大和十二届全国人大，这一体制将结束第二个任期。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复杂的大事，剩余的2年多时间不仅不能提供足够的改革时间与空间，还可能被认为给中国执政核心的平稳过渡增加了变数。因此，保持稳定将是中国当前政治生活最重要的主题。
最终分析结论（FinalAnalysisConclusion）：
综合多种因素，我们认为，温家宝总理高调谈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中国将在政治改革方面有所动作的信号。相反，这是他从历史角度对改革重要性的回顾，也是他对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现状带有个人情感的呼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再出发，还要再待他日。
▲香港明报专栏作家孙嘉业发表文章﹕高调讲政改温总向左派宣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周末在深圳视察时的讲话，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这篇讲话罕有地高调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还以空前强硬的语气批判了“左派”，说温总的这篇讲话是对“左派”宣战的一篇檄文也不为过。
在官方新华社发出的1800余字报道温家宝讲话的新闻稿中，出现了最少14处的“改革开放”。
没政改经改得而复失
温总在讲话中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种“得而复失”的表述十分罕见。他说“在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必须用改革的办法、发展的办法加以解决”，明显是针对否定改革开放的“左派”而言，观点与皇甫平、杜导正等中共党内的自由派十分接近。
温总对党内“左派”最明确无误的批判是下面一句：“我们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温总的这番话绝不仅是讲给广东、深圳的官员听的，而应该是有更深的涵意。
《中国影帝温家宝》引回响
近日，《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在香港出版的消息已传回内地，中共多名自由派元老和学者发出加快政改的呼吁“完成邓小平未竟的事业”，官方《求是》杂志发文则要求全党划清“四个界限”，当温总忙碌于舟曲、绵阳的救灾而无法返京之际，副总理李克强对楼市宏调再度发出强硬信号……这一切看似无关的事件，就是温总深圳讲话的背景，至于他这番话的真正涵意为何，很快就会揭晓。本周四（26日）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的大会，国家主席胡锦涛若南下出席，他的讲话可以对照阅读。
▲评论人士张鹤慈发表文章：应该如何评价左右夹攻中的温家宝？
应该如何评价左右夹攻中的温家宝？
温家宝属于中共权力中心的人物，但不是最高领导人。但今天，不论是国内的乌有之乡，还是海外的民运媒体，都把火力集中到了温家宝的身上，这就不得不让人问一声为什么？
国内的乌有之乡和炎黄春秋的厮杀，集中在对毛泽东和温家宝的评价，而海外本来应该和炎黄春秋呼应的民运媒体，也是在炮轰温家宝。
如果是那些高调的革命家，是根本否定颜色革命，否定共产党可能分裂，可能转化，可能出现改革的一定要彻底砸烂旧世界。或要天灭了中共的人，我还能够理解。但偏偏是08宪章的鼓吹者，同样高调批评温家宝，批评他的深圳讲话。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温家宝和温家宝最近的深圳讲话？
首先，应该先看温家宝讲话的原文，看看他的话讲的是什么，然后，你们可以做出自己的评论或猜测。
温家宝深圳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值得关注。
【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可以联想到以前他对普世价值的肯定，这次的话没有那么明显，但类似。上次的话【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句话值得分析【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不是特有，就是已经承认了有。就是承认了资本主义是有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承认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承认资本主义符合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是温家宝说的最明显的一次，中国的路也要按照普世价值去走。
温家宝承认了资本主义已经有，而我们也能够有，也应该有，都仍然含有我们现在仍然没有的语境，就是温家宝的话，可以解读为中国不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而应该走人类共同的道路。
这次报道没有都采用新华社通稿，但所有的不同媒体的报道中，都看不见提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思想，邓理论，江代表，胡发展观。
这里和中共的官话是否有本质区别，可以多看看。如果下面的话不是温家宝说的，而是08宪章中的段落，这些人是否也不会同意其内容？
我真的很希望反对温家宝深圳讲话，又支持08宪章的人，用08宪章的精神，给下面的话挑挑毛病。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和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的斩钉截铁的宣布，中国不搞西方的民主制，不搞多党制，不搞三权分立，难道真的没有区别？
问题不是温家宝到底是什么人，改革派，糊涂虫，野心家，影帝，都不重要。
问题也不是温家宝的动机，是作秀，是欺骗，是良知发现，是糊涂，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个中共第二领导人，中共的总理，说出这些话。
这至少表明了今天的形势。
如果说温家宝的讲话只是欺骗，那么应该回答的问题是温家宝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语言来欺骗？
如果温家宝能够使用中共官方被批评的语言进行欺骗，难道不说明今天中国的形势，普世价值已经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使得中共都不得不利用这些普世价值来欺骗了？
毛泽东这个权势家，玩弄欺骗手段应该是属于佼佼者；在取得政权前，大谈民主，政权到手，马上就承认，可爱的先生们，我们就是独裁。
49年毛泽东肯定美国的民主，后来的毛选上，这些肯定都删除了。
毛泽东为什么会使用民主来欺骗？为什么他在掌握权利前肯定美国或世界统一的民主标准，而大权在握后创造出来了中国式民主？
今天的李长春等鼓吹的是49年后，以无产阶级专政包装的中国式民主，而温家宝鼓吹的是49年毛泽东掌权前的普世价值中的民主，难道这里真的就没有区别？
如果真的没有区别，毛泽东也不会删除他在论联合政府中的章节。毛泽东的删除，就是证明了两者是针锋相对的，不能同时存在的。
温家宝的确没有提出来多党制，三权分立，但他肯定了普世价值；而那些党内提出中国不搞多党制，三权分立的人的理由就是否定普世价值，和毛泽东一样提出搞中国式的民主。
在所谓拥多和反多的问题和对温家宝上的争论，是有关08宪章争论的延续，而一些以推动和维护08宪章为使命的人，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让人不容易理解。
把08宪章看的比天还大的人，竟然不敢承认党内可能出现不同声音，08宪章难道不就是想争取尽量多的支持，争取的人当中当然包括共产党，从08宪章签名的人。排在最前面的几个人就可以看出来宪章想争取党内民主力量的的意图。
争论焦点就是承认不承认民间的努力能够在今天的中国争取到活动空间，并可能进一步推进中国民主化。这个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就包括中共的变化。
人们是可以争取活动空间的。不能只承认所有的活动空间都是中共别有用心给的；活动空间是人们可以而且已经部分的争取到的，是中共不得不给的。
这个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就包括中共的变化。认为中共是铁板一块，不会分裂，不会变化，表面上是贬低中共，实质上是在肯定中共的统治能力。
贬低好肯定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今天的事实，苏联，东欧的共产党的分裂，变化，垮台同样会在中国出现；原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化中，共产党本身的变化起了关键的作用，苏联如此，捷克，波兰，匈牙利无不如此，中国没有什么特殊的。
承认普世价值，就是反对中国特殊论，中共的中国式民主是中国特殊论，民运的中国不可能颜色革命，中共不可能变化同样是中国特殊论。
关键不是什么样的人，当然，领导人的个人素质也是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形势逼人，蒋经国并不比蒋介石开明，但蒋经国开放了党禁。
蒋经国开放党禁，也不一定就是他喜欢民主，而是他知道不开放党禁，统治不下去了。
中共的变化也同样，不一定需要良知战胜利益，只需要知道不改统治不下去了，就可能出现改革者。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850
中国建立深圳经济特区30周年之际，温家宝来深圳考察，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
温家宝讲到权力制约问题，我认为这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可是，权力制约就要实行监督，实行三权分立，这显然就是要制约共产党的权力，这可能吗？在一党专制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不过是行政改革。
有些分析人士认为温家宝讲话是“政改信号”，本人不以为然。因为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同样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看到任何具体行动。
从喊口号上来说，温家宝的确比政治局其他八位常委敢说。正面说吧，空喊口号比不喊口号是不是好一些，起码让人存有幻想。难道中国的政治改革仅仅停留在说说而已？！
●外媒对温家宝深圳讲话的报道和分析
▲香港明报8月22日报道：温家宝为深圳定位创意之都促推动政治改革保经济
【明报专讯】本月26日是中国建立经济特区30周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本月20日起一连两日到深圳考察，他要求深圳推动政治改革，以保障经济发展的成果。
特区30周年前夕访深圳
在与包括香港设计师在内的中外创意产业人员见面时，温家宝呼吁设计师要勇于创新，发挥聪明才智，将深圳建设成“创意之都”。据悉，国家主席胡锦涛有可能到深圳出席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
新华社报道，温家宝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等官员的陪同下，20日至21日到深圳调研。他前晚在深圳听取工作会报后强调，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必须立足新起点，适应新形势，瞄准新目标，增创新优势，实现新跨越。一要坚持“特”，二要追求“好”，三要突出“新”，四要敢争“先”，五要立足“干”。他并强调，要全面持久地推进改革，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温家宝并到以互联网下载引擎着名的迅雷网络公司参观，他向年轻的研发人员说，深圳的改革开放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吸引了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到此创业。在深圳创意设计产业园，温家宝和香港设计师靳埭强等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设计人员交谈。
晤靳埭强等设计师
温家宝说，“站在我面前的多数是年轻人，年轻人富有朝气，没有框框，敢想别人不敢想的事，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反映在工作上就是勇于创新，打破框框。我希望设计师们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你们相信，聪明是无穷尽的。只要你们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把深圳建设成创意之都。”
港人聚居地与民众打球
温家宝昨日上午来到有众多港人聚居的皇岗村，与居民一同做柔力球运动，之后又到深圳湾口岸的口岸监控中心了解口岸通关情况。在结束行程前，温家宝专程到深圳博物馆参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大型展览》，并向邓小平铜像献上鲜花及三鞠躬。这是温家宝自2003年出任总理以来，第8次到深圳考察。
▲网刊《参与》8月22日报道：温家宝以批评深圳和广东停滞倒退回应余杰
（参与2010年8月22日讯）：凤凰网昨天下午（2010年8月21日）披露：温家宝近日在深圳考察时批评深圳和广东停滞倒退。人们认为这是变相回应余杰的新书《中国影帝温家宝》。
消息说，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典即将举行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8月20日至21日到深圳考察。在说了一些空话大话套话官话后，温家宝最后不客气地批评深圳和广东的改革开放停滞倒退，他对陪同的深圳市领导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这话显然在指责深圳和广东的改革开放停滞倒退。
研究者认为，虽然报道中没有说温家宝视察了富士康，但可以肯定温家宝此行与富士康在连续“十二跳”后又出现“几跳”有关。广东民工自杀率不断急剧上升和港商台商经营困境不断加大，肯定是深圳和广东改革开放停滞倒退的风向标。温家宝借批评深圳、广东敲打汪洋，是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还有深意，有待进一步观察。
也有专家指出，温家宝在深圳30年庆典到来之际的喜庆日，反常地大胆批评深圳和广东停滞倒退，可能与香港近日出版了《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有关——温家宝借此回应作家余杰：他不是“影帝”，而是改革家。
但这一回应是否得到公众认同，很难。
▲德国之声8月23日报道：有些孤单：对温家宝呼吁政治改革的反响
在中国庆祝第一批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前夕，温家宝“考察”了深圳，在那里发表的讲话中，提到要进行政治改革，引起了中国国内外的注意。在此，把各方面的一些反响综合报导如下。
温家宝的深圳言论
温家宝在深圳的讲话，引起各方面注意的主要是关于政治改革的那些内容。他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
西方媒体的报导
路透社、法新社都报导了此事。路透社的标题是“中国政府首脑号召展开政治改革”，法新社则以“中国政府首脑显然要加强公民权益”为标题。
德语区著名的报纸《新苏黎世报》以“中国政府首脑提倡更多的民主监督”为题，依据路透社等媒体消息报导了此事，文中写道：“温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他的这番言论反映了广泛的忧虑：腐败和滥用权力会葬送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如果共产党不允许进行最起码的政治改革，由于体制的缺陷，那些腐败的责任人不可能真正被克制住。将于2013年初离职的温是他的党内最强烈地要求至少在一些领域里放宽国家控制的人。”
中国媒体的报导
中国官方、半官方媒体普遍报导了温家宝在深圳的讲话，但很少有突出“政治改革”内容的。如和讯网的报导“温家宝：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以保障经济健康发展”，或者《国际财经时报》的“温家宝考察深圳再提政治改革”，这样的标题都显得有点“寂寞”。
转载比较多的是中新网的报导“外报关注温家宝深圳行：政治体制改革话藏深意”，里面列举了港台一些媒体的报导。这里面引述的港台媒体言论多半是报导，而评论很少。总体上，中国媒体给人以需要通过迂回来提到“政改内容”的印象。引述的话里，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旺报》的话；温家宝的“政改论”话藏深意，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是“不会照搬外国政治制度的模式。”“温家宝此刻再提政治体制改革，……更深远的意义是……为中共十八大预做铺陈。”
中国专家看法：这两年展开政改不可能
凤凰网发表了中国民间研究机构安帮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的文章“温总理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什么。”文章认为，改革的宣示应该由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发出，而“不应该由国务院总理来吹响冲锋号”，温家宝“语气热烈，但声音显得有些孤单。”
贺军还认为，目前“看不到重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环境”。他还指出，现在并非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胡温体制还剩余2年多时间，这么短的时间“不仅不能提供足够的改革时间与空间，还可能被认为给中国执政核心的平衡过渡增加了变数。因此，保持稳定将是中国政治生活最重要的主题。”
网民的反应
中国国内一些博客和论坛讨论了温家宝的这番言论。网易发表的一篇博客标题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落实要在10年以后”。文中说，邓小平“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说到政治体制改革，为何一直不见深入？其实也没有什么奥妙，时机不到而已……那么什么时候才算到呢？”这篇有不少读者的博客下面，有读者写道：“政治体制改革？发白日梦，历史的轮回大家都是知道的。”但也有乐观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那些死脑筋的文明早就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中华文明5000年，那就证明不是死脑筋的，否则不会这么长命……新一轮改革的种子已经播下！大幕正在拉开。”
温家宝提到民主和政治改革并非第一次。2005年底他对法国《费加罗报》副总编等说，美国的黑人解放大约经历了100年，“中国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推进民主建设，同样需要时间。”当时，中国有一位署名S函数的网民发表文章评论道：“从温总理谈民主的话语中首次加入了时间的概念，我总算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希望，只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再过40年，温总理已是百岁人瑞，我也90挂零，恐怕是都看不到中国民主化的那一天了。”为此，他“为孙子高兴得泪流满面”，他解释道：“因为我的儿子是没有机会成为民选的国家主席了。”
▲博讯新闻网8月23日报道：采访杨恒均：温总理为什么谈普世价值？
博讯记者：杨博士，总算打通您的电话了，听说您正好在深圳，请问和最近深圳举行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有什么关系吗？
杨恒均：我是路过深圳，和他们的活动没有啥关系。我不被他们当成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副作用被清场已经是万幸了。
博讯记者：看到你在微博客上推荐了温家宝在深圳的讲话，请问，你如何评价他的讲话？（注，温总理访问深圳时，杨博士在他微博上发了这样一条：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讲话：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必须用改革的方式去解决。不但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还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有可能“得而复失”！不解放思想，不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成果……就有可能“死路一条”。
杨恒均：你不是看到了？我觉得挺好的，所以就尽了我的“微博之力”，推荐了一下。
博讯记者：你不觉得他在作秀吗？能不能谈一下你对温家宝常常谈普世价值的看法？有网友认为他在作秀，还送了他一个“温影帝”的称号。
杨恒均：作秀也不完全是坏事，这些年，我大大小小观摩了西方近四十场选举，亲自陪同亲戚朋友参加造势、投票就达十几次之多，你告诉我，哪一个西方的政客与政治家不作秀？哪一个候选人不是高举“改革”（或者“变革”）与“普世价值”的大旗？用变革与普世价值来作秀，是不是比那些说“绝不”的人要强一些？
不过，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温家宝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政治人物中唯一一位本身执掌政权，却表现得像一位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似的。
博讯记者：听上去很有意思，可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杨恒均：在西方，一般是在野的（反对党）的总统（或者总理）候选人才会把变革与普世价值挂在嘴上，而当权的那个（候选人）更使劲地推销自己的政绩与政策，强调的是“绝不”，例如绝对不能把政权让给那个在野的候选人。这一点在美国尤其明显，奥巴马就是打着“改变”的旗号，大谈“普世价值”，他也就赢在这一点上。他的对手也谈改变，可是，却很没有说服力，因为他是布什的共和党推举的候选人。
回到温家宝的一些讲话上，尤其是当我在西方国家时听到他的讲话，总给我一个感觉：这个老同志正在发布竞选宣言？他要通过这种西方政客们常常使用的方法击败政敌？实行变革？他正在向“选民”表达他当选后的执政理念？——我想，恰恰是这一点，让很多批评他的知识分子找到了把柄，他们就说了，你怎么回事啊？你自己不就是正在执政的总理吗？你别只说不做啊……
博讯记者：这个现象说明什么问题？
杨恒均：说明什么大家自己去想，我也不知道，坊间流行不同的传说：一是他看到执政者大势已去，却也认识到人类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所以，他要借此“立言”与“立志”，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怀念的东西。他当然并不比我们蠢，他不是没有看到，同样是执掌过政权的李鹏和胡耀邦、赵紫阳，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竟然有天壤之别，这对于官当到他这个高位的人来说，能没有一点启发？想想李鹏在位时，做总理的时候也“兢兢业业”过，当委员长时还立了不少法的，可是，在民众中，听说现在就在买鞭炮等他死，这也太残忍了吧？相反，耀邦和紫阳在位时间并不长，当时经济也没有后来发展得快，可是，他们在民众心目中的历史地位已经无法磨灭。对于一个一人之下十三亿人之上的总理来说，能看不到这些现象？
这也是批评他作秀的网友们的共识，认为他作秀就是为了留名，甚至沽名钓誉。至于一些网友进一步推测他作秀是为了保卫政权、维护稳定，那就有些一厢情愿了，他如果不作秀，如果也高喊“绝不”，在这个体制下，你能咬他吗？
另外一个传说指温家宝是“在野”的“总理”，想推动改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利益集团实在太庞大，甚至庞大得连他自己都淹没在里面了，所以，他用这种方法“立志”的同时，也想得到更广泛的同情、呼应甚至支持。如果这种传说属实，我想温家宝要失望了，他不但得不到党内的呼应，连群众也最多喊叫几声，甚至他的讲话都被主流媒体与新闻网站屏蔽。
博讯记者：这样说，还真不好对他谈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说什么好了？
杨恒均：那倒不会，谈总比不谈好，谈普世价值总比叫嚣“绝不”要好。这里面有几个需要注意的：
第一，温家宝与西方领导人都谈“普世价值”，都作秀，而且，如果你对比一下，温家宝并不比美国与澳洲的领导做得差，尤其是，西方一些领导人当选后，在离下一个选举日还有几年的时候，就不那么勤快地作秀了，而温家宝是在当权的时候作秀。当然，更大的区别在于他们所在的政治制度不同：西方领导人作秀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选民投票给他们，而温家宝作秀的目的就众说纷纭了。例如，有人说，温家宝总理作秀的唯一目的就是欺骗，毕竟毛泽东当初也是用民主自由为旗帜凝聚民心夺取政权的。我觉得这个判断有问题，毛泽东夺取政权后就不再提民主自由那一套了。再说，如果动不动就质疑动机，同样也可以反问我们这些主张民主自由的人：你们整天叫嚣普世价值，是不是也只是为了夺权、当领导人？
第二，温家宝与普通网友都谈普世价值，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但却有区别。对于知识分子推销普世价值、呼吁变革的纸上谈兵，西方有一个词语，大概叫“speechact”，意思是“言语行动”，这种由光说不练的知识分子作出的“言语行动”已经被历史证明为一种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各种行动的行动。很多维权的网友不理解，经常质疑一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光动笔”，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知识分子的行动就是“动口”，这也是很有威力的。如果温家宝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他整天宣扬普世价值，那真值得称道，可他毕竟是政府总理，他有行动的能力。这就让他的“言语”有时不但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还引起一些网友的反感。
第三，可反感归反感，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现象的存在：在国内网络管制越来越严的情况下，温家宝讲的那些话，由我们这些普通网友说出来，不要说上主流媒体，就是在博客都有可能被删除，所以，有时我感到荒唐之极的事儿是：在这个普通人都不能随便宣言普世价值的国度，我们的总理倒成了普世价值的“宣传队”、“播种机”？难怪有些年轻网友调侃：老杨，他觉得说普世价值有女孩子喜欢，所以他不让你们说，他要自己说耶……
博讯新闻：杨博士，刚才谈了温家宝谈普世价值，我们最后是不是回到深圳问题上，温家宝总理是在深圳讲这段话的，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杨恒均：我还是先引用我的另外一条微博吧：纪念深圳改革开放30年，我也尽“微博”之力，提点建议：先把深圳提升为直辖市，随后根据香港的模式与经验，对深圳特区进行大胆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变革，实现小平“再造几个香港”的遗愿，也成为继续改革开放的新起点。
这就是我的建议，我想，如果说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从东南沿海、从深圳开始的，现在为什么不继续从这里出发？有人说改革已死，我看至少是疲软很久了，我们需要重新出发，就可以从香港的普选，从深圳的“再造香港”，从广东的“思想解放”入手……
▲英国广播公司（BBC）8月24日发表中文网记者跃生分析文章：温家宝的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什么
中国总理温家宝星期五（8月20日）在深圳发表讲话，再次提及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引起各方广泛关注。
温家宝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事实上，这并不是温家宝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每次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和密切解读，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热切期待，另一方面也由于这一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有人喜欢把温家宝的讲话看成是个人自主性的体现，赞扬他出面主张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勇气。一些观察家甚至提出疑问：他的讲话是否代表中央？
分权和监督
对比一下五个月前温家宝通过中国当局权威文件《政府工作报告》所表述的内容就可以发现，上述的猜测没有什么根据，温家宝的最新讲话也没有什么新意。
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及政治体制改革时说，“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温家宝这次在深圳讲话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还说，“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温家宝在五个月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温家宝的这些谈话的确表达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也提出了分权和监督这两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但是，人们希望看到的是具体的措施和切实的行动。
到目前为止，在腐败猖獗屡禁不止的情况下，公众希望听到的并不是“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的空泛言辞，希望看到的并不是“政务公开”之类的表面文章，而是能够真正带来变化的改革行动。
划时代的改变
中国现在正在纪念作为经济改革成功重要标志的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人们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得益于一系列重大的政策转变，包括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允许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市场竞争，等等。
现在，人们也期待着中国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出现类似的划时代的改变。例如，允许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和允许独立媒体的存在，等等。
前不久，中国作家余杰的新书《中国影帝温家宝》在香港出版发行。这本书否定了有关温家宝属于中共体制内温和派和改革派的评价，批评温家宝只注重表演，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没有以更多的努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有评论人士指出，温家宝在深圳发表的最新谈话就是对《中国影帝温家宝》作出的回应，表明自己不是“影帝”，而是“改革家”。
事实上，“影帝”和“改革家”可能都是夸张的评价。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需要大胆的政治家作出承担历史责任的决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8月24日报道：“温家宝深圳谈话”研讨会（座谈会）在北京密云水库举行
8月23日下午，北京各届群众及两岸三地“温家宝深圳谈话”研讨会（座谈会）在北京密云水库隆重举行，出席人员包括徐友渔、崔卫平、罗世宏等知名学者以及国内诸多知名推特、知名网友。就此，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博讯网报道说，这次研讨会由崔卫平主持，在密云山水饭庄举行。
崔卫平说，她认为温所说的敢为天下先，与零八宪章的思路是一致的，是个人自主性的体现。
徐友渔说，中国的领导人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都是了解的。政治局党委中只有温家宝敢说，这也说明温是了解情况的，值得注意的是为何只有温家宝敢这样说。我们提出坚持改革开放还有没有意义？现在政策的出台是为了特殊团体利益还是国民利益？
政治学教授周枫：温讲话能否起大作用值得怀疑，不争论传统是非常有争论的。改革开放到底是对谁说的？他的讲话是否代表中央？温家宝的讲话是针对谁？温的讲话有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他的讲话是代表谁？
阿尔：我们已经不是摸着石头过河，温家宝最近一系列动作，都是一种进步力量，起码是代表进步力量在发声。这个谈话很好，不必过份负面解读。我们要以把这种谈话当成石头，扔到河里，扶着过河。民间如积极回应，温或有可能更进一步，从而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减少暴力。
博讯网说，在下午四点半左右，研讨会现场突然进入一男一女戴墨镜的人，随即会场停电，因研讨会已经差不多讨论完毕，故就此结束。
▲美国之音（VOA）8月25日报道：温家宝提政改口号还需行动
中国总理温家宝对特区领导说，要解放思想，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分析人士说，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很大。
*温家宝：不继续改革开放死路一条*
温家宝是在近日在深圳讲这番话的。新华社报道说，温家宝近日在广东省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温家宝还说，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力和合法权益；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份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认为，现在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条件都相当成熟，但是执政党还有很大阻力，缺乏主动性。
他说：“有一部分主张改革，包括一些老干部，还有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年青干部，但是很大问题是当权有实权的主流派是政治改革的负面力量，主张维持现状。”
金钟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发展，当权派和一些精英分子是既得利益者，享受很大好处，害怕政改损害其既得利益。而八九年六四运动之后改革派被排挤，培养提拔的干部多数是保守派，导致现在当权干部的改革阻力很大。温家宝也只是主张在一定范围内的政治改革。
他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完全在温家宝手上解决，更重要的是胡锦涛一把手和政治局常委，多数人是相当保守的。胡锦涛对政治改革缺乏胆略，是最标准的党内维持现状派代表人物。现在高层阻力相当之大，所以现在温家宝只能放空炮。”
*中国影帝还是改革者？*
温家宝在任内曾有多次在媒体上发表动情言论，通过行动展现自己亲民形象。凤凰网报道说，“有专家指出，温家宝这样讲话，可能与香港近日出版了《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有关——温家宝借此回应作家余杰，他不是影帝，而是改革家。”
《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作者余杰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温家宝这次高调谈政改是回应自己书中和民间对他批评的话，那是个好的信息。
他说：“我作为一个民间独立知识分子，温家宝作为一个当权者，我觉得双方都是在学习之中。我个人学习更加客观公正的评论批评，我觉得温家宝也在学习如何面对接纳批评。”
余杰说，新书出版前后，除了7月5日被有关部门约见外没有再受到骚扰，显示中国的言论空间有所扩大。
他说：“我会跟香港的出版社联络，请他们按照国务院中南海的地址，写温家宝本人的名字，直接从香港寄到他办公室，希望他能看到。我不会因为他一次讲话就认为之前对他的批评错误，他在未来任期两年内究竟能不能切实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还要经过时间观察和分析。”
*政改具体须行动*
温家宝还提到，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严惩贪污腐败，建设公平正义社会，保护帮助弱势群体。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新闻自由是必要组成部分。
北京学者展江认为，温家宝在过去8年内对媒体的贡献是对政府信息的公开。
他说：“我觉得他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是推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让媒体能够做更多事情。我期待的是中国媒体能够在转型中，为温家宝所说的为公平正义做些努力。”
温家宝的总理任期将在2013年结束，他之前表示会把余下的精力放在改善社会福利、处理社会对政府的不满以及实现更平衡和公平的经济发展。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8月25日报道：温家宝提政改遭遇党内阻力
中国总理温家宝日前在深圳表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说，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力和合法权益；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很大。
中国总理温家宝日前表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很大。
温家宝日前在深圳发表上述谈话，他还说，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力和合法权益；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份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
中央社引述消息来源报道说，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认为，现在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条件都相当成熟，但是共产党内部有很大的阻力，主动改革的可能性甚小。
党内虽然有一部分主张改革的老干部和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年轻干部，但掌握实权的主流派是政治改革的负面力量，他们主张维持现状。
金钟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发展，当权派和一些精英分子是既得利益者，享受到很大的好处，害怕政改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此外，八九年六四运动后改革派被排挤，培养提拔的干部大多数是保守派，导致现在当权阶层的改革阻力很大。
温家宝在讲话中还提到，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严惩贪污腐败，建设公平正义社会，保护帮助弱势群体。作为政治改革一部分，新闻自由是必要组成部分。北京学者一些学者认为，温家宝过去8年对媒体的贡献是对政府信息的公开。
▲自由亚洲电台（RFA）8月25日报道：民间研讨温家宝深圳讲话政改契机或幻想备受争议
温家宝在深圳发表政改言论引起媒体和网络的热烈议论，一些学者和活跃网络人士周一在北京就此举行了一次研讨，并通过推特直播了会议纪要，更多网民参与其中。有意见建议民间推广温家宝讲话，抓住政改契机；也有人认为这是自欺欺人。
国家总理温家宝日前在深圳公开谈政改，其中提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也提出，“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此番讲话引起各界的关注。
本周一，一个民间主办的“温家宝深圳谈话”研讨会（座谈会）在北京密云水库的饭馆举行，约20人的座谈参加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台湾中正大学教授罗世宏等学者，以及一众大陆活跃的网络人士，由北京电影学院学者崔卫平主持。
徐友渔散会后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第一，大家还是欢迎他的讲话；第二，觉得最高层里还是有表达人民意志的，认识大家还是很高兴，当然大家不会为了他讲话的内容而逐条落实，大家没有报这种奢求和幻想。”他个人认为温家宝的讲话不但不代表中央将启动政治改革，反而是温即将离开政治中心的信号：“政治局至少是不反对他，但肯定也不会是事前决意授权他说这些话。我觉得有个规律是谁在掌权的路上已经走到尽头了，他会说一些真心话并认为也是比较好的话。”
会上主持者崔卫平说，温此次在深圳的讲话中提到的要“敢为天下先”与零八宪章的思路是一致的，是个人的自主性的体现。而中国民主的力量队伍有先有后，而在实现民主的过程当中，是不能把共产党排除在外的。
此话引起了与会者的争议。香港的剧作者李树型说温家宝曾经号召作者讲真话，但刘晓波就被捕了，温家宝应该站出来讲话。现在他提出来要政治改革，话听起来爽快，但怎么才做得到？
徐友渔接受本台采访时说，首先应呼吁当权者停止“先打出头鸟”，“敢为天下先”完全可以引申出这种意思，完全是它基本精神的发挥。说到这里大家都很高兴，我马上提出中国另一句话，“枪打出头鸟”，那么既然讲到敢为天下先那就要允许我们探索，在中国现有的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自由发表意见。
台湾中正大学教授罗世宏认为温家宝说了比没说好，民间知识分子、行动者可以借力使力，把谈话看成是政府的承诺，认真来要求落实。这一意见得到不少与会网络活跃人士认同，表示温的讲话有正面意义，民间应积极回应推广，不需深究温的动机，可借助他的讲话进行自己的民间工作。其中广州网络人士北风提议社会各界应该抓住机会，就温家宝在深圳的讲话，尽快举办研讨会、沙龙讲座讲演，深入剖析，推动思想解放，力争使温家宝这次讲话成为再次启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契机。
此次会议也通过推特直播纪要，引起网络上及时围观点评，其中四川作家冉云飞说：“要说好话我们可以比他说得更好，有人说要利用温家宝的假戏真做，我真的觉得是一厢情愿，温家宝说了八年的好话，这个国家被关进去的异见人士越来越多，这就是它的现实。关键在于共产党怎么做，温家宝怎么做。”
他对体制内推动政改不寄任何希望：“我承认他说的话都不错，但没用，温家宝没有真正的声望和道德资历，而整个共产党八九年之后没有改良派了，都死掉了。目前为止我看不到他们有任何政改的机会，没有人有这个能力，从他们的利益上讲他们也不愿这样干。”
▲《零八宪章》论坛8月25日发表声明：抓住历史时机，开启政改航程，拯救民族危机
日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在深圳特区设立30周年之际前往考察，强调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温家宝先生在深圳考察讲话中强调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沿续着过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共领导的政治改革承诺，同时他还较全面而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内容、目标，即“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保障司法公正”、“使人们生活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应该说这些对政治改革内容与目标的构想，是针对时下中国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而开出的药方。
今日中国社会危机四伏、灾难频临，各种打破人类底线的“人祸”，如毒奶粉、毒疫苗、毒大米、输血感染艾滋病、豆腐渣学校、屠童事件等等，接踵而至；社会矛盾激化、暴力冲突日炽，每年超过10万起的群体性事件与常年数以千万计的上访者，已构成旷古绝今的奇观；社会普遍弥漫着绝望情绪，各种自杀式事件，如自焚、自爆事件频发；长期畸形的掠夺式破坏性开发与开发性破坏，导致阴阳失调、四时失序，各种看似自然实则人为的灾难，如干旱与洪涝交替，地陷与山崩双临，怪病与瘟疫肆虐，使中华大地整日沦陷入丧亲绝代的血泪悲苦之中；社会裂化与溃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地步，一方面的穷奢极欲，另方面的贫病无助，一方面官权的强取豪夺、垄断资源，另方面民权的救济无路、油尽灯枯，如此现实导致大批居民无房住、农民无地种、工人无岗上、学生无业就，社会形成强者日强而弱者日弱，导致“损不足以补有余”的违反人伦公理的严酷现实；社会环境极度恶化，官僚腐化，黑恶势力公行，公民的生命财产在权力与黑势力面前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中国今日出现如此人人惶恐的末世景象，归根到底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没有双脚并行，畸形的经济发展积成中国社会病入膏肓，30年累积起来的经济成就眼见将毁于一旦。在官权肆虐民权不张的情况下，社会失去了起码的公平与正义，人类固有的价值被颠覆、是非被错置。面对这种社会整体灾难性危机之下，立刻开启政治改革，充分借鉴人类千百年积累的经验与凝聚的价值准则，从保障公民权利约制公权力入手，激化公民自主精神，营造百家争鸣环境，汇聚全民人才智识，以值达成中国五千年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宪政的文明转型，这已是中国当代的大使命！中国能否最终走出危机，消弭时灾，实现重生，当看此举！
诚如《零八宪章》开篇所言：“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当此时刻，温家宝先生毅然表明了赞成推进政改的立场，这是正视危机现实，背负民族责任的态度，对此我们表示肯定和欢迎！
我们认为日下开启政改航程具体可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1、“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落实公民选举权、知情权，通过对各级人大代表和负有主要责任的政务官员的差额选举，真正实现“权为民所授”，对事关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问题必须听取民意与征得民意支持。
2、“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使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分离，实行立法民主，司法独立，结束以党代政，以党代法，党大于法的历史。
3、“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落实《宪法》“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保障公民知情权、监督权与表达权，实现新闻独立，明确并细化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坚决杜绝因言治罪，平反冤假错案。
4、“保障司法公正”：废除不经司法审判就剥夺人身自由权利的“劳教制度”，查处、关闭全国的“黑监狱”、法教班。
最后我们殷切期待：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大潮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消除中国迫在眉睫的社会危机，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零八宪章》论坛
2010年8月25日
●中国学者、作家和专业人士的评论
▲居住在北京的学者江棋生发表文章：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值得一读
温家宝的深圳讲话以新华社通稿形式发布后，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和评议。我在见到杨恒均、崔卫平、徐有渔、张辉、罗世宏和周枫等人的解读后，还特意去《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浏览了一下。我知道，在这两个网站的主办者眼里，温家宝是中共政治局九个常委中最该被敲打的人。不过这一回，《乌有之乡》并没有动静；《毛泽东旗帜网》上刊出了几篇，主帖不算太过分，跟帖中有的是说理，如署名“乐思”者引了一段邓小平的话：“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接着话锋指向温家宝：“请问瞻仰邓小平的人，邓小平的话还算话么？难道还要顽固地在错误的邪路上继续走下去？”。有的则是这类网站不可或缺的文革式“炮轰”，如署名“吴伟的”者，破口大骂温家宝“挂着中共中央常委牌子，满口乱七八糟的词句，虚伪透顶，没有一丁点儿正人君子样儿。”
那么，对我来说，温家宝的这次深圳讲话是否值得一读？这篇所谓的“重要讲话”又被我品出什么味儿来了呢？
我认为，与先前温家宝的一些公开讲话往往语焉不详不同，这次讲话可以说给出的信息比较明确，便于人们据此澄清一些重要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很值得一读。读了之后，我有以下几点心得：
一、温家宝和另外八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确有不同之处。
温家宝这次讲话中的一些关键词、句，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敢争‘先’”、“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等，人们从其他八名常委嘴里，几乎听不到。再往远一点说，自1989年六四屠杀和后来的苏东巨变之后，中共当政者不仅事实上终止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操作，甚至连提一下的精神头都打不起来了。就此而言，温家宝还真有点另类的味道。
二、我对“温家宝这个另类，另到什么程度？”，心中更有底了。
读完温的这次讲话，我坚定了自己早就抱有的看法：温家宝和其他八名常委的区别，不是前者主张认同、皈依普世价值，后者拒绝、抵制普世价值，而是在摒弃现代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共同前提下，双方在管治理念上存在差别。温提“政治体制改革”，目的很明确：“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即现行一党专政制度碰不得，但要使其“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些，运转得更顺溜些，显得更有“勃勃生机”些；而其他人则认定：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靠打压、收买和掌握主流话语权，制度的生命力也差不到哪儿去，且又能规避“改革”可能引发政治危机的不测风险——他们认为这么做更可取，更划得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认为，温嘴里的“解放思想”，并没有飞出邓小平钦定的鸟笼。温嘴里的“与时俱进”，也没有越过江泽民设定的雷池。说得更直白透彻些，我敢断言：温嘴里的“要敢争‘先’”，绝不会含有要深圳争当“率先全面香港化之示范区”的弦外之音；温嘴里的“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之清单上，也决不会列有“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分立”这样弥足珍贵的人类社会文明成果。
三、现有当政者对“政治体制改革”不想去做、不会去做。
官方话语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内涵很明晰，那就是，在绝不搞“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分立”的前提下，去做一些完善现有基本政治制度的“改革”。对此，曾经的顶级“内部人”暨温家宝的顶头上司赵紫阳先生说得极为清楚：
“那么邓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是怎么样的改革呢？总的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改革历程》，第271页）
赵紫阳简洁明了地、权威地作证道：
“邓对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议会制，是特别反对和坚决拒绝的。差不多每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都要说上一段绝不可采取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改革历程》，第274页）
如前所述，在惊心动魄的1989年之后，就连这样皮相的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都没有兴趣再搞了，并且连提的胃口都没有了。“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亦步亦趋，同样如此。没有当上核心的胡锦涛则更是底气不足，只能如此。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贵为”总理的温家宝除了说说而已，还能有什么新鲜的？君不见，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已说过好多次了。而事实上，如果温家宝豁出去动真格的，真以行动去兑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真要“深化改革”，那么，在不破除邓小平给出的刚性约束前提下，他能怎么个深化法？又能深到哪儿去？现在，后极权的政治上一党专政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半吊子市场经济即权贵市场经济，均已大体到位，官方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恐怕是该洗洗睡了。
四、现有当政者更不会改弦易辙，去实施变革基本制度的宪政民主改革和导向完全市场经济的改革。
中国的出路其实根本不是温家宝所说的“推进改革”和“深化改革”。在可能的真正出路中，有一条出路是：当政者改弦易辙，去实施变革现有制度的改革，即政治上的宪政民主改革，经济上的完全市场经济改革。但在目前情势下，当政者心中没有宪政民主的愿景，反有“绝不照搬”之毒誓；虽亟盼一顶“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但不仅不愿撤出深深介入资源基础性配置的权力，搞起“国进民退”来还驾轻就熟，毫无心理障碍。最主要的是，中国民间反对力量还不能迫使当政者去实施这样的历史性改革，甚至，还不足以鼓舞中共党内潜在的民主力量生成有形的宪政改革派。在这样的情势下，期待当政者会起而效法伟大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当属异想天开。
五、中国民间责无旁贷，是中国制度变革的第一推动和主要动力。
如果将不屈的自由战士、圣女林昭对毛泽东极权的反抗和批判，认作是中国民间对中国制度变革的第一推动，那么，这可歌可泣的“一推”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自那之后，终于，越来越多的国人逐渐觉醒，并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汇成要求制度变革和制度转型的主要动力。然而我必须强调说，来自中国“推友”们的这种动力还远远不够强大。唯其如此，我才尤为痛切地感到，对中国大陆的民间反对派来说，哈唯尔们、米奇尼克们和萨哈罗夫们身上决不是没什么好学的，而是有太多需要好好学习借鉴的东西。作为把老虎赶到笼子里去的无畏而明智的先行者，他们向后来者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基本的、普适的思想和经验。当然，到底能不能以非暴力方式不流血地实现制度变革和制度转型，以事实打破中国人只配享有一党“民主”、不配享有多党民主的咒语，最终将取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践行。
▲《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的作者余杰发表文章：温家宝如何取信于民？
温家宝的深圳谈话了无新意，大都是此前讲过的空话和套话，却引发了对政治改革望眼欲穿的民间人士的莫名亢奋。北京与广州两地的一些人士召开“温家宝南巡研讨会”，仿佛温家宝话音一落，政治改革就箭在弦上。
在此一背景下，某些貌似独立的知识分子公开攻击和辱骂我的新书《中国影帝温家宝》。《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赞美温家宝说：“我是做媒体的，我亲身体验了他喊话的作用。近年媒体话语的很多突破，公共话语的很多突破，都是他喊话喊出来的。”因此，他批评我的书是“垃圾”。
我不知道这几年来究竟有哪些公共话语“被突破”，我只知道新闻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因言论被治罪的记者和网民越来越多。笑蜀曾将国共谈判期间中共机关报上社论编辑成《历史的先声》一书。那时，中共说的支持自由民主的话，如取消一党独裁、实行多党竞选等等，比今天温家宝的讲话精彩千百倍。可是，结果如何呢？
在北京郊外密云的研讨会上，曾经翻译过哈维尔著作的学者崔卫平说，温说的敢为天下先，与零八宪章思路是一致的。我想反问的是，既然温家宝与零八宪章的思路一致，那么刘晓波为什么被温家宝关进监狱呢？一个多月以前，北京的国保警察传讯我的时候说，温总理所说的普世价值，跟零八宪章完全不一样，除非你们智商有问题，才会将两者联系起来。一个多月之后，果然有学者异想天开的言论发表出来。
看到温家宝的拥护者们的诸多言论，我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当年毛泽东“反右”是白反了。老毛在“反右”之前说过的支持自由民主的话，比温影帝说的动听多了。那时，知识分子们也激动万分，结果个个沦为牛鬼蛇神，死无葬身之地。今天，很多人自作多情地想利用温家宝一把，所谓“假戏真做”、“弄假成真”。殊不知，他们自己却被影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中国文人投机心理既可悲又可怜，影帝的影迷一抓就是一大把，说明我写《影帝》一书、戳破色彩斑斓的肥皂泡，并非无的放矢。
为什么只有当温家宝先说了“政治改革好”之后，我们才敢跟着说“政治改革好”呢？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本质上仍然是恐惧之下的自保和怯懦的心态，以及不愿付出任何代价就想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的妄想。这个世界上有过免费的午餐吗？坐牢的刘晓波和说大话的温家宝，究竟谁在推动中国的进步呢？
温家宝要取信于民，其实并不太难，先放三把火就可以了。首先，亲自向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长、死于毒奶粉和毒疫苗的孩子的家长鞠躬道歉，并惩治有关的贪官和奸商。其次，释放刘晓波、谭作人、师涛、刘贤斌等良心犯，并给予国家赔偿。第三，命令媒体公开发表零八宪章，以供公众鉴别和讨论。如果他这样做了的话，我愿意重新写一本《中国改革家温家宝》，为其正名，为其鼓与呼。
▲四川作家冉云飞发表文章：分析温家宝深圳讲话
一个人讲话，并不一定真值得关注，因为世间讲话者伙也。讲话讲得好，有普世作用，脱颖而出，这当然是引人注意的原因。还有一种讲话，并非讲得多么好，而是位高权重，掌管不少人的利益乃至生杀予夺的大权，使得人们不得不去关注其言论，并从中嗅出一点为我所用和自保的蛛丝马迹。我承认温家宝的深圳讲话，有部分核心言论兼具这双重功效。我承认温家宝在不多的几次谈民主自由的时候，讲得都还有些道理，虽然于我这样一直关注民主自由的来讲，简直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常识。但对于饱受信息屏蔽和愚民教育之苦、又胆小怕事的普通民众来讲，恐怕还是有点令人诧异的效果。难道共产党真要放弃自赋的权力，真想推进民主自由了么？
共产党的权力来源于枪杆子，不是民选，用现代文明政治理念和文明国家的标准来看，是没有政权合法性的。权力不来自于民授，来源于枪杆子，是前现代社会和丛林社会的通用法则，不是一个文明社会所当有。共产党虽然拥有强大私器军队和丰盛的税收，但他们对自身权力合法性的焦虑，却无时无刻不体现出来，这就是他们长期大声高喊自己是“伟光正”的根由。正因为自己的权力来源不合法，才要采取高压和愚弄的手段，来使民众服贴。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后，官方知道单靠打压、恐吓、愚弄是不解决问题的，于是利用手中垄断所获得的利益采取拉拢收买一部分，从而打压另一部分的策略，进而形成今天这种如累危卵的超级维稳的局面。官方大量的言论是说民主自由不适合中国国情，其实这不是适不适合国情的问题，而是因为不民主不自由，能保住一党独裁下官方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温家宝的讲话是比许多中共领导人讲得活，有些讲的是人话是普世价值，这些话都不错。但其客观效果，是起到为中共舒缓民众压力的唱红脸的作用，贾庆林、吴邦国等提倡不实施民主自由的人唱黑脸，给民众一种他们不团结的假相，从而进一步在改革派和专制派二元对立里打转。这种缘自八十年代的改革派和反对派二元对立思维，以及依靠改革派来推进社会变革的路径，应该改一改了。因为八九血案过后，已经没有什么改革派了。即便温家宝、刘亚洲等偶有言论符合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也根本没有什么“派”的力量。那有人说怎么办呢？官方这么强大，他们内部又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变革力量，如何是好？我认为每个人切实维权，像家庭教会一样达成实质结社——虽然官方不认可，但我认为家庭教会已达成实质结社，这是我对家庭教会比较敬重的原因，除他们之外，没有任何实体性质的自由结社。互联网有虚拟结社的意义，但要实体化，却有强力掣肘和打压——每个人每天传播真相，这就会增加对专制的反对力量。当然，有人会觉得这样太过蜗牛，太过漫长，但对于我来讲，在目前的情形下，只能选择这样的道路。
温家宝讲话，有没有可利用的地方呢？当然有，那就是你可以开温家宝讲话的研讨会、印温家宝讲话的衬衫，用温家宝的讲话来维权。但这个“用”可能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而不具备实质意义。为什么呢？你穿一件写“温家宝：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的衬衫维权，一样可能被关黑屋子，一样可能被打得七窍生烟。辛亥革命时四川保路运动的人，用光绪灵牌来作符身护，还能躲过清军的践踏，但现在你穿一件温家宝讲话的衬衫维权，则绝对没有这样的幸运。我们当然有嘲笑清朝专制的权利，但你对比一下当今的政权，当你嘲笑清朝专制的时候，自己得掂量着点。也就是说，温的讲话，其作用十分有限。温的讲话既无改变现实的作用，也没多大舒缓民众压力的价值。我们把温家宝讲话，当作培育公民社会的行为艺术来做，穿着他的讲话衬衫穿街过市，或许还有一点意义，但也就仅此而已，有更多的想法便是徒劳。当然，对温讲话的不同解释，原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与每个人的利益立场、认识能力等有关，有争论有互相的批评完全正常。
下面将这几天我在推特上与人讨论温家宝深圳讲话的推发于后，以便人们观看，引致探讨。
1：大胆讲的人不少，借温讲的人更多。没有行动的漂亮话更有欺骗性，已无实性意义了。RT@HuPing1：对温的政改讲话，我以为我们可以借题发挥，不管温是什么意思，我们借机讲我们的意思。胆大的，直接讲，胆小点的，以响应温的讲话的名义讲。
2：温家宝没有行动的好话讲得越多，民众越失望，这和清末宪政一样，可以欺骗民众一时，但时间没有耐心被欺骗。温的讲话在于自己留个好名声，拖过他当政这两年。
3：江系、胡系之争，远没有大到要他们要撕皮脸皮，来进行民主政改的地步，所以说温家宝与江系刘云山、李长春等不一样，完全是我等小民百姓的自我安慰。在他们的特权利益面前，共产党高层并没有大家期望的那么多裂痕
4：我承认是人都有利益冲突，中共高层也不例外，但远没有外面捕风捉影那般厉害。为什么我们喜欢传播中共高层的内斗呢？那是因为如果他们团结一致的话，小民百姓就绝望到没底了。说他们内斗，好多一点自我安慰，找点活下去的理由
5：但没有任何一次争斗是为了民主自由RT@wanghaoxuan：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华国锋，陈希同，陈良宇，陈绍基等等RT@ranyunfei：我承认是人都有利益冲突，中共高层也不例外，但远没有外面捕风捉影那般厉害。
6：RT@ChineseDancer：高层之争，基本上是现实权力地位之争、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争、长远的权利延续布局之争。至于稳固统治一党专政，那是原则是共识是底线。有些人听风就是雨，就喜欢自我意淫顺便忽悠屁民们，去死吧！
7：中共高层的利益冲突，仅限于现实利益冲突，而不是根本变革的冲突。他们对专制极权能实现他们共同利益最大化这一点上，有小民百姓意想不到团结性。由这样的实质来看温的讲话，便可洞幽烛微。
8：各级地方政府明目胆的胡来，为何中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犯错官员为何频繁复出？那是因为极权制度下的稳定，能带来这个利益集团的最大收益。不惜一切吸收党员和公务员，就是加大利益捆绑基数，从而使集团利益最大化得以绵延。
9：RT@kunlunfeng：解读影帝深圳谈话：1、极权高层安排的另一场秀逗，平民怨、缓压力；2、继续麻痹体制内外残存幻想人士，解构民间反对力量；3、政体改革彻底没戏了，连影子都看不到了；4、个人喊话为家族留名，以备清算之需。
10：RT@jajia：影帝深圳讲话，只不过是因为深圳30周年，场面上的应景之作，不必过分解读。首先是无此动力，次之是无此必要。剩两年就下了，何苦惹祸上身呢。
11：RT@kunlunfeng：温影帝是当今中共高层最优秀或是最拙劣的表演者，也是维稳体制的最有力说客和推手。这就是现实，即使你不愿意看到。
12：唱双簧要全部一起唱么？请问胡先生，这八年温说了这么多，有什么进展？RT@HuPing1：如果温讲那些漂亮话只是欺骗，那干嘛那八位不一块欺骗呢？如果温想留美名，那八个为什么甘愿留恶名呢？
13：没有表演者，欺骗性降低，会有更多反对者。RT@CitizenRight：【没有影帝怎么办？】现在怀疑家宝温的人占了多数，嘲笑讽刺之。问题是，有一天连这么个所谓表演的人也没了，是不是要后悔呢
14：RT@mozhixu：对温影帝就六个字：听其言，观其行；不急于否定，更不急于肯定
15：RT@sanqia灾难片档期太密，别指望了RT@xiaohei798：如果温家宝改变戏路，开始动作片生涯，政改也好，民生也好，真真正正办几件实事，那才能让人信服，才是德艺双馨的好演员。我拭目以待。
16：有点道理RT@sanqia还有人说可以利用温的讲话发挥，问题是…知道的最清楚的都在监狱里。这些话的作用可能在于，让一些媒体中人如获至宝，发表一些同义反复的文章，让自己觉得言论领域有突破以安慰自己这些年在试图改变权力这事上没白玩。
17：共产党六十年来说的好话，加起来可以把世界建成天堂，但他们的结果是把中国建成了地狱。温说了八年好话，如果付诸实施，可使中国有很大的转变，可是遍地兴邦级灾难。口惠而实不至是温讲话与伟光正其他好话的共同特点。
18：RT@mozhixu：RT@pufei影帝说要查豆腐渣，黄琦入狱；影帝说要查死难学生人数，谭作人入狱；影帝说要允许公民批评政府，三网民入狱；影帝说只有民主才不会人亡政息，刘晓波入狱；影帝说要懂得科学民主含义并融入实践，刘贤斌入狱。
19：RT@wuxinkuaiyu：RT@yangpigui：温家宝和朱镕基一样，豪言壮语和漂亮话说了很多，非但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暗度陈仓，公子公女该怎么干怎么干。一言兴邦式的中国式话语崇拜症到今天仍然能够拨乱芳心，真是无语。
20：胡温这八年，由于社会矛盾越来越加剧，反抗者越来越多。温的好话进得越多，入狱者越频繁，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挺温者能论证一下这个关系么？
21：一边不懈地抓人，打压不同异见者，一边说些没有实际推动力的漂亮话。这就像我打断你的肋骨，一边说打肋骨是不对的，但要赔偿道歉则没门。
22：若批评温只会说漂亮话，有挺温者就说，你以为温一个人说了算么？那么你的意思是只要话漂亮，说了算不算，没有关系么？说了话不算，而又在总理之位，你说我该怎么对待他的演戏？
23：八九后中共高层已无改革（良）派，因此八十年代的民运思路恐怕得有所修订才行。今天批评政府和实际维权的人远比八十年代为多，但没法促成一个内部改良派。因为中共内部已没有任何人有道德声望和实力来推动变革了
24：有道理RT@ZhangDajun我五年前就说胡温在演双簧分别唱红白脸，其目的是维持统治的稳固。以前邓小平一人就能维持左右的平衡，现在威权递减，需要两个人演戏，这话两年前闲言说过，最近余英时也说过。民间的策略是利用这种策略而不被利用
25：@ZhangDajun潘、刘、薄作为太子党有行动，尤其是薄完全是联动组织那一套，没有丝毫新意。但温的确只是个演双簧的人。以我实际接触的诸种人，只有底层公民和民间行动才能推动社会。
26：有些人说利用温的讲话，我们假戏真做。我当然赞同这样的事，只怕你的大部做法是赞美他的假戏，真做到时彻底搞忘了。我很少去说别人的，但忍不住要说说这些所谓假戏真做者了，不知谁把温八年讲的好话，真做了的？请示知。
27：我历来主张自己做自己能做的长项，不指责一般的个体。谁也不要觉得自己的方式最牛逼。但对温家宝不一样，他是纳税人养的，而且贵为总理，不能只说得漂亮，关键是八年了。
28：有人觉得我们批评温家宝八年演戏，没有实质进展，是不愿借助体制内推进改革，这完全是想借空气推进政治改革的一厢情愿的说法。我没有什么能力，但要说有耐心，恐怕要个人比，那是因为我对民间社会逐步演进还有信心。
29：我不喜欢去谴责别人，因为人生事关自己的修炼，你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也只能管住自己。但温家宝这样的不一样，因为他是官员，这关乎公共利益，所以不得不随时批评他们。
30：有人说我们批温的人不懂得妥协，温只说漂亮话，你怎么妥协？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和议事起点，你从哪里妥协，难道他说两句好话，你就赞美就叫妥协么？这样的妥协其用何在？
31：有人说温的话不错，我要说共产党六十年来说的许多话都不错，就算我们不应该揣测他们的动机，也应该看他们的效果吧。如果我说的话不错，但我让你活得不快活，是不是你应该赞美我呢。这样看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确在中国有深厚的土壤
32：现在许多人对温的神化和神话，就是老一代对周恩来神话的一个翻版，任何时候都摆脱不了对单个人的“崇拜”，而对制度变革命信赖不够的窠臼。周恩来是个何等样的人，看看《晚年周恩来》就不难侦知了吧
33：个我同意RT@juntaowang：历史进步、退步和原地踏步，都是合力的结果。不过，离开哪个力，历史都要延续，而且结果很难说是更好还是更坏。争论这些，可以拓广视野，增加面对变局的自觉性，但没有绝对的答案。
34：我主张对温的讲话，进行一系列的讨论和传播。无论是批温、挺温还是利用温，大家争论，都有助于更多民主自由理念的扩散和公民社会的建立。对温的讲话和行为可以坚持自己的判断，但面对黑箱政治，我们大家无论怎样也多是盲人摸象
▲居住在北京的作家、《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的作者余杰发表文章：温家宝正面回应《影帝》一书？
温家宝在深圳调研，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和倒退会葬送改革开放的成果”。博讯新闻网在报道该讲话时，评论说：“温家宝在深圳三十年庆典到来之际的喜庆日，反常地大胆批评深圳和广东停滞倒退，可能与香港近日出版了《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有关——温家宝借此回应作家余杰：他不是‘影帝’，而是改革家。”
《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在香港上市一个星期以来，成为二零一零年以来最受瞩目和争议的政治评论类书籍。我不知道中南海是否注意到了这本书，是否通过特殊渠道将这本书送到了温家宝的案头。我的写作从来没有将目标瞄准中南海，我是为关心中国命运的普通读者而写作，中南海的态度如何，并不能影响我的写作和我的观点。所以，当秘密警察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阻止我出版此书的时候，我对这样的恐吓不屑一顾。
八月六日，针对近期若干地方官员命令警方以“诽谤罪”抓捕记者和网民的事件，最高检察院负责人发表谈话指出：“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做诽谤犯罪来办。”而温家宝这次在深圳的讲话也强调：“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正是在此背景下，自从七月五日我遭到北京警方的传讯以来，直至八月十六日《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在香港如期出版之后，我再没有受到来自北京警方的骚扰。也许，那个自作主张、邀功请赏的国保官员受到了上级的训斥，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正如刘晓波在法庭上所作的“我没有敌人”的宣告，我也从未将温家宝和共产党当作我的敌人。所以，我乐于让作为被批评对象的温家宝先生读到此书，也乐于倾听来自温家宝本人的回应。我计划请新世纪出版社的社长鲍朴先生，以联邦快递的方式，邮寄一本《中国影帝温家宝》到总理办公室。至于这本书会不会被海关查扣、会不会被温家宝的秘书拦截，我不得而知。但我希望藉此表达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沟通与交流的善意。
比《中国影帝温家宝》这本书本身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一波三折的出版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的言论自由的空间艰难拓宽的过程，也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不断学习和提升的过程。作为批评者，作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我在此过程中需要学习的是，如何更加客观、中立和理性地对官员及政治体制作批评；作为被批评者，作为政府的“首席公务员”，温家宝先生在此过程中需要学习的则是，如何面对和接纳批评意见，甚至是非常尖锐的、近乎“修理”的批评意见。正是在这样的学习之中，民主的生活方式才能成为可能。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发表文章：温总理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什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21日在深圳考察工作，并听取广东省和深圳市的工作汇报。温家宝表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温家宝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温家宝随后再度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在近两年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已经很少有高层领导人如此高调地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把阻碍改革提到“违背人民意志”、“死路一条”的高度，这算是呼唤中国深化改革的最强音了。
近两年中国政府忙于办一系列大事——奥运会、世博会、60周年大庆、亚运会，同时要应对一系列大灾难——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洪涝灾害、舟曲泥石流灾害，还要应对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事件——西藏暴乱、新疆暴乱，在经济上则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宏观调控等。坦率来讲，从工作重点来看，深层体制改革问题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并未被排上重点议事日程。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同步的矛盾，在中国市场转型中越来越突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中的种种难题，都能溯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
温家宝总理此次高调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提到不改革将“死路一条”的高度，是否意味着中央高层统一了思想，将要重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如果中国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宣示应该由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来发出，而不应该由国务院总理来吹响冲锋号。如果结合近几年中央领导的讲话来看，我们会发现谈政治体制改革的很少，温家宝总理此次谈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语气强烈，但声音显得有些孤单。
其次，当前中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多种迹象，看不到重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环境。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抽象，它在中国的政经生活中有许多具体的投射窗口。比如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问题，党内民主化及更大范围的民主化问题，新闻舆论监督问题，公众言论自由问题，法治化和司法独立问题，私有产权保护问题。这些领域的改革都是过去被点了题的问题，在十七大报告中还被提到很高程度，社会各届都对此寄予希望。然而，这些领域的改革推动并不顺利，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部分改革还有停滞甚至倒退迹象。
第三，从中国的政治周期来看，现在并非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2002年中共十六大与十届全国人大确立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和以温家宝为总理的“胡温体制”，到2012年十八大和十二届全国人大，这一体制将结束第二个任期。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复杂的大事，剩余的2年多时间不仅不能提供足够的改革时间与空间，还可能被认为给中国执政核心的平稳过渡增加了变数。因此，保持稳定将是中国当前政治生活最重要的主题。
最终分析结论（FinalAnalysisConclusion）：
综合多种因素，我们认为，温家宝总理高调谈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中国将在政治改革方面有所动作的信号。相反，这是他从历史角度对改革重要性的回顾，也是他对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现状带有个人情感的呼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再出发，还要再待他日。
▲香港明报专栏作家孙嘉业发表文章﹕高调讲政改温总向左派宣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周末在深圳视察时的讲话，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这篇讲话罕有地高调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还以空前强硬的语气批判了“左派”，说温总的这篇讲话是对“左派”宣战的一篇檄文也不为过。
在官方新华社发出的1800余字报道温家宝讲话的新闻稿中，出现了最少14处的“改革开放”。
没政改经改得而复失
温总在讲话中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种“得而复失”的表述十分罕见。他说“在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必须用改革的办法、发展的办法加以解决”，明显是针对否定改革开放的“左派”而言，观点与皇甫平、杜导正等中共党内的自由派十分接近。
温总对党内“左派”最明确无误的批判是下面一句：“我们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温总的这番话绝不仅是讲给广东、深圳的官员听的，而应该是有更深的涵意。
《中国影帝温家宝》引回响
近日，《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在香港出版的消息已传回内地，中共多名自由派元老和学者发出加快政改的呼吁“完成邓小平未竟的事业”，官方《求是》杂志发文则要求全党划清“四个界限”，当温总忙碌于舟曲、绵阳的救灾而无法返京之际，副总理李克强对楼市宏调再度发出强硬信号……这一切看似无关的事件，就是温总深圳讲话的背景，至于他这番话的真正涵意为何，很快就会揭晓。本周四（26日）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的大会，国家主席胡锦涛若南下出席，他的讲话可以对照阅读。
▲评论人士张鹤慈发表文章：应该如何评价左右夹攻中的温家宝？
应该如何评价左右夹攻中的温家宝？
温家宝属于中共权力中心的人物，但不是最高领导人。但今天，不论是国内的乌有之乡，还是海外的民运媒体，都把火力集中到了温家宝的身上，这就不得不让人问一声为什么？
国内的乌有之乡和炎黄春秋的厮杀，集中在对毛泽东和温家宝的评价，而海外本来应该和炎黄春秋呼应的民运媒体，也是在炮轰温家宝。
如果是那些高调的革命家，是根本否定颜色革命，否定共产党可能分裂，可能转化，可能出现改革的一定要彻底砸烂旧世界。或要天灭了中共的人，我还能够理解。但偏偏是08宪章的鼓吹者，同样高调批评温家宝，批评他的深圳讲话。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温家宝和温家宝最近的深圳讲话？
首先，应该先看温家宝讲话的原文，看看他的话讲的是什么，然后，你们可以做出自己的评论或猜测。
温家宝深圳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值得关注。
【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可以联想到以前他对普世价值的肯定，这次的话没有那么明显，但类似。上次的话【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句话值得分析【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不是特有，就是已经承认了有。就是承认了资本主义是有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承认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承认资本主义符合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是温家宝说的最明显的一次，中国的路也要按照普世价值去走。
温家宝承认了资本主义已经有，而我们也能够有，也应该有，都仍然含有我们现在仍然没有的语境，就是温家宝的话，可以解读为中国不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而应该走人类共同的道路。
这次报道没有都采用新华社通稿，但所有的不同媒体的报道中，都看不见提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思想，邓理论，江代表，胡发展观。
这里和中共的官话是否有本质区别，可以多看看。如果下面的话不是温家宝说的，而是08宪章中的段落，这些人是否也不会同意其内容？
我真的很希望反对温家宝深圳讲话，又支持08宪章的人，用08宪章的精神，给下面的话挑挑毛病。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和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的斩钉截铁的宣布，中国不搞西方的民主制，不搞多党制，不搞三权分立，难道真的没有区别？
问题不是温家宝到底是什么人，改革派，糊涂虫，野心家，影帝，都不重要。
问题也不是温家宝的动机，是作秀，是欺骗，是良知发现，是糊涂，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个中共第二领导人，中共的总理，说出这些话。
这至少表明了今天的形势。
如果说温家宝的讲话只是欺骗，那么应该回答的问题是温家宝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语言来欺骗？
如果温家宝能够使用中共官方被批评的语言进行欺骗，难道不说明今天中国的形势，普世价值已经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使得中共都不得不利用这些普世价值来欺骗了？
毛泽东这个权势家，玩弄欺骗手段应该是属于佼佼者；在取得政权前，大谈民主，政权到手，马上就承认，可爱的先生们，我们就是独裁。
49年毛泽东肯定美国的民主，后来的毛选上，这些肯定都删除了。
毛泽东为什么会使用民主来欺骗？为什么他在掌握权利前肯定美国或世界统一的民主标准，而大权在握后创造出来了中国式民主？
今天的李长春等鼓吹的是49年后，以无产阶级专政包装的中国式民主，而温家宝鼓吹的是49年毛泽东掌权前的普世价值中的民主，难道这里真的就没有区别？
如果真的没有区别，毛泽东也不会删除他在论联合政府中的章节。毛泽东的删除，就是证明了两者是针锋相对的，不能同时存在的。
温家宝的确没有提出来多党制，三权分立，但他肯定了普世价值；而那些党内提出中国不搞多党制，三权分立的人的理由就是否定普世价值，和毛泽东一样提出搞中国式的民主。
在所谓拥多和反多的问题和对温家宝上的争论，是有关08宪章争论的延续，而一些以推动和维护08宪章为使命的人，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让人不容易理解。
把08宪章看的比天还大的人，竟然不敢承认党内可能出现不同声音，08宪章难道不就是想争取尽量多的支持，争取的人当中当然包括共产党，从08宪章签名的人。排在最前面的几个人就可以看出来宪章想争取党内民主力量的的意图。
争论焦点就是承认不承认民间的努力能够在今天的中国争取到活动空间，并可能进一步推进中国民主化。这个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就包括中共的变化。
人们是可以争取活动空间的。不能只承认所有的活动空间都是中共别有用心给的；活动空间是人们可以而且已经部分的争取到的，是中共不得不给的。
这个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就包括中共的变化。认为中共是铁板一块，不会分裂，不会变化，表面上是贬低中共，实质上是在肯定中共的统治能力。
贬低好肯定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今天的事实，苏联，东欧的共产党的分裂，变化，垮台同样会在中国出现；原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化中，共产党本身的变化起了关键的作用，苏联如此，捷克，波兰，匈牙利无不如此，中国没有什么特殊的。
承认普世价值，就是反对中国特殊论，中共的中国式民主是中国特殊论，民运的中国不可能颜色革命，中共不可能变化同样是中国特殊论。
关键不是什么样的人，当然，领导人的个人素质也是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形势逼人，蒋经国并不比蒋介石开明，但蒋经国开放了党禁。
蒋经国开放党禁，也不一定就是他喜欢民主，而是他知道不开放党禁，统治不下去了。
中共的变化也同样，不一定需要良知战胜利益，只需要知道不改统治不下去了，就可能出现改革者。
胡俊雄：投诉信
我是湖北省黄冈市公民胡俊雄，公民身份证号码：422126196211172010，户籍住址：湖北省黄冈市七一路6号。2009年6月10日和2010年8月7日，本人到浙江省杭州市走访亲友时，两次遭到杭州市公安局的粗暴对待，并且被强行驱离杭州。现将杭州市公安局的违法事实投诉如下：
2009年6月13日上午，本人在杭州火车东站下车后，到杭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去看望病人，走到杭州市卷烟厂大门口时，被杭州市上城区公安分局南星桥派出所的联防队员陈伟民截住，后来又招来警车和多名警员对本人进行殴打，致使本人颈部和手部受伤，并被抓到南星桥派出所。起初他们对杭烟厂的门卫和围观的群众说是抓小偷（强烈抗议警察对我的人身污蔑，必须公开道歉恢复本人名誉），本人反问他们根据什么证据污蔑我是小偷，该派出所经竟然说本人“盗窃国家政权”（太可笑了，古人说，窃钩者贼，窃国者王，在警察眼中，我已经成驰骋风云的王者了，这样的大人物岂能由执法机关最小单位派出所来处理？当然他们所指的盗权者究竟是谁，老百姓心中有数，不言自明）。在南星桥派出所，杭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2名员警蔡某和郑某，在对本人进行简单的“审讯”之后，说不出任何理由就于当日下午将本人强行送往杭州火车东站，强迫本人乘K122次火车回湖北黄冈。
本人患有较严重的先心病，由于遭受杭州市公安局的殴打和抓捕，当时心脏强烈不适，警察恶意殴打公民是绝对犯法的，他们必须为此负责。
2010年8月7日中午，在杭州市凤起路的一家茶馆，本人再次被杭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蔡某和郑某带到南星桥派出所。两位警员起初说我来杭州没有向他们报告（请问根据哪条法律，公民正常出行必须向公安局报告？执法的人不依照法律办事，岂不是明显违法，这是典型的执法犯法）后来又说本人来杭州给他们“已经添了麻烦”。添了什么麻烦？又说不清，我想本人在杭州旅游，不过多一个挤公交车的人，增加了杭州的交通压力，但疏导交通也是警察的职责，难道他们白白花费纳税人的钱，却对一个外来人到杭州旅游都嫌麻烦，这也太不敬业了吧！这显示了杭州警方突出的行政不作为，对此我要依法控告。不仅如此，更恶劣地是强制将本人驱逐出杭州，强行送上了开往北京的Z10次火车，除了说我在杭州给他们添了麻烦外，从头到尾没说出第二个被驱逐的理由。请问杭州国保等警察部门，我在杭州给你们添麻烦，难道就该让我到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怕我把麻烦带到党中央的所在地首都北京？老百姓早就知道，政府规定所有麻烦都应该消化在当地，将麻烦上交是咱们政权的大忌。难道杭州警方不知道？很明显这是故意违背上级政策。应该遭受严厉处罚。
本人作为一个合法公民，两年两次到杭州，不过是访友旅游，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却屡次遭到权力机关的无理对待，这种嚣张的违法行为是对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力对抗。在当今资讯发达的网络时代，有“七十码”传统的杭州市公安局的非法流氓行径，不仅令世人不齿，也给有天堂美誉旅游胜地的杭州造成负面影响。同时给安定和谐的社会增加不和谐音，非常可能催生出无数的“杨佳”式抗暴案例。
现特向负责监督管理杭州市公安局的上级部门投诉反映，坚决要求处理杭州市公安局的违法行为，赔偿因此给本人造成的伤害和经济损失，向本人道歉。以切实保障共和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如果认为本人有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希望有关权力机关拿出确凿的证据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
本人将保留进一步法律追诉的权利。
此呈：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抄送：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杭州市人大。
投诉人：胡俊雄
2010年8月29日
（说明，此投诉信件将通过网络邮件、传真和信函的方式递交到上述有关部门，由于本人居无定所，你们的答复可通过我的电子邮箱）
2009年6月13日上午，本人在杭州火车东站下车后，到杭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去看望病人，走到杭州市卷烟厂大门口时，被杭州市上城区公安分局南星桥派出所的联防队员陈伟民截住，后来又招来警车和多名警员对本人进行殴打，致使本人颈部和手部受伤，并被抓到南星桥派出所。起初他们对杭烟厂的门卫和围观的群众说是抓小偷（强烈抗议警察对我的人身污蔑，必须公开道歉恢复本人名誉），本人反问他们根据什么证据污蔑我是小偷，该派出所经竟然说本人“盗窃国家政权”（太可笑了，古人说，窃钩者贼，窃国者王，在警察眼中，我已经成驰骋风云的王者了，这样的大人物岂能由执法机关最小单位派出所来处理？当然他们所指的盗权者究竟是谁，老百姓心中有数，不言自明）。在南星桥派出所，杭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2名员警蔡某和郑某，在对本人进行简单的“审讯”之后，说不出任何理由就于当日下午将本人强行送往杭州火车东站，强迫本人乘K122次火车回湖北黄冈。
本人患有较严重的先心病，由于遭受杭州市公安局的殴打和抓捕，当时心脏强烈不适，警察恶意殴打公民是绝对犯法的，他们必须为此负责。
2010年8月7日中午，在杭州市凤起路的一家茶馆，本人再次被杭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蔡某和郑某带到南星桥派出所。两位警员起初说我来杭州没有向他们报告（请问根据哪条法律，公民正常出行必须向公安局报告？执法的人不依照法律办事，岂不是明显违法，这是典型的执法犯法）后来又说本人来杭州给他们“已经添了麻烦”。添了什么麻烦？又说不清，我想本人在杭州旅游，不过多一个挤公交车的人，增加了杭州的交通压力，但疏导交通也是警察的职责，难道他们白白花费纳税人的钱，却对一个外来人到杭州旅游都嫌麻烦，这也太不敬业了吧！这显示了杭州警方突出的行政不作为，对此我要依法控告。不仅如此，更恶劣地是强制将本人驱逐出杭州，强行送上了开往北京的Z10次火车，除了说我在杭州给他们添了麻烦外，从头到尾没说出第二个被驱逐的理由。请问杭州国保等警察部门，我在杭州给你们添麻烦，难道就该让我到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怕我把麻烦带到党中央的所在地首都北京？老百姓早就知道，政府规定所有麻烦都应该消化在当地，将麻烦上交是咱们政权的大忌。难道杭州警方不知道？很明显这是故意违背上级政策。应该遭受严厉处罚。
本人作为一个合法公民，两年两次到杭州，不过是访友旅游，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却屡次遭到权力机关的无理对待，这种嚣张的违法行为是对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力对抗。在当今资讯发达的网络时代，有“七十码”传统的杭州市公安局的非法流氓行径，不仅令世人不齿，也给有天堂美誉旅游胜地的杭州造成负面影响。同时给安定和谐的社会增加不和谐音，非常可能催生出无数的“杨佳”式抗暴案例。
现特向负责监督管理杭州市公安局的上级部门投诉反映，坚决要求处理杭州市公安局的违法行为，赔偿因此给本人造成的伤害和经济损失，向本人道歉。以切实保障共和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如果认为本人有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希望有关权力机关拿出确凿的证据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
本人将保留进一步法律追诉的权利。
此呈：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抄送：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杭州市人大。
投诉人：胡俊雄
2010年8月29日
（说明，此投诉信件将通过网络邮件、传真和信函的方式递交到上述有关部门，由于本人居无定所，你们的答复可通过我的电子邮箱）
张鹤慈：应该如何评价左右夹攻中的温家宝？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8月29日来稿）
温家宝属于中共权力中心的人物，但不是最高领导人。但今天，不论是国内的乌有之乡，还是海外的民运媒体，都把火力集中到了温家宝的身上，这就不得不让人问一声为什么？
国内的乌有之乡和炎黄春秋的厮杀，集中在对毛泽东好温家宝的评价，而海外本来应该好炎黄春秋呼应的民运媒体，也是在炮轰温家宝。
如果是那些高调的革命家，是根本否定颜色革命，否定共产党可能分裂，可能转化，可能出现改革的一定要彻底砸烂旧世界。或要天灭了中共的人，我还能够理解。但偏偏是08宪章的鼓吹者，同样高调批评温家宝，批评他的深圳讲话。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温家宝和温家宝最近的深圳讲话？
首先，应该先看温家宝讲话的原文，看看他的话讲的是什么，然后，你们可以做出自己的评论或猜测。
温家宝深圳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值得关注。
【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可以联想到以前他对普世价值的肯定，这次的话没有那么明显，但类似。
上次的话【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句话值得分析【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不是特有，就是已经承认了有。就是承认了资本主义是有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承认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承认资本主义符合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是温家宝说的最明显的一次，中国的路也要按照普世价值去走。
温家宝承认了资本主义已经有，而我们也能够有，也应该有，都仍然含有我们现在仍然没有的语境，就是温家宝的话，可以解读为中国不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而应该走人类共同的道路。
这次报道没有都采用新华社通稿，但所有的不同媒体的报道中，都看不见提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思想，邓理论，江代表，胡发展观。
这里和中共的官话是否有本质区别，可以多看看。如果下面的话不是温家宝说的，而是08宪章中的段落，这些人是否也不会同样其内容？
我真的很希望反对温家宝深圳讲话，又支持08宪章的人，用08宪章的精神，给下面的话挑挑毛病。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和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的斩钉截铁的宣布，中国不搞西方的民主制，不搞多党制，不搞三权分立，难道真的没有区别？
问题不是温家宝到底是什么人，改革派，糊涂虫，野心家，影帝，都不重要。
问题也不是温家宝的动机，是作秀，是欺骗，是良知发现，是糊涂，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个中共第二领导人，中共的总理，说出这些话。
这至少表明了今天的形势。
如果说温家宝的讲话只是欺骗，那么应该回答的问题是温家宝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语言来欺骗？
如果温家宝能够使用中共官方被批评的语言进行欺骗，难道不说明今天中国的形势，普世价值已经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使得中共都不得不利用这些普世价值来欺骗了？
毛泽东这个权势家，玩弄欺骗手段应该是属于佼佼者；在取得政权前，大谈民主，政权到手，马上就承认，可爱的先生们，我们就是独裁。
49年毛泽东肯定美国的民主，后来的毛选上，这些肯定都删除了。
毛泽东为什么会使用民主来欺骗？为什么他在追我权利前肯定美国或世界统一的民主标准，而大权在握后创造出来了中国式民主？
今天的李长春等鼓吹的是49年后，以无产阶级专政包装的中国式民主，而温家宝鼓吹的是49年毛泽东掌权前的普世价值中的民主，难道这里真的假没有区别？
如果真的没有区别，毛泽东也不会删除他在论联合政府中的章节。毛泽东的删除，就是证明了两者是针锋相对的，不能同时存在的。
温家宝的确没有提出来多党制，三权分立，但他肯定了普世价值；
而那些党内提出中国不搞多党制，三权分立的人的理由就是否定普世价值，和毛泽东一样提出搞中国的民主。
在所谓拥多和反多的问题和对温家宝上的争论，是有关08宪章争论的延续，而一些以推动和维护08宪章为使命的人，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让人不容易理解。
把08宪章看的比天还大的人，竟然不敢承认党内可能出现不同声音，
08宪章难道不就是想争取尽量多的支持，争取的人当中当然包括共产党，
从08宪章签名的人。排在最前面的几个人就可以看出来宪章想争取党内民主力量的的意图。
何清漣与劉荻的争论焦点就是承认不承认民间的努力能够在今天的中国争取到活动空间，并可能进一步推进中国民主化。
这个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就包括中共的变化。
人们是可以争取活动空间的。只承认所有的活动空间都是中共别有用心给的，活动空间是人们争取到的，是中共不得不给的。
这个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就包括中共的变化。
认为中共是铁板一块，不会分裂，不会变化，表面上是贬低中共，实质上是在肯定中共的统治能力。
贬低好肯定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今天的事实，苏联，东欧的共产党的分裂，变化，垮台同样会在中国出现；今天原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化中，共产党本身的变化起了关键的作用，苏联如此，捷克，波兰，匈牙利无不如此，中国没有什么特殊的。
承认普世价值，就是反对中国特殊论，中共的中国式民主是中国特殊论，民运的中国不可能颜色革命，中共不可能变化同样是中国特殊论。
关键不是什么样的人，当然，领导人的个人素质也是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形势逼人，
蒋经国并不比蒋介石开明，但蒋经国开放了党禁。
蒋经国开放党禁，也不一定就是他喜欢民主，而是他知道不开放党禁，统治不下去了。
中共的变化也同样，不一定需要良知战胜利益，只需要知道不改统治不下去了，就可能出现改革者。
张鹤慈。29. 8，10，墨尔本
温家宝属于中共权力中心的人物，但不是最高领导人。但今天，不论是国内的乌有之乡，还是海外的民运媒体，都把火力集中到了温家宝的身上，这就不得不让人问一声为什么？
国内的乌有之乡和炎黄春秋的厮杀，集中在对毛泽东好温家宝的评价，而海外本来应该好炎黄春秋呼应的民运媒体，也是在炮轰温家宝。
如果是那些高调的革命家，是根本否定颜色革命，否定共产党可能分裂，可能转化，可能出现改革的一定要彻底砸烂旧世界。或要天灭了中共的人，我还能够理解。但偏偏是08宪章的鼓吹者，同样高调批评温家宝，批评他的深圳讲话。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温家宝和温家宝最近的深圳讲话？
首先，应该先看温家宝讲话的原文，看看他的话讲的是什么，然后，你们可以做出自己的评论或猜测。
温家宝深圳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值得关注。
【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可以联想到以前他对普世价值的肯定，这次的话没有那么明显，但类似。
上次的话【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句话值得分析【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不是特有，就是已经承认了有。就是承认了资本主义是有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承认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承认资本主义符合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是温家宝说的最明显的一次，中国的路也要按照普世价值去走。
温家宝承认了资本主义已经有，而我们也能够有，也应该有，都仍然含有我们现在仍然没有的语境，就是温家宝的话，可以解读为中国不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而应该走人类共同的道路。
这次报道没有都采用新华社通稿，但所有的不同媒体的报道中，都看不见提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思想，邓理论，江代表，胡发展观。
这里和中共的官话是否有本质区别，可以多看看。如果下面的话不是温家宝说的，而是08宪章中的段落，这些人是否也不会同样其内容？
我真的很希望反对温家宝深圳讲话，又支持08宪章的人，用08宪章的精神，给下面的话挑挑毛病。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和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的斩钉截铁的宣布，中国不搞西方的民主制，不搞多党制，不搞三权分立，难道真的没有区别？
问题不是温家宝到底是什么人，改革派，糊涂虫，野心家，影帝，都不重要。
问题也不是温家宝的动机，是作秀，是欺骗，是良知发现，是糊涂，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个中共第二领导人，中共的总理，说出这些话。
这至少表明了今天的形势。
如果说温家宝的讲话只是欺骗，那么应该回答的问题是温家宝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语言来欺骗？
如果温家宝能够使用中共官方被批评的语言进行欺骗，难道不说明今天中国的形势，普世价值已经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使得中共都不得不利用这些普世价值来欺骗了？
毛泽东这个权势家，玩弄欺骗手段应该是属于佼佼者；在取得政权前，大谈民主，政权到手，马上就承认，可爱的先生们，我们就是独裁。
49年毛泽东肯定美国的民主，后来的毛选上，这些肯定都删除了。
毛泽东为什么会使用民主来欺骗？为什么他在追我权利前肯定美国或世界统一的民主标准，而大权在握后创造出来了中国式民主？
今天的李长春等鼓吹的是49年后，以无产阶级专政包装的中国式民主，而温家宝鼓吹的是49年毛泽东掌权前的普世价值中的民主，难道这里真的假没有区别？
如果真的没有区别，毛泽东也不会删除他在论联合政府中的章节。毛泽东的删除，就是证明了两者是针锋相对的，不能同时存在的。
温家宝的确没有提出来多党制，三权分立，但他肯定了普世价值；
而那些党内提出中国不搞多党制，三权分立的人的理由就是否定普世价值，和毛泽东一样提出搞中国的民主。
在所谓拥多和反多的问题和对温家宝上的争论，是有关08宪章争论的延续，而一些以推动和维护08宪章为使命的人，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让人不容易理解。
把08宪章看的比天还大的人，竟然不敢承认党内可能出现不同声音，
08宪章难道不就是想争取尽量多的支持，争取的人当中当然包括共产党，
从08宪章签名的人。排在最前面的几个人就可以看出来宪章想争取党内民主力量的的意图。
何清漣与劉荻的争论焦点就是承认不承认民间的努力能够在今天的中国争取到活动空间，并可能进一步推进中国民主化。
这个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就包括中共的变化。
人们是可以争取活动空间的。只承认所有的活动空间都是中共别有用心给的，活动空间是人们争取到的，是中共不得不给的。
这个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就包括中共的变化。
认为中共是铁板一块，不会分裂，不会变化，表面上是贬低中共，实质上是在肯定中共的统治能力。
贬低好肯定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今天的事实，苏联，东欧的共产党的分裂，变化，垮台同样会在中国出现；今天原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化中，共产党本身的变化起了关键的作用，苏联如此，捷克，波兰，匈牙利无不如此，中国没有什么特殊的。
承认普世价值，就是反对中国特殊论，中共的中国式民主是中国特殊论，民运的中国不可能颜色革命，中共不可能变化同样是中国特殊论。
关键不是什么样的人，当然，领导人的个人素质也是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形势逼人，
蒋经国并不比蒋介石开明，但蒋经国开放了党禁。
蒋经国开放党禁，也不一定就是他喜欢民主，而是他知道不开放党禁，统治不下去了。
中共的变化也同样，不一定需要良知战胜利益，只需要知道不改统治不下去了，就可能出现改革者。
张鹤慈。29. 8，10，墨尔本
2010年8月27日星期五
胡平：重建非暴力信念，让更多的人加入异议活动
胡平：重建非暴力信念，让更多的人加入异议活动
作者：胡平 文章来源：RFA 点击数：48 更新时间：2010-8-27
最近，国内有好几篇文字值得一读。例如，波兰米奇尼克和中国公民的对话，谈论的是如何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转型这个最重大的问题，意义自是非凡。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内容不必说了，重要的是，这样一场演讲竟然能在北大这样的地方顺利进行。另外，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将军在《凤凰周刊》上的采访，声称“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还有招商局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用普世价值批评中国模式。不消说，刘亚洲和秦晓的讲话之所以引起重视，那是和他们都出自高干家庭，在体制内有相当地位这一因素有关。这并不说明体制内已经有了民主派。事实上，正因为体制内居高位者能说出这种话的人还太少太少，所以他们的声音才如此引人关注。
上述几个讲话能在今日中国出现，说明在今日中国，一定的异议空间是存在的，而且确实比21年前更大。导致异议空间扩展的因素很多，暂且不论。我要说的是，如今中国的问题是，有一定的异议空间，但是参加进来的人太少。非暴力抗争能取得多大效果，取决于有多大的规模。砒霜能毒死人，但只有达到一定剂量才能毒死人，剂量太少了毒不死人。有些人不明此理，反而去怪非暴力抗争没有用，看到一小粒砒霜进入人口，那人却没毒死，于是就说那是假砒霜，或者就说那个人不是常人，对砒霜也有免疫力。
为什么参加到异议空间的人那么少呢？按说参加到异议空间的风险也不算很大了，一般人也承受得起了，为什么还不参加呢？我想，原因之一是八九民运功败垂成，很多人错误地吸取教训，成了失败主义，也就成了取消主义，放弃主义。俗话说，杀头的买卖有人做，赔本的买卖无人做。如果能看到成功的希望，不少人都敢冒很大的险，但如果看不到成功的希望，那就连很小的险也不肯去冒了。
八九民运之初，《人民日报》发表了杀气腾腾的426社论，第二天早上，还是有很多大学生要冲出校门游行。很多老师亲友苦苦劝阻。他们是怎样劝阻的呢？他们是说共产党伟光正，因此上街游行是严重错误吗？他们是说安定局面得来不易，因此上街游行是搞动乱吗？不是不是。他们是说你们学生太年轻，不了解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厉害，你们这一游行会被抓会流血的啊，因此万万去不得。但是学生们偏偏听不进去，因为学生们少年气盛，不怕牺牲，更重要的是，学生们不相信共产党会那么凶残，不相信共产党能下得了手。当然，为了减少风险，学生们特地加上了“拥护党的正确领导”的横幅（这和波兰团结工会为争取合法地位，在格但斯克协议上要写下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不脱离华沙条约这两条如出一辙），勇敢地冲出校门，成功地举行了427大游行。
427大游行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使得人民认识到那个本性专制的共产党也完全可能在人民的巨大压力下退让妥协，它使得人民克服了对专制政权的恐惧心理，建立起对自身力量的宝贵信心。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民主是由多次重复的有正面心理效应的策略逐步建立起来的制度和习惯。可惜的是，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致使民运反胜为败，到头来反而使得更多的人又回复到当初那种无力感和悲观心态，这种负面的心态一直持续到今天。
是的，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民众投入异议活动中来，民运就很难取得突破。但是怎样才可能让广大民众参加我们的活动呢？假如民众都相信，只要他们站出来反抗，就决没有好下场，他们自然不会参加。就算偶然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体抗争，如果当局发一篇426社论式的文章，摆出镇压的架势，不用来真格的，就把惊弓之鸟的民众都吓跑了。由此可见，民间的抗争要取得成功，有赖于民众对非暴力抗争抱有信心。他们要相信，只要他们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当局就没法镇压，只要他们敢于坚持善于坚持，就能促使上层分裂，迫使其让步。如果没有这种信心，就不可能会有大规模的抗争。而如果没有来自民间的巨大压力，专制统治就可以长期维持。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让人民重新恢复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念。
作者：胡平 文章来源：RFA 点击数：48 更新时间：2010-8-27
最近，国内有好几篇文字值得一读。例如，波兰米奇尼克和中国公民的对话，谈论的是如何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转型这个最重大的问题，意义自是非凡。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内容不必说了，重要的是，这样一场演讲竟然能在北大这样的地方顺利进行。另外，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将军在《凤凰周刊》上的采访，声称“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还有招商局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用普世价值批评中国模式。不消说，刘亚洲和秦晓的讲话之所以引起重视，那是和他们都出自高干家庭，在体制内有相当地位这一因素有关。这并不说明体制内已经有了民主派。事实上，正因为体制内居高位者能说出这种话的人还太少太少，所以他们的声音才如此引人关注。
上述几个讲话能在今日中国出现，说明在今日中国，一定的异议空间是存在的，而且确实比21年前更大。导致异议空间扩展的因素很多，暂且不论。我要说的是，如今中国的问题是，有一定的异议空间，但是参加进来的人太少。非暴力抗争能取得多大效果，取决于有多大的规模。砒霜能毒死人，但只有达到一定剂量才能毒死人，剂量太少了毒不死人。有些人不明此理，反而去怪非暴力抗争没有用，看到一小粒砒霜进入人口，那人却没毒死，于是就说那是假砒霜，或者就说那个人不是常人，对砒霜也有免疫力。
为什么参加到异议空间的人那么少呢？按说参加到异议空间的风险也不算很大了，一般人也承受得起了，为什么还不参加呢？我想，原因之一是八九民运功败垂成，很多人错误地吸取教训，成了失败主义，也就成了取消主义，放弃主义。俗话说，杀头的买卖有人做，赔本的买卖无人做。如果能看到成功的希望，不少人都敢冒很大的险，但如果看不到成功的希望，那就连很小的险也不肯去冒了。
八九民运之初，《人民日报》发表了杀气腾腾的426社论，第二天早上，还是有很多大学生要冲出校门游行。很多老师亲友苦苦劝阻。他们是怎样劝阻的呢？他们是说共产党伟光正，因此上街游行是严重错误吗？他们是说安定局面得来不易，因此上街游行是搞动乱吗？不是不是。他们是说你们学生太年轻，不了解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厉害，你们这一游行会被抓会流血的啊，因此万万去不得。但是学生们偏偏听不进去，因为学生们少年气盛，不怕牺牲，更重要的是，学生们不相信共产党会那么凶残，不相信共产党能下得了手。当然，为了减少风险，学生们特地加上了“拥护党的正确领导”的横幅（这和波兰团结工会为争取合法地位，在格但斯克协议上要写下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不脱离华沙条约这两条如出一辙），勇敢地冲出校门，成功地举行了427大游行。
427大游行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使得人民认识到那个本性专制的共产党也完全可能在人民的巨大压力下退让妥协，它使得人民克服了对专制政权的恐惧心理，建立起对自身力量的宝贵信心。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民主是由多次重复的有正面心理效应的策略逐步建立起来的制度和习惯。可惜的是，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致使民运反胜为败，到头来反而使得更多的人又回复到当初那种无力感和悲观心态，这种负面的心态一直持续到今天。
是的，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民众投入异议活动中来，民运就很难取得突破。但是怎样才可能让广大民众参加我们的活动呢？假如民众都相信，只要他们站出来反抗，就决没有好下场，他们自然不会参加。就算偶然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体抗争，如果当局发一篇426社论式的文章，摆出镇压的架势，不用来真格的，就把惊弓之鸟的民众都吓跑了。由此可见，民间的抗争要取得成功，有赖于民众对非暴力抗争抱有信心。他们要相信，只要他们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当局就没法镇压，只要他们敢于坚持善于坚持，就能促使上层分裂，迫使其让步。如果没有这种信心，就不可能会有大规模的抗争。而如果没有来自民间的巨大压力，专制统治就可以长期维持。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让人民重新恢复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念。
2010年8月26日星期四
胡平：重建非暴力信念，让更多的人加入异议活动
2010-08-26
最近，国内有好几篇文字值得一读。例如，波兰米奇尼克和中国公民的对话，谈论的是如何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转型这个最重大的问题，意义自是非凡。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内容不必说了，重要的是，这样一场演讲竟然能在北大这样的地方顺利进行。另外，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将军在《凤凰周刊》上的采访，声称“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还有招商局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用普世价值批评中国模式。不消说，刘亚洲和秦晓的讲话之所以引起重视，那是和他们都出自高干家庭，在体制内有相当地位这一因素有关。这并不说明体制内已经有了民主派。事实上，正因为体制内居高位者能说出这种话的人还太少太少，所以他们的声音才如此引人关注。
上述几个讲话能在今日中国出现，说明在今日中国，一定的异议空间是存在的，而且确实比21年前更大。导致异议空间扩展的因素很多，暂且不论。我要说的是，如今中国的问题是，有一定的异议空间，但是参加进来的人太少。非暴力抗争能取得多大效果，取决于有多大的规模。砒霜能毒死人，但只有达到一定剂量才能毒死人，剂量太少了毒不死人。有些人不明此理，反而去怪非暴力抗争没有用，看到一小粒砒霜进入人口，那人却没毒死，于是就说那是假砒霜，或者就说那个人不是常人，对砒霜也有免疫力。
为什么参加到异议空间的人那么少呢？按说参加到异议空间的风险也不算很大了，一般人也承受得起了，为什么还不参加呢？我想，原因之一是八九民运功败垂成，很多人错误地吸取教训，成了失败主义，也就成了取消主义，放弃主义。俗话说，杀头的买卖有人做，赔本的买卖无人做。如果能看到成功的希望，不少人都敢冒很大的险，但如果看不到成功的希望，那就连很小的险也不肯去冒了。
八九民运之初，《人民日报》发表了杀气腾腾的426社论，第二天早上，还是有很多大学生要冲出校门游行。很多老师亲友苦苦劝阻。他们是怎样劝阻的呢？他们是说共产党伟光正，因此上街游行是严重错误吗？他们是说安定局面得来不易，因此上街游行是搞动乱吗？不是不是。他们是说你们学生太年轻，不了解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厉害，你们这一游行会被抓会流血的啊，因此万万去不得。但是学生们偏偏听不进去，因为学生们少年气盛，不怕牺牲，更重要的是，学生们不相信共产党会那么凶残，不相信共产党能下得了手。当然，为了减少风险，学生们特地加上了“拥护党的正确领导”的横幅（这和波兰团结工会为争取合法地位，在格但斯克协议上要写下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不脱离华沙条约这两条如出一辙），勇敢地冲出校门，成功地举行了427大游行。
427大游行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使得人民认识到那个本性专制的共产党也完全可能在人民的巨大压力下退让妥协，它使得人民克服了对专制政权的恐惧心理，建立起对自身力量的宝贵信心。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民主是由多次重复的有正面心理效应的策略逐步建立起来的制度和习惯。可惜的是，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致使民运反胜为败，到头来反而使得更多的人又回复到当初那种无力感和悲观心态，这种负面的心态一直持续到今天。
是的，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民众投入异议活动中来，民运就很难取得突破。但是怎样才可能让广大民众参加我们的活动呢？假如民众都相信，只要他们站出来反抗，就决没有好下场，他们自然不会参加。就算偶然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体抗争，如果当局发一篇426社论式的文章，摆出镇压的架势，不用来真格的，就把惊弓之鸟的民众都吓跑了。由此可见，民间的抗争要取得成功，有赖于民众对非暴力抗争抱有信心。他们要相信，只要他们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当局就没法镇压，只要他们敢于坚持善于坚持，就能促使上层分裂，迫使其让步。如果没有这种信心，就不可能会有大规模的抗争。而如果没有来自民间的巨大压力，专制统治就可以长期维持。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让人民重新恢复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念。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feibaoli-08262010152359.html
最近，国内有好几篇文字值得一读。例如，波兰米奇尼克和中国公民的对话，谈论的是如何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转型这个最重大的问题，意义自是非凡。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内容不必说了，重要的是，这样一场演讲竟然能在北大这样的地方顺利进行。另外，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将军在《凤凰周刊》上的采访，声称“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还有招商局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用普世价值批评中国模式。不消说，刘亚洲和秦晓的讲话之所以引起重视，那是和他们都出自高干家庭，在体制内有相当地位这一因素有关。这并不说明体制内已经有了民主派。事实上，正因为体制内居高位者能说出这种话的人还太少太少，所以他们的声音才如此引人关注。
上述几个讲话能在今日中国出现，说明在今日中国，一定的异议空间是存在的，而且确实比21年前更大。导致异议空间扩展的因素很多，暂且不论。我要说的是，如今中国的问题是，有一定的异议空间，但是参加进来的人太少。非暴力抗争能取得多大效果，取决于有多大的规模。砒霜能毒死人，但只有达到一定剂量才能毒死人，剂量太少了毒不死人。有些人不明此理，反而去怪非暴力抗争没有用，看到一小粒砒霜进入人口，那人却没毒死，于是就说那是假砒霜，或者就说那个人不是常人，对砒霜也有免疫力。
为什么参加到异议空间的人那么少呢？按说参加到异议空间的风险也不算很大了，一般人也承受得起了，为什么还不参加呢？我想，原因之一是八九民运功败垂成，很多人错误地吸取教训，成了失败主义，也就成了取消主义，放弃主义。俗话说，杀头的买卖有人做，赔本的买卖无人做。如果能看到成功的希望，不少人都敢冒很大的险，但如果看不到成功的希望，那就连很小的险也不肯去冒了。
八九民运之初，《人民日报》发表了杀气腾腾的426社论，第二天早上，还是有很多大学生要冲出校门游行。很多老师亲友苦苦劝阻。他们是怎样劝阻的呢？他们是说共产党伟光正，因此上街游行是严重错误吗？他们是说安定局面得来不易，因此上街游行是搞动乱吗？不是不是。他们是说你们学生太年轻，不了解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厉害，你们这一游行会被抓会流血的啊，因此万万去不得。但是学生们偏偏听不进去，因为学生们少年气盛，不怕牺牲，更重要的是，学生们不相信共产党会那么凶残，不相信共产党能下得了手。当然，为了减少风险，学生们特地加上了“拥护党的正确领导”的横幅（这和波兰团结工会为争取合法地位，在格但斯克协议上要写下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不脱离华沙条约这两条如出一辙），勇敢地冲出校门，成功地举行了427大游行。
427大游行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使得人民认识到那个本性专制的共产党也完全可能在人民的巨大压力下退让妥协，它使得人民克服了对专制政权的恐惧心理，建立起对自身力量的宝贵信心。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民主是由多次重复的有正面心理效应的策略逐步建立起来的制度和习惯。可惜的是，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致使民运反胜为败，到头来反而使得更多的人又回复到当初那种无力感和悲观心态，这种负面的心态一直持续到今天。
是的，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民众投入异议活动中来，民运就很难取得突破。但是怎样才可能让广大民众参加我们的活动呢？假如民众都相信，只要他们站出来反抗，就决没有好下场，他们自然不会参加。就算偶然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体抗争，如果当局发一篇426社论式的文章，摆出镇压的架势，不用来真格的，就把惊弓之鸟的民众都吓跑了。由此可见，民间的抗争要取得成功，有赖于民众对非暴力抗争抱有信心。他们要相信，只要他们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当局就没法镇压，只要他们敢于坚持善于坚持，就能促使上层分裂，迫使其让步。如果没有这种信心，就不可能会有大规模的抗争。而如果没有来自民间的巨大压力，专制统治就可以长期维持。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让人民重新恢复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念。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feibaoli-08262010152359.html
崔卫平：推特是危险的
推特的特点是“快”，不管是发布消息，还是发布评论，它就是快。
同时它存在不可避免的弱点是：因为受字数限制，所发布出来的话，往往失掉了上下文，容易引起误解。
前次看到仲维光先生尖锐批评米奇尼克说共产党人“他们有时候并不真正仇视民主”，是根据推特上的一句话，仲先生为此愤慨“米奇尼克先生竟然如此健忘！”当时觉得十分愕然。因为在现场，没有发现米奇尼克说这种让人听了需要停下来想一想的话，尽管这句话大体也不错。
后来查对录像和录音记录，原来他说的是，“今天在波兰也好，捷克也好，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种人，他们虽然带有怀旧的情绪，但是他们有时候并不真正地仇恨民主。”原来这是指转型之后的情况了，这些共产党人“已经接受了市场经济，变成资本主义的了”。上下文不同，含义便不同。
这回在所谓密云温家宝讲话讨论会上也是如此。我在现场说的是，08宪章所体现出来的“公民首创精神”，与温家宝所说的“敢为天下先”是一致的。而“公民首创精神”，同时包含了“个人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这两者。（于是就有了上推时人们看到的这句“她认为温所说的敢为天下先，与零八宪章的思路是一致的，是个人自主性的体现。”）我开始尚不理解人们的误解所在，认为仅仅提“个人自主性”不能概括“公民首创精神”，还必须包括“社会自主性”，因而在推上做了补充。
这里的关键词是“公民首创精神”。如果漏掉这个，而成了“08宪章的思路”，或者“08宪章的精神”，当然含义不同。会议全程都有录像，可以调出来看。我应该没有使用“08宪章的思路”或者“08宪章精神”这样笼统的词。
言下之意很明白，08宪章所体现的“公民首创精神”表明，我们事实上已经做到了“敢为天下先”。同样的意思，温家宝先生说得，而我们同样也说得并做得。在现场没有一个人产生误解。这才有了徐友渔先生后来接着发挥：“既然敢为天下先，那就不要枪打出头鸟”。而在场的张辉先生后来也在推特中说到——“我记得崔卫平原话的大意是：零.八.宪.章已经“敢为天下先”了，现在温家宝讲“敢为天下先”。崔卫平的讲话本身具有调侃和期望的双重意思。
实际上，将08宪章与“公民首创精神”联系起来，这在我是一个现成的、拿来就用的思路。在2008年12月21日晓波被抓后不久，我就专门写过文章《宪章体现公民首创精神》，见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210。
顺便地说，在翻译那两本书《哈维尔文集》和《通往公民社会》时，分别遇到过两个词，觉得不好处理。其一是，在哈维尔的行文中，不止一次地出现“initiative”这个词，而它在我们的语境中已经携带了某些既定的能量和色彩。应该在文革后期，有一个时期报刊上经常出现“公民首创精神”这个字眼。因此这个词在我们的耳朵（至少是我的耳朵）听来，几乎没有它本身所携带的那种爆发力与冲击力。虽然有些不甘心，但还是照做了，即直译为“公民首创精神”。
后来是在读了汉娜·阿伦特之后，才将这个难题解决。阿伦特强调“起点”，强调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一个新的“起点”，都有可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同面貌。她以“起点”（不同起点）来反对极权主义那种包得严严实实、不留一丝缝隙的思维，而倡导一种新的地平线的出现。作为“个人”称之为“起点”，那么在“公共领域”，就自然导出“公民首创精神”。总之，“公民首创精神”，是公民社会或者公民运动理论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研究家说，阿伦特的政治理论为东欧天鹅绒革命提供了理论支持，这大概是不错的。有了阿伦特作为背景，我再来谈“公民首创精神”，将它放在有关08宪章的阐释中，就觉得是顺理成章的。因而就有了这篇《08宪章体现公民首创精神》。实际上该文章在开篇之前，还运用了胡锦涛先生于3天前讲话中的一些表述，即“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也许当时是08宪章最为困难的时刻，对于这样的引述、这样的联系，没有人表达过异议。
其二是在米奇尼克的翻译中，经常遇到的“solidarity”。同样这个词也在我们过去的语境中，也几乎耗尽了它的所有能量，因而看上去是一个如此陈旧的表达。（前些日子我在推特上用了“团结”这个词，有一位推友在我后面不无讥讽地说，“这个词听上去很熟悉啊。”）实际上在具体翻译时，我便自作主张地将它变为不同的形式，比如“休戚相关”、“唇齿相依”、“共舟共济”、“患难与共”等等，觉得这样才能在上下文中，更加传神地释放原文的含义。
直到这几年，才切身体会到——在一种十分艰难的情况之下，人们互相之间的团结、信任和理解，是多么重要。2009年底12月26日下午，即刘晓波宣判结果出来之后的第二天，我在西单三味书屋做了“论公民团结”的讲座，也顺便讲了这个词与我的遭遇。
今天说这番话，丝毫没有责备在推特上发布消息的朋友们。这不怪他们，他们已经非常尽力了，这只是推特本身的局限性所致。任何东西都是双刃的。而我们这些使用推特的人们，需要了解推特的特性，尤其警惕推特的负面性。
不久前我在推特上提到奥威尔的另外一部小说《动物农庄》，提到其中的动物们被洗脑之后，只会喊“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也是想到要警惕过于短小的表达，可能导致简单的站队或表态，而失去了思想应有的丰富性和张力，体现不出思想的深层运动。
难以体会“initiative”和“solidarity”这两个词汇所包含的活力和精力，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我们自身相关经验的缺乏和被遮蔽，很有可能在这两方面我们都缺少应有的想象力。趁此机会，我也呼吁人们之间的团结和信任。在某些情况下，当所释放的信息不完整时，尤其是批评的对象，不是被批评者本人发布时，可以暂缓一些，等待最为可靠的信息出来，再批评、再下论断也不晚。而且在批评中，最好就观点论观点，不要把话说得太深。
推特是危险的，我们不要将朋友视为危险的。
2010年8月26日
同时它存在不可避免的弱点是：因为受字数限制，所发布出来的话，往往失掉了上下文，容易引起误解。
前次看到仲维光先生尖锐批评米奇尼克说共产党人“他们有时候并不真正仇视民主”，是根据推特上的一句话，仲先生为此愤慨“米奇尼克先生竟然如此健忘！”当时觉得十分愕然。因为在现场，没有发现米奇尼克说这种让人听了需要停下来想一想的话，尽管这句话大体也不错。
后来查对录像和录音记录，原来他说的是，“今天在波兰也好，捷克也好，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种人，他们虽然带有怀旧的情绪，但是他们有时候并不真正地仇恨民主。”原来这是指转型之后的情况了，这些共产党人“已经接受了市场经济，变成资本主义的了”。上下文不同，含义便不同。
这回在所谓密云温家宝讲话讨论会上也是如此。我在现场说的是，08宪章所体现出来的“公民首创精神”，与温家宝所说的“敢为天下先”是一致的。而“公民首创精神”，同时包含了“个人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这两者。（于是就有了上推时人们看到的这句“她认为温所说的敢为天下先，与零八宪章的思路是一致的，是个人自主性的体现。”）我开始尚不理解人们的误解所在，认为仅仅提“个人自主性”不能概括“公民首创精神”，还必须包括“社会自主性”，因而在推上做了补充。
这里的关键词是“公民首创精神”。如果漏掉这个，而成了“08宪章的思路”，或者“08宪章的精神”，当然含义不同。会议全程都有录像，可以调出来看。我应该没有使用“08宪章的思路”或者“08宪章精神”这样笼统的词。
言下之意很明白，08宪章所体现的“公民首创精神”表明，我们事实上已经做到了“敢为天下先”。同样的意思，温家宝先生说得，而我们同样也说得并做得。在现场没有一个人产生误解。这才有了徐友渔先生后来接着发挥：“既然敢为天下先，那就不要枪打出头鸟”。而在场的张辉先生后来也在推特中说到——“我记得崔卫平原话的大意是：零.八.宪.章已经“敢为天下先”了，现在温家宝讲“敢为天下先”。崔卫平的讲话本身具有调侃和期望的双重意思。
实际上，将08宪章与“公民首创精神”联系起来，这在我是一个现成的、拿来就用的思路。在2008年12月21日晓波被抓后不久，我就专门写过文章《宪章体现公民首创精神》，见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210。
顺便地说，在翻译那两本书《哈维尔文集》和《通往公民社会》时，分别遇到过两个词，觉得不好处理。其一是，在哈维尔的行文中，不止一次地出现“initiative”这个词，而它在我们的语境中已经携带了某些既定的能量和色彩。应该在文革后期，有一个时期报刊上经常出现“公民首创精神”这个字眼。因此这个词在我们的耳朵（至少是我的耳朵）听来，几乎没有它本身所携带的那种爆发力与冲击力。虽然有些不甘心，但还是照做了，即直译为“公民首创精神”。
后来是在读了汉娜·阿伦特之后，才将这个难题解决。阿伦特强调“起点”，强调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一个新的“起点”，都有可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同面貌。她以“起点”（不同起点）来反对极权主义那种包得严严实实、不留一丝缝隙的思维，而倡导一种新的地平线的出现。作为“个人”称之为“起点”，那么在“公共领域”，就自然导出“公民首创精神”。总之，“公民首创精神”，是公民社会或者公民运动理论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研究家说，阿伦特的政治理论为东欧天鹅绒革命提供了理论支持，这大概是不错的。有了阿伦特作为背景，我再来谈“公民首创精神”，将它放在有关08宪章的阐释中，就觉得是顺理成章的。因而就有了这篇《08宪章体现公民首创精神》。实际上该文章在开篇之前，还运用了胡锦涛先生于3天前讲话中的一些表述，即“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也许当时是08宪章最为困难的时刻，对于这样的引述、这样的联系，没有人表达过异议。
其二是在米奇尼克的翻译中，经常遇到的“solidarity”。同样这个词也在我们过去的语境中，也几乎耗尽了它的所有能量，因而看上去是一个如此陈旧的表达。（前些日子我在推特上用了“团结”这个词，有一位推友在我后面不无讥讽地说，“这个词听上去很熟悉啊。”）实际上在具体翻译时，我便自作主张地将它变为不同的形式，比如“休戚相关”、“唇齿相依”、“共舟共济”、“患难与共”等等，觉得这样才能在上下文中，更加传神地释放原文的含义。
直到这几年，才切身体会到——在一种十分艰难的情况之下，人们互相之间的团结、信任和理解，是多么重要。2009年底12月26日下午，即刘晓波宣判结果出来之后的第二天，我在西单三味书屋做了“论公民团结”的讲座，也顺便讲了这个词与我的遭遇。
今天说这番话，丝毫没有责备在推特上发布消息的朋友们。这不怪他们，他们已经非常尽力了，这只是推特本身的局限性所致。任何东西都是双刃的。而我们这些使用推特的人们，需要了解推特的特性，尤其警惕推特的负面性。
不久前我在推特上提到奥威尔的另外一部小说《动物农庄》，提到其中的动物们被洗脑之后，只会喊“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也是想到要警惕过于短小的表达，可能导致简单的站队或表态，而失去了思想应有的丰富性和张力，体现不出思想的深层运动。
难以体会“initiative”和“solidarity”这两个词汇所包含的活力和精力，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我们自身相关经验的缺乏和被遮蔽，很有可能在这两方面我们都缺少应有的想象力。趁此机会，我也呼吁人们之间的团结和信任。在某些情况下，当所释放的信息不完整时，尤其是批评的对象，不是被批评者本人发布时，可以暂缓一些，等待最为可靠的信息出来，再批评、再下论断也不晚。而且在批评中，最好就观点论观点，不要把话说得太深。
推特是危险的，我们不要将朋友视为危险的。
2010年8月26日
张鹤慈：可以从77宪章中学到什么
张鹤慈：可以从77宪章中学到什么
2010-08-26 16：10：21
【运用“不受国界限制、不论口头、书写或印发”、“或出诸艺术形式”去“表达、接受和传播意见”的权利——第一个协定第十三章第二节——人民就会不单在法庭外被禁止，还会在法庭内遭刑罚。这通常是刑事处分（除了其它例子外，最近一批青年音乐家的审讯案可以证明这一点了】
没有人注意宪章上面的话，77宪章的导火索就是最近一批青年音乐家的审讯案，这个审讯案太站不住脚，因为这些年轻人的音乐中，没有涉及政治，连隐射，讽刺都没有，只是有点类似中共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77宪章选择在捷共走了一步错棋，一步臭棋的时机出笼，是策略，当然，捷共马上对77宪章进行了镇压，但选择这样的时机和事件，让捷共的镇压付出更多的成本。
我说过08宪章选择的时机不好，当然，经济经济风暴来的突然和迅猛，不是谁事先能够预料的。但世界经济风暴已经来了，的确不是08宪章出台的适当时机，如果能够在奥运前半年出台，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宪章的开头，画龙点睛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的捷克第一百二十号法例，载有关于民权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协定，以及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协定；这两个协定，我们的共和国会于一九六八年参加签署，又获一九七五年的赫尔辛基会议批准，并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开始，在我国实施；从那时起，我们的人民应享受这些权利，而政府也有义务遵守这些协定】
77宪章，并没有想制定一部捷克宪法，不是谈自己对民主，法制的见解，而是根据捷克共产党已经签署的国际协定，参照捷克现实的政治生态，提出的具体批评。
这基本属于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做法，在法律上先站住了脚。
不是从普世价值批评捷共，而是用捷克共产党自己的法律批评捷克共产党；77宪章的全文中，每一个对捷克现状的批评，都援引了协定中的内容，作为依据。每一个谈论捷克现状的段落中，都援引了捷共签订的两个协定。
如【从而，由第一个协定第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引伸出来的集会自由和防止对集会自由权利的限制、由第二十五章引伸出来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所有这些权利都被严厉地剥夺了。这种状况，阻止了劳动人民自由地建立工会或其它的组织，来保卫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也阻止了他们自由地运用第二个协定第八章第一节所提供的罢工权利。】
还应该指出的是，77宪章并不想面面俱到，如对一个最尖锐的苏联和捷克的关系问题，根本没有涉及。77宪章不是在替捷克起草宪法，而只是指出捷克政府没有遵守自己签订的协定。只是指出捷克现状中的问题。
用捷克政府签订的协定作为标准，就是用普世价值作为标准，而这些标准不出于77宪章的作者，而出于捷克政府，这的确是明智之举。
宪章原文【由于这种共同的责任感，由于坚信公民应参与社会事务和准备投身参与，再加上急需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表达方式，才促使我们提出七七宪章的想法，而我们现在公开宣布它的产生。】
由于这种共同的责任感——这是基于共同的出发点，
由于坚信公民应参与社会事务和准备投身参与，再加上急需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表达方式——共同行动，共同承担责任而建立的组织。
08宪章和77宪章，在这方面精神基本一致。
但08宪章如果不只是想成为又一次签名秀，而想成为如77宪章一样的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运动，就不能不考虑学习77宪章的做法。
【我们作为这份宣言的签名人，公推简·佩顿克博士（Dr.Jan Patocka）、哈夫尔博士（Dr.Vaclav Havel）和海耶克教授（Professor Jiri Hajek）作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我们授权上述发言人代表七七宪章向政府和其它组织，并向国内和全世界公众发言，他们可以代表我们签名，以证明文件的真确性。他们可在我们及日后参加七七宪章的签名者中挑选人员参加必要的交涉行动，以分担部分任务并承担全盘责任】
这就是组织形式，发言人是组织的发言人，代表了全体签名者。
【我们授权上述发言人代表七七宪章】——就是所有的签名者同样被代表，就是所有的签名者信任领导者，这就是组织；
【他们可在我们及日后参加七七宪章的签名者中挑选人员参加必要的交涉行动，以分担部分任务并承担全盘责任——就是所有的签名者，服从领导人的挑选，可以由领导决定自己出面担当的领导人交给的任务和自己愿意为这些任务的后果负责任。
宪章的结尾，同样是画龙点睛。
2010-08-26 16：10：21
【运用“不受国界限制、不论口头、书写或印发”、“或出诸艺术形式”去“表达、接受和传播意见”的权利——第一个协定第十三章第二节——人民就会不单在法庭外被禁止，还会在法庭内遭刑罚。这通常是刑事处分（除了其它例子外，最近一批青年音乐家的审讯案可以证明这一点了】
没有人注意宪章上面的话，77宪章的导火索就是最近一批青年音乐家的审讯案，这个审讯案太站不住脚，因为这些年轻人的音乐中，没有涉及政治，连隐射，讽刺都没有，只是有点类似中共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77宪章选择在捷共走了一步错棋，一步臭棋的时机出笼，是策略，当然，捷共马上对77宪章进行了镇压，但选择这样的时机和事件，让捷共的镇压付出更多的成本。
我说过08宪章选择的时机不好，当然，经济经济风暴来的突然和迅猛，不是谁事先能够预料的。但世界经济风暴已经来了，的确不是08宪章出台的适当时机，如果能够在奥运前半年出台，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宪章的开头，画龙点睛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的捷克第一百二十号法例，载有关于民权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协定，以及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协定；这两个协定，我们的共和国会于一九六八年参加签署，又获一九七五年的赫尔辛基会议批准，并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开始，在我国实施；从那时起，我们的人民应享受这些权利，而政府也有义务遵守这些协定】
77宪章，并没有想制定一部捷克宪法，不是谈自己对民主，法制的见解，而是根据捷克共产党已经签署的国际协定，参照捷克现实的政治生态，提出的具体批评。
这基本属于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做法，在法律上先站住了脚。
不是从普世价值批评捷共，而是用捷克共产党自己的法律批评捷克共产党；77宪章的全文中，每一个对捷克现状的批评，都援引了协定中的内容，作为依据。每一个谈论捷克现状的段落中，都援引了捷共签订的两个协定。
如【从而，由第一个协定第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引伸出来的集会自由和防止对集会自由权利的限制、由第二十五章引伸出来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所有这些权利都被严厉地剥夺了。这种状况，阻止了劳动人民自由地建立工会或其它的组织，来保卫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也阻止了他们自由地运用第二个协定第八章第一节所提供的罢工权利。】
还应该指出的是，77宪章并不想面面俱到，如对一个最尖锐的苏联和捷克的关系问题，根本没有涉及。77宪章不是在替捷克起草宪法，而只是指出捷克政府没有遵守自己签订的协定。只是指出捷克现状中的问题。
用捷克政府签订的协定作为标准，就是用普世价值作为标准，而这些标准不出于77宪章的作者，而出于捷克政府，这的确是明智之举。
宪章原文【由于这种共同的责任感，由于坚信公民应参与社会事务和准备投身参与，再加上急需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表达方式，才促使我们提出七七宪章的想法，而我们现在公开宣布它的产生。】
由于这种共同的责任感——这是基于共同的出发点，
由于坚信公民应参与社会事务和准备投身参与，再加上急需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表达方式——共同行动，共同承担责任而建立的组织。
08宪章和77宪章，在这方面精神基本一致。
但08宪章如果不只是想成为又一次签名秀，而想成为如77宪章一样的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运动，就不能不考虑学习77宪章的做法。
【我们作为这份宣言的签名人，公推简·佩顿克博士（Dr.Jan Patocka）、哈夫尔博士（Dr.Vaclav Havel）和海耶克教授（Professor Jiri Hajek）作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我们授权上述发言人代表七七宪章向政府和其它组织，并向国内和全世界公众发言，他们可以代表我们签名，以证明文件的真确性。他们可在我们及日后参加七七宪章的签名者中挑选人员参加必要的交涉行动，以分担部分任务并承担全盘责任】
这就是组织形式，发言人是组织的发言人，代表了全体签名者。
【我们授权上述发言人代表七七宪章】——就是所有的签名者同样被代表，就是所有的签名者信任领导者，这就是组织；
【他们可在我们及日后参加七七宪章的签名者中挑选人员参加必要的交涉行动，以分担部分任务并承担全盘责任——就是所有的签名者，服从领导人的挑选，可以由领导决定自己出面担当的领导人交给的任务和自己愿意为这些任务的后果负责任。
宪章的结尾，同样是画龙点睛。
江棋生：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值得一读
文章来源：RFA
温家宝的深圳讲话以新华社通稿形式发布后，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和评议。我在见到杨恒均、崔卫平、徐有渔、张辉、罗世宏和周枫等人的解读后，还特意去《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浏览了一下。我知道，在这两个网站的主办者眼里，温家宝是中共政治局九个常委中最该被敲打的人。不过这一回，《乌有之乡》并没有动静；《毛泽东旗帜网》上刊出了几篇，主帖不算太过分，跟帖中有的是说理，如署名“乐思”者引了一段邓小平的话：“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接着话锋指向温家宝：“请问瞻仰邓小平的人，邓小平的话还算话么？难道还要顽固地在错误的邪路上继续走下去？”。有的则是这类网站不可或缺的文革式“炮轰”，如署名“吴伟的”者，破口大骂温家宝“挂着中共中央常委牌子，满口乱七八糟的词句，虚伪透顶，没有一丁点儿正人君子样儿。”
那么，对我来说，温家宝的这次深圳讲话是否值得一读？这篇所谓的“重要讲话”又被我品出什么味儿来了呢？
我认为，与先前温家宝的一些公开讲话往往语焉不详不同，这次讲话可以说给出的信息比较明确，便于人们据此澄清一些重要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很值得一读。读了之后，我有以下几点心得：
一、温家宝和另外八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确有不同之处。
温家宝这次讲话中的一些关键词、句，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敢争‘先’”、“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等，人们从其他八名常委嘴里，几乎听不到。再往远一点说，自1989年六四屠杀和后来的苏东巨变之后，中共当政者不仅事实上终止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操作，甚至连提一下的精神头都打不起来了。就此而言，温家宝还真有点另类的味道。
二、我对“温家宝这个另类，另到什么程度？”，心中更有底了。
读完温的这次讲话，我坚定了自己早就抱有的看法：温家宝和其他八名常委的区别，不是前者主张认同、皈依普世价值，后者拒绝、抵制普世价值，而是在摒弃现代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共同前提下，双方在管治理念上存在差别。温提“政治体制改革”，目的很明确：“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即现行一党专政制度碰不得，但要使其“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些，运转得更顺溜些，显得更有“勃勃生机”些；而其他人则认定：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靠打压、收买和掌握主流话语权，制度的生命力也差不到哪儿去，且又能规避“改革”可能引发政治危机的不测风险——他们认为这么做更可取，更划得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认为，温嘴里的“解放思想”，并没有飞出邓小平钦定的鸟笼。温嘴里的“与时俱进”，也没有越过江泽民设定的雷池。说得更直白透彻些，我敢断言：温嘴里的“要敢争‘先’”，绝不会含有要深圳争当“率先全面香港化之示范区”的弦外之音；温嘴里的“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之清单上，也决不会列有“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分立”这样弥足珍贵的人类社会文明成果。
三、现有当政者对“政治体制改革”不想去做、不会去做。
官方话语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内涵很明晰，那就是，在绝不搞“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分立”的前提下，去做一些完善现有基本政治制度的“改革”。对此，曾经的顶级“内部人”暨温家宝的顶头上司赵紫阳先生说得极为清楚：
“那么邓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是怎么样的改革呢？总的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改革历程》，第271页）
赵紫阳简洁明了地、权威地作证道：
“邓对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议会制，是特别反对和坚决拒绝的。差不多每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都要说上一段绝不可采取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改革历程》，第274页）
如前所述，在惊心动魄的1989年之后，就连这样皮相的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都没有兴趣再搞了，并且连提的胃口都没有了。“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亦步亦趋，同样如此。没有当上核心的胡锦涛则更是底气不足，只能如此。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贵为”总理的温家宝除了说说而已，还能有什么新鲜的？君不见，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已说过好多次了。而事实上，如果温家宝豁出去动真格的，真以行动去兑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真要“深化改革”，那么，在不破除邓小平给出的刚性约束前提下，他能怎么个深化法？又能深到哪儿去？现在，后极权的政治上一党专政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半吊子市场经济即权贵市场经济，均已大体到位，官方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恐怕是该洗洗睡了。
四、现有当政者更不会改弦易辙，去实施变革基本制度的宪政民主改革和导向完全市场经济的改革。
中国的出路其实根本不是温家宝所说的“推进改革”和“深化改革”。在可能的真正出路中，有一条出路是：当政者改弦易辙，去实施变革现有制度的改革，即政治上的宪政民主改革，经济上的完全市场经济改革。但在目前情势下，当政者心中没有宪政民主的愿景，反有“绝不照搬”之毒誓；虽亟盼一顶“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但不仅不愿撤出深深介入资源基础性配置的权力，搞起“国进民退”来还驾轻就熟，毫无心理障碍。最主要的是，中国民间反对力量还不能迫使当政者去实施这样的历史性改革，甚至，还不足以鼓舞中共党内潜在的民主力量生成有形的宪政改革派。在这样的情势下，期待当政者会起而效法伟大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当属异想天开。
五、中国民间责无旁贷，是中国制度变革的第一推动和主要动力。
如果将不屈的自由战士、圣女林昭对毛泽东极权的反抗和批判，认作是中国民间对中国制度变革的第一推动，那么，这可歌可泣的“一推”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自那之后，终于，越来越多的国人逐渐觉醒，并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汇成要求制度变革和制度转型的主要动力。然而我必须强调说，来自中国“推友”们的这种动力还远远不够强大。唯其如此，我才尤为痛切地感到，对中国大陆的民间反对派来说，哈唯尔们、米奇尼克们和萨哈罗夫们身上决不是没什么好学的，而是有太多需要好好学习借鉴的东西。作为把老虎赶到笼子里去的无畏而明智的先行者，他们向后来者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基本的、普适的思想和经验。当然，到底能不能以非暴力方式不流血地实现制度变革和制度转型，以事实打破中国人只配享有一党“民主”、不配享有多党民主的咒语，最终将取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践行。
2010年8月26日 于北京家中
温家宝的深圳讲话以新华社通稿形式发布后，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和评议。我在见到杨恒均、崔卫平、徐有渔、张辉、罗世宏和周枫等人的解读后，还特意去《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浏览了一下。我知道，在这两个网站的主办者眼里，温家宝是中共政治局九个常委中最该被敲打的人。不过这一回，《乌有之乡》并没有动静；《毛泽东旗帜网》上刊出了几篇，主帖不算太过分，跟帖中有的是说理，如署名“乐思”者引了一段邓小平的话：“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接着话锋指向温家宝：“请问瞻仰邓小平的人，邓小平的话还算话么？难道还要顽固地在错误的邪路上继续走下去？”。有的则是这类网站不可或缺的文革式“炮轰”，如署名“吴伟的”者，破口大骂温家宝“挂着中共中央常委牌子，满口乱七八糟的词句，虚伪透顶，没有一丁点儿正人君子样儿。”
那么，对我来说，温家宝的这次深圳讲话是否值得一读？这篇所谓的“重要讲话”又被我品出什么味儿来了呢？
我认为，与先前温家宝的一些公开讲话往往语焉不详不同，这次讲话可以说给出的信息比较明确，便于人们据此澄清一些重要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很值得一读。读了之后，我有以下几点心得：
一、温家宝和另外八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确有不同之处。
温家宝这次讲话中的一些关键词、句，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敢争‘先’”、“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等，人们从其他八名常委嘴里，几乎听不到。再往远一点说，自1989年六四屠杀和后来的苏东巨变之后，中共当政者不仅事实上终止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操作，甚至连提一下的精神头都打不起来了。就此而言，温家宝还真有点另类的味道。
二、我对“温家宝这个另类，另到什么程度？”，心中更有底了。
读完温的这次讲话，我坚定了自己早就抱有的看法：温家宝和其他八名常委的区别，不是前者主张认同、皈依普世价值，后者拒绝、抵制普世价值，而是在摒弃现代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共同前提下，双方在管治理念上存在差别。温提“政治体制改革”，目的很明确：“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即现行一党专政制度碰不得，但要使其“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些，运转得更顺溜些，显得更有“勃勃生机”些；而其他人则认定：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靠打压、收买和掌握主流话语权，制度的生命力也差不到哪儿去，且又能规避“改革”可能引发政治危机的不测风险——他们认为这么做更可取，更划得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认为，温嘴里的“解放思想”，并没有飞出邓小平钦定的鸟笼。温嘴里的“与时俱进”，也没有越过江泽民设定的雷池。说得更直白透彻些，我敢断言：温嘴里的“要敢争‘先’”，绝不会含有要深圳争当“率先全面香港化之示范区”的弦外之音；温嘴里的“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之清单上，也决不会列有“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分立”这样弥足珍贵的人类社会文明成果。
三、现有当政者对“政治体制改革”不想去做、不会去做。
官方话语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内涵很明晰，那就是，在绝不搞“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分立”的前提下，去做一些完善现有基本政治制度的“改革”。对此，曾经的顶级“内部人”暨温家宝的顶头上司赵紫阳先生说得极为清楚：
“那么邓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是怎么样的改革呢？总的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改革历程》，第271页）
赵紫阳简洁明了地、权威地作证道：
“邓对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议会制，是特别反对和坚决拒绝的。差不多每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都要说上一段绝不可采取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改革历程》，第274页）
如前所述，在惊心动魄的1989年之后，就连这样皮相的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都没有兴趣再搞了，并且连提的胃口都没有了。“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亦步亦趋，同样如此。没有当上核心的胡锦涛则更是底气不足，只能如此。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贵为”总理的温家宝除了说说而已，还能有什么新鲜的？君不见，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已说过好多次了。而事实上，如果温家宝豁出去动真格的，真以行动去兑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真要“深化改革”，那么，在不破除邓小平给出的刚性约束前提下，他能怎么个深化法？又能深到哪儿去？现在，后极权的政治上一党专政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半吊子市场经济即权贵市场经济，均已大体到位，官方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恐怕是该洗洗睡了。
四、现有当政者更不会改弦易辙，去实施变革基本制度的宪政民主改革和导向完全市场经济的改革。
中国的出路其实根本不是温家宝所说的“推进改革”和“深化改革”。在可能的真正出路中，有一条出路是：当政者改弦易辙，去实施变革现有制度的改革，即政治上的宪政民主改革，经济上的完全市场经济改革。但在目前情势下，当政者心中没有宪政民主的愿景，反有“绝不照搬”之毒誓；虽亟盼一顶“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但不仅不愿撤出深深介入资源基础性配置的权力，搞起“国进民退”来还驾轻就熟，毫无心理障碍。最主要的是，中国民间反对力量还不能迫使当政者去实施这样的历史性改革，甚至，还不足以鼓舞中共党内潜在的民主力量生成有形的宪政改革派。在这样的情势下，期待当政者会起而效法伟大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当属异想天开。
五、中国民间责无旁贷，是中国制度变革的第一推动和主要动力。
如果将不屈的自由战士、圣女林昭对毛泽东极权的反抗和批判，认作是中国民间对中国制度变革的第一推动，那么，这可歌可泣的“一推”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自那之后，终于，越来越多的国人逐渐觉醒，并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汇成要求制度变革和制度转型的主要动力。然而我必须强调说，来自中国“推友”们的这种动力还远远不够强大。唯其如此，我才尤为痛切地感到，对中国大陆的民间反对派来说，哈唯尔们、米奇尼克们和萨哈罗夫们身上决不是没什么好学的，而是有太多需要好好学习借鉴的东西。作为把老虎赶到笼子里去的无畏而明智的先行者，他们向后来者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基本的、普适的思想和经验。当然，到底能不能以非暴力方式不流血地实现制度变革和制度转型，以事实打破中国人只配享有一党“民主”、不配享有多党民主的咒语，最终将取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践行。
2010年8月26日 于北京家中
2010年8月24日星期二
杜光：朱厚泽去世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在朱厚泽逝世百日追思会上的发言
（8月23日是朱厚泽去世第一百天，他生前的部分好友于当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追思会，参加者有李锐、吴明瑜、孙长江、吴思、杨继绳、郑仲兵、林京耀、雷颐、章立凡、李胜平、魏群、段跃和我等十余人，朱厚泽的女儿朱玫也出席了追思会。与会者在会上追忆了朱厚泽生前的思想和品德，表述了对他的敬仰和思念。我也在会上讲了话，会后根据当时的发言，整理成本文[略有增删].）
时间过得真快，厚泽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百天了。
厚泽是中华民族当代最优秀的儿女之一，他被迫离开政治舞台和不幸去世，是我们民族的重大损失。这个无可挽回的损失，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考察：
第一个层面，厚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仅仅一年多，便随着耀邦同志被迫辞职而离开这个重要岗位。但就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便展现了一个优秀政治家的才智和胸怀，并因他的开明和亲民而声誉鹊起。特别是他提出的“三宽”（宽容、宽厚、宽松），作为共产党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赢得了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可惜，就在他刚刚开始大有作为的时候，却被剥夺了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机会。在一个正常的政治环境里，他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继耀邦紫阳之后，引领中华民族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的杰出政治家。可是，他却在初展身手时便遭黜退，中华民族也因此丧失了一位有可能扭转乾坤的大政治家。
第二个层面，厚泽退下来后，冷静地观察与思考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剖析某些传统的理论观念，得出了令人信服的新结论、新思想。例如，他在许多年前对新民主主义的批判，对我就有震撼性的启发。我原来认为，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思想里值得肯定的理论。厚泽同志则指出：民主主义无新旧之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虽然承认民主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历史阶段，但把它说成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且要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建立起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实现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把这些同民主主义背道而驰的观点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前提和内涵，实际上就否定了民主主义，而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厚泽的这个见解，对于我们这些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确有着画龙点睛的点拨作用。因为我们许多同志是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个宏伟目标所吸引，才走到共产党的大旗之下的。新民主主义是把我们同传统的观念和体制联接在一起的脐带，只有剪断这根脐带，我们才能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这几年里，随着思考的深入，厚泽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发人深省。他的创造性的理论品格和深邃的思想结晶，使他走在当代社会变革的思想潮流的最前列，成为引领社会进步思潮的思想家。如果天假以年，他在理论思想上定然会有更多发现、更多创新。他的逝世中断了这个发展进程，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位有可能在理论思想上作出更大贡献的杰出思想家。
第三个层面，从今年开始的三年，对于改革与反改革的较量与斗争来说，可能是具有决定性的三年。这在迄今为止的几个月里，已经初见端倪。体制内外，在朝在野，都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在体制内，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文章，最近又在深圳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这些动态表现了高层改革派的奋起和背水一战。如果加上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中将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期盼，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讲演时对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求，那么，体制内部的政、军、商三大领域，都出现了改革政治体制的要求。尽管他们的言论只是个人行为，但体制内政军商三界几乎同时出现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呼声，应该不是偶然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民主力量的凝聚联合的趋势。近几年来，虽然在“维稳”的借口下，包括维权运动在内的民主运动遭到空前严酷的镇压，但由于互联网和催特的普及，在野的民主运动反而更为活跃，而且日趋联合。可以作为标志性事件的，是4月16日发生在福州市马尾区法院前的街头示威活动。这一天是法院开庭审理三位维权网友的日子，他们因在网上揭露“严晓玲事件”真相而被控犯有“诽谤”罪。各地网友闻讯，纷纷赶到马尾，除福建本省和福州本市的大量群众外，还有许多从北京等9个省市和香港赶去的网友，共达两千多人，他们举着横幅，高呼口号，还不断高唱《国歌》、《国际歌》和《草泥马之歌》，现场充满了友好、团结、和谐的气氛。读着这些报道，我很受感动，也很受启发。这些网友不远千里，自费掏钱出力耗时间，为了什么？只是为了替受难的三网友讨回公道。虽然法院最后悍然判处三网友一年和一年半的徒刑，但这个事件本身意味着民主力量的相互支持和团结凝聚，是民主运动的新发展、新现象。
还值得一说的是上个月发生在北京的两件事，一位民间艺术家和一位维权人士在不同场合被警方拘捕，有些网友通过催特得知，从四面八方赶到派出所，迫使警方不得不释放他们。这两件小事使我进一步看到了民间力量的团结互助，人们为了争取国家的民主自由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相互援助，不惜冒险犯难。这是很值得我们高兴的新动向。
最近几个月，我参加了八九个民间的集会，有学术研讨会、维权活动会、新书座谈会、雕像揭幕式，还有新朋旧友的联谊聚餐，等等。在参与这些活动时，我深深体会到人们对突破传统观念、解开种种社会谜团的渴望，对在共同理念的基础上建立友谊和扩大联系的期待。在一次聚会时，有两位维权律师对我说：“我们很希望同你们这些先进的老一辈建立联系，你们经历多，见识广，可以在许多问题上指导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有些活动，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很需要先进的长辈们的指点、开导。”
这些情况表明，民间的民主力量不论在观念上还是行动上，都萌动着寻求正确方向的企盼和扩大团结、互助互动的动向，结合体制内出现的新态势，预示着一个新的民主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很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思想家，为运动提供精神武器，以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而深刻的剖析，武装人们的思想，引领先进的思想潮流。在这方面，朱厚泽本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出色才智，在这几年的带有关键性的历史时期里，为新世纪的民主运动、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复兴，作出新的贡献。无奈庸医在死神面前束手无策，厚泽终于在一百天前离我们而去，这是民主运动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中华民族因厚泽的去世而受到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们只有在有限的余生里，力所能及地为社会提供有效的思想武器，推动民间的民主力量的联合与团结，促进朝野之间改革力量的协调与合作，以迎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只有这样，方可告慰厚泽的在天之灵。
2010年8月24日
时间过得真快，厚泽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百天了。
厚泽是中华民族当代最优秀的儿女之一，他被迫离开政治舞台和不幸去世，是我们民族的重大损失。这个无可挽回的损失，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考察：
第一个层面，厚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仅仅一年多，便随着耀邦同志被迫辞职而离开这个重要岗位。但就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便展现了一个优秀政治家的才智和胸怀，并因他的开明和亲民而声誉鹊起。特别是他提出的“三宽”（宽容、宽厚、宽松），作为共产党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赢得了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可惜，就在他刚刚开始大有作为的时候，却被剥夺了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机会。在一个正常的政治环境里，他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继耀邦紫阳之后，引领中华民族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的杰出政治家。可是，他却在初展身手时便遭黜退，中华民族也因此丧失了一位有可能扭转乾坤的大政治家。
第二个层面，厚泽退下来后，冷静地观察与思考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剖析某些传统的理论观念，得出了令人信服的新结论、新思想。例如，他在许多年前对新民主主义的批判，对我就有震撼性的启发。我原来认为，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思想里值得肯定的理论。厚泽同志则指出：民主主义无新旧之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虽然承认民主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历史阶段，但把它说成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且要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建立起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实现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把这些同民主主义背道而驰的观点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前提和内涵，实际上就否定了民主主义，而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厚泽的这个见解，对于我们这些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确有着画龙点睛的点拨作用。因为我们许多同志是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个宏伟目标所吸引，才走到共产党的大旗之下的。新民主主义是把我们同传统的观念和体制联接在一起的脐带，只有剪断这根脐带，我们才能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这几年里，随着思考的深入，厚泽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发人深省。他的创造性的理论品格和深邃的思想结晶，使他走在当代社会变革的思想潮流的最前列，成为引领社会进步思潮的思想家。如果天假以年，他在理论思想上定然会有更多发现、更多创新。他的逝世中断了这个发展进程，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位有可能在理论思想上作出更大贡献的杰出思想家。
第三个层面，从今年开始的三年，对于改革与反改革的较量与斗争来说，可能是具有决定性的三年。这在迄今为止的几个月里，已经初见端倪。体制内外，在朝在野，都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在体制内，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文章，最近又在深圳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这些动态表现了高层改革派的奋起和背水一战。如果加上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中将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期盼，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讲演时对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求，那么，体制内部的政、军、商三大领域，都出现了改革政治体制的要求。尽管他们的言论只是个人行为，但体制内政军商三界几乎同时出现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呼声，应该不是偶然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民主力量的凝聚联合的趋势。近几年来，虽然在“维稳”的借口下，包括维权运动在内的民主运动遭到空前严酷的镇压，但由于互联网和催特的普及，在野的民主运动反而更为活跃，而且日趋联合。可以作为标志性事件的，是4月16日发生在福州市马尾区法院前的街头示威活动。这一天是法院开庭审理三位维权网友的日子，他们因在网上揭露“严晓玲事件”真相而被控犯有“诽谤”罪。各地网友闻讯，纷纷赶到马尾，除福建本省和福州本市的大量群众外，还有许多从北京等9个省市和香港赶去的网友，共达两千多人，他们举着横幅，高呼口号，还不断高唱《国歌》、《国际歌》和《草泥马之歌》，现场充满了友好、团结、和谐的气氛。读着这些报道，我很受感动，也很受启发。这些网友不远千里，自费掏钱出力耗时间，为了什么？只是为了替受难的三网友讨回公道。虽然法院最后悍然判处三网友一年和一年半的徒刑，但这个事件本身意味着民主力量的相互支持和团结凝聚，是民主运动的新发展、新现象。
还值得一说的是上个月发生在北京的两件事，一位民间艺术家和一位维权人士在不同场合被警方拘捕，有些网友通过催特得知，从四面八方赶到派出所，迫使警方不得不释放他们。这两件小事使我进一步看到了民间力量的团结互助，人们为了争取国家的民主自由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相互援助，不惜冒险犯难。这是很值得我们高兴的新动向。
最近几个月，我参加了八九个民间的集会，有学术研讨会、维权活动会、新书座谈会、雕像揭幕式，还有新朋旧友的联谊聚餐，等等。在参与这些活动时，我深深体会到人们对突破传统观念、解开种种社会谜团的渴望，对在共同理念的基础上建立友谊和扩大联系的期待。在一次聚会时，有两位维权律师对我说：“我们很希望同你们这些先进的老一辈建立联系，你们经历多，见识广，可以在许多问题上指导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有些活动，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很需要先进的长辈们的指点、开导。”
这些情况表明，民间的民主力量不论在观念上还是行动上，都萌动着寻求正确方向的企盼和扩大团结、互助互动的动向，结合体制内出现的新态势，预示着一个新的民主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很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思想家，为运动提供精神武器，以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而深刻的剖析，武装人们的思想，引领先进的思想潮流。在这方面，朱厚泽本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出色才智，在这几年的带有关键性的历史时期里，为新世纪的民主运动、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复兴，作出新的贡献。无奈庸医在死神面前束手无策，厚泽终于在一百天前离我们而去，这是民主运动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中华民族因厚泽的去世而受到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们只有在有限的余生里，力所能及地为社会提供有效的思想武器，推动民间的民主力量的联合与团结，促进朝野之间改革力量的协调与合作，以迎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只有这样，方可告慰厚泽的在天之灵。
2010年8月24日
2010年8月23日星期一
张鹤慈：从温家宝讲话看中共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8月23日来稿）
对中共的看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而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是出于同一群人，为什么如此矛盾的说法会出于同一人群，就是因为这不是事实，而是宣传。
第一种说法是中共因为既得利益，现在是铁板一块，另外一种说法是中共分为太子党和团派，斗的你死我活。
太子党，团派的说法，除了香港杂志为了销售外，就是一些人糊涂或是别有用心的宣传。
如果中共领导人分为太子党和团派这两个势不两立的派别，他们的儿子为什么就是一个派别？老子是两个势不两立的派别，儿子为什么就会成为一个统一的派别？
如果胡锦涛在共青团当领导，所有共青团的人都是他的团派，现在胡锦涛是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不是胡锦涛的党派？
中共党内当然有因为人事，地域，经历，同学，亲戚等因素结合的派，但形成派系更主要的是利益，这些派系并不是泾渭分明，也不是一成不变；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和变化，的确是值得关注的，而不是脸谱化的分为太子党和团派。
中共的既得利益的一致，所谓的权贵集团的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就是这个既得利益的一致中，对如何能够占有，扩大，保存他们的既得利益，就充满了矛盾。
作为中共领导，要的是和谐名义下的稳定，他们不能允许贪污腐败肆无忌惮的横行而危及政权，而地方官吏的既得利益，多是不考虑政权的稳定，而是搂足了就跑。
更重要的是，对如何能够稳定，如何能够长治久安，如何能够保持既得利益的矛盾。是依靠国家机器的镇压，还是政治改革；
这是我最关心的。说中国不可能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没有道理，中国没有什么特殊，如果中国文化特殊，台湾出现了蒋经国，如果是共产党统治特殊，东欧，苏联也都是共产党统治。
中共上层中不乏声色犬马的人，不乏只知道数钱的人，但不会是只有这些人，不必一定是出现什么良知战胜利益的人，就是出现一些深思熟虑而不是短视的人，中共就不可能是铁板一块。
最不希望出现的，就是利用今天的矛盾和今天的老百姓的野心家。
———————————————————–
温家宝深圳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仍然值得关注。
【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可以联想到以前他对普世价值的肯定，这次的话没有那么明显，但类似。
上次的话【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句话值得分析【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不是特有，就是已经承认了有。就是承认了资本主义是有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承认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承认资本主义符合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是温家宝说的最明显的一次，中国的路也要按照普世价值去走
这次报道没有都采用新华社通稿，但所有的报道中，都没有提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思想，邓理论，江代表，胡发展观。
这里和中共的官话是否有本质区别，可以多看看。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张鹤慈23.08.10 墨尔本
对中共的看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而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是出于同一群人，为什么如此矛盾的说法会出于同一人群，就是因为这不是事实，而是宣传。
第一种说法是中共因为既得利益，现在是铁板一块，另外一种说法是中共分为太子党和团派，斗的你死我活。
太子党，团派的说法，除了香港杂志为了销售外，就是一些人糊涂或是别有用心的宣传。
如果中共领导人分为太子党和团派这两个势不两立的派别，他们的儿子为什么就是一个派别？老子是两个势不两立的派别，儿子为什么就会成为一个统一的派别？
如果胡锦涛在共青团当领导，所有共青团的人都是他的团派，现在胡锦涛是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不是胡锦涛的党派？
中共党内当然有因为人事，地域，经历，同学，亲戚等因素结合的派，但形成派系更主要的是利益，这些派系并不是泾渭分明，也不是一成不变；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和变化，的确是值得关注的，而不是脸谱化的分为太子党和团派。
中共的既得利益的一致，所谓的权贵集团的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就是这个既得利益的一致中，对如何能够占有，扩大，保存他们的既得利益，就充满了矛盾。
作为中共领导，要的是和谐名义下的稳定，他们不能允许贪污腐败肆无忌惮的横行而危及政权，而地方官吏的既得利益，多是不考虑政权的稳定，而是搂足了就跑。
更重要的是，对如何能够稳定，如何能够长治久安，如何能够保持既得利益的矛盾。是依靠国家机器的镇压，还是政治改革；
这是我最关心的。说中国不可能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没有道理，中国没有什么特殊，如果中国文化特殊，台湾出现了蒋经国，如果是共产党统治特殊，东欧，苏联也都是共产党统治。
中共上层中不乏声色犬马的人，不乏只知道数钱的人，但不会是只有这些人，不必一定是出现什么良知战胜利益的人，就是出现一些深思熟虑而不是短视的人，中共就不可能是铁板一块。
最不希望出现的，就是利用今天的矛盾和今天的老百姓的野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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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深圳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仍然值得关注。
【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可以联想到以前他对普世价值的肯定，这次的话没有那么明显，但类似。
上次的话【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句话值得分析【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不是特有，就是已经承认了有。就是承认了资本主义是有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承认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承认资本主义符合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是温家宝说的最明显的一次，中国的路也要按照普世价值去走
这次报道没有都采用新华社通稿，但所有的报道中，都没有提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思想，邓理论，江代表，胡发展观。
这里和中共的官话是否有本质区别，可以多看看。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张鹤慈23.08.10 墨尔本
2010年8月22日星期日
张鹤慈：从温家宝讲话谈看中共
2010-08-22 15：47：09
对中共的看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而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是出于同一群人，
为什么如此矛盾的说法会出于同一人群，就是因为这不是事实，而是宣传。
第一种说法是中共因为既得利益，现在是铁板一块，另外一种说法是中共分为太子党和团派，斗的你死我活。
太子党，团派的说法，除了香港杂志为了销售外，就是一些人糊涂或是别有用心的宣传。
如果中共领导人分为太子党和团派这两个势不两立的派别，他们的儿子为什么就是一个派别？老子是两个势不两立的派别，儿子为什么就会成为一个统一的派别？
如果胡锦涛在共青团当领导，所有共青团的人都是他的团派，现在胡锦涛是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不是胡锦涛的党派？
中共党内当然有因为人事，地域，经历，同学，亲戚等因素结合的派，但形成派系更主要的是利益，这些派系并不是泾渭分明，也不是一成不变；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和变化，的确是值得关注的，而不是脸谱化的分为太子党和团派。
中共的既得利益的一致，所谓的权贵集团的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就是这个既得利益的一致中，对如何能够占有，扩大，保存他们的既得利益，就充满了矛盾。
作为中共领导，要的是和谐名义下的稳定，他们不能允许贪污腐败肆无忌惮的横行而危及政权，而地方官吏的既得利益，多是不考虑政权的稳定，而是搂足了就跑。
更重要的是，对如何能够稳定，如何能够长治久安，如何能够保持既得利益的矛盾。是依靠国家机器的镇压，还是政治改革；
这是我最关心的。说中国不可能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没有道理，中国没有什么特殊，如果中国文化特殊，台湾出现了蒋经国，如果是共产党统治特殊，东欧，苏联也都是共产党统治。
中共上层中不乏声色犬马的人，不乏只知道数钱的人，但不会是只有这些人，不必一定是出现什么良知战胜利益的人，就是出现一些深思熟虑而不是短视的人，中共就不可能是铁板一块。
最不希望出现的，就是利用今天的矛盾和今天的老百姓的野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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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深圳强调坚持改革开放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仍然值得关注。
【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可以联想到以前他对普世价值的肯定，这次的话没有那么明显，但类似。
上次的话【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句话值得分析【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不是特有，就是已经承认了有。就是承认了资本主义是有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承认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承认资本主义符合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是温家宝说的最明显的一次，中国的路也要按照普世价值去走
这次报道没有都采用新华社通稿，但所有的报道中，都没有提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思想，邓理论，江代表，胡发展观。
这里和中共的官话是否有本质区别，可以多看看。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对中共的看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而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是出于同一群人，
为什么如此矛盾的说法会出于同一人群，就是因为这不是事实，而是宣传。
第一种说法是中共因为既得利益，现在是铁板一块，另外一种说法是中共分为太子党和团派，斗的你死我活。
太子党，团派的说法，除了香港杂志为了销售外，就是一些人糊涂或是别有用心的宣传。
如果中共领导人分为太子党和团派这两个势不两立的派别，他们的儿子为什么就是一个派别？老子是两个势不两立的派别，儿子为什么就会成为一个统一的派别？
如果胡锦涛在共青团当领导，所有共青团的人都是他的团派，现在胡锦涛是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不是胡锦涛的党派？
中共党内当然有因为人事，地域，经历，同学，亲戚等因素结合的派，但形成派系更主要的是利益，这些派系并不是泾渭分明，也不是一成不变；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和变化，的确是值得关注的，而不是脸谱化的分为太子党和团派。
中共的既得利益的一致，所谓的权贵集团的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就是这个既得利益的一致中，对如何能够占有，扩大，保存他们的既得利益，就充满了矛盾。
作为中共领导，要的是和谐名义下的稳定，他们不能允许贪污腐败肆无忌惮的横行而危及政权，而地方官吏的既得利益，多是不考虑政权的稳定，而是搂足了就跑。
更重要的是，对如何能够稳定，如何能够长治久安，如何能够保持既得利益的矛盾。是依靠国家机器的镇压，还是政治改革；
这是我最关心的。说中国不可能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没有道理，中国没有什么特殊，如果中国文化特殊，台湾出现了蒋经国，如果是共产党统治特殊，东欧，苏联也都是共产党统治。
中共上层中不乏声色犬马的人，不乏只知道数钱的人，但不会是只有这些人，不必一定是出现什么良知战胜利益的人，就是出现一些深思熟虑而不是短视的人，中共就不可能是铁板一块。
最不希望出现的，就是利用今天的矛盾和今天的老百姓的野心家。
———————————————————–
温家宝深圳强调坚持改革开放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仍然值得关注。
【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可以联想到以前他对普世价值的肯定，这次的话没有那么明显，但类似。
上次的话【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句话值得分析【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不是特有，就是已经承认了有。就是承认了资本主义是有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承认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承认资本主义符合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是温家宝说的最明显的一次，中国的路也要按照普世价值去走
这次报道没有都采用新华社通稿，但所有的报道中，都没有提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思想，邓理论，江代表，胡发展观。
这里和中共的官话是否有本质区别，可以多看看。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秦晖：十字路口的中国二元土地制度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读品 点击数：59 更新时间：2/18/2011 1:39:48 PM
时间：2010年8月22日14:00
地点：上海季风书园
主讲：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教授
评议：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主持人：徐瑾，【读品】编辑
本活动为【读品·关注三农】系列活动第四讲
主持人：
大家好，非常大家感谢大家今天过来！我是一点半到的，那时我就发现这里已经基本坐满了，大家来看秦老师的热情非常高，非常感谢！
现在是2010年的八月份，也是【读品】100期的时间，也就是说，读品已经办了四年半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时间那就交给秦晖老师吧。
秦晖：
最近傅蔚冈先生看了我写土地问题的文章，请我来讲两句。土地问题我其实不准备多讲了，因为就现实而言，问题已经是很清楚了。其实地权不交给农民，而要由政府来进行某种管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是不可以讲这些道理：比如说农民知识层次比较低、比如说社会主义起步阶段需要有一个原始积累、比如说规划极为重要等等，都可以成为理由。但是，我觉得现在讲的最大的一个理由恰恰是最没有理由的——就是说我们为失地农民着想，不搞土地私有制，就是防止出现大量的失地农民。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所有理由中最荒唐的一个理由。简而言之，如果你真的是为失地农民所想，害怕土地给了农民后，他们会被忽悠会乱卖地，或者说农民喜欢赌博啊喝酒，把这些地都拿去胡折腾……我觉得针对这个担忧的解决办法很简单：那就是把土地私有制实行一半，就是我讲的实行所谓的交易批准制度，也就是说如果农民愿意卖地，还需要交易被批准，土地就不会想卖就能卖；但是如果农民不卖地，政府是绝对不能买的。概况来说就是，你不允许农民有卖地的自由，至少你允许农民有不卖地的自由，那就可以防范所谓的失地农民问题。
如果你真是这样做，那我可以相信你大概的确是为防止失地农民着想。但是如果你现在连这点都不愿干，不仅不允许农民有卖地的自由，甚至也不允许农民有不卖地的自由，那就怎么谈得上避免失地农民呢？也就是说这种制度的前提就是农民的地是可以抢的，讲得简单点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几乎是不用讨论的，地权之所以不能交给农民，在我看来主要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些现实的考虑，所以我也不想多讲了。
今天，杨奎松先生要给我做评论，所以我还是讲一些历史，因为现在土地政策对现实的解释，是和历史的解释捆绑在一起的。
比如我们现在一再讲土地私有制搞不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讲的，认为土地私有制会造成自由买卖、土地兼并、社会危机、农民战争等等。其实，这种思维模式是和我们以往一直宣传的一整套理论是连在一起的：第一就是认为传统时代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土地集中，它导致了地主和农民的对立；第二就是认为土地集中是由土地自由买卖造成的；第三个论点就是认为这种机制（土地自由买卖）导致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周期现象，就是一个王朝早期土地比较平均，然后由于土地私有制的买卖，土地兼并就越来越厉害，后来就有了地主和农民的对立，造成一场社会暴乱、农民战争之类，这就用来解释中国的一治一乱；第四个就是用它来解释中国的革命，因为所谓反封建，讲得简单点就是消除地主制，就是所谓的搞土地地权，我们认为就是近代中国的核心问题，而且用它来解释中国革命。在这种解释话语下，中国革命基本就被解释为（在国内层面，国际层面就不讲了）主张土改的人和反对土改的人的一场较量——共产党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就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就赢得了革命，而国民党是反土改的，所以就失败了，被农民抛弃了。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理，那么紧接着下一步，集体化就非搞不可。因为消除了大土地私有制以后，肯定还要接着消除小土地私有制，否则的话，又会出现上述的周期现象。所以搞了土改还不算完，接着还是要搞集体化的，如果不改集体化的话，那土改等于是白搞了。正是因为这点，所以早在农村承包制改革一开始，出现了很多反对的舆论，就是所谓的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所谓回到解放前，其实不是回到地主制，其实指的就是回到单干。按照他们当时的说法，只要单干就会由于自由买卖造成土地集中，就会回到解放前。所以为了把这个理论给说圆了，当时很多人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我们有一位朋友，周其仁先生，当时就挖空心思地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两种小生产不能混为一谈”，说其实小生产是不会导致兼并的，或者说兼并是有益无害的，过去其实主要不是小生产本身的问题，而是自然经济的小生产会产生的问题。按照周其仁先生的说法，如果是商品经济的小生产，似乎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这其实是为了解决我们当时的理论困惑。很显然，这种解释实际上是很不成功的，因为实际上，如果要从土地兼并的逻辑讲，恰恰是商品经济的小生产最容易发生兼并，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倒真是很难说。所以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就没有解决，而到了现在，它又被拿出来，作为土地权利不能交给农民的一个理由。
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从理论上反思，就是对现有这整套体系的反思。至于现实，我觉得不是什么反思的问题，其实主要就是怎么去制衡既得利益的问题，现实就几乎已经没什么道理可讲。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如果真是要防止无地农民出现，其实很简单，第一不允许抢农民；第二，如果农民卖地太傻，政府可以审查一下。这两个解决了不就行了。但是现在就是不干，就是可以抢农民，但是农民不能卖。你说这个有什么理由呢，这和防止无地农民有什么逻辑上的关系呢？那么我现在就要讲讲，这套逻辑前面的那些命题。
关于这点呢，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我个人的研究，这几十年来，包括中国的经济史、社会史，也包括现代史，比如包括像奎松先生搞的那个民国时期的历史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觉得不管人们怎么解释这个现象，但是至少就现象本身而言，我觉得研究这20年的历史有一点应该已经逐渐得到共识，就是传统时代土地很集中这个说法就是受到质疑的。
不仅一些自由派的人士，包括也不知道属于不属于自由派的人士，像我照样，有过质疑。就是像一些很正统的人也会有过质疑，包括中央党校党史调研室的前主任郭德宏先生，他也是老革命了，是离休干部，他就讲这个传统时代地主占有土地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而不像我们以前讲的那样是占了百分之七十几。当然他理论解释上他是加了个帽子，就是即使是百分之三十几，也足以证明那时候地主制还是整个占主导什么的。不管怎么说吧，至少他还是承认说我们以前讲的这个土地集中的状况夸张得很厉害。还有一点就是那个中国国家统计局，那个时代国家统计局的局长是李成瑞先生，大家知道李成瑞先生是很重要的毛派代表，经常写万言辞，经常指责资本主义土地如何不好。但是李成瑞先生在主持国家统计局的时期，他就做过一个工作，就是把土改时期不同地区的地权资料做过一个分析，当时出来的报告结论也是土改前中国的土地没有过去讲的那么集中，当然各地的情况不同，有的地方比较集中，有的地方比较分散。
按照我的研究，最分散的可能就是陕西（这个我曾写过一本书），比较集中的比如像东北、台湾等地区（东北和台湾的土地集中都是有个政治因素，我后面还要讲），但是国家统计局的材料也指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土地集中度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还有很多人是做区域研究的，比如说史建云做华北的研究，张佩国先生做山东的研究，还有一些人做西北的研究、福建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发现土地兼并不像我们以前讲的那么严重。
甚至有些人根本否定土地兼并现象的存在。比较极端的，就像最近那个高王凌先生，他就认为：第一，地主占有的土地没有那么多，第二，地主收的地租也没有那么高，地租率只有百分之三十，而且说主佃的关系不是地主欺负佃户而是佃户欺负地主等等。
我们虽然不一定赞成那么极端的言论，但是总的来说，这个二十年来，我相信，一个普遍的趋势是，我们过去的说法是越来越站不住脚，以至于一些老土改，比如说从解放初期开始搞土改的杜润生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了农村土地兼并绝对不可能达到一半，很可能达不到40%.这当然是他的一个估计，但是对于他这样直接搞土改这样的老农村，作为中共搞农村政策的元老来讲，也算是一种感性认识吧。当然在这本回忆录还是肯定了土改的意义，意义就是重建基层，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再造一个社会——用我的话来说就是颠覆了传统农村中的一切认同，建立一套组织资源高度一元化的一个体系——那么它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土改的。
因此，在土地问题上，我们今天应该这样讲：
第一，传统时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应该说不是什么土地兼并问题，传统时代的土地没有
我们以前讲的那么集中，当然也不平均——这个事实求是的讲。
第二，平均与否从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平均不平均与比较物相关。
那么和什么比较呢？我数来分析，中国传统时代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可以说在全世界各国中应该算是最低的。根据我的计算，中国全国各地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有高有低，全国平均大概是0.53.有人就说0.53那也非常可怕，因为有人说0.3就是正常值，0.3以上就不大合理，0.4以上好像就很值得警惕。但是，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和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这是两个概念，就像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分配的基尼系数和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两回事一样。我们现在经常讲西方国家平等不平等，讲的是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可是很多经济学教科书都指出，正常情况下，资本分配的基尼系数要远远高于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道理很简单，比如说就一个工厂而言，就这个工厂本身而言全部资本都是老板的，工人是无产者，也就是说基尼系数是1，就是那个理论上的最高值，可是收入分配能是1吗？不可能的，一个发达国家逻辑上来讲它可能有很多无产者，但是不可能有很多无收入者。无收入者的收入都是从生产关系中分割出来的。比如，这个工厂的所得肯定有相当一部分会变成工资，没有资本的人不等于是没有收入的人。土地也一样：假定一个村子所有的土地都归一个人所有，也就是（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也是1，但是除非这个人是自耕农，自己耕种了所有的土地，否则他不可能得到所有的收入，不管他是用雇农还是用租佃，只要是别人替他种地，肯定不管是以工资的形式还是以佃农收入的形式，肯定有相当一部分到了佃农手里。假如按照我们以前讲的，他是租给了佃农，按照以前我们传统的说法，中国传统时代的地租率我们一般说是对半分的，那就是说这个地方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是1，但是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也就是说收入分配的平均度相当于土地分配平均度的一半。这个当然不是线性的关系，并不是任何分配状态下的关系都是这样的，但是从经验数据讲，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这就涉及到一些数学，这里不做细说——从经验公式而言，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分析，假定排除了政治性造成的差别，比如说苛捐杂税（等等），如果仅仅谈论由地租引起的收入不均，那么当土地分配在0.3到0.7区间，收入不均的可能值和土地分配的可能值的比值大概是在0.6到0.5之间。换句话说，这里就推
第一个结论是，假如中国传统时代的不
说不平均的根源是有人垄断了土地，有人必须向他租地。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传统时代来自于土地占有造成的不平均其实是很微弱的，如果说土地占有是根源，那么传统时代几乎就是一个非常和谐、非常平等的桃花源。因为0.53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能够推出来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26上下，比现在要平均的多的多，已经达到了欧洲福利国家那种水平。那样的社会怎么可能有社会危机呢？那样的社会怎么可能产生社会爆炸呢？于是得到第二个推论。第二个推
荡，或者说有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比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么这种不公平肯定有原因的，但把它归结为土地占有肯定有问题。换句话说，这两种推论必居其一，如果认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分配，那史实研究告诉我们，这个几乎不是什么问题；那么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传统时代的社会动乱？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传统时代不像我们现在有些人讲的那
说封建社会说得苦大仇深，现在却有一种趋势
整个近代史我们都没法理解。在有些人看来，传统社会简直是没有任何缺点，比如说经济，现在有人说，传统社会经济全世界第一，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GDP还占全世界36%，比现在的美国都要强得多，而且那个时代的中国是全世界都需要中国的产品，但是中国不需要全世界任何产品，所以中国贸易顺差大的不得了，这证明中国最牛；政治上，他们又说传统中国也没什么专制，有的只是什么父爱式的管理，皇上就像全国人民的父亲似的，很仁慈……而且说中国传统选拔官僚的科举制，就是现在西方的文官制度，也是很合理的，政治也很好；那伦理就更不用说了，自古以来人们就说中国是伦理天下第一，据说西方都是崇拜物质，只有中国人是崇拜伦理的。那么伦理如此优越，政治又不专制，经济是天下第一，那中国还有什么地方不好呢？于是有人说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根本就是吃错了药，就是中国人发了神经病。但事实上，好像并不是那么乐观。传
是有盛世，盛世的确是创造了很多奇迹，中国经济奇迹也不是今天创造出来的。中国历史上多次有过这种现象，就是当一个王朝末年，赤地千里，所谓“白骨露于野，千子都不能找出四匹一样的马来拉车年期间，一下子就是”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财政盈余到了钱不知道怎么花的地步，这样的奇迹的确也是产生过。但是，中国一旦出现社会暴乱，那时的现象的确也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就比如说在明清之际，像四川出现过一个说法——张献忠屠蜀，说张献忠把四川人都杀光了。后来又有人说其实不是张献忠杀光的，是地主阶级杀光的，都是官军杀光的。再后来又有人翻出张献忠当年一个被称为”七杀碑“的——据说张献忠在四川到处杀人，立了一块碑，说什么”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叫做”七杀碑“。后来又说这是地主阶级造谣，后来在四川真的就发现了几块碑，正式的名称就叫做”圣谕碑“，就是大西皇帝的圣谕。这个全文倒没有七个杀字，前面两句是有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
里无鸡鸣“，户籍减少一半以上。0像汉初，号称是连物与天”，后面的两句是“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没有这七个杀字，但是很多人都说虽然没有这七个杀字，但是碑很明显就是为杀人做理论依据的。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老天爷对你们四川人不错，但是你们四川人对不起老天，所以你们“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就是你们想想你们该不该杀吧，大致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四川的确是，明清之际三百八十五万人口，到了清初第一次统计的时候，只剩下了一万八千人。当然实际上没有死到那么多，但是的确说是人口近于灭绝也是差不多，比一万八千肯定多，但是我想大不了也是十万八万，整个四川的人口后来都是外地的人过去的。怎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真是很值得研究，世界各国很少有这种现象。另外，中国王朝更迭过于频繁了，至少是西方好像没有的。西方有黑死病，有罗马帝国晚期的危机，16
得把“dynasty”翻译成“王朝”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比如英国有很多“dynasty”，但你们看看这些“dynasty”，包括现在的这个英国女王，她的王系可以一直追溯到1066年的征服者威廉，没有变过，只不过一下子是男系，一下子是女系。它往往是比如说儿子没有了，选个女儿继承王位，这个女儿嫁了某一个公爵，这个公爵的领地比如说在兰开斯特（Lancaster），于是就叫兰开斯特王朝，换了一个徽章，这就叫做王朝更迭。我们大家有谁知道英国最近的一次王朝更迭在什么时候？我想连英国都不一定有人知道——更迭发生在1907年，但是1907年英国发生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和中国的王朝更迭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那么中国发生的这些朝代更迭是什么？在我看来，中国这些危机基本上就是一种政治危机，讲的简单一
往看到的是民间的精英和平民联手起来反抗官府。其实看看水浒就会知道。水浒描写的是农民反抗地主吗？不是的，水浒描写的是地主带领农民，就是庄主带领一帮庄客，什么叫做庄客？其实就是佃户，就是庄主带领佃户来造反。这样的社会危机说和中国的传统制度是有关系的。当然，传统社会出现的这种危机有一些是非社会原因的，比如说天灾、外敌入侵，这些东西基本上对
说中国传统很美好，于是就想用纯粹外生性的理由来解释，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比如有人说，明清之际发生大动乱，是因为当时气候异常，全球气候属于小冰河时期，出现了连年的灾害，所以饥民就暴动了。这个说法不是一点道理没有，那个时代的确是气候异常，可是就算气候异常，全世界出现张献忠屠蜀那种状态的也就只有中国。当时的西方也发生了危机，但是那个危机绝对不能跟中国相提并论。要说小冰河时期，那也不会只是中国有，而且中国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每一两百年就发生一次小冰河，这也说不过去。所以完全用外生性原因来解释的确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最近的这一次变革（从传统的观念讲就是最近的这一次改朝换代，用新的话语讲就是中国革命），我的感觉是，其实它和传
由于专制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冲突导致的，也是一场官民之间的社会大爆炸。那么它和传统时代的真正区别在于它的周期比较短，因为民国只有二十几年，从辛亥革命算起也只有三十几年，和一般的王朝周期相比要短得多。短得多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是和抗战有关。虽然中共抗战以前搞过所谓的“土地革命”，但是大家知道土地革命实际上是失败了
法，是因为出了几个坏人，什么王明、博古、李德，说他们不会打仗，所以这个革命就失败了。大家现在谁都知道不是原因是当时没有革命的基础，而到了抗战以后却有了，讲的简会的矛盾在抗战以后发生了很多变化。讲的最简单的一点就是，抗战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来源不是靠从农村征收的，其财政来源百分之六十七是来自于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官盐统商税，剩下来的都是公债，公债大部分又是在东南沿海这些城市发行的列入中央财政，都是地方财政的收入。但是到了抗战就不一样了，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财政来源，之前的主要财政来源都没有了；第二，由于战争和腐败等原因，国民党的财政需求又比原来要大得多——一方面是要打仗，另外一方面是国民党的政权运作成本也很高，腐败什么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种情况下，财政当然都得向农民伸手，向农民伸手就得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其实，本来在抗战之前，国民政府在农村的管理还是比较粗线条，抗战以后就强化保甲制度，搞了很多基层政权建设，当时基层政权唯一的功能基本就是“要粮要钱要命”。搞这样的事，一般的绅士也不愿干，所以当保甲长有好多是素质不良人士。国民党在抗战的时候为了强化征收，大量的用了很多勇敢分子，就是那些敢扒房子、牵牛、抓壮丁等事情的人，最终当然是闹得天怒人怨。即使没有共产党的煽动，抗战期间在国统区里，民间社会自发的抗粮抗捐、反对抓壮丁这种民变已经比抗战前要频繁得多了，因此，国民党得罪农民在经济上当然是跟横征暴敛有关，在政治上就是跟政权腐败有关。
这么回事，在我看来，失败这些在土改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土改的时候第一个阶段就是让农民诉苦。这里插一句，土改档案里反映的农民诉苦材料，不管是在地权分配比较分散的地区，还是在地权分配比较集中的地区，都有一个特点，基本上农民的诉苦，大部分都是讲国民党怎么横
民党“，保甲长怎么欺男霸女，怎么贪污公款，还有一项就是所谓的负担不公，把富人应该负担的转加到穷人身上等等。几乎很少有老百姓责怪地主收地租收得太多，这种抱怨在农民诉苦的案卷中很少有，这也是当时土改工作对的材料中说农民需要引导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农民对国民党的抱怨主要也就是这种抱怨，我们都知道当时说国民党是”刮民党“，说中央军是”遭殃军“，还有一种说法叫”国民党万税“，赋税的税……我们可以说国民党得罪农民，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上的横征暴敛和政治上的乡镇腐败。当然高层腐败农民管不到，农民也不知道四大家族是不是贪污了、贪污了多少钱，但是农民感觉得到的就是国民党的基层官吏也是很腐败的。然而，共产党也要打仗，打仗也要向农民索取各种资源，而且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比，战争资源毫无疑问对农村的依赖更强。因为共产党的统治地区和抗战时代的国统区相比更农村，无论是人力物力，肯
党进行这么高强度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动员，还能够得到农民的认可，还可以支持共产党把国民党推翻呢？关于这一点，老实说，我认为民国年间凡是接触了国共两党的人对共产党有好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不仅农民是这样，知识分子也普遍是这样，包括我父母：第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党比当年的国民党清廉，共产党办事也比国民党公平。尤其是在农村，这个负担公平和负担不公平对农民来讲感觉是非常不一样。抗战时期共产党赢得民心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负担公平，而国民党的确比较腐败。这里我要讲，中国的正式的征取制度，很奇怪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明清时代的传统统治者，正式的征取制度都是针对地主，讲的简单点都是以土地税的方式，包括附加也是以土地税的方式；田赋是按土地税；所谓的苛捐杂税也是按土
，由于腐败，往往国民党时期的一些保甲长就把富人应该负担的转加到穷人身上，包括抓壮丁也是这样，按理说富人也要出壮丁的。当时普遍就说共产党比较公平，负担比较公平，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共产党的干部也比较亲民等等。讲的简单的就是当时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好感主要来自共产党比较民主而国民党比较专制，而农民对国共两党的判断就是共产党比较廉洁而国民党比较腐败。土地问题对中国革命的作用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情况就是土地问题上的分野和中国革命中的政治分野有很大的不一样。首先，在我看来，国共两党的矛盾和土地几乎就没有什么关联。因为国共两党的关系
叫做国民党的联共反共，详详细细的讲了这两党关系的前前后后。但是国民党联共的时候并不是土地政策比较激进的时候，国民党反共的时候也不是它的土地政策比较保守的时候，而且国民党联共，一开始关系好，后来又不好了，好和不好之间他们进行过很多的磨合，很多的磋商，很多的谈判，谈判过无数的问题。最近国共两党的谈判过程研究成果也很多，包括杨先生，谈得也很仔细，材料公布的也很多，有一本书叫做《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把很多1926年国共谈判时候的文献都收集起来了。看了这些谈判以后我就觉得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国共两党谈判谈什么呢？讨价还价大部分谈的是政权和军队，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谈的都是什么你能保留多少军队我能保留多少军队，你委任几个省长我……反正都是谈的这些。如果要谈社会问题，当时谈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军队国家化在前还是政治民主化在前，其实这两者当时国共两党都承认的，只不过国民党说，应该先搞军队国家化，讲的简单点就是你共产党要先把军队交出来。然后，共产党当时也打民主牌，所以当时它并不否认军队国家化，但是它说，军队国家化必须要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也就是说国民党必须先搞多党制，然后我才能考虑军队国家化。这是一个争论，还有具体的很多争论什么联合国救济物资应该怎么分配啦，甚至，国共两党谈判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黄河怎么治理的问题。关于黄河问题，签订了很多协议，什么菏泽协议，开封协议，上海协议，争得不亦乐乎。唯一一点，国共两党几十年的交易从来没有谈过土地问题所以我就不知道，把国共两党的斗争当做土地改革派的斗争和反土地改革派的斗争到底有什么理由。国共两党的土地政策当然是有很大区别，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要说，如果和中国当时其他政治思想流派相
入进来，当时在中国各派势力中，土地问题上观点最接近的，或者说差别最少的，还真就是国共两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谈土地问题，那么除了国共两党以外的其他势力，都比国民党更保守，而不是介于国共之间。我们有一个词
，在国共两党之间做调和。但是如果我们要谈土地问题，我觉得国民党才是真正的中间势力。国民党在土地问题上肯定比共
党最保守的势力也是如此。这一点很好理解，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中央集权的，都强调中央干预地方。但是第三势力，它的思想背景，主要就是两支，一支就是自由主义者，一支就是传统文化本位派。传统文化
5宛西自治，指1929～1933年间，彭禹廷等人在河南南阳宛西四县实行的一系列“自卫、自治、自富”为主装的乡村治理实验，是乡村建设运动的“模范”。
本位派比如说梁漱溟先生，他本来
道这个“乡村建设派”在农村搞的那一套，老实说，不仅共产党接受不了，国民党都不能接受。乡村建设派其中带有政治色彩的主张——什么平民教育我就不说了，因为它实际上并不涉及到乡村治理。它真正涉及到的乡村治理，比如那个“宛西自治”5，这是真正主导的政治层面的乡村治理。“宛西自治”是什么，老实讲就是共产党所说的土豪劣绅自治，就是依靠地头蛇，靠当地的大乡绅，比如内乡的别廷芳、西康的陈重华、郑州的宁洗古等等，靠这些人，实行儒家的家长制。它大致按照儒家原则规范社会，不许你抽烟，而且必须孝敬，不然的话就杀了你的头！据说治理得还很好。这些人强大到什么地步呢？他们甚至把南京政府派来的人都赶跑了！老实说，共产党能不能容忍不知道，至少南京政府就很难容忍。后来宛西自治实际上就是被南京政府给搞垮了。南京政府都不能容忍地头蛇嚣张到这种地步，共产党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传统文化本位派”强调的就是乡村士绅，它怎么会搞“打击地主”？从来没有的事儿！至于自由主义者，它倒不讲乡村士绅，一般就是强调民间产权的合理，它也不会主张国家没收老百姓的土地这种事儿。这样你会看到，当时的第三方，在土地问题上都要比国民党保守。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包括国民党内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国民党是一个很多元的党，它的派系很多，在土地问题上他们其实并不完全一致，有土改激进派，也有土改保守派。国民党的土改激进派并不会因为其土改的激进都是反共激进派，而国民党内土改保守派，相对而言，往往对共产党比较客气。比如说国民党内土改最激进的就是CC系，包括陈果夫、陈立夫等等，这些人都是主张在土改上跟共产党竞争的。他们跟共产党一样，都喜欢把中国的问题解释为不是贪官污吏的问题，而是民间社会自己的问题。讲的就是“我们的干部没问题，有问题的都是个体户”。这一点也导致了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一套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共产党由于搞了平均地权，所以就赢得了农民——之所以好像很有说服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共两党都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只是共产党讲，大家还不太相信，国民党也人也这样讲，很多人就相信。比如陈立夫讲过，孙科也讲过，好多人都讲。孙科讲得更起劲，他就说共产党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其实就是把我爹的话，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的一半——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嘛——加以实施就取得了那么伟大的成果。还说我们国民党也没做错什么事，唯一的错误就是没有听我爹的话。我觉得这话这也很好理解，就像“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就说，我们党在三年困难时期，做的一切事情，如果说做对了，那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话，如果说做错了，都是因为没听毛主席的话。这么一说，毛主席就觉得这解释很好。如果你说是因为一党专政、独裁腐败，那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但是这种说法造成一种结果，就是这个说法好像很可信。这个问题在背后反而凸显出一个现象是什么呢？这个说法说明在土地问题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许多看法是相当接近的。思想背景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当然差别还是很大
一套，他讲的平均地权当然在方法上与共产党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认为这个土地不均多么多么重要，这一点他们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为什么土改激进派也是反共极端派呢？我们知道国民党反共是一致的，但是主张用特务手段对付共产党，老实说就是陈立夫首开先河，中统都是他们建立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主要问题是围绕土地问题是说不通的。中国最极端的反土改议论也是出现在第三方势力。当然大多数人在国共争端中因为同情共产党，虽然不赞成土改，也没有公开跳出来说不该土改。国民党也没说不该土改，只是说不
主是农村中的精英，说贫农都是懒汉、堕落的，其中
先生，他是农业经济学家，也写过许多文章，赤裸裸地指出土改是要不得的，而且真正的农民都不喜欢土改。他以农民代表自居，搞了个农民党，但是董时进在政治上非常反国民党，后来还加入了民盟。新政协召开的时候还跑到北京，因为他是民盟成员。但是他提出，在八大民主党派之外，我这个农民党要代表农民，共产党绝对不同意，代表农民的只能是我们了，农民党绝对不行。董时进火了，也没投靠国民党，跑到香港跑到美国写了好多反对土改的文章。董时进就是一个非常反土改并且亲共反对国民党的。当然这是新政协以前，新政协以后就不亲共了。新政协以前他一直是民盟活动家，一直是亲共反对国民党的。怎么理解这种现象呢？当时所谓的中国革命，真正的第一号动员的诉求，或者说用来划分政宪的标准，其实就是主张宪政民主和主张一党专政独裁腐败这两种思路。以这条线就可以划清楚，很多在土地问题上很保守的人，为什么支持共产党呢？比如说梁漱溟先生
老实说这本书主要的篇幅，不是在批判共产主义，而是批判自由主义，大量篇幅是讲中国如何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如何不适合中国，中国就适合搞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但是这本书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很多人都是，包括闻一多先生，他在回忆录中就这样讲，看到那书马上就火了，就跟国民党BYEBYE了。那些反土改的人之所以支持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讲我们要搞美国式那一套（我要讲，当时共产党上台说的是，我们要搞的不是苏联式的民主，而是美国式的民主，这是共产党讲的很明确的）。结果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共产党确实不错。国民党讲要搞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所以那些不赞成土改的人也亲共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么，国民党内土改激进派为什么反共呢？这个也很容易理解。陈立夫这个人也是很专治的，主张激进土改的人也就是最主张中央集权的人。主张中央集权的人一个原则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都是对于异党最不宽容的人，所以这些的反共也不难理解。整个中国革命是根据搞不搞宪政民主或者搞不搞独裁搞起来的。当然，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理解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基本上就是白革了，因为现在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解决。我讲得简单一点，共产党
一党专政，反对独裁腐败为号召搞起来的。这里讲的是知识分子，农民就不关心什么一党专政的问题。农民在国共斗争中为什么支持共产党？这和我刚才说的共产党的清廉有关系。如果说只是农民对共产党有好感，这是完全不足以解释共产党的成功的。这里我要讲，“得人心者得天下”，能够做到这
的人肯定是大家对你有好感的，如果我对你有恶感，我就不会投你的票，道理就这么简单。这里我还要讲，民主制度有很多毛病——我并不是什么浪漫主义者——你只能说，民心有很多毛病，老百姓本身就是芸芸众生嘛，道德上不见得是最高的，智力上也不见得是最超群的。
缺点，就像有人说，民主制度是万恶之源。他这么说，我觉得也是可以讨论的。你把老百姓说得太高明的确也没根据，老百姓既不是最聪明的人，也不是道德上最完善的人。但是毫无疑问，就事实而言，民主制度肯定是谁得民心谁上台的。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就是你对谁有好感就投谁的一票。投票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它不需要你付出什么。但打仗就不一样了。打仗要分胜负的话，就不是你对谁有没有好感的问题。我对共产党有好感，这跟
着脑袋跟共产党豁出去干，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果是选举，我愿意投共产党的一票，这没问题。民主制度要说好就好在这一点：民心实现的成本特别低，我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但是如果你要打仗，就算我比较喜欢共产党，我就愿意把我的一大半财产拿出去帮你去打仗，甚至豁出命去跟你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吗？这完全就是两个概念。比如说我们在街上看到歹徒杀人，很多人都袖手旁观，这是因为歹徒更得人心吗？谁都知道不是这样，大家都讨厌歹徒，如果要投票的话，恐怕没几个人会给歹徒投票，但是如果要跟歹徒拼命的话，我想同样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去跟歹徒拼命。因此，在战争条件下，共产党获得的支持就不是民心向背的问题，而是一个动员能力的问题。它和国民党要比较的并不是谁更得（老百姓）好感的问题，而是谁能从农民中得到更多人力物力的资源而不遭遇反抗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土改真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个意义上的土改不是指的“平均地权”。关于这一点，我接下来还要讲一下。
秦晖：土改并不是指的“平均地权”，关于这一点，我接下来还要讲一下。谁都知道中国的土改有很多流血。至于这个流血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很多人都有争论。奎松先生就这一点曾发表了意见，他认为土改中发生的很多过激的做法，可能不是（土改制定者的）初衷。
很可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土改跟战争之间，有一个现象是值得研究的，那就是，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你对土改有研究的话——凡是土地比较集中的地方，其实死人的事件并不是很多；死人最多的地方，都是以自耕农为主的、似乎不太有平均地权的诉求的地区。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就某一个孤立的案件来说，（流血）是不是有意还可以讨论。但是如果这种事情一多，你就会想这里面的逻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比如说，我们了解中国的土改，流血最多、最残酷的，就是华北的老区土改。但如果就平均地权来看的话，华北地区是最不需要死人的，是最没有（土改）搞头的。华北地区的传统就是以自耕农为主的地区，地主很少，大部分土地都在农民手里。再加上这里是所谓老区，就是共产党在抗战时候就已经统治了好多年的地区。共产党在抗战的时候虽然没有搞土改，但它也实行了一些阶级政策，所谓阶级政策就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扶持穷人，对富人进行限制。那么这些政策搞到抗战以后，这些地区基本上也就没有太多的地主可言了。这些地区要平均地权，老实说是没什么搞头了。但是偏偏是这些地区，流血是最多的。有人说过，土改过程中，60%的流血是发生在老区土改中。
还有一个我们不能理解的，就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土改。我们知道广东珠江三角洲，它倒不是自耕农多，它的特点是族庙公产比较多，土地的50%、甚至80%都是族庙公产。它也要搞土改，这是共识，土改的方法就是把原来公共的地分掉。讲得简单点，就是分田到户。它是把公共的东西分给每一个人，并不是把张家的东西抢了给李四。理论上讲，很难理解为什么要搞得你死我活。就像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把公家的东西分给了老百姓，用不着你死我活嘛。这和发动大家都去抢生产队长的财产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发动大家都去抢生产队长和公社书记的财产，那矛盾肯定会很大。但你实际上就是把原来属于大家的，现在不过是又分给了大家，何必要搞得你死我活呢。当时广东的地方干部，像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的，他们在土改的时候几乎都犯了“右倾”错误。他们都是赞成土改的，他们就觉得，分了就分了，老百姓中也找不到反对“分”的力量，没有地主了嘛。当时，那个地方只有“工场地主”，所谓“工场地主”就是族庙公产的管理人员。当时就有个当地的老干部说，这些工场地主其实也不是什么有势力的人。当时那些族庙公产基本上是采取以宗族议事会来管理的，然后宗族议事会请了一些外面的经理人员来操办具体的事。就跟我们现在董事会请了个经理来管理经营一样。其实这些管理人员往往不是很有身份的人。讲得简单点，也就是一个宗族的雇员而已，真正的族长也不屑于去管具体的事。当时那些人也提不起劲来干（土改的）事儿。很令人费解的，就是当时中央一定要来一场北方式的土改。因此就在南方搞得天翻地覆，发动了一场长达几年的“反对地方主义”的运动，上至华南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下至乡镇上的地方干部，全部都搞掉了，端掉了一批“南下干部”，死了好几千人。这个事情就很难理解，这是在搞平均地权嘛。
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搞呢？我觉得有一点是很直接的，我可以举很多具体的案例。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讲的土改是晋绥地区的土改。讲得多是因为它是由一个坏人——康生——组织的，但其实，当时晋冀鲁豫地区的土改搞得比晋绥地区还要厉害，但它是好人组织的一个地方，人们就提得比较少。我们调查过很多侧面的情况，晋冀鲁豫地区的土改确实是很厉害，当时它印很多统计小册子，其中有个统计册子比较有意思，它说“群众运动各项数据统计表”，其中有个“斗争果实”，里面就有什么“银元若干”、“衣服若干”、“土地若干”，还有一项是“群众打死人的统计”。你看到这个统计就会有个很大的感觉：大量的村子的“斗争果实”中，土地占的比重都很少。我曾经看过好几个村子，比如徽县的葛村庄，是当时中共徽县县委的所在地，是县委直接领导的土改。这个村大概有两千多亩土地，土改中只有一百多亩是“胜利果实”，也就是土改中分掉的土地只有一百多亩。但是这个村两百多人，打死的就有其个人。这种例子很多，实际上没分多少地，但是死了很多人。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你可以看这之前之后的战争形势，老实说，共产党最初在当地征兵征粮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搞了（土改）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部分人跑了，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当时像徽县这样的地方，有28%的人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其实就是国民党所谓的“还乡团”。这些人都是有“血仇”的，如果这些人跟着国民党军队再打回来，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大家都想像得到的。造成这样的局面以后，用文件中的话讲，就是“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这个时候，大家想的就不是共产党掌权我就能多得一亩地，国民党掌权我就少了一亩地，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共产党掌权，我可以多的一亩地，国民党掌权我可能就掉了脑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被割裂成两大块，彼此之间的关系成为你死我活的关系，国民党的胜利，对很多农民来说其实不是什么经济利益的问题，而是会不会掉脑袋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大家都动员起来，让大家都提着脑袋跟你干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投名状现象”，这样你就能理解了。
但是后来搞得太过火了。徽县有一个地方，叫什么九胜庄，最后搞到什么地步呢，一千九百人，跑掉了一千二百人，大部分人都跑了。按照书中说——是《人民日报》还是晋冀鲁豫的地方报纸说的，说徽县的这个地方，搞得人们都跑光了，村子只剩下少数民兵，而且都是单身，他们认为是搞得过火了。当时那个报纸说得很有意思，说领导发现了这种情况之后，就“果断地停止了土改”，然后才却了很多措施，吸引难民回来，然后就出现了什么大好的形式之类的。你会发现，它讲的“停止土改”，并不是说把土地还给了地主，而是停止了大斗大杀。其实在当时，你如果不大斗大杀，就不叫土改。所谓土改，就是搞的这个东西。搞到这种地步，当然就是影响战争动员了。
但是，适当地把20%～30%的人赶跑，变成“还乡团”，我认为这是有利于战争动员的。当然，这个不能作为动机的判断，而是一个事情的逻辑的判断。你看所有的土改文件，它最核心的一点并不是分地，而是发动群众。发动群众的标志就是有没有暴力事件，就是有没有把地主“斗透”——当时的说法是“一个不漏得斗透”。一个村子四十几个地主只都了三十几个，就是还没有“斗透”。还有晋冀鲁豫的一个村，原来说是斗透了，结果一复查，发现还差得很远，差在哪儿呢？这个地区有个经地金志强（音）——所谓经地就是经营地主——调查说这一年他收获的粮食超过了全村平均数的5.3%，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于是就把他斗死了。还有一个更有趣，还有一个经地说他收了多少多少，虽然没有讲是占平均数多少，但是一算就算得出来，其实还达不到平均数。但是还是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有个儿子当小学教员，每个月有120半谷的收入，因此他的儿媳妇穿戴得整整齐齐，这也是没有斗透的一个理由。就非得把一部分人整死不可，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你仅仅说是意识形态，我觉得也很难说。因为老实说，像这样的现象，大量发生在战争初期，等到战争差不多不需要那么高强度动员的时候，就要好得多了。所以我这里觉得，这个和战争动员的确是有很大的逻辑关系，主观是不是这样，我不敢这样说，因为谁都不是肚子里的蛔虫，动机是什么我们不能说。但是能够进行高强度的战争动员是和用土改高度分化了乡村，把乡村分化成你死我活的两大块。用“你死我活”这个形式来进行战争动员，和这一点是很大的关系。
这一点我觉得，有人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土改是一种战争动员手段。然后网上就有很多骂他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说，说中共是为土改而战争，而不是为战争而土改。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看？我觉得如果事实讲逻辑的话，那么的确你只能说它是为战争而土改。因为老实说，在战争之前，他和国民党讨价还价的时候，从来没有把土地问题列入过讨价还价的内容，说“你要土改，你如果不土改我就跟你打仗”，从来没有这种言论的。但是我要说，的确土改也不光只是为了战争动员，否则就不会，为什么像广东那样的土改，已经是战争都打完了，为什么还要土改？我觉得，土改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从你死我活实现了一种分化式的动员。就是你死我活，所以我就可以对这部分人进行高强度的分改；第二，通过土改再造乡村，把乡村中传统的认同都给消除了，什么宗族的认同，什么社区的认同，又是所谓的“清不清阶级分”嘛，把原来的一个村子里头的什么亲情、乡土之谊打掉了以后，原来传统的乡村的民间组织资源，也就是我在文章中讲的，小共同体的那些组织，不管是宗族、社区、宗教什么全部扫掉了以后，再有一个组织化的体系，就是实现了组织资源的一元化。这个组织的一元化，老实说，不仅对于进行战争动员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就是对于战后的社会变革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讲，土改很有意思。从经济的角度，它是一场彻底的私有化运动。因为中国虽然很多人说，自古以来土地就是私有的，但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上一直有相当一部分小共同体所有的土地，就是族庙公产所有的土地，这些地直到49还是有不少的。那么土改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要把这一部分地方，就是把族庙公产给私有化，这在有些地区是土改的主要内容，比如广东的土改。
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搞过一次改革，和这个逻辑一样的。商鞅是一个法家的土地改革，法家的土地改革很有意思，也是搞了一场私有制，但是这个私有制是国家领导的，国家可以没收你，但是乡村、宗族、族群不能管你，最终的结果也是那个国家管制和财产的“原子化”，就是我讲的国家主义外形下伪个人主义的一个结合。
土改以后，的确是把乡村极端的原子化了，所有的组织资源高度的依托。那么这样的结果，的确对后来乡村创造了很多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中国比较中最明显。俄罗斯和中国都搞了集体化，但是俄罗斯搞集体化受到农民强烈抵制。而中国的集体化农民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抵制，那么是什么原因？斯大林当时在俄国推行集体化的时候，当时推行集体化的真正原因是另外的。但是他解释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说法，说我们俄国农民，本来就有集体主义传统，大家知道在三俄时代土地就是公有的，俄国传统时代一直有土地的村舍所有制，只不过耕作式的，讲得简单点，有点像联产承包，就是所谓的公有私耕制度。斯大林就说，我们俄国农民有集体主义传统，所以我们搞集体农庄，可以搞的比较容易。他们把恩格斯骂了一通，说法国农民问题中的这个说法过于保守，因为恩格斯讲的法德农民，他们是小私有者，我们俄国的农民是农村公社的传统，所以我们可以搞得比恩格斯讲的要激进。
但是苏联后来实际的结果就是遭到农民非常强烈的反抗，而且付出的代价极大。结果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解释的模式，到了中国搞土改的时候，中国大家知道50年代中国各处都有苏联专家，农口也有很多苏联专家，农口的苏联专家都反对集体化，都反对搞合作化。他们的理由就是受到斯大林说法的影响。他们就说，你看我们俄国农民是有集体主义传统的，我们搞集体化尚且是困难，说你们中国以前就没有农村公社，这是你们和我们俄国农民不同的地方。你们自古以来就是私有制，一小二私，不像我们俄国农民还有农村公社的传统。我们俄国农民搞集体化尚且如此困难，你们搞集体化那不惹大乱子吗？怎么能搞得成呢。老实说这个说法影响很大，一直到90年代杜润生还延续了这个说法。他在一篇文章中还这么讲，说集体化是一种苏联模式，苏联提出这个制度是有根据的，因为苏联传统时代就有集体主义传统，所以他们搞集体化是合理的，但是中国国情不同，所以毛主席这样搞是不对的，就是生搬硬套。
其实我要讲，毛主席倒是真的了解中国国情，这个问题上，要比杜润生更了解中国国情。毛主席正是知道中国的农民除了共产党的那一套组织体系以外，真的就是一盘散沙了，真的就是原子化了，所有集体化可以放心的大搞，搞到农民饿死3000万也不会有什么反应的，事实就是如此。我觉得这是土改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使中国再造乡村，把传统的那个小共同体资源都给解构了，然后造成了一个组织高度一元化的乡村，那么这种乡村，用我最近比较通俗的说法，是一种被集体化的乡村。这个被集体化我认为是集体主义的反义词，讲简单一点就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形式很难被集体化，越是一盘散沙的乡村，越被集体化。
俄国农民比中国农民有集体主义，所以搞集体农庄就比中国更糟糕。大家要注意，在中国搞合作农业时期，也出现过农潮，就是农民的不满，有的地方反映为“褪色潮”、有的地方规模的很大，像浙江仙居曾经发生过几千农民砸了公安局，发生过浙江的仙居事件，广州的中山事件，很多事件等等，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这些地方都是在土改前族庙公产占的比重很大的地方。中国的传统时代有一个特色就是，东南沿海族庙公产最多，华北地区几乎没有。华北地区是纯私有化地区，但是这些地区搞集体化是最容易的。就是这个农民高度原子化的地区，推行这种制度是最容易的。所以我们现在说集体主义很重要，我认为的确很重要。中国现在社会，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一盘散沙，大家各顾各，很多事都搞不起来。但是这种现象和所谓的集体化，和所谓的被集体化，恰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土改正是造成这两面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把民间搞的一团散沙，另外一方面又有一个官方的被集体化体制，把大家都装在一个筐子里去，我觉得对于后来的中国是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我讲现实，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土地不存在所谓的私有化和集体主义的对立，凡是这样讲的都是骗人的。说什么中国现在应该提倡集体主义，说什么不应该把地权交给农民。全是胡说，我认为中国的集体主义，在任何时候——这里也不光是中国，在全世界范围——集体主义和private都不是矛盾的东西。大家如果学过《民法》的话就知道，这个private，充其量只是和individual有矛盾，从来不会和集体制有矛盾的。集体的不同于个体的，不同于一个人的。但是private是什么？大家知道指的就是非官方的，指的就是民间的。一个人有的就是private的，一万个人有的也是private.所谓维护private，指的就是老百姓的财产国家不能乱抢，国家不能把个人的财产归大队，同样国家也不能把属于很多公民共有的财产装到某一个权威手里，我们现在这两项都有，两种现象的根源都是一样的。一万个公民共有的东西，国家把它想装到某个人的口袋就装到某个人的口袋，一个公民有的东西，国家想把它没收就没收了，这两种现象都是在侵犯private.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一个人拥有的财产和一万个人拥有的财产都是private.我们现在不存在着private和collective的对立。我们存在的只是private和state的区别，也就是说只有国有化和私有化的区别，至于这个私有化是一个人所有，还是一万个公民，甚至几百万个公民，比如说现在很多大公司，我相信不能理解，凭什么说雷曼兄弟公司是一个私有企业，而中国的一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叫做集体经济，怎么能够说得通呢。几十户人家怎么就叫集体，人家几百万人怎么就不叫集体？其实说穿了，无非就是股份公司可以自由进出的，而生产队是不能自由进出的，无非就是集体化和被集体化的区别。
因此我觉得，现在非常需要集体主义，但是也非常需要捍卫私有产权，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没有捍卫私有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体主义。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秦老师，今天说主要谈历史比较多，当然其实谈历史其实是为了更好理解当下，知道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伪问题。我们现在请出另外一位老师，就是杨奎松老师，杨老师大家知道是党史研究专家。他也有一系列关于出版方面的研究。他特别说过，土改可能是一些落后国家，像工业化过程当中必需的一些手段，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类似的，在欧洲也不例外，我们有请杨老师，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谢谢！
杨奎松：首先感谢主办方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本来我其实是来捧场的，他讲的题目我听了一下，我说我根本没有发言权。你搞土改，你就来讲一讲土改有关的事情。实际上我在这里，我想首先我不是做评论，另外一个我也不太多的重复刚才讲过的。
归纳一下，有几点，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可以引起我们在座各位重视的。一个就是他刚才讲到大家应该看《水浒》。其实《水浒》的故事，讲的农民往往去反抗政府，腐败的王朝，腐败的政府，这样的故事，其实在今天有很多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就是大量的我们过去讲的农民起义，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皇帝也不是真正的所谓的整个中国的最大的地主，他其实是一个民和官之间的问题，就是官逼民反的问题，所以农民起义本身除了地主的问题，除了官的问题，刚才还讲到的问题，因为张献忠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我的父母，因为我的家乡就是四川。我的父亲是从江西进去的，他们整个家族从江西进去。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四川确实早期的时候在张献忠屠杀了大量的人口以后，然后荒芜了很多地方，所以其他的一些省，会有大量的老百姓涌到那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大量发家后来致富，然后家族一代一代发展下来。所以我想这个例子也非常清楚地证明了刚才秦晖讲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农民起义不见得都是好的，而且农民起义本身都不见得都是跟地主有关。我想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了解过去传统的农民革命也好，农民起义也好，一定要抛开过去的传统教科书的说法。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党的动员的问题，共产党的动员问题。动员问题说起来非常非常复杂，我也做过一些研究，也看过很多的档案，也看过很多的案例。秦晖老师刚才讲的，1946、1947年，中共曾经搞过一段土地改革，那个土地改革搞的非常激烈，很多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今天还是有争论。我对这个观点很简单，就是提到1946年战争结束的时候，其实中共那个时候还没有做好搞土地革命的准备。如果我们了解中共战后的历史，其实应该知道，战后中共和国民党的队伍还相差非常远，他所占的地方都是农村，而且他所占的那些地方比较穷，就是比较远的地方。换句话来说，就是他在全国没有任何资源。另外抗争以后还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有两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是战后所有的，我们讲全国包括全世界都需要和平，所以战后民心是需要和平的，这个民心怎么做？不能再搞一场战争然后来争取你的胜利，共产党面临很大的压力没有办法马上发动一场革命，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介入，苏联的介入，我想在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重庆谈判，重庆谈判是国民党提出的，蒋介石接连四通电报发给毛泽东，要毛泽东去重庆会谈。那毛泽东一开始拒绝，一次一次最后斯大林干预，美国干预，最后毛泽东不得不去。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国际上压力非常大，共产党如果想在战后打天下，这个没有条件的，在国际上得不到任何支持。不光美国不支持，而且共产党背后的靠山苏联也不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在战后其实最初没有任何一个动机，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个条件说发动一场新的战争。
到了1946年的时候，我们知道1946年5月4号中国通过了一个土地改革的决定，那么这个土改决定和1947年9月，后来又搞了一个关于土地法大纲，这两个有非常大的差距。一个是主张和平土改，一个是主张暴力土改，也就是1946年是主张和平土改，1947年是主张暴力土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这么大的反差。这里和我刚才讲的战后发生的，当时整个国内，包括国际的民心，包括整个国际舆论的压力非常大的关系。国民党1946年的时候，大家知道马歇尔，就是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在1945年12月下旬来调整国共两党关系。由于马歇尔来了以后，所以中共和国民党在1946年1月初，1月5号，后来1月10号正式签订了停火协定，然后紧接着同时召开了全国政协，国民党和中国的中间党代表共同召开一个和平的，共同讨论和平前景，提出来要和平民主新阶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马歇尔认为他的调处成功回去挣取美元，在这样一个3、4个月，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中共内部问题发生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共中央得到地方很多的报告，说农民自动要求土地改革，由于有这样的一个报告，由于有很多的中央局提出来，农民自发的要求土地改革，那么中央要出台一个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被迫考虑土改的问题。但是考虑土改的问题，我刚才讲，5月4号这个文件，我看了记录，可以看到中共中央讨论土改问题的时候非常非常犹豫。为什么犹豫？核心问题就是如果现在要搞土地平均或者是我们叫耕者有其田，如果要搞这个运动，根据共产党过去经验，一旦推开就很可怕，很可能形成一个革命风潮，他打击的对象就是地主。而且要知道共产党当时能够搞土改地区就是在根据地这些地区，根据地地区的所有这些地主如果说那个时候还存在的话，第一他们在抗战期间已经通过减租减息，通过各种方式已经和农民之间已经不是过去的关系了，那么地主的财产，包括土地所有的份额已经非常非常小了，还有相当一部分地主已经不是地主了，这是一。
再有一个刚才我讲了，战后有一个团结中间势力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地主，根据地的地主，他在抗战期间曾经跟共产党并肩作战，他们基本上属于开明士绅，或者说叫抗日地主，那么很多的中共的干部，是这些富农，他们的子女，他们在抗战期间，因为他们有点文化，他们有点知识，他们很容易就跟共产党走了。然后他们动员父母，动员自己的家里，把财产捐出来，或者动员家里搞减租减息，按照党的政策来做。所以很多的干部，包括很多的烈士很多的军队的军官的家属，或者他们的父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搞，在根据地内部都很容易出问题，更不要说你大面积的夺取地主的土地会伤害到开明士绅，那些开明士绅我们要知道，中国解放以前的地其实和城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大量的地主其实不住在农村，特别是在南方，包括北方很多地方不住在农村，就是不在农村的地主，很多地主住在县城里，住在镇上，甚至住在大城市里，他们只是把地放在那个村，然后找人委托他们去出租，因此是地主的身份。这样一种情况，使很多的地主，实际上他们又是工商业主，他们在城市里有房产，在城市里有企业，在城市里有商业，如果这样做有会伤害到城里大批的工商业者，那么这大批工商业主其实就是我讲的民族资产阶级或者民族资本家。那么中间党派，也就是说中共之间的那些中间势力，他们很多人其实就是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中共要搞土改必须要过这一关，所以在1946年5月4号中共讨论搞土改问题的时候，当时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敢不敢搞，搞了以后最后得罪了民族资产阶级怎么办。当时两个办法，第一，决定必须要搞，不搞不行。为什么不搞不行？这个要涉及到一个历史问题，就是1944年，中共有一个《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大家看《毛泽东选集》可以看到，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延安整风和在此之前的党内路线斗争做了一个政治决议，也就是说做了一个正误的判定，那么全党公开认定，在整个党的历史上，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
那么因为提出这样一个方针，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就必须要有历史来证明。那么历史上中共曾经因为不搞土地革命，因为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失败过。那么这个失败就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来就归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个就是在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当中定了性。那么陈独秀的错误，就是在1927年湖南、湖北两湖地区农民已经起来要求土地，要求革命的时候，陈独秀领导中共中央采取了压制态度，没有呼应农民的土地要求。所以决议就认为这个是当时犯的最大历史错误也是中共在大革命那样一个重要关头最终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1946年这个问题又出来了，抗战结束了，国共两党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矛盾。虽然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必须要共同追求和平，但是农民起来要求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你是执行陈独秀的令还是坚持毛泽东的革命方针、革命路线，毛泽东革命的方针革命路线就是以毛泽东1927年，发表了一篇关于湖南农民考察报告，那么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痞子运动好得很，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陈独秀不同意，毛泽东主张革命。那么这个是两个对立路线，毛泽东路线被压制了，革命失败了。现在的情况重新出现了，要不要支持，毫无疑问，中共中央讨论，你可以看会议记录里面有很多人发言，最后说我们不能犯1927年失败的错误，不能冒这个险，所以决定还是要支持，这是一。
第二，就是要支持并不等于我要破坏主要干线。那么怎么办？当时就提出来一条原则九条照顾，所以后来被指责为改良主义的一个土改的方针，就是没有提出革命方针。他强调的是一条原则，就是耕者有其田，要全党去贯彻这个方针。同时九条照顾，照顾什么？照顾烈属，照顾抗属，照顾干属，总之所有的在抗战期间跟共产党合作过的，或者说因为他们子女在革命队伍中工作或者牺牲或者什么的，所有的军属通通都要照顾。而且明确提出来，这个土改只针对汉奸恶霸，也就是说在抗战期间有卖国行为的，有叛变行为的。或者在历史上，或者是在抗战期间有血债的，中小地主一般不要触及。而且所有的刚才讲的那几个抗属、烈属、军属、干属，所有这些人，包括开明士绅，他们的土地被分配了以后，还要给他们保留比一般农民多一倍到四倍的土地。也就是说，虽然要分地，要耕者有其田，但是不搞平均。我们今天看到，中共在1946年那个时候搞的这个土地改革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就是为了照顾当时那个形势。所以在这个之后就出现了，我们在历史上讲的非常少的和平土改这样一个政策的贯彻实行和实验，也就是说在1946年的7月份，毛泽东亲自发了一个指示，主张在陕甘宁边区搞和平土改，搞土地赎买政策。按孙中山的办法，毛泽东专门给周恩来发一个电报说你去跟中间党派讲说我们——要知道五四指示，其实还是一个秘密党内指示，怕外面知道，怕大量宣传会让中间党派恐慌，所以变成了一个秘密指示，但是秘密指示由于在地方实行的时候透露了，所以有些中间党派的代表人士知道了，所以毛泽东7月份专门给周恩来发一个电报——告诉中间党派的这些成员，说我们搞土改跟孙中山没有区别，我们搞和平土改，和平赎买，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资助贫苦农民，然后向地主赎买土地。
因为在这个土地政策实行以后，地方上的很多开明士绅和共产党的干部家属，已经开始发起了一个“献地运动”。就是说他们已经知道，共产党最后肯定要搞土改，与其把这个土地留在手里，我还不如积极的干脆把这个土地献出去，因为你减租减息也好，搞了八年，实际上减租减息搞起来非常非常困难，然后地主根本收不到什么租。与其这样还背着地主的身份，还跟农民闹的很不开心，干部还成天找你来要粮食，我干脆把土地给你，给农民去交租交息，向政府去交，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很多地主，包括很多大地主，都把土地捐献出去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时候，共产党的根据地里面，报纸上大量的登地主献地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公开表彰。那么表彰的结果最后毛泽东说不能搞这个方法，搞这个方法等于没有了，地主都捐了，所以我们不如干脆搞赎买，地方政府发一些公债给农民，另一方面要求地主用最低价钱卖给农民，这样的话政府的钱给农民，农民买地，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这个和平赎买政策，从1946年7月份一直实行到1947年2月份，后来没有实行下去，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延安被占领，1947年3月延安被占领了，这个当然就没有办法实行了。另外一个，就是毛泽东提出来，这样一个搞法，不能够放弃斗争这样的一个方针。就是从1946年的五四指示，一直到1947年初，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基本上成为一个和平土改。毛泽东认为，和平土改要不得，所以1947年2月1号，中共中央开了一个会，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同意继续搞这些和平土改，所有这些东西，搞了一个报告，也主张认为和平土改，整个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不错。但是毛泽东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影响了后来整个共产党在根据地也好，包括在建国以后土改方针。就是无论搞和平赎买还是搞其他的任何的土地改革，最终都得让地主和农民撕破脸，这个是关键。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动员的问题，毛泽东非常清楚地看出了一个土改的关键所在。就是像杜润生讲的，其实在根据地搞土改已经很难很难搞了，就是根据地的地主已经非常非常少，而且根据地即使已经有一些开明士绅，有一些开明大地主，这些人很快把地交出来，你去跟他搞土改，他没有地了，搞什么土改。所以重要问题是要把农村当中地主阶级的这种权威打倒，让农民不再被地主牵着脖子走。也就是说，最终要让贫苦农民起来，当时提出一个方针叫，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一切要以阶级来划分，要把贫雇农扶上来。那么用这么一种方针，要让贫苦农上来掌权就必须要把地主的权威剥夺了。因为地主无论如何在农村都是农村的主要的权利的代表者。也是整个农村的宗族的势力的代表者，尽管是北方。但是地主因为文化，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因为姓氏的关系，族内的关系，地位等等，他们在农村是有很强的威望，即使把他土地分了，他们还是农村当中最主要的发言者。
本来1947年土改，因为毛泽东这句话，阶级化，然后就出现了乱打乱杀，进行到1948年1月份，就被制止了。制止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不再搞土改，所以1947年以后基本没有土改，1948年一直到1950年6月份，因为新中国建立了，然后中共中央，中央政府通过一个土改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土改。在这种情况下，才同意搞土改，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1948年一直到1950年基本上没有搞土改，搞过一段土改，新期土改是在1949年以后，就是1949年北方大部分占领了，新区，然后北方开始搞土改，但是这个土改是一个和平土改。然后这个土改影响1950年6月份那个土地改革法案。土地改革法发动的全国土改，一直进行到1950年的12月份才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和平土改从1949年的年初然后一直到1950年12月份整整搞了两年。1950年12月份以后开始搞的土改，就变成了斗争土改。那么这个原因又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必须要搞斗争土改，因为他发现，在南方在很多地方土改如果不这么搞，地主权威打不下去，共产党势力建立不起来，农村没有办法控制，因为南方地方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因为征收公粮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乱子。那么再加上南方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刚才讲的，地方主义势力。实际上中共的对南方的统治和控制是从1949年4月份以后大军南下带过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讲共产党的跟国民党最后的决战是靠土改成功，那么这个现在看起来不大能成功。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实际上中共在1949年4月份以后，对整个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全部都是军事占领了，跟土改没有关系。农民完全没有被动员，农民还是过去那个状态，农民也没有很高兴地去欢迎什么共产党。他也不知道共产党好坏，而且地方农民很怕共产党，这个我想大家想一想就很清楚了，因为地方还控制在地主的手里，还控制在宗族势力手里，宗族势力地主他们受到国民党很多影响，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杀人放火的。所以共产党来，农民其实很怕，都非常怕。除了个别的过去南方老根据地的农民，有些农民他们有经验，有那样一些人参加革命了，他们可能有一点意识，其他地方，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其实是反对共产党的，不支持共产党，不理解共产党。换句话说，跟土改没有关系，土改进行在南方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南方想进行深入的真正把权利夺过来的这种土改就必须要从根本上把农村的根基，国民党的根基也好，宗族势力根基也好，各种各样根基都要摧毁掉，这个摧毁就面临着非常大的障碍，就是南方的干部。这个南方干部其实从1949年4月份我们可以发现，包括上海地区，江南地区，苏南地区，基本上都是被中共的苏北，山东，被这些地方的干部接过来的。换句话说，整个江南，整个中国南方，包括西南，全部都是南下干部来接管。
那么从县里的干部，一直到乡里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北方来的，不见得是北方人。有一些从南方过去南下的，北上的，跟着共产党走的，然后再回来。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很聪明，他用干部，发现他是非常会用干部，他用干部他是非常习惯把地方干部派回地方来，比如广东，他就把叶剑英派过来。叶剑英当时是华南地区的书记，叶剑英是广东人。同样上海这边地区，基本派的就是当时在上海附近活动的这些人，比如陈毅，虽然是四川人，谭震林，所有这些都是新四军的干部。本来二野部队，邓小平，刘伯承他们已经南下到了南京，但是毛泽东发现，占领西南必须要派西南熟悉的干部过去。本来刘伯承和二野邓小平他们要南下，不应该让四野，就是林彪南下，结果他就把刘伯承和邓小平整个部队就派到四川去了，为什么？因为刘伯承、邓小平都是四川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占领南方的时候，中共在南方，在北方的各个地方都专门的，各个组织部都专门发出要求找地方干部，让他们归队，去地方担任各种各样职务，你是云南人你是广东人你是四川人，让你马上离开北方比如到二野到四野到三野到这些地方去归队。所以我们注意到，中共开头是用大量的地方干部，但是这些地方干部都是经过毛泽东，经过革命的长期战争考验的。把这些人派过去，与此同时这些人来管当地的干部，因为中共实际上动员，当时动员了10万左右的北方干部南下，这个北方干部，实际上我们今天讲不只是单纯的北方，比如说陕西，甘肃，因为甘肃大部分地区，宁夏这些地区都是新区，因为是新区。没有干部，很少有干部，于是就把陕西、山西、河南这些干部调过去，调到宁夏、甘肃这些地方，让他们到那些地方去，他们是西进干部，其实也是大南下干部这个圈子里面的。
所以我们会主义到，整个对新区的干部全部是用的新人，用的不是本地人，这些人要在地方扎根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掌握权利，但是很多人拿不到实权。为什么？因为地方党的组织很强大，地方党的组织很强大最典型的就是广东，其他地方党的组织大部分是被破坏掉，或者只剩下很小的一部分力量，所以新干部进去马上就可以掌握全局，但是广东不行。比如海南，海南完全就是存在这种现象，海南完全是冯白驹的天下。那么广东，基本都是东纵的天下，那么东纵的部队曾经离开过后来整个又回去了，所以广东地方的干部，党员，他们在解放以后马上就开始掌权，从基层的乡、镇、县一直到省，都是他们的干部，虽然派了很多的北方干部来，但是很难掌握到实权。所以在广东地区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广东都是四野干部，四野的干部和广东省的干部冲突很大。那么这些问题，最终都反映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那里。四野干部反映最大的问题就是认为，广东的干部照顾地主，尤其是华侨队伍。因为广东华侨的分量非常高，他们占广东的经济收入，国民生产比例非常高，他们的经营，所以对华侨采取一种比较宽松的政策。所有这些导致的结果就是，最后毛泽东认为必须要彻底把广东这个端了，也就是说，必须要把广东整个地方势力全部打掉。有两个办法就是土改，用土改办法来解决整个基层问题，任何干部和地方的地主有联系，先把地主打掉，把你从原来的岗位上通通清除掉。所以在广东也好，湖南也好，福建也好，在很多南方地区打了很多的反革命集团。这些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其实很多都是地方的党的地下组织。因为他们当年出身比较好，然后他们整个的文化程度比较高，所以他们能够长期的留在敌后，最后战争的时候为了配合大军，他们发动起义，策动地方的势力造反，然后和平解放当地，所以他们很顺利就取得了理解。这些人后来，绝大部分都被打击了。这个问题就是和刚才说的土改，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建立共产党的基层政权。那么这个基层政权直接关系到共产党整个的原则制度，因为这个基层政权直接关系到共产党整个的政权组织，因为地下党这一块，包括在根据地，相当一部分干部的家属，军队的家属，那么包括烈士的家属，他们这些人很多都是出生于富裕家庭。那么这个情况直接导致，要想建一个稳固的政权，那么必须走这一步：跟地主撕破脸，所以土改当中暴力出现不可避免。那么这个我就不具体再讲了。
我想另外一个话题值得我稍微再提一下，就是刚才秦晖讲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土改之后又搞集体化。因为这里头其实有了很大的悖论，就是导致土改机制是私有化，是全面私有化，是满足每一个农村的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需求。所谓耕者有其田，这个方针其实就是民主革命当中提出的最高的目标。我们知道，1927年到1937年那个阶段，后来教科书上叫苏维埃时期，但其实又叫土地革命阶段。所谓土地革命，也就是中共其实就是想通过那个阶段，然后把土地最后平分给广大农民。但是既然是要满足农民要求，既然要让农民得到土地，而且农民，就是相当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通过土改得到了土地，农民因为这一点也对共产党有很多好感。我看过抗美援朝期间，中共五十四军很多的档案。因为部队打仗，然后师团很多档案被美军给缴获了，缴获以后里面有很多的家信，看那些家信就能够看到，很多家属写信给前方的战士和干部，就是讲土改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家里分了这个，分了那个，很多东西改善了，共产党很照顾他们，如何如何，你在前方安心打仗，报恩等等这些，都有。当然这些信里面也有，富裕家庭被分了土地，也有讲了这些情况，但是不会赤裸裸讲你要去反对共产党，但是讲日子过的很苦，土地被分了等等。但是大多数是比较贫苦，包括城镇的一些农民出身的缺衣少穿的人，他们得到了共产党的好处，就讲共产党如何如何好，你们应该如何如何报效国家。所以看到土改确实让农民拥护了共产党，这不是问题。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几年之后就把农民刚刚得到了一亩二分地，农民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东西，而且正在辛辛苦苦的去发展这个生产事业，去发家致富。突然就在1953年开始推动这个所谓的合作化，然后就是合作社，然后就是等等，1955年，1956年，全面的把农民的土地实际上变成国有化，又把农民土地剥夺了。这样大的一个变化，我们今天看农村没有发生群众性的大规模农民的反抗。没有领头人了。农村的宗族势力和过去的那些各种各样传统的势力全部被破坏掉。农村当中掌权的人，全部变成是过去很穷，生活条件非常差，地位非常低的那群人。解放以后他们掌了权，他们念共产党好，他们拥护共产党，他们靠共产党吃饭，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贯彻共产党的指示、方针、政策，他们不管满不满意，他们要这样做。有些人非常不满意，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有些过去的干部，他们后来写回忆录，或者他们做的口述，他们说没有办法，他们就要那么做，他们心里很痛苦。但是还有一些人就是跟着共产党，他们知道必须那么做，就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农村当中几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抗，这个和民国时期，包括民国以前中国传统社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分别，官逼民反，官逼了民反不了，为什么？因为土改搞的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共这次土改政策成效非常非常大。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可以感觉到中国的农民真的很可怜。
当时我最后稍微补充一点，我说中国的很多地主、富农也好可怜好可怜。因为我做过这样一个调查，首先第一个，中国没有富农权益，中国传统找不到什么富农的概念，只有工农，半工农，贫穷是有的，富农的概念从何而来？是中共移植的一个概念，是硬套在中国一些富人头上，稍微富一点，给他们扣一定富农的帽子。但是他还是农民，怎么把它变成地主了呢？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地主、富农是一类人，是打击对象，是中国社会的那个叫劣等种族的人，他们是被管制的。所以这部分人非常非常冤枉，其实他们往往是中国农村当中那些精英的农民，他们是有生产能力，家里劳动力比较强，然后比较有经济头脑，能跑长途运输、开一个什么小油坊，开一个什么小磨面的面厂或者作坊等等，他们有点儿资本，有头牛有头驴什么之类的，无非就是如此，跟俄国的富农完全不同。这就不细讲。这些农民很冤枉。
另外一个就是地主，刚才秦回讲到，中国其实尤其到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分化非常非常严重，社会的这种战乱、变乱非常多，所以大地主非常少，再加上中国的传统是“析产制”就是所谓的欧洲是长者继承，中国的传统是你家只要有一个儿子就分一分财产，有十个儿子分十份财产，所以再大的地主，几代下来就分光了，根本不可能有大地主出来，中国的大地主都是什么？是军阀，或者是官僚。所有的土生土长的都是小地主，就是一代一代分就分光了，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刚才讲我父亲从江西过来，江西过来以后，然后到重庆附近，他们家族整个过来，过来以后发展起来。从我们家家谱来看，当地就没有人，没有人烟，有夜狼、狗什么的到处都是。所以他们就把一大片地都占了，圈地。其实本来也不富，我不知道到了一个什么成分，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慢慢就变成一个大家族式的，可以说是地主，然后慢慢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然后就一代一代分，一会儿产生一个大地主，然后几代以后就没有了，然后又一代又产生一个大地主，过几代又没有了，等到我父亲那一代的时候，我父亲的爷爷还是地主，但是我父亲的爷爷有三四个儿子，又一分，分完了以后，我父亲就变成工人了。所以共产党一进城的时候我父亲的成分就是工人，他当然就非常好，出身非常好。但是我父亲的兄弟几个留在农村还继续经营土地，他们因为十几亩、二十几亩土地，就变成地主了，然后就被管制了，子女也很困难。所以可以知道，就是关于地主成分的划定，一刀切的政策完全不管你地主的好、坏、恶、劣，这种政策实际上把很多的，其实可能没有什么罪恶的地主都打倒了。
当然我要强调一点，其实我看了很多的档案，很多地方是有那种为富不仁的地主。那么这样的一些记录，这样的一些回忆录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些统计材料也能看到，也有很坏的，农村当中的，就像秦晖讲的，有一些地方劣质化的恶霸，这些人确实是值得打击的。但是问题在于那个时候第一没有法制，第二是他并不是按照你这个真正的恶霸来做的，是要把地主权威打下去，把贫苦扶上来，用这样的方法，把整个农村搞一个天翻地覆，要颠覆整个农村社会，这样一个颠覆结果把过去整个农村的富裕阶层全部打下去了，然后把贫苦阶层的扶上来。造成的结果是，毫无疑问贫苦阶层觉得共产党非常好，那么到今天很多阶层的这样出身的人还是觉得共产党非常好。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农村的生产力，比较好的一些因素被破坏掉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台湾的土改和大陆的土改应该做一个对比，是和平土改。他是国民党去了台湾以后，然后把他在台湾夺取的或者占领的或者取得的日本的各种各样的资本，工厂、企业、商业把它们通通国有化，国有化以后折成股份，加上黄金和一些钱，把这些东西平均化以后分给地主，他用比较低的价钱，从地主手里强行把土地买回去，然后让地主拿这些股份到城里去经营。所以台湾后来出现了很多的地主转商业者，并且后来在工商业方面搞的很大的人，包括他的太家，姑家都是大地主。这些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其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农村当中，我刚才讲，农村的这种析产制，产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小地主和各种各样的富农，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农村生产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他们有很强的经营生产能力，但是如果我们用一刀切的办法通通打下去，这部分生产力就破坏了。而台湾在这方面，他和平土改的方法，保护了这一部分人。尽管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当年被剥夺的这些人，他们的子女抱怨，写书说土改政策如何如何不好，不管怎么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平稳的，他没有出现最大的反复，另外他没有搞集体化。我讲的基本就这些，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by幼儿园园长、朱牧、iq32、王新红、周优游、李琳等，感谢志愿者朋友的热情付出）
文章录入：ye_1989 责任编辑：chinesemz
时间：2010年8月22日14:00
地点：上海季风书园
主讲：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教授
评议：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主持人：徐瑾，【读品】编辑
本活动为【读品·关注三农】系列活动第四讲
主持人：
大家好，非常大家感谢大家今天过来！我是一点半到的，那时我就发现这里已经基本坐满了，大家来看秦老师的热情非常高，非常感谢！
现在是2010年的八月份，也是【读品】100期的时间，也就是说，读品已经办了四年半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时间那就交给秦晖老师吧。
秦晖：
最近傅蔚冈先生看了我写土地问题的文章，请我来讲两句。土地问题我其实不准备多讲了，因为就现实而言，问题已经是很清楚了。其实地权不交给农民，而要由政府来进行某种管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是不可以讲这些道理：比如说农民知识层次比较低、比如说社会主义起步阶段需要有一个原始积累、比如说规划极为重要等等，都可以成为理由。但是，我觉得现在讲的最大的一个理由恰恰是最没有理由的——就是说我们为失地农民着想，不搞土地私有制，就是防止出现大量的失地农民。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所有理由中最荒唐的一个理由。简而言之，如果你真的是为失地农民所想，害怕土地给了农民后，他们会被忽悠会乱卖地，或者说农民喜欢赌博啊喝酒，把这些地都拿去胡折腾……我觉得针对这个担忧的解决办法很简单：那就是把土地私有制实行一半，就是我讲的实行所谓的交易批准制度，也就是说如果农民愿意卖地，还需要交易被批准，土地就不会想卖就能卖；但是如果农民不卖地，政府是绝对不能买的。概况来说就是，你不允许农民有卖地的自由，至少你允许农民有不卖地的自由，那就可以防范所谓的失地农民问题。
如果你真是这样做，那我可以相信你大概的确是为防止失地农民着想。但是如果你现在连这点都不愿干，不仅不允许农民有卖地的自由，甚至也不允许农民有不卖地的自由，那就怎么谈得上避免失地农民呢？也就是说这种制度的前提就是农民的地是可以抢的，讲得简单点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几乎是不用讨论的，地权之所以不能交给农民，在我看来主要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些现实的考虑，所以我也不想多讲了。
今天，杨奎松先生要给我做评论，所以我还是讲一些历史，因为现在土地政策对现实的解释，是和历史的解释捆绑在一起的。
比如我们现在一再讲土地私有制搞不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讲的，认为土地私有制会造成自由买卖、土地兼并、社会危机、农民战争等等。其实，这种思维模式是和我们以往一直宣传的一整套理论是连在一起的：第一就是认为传统时代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土地集中，它导致了地主和农民的对立；第二就是认为土地集中是由土地自由买卖造成的；第三个论点就是认为这种机制（土地自由买卖）导致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周期现象，就是一个王朝早期土地比较平均，然后由于土地私有制的买卖，土地兼并就越来越厉害，后来就有了地主和农民的对立，造成一场社会暴乱、农民战争之类，这就用来解释中国的一治一乱；第四个就是用它来解释中国的革命，因为所谓反封建，讲得简单点就是消除地主制，就是所谓的搞土地地权，我们认为就是近代中国的核心问题，而且用它来解释中国革命。在这种解释话语下，中国革命基本就被解释为（在国内层面，国际层面就不讲了）主张土改的人和反对土改的人的一场较量——共产党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就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就赢得了革命，而国民党是反土改的，所以就失败了，被农民抛弃了。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理，那么紧接着下一步，集体化就非搞不可。因为消除了大土地私有制以后，肯定还要接着消除小土地私有制，否则的话，又会出现上述的周期现象。所以搞了土改还不算完，接着还是要搞集体化的，如果不改集体化的话，那土改等于是白搞了。正是因为这点，所以早在农村承包制改革一开始，出现了很多反对的舆论，就是所谓的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所谓回到解放前，其实不是回到地主制，其实指的就是回到单干。按照他们当时的说法，只要单干就会由于自由买卖造成土地集中，就会回到解放前。所以为了把这个理论给说圆了，当时很多人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我们有一位朋友，周其仁先生，当时就挖空心思地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两种小生产不能混为一谈”，说其实小生产是不会导致兼并的，或者说兼并是有益无害的，过去其实主要不是小生产本身的问题，而是自然经济的小生产会产生的问题。按照周其仁先生的说法，如果是商品经济的小生产，似乎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这其实是为了解决我们当时的理论困惑。很显然，这种解释实际上是很不成功的，因为实际上，如果要从土地兼并的逻辑讲，恰恰是商品经济的小生产最容易发生兼并，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倒真是很难说。所以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就没有解决，而到了现在，它又被拿出来，作为土地权利不能交给农民的一个理由。
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从理论上反思，就是对现有这整套体系的反思。至于现实，我觉得不是什么反思的问题，其实主要就是怎么去制衡既得利益的问题，现实就几乎已经没什么道理可讲。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如果真是要防止无地农民出现，其实很简单，第一不允许抢农民；第二，如果农民卖地太傻，政府可以审查一下。这两个解决了不就行了。但是现在就是不干，就是可以抢农民，但是农民不能卖。你说这个有什么理由呢，这和防止无地农民有什么逻辑上的关系呢？那么我现在就要讲讲，这套逻辑前面的那些命题。
关于这点呢，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我个人的研究，这几十年来，包括中国的经济史、社会史，也包括现代史，比如包括像奎松先生搞的那个民国时期的历史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觉得不管人们怎么解释这个现象，但是至少就现象本身而言，我觉得研究这20年的历史有一点应该已经逐渐得到共识，就是传统时代土地很集中这个说法就是受到质疑的。
不仅一些自由派的人士，包括也不知道属于不属于自由派的人士，像我照样，有过质疑。就是像一些很正统的人也会有过质疑，包括中央党校党史调研室的前主任郭德宏先生，他也是老革命了，是离休干部，他就讲这个传统时代地主占有土地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而不像我们以前讲的那样是占了百分之七十几。当然他理论解释上他是加了个帽子，就是即使是百分之三十几，也足以证明那时候地主制还是整个占主导什么的。不管怎么说吧，至少他还是承认说我们以前讲的这个土地集中的状况夸张得很厉害。还有一点就是那个中国国家统计局，那个时代国家统计局的局长是李成瑞先生，大家知道李成瑞先生是很重要的毛派代表，经常写万言辞，经常指责资本主义土地如何不好。但是李成瑞先生在主持国家统计局的时期，他就做过一个工作，就是把土改时期不同地区的地权资料做过一个分析，当时出来的报告结论也是土改前中国的土地没有过去讲的那么集中，当然各地的情况不同，有的地方比较集中，有的地方比较分散。
按照我的研究，最分散的可能就是陕西（这个我曾写过一本书），比较集中的比如像东北、台湾等地区（东北和台湾的土地集中都是有个政治因素，我后面还要讲），但是国家统计局的材料也指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土地集中度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还有很多人是做区域研究的，比如说史建云做华北的研究，张佩国先生做山东的研究，还有一些人做西北的研究、福建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发现土地兼并不像我们以前讲的那么严重。
甚至有些人根本否定土地兼并现象的存在。比较极端的，就像最近那个高王凌先生，他就认为：第一，地主占有的土地没有那么多，第二，地主收的地租也没有那么高，地租率只有百分之三十，而且说主佃的关系不是地主欺负佃户而是佃户欺负地主等等。
我们虽然不一定赞成那么极端的言论，但是总的来说，这个二十年来，我相信，一个普遍的趋势是，我们过去的说法是越来越站不住脚，以至于一些老土改，比如说从解放初期开始搞土改的杜润生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了农村土地兼并绝对不可能达到一半，很可能达不到40%.这当然是他的一个估计，但是对于他这样直接搞土改这样的老农村，作为中共搞农村政策的元老来讲，也算是一种感性认识吧。当然在这本回忆录还是肯定了土改的意义，意义就是重建基层，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再造一个社会——用我的话来说就是颠覆了传统农村中的一切认同，建立一套组织资源高度一元化的一个体系——那么它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土改的。
因此，在土地问题上，我们今天应该这样讲：
第一，传统时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应该说不是什么土地兼并问题，传统时代的土地没有
我们以前讲的那么集中，当然也不平均——这个事实求是的讲。
第二，平均与否从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平均不平均与比较物相关。
那么和什么比较呢？我数来分析，中国传统时代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可以说在全世界各国中应该算是最低的。根据我的计算，中国全国各地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有高有低，全国平均大概是0.53.有人就说0.53那也非常可怕，因为有人说0.3就是正常值，0.3以上就不大合理，0.4以上好像就很值得警惕。但是，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和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这是两个概念，就像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分配的基尼系数和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两回事一样。我们现在经常讲西方国家平等不平等，讲的是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可是很多经济学教科书都指出，正常情况下，资本分配的基尼系数要远远高于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道理很简单，比如说就一个工厂而言，就这个工厂本身而言全部资本都是老板的，工人是无产者，也就是说基尼系数是1，就是那个理论上的最高值，可是收入分配能是1吗？不可能的，一个发达国家逻辑上来讲它可能有很多无产者，但是不可能有很多无收入者。无收入者的收入都是从生产关系中分割出来的。比如，这个工厂的所得肯定有相当一部分会变成工资，没有资本的人不等于是没有收入的人。土地也一样：假定一个村子所有的土地都归一个人所有，也就是（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也是1，但是除非这个人是自耕农，自己耕种了所有的土地，否则他不可能得到所有的收入，不管他是用雇农还是用租佃，只要是别人替他种地，肯定不管是以工资的形式还是以佃农收入的形式，肯定有相当一部分到了佃农手里。假如按照我们以前讲的，他是租给了佃农，按照以前我们传统的说法，中国传统时代的地租率我们一般说是对半分的，那就是说这个地方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是1，但是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也就是说收入分配的平均度相当于土地分配平均度的一半。这个当然不是线性的关系，并不是任何分配状态下的关系都是这样的，但是从经验数据讲，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这就涉及到一些数学，这里不做细说——从经验公式而言，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分析，假定排除了政治性造成的差别，比如说苛捐杂税（等等），如果仅仅谈论由地租引起的收入不均，那么当土地分配在0.3到0.7区间，收入不均的可能值和土地分配的可能值的比值大概是在0.6到0.5之间。换句话说，这里就推
第一个结论是，假如中国传统时代的不
说不平均的根源是有人垄断了土地，有人必须向他租地。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传统时代来自于土地占有造成的不平均其实是很微弱的，如果说土地占有是根源，那么传统时代几乎就是一个非常和谐、非常平等的桃花源。因为0.53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能够推出来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26上下，比现在要平均的多的多，已经达到了欧洲福利国家那种水平。那样的社会怎么可能有社会危机呢？那样的社会怎么可能产生社会爆炸呢？于是得到第二个推论。第二个推
荡，或者说有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比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么这种不公平肯定有原因的，但把它归结为土地占有肯定有问题。换句话说，这两种推论必居其一，如果认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分配，那史实研究告诉我们，这个几乎不是什么问题；那么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传统时代的社会动乱？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传统时代不像我们现在有些人讲的那
说封建社会说得苦大仇深，现在却有一种趋势
整个近代史我们都没法理解。在有些人看来，传统社会简直是没有任何缺点，比如说经济，现在有人说，传统社会经济全世界第一，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GDP还占全世界36%，比现在的美国都要强得多，而且那个时代的中国是全世界都需要中国的产品，但是中国不需要全世界任何产品，所以中国贸易顺差大的不得了，这证明中国最牛；政治上，他们又说传统中国也没什么专制，有的只是什么父爱式的管理，皇上就像全国人民的父亲似的，很仁慈……而且说中国传统选拔官僚的科举制，就是现在西方的文官制度，也是很合理的，政治也很好；那伦理就更不用说了，自古以来人们就说中国是伦理天下第一，据说西方都是崇拜物质，只有中国人是崇拜伦理的。那么伦理如此优越，政治又不专制，经济是天下第一，那中国还有什么地方不好呢？于是有人说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根本就是吃错了药，就是中国人发了神经病。但事实上，好像并不是那么乐观。传
是有盛世，盛世的确是创造了很多奇迹，中国经济奇迹也不是今天创造出来的。中国历史上多次有过这种现象，就是当一个王朝末年，赤地千里，所谓“白骨露于野，千子都不能找出四匹一样的马来拉车年期间，一下子就是”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财政盈余到了钱不知道怎么花的地步，这样的奇迹的确也是产生过。但是，中国一旦出现社会暴乱，那时的现象的确也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就比如说在明清之际，像四川出现过一个说法——张献忠屠蜀，说张献忠把四川人都杀光了。后来又有人说其实不是张献忠杀光的，是地主阶级杀光的，都是官军杀光的。再后来又有人翻出张献忠当年一个被称为”七杀碑“的——据说张献忠在四川到处杀人，立了一块碑，说什么”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叫做”七杀碑“。后来又说这是地主阶级造谣，后来在四川真的就发现了几块碑，正式的名称就叫做”圣谕碑“，就是大西皇帝的圣谕。这个全文倒没有七个杀字，前面两句是有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
里无鸡鸣“，户籍减少一半以上。0像汉初，号称是连物与天”，后面的两句是“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没有这七个杀字，但是很多人都说虽然没有这七个杀字，但是碑很明显就是为杀人做理论依据的。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老天爷对你们四川人不错，但是你们四川人对不起老天，所以你们“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就是你们想想你们该不该杀吧，大致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四川的确是，明清之际三百八十五万人口，到了清初第一次统计的时候，只剩下了一万八千人。当然实际上没有死到那么多，但是的确说是人口近于灭绝也是差不多，比一万八千肯定多，但是我想大不了也是十万八万，整个四川的人口后来都是外地的人过去的。怎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真是很值得研究，世界各国很少有这种现象。另外，中国王朝更迭过于频繁了，至少是西方好像没有的。西方有黑死病，有罗马帝国晚期的危机，16
得把“dynasty”翻译成“王朝”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比如英国有很多“dynasty”，但你们看看这些“dynasty”，包括现在的这个英国女王，她的王系可以一直追溯到1066年的征服者威廉，没有变过，只不过一下子是男系，一下子是女系。它往往是比如说儿子没有了，选个女儿继承王位，这个女儿嫁了某一个公爵，这个公爵的领地比如说在兰开斯特（Lancaster），于是就叫兰开斯特王朝，换了一个徽章，这就叫做王朝更迭。我们大家有谁知道英国最近的一次王朝更迭在什么时候？我想连英国都不一定有人知道——更迭发生在1907年，但是1907年英国发生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和中国的王朝更迭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那么中国发生的这些朝代更迭是什么？在我看来，中国这些危机基本上就是一种政治危机，讲的简单一
往看到的是民间的精英和平民联手起来反抗官府。其实看看水浒就会知道。水浒描写的是农民反抗地主吗？不是的，水浒描写的是地主带领农民，就是庄主带领一帮庄客，什么叫做庄客？其实就是佃户，就是庄主带领佃户来造反。这样的社会危机说和中国的传统制度是有关系的。当然，传统社会出现的这种危机有一些是非社会原因的，比如说天灾、外敌入侵，这些东西基本上对
说中国传统很美好，于是就想用纯粹外生性的理由来解释，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比如有人说，明清之际发生大动乱，是因为当时气候异常，全球气候属于小冰河时期，出现了连年的灾害，所以饥民就暴动了。这个说法不是一点道理没有，那个时代的确是气候异常，可是就算气候异常，全世界出现张献忠屠蜀那种状态的也就只有中国。当时的西方也发生了危机，但是那个危机绝对不能跟中国相提并论。要说小冰河时期，那也不会只是中国有，而且中国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每一两百年就发生一次小冰河，这也说不过去。所以完全用外生性原因来解释的确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最近的这一次变革（从传统的观念讲就是最近的这一次改朝换代，用新的话语讲就是中国革命），我的感觉是，其实它和传
由于专制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冲突导致的，也是一场官民之间的社会大爆炸。那么它和传统时代的真正区别在于它的周期比较短，因为民国只有二十几年，从辛亥革命算起也只有三十几年，和一般的王朝周期相比要短得多。短得多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是和抗战有关。虽然中共抗战以前搞过所谓的“土地革命”，但是大家知道土地革命实际上是失败了
法，是因为出了几个坏人，什么王明、博古、李德，说他们不会打仗，所以这个革命就失败了。大家现在谁都知道不是原因是当时没有革命的基础，而到了抗战以后却有了，讲的简会的矛盾在抗战以后发生了很多变化。讲的最简单的一点就是，抗战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来源不是靠从农村征收的，其财政来源百分之六十七是来自于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官盐统商税，剩下来的都是公债，公债大部分又是在东南沿海这些城市发行的列入中央财政，都是地方财政的收入。但是到了抗战就不一样了，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财政来源，之前的主要财政来源都没有了；第二，由于战争和腐败等原因，国民党的财政需求又比原来要大得多——一方面是要打仗，另外一方面是国民党的政权运作成本也很高，腐败什么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种情况下，财政当然都得向农民伸手，向农民伸手就得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其实，本来在抗战之前，国民政府在农村的管理还是比较粗线条，抗战以后就强化保甲制度，搞了很多基层政权建设，当时基层政权唯一的功能基本就是“要粮要钱要命”。搞这样的事，一般的绅士也不愿干，所以当保甲长有好多是素质不良人士。国民党在抗战的时候为了强化征收，大量的用了很多勇敢分子，就是那些敢扒房子、牵牛、抓壮丁等事情的人，最终当然是闹得天怒人怨。即使没有共产党的煽动，抗战期间在国统区里，民间社会自发的抗粮抗捐、反对抓壮丁这种民变已经比抗战前要频繁得多了，因此，国民党得罪农民在经济上当然是跟横征暴敛有关，在政治上就是跟政权腐败有关。
这么回事，在我看来，失败这些在土改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土改的时候第一个阶段就是让农民诉苦。这里插一句，土改档案里反映的农民诉苦材料，不管是在地权分配比较分散的地区，还是在地权分配比较集中的地区，都有一个特点，基本上农民的诉苦，大部分都是讲国民党怎么横
民党“，保甲长怎么欺男霸女，怎么贪污公款，还有一项就是所谓的负担不公，把富人应该负担的转加到穷人身上等等。几乎很少有老百姓责怪地主收地租收得太多，这种抱怨在农民诉苦的案卷中很少有，这也是当时土改工作对的材料中说农民需要引导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农民对国民党的抱怨主要也就是这种抱怨，我们都知道当时说国民党是”刮民党“，说中央军是”遭殃军“，还有一种说法叫”国民党万税“，赋税的税……我们可以说国民党得罪农民，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上的横征暴敛和政治上的乡镇腐败。当然高层腐败农民管不到，农民也不知道四大家族是不是贪污了、贪污了多少钱，但是农民感觉得到的就是国民党的基层官吏也是很腐败的。然而，共产党也要打仗，打仗也要向农民索取各种资源，而且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比，战争资源毫无疑问对农村的依赖更强。因为共产党的统治地区和抗战时代的国统区相比更农村，无论是人力物力，肯
党进行这么高强度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动员，还能够得到农民的认可，还可以支持共产党把国民党推翻呢？关于这一点，老实说，我认为民国年间凡是接触了国共两党的人对共产党有好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不仅农民是这样，知识分子也普遍是这样，包括我父母：第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党比当年的国民党清廉，共产党办事也比国民党公平。尤其是在农村，这个负担公平和负担不公平对农民来讲感觉是非常不一样。抗战时期共产党赢得民心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负担公平，而国民党的确比较腐败。这里我要讲，中国的正式的征取制度，很奇怪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明清时代的传统统治者，正式的征取制度都是针对地主，讲的简单点都是以土地税的方式，包括附加也是以土地税的方式；田赋是按土地税；所谓的苛捐杂税也是按土
，由于腐败，往往国民党时期的一些保甲长就把富人应该负担的转加到穷人身上，包括抓壮丁也是这样，按理说富人也要出壮丁的。当时普遍就说共产党比较公平，负担比较公平，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共产党的干部也比较亲民等等。讲的简单的就是当时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好感主要来自共产党比较民主而国民党比较专制，而农民对国共两党的判断就是共产党比较廉洁而国民党比较腐败。土地问题对中国革命的作用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情况就是土地问题上的分野和中国革命中的政治分野有很大的不一样。首先，在我看来，国共两党的矛盾和土地几乎就没有什么关联。因为国共两党的关系
叫做国民党的联共反共，详详细细的讲了这两党关系的前前后后。但是国民党联共的时候并不是土地政策比较激进的时候，国民党反共的时候也不是它的土地政策比较保守的时候，而且国民党联共，一开始关系好，后来又不好了，好和不好之间他们进行过很多的磨合，很多的磋商，很多的谈判，谈判过无数的问题。最近国共两党的谈判过程研究成果也很多，包括杨先生，谈得也很仔细，材料公布的也很多，有一本书叫做《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把很多1926年国共谈判时候的文献都收集起来了。看了这些谈判以后我就觉得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国共两党谈判谈什么呢？讨价还价大部分谈的是政权和军队，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谈的都是什么你能保留多少军队我能保留多少军队，你委任几个省长我……反正都是谈的这些。如果要谈社会问题，当时谈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军队国家化在前还是政治民主化在前，其实这两者当时国共两党都承认的，只不过国民党说，应该先搞军队国家化，讲的简单点就是你共产党要先把军队交出来。然后，共产党当时也打民主牌，所以当时它并不否认军队国家化，但是它说，军队国家化必须要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也就是说国民党必须先搞多党制，然后我才能考虑军队国家化。这是一个争论，还有具体的很多争论什么联合国救济物资应该怎么分配啦，甚至，国共两党谈判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黄河怎么治理的问题。关于黄河问题，签订了很多协议，什么菏泽协议，开封协议，上海协议，争得不亦乐乎。唯一一点，国共两党几十年的交易从来没有谈过土地问题所以我就不知道，把国共两党的斗争当做土地改革派的斗争和反土地改革派的斗争到底有什么理由。国共两党的土地政策当然是有很大区别，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要说，如果和中国当时其他政治思想流派相
入进来，当时在中国各派势力中，土地问题上观点最接近的，或者说差别最少的，还真就是国共两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谈土地问题，那么除了国共两党以外的其他势力，都比国民党更保守，而不是介于国共之间。我们有一个词
，在国共两党之间做调和。但是如果我们要谈土地问题，我觉得国民党才是真正的中间势力。国民党在土地问题上肯定比共
党最保守的势力也是如此。这一点很好理解，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中央集权的，都强调中央干预地方。但是第三势力，它的思想背景，主要就是两支，一支就是自由主义者，一支就是传统文化本位派。传统文化
5宛西自治，指1929～1933年间，彭禹廷等人在河南南阳宛西四县实行的一系列“自卫、自治、自富”为主装的乡村治理实验，是乡村建设运动的“模范”。
本位派比如说梁漱溟先生，他本来
道这个“乡村建设派”在农村搞的那一套，老实说，不仅共产党接受不了，国民党都不能接受。乡村建设派其中带有政治色彩的主张——什么平民教育我就不说了，因为它实际上并不涉及到乡村治理。它真正涉及到的乡村治理，比如那个“宛西自治”5，这是真正主导的政治层面的乡村治理。“宛西自治”是什么，老实讲就是共产党所说的土豪劣绅自治，就是依靠地头蛇，靠当地的大乡绅，比如内乡的别廷芳、西康的陈重华、郑州的宁洗古等等，靠这些人，实行儒家的家长制。它大致按照儒家原则规范社会，不许你抽烟，而且必须孝敬，不然的话就杀了你的头！据说治理得还很好。这些人强大到什么地步呢？他们甚至把南京政府派来的人都赶跑了！老实说，共产党能不能容忍不知道，至少南京政府就很难容忍。后来宛西自治实际上就是被南京政府给搞垮了。南京政府都不能容忍地头蛇嚣张到这种地步，共产党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传统文化本位派”强调的就是乡村士绅，它怎么会搞“打击地主”？从来没有的事儿！至于自由主义者，它倒不讲乡村士绅，一般就是强调民间产权的合理，它也不会主张国家没收老百姓的土地这种事儿。这样你会看到，当时的第三方，在土地问题上都要比国民党保守。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包括国民党内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国民党是一个很多元的党，它的派系很多，在土地问题上他们其实并不完全一致，有土改激进派，也有土改保守派。国民党的土改激进派并不会因为其土改的激进都是反共激进派，而国民党内土改保守派，相对而言，往往对共产党比较客气。比如说国民党内土改最激进的就是CC系，包括陈果夫、陈立夫等等，这些人都是主张在土改上跟共产党竞争的。他们跟共产党一样，都喜欢把中国的问题解释为不是贪官污吏的问题，而是民间社会自己的问题。讲的就是“我们的干部没问题，有问题的都是个体户”。这一点也导致了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一套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共产党由于搞了平均地权，所以就赢得了农民——之所以好像很有说服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共两党都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只是共产党讲，大家还不太相信，国民党也人也这样讲，很多人就相信。比如陈立夫讲过，孙科也讲过，好多人都讲。孙科讲得更起劲，他就说共产党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其实就是把我爹的话，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的一半——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嘛——加以实施就取得了那么伟大的成果。还说我们国民党也没做错什么事，唯一的错误就是没有听我爹的话。我觉得这话这也很好理解，就像“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就说，我们党在三年困难时期，做的一切事情，如果说做对了，那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话，如果说做错了，都是因为没听毛主席的话。这么一说，毛主席就觉得这解释很好。如果你说是因为一党专政、独裁腐败，那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但是这种说法造成一种结果，就是这个说法好像很可信。这个问题在背后反而凸显出一个现象是什么呢？这个说法说明在土地问题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许多看法是相当接近的。思想背景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当然差别还是很大
一套，他讲的平均地权当然在方法上与共产党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认为这个土地不均多么多么重要，这一点他们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为什么土改激进派也是反共极端派呢？我们知道国民党反共是一致的，但是主张用特务手段对付共产党，老实说就是陈立夫首开先河，中统都是他们建立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主要问题是围绕土地问题是说不通的。中国最极端的反土改议论也是出现在第三方势力。当然大多数人在国共争端中因为同情共产党，虽然不赞成土改，也没有公开跳出来说不该土改。国民党也没说不该土改，只是说不
主是农村中的精英，说贫农都是懒汉、堕落的，其中
先生，他是农业经济学家，也写过许多文章，赤裸裸地指出土改是要不得的，而且真正的农民都不喜欢土改。他以农民代表自居，搞了个农民党，但是董时进在政治上非常反国民党，后来还加入了民盟。新政协召开的时候还跑到北京，因为他是民盟成员。但是他提出，在八大民主党派之外，我这个农民党要代表农民，共产党绝对不同意，代表农民的只能是我们了，农民党绝对不行。董时进火了，也没投靠国民党，跑到香港跑到美国写了好多反对土改的文章。董时进就是一个非常反土改并且亲共反对国民党的。当然这是新政协以前，新政协以后就不亲共了。新政协以前他一直是民盟活动家，一直是亲共反对国民党的。怎么理解这种现象呢？当时所谓的中国革命，真正的第一号动员的诉求，或者说用来划分政宪的标准，其实就是主张宪政民主和主张一党专政独裁腐败这两种思路。以这条线就可以划清楚，很多在土地问题上很保守的人，为什么支持共产党呢？比如说梁漱溟先生
老实说这本书主要的篇幅，不是在批判共产主义，而是批判自由主义，大量篇幅是讲中国如何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如何不适合中国，中国就适合搞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但是这本书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很多人都是，包括闻一多先生，他在回忆录中就这样讲，看到那书马上就火了，就跟国民党BYEBYE了。那些反土改的人之所以支持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讲我们要搞美国式那一套（我要讲，当时共产党上台说的是，我们要搞的不是苏联式的民主，而是美国式的民主，这是共产党讲的很明确的）。结果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共产党确实不错。国民党讲要搞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所以那些不赞成土改的人也亲共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么，国民党内土改激进派为什么反共呢？这个也很容易理解。陈立夫这个人也是很专治的，主张激进土改的人也就是最主张中央集权的人。主张中央集权的人一个原则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都是对于异党最不宽容的人，所以这些的反共也不难理解。整个中国革命是根据搞不搞宪政民主或者搞不搞独裁搞起来的。当然，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理解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基本上就是白革了，因为现在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解决。我讲得简单一点，共产党
一党专政，反对独裁腐败为号召搞起来的。这里讲的是知识分子，农民就不关心什么一党专政的问题。农民在国共斗争中为什么支持共产党？这和我刚才说的共产党的清廉有关系。如果说只是农民对共产党有好感，这是完全不足以解释共产党的成功的。这里我要讲，“得人心者得天下”，能够做到这
的人肯定是大家对你有好感的，如果我对你有恶感，我就不会投你的票，道理就这么简单。这里我还要讲，民主制度有很多毛病——我并不是什么浪漫主义者——你只能说，民心有很多毛病，老百姓本身就是芸芸众生嘛，道德上不见得是最高的，智力上也不见得是最超群的。
缺点，就像有人说，民主制度是万恶之源。他这么说，我觉得也是可以讨论的。你把老百姓说得太高明的确也没根据，老百姓既不是最聪明的人，也不是道德上最完善的人。但是毫无疑问，就事实而言，民主制度肯定是谁得民心谁上台的。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就是你对谁有好感就投谁的一票。投票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它不需要你付出什么。但打仗就不一样了。打仗要分胜负的话，就不是你对谁有没有好感的问题。我对共产党有好感，这跟
着脑袋跟共产党豁出去干，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果是选举，我愿意投共产党的一票，这没问题。民主制度要说好就好在这一点：民心实现的成本特别低，我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但是如果你要打仗，就算我比较喜欢共产党，我就愿意把我的一大半财产拿出去帮你去打仗，甚至豁出命去跟你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吗？这完全就是两个概念。比如说我们在街上看到歹徒杀人，很多人都袖手旁观，这是因为歹徒更得人心吗？谁都知道不是这样，大家都讨厌歹徒，如果要投票的话，恐怕没几个人会给歹徒投票，但是如果要跟歹徒拼命的话，我想同样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去跟歹徒拼命。因此，在战争条件下，共产党获得的支持就不是民心向背的问题，而是一个动员能力的问题。它和国民党要比较的并不是谁更得（老百姓）好感的问题，而是谁能从农民中得到更多人力物力的资源而不遭遇反抗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土改真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个意义上的土改不是指的“平均地权”。关于这一点，我接下来还要讲一下。
秦晖：土改并不是指的“平均地权”，关于这一点，我接下来还要讲一下。谁都知道中国的土改有很多流血。至于这个流血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很多人都有争论。奎松先生就这一点曾发表了意见，他认为土改中发生的很多过激的做法，可能不是（土改制定者的）初衷。
很可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土改跟战争之间，有一个现象是值得研究的，那就是，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你对土改有研究的话——凡是土地比较集中的地方，其实死人的事件并不是很多；死人最多的地方，都是以自耕农为主的、似乎不太有平均地权的诉求的地区。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就某一个孤立的案件来说，（流血）是不是有意还可以讨论。但是如果这种事情一多，你就会想这里面的逻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比如说，我们了解中国的土改，流血最多、最残酷的，就是华北的老区土改。但如果就平均地权来看的话，华北地区是最不需要死人的，是最没有（土改）搞头的。华北地区的传统就是以自耕农为主的地区，地主很少，大部分土地都在农民手里。再加上这里是所谓老区，就是共产党在抗战时候就已经统治了好多年的地区。共产党在抗战的时候虽然没有搞土改，但它也实行了一些阶级政策，所谓阶级政策就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扶持穷人，对富人进行限制。那么这些政策搞到抗战以后，这些地区基本上也就没有太多的地主可言了。这些地区要平均地权，老实说是没什么搞头了。但是偏偏是这些地区，流血是最多的。有人说过，土改过程中，60%的流血是发生在老区土改中。
还有一个我们不能理解的，就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土改。我们知道广东珠江三角洲，它倒不是自耕农多，它的特点是族庙公产比较多，土地的50%、甚至80%都是族庙公产。它也要搞土改，这是共识，土改的方法就是把原来公共的地分掉。讲得简单点，就是分田到户。它是把公共的东西分给每一个人，并不是把张家的东西抢了给李四。理论上讲，很难理解为什么要搞得你死我活。就像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把公家的东西分给了老百姓，用不着你死我活嘛。这和发动大家都去抢生产队长的财产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发动大家都去抢生产队长和公社书记的财产，那矛盾肯定会很大。但你实际上就是把原来属于大家的，现在不过是又分给了大家，何必要搞得你死我活呢。当时广东的地方干部，像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的，他们在土改的时候几乎都犯了“右倾”错误。他们都是赞成土改的，他们就觉得，分了就分了，老百姓中也找不到反对“分”的力量，没有地主了嘛。当时，那个地方只有“工场地主”，所谓“工场地主”就是族庙公产的管理人员。当时就有个当地的老干部说，这些工场地主其实也不是什么有势力的人。当时那些族庙公产基本上是采取以宗族议事会来管理的，然后宗族议事会请了一些外面的经理人员来操办具体的事。就跟我们现在董事会请了个经理来管理经营一样。其实这些管理人员往往不是很有身份的人。讲得简单点，也就是一个宗族的雇员而已，真正的族长也不屑于去管具体的事。当时那些人也提不起劲来干（土改的）事儿。很令人费解的，就是当时中央一定要来一场北方式的土改。因此就在南方搞得天翻地覆，发动了一场长达几年的“反对地方主义”的运动，上至华南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下至乡镇上的地方干部，全部都搞掉了，端掉了一批“南下干部”，死了好几千人。这个事情就很难理解，这是在搞平均地权嘛。
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搞呢？我觉得有一点是很直接的，我可以举很多具体的案例。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讲的土改是晋绥地区的土改。讲得多是因为它是由一个坏人——康生——组织的，但其实，当时晋冀鲁豫地区的土改搞得比晋绥地区还要厉害，但它是好人组织的一个地方，人们就提得比较少。我们调查过很多侧面的情况，晋冀鲁豫地区的土改确实是很厉害，当时它印很多统计小册子，其中有个统计册子比较有意思，它说“群众运动各项数据统计表”，其中有个“斗争果实”，里面就有什么“银元若干”、“衣服若干”、“土地若干”，还有一项是“群众打死人的统计”。你看到这个统计就会有个很大的感觉：大量的村子的“斗争果实”中，土地占的比重都很少。我曾经看过好几个村子，比如徽县的葛村庄，是当时中共徽县县委的所在地，是县委直接领导的土改。这个村大概有两千多亩土地，土改中只有一百多亩是“胜利果实”，也就是土改中分掉的土地只有一百多亩。但是这个村两百多人，打死的就有其个人。这种例子很多，实际上没分多少地，但是死了很多人。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你可以看这之前之后的战争形势，老实说，共产党最初在当地征兵征粮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搞了（土改）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部分人跑了，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当时像徽县这样的地方，有28%的人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其实就是国民党所谓的“还乡团”。这些人都是有“血仇”的，如果这些人跟着国民党军队再打回来，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大家都想像得到的。造成这样的局面以后，用文件中的话讲，就是“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这个时候，大家想的就不是共产党掌权我就能多得一亩地，国民党掌权我就少了一亩地，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共产党掌权，我可以多的一亩地，国民党掌权我可能就掉了脑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被割裂成两大块，彼此之间的关系成为你死我活的关系，国民党的胜利，对很多农民来说其实不是什么经济利益的问题，而是会不会掉脑袋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大家都动员起来，让大家都提着脑袋跟你干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投名状现象”，这样你就能理解了。
但是后来搞得太过火了。徽县有一个地方，叫什么九胜庄，最后搞到什么地步呢，一千九百人，跑掉了一千二百人，大部分人都跑了。按照书中说——是《人民日报》还是晋冀鲁豫的地方报纸说的，说徽县的这个地方，搞得人们都跑光了，村子只剩下少数民兵，而且都是单身，他们认为是搞得过火了。当时那个报纸说得很有意思，说领导发现了这种情况之后，就“果断地停止了土改”，然后才却了很多措施，吸引难民回来，然后就出现了什么大好的形式之类的。你会发现，它讲的“停止土改”，并不是说把土地还给了地主，而是停止了大斗大杀。其实在当时，你如果不大斗大杀，就不叫土改。所谓土改，就是搞的这个东西。搞到这种地步，当然就是影响战争动员了。
但是，适当地把20%～30%的人赶跑，变成“还乡团”，我认为这是有利于战争动员的。当然，这个不能作为动机的判断，而是一个事情的逻辑的判断。你看所有的土改文件，它最核心的一点并不是分地，而是发动群众。发动群众的标志就是有没有暴力事件，就是有没有把地主“斗透”——当时的说法是“一个不漏得斗透”。一个村子四十几个地主只都了三十几个，就是还没有“斗透”。还有晋冀鲁豫的一个村，原来说是斗透了，结果一复查，发现还差得很远，差在哪儿呢？这个地区有个经地金志强（音）——所谓经地就是经营地主——调查说这一年他收获的粮食超过了全村平均数的5.3%，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于是就把他斗死了。还有一个更有趣，还有一个经地说他收了多少多少，虽然没有讲是占平均数多少，但是一算就算得出来，其实还达不到平均数。但是还是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有个儿子当小学教员，每个月有120半谷的收入，因此他的儿媳妇穿戴得整整齐齐，这也是没有斗透的一个理由。就非得把一部分人整死不可，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你仅仅说是意识形态，我觉得也很难说。因为老实说，像这样的现象，大量发生在战争初期，等到战争差不多不需要那么高强度动员的时候，就要好得多了。所以我这里觉得，这个和战争动员的确是有很大的逻辑关系，主观是不是这样，我不敢这样说，因为谁都不是肚子里的蛔虫，动机是什么我们不能说。但是能够进行高强度的战争动员是和用土改高度分化了乡村，把乡村分化成你死我活的两大块。用“你死我活”这个形式来进行战争动员，和这一点是很大的关系。
这一点我觉得，有人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土改是一种战争动员手段。然后网上就有很多骂他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说，说中共是为土改而战争，而不是为战争而土改。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看？我觉得如果事实讲逻辑的话，那么的确你只能说它是为战争而土改。因为老实说，在战争之前，他和国民党讨价还价的时候，从来没有把土地问题列入过讨价还价的内容，说“你要土改，你如果不土改我就跟你打仗”，从来没有这种言论的。但是我要说，的确土改也不光只是为了战争动员，否则就不会，为什么像广东那样的土改，已经是战争都打完了，为什么还要土改？我觉得，土改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从你死我活实现了一种分化式的动员。就是你死我活，所以我就可以对这部分人进行高强度的分改；第二，通过土改再造乡村，把乡村中传统的认同都给消除了，什么宗族的认同，什么社区的认同，又是所谓的“清不清阶级分”嘛，把原来的一个村子里头的什么亲情、乡土之谊打掉了以后，原来传统的乡村的民间组织资源，也就是我在文章中讲的，小共同体的那些组织，不管是宗族、社区、宗教什么全部扫掉了以后，再有一个组织化的体系，就是实现了组织资源的一元化。这个组织的一元化，老实说，不仅对于进行战争动员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就是对于战后的社会变革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讲，土改很有意思。从经济的角度，它是一场彻底的私有化运动。因为中国虽然很多人说，自古以来土地就是私有的，但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上一直有相当一部分小共同体所有的土地，就是族庙公产所有的土地，这些地直到49还是有不少的。那么土改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要把这一部分地方，就是把族庙公产给私有化，这在有些地区是土改的主要内容，比如广东的土改。
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搞过一次改革，和这个逻辑一样的。商鞅是一个法家的土地改革，法家的土地改革很有意思，也是搞了一场私有制，但是这个私有制是国家领导的，国家可以没收你，但是乡村、宗族、族群不能管你，最终的结果也是那个国家管制和财产的“原子化”，就是我讲的国家主义外形下伪个人主义的一个结合。
土改以后，的确是把乡村极端的原子化了，所有的组织资源高度的依托。那么这样的结果，的确对后来乡村创造了很多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中国比较中最明显。俄罗斯和中国都搞了集体化，但是俄罗斯搞集体化受到农民强烈抵制。而中国的集体化农民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抵制，那么是什么原因？斯大林当时在俄国推行集体化的时候，当时推行集体化的真正原因是另外的。但是他解释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说法，说我们俄国农民，本来就有集体主义传统，大家知道在三俄时代土地就是公有的，俄国传统时代一直有土地的村舍所有制，只不过耕作式的，讲得简单点，有点像联产承包，就是所谓的公有私耕制度。斯大林就说，我们俄国农民有集体主义传统，所以我们搞集体农庄，可以搞的比较容易。他们把恩格斯骂了一通，说法国农民问题中的这个说法过于保守，因为恩格斯讲的法德农民，他们是小私有者，我们俄国的农民是农村公社的传统，所以我们可以搞得比恩格斯讲的要激进。
但是苏联后来实际的结果就是遭到农民非常强烈的反抗，而且付出的代价极大。结果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解释的模式，到了中国搞土改的时候，中国大家知道50年代中国各处都有苏联专家，农口也有很多苏联专家，农口的苏联专家都反对集体化，都反对搞合作化。他们的理由就是受到斯大林说法的影响。他们就说，你看我们俄国农民是有集体主义传统的，我们搞集体化尚且是困难，说你们中国以前就没有农村公社，这是你们和我们俄国农民不同的地方。你们自古以来就是私有制，一小二私，不像我们俄国农民还有农村公社的传统。我们俄国农民搞集体化尚且如此困难，你们搞集体化那不惹大乱子吗？怎么能搞得成呢。老实说这个说法影响很大，一直到90年代杜润生还延续了这个说法。他在一篇文章中还这么讲，说集体化是一种苏联模式，苏联提出这个制度是有根据的，因为苏联传统时代就有集体主义传统，所以他们搞集体化是合理的，但是中国国情不同，所以毛主席这样搞是不对的，就是生搬硬套。
其实我要讲，毛主席倒是真的了解中国国情，这个问题上，要比杜润生更了解中国国情。毛主席正是知道中国的农民除了共产党的那一套组织体系以外，真的就是一盘散沙了，真的就是原子化了，所有集体化可以放心的大搞，搞到农民饿死3000万也不会有什么反应的，事实就是如此。我觉得这是土改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使中国再造乡村，把传统的那个小共同体资源都给解构了，然后造成了一个组织高度一元化的乡村，那么这种乡村，用我最近比较通俗的说法，是一种被集体化的乡村。这个被集体化我认为是集体主义的反义词，讲简单一点就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形式很难被集体化，越是一盘散沙的乡村，越被集体化。
俄国农民比中国农民有集体主义，所以搞集体农庄就比中国更糟糕。大家要注意，在中国搞合作农业时期，也出现过农潮，就是农民的不满，有的地方反映为“褪色潮”、有的地方规模的很大，像浙江仙居曾经发生过几千农民砸了公安局，发生过浙江的仙居事件，广州的中山事件，很多事件等等，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这些地方都是在土改前族庙公产占的比重很大的地方。中国的传统时代有一个特色就是，东南沿海族庙公产最多，华北地区几乎没有。华北地区是纯私有化地区，但是这些地区搞集体化是最容易的。就是这个农民高度原子化的地区，推行这种制度是最容易的。所以我们现在说集体主义很重要，我认为的确很重要。中国现在社会，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一盘散沙，大家各顾各，很多事都搞不起来。但是这种现象和所谓的集体化，和所谓的被集体化，恰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土改正是造成这两面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把民间搞的一团散沙，另外一方面又有一个官方的被集体化体制，把大家都装在一个筐子里去，我觉得对于后来的中国是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我讲现实，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土地不存在所谓的私有化和集体主义的对立，凡是这样讲的都是骗人的。说什么中国现在应该提倡集体主义，说什么不应该把地权交给农民。全是胡说，我认为中国的集体主义，在任何时候——这里也不光是中国，在全世界范围——集体主义和private都不是矛盾的东西。大家如果学过《民法》的话就知道，这个private，充其量只是和individual有矛盾，从来不会和集体制有矛盾的。集体的不同于个体的，不同于一个人的。但是private是什么？大家知道指的就是非官方的，指的就是民间的。一个人有的就是private的，一万个人有的也是private.所谓维护private，指的就是老百姓的财产国家不能乱抢，国家不能把个人的财产归大队，同样国家也不能把属于很多公民共有的财产装到某一个权威手里，我们现在这两项都有，两种现象的根源都是一样的。一万个公民共有的东西，国家把它想装到某个人的口袋就装到某个人的口袋，一个公民有的东西，国家想把它没收就没收了，这两种现象都是在侵犯private.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一个人拥有的财产和一万个人拥有的财产都是private.我们现在不存在着private和collective的对立。我们存在的只是private和state的区别，也就是说只有国有化和私有化的区别，至于这个私有化是一个人所有，还是一万个公民，甚至几百万个公民，比如说现在很多大公司，我相信不能理解，凭什么说雷曼兄弟公司是一个私有企业，而中国的一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叫做集体经济，怎么能够说得通呢。几十户人家怎么就叫集体，人家几百万人怎么就不叫集体？其实说穿了，无非就是股份公司可以自由进出的，而生产队是不能自由进出的，无非就是集体化和被集体化的区别。
因此我觉得，现在非常需要集体主义，但是也非常需要捍卫私有产权，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没有捍卫私有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体主义。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秦老师，今天说主要谈历史比较多，当然其实谈历史其实是为了更好理解当下，知道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伪问题。我们现在请出另外一位老师，就是杨奎松老师，杨老师大家知道是党史研究专家。他也有一系列关于出版方面的研究。他特别说过，土改可能是一些落后国家，像工业化过程当中必需的一些手段，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类似的，在欧洲也不例外，我们有请杨老师，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谢谢！
杨奎松：首先感谢主办方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本来我其实是来捧场的，他讲的题目我听了一下，我说我根本没有发言权。你搞土改，你就来讲一讲土改有关的事情。实际上我在这里，我想首先我不是做评论，另外一个我也不太多的重复刚才讲过的。
归纳一下，有几点，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可以引起我们在座各位重视的。一个就是他刚才讲到大家应该看《水浒》。其实《水浒》的故事，讲的农民往往去反抗政府，腐败的王朝，腐败的政府，这样的故事，其实在今天有很多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就是大量的我们过去讲的农民起义，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皇帝也不是真正的所谓的整个中国的最大的地主，他其实是一个民和官之间的问题，就是官逼民反的问题，所以农民起义本身除了地主的问题，除了官的问题，刚才还讲到的问题，因为张献忠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我的父母，因为我的家乡就是四川。我的父亲是从江西进去的，他们整个家族从江西进去。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四川确实早期的时候在张献忠屠杀了大量的人口以后，然后荒芜了很多地方，所以其他的一些省，会有大量的老百姓涌到那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大量发家后来致富，然后家族一代一代发展下来。所以我想这个例子也非常清楚地证明了刚才秦晖讲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农民起义不见得都是好的，而且农民起义本身都不见得都是跟地主有关。我想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了解过去传统的农民革命也好，农民起义也好，一定要抛开过去的传统教科书的说法。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党的动员的问题，共产党的动员问题。动员问题说起来非常非常复杂，我也做过一些研究，也看过很多的档案，也看过很多的案例。秦晖老师刚才讲的，1946、1947年，中共曾经搞过一段土地改革，那个土地改革搞的非常激烈，很多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今天还是有争论。我对这个观点很简单，就是提到1946年战争结束的时候，其实中共那个时候还没有做好搞土地革命的准备。如果我们了解中共战后的历史，其实应该知道，战后中共和国民党的队伍还相差非常远，他所占的地方都是农村，而且他所占的那些地方比较穷，就是比较远的地方。换句话来说，就是他在全国没有任何资源。另外抗争以后还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有两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是战后所有的，我们讲全国包括全世界都需要和平，所以战后民心是需要和平的，这个民心怎么做？不能再搞一场战争然后来争取你的胜利，共产党面临很大的压力没有办法马上发动一场革命，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介入，苏联的介入，我想在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重庆谈判，重庆谈判是国民党提出的，蒋介石接连四通电报发给毛泽东，要毛泽东去重庆会谈。那毛泽东一开始拒绝，一次一次最后斯大林干预，美国干预，最后毛泽东不得不去。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国际上压力非常大，共产党如果想在战后打天下，这个没有条件的，在国际上得不到任何支持。不光美国不支持，而且共产党背后的靠山苏联也不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在战后其实最初没有任何一个动机，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个条件说发动一场新的战争。
到了1946年的时候，我们知道1946年5月4号中国通过了一个土地改革的决定，那么这个土改决定和1947年9月，后来又搞了一个关于土地法大纲，这两个有非常大的差距。一个是主张和平土改，一个是主张暴力土改，也就是1946年是主张和平土改，1947年是主张暴力土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这么大的反差。这里和我刚才讲的战后发生的，当时整个国内，包括国际的民心，包括整个国际舆论的压力非常大的关系。国民党1946年的时候，大家知道马歇尔，就是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在1945年12月下旬来调整国共两党关系。由于马歇尔来了以后，所以中共和国民党在1946年1月初，1月5号，后来1月10号正式签订了停火协定，然后紧接着同时召开了全国政协，国民党和中国的中间党代表共同召开一个和平的，共同讨论和平前景，提出来要和平民主新阶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马歇尔认为他的调处成功回去挣取美元，在这样一个3、4个月，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中共内部问题发生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共中央得到地方很多的报告，说农民自动要求土地改革，由于有这样的一个报告，由于有很多的中央局提出来，农民自发的要求土地改革，那么中央要出台一个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被迫考虑土改的问题。但是考虑土改的问题，我刚才讲，5月4号这个文件，我看了记录，可以看到中共中央讨论土改问题的时候非常非常犹豫。为什么犹豫？核心问题就是如果现在要搞土地平均或者是我们叫耕者有其田，如果要搞这个运动，根据共产党过去经验，一旦推开就很可怕，很可能形成一个革命风潮，他打击的对象就是地主。而且要知道共产党当时能够搞土改地区就是在根据地这些地区，根据地地区的所有这些地主如果说那个时候还存在的话，第一他们在抗战期间已经通过减租减息，通过各种方式已经和农民之间已经不是过去的关系了，那么地主的财产，包括土地所有的份额已经非常非常小了，还有相当一部分地主已经不是地主了，这是一。
再有一个刚才我讲了，战后有一个团结中间势力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地主，根据地的地主，他在抗战期间曾经跟共产党并肩作战，他们基本上属于开明士绅，或者说叫抗日地主，那么很多的中共的干部，是这些富农，他们的子女，他们在抗战期间，因为他们有点文化，他们有点知识，他们很容易就跟共产党走了。然后他们动员父母，动员自己的家里，把财产捐出来，或者动员家里搞减租减息，按照党的政策来做。所以很多的干部，包括很多的烈士很多的军队的军官的家属，或者他们的父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搞，在根据地内部都很容易出问题，更不要说你大面积的夺取地主的土地会伤害到开明士绅，那些开明士绅我们要知道，中国解放以前的地其实和城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大量的地主其实不住在农村，特别是在南方，包括北方很多地方不住在农村，就是不在农村的地主，很多地主住在县城里，住在镇上，甚至住在大城市里，他们只是把地放在那个村，然后找人委托他们去出租，因此是地主的身份。这样一种情况，使很多的地主，实际上他们又是工商业主，他们在城市里有房产，在城市里有企业，在城市里有商业，如果这样做有会伤害到城里大批的工商业者，那么这大批工商业主其实就是我讲的民族资产阶级或者民族资本家。那么中间党派，也就是说中共之间的那些中间势力，他们很多人其实就是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中共要搞土改必须要过这一关，所以在1946年5月4号中共讨论搞土改问题的时候，当时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敢不敢搞，搞了以后最后得罪了民族资产阶级怎么办。当时两个办法，第一，决定必须要搞，不搞不行。为什么不搞不行？这个要涉及到一个历史问题，就是1944年，中共有一个《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大家看《毛泽东选集》可以看到，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延安整风和在此之前的党内路线斗争做了一个政治决议，也就是说做了一个正误的判定，那么全党公开认定，在整个党的历史上，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
那么因为提出这样一个方针，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就必须要有历史来证明。那么历史上中共曾经因为不搞土地革命，因为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失败过。那么这个失败就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来就归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个就是在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当中定了性。那么陈独秀的错误，就是在1927年湖南、湖北两湖地区农民已经起来要求土地，要求革命的时候，陈独秀领导中共中央采取了压制态度，没有呼应农民的土地要求。所以决议就认为这个是当时犯的最大历史错误也是中共在大革命那样一个重要关头最终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1946年这个问题又出来了，抗战结束了，国共两党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矛盾。虽然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必须要共同追求和平，但是农民起来要求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你是执行陈独秀的令还是坚持毛泽东的革命方针、革命路线，毛泽东革命的方针革命路线就是以毛泽东1927年，发表了一篇关于湖南农民考察报告，那么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痞子运动好得很，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陈独秀不同意，毛泽东主张革命。那么这个是两个对立路线，毛泽东路线被压制了，革命失败了。现在的情况重新出现了，要不要支持，毫无疑问，中共中央讨论，你可以看会议记录里面有很多人发言，最后说我们不能犯1927年失败的错误，不能冒这个险，所以决定还是要支持，这是一。
第二，就是要支持并不等于我要破坏主要干线。那么怎么办？当时就提出来一条原则九条照顾，所以后来被指责为改良主义的一个土改的方针，就是没有提出革命方针。他强调的是一条原则，就是耕者有其田，要全党去贯彻这个方针。同时九条照顾，照顾什么？照顾烈属，照顾抗属，照顾干属，总之所有的在抗战期间跟共产党合作过的，或者说因为他们子女在革命队伍中工作或者牺牲或者什么的，所有的军属通通都要照顾。而且明确提出来，这个土改只针对汉奸恶霸，也就是说在抗战期间有卖国行为的，有叛变行为的。或者在历史上，或者是在抗战期间有血债的，中小地主一般不要触及。而且所有的刚才讲的那几个抗属、烈属、军属、干属，所有这些人，包括开明士绅，他们的土地被分配了以后，还要给他们保留比一般农民多一倍到四倍的土地。也就是说，虽然要分地，要耕者有其田，但是不搞平均。我们今天看到，中共在1946年那个时候搞的这个土地改革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就是为了照顾当时那个形势。所以在这个之后就出现了，我们在历史上讲的非常少的和平土改这样一个政策的贯彻实行和实验，也就是说在1946年的7月份，毛泽东亲自发了一个指示，主张在陕甘宁边区搞和平土改，搞土地赎买政策。按孙中山的办法，毛泽东专门给周恩来发一个电报说你去跟中间党派讲说我们——要知道五四指示，其实还是一个秘密党内指示，怕外面知道，怕大量宣传会让中间党派恐慌，所以变成了一个秘密指示，但是秘密指示由于在地方实行的时候透露了，所以有些中间党派的代表人士知道了，所以毛泽东7月份专门给周恩来发一个电报——告诉中间党派的这些成员，说我们搞土改跟孙中山没有区别，我们搞和平土改，和平赎买，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资助贫苦农民，然后向地主赎买土地。
因为在这个土地政策实行以后，地方上的很多开明士绅和共产党的干部家属，已经开始发起了一个“献地运动”。就是说他们已经知道，共产党最后肯定要搞土改，与其把这个土地留在手里，我还不如积极的干脆把这个土地献出去，因为你减租减息也好，搞了八年，实际上减租减息搞起来非常非常困难，然后地主根本收不到什么租。与其这样还背着地主的身份，还跟农民闹的很不开心，干部还成天找你来要粮食，我干脆把土地给你，给农民去交租交息，向政府去交，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很多地主，包括很多大地主，都把土地捐献出去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时候，共产党的根据地里面，报纸上大量的登地主献地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公开表彰。那么表彰的结果最后毛泽东说不能搞这个方法，搞这个方法等于没有了，地主都捐了，所以我们不如干脆搞赎买，地方政府发一些公债给农民，另一方面要求地主用最低价钱卖给农民，这样的话政府的钱给农民，农民买地，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这个和平赎买政策，从1946年7月份一直实行到1947年2月份，后来没有实行下去，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延安被占领，1947年3月延安被占领了，这个当然就没有办法实行了。另外一个，就是毛泽东提出来，这样一个搞法，不能够放弃斗争这样的一个方针。就是从1946年的五四指示，一直到1947年初，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基本上成为一个和平土改。毛泽东认为，和平土改要不得，所以1947年2月1号，中共中央开了一个会，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同意继续搞这些和平土改，所有这些东西，搞了一个报告，也主张认为和平土改，整个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不错。但是毛泽东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影响了后来整个共产党在根据地也好，包括在建国以后土改方针。就是无论搞和平赎买还是搞其他的任何的土地改革，最终都得让地主和农民撕破脸，这个是关键。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动员的问题，毛泽东非常清楚地看出了一个土改的关键所在。就是像杜润生讲的，其实在根据地搞土改已经很难很难搞了，就是根据地的地主已经非常非常少，而且根据地即使已经有一些开明士绅，有一些开明大地主，这些人很快把地交出来，你去跟他搞土改，他没有地了，搞什么土改。所以重要问题是要把农村当中地主阶级的这种权威打倒，让农民不再被地主牵着脖子走。也就是说，最终要让贫苦农民起来，当时提出一个方针叫，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一切要以阶级来划分，要把贫雇农扶上来。那么用这么一种方针，要让贫苦农上来掌权就必须要把地主的权威剥夺了。因为地主无论如何在农村都是农村的主要的权利的代表者。也是整个农村的宗族的势力的代表者，尽管是北方。但是地主因为文化，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因为姓氏的关系，族内的关系，地位等等，他们在农村是有很强的威望，即使把他土地分了，他们还是农村当中最主要的发言者。
本来1947年土改，因为毛泽东这句话，阶级化，然后就出现了乱打乱杀，进行到1948年1月份，就被制止了。制止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不再搞土改，所以1947年以后基本没有土改，1948年一直到1950年6月份，因为新中国建立了，然后中共中央，中央政府通过一个土改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土改。在这种情况下，才同意搞土改，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1948年一直到1950年基本上没有搞土改，搞过一段土改，新期土改是在1949年以后，就是1949年北方大部分占领了，新区，然后北方开始搞土改，但是这个土改是一个和平土改。然后这个土改影响1950年6月份那个土地改革法案。土地改革法发动的全国土改，一直进行到1950年的12月份才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和平土改从1949年的年初然后一直到1950年12月份整整搞了两年。1950年12月份以后开始搞的土改，就变成了斗争土改。那么这个原因又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必须要搞斗争土改，因为他发现，在南方在很多地方土改如果不这么搞，地主权威打不下去，共产党势力建立不起来，农村没有办法控制，因为南方地方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因为征收公粮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乱子。那么再加上南方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刚才讲的，地方主义势力。实际上中共的对南方的统治和控制是从1949年4月份以后大军南下带过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讲共产党的跟国民党最后的决战是靠土改成功，那么这个现在看起来不大能成功。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实际上中共在1949年4月份以后，对整个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全部都是军事占领了，跟土改没有关系。农民完全没有被动员，农民还是过去那个状态，农民也没有很高兴地去欢迎什么共产党。他也不知道共产党好坏，而且地方农民很怕共产党，这个我想大家想一想就很清楚了，因为地方还控制在地主的手里，还控制在宗族势力手里，宗族势力地主他们受到国民党很多影响，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杀人放火的。所以共产党来，农民其实很怕，都非常怕。除了个别的过去南方老根据地的农民，有些农民他们有经验，有那样一些人参加革命了，他们可能有一点意识，其他地方，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其实是反对共产党的，不支持共产党，不理解共产党。换句话说，跟土改没有关系，土改进行在南方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南方想进行深入的真正把权利夺过来的这种土改就必须要从根本上把农村的根基，国民党的根基也好，宗族势力根基也好，各种各样根基都要摧毁掉，这个摧毁就面临着非常大的障碍，就是南方的干部。这个南方干部其实从1949年4月份我们可以发现，包括上海地区，江南地区，苏南地区，基本上都是被中共的苏北，山东，被这些地方的干部接过来的。换句话说，整个江南，整个中国南方，包括西南，全部都是南下干部来接管。
那么从县里的干部，一直到乡里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北方来的，不见得是北方人。有一些从南方过去南下的，北上的，跟着共产党走的，然后再回来。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很聪明，他用干部，发现他是非常会用干部，他用干部他是非常习惯把地方干部派回地方来，比如广东，他就把叶剑英派过来。叶剑英当时是华南地区的书记，叶剑英是广东人。同样上海这边地区，基本派的就是当时在上海附近活动的这些人，比如陈毅，虽然是四川人，谭震林，所有这些都是新四军的干部。本来二野部队，邓小平，刘伯承他们已经南下到了南京，但是毛泽东发现，占领西南必须要派西南熟悉的干部过去。本来刘伯承和二野邓小平他们要南下，不应该让四野，就是林彪南下，结果他就把刘伯承和邓小平整个部队就派到四川去了，为什么？因为刘伯承、邓小平都是四川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占领南方的时候，中共在南方，在北方的各个地方都专门的，各个组织部都专门发出要求找地方干部，让他们归队，去地方担任各种各样职务，你是云南人你是广东人你是四川人，让你马上离开北方比如到二野到四野到三野到这些地方去归队。所以我们注意到，中共开头是用大量的地方干部，但是这些地方干部都是经过毛泽东，经过革命的长期战争考验的。把这些人派过去，与此同时这些人来管当地的干部，因为中共实际上动员，当时动员了10万左右的北方干部南下，这个北方干部，实际上我们今天讲不只是单纯的北方，比如说陕西，甘肃，因为甘肃大部分地区，宁夏这些地区都是新区，因为是新区。没有干部，很少有干部，于是就把陕西、山西、河南这些干部调过去，调到宁夏、甘肃这些地方，让他们到那些地方去，他们是西进干部，其实也是大南下干部这个圈子里面的。
所以我们会主义到，整个对新区的干部全部是用的新人，用的不是本地人，这些人要在地方扎根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掌握权利，但是很多人拿不到实权。为什么？因为地方党的组织很强大，地方党的组织很强大最典型的就是广东，其他地方党的组织大部分是被破坏掉，或者只剩下很小的一部分力量，所以新干部进去马上就可以掌握全局，但是广东不行。比如海南，海南完全就是存在这种现象，海南完全是冯白驹的天下。那么广东，基本都是东纵的天下，那么东纵的部队曾经离开过后来整个又回去了，所以广东地方的干部，党员，他们在解放以后马上就开始掌权，从基层的乡、镇、县一直到省，都是他们的干部，虽然派了很多的北方干部来，但是很难掌握到实权。所以在广东地区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广东都是四野干部，四野的干部和广东省的干部冲突很大。那么这些问题，最终都反映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那里。四野干部反映最大的问题就是认为，广东的干部照顾地主，尤其是华侨队伍。因为广东华侨的分量非常高，他们占广东的经济收入，国民生产比例非常高，他们的经营，所以对华侨采取一种比较宽松的政策。所有这些导致的结果就是，最后毛泽东认为必须要彻底把广东这个端了，也就是说，必须要把广东整个地方势力全部打掉。有两个办法就是土改，用土改办法来解决整个基层问题，任何干部和地方的地主有联系，先把地主打掉，把你从原来的岗位上通通清除掉。所以在广东也好，湖南也好，福建也好，在很多南方地区打了很多的反革命集团。这些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其实很多都是地方的党的地下组织。因为他们当年出身比较好，然后他们整个的文化程度比较高，所以他们能够长期的留在敌后，最后战争的时候为了配合大军，他们发动起义，策动地方的势力造反，然后和平解放当地，所以他们很顺利就取得了理解。这些人后来，绝大部分都被打击了。这个问题就是和刚才说的土改，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建立共产党的基层政权。那么这个基层政权直接关系到共产党整个的原则制度，因为这个基层政权直接关系到共产党整个的政权组织，因为地下党这一块，包括在根据地，相当一部分干部的家属，军队的家属，那么包括烈士的家属，他们这些人很多都是出生于富裕家庭。那么这个情况直接导致，要想建一个稳固的政权，那么必须走这一步：跟地主撕破脸，所以土改当中暴力出现不可避免。那么这个我就不具体再讲了。
我想另外一个话题值得我稍微再提一下，就是刚才秦晖讲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土改之后又搞集体化。因为这里头其实有了很大的悖论，就是导致土改机制是私有化，是全面私有化，是满足每一个农村的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需求。所谓耕者有其田，这个方针其实就是民主革命当中提出的最高的目标。我们知道，1927年到1937年那个阶段，后来教科书上叫苏维埃时期，但其实又叫土地革命阶段。所谓土地革命，也就是中共其实就是想通过那个阶段，然后把土地最后平分给广大农民。但是既然是要满足农民要求，既然要让农民得到土地，而且农民，就是相当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通过土改得到了土地，农民因为这一点也对共产党有很多好感。我看过抗美援朝期间，中共五十四军很多的档案。因为部队打仗，然后师团很多档案被美军给缴获了，缴获以后里面有很多的家信，看那些家信就能够看到，很多家属写信给前方的战士和干部，就是讲土改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家里分了这个，分了那个，很多东西改善了，共产党很照顾他们，如何如何，你在前方安心打仗，报恩等等这些，都有。当然这些信里面也有，富裕家庭被分了土地，也有讲了这些情况，但是不会赤裸裸讲你要去反对共产党，但是讲日子过的很苦，土地被分了等等。但是大多数是比较贫苦，包括城镇的一些农民出身的缺衣少穿的人，他们得到了共产党的好处，就讲共产党如何如何好，你们应该如何如何报效国家。所以看到土改确实让农民拥护了共产党，这不是问题。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几年之后就把农民刚刚得到了一亩二分地，农民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东西，而且正在辛辛苦苦的去发展这个生产事业，去发家致富。突然就在1953年开始推动这个所谓的合作化，然后就是合作社，然后就是等等，1955年，1956年，全面的把农民的土地实际上变成国有化，又把农民土地剥夺了。这样大的一个变化，我们今天看农村没有发生群众性的大规模农民的反抗。没有领头人了。农村的宗族势力和过去的那些各种各样传统的势力全部被破坏掉。农村当中掌权的人，全部变成是过去很穷，生活条件非常差，地位非常低的那群人。解放以后他们掌了权，他们念共产党好，他们拥护共产党，他们靠共产党吃饭，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贯彻共产党的指示、方针、政策，他们不管满不满意，他们要这样做。有些人非常不满意，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有些过去的干部，他们后来写回忆录，或者他们做的口述，他们说没有办法，他们就要那么做，他们心里很痛苦。但是还有一些人就是跟着共产党，他们知道必须那么做，就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农村当中几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抗，这个和民国时期，包括民国以前中国传统社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分别，官逼民反，官逼了民反不了，为什么？因为土改搞的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共这次土改政策成效非常非常大。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可以感觉到中国的农民真的很可怜。
当时我最后稍微补充一点，我说中国的很多地主、富农也好可怜好可怜。因为我做过这样一个调查，首先第一个，中国没有富农权益，中国传统找不到什么富农的概念，只有工农，半工农，贫穷是有的，富农的概念从何而来？是中共移植的一个概念，是硬套在中国一些富人头上，稍微富一点，给他们扣一定富农的帽子。但是他还是农民，怎么把它变成地主了呢？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地主、富农是一类人，是打击对象，是中国社会的那个叫劣等种族的人，他们是被管制的。所以这部分人非常非常冤枉，其实他们往往是中国农村当中那些精英的农民，他们是有生产能力，家里劳动力比较强，然后比较有经济头脑，能跑长途运输、开一个什么小油坊，开一个什么小磨面的面厂或者作坊等等，他们有点儿资本，有头牛有头驴什么之类的，无非就是如此，跟俄国的富农完全不同。这就不细讲。这些农民很冤枉。
另外一个就是地主，刚才秦回讲到，中国其实尤其到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分化非常非常严重，社会的这种战乱、变乱非常多，所以大地主非常少，再加上中国的传统是“析产制”就是所谓的欧洲是长者继承，中国的传统是你家只要有一个儿子就分一分财产，有十个儿子分十份财产，所以再大的地主，几代下来就分光了，根本不可能有大地主出来，中国的大地主都是什么？是军阀，或者是官僚。所有的土生土长的都是小地主，就是一代一代分就分光了，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刚才讲我父亲从江西过来，江西过来以后，然后到重庆附近，他们家族整个过来，过来以后发展起来。从我们家家谱来看，当地就没有人，没有人烟，有夜狼、狗什么的到处都是。所以他们就把一大片地都占了，圈地。其实本来也不富，我不知道到了一个什么成分，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慢慢就变成一个大家族式的，可以说是地主，然后慢慢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然后就一代一代分，一会儿产生一个大地主，然后几代以后就没有了，然后又一代又产生一个大地主，过几代又没有了，等到我父亲那一代的时候，我父亲的爷爷还是地主，但是我父亲的爷爷有三四个儿子，又一分，分完了以后，我父亲就变成工人了。所以共产党一进城的时候我父亲的成分就是工人，他当然就非常好，出身非常好。但是我父亲的兄弟几个留在农村还继续经营土地，他们因为十几亩、二十几亩土地，就变成地主了，然后就被管制了，子女也很困难。所以可以知道，就是关于地主成分的划定，一刀切的政策完全不管你地主的好、坏、恶、劣，这种政策实际上把很多的，其实可能没有什么罪恶的地主都打倒了。
当然我要强调一点，其实我看了很多的档案，很多地方是有那种为富不仁的地主。那么这样的一些记录，这样的一些回忆录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些统计材料也能看到，也有很坏的，农村当中的，就像秦晖讲的，有一些地方劣质化的恶霸，这些人确实是值得打击的。但是问题在于那个时候第一没有法制，第二是他并不是按照你这个真正的恶霸来做的，是要把地主权威打下去，把贫苦扶上来，用这样的方法，把整个农村搞一个天翻地覆，要颠覆整个农村社会，这样一个颠覆结果把过去整个农村的富裕阶层全部打下去了，然后把贫苦阶层的扶上来。造成的结果是，毫无疑问贫苦阶层觉得共产党非常好，那么到今天很多阶层的这样出身的人还是觉得共产党非常好。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农村的生产力，比较好的一些因素被破坏掉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台湾的土改和大陆的土改应该做一个对比，是和平土改。他是国民党去了台湾以后，然后把他在台湾夺取的或者占领的或者取得的日本的各种各样的资本，工厂、企业、商业把它们通通国有化，国有化以后折成股份，加上黄金和一些钱，把这些东西平均化以后分给地主，他用比较低的价钱，从地主手里强行把土地买回去，然后让地主拿这些股份到城里去经营。所以台湾后来出现了很多的地主转商业者，并且后来在工商业方面搞的很大的人，包括他的太家，姑家都是大地主。这些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其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农村当中，我刚才讲，农村的这种析产制，产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小地主和各种各样的富农，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农村生产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他们有很强的经营生产能力，但是如果我们用一刀切的办法通通打下去，这部分生产力就破坏了。而台湾在这方面，他和平土改的方法，保护了这一部分人。尽管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当年被剥夺的这些人，他们的子女抱怨，写书说土改政策如何如何不好，不管怎么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平稳的，他没有出现最大的反复，另外他没有搞集体化。我讲的基本就这些，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by幼儿园园长、朱牧、iq32、王新红、周优游、李琳等，感谢志愿者朋友的热情付出）
文章录入：ye_1989 责任编辑：chinese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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