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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30日星期四

刘军宁:天堂茶话第七十三章 为什么天道恢恢疏而不失?

(2010-10-25 16:48:28)

天道自由主义系列谈 天道茶话第七十三章
勇于不敢
为什么天道恢恢疏而不失?
刘军宁

孔子:我最近听到对您的一个批评。说您过于注重天道这样的客观规律,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觉得您胆小怕事,主张一味退缩忍让。您对此怎么看?
老子:这是别人的批评,还是你的批评?你怎么也开口闭口主观客观,听起来像是一直受唯物辩证法的教育?现在的国人,离开了主观客观就不会说话,连贩夫走卒说起话都像德国哲学家。至于这个批评,你指的是我主张的“勇于不敢”吧?如果把我的这个主张用于个人人生观,这个批评也许有那么一丁点点道理。但是我一再讲过,我的主张都是针对政府和掌权者的,不是对个人提出的要求。即便用于个人,“勇于不敢”也比勇敢要好得多。再说,我所讲勇于不敢,是特指要勇于不敢违背天道。人们立身处世不可以违背天道去肆意妄为,不应该勇于敢违抗天道。因此,勇于不敢并不是懦弱和胆小的代名词。相反,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更大的勇气。

孔子:这些年唯物唯心主观客观成了中土每个人的口头禅,我也不知不觉受了传染,以后一定改。还有人认为,您说的“勇于敢”和“勇于不敢”听起来怎么有点像是做文字游戏。不敢做,就是不敢做,为什么要说是勇于不敢?比如说,我胆小不敢杀猪,这是事实。如果我非要说我不是胆小才不敢杀猪,而是我勇于不敢杀猪。这样的自辩有什么意义呢?
老子:这倒不是什么文字游戏,更不是简单的自我辩护。我的主张只能放到政治哲学的层面上来对待。我所讲的 “勇于敢”和“勇于不敢”,无关你我的胆大胆小,而是讲掌权者对于天道、对于政事所采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勇有两种:一种是“勇于敢”;一种是“勇于不敢”。我曾说过,“慈,故能勇。”慈就是有博爱之心,敢于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勇于敢做伤天害理冒犯天道的是假勇;勇于不伤天害理、不冒犯天道才是真勇、大勇。执政者以“慈”为本的“勇”就是“勇于不敢”。勇于敢去伤天害理、冒犯天道,必然为自己埋下杀机,必然不会有好下场。其结果是,先伤害别人,后伤害自己。勇于不敢伤天害理冒犯天道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和毅力,这需要对天道有更大的担当和信赖,并意味着不论在多么为难的情景下都不去做伤天害理冒犯天道的事情。在暴政之下做官,勇于不敢有时甚至要搭上身家性命。这是多大的勇?所以,“不敢”的本质是始终如一地尊奉天道,这是没有勇气的人所根本做不到的。

孔子:大家认为勇敢是一种美德的时候,而我从您的话中读到的却是对“勇于敢”的冷笑和嘲讽。确实,无畏的勇敢有时很可笑,就像庄周描绘过的那个“怒其臂以当车辙”的螳螂。螳螂这样的匹夫之勇,虽可笑,也不乏可爱。
老子:螳螂挡车固然是匹夫之勇。但是,是不是“匹夫”并不仅仅是由人数多少来决定的。有时候,虽然看上去只有一个人,但是他身后却有无形的千军万马。有时候看上去是千军万马,事实上却只是匹夫。所以,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情,貌似只有匹夫一人,但是他却挡住了千军万马。后者反而奈何不得。所以,当身后有天道、人心支撑的时候,即使一个人也是千军万马。当身后没有天道、人心支持的时候,纵然是千军万马,也不过是一匹夫。所以,勇敢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美德,它必须与天道、人心和智慧结合起来。要论不勇敢,最不勇敢的就是天道本身。你看那天之道,从容而舒缓,喜柔弱不争,厌强悍妄为,不仅不与万物相争,而且任其本性。所以,有道的政府,也应该像天道那样,应该总是虚静谦柔,循理应物,只是辅助民众任其自由自在、自主发展而不加干预、不敢妄为。再反过来看看中国,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勇于敢”压倒“勇于不敢”的历史,这种趋势在二十世纪登峰造极!美其名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搞得中华文明每况愈下,屡屡处于崩溃的边缘。

孔子:看样子,既要“勇”,又要“勇于不敢”,还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老子:你说的对。做到勇于不敢还真是很有难度的。我对“勇”是相当肯定的,但对于“敢”则十分保留。我强调过,“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主而为客”、“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天道以弱为强、以柔胜刚。顺应天道的统治者也应该如此。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传统的民间智慧也特别强调对“勇于敢”的节制。几乎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像勇于敢从事打打杀杀的张飞、李逵等猛人都是处于被领导的地位,担当的都是配角。稍遇批评挑战,就动辄要跟人拼命的人,就容易有杀身之祸。暴君,通常就是这种人。你批评他一声,他就要动用强力机器跟你玩命。你看希特勒、贝利亚、齐奥塞斯库、布尔布特等等,下场如何?老天就是不喜欢这些暴虐的家伙。好在天网恢恢,这些人都得到了应得的结局。

孔子:您爱说天网,可是人们常常说法网。请问两者有何区别?
老子:天网是无形的天道织成的无边无沿的大网,虽稀疏而不失巨细。法网是人定的法律织成的网。如果法网违背天道,就只代表专制者的专横意志,因而不会有应有的功效。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纵览人类历史,环视宇内社会,没有人能够逃脱天道的主宰。任何统治者都没有触犯、逃脱天道之网的特权。那些冒犯天道的罪人永远也逃脱不掉天道的审判。

天道章句之七十三
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者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勇于敢违抗天道的专制暴政必然短寿;
勇于不敢违抗天道则会安定繁荣昌久。
这两种做法,对民一害一利。
天道对专制暴政的厌恶,
难道不是众人皆知吗?  
天之道,
不与民争却能获完胜,
不发号令却顺应万物,
不召不请却万物来归,
坦荡默然却规秩定序。
天道之网恢宏宽大,
却无有能漏网逃脱。

2010年9月30日 搜狐特稿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d06fb0100me4d.html

刘军宁:为什么当局者迷?

天道自由主义系列谈
天堂茶话第七十一章 无知之德
为什么当局者迷?

刘军宁

孔子:我记得,庄周说过一句话:吾生也有涯,而知无涯。想到这话,我内心有些绝望,用有限的人生去追无限的知识,显然是徒劳的。即便这是不可完成的使命,我也不能放弃。难道人注定是无知的吗?我也时常这样安慰我自己:真正智慧,不仅在于意识到自己已经知道多少,而且更在于意识到自己的认识能力和知识范围的局限性。就是我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老子:你讲这种自知之明我是很认同的。但是,我更强调人和政府在本性上的无知。人的知识在本质上就有缺陷的。人的知识,越完备越有缺陷。否定自己的无知是对天道的傲慢。统治者所犯的最大恶,就是自以为高明。统治者决不能自以为高明,把民众当傻瓜。掌权者必然的无知也排除了存在全能与全善的政府的可能性。要知道,全知全能全善,是互相关联的。全知是前提。如果全知不成立,全能和全善也就自动不成立。就是说,一个做不到全知的统治者,是不可能做到全能和全善的。有道的政体是建立在相对无知的基础之上的。为什么我特别强调政府要无为,因为政府若是知道自己所有不知,就不该胡乱作为。

孔子:我认为,无自知之明的人是很可怕的。为人要老实,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老子:没有自知之明的个人固然可怕,但是没有自知之明的政府更加可怕。古今中外,自以为是的人并不少见。普通人是否有自知之明,对他自己很重要,对他人则没有那么重要。关键是政府要有自知之明,这对全体民众都很重要。统治者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不知道、不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且还装作什么都知道。全知,除了天道、上帝这样的超验的主宰能做到,凡人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连准确地知道自己如何无知也是很难做到的。人的无知的绝对性在于人无法绝对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断言自己不知道什么,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既然不知道,又如何知道?如果知道自己无知,只能是一种感觉和态度。一个人、一个政府并无能力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只有无知本身是可以确定的。但是也别把这种无知当坏事。从某种意义上讲,无知是天道赋予个人和政府的一种德性。无知之德意味着对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要抱有深深的怀疑。它要求统治者不要去回避、粉饰自己的无知,更不要装作全知、全能。

孔子:可是,在无知与美德之间可以划等号吗?无知的人就是有美德的人吗?就算是无知能转化成美德,难道不需要什么先决条件吗?
老子:追问得好。要想使无知成为美德,还真需要满足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知道并承认自己无知,懂得越有知越无知的道理。知识的局限并没有随着科学进步在不断地消失。我们知识的局限不是科学和理性所能克服的,它们的作用恰恰在于使我们认清这种局限。知识越多,呈现出的无知的领域就越多。越有知识,越要面对更大的无知。科学和理性都不能帮助我们克服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能够、而且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和掌握全部的知识。任何人、任何政府所能掌握的永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总之,无知是不可克服的。人的真正智慧,不仅在于意识到自己已经知道多少,而且更在于意识到自己的认识能力和知识范围的局限性。

孔子:如果无知是不可克服的,那学习还有什么用?若如此,增加知识还有什么意义?
老子:不!即便不能变得全知,增加知识仍然是非常有必要的。从积极的方面,你的知识越多,你知道的就越多;从消极的方面看,你的知识越多,你就越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无知。无知者无畏,知无知者才有所畏惧。

孔子:我虽然承认人人都是无知的,但我总认为,人们通过不懈地勤奋学习,能够完备自己的知识,起码圣明的君王有能力完备自己的知识。否则,一个国家若是一个明白的人也没有,那谁来领导大家?
老子:人的知识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可完备,在绝对意义是不可完备的,这对包括帝王在内的任何人都不例外。如果人是全知的,还要天道干什么?所有人的知识都是有局限的,没有人能够通晓一切,或掌握全部的终极真理。我们仰则不知天,俯则不知地。外则不知人,内则不知己。看看人自身,大部分活动都不听你的指挥,起码植物神经不听你的,大部分的活动你是意识不到的。一个人尚且不知自身,一个政府怎能全知社会?一个人尚且不能指挥全身,政府怎能妄称要社会围着自己团团转?出于(尤其是政治)利害的考虑,权贵绝不愿、也不敢承认自己无知,如安徒生童话中的穿着“新衣”的皇帝。没有人能够发现并掌握历史规律,除了江湖骗子。所以,区分一种统治是有道还是无道,不妨从统治者对待自己知识状况的态度来分析。有道的政府知道自己的缺陷与不足,知道自己能力有限。

孔子:国人常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无数的昏君也的确验证了这一民间智慧。要是当局者不迷该多好?我总觉得,所有的知识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所有的知识尽管是分散的,但却是可以集中的,并且最终连同终极真理一道被贤君所掌握。那于家国天下,岂不是大好事?
老子:当局者迷,这不仅不是坏事,而且绝对是太好不过的事情。与你的看法相反,所有的知识并不构成一个整体,事实和信息是不断变化的,所以,知识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总和。对人类来说,未知的领域永远存在;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知识可以交流,可以扩展,但却不可能完全被集中于个别人或个别机构手中,更不可能连同终极真理被个别人所完全掌握。

孔子:您说的太快了。请等一下,为什么说当局者迷是好事?我很不解。请您指教!
老子:岁数大了,讲话难免有脱节的地方,请谅解。我觉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话听起来有些绝对化,但却绝对是真理。这个铁律断定,不论一个原来是否明白,只要变成了当局(者),就必然迷糊不清。我们要感谢这个当局者迷的铁律。如果当局者全知全能,什么都明白,老百姓还有什么活路?当局者迷,民众的知识才有了发挥的空间,当局者迷,才有了对当局者权力和作为严加监督的必要。既然当局者注定迷糊,那么,就必然会犯错误。所以关于当局者圣明不过是一个神话,一个传说。既然人是不可能全知的,政府是由无知的凡人组成的,当然不会有全知的政府。碰巧,国人一直习惯于称统治者和政府为“当局”,而且朝野都不排斥这个称呼。
无知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没有任何最高当局能够充分掌握分散在全社会的个人手中的全部知识。因此迷糊是必然的。只有在没有统一目标的秩序中的人才是自由的。若是某一秩序把公共目标强加给个人,并强迫大家去追求这一目标,就只有把个人变成秩序机器上被指定部位的零部件,这样也就根本谈不上个人的自由了。正是当局者迷,个人的自由才有可能。如果有全知的人,如果我们能洞察过去、现在并预见未来的一切的一切,我们也就没有多少自由了。全知的假定之所以剥夺自由是因为它没有为可错性留下空间,它要求人们始终走少数人所发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相反,若是由政府来决定每个人对知识的运用,乃至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知识、机会和追求,必然会造成对知识的轻视、助长对政治权威的盲从,造成自由的失落,最终导致秩序的崩解。

天道章句之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是以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统治者们,
知道自己还有所不知,这很难能可贵
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就愚不可及了。
有道的政府能够正视自己的愚昧
因为它把愚昧当作愚昧。
只有把愚昧当愚昧,
才有可能纠正愚昧。

原载于《商务周刊》2010年9月30日

《洛杉矶时报》:中国的繁荣焦虑

原文:China’s prosperity anxiety
来源:洛杉矶时报
作者:DOYLE MCMANUS[doyle.mcmanus@latimes.com]
发表时间:2010年9月30日
本文参考了译言网上的“同来源译文”
校对:@xiaomi2020

在我最近的十天中国之旅中,我花了大量时间与中国官员们交谈。但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政府的情况介绍,而是与中国老百姓交谈中了解到的,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担忧。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老百姓对新近的经济繁荣表现出十分的焦虑。他们担心经济增长无法为数百万大学毕业生提供好工作。新婚夫妇担心不断增长的房价:北京一间不太大的房子至少要300万,而这个城镇居民个人平均所得仅为区区两万元。他们担心是否已经有了房地产泡沫。(“你认为现在住房是不是供大于求了?”一位焦虑的年轻官员这样问我,他刚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但他错误地假设一个美国人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他们对暴发户的炫富性消费抱怨连连,并很想知道这些人的钱到底是怎么来的。

让我们先从消费谈起。至少在大城市,炫富屡见不鲜。奔驰和宝马的SUV在这里的销售异常火爆,而就在不久前,中国人的上下班工具还是自行车。而在Club88等高档夜总会里,穿着考究的年轻白领们彻夜不眠,喝着700元一瓶的伏特加。在新开的Gucci旗舰店内,一只鳄鱼皮包就要六万元,还是在西南省会成都,而不是国际型都市上海或北京。“我记得以前六千块就算很多钱了,”一名销售人员告诉我的同事,“现在六万块都不算什么了。”

毫不奇怪,这些新贵总是让不曾拥有这么多财富的十三亿同胞感到愤愤不平,而这种反感不仅是出于妒忌。

“中国人怀疑所有富起来的人,“一名北京商人告诉我,”他们认为致富的唯一方式就是靠关系、潜规则。”

腐败是中国共产主义制度普遍存在的问题,泛滥到政府需要不时公布反腐新措施。今年七月,北京下令官员要开始公开自己的收入和投资,配偶和子女的也不例外。事实证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签订政府合同时为家庭成员收受”礼物“、薪水或股份。经济学家王小鲁估计,政府官员去年未申报(未缴税)的“灰色收入”达到了惊人的5.4万亿元。根据党报《人民日报》的说法,这还是在大力开展了打击反腐之后。

收入不均是另一大问题。各大城市都提高了最低法定工资。以广州为例,现在每月的最低工资是1,100元,比1993年增加了四倍。但富人、新兴中产阶级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引起了政府和普通居民的忧虑

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要引入两项资本主义发明:物业税和房产税,以此补充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偷逃个人所得税的现象很普遍。但这些想法已经引发党内辩论,和西方的一样,高税收可能会阻碍创业。

对某些人来说还有一种焦虑,就是不断增长的代沟。

中国的“80后”一代还不到三十岁,是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繁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一项研究发现,其中的很多年轻工人正在放弃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目标,而转而追求个人目标和“个性化”。

“我们是个人主义的、有创造力和追求独立的一代”,一名30岁的官僚说这番话时脸上略带自嘲的微笑。“现在有了90后,”他补充说。“他们完全西化了。”

这些新崛起一代的观念让父母有些担心。“‘80后’被宠坏了,”心理医生黎中余向《中国日报》抱怨。“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责任。”这一观点时有耳闻,“80后”对社会要求太多,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他们都是独生子女,都被宠坏了。

中国经济需要年轻一代的充分参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20-29岁的劳动力在过去十年缩水近15%。而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正在加快。经济学家表示到2035年,每个工人需要负担两个退休老人。在中国人口是13亿,如果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执行,人口将在15亿时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

中国年轻人抱怨政策限制了个人自由(怀上第二胎的妇女会被强制堕胎),有钱有权的人却经常获得豁免,或只需交纳高额罚款(根据收入会有不同,一般是二十万元)。

“能生两个孩子的人很幸运,”一名年轻女子告诉我,眼神中充满渴望。政府表示正在尝试实行更为宽松的政策,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两个孩子,但也只限于某些地区。

那么中国的下一代更象我们美国人吗?不完全是。他们大多数人忍受的事情美国年轻人根本接受不了。他们不能随便谈论政治,不能抱怨一党统治,不能抗议互联网上的审查制度——至少不会对我这个外国专栏作家这么说。他们可以自由出入星巴克和麦当劳,但这没有将他们变成民主党(或共和党)。看起来他们要追赶着为家族积累财富和声望,这是传统中国人的追求,但要去质疑现有的社会秩序则很鲜见。

中国“80后”一代正在逐步当权,似乎改革也会随之到来。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的最神奇之处:事实证明无论改变有多大,中国的威权层级制度都能适应。

多维新闻:吴邦国撰文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10-09-30

【多维新闻】中国国庆前夕,作为中国政坛排名第二的吴邦国,罕有的在中共中央的权威理论刊物上《求是》刊文,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设中国,中共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在即,引人注目。

中国官方新华社9月30日消息称,10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题为“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署名文章。中共第七届五中全会召开在即,中共高层的一举一动都饱受外界关注。作为中国政坛排名第二的吴邦国在被认为是充分代表中共立场权威理论刊物《求是》上刊文,也引发外界关注。

1941年出生于贵州的吴邦国,1967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了长达27年后,于1992年由上海市委书记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历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企业工委书记等职。2002年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主管中国立法工作。在现任9名政治局常委中,排中国主席胡锦涛之后位列第二位,被认为是保守派的头号人物。

作为中共高层重要人物之一的吴邦国,其署名文章罕见于报端。2008年4月,他也曾在《求是》杂志撰文,称“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随后2009年全国人大工作报告中,他就大篇幅强调中国绝不照搬西方的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与之前《求是》刊文内容完全一样。

此次,在新华社提前透露内容的文章中,吴邦国指出,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认识得出的结论。这当中,最重要的有这么三条:第一,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第二,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第三,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

吴邦国在文章中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主要是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积累、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他强调,中国是在“人口多、底子薄、起步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虽然取得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发生的变化翻天覆地,但当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世所罕见。

他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景和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我们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因为我们已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值此中国国庆前期,中共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在即之际,吴邦国罕见的撰文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设中国,耐人寻味。

(季北群 撰稿)

http://politics.dwnews.com/news/2010-09-30/56508584.html

胡平:当公权力故意缺席的时候——读李乾文革回忆录《迷失与求索》有感

文章来源:网络 更新时间:9/30/2010

去年,美国的柯捷出版社出版了李乾的文革回忆录《迷失与求索》,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也引起一些争论。李乾是文革时武汉一所中学的造反派头头。邻近学校有一批学生拉帮结伙,行凶作恶,曾多次向李乾学校的同学发起攻击,有的同学被他们打得落下终身残疾,差点死于非命。李乾和老师同学经过商量作出决定,由他带领几个同学,在深夜闯进为首的两个流氓学生的家中,当场开枪将两人打死。10天后,李乾被拘捕,后来被判20年徒刑。

一个年仅18岁的中学生,竟然郑重其事地和几个同学和老师商量,做出把另外两个学生处以死刑的决定,带着枪,闯进别人家里,当场把人打死。这事在今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李乾在回忆录里详细地叙述了12.5事件(这件事发生在1967年12月5日)的过程和前因后果,读来令人感慨万端。李乾本人为这起命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在书中也做了颇有深度的反思与忏悔。问题是,很多人发现,对于李乾杀人这一行为,要说清其中的是是非非还真不容易。

大家都同意,两个死者确实是流氓,是暴徒,理当受到惩罚。但有人指出,惩治暴徒是政府的事,李乾他们的做法是搞私刑,是不许可的。这话当然对。但问题是,在当时,公检法都瘫痪了,很多偷抢斗殴根本没人管。你说该怎么办?私刑是相对于公刑而言的。在没有公刑的地方,私刑二字从何谈起?事实上,在文革中武斗最盛的时期,公检法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很多地方的社会治安相当混乱,不少群众组织都担当起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此说来,李乾带人打击流氓这一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也可以算作正常的。

李乾最被人指责的是他不该把人打死,那两个流氓虽然罪恶不小,但罪不至死。李乾被捕后,审讯他的一位老公安就对他说:“狗日的那些流氓是讨人嫌,但你们不该把他们打死,只要不死人你们一点事没有。”可是从李乾方面着想,如果他们只是把对方抓来痛打一顿,难道不会招致这几个亡命之徒的疯狂报复吗?到头来有可能死伤的人更多。毕竟,李乾他们不是政府。政府拥有绝对优势的暴力手段,被政府打击的一方根本没有报复的能力――此所以政府之为政府。正因为政府掌握巨大的资源,它可以分层次地实施打击,除了处死,还可以关押,可以关一年半载,也可以关十年八年,政府可以开除你学籍开除你公职,可以判你劳改判你劳教,如此等等。在没有政府的地方,在没有公权力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我们看美国的西部片,那里的人一旦发生冲突,都是二话不说就掏出枪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不是牛仔们都特别残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没别的办法,因为在那里没有政府。

那么,文革期间的中国是怎样一种情况呢?说是无政府状态吧?不对。在整个文革期间,中国都是有政府的,而且这个政府的力量还十分强大,不容挑战。说是公检法瘫痪,其实不然。如果你贴出一张大字报,点名道姓地批判毛泽东,或者是公开组建一个反对党,那么,公检法马上出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必将随之而至,你无处可以逃遁。回忆录的作者李乾本人,在打死人后不过十天就被抓进监狱,他的亲友战友都毫无办法。可见,当时的中国是有政府的,这个政府还拥有巨大的强制手段。但问题是,在很多一般性的社会治安案件上,这个政府却撒手不管,放任自流。这就必然诱发出大量的犯罪,并迫使老百姓采取各种手段自卫,而这种自卫常常会超越公平报复的界限——因为他们想公平报复也很难做得到。于是就导致了民众之间没完没了、愈演愈烈的相互伤害;而这中间的是是非非也就越来越成了一笔理不清的糊涂账。

如果当时的中国真的是没有政府,那么人民必然会迅速地建立起政府,以便维持秩序。但正因为当时的中国并不是真的没有政府,而是这个政府故意地、有选择性地放弃其基本职责,这才是造成混乱的根本原因。我想,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文革武斗。

2010年9月29日星期三

纽约时报辩论会:Twitter会引领人们走向街头吗?

围绕着Gladwell在《纽约客》上发表的《小革命》(译文见此)多位意见领袖发表的不同意见。


原文:Can Twitter Lead People to the Streets?
来源:《纽约时报》辩论会
作者:Timothy B Lee, Evgeny Morozov, Michael Anti, William Powers, Burt Herman, Howard Rheingold
发表时间:2010年9月29日
译者:@zhangjialong;@xiaomi2020
校对:@mranti;@freeman7777;@xiaomi2020

讨论说明

这个星期在《纽约客》上,Malcolm Gladwell发表了一篇令人瞩目的批评,不认同象Twitter和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正在重塑行动主义的说法——这种说法在去年Twitter在摩尔多瓦和伊朗的抗议中被作用认为发挥了作用之后曾经广为流传。

“社交网络在增加参与的方面是有效的,因为它降低了参与者的意愿强度,”他这样写道。他还说,在这些平台上建立起来的“弱联系”无法提供真正的政治行动主义所需的原则和战略。

像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工具能否孕育政治行动?它们的局限性在哪里?随着社交媒体逐渐成熟,这会如何改变社会?

讨论参与人
Timothy B. Lee,普林斯顿大学信息科技政策中心的成员,卡托研究所的客座学者。他的博客是“从下至上”
Evgeny Morozov目前是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新美国基金会的史华慈成员,即将出版的《互联网幻象:互联网自由的阴暗面》一书作者。
安替,独立记者、博客作家,目前是东京大学访问学者
William Powers是《哈姆雷特的黑莓:在数字时代生活得好的现实哲学》一书的作者
Burt Herman是Storify的联合创始人和总经理,Storify是利用社会媒体讲故事的平台,他也是黑客的创始人,黑客是记者和技术人员的国际化组织
Howard Rheingold是伯克利和斯坦福的讲师,也是《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聪明帮》(Smart Mobs)等书的作者

私人信息的力量
Timothy B. Lee,普林斯顿大学信息科技政策中心的成员,卡托研究所的客座学者。他的博客是“从下至上”

如果运动家们不愿意为了运动而承担真正的风险,没有什么社会运动会成功。这包括要有足够多的普通公民,即使还不是积极支持的话,至少也要对运动的起因报以同情,还要包括能够接触和说服尽可能多的这种公民的战略。让互联网革命成功的不仅仅是网络让运动家们能够更容易的互相沟通,而且也因为它提供了强大的接触和说服其他公民的新工具。

民权运动就是一个好例子。如果没有象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outh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这样的组织的努力,民权运动是不会成功的。但是电视成为了大众媒介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1963年,数百万美国人打开电视,亲眼目睹了公牛康纳(Bull Connor)对伯明翰示威者的暴行,也通过电视听到了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林肯纪念碑的台阶上发表的著名演讲。1能够在现场目睹康纳的暴行的少数人打算自己向南方行进,但是正是电视画面打动了数百万人,让他们支持民权立法。

社交媒体一定会成为带来改变的更有力的工具。在1960年代,只有最高调的社会运动才能吸引国家性电视台的注意。相反,结合了YouTube和带视频功能的手机让每个人都有了向全球观众播报的能力。

关于公民是否有权录下他们与警察的交涉过程,现在正在进行的激烈辩论就是这些科技具有的颠覆性潜能的例子之一。

无处不在的多对多的沟通科技在那些缺乏言论自由的国家会带来最深刻的变化。压制性政府是靠控制其公民获取的信息才能保持权力。在20世纪这还相对容易,因为审查机器可以集中精力控制大众媒体。个人化的沟通,比如信件和电话还没有普及到可能对政权带来严重挑战的程度。

互联网打破了过去划分公共沟通和个人沟通的屏障,同时也让内容审查更为困难。当政府想要淡化某些事件的时候,新闻迅速地通过email,短信、社交网站上的帖子、在线视频等等传播开来。

实时地审查成千上万的个人信息的过程费时费力,这也意味着国家要这么做的话,就要面临能力限制,要欺骗公民就更为困难。

这也意味着21世纪的社会会成为各种社会运动的沃土。在自由世界的运动家们会更容易记录和公布社会的不公正。在受压制国家的公民一旦有了连线工具就更有可能得到更多资讯,也就更有可能对政府不满。

当受压制国家的运动家开始抗议,该国的其他公民也更可能得知这些消息。抗议不公一直都是一项艰巨和危险的任务,但是互联网给了全球的运动家们对抗暴政的有力的新工具。

虚拟的vs. 真实的抗议
Evgeny Morozov,目前是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新美国基金会的史华慈成员,即将出版的《互联网幻象:互联网自由的阴暗面》(”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一书的作者。

互联网对行动主义的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互联网会影响传统的行动主义,通常的方法是让行动主义更易接触和更易承受。其次,它会引发全新的的“数字行动”,它很可能会最终取代旧的行动模式。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非政府组织常常是社会运动的先锋。可以称其为“公民社会1.0”。绝大多数这样的运动都是集中化的、有着层级化的组织结构、清晰的战略目标、官僚化地运作(即使它是由非常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领导。)

对很多这样的组织来说,互联网以其能够覆盖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犹如神赐的礼物。奥巴马在选举中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关于很好的例子,僵化的、高度集中的选举运动如何利用互联网带来的高度去中心化的巨大优势。

但是,围绕着某些议题进行公众动员的这种新能力不会自动改善民主生活。假如20世纪60年代初左右就有Facebook和Twitte,三K党也会大量地使用它们。(在非民主国家中,也有许多其他风险,例如:任何推翻独裁政府的网上活动很可能会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他们很快会记下所有 “数字革命家”的名字。)

目前大部分为互联网的力量备感兴奋的人们认为,互联网注定可以绕过层级结构和僵化的旧的运动模式,迅速进入到“公民社会2.0”:在这里是去中心化的、无领导的、不受组织结构的约束。美国国务院对这些新角色的另一个定义是“这些年轻人……有一个网址或网站,而不是一个办公室,他们有着[Twitter上的]跟随者和会员,而不是付薪的员工;他们有一个开源平台而不是高额预算。”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新方法在推翻非民主政府或捍卫人权上的成效如何。 许多被认为这种新模式的成果—例如在摩尔多瓦和伊朗发生的“推特革命”—事实上是虚幻的,基于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不是切实的证据。

从政策角度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要推动传统的组织更好地使用数字工具,还是我们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培育新型的虚拟运动?

如果人们认为有效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在恶劣的专制条件下,没有公民积极参与到传统的政治进程中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传统的政治进程包括公开的政治游行、冒着生命危险无视警察,被殴打和被囚禁——那么在网上签署请愿书和转推新闻文章的链接似乎并不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它甚至可能给生活在这些国家年轻人的造成错误印象:比起传统的反抗运动来说,虚拟的政治驱动力而不是真正的抗议在这个现实而腐败的社会中更为可取。

但我们不应该混淆动员与组织。从动员来说,互联网擅长以政治原因动员人们集合起来(当然,并非所有都为了民主),但仍然需要有人参与到长期的战略组织之中。

正如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所说 ,“互联网是一个神奇的工具,但是它也容易让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制造即时运动,就像点快餐那样的运动模式。”她是对的:有效的社会变革需要的不仅仅是买下有趣的网址—— 有时人们也的确需要在办公室里现身。

在中国,即使“弱联系”也至关重要
安替,独立记者、博客作家,目前是东京大学访问学者

Gladwell认为Twitter不会引发一场革命。的确,Twitter和其他web2.0工具帮助我们接触和传播信息,但你不可能仅靠在Twitter上发推、加好友、或者点击“赞”就能有效地进行反对运动。

然而,在中国这样的完全由国营媒体控制政治内容的国家,更快速更便捷地接触信息会在严密的宣传系统中打开一丝缝隙。自从2009年初Twitter特和其他中国的模仿者2在中国流行以来,中国公民能够通过这些网站比从官方新闻媒体更快地获知敏感新闻,这也促使相关审查技术升级。最终的结果是官方不得不改头换面地自己发布这些消息,而不仅仅是噤声。中国民众现在有了相互竞争的信息来源:官方的新闻媒体和互联网。通过互联网,我们开始有机会接触到真相。

像在中国这样对草根政治零容忍的国家,社会媒体建立起来的“弱联系”也比没有要好得多。刘晓波和其他异见人士仅仅因为联署呼吁书就被判刑。非政府组织被切断了来自海外的经济支援,而且很难合法注册。虽然以Twitter为基础的联系是脆弱的,但这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权利的地方,这是开始迈向建设健康的公民社会的一步。

感谢Twitter,加上VPN的帮助,我们可以突破中国政府的审查,直接在网上与达赖喇嘛对话。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直接提到他的名字,而不用通过文字游戏来逃避政府的敏感词审查系统。一些中文推友甚至可以动员进行一次小型的在天安门附近的示威,通过手机上传现场抗议图片。

任何发生在偏僻地区的突发事件可以快速地通过Twitter转推登上国际媒体。当14亿人民有机会(哪怕机会很小)来直接地自由地思考和表达,不经任何审查和自我审查,这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即使它不是一场革命。

数字的和传统的工具
William Powers是《哈姆雷特的黑莓:在数字时代生活得好的现实哲学》一书的作者

最新的社交网络是促进了强联系还是弱联系?如果你直接问这个问题的话,答案显而易见。总体来说,数字联系不会像面对面交往形成的友谊和承诺那么强大。你要不同意的话,那你肯定是个机器人。

但是这种选择非得是“非黑即白”的吗?数字化网络不能取代活生生的聚会和谈话,或者是合理的层级化管理,即使有时感觉它能做到似的。是的,一些全心全意相信网络的人已经把生活都搬到了网上,他们在主流媒体上通常相当引人注目。主流媒体长年来都带着敬畏之情报道各种数字化现象,无论多么微小。Malcolm Gladwell反对的那种终结一切的弥赛亚想法的确还在各种文化中不时浮现。

不过,谢天谢地,这种愚蠢的想法终于开始淡出了。现在出现的一种更智慧,也更有建设性的关于数字化未来的观点,这种观点既欢迎数字技术带来的巨大可能性,同时也承认它们的局限性。

Twitter和Facebook不能拯救世界。但是当这些工具和个人联络同时使用的时候,这些新技术可以变得非常有用,有些个人联络是非常古老的,比如面对面谈话、会议和引领民权运动的示威抗议等等。我从我的数字生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交到了真正的朋友。但是如果我关掉电脑,将这些新学道的东西用到我的生活之中,它们又能起什么作用?数字联络和更传统的沟通方式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是互补的。

Gladwell歪曲了《人人都有发言权》(Here Comes Everybody 中译书名为《未来是湿的》)中Clay Shirky 所写的那个故事。一名纽约人是如何通过数字关联找到丢失的手机的奇迹。没什么了不起,对吗?但是那只是 Shirky 所举的最平凡的例子而已。他的书中还有更多真正重要的社会和组织改变,这些改变大大地帮助了——如果不是全部重塑了——新潮流。

改变源自伟大的思想。我在Twitter上跟所的50多人有达赖喇嘛;一位在Twitter上发布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3睿智之语的热情的澳大利亚人;一个本笃会僧侣社区4,他们发行散文集和其他的纸出版物,想要为我们过于忙碌的脑袋放慢节奏。当我从Twitter上得到一个有价值的新想法的时候,我就会力图把它应用在非数字化世界之中,我们每天花在实际生活中的时间更多。这就是真正的革命发轫之地。

新媒体的信任源泉
Burt Herman是Storify的联合创始人和总经理,Storify是利用社会媒体讲故事的平台,他也是“黑客”的创始人,“黑客”是记者和技术人员的国际化组织

现在我们都有了可以向全世界宣告的扩音器。无论你有什么动机或兴趣,都可以自己在互联网上公布消息,这个消息可能被数十亿人听到。发布的门槛基本上为零。

在大众媒体的时代并非如此。就在几年之前,能够获得大量听众的能力还被局限于那些能够登上出版物、电台或电视台的人们。象记者和传播总监这样的看门人控制着信息的传播。现在,任何有手机的人都可以向Twitter发送消息,立刻就能对全世界的人发布信息。任何有YouTube账号的人都有了自己的电视台

这种媒体的民主化意味着任何人都能探索和寻找其他可以分享想法的人,而不受地理局限的限制。想法可以以光速传播,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时候就象“病毒”一样。

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在一个信息泛滥的媒体环境中进行注意力竞争。这些来自于个人的扩音器形成了全球化的噪音,噪音如此之大我们必须要努力分辨出其中重要的声音。

许多人现在都在想法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科技企业想要以算法来筛选信息。但是,到目前为止,科技能做到的还比较有限,仅仅是把信息潮水汇聚为信息流。

为了过滤信息流,一种新型的守门人出现了。那些能够选出对听众来说有用的信息的人逐渐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信誉。我们还在为这种新型的看门人找到最合适的称呼,不过到目前为止,“信息馆长”(curator)似乎是最适合的。

和之前的大众传媒时代不同,听众们过去要靠收音机波段能否覆盖,或者送报纸卡车能开到的距离被分群,现在,“信息馆长”们依靠共同兴趣寻找他们的听众。他们筛选出最相关的信息,加上他们自己的评论和看法,就象在展厅中为一件艺术陈列品加上注释一样。最成功的“信息馆长”们因为了解他们的听众想看什么而建立起追随队伍。

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方。社交媒体的核心是关于在人们之间社交和建立起真实的联系。最真实的声音就是那些可以让人们行动起来的声音,无论传递信息所用的是什么科技,这一点始终未变。

网络上的追随与领导
Howard Rheingold是伯克利和斯坦福的讲师,也是《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聪明帮》(Smart Mobs)等书的作者

Malcolm Gladwell的文章很好地指出了网络化行动主义的一些重要的局限,但是却忽略了不是Twitter的其他新媒体——比如短信和博客——在政治运动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比如说,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科拉达5下台的部分原因就是由短信组织起来的示威,而卢武铉之所以能在南韩赢得总统选举胜利,部分原因是最后关头的短信发送号召选民们出去投票。当然,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选举运动和茶党运动都运用了社交媒体找到了大量追随者。这种单子可以一页页地开列下去。

我同意要刺穿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政治活动的过于乐观的看法是重要的(比如说在伊朗大选后示威中被夸大了的Twitter的作用;忽略了伊朗和中国的审查机器的成功。)但是无视社交媒体在全球的政治示威和选举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则也需要非常强大的障眼法。

无论社交媒体是否大幅低降低了集体行动的门槛,无论集权政府是否也能利用这些媒体来中和影响力,这些都可以争论。但是只有在论争中包括所有的证据,这些辩论才能站得住脚。

至于说Twitter,我认为你一定要学会如何利用它来增加价值,而不是在上面成天消磨时间。当然,它是能激发自恋,也会转移注意力。但是它也能够让流动的信息进行自我组织成为可能,我(通过Twitter)学到了这一说法“个人化学习网络”。

我认为Twitter有价值因为它是开放的(任何人可以加入,除了那些设置了许可的账号意外,任何可以追随其他人)它是即时的、多样的、交互的、它可以沟通不同的人群,它有着让网络形成社区的潜能,它可以形成大规模协作,它可被搜索。

我用Twitter来学习。当我想要学习视频的时候,我会追随有一群视频专家的Twitter列表。想要学习社交媒体如何应用在教育中吗?可以追随一群热爱科技的教育者列表。(一年半之前我写了一篇关于Twitter应用的博文。)

网络可以是野蛮话语和误传的沼泽,它也可以是建立社区和政治行动主义的可获得的低成本媒介。不同并非在于科技,而在于如何使用它——这种知识才是关键。很多人知道如何组织示威和动乱、获得选票或是关闭某些机构。那些知道如何把网络转为运动能量的人赢得了权力的钥匙——在未来几十年中,这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

注释:

1译注:1963年5月,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警察局长康纳(Eugene “Bull” Connor)用警犬和高压水龙头对付和平抗议者,其中有很多是小学生。这种场面震惊了全国。马丁·路德·金于当年8月,在华盛顿市的林肯纪念堂(Lincoln Memorial)前,他向约20多万民权支持者发表了美国历史上最有震撼力的演说之一”我有一个梦”(I Have A Dream)。更多相关信息请查看这里。

2译注:饭否、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中国微博运营商。

3译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年-1882年),生於波士頓,美國思想家、文學家。爱默生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被称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

4译注:本笃会僧侣:天主教隐修会之一。有着严格的《本笃会规则》规定会士须“发三愿”,即不得婚娶,不可有私财,一切服从长上。入会者除平民外,也有贵族,会士中出现过不少圣徒和学者。

5译注: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1998年5月当选菲总统,2001年1月因受贿丑闻被迫下台。2007年9月12日,菲律宾反腐败法庭认定他犯有盗窃国家财产罪,判处他终身监禁。同年10月,获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夫人特赦恢复自由。

foer和foing又清零了


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劳动党最高领导机构

2010年09月29日11:00:37 来源:新华网

这张朝鲜中央通讯社9月29日发布的照片显示的是28日在平壤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会场主席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出席了此次会议。新华社/朝中社

新华网平壤9月29日电(记者姚西蒙 赵展)据朝鲜中央通讯社29日报道,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28日在平壤举行,会上选举产生了朝鲜劳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出席了会议。

报道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在会上就推举金正日为劳动党总书记做了推举报告。经讨论与会代表最后表示一致支持并通过了金正日再次当选劳动党总书记的提案。

报道说,代表会议根据朝鲜劳动党党章和朝鲜劳动党最高领导机关选举细则,宣布选举金正日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委员、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表会议选举出金正日、姜锡柱、金正银、金敬姬、张成泽等124名党中央委员,姜基燮等105名党中央候补委员。

选举出金昌洙、朴明顺等15名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代表会议上通报了同日举行的劳动党中央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决定内容。新选出的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会议。

劳动党中央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会选举金昌洙为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长,朴明顺为副委员长。根据朝鲜劳动党党章,朝鲜党中央检查委员会主要负责财务审计,检查党的财务工作。

代表会议上还通报了同日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010年9月全体会议的决定内容。9月全会讨论并选举产生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选举金正日、金永南、崔永林、赵明录、李英浩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

9月全会选举金正日、金永南、崔永林、赵明录、李英浩、金永春、全炳浩、金国泰、金己男、崔泰福、杨亨燮、姜锡柱、边永立、李用茂、朱霜成、洪锡亨、金敬姬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出金养健、金永日、张成泽等15名政治局候补委员。

9月全会选举金己男、崔泰福、崔龙海、文京德、朴道春、金永日、金养健、金平海、泰宗秀、洪锡亨为党中央书记。

9月全会选举金正日为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金正银、李英浩为副委员长,同时选举金永春、金正阁、金明国、张成泽等16名军事委员会委员。

9月全会任命金己男、张成泽、金永日、金平海、李永洙、朱奎昌、洪锡亨、金敬姬、崔熙正、吴日程、金养健、金正任、蔡熙正、泰宗秀为党中央部长,任命金基龙为《劳动新闻》责任主编。

9月全会还选举了金国泰为党中央检阅委员会委员长,郑明学为第一副委员长,李得男为副委员长,车冠席、朴德万、车顺吉、金勇善为委员。据朝鲜劳动党党章,党中央检阅委员会主要负责党的纪律检查。

据报道,劳动党代表会议通过了《朝鲜劳动党党章修改决定书》。报道说,此次对劳动党党章的修订案,全面修订和补充了党员的义务和各阶层党组织的工作内容,新增加“党和人民政权”、“党徽、党旗”等章节,补充了关于强化党对人民政权和青年同盟的领导,以及提高朝鲜人民军内部党组织作用的内容。

朝鲜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社群团体,省、中央机关的负责人代表,人民军军人、科学、教育、保健、文化艺术、新闻出版部门的负责人代表旁听了此次劳动党代表会议。

金永南在会上致开幕词及闭幕词。经朝鲜各道代表的代表协议会讨论决定,内阁总理崔永林被任命为党代表会议的议长进行了会议相关工作。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9/29/c_12619212.htm

2010年9月28日星期二

94.8%公众确认普通人滥用权力现象普遍存在

94.8%公众确认普通人滥用权力现象普遍存在
88.2%的人表示曾因他人权力滥用而受害,仅有9%的人感觉当下社会人与人关系是友好的
实习生 向楠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09-28



漫画:刘道伟

走在大街上无缘无故被拦住,本来很简单的事非得塞红包才能解决;自己排着长队却眼睁睁看着有人被工作人员径直领了进去……权力不仅是指政府的公共权力,它还存在于日常人与人的关系中。权力滥用也不仅仅是某些官员的过失,老师、保安、门卫、接线员……任何拥有一点权力的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手中权力的滥用者。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一项有11219人参与的调查显示,根据个人观察与自身生活体验,94.8%的受访者确认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滥用权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其中,68.3%的人认为日常生活中权力滥用现象“非常多”,26.5%的人表示“较多”。

65.9%的受访者认为“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权力滥用和公共权力的滥用一样可怕”,仅有35.4%的人不认同这种说法。

“现在很多人一旦有点儿权就想把它用到极致”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小陈最近拿到了驾照,让她意外的是,驾驶考试竟然不需要向考官“意思意思”。而在她老家,很多驾校都有潜规则,想要顺利通过驾驶执照考试,必须事先向考官“意思”一下,少则几包烟、一顿饭,多则一个红包、几百块钱,都成惯例了。

对于这种日常化的潜规则,小陈的舍友小杨深有感触。小杨的侄女今年读小学三年级,虽然个头比较矮,座位却被排在了后边,侄女经常向父母抱怨看不到黑板。孩子妈妈向班主任反映情况,过了好久也没得到解决。后来,在别人的提醒下,孩子妈妈带着礼品又向班主任反映了一遍情况,结果第二天孩子就被调到了前排。

“现在很多人一旦有点儿权就想把它用到极致,一些原本干净的领域,硬是被这些人制造出了潜规则。”小陈感叹。

在本次调查中,88.2%的人表示曾有因他人权力滥用而受害的经历。

“这个数据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现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当下社会中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屡见不鲜,权力总被横着使,社会生态也不断恶化。

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79.9%的受访者认为原因在于“权力缺乏外部约束”,35.3%的人认为是“拥有权力的人缺乏内心约束”,34.7%的人判断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心态作怪”。

“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权力滥用的根源,在于某些公权力不受制约,恣意妄为。”郭于华教授分析,某些公权力时常侵犯个人利益,个人却难以与之抗衡,就会导致个人过度利用自己所能获得的任何一点权力,甚至不惜损害其他人的权益。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博士周灏认为,日常生活中之所以出现大量权力滥用,主要原因在于公共监管的缺失。“那些没有养成遵守规则习惯的人,总会利用一切机会谋求自己的利益。一旦缺少公共权力的监管,就会形成权力的滥用。”

仅有9%的人感觉当下社会人与人关系是友好的

至今,每当想到侄女的遭遇,小杨就有气。“我真担心一旦哪天我有了权,也会将我侄女遭受的不公施加于他人。虽然知道这样做不对,但确实有过这样的冲动。”

调查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当自身权益因他人滥用权力而受害时,41.1%的人选择“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影响正事就算了”。选择“据理力争”与“举报”的人分别只有13.2%和3.5%。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写过一篇文章《被权力毒化的日常生活》。文章指出,面对横行的权力,最可怕的反应是“忍着,但想法找机会熬成有权者,将现在忍受的一切加倍赏给后来的无辜者。”他指出,这是一种当媳妇熬成婆后将怨气撒在后来小媳妇身上的做法,是一种怨毒、一种对社会的报复。然而可悲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在被这种怨毒所毒化。“我们已经不会爱,不会用关切的角度来看待周围的一切。”

本次调查结果也印证了张鸣教授的判断。调查中,认为当下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很友好”的人仅占0.8%,认为“友好”的占8.2%。18.8%的人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很不友好”,30.0%的人认为“不太友好”。另有42.2%的人认为“一般”。

郭于华教授指出,面对权力滥用的侵害,很多人放弃了判断与抗争的机会,希望通过“走后门”、“找关系”等办法保护自己,这其实是一种“平庸的恶”,最后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整个社会正义感的消失,而每个放弃抗争机会的普通人都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

如何改变这种局面?调查中,74.4%的人选择“让权力透明运行”,73.8%的人建议“完善监督和举报机制,不能形同虚设”,65.6%的人表示“每个职位的权力都必须设置外部约束”,28.1%的人认为“人需要自省,约束自己,善待他人”。

“约束权力不能靠权力自身,也难以依靠单个个人,一定要靠全社会来制约权力。”郭于华教授强调。

她表示,社会离不开每个公民的参与,通过社会来制约权力,第一步要求就是人们要正确对待每次独立判断与抗争的机会,从自己做起,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敢于对侵害自己的权力说不;第二步要求是,对于弱者,要尽量在经济或道义上帮助他们;第三步要求,在可能的前提下,尽量多参与公共事务,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9/28/content_3419201.htm

朝鲜劳动党最高领导机构名单

朝鲜劳动党最高领导机构

(2010年9月28日起)

1、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金正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金正日、金永南、崔永林、赵明录、李英浩

中央政治局委员:金正日、金永南、崔永林、赵明录、李英浩、金永春、全炳浩、金国泰、金己男、崔泰福、杨亨燮、姜锡柱、边永立、李用茂、朱霜成、洪锡亨、金敬姬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金养健、金永日、张成泽等15人

中央(书记局)书记:金己男、崔泰福、崔龙海、文京德、朴道春、金永日、金养健、金平海、泰宗秀、洪锡亨

中央部长:金己男、张成泽、金永日、金平海、李永洙、朱奎昌、洪锡亨、金敬姬、崔熙正、吴日程、金养健、金正任、蔡熙正、泰宗秀

《劳动新闻》责任主编:金基龙

2、中央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金正日

副委员长:金正银、李英浩

委员:金永春、金正阁、金明国、张成泽等16人

3、中央检查委员会

委员长:金昌洙

副委员长:朴明顺

4、中央检阅委员会

委员长:金国泰

第一副委员长:郑明学

副委员长:李得男

委员:车冠席、朴德万、车顺吉、金勇善

2010年9月27日星期一

这些食物最好不要放进冰箱

(2010年9月27日转载)

水果类

香蕉:若把香蕉放在12℃以下的地方贮存,会使香蕉发黑腐烂。

鲜荔枝:若将荔枝在0℃的环境中放置一天,即会使其表皮变黑,果肉变味。

热带水果由于害怕低温,不适宜放在冰箱里,如果冷藏,反而会“冻伤”水果,令其表皮凹陷,出现黑褐色的斑点,不仅损失营养,还容易变质。未熟的水果,则更不能放进冰箱,否则很难正常地成熟起来。正确的方法是,避光、阴凉通风处贮藏。

蔬菜类

西红柿:西红柿经低温冷冻后,肉质呈水泡状,显得软烂,或出现散裂现象,表面有黑斑,煮不熟,无鲜味,严重的则腐烂。

黄瓜青椒:黄瓜、青椒在冰箱中久存,会出现冻“伤”,即变黑、变软、变味。黄瓜还会长毛发粘。因为冰箱里存放的温度一般为4℃至6℃左右,而黄瓜贮存适宜温度为10℃至12℃,青椒为7℃至8℃,因此不宜久存。

叶子菜:因为它冷藏后比较容易烂,最好不要挨着冰箱放。白菜、芹菜、洋葱、胡萝卜等的适宜存放温度为0℃左右。黄瓜、茄子、西红柿等的适宜存放温度为7.2℃至10℃之间。南瓜适宜在10℃以上存放。

食物类

火腿:若将火腿放入冰箱低温贮存,其中的水分就会结冰,脂肪析出,火腿肉结块或松散,肉质变味,极易腐败。

面包:面包在烘烤过程中,面粉中的淀粉直链分部已经老化,这就是面包产生弹性和柔软结构的原因。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面包中的支链淀粉的直链部分慢慢缔合,而使柔软的面包逐渐变硬,这种现象叫“变陈”。而面包放入冰箱中,老化较快。

鱼不能放太久:家用电冰箱的冷藏温度一般为-15℃,最佳冰箱也只能达到-20℃,而水产品,尤其是鱼类,在贮藏温度未达到-30℃以下时,鱼体组织就会发生脱水或其他变化,不可食用。

吃剩的月饼:月饼原料中的淀粉在经过焙烤后熟化,并变得柔软,而在低温的条件下,熟化了的淀粉会析出水分,变得返生,使月饼变硬、口感变差。云飞辑

来源:长沙晚报

吾尔开希:中国的政治改革思考方向(之一)

2010-09-27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过去一个多月之中先后在五次以上场合提到政治改革这个敏感话题,让被共产党欺骗多年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民运人士们虽然无法相信,但可以说仍然感到兴奋;毕竟,即使无法相信共产党有洗心革面,还政于民的大彻大悟;但共产党受现实压力,谨慎思考不被历史潮流所淘汰,至少为了缓解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为了本身的执政利益而开始探讨政治改革,却并不是不可能。

而从自由派和民运的角度,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很可能是面临阻碍最小,因而也是付出社会代价最小;共产党接受机会最大,因而也是成功机会最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温家宝最近一次提到政治改革,是在联合国大会,这个场合最大的意义在于这等于是中国政府在向全世界作出政治改革的承诺。

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当然,我们会非常认真地面对这样一个新的信息,至少应该把它当作又一个新的推广我们的政治理想的机会。

温家宝在联大的演说中说到中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要推进与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这样,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最终成功,现代化建设才能持续发展。”

这番话,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完全赞同,甚至可以说,这句话根本呼应了当年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天安门一代所强烈呼吁的,直至最近刘晓波所提出的“零八宪章”所主张的公民政治的基本精神。

然而,这会不会又是一次说说而已的空话呢?

我们应该顺着温家宝的思路,试图理解共产党面对今天的国内和世界局势,他会有什么样的思考,而哪些思考又会促使他积极面对政治改革,更重要的是它所害怕的是什么?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当年确定的“改革”、“开放”思想之上。

“开放”使中国彻底觉悟到世界的文明进程已远远超越中国,中国从打开国门之后,所引进来的除了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市场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今日世界先进国家文明程度的认可和向往。

共产党虽然对于可能伤害自身权力地位的民主政体仍然害怕,不敢接受,但对于先进国家因为民主而能够建立的法治、人权却是相当注目,对于大多数民主国家都能够有效避免腐败也应该是深有感触,这就是“开放”三十年给共产党、给全中国必然带来的政治震撼。

而“改革”就更应该让共产党有所启发,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改革,说穿了,就是“松绑”两个字,中国走出鸟笼经济之后,几年一次的重大经济改革政策出台,每次都是给予人民更多的空间,更多的自由,更多是权利。

而每一次也都释放出这个古老国家人民的巨大爆发力,使得国家更显青春勃发。可以想见的是政治体制如果进一步松绑,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机会和渠道得到保障,那么不仅腐败、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今天日益威胁着共产党统治的问题能够得以解决,它所产生的创造力也一定会再度让这个国家加快文明化进程。

这可以说是共产党今天面对国内和世界局势,会思考政治改革的基础原因。又会有哪些因素会使得它愿意积极面对,也就是不排斥政治改革呢?哪些因素是它害怕的东西呢?我们应该如何因应呢?我们在下一次的评论中将会继续讨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uerkaixi-09272010095416.html

王丹:关于温家宝谈政治改革

2010-09-27

各位听众:最近温家宝高频率大谈政治改革,引发外界关于中共准备开始进行政治改革的猜测。中共真的要在这个大家期待已久的议题上有所动作了吗?我的答案很简单:不可能!

回顾中共历次推动重大政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政策的宣布和加温历来是以集体的面目出现。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胡耀邦推动“整理标准问题讨论”,就得到邓小平,陈云等党内大老的多次发言支持。

1992年邓小平南巡制止“左”倾政策,在中央层级也早就有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以及上

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舆论先声。而今天温家宝谈论政改,说来说去都是孤独一人,非但胡锦涛没有跟进发言,就连素来标榜思想解放的团派大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都没有积极响应,充其量就是几家自由派地方媒体大声叫好,而中央级舆论重镇《光明日报》和《求是》更是不点名挑战温家宝言论。

这说明温家宝的一系列讲话,其实都是他的个人行为,也许得到政治局的默许,但是并非在向外界传达中共已经形成的内部决议。我们当然欢迎和鼓励温家宝的言论,但是因此就兴高采烈,就期待很高,实在没有必要。

说中共政改不可能,道理很简单:中共的政策调整,从来都是被动式的回应的结果,是追认式的决策,而不是有所规划,主动进行的。

90年代之后,中共内部对于治理国家还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领导人全面消失,在没有外力的挑战的情况下,中共更加不会主动进行改革。

政治改革触及中共的根本利益,在没有重大社会危机的情况下,这个很现实的政党怎么可能给自己无事生非?现在外界看到的一些政治领域所进行的政策调整,其实基本上都停留在行政层面,而类似“十三大”那样提出的“与社会协商对话”这样具有方向性的政策,我们根本看不到。

这样的政治改革,其实也是回应性的,或者说,是做给外界看的,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

我可以理解外界对于中国政治改革的热情期待,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自我陶醉。温家宝自从上任以来,就擅长发表具有自由化性质的感性言论,这次讲到政改也不是第一次。问题是,治理国家不是靠一张嘴,而是要靠具体行动。

在没有看到具体的制度改变之前,温家宝就是再把政治改革说上一百遍,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对于中共主动进行政治改革的期待也不是第一次了,每一次大家都很兴奋,然后再慢慢去失望。

这一次我只能说:又来了!

王丹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2010年9月25日星期六

谢朝平:在渭南梦魇的30个日子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9月25日转载)

“我们是市领导派来的,案子办错了我不怕!”

8月19日,燥热。北京的空气异常沉闷。

我身着T恤短裤在电脑前整理资料。下午5时,敲门声响起,操着京腔的人说他们是搞人口普查的。妻子李琼打开门,七八个大汉立即蜂拥而入,问清我的身份后,一领头的厉声道:“把他铐起来!”一身穿白T恤和黑T恤的人扑过来,使劲朝后拧我的手。左手一阵剧痛,虚汗直冒,我奋力挣扎着。拧伤我左手的“白T恤”只好朝前铐住我的双手。我提高声音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一渭南口音说:“警察!”“警察抓人也应先出示你们的证件啊!”

“白T恤”递上警官证。我这才知道,此人是陕西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的王鹏。

在王鹏出示警官证的同时,他的同事刘延欣出示了自己的证件。“领头的”也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警队的陈旭,来协助他们执行任务。”

“这里是八宝山派出所的辖区,朝阳区的警察怎么跑来协助?”在政法部门呆了十多年,我知道,跨区办案需要当地派出所的配合。我怀疑他们是违规操作,利用关系办人情案。

陈警官支支吾吾地答道:“只要是北京的警察都可以协助。”

“但根据规定……”我还要提出质疑,王鹏高声喝道:“闭嘴!搜查了。”

搜查前,临渭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朱福利想把我带走,我坚持:搜查我必须在场。他们只好把我留在现场。

翻箱倒柜的搜查在三小时后结束。王鹏要我在一张事先打印好的拘传证上签字。我很疑惑:“拘传证上怎么没有我涉嫌什么罪名?”王鹏答道:“非法经营!”

夜幕完全笼罩了京城时,7个警察抱着我的笔记本电脑和《大迁徙》书稿及上网卡、优盘等战利品,将双手紧铐的我塞进警车向朝阳区方向驰去。

当晚,临渭的警察们饭饱酒足之后,将我带进审讯室。我抚着伤痕愤愤地问:你们如此下狠手,把案子弄错了怎么办?

刘延欣得意地答道:“我们是市领导派来的,案子错了我不怕!也不会负责!”这位快言快语的老兄在渭南审讯时还“威慑”我说:“现在的科技多发达呀,你住在哪里我们通过你的手机就查到了。通过电话监控我们知道你在写书,你把书拉到渭南我们知道,你跟谁联系我们也知道。当晚为什么没有对你们动手,是想看你们把书究竟要拉到哪里……”

那一刻,公民的通讯、出版、言论自由被人偷窥侵害后的愤怒包围着我。

不过,我很快就平衡了:想想这些人也挺可怜——我是身躯失去了自由,他们却是灵魂失去了自由……

“顽固不化,到渭南有你的好日子过!”

一本放在网上半个月只有10余人点击过的《大迁徙》引起了渭南官方的高度惶恐,我因此成了渭南近年来少见的要犯——临渭分局法制科长冯林审讯时特别加重语气告诉我:“你的案子是一个特大要案,局里为你成立了‘8.9’专案组”——我数过,光审讯过我的专案组成员就有17人,除该局王副局长、朱福利、冯林等领导亲自出马外,还从各派出所抽来了办案骨干,就在我离开临渭的前几天,专案组还在补充人,加上外围调查,这个专案组至少有25人左右。朱福利说:办杀人案我们都没有这样重视过。“8.9专案组”成立后,该局两次派人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平昌县教育局、达县监察局、检察院、达州市检察院等单位搜集我的材料。有人说我有正义感,办案人员马上斥责,“你这样说,他还是个好人?”

疲劳轰炸、轮番延时审讯是他们最常规的战术。警察们很有心计,他们知道,进临渭看守所后,牢头逼着弯腰95度擦地时我腰椎间盘突出症复发。他们也知道,我关押在看守所,每天6点到12点左右是劳动时间。所以,他们总是在我劳动得筋疲力尽时的11点或午后1点左右前来提审我,一审就是5至7小时,好几次中午饭都是在审讯室吃。107号监舍的狱友们很奇怪,“老谢,犯啥案子了,每次过堂(提审)都那么长的时间?”特别是9月8日至13日,专案组换了三拨人连续数天这样干。那段时间,我每天劳动和受审的时间总在十二三个小时。每天,虽然不断改变坐姿,但腰椎仍疼得我满头大汗,衣服总是被汗水湿透。

威胁逼供是他们的另一个“常规武器”。早在北京时,办案人员就威胁,“顽固不化,到了渭南有你的好日子过!”

尽管我在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刑警队时就讲清了问题,但朱福利、王鹏、刘延欣、冯林等人仍逼我交代诸如“你给火花杂志社的领导送了多少钱”、“你在移民那里收了多少费”等问题。我解释不可能存在这些问题,他们就说我是花岗石脑袋,不老实,是狡辩。

刘延欣警告我:“顽固不化只有死路一条,本来在北京讲了就不会到渭南了,折腾到渭南来了你还要顽固,就真的只有到监狱了!”

法制科长冯林说:“根据你的案情,最多判两年不得了,再顽固,你的下场就难说了!”

有一天,正审讯,朱福利跑出去溜达,留下刘延欣一个人在那里给我“过堂”,后来,朱福利进来煞有其事地说他已掌握了我的犯罪事实,说我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我也烦了,高声道:你说的问题刘警官早就记录在案了,你还来讹诈,你把棺材抬来看我流不流泪!

在他们的招数中,对我最致命的是人格歧视和侮辱。刚进临渭看守所,我50年从未改变过的“自然发型”被他们推成光头,朱福利来提审时非常得意地“欣赏”着我的“发型”,然后拿出相机强行从各个角度给我拍照。在他啪啪按下快门时,我昂起头告诉他,未经我的同意,是没有人能让我感觉卑微的。你的行为只能使我想起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照片!

人格歧视不仅仅只是拍光头照。9月13日,冯林带着数人到临渭看守所给我“过堂”,我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冯林鄙视地冷笑道:哼,也不明白自己的身份,也不看看自己是坐在什么地方,还要看我们的证件!

执法者是不应对嫌疑人进行人格歧视的,我当即还击:“我们的确身份不同,但我们的人格是平等的,总有一天,我们会以平等的人格站在上帝面前进入坟墓!”停了停,我再次提醒他,“办案出示证件是你们应该进行的程序。”冯林见自己的人格歧视没能镇住我,只好出示警官证。

从一开始,专案组就频繁使用暴力“破案”。被拧伤的胳膊肿得老高,连脱衣服都非常困难,期间,我十多次向朱福利、王鹏要药,但他们总是置之不理。8月23 日,在将我从朝阳看守所押往北京西客站时,他们还强行把我的手反铐起来塞进车里,手铐麻木了,我多次求他们松一下铐子,均被拒绝。到了西客站,朱福利和王鹏将我从一个候车厅推到另一个候车厅,又从另一个候车厅把我推向下一个候车厅,想以这种示众的方式逼我就范。我不服他的“游厅示众”,告诉王鹏,他的行为使我想起革命先烈的《带镣长街行》。见王鹏冷笑,我又说:“一个人无论沦落到何种地步,身上那个坚强的捍卫者不能丢———那就是良心。作为警察,你有良心吗?”王鹏发怒了,更起劲地折磨我,他一会儿把我铐在门上,一会儿把我铐在椅子上,临上车时又来反铐我。我发肿的胳膊和被铐紫的手已不能承受反铐之痛,我求他们不要反铐,我不会跑,但朱、王二人要我配合他们执行公务。我说,执行公务也不能泯灭人性呀!王鹏要我少罗嗦,说着又要来反拧我的手。我急了,高声道:你们已弄伤了我,再来反铐,我就是撞死在墙上也不会跟你们走!王鹏问:你想威胁我?我说:绝不是威胁,不信试!说着,朝墙壁跨了一步。朱福利见我认了真,忙拉住我说,我俩一人铐一只手总可以吧。

没有能反铐我,王鹏心存恨意,候车时,他满眼凶光地盯着我,为了教训这个没有职业道德约束的“勇士”,我也用鄙视的目光对视着他足足有十多分钟。朱福利见状过来解围说:老谢,到渭南后我们好好谈谈吧。我说,可以,但你不要把那些有暴力倾向的警察带来!这样的话使王鹏更加恨我,在车上,他装着伸懒腰故意用肘来砸我受伤的胳膊,疼得我冷汗直冒,他还恶狠狠地骂我,“你想找死呀!”

本来,“处于忧患,不需要饱餐。”但我有低血糖病,一饿就心慌发抖,非常难受。对我的情况已了如指掌的渭南警察们故意六七次以饿饭的招来治我。8月19日,朱福利等人铐住我后,妻子给我喂了一小碗饭,当晚和第二天早上,被审了一整晚的我没有吃成饭,中午关进朝阳看守所时,我低血糖病发作,浑身发抖。监室的牢头见状,以为我害怕,忙安慰说:“老谢别怕,我们不会打你……”

蒙冤30日,在最深重的苦难中,不管专案组怎样折磨,我都没有怯阵示弱,没有叹息、呻吟,更没有哭泣和眼泪。但那个黑黢黢的冷馒头却成为了我魂牵梦绕的痛,一想起它我就会泪流满面。那天,“过堂”回到号子里已是晚上7点多,吃饭时间早过,犯人们都静静地在“坐板”(端坐反思)。我也坐上去,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爬过来悄悄问:“谢叔,又没有吃饭吧?”我点点头。小男孩从裤包摸出一个馒头说:“我就知道他们没有给你吃,晚上一人两个馒头,我给你留了一个。”我满怀感激地接过馒头,一口咬下,忍不住热泪盈眶。但我觉得男人不应有泪,更不想让犯人们看到一个检察官、记者软弱的泪水,于是,我回过头趴在墙上才一任那难抑的泪水落下……

“以检察官同警察进行业务竞赛的心态度过冤狱30天”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7日被释放后,在首都机场,有记者问我是怎么度过这30天的。我告诉他们:“我是以一个老检察官同一群警察进行业务竞赛,以一个记者与腐败势力较量的心态度过这冤狱30天的。”

我很自豪地说:不管是作为记者还是检察官,我在冤狱里的表现为都无愧于这些职业。

对制造冤案者,我主动出击。我向审讯者举报说,“执法”不能看人说话。你们不能只查我的非法经营,你们渭南的非法印刷品比比皆是:渭南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编印的《市民文明教育读本》,定价20元;渭南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编印的《市民道德规范手册》,定价25元;渭南市委依法治市办公室编印的《“五五”普法学习资料》;渭南市委办公室编印的《渭南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习资料选编》;渭南市卫生局编印的《健康教育知识手册》;渭南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编印的《调研与发展》,定价18元;渭南市委政策研究室编印的《渭南解放思想50例》,定价15元;渭南市政府原副市长侯振斌编印的《创业》等十几本书都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印刷厂。

离开渭南那天,我还专门对审讯过我的小徐说:举报的事我今后会向你要结果的。他笑笑回敬道:先把你的事说清楚吧。

我“非法经营”的案子其实很简单:3年前,利用节假日,我6次到渭南采访,写成35万字的纪实文学《大迁徙》。《火花》杂志社同意让我以增刊的形式出版,在经历了卖书、找大款捐款出书、移民代表筹款印书将书赠送给移民等筹款方式后,我垫支13万元于6月26日将印刷的2万册《大迁徙》运到了渭南。为了让接受此书的移民知道赠书的价值,书上印了50元的价格;为了在移民代表处收到他们同意为我筹得的印刷费,我制作了一张后来并未使用的“领条”;为了要回被查收的书,华阴移民代表董生鑫说过他的书是写条子从谢朝平处赊来的——此话成了渭南官方决定侦办此案的重要证据支撑。

使渭南官方下决心侦办此案的另一个证据是火花杂志社的一纸“紧急通知”和以我的名义写给专案组的一封信。5月21日,火花杂志社给我出了一份题为“关于同意出版《大迁徙》的函”,此函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同意以增刊的方式出版《大迁徙》;二是准印1万本左右;三是印刷费自理。8月15日,火花杂志社抵挡不住临渭专案组的步步紧逼时,曾让我签了一封以我的名义写给临渭专案组的信。那信的意思是:火花杂志社只同意印500本增刊,是我擅自印了2万本。8月17日,杂志社又给我送来一个以5月24日的时间签发的紧急通知说:原来印1万本《大迁徙》的函件作废,只能印500本,否则,责任自负。

案情由此复杂起来,渭南官方如获至宝,将董生鑫的那句话和火花杂志社的函件作为了让公安对我立案的主要证据支撑。

8月19日,在抓我时,当知道“紧急通知”是两天前杂志社才送给我的时,正搜查的王鹏大惊:“什么,两天前才送来的?”他们知道:一个支撑专案组进京抓要犯的证据基础坍塌了。

本来,若是走错方向,停止就是进步。但他们已停不下来——就这样回去在派遣他们的人那里交不了差,自己也丢不起这个脸。于是,他们仍把希望寄托在移民代表董生鑫那句“书是写条子从谢朝平处赊来的”的证言上。

他们不相信我不想赚钱赢利。我明白他们的审讯意图:根据刑法要惩罚非罪行为,必须具备主观的恶性要件,即非法经营罪在法理上必须具备经营人是明知的,并且具有主观的盈利意图等要件。

我反复给他们解释:开初是想把书卖给移民赚钱,但移民代表说卖书政府会说我们乱收费,并提出找大款捐资出书,后来移民代表说他们筹资印书将书赠送移民,我想赚钱的想法便破灭了——因他们只同意筹印书等基本费用,我还能从哪里去赢利?

在追问“非法赢利”主观故意的同时,专案组费很大功夫追查“巴掌大一个纸条”——那是我6月26日把书运到渭南时,因想到把这么多书交给几个移民代表,他们今后还要给我印书费,应留个字据,便用一整张纸制作了一个领条。领条上有应将多少钱交给某某的字样。当天下午很忙,这个领条并未使用,放在宾馆的桌上不知被谁拿去并裁成了“巴掌大的纸条”。为这个纸条,几拨专案组都没完没了地推断:“没有赢利的目的为什么在书上印50元的价格?不想收钱为什么制那个领条?”

我苦笑着一次次口干舌燥地给他们讲标50元是为了在赠书时使受赠者知道书的价值,那个领条被谁拿走了我真不知道。

审不出赢利问题,审讯者又追问我的创作动机,“你写书的目的什么?”

我不加思索地答道:库区的移民太穷太苦太可怜,渭南个别官员太贪太腐败太可恨。我想记下移民的那些血泪史,也想披露那些贪官的腐败史,让上级领导看到后好解救可怜的移民,惩处个别官员。

“你不怕你的书会在库区引起不稳定?”

祭出“稳定”的大旗打压不同意见者是渭南不少官员的绝招。我沉着接招,“长期来,移民正当合法的权利表达被一些人以维稳的名义加以排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结果,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审讯者反唇相讥,“你的《大迁徙》到了移民手中库区就稳定了吗?”

我避开他的讥讽,“维权才是维稳。把库区的土地问题和资金问题解决了,库区移民的权利真正得到维护,库区也就稳定了……”

大凡一个人精神痛苦到了极点就会产生一种严肃的力量,使旁人望而生畏,很多时候,审讯我的警察都会在我讲出这样的话后沉默。

有时,因指责渭南个别权贵操纵司法办政治案件等问题,我会同审讯我的人吵起来。一次,我对一王姓警察说,你们是人民的警察,不是官吏的家丁,你们冲着移民,冲着举报涉嫌贪腐官员的群众,冲着新闻媒体“使劲”,把不听领导“指示”的人都监控起来,把敢于披露领导丑事的记者抓进监狱,你们将使广大群众对法律失去信任,进而失去对党和国家的信任。

王警察说我太高估自己,像你这样一个人,市领导犯不着操心来整你。

释放后,从网上知道,9月13日,临渭检察院已因证据不足,未批准对我逮捕。然而,就在那一天,专案组的冯林科长却带着数人对我进行了最后的决战。我非常理解地对他们说:我知道案子现在已进入临界点,你们“办”不了我,你们在上司那里交不了差,市里也就不会给你们拨那笔专案经费,有什么就问吧!

在诸多问题上没有能抓住我的“软肋”,审讯者们开始把讯问重心转向印刷环节。那天的审讯进行了7个小时。审讯结束时,几个审讯者都说:对你的顽固不化和诡辩我们早有思想准备。

其实,说我顽固的还不只是冯林。我自己都觉得自己顽固。9月17日那天,是专案组拘留我的最后期限——要么将我无罪释放,要么宣布对我逮捕。当时,我都有些铁心了,我早就预料:渭南一些官员不会让我无罪走出渭南的。所以,17日那天,估计公安会来向我摊牌,于是,我准备在他们给我签字的逮捕证上写上几句话——

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炮制这张逮捕证的人,利用司法之手办政治冤案的腐败权贵和家丁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当我走进审讯室时,才知道不是警察来让我在逮捕证上签字,而是临渭检察院的同行来找我录口供。

当天下午两点,监管干部又叫我的名字,说要释放我。

被释放的我并无自由,公安局王副局长说他们已给我准备好了机票,晚上回北京。到了机场,他又问我要机票钱,我说:我不会给你钱。首先,我是你们无故抓过来的,回去应你们出钱;其次,我现在并无自由,你们是遣送我回北京,所以这个钱应你们出;第三,你刚才说你们为我准备好机票,现在又出尔反尔,有损你的形象……

王副局长说我抠门。我说,刚才出来时,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所有的衣服和800多元的卡都留给了号子里的人。

王副局长见我太嚣张,话中有话地说,你现在是取保候审,今后如果我带队来侦查你的案子,你能配合吗?

我答道:我现在就可以配合你,马上送我回号子吧,我愿意把你的牢房坐穿!

王副局长指责我顽固。

顽固的我却“败”于了我的同行。14日,我终于见到了临渭检察院审查监督科(批捕科)的李全文、冯亚平两位科长。二位很和蔼,提出的问题却比专案组的问题难回答——在专案组,我从未超出三秒回答问题,而对两位同行的问题,我却常常要借喝水之机三思之后才予以回答——他们的问题大多是推理或业务方面的。

最后,李、冯二人终于利用我法律的盲点把我引入了“认罪”之途。他们拿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说:只要在印刷环节违规,就要以非法经营论处。把在火花杂志社换函件未果的经过讲清后,我说我为自己过去没有搞清印刷的规定就去印书的事深感后悔,表示如果在这个环节上出现的瑕疵需要我承担责任,在没有渭南权贵干预的前提下,我愿意接受司法机关的公正处理。两位同行建议我给检委会写封信,争取检察院的不批准逮捕。

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在给临渭检察院检委会的信中写下了前边的话。

三天后,检方发言人在通气会上表示,“犯罪嫌疑人谢朝平对自己的非法经营行为有了深刻认识,并表示真诚悔意。”

“关中连夜雨,疑是亲人泪”

我并非感情脆弱之人——尽管以前看到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之类的灾难,我会为受苦的百姓默默地流泪,但我绝对不会失声痛哭。这次,当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时,我一下变得脆弱。一提起我的亲人和那个馒头,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有句古词说,尝尽了辛酸始晓忧伤能损寿,说什么离别须知心慈莫思亲。但感情脆弱的我在看守所的30天里,却经常思亲。我老想起去世已久的父母,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父母双亲,儿子出事了,今后不能到你们的坟前上香烧纸了,原谅儿子的不孝吧……

在看守所里,我也会经常想我的兄弟姊妹及我的孩子、侄儿侄女们,也经常想念我的老师、同学、朋友,还会想起我作品中那些移民。但在所有的思念中,最强烈的那份思念还是对我的妻子李琼。她和我是小学的同桌,十多岁便离家到远处的达县工作,我们从此失去联系,结果,后来还是我“把她的长发盘起,为她做了嫁衣”。婚后,特别是2005年随我“北飘”后,我们相依为命的依恋和少是夫妻老是姅的情感愈来愈浓。

8月19日那天,临渭警察闯进我家时,妻子一直站在我的身边,她怯怯地问:“老谢,为什么呀?怎么办呀?”看他那惊惶的样子,我知道她的身体和内心都在颤抖,她需要我的保护和安慰,然而,在这群因持有渭南权贵上方宝剑而强硬得有些野蛮的警察面前,我已是一只被缚的羊(我的属相真的属羊),自身难保,怎能顾及到她。那一刻,我心急如焚。

当晚8点多,警察们将我押进电梯时,妻子追了出来,我这才想起应吩咐她两句,我站在电梯里边大声说:“老李,注意自己的身体,注意安全!”仍是一脸怯弱惶恐妻子也在电梯外朝我喊着什么,但我没有听清电梯就关上了,就在电梯门关上的那一瞬间,我看清了她那几乎是包含了人世间全部焦急、忧伤、绝望的目光……

一个带我走向不幸的电梯成了不详之物,从看守所回京后,我和妻子都再也不乘那个警察抓我时乘的那个电梯。接着,我和妻子搬离了警察抓走我的那个伤心之地。

夫妻真的是有心灵感应的。21日,北京暴雨,我在看守所的监舍里望着铁窗外的大雨发呆,突然,我觉得妻子就在外边,当时不由急了,在心里反复念叨:老李,下这么大的雨,快回去吧!小心淋病了!从临渭看守所回北京后,妻子讲,那天她真的在朝阳看守所外边,在瓢泼大雨中绕着看守所的围墙边走边用四川话大声喊:“老谢,你在哪里!”三个多小时,浑身淋透了她不顾,声音喊哑了她不管,只是木然地一遍遍呼喊着她的“老谢”。

后来,妻子同女儿两次到临渭探监,均被看守所拒绝。于是,母女俩只好在门缝里朝里张望……

几天后,妻子寄来了衣物,我一见包裹上那熟悉的字,一下拿过来抱在怀中。此后,我天天晚上都用写有妻子名字的包裹做枕头睡觉。

被抓去渭南后,不知是苍天悯人,还是菩萨有灵,那几天,渭南天天晚上下雨,嘀嘀嗒嗒的雨声使我久久难眠。爬起来朝窗外张望,很快吟出一首诗来,其中两句是,“关中连夜雨,疑是亲人泪。”

为写书坐牢,特别是在自己作品描写的地方坐牢,更是容易触景伤情。每当此时,我会在心中问:库区我采访过的移民们,你们知道我在临渭坐牢吗?你们也在想我吗?

事实上,移民们也在想念着我。出狱那天,华阴的移民代表董生鑫打来电话,说:“你出来了?我们好几百移民正准备这几天来临渭探监呢!”老董在电话中告诉我:9月2号那天,他按照公安局的要求,去华阴市良方区村民陈思忠家收剩下的二十几本书时被4个人打成轻伤。

感觉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老董不得不离开华阴去了武汉。他所在的乡政府也要求他,短时间里不能回到渭南。老董说:“他们主要怕记者采访我。”

从媒体的文章里我知道,我出事后,董生鑫给渭南市委书记、市长写信、发手机短信,要求相关部门放人并退还杂志。但那是根本就是他的妄想。

老董还告诉我:大荔的移民代表马连保也被吓跑了,“公安要收拾他。”老董说,“我们不怕他们收拾!”

网友热评:

作者:曹阿东

对谢朝平作家耳熟源于我的老师鲁南先生某一天发来要求我们声援的一封邮件,出于老师的重视,我看了谢朝平作家的< <大迁徙>>也从中略微懂得了他的书为什么会遭封杀?那是因为这本纪实小说给腐败的官员带来了恐慌,在书中揭露了在恶劣自然环境造成的贫穷使移民们长期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这是我们现如今生活在小康条件上的部分人群无法体会的揪心和焦虑,而这些移民的呐喊声和求救声如不在这本书上有幸了解到,我们会错误地意识到;我们的中国都是普遍幸福着。

我不明白,难道在中国做一个诚实的作家真的有那么难?谢朝平作家的遭遇再次提醒着我们是否还有写纪实书的必要?在信息多元化的高科技年代,难道一直无厘头地肆意歌颂一些付出咸菜得到肉块的权贵?这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把丑陋都可以来登堂入室,来炒作的今天,部分国民的思想才被慢慢地强制化,他们忘记了我们中国还需要很大的完善,而这些真实反映出的移民辛酸就是最好的例子,一个国民具有监督的权利,作为一个作家和记者更有把真实的报道给政府和民众的权利和义务,这何错之有?竟要以”被非法经营”而蒙受冤屈?我悲哀,为国家有这样渭南执法者而悲哀!

无论是作为一个公民和一个作家,我们的良知倍受煎熬,看着那些执法者的简单粗暴,难道不需要完善国家交给他权利的执法方式?警察的野蛮正是背后有个别权贵操纵司法办政治案件的腐败者!警察折磨一个有良知诚实的作家,看起来绝不是偶然。

我沉默了很久,并不意味着我不心痛,而是我的心痛是那么微不足道,直到再次看到谢朝平作家的遭遇,作为一个同样爱好写作的作者,我曾经被编辑提示,我的小说里不能出现敏感的词语,比如警察,地名,我也曾经无奈,去掉了那些地名和人物的头冠,纪实不像是纪实,倒像是”鸡屎”!索性搁笔。

我将不再沉默决定提笔为谢朝平作家写评论,是因为我懂得了正义有时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必会被更多的关注来重视这个问题,而这些正是像谢朝平作家说的那样:写书的目的就是库区的移民太穷太苦太可怜,渭南个别官员太贪太腐败太可恨。我想记下移民的那些血泪史,也想披露那些贪官的腐败史,让上级领导看到后好解救可怜的移民,惩处个别官员。也让我们更加明白维权才是维稳。

来源:谢朝平辩护律师周泽博客

车宏年:力推温家宝的政改讲话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9/25/2010

在深圳特区到来30周年前夕,温家宝总理于8月21日在深圳发表政改讲话,引起国内外广泛议论和关注,但官方媒体对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只字不提。看来海外一些媒体对此分析是有道理的,中共高层发生了分裂,温家宝总理深圳讲话让某些人不高兴了。

温家宝总理在任期间说了那么多潮流话,人权、自由、民主、法制的言论的确又让某些人不舒服。他多次借到外的或外访之际,随时发出他的这种声音,这也常常受到中宣部的封杀,不让广大民众听到看到,由此可见温家宝在中共体制内的言论困境。2010年2月中央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提出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2003年11月,温家宝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谈民主、自由、人权,“我记得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有这样一段话:人生而平等。由于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享有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维护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2006年9月,温家宝在接受五家媒体採访时就说过:“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07年2月他再次强调了民主等普世价值。08年他在美国接受CNN採访时说:“我相信我们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推进政治改革。因为发展是全面的,所以改革也应该是全面的。”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在人大会议期间答记者问时表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这一番激昂言论,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其在位的勇气还不能说他温家宝超过了胡耀邦、赵紫阳,原因很明了,党的强权人物死了,虽传统的左的保守势力还在,但温的政治命运不会落得胡、赵的地步。温这番高调政改讲话,也是他上任一来对传统左派的空前的抨击。一方面再一次向社会发出沉寂多年没有听到来自高层政治改革的声音。另一方面向人们展示他作为改革派代表人物重新举起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温家宝的一贯言论都在这次讲话中无疑是他政治理念最好的表达形式,也是最唱响的一次对各派攻击的抨击。

接着8月27日,温家宝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再次谈及政改。他强调,依法行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9月6日温家宝在中南海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候,再次提及政改。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在短时期内三次高调谈政改,是极为罕见的。

温家宝在深圳激昂的政改讲话,引起国内各派反响。讲话无疑强烈地触动了那些政治体制改革反对者的神经。传统左派一直猛烈抨击温家宝,视其为“赵紫阳集团”的领军人物。权贵特殊利益集团,对温家宝政改言论进行封杀,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迎接改革的“去符号化”时代》的署名时评,其文既在批温,更是在蒙骗百姓。自由派作家余杰也对温家宝看不顺眼,冷嘲热讽他为“影帝”,光说不练的骗子。

支持者有体制内、外的民主派和自由知识分子,中央党校教授杜光说,温家宝受到他们攻击、诽谤的真正原因,是他坚持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杜光认为,“批判普世价值的人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设计和建设的制度。他们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崔卫平等人称温家宝为体制内上升的力量、民主的力量,崔卫平:“温家宝是民主派。胡耀邦是民主派。赵紫阳是民主派。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就像我们个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而当民主的力量互相打击时,这种力量就更为有限。”胡平“他那些比较自由化的思想在上层有很多反对者,”“在当前形势下,我们是向温家宝提要求,要他释放思想犯好呢,还是转而向那八个人提要求,要他们公开表明对普世价值的态度好?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与其去将温家宝的军,不如去将那八个人的军。”“民主运动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怎样让更多的民众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

张鹤慈:“温家宝承认了资本主义已经有,而我们也能够有,也应该有,都仍然含有我们现在仍然没有的语境,就是温家宝的话,可以解读为中国不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而应该走人类共同的道路。”

深圳的成功,也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深圳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是中国共产党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改革开放,再造个香港。既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那么那么好,还学香港?还造香港?但最根本的没有学到,言论自由没有学到。在接受西方现代化方面,的确没有照搬西方,因为照搬西方言论自由、尊重人权、媒体监督、权力制衡,党和政府就不能更好地贯彻和落实官商结合抢占资源,集中力量好办事把城市居民和农民赶出家园。照搬西方党的假、大、空的理论指导思想就不能落实到经济建设中去,所以假、冒、伪、劣、豆腐渣无处不在。各地政府的“地方军”也纷纷成立,“城管部队”在保卫官商的胜利果实起到了敢打敢拼、攻无不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特色社会主义。

尽管温家宝在深圳高调政改讲话后,但批温热度似乎没有降温。上下、左右、内外对温的讲话,各派进行了抵制、批判、怀疑和支持。特别在国内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产生对温有利的趋势。让我们看到温家宝处于势单力薄的处境中,让其单枪匹马地去干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对他争取继任的人事安排增添了难度。

“从独立性”和“不合作”上来讲,民主派、独立知识分子近几年讲的最多,某些人的批温,他们的“独立性”和“不合作”,实际上起到帮了顽固派的忙,顽固派以此来显示他们的“民意”,助长了顽固派的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嚣张气焰。

苏联的演变也不是从斯大林就到了叶利钦,它其间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在极权时代的苏联,叶利钦也不是生来就是民主派,他的转变和其他大多数共产党人一样,在民主大潮的大环境中,逐渐走上了民主宪政的道路。

东方的民主化进程,以它特有的方式在经济上相对自由的社会中在缓慢地渐进。台湾、韩国是这样,中国的民主化也需要东方的大环境的演进,而这一演进表现在中国周边国家类似制度的演进,而它们的演进又受中国的影响,而这些国家的演变更能使中国越来越感到压力的存在。中国和周边这些国家的演变又取决于各自民间与政府间民主力量的互动程度,像越南、缅甸这样的小国家在演变过程中显得更加较为迫切,中国面临无路可退。

现代化信息网络时代不可能阻止人们的言论自由,处在高层的温家宝在不同场合不断施放出人类结晶的价值观言论,他的言说就是面向公众的宣传,“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深层矛盾的症结所在。政治权力没有法律的制约,没有舆论的监督,那不是民主。民主没那么复杂,专制就是专制,共产党就是共产党,法西斯就是法西斯,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法西斯和资本主义法西斯之说。不论是上中下层共产党人,还是民间普通公民。所有人都会坚信民主浪潮再次降临东方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因为在互联网高速运转的今天,没有什么力量会把言论自由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了。

2010-9-18

陈永苗:海外媒体不应鼓吹温家宝政改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9/25/2010

改革是延续专政的最佳手段。改革它一万年,专政就延续了一万年,改革一千万年,就专政延续了一千万年。用宪政之梦来装修延长专政。不是坚持改革就是胜利,没什么好坚持的,能够一定胜利的,胜利的是专政。当专政的基础,已经通过改革,移植到改革乃至政改希望的骗局基础上,这时候没有行动空喊政改,就是传播政改希望,巩固专政,是为帮凶行径。一个政治方案的可行性,总是有时间性条件作为限制的。一代人幻想着一代人的幻想。当下还支持改革,就是拥护专制。

政治方案是处理希望与绝望的技艺。改革方案制造了这样一个迷宫:希望了失望,失望了绝望,然后在萌发希望,如此循环,直到永远。这正是中共之彀,就像猫手中自娱自乐的老鼠。只有改革已死的观念,才如同晴天霹雳,打破幻觉。

对中国的解释,海外媒体如果必须应对中国模式的咄咄逼人,就必须提倡改革已死,如此在话语权上,就足以对抗。中国模式就是大外宣扭转被骂的大战略的主要内容,成功地把改革乃至政改吸纳归结为中国模式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核心价值。因此凡是外媒鼓吹改革政改者,无不被中国模式四两拨千斤,化于无形。再倡言改革,那正好给中国模式做了帮手。

改革已死与中国模式打成平手,麦芒对针尖。最大程度释放改革中的绝望情绪,压缩希望占领的地盘,从而让中国模式和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可乘之机。烟雾弥漫,不再是玫瑰色的中国,而是灰色濒临黑色的中国。那就是阻挡打断希望与绝望永远循环,从而以最大力量遏制专制的历史进程。

官场上讲假话,说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所需要的假话,虽然受到欢呼,但还是假话。假话与真话的区别,在于有没有履行能力,有没有真做事。受到欢呼,并不能把假话变为真话。官场的延伸部分,所谓的体制外良心说的“真话”,其实也是假话,因为没有执行力。不过受到欢呼,就约定俗成成了十足十的真话。

这次温家宝深圳讲话,绝大部分的海外媒体支持鼓励。会为几句假话感动的,只有暗恋中人。是不是可以说海外媒体在暗恋中共政改,渴望到了山朦胧鸟朦胧朦朦胧胧进牢笼的境界呢。并非是中央高层释放的信号,只要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编辑或者新华社瞭望杂志的编辑释放一个政改信号,他们就癫狂了,想从这个不存在的缝隙中扒开禁区。暗恋中共政改的海外媒体,就像中共军营里面长期禁欲的军人,看到一只老母猪,都能看成大美女。

当然海外媒体可以说,我们在督促中共走向宪政,走向文明。可是不断表扬的后果是,把一个劫机犯表扬成了救世英雄。海外媒体对微小进步或者虚拟进步的表扬,经过国内媒体的放大和扩音,成了具有异常大公信力的功劳。本来海外媒体对微小进步或者虚拟进步的表扬,是为了督促中共的进步,但是不断的表扬,中共就由被督促被拯救的对象,变成了伟人。海外媒体长时间暗恋鼓吹中共政改,为中国模式压倒性胜利,做了充分性准备。

而且要命的是,问题是他们压根没能力反思自己的悖反性困境,还只会沾沾自喜,自我吹嘘,继续沉沦下去,一个个暗恋一个个鼓吹无尽头延续下去。

言论自由运动对刚性结构毫无意义。有一个问题现在逐渐清楚了:说人话和说鬼话都无关于大局,也就是言论或者思潮,不能带动政治格局的变换。刚性结构很多年前已经形成。所以我们要局外人说局外人的话,为局外人考虑,不考虑局内人。

觉得是非钢性结构的,都是脑袋变为残废的经济决定论者或者文化决定论者。经济自由已是专政的基础。所以的可以变化的,之服务于专政的巩固。绝对权力是丝毫不可以改变,而经济方面的变化,丝毫无助于刚性政治结构的变化,只有巩固专政的作用。就像地球最核心部分,地核是金属的,而且绝对高温,外面泥土可以松动的。但是地核发出磁波,形成整个磁场。你不能认为,外表是可以松动的泥土,就断定相信整个地球是没有有磁性的泥土构成的。

经济自由和特许的言论自由已经是专政的基础,就是法西斯主义的伎俩。法西斯主义的伎俩保障私有财产与言论自由在二十世纪法西斯的统治艺术中,有一个与罗马元老贵族的相同,那就是虚假的分权,假装让平民共享权力,其实不过就是让请他们有以言论参政议政,而绝对权力紧紧握在手中。中共的也是这样,并且以精英联盟共同分赃来补充。如此让虚假的主人,觉得有能力以思想革命带动政治格局变化,不亦乐乎搞思想路线斗争。

网友Sian 在自由中国论坛发言说,目前言论自由的确对一党专制没有丝毫“化学”作用,倒是一些革命先行者血祭民主起到了一些震撼作用。如对独裁政党的恶法撼动作用方面,一万个律师比不上一个孙志刚之死、一万次声讨比不上杨一刀的刺刀见红。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言论自由虽如硫酸,泼到专制核心结构的不锈钢上,只会流到地上侵蚀了了土地、启蒙运动则只有在长期上有效果,就像尼玛戈壁戈壁滩上被风化成沙的石头,那需要多少猴年马月啊。

《光明日报》在温家宝深圳讲话后发表文章强调政治改革要首先拎清“由谁统治”的问题。这说得很好,把本质问题显露出来了。掌权是中共真理的唯一化身,唯一的政治性宗教信仰。掌权成为唯一信仰。阿伦特说这是极权主义的必然归宿。改革,经济自由、民族国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一切都变为他的意识形态,都服务于这一目的。掌权是中共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放在首位的全面战争,不切一切代价。如果读一读曹操的名言,不可一日无权,或者宁可天下人负我,可能就明白一些。国共内战期间,中共为了抢江山,宁可放弃宪政共和的大好时机。

按照陈云之儿陈元的说法,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有权力决定什么是社会主义。掌权者决定一切价值和信仰。那种认为中共当局已经丧失了价值,没有了灵魂,这是大错特错。一点也没有精神分裂,而是让人觉得精神分裂。其掌权成为唯一信仰的内核包裹在各种碎片化的是形态迷雾和丛林叠嶂中,巍然不动。这是它的本能,会利用各种意识形态,但是丝毫不会被意识形态所绑架,例如经济自由主义不行的时候,胡温新政立即转向左倾意识形态。从“三个代表”到后来的左倾,到2005年之后的维稳,一切很清楚,掌权是唯一的核心信仰,其他的都是手段。掌权是一种强大的本能,其他的都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因地制宜。千万别相信山歌就是中共当局的价值与灵魂。这是没有权力欲或者无权力者自己的井底观天。我们或许无法想象这种实用主义会称为中共当局的价值与灵魂,权力就是官僚集团的宗教信仰和真理。

作为把国家当作手段的官僚集团,拥有世界最为政治成熟的手段,工具和敏感性。在权力之下,在特定的时间内,通过划分敌我和分赃共享的手法,足以将同床异梦的知识分子,暧昧的支持其统治,甚至以反对和异议的方式,例如推动改革,来维持其统治。只有不断拖延政治改革,那么政改本来是为了终结其统治,这个目的就丧失了,变为维护其统治。在思潮上的激进改革,只要割断与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是一种维护统治的异议花瓶,拖沓为渐进改革。那么如此经过拖沓,化腐朽为神奇,化反对为帮助。

有网友说,掌握大权之集团中人,没有资格说什么言论就是行动的;只有权利被剥夺至近乎一无所有的人,言论才有了接近行动上的意义。只有言论没有行动,我们是可耻的,他们是欺骗。我们是傻子,他们是骗子。把政治搞成谈感情,而不是搞婚姻。心里有民主,就成了“我们”当下界定“我们”,界定党内民主派的尺度应该是行动,而不是言论作为行动。没有行动的,就不是我们的人。我们现在紧迫需要的是,与老一派撕裂,生成我们的场域,否则民主化再有一万年,也是没戏。

外人不要做圈内人想。圈内人即使胡锦涛温家宝,面对如此庞大而无所不包的巴别塔,也就是过嘴瘾而已。螺丝钉可以撼动整个体制么?韦伯的官僚理论和权威理论可以证明,现在的官僚体系,不是靠“超凡魅力”人物来运作,而是靠体制本身。官僚体制本身是无头巨人。除了毛泽东复活,否则不能政改。毛泽东之后的任何人当了总书记,也不行,邓小平也不行。现在的一号人物及其后台,都没有凌驾于体制的能力,都是体制的螺丝钉。只有凌驾于体制之上的,才能发动政改。说明改革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改革已死。那说明政改是不可能的,民间应该把这个作为前提,来思考政治立场和政治方案。

用圣经观点评价胡温政改讲话:《马太福音》中,施洗约翰看到许多法利塞人和撒该都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忿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秦晖: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

作者:秦晖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9-25
本站发布时间:2010-9-25 23: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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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中国模式”?

  现在议论“中国模式”变得很热闹。有人说已经有了这么个模式,有人说还没有。在说有的人中,有的说这是个好模式,有的说它是个坏模式。而在说好的人中,有人说它可以推广,有人说它只适合我们的特殊条件,不宜到处鼓吹。而所有这些争论的前提,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当然不是事事特殊,它的增长有些因素是共通的。比方说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世界上都不只中国有,就是什么两者结合的“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中左”、“中右”乃至“混合经济”,也几乎可以说是普遍现象–毕竟现在“纯资本主义”或“纯社会主义”在这个地球上可以说都找不到,各国都可以说是混合经济,而且从更多点资本主义到更多点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混合比例都可以见到,我们谈不上有什么特别。

  但是中国当然也有一些特点,无论叫它“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还是中国模式,总之就是那么回事。其实就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而这个比较的主要参照系,应该说就是西方。无论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对举,还是“中国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说法,说的都是中国与西方的不同。

  问题在于其实“西方”内部也千差万别。前不久北大的姚洋教授总结中国模式的特点,一是比较注重平等,二是有个“中性政府”。这第二条容俟后述,至于第一条,如果说我们比美国“注重平等”,这虽有争议,至少有人还可以这么说。但是与瑞典相比呢?即便按他的定义,我们好意思说比瑞典更“注重平等”吗?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中国模式”体现了与“西方”的不同,那当然不是说与西方某一个国家例如美国的不同,而是与所有西方国家、至少是主要的西方国家的不同。如果我们在所谓的西方、即从美国到瑞典的那些国家归纳出某些他们共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恰恰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从美国到瑞典–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

  这次危机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些“特点”的难得机会。我们知道所谓“西方”其实是个万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市场开放的“右派”国家,而且他们每个国家内部也是万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里争论。但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现在遇到了难题,而且说实在的,两派都没有万全之策。“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左右两派吵翻了天,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搞凯恩斯主义赤字膨胀弄得国家财政破产了。

  其实摈除派别的偏见,左派和右派所主张的那些理论各有优缺点,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不是这两种毛病的任何一种。现在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这次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资金链断裂了。民间借债比较复杂,但根源和国家负债的根源是一样的,对此我另外写了文章讨论,这里从略。而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负债呢?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尽管各有缺点,但理论上都是账面平衡的嘛,凯恩斯主义承认赤字财政,也是要可控的嘛。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样?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左、右派都处在一个民主的平台,双方都要为老百姓说话。左派说高福利理直气壮,说高税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说低税收理直气壮,说降福利他们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税收,或者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税收、高福利,当然就成了财政大窟窿了。他们的左派一上台就说国家要为老百姓花更多的钱,右派一上台就说国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么多钱。这么折腾几次,国家财政不破产才怪,而且左右互相埋怨管什么用呢?这本来就是你们两家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这样运作,早就破产了。

  我当然认为民主比专制好(用更为低调的说法,也可以讲作为一种制度,民主比专制的坏处小)。但民主的问题我从来不回避。那么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运作?其实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财政真要出了一些问题,本来很快就会反映到社会上,造成一些小危机,老百姓感受到了,觉得这是个问题了,那么无论是税收增加,还是福利减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实民主制度一两百年税收就是明显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税,岂能维持到现在?福利也是一样,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末这几十年为什么不这样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这与全球化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大幅进展有关,同时更与这种全球化在性质上的扭曲有关。

  所谓深度,就是经济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为金融的全球化,原来在全球做买卖,问题不大,现在可以全球借钱、全球透支,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自然会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玩下去。尤其是美国,凭借美元的地位就透支得更厉害。但是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拖得越久窟窿越大,最后一旦烂包,就不是小危机了。

  所谓广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和他们的殖民地,现在发展中国家加入进来,冷战结束后“前计划经济国家”也加入进来,全球透支的对象就多多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他们的最佳透支对象。

  “中国模式”的特点不在“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

  因为中国正好跟他们相反,这就是“中国模式”了:中国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国的左右两派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老实说谈不上什么“特色”。中国的特色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西方的左右派都是在民主的平台上玩,而中国的左右派却是在一个相反的平台上。于是中国的左右派首先都是在为“皇上”考虑,而不是为老百姓考虑–我这并不是进行“道德谴责”,中国的左右派也许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问题在于他们生存的平台不一样。于是他们无论左右,所扮演的角色就都与西方截然相反:咱们的左派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咱们的右派就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过去说我们的做法是“打左灯,向右拐”。其实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方向相反:咱们的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他们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

  用我们以前的一句话来讲,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话很有意思。其实理论上讲,市场经济应该要限制政府权力,是“市长不找,市场找”,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市长”不能随便找老百姓的麻烦。他要想支使老百姓,常常要借助市场。

  比方说“市长”喜欢官办企业,计划经济下他可以找民营企业的麻烦,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官办企业只能在市场上与民企竞争。计划经济下哪张报纸惹了“市长”,他就可以“找”上门去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你不喜欢它,你就得自己办一张老百姓更爱看的报纸,在市场上把它竞争垮嘛。这就叫“市长不找市场找”!这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但是在我们这里,这样说,“市长”不爱听。于是只好捡他爱听的说:计划经济下老百姓什么柴米油盐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烦不烦?现在搞市场经济,就可以让他们自生自灭,不会“找市长”您的麻烦了!于是“限权”就这样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还不受限;“市长”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长”,多好!

  可是,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下要你这个市长干什么?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服务的,怎么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场”?“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个国家不富的流油呢,我讲的富的流油是讲国家财政,不是指老百姓的钱包。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政府特有钱。他们的政府捉襟见肘到处化缘,我们的政府花钱如水挥金如土。我们一个镇政府的豪华大楼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厅还阔的多,我们的城市充满“形象工程”,奢侈得让那些“富国”来的游客目瞪口呆。“大裤衩,水煮蛋,别人不敢,咱们干!”就这样钱还花不出去,正好美国要透支,不借给他,藏着掖着咱们也不放心呀!

  这就有了咱们的“模式”!其实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呢?那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当然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此外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搞刺激经济计划当然容易,要摆平什么人什么事,出手也特别阔绰。可是这样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们都会说像这样加速投资会不会加剧产能过剩,垄断部门谋取利益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以及权力集中的种种风险等等。这些我们就姑且不论。现在我要讲的是:假如这样的模式,以及以这种模式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共识”的背后:“左”“右”派经济学家为什么都夸奖中国?

  现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中国批评还是有的,但是在经济学界我所看到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奈斯比特(J.H.Naisbitt)1997年在中国出了一本书叫《亚洲大趋势》,后来有人写了书评题曰:《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这本书说全世界现在都给福利国家搞坏了,只有中国政府完全不管福利,百姓只能靠自己和家庭的奋斗,因此特别吃苦耐劳,创造了经济奇迹。其实他当年写这本书是专门跑到中国即时让人给他翻译成中文本出版,在中国炒成畅销书大赚一笔,却没有先出英文本。那时他发表这些言论还不太有底气。但是最近他又写了本《中国大趋势》以英文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高调推出,又把这观点进一步膨胀,这时是信心满满了。中国的确行,在世界上开创了一条冲破福利国家的道路。张五常先生最近也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还说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负福利国家。总而言之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左右派都觉得中国模式的确有吸引力,左派表扬中国低自由,右派表扬中国低福利,出现了一场大合唱。

  可是老实说,他们表扬归表扬,要学中国都学不了,除非他们废了民主制度。道理很简单,在他们那个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而且他们就真想这样?其实他们左右两边不过是拿“中国奇迹”当自己的论据来敲打对方:左派夸奖中国低自由是要证明福利国家有理,右派夸奖中国低福利是要证明自由放任有理。可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可能性,他们是不去想的。

  当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体现出“竞争优势”,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如果两个模式关起门来竞争,我不认为这种模式有什么优越。北朝鲜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改革前也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打开国门,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竞争,那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讲让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敌得过铁腕体制。福格尔(R.W.Fogel)曾经论证过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比北方有“效率”,多马(E.D.Domar)也曾论证过17世纪以来东欧“二度农奴化”经济比自由农民经济有效率。当然那都是在大市场背景下(福格尔讲的是在全美经济一体化情况下,多马讲的是向西欧市场出口的东欧商业化农奴制庄园)。其实奴隶制下也可以有“物质刺激”,并非“干多干少一个样”,主人完全可以重奖奴隶中的“劳动模范”。人们经常谈论的监督成本问题,如果说在福格尔与多马探讨的农业中都可以解决,制造业应当更有可能。自由经济不是凭人们拼命干活、而是凭它活跃的不断创新去胜过铁腕体制的。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于是后者不仅在一定意义上有“优势”,而且我认为的确有一种可能,即在目前全球化的运作中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里我只讲可能,我从来不认为历史有什么“必然性”,我甚至也不认为这种可能有多大的实现概率,因为毕竟这种做法的积弊明显可见,其可持续性很成问题–但是西方的民主模式也的确面临困境,很难说哪一边的问题先爆发,所以这种可能是不能排除的。

  “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落差”与“低人权优势”

  当然相反的趋势也存在。中国如今这种“模式”的积弊,识者也已讲的够多了。尤其这一波危机发生后,外需萎缩了。转而靠投资拉动,投资形成产能后又会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去年提升内需据说是颇有进展,但是很多人都指出这主要是政府消费而非居民消费、是“官内需”而非“民内需”的提升占了很大比重,也潜藏着隐忧。总之,如今“转变增长方式”(其实就是转变体制的委婉说法)已经势在必行。

  同时这种转变也不是没有条件。华生先生说他不同意我刚才的分析,他认为改革以来自由与福利都是进步的。当然,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人权是“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落差”。“低人权优势”主要是横向比较而言,这种“优势”与纵向比较人权仍有进步并不矛盾。中国改革30年来无论自由还是福利两个方面,人权无疑都是有进步的。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因此我对改革的进步性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是不赞成的。但这并不排斥对如今我们的人权水平持批判态度。

  其实就是我最近提到的南非也何尝不是如此?种族隔离时代比更早的黑奴制时代,乃至种族隔离时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权状况都是有改进的。尤其是1978后的几年间,这种改进还很大。再往前追溯也是如此:人们批判“流动工人”制度,但也知道此前的征发劳工制更糟糕。人们批判“宿舍劳工”制度,但也知道到种族隔离晚期黑人劳工家居化程度已经很高,至少比今天的中国高。就经济高增长而言,在指出黑白悬殊的严重不平等的同时,也不能说黑人从增长中丝毫没有受益。南非黑人的收入纵向比以前增加、横向比南部非洲周边各国黑人更高,甚至与白人的差距也在缩小。其实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一个早上的突如其来,它也是个积“量变”为“质变”的过程。而且这也是此前黑人民权运动渐进推动的结果。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排斥人们对整个这一时期的南非人权状况持批判态度。

  而所谓横向比较意义上的“低人权优势”,也并不是要否认纵向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或增长分享性的正面作用几乎无争议,这里就不谈了。)中国改革时代相对于改革前的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当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们说“流动工人”这种低人权劳动方式对南非经济增长有作用,但从“流动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征发劳工制而言仍算进步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作用。

  问题在于:仅仅这样说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横向比较中人权进步明显更大的那些国家,增长率反而(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相对较低?例如,为什么民主化了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率没有中国高(尽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没有中国好)?为什么非洲一些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率也没有种族隔离下的南非高?为什么国际资本不是争相投入中东欧,而是争相投入中国?为什么巨量廉价商品不是从中东欧、而是从中国涌向世界?所以,只有把纵向比较的人权进步和横向比较的“低人权优势”都考虑到,才能对“奇迹”有可信的解释。

  中国并非“专制国家实行自由经济”的典型

  有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笃信经济越自由越能带来高增长,他们说中国尽管不那么民主,但由于地方政府进行GDP竞争,因此往往会实行比西方更彻底的经济自由政策。的确,一些民主国家由于更偏好社会平等和公共福利而不那么“自由放任”、一些政治上的专制国家倒可以在经济上更加自由,这种现象无疑存在。因此世界上一些不喜欢“新自由主义”的“左派”看到一些专制国家比民主国家经济增长快就大喜,委实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中国有所不同。中国固然不像这些“左派”想象的那样偏好福利与平等,但并不属于“专制国家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的典型。这并不是否认中国经济比改革前更自由化并因此推动了经济发展,而是说,那种所谓中国经济比西方更自由因此增长更快的说法违背了起码的事实。尽管中国在为公共福利和弱势者保障而限制经济自由的方面的确远不及瑞典–甚至在很多方面不及“低福利”的美国,但是在为权贵、垄断寡头和特权利益集团而限制经济自由的方面不仅超越了美国,甚至也远远超越了在“右派”看来经济很不自由的瑞典!

  举例而言:瑞典所谓不自由主要是指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限制了财产积累,但税后的财产还是有充分保障的,不可能发生像中国司空见惯的强行“征地拆迁”那样赤裸裸的产权侵犯。瑞典的工会可能限制了雇主任意解雇员工的自由,但中国禁止自治工会和取缔罢工权利不是从另一方面限制了劳资之间的自由博弈、甚至在一些地方造成“奴工”制吗?更不要说户口管制、否定迁徙自由、对进城农民搞野蛮“城管”这类南非式的“流动劳工”制度对正常劳务市场的干扰与冲击了,从这个角度讲,这样的劳务市场难道比瑞典更自由?瑞典的福利性住房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商品房自由交易的空间,但中国的“负福利”住房、土地垄断和对低水平住宅的任意“清理”、即“既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的驱赶穷人政策,难道不是更加扭曲了住房市场?

  上面所说的自由主要是对穷人而言,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现在认为支持自由(指经济自由)就只能“为富人说话”、和认为自由只对富人有利因此必须反对,这一右一左的两种误解都很盛行。而我却认为至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穷人受不自由(包括经济不自由)之苦不亚于富人,穷人需要自由也不亚于需要福利。而且至少在中国这样的“负福利”国家,穷人的自由与富人(指平民富人,而非权贵)的自由并不是对立的。有些人认为的中国“比西方更自由”主要是就富人的自由而言。但即便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说法也仍非事实。即便就是像瑞典这种通常认为经济自由较少、尤其是富人的自由更少的国家,他们的自由积累受到“高税收高福利”的限制,但我们的穷人虽然没有高福利,我们的广义高税收难道比瑞典少?我们的平民富人受国家聚敛、官僚勒索之苦比瑞典轻吗?瑞典富人的经济行为受法律的约束,而我们的富人也许更有本事钻法律的空子,但他们受种种官场陋规与“潜规则”的限制难道少吗?瑞典的资本家也许惹不起工会,但他们不会在官员面前低三下四。瑞典的老板固然不能随便解雇工人,但瑞典的官府更不能随便对老板搞抄家没产、“国进民退”!当然这种现象一方面导致中国的“资本外逃”、“投资移民”现象比所谓富人不自由的瑞典严重得多,另一方面却完全不影响中国“招商引资”,因为只要搞定了政府,权贵富人或“红顶商人”不要说比在瑞典、甚至比在美国都更“自由”也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如果说“穷人的自由”和“富人的自由”未必冲突,“官自由”与“民自由”却一定是冲突的。官府不受制约,民众(无论贫富)必无自由!这也是无论“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的主张者都承认的吧!

  “中性政府”和“政府公司主义”

  这就涉及到所谓“中性政府”问题。姚洋先生最近一再把“中性政府”作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他认为别国的代议制政府不是代表富人实行“右派”政策,就是代表穷人搞“民粹主义”,只有中国政府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的附庸,所以既不怕得罪穷人(他举的例子是国企改革一下子让4000多万工人下岗,别的政府都不敢),也不怕得罪富人。这个说法倒是描述了许多事实。但他说这种“中性政府”只是中国才有,就未免少见多怪了。

  其实皇上“对所有人都一样”,不像代议制政府总是要顾及他们的选民(左派的穷人选民或右派的富人选民)–这种“中性政府”理论早在100多年前就被人用来描绘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沙俄模式”特征。俄国的极右翼思想家萨宗诺夫(Г·Π·Сазонов)当时说:西方的“统治机关是选举的,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们欺压穷人。俄国的统治机关不是选举的,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穷人也高于富人,……沙皇对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

  然而,问题在于这个穷人与富人都无法制约的“中性沙皇”自己就是个强势利益主体,他玩起自我谋利的“政府公司主义”来蛮不讲理也是“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无怪乎据说是代表富人的俄国自由派固然向往西方的代议制,自认为代表穷人的列宁当时也羡慕代议制的西方,并大骂“中性沙皇”:“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哪一个俄国人都知道,俄国统治的公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里,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也都能参加国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比较好的生活。谁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讲这种话,没有一个警察敢动他们一根毫毛”。

  所以,中国不是福利国家并不能证明中国就比西方更“自由放任”,正如中国垄断、管制与特权的发达也不能证明中国是个福利国家一样。事实上,陈志武、李维森等先生近来一再指出的中国政府聚敛财富占到国民财富如此高的比率,就与所谓“比西方更自由”的经济完全是相反的图景。

  的确,中国地方政府竞相入市牟利的所谓“政府公司主义”现象打破了改革前中央统制下的死气沉沉,确实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但政府利用权力“自由牟利”与民间的经济自由完全是相反的东西,这应该是任何经济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常识。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不是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但也不是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如果一定要在历史上寻找相似性的话,它倒更类似于17世纪原始积累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或“旧济贫法”时代的“资本主义”。众所周知,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不是民间工商业受到尊重,而是政府“重”视对工“商”活动的管制与垄断,甚至重视自己入市牟利!那个时代的“旧济贫法”不是穷人有权利要求政府救济(如同民主时代的“新济贫法”那样),而是政府有权强行收容、圈禁、管教、惩罚穷人(因此当时又被称为“血腥立法”)。而那个时代的官办经济,无论是国家(皇家)企业还是国家(皇家)特许垄断公司(如东印度公司),都既不是自由经济中与民企具有平等民法地位和交易权利的市场法人,也不是福利制度下公共服务的财政承担者,而就是“公权私用”的聚敛机器。无怪乎不仅今天自由经济学的鼻祖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等古典学派对此反感,社会主义的祖宗马克思也认为这样的“国家干预”与“国有经济”比自由放任更反动!

  但是如今的全球化中的确出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似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竞争不过“19世纪的资本主义”,“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又竞争不过“17世纪的资本主义”。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未必可持续,但是它应当引起关注。那种以“地方政府竞争”来解释“中国奇迹”的说法倒是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好多地方不择手段地竞相“招商引资”,其提供的条件的确具有任何民主国家(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偏重自由竞争的国家)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这条件当然包括低工资低福利,但也同样包括低自由–比如任意圈地拆迁带来的用地便利、野蛮城管驱逐穷人创造的“高贵城市”、禁止工潮降低了所谓“交易成本”等等。我想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无论“新自由主义”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能够把这些谓之“自由”,甚至是“比西方更自由”!

  “福格尔影响”与“苏利文影响”:“20世纪、19世纪与17世纪资本主义”的竞争?

  但就是这些条件促进了“中国奇迹”。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个太深奥的问题:如果说“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在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增长率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一个没有工会、可以任意圈地的国家比工会发达、圈地困难的国家(如中东欧国家)哪个更能“招商引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至于血汗工厂比福利国家有“优势”,就更不用说了。不要说国际竞争,国内竞争就明摆着:美国的汽车业,工会强大、福利最好的底特律三大“社会主义汽车厂”现在都陷入谷底,而美国南方那些工会弱、福利少的日韩资“资本主义汽车厂”日子都还可以,要是他们再像我们那样用“农民工”搞“原始积累时代的汽车厂”呢?那还不兴旺死了,能有我们中国汽车业的戏?最近沃尔沃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高福利国家瑞典的沃尔沃几年前就不行了,卖给了低福利国家美国的公司,现在美国又不行了,再卖给负福利国家中国的公司,整一个故事刚好坐实了张五常的那句话:天下大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过去他们为什么行?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人比我们的卖命,而是因为今天好汽车所仰赖的一切,从原理、技术、材料到款式都是他们的发明创造(这就是他们“模式”的优势)!我们如果不加入全球化,工人再卖命也只能造些没人要买的“老牛车”。但是现在全球化使我们能够把他们创新的那一切都学得来,而我们能使工人如此卖命,他们却学不来。于是我们就显得比他们行了。道理不就那么简单吗?

  问题就在于:如果我们靠这种“优势”真能把他们竞争垮了(前提当然是我们自己要继续为这“优势”付代价,而且由此积累的矛盾不会爆发),全球汽车业就靠我们这种“卖命模式”一家独大,那今后谁来创新呢?全球汽车业的未来在哪里呢?如果全球只剩下血汗工厂,没了“西方模式”下旺盛的购买力,我们的产量再大又让谁来买?我们“模式”最大的问题即产能过剩的问题到那时不会蔓延到全世界吗?

  这样的“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我曾征引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对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率”问题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点。而相反的趋势,即全球化条件下也存在着“高人权”地区对“低人权”地区状况改变的作用。我曾引证当年欧美在南非的企业实行“苏利文原则”(外资企业不搞种族隔离,并引进西方式工会等)促进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与黑人权利的进步来说明。我把这两者分别称为“福格尔影响”与“苏利文影响”。总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互相影响明显增强,但哪一种影响最终胜出,并没有一种决定论的答案。

  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谁“学”谁?

  事实上无论政治关系如何,只要经济上加入了全球化,上面两种影响就少不了。尤其像我前边讲的:今天西方那种“左起来国家要为百姓多掏钱,右起来国家要向百姓少收钱”的体制形成民众高消费高透支(欧洲表现为高福利高赤字)的激励,而中国那种“左起来国家就向百姓多收钱,右起来国家就少为百姓掏钱”的体制造成民众低消费高生产、正“需要”有人来透支他们。于是“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就形成了所谓Chimerica(中美互补,其实也可以看成中西互补)现象,而且还似乎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互相依赖”。西方通过透支维持高消费并缓解其债务困境,中国通过“被透支”获得高增长并克服其过剩危机。但是这次危机使这样的全球化互动方式显出其不可持续性,于是在两边都出现了变革的要求。

  由于目前阶段的危机在西方更为突出,而且西方言论自由,社会情绪也更外露,因此似乎是他们首先表现得乱了分寸。美国要加强监管,欧洲要降低福利,那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日子难以为继,而民众也深感烦躁。于是有人说,美国也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了。

  但说实话,美国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与其说是济贫不如说首先是“救富”,这连福利国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谈“社会主义”?至于奥巴马医改倒确实有福利国家的趋向,说是“社会主义”也可以,但这是西方固有的“民主社会主义”,说是学欧洲还庶几近似。说是学“负福利”的中国,岂不南辕北辙?

  我曾指出宪政民主、尤其是普选民主天然有公共福利倾向。反对民主的李嘉诚先生说“民主将导致福利社会”(大陆也有因厌恶福利而反对民主的类似言论),就事实而言不能说他错。当然民主未必一定导致瑞典式的高福利,但民主制下不论高低,肯定会导致正福利,像我下面还要讲到的“负福利”,在民主国家肯定是没有的。社会保障在西方也几乎与市场机制一样历史悠久,绝不是有了苏联式国家才开始的。所谓罗斯福“学苏联”、奥巴马是“毛巴马”之类说法与1930年代有人说罗斯福学希特勒一样,都是反对福利国家的右派人士攻击之词,福利国家的拥护者从来竭力否认。这只能说是极权国家的“国家管制恶例”给反福利人士提供了借口,使人们对民主国家的干预也心生疑虑,因而阻碍了福利国家建设。怎能反过来以这些“泼脏水”之词来证明社会保障就是学的极权国家?

  恰恰相反,倒是今天中国正在出现的低保、全民医保和廉租房这类并非按特权身份分配、而就是面向贫弱者的福利制度,以及与过去的强制收容相反的、被描述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流浪者救济制度,才是我们改革前从未有过、如今向西方学来的东西。

  但是,这当然不是说西方就不可能“学中国”。相反,自由与福利尽管都很重要,但目前这场与西方民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相关的危机的确使人眼热中国:那里的马儿可以不跑,而民众还必须供之以山珍海味,就像方绍伟先生最近概括的:“好政府日子难过”,“坏政府日子好过”,不学中国这日子好像没法过?

  当然,这决不是向中国学“社会主义”。但“世界大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老实说,张五常这话不是一点谱都没有。上海的李巨廉教授最近戏言:1949年“社会主义救中国”;1978年“资本主义救中国”,1989年“中国救社会主义”,2008年“中国救资本主义”。这最后一句其实就是:中国的“专政”可以免除“民主给资本主义带来的麻烦”。如果美国真的学中国,废弃民主,铁腕治民,右手取消福利:看你还敢消费?左手取消自由:看你还能消费?如此,美国人的“消费狂”症将立马消失。而美国的汽车企业不是因为“他们工人有力量”而陷入困境吗?跟咱学!取消了工会自治和罢工权利,工人只会自杀但绝不会闹事:谁闹事谁就是“破坏招商引资”,“专政”侍候!这一下,企业还不立刻就恢复了血汗工厂的“竞争力”!

  但是美国人能愿意吗?!就算他们愿意,美国恢复血汗工厂来与我们竞争,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好处?我们会因美国如此向我们学习而感到很“光荣”吗?

  假如西方“学习中国”:关于“昂纳克寓言”

  说实话,中国无论政府还是民众倒确实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动机,因为我们的血汗工厂就是在别人学不来的条件下有了竞争力的。别人不学我们,我们尽管吃苦还能赚个“竞争力”和高增长,别人要学了我们,我们连这也赚不到,这苦可真是白吃了!

  我们并不愿意别人也这么干。但问题是全球化竞争中“劣币驱逐良币”的压力客观存在。民主国家民众并不是当代才想“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但只有中国这个特大型的冤大头可供他们透支后他们才被惯成了这样。“福利国家病”并非今天才有,但只有中国这个特大型国家发挥“低人权优势”后,娇生惯养的福利国家才真正遇到了过不去的坎。近来一些欧洲国家由于危机压力下出台减福利、限移民的改革引起政治动荡的现象,是否可以看到某种“中国化”的端倪呢?

  去年我曾跟德国朋友讲了个“昂纳克寓言”:东德前统治者假如没有遇到民主化,而是因羡慕“红磨坊”而放弃了乌托邦,在政治上保持柏林墙的情况下开放经济,用“专政”手段“招商引资”,把全东德变成个大号血汗工厂,那边的资本全给吸引过来,这边的廉价商品再覆盖过去。那时就不是东德的失业问题,而是西德的失业危机了!如果危机大爆发出了乱子,甚至东德统一了西德都不是绝无可能!即便不至如此,西德为了与东德竞争也必须学习“低人权”,实际上也就是被东德所“演变”。当然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而是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17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0世纪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专政资本主义”打败了“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你们东德人愿意看到这样的“胜利”吗?

  显然,尽管民主统一后东德由于变成了和西德大体一样的高工资高福利高人权国家,西部资本宁可不远万里投奔中国,也不愿去东德“剥削”那里的民众,致使如今一些东德人因制造业不振失业率高而颇有怨言–但是,我描述的那种“胜利”他们更不愿看到。尤其是如今怨言更多的东德左派,就更不能接受血汗工厂的“胜利”。而西德人不能接受就更不用说。所以那种“胜利”其实是双输之局–既是东西双输,也是左右(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民主派)双输。

  这与当年福格尔论证全美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有点类似:按他的逻辑,如果南方真独立了(也就是没有了与北方的经济一体化),那是不可能有效率的。但南北方经济一体化之下,北方却未必能靠“经济效率优势”改造南方(这是他真正的创见和引起争议之处)。甚至按他的“反事实推论”继续延伸的话,我们说北方反而会被南方所改造也说不定–如果北方资本大量南下(南方的奴隶受束缚,是无法大量北上的),而南方奴工制下廉价商品涌入北方,从而在北方引起大失业与混乱,那首先垮掉的可能倒是北方(如果不想垮掉就不得不向南方学习“低人权”,否则没法赢得这种条件下的“竞争”)。当然,如果北方真的垮掉,南方的“效率”也要完蛋,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优势,没了创新也就没了经济进步,包括南方奴工制可能引进北方技术创新导致的“效率”也就完蛋了。所以这样的“竞争”可能是双输之局。显然,福格尔认为是公正,而非效率,成为改造南方的动力。他实际上是以此证明南北战争的必要:只有北方通过战争强行改造了南方,解除了经济一体化下“低人权优势”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危险,北方的创新优势普及到全美,南北方的效率(当然还有公正)就都上去了。

  当然如果南方能够自己完成改造,那就是南北双方之幸,也不会有什么“南北战争”了。美国的历史没有那么幸运。但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应当能够避免当年“经济全美化”的旧辙,因为走出旧体制、改变“低人权”的动力就在于我们自己!

  假如中国学习西方:关于如何“反美”

  总之,在如今这种全球化互动中,他们向我们学“社会主义”是根本没影的事,他们向我们学“低人权”在逻辑上倒是有可能,但那对他们对我们都不是好事。那么,假如我们学他们呢?如果通过“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努力使我国的自由与福利都得到持续的进步,这实际上也就是上面讲的那种所谓与西方相反的“中国模式”的淡出和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

  问题是如今的“金融危机”出自美国,大家骂他还来不及呢,你反而要学他?!

  但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中美的“病”既然是两个极端,则他们的“病因”就是我们的“良药”,这又有何可怪?就像肥胖病人摄入热量太多,我们干瘦病人学习他们多摄入一点热量,不恰恰是对症下药吗?

  如果让欧洲、日本人学美国,那绝对是拆烂污。因为他们已经比较肥胖,当然不能愈发增肥!而我们摄入再多热量,离肥胖病还远着呢。别说什么“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得有20个地球”,其实谁都清楚,中国无论搞什么“主义”都不可能消费到那种程度。但是,改变一下我们只当苦力不消费的现状,不应该吗?咱们操心拉动“内需”已经十几年而苦无良策,美国的“内需”却旺盛得压都压不住。我们学学他那两下子,如何?

  有人说:美国人靠先透支后赖帐剥削全世界来维持其高消费,太缺德,我们不能学。这话很对。

  可是我们已经分析过:美国能够这么“缺德”一是靠美元霸权,别说我们,即便欧、日,没有这玩意也是想“学坏”都学不来的。即便就算我们建立了“人民币霸权”,像今天的美国一样,但是我们又上哪里去找另一个“中国”让我们透支呢?世界上“低人权国家”倒还有不少,可是都太小,供不起如此透支,否则美国也不会这么赖上咱们了!

  所以我们即便再学美国,也不可能去透支别人。但是美国要透支我们也就不行了。他们的“恶习”不就被制住了吗?

  如果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能积极参与“人权全球化”,无论是“左派人权观”主张的社会保障,还是“右派人权观”主张的经济自由,还是左右派共同主张的人权观强调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发展。左手争福利但决不压自由,右手争自由但决不压福利–这一套在西方导致了“自由福利双过分”的“反向尺蠖效应”,但在我们这里,这不恰恰能够消除导致我们“自由福利双不足”的尺蠖效应吗?有保障的人敢花钱,有自由的人会花钱,我们的“内需”还会是个问题?而可恶的美国人还能借我们如今对“外需”的依赖来“剥削”我们吗?今天很多人恨美国,但要说“反美”,这才是反到点子上了。这也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吧!

  然而,有些人提倡的“反美”却是另外的两种“反”法:

  或者坚持市场全球化但抵制所谓“西方人权标准”,继续坚持我们的“低人权优势”,继续凭借这个条件低消费高出口让别人透支,也就是继续玩现今的这种“Chimerica”游戏,甚至玩得更过火(否则补不了危机中暴露的美国窟窿)。那美国人恐怕会偷着乐呢!或者由于“反美”干脆连经济全球化也不跟他玩了,像以往的北朝鲜那样关闭国门。那美国人当然不乐意,问题是我们自己乐意吗?

  简单地说,就我们自己而言,出路在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开党禁、搞选举这些狭义的民主。我过去说过,宪政制度固然包含一系列规则,但其实质都是要使统治者权受限而责可问。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件件具体问题上未必激进、但却持续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包括具体的民生问题。通过在这些问题上“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逐步推进权责走向对应,也就是逐步走向民主化,消除“左手压自由,右手压福利”的尺蠖效应,产生“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的“反向尺蠖效应”。当然,这未必能够保证继续维持以往那种GDP的“奇迹”式增长,但那种增长本来就难以持续,我们完全可以在追求正常增长的同时通过“自由、福利双增加”实现消费率的提高,使国内的增长成果分享更为合理,国际的全球化进程更为健康。

  既学他们的自由主义,也学他们的“社会主义”

  自从美国实行反危机的国家干预政策以来,我们一些人突然感到很牛气:“现在美国也搞社会主义”了!但是我前面就讲过,要讲照顾穷人,要讲“他们工人有力量”,要讲福利国家和分配正义,甚至要讲对于“公有”财富(例如公共预算)公共性的保护,他们哪点不如我们?在左派看来美国也许不如欧洲(尤其是北欧),但是比起我们,何止“现在”?过去他们就一直比“负福利”的我国更“社会主义”!

  就以住房、医疗而论,改革前中国与美国这两个领域的“福利”覆盖率差不多,但是,覆盖的方向却相反:他们从最弱势者覆盖起,而我们从最强势者覆盖起,这两种“社会主义”能一样吗?

  因此在学习自由主义的同时,我们就不能学学他们的“社会主义”?

  最近建设部领导提出要推进廉租房建设,这就是向他们学习“社会主义”嘛。要知道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种制度。美国的住房福利与欧洲相比覆盖率是低的,只有10%。而我们过去哪有这种制度?改革前的“福利房”由“单位”按特权等级配给,农民没有份(但他们的“宅基地”却莫名其妙地被没收充了“公”),城市的“二轻企业”没有份,大中型国企工人名义上有份但也常常不落实,只有党政文教机关尤其头头是有保证的。这覆盖率也就是10%左右吧。但那些没有“单位”、因而也往往没有收入的可怜人,在他们那里正是住房福利首先要覆盖的对象,在我们这里却叫做“盲流”,要被警察抓起来的,他们自己搞个“窟”还被犁庭扫穴,还敢妄想什么福利房!现在建设部要搞针对穷人的廉租房了,还说“最后”也要考虑农民工的问题。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最后”是何时且不论,在仍然坚持南非式的“清除贫民窟”政策的情况下,就算到了“最后”,这廉租房让谁来申请呢?如果住在窝棚里不是要求廉租房的理由,而是被赶走、被“清除”的理由,难道让住豪宅的人申请廉租房?或者穷人尚未进城就预先给他们一套廉租房?或者不由申请,干脆抓人来住廉租房?

  医疗问题也是如此。大家知道发达国家福利有高低,所谓低福利就是只管最穷的人,其他人都不管,美国就是这样。所谓高福利就是福利覆盖率大,不那么穷的人也管。例如美国通常被认为是福利过低,政府提供的福利性医疗保障覆盖率比欧洲国家都小。它只覆盖两种人:一个是65岁以上老人,一个是保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两种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8%。这个制度确实有问题,但为什么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在民主框架下又那么难通过呢?很简单,就是因为美国原来那套制度已经解决了最弱势的18%的人的医疗,因此这18%的人并不支持奥巴马的医改,他们认为新增加一大笔开支会减弱国家将来为我们进一步搞福利的能力。而富人当然也不支持。很多反对美国医改的人最振振有辞的理由就是,没有医保的这一部分人是美国的次弱阶层,不是最弱的。明明买得起而你不愿买,让国家买单,让国家买单又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副作用,这是反对医改者的一个主要理由。

  美国的医疗制度的确有毛病,实际上高福利有高福利的毛病,低福利有低福利的毛病。但是在他们这些国家所谓低福利就只保最穷的,所谓高福利是指不那么穷也可以保。而我们呢?我们国家提供的福利性医疗覆盖率有多高?改革前不会比美国高,美国是18%,我们那时享有公费医疗的人有多少?至少在改革前应该说很少,农民没有,二轻企业没有。大中国企只是工人本身有,但家属没有,而且大家知道报销标准有非常大的差距。前卫生部副部长退休后说中国的公费医疗资金80%用在领导干部身上。你说这是低福利还是高福利呢?覆盖率并不高,但覆盖的方向和美国正好相反,不是覆盖最低的,而是覆盖最高层的,而且是从最高往下覆盖的。

  中国最近几年在医保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大家都知道现在农民也开始有医保了,这个新农合和以前人们津津乐道的文革合作医疗不一样,以前的合作医疗国家不买单的,现在的新农合是国家买单的。2007年时,江苏省的新农合是走在前头的。当时国家规定新农合的医疗基金要达到每人50元,江苏省就超额达到每人76元。4300万农民参加了新农合。但他们能使用的福利性医疗资源其实还是很少的。而享有全额公费医疗,也就是可以任意动用国库不管花多少钱国家都给你报的那部分人,主要是官员,当年只有14万人,享有的福利性医疗资源每人6千元,加上其他几个阶层,用基尼系数算一下,福利性医疗资源在江苏省分配的基尼系数是是0.7,而江苏省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不过0.4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二次分配以后江苏省的不公平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

  即使这样我仍然认为江苏省的医疗改革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原来农民医疗保障一点都没有,现在无论如何还给了他70块。从这个角度讲现在0.7的福利资源分配,负福利的成分比过去要小了,过去可能是0.8。现在中国的进步就在于负福利的程度在下降。但是即便离“零福利”也很有一段路,此后进入“正福利”了,才谈得上低福利还是高福利的问题。

  可见在我们这里,推进自由与推进福利绝不是矛盾的。当然,我们不能学到惯出了他们“恶习”的“自由福利双过分”的程度,但是要知道,我们离这种“双过分”有多远?

  就福利而言,美国“为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当然太过分了,但我们对“农民工”的住房不仅根本不承担责任,还要禁止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做法不改,就连廉租房也谈不到,何况谈“业主社会”?

  就自由而言,美国民营金融业的“过度创新”确实是要管管。可是我们对正常的民间金融、尤其是国有金融不过问的农村民间金融也不给生存空间,这不是另一极的“过分”吗?

  结论是两句话:

  要骂美国人的“恶习”,更要学美国人的民主。

  要维护中国人的权益,就要改革中国的体制。

  中国要崛起,“中国模式”不应崛起

  总之,现在有两种对中国未来的预言,我都不希望其变成现实:一种是中国崩溃论,说中国这样干下去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老实说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能量和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势头,如果中国崩溃,恐怕世界也要跟着崩溃。即使现在达不到这样的影响,将来也不能排除这种趋势。中国崩溃肯定不是中国的好事,但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好事。可是中国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维持“低人权优势”下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人透支的对象。这个优势有什么好?对世界不好,对中国人就真的好吗?我想只是对一些寡头好。

  所以,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完全是两回事。说中国崛起就会威胁世界,这样的“中国威胁论”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说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希望国民富强,即便并非站在中国利益的立场上,在今天“中国的崩溃”对世界的威胁肯定也比“中国的崛起”更大。

  但是“中国模式的崛起”如果意味着“低人权优势”在世界上风行起来,张五常先生说的那种“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真的成为现实,那决不是什么好事,即便从中华民族利益或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说也是如此。最简单的道理是:学习“低人权”与对华友好完全是两回事。正如学习了苏联的中国当年曾是苏联的敌人,学习了中国的越南曾与中国反目成仇,学习了越南的红色高棉更成为越南的死敌一样。

  所以,如果“对华友好”的意思是对我们的政府友好,那么学习“低人权”与对华友好也是两回事。而如果“对华友好”的意思是对我们的国民与同胞友好,那么学习“低人权”与对华友好就岂止是两回事,而且肯定是截然相反的两回事!把自己人当人的西方人曾经把我们不当人,因此激起了中国人的正义抗争。即便这样,他们“把自己人当人”这一点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相反,假如西方人也学会“把自己人不当人”了,他们难道还会把我们当人吗?

  无怪乎多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十分古怪:凡是我们认为的“友好国家”乃至“兄弟国家”,对我们的同胞–华人、华侨和华商大都态度很坏,而且似乎国家越“友好”,对我同胞越穷凶极恶!反之,我们当成敌人的那些国家,对华人、华侨与华商都很友好,而且似乎越是“国家的敌人”,对我们的同胞越好。就以东南亚为例。在这个素有排华虐华传统的区域,印尼、越、柬、缅、马,都曾有过那种纪录,只有泰国,对华人、华侨与华商应当说是最友善的。然而在改革前的年代,泰国曾是我们在东南亚的头号敌人,我当年在插队的那个山旮旯里也经常收听到“泰国革命之声”,这个在我国支持下设立于昆明的电台天天号召要推翻“他侬-巴博反动集团”(即泰国政府)。而我们称为“同志加兄弟”的某国,却对华人采取严厉的剥夺政策,而且早在与我们交恶之前好多年就已是如此。但是那还不是最糟。与号称是我们“毛主席的最好学生”的红色高棉相比,该国算客气的了。而红色高棉,对华人就不是什么剥夺而已了,而是屠杀与灭绝。而且红色高棉不仅屠杀一般华人,还尤其把我国在华人华侨中培养的“侨共”几乎斩尽杀绝!但就在这同时,红色高棉却是我国政府认为的第一号铁哥们,为了救它,我们简直不顾一切,甚至不惜与“同志加兄弟”的某国发生一场血战!

  今天我们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可是这种奇怪的“国际地位”似乎并未结束,君不见今天在工业化国家中,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善的是谁?不就是那个被我们视为“世界首恶”的国家么?比例如此少的华人却能进入社会主流,大批成为教授、科学家、高官等上层精英,这世界上还有哪里能够如此?就是同为民主国家的西欧各国也做不到,众所周知,那里的华人基本上只能做小生意、开餐馆等,很少有机会进入主流社会。我们不少朋友是那里的“名校优博”,却鲜能在那里的高校谋职。当然,西欧各国对华人华侨华商也还算不错的,这仅从我们经常报道我们的同胞在那里举行游行示威就可以看出–而在“友好”的缅甸,华人还敢示威?不“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烧高香了!那么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对华人华侨华商最恶劣的是谁?我想恐怕公认的就是俄罗斯了吧,那里不仅对我们同胞的刁难与勒索司空见惯,“灰色清关”、“新星号事件”那样的恶性事件也层出不穷。(不过与前述“更友好的”国家相比,应该承认俄罗斯仍然可以了,至少大规模排华屠华的事那里还没有过。)但是,奇怪的逻辑仍然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似乎是我国的“首恶”,次好的西欧算一般,而最糟的俄罗斯又是我们在同类国家中的最爱!

  换一种模式:争取中国国民的崛起

  怎么会有这么古怪的逻辑呢?我倒不是说对华人最好的国家就一定能与中国达到国家关系也最好。善于利用华人华侨华商的人力资源,与在国际政治及国家关系中跟中国竞争乃至对抗,也许不一定构成矛盾。也就是说,善待我们的同胞与公民也许并不是在政府层面与我国形成友好、亲密关系的充分条件。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前者肯定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善待我们同胞与公民的国家未必一定是我国的友好国家,但虐待、屠杀乃至大规模残杀我们同胞与公民的国家必定是我国的敌对国家,而绝不可能是什么“友好国家”–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搞外交真的是为了我们的“民族命运”,而不是仅仅为了皇上的面子。

  只有那种不是为国民办外交、而只是为皇上办“洋务”的体制,才会遵循这样的逻辑:只要恭维好了皇上,虐待几个草民算什么事?如果再殷勤些,奉承得皇上龙心大悦了,就是对吾华草民大开杀戒,皇上照样会青眼有加!

  我们当年和今天都在为中国的崛起而奋斗。但抚今追昔,我们所追求的到底应该是何种“崛起”?如果按上述那种逻辑我们“崛起”了,结果把那些我们讨厌的高人权国家(因而也是善待我们同胞的国家)成功地压了下去,而使那些我们喜欢的低人权国家(因而往往是虐待我同胞的国家)大行其道、越来越多,乃至遍布全球,等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之际,我们的同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立足之地吗?

  这样看来,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中华崛起呢?

  中国当然要崛起,但必须是换一种模式的崛起,而不能是现在这种“模式”的崛起!不要说我们今天只是GDP总量增长很快(还不知道能持续多久),人均水平还差的老远,就算人均GDP也上去了,甚至就是我们在军事上把人家打败了又怎么样呢?当年沙俄打败了拿破仑,俄军占领了巴黎。但是俄军中那些青年精英到那里一看:法国人生活得多么有尊严!而我们俄国人把自己当人了吗?于是胜利者羡慕失败者之余,回国后他们就成了开创俄国变革与自由之路的十二月党人!

  而我们离“俄国打败法国”那种状态还有多远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应该改变,改变老实说也很简单,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学习。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其实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主张。1949年以前共产党把那时的国有资产叫“官僚资本”,而私营企业叫做“民族资本”。“官僚资本”被列为罪恶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时的“国进民退”被共产党叫做“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所以让“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专利。

  至于说到福利国家,的确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国还远远没有到所谓的福利病那种程度。我觉得中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就是负福利现象。我们的福利和自由都应该更多,现在我们没资格讲什么福利国家病,首先把我们的负福利问题解决了再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权福利,但是老百姓的福利现在中国刚刚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应该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

  这里我要讲,这是责任,不是皇恩浩荡。福利国家和“皇恩国家”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那个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赐的,给了你要谢恩,不给你也不能跟他要的,这种状态一定要改变。像瑞典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包的,哪个瑞典人会因此高呼“万岁”,称颂“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经有右派政府不喜欢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因为这是国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应该的,不做就要被问责,所谓福利国家就是这个意思。

  瑞典式的福利水平我们中国现在显然还做不到(也有人说不该做,这姑且不论),但这种国民可以进行福利问责的机制并不是高福利国家才有,低福利的美国也一样是“只需问责,不必感恩”的。这样的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我们为什么就不该有?“只能感恩不许问责”也许就是中国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瑞典的独特“模式”吧,但凭这样的模式我们能走出“负福利”状态吗?

  至于自由应该增加就更不用讲了。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不断进步,中国与世界就有希望了。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2010年9月24日星期五

胡平:温家宝讲话是骗人的吗?

温家宝讲话引起热烈争论。有不少人说,温家宝讲话是欺骗,大家别上当。这种批评,意思很不清楚。按照这些人,我们怎么做才叫不上当呢?

所谓不上当,那意思大约就是:你温家宝说支持媒体刊登负面新闻,我们媒体人就是不刊登负面新闻,我们就是只刊登正面新闻;你温家宝呼吁民众监督政府,我们民众就是不监督政府。这种不上当,不是比上当还糟吗?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意见是提醒人们保持警惕,谨防温家宝学毛泽东57年反右那一套,搞“阳谋”,搞“引蛇出洞”。问题是,今天的中国和五十三年前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中共还会搞“引蛇出洞”吗?众所周知,六四之后这二十一年,当局的方针是“把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说,尽量不要蛇们从洞里爬出来,只要看到有蛇想出洞,就赶快把它赶回去。而“引蛇出洞”的意思则是尽量让蛇们出洞来,不肯出来的都要千方百计地把它们哄出来,最好全都引出来。这两者不是截然相反的么?今日中国,出洞的蛇已经不少了,共产党本来正发愁没法把它们全赶回洞里呢,它哪里还有闲情逸致把没出洞的蛇都引出来?以今日中国之民情,中共要是再搞一次引蛇出洞,岂不是引火烧身吗?

退一步讲,就算温家宝讲话不是出于真心,我们也可以借力使力,假戏真做,弄假成真。维权人士,尤其是维权律师,哪一个不是拿法律说事?抛弃了法律,他们还怎么说事?你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共产党的法律是假的,是骗人的吗?我要说的是,所谓假,所谓骗人,意思是共产党自己颁布的法律,共产党自己却不想真正遵守。我们把它当成真的,不是说共产党颁布这些法律是出自真心,而是因为这些法律本身是对的。我们正是要用我们的力量迫使共产党遵守。

我曾经指出:共产党的谎言有两种,有的谎言,共产党是希望我们信以为真。譬如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这种谎言,共产党就希望我们信以为真。但共产党还有一种谎言,这种谎言共产党是唯恐我们把它当真。譬如宪法中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条款,譬如禁止刑讯逼供一类的法律,共产党就唯恐我们把它当真。如果我们把它当真,共产党的日子就混不下去了。如果你根据共产党颁布这些法律不是出自真心这一条,你就不把它当真,你还自以为你识破了共军的奸计,其实正相反,你那才叫中了共军奸计呢。共产党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当然是句谎言;然而我们知道,在89年东欧剧变中,那里的人民喊出的一个最有力的口号就是——“我们就是人民!”

我们说,有了温家宝讲政治改革讲普世价值,别的人跟着讲风险就小了,敢讲的人就多了。毕竟,在任何国家中,勇士总是极少数;很多人确实只有等到风险较小时才敢发言。这是常人常情。既然温家宝先说了“政治改革好”,就能促使一些原先不敢说“政治改革好”的人也跟着说“政治改革好”,从而增加了“政治改革好”这种呼声的音量,那正说明温家宝的讲话有积极意义,那正说明我们应该欢迎温家宝的讲话。

有人说:不错,和中共高层其他人相比,温家宝确实显得比较温和开明;但唯其如此,所以他更有欺骗性。温家宝的讲话看上去很好,但实际上是画饼充饥,是烟幕弹,其作用在于麻痹人民斗志,引诱人民沉溺于幻想,消极等待,放弃抗争。

没有比这种批评更似是而非的了。按照这种批评,似乎是,很多正在抗争或准备抗争的人,一看到中共上层也有人在说政治改革了,于是就麻痹下来,放弃抗争,等着坐享其成了。实际情况正好是相反的嘛。对于那些正在抗争或准备抗争的人来说,如果他们看到上层也有人站出来呼吁政治改革,他们只会更振奋,只会干得更起劲。原先一些出于恐惧,出于沮丧而放弃抗争的人,此时也会投入抗争。毕竟,很多人在选择抗争或不抗争时,免不了要考虑成本与收益。如果投入抗争,风险很大,成功的希望又很小,他们就会选择不抗争。反过来,如果他们看到统治集团上层都有人公开站出来呼吁改革,这就减少了参加抗争的风险,增加了成功的希望,因此他们必然会更踊跃地参加抗争。回顾过去几次民运高潮,哪一次不是发生在上层比较温和开明的时候呢?

在今日中国,并不是上层显得温和开明,致使民间沉溺于幻想,故而放弃抗争。实际情况是反过来的。在今日中国,上层只有温家宝比较温和开明,胡锦涛则一如既往的僵硬,其余人更不足论。多数民众因为不大看得到希望,依然陷于恐惧与沮丧,所以才无所作为的。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更应该对温家宝讲话持正面评价。我们应该借着对温家宝讲话的讨论,进一步阐扬普世价值,拓展公共空间。我们不奢望出现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可以有所进展。

2010年9月23日星期四

张鹤慈:解读——温家宝: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民主的主要内涵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9月23日来稿)

在公开讲话中,不提共产党的温家宝,这次仍然没有提共产党,但提到了党。

但他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不一样,提到了党,不是强调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强调,共产党要在宪法和法律下,而不是在宪法和法律上。

【当然,中国要建立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所谓法治最重要的就是当一个政党执政以后,应该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党的意志和主张也要通过法定的程序来变为宪法和法律的条文,所以的组织都要符合宪法和法律下行动,这才叫依法治国。我以为做到这一点,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这是现代文明和现代政治所必须的,我们应该朝此而努力,谢谢

温家宝: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民主的主要内涵】

这段话,我的解读是,温家宝承认,今天的中国仍然不是民主,法制国家,共产党没有能够按照符合宪法和法律下行动的准则。

【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只能解读为温家宝承认今天的中共没有依法治国,没有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没有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

这些指控是很重的,之所以重,就是因为这是中国今天的真实情况。

那么,温家宝说的政治改革,就是要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下行动。就是要结束共产党的超越宪法和法律的一党专政。

【但是这是现代文明和现代政治所必须的,我们应该朝此而努力,】这里的我们应该,和朝此努力;仍然是承认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共,仍然没有达到现代文明和现代政治的基本标准。

这里的现代文明和现代政治的标准,就是温家宝一再强调的普世价值。

【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

【所谓法治最重要的就是当一个政党执政以后,应该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

两句话是看点

温家宝的个人品质和动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中国能够出现这样的声音。

张鹤慈23 9 10 墨尔本

温家宝: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民主的主要内涵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9月23日转载)

导言:美国当地时间9月2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纽约与美国华文媒体和港澳媒体负责人座谈,并回答了媒体负责人们的提问。在回答美国《侨报》总裁谢一宁关于如何理解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内在关系的问题时,温家宝总理再次强调,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取得彻底成功。温家宝同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使人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内涵。

凤凰卫视9月23日《大陆新闻》节目播出“温家宝: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民主的主要内涵”,以下为文字实录:

谢一宁(美国《侨报》总裁):我是美国《侨报》的。

温家宝(中国国务院总理):谢一宁,《侨报》的,《侨报》一共印多少份?

谢一宁:大概我们是在美国有3个印刷点,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我们有日报、周报,这三个地方来讲,我们的印刷量大概是在十万份左右,《侨报》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正好20年了,从一开始,一直致力于说能够搭建两座桥,把这个作为我们的宗旨,一座是沟通中美之间的桥梁,一座是沟通海外华人跟他们祖籍国之间的桥梁。所以在这几十年里边,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我们在比较准确的报道中国的信息这方面,应该是说做出了一些工作,也得到了读者的一些认同。

所以今天我请教总理的问题,基本上也围绕着中美两国之间的。延续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经济上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刚才讲到了可能超过日本,经济总量成为第二。但与此相伴随的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一种戒心,我想请教总理,中国如何应对这样一种局面,特别是在新世纪里边处理好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如何建立互信;与此相关联的是我们注意到总理最近有几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想请教总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如何理解政治体制改革跟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内在关系?

温家宝:中国的发展西方一些国家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戒备心理,所谓中国威胁论就是一个代表。我这次在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主要是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发展不会影响任何国家,也不会干涉任何国家,更不会威胁任何国家。所谓国强必霸在中国绝不会出现,何况我们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同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发展的自身需要是分不开的。

大家知道600多年前的郑和,郑和航海南过马六甲,西到好望角,带去的都是丝绸、茶叶和友谊,没有占过一寸土地,包括像澳大利亚那时还没有开垦的地方。鸦片战争以后,实际上是由于满清的衰败,遭到了列强对中国的分割,我们才沦为一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所以我一直懂得一个道理,就是一定要平等地对待那些平等对待我们的民族,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因此我们对外奉行的原则最基本的就是互信尊重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中国的所作所为,应该让各国放心,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不仅今天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曾经讲过,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也不会彻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就是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就是要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们能够更好的发挥独立精神和创造思维,就是要使人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应该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内涵。

当然,中国要建立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所谓法治最重要的就是当一个政党执政以后,应该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党的意志和主张也要通过法定的程序来变为宪法和法律的条文,所以的组织都要符合宪法和法律下行动,这才叫依法治国。我以为做到这一点,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这是现代文明和现代政治所必须的,我们应该朝此而努力,谢谢。

来源:凤凰卫视

陈有西:中国官员为什么愿意选择自杀而不愿意接受审判——兼答张友明律师

(定稿,转贴请按此更新)

陈有西

昨天(9月22日)中秋节,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了《祭兆洪》后,资深刑事律师张友明在其新浪博客中转发了祭文并加了如下按语:

浙江省高院童副院长投环自尽之际,我就想到陈有西。我知道他们应该曾经同事过,他应该对童副院长有所熟悉,如果不避嫌疑,他应该表达自己的情绪或看法。

中国的反腐的动机自然是正义的,对此我从来举双手赞成,但中国的反腐衍生的异态也是有目共睹的。反腐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加上人事制度、考核制度与办案者个人的政治前途、生活待遇息息相关,导致很多冤案的发生,对此我想陈有西更是十分清楚。

围绕着童副院长的死,尽管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甚至最终也不会有真正的结论,但一时间纷纷扬扬的猜疑必定让死者的身后人更难以面对(这一点是最为可怕的,甚至童副院长在下定决心的时候恐怕也未必想到这一层的可怕),因此,对童副院长的一般情形进行直观的表述或许便有必要——尽管这或许并不能说明相关事实的全部真相,甚至还有可能被认为为文者有别的动机,但陈有西还是做到了一个同事、知情者、局外人或许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

当然,陈有西毕竟还是有深切的文学情节的,他的一句“有几人想到今天这个中秋节,他的家人会是在如何的绝望和悲凉中度过?”让人不禁唏嘘叹惋。我虽俗人,但尊重最普通的人性,所以我在昨天转载按语中还真的就说到了这一点——我绝对同情他的家人和所有真正关心爱护他的人。

能够抛开所有的权谋观念和不去担心本来不必要担心的猜疑,陈有西好样的,在此我要为陈有西真诚喝彩!

他的按语引起了我的进一步思考。其实,我同兆洪尚没有深交,只是对他的从政经历比较了解。能够在这敏感时期公开写此祭文,也可以看出我无嫌需避。其实兆洪之死,触动了我十多年中对那么多中国官员的自杀,而且都死后成谜,死后“被抑郁”的思考,觉得这种轮徊,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后面还会有多少官员,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去一了百了。因为今年以来,无论是人数,还是频度,都已经是大大加速了。官员自杀已经不是新闻,新的祭品还会不断产生。兆洪我对他有所了解,又是发生在身边杭州,使这种景像一下子明晰起来,一下子再触动了我的更多的思绪。

中国当前的官员非正常死亡后,这样的后事处理方法已经是常见的,而且已经十多年一贯制了:

1、媒体都报导为抑郁症,因为这个理由各方都比较好接受,逝者也希望各方这样去理解;

2、民间一概解读为贪腐,已经无须另外解释,潜台词比官方报道更让人作为结论相信,已经没有人相信官方的公开报道;

3、每一次事件都会进一步挑起民众的更大的仇官心理,导致更大的失望,吊起更大的胃口:希望有更大的官自杀,被捕;

4、侦查者、民间舆情,都认为这是逝者为保护利益链和家人的一种方式,牺牲自己保全了别人,甚至是别的贪官;

5、死者的、死者家属的好的一面,悲剧的一面,有可能被冤的一面,没有人去关注,“一死否百善”,一死,这个人就是完全坏的,一无可取的。“自绝于人民”的文革式结论,现在是完全继承的。选择这种死亡,往往就是否定了自己的一生;

6、这种死亡,在当前中国往往结束一切原因的追查,事件真相往往永远进入历史的黑洞。

7、大量这样的事件出现,让官场更加互相冷漠和自利。他们知道从政是残酷的,是现世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人一走茶就凉的。所谓的一年一月的政声的积累,都是毫无价值的。因此,官员越来越功利,越来越看眼前政绩,越来越看短平快提拨,越来越短期行为。我走之后,哪管你洪水滔天。

8、在这样的反腐败模式下,所有官员都是胆小如鼠,再不敢负责和独立承担责任,再不敢为了干事业和申张正义而去得罪他人树敌。因为干事越多的人,大刀阔斧往前冲的人,是不大保守自己后方的,肯定漏洞多,肯定矛盾对立面多,政敌也会更多,越会受到举报。而举报多了,只要被纪委“双规”,这个人肯定完了,法院审不审判已经没有意义,律师辩不辩护也没有意义,现在几乎没有净身出来恢复名誉的。不如什么都不表态、什么都不干的太平官、笑脸对人一团和气的庸官更安全。因此中国现在的官员害怕纪委和检察院如同孙子,纪委一个电话就会出逃,就会自杀。平时则官场一团和气,虚假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在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得点好处,“平安着陆”。国家危亡、人民苦难,是不会去关心的。庸官昏官于是越来越多,干练有魄力的官员越来越少,整个国家机器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现在的中国官场其实已经是病入膏盲。

9、专权之下,法制化反腐越来越衰竭。《刑事诉讼法》越来越被被搁置和破坏,官方相信,包括现在最应讲法的检察院也相信,按现在的刑事诉讼程序,不可能破案,需要用纪委的不受刑诉法制约的办法才有用。所有指使这样做的有权官员,对法律程序都是不相信的,对法庭审判也是不相信的,对律师作用都是不相信的。我已经不至一次听到反贪局长、检察长、纪委的高官说,现在的县长、县委书记,只让我审个五天五夜,查个十来天,没有一个是不够判的。对自己队伍的怀疑和不信任,已经比百姓还不如。他们更相信内部的单方面的汇报,相信内部的批示。

这样的人,等到他自己一犯事,一被“双规”,他知道即使有冤,法庭也不可能为他查明真相、澄清事实,请律师辩护只是演戏,多化冤枉钱,象刘方仁说的:我是党的人,怎么能够请律师同党对抗?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他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根本不知道现代法制理念是怎么一回事,根本不知道律师辩护对司法公正的重要作用,自己先“自宫”了。他们即使知道有冤,也觉得不如冤枉承认还可能判轻一点。如果请了律师一辩,态度就不好了,就会重判了。好多检察官和纪委人员,就是这样“教育”被告人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自己出事后都是这样看待法院和律师的。所以他们出事后,根本不想请律师,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法庭审判完全是虚假的,请律师不过是过个程序,是根本没有用的,判决方案早就讨论好了。他们在台上时就是这么干的。从来没有真正把法律当回事。法院如果不按他们的批示办,这些法院院长是不想当了。他们对中国的法制是完全不相信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位高权重的人,越是了解中国司法内幕的人,对得到公正审判的期望值更会是零。他们越会选择自杀,来一了百了。可以避免侦查中的被折磨和屈辱,避免害了家人,避免害了亲属,避免害了朋友(中国受贿案纪委、检察院抓证人几乎已经是百分之百,有经济来往的朋友无一可以幸免),同时还可以包住赃款,保住其他的贪腐同僚和上级,讨个口碑,博个感恩,图个回报,为自己走后,将来家属能够有一个相对较好的生存环境。

10、所以,中国的有问题的官员,一旦事发,只要稍有勇气,都会选择自杀,而不愿接受公开审判。因为我们的审判已经太虚假了,太坚持不了公平正义了。权力人在决定抓人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内部定局。不是中国的法院、法官都是聋子瞎子,真的查不明案情真相,真的发现不了冤案,而是在法官大面积腐败的中国现实环境下,法官自己都有尾巴,是“维吾尔的姑娘辫子多”,经不起查,他们是被“反腐败”绑架的,他们不敢得罪纪委和检察院,根本不敢坚守司法公正,根据事实和证据来判案。他们只有迁就这些机构的要求,明明有冤也要作有罪判掉,牺牲个案的公平正义,牺牲被告个人的后半生,来维护威权人物和“国家机关”的威信。

这就是一些明显的冤案,法院查明了,也不敢依法无罪判决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今天的刑事律师,被完全去功能化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的法院会这样不顾事实,同纪委、检察院穿一条裤子,一起对付律师和被告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的律师,会不断被打压贬低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的真正敢辩的律师,都没有好下场的原因;这就是大量“浆糊律师”、“配合律师”、“勾兑律师”如鱼得水,反而受到官方褒扬的原因;这就是今日中国大量冤案会连续不断产生的原因。

因为如果法院、法官敢不按纪委、检察的意见办事,他们随便找个抽斗里的早就收到的检举书、控告书,就可以到法院去抓法官。而且往往一查一个准。在中国这种反腐败模式下,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审判,“三权分立制约”的理论问题,谈都不用谈,只要“权力反腐”模式不改变,中国不实行“法制反腐”,就算有了“三权分立”,法院也会是软骨头,同样是烂泥巴糊不上墻,也同样是这个下场。

11、可悲的是,这是一个“蛇头尾自相食”的定律。一直在坚持、鼓吹这种“有效的反腐模式”的有权人物,往往自己也是这种模式的牺牲品。已经有不少纪委官员、检察长、反贪局长同样受到了这种模式的报应。我已经为这样的官员辩护过不少。而有的,也是选择了直接自杀。因为他们自己太明白法庭审判的虚假了。一旦权力的角逐,已经注定自己“要进去”了,他会选择自行了断,而不会选择上法庭接受审判。

基于此,他们有问题后,为了“不进去”,会调动一切权力因素自保,会拉帮结派,会你好我好,会寻求权力线上的保护伞,会用金钱拉同行下水一起贪,结成团伙互相保护,会用更多的金钱去买通上级巩固自己的官位和权势。等到这一切完成,他的腐败经过,其实也完成了。原本一个有抱负想干事的好官,这时候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庸官、贪官、眼前只有自身利益的寄生虫官。

明白了这些平常无人点破,其实官场、特别是司法界官场人人都知道的潜规则,我们就知道,中国的以纪委主导的封闭的不受《刑诉法》制约的反腐败模式,其实已经走到尽头。只会越反越腐败,同时也是一种会真正搞垮共产党干部队伍的一种反腐败模式。

说出这一点,其实对纪委、检察院干部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权力反腐”大网之下,无人能够幸免这一新的“血酬定律”。纪委干部、检察院干部,同样难以逃脱。中国已经有检察长、反贪局长自杀的实例了。因为按照政治学原理,一个权势日盛而没有制约的权力,封闭的不受公众监督制约的权力,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温床。享有查与不查、抓与不抓巨大自由裁量权的权力,是最容易产生权力寻租的渊薮。纪委、检察院的腐败绝不比法院好到哪里去。只是他们有权查别人,别人无权查他而已。

中国只有回归“法制反腐”,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真正发挥检察院的独立检察作用,坚持公开的司法程序,坚持公开的舆论监督,坚持人民选官,坚持公民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坚持法院的依法独立审判功能,坚持听取律师的理性分析和抗辩,中国司法才能回归理性,才能真正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切,都必须立即启动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实现。也只有这样,在中国当官,才是安全的。官员外逃、官员自杀、人民仇官、官官自危的现象,才能真正改变。

2010.09.23

中国街头运动兴起:“我们是有勇敢的、可能的”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荷兰国际广播电台 更新时间:9/23/2010



中国博客们挖掘事实真相并传播于网络间,希望以此拨乱反正—这在中国并不罕见,这些博客们的勇气也可见一斑。但越来越多的维权者将斗争从网络搬到街头,直接面对社会的不公。

见证这一转折点的是4月16日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级法院门口的游行反抗。2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维权人士来到福州,为被警方掩盖起来的一位女子的死因申诉,为因替她打抱不平而被逮捕的三名网友主持公道。

其中一名是福州的游精佑,他在此次事件中的前后经历最近被纪录片制作人何杨拍成纪录片《赫索格的日子》。游精佑在当地一家国企工作,他崇拜贝娄小说中《赫索格》中的标题人物好打抱不平的性格。因此在网络上他也以赫索格自称。

质疑的声音

在影片中,受害女子的母亲说,女儿在2008年2月被包括警方在内的一群人集体强奸致死,但法医检查却并未将其身上的伤痕、以及她子宫肿大等状况写进报告中。她怀疑警方刻意掩盖事实真相。

当游精佑看到网上一篇关于这位母亲的文章后,技术出身的他决定将她的质疑拍成视频,并传播到网上。“我觉得当事人的声音需要被听到。”游精佑告诉记者。

两周之内,福州警方便找到游精佑的单位,以协助调查为名将其逮捕,并控告他涉嫌犯罪和诽谤诬陷。

游精佑起初对法院抱有希望,相信法律的判断是公正的,能替他洗清罪名。但在庭审时,当地警方先是阻止游精佑的律师上庭,之后在法庭上,法官也不给律师发言的机会。“我一到法院,便意识到法庭的功能已经不存在了,法庭已经被阉割。”游精佑说。他最终被判一年监禁,其他两名牵涉其中的网友也各自被判一年及两年监禁。

街头运动

在庭审期间,网友在福州市马尾法庭外组织了示威游行。何杨告诉记者:“当时几乎所有著名的中国维权人士都到场了。”他们要求释放三名无辜的网友,他们高唱《国际歌》,并与阻挡他们靠近法庭的警方正面抗争。其中有人还将全过程拍摄下来。

“4·16事件标志着中国维权运动从线上走到线下。当局要控制线上的维权运动十分简单。但走上街头就打击了当局的软肋。”何杨说,“在这之后,街头运动成了一种流行。譬如说,今年6月16日在北京,许多网友也上王府井大街上游行,阻止警察非法拘押倪玉兰律师。”

何杨表示,这些街头维权运动表现出中国人是有勇敢的可能的。“以前我们都不敢想象街头运动,因为我们都活在政治恐惧之中,活在政权所施加的阴影之下。但我们意识到,妥协便是配合政权的为所欲为。我们所需要的是将当局推回到法律的底线,不让他们无限度跨越于法律之上。”

不再畏惧

然而当局从未停止过对维权人士的恐吓。今年7月4日游精佑被释放后,福州警方以“交通肇事”为由询问前来接他出狱的私家车车主—游精佑的家人,为其家人制造紧张气氛。游本人也被单位开除,因为“国企必须开除任何有刑事记录的员工”。

何杨表示,当局十分关注维权人士的经济来源。“他们以为控制了收入来源,便能控制我们的活动。”

对于游精佑而言,独立思考、为他人提供维权建议已经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实我并不是什么维权人士,我有的只不过是正常的公民意识。但在一个公民权益经常受侵害的社会里,具有公民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自然而然成了维权人士。”游精佑说。

三味书屋周末讲座(2010年9月23日)于建嵘

三味书屋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nweiblog

http://sanweiblog.blog.sohu.com/

朋友们:因中秋假期调休,原定于9月25日(周六)下午三点的讲座调为9月23日(周四)下午三点,欢迎参加!并祝中秋快乐!


三味书屋邀请您参加新一期周末讲座!

主讲人:于建嵘先生

讲题: 《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

时间:  2010年9月23日(周四) 15:00―17:30

地点:  三味书屋(西单民族宫对面)

主办:  三味书屋


主讲人简介

于建嵘先生, 生于1962年,湖南衡阳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等。曾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过学术交流。

于建嵘先生长期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并力图加以理论建构,研究涉及三农与农村改革问题、底层工人维权、信访制度、群体性事件与社会抗争等诸多领域,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身体力行,注重实证分析,深入到社会实践的第一线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研,诸如安源工人群体、上访者群体等,获得第一手资料;研究成果为学术界所关注,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于建嵘先生的新著《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2010年8月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于建嵘先生近十多年最重要的科研成果,也是学术界对当前中国的社会危机最深入的分析,此次讲座暨该书首发式。


主要著作:

《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变话:引导舆论新方式》,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年版

《漂移的社会:农民工张全收和他的事业》,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

《农民组织与新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

《中国农民问题硏究资料汇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

《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版

《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内容安排:

1. 于建嵘先生演讲约1.5个小时

2. 提问、交流约1小时

3. 仅收茶资 20元/人,凭学生证(硕、博除外)免费。

联系电话:6601 3204  (12:30 pm――9:00 pm)

乘车提示:乘1、4路公交车和地铁可在西单或复兴门站下车;西单下车,沿长安街向西过西单十字路口后,向西约300米路南(路北是民族宫);复兴门下车,沿长安街向东约400米(佟麟阁路口);乘7、10、15、37、205、626路公交车在民族宫站下车即可。

如果您不想再次收到此通知邮件,请回复本邮件告知。给您带来不便,我们表示歉意!

2010年9月22日星期三

郭老学徒:亡国之福

1

当麦克阿瑟将军的座机降落在东京机场,当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走出飞机踏上日本的土地,尽管他没有穿军装,也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更没有举行什么入城式阅兵式,但这一刻,1945年8月30日下午2时5分,对于7000万日本人来说,依然是前所未有的恐怖和残酷,亡国,亡国,亡国,终于变成现实了。

2

日本人从来没有做过亡国奴,甚至日本本土从来都没有被异族占领过。1274年和1281年,强大的不可一世的蒙古大军曾经两次进犯日本,但都被神奇的海风挡住了。

但是,自从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造访日本以来,自从西方人向日本人展示了“西方那一套”的强大以来,日本人,尤其是精英之士,意识到亡国的危险就在身边了。从那以后,他们一直恐惧着防范着“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人的入侵,竭尽全力避免亡国噩梦变成现实。为此,他们发起了明治维新,搞起了开放改革;他们奋发图强,扩张国力;他们还把防御的心理边界和现实边界一再外延,不惜发动侵略战争,不惜先下手为强挑起世界大战。然而,在付出了七十多年的努力之后,在付出了惨痛的血腥的代价之后,在把日本的城市变成了焦土瓦砾之后,还是没有挡住亡国这一天的到来。

日本终于亡国了。

3

没有料到的是,绝大多数日本人完完全全没有料到的是,亡国给日本带来的不是千百万人头落地,不是受几茬苦遭几茬罪,不是被欺凌被压迫被宰割,而是,而是,而是,前所未有的幸福。

亡国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4

我们来看看,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占领军当局在占领日本之后都做了什么,在征服的土地上,在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国土上,胜利的征服者们究竟做了些什么。

(1)还是在飞往日本的飞机上,也就是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就向他的幕僚们谈起了他统治日本的设想,归纳为两个要点:

第一点:铲除日本文化和行为中对外侵略的因素;

第二点:促进民主在日本成长。

(2)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后,下令释放了被日本政府长期关押的包括许多共产党人在内的政治犯,一贯反共的美国人解放了身陷囹圄的共产主义者。1945年10月,这些出狱的共产主义者合法地组建了日本共产党。

(3)1945年8月25日,美国占领军允许日本妇女建立自己的组织;9月,公布了给予日本妇女选举地位的法案;12月17日,日本妇女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

(4)1945年10月11日,麦克阿瑟发布公告,解除了对报纸的禁令,日本实现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麦克阿瑟在公告中还特别指出:要实现宪政体制自由化,要解放妇女,鼓励成立劳工组织,学校实行更自由的教育,实行经济制度民主化。

(5)1945年12月22日,颁布了《工会法》,工人阶级真正地拥有了自己的组织。1946年9月27日,颁布《劳动关系调整法》,其中包括禁止企业开除或歧视罢工工人的条款。1947年9月1日,颁布了《劳动基准法》,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长劳动时间。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占领者们却真正地从法律上保障劳动者的利益,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真是不可思议呀。

(6)1945年冬1946年,美国紧急运送粮食、奶粉和肉类给日本。

(7)1946年2月3日,麦克阿瑟指示盟军总部起草日本宪法样本。美国政府早在1945年9月给麦克阿瑟下达的制定宪法的准则是:日本政府必须绝对由全体选民授权并对全体选民负责。5月3日盟军提交了宪法草案。10月7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宪法。11月3日,天皇颁布新宪法。这是一个由占领者由外国人由敌人由西方人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按照西方那一套强加给习惯于东方这一套的被占领者的宪法,但却是给被征服民族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民主自由法治的宪法,带来了和平繁荣昌盛的宪法,带来了幸福的宪法。

“麦克阿瑟”宪法强调了日本人的基本公民权利,把这些权利视为“天赋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加以保障。这些权利包括:选举权;集会与出版自由;没有律师的即时介入,任何人都不得被逮捕定罪;保障人民居住安全,禁止无端的搜查与剥夺等。

当时,除了日本共产党,所有的日本政党都赞成新宪法。

(8)1946年10月21日,国会通过《土地改革法案》。日本政府购买了所有外在地主的土地和在乡地主的多余土地,再把土地转卖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对没有钱买地的农民,政府给予抵押贷款。一夜之间,不流一滴血,不杀一个人,所有的无地农民都获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

(9)1947年3月31日,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宣布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尊重个人尊严,努力培养人们热爱真理与和平。”教育的另一个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国家,为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作出贡献。”日本的学校不再被政府所控制,而是由公众选举的教育委员会管理。选择教师、课本和设定课程完全由民间自主决定。

(10)美国占领军当局是1952年归政于日本政府的。这亡国的7年,彻底地改变了日本的发展途径,把国家主权从专制者那里转移到了日本人民手里,引发了日本的根本性的进步,把日本引上了康庄大道。十几年后,日本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国家繁荣,人民富裕,社会稳定。

顺便说明,美国占领军当局并没有花费日本纳税人的钱,他们的花销是由美国纳税人买单的。

5

为什么亡国会带来人民的福祉?

因为,所亡之国是专制之国,是少数人垄断权力剥夺多数人权利与利益之国。由于征服者来自文明的民主国家,他们带给占领地人民的是保障所有人权利的价值观和秩序,所以,必然推动社会进步。

当野蛮征服文明的时候,带来的必然是灾难。当野蛮征服野蛮的时候,延续或者加深的依旧是灾难。而当文明征服野蛮的时候,带来的则是进步。

当文明的民主战胜野蛮的专制时,带来的是民主的进步。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战后的历史,东欧国家战后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http://www.blogchina.com/201010301033517.html

http://www.hlbrdaily.com.cn/news/64/2010-9-22/51912.html

徐友渔:缺失的其实是常识

文章来源:爱思想 更新时间:9/22/2010

人们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但笔者认为以前也许是,而现在,分明是道德真空之地。

揭发批评官员被判诽谤罪

8月上旬有一则报道说,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规定,诽谤案批捕须报上级审批,不能把对干部的批评视为诽谤罪,紧跟着有媒体大声叫好支持。我对此的第一反应是感到惶然和滑稽,在现代,有最初浅的生活经验或法理知识的人都知道,批评干部和政府当然没有犯诽谤罪,这一点需要最高检察院作出规定,对此规定欢呼,恐怕是中国人不正常,这个社会不正常。

记得几年前某地教育局出台中小学教师职业守则,其中规定教师不得强奸女学生,人们哗然:难道不作此规定,教师还可以强奸女学生,难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都不管用,还需要这样一个具体规定?类似地,难道“禁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费到国外旅游”、“对疑犯不刑讯逼供”不是不言而喻的道理,还需要三令五申?

但就是可悲,常识不再三重申,废话不一说再说还真是不行,甚至说了也不起作用。今年4月,福建省某法院判决3网民因诽谤罪获刑,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把一离奇死亡女青年的母亲的上访材料整理发送到互连网上,该位母亲指控当地执法官员与案件有牵连。

中国人判断不了什么算剽窃

再举一个刚发生在知识界的例子。几个月之前有一位教授揭发另一位教授出版的博士论文有剽窃,在学界引发轩然大波,至今仍聚讼纷纭。争论相持不下的焦点之一,是力挺被揭发者的一派指责说,揭露剽窃是假,思想文化立场的派别之争、党同伐异才是真。

这就怪了。设想一下,有个顾客走出超市时被人举报偷了东西,并指明他的购物推车中有几件物品是购物小票上没有登记打印的。这时候最简单、最合适的做法是什么?常识告诉我们,应该检验举报者说的是不是事实,既然他已经指出哪几件物品为购物小票上没有,那就核实一下得了,看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如果这时候被揭发者的亲戚朋友一拥而上,乱七八糟地声称此人是民主党,彼人是共和党,抓小偷实属阴谋,我们该作何感想?还有人说,博士论文写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中国学术界还没有清晰的剽窃标准。这同样奇怪,中国的80年代又不是处于原始共产主义,这相当于说,中国人在80年代分不清什么是偷窃,80年代偷东西不算偷。

当前,中国知识界的道德水准和智力水准就是如此。为什么要害怕常识,为什么要与常识为敌?为什么捍卫常识的人争得那么艰苦,为什么常识不能作为我们判断是非的简单明快的标准?

重申和捍卫常识是必须的

今日中国有那么多不公道的事情发生,如果没有呐喊,没有抗议,这将是一个犬儒主义的、可耻的社会。但在想说的冲动之后,我往往不知道说什么,因为该说的是那么简单,任何人本该早就明白。把理所当然早该明白的道理煞有介事地重说一遍,既是对别人的冒犯,也是对自己的贬抑:难道我们真是什么道理都不懂,难道我们找不到重要的、有新意的话可说?

我沉默了好久,现在终于发现,就是需要重复常识,就是需要灌输常理。并不是简单的道理就容易做到,不说,不坚持,人们的精神会往下滑,以至于没有止境。“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需要说,“不掺假造假”、“奶粉里不准放毒”需要说,“不以权谋私”和“不仗势欺人”也需要说。人们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以前也许是,而现在,分明是道德真空之地。中国的道德和文化重建,需要从确认和重申常识常理开始。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度,在古代有指鹿为马的事情发生,在当代有人为说出常识献出生命。在中国,常识并不受尊重,因此它还需要我们说出来,大声地说,理直气壮地说,不知疲倦地说。

2010年9月20日星期一

中国对颜色革命做出的反应:积极进行的调适性威权主义

[译者] 中国对颜色革命做出的反应:积极进行的调适性威权主义
freeman 2010年9月20日 下午1:37
回复: xiaoma6666@gmail.com
收件人: yyyyiiii@googlegroups.com

中国对颜色革命做出的反应
积极进行的调适性威权主义

China’s Reaction to the Colored Revolutions
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Full Swing

作者:Titus C. Chen(陈至洁)

译者:@jiangge09、@hsinwang1982

@Ytblf、@Freeman7777

除非特别注明,译者遵守CC协议2.5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作者介绍: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政治系博士、国立政治大学国关中心中国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

本文提供了一种诠释主义-结构主义的说明去分析中国的党国对于2005年—2007年颜色革命的认知以及做出的政策调适。中国领导人以及当权派知识分子(established intellectuals)把颜色革命理解为欧亚大陆发生的一系列传染性的以及不具合法性的政治变迁,他们认为颜色革命是由三股主要力量所引发的:激烈的国内民怨,被反对派所利用的选举政治以及西方势力出于地缘—战略利益进行的干涉 。这种对于颜色革命的认知和解读,增强了中共政权内部对外患的集体意识,并促使中共政权采取措施去强化其强制性能力。结果,中共加强了对于自由派媒体和批判性媒体、政治行动主义(political activism)、公民权利倡议以及中西民间交流的控制。中国国家对于颜色革命做出的政策调适为其长期的威权发展主义(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的模式提供了明证。

摘要
导言
中国对颜色革命的解读及政策建言
国内不满:不平等、腐败以及“民族—地区”分化
为反对派所利用的选举政治
西方力量公开与非公开的干涉
党国反击
收紧控制:颜色革命之前所进行的政治和社会-经济转型
提升政权一致性的程度
加强和扩大政权能力的范围
政策结果:实施低强度的强制措施
结论

导言

中国的威权知识分子和现任统治者把颜色革命理解为欧亚大陆发生的一系列传染性的以及不具合法性的政治变迁,认为颜色革命是由三股主要力量所引发的:激烈的国内民怨,被反对派所利用的选举政治以及西方势力(尤其是美国)出于地缘—战略利益进行的干涉。由于中国党国体制的结构性弱点与那些被推翻的欧亚大陆的政体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当权派分析家发出警告,认为由颜色革命产生的震波很可能会影响到中国自身政治秩序的前景。由此引发的时刻警惕的集体意识促使北京领导人寻求并借鉴从受到影响的后列宁主义政权习得的“教训”,并以先发制人的措施去解决察觉到的威胁——这些措施会巩固他们的权力延长他们的任期。

回头来看,胡锦涛主席甚至早在颜色革命开始之前就已经从其前任江泽民秉持的自由化路线(译注:主要是经济领域)转向了。胡政府过去一直都在坚持安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收紧政策。他在政府资助的智库和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僚机构的支持者,利用2004-2005年的颜色革命使已经存在的强硬路线趋势合法化,并赋予其实质措施。中国的因应策略跟Beissinger所谓的“精英学习模式”(“elite learning model”)非常之接近,试图以带有调适性威权主义(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特征的做法来挫败颜色革命的扩散和复制。1

本文由两大部分组成。我首先调查了由中国当权派专家做出的局势分析和相应的政策建言。作为国家资助的政策研究研究机构的成员,他们构成了一个精英知识社群(elite epistemic community),并且他们的出版物凸显了对党所认可的秩序和独裁稳定性的强烈认同。这些专家提到了政治不稳定的三项相互关联的来源,以此来说明颜色革命:国内民众对于社会欠发展的民怨,官员腐败,种族、族群和区域差距;主要由不满的年轻人所组成的网络化的抗议运动,他们的作为受到了先前周边国家成功的反对派运动的激励,并且对那种反对运动进行了模仿;西方势力,尤其是美国实施的公开和暗中的干涉,这种干预为发生颜色革命国家的本土反威权反对派提供了政治和后勤方面的支援。

在对这种诊断的每项组成元素进行调查之后,我会对当权派专家们提出的相应的对策做一番讨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些专家运用了从受到冲击的后列宁主义政权中学习到的“教训”。他们的目的是要去防止任何由国内煽动的或外国制造的颜色革命在中国重演。一方面,中国的学者确认了中国威权发展主义模式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他们敦促党国对于新闻界和媒体的报道内容和活动范围保持有效控制,去坚定地遏制非共产党员的政治活动人士和公共利益倡议者的活动以及众多复杂和难以预料的后果,并对中西民间交流的程度和幅度都加以限制。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采纳了由Steven Levitsky和Lucan A. Way所设计的分析框架去描绘由于官方对于政权身处威胁之中的集体焦虑与日俱增,从而采取的党国的因应措施。Levitsky 和Way把强制性能力凸显为一种复合的结构性因素,该因素在很大意义上决定了现任独裁者在遭遇到外部民主化压力之后的存活率。他们对于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巩固和韧性的研究并不仅仅与颜色革命直接相关,在概念上也为封闭独裁政体的研究提供了创见,而中国就是封闭独裁政体的一个主要的例子。2

这个部分所展现出的多种消息来源显示,在意识到党国机关的组织萎缩 、官僚机关干部之中的廉洁度不断下滑之后 ,中国领导层着手采取政权振兴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在颜色革命发生前就已开始这样做。颜色革命并不是党发动这些措施的全部理由,但是它们的确在中国现任统治者中产生了一种集体警觉,放大了已经在进行的改革努力的重要性并确认了在强度和广度上推行这种努力的必要性。党国体制建构和意识形态设防的努力增强了党国的强制性能力,导致了Levitsky和Way所谓的低强度强制(low-intensity coercion)这样一种后果。例如,党国增加了对于自由派和批判性媒体、政治和法律行动主义、公民权利倡议以及中西民间网络的控制。也就是说,颜色革命成了辩解并逐步升高国家对大众抗议的潜在来源强加限制的借口。

中国对颜色革命的解读及政策建言

从2004年12月开始,随着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在乌克兰首都基辅(Kiev)戏剧性地全面展开,隶属于中共智库及国家媒体的中国学者们注意到民众抗议运动在欧亚大陆个别国家所展现出的几个不同寻常的特征,这些特征随后被归入“颜色革命”(范畴)。胡锦涛指示中共研究机构及智库对这些发生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非常规政治变革的前因后果进行研究分析。3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及数家省级社科院——这些机构作为官方智库,承担着为党和政府提供咨询及政策设计的职能——于2005年向美国及颜色革命影响国派出数个事实调查团,探寻颜色革命的起因、过程及结果。4 公开资料证实,在2004至2006年,全国性的、多部门参与的关于颜色革命的会议至少举办了7次,其后至少编辑出版了3本书籍。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共检索出60篇直接论述颜色革命的论文,这些文章均发表在2005年至2008年的中国核心学术期刊上。

对这7次知名会议的组织者的进一步观察,为以下问题提供了若干线索:即中共党国体制的哪些部门对颜色革命的潜在影响表示关注。位于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心(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Issues)相继于2004年12月底和2005年7月举办了两次研讨会。由于与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及中共宣传部的密切隶属关系,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着中共宣传和审查系统的利益并为其服务。

与此同时,中国教育部下属的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f Social Sciences)相继于2005年4月及2006年4月举办了3次(关于颜色革命的)跨部门会议,其中2005年4月举办了2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于1986年成立,其职责是进一步发展中共主导的马克思主义诠释(体系),并决定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正式课程设置,上述职能定位使该中心成为中共党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把关者及主要利益攸关方。

此外,中国国家安全部赞助设立的官方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于2005年5月组织举办了一次关于颜色革命的论坛。最后一次会议是2006年5月在浙江杭州召开的一次以“和谐社会与国内安全”为主题的研讨会,由浙江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Zhejiang Provincial Public Security Academy)及中国公安大学主办。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展示国内安全机构的研究成果及政策建言,其发布的会议纪要明白无误地将颜色革命作为筹办此次会议的主要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公安部下属的国内安全保卫局(Bureau of Internal Security Protection)对此次浙江会议提供了赞助,并且中国国内安全研究协会(China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Internal Security)随后成立,以便为那些将国内稳定与国际问题相联系的研究项目提供支持。

上述考察表明,中国对颜色革命的研究被那些隶属于宣传/审查部门、官方意识形态系统以及党国安全机构的当权派学者(establishment scholars)所主导。5 作为一个虽然与党国暴力机器地位不对等但却具有共生关系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当权派学者群体形成了一个经过精心筛选的认知共同体,其成员分享着这样一种基础认知,那就是对秩序和稳定(order and stability)推崇备至。6 在这里,秩序呈现为一整套中国政治体制的组织原则,而稳定则指称某种社会运行态势,该态势为这种特定秩序的保持及再生提供了空间。换句话说,中国关于颜色革命的绝大多数研究与布莱斯(Mark Blyth)关于情势判断的描述——尤以“地方性观念”(“locally-generated ideas”)的论断著称——相吻合。比如,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对“秩序和稳定”真理般的坚守,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中特指采取发展主义取向的中共政权独裁统治的维系。7

尽管对颜色革命成因的复杂性有所强调,但中国当权派学者们断言颜色革命受到三方面主要因素的鼓动:强烈的国内不满、反对势力可资利用的选举政治以及西方国家为了各自地缘战略利益所进行的干涉。针对各个因素,中国(当权派)学者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言,以防止颜色革命动摇中共的独裁统治。首先,对中共领导层优先发展经济而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英明,他们近乎一致地表示拥护,并且鼓动党国强化对诸如官员腐败及不断扩大的不平等鸿沟等弊端的应对。另一方面,中国(当权派)学者强烈要求党国对中共党外政治活动及人权活动家、新闻出版的内容和渠道以及中西方公民社会网络进行有效控制。

国内不满:不平等、腐败以及“民族—地区”分化

国内不满因素尤其受到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Fudan University’s Center for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Studies)学者的关注,该研究机构的核心成员与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关系密切。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赵华胜于2005年4月发表了一篇关于颜色革命的分析文章,被认为是中国学术界在此方面的开山之作。赵最早提出,当前的颜色革命应当被认为是“第二次革命”,也即对1990年代导致社会主义政权终结的“第一次革命”的深化和延续。8 赵并不像其大多数中国同行那样,对那些欧亚国家反对派领导人宣称的对自由主义民主的追求进行嘲笑和贬低。相反,他指出在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破坏性政治变革的诸多诱因中,公众对社会经济落后的不满是最为决定性的因素。9

持续贫困以及经济停滞是上述三个后列宁主义国家持续存在的问题。在1990年代初的转型期间,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率以及生活标准遭遇了“雪崩式的倒退”。虽然三国的经济逐步恢复,赵以及其他持相同看法的分析家仍然认为,这些国家在颜色革命前夕的经济成就仍然无法与各自在苏联解体前的经济水平相比。(三国内部)贫富悬殊巨大,民众不满情绪被弥漫于整个官僚系统的、导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冲突不断加剧的花样繁多的官员腐败——如不加掩饰的裙带关系、大肆挪用公款、猖獗的偏袒徇私、权力寻租以及收受贿赂——所进一步强化,所有这些都使落后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10 统治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政治信任的崩溃为政治激进化及不稳定奠定了基础,而这又为外来者的寻机插手和干涉打开了大门。11 赵总结道:“贫穷、两极分化、腐败以及不公构成了颜色革命在前苏联地区扩散的社会背景。”12

赵进一步论证道,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官僚行为不端与“民族—地区”分化相互交织,这种分化在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历程中尤为明显。考虑到“亲西方的反对联盟受到西乌克兰人的绝对支持,而大多数东乌克兰人则赞同亲俄阵营”这一事实,他认为,乌克兰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便是上述“民族—地区”断裂的喧嚣呈现。13 同样的“民族—地区”分化也可能存在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北部和南部之间,这种分化再一次显著地决定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面貌,并进而成为2005年郁金香革命(Tulip Revolution)的先兆。14 赵和持相同看法的学者在其论证中并未对引发公众不满的其他因素加以排除,如美国的干涉。然而,他们提醒读者:“根本来说,美国自身并未创造“颜色革命”,这些“革命”的成功也并非完全由于美国的认同和支持。”15 国内因素,他们声称,才是远远(超过其他因素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虽然赵华胜是最早对颜色革命进行分析的少数学者之一,但他将国内不平等和腐败视为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却并非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大多数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倾向于将公众不满视为次要因素,并且几乎排他性地对每一次颜色革命中外来者阴谋干涉的重要性加以强调。虽然源于经济的公众不满在其政策建言中占有一定比重,但这些中国专家们指出欧亚国家的经济落后应归因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于1990年代纷纷实行的受到西方国家促动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16 剧烈的经济结构重组导致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并引入了市场机制,同时推进的政治体制重组粉碎了一党统治并最终从形式上确立起西方式的选举民主。

与此相反,这些中国分析家声称,中国自1978年以来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战略本质上是温和的、渐进主义的,并且在范围上更加专注、易于控制。一方面,他们论证道,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并未追随所谓的“休克疗法”,这一疗法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提倡,试图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对整个经济秩序进行革新。虽然中国对私人经济活动进行了合法化并引入了市场机制,但党国在推行经济自由化方面遵行一种逐个的、逐部门推进的方式。另一方面,中国(当权派)学者指出,中共党国体制坚定而有效地抵制住了“盲目照搬”(blindly copying)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模式及西方政治制度的诱惑和压力,这些模式和制度使更为广泛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得以合法化。17 中国当权派分析人士宣称,东亚及欧亚国家最近的遭遇表明,在增强经济实力、提升生活水平的同时有效维持党所界定的秩序和稳定方面,中国的道路是更为成功的。他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偏离这一道路。18

除了主张继续推进经济发展并抵制政治自由化之外,当权派学者们进而催促政府通过给予财富再分配和社会正义以更大的关注度来强化中共政权在公众中的合法性,因为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不仅在国家宏观层面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及贸易的繁荣,而且在社会和个人层面引发了持续扩大的不平等及日益上升的不满情绪。当权派学者们认为中国社会当前正在经历一个微妙的不稳定阶段,在这一时期,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激化了社会分层,并加重了公众的挫折感。官员腐败及渎职只是进一步增进了社会不满。19

因此,当权派学者们建议,中共政权应该超越以执政业绩为基础的(政权)合法性解读,进而将社会公正议题纳入决策考量。要维系党所界定的秩序,就必须这样做。20 毕竟,他们继续论证道,合法性是有条件地建立在社会承认和认同基础之上的,尤其是那些在市场经济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社会经济群体,如工人和农民,他们的认同更加重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家们将强化反腐措施放在了显要位置。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及吉尔吉斯斯坦,无所不在的官员腐败将经济成果挥霍一空并使经济复苏前景黯淡,致使统治阶层的经济利益与公众利益进一步疏离,进而激起社会怨愤及政治不稳定。同样地,过去十年间中国愈演愈烈的官员腐败在全国范围内引燃了群体性抗议和骚乱,使腐败成为当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中一个最具破坏性和腐蚀性的因素。因此,中国当权派学者总结道,当前秩序和稳定能否存续取决于中共有没有决心通过调查的、刑罚的及预防性的措施对各类官员腐败进行严厉打击。21

为反对派所利用的选举政治

除了社会-经济原因,中国的当权派学者也对颜色革命各国国内反对派所采取的策略十分关注。一般来讲,这些依附于党国宣传与审查体制的学者所感兴趣的,是各国反对派运动如何通过挑起并利用选举舞弊指控的争论来激发民众不满并发动起大规模的街头抗议。

已故前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国有新闻媒体新华社的资深记者刘洪潮认为,颜色革命不能用“通过选举实现的民主变革”来定义,因为在各个案例中,反对派的领导人都将选举结果视作舞弊而拒绝承认。相反,他将颜色革命定义为由反对派政党在大选失败后所发动的一种非常规的权力斗争,其明确意图在于通过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来获取政权。22 同样,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张中云教授也认为,所有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都有一个相对强大的国内反对派,他们在本国有历史根基、民众支持、更完善的组织以及得到广泛宣传的领导层。23

刘洪潮和他的同事们强调了街头抗议的破坏性。他们描述了政治反对派是如何通过放大对选举舞弊的指控来发动起街头抗议的浪潮,并最终推翻不受欢迎的领导人及其政府,如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格鲁吉亚的谢瓦尔德纳泽以及乌克兰的库奇马。24 有趣的是,这些学者讽刺性地指出,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正是由于建立了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才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这些制度包括多党竞争制及分权制,而正是这些制度使民众动员合法化并削弱了政府的特权。25

此外,刘洪潮与他的同事们将“所谓的新闻自由”指为引起政治失序的另一个罪魁。26 未经审查的国内自由媒体与不受阻碍的西方广播电视网变成了政治反对派的喉舌,他们一方面批评官员腐败、社会不公、经济落后以及贫困,另一方面宣扬反对派的行动纲领并塑造反对派领导者的正面形象。其结果就是社会不满空前高涨,而公众对政权更迭的预期也随之高涨。27

中国当权派学者不仅从反对派的角度对选举政治的效应进行观察,还从当权领导层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根据中国分析家的研究,在每一次成功的颜色革命中,与反对派积极进取、协调一致的运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权派的反应总是充满了误判、动摇与内部分裂。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系的马越舟教授指出,塞尔维亚武装力量与国内安全机关公开的不服从与倒戈是在二〇〇〇年十月压倒米洛舍维奇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28 该系的另一名教授王东迎指出最终导致格鲁吉亚的谢瓦尔德纳泽政府于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垮台的一系列事件与塞尔维亚的情形大体相同:格鲁吉亚政府之所以在镇压大规模抗议示威方面表现出致命的优柔寡断,是由于军方高级将领在紧要关头拒绝为谢瓦尔德纳泽政府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法令背书。29 同样,新华社资深记者张崇防强调了乌克兰时任领导人的政策分歧,任期即将结束的总统库奇马曾试图寻求中间道路和政治妥协,而当时的总理——后来的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则鼓动政府对反对派闹事者进行镇压。30

如果颜色革命能够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与吉尔吉斯斯坦取得成功,那么它同样能在中国发生。经济表现与执政能力建设远不足以保持权力;中国的学者们认为,党也需要重新夺取意识形态的高地,并加强其社会-政治控制。一般来说,宣传/审查体制与人事体制下的学者们都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瓦解前的共通性所困扰:官方意识形态变得僵化,丧失了活力并屈服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理念。同样,官方施加的意识形态逐渐丧失对民众, 特别是年轻人的吸引力,这一点有力地解释了青年反对派运动在各颜色革命中所起到的首要作用。31 中国的意识形态学者因而强调了复苏马列主义研究的迫切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32 一种有适应性、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将会成为抵御理论困惑与精神污染的思想武器,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33

与此同时,当权派学者也提出了一种与之相一致的实际对策,其核心是维护中共一党专政。根据这些当权派学者的说法,导致欧亚国家领导人劫数难逃的无能及内部分歧应归因于他们丧失了指导性的意识形态。他们被外部灌输的自由主义宣传所迷惑,以至于会建立起竞争性的多党政治体制而“自掘坟墓”。这些当权派学者认为,颜色革命的启示就在于中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政治支配地位并坚决反对移植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即西方采取的所谓的和平演变。当权派学者们甚至呼吁重新倡导被长期忽视的四项基本原则,以突显党所强加的秩序与稳定之间先决的因果关系。34 一般来说,当权派学者都强调党对武装力量与国内安全机构的绝对掌控是其政治生存的生命线。

当权派学者们进一步论述道,意识形态的强化与政治支配的维持需要大众媒体的合作,以使亲政府的报道正当化并得到广泛传播。中国宣传部门的专家们目睹了各颜色革命国家自由化过程中发生的亲反对派媒体占据上风、政府来源的信息被边缘化的状况,震惊之余,他们明确提醒高层领导人正视这种致命的风险:一旦审查制度被取消,无限制的新闻自由就会发生作用并导致政权被推翻。举例来说,马越舟与张崇防总结了各国选举中西方媒体与反对派媒体所发挥的八种主要的颠覆性作用 :自由主义的民主的倡导者,煽动性信息的宣传者,谣言制造者,反对派领导人的形象塑造者,公众舆论的操纵者,大众传播的歪曲者,反政权示威活动的实时协调者,以及政治话语的垄断者。35 唐修哲暗示说,苏联宣传官员对自由主义的理想的同情与他们使审查制度自行终结的行为加速了苏联的解体。36 文有仁更惊呼道,“让出舆论阵地即是丢失政权的开始。”37

最后,亲政权的学者们建议党应当紧紧保持对“笔杆子”的控制,以阻止“资本主义因素与市场力量”动摇大众传媒的政治宣传。38 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敦促政府在宣传与新闻报道方面进行制度上的具体改革,将宣传工作转变为有效的公关活动,以确保政府信息在国内民众中的权威性并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他们更进一步建议党鼓励大众媒体发挥监督与咨询作用,使民众能够发泄怨气以缓和其与政权的对立。然而,他们也谨慎地提出,这种压力释放的功能必须由党控制在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当权派学者们敦促政府要更加注重传媒与新闻专业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以便在媒体行业培养出马列主义真正的信仰者与积极的捍卫者。39

西方力量公开与非公开的干涉

最后,中国绝大多数当权派学者都对外部支持尤其是美国的支持进行特别强调,将其视为颜色革命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他们的分析将这些政权的更迭视为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为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实施的大战略的一部分。40 他们认为华盛顿当局决心实现的两项优先战略就是遏制并进一步削弱俄罗斯,以及确保战略性资源的获取。41 欧亚结合部的重要地位因而变得更加显著,因为这一地区连结了南俄与石油储量丰富的中东。在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遭受了(针对多个目标)同步发生的恐怖袭击之后,又一个目标列入了美国外交议程:摧毁全球伊斯兰激进主义并阻止其死灰复燃。42 中国的安全问题专家认为,这样一来,美国的小布什政府就不得不在东欧与中亚地区扶植或寻找可靠的盟友。这一点,中国专家认为,构成了美国在这一地区进行干涉的政策依据。

中国(当权派)学者认为,由于美国的军事力量受到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场局部战争的掣肘,在欧亚地区进行武力干预就变得太过昂贵并且不可行。取而代之的做法是,美国发挥了它的软实力,采取了非暴力但却更加巧妙的策略使这一地区亲西方的政府得以建立并得到巩固,以将它们作为自己的战略前哨。43 中国的分析家们所共有的观点认为,美国在欧亚地区实现政权更迭是通过两种行动路线来实现的:制造国内不稳定与从外部强加干涉,这两种方式都具有公开的和隐秘的成分。

在国内不稳方面,中国的分析家们宣称,美国的政策是在欧亚地区国家的政体里植入“特洛伊木马”:美国国会拨出相当可观的款项来支持欧亚地区的示威活动,这一行动是从塞尔维亚开始的。美国政府不仅将这些资金分配给了国家机关,也分配给了众多非政府组织(NGOs),以支持自由主义的民主与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在这一地区扩展。44 中国学者认为,在公开的方面,美国政府、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以及总部位于美国的政治性的NGO通过各种交换项目将大量欧亚国家的政治与知识精英带到美国,培养他们对美国所主张的政治理想与体制优越性的认识,并在各个政体中扶植亲美势力;45 在隐秘的方面,他们宣称美国政府和那些政治性的NGO向它们认为值得投资的反对派运动提供资金援助、培训项目与后勤支持以实现该国的政权更迭。46 美国的外交与情报机关也积极参与推动欧亚各国异议组织之间的联网合作,以交流及丰富在动员与组织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方面的经验。47 各国本土的反对党在网络化及被赋权的基础上,再利用美国提供的资金及学到的技能去运营及操纵大众媒体,煽动起民众的不满,扰乱政治秩序,并最终掌握了权力 。48

在外部压力方面,美国被指称与其欧洲盟友及其控制下的国际组织一道,公开暗示除非亲北约的阵营被宣布获得选举胜利,否则选举结果在国际上将不予承认,通过这一方式来支持这一地区的本土反对派。49 在选举过后的阶段,美国通过质疑选举过程与选举结果并警告这些国家的政府不许使用武力镇压民众抗议的方式来施加压力。50 在塞尔维亚的案例中,中国专家认为,北约甚至在总统选举日当天在其近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来威吓当权的米洛舍维奇政府。51 根据这些中国学者的叙述,西方强加的国际压力直接导致了当权的各国政府的动摇与无作为,阻止了当权派对大规模抗议示威的镇压并最终推翻了他们的政权。最后,中国的安全问题专家断言,民主化只是美国掩盖其不可告人企图的烟幕弹:目的是通过使欧亚各国进一步西方化来确保美国永远维持霸主地位。52

可以预料到,中国的当权派学者倾向于将中共对公民组织的政策投射到他们对民主国家“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解中。这些当权派学者几乎总是在表述一种关于国家与公民社会间不对称关系的过度简化的观点,即一个强大专横的政权毋庸置疑会单方面地为公民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同时将自己的政策需要强加到这些组织头上并指导它们的运作。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公民组织由于其与国家机器的侍从主义关系(clientelist ties ),它们既不能独立于政府,也无法是非政府的。中国的当权派学者之所以对美国政府与位于美国的NGO不加区别,并将它们简单地视为一个实体的不同组成部分的观点,正是建立在这个假设前提之上。

这种对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解,使中国的安全问题专家们向政府建议削弱草根公民组织与跨国公民社会之间的可疑网络,特别是那些接受美国政府资助与后勤支持的NGO。中国官员与当权派学者坚持认为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NGO总是先通过引入表面上无害的项目,如帮助扶贫与发展初等教育,来赢得东道国的信任,而接下来就会逐步推进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按照这样的逻辑,他们将这些参与了政治变迁的国际NGO定义为民间的帮凶,或是经过伪装的阴谋破坏分子,它们配合本国政府来实施那些有破坏性的政权更迭计划。

因此,中国的当权派学者呼吁政府对在中国的外国公民组织进行全面调查并对它们的运作进行更有效的监管。他们呼吁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来应对这些潜在的,或是实际上已经具有破坏性的外国NGO。53 甚至还有亲政权的学者主张吸取那些成功阻止了颜色革命蔓延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如阿塞拜疆、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中国的当权派学者们建议所有这些国家的现任政府都应当采取强硬的干预手段来阻止西方政治性NGO的活动与渗透。54

党国反击

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探讨中国当权派学者对于颜色革命的解读以及他们提出的相应的对策,并不意味着证明了学者的理解与国家做出的反应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的关系。可以公开获得的材料并没有为佐证这一结论提供证据。55 相反,我的讨论揭露了中共政权的官方立场与中国当权派学者的正式陈述之间存在一种共生、互为主体的关系。虽然体制内的学者可以根据他们的分析,随意改进对策来调整那些维稳机制,但他们起码要正式、公开宣称自己认同党所认可的秩序。亲政权分析人士之中这种策略上的灵活性反映了中国领导人之间共同享有的信念,即尽管党所定义的秩序必须保持不变,但党所批准的维稳措施却可以根据动态的环境进行调整。

我采用了由Steven Levitsky和Lucan A. Way所设计的分析框架去检视中国党国在颜色革命之后执行的政权维稳措施。他们对于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所作的研究,试图对前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前独裁国家里所发生的民主化往往既不持久也得不到巩固做出解释。56 Levitsky和Way把竞争性威权政权界定为:

在正式的民主制度里,文官政权被普遍视为获得权力的主要途径,但是如果一个政权出现了舞弊、公民自由权受到了侵犯、国家和媒体资源被滥用以至于让竞争场域变得如此向当政者倾斜,那么这种政权就不能被称为民主政权。这些政权是竞争性的,民主制度在那种政权里并不是一种表面文章:反对派有着合法的渠道去真正地角逐(并且有时赢得了)权力;但它们也是威权主义的,在那种政权里反对派受到了一种极不平衡的、甚至是危险的环境的阻碍。竞争因此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公平的。57

通过清楚显示两组截然不同的自变量相对的因果解释价值,Levitsky 和Way解释了冷战后出现的竞争性威权主义的现象。一个变量覆盖了民主化压力的国际面向,另一个变量则解决了威权韧性的国内结构性方面。58 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讲,国内变量是最为重要的:政权能力(regime capacity)的范围和国内安全的凝聚力(cohesion of internal security)。它们衡量了任一给定的威权当政者用来挫败国际社会民主化压力方面的韧性和能力的组织性实力(organizational strength)。59 政权能力的范围指涉国家安全机构的有效覆盖范围,以及执政党的组织网络,例如军队、警察和准军事组织。内部安全的凝聚力意味着负责安全问题的人员和党的干部服从于现任独裁者。60 高凝聚力指涉这样一种状况,“即便作出了高度争议或非法的命令,现任统治者也可以抱有自信……认为该命令将得到全面有效地实施。负责安全问题的官员将服从行政命令去实施镇压,一般的士兵、警察以及官僚也将执行这些命令。”61 Levitsky和Way把国内结构性变量与国际变量合成在一起,来解释冷战后时代里正在进行民主化的国家的政权结果。62 他们指出,在国际压力虚弱以及国际联系稀疏的地方,民主化压力的结果将更可能视国内结构性变量(也就是当政者的威权能力)而定。

Steven Levitsky和Lucan A. Way的研究议程凸显了国内组织性决定因素的解释力。这些是与中国案例特别相关的,原因在于西方势力对于北京只有着相对低的影响力,并且他们与中国官僚机构和社会的联系也只是到最近才有所增加。下文将要提到的中国党国实际上采取的政权-维稳措施,证实了国内因素的重要性:中共政权发动了党内运动并实行了新的规则,声称运动的目标是要巩固和扩大其组织能力,以及加强安全机构和党组织内的凝聚力水准。所得到的政策结果便是Levitsky和Way界定的“低强度的强制”,即通过对各个维度摆脱党的束缚的政治行动主义进行不那么残酷但却系统性的控制来巩固政权所界定的秩序。

收紧控制:颜色革命之前所进行的政治和社会-经济转型

随着胡锦涛在2002年11月确保了中共总书记的位置,并在2003年3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2002-2003年期间进行的权力过渡迎来了新的领导层。胡锦涛继承的江泽民所留下的遗产是喜忧参半的:尽管有着高速发展的经济,但却也出现了不断拉大的社会不平等和猖獗的腐败。63 一个经济上加强但行政上碎片化以及专业上欠发展的政权,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为弱势劳工及农民提供充足的公共品(司法保护和社会保障)。64

中国的官僚体制在适应和规范市场机制上的无能加剧了伴随经济自由化而来的社会经济冲突,导致了纠纷、诉讼、抗议和骚乱的迅速增长。65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劳工案件中的劳资纠纷和争议也迅速增加。然而,权利意识的日益提升 和滞后的司法体系之间的不匹配导致了未解决的争端和不满公民在数量上不断增加——这为大众不满和社会动乱提供了一片沃土 。66 结果是,不仅纠纷和诉讼越积越多 ,民间上访以及反抗政府强制性(并且通常是滥权的)行为——诸如城市地区的房屋拆迁或农村地区过度征税——的大众抗争也日益飞涨

。67 不管工业—城市部门还是农业—农村部门都见证了被中国称之为“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68

面对动荡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藉由强调依法行政的必要性、提升行政管理专业化、处理干部腐败和解决地理上不同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中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胡锦涛政府展示了一种改革兼亲民的形象。69 2003年的两个知名度很高的事件——SARS的流行和一名大学生死于广州的警察拘留中心——引发了公民社会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共政权的不透明、不称职以及滥用职权的批评。70 虽然最高领导人对相关责任官员进行了降职(甚至定罪)并采用了新规则,但他们也同时注意到从经济自由化和社会多样化向群众发动的政治改革转变的潜在危险转型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微妙的社会政治稳定和蠢蠢欲动的司法行动主义的背景下,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进入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和当权派学者的视野。

随着乌克兰的政治动荡在2004年12月推翻了库奇马政府,被中国领导人视为不详情景的一个受到鼓舞的国内公民社会与西方追求政治变迁机构之间的勾结合作似乎是真实而迫在眉睫的。官方对于政权不安全感的认知引发了中国国内治理和外交政策决策的调整。警戒的逻辑在中国现任统治者中得到了支持,导致党国加强了意识形态强化运动,并且加重了对自由派媒体、政治行动主义、公共利益倡议以及中西民间合作的限制。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与由体制内分析专家推动的对策几乎是一致的:支持党所认可的秩序但同时调整秩序-维稳措施。颜色革命并没有直接引发党国在2004年后出台的所有政权-维稳措施。相反,颜色革命的爆发和扩散给中国政权里的强硬派及时带来了一种正当性以确认已经做出的限制性努力是势在必行的。同样,在中国领导人很快注意到颜色革命的发展之后,对这些安全措施的执行变得更为专断、持续和系统性。简而言之,中国当权者利用其对颜色革命的恐惧来为其事先规划的强硬措施辩护并赋予其正当性,进而以一种事后回溯的方式将这些措施与颜色革命关联在一起。

本节的其余部分检视了中国党国在颜色革命之后所进行的任务,那些任务企图加强政权在作为方面的一致性水平,并扩大政权的管制范围。这项政策的结果是出现了低强度的强制(low-intensity coercion)局面:从2005年底到2007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政府日益 以霸道方式对待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时期,其表现便是国家对于媒体和公民自由的干涉不断上升,对于中西民间交流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以及以危害国家机密为由所实施的逮捕和起诉大量增加。

提升政权一致性的程度

根据Levitsky和Way的结构主义的框架,我认为中国先发制人的措施包括了两个方面,即:内部安全体系的凝聚力和政权能力的范围,这意味着要去限制西方对北京的影响力,并把中西民间的联系置于严密检查之下。通过发动一波新的意识形态灌输运动以及增加国内安全机构的预算支出,中共中央领导层在其组织架构内提升了凝聚力。几乎同时,颜色革命直接导致了中国党国在两个方面加强和扩大了管理能力的范围:对新闻和媒体的管理及对公民社会的控制。虽然党所发动的意识形态设防运动是预先规划和安排的,并且其执行先于颜色革命的发生——并且公开获得到的文件和访谈不足以证明颜色革命和日益增加的国内安全开支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性关系——但毫无疑问,由于颜色革命的发生,这些运动的执行被合法化和强化了。此外,意识形态运动和日益增加的内部安全开支明确强化了国家对于媒体和公民社会的干预及控制,从而导致了低强度的强制局面。

为了意识形态设防所采取的政权内部运动

Levitsky和Way指出,威权当政者在其统治架构内透过物质的、关系的(家庭或族群)以及观念性的手段来改善官僚凝聚力和纪律。中国的情况证实了他们的见解。在2004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要求广大党员加强党的永久执政能力。71 全会公报认为,党的执政能力建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基础之上,并誓言要“坚决把握舆论方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72 继全会公报的指示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展开了积极的全党运动,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73 中共中央组织部2004年10月1日设立了先进性教育办公室,以协调和监督随后开展的全国范围的意识形态运动。74

先进性运动持续了18个月,从2005年1月开始到2006年6月结束。该运动要求全体党员要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前任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75 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总体目标之下,这个运动的目的有四个方面:提高党员的思想素质、恢复党的基层组织、服务群众、促进政府工作。76 该运动的筹备阶段,与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以及乌克兰的橙色革命重叠,而它的初始阶段,则正值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虽然颜色革命毫无疑问是在中国最高领导层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先进性运动之后才爆的,但各种消息来源均指出,在这些前社会主义欧亚国家发生的非常规的政治变迁,证明了中国的宣传系统的有效性,并导致了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强化和严厉实施。77

除了意识形态设防动作以外,党的宣传系统还利用先进性运动去污蔑国内外追求政治自由化的努力。他们再次重申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体系不适合中国当前的国情,并提醒干部:某些西方民主国家干预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倾向——尤其是美国——“妄图” 将自身的政治制度移植到发展中国家。78 正如胡锦涛公开宣布的那样,“历史表明,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会把中国带往一条‘死胡同’”。79 沈大伟的研究表明,最高领导层以及中共政治局常委以缜密和坚决的方式去执行先进性运动。这场运动并没有像以前的意识形态运动那样很快沦为形式主义且缺乏持久影响。相反,“保先运动”从一开始就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两个方面被赋予了伟大的意义。最高领导层将这场运动当作确保党继续执政伟大努力的最为重要组成部分来加以执行。在“保先运动”的三个阶段里,党员被要求每周都参加强制性的学习班,熟悉高层意识形态专家精心挑选的宣传材料,并要成员反映意识形态成果和工作质量。80 尤其是,“保先运动”还坚决地在高等教育机构和媒体从业人员当中进行。 经常听到北京的教授抱怨他们被要求参加每个学习会议并亲笔撰写自我批评的文章。

在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强化运动之外,中共领导层还从最近全球政权更迭事件如颜色革命中吸取“教训” ,极力向国内安全官员灌输警惕任何颠覆企图的意识。2008年6月19日,在中央政法委(CCPCPLAC)的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发布了6集、每集时长120分钟的纪录片《颜色革命的警告》,该纪录片的内容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前的一项多年研究为基础。(这部)迷你系列纪录片的首批观众是负责国内安全机关(警察、检察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的高级官员(省级和部级),这些人被召集到中央党校参加一个由中央政法委举办的意识形态学习研讨会。中共领导层要求将该纪录片在整个政府架构内进行发放,要求每位国内安全部门的成员不仅看完整个系列的纪录片,还要撰写个人观后感。81

增加国内安全的开支

除了意识形态强化,Levitsky和Way还提到威权当政者通过恩庇的方式来提升官僚凝聚力水准以及纪律,例如,授予负责安全问题的人员以及内部圈子的人以物质报酬。关于国内安全经费的中国官方统计数字证实了这一见解,这反映在后颜色革命(2005—2007年)期间用于国内安全的庞大政府开支上。表1出了2002——2007年政府的总体开支(OG)以及政府在国内安全方面的开支(IS),后一个类别进一步细分为两个子类:用于警察、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PPJ)的开支;以及用于武警的开支(PAP,相当于国家宪兵)。从2003年起,每笔开支后都附有当年开支的年度同比增幅,见圆括号内。而在2004—2006年财政年度期间,每年的国内安全开支增长率滞后于政府总开支的增长率,在2007财年政府总开支比2006年同比增长23%以上,而国内安全开支比上年增长了36%。同样,在2007年,政府用于警察、检察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的开支迅速增长(增幅

约为60%),而政府用于人民武装警察的年度开支增长了近51%。

表1 用于国内安全力量的政府年度开支及其增长率(单位:亿人民币)

年度

政府总体开支(OG)

国内安全开支(IS)

公检法开支(PPJ)

武警开支(AP)

2002

18903.64

1348.98

1101.57

247.41

2003

21715.25

(14.87%)

1565.54

(16.05%)

1301.33

(18.13%)

264.21

(6.79%)

2004

26396.47

(21.56%)

1835.15

(17.22%)

1548.06

(18.96%)

287.09

(8.66%)

2005

33930.28

(28.54)

2179.86

(18.78%)

1852.89

(19.69%)

326.87

(13.86%)

2006

40422.73

(19.13%)

2562.26

(17.54%)

2174.23

(17.34%)

388.03

(18.71%)

2007

49781.35

(23.15%)

3486.16

(36.06%)

2900.99

(60.34%)

585.17

(50.81%)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国家统计局,1994-2008),

www.stats.gov.cn/english/statisticaldata/yearlydata/#.

从公开流通的资料判断,很难直接以及单独将日益增长的国内安全开支归结为是由于颜色革命才导致的,因为飙升的群众抗议以及日益邻近的奥运会等其他因素可能综合在一起促使中国政府在国家强制性机构上进行了累加投资。

尽管如此,颜色革命毫无疑问使人了解了中共内部国内安全体系的声音,也使威权统治者强化(国内)安全控制的呼吁比以往更具说服力,并明显地加剧了2005后的国家强制性限制。

加强和扩大政权能力的范围

除了透过意识形态设防和恩庇国内安全官僚机构来提升政权凝聚力,中国的威权当政者还通过加强政权对于媒体、公民社会以及中西民间交流项目控制的能力和范围,来适应颜色革命所引发的可感知的政权威胁。

收紧对新闻和媒体管理的控制

最为明显的扩大政权控制范围的制度性措施发生在大众传媒领域,因为中共领导人争相重申党对于大众媒体的网点和内容的控制。被中国媒体从业人员称为小阳春的时期过去了——那是一个以放松媒体审查著称的短暂时期,其出现的原因是政府由于2003年对SARS传染病疫情掩盖和处理不当而在全国范围内招致的批评。2005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GAPP)发布了一项指令规定,只有国家授权的记者才可以从事新闻采访和新闻编辑工作,从而压缩了独立记者活动的空间。82 2005年2月,国家广播、电影和电视总局(State Administration of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SARFT)发布了2005年宣传工作要点,要求媒体从业人员自觉抵制危害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83 图书出版商、媒体从业人员和新闻以及期刊出版者同样在2005年被告知要支持党的意识形态要点。84

除了外部强加的纪律,中国政权还强调了记者的自我审查和自愿性的合作。2006年4月,半官方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All China Journalists Association)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宣布记者要拒绝西方(亦即,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理想,并重申了对国家许可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忠诚。85 与此同时,政府当时正在强化对于互联网内容的控制。14家主要的中国互联网门户网站 宣布他们资源与政府合作去过滤掉社会和政治上不适合的信息,并要传播国家认可的政治话语。他们宣布要与政府进行自愿性的合作,很快就被其他主要的互联网企业所仿效。86

加强对非政府网络的监督

用来加强和扩大政权能力范围的其他主要任务是中国政府加强了对中国公民社会与中西民间合作的监督。颜色革命发生之后,北京加强了对国内公民社会(包括非营利组织,私人基金会和专业协会)的既有管理方式。更重要的是,新的一套规章被制定出来,目的是要加强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的监督和检查。

登记和管理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非营利组织条例),是由中国民政部(MOCA)在1998年10月发布的,该规定将所有登记在册的非政府组织,不管是中国背景还是外国背景,都放置在两个官僚机构的行政管辖之下。87 1999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NPO法人登记规则),详细的列举了非营利组织登记注册的要求和程序。 2004年3月国务院进一步颁布了基金会管理规定,其内容明显地与NPO管理的两套规则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规定表明北京意识到了公民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出现以及对于公民社会组织有着大量的社会需求,即使这些规定构成了重大的官僚障碍,使私人非政府组织受挫于(与那些国家支持的,或党下属的群众组织恰恰相反)申请并获得合法注册的地位。88

直到2005年,中国政府都是以宽松和区域差异的方式来实施这些登记。制度障碍导致大量私人非政府组织要么登记为非营利性(因此纳税)实体,要么就保持未经注册的状态(因此在中国背景下非法的组织)。89 与此同时,年检和随机审计,如上面提到的法规规定的那样,未能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因此,北京并没有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和发展态势上收集到可靠的统计资料。这种由于四分五裂的监管方式所导致的(对NGO组织)的无意忽视在2005年初期以后遭遇了(官方)日益提升的警觉。90 在观察到颜色革命期间地方非政府组织及其西方赞助者无论是在塑造公众舆论还是组织抗争性示威方面所显示的强大影响力之后,中国政府决心加强其对公民社会组织的管理。

2005年3月,中国民政部发布了民间非营利性组织年检指示(以下简称年检指示),在6月开始生效。从那时起,中国民政部更一致地对合法注册的非政府组织进行了年检。政府尤其要重视非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以及与西方基金会的联系。紧缩政策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对中国民间组织发展所做的官方统计数据在2005年时第一次产生出来了,象征着对于公民社会更有效的官方管理和覆盖范围。91 与此同时,中国民政部冻结了新的非政府组织登记注册的进程。92 法律界人士也被纳入了监督体系:2006年3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ACLA,中国半官方的全国律师协会),与中央当局合作,发表了一份具有约束力的意见,要求其成员律师在代理群众抗议的案件时随时向地方当局通报案件进展情况。它还呼吁律师事务所要加强对于代理群众抗议案件的成员律师的监督。93

颜色革命并没有直接引发2004年后的所有政权维稳措施。相反,颜色革命的爆发及扩散给中共政权里的强硬派提供了一种及时的正当性,使其得以确认已经在进行之中的限制性措施是势在必行的,并使他们为了国内安全控制设计更为主动性的措施。同样,在中国领导人很快注意到颜色革命的发展之后,这些安全措施的执行变得更为专断、持续以及系统。简而言之,中国当权者利用其对颜色革命的恐惧来为其事先规划的强硬措施辩护并赋予其正当性,进而以一种事后回溯的方式将这些措施与颜色革命关联在一起。

加强监控非政府网络

强化和扩大政权能力范围的其他重要任务是,中国政府加强了对于中国公民社会以及中西民间合作项目的监督。发生颜色革命后没多久,北京就强化了对于国内公民社会,包括非营利组织、私人基金会和专业协会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制定了新的系列规定来加强政府的监督和检查公民社会组织性能力。

政策结果:实施低强度的强制措施

对于自由派媒体和新闻界的惩罚性法案

在为期一年的意识形态运动里,中国官方的审查体系开始对不与官方合作的记者强加限制,这些记者藐视党的意识形态指示和笼络做法。2005年12月,由于中宣部的直接干预,广受尊重的新京报主编和两位副主编突然被调离职位。2006年的1月份中宣部再次抨击中国青年报,要求其领导层调离受到欢迎的冰点周刊的编辑小组,因为其自由主义倾向的编辑发布了一篇批评官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文章。94

有针对性的镇压政治活动以及公共利益倡议

除了国家对于新闻界和大众媒体的干预越来越多,中国政府在2005年之后还加强了对于政治和司法行动主义的镇压,与此同步的是政府用于内部安全的开支大幅增加。越来越高的预算很快就转换为更多的装备、人力以及用于控制和强制的设施。

党所强加的镇压不仅导致了对于政治异议人士、公民权利活动人士、独立律师以及宗教修行者的骚扰和威胁越来越多,还导致了对政治犯罪逮捕和起诉的大幅上升。在中国的刑法里被界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罪(ESS)的政治罪行包括颠覆政权,煽动颠覆政权,分裂国家,以及泄露国家机密。据官方统计,2006年中国政府逮捕了604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嫌疑人,是2005年的两倍。同样,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而遭逮捕的人数在2007年(742人)相比前年增加了23%。95 从官方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情况的统计中可以看到几乎相同的(上升)趋势。96

位于旧金山的对话基金会进一步指出,“个人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到拘留的人数实际上远比每年官方统计里所显示的数字来得大……近期所显示的迹象是,在利用非危害国家安全罪指控,诸如非法商业活动或诈骗去明显针对他们的政治活动而惩罚个人,一直都在增加。”97 此外,“如果包括由于其他形式的反对活动而遭拘留的人在内的话,如参与被禁止的组织或反腐败的‘群体性事件’,征地,环境破坏,以及其他不公平行为的人,那么被监禁的人数也上升到了数千。”98

审查中西民间联系

除了对新闻界、媒体、公共利益倡议以及政治活动实施了高压政策,中共政权还加紧骚扰和威胁未经注册的非政府组织。99 尤其是,中央政府急着想要弄清楚西方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和议程安排;行政审查和注册适用于地方非政府组织,也适用于西方非政府组织。例如,自2006年以来位于旧金山的亚洲基金会已经申请了在中国成立一家私人外国基金会的许可,然而到2007年10月的时候中国民政部还没做出决定。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MOFA)建立了一个特设工作组,在国际组织司的编制底下,去调查外国非政府组织。100 公安和国安官员开始不经事先提醒便访问西方非政府组织,并且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还接触了中国非政府组织雇员,向他们问询与西方雇员以及组织营运有关的事情。

虽然以美国为大本营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上的获得美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是中国政府调查的焦点,但西方NGO界还是感受到了威胁。好几个国际研讨会或由非政府组织赞助的交流计划被停止了,负责高等教育事务的官僚在处理待进行的学术或专业合作项目上表现得更为保守。101 例如,香港的一位法学教授就披露他那最近接受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援助、司法援助项目就在2007年9月被司法部最高层基于未公开的原因给停止了。中国也放缓了其与美国负责法治事务的部门的合作。102

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受到了比其他非政府组织更为严厉的对待。例如,2005年4月之后,中国司法部就拒绝回复由对话基金会发出的询问,因为自该基金会自1999年建立以来,一直都提倡尽早释放或人道对待入狱的中国异议人士。中国政府指控对话基金会向本国司法及执法施压,因而构成了干涉。

结论

在本文中,我采用了一种结构主义的研究途径去解释中国官方对于颜色革命做出的反应。推翻格鲁吉亚、乌克兰、塔吉克斯坦现任统治者的非常规的政治变革震动了中国统治精英和当权派学者。特别是,与宣传、审查和安全机关联系在一起的学术界被他们称为三场革命共同因素的特征而感到震惊:心怀不满的人民、被反对派利用的选举,西方势力的干预。相应地,始于2005年初期,中国党国发动了一系列政权维稳措施去加强和扩展其监管能力,并去加强其官僚的凝聚力和纪律。党内的意识形态运动在乌克兰橙色革命发生之前就发动起来了,但新一轮的党内意识形态运动相比之前所设定的,得到了强化并执行得更为一致。新的规则被加入到了既有的监管框架里,导致了国家对新闻界、媒体和公民社会进行了更严厉的控制。对于藐视党的方针和/或拒绝与党合作的政治活动人士和人权卫士的骚扰、威胁和正式镇压在2005年之后都增加了。

由时刻警惕所激发的政权维稳措施很好地反应了被Beissinger和Tucker所称之为的“精英学习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当权派精英对当前制度在未来的前景保持了信心,并且通过下面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变革的的威胁,那就是:主动出击去防止这类挑战的发生、镇压它们以及增加它们所面临到的制度限制”。103 如果颜色革命有什么帮助的话,那就是它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统治精英和当权派学者对中共认可的政治秩序的加以坚守的作用。对他们而言,中国应该永远不要去采纳由西方推动的竞争性的、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因为在大选里,一次被曝光的舞弊或不当行为发生,就有可能变成被政治反对派所利用的“聚焦点”(“focal point”)。104 事实上,中国党国的先发制人的措施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扼杀单一抗争演变为全国政治聚焦点这样一种事态的形成,是要去分化那种已经存在的聚焦点,防止独立活动人士、不满公民以及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它们之间的串联可能被用于政治获益去放大和利用这些聚焦点。

2007年年末颜色革命所产生的时刻警惕显著消退了。在国内,由时刻警惕所指导的措施阻止了地方民众抗议运动的扩散及其与外部压力的联网。尽管中共所认可的秩序得以维持,但中共政权自身无法预防它所恐惧的不稳定化趋势,那种趋势源于一个不断拉大的社会经济自由化和政治-司法封闭性之间的鸿沟。族群暴动分别在西藏(2008年3月)和新疆(2009年7月)爆发,体现了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易变性,这种国家社会关系使得中共政权的监测和控制能力处于了严重紧张的状态。虽然可感知的威胁已经消退,但由于意识形态运动和宣传动员仍在继续,颜色革命一词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以某种方式进入到了中国的政治词典里。颜色革命被用来指涉任何企图通过由西方势力支持的外部干预来进行的政治变革。105

国际上,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和外交事务官僚注意到颜色革命在吉尔吉斯斯坦止住了脚步并没有继续扩散。他们也同样意识到在这些革命之后,美国并没有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掌握绝对权力。106 此外,中国领导层对于外部民主化压力的认知很明显在某种程度上被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9月21日(Robert Zoellick)的一席话给稀释掉了。在这个讲话中,佐利克敦促中国成为既有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并与美国合作去处理诸如恐怖主义、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全球议题。107 认识到美国深陷在反恐战争中、在一系列棘手议题上极为需要中国的合作(或至少是默许),中国领导人再次确信美国资助的政权更迭至少在短期之内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尽管华盛顿乐于见到中国以和平方式朝向民主转型。从美国那里获得到的安全再保证反过来使得北京在华盛顿针对流氓国家的外交政策上采取了较不阻挠的立场,北京在那些流氓国家持有(或潜在上具有)高度的战略和经济利害关系,例如苏丹、缅甸、朝鲜和伊朗。108

此外,由于新的限制措施被纳入了常规程序,党国机关人员和绝大多数公共利益倡导者以及NGO之间形成了一种默认一致但又具有地区变动性的互动模式。被蔡欣怡(Kellee Tsai)称之为私营经济部门里的“调适性的非正式制度”(adaptive informal institutions)——地方企业家在他们日常与当地官员的互动中凑合着使用那些非正式的安排去逃避复杂的正式规定——在民间组织管理中也存在这种现象。109 公民社会活动人士以及监管机构达成了一种地方化的、默契的、易变的权益之计(modus vivendi),也即在国家的默许之下,为地方NGO组织(即便是未登记的那种)日常营运和短期发展准许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未详细说明的喘息空间。换言之,即便中共认可的政治秩序依然存在,但那些政权稳定化措施还是在继续演变。党的调适性策略已经对加强中共统治的组织强劲性和政策回应性产生了短期效应。政权持久性因此受到了制度性调适的确保。110

notes

1 Mark R. Beissinger, “Structure and Example in Modular Political Phenomena: The Diffusion of
Bulldozer/Rose/Orange/Tulip Revolutions,”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vol. 5, No. 2 (2007), pp. 261, 269-70.

2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April, 2002), pp. 51-65; Lucan A. Way, “Authoritarian State Building and the Sources of Regim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ourth Wave,” World Politics, vol. 57, No. 2 (2005), pp. 231-61;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International Linkage and Democratiz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6, No. 3(2005), pp. 20-34;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The Emergence and Dynamics of Hybrid Regim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unpublished ms., 2005); Lucan A. Way and Steven Levitsky, “The Dynamics of Autocratic Coercion after the Cold War,”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9, No. 3 (2006), pp. 387-410; Lucan A. Way, “The Real Causes of The Color Revolution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9, No. 3 (July, 2008), pp. 55-69; Lucan A. Way, “A Reply to My Critic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0, No. 1 (2009), pp. 90-97.

3 谢淑丽(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8.

4 Yongding, “China’s Color-Coded Crackdown,” Yale Global, October 18, 2005, online at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chinas-color-coded-crackdown; Paul Mooney, “How to Deal with NGOs: Part I, China,” Yale Global, August 1, 2006, at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how-deal-ngos- %E2%80%93-part-i-china; Jeanne L. Wilson, “Color Revolutions: The View from Moscow and Beijing,”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 25, No. 2 (2009), p. 372.

5 对中国当权派知识分子与中共领导层的利益二者间的关系进行准确界定是有挑战性的。仅仅对公开的可利用的学术著作资料进行检视,并不能当然判定该著作到底是 当权派学者对国家掌权者的政策意向产生影响的政策解读和建言,还是最高决策者依据对形势的判断及当权派学者提交的政策参考所设定的政策参数及意识形态方 针。在此我只是提出如下建议:应当对中共党国体制和知识分子二者之间存在的这种虽非对称但相共生的关系的重要性表示关注。

6 中共政权通过指定学术 专业利益——如教授职位、研究薪金、国家研究补助金、定期工作评估以及出版执照和许可——的分配,来对学者进行拉拢和驯化。通过官方审查及无所不在的自我 审查,党国可以确保学术出版物与党的路线保持协调——即便不能完全一致,尤其是在诸如颜色革命这样的敏感话题上。随之而来的是:最终面世的关于颜色革命的 中国学术出版物(如核心期刊)有可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这样一种学术著作,即他们反映并与党国关于秩序和稳定的信念相一致。

7 Mark Blyth, “Powering, Puzzling, or Persuading? The Mechanisms of Building
Institutional Ord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4 (2007), pp. 763-64; Wesley W. Widmaier, “Constructing Foreign Policy Crises: Interpretive Leadership in the Cold War and War on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4 (2007), p. 780.

8 赵华胜:《原苏联地区“颜色革命”浪潮的成因分析》,《国际观察》2005年第3期,pp. 1-8

9 也可以参见王存奎:《中亚地区“颜色革命”的性质与原因探究》,《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pp. 67-71

10 茹艳霞、任中平:《“颜色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健全执政合法性的启示》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总21卷 pp. 34-5

11 王东迎 :《政坛不倒翁被街头政治逐出政坛》,刘明主编《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pp. 162-63

12 赵华胜:《原苏联地区“颜色革命”浪潮的成因分析》,pp. 3-4

13 同上,pp. 4-5

14 闵勤勤:《“郁金香革命”赶跑了吉总统》 ,收录在刘明主编的《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pp. 184-85; 潘志平、石岚:“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的嬗变”,收录在潘志平主编的《‘颜色革命’袭击下的中亚》(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pp. 53-55

15 赵华胜:《原苏联地区》,p. 6。见李四林:《关于颜色革命的反思》,《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pp. 123-24;纪军:《经济转轨与“颜色革命”》 《市场经济纵横》2006年第3期,pp. 21-22

16 《颜色革命的警示和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学术研讨会述要》 ,《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10月,pp. 62-63;纪军:《经济转轨与“颜色革命” 》 pp. 21;马振超、周亮:《转型期我国政治安全民联的威胁与挑战》,《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院报》2007年第1期,pp. 35-37

17 当权派学者们赞同中共主导的意识形态修正主义,该修正主义将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为了提升综合生产率并推动社会经济向共产主义 最后阶段过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容忍私人部门及市场力量(的存在),但社会主义的根本秩序——主要生产力的公共所有以及“人民民主专政” ——却永远都不能放弃。见Dong and Yu:《“颜色革命”警示》,p. 63; 祝念峰、王群瑛:《专家学者研讨“颜色革命”,“街头政治”及美国西化、分化中国战略》,《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6月,pp. 63-64

18 茹艳霞、任中平,“颜色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健全执政合法性的启示” ,pp. 35-37

19 马振超、周亮:《转型期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威胁与挑战——‘颜色革命’的启示》,pp. 35-36

20 纪军:《经济转轨与“颜色革命”》,p. 20;祝念峰、王群瑛:《专家学者研讨”颜色革命“、”街头政治“及美国西化、分化中国战略》,pp. 63-64; 茹艳霞、任中平:《颜色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健全执政合法性的启示》 ,p. 36

21 祝念峰、王群瑛:《专家学者研讨“颜色革命”、“街头政治”及美国西化、分化中国战略》 ,pp. 63-64; Li:《苏东剧变与颜色革命》,pp. 46; 匡小阳、刘煜:《颜色革命,美国的民主战略,对策》,《扬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pp. 27;茹艳霞、任中平:《颜色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健全执政合法性的启示”》,pp. 35-37;马振超、周亮:《转型期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威胁与挑战——‘颜色革命’的启示》,p. 36.

22 刘洪潮:《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解析》,收录在《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一书(刘明 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6年7月)第8页

23 张中云:《街头政治与政权更迭》,同上第30页

24 马越舟:《米洛舍维奇在街头政治面前翻船落马》,同上第157-159页;王东迎:《“政坛不倒翁”被街头政治逐出政坛》,第164页;张崇防:《尤先科靠街头政治翻盘成功》,第171-172页

25 刘洪潮:《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解析》,同上第11-13页;张中云:《街头政治与政权更迭》,同上第33-34页;张崇防:《尤先科靠街头政治翻盘成功》,第168-169页;李福生?:《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启示》,《文史博览》2006年第3期,第45页

26 张崇防:《尤先科靠街头政治翻盘成功》,第177页

27 刘洪潮:《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解析》,同上第16-17页

28 马越舟:《米洛舍维奇在街头政治面前翻船落马》,同上第156-160页

29 王东迎:《“政坛不倒翁”被街头政治逐出政坛》,第164-165页

30 张崇防:《尤先科靠街头政治翻盘成功》,第175-177页

31 Beissinger, “Structure and Example in Modular Political Phenomena,” pp. 261-68; Joshua A. Tucker, “Enough! Electoral Fraud,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and Post-Communist Color Revolutio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5, No. 3 (2007), pp. 539-43.

32 李福生:《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启示》,《文史博览》2006年第3期,第45页

33 祝念峰、王群瑛:《专家学者研讨“颜色革命”、“街头政治”及美国西化、分化中国战略》,p. 64

34 四项基本原则指涉中国党国“必须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35 马越舟:“西方传媒在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中扮演什么角色?”

36 唐修哲:《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街头政治》,《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pp. 120-28

37 文有仁:《让出舆论阵地即是丢失政权的开始》,同上,p. 313

38 刘明和马越舟:《大众传媒与政权更迭》,刘明主编的《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pp. 292-93

39 同上,pp. 293-95

40 此方面资料众多,见刘建飞:《从“颜色革命”看美国的民主推进战略》,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8月刊,第42-43页;孙壮志:《美国在独联体国家推动“颜色革命”的主要策略和做法》,同上,第46-47页;赵华胜:《“颜色革命”后欧亚地区形势的变化》,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11月刊,第31-33页;金彪:《试析中亚“颜色革命”中外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载《非营利组织研究》2008年第4期,第7-11页。

41 纪军:《经济转轨与“颜色革命”》,p. 22;李四林:《关于颜色革命的反思》p. 124; 张中云:《街头政治与政权更迭》,pp. 34-35;见孙凌云 “颜色革命与国际关系专题研讨会” 《国际观察》2005年第3期 pp. 15-19

42 我很欣赏 Edward Friedman那富有洞见的评论,他认为美国在能源安全和全球恐怖主义方面的战略紧迫性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

43 见赵华胜在2005年4月于上海举办的一个特别论坛之间所作演讲,收录在孙凌云 “颜色革命与国际关系专题研讨会”

44 钱文荣:《非政府组织在美国“促进民主”和“政权更迭”中的作用》,pp. 48-51

45 其他消息来源见 潘如龙、戴铮勤:《颜色革命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2月, pp. 78-79;何志龙、赵兴刚:《 中亚颜色革命的根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2005年第2期,p. 47;那些经常被中国学者列举出来认为与美国政府的霸权战略串通一气的以美国为基地的非政府组织有: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全国民主学会(NDI)、福特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以及开放社会研究所(OSI)。

46 匡小阳、刘煜 ,《“颜色革命”,美国的民主战略,对策》 ,pp. 24-25; 潘:《美国的大战略》,pp. 34-35

47 刘红潮:《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解析》,pp. 19-21; 张中云:《街头政治与政权更迭》,pp. 35-36; 马越舟:《米洛舍维奇在街头政治面前翻船落马》,pp. 155-57

48 在许多消息来源中都可看到,见刘明和马越舟:《大众传媒与政权更迭》,pp. 288-89, 291-92;张中云:《大众传媒是苏联解体和政权更迭的催化剂》,收录在刘明主编的《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pp. 298-300

49 刘洪潮:《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解析》,p. 17

50 匡小阳、刘煜:《“颜色革命”,美国的民主战略,对策》,pp. 24-26.

51 刘洪潮:《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解析》,p. 17; 马越舟:《米洛舍维奇在街头政治》,p. 158

52 潘志华、石岚:《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的嬗变》, pp. 45-49

53 潘英明、徐红林:《非政府组织与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 p. 203

54 丁志涛:《安集延事件的来龙去脉》,刘明主编:《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pp. 217-23;赵雪波 :《哈萨克斯坦对‘颜色革命’说‘不’》,同上,《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pp. 239-40;万成才,同上,《俄罗斯如何应对”颜色革命”》 pp. 253, 261-62

55 事实上,本文所引用的期刊文章和书里面的章节要么与中国政府采纳“反颜色革命”措施一前一后出现要么就是在这些措施推出之后写成的。

56 Lucan A. Way, “Authoritarian State Building and the Sources of Regim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ourth Wave,” pp. 232-23.

57 Levitsky and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p. 4.

58 Levitsky and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pp. 52-54.

59 Way and Levitsky, “The Dynamics of Autocratic Coercion after the Cold War,” pp. 389-97.

60 Levitsky and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p. 49.

61 Ibid., p. 50.

62 Lucan A. Way, “The Real Causes of Color Revolutions,” pp. 59-62.

63 关于日益升高的都市失业情况,见Merle Goldman, From Comrade to Citizen: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第八章。关于官员腐败,见Melanie Manion, Corruption by Design: Building Clean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第三-四章。

64 关于中国碎片化的威权主义在各个管理部门的表现,请阅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的“Introduction: The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s and its Limitations,” 收录在Kenneth Lieberthal and David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陆思礼(Stanley Lubman),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裴敏欣,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二章和第四章;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 “Path Dependency Reexamined: Chinese Welfare Policy in the Transition to Unemployment,”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0, No. 1 (2005), pp. 83-96.

65 例如,见欧博文(Kevin O’Brien)和李连江,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and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p. 61-71.

66 Jae Ho Chung, “Assessing the Odds Against the Mandate of Heaven: Do the Numbers (on Instability) Really Matter?,” in Chung, ed., Charting China’s Future: Political,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pp. 107-28; Albert Keidel, China’s Social Unrest: The Story Behind the Stories (New York: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6).

67 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和吕晓波,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蔡永顺,“Civil Resistance and Rule of Law in China: the Defense of Homeowners’ Rights,” 收录在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and Merle Goldman合编的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74-95.

68 李静君(Ching Kwan Lee):“Is Labor a Political Force in China?,” 收录在裴宜理和Goldman合编的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pp. 228-52; 谭睦瑞(Murray Scott Tanner): “China Rethinks Unrest,”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7, No. 3 (2004), pp. 137-56; 周忠伟编著《群体性事件及处置》(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69 林和立:Chinese Politics in the Hu Jintao Era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6), 第二章

70 同上,第四章

71 新华通讯社,2004-9-19,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
09/19/content_1995366.htm

72 同上,“党的文件誓言坚持马克思主义、保留对媒体的控制” 新华通讯社,LexisNexis Academic,2004年9月26日。

73 “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新进行教育运动” 新华通讯社,LexisNexis Academic, 2004年10月22日; “三十万党员思想大调查震动中央” 《嘹望东方周刊》2004年11月23日。

74 事实上,保先运动源自2000年针对全国30万名干部政治价值观调查得出的令人不安的结果。这次前所未有的调查暴露出了党让人焦虑的衰退迹象: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意识形态虚无、党纪涣散、组织退化以及党和社会愈加拉大的隔阂。2000年,在高层的推动下,中组部在党内发起了学习“三个代表”思想的意识形态运动。2003年1月,中组部在7个国家部委和12个省级行政区开展保先运动试点工作。这项试点涉及52000个党组织和103万干部,为后来的全国性运动打下了基础。见《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来龙去脉》,载于《信息导刊》,2005-1-11,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jxjy/753458.htm。

75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是指,为了继续执政,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中国先进文化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是在2000年5月提出“三个代表”的。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这一思想被写入了党章,成为中共的权威政治路线。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新华社,2003-7-1,www.southcn.com/news/gdnews/xcrc/xgc/xxzl/200307010864.htm。

76 见《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 新华社,2004-11-7,www.china.com.cn/chinese/PI-c/751762.htm。

77 Li Fusheng: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

78 林和立(Willy Wo-Lap Lam):Chinese Politics in the Hu Jintao Era, pp. 34-42, 108-27。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虞云耀指责他称为的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和扩张主义外交政策在国际关系里创造了一种不确定干和不稳定感。虞云耀 “为什么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半月谈,2004年9月 www.southcn.com/nflr/llzhuanti/zznl/zhizzl/200409270425.htm

79 “Hu Warns against Aping Western Politics,”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LexisNexis Academic,
September 24, 2004.

80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pp. 129-31.

81 肖玮、林世钰:《全国政法系统专题研讨班集体观看颜色革命警示录》,《检查日报》,CNKI,2008年6月20日;徐伟 :《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各种颠覆破坏活动》,《法制日报》,CNKI,2008年6月20日;Can Xu: 《保持高度警觉维护长治久安》 人民公安报,CNKI,2008年6月20日。

82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委员会2005年年度报告》(华盛顿: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委员会 2006年9月),p.60

83 同上

84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委员会2006年年度报告》(华盛顿: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委员会 2006年9月) pp. 30-31

85 同上,p. 33

86 同上,p. 35

87 一方面,民政部是负责非营利组织登记和管理的部门。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拥有审查并批准(拒绝)非营利组织登记、处理非营利组织事物、为非政府组织免税、对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进行年度审查、更新或吊销执照等权力。另一方面,为了注册并获得非营利组织地位,非政府组织必须确保得到与领域相关的行政部门的专业指导。这一部门对非政府组织的日常运转进行监督与指导,并审阅非政府组织为从民政部更新执照准备的年度报告。

88 对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的访谈,中国武汉,2007-9-28;对隶属于法律援助型非政府组织律师的访谈,中国武汉,2007-9-29。关于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政策的最新讨论,也可参见Liu Yiyi, “NGOs in China: Development Dynamics and Challenges,”载于郑永年、傅士卓编:The Non-State Sector and Govern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 90-93.

89 Jeanne L. Wilson, “Color Revolutions: The View from Moscow and Beijing,” pp. 374-75; Liu, “NGOs in China,” pp. 92-3.

9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执法不严为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扩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喘息机会,尤其是城市人口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愤青、维权律师和公共利益倡导者熟练地利用各种通讯手段(如互联网和手机)传播他们的活动日程,并将有公益心的公民们动员成为非正式的利益集团。

91 2005年,民政部通过了319762个既有民间团的登记,这是一个包含171150个社会团体、975个基金会和147437个民办非企业的扇形类别。见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www.stats.gov.cn/english/statisticaldata/yearlydata。

92 Yongding, “China’s Color-Coded Crackdown.”

93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ACLA),《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www.acla.org.cn/pages/2006-5-15/s34852.html

94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问题委员会2006年年度报告》,p. 34。另一个代表性案例是《中国发展简报》于2007年7月被北京市公安局取缔,该机构成立于2005年,为在华的外国援助团体提供可靠的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公共政策的咨询。见Joseph Kahn, “China Shut Down Western-Run Newsletter,” New York Times, July 11, 2007,网络版。

95 Dui Hua Foundation, “More Official Statistics Point to Increasing Crackdown on Political Dissent in China,” December 3, 2007, at www.duihua.org/2007/12/more-official-statistics-point-to.html.

96 中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国家统计局,1994-2008)www.stats.gov.cn/english/statisticaldata/yearlydata/#

97 Dui Hua Foundation, “More Official Statistics.”

98 Joshua Rosenzweig, “Increased Rate of Political Arrests in China is Troubling,” JURIST, November 30, 2007, http://jurist.law.pitt.edu/hotline/2007/11/increased-rate-of-political-arrests-in.php/.

99 Yongding, “China’s Color-Coded Crackdown.”

100 Paul Mooney, “How to Deal with NGOs.”

101 Yongding, “China’s Color-Coded Crackdown”; interview with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September 20, 2007; interview with three program officers of a major U.S.-headquartered NGO, Beijing, China, September 20, 2007; interview with a former official of the U.S. embassy in China, Beijing, China, September 7, 2007.

102 2007年8月28日在香港与一家总部设于美国的大型NGO组织的一位高管的访谈;2007年8月31日与香港大学一位负责中国法律援助项目的法律教授的访谈;2007年9月20日在北京与中国社科院一位高级研究员的访谈中也证实,自2004年以来(中国官方对)外国NGO及基金会的监管在日益收紧。

103 Mark R. Beissinger, “Structure and Example in Modular Political Phenomena,” p. 269.

104 Joshua A. Tucker, “Enough!” p. 541.

105 担心西方在中国发动一场“颜色革命”有两条新闻报道为例,见王晋燕 “‘颜色革命’策动者阴谋中国” 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4328 以及沈本秋、倪世雄:《美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现状与趋势》, 《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1期

106 赵华胜: 《颜色革命后欧亚地区形势的变化》,pp. 31-32

107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1, 2005), at www.ncuscr.org/recentremarks- and-speeches.

108 Hak Yin Li和郑永年, “Re-interpreting China’s Non-Intervention Policy towards Myanmar:Leverage, Interest, and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Issue 61 (2009), pp. 630-33; Quentin Peel, “China Tested by Unstable Neighbour,”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7, 2007; Morton Abramowitz and Jonathan Kolieb, “Why China Won’t Save Darfur,” Foreign Policy, June 2007, at www.foreignpolicy.com/story/cms.php?story_id=3847;邵杰,“化解达富尔问题的中国要素” 半月谈 ,2007年6月2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6/25/content_6287115.htm

109 蔡欣怡(Kellee S. Tsai),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0 Marc Lanteigne, “The Developmentalism/Globalization Conundrum in Chinese Governance,” in Andre Laliberte and Marc Lanteigne, eds., The Chinese Party-State in the 21st Century: Adaptation and the Reinvention of Legitimacy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 162-83.


freeman 于 9/20/2010 01:37: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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