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31 22:48:58）
秦兵（北京京华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
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都主张法治，律师、记者、企业家经常面临着风险，怎样在警察敲门的时候和警察构建和谐，应该成为律师、企业家和记者的基本技能。
从98年到现在我大概经历了7、8次，甚至10次之多被警察抓的事情。最长的一次被滞留的时间是12个小时，短得又2、3个小时，经历了很多我们以前在文学作品中才能看到的恐惧，才能体会到那种兴奋，所以，更加感受到我们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
说说我的最近的一个案例。大概是2009年10月6日晚上，正在办公室开会，突然我太太就给我打电话说，家里来了两个警察敲门，我听到这种情况，立刻将手机打到免提，全体律师一起讨论，警察到当事人门口，应该怎么办？全体律师集思广益，立刻让我太太跟警察要工作手续。我太太就隔着门问警察，先拿出工作证，警察一般都能拿出工作证一闪。我们律师说，光闪工作证不行，我们必须拿出进门的法律文件，如：搜查证、拘留证、逮捕证等。警察又在门外一闪拘留证，这个时候基本上看不清上面写的什么内容，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大部分人都是非常紧张的，搞不清楚拿什么东西，必须拿着照相机在门里面拍一下展示的拘留证。这时候警察就勃然大怒、踢门，说就抓个人还用这么麻烦吗？我太太说，你只要不出示证据，就不给你开门。警察说，你要是不开门，我就在走廊里大喊，让你的所有邻居都出来，知道秦兵犯了什么事。我太太说，你就尽管在走廊里喊，你要是喊不出来，我给你打电话把邻居叫出来。警察一看我太太这种态度就说，你等着，到时候把谁谁抓起来，你别到我们这边求情。同时，我们立刻给北京市公安局的110打电话，很快110也来了两个警察。警察相互之间就问，该不该抓、该不该进门、有没有带手续，最后110来的两个警察也跟我太太说，人家带了全部的手续，你们必须开门，该带走谁必须带走谁。我太太说，既然他带了全部的手续，隔着门给我看看，110的警察说不能看。我们公民有怀疑的权利、知情的权利，宪法保护我们的权利。然后，我们派了5个律师到我家去，律师成立一个小组，每一个人盯一个警察，把我们的律师证给他们看，要求他们出示要带走秦兵的法律文件，僵持了10几分钟，中间的恐吓威胁等。后来，几个警察到楼梯口去商量，几分钟后，听见警察下楼的声音，律师开始追，4名警察跑到车上，一溜烟就没影了，我们怎么都追不上了。
第二天，我们律师就开始查警号，最后查到警察的警号，到派出所要求他们出示到我们家抓人的文件，什么也不出示，并坚定的告诉你秦兵是一定要被抓走的，让他尽快来自首。去自首要有立案通知，最后什么也没出，自首也没自首成。过了一个月，公安局的政委到我们家去道歉，当时警察可能犯了A、B、C、D、E、F、G项错误，我们这次显然是有不当的地方，请多多谅解。他认为面对被警察抓人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当时的那两个小时，大部分人坚持不住，一般警察一敲门大部分都开门了，人可能就被带走了，有可能最后关了12个小时后救把你给放了，但在看守所被暴打一顿、不让吃饭和喝水，那个折磨会让人产生心理阴影，大部分人是经受不起得，到了看守所里面被迫写很多的证言，不得不签字，但是只要一签字就不用想出来了。
总结了一下面对警察抓人时，处理比较好的一些操作。
一、门最好是开孔的，屋内和屋外的人可以共同交流，但是屋外的人始终都进不去，只有观察孔不行。
二、家里还有录音笔、照相机和录像机，因为在那个现场双方会有很多语言交流，录音笔可以将双发所有说的话都录下来，照相机和录像机可以将法律文件录下来。
三、家里一定要备一部分现金，而且现金要带足，如果人要是被带走，我们的律师要始终坐车跟着这几个警察。维权的核心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律师也是经济人，他不知道要有多大的风险。
四、警察敲门是先不要开门，先核实工作证、身份证和其他法律文件，上面一定要注明就是你们家的人。警察有时候执行一次职务身上带着很多证件，千万不要以为他拿出拘留证就是拘留你的，有可能是拘留别人的，只不过闪你一下而已。
五、一定要有个熟悉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建议找个熟悉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因为不能保证律师一定会去，他能给你安排好几个律师过去。
六、打110，让110的警察核实一下在门外警察的身份，律师只要到了一定要在屋里把授权委托书写好。手续完全合法，否则律师被认为妨碍公务。程序的合法性非常重要。
七、假使被拘留，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要求见律师，如果有被殴打的经历，写笔录的时候一定要在前面先写，刚才第XX好踹了我一脚，如果不让你写，就不写后面的，只有这样人民警察才会越来越和谐。警察抓人和审人的共同原则是骗，先说点别的事，一点警惕性都没有。我们一定要高度尊重自己的权利，特别是要积极行使我们拒绝和不合作的权利，这样我们才能共建一个公民社会。只要你坚持，他们就会知道，在北京还有这么一批人不害怕警察的，这样我们大家的权利就都能得到尊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00bcd90100msbw.html
2010年10月31日星期日
2010年10月30日星期六
南都社论：“血荒”现象昭示亟待走出社会信任危机
2010-10-30 07:44 南方都市报网友评论0 条
近日不少媒体在报道各地的“血荒”：武汉、太原、重庆、长春、青岛……“血荒”在全国十几个城市蔓延，急需血液进行手术的病人和家属或四处求援，或苦苦等待。昨日上午，卫生部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卫生部部长陈竺、党组书记张茅、副部长尹力率先参加无偿献血，这一新闻似乎又从一个侧面验证了“血荒”现象的真实性和严峻程度。
从几乎每年一度仿佛成为定势的无偿献血宣传活动中，公众对“血荒”其实并不陌生。但像今年这样，爆发范围如此之广，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却实在罕见。其中缘由何在，已经有媒体列举了诸如天气骤降街头流动人口减少、主要献血人群缩减等原因。陈竺部长在无偿献血活动中对媒体也作了一些分析，他谈到的“采血技术有保障”、“血站不存在用无偿献血营利”，则可归结为民众中间存在的关于无偿献血的认识偏差，而包括他在内的卫生部官员亲身参与无偿献血，也是用行动矫正公众的另一种观念误区：献血对身体有害。
天气变化等偶然因素，对无偿献血活动的开展当然有一定影响，但这应该不是决定性的，否则何以说明“血荒”的周期性爆发呢？由于各种原因，公众对血液与健康的关系，对采血的过程，对血液的最终使用等缺乏正确的理解，也无疑会制约无偿献血。然而，很容易想到的是，自1998年实施《献血法》以来，这些原因就一直是关于无偿献血的宣传品中都要念兹在兹的，为什么这么多年居然毫无改进，甚至还在向坏的方向发展，以致形成了今日之严重的“血荒”？
卫生部官员当着众多媒体的面捋起袖子，解释“献血无害”、“采血技术有保障”、“血站不存在用无偿献血营利”，这样一幕场景一方面很动人，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几分尴尬。它表明，无偿献血制度发展到现在，在公众这里遭遇了信任危机。
公众的这种不信任首先针对无偿献血制度本身。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道德说教来推动民众无偿献血，但以全国范围内血库最充足的深圳市为例就会发现，是否有好的、便于操作的奖励和返还机制仍然十分关键。“无偿献血的公民在特区享有终身、无限量、免费、优先用血的权利”，这一规定对保证深圳血源充足至关重要，而反观其他地方，奖励标准太低、献血后免费用血过程过于复杂等，已经使“无偿献血，免费用血”这一口号失去魅力。
公众的不信任更直接针对着医疗卫生机构。所谓“采血技术有保障”、“血站不存在用无偿献血营利”云云，都非凭空而论，所对应的都是民众对医疗卫生机构的质疑。然而这种对应是否有用却很难乐观。显然，在事关自己健康和权利的献血问题上，要让民众恢复对医疗卫生机构的信任，仅靠卫生部官员的几句保证肯定是不够的。
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无偿献血的不信任，更可能源于一种普遍而深刻的社会信任危机。如果对很多貌似纯洁、高尚的东西都信任不起来，人们又怎么可能单单对无偿献血充满信任，并心情愉快地投身其中？
仿佛是为了证明公众的不信任自有道理，一份数据显示，在无偿献血人群结构中，53%的血液是打工者捐献的，而公务员和医务人员所占比例只有0.28%和0.29%.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吃惊的数字，因为在公众眼中，这两个比例最低的人群恰恰是历年来宣传“献血无害”、“无偿献血高尚”最有力者，也属于社会的精英群体。
血液乃生命之河，“无偿献血实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一个从理论上讲绝不会错的判断，然而实际推演的结果，却是不容坐视的大面积的“血荒”。追根溯源，目光需要盯到无偿献血制度种种规定本身，该变者变之，同时更重要的是加紧修复社会成员的相互信任。而这种修复的责任自然首先应由精英群体承担，如果我们承认无偿献血的确与道德素质有关的话。
近日不少媒体在报道各地的“血荒”：武汉、太原、重庆、长春、青岛……“血荒”在全国十几个城市蔓延，急需血液进行手术的病人和家属或四处求援，或苦苦等待。昨日上午，卫生部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卫生部部长陈竺、党组书记张茅、副部长尹力率先参加无偿献血，这一新闻似乎又从一个侧面验证了“血荒”现象的真实性和严峻程度。
从几乎每年一度仿佛成为定势的无偿献血宣传活动中，公众对“血荒”其实并不陌生。但像今年这样，爆发范围如此之广，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却实在罕见。其中缘由何在，已经有媒体列举了诸如天气骤降街头流动人口减少、主要献血人群缩减等原因。陈竺部长在无偿献血活动中对媒体也作了一些分析，他谈到的“采血技术有保障”、“血站不存在用无偿献血营利”，则可归结为民众中间存在的关于无偿献血的认识偏差，而包括他在内的卫生部官员亲身参与无偿献血，也是用行动矫正公众的另一种观念误区：献血对身体有害。
天气变化等偶然因素，对无偿献血活动的开展当然有一定影响，但这应该不是决定性的，否则何以说明“血荒”的周期性爆发呢？由于各种原因，公众对血液与健康的关系，对采血的过程，对血液的最终使用等缺乏正确的理解，也无疑会制约无偿献血。然而，很容易想到的是，自1998年实施《献血法》以来，这些原因就一直是关于无偿献血的宣传品中都要念兹在兹的，为什么这么多年居然毫无改进，甚至还在向坏的方向发展，以致形成了今日之严重的“血荒”？
卫生部官员当着众多媒体的面捋起袖子，解释“献血无害”、“采血技术有保障”、“血站不存在用无偿献血营利”，这样一幕场景一方面很动人，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几分尴尬。它表明，无偿献血制度发展到现在，在公众这里遭遇了信任危机。
公众的这种不信任首先针对无偿献血制度本身。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道德说教来推动民众无偿献血，但以全国范围内血库最充足的深圳市为例就会发现，是否有好的、便于操作的奖励和返还机制仍然十分关键。“无偿献血的公民在特区享有终身、无限量、免费、优先用血的权利”，这一规定对保证深圳血源充足至关重要，而反观其他地方，奖励标准太低、献血后免费用血过程过于复杂等，已经使“无偿献血，免费用血”这一口号失去魅力。
公众的不信任更直接针对着医疗卫生机构。所谓“采血技术有保障”、“血站不存在用无偿献血营利”云云，都非凭空而论，所对应的都是民众对医疗卫生机构的质疑。然而这种对应是否有用却很难乐观。显然，在事关自己健康和权利的献血问题上，要让民众恢复对医疗卫生机构的信任，仅靠卫生部官员的几句保证肯定是不够的。
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无偿献血的不信任，更可能源于一种普遍而深刻的社会信任危机。如果对很多貌似纯洁、高尚的东西都信任不起来，人们又怎么可能单单对无偿献血充满信任，并心情愉快地投身其中？
仿佛是为了证明公众的不信任自有道理，一份数据显示，在无偿献血人群结构中，53%的血液是打工者捐献的，而公务员和医务人员所占比例只有0.28%和0.29%.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吃惊的数字，因为在公众眼中，这两个比例最低的人群恰恰是历年来宣传“献血无害”、“无偿献血高尚”最有力者，也属于社会的精英群体。
血液乃生命之河，“无偿献血实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一个从理论上讲绝不会错的判断，然而实际推演的结果，却是不容坐视的大面积的“血荒”。追根溯源，目光需要盯到无偿献血制度种种规定本身，该变者变之，同时更重要的是加紧修复社会成员的相互信任。而这种修复的责任自然首先应由精英群体承担，如果我们承认无偿献血的确与道德素质有关的话。
从 youtube 下载视频
@instango
从youtube 下载视频的话，在(www.)youtube(.com)前边加上pwn，打开的deturl.com网页里选择java options 里边的youDDL即可下载。
9:22 PM Oct 30th, 2010 via treo 650
从youtube 下载视频的话，在(www.)youtube(.com)前边加上pwn，打开的deturl.com网页里选择java options 里边的youDDL即可下载。
9:22 PM Oct 30th, 2010 via treo 650
苹果日报刊登中共卖国清单，60年出卖国土600多万平方公里
鸭绿江岛屿送北韩, 只是中共在领土问题上备受海外舆论批评的例子之一。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当局主动放弃的领土多达数百万平方公里; 其中上世纪50年代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及90年代承认被沙俄强佔的领土, 就达近300万平方公里。
中国1952年地图和现在地图的迭加, 清楚地显示了中共出卖和丧失的大片领土！
图中尚不包括江泽民1999年后出卖给印度和俄罗斯相等于110个台湾的大片国土(本图来自网络)
白龙尾岛赠越南
如果说因强权下不得不放弃是无奈之举, 那中共对北韩、越南及缅甸等弱小邻国慷慨让地,实难服众。其中50年代为支援越南抗击美国,中共主动将北部湾本属自己的白龙尾岛,送给越共军队做基地,结果有去无回。越南统一后,该岛被越方据为「领土」。
在60年代,中共要拉拢缅甸,目的是抗衡已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在缅甸的影响。当时中共与缅甸划界时主动将原本属云南的南坎地区和江心坡地区送给缅甸,两地面积合共逾7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70个香港面积。
1962年中国与印度在边境开战,中方一度大胜印军,夺回被印军侵佔的地区。但大胜之下,毛泽东又下令撤军回到原来地点,令藏南9万平方公里领土重落印军手中, 迄今两国在该地仍刀光剑影,火药味浓。
中共主动放弃的部份领土清单
地名: 外蒙古
现属国: 蒙古
面积(平方公里): 156万
放弃时间: 1950年
地名: 威化岛及黄金坪岛
现属国:蒙古北韩
面积(平方公里): 52
放弃时间: 1962年
地名: 绸缎岛及薪岛
现属国:蒙古北韩
面积(平方公里): 80
放弃时间: 1962年
地名: 白龙尾岛
现属国:蒙古越南
面积(平方公里): 9.96
放弃时间: 1957年
地名: 南坎地区
现属国:蒙古缅甸
面积(平方公里): 220
放弃时间: 1960年
地名: 江心坡地区
现属国:蒙古缅甸
面积(平方公里): 7万
放弃时间: 1960年
地名: 藏南(山南)
现属国:蒙古印度
面积(平方公里): 9万
放弃时间: 1962年
地名: 东北和西北遭沙俄侵佔地区
现属国:蒙古俄罗斯
面积(平方公里): 100多万
放弃时间: 1999年及2004年
资料来源:《苹果日报》资料室, 2010年10月30日
中国1952年地图和现在地图的迭加, 清楚地显示了中共出卖和丧失的大片领土！
图中尚不包括江泽民1999年后出卖给印度和俄罗斯相等于110个台湾的大片国土(本图来自网络)
白龙尾岛赠越南
如果说因强权下不得不放弃是无奈之举, 那中共对北韩、越南及缅甸等弱小邻国慷慨让地,实难服众。其中50年代为支援越南抗击美国,中共主动将北部湾本属自己的白龙尾岛,送给越共军队做基地,结果有去无回。越南统一后,该岛被越方据为「领土」。
在60年代,中共要拉拢缅甸,目的是抗衡已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在缅甸的影响。当时中共与缅甸划界时主动将原本属云南的南坎地区和江心坡地区送给缅甸,两地面积合共逾7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70个香港面积。
1962年中国与印度在边境开战,中方一度大胜印军,夺回被印军侵佔的地区。但大胜之下,毛泽东又下令撤军回到原来地点,令藏南9万平方公里领土重落印军手中, 迄今两国在该地仍刀光剑影,火药味浓。
中共主动放弃的部份领土清单
地名: 外蒙古
现属国: 蒙古
面积(平方公里): 156万
放弃时间: 1950年
地名: 威化岛及黄金坪岛
现属国:蒙古北韩
面积(平方公里): 52
放弃时间: 1962年
地名: 绸缎岛及薪岛
现属国:蒙古北韩
面积(平方公里): 80
放弃时间: 1962年
地名: 白龙尾岛
现属国:蒙古越南
面积(平方公里): 9.96
放弃时间: 1957年
地名: 南坎地区
现属国:蒙古缅甸
面积(平方公里): 220
放弃时间: 1960年
地名: 江心坡地区
现属国:蒙古缅甸
面积(平方公里): 7万
放弃时间: 1960年
地名: 藏南(山南)
现属国:蒙古印度
面积(平方公里): 9万
放弃时间: 1962年
地名: 东北和西北遭沙俄侵佔地区
现属国:蒙古俄罗斯
面积(平方公里): 100多万
放弃时间: 1999年及2004年
资料来源:《苹果日报》资料室, 2010年10月30日
三味书屋周末讲座（2010年10月30日）王学泰
三味书屋博客欢迎新老朋友们：http://blog.sina.com.cn/sanweiblog
http://sanweiblog.blog.sohu.com/
三味书屋诚邀您参加周末讲座。本期内容如下：
主讲人：王学泰先生
主题： 《 旧体诗的命运及聂绀弩 》
时间： 2010年10月30日（周六） 15：00―17：30
地点： 三味书屋（西单民族宫对面）
主办： 三味书屋
主讲人简介
王学泰，著名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 1942年12月生于北京，汉族。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学术专长是文学史与文化史，现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主要著作：
《中国人的饮食世界》
《中国流民》
《华夏饮食文化》
《幽默中的人世百态》
《中国人的幽默》
《燕谭集》
《多梦楼随笔》
《偷闲杂说》
《水浒与江湖》
《重读江湖》
《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
目前关注通俗小说及通俗戏曲在民间的影响。
内容安排：
1. 王学泰先生演讲约1.5个小时；
2. 提问、交流约1小时；
3. 仅收茶资 20元／人，凭学生证（硕、博除外）免费。
乘车提示：乘1、4路公交车和地铁可在西单或复兴门站下车；西单下车，沿长安街向西过西单十字路口后，向西约300米路南（路北是民族宫）；复兴门下车，沿长安街向东约400米（佟麟阁路口）；乘7、10、15、37、205、626路公交车在民族宫站下车即可。
如果您不想再次收到此通知邮件，请回复本邮件告知。给您带来不便，我们表示歉意！
http://sanweiblog.blog.sohu.com/
三味书屋诚邀您参加周末讲座。本期内容如下：
主讲人：王学泰先生
主题： 《 旧体诗的命运及聂绀弩 》
时间： 2010年10月30日（周六） 15：00―17：30
地点： 三味书屋（西单民族宫对面）
主办： 三味书屋
主讲人简介
王学泰，著名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 1942年12月生于北京，汉族。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学术专长是文学史与文化史，现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主要著作：
《中国人的饮食世界》
《中国流民》
《华夏饮食文化》
《幽默中的人世百态》
《中国人的幽默》
《燕谭集》
《多梦楼随笔》
《偷闲杂说》
《水浒与江湖》
《重读江湖》
《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
目前关注通俗小说及通俗戏曲在民间的影响。
内容安排：
1. 王学泰先生演讲约1.5个小时；
2. 提问、交流约1小时；
3. 仅收茶资 20元／人，凭学生证（硕、博除外）免费。
乘车提示：乘1、4路公交车和地铁可在西单或复兴门站下车；西单下车，沿长安街向西过西单十字路口后，向西约300米路南（路北是民族宫）；复兴门下车，沿长安街向东约400米（佟麟阁路口）；乘7、10、15、37、205、626路公交车在民族宫站下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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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9日星期五
朱杰勤吐露真言，坦言他曾经参与了部署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二教授的机密工作
@FifthDimen
一九六五年，云南大学语言学教授朱杰勤的学生张君达偷渡到香港，他在《天天日报》专文中披露，他的“恩师”朱杰勤，系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处副处长，在一次偶然小酌中，朱杰勤吐露真言，坦言他曾经参与了部署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二教授的机密工作。
10:53 AM Oct 29th, 2010 via web
一九六五年，云南大学语言学教授朱杰勤的学生张君达偷渡到香港，他在《天天日报》专文中披露，他的“恩师”朱杰勤，系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处副处长，在一次偶然小酌中，朱杰勤吐露真言，坦言他曾经参与了部署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二教授的机密工作。
10:53 AM Oct 29th, 2010 via web
2010年10月28日星期四
北京维稳中心覆盖全市
2010-10-28
近期，北京所有局级官员将参加维稳培训班，而下属各级机构会设立“综治维稳工作中心”，使得专门的维稳机构覆盖全市。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北京市第一个局级领导干部维稳工作专题培训班，星期二于北京开始上课。
当地京华时报报道说，这个培训班的目的是提高局级领导干部的维稳能力，以便能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报道表示，北京市将以公安、司法、民政、工商、城管等部门为核心，结合各街道和乡镇办事处成立各级“综治维稳工作中心”，并在今年之内覆盖全市。
北京的维稳工作，还将建立专家库，使各级维稳机构可以及时向各种专业人士进行咨询。
最近两年以来，维护稳定已经成为中国各级政府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表示，维稳机构的普遍设立，说明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
他介绍说，维稳机构主要针对的主要有几种情况。
“维稳实际上是用各种方法不准你去上访、不准你游行示威、不准你聚会、不准你搞一些庆贺，侵犯公民的权利。”
不久前，孙教授在家中和朋友聚餐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随即有警方上门，带走所有聚会人士进行询问。
孙教授表示，这也是当地维稳机构的主要工作。
“我们庆祝刘晓波获奖，在家里大家庆祝一下，贴个标语，放个炮仗。他就说你不稳定了。把所有的人给抓到派出所、公安局，有的3个钟头、有的4个钟头、有的8个钟头不让你回家。这也是维稳。”
在美国的专栏作家章天亮博士表示，普遍设立维稳机构，说明社会许多正常功能失效，也说明政府运作的失败。
“一个正常的社会根本不需要维稳的机构。因为犯罪的人有公安局在管；民生的问题由民政部来解决。
如果老百姓需要伸冤的话，它甚至有独立的媒体来发出他们的声音。然后的话可以用选票来更换政府。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根本不存在维稳这么一个概念。成立一个什么样的综合治理办公室或者维持稳定的办公室。”
目前，中国中央政府设有中央维稳办，主任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出任。
在各地方，维稳办主任通常由公安局主要负责人，政法委副主任出任，可以调动各种资源进行维稳工作。
孙教授表示，维稳办的维稳措施千变万化，完全超出政府部门的职责。
最近他家中电话长期受到骚扰，他怀疑也是维稳办部署维稳措施之一。
章天亮博士认为，在中国，维稳已经成为一场战争。
“中国去年一年的维稳经费是5，140亿元，只比中国的军费少一百多亿元，而且跟去年相比的话，它增加了47%。
实际上就是发动一场对人民的战争。只能说明实际上这个社会的稳定已经风雨飘摇了。
所以它只能靠大量的金钱的投入和这种暴力的镇压去维持统治。”
章天亮和孙教授都认为，中国政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的维稳工作，其实收效有限，只能使得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激化，导致不稳定的因素日益增加。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近期，北京所有局级官员将参加维稳培训班，而下属各级机构会设立“综治维稳工作中心”，使得专门的维稳机构覆盖全市。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北京市第一个局级领导干部维稳工作专题培训班，星期二于北京开始上课。
当地京华时报报道说，这个培训班的目的是提高局级领导干部的维稳能力，以便能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报道表示，北京市将以公安、司法、民政、工商、城管等部门为核心，结合各街道和乡镇办事处成立各级“综治维稳工作中心”，并在今年之内覆盖全市。
北京的维稳工作，还将建立专家库，使各级维稳机构可以及时向各种专业人士进行咨询。
最近两年以来，维护稳定已经成为中国各级政府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表示，维稳机构的普遍设立，说明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
他介绍说，维稳机构主要针对的主要有几种情况。
“维稳实际上是用各种方法不准你去上访、不准你游行示威、不准你聚会、不准你搞一些庆贺，侵犯公民的权利。”
不久前，孙教授在家中和朋友聚餐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随即有警方上门，带走所有聚会人士进行询问。
孙教授表示，这也是当地维稳机构的主要工作。
“我们庆祝刘晓波获奖，在家里大家庆祝一下，贴个标语，放个炮仗。他就说你不稳定了。把所有的人给抓到派出所、公安局，有的3个钟头、有的4个钟头、有的8个钟头不让你回家。这也是维稳。”
在美国的专栏作家章天亮博士表示，普遍设立维稳机构，说明社会许多正常功能失效，也说明政府运作的失败。
“一个正常的社会根本不需要维稳的机构。因为犯罪的人有公安局在管；民生的问题由民政部来解决。
如果老百姓需要伸冤的话，它甚至有独立的媒体来发出他们的声音。然后的话可以用选票来更换政府。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根本不存在维稳这么一个概念。成立一个什么样的综合治理办公室或者维持稳定的办公室。”
目前，中国中央政府设有中央维稳办，主任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出任。
在各地方，维稳办主任通常由公安局主要负责人，政法委副主任出任，可以调动各种资源进行维稳工作。
孙教授表示，维稳办的维稳措施千变万化，完全超出政府部门的职责。
最近他家中电话长期受到骚扰，他怀疑也是维稳办部署维稳措施之一。
章天亮博士认为，在中国，维稳已经成为一场战争。
“中国去年一年的维稳经费是5，140亿元，只比中国的军费少一百多亿元，而且跟去年相比的话，它增加了47%。
实际上就是发动一场对人民的战争。只能说明实际上这个社会的稳定已经风雨飘摇了。
所以它只能靠大量的金钱的投入和这种暴力的镇压去维持统治。”
章天亮和孙教授都认为，中国政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的维稳工作，其实收效有限，只能使得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激化，导致不稳定的因素日益增加。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20岁出头就是副厅级 传奇人生为何悲剧收场
2010年10月28日 08:06:55 来源： 检察日报
这位知青年代全省的先进典型，20岁出头当上副厅级干部却辞职，因眷恋黄土地而四次拒绝回城，却在监狱长任上落马。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传奇人生，为何悲剧收场
在齐州监狱，王鲁岩从队长做起，逐步成长为这所监狱的政委、监狱长
王鲁岩一手主持的监狱改扩建工程
不论写在什么纸上，王鲁岩的检查字迹一点都不潦草，通篇几乎没有修改。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读过《创业史》的人，大概记得柳青这段话。齐州监狱原监狱长王鲁岩就是在即将离开领导岗位时，因贪欲走错了步。
搬家前轿车莫名被砸
2008年6月16日，55岁的王鲁岩调任山东省监狱任正处级调研员。此前他是山东省齐州监狱的监狱长，住在齐河县监狱所在地的家属区。就在他准备往省城济南搬家的这天清晨，他家里的一辆轿车被人砸了，风挡玻璃碎了一地。
“当时大概6点左右，砸的动静很大，车被砸后‘呜呜’地响着报警，我们都听见了，当时就有人议论是齐州监狱的职工砸的。”在齐州监狱家属区，有知情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山东省齐河县检察院驻齐州监狱检察室的检察官注意到这一情况，他们立即向检察长何万国作了汇报。
经过初步了解，王鲁岩在单位配有专车，此次被砸的这辆轿车的车主是王鲁岩的女儿，而王的女儿长期在新加坡居住，并不实际使用这辆车。
与此同时，关于王鲁岩家如何买了这辆轿车的传闻，在齐州监狱干部职工内部也传得沸沸扬扬——线索逐渐汇集到给齐州监狱修建监舍的山东临沂某建筑公司总经理王少杰(化名)的身上，王鲁岩涉嫌受贿的问题浮出了水面。不久，齐河县检察院批准由齐河县公安局对王鲁岩执行刑事拘留。
2009年1月，齐河县检察院对王鲁岩涉嫌受贿问题立案侦查。
齐州监狱的职工以这种非正常方式表达对王鲁岩的不满，已经不是头一次了。
一名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在调查时了解到，2006年7月王鲁岩出任齐州监狱监狱长，他上任第二天，反映他有各种问题的大字报就贴满了齐州监狱内外。在他当监狱长这两年间，先后四次被贴大字报，其中一次甚至从齐州监狱贴到了山东省监狱管理局。
种种表现看来，王鲁岩这位监狱长让广大职工“不服”，他们对他更谈不上信任。
调查所了解到的情况，让办案人员也很意外，因为他们印象中的王鲁岩和这个频频被职工抗议的人，似乎是完全不沾边的两个人。
知青年代传奇人物
在齐河，王鲁岩算是一位“名人”。1951年4月出生的王鲁岩是省城济南的高干子弟，若不是此次案发，在大多数人眼中，他仍是那么个怪人——放着大城市的舒服日子不过，偏偏喜欢在农村种地。山东省档案局编纂出版的《怀望遥远的青春——山东知青档案实述》一书中记录了王鲁岩的事迹，他在当年是响当当的知青先进典型。当年他的所作所为是现在许多人不能理解的。
“文革”一开始，王鲁岩的父母受到批斗，他从学校到了济南市五七黄河农场，17岁就成了一名知识青年。带着“黑五类”帽子的王鲁岩拼命工作，成了山东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先进典型，他的事迹和传说传遍了山东省建设兵团。
他的父母重新恢复工作后，到农场来探望他。在农场狭窄的土路上，乘坐在小车里的母亲和背着一大捆干柴的王鲁岩碰了个对面，母亲竟然没认出自己的儿子。
1971年底，农场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王鲁岩被推荐到山东大学。但他坚决不去，立志要在农场坚持工作。1972年12月，他响应号召应征入伍来到福建服役。在部队他依然像在农场一样，样样走在别人前面，3年服役期满部队准备给他提干，他又拒绝了，坚持重返农场。
这时王鲁岩的父母已经调回山东，母亲为此专门到部队上找他谈，希望他复员后到济南工作。此时山东建设兵团已撤销，知青们也陆续返城了。他仍然不为所动，母亲流着泪离开了部队。1975年4月，王鲁岩复员回到山东，回到了他曾经劳动过的农场。他跟战友和家人说:“当年我当兵走的时候说过，复员后我还要回农场，我一定守信用……”
回到农场的王鲁岩从一名普通农业工人做起，由于工作出色，1976年被任命为山东渤海农场二分场场长。同年9月，中共山东省委任命他为山东省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
谁都没想到，来省委报到的第一天，王鲁岩就写出申请，要求免去职务，继续回农场工作。
此时正值知青大返城，领导没有批复王鲁岩的申请，要求他安心工作。
在知青办工作期间，王鲁岩一面积极给来访知青做工作，一面协助省委研究制定了一系列解决知青、兵团战士实际困难的文件和政策，使最后留在农场的知青全部返城。
1979年，王鲁岩又一次向省领导写出辞职报告，要求重回农场。因为只有他的未婚妻听他的话没有返城，正在农场等着他归来。这次领导批准了他的要求，王鲁岩重新回到了农场。这时的渤海农场，除了他的未婚妻外，已经没有知青了。他们在农场安了家。
1980年，王鲁岩成为渤海农场副场长。在他的带领下，农场首次扭亏为盈，并获得了历史空前的大丰收。1982年农场职工每月平均工资只有40元，每人分到至少2000元的奖金。当丰收的职工乐呵呵地拿着钱问王鲁岩:“场长，这么多钱，可怎么花啊?”王鲁岩笑着说:“到城里转一圈，就知道怎么花了。”
1984年，渤海农场划归了山东省监狱管理局，成了劳改单位。王鲁岩被派往山东警官学校学习。因为学习优秀，表现突出，他毕业时学校提出让他留校任教，王鲁岩照例是拒绝，他第四次回到了农场。
1987年，山东省监狱局将渤海农场的犯人迁到六一农场(现在的齐州监狱)，农场管理人员和家属一并迁走。王鲁岩这才和老婆孩子离开工作了近20年的渤海农场。
在齐州监狱，王鲁岩从队长做起，逐步成长为这所监狱的政委、监狱长。
当年20岁出头的副厅级干部，四次远离城市回到农场从头做起，确实书写了人生传奇。
转变之快令人诧异
山东省齐州监狱地处山东省齐河县、济阳县的交界处，距齐河县城、济阳县城均约60公里。
去往齐州监狱的路坎坷不平，路两侧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因为刚播种完冬小麦，一眼望去更显得一马平川。去监狱采访的路上，一名办案人员开玩笑地对记者说:“这里天然就是个劳改农场，1万多亩地啊，不用怕犯人跑了，就算跑了也根本没处藏身。”
因为偏僻，因为监狱的特殊性，身为“一把手”的王鲁岩简直就是“国王”。
2006年6月，年已55岁的王鲁岩走上齐州监狱监狱长的领导岗位。监狱系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监狱长任职年龄不超过56岁。
开始的一年里，王鲁岩也确实任劳任怨。其间因为他拼命工作，两次犯心脏病入院，都是劳累过度所造成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王鲁岩好像变了一个人”。
齐州监狱分两个关押点，正常情况下关押1500名犯人，生活、冬季取暖，都需要大量的煤炭。因此能给监狱送煤，成了煤炭经销商挖空心思的事。
2006年，陕西省煤炭经销商康平(化名)通过朋友介绍，给齐州监狱送煤。当时康准备了1万元现金送到王鲁岩办公室，王推辞一下就收下了。
可没过多久，王鲁岩就把钱退还了康平。后来康平一直没有收回这次送煤的货款，多次向王鲁岩要，王只是托辞“少不了你的钱”迟迟不付。
2007年冬季，想到尽快结清货款，今后要想送煤还要依靠王鲁岩监狱长，康平给王鲁岩送去了现金1.5万元。这一次王鲁岩再也没有推辞，心安理得将钱收下了。“我给王鲁岩送了1.5万元之后，他接着安排财务给了我一部分煤款，剩余煤款让财务给我转了账，然后他告诉我开始送第二批煤”，康平交代，他随后又给齐州监狱送煤500吨，这笔生意就持续做下来了。
据齐州监狱生活科的干警讲，康送的煤，质次价高。
借钱买车要钱买房
2007年下半年，随着齐州监狱收押犯人的增多，监狱的配套设施需要进一步扩建，改扩建生产车间、监室摆在了王鲁岩的面前。由于监狱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监狱的基建项目从没有进行过招、投标，让谁干全是王鲁岩一个人说了算。
也正是一个人说了算，才有机会结交那些想从监狱承揽工程大赚一笔的人。王少杰2002年在临沂市某镇任副镇长、副书记，2005年辞职，2006年创建建筑工程公司任总经理。2007年他通过同学介绍认识了王鲁岩，承揽了给齐州监狱修建监舍、老干部活动场所、装饰装修等工程。
其貌不扬、出手大方、身穿名牌，路虎、宝马随驾左右，接近王鲁岩的人士分析，正是王少杰款爷的阔绰做派，深深刺痛了王鲁岩的神经，让他心理开始失衡。和王少杰接触多了，王鲁岩也就不再局限于吃吃喝喝了。他先是向王少杰借钱买轿车，王少杰碍于自己的工程还没完，勉强借给了他。
后来王鲁岩把这辆轿车落在女儿名下，但知道这辆车来历的监狱职工无不气愤，加上对王鲁岩武断专横、说一不二工作作风的反感，于是发生了文章开始的砸车事件。
2007年12月，王鲁岩想着在济南买套房子，以备回济南有个落脚点。他多次向王少杰提出借钱买房子，王少杰没理会。济南的房价可不是个小数目，王少杰心疼。
直到2008年春天，王鲁岩等不及了，他直接约王少杰一起去济南看房，还带上了自己的妻子和外甥女。
王少杰向办案人员说，知道叫他去，肯定又得花钱，但是让去就得去，只好答应了。碍于自己的工程款还没有结算，王少杰咬着牙送给王鲁岩2万元购房卡。案发后，王少杰对办案人员说，这次购房卡的2万元，王鲁岩没提借字，也没提过还钱的事。
检查主动写了上百份
坐在齐河县检察院审讯室里的王鲁岩似乎早料到有这一天。
“他看起来心态很平静，没有一丝不安，思路很清晰，交代问题也很配合，什么问题、什么原因、具体怎么回事，他都能自圆其说。”办案人员向记者介绍说，“王鲁岩配合到什么程度，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他都主动要求写一份检查，关押期间他写了得有上百份检查，谁谁送了他多少钱他没有收，谁的钱他收了又退了等等，一笔一笔都写得很清楚，有时候他想起什么事来还主动向我们办案人员要纸，他都写出来。”
办案人员把厚厚一摞检查出示在记者面前，打印纸、信纸、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不论写在什么纸上，王鲁岩的字迹一点都不潦草，通篇几乎没有修改。
2009年12月23日，经德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德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王鲁岩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没收赃款、上缴国库。宣判后，王鲁岩表示上诉。德州市检察院提请山东省检察院抗诉，二审中王鲁岩撤诉，山东省检察院撤回抗诉。2010年8月，得到山东省高级法院裁定准许，德州市中级法院的刑事判决依法发生法律效力。
如果说王鲁岩不懂法律，恐怕没有人会相信。
据齐州监狱劳资科的同志介绍，2008年王鲁岩在齐州监狱的月薪接近5000元，一年算下来不包括奖金、福利也有近6万元的收入，他调到山东省监狱后，月薪7000余元，全年各种福利加起来得有十几万元，按道理他应该不缺钱，现在为了几万元丧失了原则，非常可惜。（马菲菲 孔长城 马加振）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0-10/28/c_12709360.htm
这位知青年代全省的先进典型，20岁出头当上副厅级干部却辞职，因眷恋黄土地而四次拒绝回城，却在监狱长任上落马。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传奇人生，为何悲剧收场
在齐州监狱，王鲁岩从队长做起，逐步成长为这所监狱的政委、监狱长
王鲁岩一手主持的监狱改扩建工程
不论写在什么纸上，王鲁岩的检查字迹一点都不潦草，通篇几乎没有修改。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读过《创业史》的人，大概记得柳青这段话。齐州监狱原监狱长王鲁岩就是在即将离开领导岗位时，因贪欲走错了步。
搬家前轿车莫名被砸
2008年6月16日，55岁的王鲁岩调任山东省监狱任正处级调研员。此前他是山东省齐州监狱的监狱长，住在齐河县监狱所在地的家属区。就在他准备往省城济南搬家的这天清晨，他家里的一辆轿车被人砸了，风挡玻璃碎了一地。
“当时大概6点左右，砸的动静很大，车被砸后‘呜呜’地响着报警，我们都听见了，当时就有人议论是齐州监狱的职工砸的。”在齐州监狱家属区，有知情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山东省齐河县检察院驻齐州监狱检察室的检察官注意到这一情况，他们立即向检察长何万国作了汇报。
经过初步了解，王鲁岩在单位配有专车，此次被砸的这辆轿车的车主是王鲁岩的女儿，而王的女儿长期在新加坡居住，并不实际使用这辆车。
与此同时，关于王鲁岩家如何买了这辆轿车的传闻，在齐州监狱干部职工内部也传得沸沸扬扬——线索逐渐汇集到给齐州监狱修建监舍的山东临沂某建筑公司总经理王少杰(化名)的身上，王鲁岩涉嫌受贿的问题浮出了水面。不久，齐河县检察院批准由齐河县公安局对王鲁岩执行刑事拘留。
2009年1月，齐河县检察院对王鲁岩涉嫌受贿问题立案侦查。
齐州监狱的职工以这种非正常方式表达对王鲁岩的不满，已经不是头一次了。
一名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在调查时了解到，2006年7月王鲁岩出任齐州监狱监狱长，他上任第二天，反映他有各种问题的大字报就贴满了齐州监狱内外。在他当监狱长这两年间，先后四次被贴大字报，其中一次甚至从齐州监狱贴到了山东省监狱管理局。
种种表现看来，王鲁岩这位监狱长让广大职工“不服”，他们对他更谈不上信任。
调查所了解到的情况，让办案人员也很意外，因为他们印象中的王鲁岩和这个频频被职工抗议的人，似乎是完全不沾边的两个人。
知青年代传奇人物
在齐河，王鲁岩算是一位“名人”。1951年4月出生的王鲁岩是省城济南的高干子弟，若不是此次案发，在大多数人眼中，他仍是那么个怪人——放着大城市的舒服日子不过，偏偏喜欢在农村种地。山东省档案局编纂出版的《怀望遥远的青春——山东知青档案实述》一书中记录了王鲁岩的事迹，他在当年是响当当的知青先进典型。当年他的所作所为是现在许多人不能理解的。
“文革”一开始，王鲁岩的父母受到批斗，他从学校到了济南市五七黄河农场，17岁就成了一名知识青年。带着“黑五类”帽子的王鲁岩拼命工作，成了山东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先进典型，他的事迹和传说传遍了山东省建设兵团。
他的父母重新恢复工作后，到农场来探望他。在农场狭窄的土路上，乘坐在小车里的母亲和背着一大捆干柴的王鲁岩碰了个对面，母亲竟然没认出自己的儿子。
1971年底，农场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王鲁岩被推荐到山东大学。但他坚决不去，立志要在农场坚持工作。1972年12月，他响应号召应征入伍来到福建服役。在部队他依然像在农场一样，样样走在别人前面，3年服役期满部队准备给他提干，他又拒绝了，坚持重返农场。
这时王鲁岩的父母已经调回山东，母亲为此专门到部队上找他谈，希望他复员后到济南工作。此时山东建设兵团已撤销，知青们也陆续返城了。他仍然不为所动，母亲流着泪离开了部队。1975年4月，王鲁岩复员回到山东，回到了他曾经劳动过的农场。他跟战友和家人说:“当年我当兵走的时候说过，复员后我还要回农场，我一定守信用……”
回到农场的王鲁岩从一名普通农业工人做起，由于工作出色，1976年被任命为山东渤海农场二分场场长。同年9月，中共山东省委任命他为山东省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
谁都没想到，来省委报到的第一天，王鲁岩就写出申请，要求免去职务，继续回农场工作。
此时正值知青大返城，领导没有批复王鲁岩的申请，要求他安心工作。
在知青办工作期间，王鲁岩一面积极给来访知青做工作，一面协助省委研究制定了一系列解决知青、兵团战士实际困难的文件和政策，使最后留在农场的知青全部返城。
1979年，王鲁岩又一次向省领导写出辞职报告，要求重回农场。因为只有他的未婚妻听他的话没有返城，正在农场等着他归来。这次领导批准了他的要求，王鲁岩重新回到了农场。这时的渤海农场，除了他的未婚妻外，已经没有知青了。他们在农场安了家。
1980年，王鲁岩成为渤海农场副场长。在他的带领下，农场首次扭亏为盈，并获得了历史空前的大丰收。1982年农场职工每月平均工资只有40元，每人分到至少2000元的奖金。当丰收的职工乐呵呵地拿着钱问王鲁岩:“场长，这么多钱，可怎么花啊?”王鲁岩笑着说:“到城里转一圈，就知道怎么花了。”
1984年，渤海农场划归了山东省监狱管理局，成了劳改单位。王鲁岩被派往山东警官学校学习。因为学习优秀，表现突出，他毕业时学校提出让他留校任教，王鲁岩照例是拒绝，他第四次回到了农场。
1987年，山东省监狱局将渤海农场的犯人迁到六一农场(现在的齐州监狱)，农场管理人员和家属一并迁走。王鲁岩这才和老婆孩子离开工作了近20年的渤海农场。
在齐州监狱，王鲁岩从队长做起，逐步成长为这所监狱的政委、监狱长。
当年20岁出头的副厅级干部，四次远离城市回到农场从头做起，确实书写了人生传奇。
转变之快令人诧异
山东省齐州监狱地处山东省齐河县、济阳县的交界处，距齐河县城、济阳县城均约60公里。
去往齐州监狱的路坎坷不平，路两侧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因为刚播种完冬小麦，一眼望去更显得一马平川。去监狱采访的路上，一名办案人员开玩笑地对记者说:“这里天然就是个劳改农场，1万多亩地啊，不用怕犯人跑了，就算跑了也根本没处藏身。”
因为偏僻，因为监狱的特殊性，身为“一把手”的王鲁岩简直就是“国王”。
2006年6月，年已55岁的王鲁岩走上齐州监狱监狱长的领导岗位。监狱系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监狱长任职年龄不超过56岁。
开始的一年里，王鲁岩也确实任劳任怨。其间因为他拼命工作，两次犯心脏病入院，都是劳累过度所造成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王鲁岩好像变了一个人”。
齐州监狱分两个关押点，正常情况下关押1500名犯人，生活、冬季取暖，都需要大量的煤炭。因此能给监狱送煤，成了煤炭经销商挖空心思的事。
2006年，陕西省煤炭经销商康平(化名)通过朋友介绍，给齐州监狱送煤。当时康准备了1万元现金送到王鲁岩办公室，王推辞一下就收下了。
可没过多久，王鲁岩就把钱退还了康平。后来康平一直没有收回这次送煤的货款，多次向王鲁岩要，王只是托辞“少不了你的钱”迟迟不付。
2007年冬季，想到尽快结清货款，今后要想送煤还要依靠王鲁岩监狱长，康平给王鲁岩送去了现金1.5万元。这一次王鲁岩再也没有推辞，心安理得将钱收下了。“我给王鲁岩送了1.5万元之后，他接着安排财务给了我一部分煤款，剩余煤款让财务给我转了账，然后他告诉我开始送第二批煤”，康平交代，他随后又给齐州监狱送煤500吨，这笔生意就持续做下来了。
据齐州监狱生活科的干警讲，康送的煤，质次价高。
借钱买车要钱买房
2007年下半年，随着齐州监狱收押犯人的增多，监狱的配套设施需要进一步扩建，改扩建生产车间、监室摆在了王鲁岩的面前。由于监狱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监狱的基建项目从没有进行过招、投标，让谁干全是王鲁岩一个人说了算。
也正是一个人说了算，才有机会结交那些想从监狱承揽工程大赚一笔的人。王少杰2002年在临沂市某镇任副镇长、副书记，2005年辞职，2006年创建建筑工程公司任总经理。2007年他通过同学介绍认识了王鲁岩，承揽了给齐州监狱修建监舍、老干部活动场所、装饰装修等工程。
其貌不扬、出手大方、身穿名牌，路虎、宝马随驾左右，接近王鲁岩的人士分析，正是王少杰款爷的阔绰做派，深深刺痛了王鲁岩的神经，让他心理开始失衡。和王少杰接触多了，王鲁岩也就不再局限于吃吃喝喝了。他先是向王少杰借钱买轿车，王少杰碍于自己的工程还没完，勉强借给了他。
后来王鲁岩把这辆轿车落在女儿名下，但知道这辆车来历的监狱职工无不气愤，加上对王鲁岩武断专横、说一不二工作作风的反感，于是发生了文章开始的砸车事件。
2007年12月，王鲁岩想着在济南买套房子，以备回济南有个落脚点。他多次向王少杰提出借钱买房子，王少杰没理会。济南的房价可不是个小数目，王少杰心疼。
直到2008年春天，王鲁岩等不及了，他直接约王少杰一起去济南看房，还带上了自己的妻子和外甥女。
王少杰向办案人员说，知道叫他去，肯定又得花钱，但是让去就得去，只好答应了。碍于自己的工程款还没有结算，王少杰咬着牙送给王鲁岩2万元购房卡。案发后，王少杰对办案人员说，这次购房卡的2万元，王鲁岩没提借字，也没提过还钱的事。
检查主动写了上百份
坐在齐河县检察院审讯室里的王鲁岩似乎早料到有这一天。
“他看起来心态很平静，没有一丝不安，思路很清晰，交代问题也很配合，什么问题、什么原因、具体怎么回事，他都能自圆其说。”办案人员向记者介绍说，“王鲁岩配合到什么程度，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他都主动要求写一份检查，关押期间他写了得有上百份检查，谁谁送了他多少钱他没有收，谁的钱他收了又退了等等，一笔一笔都写得很清楚，有时候他想起什么事来还主动向我们办案人员要纸，他都写出来。”
办案人员把厚厚一摞检查出示在记者面前，打印纸、信纸、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不论写在什么纸上，王鲁岩的字迹一点都不潦草，通篇几乎没有修改。
2009年12月23日，经德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德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王鲁岩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没收赃款、上缴国库。宣判后，王鲁岩表示上诉。德州市检察院提请山东省检察院抗诉，二审中王鲁岩撤诉，山东省检察院撤回抗诉。2010年8月，得到山东省高级法院裁定准许，德州市中级法院的刑事判决依法发生法律效力。
如果说王鲁岩不懂法律，恐怕没有人会相信。
据齐州监狱劳资科的同志介绍，2008年王鲁岩在齐州监狱的月薪接近5000元，一年算下来不包括奖金、福利也有近6万元的收入，他调到山东省监狱后，月薪7000余元，全年各种福利加起来得有十几万元，按道理他应该不缺钱，现在为了几万元丧失了原则，非常可惜。（马菲菲 孔长城 马加振）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0-10/28/c_12709360.htm
周孝正：看以色列赔偿70万美金给偷渡的中国人！
（2010-10-28 10：26：31）
同学们，今天我准备调整一下原有的课程，就当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谈谈个人看法，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不要轻易下自己的结论；第二，我个人的知识和经历告诉我，以色列是个好国家，这也是我今天讲课的主要内容。
有一次我在校内网看同学们发的图片，有一张图片引起了我的深思。这张图片的标题叫”英雄”，图片上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巴勒斯坦青年，站在长长一列以色列坦克面前，硬是把这列坦克给拦停了。
同学们，这个巴勒斯坦青年确实是”英雄”，敢以血肉这躯和全幅武装的坦克抗衡，但是同学们想过没有，在处于”敌对”的情况下，有几个国家的坦克会停下来？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坦克不会停，侵入格鲁吉亚的俄罗斯坦克不会停，但以色列的坦克停下来了，这样的士兵、这样的国度，我个人认为，才是真正的英雄，当之无愧的英雄。
有一年我到福建做个调查，福建省政府的高官，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几年前，耶路撒路发生了一起公交车爆炸的恐怖袭击，炸死了十来个人，其中包括两名中国人，这两名中国人都是福建人，是去打工的。以色列政府立刻与中国方面联系协商赔偿事宜，但经过中国领事馆的核实，此两人系偷渡客，属于非法入境，于是使馆方面不再配合。
后来，以色列政府专门开了一个会，会议认为，在以色列国土上无辜死亡的人，政府都有责任对其负责，至于这个人偷渡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会议最后决定，对两名死难的中国人一视同仁地按照国民待遇善后。
会后，以色列政府派专人到福建找到两位农民工的家人，抚恤金标准如下：
死者健在的父母按照每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老人去世；未成年子女按每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成年；有妻子的按照每月1700元美金发放直到去世。死者家属要求一次性支付，以色列政府也同意了，最后支付的金额是每位死者赔偿70万美金。所有相关的调查费用全部由以色列政府负担。
消息传开，在福建掀起了去以色列打工的狂潮。福建省政府的官员说，怎么挡也挡不住。以色列政府就是这样对待偷渡打工者的：没发现，你就在那儿打工；发现了，政府出钱购买机票送你回国；死了，按照以色列国民标准抚恤。
2001年，云南丽江发生了以色列游客不慎在虎跳峡落水的事故，经中国方面寻找无果，为此，以色列政府派专机来丽江，带着专业的搜救设备和一个专业搜救队，并高薪雇佣中国人沿江几百里进行拉网似的搜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时间持续一个多月。
同学们，一个这样对待它国和自己死去国民的国家，不管你怎么说，我都坚信，这是个好国家。
这个仅有1000多万人口的民族，涌现出了一大批伟大人物：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海涅、拉斐尔、季诺维耶夫、卓别林、洛克菲勒、索罗斯……，这个民族和这些伟人为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
同学们，今天我准备调整一下原有的课程，就当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谈谈个人看法，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不要轻易下自己的结论；第二，我个人的知识和经历告诉我，以色列是个好国家，这也是我今天讲课的主要内容。
有一次我在校内网看同学们发的图片，有一张图片引起了我的深思。这张图片的标题叫”英雄”，图片上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巴勒斯坦青年，站在长长一列以色列坦克面前，硬是把这列坦克给拦停了。
同学们，这个巴勒斯坦青年确实是”英雄”，敢以血肉这躯和全幅武装的坦克抗衡，但是同学们想过没有，在处于”敌对”的情况下，有几个国家的坦克会停下来？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坦克不会停，侵入格鲁吉亚的俄罗斯坦克不会停，但以色列的坦克停下来了，这样的士兵、这样的国度，我个人认为，才是真正的英雄，当之无愧的英雄。
有一年我到福建做个调查，福建省政府的高官，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几年前，耶路撒路发生了一起公交车爆炸的恐怖袭击，炸死了十来个人，其中包括两名中国人，这两名中国人都是福建人，是去打工的。以色列政府立刻与中国方面联系协商赔偿事宜，但经过中国领事馆的核实，此两人系偷渡客，属于非法入境，于是使馆方面不再配合。
后来，以色列政府专门开了一个会，会议认为，在以色列国土上无辜死亡的人，政府都有责任对其负责，至于这个人偷渡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会议最后决定，对两名死难的中国人一视同仁地按照国民待遇善后。
会后，以色列政府派专人到福建找到两位农民工的家人，抚恤金标准如下：
死者健在的父母按照每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老人去世；未成年子女按每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成年；有妻子的按照每月1700元美金发放直到去世。死者家属要求一次性支付，以色列政府也同意了，最后支付的金额是每位死者赔偿70万美金。所有相关的调查费用全部由以色列政府负担。
消息传开，在福建掀起了去以色列打工的狂潮。福建省政府的官员说，怎么挡也挡不住。以色列政府就是这样对待偷渡打工者的：没发现，你就在那儿打工；发现了，政府出钱购买机票送你回国；死了，按照以色列国民标准抚恤。
2001年，云南丽江发生了以色列游客不慎在虎跳峡落水的事故，经中国方面寻找无果，为此，以色列政府派专机来丽江，带着专业的搜救设备和一个专业搜救队，并高薪雇佣中国人沿江几百里进行拉网似的搜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时间持续一个多月。
同学们，一个这样对待它国和自己死去国民的国家，不管你怎么说，我都坚信，这是个好国家。
这个仅有1000多万人口的民族，涌现出了一大批伟大人物：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海涅、拉斐尔、季诺维耶夫、卓别林、洛克菲勒、索罗斯……，这个民族和这些伟人为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
格鲁吉亚拟立法禁止共产党标志
中文主页 更新时间 2010年 10月 28日 星期四 12:36 PM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聚合新闻
格鲁吉亚拟立法禁止共产党标志
VOA 记者: 白桦 | 莫斯科 2010年 10月 28日
格鲁吉亚议会将通过清算共产党统治历史的法律。这项法律禁止前苏联秘密警察工作人员、以及前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人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同时也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共产党和法西斯标志。
*禁止克格勃人员担任高级职务*
在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实施了清算共产党统治历史的法律后，格鲁吉亚议会在下个星期也将审议一项名叫“自由宪章”的法律。这项法律将禁止前苏联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以及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人在格鲁吉亚政府、国家新闻媒体、以及国立高等学校中担任高级职务。
这项法律生效后，在国家机构中目前担任高级职务的前苏联秘密警察工作人员、以及前共产党或共青团领导人必须自动放弃自己的职务，并向有关专门委员会书面陈述自己的过去。
*苏联和克格勃餐馆将改名*
“自由宪章”法律还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法西斯和共产党标志，这包括红星、镰刀、斧头等等。但二次大战老兵可在自己的家中悬挂斯大林像，也可在胸前佩戴勋章。
“自由宪章”法律的起草人、格鲁吉亚议会议员和反对派领导人托尔特拉泽说，这项法律生效后，格鲁吉亚首都两家名叫“苏联”和“克格勃”的著名餐馆将更改名称。另外，以前共产党人命名的街道，同前苏联有关的一些建筑物上的标志等等也将更换。
*共产制度不应重返*
托尔特拉泽说：“国家必须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阐明自己的立场。国家必须坚定表示，格鲁吉亚不应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论是明天还是后天，共产党制度都不应重返格鲁吉亚”
托尔特拉泽说，前苏共领袖和独裁者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但格鲁吉亚深受共产党统治之害。格鲁吉亚曾通过专门法律，把共产主义等同于纳粹法西斯。从今年起，格鲁吉亚把8月23日定为共产党极权专制受害者纪念日。提交和起草“自由宪章”法是这一连串行动的持续。
*斯大林纳粹受害者纪念日*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去年发出呼吁，把8月23日定为全欧洲纪念斯大林主义和纳粹法西斯受害者纪念日。
二次大战爆发前夕，苏共斯大林政权同纳粹法西斯勾结，当时的两国外长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普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改变共产党式思维需更多努力*
但格鲁吉亚历史学家帕克拉泽说，要想完全清算过去历史，光靠取缔共产党标志还不够，格鲁吉亚还须做更多努力。
帕克拉泽说：“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才能把受共产党影响的苏联式的思维模式从人们的头脑中清除掉。因此我不认为取缔了共产党的标志，把红星或是镰刀、斧头从建筑物上摘掉之后，人们的思维方式就能立刻改变。”
*批判过去 建设民主国家*
俄罗斯的前苏联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弗拉索夫说，2008年俄罗斯同格鲁吉亚爆发武装冲突后，格鲁吉亚国内反俄、反苏和反共情绪高涨，格鲁吉亚议会将通过< 自由宪章>法。
弗拉索夫说，格鲁吉亚将举行总统大选，批判过去共产党统治，建设新的民主国家将成为这次大选的主题。
格鲁吉亚拟立法禁止共产党标志
VOA 记者: 白桦 | 莫斯科 2010年 10月 28日
格鲁吉亚议会将通过清算共产党统治历史的法律。这项法律禁止前苏联秘密警察工作人员、以及前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人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同时也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共产党和法西斯标志。
*禁止克格勃人员担任高级职务*
在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实施了清算共产党统治历史的法律后，格鲁吉亚议会在下个星期也将审议一项名叫“自由宪章”的法律。这项法律将禁止前苏联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以及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人在格鲁吉亚政府、国家新闻媒体、以及国立高等学校中担任高级职务。
这项法律生效后，在国家机构中目前担任高级职务的前苏联秘密警察工作人员、以及前共产党或共青团领导人必须自动放弃自己的职务，并向有关专门委员会书面陈述自己的过去。
*苏联和克格勃餐馆将改名*
“自由宪章”法律还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法西斯和共产党标志，这包括红星、镰刀、斧头等等。但二次大战老兵可在自己的家中悬挂斯大林像，也可在胸前佩戴勋章。
“自由宪章”法律的起草人、格鲁吉亚议会议员和反对派领导人托尔特拉泽说，这项法律生效后，格鲁吉亚首都两家名叫“苏联”和“克格勃”的著名餐馆将更改名称。另外，以前共产党人命名的街道，同前苏联有关的一些建筑物上的标志等等也将更换。
*共产制度不应重返*
托尔特拉泽说：“国家必须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阐明自己的立场。国家必须坚定表示，格鲁吉亚不应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论是明天还是后天，共产党制度都不应重返格鲁吉亚”
托尔特拉泽说，前苏共领袖和独裁者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但格鲁吉亚深受共产党统治之害。格鲁吉亚曾通过专门法律，把共产主义等同于纳粹法西斯。从今年起，格鲁吉亚把8月23日定为共产党极权专制受害者纪念日。提交和起草“自由宪章”法是这一连串行动的持续。
*斯大林纳粹受害者纪念日*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去年发出呼吁，把8月23日定为全欧洲纪念斯大林主义和纳粹法西斯受害者纪念日。
二次大战爆发前夕，苏共斯大林政权同纳粹法西斯勾结，当时的两国外长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普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改变共产党式思维需更多努力*
但格鲁吉亚历史学家帕克拉泽说，要想完全清算过去历史，光靠取缔共产党标志还不够，格鲁吉亚还须做更多努力。
帕克拉泽说：“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才能把受共产党影响的苏联式的思维模式从人们的头脑中清除掉。因此我不认为取缔了共产党的标志，把红星或是镰刀、斧头从建筑物上摘掉之后，人们的思维方式就能立刻改变。”
*批判过去 建设民主国家*
俄罗斯的前苏联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弗拉索夫说，2008年俄罗斯同格鲁吉亚爆发武装冲突后，格鲁吉亚国内反俄、反苏和反共情绪高涨，格鲁吉亚议会将通过< 自由宪章>法。
弗拉索夫说，格鲁吉亚将举行总统大选，批判过去共产党统治，建设新的民主国家将成为这次大选的主题。
2010年10月27日星期三
全球繁荣指数榜挪威居首 中国大幅上升位列第58
来源：大河网-大河报 2010年10月27日08：42
据英国媒体10月25日报道，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智库组织列格坦研究所日前发表了2010年度全球繁荣指数排名，结果北欧国家继续名列前茅，第一名由挪威占据，其后是丹麦和芬兰。美国则是唯一一个打入前十的大国；中国的名次较去年大幅上升17位，列第58名。
列格坦研究所每年都会公布全球繁荣指数排名，研究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财富水平和幸福程度，调查范围覆盖全球90%的人口。列格坦全球繁荣指数分别衡量这些国家和地区的8个项目，其中包括教育、医疗、社会安全、个人自由以及经济信心等。
列格坦研究所指出，位列前三名的北欧国家虽然赋税较重，但它们的社会福利优厚，加上近年来政府的一系列得力措施使得经济稳定增长，国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得到稳步提高。
根据报告，传统大国之中，英国由于在教育和医疗制度这两项考核中得分不高，本年度跌至第13位，成为跌出前十位的主要发达国家之一，而美国和德国也各比去年跌一位，分别排在第10和15位。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英国国民一直对国家恢复经济繁荣失去信心，加上大规模失业的阴霾笼罩，英国的繁荣地位因此大受影响。”列格坦研究所负责人之一阿什利·勒尼汉分析说。
而在亚洲国家中，新加坡的繁荣指数排名最高，列第17位，与去年相比上升了6位；日本则紧随其后，位列第18名。中国香港名次下滑，排第20位；中国台湾为第22位，比去年上升了两位。
此外，这份全球繁荣指数榜还有另外一项重要发现，那就是欧洲北部和南部之间差异加大，例如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排名比较出众，但包括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在内的欧洲南部国家排名却比较靠后。 （方颖 ）
相关链接：全球繁荣指数榜排名前20的国家和地区
1 挪威 2 丹麦 3 芬兰 4 澳大利亚 5 新西兰 6 瑞典 7 加拿大 8 瑞士 9 荷兰 10 美国 11爱尔兰 12冰岛 13 英国 14奥地利 15 德国 16 比利时 17 新加坡 18日本 19法国 20 中国香港 （方颖 整理）
据英国媒体10月25日报道，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智库组织列格坦研究所日前发表了2010年度全球繁荣指数排名，结果北欧国家继续名列前茅，第一名由挪威占据，其后是丹麦和芬兰。美国则是唯一一个打入前十的大国；中国的名次较去年大幅上升17位，列第58名。
列格坦研究所每年都会公布全球繁荣指数排名，研究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财富水平和幸福程度，调查范围覆盖全球90%的人口。列格坦全球繁荣指数分别衡量这些国家和地区的8个项目，其中包括教育、医疗、社会安全、个人自由以及经济信心等。
列格坦研究所指出，位列前三名的北欧国家虽然赋税较重，但它们的社会福利优厚，加上近年来政府的一系列得力措施使得经济稳定增长，国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得到稳步提高。
根据报告，传统大国之中，英国由于在教育和医疗制度这两项考核中得分不高，本年度跌至第13位，成为跌出前十位的主要发达国家之一，而美国和德国也各比去年跌一位，分别排在第10和15位。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英国国民一直对国家恢复经济繁荣失去信心，加上大规模失业的阴霾笼罩，英国的繁荣地位因此大受影响。”列格坦研究所负责人之一阿什利·勒尼汉分析说。
而在亚洲国家中，新加坡的繁荣指数排名最高，列第17位，与去年相比上升了6位；日本则紧随其后，位列第18名。中国香港名次下滑，排第20位；中国台湾为第22位，比去年上升了两位。
此外，这份全球繁荣指数榜还有另外一项重要发现，那就是欧洲北部和南部之间差异加大，例如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排名比较出众，但包括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在内的欧洲南部国家排名却比较靠后。 （方颖 ）
相关链接：全球繁荣指数榜排名前20的国家和地区
1 挪威 2 丹麦 3 芬兰 4 澳大利亚 5 新西兰 6 瑞典 7 加拿大 8 瑞士 9 荷兰 10 美国 11爱尔兰 12冰岛 13 英国 14奥地利 15 德国 16 比利时 17 新加坡 18日本 19法国 20 中国香港 （方颖 整理）
2010年10月26日星期二
人民网：我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是不争的事实（思想纵横）
任文
2010年10月26日00:00 来源：人民网
回顾“十一五”，人们突出地感受到，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同其他建设一样，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在全社会形成了思想活跃、畅所欲言的良好氛围。
看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不是得到实现，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人们发表言论、表达观点的渠道是不是畅通，新闻出版物等载体是不是丰富。据统计，到2009年底，我国报纸年总印数达到437亿份，各类期刊出版31亿册，图书出版70亿册；全国共有广播电台251座、电视台272座、广播电视台2087座，有线电视用户17398万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6200万户；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6.3%，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7.2%.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新闻出版大国。
看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不是得到维护，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人们是不是可以充分发表各种意见、提出建议。人们感到，这些年来，我国的公共媒体平台建设不断加强，公民的言论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等新媒体发展迅猛，已经成为我国公民获取各类信息和发表言论的重要途径。据统计，目前我国境内网站已达279万个，网民人数达到4.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8%，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各家网站都十分注重为网民提供发表言论的服务，约80%的网站提供电子公告服务；我国现有上百万个论坛、2.31亿个博客用户，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300多万条；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表达思想观点。
看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是不是得到发展，最重要的是看公民的批评和建议是不是能够发挥监督政府工作、提高施政水平的作用。我国政府始终强调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通过互联网等新闻媒体了解民情、汇聚民智，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执政为民、改进工作的新渠道。我国领导人经常上网了解公众意愿，有时直接在网上与网民交流，讨论国家大事，回答网民的问题。各级党委、政府通过开展绿色邮政、专线电话、网上信访、信访代理等多种渠道，为人民群众反映问题、表达诉求、提出意见建议提供便利。在出台重大政策前通过互联网征求意见，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普遍做法。最近3年，每年通过互联网征求到的建议多达几百万条，为完善党和政府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事实胜于雄辩。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积极稳妥推进，我国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得到充分保障。那些指责我国限制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论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也是站不住脚的。某些人对此视而不见，并非是关注所谓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而是借此污损中国形象，其实质是企图削弱甚至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责任编辑：徐焱）
任文
2010年10月26日00:00 来源：人民网
回顾“十一五”，人们突出地感受到，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同其他建设一样，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在全社会形成了思想活跃、畅所欲言的良好氛围。
看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不是得到实现，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人们发表言论、表达观点的渠道是不是畅通，新闻出版物等载体是不是丰富。据统计，到2009年底，我国报纸年总印数达到437亿份，各类期刊出版31亿册，图书出版70亿册；全国共有广播电台251座、电视台272座、广播电视台2087座，有线电视用户17398万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6200万户；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6.3%，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7.2%.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新闻出版大国。
看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不是得到维护，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人们是不是可以充分发表各种意见、提出建议。人们感到，这些年来，我国的公共媒体平台建设不断加强，公民的言论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等新媒体发展迅猛，已经成为我国公民获取各类信息和发表言论的重要途径。据统计，目前我国境内网站已达279万个，网民人数达到4.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8%，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各家网站都十分注重为网民提供发表言论的服务，约80%的网站提供电子公告服务；我国现有上百万个论坛、2.31亿个博客用户，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300多万条；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表达思想观点。
看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是不是得到发展，最重要的是看公民的批评和建议是不是能够发挥监督政府工作、提高施政水平的作用。我国政府始终强调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通过互联网等新闻媒体了解民情、汇聚民智，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执政为民、改进工作的新渠道。我国领导人经常上网了解公众意愿，有时直接在网上与网民交流，讨论国家大事，回答网民的问题。各级党委、政府通过开展绿色邮政、专线电话、网上信访、信访代理等多种渠道，为人民群众反映问题、表达诉求、提出意见建议提供便利。在出台重大政策前通过互联网征求意见，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普遍做法。最近3年，每年通过互联网征求到的建议多达几百万条，为完善党和政府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事实胜于雄辩。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积极稳妥推进，我国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得到充分保障。那些指责我国限制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论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也是站不住脚的。某些人对此视而不见，并非是关注所谓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而是借此污损中国形象，其实质是企图削弱甚至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责任编辑：徐焱）
香港文汇报：顶天立地：爱国就要支持共产党
顶天立地：爱国就要支持共产党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0-10-26]
梁立人 资深传媒人
虽然香港回归已十三年，但香港仍然是一个存在“恐共”和“仇共”情绪的地区，在部分人心目中，不但爱国是“原罪”，支持拥护共产党领导更属十恶不赦，所以，就是很多为中央政府所信任的人，也恐怕被人抹红，不敢承认自己和共产党有任何关系.在下和共产党原是陌路人，也从来没有受过共产党一点好处，内地时下的弊端，在下比一般人了解得更深；爱国的苦头，在下更是嚐得比一般人更多。但是，在下仍然坚定不移的说“爱国就要支持共产党”，这句话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字，但却是字字千钧，因为，中国十三亿人的命运，要靠共产党改变，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也完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要理解这句话，首先我们要对共产党的历史有正确的认识.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於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数十年，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成长，五次突破国民党的围剿，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延安建立根据地，不断壮大，转弱为强，最后经过两次国共内战，解放军通过辽渖、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打垮国军百万大军，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可说是历史上的奇迹，因为，当时国共实力悬殊，共产党以小米加步枪打垮了由美国武装的国民党军队，犹如大卫战胜了巨人，除了天意如此，也说明了当时共产党的兴起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希望。
共产党兴起符合全国人民利益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人民无不欢呼雀跃，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可惜，共产党在建国以后犯了不少错误，走了不少弯路，幸而，在接受了惨重教训以后，他们终於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六十一年当中，可说是三十年教训，三十年改革，成就了今日的大国崛起，这可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过去始终过去了，如果我们仍然絮絮不休的纠缠在过去的噩梦之中，不但於事无补，只会妨碍了我们前进的脚步，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十三亿人的福祉，我们必须放下过去的包袱，同心同德的建设我们的国家。如果说，共产党的兴起是天意，今日中国在短短三十年内所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也是天意，我们必须抓紧这千年难得一见的机遇，团结一致，为国家的富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斗.
然而，将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打造成一个世上数一数二的强国并非空口说白话的事，如何选择一条适合自己走的道路，如何选择最适当的带头人，否则，中国将会重新陷入新的灾难，其祸害甚至会比前三十年更甚，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迷信西方民主救不了中国
在香港，不少人仍迷信西方民主可以救中国，他们以为政党政治才是真正的民主。这些人仇视今日中国的制度，并虚伪的以“爱国不爱党”作为他们“恐共”“仇共”的藉口。但事实告诉我们，西方民主弊多於利，奉行西方民主的国家已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泥潭当中，他们有的为那虚伪的选举制度付出难以负担的代价，也有的在自相矛盾的政策中将国家带进危险的边缘，他们吹嘘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是想所有国家遵循他们所定下的游戏规则，和他们进行一场绝不公平的博弈，他们推行颜色革命，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目的不过是要改变中国现行的社会制度，削弱中国的竞争力，好让他们稳操胜券，成为世界当然的主人，让中华民族成为他们胯下之臣，永远是他们眼中的二等民族。
当然，今日中国仍然有不少令人气愤的不公平的现象，然而，太阳的黑子掩不住太阳的光辉，这些不良现象正在改变之中。八千万共产党员中，仍有绝大部分保有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一心为民，忠於国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好汉，正是如此，中国才能冲破重重困难，在惊涛骇浪中喷薄而起，光耀於全世界。
今日中国每年仍能保有百分之八以上增长的国民生产值，中国的国家建设辉煌耀目足以令外国人睁不开眼，08年奥运展示出中国强大无匹的组织能力，嫦娥二号的升空，显示出中国深不可测的军事力量。事实告诉我们，今日中国的路走对了，共产党就是最好的带头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比共产党更强大的政党，惟有他们有此魄力，能推动这载有十三亿人的巨轮继续向前；惟有他们有此经验，能在惊涛骇浪中为我们选择最好的方向。要中国能继续向前发展，支持共产党领导是唯一的出路，这也是真正的爱国者最终的选择。
http://paper.wenweipo.com/2010/10/26/PL1010260004.htm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0-10-26]
梁立人 资深传媒人
虽然香港回归已十三年，但香港仍然是一个存在“恐共”和“仇共”情绪的地区，在部分人心目中，不但爱国是“原罪”，支持拥护共产党领导更属十恶不赦，所以，就是很多为中央政府所信任的人，也恐怕被人抹红，不敢承认自己和共产党有任何关系.在下和共产党原是陌路人，也从来没有受过共产党一点好处，内地时下的弊端，在下比一般人了解得更深；爱国的苦头，在下更是嚐得比一般人更多。但是，在下仍然坚定不移的说“爱国就要支持共产党”，这句话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字，但却是字字千钧，因为，中国十三亿人的命运，要靠共产党改变，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也完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要理解这句话，首先我们要对共产党的历史有正确的认识.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於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数十年，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成长，五次突破国民党的围剿，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延安建立根据地，不断壮大，转弱为强，最后经过两次国共内战，解放军通过辽渖、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打垮国军百万大军，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可说是历史上的奇迹，因为，当时国共实力悬殊，共产党以小米加步枪打垮了由美国武装的国民党军队，犹如大卫战胜了巨人，除了天意如此，也说明了当时共产党的兴起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希望。
共产党兴起符合全国人民利益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人民无不欢呼雀跃，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可惜，共产党在建国以后犯了不少错误，走了不少弯路，幸而，在接受了惨重教训以后，他们终於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六十一年当中，可说是三十年教训，三十年改革，成就了今日的大国崛起，这可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过去始终过去了，如果我们仍然絮絮不休的纠缠在过去的噩梦之中，不但於事无补，只会妨碍了我们前进的脚步，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十三亿人的福祉，我们必须放下过去的包袱，同心同德的建设我们的国家。如果说，共产党的兴起是天意，今日中国在短短三十年内所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也是天意，我们必须抓紧这千年难得一见的机遇，团结一致，为国家的富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斗.
然而，将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打造成一个世上数一数二的强国并非空口说白话的事，如何选择一条适合自己走的道路，如何选择最适当的带头人，否则，中国将会重新陷入新的灾难，其祸害甚至会比前三十年更甚，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迷信西方民主救不了中国
在香港，不少人仍迷信西方民主可以救中国，他们以为政党政治才是真正的民主。这些人仇视今日中国的制度，并虚伪的以“爱国不爱党”作为他们“恐共”“仇共”的藉口。但事实告诉我们，西方民主弊多於利，奉行西方民主的国家已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泥潭当中，他们有的为那虚伪的选举制度付出难以负担的代价，也有的在自相矛盾的政策中将国家带进危险的边缘，他们吹嘘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是想所有国家遵循他们所定下的游戏规则，和他们进行一场绝不公平的博弈，他们推行颜色革命，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目的不过是要改变中国现行的社会制度，削弱中国的竞争力，好让他们稳操胜券，成为世界当然的主人，让中华民族成为他们胯下之臣，永远是他们眼中的二等民族。
当然，今日中国仍然有不少令人气愤的不公平的现象，然而，太阳的黑子掩不住太阳的光辉，这些不良现象正在改变之中。八千万共产党员中，仍有绝大部分保有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一心为民，忠於国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好汉，正是如此，中国才能冲破重重困难，在惊涛骇浪中喷薄而起，光耀於全世界。
今日中国每年仍能保有百分之八以上增长的国民生产值，中国的国家建设辉煌耀目足以令外国人睁不开眼，08年奥运展示出中国强大无匹的组织能力，嫦娥二号的升空，显示出中国深不可测的军事力量。事实告诉我们，今日中国的路走对了，共产党就是最好的带头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比共产党更强大的政党，惟有他们有此魄力，能推动这载有十三亿人的巨轮继续向前；惟有他们有此经验，能在惊涛骇浪中为我们选择最好的方向。要中国能继续向前发展，支持共产党领导是唯一的出路，这也是真正的爱国者最终的选择。
http://paper.wenweipo.com/2010/10/26/PL1010260004.htm
大家千万要警惕突然死亡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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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0-10-26 19：40：19作者：无色龙发短信加好友更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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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看似平静却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全球神经的角落。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与世隔绝。最近，朝鲜政府突然推行货币改革。要求民众将持有的旧货币以100：1的比例兑换为新货币，而且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六天。一旦过了兑换期，所有旧货币将完全作废，失去流通价值。
之所以称朝鲜此次新旧货币的更新为货币改革，主要是因为此次货币兑换的比例和商品价格改动比例并不同步。在民众们被迫将手中旧货币兑换为原来面值1％的新货币时，以旧货币计价的商品售价并没有同步调整为1％的新价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朝鲜政府只为民众规定了10万旧货币的兑换额，如果你的财产超过了10万旧货币，那么多余的旧货币也无法兑换为新钱，全部沦为废纸一堆。
在这种情况下，会带来物价的短期疯狂上涨，以及黑市旧货币兑换美元、人民币价格的大幅飙升。手中拥有旧货币的朝鲜人民，无论是拿着钱去买东西，还是去兑换美元，结局都是一个；由于大幅贬值，这些钱换回来的东西少得可怜。旧朝币兑换美元的官方汇率是135：1，而黑市上汇率已经2000到3000朝元才能兑换1美元。
朝鲜此次的货币改革，是因为持续走高的通货膨胀所导致的。由于朝鲜多年的经济发展失败，加之此次全球金融风暴带来的流动性 泛滥蝴蝶效应，朝鲜已经处于严重的通货膨胀的边缘。
突然死亡的货币
无独有偶，类似的“货币突然死亡”，其实一直都是政府在面临失控的经济局面时所无奈采用的方法。1993年，剧变之后的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卢布急剧贬值，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000％，亟须实行货币改革。
俄罗斯采取了和朝鲜政府一样的做法：银行只提前一天宣布货币改革方案，留给老百姓兑换新币的时间只有两个星期，一次性兑换额度限制于3.5万卢布，剩下要作为定期存款存入银行。
在当时恶性通货膨胀、卢布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老百姓的钱连跑步消费还怕来不及，如果存入银行那么最后只会沦为废纸。如此一来，俄罗斯人民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大量资产，顷刻间就化为乌有。
而回溯历史，其实在中国也发生过这样的 货币兑换改革，其原因也同样不离“恶性通货膨胀”的推波助澜。 1935年底，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应对白银价格持续上涨的局面，将以白银作为本位流通的模式改为以纸币流通模式。规定由中央银行发行挂钩英镑的法币纸钞，作为国内流通的货币。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管理完全失败，为了应付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纸钞被无限量地发行，造成了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1936年初，在法币纸钞刚刚诞生的时候，全国流通的纸钞总额度为7.8亿元，10年之后的1948年，流通的总额度已经达到了6，636，946亿之巨。
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情况下，超量的流通纸钞只会带来物价的疯狂上涨。上海的物价指数（类似于今天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从1937年的基准数1，飙升到了1948年的4，927，0 00.能买一头牛的钱，最后连一包火柴都买不到。
1948年8月20日，国民党政府也突然做出了货币改革的决定，用新的 货币“金圆券”
兑换已经失去实际价值的法币，比例为300：1.民众持有的所有法币、金银和外币，都要限期兑换为金圆券，否则就要全部没收。
然而，恶劣的社会经济发展，才是通货膨胀的不良土壤，即便货币再进行兑换，实际的购买力依然会迅速贬值。原本是限额发行20亿的金圆券，不到3个月已发行了33.94亿。
在国民党政府迫于无奈取消发行限额后，不到—年发行总量已达51，612，40亿。
金圆券诞生9个月的1949年5月，其发行量增长了307124.3倍，上海物价上涨了644136 1.5倍。金圆券面额从1元一直到100万元，又一次成为了废纸。
“巧妙”的稀释
比较这几次“突袭而来”的货币改革，其实都是出于大致相似的原因：除了每次朝代更迭的财富抢夺和洗牌。政府缓解经济下滑和失败带来的社会问题，只好通过非常举措来缓解困境，最悄无声息的巧妙方法便是通货膨胀。
从1949年到2009年，60年的时间间隔，在历史长河中只是转瞬即逝。经济学鼻祖 亚当·斯密先生认为，正确的社会制度基础，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一切知识、财富和资本的积累，都是人类的天生追求，只不过会偶然受到错误制度的抑制。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就有周而复始的循环。200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所碰到的一些经济问题，实际上，早在20 00多年之前，也曾类似发生过。
自汉武帝时的中央集权式经济管理方式，把盐铁官营、酒类专卖、专有铸币权和政府异地贱买贵买的物价政策等等都 牢牢把控在政府手里，结果大多数社会财富都集中到了西汉王朝身上，百姓过得痛苦不堪。于是乎，公元前81年的西汉昭帝始元六年，昭帝召集天下贤良文士，共聚京城召开了一次讨论民生疾苦的大规模政府财政政策的辩论研讨会，史称“ 盐铁会议”，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那次会议上，来自民间派的贤良学士们大声疾呼，要取缔盐铁专营，放开酒榷专卖，官府经营切不可“与民争利”，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代表，则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认为盐铁之类的资源都应由政府垄断，政府控制大部分工商资源，可以增加中央集权的财政实力，“有益于国，无害于人。”
这一幕总觉得那么的面熟。盐还是官营的，酒不仅照样征收重税，还多了个烟草，不仅铸币权还在政府手里，如今的房地产凭借日益飙升的价格，使得民众身陷举尽财力才能换得居身之所。
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和财政收入的增幅，基本上每年都以2％～30％的速度递增，这不免加重了通货膨胀的担忧。在最近“防止通胀抬头”的声音又起的时候，我们要警惕过度、过量的货币发行对人民的财富和资产迅速稀释的负面作用。
根据新华网等官方媒体披露的中国央行数据，截至2009年10月底，中国狭义货币供应量（M1，即社会纸钞流通数量加活期存款的总量）余额为20.7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 03％。而同期美国狭义货币（M1）余额为1.69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1.5万亿。
中国不仅已经是 全球货币发行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接近美国的2倍。为了消除因为中国总人口多于美国而产生的某种误解，我用另一种计算方式来进行简单对比，却带来更大的震撼。按美国平均月收入3000美元工资水平计算，3.1亿人口，月总薪水额为0.93万亿美元，1.69万亿的狭义货币供应量约为月总薪水的1.8倍。而我们假定中国平均月收入也能达到3000元人民币，按13亿人口计算，月总薪水额为3.9万亿人民币，那么我们的20.75万亿的狭义货币供应量为我国月总薪水额的5.32倍。
这并不是严谨的经济学公式，但却有着平凡的可比性。挣3000美元和挣3000人民币的普通美国人和中国人，他们或许不关注货币汇率，也不兑换外币，上班，拿钱，支付衣食住行，各自国度里的平凡生活，我们流通的钱却比他们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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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看似平静却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全球神经的角落。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与世隔绝。最近，朝鲜政府突然推行货币改革。要求民众将持有的旧货币以100：1的比例兑换为新货币，而且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六天。一旦过了兑换期，所有旧货币将完全作废，失去流通价值。
之所以称朝鲜此次新旧货币的更新为货币改革，主要是因为此次货币兑换的比例和商品价格改动比例并不同步。在民众们被迫将手中旧货币兑换为原来面值1％的新货币时，以旧货币计价的商品售价并没有同步调整为1％的新价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朝鲜政府只为民众规定了10万旧货币的兑换额，如果你的财产超过了10万旧货币，那么多余的旧货币也无法兑换为新钱，全部沦为废纸一堆。
在这种情况下，会带来物价的短期疯狂上涨，以及黑市旧货币兑换美元、人民币价格的大幅飙升。手中拥有旧货币的朝鲜人民，无论是拿着钱去买东西，还是去兑换美元，结局都是一个；由于大幅贬值，这些钱换回来的东西少得可怜。旧朝币兑换美元的官方汇率是135：1，而黑市上汇率已经2000到3000朝元才能兑换1美元。
朝鲜此次的货币改革，是因为持续走高的通货膨胀所导致的。由于朝鲜多年的经济发展失败，加之此次全球金融风暴带来的流动性 泛滥蝴蝶效应，朝鲜已经处于严重的通货膨胀的边缘。
突然死亡的货币
无独有偶，类似的“货币突然死亡”，其实一直都是政府在面临失控的经济局面时所无奈采用的方法。1993年，剧变之后的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卢布急剧贬值，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000％，亟须实行货币改革。
俄罗斯采取了和朝鲜政府一样的做法：银行只提前一天宣布货币改革方案，留给老百姓兑换新币的时间只有两个星期，一次性兑换额度限制于3.5万卢布，剩下要作为定期存款存入银行。
在当时恶性通货膨胀、卢布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老百姓的钱连跑步消费还怕来不及，如果存入银行那么最后只会沦为废纸。如此一来，俄罗斯人民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大量资产，顷刻间就化为乌有。
而回溯历史，其实在中国也发生过这样的 货币兑换改革，其原因也同样不离“恶性通货膨胀”的推波助澜。 1935年底，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应对白银价格持续上涨的局面，将以白银作为本位流通的模式改为以纸币流通模式。规定由中央银行发行挂钩英镑的法币纸钞，作为国内流通的货币。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管理完全失败，为了应付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纸钞被无限量地发行，造成了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1936年初，在法币纸钞刚刚诞生的时候，全国流通的纸钞总额度为7.8亿元，10年之后的1948年，流通的总额度已经达到了6，636，946亿之巨。
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情况下，超量的流通纸钞只会带来物价的疯狂上涨。上海的物价指数（类似于今天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从1937年的基准数1，飙升到了1948年的4，927，0 00.能买一头牛的钱，最后连一包火柴都买不到。
1948年8月20日，国民党政府也突然做出了货币改革的决定，用新的 货币“金圆券”
兑换已经失去实际价值的法币，比例为300：1.民众持有的所有法币、金银和外币，都要限期兑换为金圆券，否则就要全部没收。
然而，恶劣的社会经济发展，才是通货膨胀的不良土壤，即便货币再进行兑换，实际的购买力依然会迅速贬值。原本是限额发行20亿的金圆券，不到3个月已发行了33.94亿。
在国民党政府迫于无奈取消发行限额后，不到—年发行总量已达51，612，40亿。
金圆券诞生9个月的1949年5月，其发行量增长了307124.3倍，上海物价上涨了644136 1.5倍。金圆券面额从1元一直到100万元，又一次成为了废纸。
“巧妙”的稀释
比较这几次“突袭而来”的货币改革，其实都是出于大致相似的原因：除了每次朝代更迭的财富抢夺和洗牌。政府缓解经济下滑和失败带来的社会问题，只好通过非常举措来缓解困境，最悄无声息的巧妙方法便是通货膨胀。
从1949年到2009年，60年的时间间隔，在历史长河中只是转瞬即逝。经济学鼻祖 亚当·斯密先生认为，正确的社会制度基础，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一切知识、财富和资本的积累，都是人类的天生追求，只不过会偶然受到错误制度的抑制。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就有周而复始的循环。200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所碰到的一些经济问题，实际上，早在20 00多年之前，也曾类似发生过。
自汉武帝时的中央集权式经济管理方式，把盐铁官营、酒类专卖、专有铸币权和政府异地贱买贵买的物价政策等等都 牢牢把控在政府手里，结果大多数社会财富都集中到了西汉王朝身上，百姓过得痛苦不堪。于是乎，公元前81年的西汉昭帝始元六年，昭帝召集天下贤良文士，共聚京城召开了一次讨论民生疾苦的大规模政府财政政策的辩论研讨会，史称“ 盐铁会议”，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那次会议上，来自民间派的贤良学士们大声疾呼，要取缔盐铁专营，放开酒榷专卖，官府经营切不可“与民争利”，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代表，则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认为盐铁之类的资源都应由政府垄断，政府控制大部分工商资源，可以增加中央集权的财政实力，“有益于国，无害于人。”
这一幕总觉得那么的面熟。盐还是官营的，酒不仅照样征收重税，还多了个烟草，不仅铸币权还在政府手里，如今的房地产凭借日益飙升的价格，使得民众身陷举尽财力才能换得居身之所。
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和财政收入的增幅，基本上每年都以2％～30％的速度递增，这不免加重了通货膨胀的担忧。在最近“防止通胀抬头”的声音又起的时候，我们要警惕过度、过量的货币发行对人民的财富和资产迅速稀释的负面作用。
根据新华网等官方媒体披露的中国央行数据，截至2009年10月底，中国狭义货币供应量（M1，即社会纸钞流通数量加活期存款的总量）余额为20.7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 03％。而同期美国狭义货币（M1）余额为1.69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1.5万亿。
中国不仅已经是 全球货币发行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接近美国的2倍。为了消除因为中国总人口多于美国而产生的某种误解，我用另一种计算方式来进行简单对比，却带来更大的震撼。按美国平均月收入3000美元工资水平计算，3.1亿人口，月总薪水额为0.93万亿美元，1.69万亿的狭义货币供应量约为月总薪水的1.8倍。而我们假定中国平均月收入也能达到3000元人民币，按13亿人口计算，月总薪水额为3.9万亿人民币，那么我们的20.75万亿的狭义货币供应量为我国月总薪水额的5.32倍。
这并不是严谨的经济学公式，但却有着平凡的可比性。挣3000美元和挣3000人民币的普通美国人和中国人，他们或许不关注货币汇率，也不兑换外币，上班，拿钱，支付衣食住行，各自国度里的平凡生活，我们流通的钱却比他们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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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中国历史的延续与断裂
2010年10月26日
秦晖 著名学者 、清华大学教授
原题：30年、60年、120年——中国历史的延续与断裂
秦晖：谢谢大家参加这次交流。我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其实本来应该是去年和前年讲的，大概全球的惯例就是，凡是“逢十逢百”，往往都是比较受关注的时候。08年是改革30年，09年是国庆60年，这个30年、60年的话题当时是很热的。实际上很多研究者也在关注这个话题，但是我们国家的现象就是，只要是“逢十”反而比较敏感，因此这个话题本来在那个时候是研究的热点，但是真正到了那个时候往往是宣传的热点和研究的低点，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正好现在这个“逢十”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冷静下来真正的分析一下这30年、60年。
我们知道在前年、去年30年、60年的文字中，有个很有意思的变化，08年改革30年，那个时候主流的宣传是强调改革前后的剧变，那个时候经常说改革前如何如何糟糕，改革以后就发生了中国奇迹，发生了大的变化，强调这两者之间的断裂，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到了去年，主调是60年，于是这个主流就变成强调改革前后的连续，也就是前30年也很好，后30年更好，这个。更好。对前30年是继承，强调这两个30年之间的连续性。关心中国思想界的人不难发现，其实这两种声音一向都存在，而且彼此之间是有斗争的。大体而言，前一种观点可以被视为官方改革派，也就是体制内改革，认为我们原来这个体制有很大的毛病，现在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创造了奇迹。后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官方左派，更多强调的是连续，就官方左派的主流而言，他们并不否认改革以后是有成就的。我这里要讲的和那个所谓“非主流左派”有所区别，现在有一种“非主流左派”，不认为改革是有什么成就的，而且认为改革是灾难。但是我们的官方左派还是说改革是有成就的，但是他们一般都喜欢说这个成就是毛泽东奠定的基础，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这两个30年的关系是。毛泽东栽树，邓小平乘凉。，或者说“毛泽东栽树，邓小平摘桃子”。主要就是说毛泽东时代全力以赴搞建设，大家生活苦一点，但是基础打下来了；到了邓小平时代就在那里吃毛泽东的老本，把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果拿来分化。
其实大家如果眼光再放远一点，就会看到对于两个30年还有另外两种声音，同样是强调剧变，或者是强调连续，但是这两种声音都是否定的。一种声音是所谓的毛左派的声音，或者是再次文革派，认为中国应该再搞一次文革。这些人他们其实也很强调断裂，但是对这个断裂是否定的。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很好，搞的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上台是走资派又回来了，颠覆了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说毛泽东当年没有说错，邓小平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改革最近这些年来，的确这个社会出现非常多的弊病，当然有一些人就归结为改革本身，说以前有多好多好，后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不光是中国有，当年国际上的一些毛派在中国改革以后也是很失落的，而且早就有了这种言论。江青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美国有一帮“毛头派”，曾经专门排演过大型歌剧，就叫《江青》，而且好像有一个华人，当然也是左派艺术家，谱了一个歌，据说还很好听，他也是这种调子。我在美国看到当时毛派有一个组织叫“美国革命共产党”，把中国历史说是49年到77年是社会主义，77年以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陷入了灾难。他们也是强调剧变，但是对这个剧变是否定的。
相反，现在国内外都有一些激烈的批评共产党的一些言论，比如说海外的无党派人士，他们也很强调连续。但是他们强调的连续也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强调的，他们讲的连续就是一党专政一贯为之，而且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对前30年、后30年的批评都很厉害。一讲到前30年就是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一讲到后30年就是“六四大屠杀”之类的，好像这60年都没什么好事。他们讲的也是连续，但是对这个连续基本上是一种抨击。
如果把断裂和连续作为一个纬度，而把肯定和否定作为另一个纬度，实际上是四种声音。认为断裂的，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认为是继承的，也有肯定的和否定的。如果从一个比较超越的立场看，我觉得这四种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都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某一个方面。但是很奇怪的是，所有的这些人，他们在讨论60年的问题上好像都跟他们谈论两个30年之间的立场有很大的反差。比如说很多强调两个30年之间连续性的那些人，他们往往都非常否认这个60年和以前的连续性。他们往往强调60年和以前有非常大的区别。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毛左派，他们经常说改革以后的30年是继承了前30年的成果，但是他们往往把前30年的成果说成好像从天下掉下来一样，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说中国原来是一穷二白，好像中国的工业化是从毛泽东那个时代才开始的，而以前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他们自己的文章，比如说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王绍光先生，自己写的一篇文章，给出的数字是前30年平均经济增长是6.5%，后30年平均经济增长是9.9%.当然他说6.5%成就也很伟大了，但是我觉得假如你说9.9%的增长都认为这是一种连续，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变化，那么6.5%的相对缓慢的增长，反而是更大的剧变吗？如果说9.9%这样的增长你都说需要有所继承，那么6.5%这样缓慢的增长，难道就只需要有突变吗？所以这些人的逻辑就是。改革前后皆美景，新旧社会两重天。。在两个30年之间强调极端的连续，但是在两个60年之间强调极端的断裂，这在逻辑上好像是很不协调的。
反过来讲，对两个30年的连续持否定立场的，比如他们都说两个30年都是一党专政，很糟糕，但是这些人往往又非常突出这60年和以前的变化。当然他们说这个变化倒过来了，往往说60年以前，1949年以前很好，甚至好的不得了，这个当然在以前是一种非主流的声音，但是有趣的是最近这种声音也变成主流了。因为我们这个主流意识形态逐渐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以前说。万恶的旧社会。，现在开始说。五千年的优良传统。。万恶的旧社会逐渐也变成很美好，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变得非常美好。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引用所谓。麦迪逊数字。，说中国在鸦片战争前GDP就占到全世界36%，比今天的美国都要牛得多，说中国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最进步的国家。大家要知道，那是鸦片战争前夕，不是指的周秦汉唐！如果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还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那后来中国怎么会自暴自弃到那种程度，的确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事。
所以我觉得很可能是，1949年以前的社会，你说。万恶的旧社会。可能太莫名其妙，但是你说。世界第一美好。，这恐怕也是很有问题的。但是有一点，你把这两个30年说得那么连续，但是把这60年和以前说得那么断裂，在逻辑上的确有一些问题。老实说，对于前60年，就是从甲午（1894年）到1949年，这60年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讲的所谓的。旧社会。。你要对比说这个旧社会和49年以后中国的状况，是不是有非常大的改变呢？从一个角度讲的确是有改变的，很多人都说1949年以前中国是一片废墟，民不聊生，从很大程度上讲这个不能算错。但是这个和旧社会有的时候并不见得有什么关系，看看中国历史就知道，两个王朝交替之际，乱世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两个王朝之际，从秦汉之际一直到明清之际都是天下大乱，人口死掉一大半，甚至死到十分之九。但是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恢复得很快，不到20年就是。文景之治。。
所以我觉得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点跟以前不一样，那就是中国从两个王朝之间的乱世，进入了一个等于是一个新的朝廷建立以后比较稳定的时期。但是如果你说这个社会的基础规则到底发生了多少变化？这就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一种很糟糕的局面可以说是和平与战争的区别，当然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社会规则的区别，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这个区别是社会规则的改变，那么我们就要问到底改变了哪些规则呢？关于1949年以前的传统社会，我觉得有很多分歧的地方。以前说。一团漆黑。，现在又说。花团锦簇。，但是我觉得从现在这个角度讲，这个逻辑有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如果你要说太花团锦簇，那革命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有很多逻辑上的困难。
这个问题我曾经讲过一次，现在我不想多讲这个问题了，我现在对1949年以前的事就把它略过去。总的来讲，我作为一个经济史家，我认为那个麦迪逊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我不相信什么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还那么伟大，这根本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完全无法解释中国的历史。
我现在着重还是要讲1949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1949年这场改变，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讲叫作。革命。，从形势上讲的确是非常惨烈的。用我们正统的语言来讲，。红色江山。是2000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的确非常的惊心动魄。但是大家要知道，一场变革的激烈与否与它对社会最深处的规则改变与否，往往不是一回事。我国历史上有多少次的人口死掉一大半的，比2000万要多得多，人口死掉一大半的那种变化。实际上这个社会规则并没有什么改变，无非就是改朝换代而已。从秦汉一直到明清，像这样的现象很多，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讲只要是死人很多的变革就一定是最深刻的变革。
我们从最传统的说法，按照正统的说法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家知道这两个。半。它本身并不能合成一个。一。，因为另外一半都不在这个语境之中。我们讲。半殖民地。的时候，我们讲的并不是社会形态，我们讲的是国家权益在世界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如果是。半殖民地。另外一半应该是。半独立。，也就是我们没有变成全殖民地，我们当时处在半独立状态。这个所谓的半封建，另外一半如果按照我们党原来的说法应该是。半资本主义。，不管这个资本主义是外国人带来的外资，还是我们本国的民族资本。因此这个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另外一种表述就是。半独立半资本主义。。按照我们原来的说法，1949年以后发生了所谓天翻地覆的改变。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半殖民地获得了民族独立，这是第一个变化，改变了半殖民地。第二个就是半封建，我们那个时候讲的封建就是指的地主租佃关系，据说这个关系是通过土改改变了，于是我们消除了半封建。而这个半资本主义又通过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消除了。于是不管是半资本主义还是半封建，最后都变成了计划经济，或者说是变成了社会主义。不管这种变化我们说是好的也好，说是坏的也好，我现在要问的是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变化，1949年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这个变化是在1949年实现的吗？1949年在这种变化中到底占有多重要的地位呢？
我们先说说所谓的半殖民地的问题。一个民族的地位，老实说我觉得最本质的应该是它国民的地位，不是说这个。皇上。很威风就很有地位。我们这个国民是不是在世界上得到尊重？这才是真正体现我们国家的真实地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外交，我觉得不光是1949年以后，1949年以前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的外交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友好国家，尤其是所谓的最友好的那些国家，往往是对华人、华侨和华商最野蛮、最残酷、最坏的国家。而我们认为是敌对国家的那些国家，相当的一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规律，是对华人、华侨和华商最友好，接受他们的程度最高的国家。所以我经常讲这个。反华。的概念该怎么理解？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讲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大家知道东南亚地区这两三百年经常排华，但是东南亚国家中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排华事件的国家，也就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应该是泰国。历史上东南亚这些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大规模排华事件，就是泰国没有发生过。可是泰国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中，70年代曾经我们认为是最坏的国家，那个时候官方对泰国的说法是美国等反动统治集团统治的国家，而且我们当时支持泰国共产党在他们那里搞革命，我们的昆明曾经设过泰国共产党的电台，在那里天天骂泰国，而且骂得很厉害。那个时候越南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很多，可是越南对华侨、对华人、对华商都很坏，基本上是对他们实行剥夺政策的。而且老实说，这个剥夺政策也不是1978年中国和越南翻脸了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就已经剥夺了，可那个时候中国跟越南的官方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越南并不是最坏的，那个时候最坏的是…
听众：印度尼西亚。
秦晖：不是印度尼西亚，老实说印度尼西亚是不是比越南更坏都是一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比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要坏得多的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对华人已经不是剥夺的问题了。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华人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死了三分之二。红色高棉屠杀华人，不光是屠杀所谓的富有的华人，甚至连侨共也杀。什么是侨共呢？就是华侨中的共产党，当时不属于红色高棉，而是属于中共系统的。侨共在红色高棉时期几乎全部被杀光，死亡率比一般华侨还要大。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红色高棉是我们中国的铁哥们，为了红色高棉，我们不仅敢得罪泰国，也敢得罪越南。为了拯救红色高棉，我们跟越南打了一仗。也就是说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现在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在工业化国家中，我们知道如果要说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好的国家，其实大家都知道不管喜不喜欢，这是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就是美国。哪怕就是民主国家，像欧洲，对华人当然也不能说坏，但是老实说在欧洲华人要像美国那样的融入主流社会仍然是不可能的。欧洲的华人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很多人成为高官，很多人成为教授，很多人成为大科学家，进入主流社会。欧洲的华人基本说只能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开餐馆，一件就是做皮鞋那种手工作坊，别的事情很难做。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是在欧洲获得了学位，他们的导师在学术界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要在大学中谋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要比美国困难得多。
但是欧洲毫无疑问也不是最差的，俄罗斯要比西欧对华人、华侨、华商糟得太多，现在中俄关系很密切，到过俄罗斯的人很多，他们是怎么对待华人的？当然了，其实华人自己也有很多毛病，这个我们应该承认，包括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但是这些东西西欧的华人也有，西欧却为什么没有这样对付华人？包括去年发生的那个。新星号事件。就不是虐待华人的问题，还公开打死了几个华人海员，像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工业化的国家中都不可能发生。但是现在又是俄罗斯跟我们关系最好，欧洲次之，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只要你拍。皇上。的马屁就是友好国家，哪怕把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同胞杀得再多还是友好国家。假如你不讨我们。皇上。的喜欢就是敌对国家，哪怕对我们的同胞再友好都没用，我觉得这样的外交是很奇怪的。如果这样，我们国家所谓的。再崛起。对一般的国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可以想像，如果我们国家进一步崛起了，像那种现在和我们友好的那些国家越来越多，比如说和我们友好的国家有缅甸等，那些国家如果多起来，还有我们中国人的活路吗？
我前不久去了一趟东南亚，有人告诉我一件事。大家知道缅甸也是我们的铁哥们，因为它跟西方不好，就跟我们很好。我们在缅甸搞了一座桥，我方建议要把它命名为。缅中友谊大桥。，但缅甸军政府不同意，要把它命名为他们将军的一个名字，我印象中好像叫金友大桥（音）（注：我没找到这座桥）。当时中方也就同意了，但是这个大桥落成之后给当地华人社区发了邀请，结果大桥落成的时候这些人都不来，为什么呢？后来一了解才知道，原来那个将军就是在1964年缅甸排华的时候屠杀华人的罪魁祸首，当地的华人对他痛恨得不得了，但就是这样的人是。友好人士。。所以我觉得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在缅甸这样的国家中国人站起来了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不想涉及那么敏感的问题，我只是说就算我们把这些问题——也就是国家的地位到底是皇上的地位还是国民的地位——先放在一边，仅仅就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益而言，1949年这场变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改变？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就不说公民权利了，我只说所谓的主权，——至于人权和主权谁大，我姑且不说。那么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或者说所谓的主权，到底有哪些增进？哪一个不平等条约是1949年废除的？哪一块领土是1949年收复的？哪一点经济权益，包括海关权益，各种权益在内是1949年获得的？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出来！的确是找不到！
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损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包括不平等条约，租界、外国在华特权，包括领土的丧失。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平心而论，绝大部分的进步都发生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也取得了进步，比如说收回香港和澳门，但是与1949年本身有很远的距离。我觉得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的收复，平心而论最早的一个进步应该是在1954年，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上来，他的地位比较脆弱，他当时对中国是最友好的。不过我这里要讲，对中国最友好的人往往都不得好报，这个人后来就成为被中国骂得很厉害的人。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中国夺走了的那些东西都还给了中国，像旅顺、大连和新疆的很多所谓的苏资公司，这些都是1954年以后赫鲁晓夫归还给中国的。但是在这之前，从1949年到1954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中国的国家权益在这五年中有什么增进。中国的国家权益的恢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我前面有一段话，虽然大家都说1949年的革命变化很大，的确这个革命是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的一场斗争，国共两党的确有很多不同，这应该承认。但是我前面曾经提到，国共两党的不同，与国共两党和中国其他势力的不同相比，应该是要小得多。我们以前经常把国共两党之外的那些势力叫作中间势力，或者叫作第三势力。
其实今天看起来，这个中间势力如果从理念上讲，它并不中间，往往自成一体。而国共两党可以看成是另一体，相对于所谓中间势力而言，他们有更多的共同点。从最简单的语言上讲，他们就有很多共同点，这两个党对内都称。同志。，而且经常把革命挂在嘴边，动不动就讲革命。整个理论形态，政治就不说了，这两个党都讲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经济上这两个党也有很多共同点，很多人宣传说这两个党差别最大的一点就在所谓的土地改革上。我们说我们的改革是反封建的革命，反封建就是土改，按照这种描述共产党是土改派，国民党应该就是反土改派。可是我们知道，虽然国民党在土改的问题上当然和共产党有很大的区别，没有共产党那么激进，但是，中国当时的其他势力在土改问题上都比国民党更保守，包括后来跟共产党结盟的那些人。当时的第三势力简单来说就是两支，一支是自由主义势力，一支就是中国文化本位派，像梁漱溟先生那样所谓的。新儒家。。这两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根本不认为有土地改革的必要。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言，它是重视产权的，国家剥夺产权他们本来就不赞成。对于传统文化本位派，他们理解旧社会就是很美好的，根本不认为应该改变，而且他们理解的。乡村之治。，实质就是乡绅之治，乡绅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讲的。土豪劣绅。。大家不要以为。土豪劣绅。这个词只有共产党才讲，国民党也讲，而且国民党不是国共合作时期讲的，国共分裂了以后，国民党仍然用。土豪劣绅。这个词。
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1927年国民党搞清党，大家知道国民党的清党文件是怎么写的吗？要清谁呢？首先是清共产党了，这点没有问题。这个文件说清党要清两种人，第一种当然是清异党，所谓异党就是共产党。第二，清党要清混入国民党的土豪劣绅。当然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清党主要就是清共产党，清土豪劣绅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但是尽管只是说说而已，也应该承认至少就意识形态而言，他们其实跟共产党还是很接近的。而这个。乡村建设派。，他们就没有这个概念，而且他们认为乡村是地方自治。大家知道1949年以前的乡村建设，现在很多人对它的评价也很高，可是梁漱溟先生他们搞了很多乡村建设，主要是依靠乡绅。而乡绅自治不要说共产党不许可，国民党也是不许可的。因为国共两党都是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央集权的政党从来都是主张强龙要压倒地头蛇的，而乡绅就是地头蛇，他们是不能容忍的。乡村建设派搞的那些事情，最后都被国民党给搞掉了，共产党当然更是不能容忍。
这里我还要讲一点，其实国民党是一个内部结构复杂的党，国民党内对土改问题也不是一致的。国民党内有土改激进派，也有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内的土改最激进的流派就是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代表的CC系。可是大家知道，在国民党内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土改问题上越是激进的流派，越不会因为它在土改问题上的激进就对共产党友好。恰恰相反，国民党内的土改激进派通常就是反共极端派，在土改问题上越激进，他们就越反共。在国民党内最早主张用极端手段对付共产党的就是CC系，最早对付共产党的特工组织，中统就是他们建立的，军统都是后来才有的。其实我觉得道理也很简单，土改激进派一般都是中央集权派，中央集权派一般都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派，越激进就越容不得异党，就越要排斥异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可说的。
其实真正要说1949年以前，中国的政治分裂说透了也很简单，根本就不在土改这个问题上。当时在土改这个问题上，站在国民党一边的有非常激进的土改派。但是站在共产党这边的，也有根本就不认为应该搞土改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分歧呢？最基本的就是1949年时候的中国，赞成不赞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腐败？赞成一党专政的就站在国民党的旗下，当时共产党是打民主旗号的，是打多党制旗号的。在抗战后期，毛泽东还说过他讲的民主不是指的苏联式的民主，而是指的美国式的民主，说苏联式民主虽然也很好，但是太高了，我们还够不着，我们要的就是美国式的民主，而且他说美国最好是多多干涉中国的内政，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实行多党制，实行议会制，甚至还发表过一篇社论，。希望每一个在华美军士兵都成为民主的宣传员。，这是延安《解放日报》的言论。
当时真正的分歧就在这儿，为什么梁漱溟先生这些对土改不感兴趣的人会拥护共产党呢？当然他徘徊了一段，最后还是选择了共产党，原因就是他们这些人对一党专政不满。为什么CC系尽管支持土改，而且主张在土改问题上跟共产党竞赛，但是还是极端反共的？原因就是他们是赞成一党专政的，当时中国的分歧就是在这儿。至于中共掌权了以后，好像忽然间就认为这个民主是一种邪恶的东西，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在1949年以前不是这样说的。所以我说这个变化并不是始于1949年，就国家权益而言，大家知道1928年国民党说他们要搞一种新外交，就叫。革命外交。，国民党经常把革命挂在嘴边，说这个外交就是要改订新约，收回利权。尽管这个外交只有短短的几年，因为抗战以后情况就改变了，革命外交就变成了战时外交了。但是在这几年之内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跟几个主要列强，首先是美国，都签订了契约，基本上把在华的经济特权给取消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海关制度。这一点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海关制度，无论是工业化还是政府的财政都不可能有基础。大家知道在抗战前，国民党的中央财政，南京政府的中央财政是不靠从农民那里取得的，田赋当时是不列入中央财政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关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中央财政。当时田赋是作为省级财政收入的，抗战以后才变化。
大家知道在抗战以后，平心而论，虽然中国抗战的军事表现无足称道，经常打败仗，但是中国的坚决抵抗，没有投降，还是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而且交战双方当时都标榜要跟中国友好。当然了，日本方面所谓标榜友好是假的，因为他们所谓友好的对象是伪政府，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在形式上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交回了租界。英美当然也是，都争前恐后的宣布废除一切在华特权，放弃租界。而且大家知道在二战期间，虽然中国当时实际力量并不强，但是在一些列强的支持下，当然这些列强也有自己的考虑，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中国在抗战结束的时候成为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安理会五强，五个常任理事国，那是1944年就定下来了。而且在这之前几次列强会议中，包括华盛顿会议，开罗会议，都把中国作为几巨头之一请过去。我们现在讲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大家知道德国、日本经济上都很强，但是他们一直进不了，中国之所以能进去，就是在1944年那次机遇。
仅仅从领土上来讲，1945年以后中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收回了很多周边地区的领土。其中很典型的就是收回了中缅边界的相当一部分土地，虽然不在法理上，但是事实上这些土地当时是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下的。而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中国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国有资产，主要是社会主义苏联带给我们的。苏联出兵，他的要价是很高的，要夺回沙俄全部的在华权益，其中就包括我前面讲的旅顺、大连，那个时候都是苏联的殖民地，包括中东铁路，包括新疆很多苏联的矿山。但是这些东西1949年以后我们也没有收回，直到1954年才收回。1949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领土没有收回，比如香港、澳门，一直到邓小平时代，甚至是江泽民时代才收回。
那么在1945年形成的这个格局中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新疆问题。去年新疆成为了一个关注焦点，东突成为了大家议论很多的话题。可能有些人知道，东突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事件就是由苏联人支持的所谓的三区革命。三区革命至少在我国的官方历史上仍然是得到的正面的歌颂，新疆至今还有三区革命纪念馆，三区革命烈士陵园。但是三区革命正式的诉求就是要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东突，这个东突是苏联支持的。1944年苏联支持这些人在三区发动对中国中央政府的进攻，而且一开始就锐不可当。因为三区民族军的装备之精良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有坦克、有飞机、有大炮、有骑兵，这一切都来自苏联。三区革命的领导人有很多是共产党人，但不是中共，而是当时的联共（布），这些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都是联共（布）的党员。不少参加三区革命的还有当时的统战对象，就是泛突厥主义者和泛伊斯兰主义者，这两股势力联手在那里搞疆独。现在就有一种说法，说1949年这个政权更迭对保住新疆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苏联跟国民党意识形态不同，所以他们对国民党是不好的，国民党统治中国，他们就要把新疆分离出去，而共产党统治了中国，跟苏联是兄弟党，他们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因此新疆就保住了。后来三区革命的这些人都承认了，他们大部分的人在1949年的时候一次飞机失事全部死掉了，这次飞机失事也是戏剧性的，跟最近波兰那次差不多，我就不想涉及这个问题了。但是剩下的一些人后来都加入了中共，最有名的就是赛福鼎先生。
以前一直有些人说1949年这次变革对于保住新疆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如果不发生这个变革，那么苏联就会把新疆给分离出去，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事实上是没有力量阻止苏联人这样做的。可是这个说法最近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材料已经证明，苏联改变主意不再追求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并不是1949年的事情，甚至也不是1947年的事情，这个转变发生在1946年年底。这个三区民族军很厉害，他们席卷了半个新疆，但是打到乌鲁木齐郊区，就是玛纳斯河边的时候突然停住了，如果他们不停住，那整个新疆他们都能拿下来。为什么停住呢？据说是因为当时斯大林发现他对三区革命的控制能力有限，三区革命的泛伊斯兰势力比他想像的要厉害得多，斯大林就很担心，一旦这个东突独立成为事实，很可能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是具有泛突厥主义倾向的，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建立，对苏联的中亚各个共和国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连锁反应，搞不好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所以很快就改变了政策，不再支持东突，而且要求三区政府跟国民党谈判，要求承认中国的主权，在中国的版图内实现自治，当然这个实现自治是以满足苏联的权益为代价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三区问题上，1949年这场更迭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没有这场更迭，苏联也不会把新疆分离出去，因为他们当时已经考虑到这个事情对他们也不见得是有利的。而有了这场更迭，我们知道三区革命后遗症一直是很严重的，伊犁、塔城、阿勒泰这些老区，1949年以后一直到1960年伊塔事件之前，苏联的影响非常严重，三区的继承政权，甚至包括新疆军区很多高层都是苏联代理，比如当时南疆军区的副司令伊敏诺夫就是一个俄罗斯人，当然他是新疆俄罗斯族的。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一直到了伊塔事件，1960年中国和苏联关系恶化以后，这些人在三区的老区闹事，后来不行了，他们就跑到了苏联。我们说是6万人，他们说是10几万人，基本上这些势力在伊塔事变之后都走了，以后我们才可以说真正摆脱了三区革命事件的后遗症。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对三区革命正式的说法上还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其实这就是东突的前身，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大家知道除了三区以外，还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就是中国西南边疆的问题。大家都注意到前几年网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帖子，这些帖子其实带有亲国民党的色彩，说国民党时代中国的版图有多大，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对外签订了很多条约，结果割让了很多领土，使中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大概在两年以前，很多重要的网站上都出现了强大的反驳的舆论，有人写了几万字的文章，而且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我觉得这些文章大概都是有背景的，不像一般网民写的，因为引用的材料很多，而且有很多内部材料。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说国民党那个时候划的边界其实都是画饼充饥而已，实际上从来没有控制这些地方，因此1949年以后签订的那些只不过就是承认了现实，并没有真正的损害中国的权益。这个说法我觉得部分是可以成立的，因为的确国民党的中国地图并不反映现实，比如台湾的中国地图到现在还把外蒙列成中华民国的领土，大家知道这个外蒙从20年代开始就不归中国政府管理了。但是我要说，并不完全如此！就云南而言大家知道在国民党时期云南的地图是这样画的，还有一种更极端的画法，（画图），和现在的边界相比许多地方是不一样的。这些地方是中国实际控制的地方吗？应该说在抗战以前不是，抗战以前中国的确是不能控制这些地方的。
但是抗战以后，中国一度控制了这些地方。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远征军的活动，远征军占领了这些地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当地亲中国的地方势力，包括汉族土司。汉族土司在抗战一开始就宣布归附重庆政府，当时就被国民党任为少将，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当了国军的军官，地方基本上就纳入了管辖范围之内。由于这两个原因，实际上抗战后这些地方都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至少是在中国军队的占领之下。网上这篇文章就说这完全是胡扯，说中国根本没有控制过这些地方，因此中国没有放弃一寸领土。他引了很多材料，但是我现在不想引用那些，我只想引《人民日报》，你看看《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1957年周总理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讲解中缅边界问题上讲，他说缅甸要求我们从1941年线以外地区撤兵，我们当时控制了这片地方，为什么说是控制了呢？因为1952年我们追缴国民党的军队，进入了那片地方。也就是说在那之前，这片地方是国民党占的，不是缅甸人占的，所以解放军1952年为了打国民党也进到这个地方。但是后来缅甸要求我们撤退，我们就同意了，我们政府表示准备把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这可是白纸黑字，而且不是什么秘密文献，这是《人民日报》登的，你怎么能说中国没有放弃领土呢？当时这个裁军最终在1956年年底之前完成，我们从缅甸那里取得了一个象征的让步，就是我们要求保有片马、岗房、古浪这三个村子。为什么要保有这三个村子呢？清末民初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片马事件。，当时一帮英国人跑到片马，结果引起了全中国的舆论哗然，因此片马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名词。当时中国政府就说不让他拿回这片地方，可是这块地方仅仅限于片马三村，这三个村子加在一起也不过是10多平方公里。而这一片在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有4万多平方公里。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边界上的一个小角，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我们说只要这个地方给我留下，其他都让给你了，就在这么一个基础上解决了这个中缅谈判。
大家知道实际上缅甸政府是很弱的政府，直到目前它对中缅边界缅方一侧的土地控制能力仍然是很弱的，这些土地基本上都在地方势力的手中，而且这些地方势力往往是亲中国的，包括去年的果敢地区。这些地方即使割给的缅甸，缅甸政府仍然控制不了，结果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办法，我们出动军队把国民党军队赶走，把这片地方交还给缅甸。关于一点，我们2007年采访过退休的当时云南省公安厅厅长，他当时是中缅边界谈判时代的中方秘书组组长，他就很明确的讲，他说1952年搞边防的时候，那个时候密**那片地方是国民党的军队在那里驻扎，他说缅甸官方几乎没有控制边境的能力，控制边境的其实是国民党。后来我们要出让这片领土就碰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当地的土司不干，姓杨的土司亲国民党，其实就是果敢的土司，第二就是那里由国民党军队驻扎。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根据缅方的要求，我们出兵把残军赶出20公里，把蒋军总部赶到澜沧江边，把这片地方腾出来交给缅甸。
我们不可能根据我们现在跟国民党画的地图不同，就说那是我们丢掉的国土，当然不能这样讲！但实事求是的讲，的确有一部分领土是1949年以后丢掉的，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谓的国家主权的恢复，或者说国家权益的恢复，1949年以后的确有进展，这应该承认。道理很简单，不管哪一个党执政，1949年以后起码国家是一个革命统一的局面，比起之前战乱的局面，多少说话的力量要大一点，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对中国国家权益的恢复当然是有正面作用的。但是这个正面作用在1949年的时候并没有体现出来，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是没有什么进展的。
这个是当时三区革命的时候，所谓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发行的货币，邮票，他们的帽子。当年的东突符号现在也在用，这个东西是有继承性的。
我这里讲的是所谓半殖民地的问题，就反封建而言，关于租佃关系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说租佃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好，更多的人说租佃关系也不能叫封建。我不想涉及这种问题，我只是说即使我们要消除租佃关系，这个过程也不能说只是在土改完成的。现在研究民国经济史的人，很多人都指出这个租佃关系的消退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地权集中的程度在民国时期20年中就已经有很明显的变化了。也就是说，民国这20年，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土改，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土地一直是在分散。我就这个问题写过书，但那是一家之言，我只讲其他人的，这个郭德宏先生应该说也是一个主流学者，他是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前任主任，现在已经离休了，是个老同志。根据他的说法，从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的土地关系有两个趋势，第一个就是地权是分散的，第二，尤其是他所说的封建性的土地关系，也就是地主土地中用于出租的那一部分。因为地主的土地不完全是出租的，有一部分是自耕的，有一部分是雇佣劳动力的。用于出租的那一部分减少的更厉害，以至于有一些学者指出，由于这个自然的过程，在40年代晚期，中国土地分配的系数已经相当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和一些公认为是通过土改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国家和地区，在土改以后的地权分配的平均系数相当。
比如台湾，大家都知道台湾也搞过土改，而且公认是搞得很成功的，已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取消了地主租佃制。但即使这样，1960年台湾的地权分配平均系数仍然达到0.4以上。如果按照这个数字，那么中国有些地区在40年代晚期已经低于这个水平。因此我们如果仅仅说反封建，有一个说法绝对是错误的：土改以前农民是没有土地的，土改以后他们才有了土地。
确切的讲，土改以前中国大部分农民是有土地的，通过土改，农民手中的土地增加了一些，有的增加了10%，有的增加了20%左右，但是农民土改以后拥有的土地主体是他们在土改以前就有的，土改以后是增加了，但并不是本质性的。
我们再看国有化问题。我们都把1949年以后的国有化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可是中国工业真正的国有化，很基础的步骤其实是在1949年以前就出现了。抗战以前中国的工业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主体是民营企业。当然这个民营企业在国家权益上有很大的区别，有一些是外国资本，有一些是中国的企业，当时共产党叫作民族资本。而国家资本当时占的比重很低，这是抗战前的情况。
抗战之后这个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第一是因为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办了很多国有企业，而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第二是战争期间的影响，英美的资本都跑掉了，很多民营资本被毁灭了，更重要的是抗战以后的国民党把相当一部分民营资本都国有化了。大家知道当时在沦陷区民营资本免不了要跟日资企业做生意，因为你在沦陷区跟西方是没有联系的。但是你只要跟日本人做生意，或者跟日资企业做生意，国民党接管之后就说这部分是逆产。国民党当时接受的两部分财产，一部分是敌产，所谓敌产就是日本人的财产，还有一部分是逆产，所谓逆产就是指当时留在沦陷区的民营企业，把这部分企业都给国有化了。当时共产党对这种做法是持强烈批评态度的，说这是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在摧残民族资本，而且借用了一句民间的话，把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叫。劫收。。我要提到一件事，就是通过这个。劫收。，中国的工业最大的部分已经变成国有，国有的成分已经超过了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
讲到这里我要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中联办开了一个座谈会请了一批人，其中有一位是亲左派朋友，也是我的清华同事崔之元先生。崔之元先生被人们称作。毛派。，他对改革以前的评价很高。但是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不是为毛泽东说话，而是为国民党说话。他说以前我们把国民党的国有资产叫作官僚资本，这是不对的。以前我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霸占了这些财产，其实不是的。据他所知，蒋、宋、陈这三家都很清廉，并没有从中捞什么东西。孔祥熙是个坏蛋，很腐败，但是这并不是主流。他说当时的国有企业还是很不错的，当然我很理解，崔先生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为了证明国进民退是有根据的，而且中国只要是为了强大，所有的执政者都搞，不光是共产党的事。
但是我听了他的话以后我就做了一个反应，我说没有人说我是左派，但是我今天要为共产党辩护。当时的共产党老实说对国有企业骂得是最厉害的，当时的共产党把国民党的企业，把中华民国的国有企业不叫国有企业，叫官僚资本，而且说这是三座大山之一。当时中共把中国的民营资本捧得很高，叫作民族资本。我很纳闷，这个词该怎么翻译成英文？民族资本如果翻译成英文，照我看应该是NationalCapital，这个词在英语中怎么听都像是国有资本，但是在共产党的用语中，当时特指的是私人资本。荣德生、刘鸿生、卢作孚，这些人是民族资本，但是资源委员会不是，资源委员会是官僚资本，他们在摧残民族资本。大概在同时，中国的民营经济研究会的会长保育钧先生，他也是一个共产党人，工商联的副主席。他说我们改革开放搞了30年，民营企业的定位一直定不下来，老实说这个问题1949年以前我们党已经解决了，我们党当时说中国的民营企业是民族资本，这在全世界恐怕都是最高的评价。即使在西方都没有哪个国家说只有私营资本才是民族的，国营的就是反民族的，只有共产党有这种言论。我们知道国有资本不光是共产党，就连美国那样基本没有国有企业的国家也有一些企业，比如航空航天局，这都是国有的，美国人不会说这是反民族的，只有私营企业才是民族资本。
但是我要说，我不同意崔之元的说法，因为当时共产党之所以把国民党的国有资本说成是官僚资本，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这个国有资本中有很多贪污行为。我同意崔之元的一个判断，就是所谓的四大家族，没有我们以前说的那么腐败，不但蒋、宋、陈这三家，就连孔祥熙也是。尽管这个人的确是个很腐败的人，但是大家都知道孔家在从政以前就是巨富，而不是在从政以后才成为富人的。
大家都在山西看到过王家大院，祁家大院，这个孔家就是那种，当年就是票号世家，就是晋商。他从政以后，利用权力占过便宜，但是他和我们现在的一些情况不一样，他的第一桶金并不是从国库中偷来的。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第一桶金就不干净！共产党当时否定这个国有资本，主要的理由并不是说国有资本有贪污行为，共产党当时否定的理由是什么呢？主要的理由是说这个国有资本是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服务的，是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国家资本，因此他们说这是官僚资本。那么共产党接管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如果按照当时共产党的说法就是共产党是民主政府，大家都知道民主政府爱人民。民主政府接管了这部分资本，他就回到了人民手中，成为全民所有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在这里谈到的并不是贪污与否的问题，官僚资本是不是全民所有制的资本，在这个认证就取决于政治体制。讲得简单一点，按照我们党的逻辑，专制国家的国有资本就是官僚资本，贪污不贪污都是官僚资本。民主国家的国有资本才是全民资产，所谓的回到了人民手中。可是60年过去了，我们居然又开始讨论民主是不是好东西？如果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那么怎么能说现在的国有资本就不是官僚资本呢？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支持我们党1949年以前的说法，我们就是应该搞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使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这个问题现在说需要思想解放，我看用不着，我们只要按照我党在1949年以前的言论就足够解放了！这个言论比任何新自由主义都要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还没有说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走在了任何新自由主义的前面。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国有排挤民营，1949年以前好像是万恶深渊，1949年以后好像就成了百善之首，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以前的解释是，我们是民主政府，他们是独裁政府，但是现在看起来，如果这个民主是可以怀疑的，那么这个变化当然也就一样是可以怀疑的。
实际上这部分国有企业在1949年前和1949年后的运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当时的一些人说1949年是一种无缝对接，也就是说1949年以前这些国有企业是由当时的所谓国家主义者，科学主义者管理的。当然这些人基本是留美的，包括我们都知道的资源委员会三巨头，这些人后来都跟共产党走了。这些人是留美的，但是他们采用的是科学主义的企业管理方式。1949年以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苏联专家的一套模式来运作的。苏联专家虽然意识形态和这些留美的人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科学主义这一点上他们很接近，都主张经济核算，都主张计划均衡，就是不搞挂帅那种。因此，实际上1949年前后的企业运作并没有什么变化。
到了临近1949年的时候，国民党的国有企业当时已经有非常浓厚的亲共产党的势力了，甚至撤退到台湾的资源委员会企业也是这样。有一件事值得一提，50年代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场白色恐怖，就是清除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当时杀了很多人。用台湾当局的说法叫肃清匪谍，他们说共产党是共匪，这些地下共产党叫作匪谍。这个肃清匪谍的事，当时资源委员会就是重灾区。当时台湾最大的两个国有企业就是台糖和台电，这两个企业的总经理和很多管理人员都被杀掉了，都是匪谍，当时都在跟共产党联系。实际说这个体系当时几乎是水到渠成了，摇身一变，换块牌子就从官僚资本变成社会主义了。
我觉得如果真要讲断裂的话，这个断裂不是发生在1949年，而是在1956年。我前面讲过，不管是资源委员会的官僚，还是1949年以后的苏联专家，他们都是科学主义者。后来我们中国称之为。马钢宪法。的那一套东西──马钢，我们今天一听就说那是马钢股份，马鞍山钢铁公司──不是的，那个时候讲的马钢是指苏联当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就是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这一套管理流程被叫作马钢宪法，是解放初期在中国国营企业中，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大型国企很流行的一种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强调的是科学管理，计划均衡，理性计划等等。1949年前和1949年后，在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1956年就发生了变化。当时斯大林模式出现了问题，如果真要讲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那就是从1956年开始的。1956年以前，我们搞的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在用黄亚生先生的话说，我们搞的是。中国式资本主义。。恰恰是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搞的的确不是资本主义，但也不是苏联式。和苏联式的区别在哪里呢？苏联式是计划经济，而我们1956年搞的我不知道叫什么经济，计划的色彩很大，下命令的色彩是很浓的。
1956年提出我们要取消。一厂制。，就是这个工厂不应该是厂长负责，而应该是党委负责。我们就提出要用鞍钢宪法取代马钢宪法。这个鞍钢宪法说穿了，每一句话都是针对计划经济的。鞍钢宪法的全称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后面两句话是陪衬，前面几句话是关键。有了前面几句话，中国的工业体制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知道苏联和中国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企业管理有很大的不同。在苏联的企业中，是没有专职党委的，虽然也有党委书记，但是党委书记不掌权，也不是专职的，往往是由总工程师和副厂长兼任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哪怕是几十万人的大型企业，没有党委宣传部、组织部的这一套设置。就是实行一党制，苏联也是共产党领导，当然他那个党的领导主要是地方，行政上面的州委、市委的领导方式。但是中国从1956年以后就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真的有断裂，1956年的断裂比1949年似乎还要大。
1956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种无计划的命令经济，这种现象最有名的案例就是所谓的分权。现在有一种说法，说邓小平的改革其实毛泽东是始作俑者，他们的理由就是毛泽东时代曾经在中国的经济中提倡分权，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中央不约束地方，由地方互相攀比，你放一个卫星，我放一个更大的卫星，你说亩产5万斤，我说亩产13万斤，政府完全不加过问，鼓励你们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甚至把很多企业都下放到地方管理。于是我们的一些学者说，这就是改革的先河。邓小平不是要放权让利吗？毛泽东比他更早，就主张分权。我要实事求是的讲，毛泽东讲的那种各地比赛，攀比，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苏联是比较少见的。如果真正要搞计划经济，的确是要强调计划的统一，不能乱来的。
但是我要说毛泽东的各种做法是分权吗？所谓的分权首先要有一个权利的主体，也就是说各地首先要有独立的地方利益，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上中央向这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分权。我这里讲的独立不是国家体制上的独立，而是有不同于中央的单独的利益，现在是有了，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其实是没有的。所谓的发扬地方积极性，在满足中央的愿望方面开展竞赛，比如大跃进。这种地方官争相放卫星，高征购，其实是以损害当地民众利益的方式来揣摩圣意，讨好君王。这种争宠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但是这种积极性并不是以地方利益为基础的，他们追求的并不是地方利益，而是中央的利益。鼓励各地都搞高征购，鼓励各地竞相放卫星。
那么这种做法当然是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权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讲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权利肯定是分散的。分散的原因很简单，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肯定是多元化的，我要赚钱，你也要赚钱，我们各自有各自的权利，这叫分权。可是当时没有真正的地方利益，地方并不是利益的主体。这里所谓的分权我打个比分，就像皇帝号召后宫在化妆技巧上要发挥各自的积极性，每个人都要化得争奇斗艳，让皇上看了很高兴。这叫不叫分权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叫分权，把化妆的权力交给了这些妃子。这些妃子和市场经济中的分权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这些妃子都不是利益的主体，这些人都是皇上的依附者。但是这样的做法对统一的计划，对科学的、理性的计划而言的确是有很大的破坏。这些搞法就使得中国经济变成了一种大轰大嗡的经济，通常讲的首长工程，这种经济搞得最极端的时候就是文革期间。
文革一开始就把计委取消了。这里我要讲一个人，其实这个人的人品应该也是不错，但是他不懂什么计划，他就是余秋里同志，带领几个军人建立了一个生产小组，就取代了计委的特权，由他们按照军队下命令的方式在那里安排中国的经济。计委被取消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像这样的经济当然不是市场经济，但是它是计划经济吗？恐怕很难说。这样的变化从56年到文革发展到了极端，我们也只能从这样经济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改革的一些基本特点。
中国的改革现在很多人说跟东欧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呢？有些人说他们搞的是休克疗法，而我们搞的是渐进改革。其实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就不详细展开了。最简单的说法，所谓休克是说在他们那种背景下做出私有化的决定是很容易的，但是具体的私有化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民主国家，不能说把大家的东西想给谁就给谁，只有在我们这种体制下才能有这种。优越性。。所以私有化的决议很容易做出，但是真正落实到企业上往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博弈。但是中国改革有一个特点，中国改革的初期大家并不知道要向何处去，大家唯一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从什么地方走出来。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要从1956年以后形成的那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或者毛式的体制中走出来，走向哪里我们不知道。走出这样的体制可以有两种走法，一种就是搞市场经济，另一种就是陈云同志所主张的。陈云骨子里认为苏联搞得很不错，中国之所以搞坏了是因为毛主席另搞一套，把好的计划经济给搞垮了。
毛主席从1956年以后一直强调的就是反对修正主义，这个修正主义是什么？可不是市场经济，修正主义就是指的苏联搞的那套。毛泽东如果说和陈云、刘少奇这些人，除了权力之争外还有什么思想上的分歧，不在于刘少奇这些人想搞市场经济，而在于毛泽东的大轰大嗡那种运动经济，和刘少奇、陈云这些人想搞比较理性的计划经济两者之间有了很大的冲突。而中国的改革在最初阶段，用现在的毛左派的话就是修正主义卷土重来。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改革其实不是78年开始的，75年就开始了。所谓75年开始指的就是邓小平当时讲的整顿。什么叫整顿？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所谓的整顿和市场经济没有丝毫的关系。其实就是要放弃毛泽东时代那种胡闹的做法，恢复比较严格的、比较理性的计划经济。我不引用经济数据，大家只要看那个时候的文学作品就知道了，我国改革初期出现了一大批所谓的。大厂文学。，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很有名的蒋子龙先生的《乔厂长上任记》。
这个《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有很浓的剽窃色彩，因为它非常像苏联的大厂文学。我们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在反修时期，把苏联的一些。大厂文学。作为批判的对象，其中有所谓的《你到底要什么》，《当代英雄》等等，这些故事讲的和《乔厂长上任记》一样，讲的都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业务厂长，摆脱政治挂帅的干扰，搞专家治厂，严格规章制度，搞好经济核算，然后成功的完成了计划。这个厂长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他不喜欢政工人员，第二，这些厂长都不知道营销。这些厂长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只管生产，至于生产出来的东西有没有销路是不管的。那个时候体制就是计划经济，按照一个科学的计划，分工你干什么，你把它干好。可是我们知道东欧的改革不可能这样改，因为东欧计划经济已经搞了几十年，已经不能再理性了，已经理性到极端了，所以他们只能放弃这个计划，当然要面临很大的冲击。由于我们在毛泽东时代根本就是在胡闹，只要你不胡闹，怎么搞都会比以前好，即使搞计划经济，也会比以前好。所以我们国家1975年以后到1978年，中国的改革的确是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与其说是在走向何处上发生了变化，还不如说是在走出何处方面发生了变化。而无论走向何处，都比原来那种状态好，这是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2008年的改革30年的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大家可能没有留心，就是很多人都注意到陈云在1978年非毛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很多人认为当时邓的作用还没有陈的作用大，包括1978年著名的理论务虚会，对凡是派的斗争主要放炮的是陈云，不是邓小平。邓小平当时其实并不想这样干，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具体的原因，比如他当时才刚刚出来。陈云要改变这种胡闹并不是想搞市场经济，就是想搞乔厂长的那一套。实际上这个对推动中国的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用《赵紫阳回忆录》中的一句话说，陈云当时说过苏联经济很成功，中国之所以没搞好，主要是毛主席搞的那一套的干扰。
因此中国的改革和东欧的改革有一点不同很重要，就是东欧面临的是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问题。而对于中国来讲，当时的问题是不要再胡闹，用最近胡锦涛的话来讲就是不折腾，只要不折腾，就会有改善。这个情况跟东欧是很不一样的，可是我们也知道，这种现象总是一个过渡，到后来还是要解决到哪里去的问题。乔厂长的作用到了80年代后期就已经逐渐的不行了，像乔厂长那样管理企业肯定最后是办不下去的，我国东北的很多乔厂长式的企业都走向了穷途末路，中国又一次出现到底到哪里去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点，从1989年到1992年，中国出现了三年的徘徊，一开始好像有一种追求西方式资本主义的潮流，后来又有一种要回到中国式社会主义去的，也就是毛式的潮流，最后这两种潮流都被否定了，1992年小平最终确定了一条所谓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我们就不说它是资本主义了。
1992年之后又出现了一场很大的变化。这场变化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带来了很多成果，同时我们也感到了它的很多弊病。这个弊病就是由于这种权贵资本主义改革的特权性质，使得这场变化牺牲了很多民众的利益。尽管从总体来讲，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改革的获益者，但是就相对而言，这个贫富差异要比过去严重，尤其是这个贫富差异没有理由。我觉得关键是没有理由，无论是按照社会主义还是按照资本主义都说不通！按照社会主义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差异，按照资本主义，应该是公平竞争的。差异是可以有的，但是应该是公平竞争的。我们这两者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的确还需要面临进一步的改革。关于这个进一步的改革涉及到很多问题，我就不详细讲了，我还想留一些时间和大家互动，谢谢大家！
来源：《传知行学术通讯》2010年第8期
http://view.news.qq.com/a/20101026/000009.htm
秦晖 著名学者 、清华大学教授
原题：30年、60年、120年——中国历史的延续与断裂
秦晖：谢谢大家参加这次交流。我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其实本来应该是去年和前年讲的，大概全球的惯例就是，凡是“逢十逢百”，往往都是比较受关注的时候。08年是改革30年，09年是国庆60年，这个30年、60年的话题当时是很热的。实际上很多研究者也在关注这个话题，但是我们国家的现象就是，只要是“逢十”反而比较敏感，因此这个话题本来在那个时候是研究的热点，但是真正到了那个时候往往是宣传的热点和研究的低点，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正好现在这个“逢十”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冷静下来真正的分析一下这30年、60年。
我们知道在前年、去年30年、60年的文字中，有个很有意思的变化，08年改革30年，那个时候主流的宣传是强调改革前后的剧变，那个时候经常说改革前如何如何糟糕，改革以后就发生了中国奇迹，发生了大的变化，强调这两者之间的断裂，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到了去年，主调是60年，于是这个主流就变成强调改革前后的连续，也就是前30年也很好，后30年更好，这个。更好。对前30年是继承，强调这两个30年之间的连续性。关心中国思想界的人不难发现，其实这两种声音一向都存在，而且彼此之间是有斗争的。大体而言，前一种观点可以被视为官方改革派，也就是体制内改革，认为我们原来这个体制有很大的毛病，现在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创造了奇迹。后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官方左派，更多强调的是连续，就官方左派的主流而言，他们并不否认改革以后是有成就的。我这里要讲的和那个所谓“非主流左派”有所区别，现在有一种“非主流左派”，不认为改革是有什么成就的，而且认为改革是灾难。但是我们的官方左派还是说改革是有成就的，但是他们一般都喜欢说这个成就是毛泽东奠定的基础，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这两个30年的关系是。毛泽东栽树，邓小平乘凉。，或者说“毛泽东栽树，邓小平摘桃子”。主要就是说毛泽东时代全力以赴搞建设，大家生活苦一点，但是基础打下来了；到了邓小平时代就在那里吃毛泽东的老本，把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果拿来分化。
其实大家如果眼光再放远一点，就会看到对于两个30年还有另外两种声音，同样是强调剧变，或者是强调连续，但是这两种声音都是否定的。一种声音是所谓的毛左派的声音，或者是再次文革派，认为中国应该再搞一次文革。这些人他们其实也很强调断裂，但是对这个断裂是否定的。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很好，搞的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上台是走资派又回来了，颠覆了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说毛泽东当年没有说错，邓小平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改革最近这些年来，的确这个社会出现非常多的弊病，当然有一些人就归结为改革本身，说以前有多好多好，后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不光是中国有，当年国际上的一些毛派在中国改革以后也是很失落的，而且早就有了这种言论。江青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美国有一帮“毛头派”，曾经专门排演过大型歌剧，就叫《江青》，而且好像有一个华人，当然也是左派艺术家，谱了一个歌，据说还很好听，他也是这种调子。我在美国看到当时毛派有一个组织叫“美国革命共产党”，把中国历史说是49年到77年是社会主义，77年以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陷入了灾难。他们也是强调剧变，但是对这个剧变是否定的。
相反，现在国内外都有一些激烈的批评共产党的一些言论，比如说海外的无党派人士，他们也很强调连续。但是他们强调的连续也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强调的，他们讲的连续就是一党专政一贯为之，而且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对前30年、后30年的批评都很厉害。一讲到前30年就是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一讲到后30年就是“六四大屠杀”之类的，好像这60年都没什么好事。他们讲的也是连续，但是对这个连续基本上是一种抨击。
如果把断裂和连续作为一个纬度，而把肯定和否定作为另一个纬度，实际上是四种声音。认为断裂的，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认为是继承的，也有肯定的和否定的。如果从一个比较超越的立场看，我觉得这四种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都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某一个方面。但是很奇怪的是，所有的这些人，他们在讨论60年的问题上好像都跟他们谈论两个30年之间的立场有很大的反差。比如说很多强调两个30年之间连续性的那些人，他们往往都非常否认这个60年和以前的连续性。他们往往强调60年和以前有非常大的区别。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毛左派，他们经常说改革以后的30年是继承了前30年的成果，但是他们往往把前30年的成果说成好像从天下掉下来一样，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说中国原来是一穷二白，好像中国的工业化是从毛泽东那个时代才开始的，而以前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他们自己的文章，比如说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王绍光先生，自己写的一篇文章，给出的数字是前30年平均经济增长是6.5%，后30年平均经济增长是9.9%.当然他说6.5%成就也很伟大了，但是我觉得假如你说9.9%的增长都认为这是一种连续，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变化，那么6.5%的相对缓慢的增长，反而是更大的剧变吗？如果说9.9%这样的增长你都说需要有所继承，那么6.5%这样缓慢的增长，难道就只需要有突变吗？所以这些人的逻辑就是。改革前后皆美景，新旧社会两重天。。在两个30年之间强调极端的连续，但是在两个60年之间强调极端的断裂，这在逻辑上好像是很不协调的。
反过来讲，对两个30年的连续持否定立场的，比如他们都说两个30年都是一党专政，很糟糕，但是这些人往往又非常突出这60年和以前的变化。当然他们说这个变化倒过来了，往往说60年以前，1949年以前很好，甚至好的不得了，这个当然在以前是一种非主流的声音，但是有趣的是最近这种声音也变成主流了。因为我们这个主流意识形态逐渐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以前说。万恶的旧社会。，现在开始说。五千年的优良传统。。万恶的旧社会逐渐也变成很美好，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变得非常美好。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引用所谓。麦迪逊数字。，说中国在鸦片战争前GDP就占到全世界36%，比今天的美国都要牛得多，说中国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最进步的国家。大家要知道，那是鸦片战争前夕，不是指的周秦汉唐！如果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还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那后来中国怎么会自暴自弃到那种程度，的确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事。
所以我觉得很可能是，1949年以前的社会，你说。万恶的旧社会。可能太莫名其妙，但是你说。世界第一美好。，这恐怕也是很有问题的。但是有一点，你把这两个30年说得那么连续，但是把这60年和以前说得那么断裂，在逻辑上的确有一些问题。老实说，对于前60年，就是从甲午（1894年）到1949年，这60年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讲的所谓的。旧社会。。你要对比说这个旧社会和49年以后中国的状况，是不是有非常大的改变呢？从一个角度讲的确是有改变的，很多人都说1949年以前中国是一片废墟，民不聊生，从很大程度上讲这个不能算错。但是这个和旧社会有的时候并不见得有什么关系，看看中国历史就知道，两个王朝交替之际，乱世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两个王朝之际，从秦汉之际一直到明清之际都是天下大乱，人口死掉一大半，甚至死到十分之九。但是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恢复得很快，不到20年就是。文景之治。。
所以我觉得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点跟以前不一样，那就是中国从两个王朝之间的乱世，进入了一个等于是一个新的朝廷建立以后比较稳定的时期。但是如果你说这个社会的基础规则到底发生了多少变化？这就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一种很糟糕的局面可以说是和平与战争的区别，当然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社会规则的区别，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这个区别是社会规则的改变，那么我们就要问到底改变了哪些规则呢？关于1949年以前的传统社会，我觉得有很多分歧的地方。以前说。一团漆黑。，现在又说。花团锦簇。，但是我觉得从现在这个角度讲，这个逻辑有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如果你要说太花团锦簇，那革命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有很多逻辑上的困难。
这个问题我曾经讲过一次，现在我不想多讲这个问题了，我现在对1949年以前的事就把它略过去。总的来讲，我作为一个经济史家，我认为那个麦迪逊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我不相信什么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还那么伟大，这根本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完全无法解释中国的历史。
我现在着重还是要讲1949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1949年这场改变，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讲叫作。革命。，从形势上讲的确是非常惨烈的。用我们正统的语言来讲，。红色江山。是2000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的确非常的惊心动魄。但是大家要知道，一场变革的激烈与否与它对社会最深处的规则改变与否，往往不是一回事。我国历史上有多少次的人口死掉一大半的，比2000万要多得多，人口死掉一大半的那种变化。实际上这个社会规则并没有什么改变，无非就是改朝换代而已。从秦汉一直到明清，像这样的现象很多，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讲只要是死人很多的变革就一定是最深刻的变革。
我们从最传统的说法，按照正统的说法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家知道这两个。半。它本身并不能合成一个。一。，因为另外一半都不在这个语境之中。我们讲。半殖民地。的时候，我们讲的并不是社会形态，我们讲的是国家权益在世界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如果是。半殖民地。另外一半应该是。半独立。，也就是我们没有变成全殖民地，我们当时处在半独立状态。这个所谓的半封建，另外一半如果按照我们党原来的说法应该是。半资本主义。，不管这个资本主义是外国人带来的外资，还是我们本国的民族资本。因此这个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另外一种表述就是。半独立半资本主义。。按照我们原来的说法，1949年以后发生了所谓天翻地覆的改变。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半殖民地获得了民族独立，这是第一个变化，改变了半殖民地。第二个就是半封建，我们那个时候讲的封建就是指的地主租佃关系，据说这个关系是通过土改改变了，于是我们消除了半封建。而这个半资本主义又通过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消除了。于是不管是半资本主义还是半封建，最后都变成了计划经济，或者说是变成了社会主义。不管这种变化我们说是好的也好，说是坏的也好，我现在要问的是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变化，1949年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这个变化是在1949年实现的吗？1949年在这种变化中到底占有多重要的地位呢？
我们先说说所谓的半殖民地的问题。一个民族的地位，老实说我觉得最本质的应该是它国民的地位，不是说这个。皇上。很威风就很有地位。我们这个国民是不是在世界上得到尊重？这才是真正体现我们国家的真实地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外交，我觉得不光是1949年以后，1949年以前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的外交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友好国家，尤其是所谓的最友好的那些国家，往往是对华人、华侨和华商最野蛮、最残酷、最坏的国家。而我们认为是敌对国家的那些国家，相当的一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规律，是对华人、华侨和华商最友好，接受他们的程度最高的国家。所以我经常讲这个。反华。的概念该怎么理解？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讲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大家知道东南亚地区这两三百年经常排华，但是东南亚国家中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排华事件的国家，也就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应该是泰国。历史上东南亚这些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大规模排华事件，就是泰国没有发生过。可是泰国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中，70年代曾经我们认为是最坏的国家，那个时候官方对泰国的说法是美国等反动统治集团统治的国家，而且我们当时支持泰国共产党在他们那里搞革命，我们的昆明曾经设过泰国共产党的电台，在那里天天骂泰国，而且骂得很厉害。那个时候越南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很多，可是越南对华侨、对华人、对华商都很坏，基本上是对他们实行剥夺政策的。而且老实说，这个剥夺政策也不是1978年中国和越南翻脸了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就已经剥夺了，可那个时候中国跟越南的官方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越南并不是最坏的，那个时候最坏的是…
听众：印度尼西亚。
秦晖：不是印度尼西亚，老实说印度尼西亚是不是比越南更坏都是一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比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要坏得多的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对华人已经不是剥夺的问题了。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华人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死了三分之二。红色高棉屠杀华人，不光是屠杀所谓的富有的华人，甚至连侨共也杀。什么是侨共呢？就是华侨中的共产党，当时不属于红色高棉，而是属于中共系统的。侨共在红色高棉时期几乎全部被杀光，死亡率比一般华侨还要大。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红色高棉是我们中国的铁哥们，为了红色高棉，我们不仅敢得罪泰国，也敢得罪越南。为了拯救红色高棉，我们跟越南打了一仗。也就是说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现在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在工业化国家中，我们知道如果要说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好的国家，其实大家都知道不管喜不喜欢，这是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就是美国。哪怕就是民主国家，像欧洲，对华人当然也不能说坏，但是老实说在欧洲华人要像美国那样的融入主流社会仍然是不可能的。欧洲的华人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很多人成为高官，很多人成为教授，很多人成为大科学家，进入主流社会。欧洲的华人基本说只能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开餐馆，一件就是做皮鞋那种手工作坊，别的事情很难做。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是在欧洲获得了学位，他们的导师在学术界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要在大学中谋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要比美国困难得多。
但是欧洲毫无疑问也不是最差的，俄罗斯要比西欧对华人、华侨、华商糟得太多，现在中俄关系很密切，到过俄罗斯的人很多，他们是怎么对待华人的？当然了，其实华人自己也有很多毛病，这个我们应该承认，包括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但是这些东西西欧的华人也有，西欧却为什么没有这样对付华人？包括去年发生的那个。新星号事件。就不是虐待华人的问题，还公开打死了几个华人海员，像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工业化的国家中都不可能发生。但是现在又是俄罗斯跟我们关系最好，欧洲次之，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只要你拍。皇上。的马屁就是友好国家，哪怕把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同胞杀得再多还是友好国家。假如你不讨我们。皇上。的喜欢就是敌对国家，哪怕对我们的同胞再友好都没用，我觉得这样的外交是很奇怪的。如果这样，我们国家所谓的。再崛起。对一般的国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可以想像，如果我们国家进一步崛起了，像那种现在和我们友好的那些国家越来越多，比如说和我们友好的国家有缅甸等，那些国家如果多起来，还有我们中国人的活路吗？
我前不久去了一趟东南亚，有人告诉我一件事。大家知道缅甸也是我们的铁哥们，因为它跟西方不好，就跟我们很好。我们在缅甸搞了一座桥，我方建议要把它命名为。缅中友谊大桥。，但缅甸军政府不同意，要把它命名为他们将军的一个名字，我印象中好像叫金友大桥（音）（注：我没找到这座桥）。当时中方也就同意了，但是这个大桥落成之后给当地华人社区发了邀请，结果大桥落成的时候这些人都不来，为什么呢？后来一了解才知道，原来那个将军就是在1964年缅甸排华的时候屠杀华人的罪魁祸首，当地的华人对他痛恨得不得了，但就是这样的人是。友好人士。。所以我觉得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在缅甸这样的国家中国人站起来了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不想涉及那么敏感的问题，我只是说就算我们把这些问题——也就是国家的地位到底是皇上的地位还是国民的地位——先放在一边，仅仅就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益而言，1949年这场变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改变？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就不说公民权利了，我只说所谓的主权，——至于人权和主权谁大，我姑且不说。那么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或者说所谓的主权，到底有哪些增进？哪一个不平等条约是1949年废除的？哪一块领土是1949年收复的？哪一点经济权益，包括海关权益，各种权益在内是1949年获得的？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出来！的确是找不到！
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损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包括不平等条约，租界、外国在华特权，包括领土的丧失。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平心而论，绝大部分的进步都发生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也取得了进步，比如说收回香港和澳门，但是与1949年本身有很远的距离。我觉得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的收复，平心而论最早的一个进步应该是在1954年，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上来，他的地位比较脆弱，他当时对中国是最友好的。不过我这里要讲，对中国最友好的人往往都不得好报，这个人后来就成为被中国骂得很厉害的人。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中国夺走了的那些东西都还给了中国，像旅顺、大连和新疆的很多所谓的苏资公司，这些都是1954年以后赫鲁晓夫归还给中国的。但是在这之前，从1949年到1954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中国的国家权益在这五年中有什么增进。中国的国家权益的恢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我前面有一段话，虽然大家都说1949年的革命变化很大，的确这个革命是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的一场斗争，国共两党的确有很多不同，这应该承认。但是我前面曾经提到，国共两党的不同，与国共两党和中国其他势力的不同相比，应该是要小得多。我们以前经常把国共两党之外的那些势力叫作中间势力，或者叫作第三势力。
其实今天看起来，这个中间势力如果从理念上讲，它并不中间，往往自成一体。而国共两党可以看成是另一体，相对于所谓中间势力而言，他们有更多的共同点。从最简单的语言上讲，他们就有很多共同点，这两个党对内都称。同志。，而且经常把革命挂在嘴边，动不动就讲革命。整个理论形态，政治就不说了，这两个党都讲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经济上这两个党也有很多共同点，很多人宣传说这两个党差别最大的一点就在所谓的土地改革上。我们说我们的改革是反封建的革命，反封建就是土改，按照这种描述共产党是土改派，国民党应该就是反土改派。可是我们知道，虽然国民党在土改的问题上当然和共产党有很大的区别，没有共产党那么激进，但是，中国当时的其他势力在土改问题上都比国民党更保守，包括后来跟共产党结盟的那些人。当时的第三势力简单来说就是两支，一支是自由主义势力，一支就是中国文化本位派，像梁漱溟先生那样所谓的。新儒家。。这两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根本不认为有土地改革的必要。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言，它是重视产权的，国家剥夺产权他们本来就不赞成。对于传统文化本位派，他们理解旧社会就是很美好的，根本不认为应该改变，而且他们理解的。乡村之治。，实质就是乡绅之治，乡绅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讲的。土豪劣绅。。大家不要以为。土豪劣绅。这个词只有共产党才讲，国民党也讲，而且国民党不是国共合作时期讲的，国共分裂了以后，国民党仍然用。土豪劣绅。这个词。
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1927年国民党搞清党，大家知道国民党的清党文件是怎么写的吗？要清谁呢？首先是清共产党了，这点没有问题。这个文件说清党要清两种人，第一种当然是清异党，所谓异党就是共产党。第二，清党要清混入国民党的土豪劣绅。当然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清党主要就是清共产党，清土豪劣绅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但是尽管只是说说而已，也应该承认至少就意识形态而言，他们其实跟共产党还是很接近的。而这个。乡村建设派。，他们就没有这个概念，而且他们认为乡村是地方自治。大家知道1949年以前的乡村建设，现在很多人对它的评价也很高，可是梁漱溟先生他们搞了很多乡村建设，主要是依靠乡绅。而乡绅自治不要说共产党不许可，国民党也是不许可的。因为国共两党都是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央集权的政党从来都是主张强龙要压倒地头蛇的，而乡绅就是地头蛇，他们是不能容忍的。乡村建设派搞的那些事情，最后都被国民党给搞掉了，共产党当然更是不能容忍。
这里我还要讲一点，其实国民党是一个内部结构复杂的党，国民党内对土改问题也不是一致的。国民党内有土改激进派，也有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内的土改最激进的流派就是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代表的CC系。可是大家知道，在国民党内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土改问题上越是激进的流派，越不会因为它在土改问题上的激进就对共产党友好。恰恰相反，国民党内的土改激进派通常就是反共极端派，在土改问题上越激进，他们就越反共。在国民党内最早主张用极端手段对付共产党的就是CC系，最早对付共产党的特工组织，中统就是他们建立的，军统都是后来才有的。其实我觉得道理也很简单，土改激进派一般都是中央集权派，中央集权派一般都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派，越激进就越容不得异党，就越要排斥异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可说的。
其实真正要说1949年以前，中国的政治分裂说透了也很简单，根本就不在土改这个问题上。当时在土改这个问题上，站在国民党一边的有非常激进的土改派。但是站在共产党这边的，也有根本就不认为应该搞土改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分歧呢？最基本的就是1949年时候的中国，赞成不赞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腐败？赞成一党专政的就站在国民党的旗下，当时共产党是打民主旗号的，是打多党制旗号的。在抗战后期，毛泽东还说过他讲的民主不是指的苏联式的民主，而是指的美国式的民主，说苏联式民主虽然也很好，但是太高了，我们还够不着，我们要的就是美国式的民主，而且他说美国最好是多多干涉中国的内政，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实行多党制，实行议会制，甚至还发表过一篇社论，。希望每一个在华美军士兵都成为民主的宣传员。，这是延安《解放日报》的言论。
当时真正的分歧就在这儿，为什么梁漱溟先生这些对土改不感兴趣的人会拥护共产党呢？当然他徘徊了一段，最后还是选择了共产党，原因就是他们这些人对一党专政不满。为什么CC系尽管支持土改，而且主张在土改问题上跟共产党竞赛，但是还是极端反共的？原因就是他们是赞成一党专政的，当时中国的分歧就是在这儿。至于中共掌权了以后，好像忽然间就认为这个民主是一种邪恶的东西，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在1949年以前不是这样说的。所以我说这个变化并不是始于1949年，就国家权益而言，大家知道1928年国民党说他们要搞一种新外交，就叫。革命外交。，国民党经常把革命挂在嘴边，说这个外交就是要改订新约，收回利权。尽管这个外交只有短短的几年，因为抗战以后情况就改变了，革命外交就变成了战时外交了。但是在这几年之内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跟几个主要列强，首先是美国，都签订了契约，基本上把在华的经济特权给取消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海关制度。这一点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海关制度，无论是工业化还是政府的财政都不可能有基础。大家知道在抗战前，国民党的中央财政，南京政府的中央财政是不靠从农民那里取得的，田赋当时是不列入中央财政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关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中央财政。当时田赋是作为省级财政收入的，抗战以后才变化。
大家知道在抗战以后，平心而论，虽然中国抗战的军事表现无足称道，经常打败仗，但是中国的坚决抵抗，没有投降，还是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而且交战双方当时都标榜要跟中国友好。当然了，日本方面所谓标榜友好是假的，因为他们所谓友好的对象是伪政府，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在形式上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交回了租界。英美当然也是，都争前恐后的宣布废除一切在华特权，放弃租界。而且大家知道在二战期间，虽然中国当时实际力量并不强，但是在一些列强的支持下，当然这些列强也有自己的考虑，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中国在抗战结束的时候成为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安理会五强，五个常任理事国，那是1944年就定下来了。而且在这之前几次列强会议中，包括华盛顿会议，开罗会议，都把中国作为几巨头之一请过去。我们现在讲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大家知道德国、日本经济上都很强，但是他们一直进不了，中国之所以能进去，就是在1944年那次机遇。
仅仅从领土上来讲，1945年以后中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收回了很多周边地区的领土。其中很典型的就是收回了中缅边界的相当一部分土地，虽然不在法理上，但是事实上这些土地当时是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下的。而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中国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国有资产，主要是社会主义苏联带给我们的。苏联出兵，他的要价是很高的，要夺回沙俄全部的在华权益，其中就包括我前面讲的旅顺、大连，那个时候都是苏联的殖民地，包括中东铁路，包括新疆很多苏联的矿山。但是这些东西1949年以后我们也没有收回，直到1954年才收回。1949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领土没有收回，比如香港、澳门，一直到邓小平时代，甚至是江泽民时代才收回。
那么在1945年形成的这个格局中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新疆问题。去年新疆成为了一个关注焦点，东突成为了大家议论很多的话题。可能有些人知道，东突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事件就是由苏联人支持的所谓的三区革命。三区革命至少在我国的官方历史上仍然是得到的正面的歌颂，新疆至今还有三区革命纪念馆，三区革命烈士陵园。但是三区革命正式的诉求就是要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东突，这个东突是苏联支持的。1944年苏联支持这些人在三区发动对中国中央政府的进攻，而且一开始就锐不可当。因为三区民族军的装备之精良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有坦克、有飞机、有大炮、有骑兵，这一切都来自苏联。三区革命的领导人有很多是共产党人，但不是中共，而是当时的联共（布），这些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都是联共（布）的党员。不少参加三区革命的还有当时的统战对象，就是泛突厥主义者和泛伊斯兰主义者，这两股势力联手在那里搞疆独。现在就有一种说法，说1949年这个政权更迭对保住新疆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苏联跟国民党意识形态不同，所以他们对国民党是不好的，国民党统治中国，他们就要把新疆分离出去，而共产党统治了中国，跟苏联是兄弟党，他们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因此新疆就保住了。后来三区革命的这些人都承认了，他们大部分的人在1949年的时候一次飞机失事全部死掉了，这次飞机失事也是戏剧性的，跟最近波兰那次差不多，我就不想涉及这个问题了。但是剩下的一些人后来都加入了中共，最有名的就是赛福鼎先生。
以前一直有些人说1949年这次变革对于保住新疆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如果不发生这个变革，那么苏联就会把新疆给分离出去，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事实上是没有力量阻止苏联人这样做的。可是这个说法最近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材料已经证明，苏联改变主意不再追求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并不是1949年的事情，甚至也不是1947年的事情，这个转变发生在1946年年底。这个三区民族军很厉害，他们席卷了半个新疆，但是打到乌鲁木齐郊区，就是玛纳斯河边的时候突然停住了，如果他们不停住，那整个新疆他们都能拿下来。为什么停住呢？据说是因为当时斯大林发现他对三区革命的控制能力有限，三区革命的泛伊斯兰势力比他想像的要厉害得多，斯大林就很担心，一旦这个东突独立成为事实，很可能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是具有泛突厥主义倾向的，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建立，对苏联的中亚各个共和国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连锁反应，搞不好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所以很快就改变了政策，不再支持东突，而且要求三区政府跟国民党谈判，要求承认中国的主权，在中国的版图内实现自治，当然这个实现自治是以满足苏联的权益为代价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三区问题上，1949年这场更迭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没有这场更迭，苏联也不会把新疆分离出去，因为他们当时已经考虑到这个事情对他们也不见得是有利的。而有了这场更迭，我们知道三区革命后遗症一直是很严重的，伊犁、塔城、阿勒泰这些老区，1949年以后一直到1960年伊塔事件之前，苏联的影响非常严重，三区的继承政权，甚至包括新疆军区很多高层都是苏联代理，比如当时南疆军区的副司令伊敏诺夫就是一个俄罗斯人，当然他是新疆俄罗斯族的。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一直到了伊塔事件，1960年中国和苏联关系恶化以后，这些人在三区的老区闹事，后来不行了，他们就跑到了苏联。我们说是6万人，他们说是10几万人，基本上这些势力在伊塔事变之后都走了，以后我们才可以说真正摆脱了三区革命事件的后遗症。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对三区革命正式的说法上还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其实这就是东突的前身，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大家知道除了三区以外，还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就是中国西南边疆的问题。大家都注意到前几年网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帖子，这些帖子其实带有亲国民党的色彩，说国民党时代中国的版图有多大，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对外签订了很多条约，结果割让了很多领土，使中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大概在两年以前，很多重要的网站上都出现了强大的反驳的舆论，有人写了几万字的文章，而且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我觉得这些文章大概都是有背景的，不像一般网民写的，因为引用的材料很多，而且有很多内部材料。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说国民党那个时候划的边界其实都是画饼充饥而已，实际上从来没有控制这些地方，因此1949年以后签订的那些只不过就是承认了现实，并没有真正的损害中国的权益。这个说法我觉得部分是可以成立的，因为的确国民党的中国地图并不反映现实，比如台湾的中国地图到现在还把外蒙列成中华民国的领土，大家知道这个外蒙从20年代开始就不归中国政府管理了。但是我要说，并不完全如此！就云南而言大家知道在国民党时期云南的地图是这样画的，还有一种更极端的画法，（画图），和现在的边界相比许多地方是不一样的。这些地方是中国实际控制的地方吗？应该说在抗战以前不是，抗战以前中国的确是不能控制这些地方的。
但是抗战以后，中国一度控制了这些地方。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远征军的活动，远征军占领了这些地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当地亲中国的地方势力，包括汉族土司。汉族土司在抗战一开始就宣布归附重庆政府，当时就被国民党任为少将，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当了国军的军官，地方基本上就纳入了管辖范围之内。由于这两个原因，实际上抗战后这些地方都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至少是在中国军队的占领之下。网上这篇文章就说这完全是胡扯，说中国根本没有控制过这些地方，因此中国没有放弃一寸领土。他引了很多材料，但是我现在不想引用那些，我只想引《人民日报》，你看看《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1957年周总理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讲解中缅边界问题上讲，他说缅甸要求我们从1941年线以外地区撤兵，我们当时控制了这片地方，为什么说是控制了呢？因为1952年我们追缴国民党的军队，进入了那片地方。也就是说在那之前，这片地方是国民党占的，不是缅甸人占的，所以解放军1952年为了打国民党也进到这个地方。但是后来缅甸要求我们撤退，我们就同意了，我们政府表示准备把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这可是白纸黑字，而且不是什么秘密文献，这是《人民日报》登的，你怎么能说中国没有放弃领土呢？当时这个裁军最终在1956年年底之前完成，我们从缅甸那里取得了一个象征的让步，就是我们要求保有片马、岗房、古浪这三个村子。为什么要保有这三个村子呢？清末民初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片马事件。，当时一帮英国人跑到片马，结果引起了全中国的舆论哗然，因此片马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名词。当时中国政府就说不让他拿回这片地方，可是这块地方仅仅限于片马三村，这三个村子加在一起也不过是10多平方公里。而这一片在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有4万多平方公里。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边界上的一个小角，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我们说只要这个地方给我留下，其他都让给你了，就在这么一个基础上解决了这个中缅谈判。
大家知道实际上缅甸政府是很弱的政府，直到目前它对中缅边界缅方一侧的土地控制能力仍然是很弱的，这些土地基本上都在地方势力的手中，而且这些地方势力往往是亲中国的，包括去年的果敢地区。这些地方即使割给的缅甸，缅甸政府仍然控制不了，结果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办法，我们出动军队把国民党军队赶走，把这片地方交还给缅甸。关于一点，我们2007年采访过退休的当时云南省公安厅厅长，他当时是中缅边界谈判时代的中方秘书组组长，他就很明确的讲，他说1952年搞边防的时候，那个时候密**那片地方是国民党的军队在那里驻扎，他说缅甸官方几乎没有控制边境的能力，控制边境的其实是国民党。后来我们要出让这片领土就碰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当地的土司不干，姓杨的土司亲国民党，其实就是果敢的土司，第二就是那里由国民党军队驻扎。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根据缅方的要求，我们出兵把残军赶出20公里，把蒋军总部赶到澜沧江边，把这片地方腾出来交给缅甸。
我们不可能根据我们现在跟国民党画的地图不同，就说那是我们丢掉的国土，当然不能这样讲！但实事求是的讲，的确有一部分领土是1949年以后丢掉的，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谓的国家主权的恢复，或者说国家权益的恢复，1949年以后的确有进展，这应该承认。道理很简单，不管哪一个党执政，1949年以后起码国家是一个革命统一的局面，比起之前战乱的局面，多少说话的力量要大一点，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对中国国家权益的恢复当然是有正面作用的。但是这个正面作用在1949年的时候并没有体现出来，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是没有什么进展的。
这个是当时三区革命的时候，所谓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发行的货币，邮票，他们的帽子。当年的东突符号现在也在用，这个东西是有继承性的。
我这里讲的是所谓半殖民地的问题，就反封建而言，关于租佃关系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说租佃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好，更多的人说租佃关系也不能叫封建。我不想涉及这种问题，我只是说即使我们要消除租佃关系，这个过程也不能说只是在土改完成的。现在研究民国经济史的人，很多人都指出这个租佃关系的消退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地权集中的程度在民国时期20年中就已经有很明显的变化了。也就是说，民国这20年，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土改，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土地一直是在分散。我就这个问题写过书，但那是一家之言，我只讲其他人的，这个郭德宏先生应该说也是一个主流学者，他是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前任主任，现在已经离休了，是个老同志。根据他的说法，从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的土地关系有两个趋势，第一个就是地权是分散的，第二，尤其是他所说的封建性的土地关系，也就是地主土地中用于出租的那一部分。因为地主的土地不完全是出租的，有一部分是自耕的，有一部分是雇佣劳动力的。用于出租的那一部分减少的更厉害，以至于有一些学者指出，由于这个自然的过程，在40年代晚期，中国土地分配的系数已经相当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和一些公认为是通过土改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国家和地区，在土改以后的地权分配的平均系数相当。
比如台湾，大家都知道台湾也搞过土改，而且公认是搞得很成功的，已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取消了地主租佃制。但即使这样，1960年台湾的地权分配平均系数仍然达到0.4以上。如果按照这个数字，那么中国有些地区在40年代晚期已经低于这个水平。因此我们如果仅仅说反封建，有一个说法绝对是错误的：土改以前农民是没有土地的，土改以后他们才有了土地。
确切的讲，土改以前中国大部分农民是有土地的，通过土改，农民手中的土地增加了一些，有的增加了10%，有的增加了20%左右，但是农民土改以后拥有的土地主体是他们在土改以前就有的，土改以后是增加了，但并不是本质性的。
我们再看国有化问题。我们都把1949年以后的国有化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可是中国工业真正的国有化，很基础的步骤其实是在1949年以前就出现了。抗战以前中国的工业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主体是民营企业。当然这个民营企业在国家权益上有很大的区别，有一些是外国资本，有一些是中国的企业，当时共产党叫作民族资本。而国家资本当时占的比重很低，这是抗战前的情况。
抗战之后这个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第一是因为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办了很多国有企业，而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第二是战争期间的影响，英美的资本都跑掉了，很多民营资本被毁灭了，更重要的是抗战以后的国民党把相当一部分民营资本都国有化了。大家知道当时在沦陷区民营资本免不了要跟日资企业做生意，因为你在沦陷区跟西方是没有联系的。但是你只要跟日本人做生意，或者跟日资企业做生意，国民党接管之后就说这部分是逆产。国民党当时接受的两部分财产，一部分是敌产，所谓敌产就是日本人的财产，还有一部分是逆产，所谓逆产就是指当时留在沦陷区的民营企业，把这部分企业都给国有化了。当时共产党对这种做法是持强烈批评态度的，说这是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在摧残民族资本，而且借用了一句民间的话，把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叫。劫收。。我要提到一件事，就是通过这个。劫收。，中国的工业最大的部分已经变成国有，国有的成分已经超过了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
讲到这里我要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中联办开了一个座谈会请了一批人，其中有一位是亲左派朋友，也是我的清华同事崔之元先生。崔之元先生被人们称作。毛派。，他对改革以前的评价很高。但是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不是为毛泽东说话，而是为国民党说话。他说以前我们把国民党的国有资产叫作官僚资本，这是不对的。以前我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霸占了这些财产，其实不是的。据他所知，蒋、宋、陈这三家都很清廉，并没有从中捞什么东西。孔祥熙是个坏蛋，很腐败，但是这并不是主流。他说当时的国有企业还是很不错的，当然我很理解，崔先生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为了证明国进民退是有根据的，而且中国只要是为了强大，所有的执政者都搞，不光是共产党的事。
但是我听了他的话以后我就做了一个反应，我说没有人说我是左派，但是我今天要为共产党辩护。当时的共产党老实说对国有企业骂得是最厉害的，当时的共产党把国民党的企业，把中华民国的国有企业不叫国有企业，叫官僚资本，而且说这是三座大山之一。当时中共把中国的民营资本捧得很高，叫作民族资本。我很纳闷，这个词该怎么翻译成英文？民族资本如果翻译成英文，照我看应该是NationalCapital，这个词在英语中怎么听都像是国有资本，但是在共产党的用语中，当时特指的是私人资本。荣德生、刘鸿生、卢作孚，这些人是民族资本，但是资源委员会不是，资源委员会是官僚资本，他们在摧残民族资本。大概在同时，中国的民营经济研究会的会长保育钧先生，他也是一个共产党人，工商联的副主席。他说我们改革开放搞了30年，民营企业的定位一直定不下来，老实说这个问题1949年以前我们党已经解决了，我们党当时说中国的民营企业是民族资本，这在全世界恐怕都是最高的评价。即使在西方都没有哪个国家说只有私营资本才是民族的，国营的就是反民族的，只有共产党有这种言论。我们知道国有资本不光是共产党，就连美国那样基本没有国有企业的国家也有一些企业，比如航空航天局，这都是国有的，美国人不会说这是反民族的，只有私营企业才是民族资本。
但是我要说，我不同意崔之元的说法，因为当时共产党之所以把国民党的国有资本说成是官僚资本，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这个国有资本中有很多贪污行为。我同意崔之元的一个判断，就是所谓的四大家族，没有我们以前说的那么腐败，不但蒋、宋、陈这三家，就连孔祥熙也是。尽管这个人的确是个很腐败的人，但是大家都知道孔家在从政以前就是巨富，而不是在从政以后才成为富人的。
大家都在山西看到过王家大院，祁家大院，这个孔家就是那种，当年就是票号世家，就是晋商。他从政以后，利用权力占过便宜，但是他和我们现在的一些情况不一样，他的第一桶金并不是从国库中偷来的。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第一桶金就不干净！共产党当时否定这个国有资本，主要的理由并不是说国有资本有贪污行为，共产党当时否定的理由是什么呢？主要的理由是说这个国有资本是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服务的，是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国家资本，因此他们说这是官僚资本。那么共产党接管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如果按照当时共产党的说法就是共产党是民主政府，大家都知道民主政府爱人民。民主政府接管了这部分资本，他就回到了人民手中，成为全民所有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在这里谈到的并不是贪污与否的问题，官僚资本是不是全民所有制的资本，在这个认证就取决于政治体制。讲得简单一点，按照我们党的逻辑，专制国家的国有资本就是官僚资本，贪污不贪污都是官僚资本。民主国家的国有资本才是全民资产，所谓的回到了人民手中。可是60年过去了，我们居然又开始讨论民主是不是好东西？如果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那么怎么能说现在的国有资本就不是官僚资本呢？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支持我们党1949年以前的说法，我们就是应该搞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使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这个问题现在说需要思想解放，我看用不着，我们只要按照我党在1949年以前的言论就足够解放了！这个言论比任何新自由主义都要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还没有说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走在了任何新自由主义的前面。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国有排挤民营，1949年以前好像是万恶深渊，1949年以后好像就成了百善之首，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以前的解释是，我们是民主政府，他们是独裁政府，但是现在看起来，如果这个民主是可以怀疑的，那么这个变化当然也就一样是可以怀疑的。
实际上这部分国有企业在1949年前和1949年后的运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当时的一些人说1949年是一种无缝对接，也就是说1949年以前这些国有企业是由当时的所谓国家主义者，科学主义者管理的。当然这些人基本是留美的，包括我们都知道的资源委员会三巨头，这些人后来都跟共产党走了。这些人是留美的，但是他们采用的是科学主义的企业管理方式。1949年以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苏联专家的一套模式来运作的。苏联专家虽然意识形态和这些留美的人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科学主义这一点上他们很接近，都主张经济核算，都主张计划均衡，就是不搞挂帅那种。因此，实际上1949年前后的企业运作并没有什么变化。
到了临近1949年的时候，国民党的国有企业当时已经有非常浓厚的亲共产党的势力了，甚至撤退到台湾的资源委员会企业也是这样。有一件事值得一提，50年代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场白色恐怖，就是清除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当时杀了很多人。用台湾当局的说法叫肃清匪谍，他们说共产党是共匪，这些地下共产党叫作匪谍。这个肃清匪谍的事，当时资源委员会就是重灾区。当时台湾最大的两个国有企业就是台糖和台电，这两个企业的总经理和很多管理人员都被杀掉了，都是匪谍，当时都在跟共产党联系。实际说这个体系当时几乎是水到渠成了，摇身一变，换块牌子就从官僚资本变成社会主义了。
我觉得如果真要讲断裂的话，这个断裂不是发生在1949年，而是在1956年。我前面讲过，不管是资源委员会的官僚，还是1949年以后的苏联专家，他们都是科学主义者。后来我们中国称之为。马钢宪法。的那一套东西──马钢，我们今天一听就说那是马钢股份，马鞍山钢铁公司──不是的，那个时候讲的马钢是指苏联当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就是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这一套管理流程被叫作马钢宪法，是解放初期在中国国营企业中，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大型国企很流行的一种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强调的是科学管理，计划均衡，理性计划等等。1949年前和1949年后，在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1956年就发生了变化。当时斯大林模式出现了问题，如果真要讲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那就是从1956年开始的。1956年以前，我们搞的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在用黄亚生先生的话说，我们搞的是。中国式资本主义。。恰恰是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搞的的确不是资本主义，但也不是苏联式。和苏联式的区别在哪里呢？苏联式是计划经济，而我们1956年搞的我不知道叫什么经济，计划的色彩很大，下命令的色彩是很浓的。
1956年提出我们要取消。一厂制。，就是这个工厂不应该是厂长负责，而应该是党委负责。我们就提出要用鞍钢宪法取代马钢宪法。这个鞍钢宪法说穿了，每一句话都是针对计划经济的。鞍钢宪法的全称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后面两句话是陪衬，前面几句话是关键。有了前面几句话，中国的工业体制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知道苏联和中国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企业管理有很大的不同。在苏联的企业中，是没有专职党委的，虽然也有党委书记，但是党委书记不掌权，也不是专职的，往往是由总工程师和副厂长兼任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哪怕是几十万人的大型企业，没有党委宣传部、组织部的这一套设置。就是实行一党制，苏联也是共产党领导，当然他那个党的领导主要是地方，行政上面的州委、市委的领导方式。但是中国从1956年以后就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真的有断裂，1956年的断裂比1949年似乎还要大。
1956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种无计划的命令经济，这种现象最有名的案例就是所谓的分权。现在有一种说法，说邓小平的改革其实毛泽东是始作俑者，他们的理由就是毛泽东时代曾经在中国的经济中提倡分权，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中央不约束地方，由地方互相攀比，你放一个卫星，我放一个更大的卫星，你说亩产5万斤，我说亩产13万斤，政府完全不加过问，鼓励你们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甚至把很多企业都下放到地方管理。于是我们的一些学者说，这就是改革的先河。邓小平不是要放权让利吗？毛泽东比他更早，就主张分权。我要实事求是的讲，毛泽东讲的那种各地比赛，攀比，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苏联是比较少见的。如果真正要搞计划经济，的确是要强调计划的统一，不能乱来的。
但是我要说毛泽东的各种做法是分权吗？所谓的分权首先要有一个权利的主体，也就是说各地首先要有独立的地方利益，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上中央向这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分权。我这里讲的独立不是国家体制上的独立，而是有不同于中央的单独的利益，现在是有了，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其实是没有的。所谓的发扬地方积极性，在满足中央的愿望方面开展竞赛，比如大跃进。这种地方官争相放卫星，高征购，其实是以损害当地民众利益的方式来揣摩圣意，讨好君王。这种争宠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但是这种积极性并不是以地方利益为基础的，他们追求的并不是地方利益，而是中央的利益。鼓励各地都搞高征购，鼓励各地竞相放卫星。
那么这种做法当然是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权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讲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权利肯定是分散的。分散的原因很简单，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肯定是多元化的，我要赚钱，你也要赚钱，我们各自有各自的权利，这叫分权。可是当时没有真正的地方利益，地方并不是利益的主体。这里所谓的分权我打个比分，就像皇帝号召后宫在化妆技巧上要发挥各自的积极性，每个人都要化得争奇斗艳，让皇上看了很高兴。这叫不叫分权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叫分权，把化妆的权力交给了这些妃子。这些妃子和市场经济中的分权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这些妃子都不是利益的主体，这些人都是皇上的依附者。但是这样的做法对统一的计划，对科学的、理性的计划而言的确是有很大的破坏。这些搞法就使得中国经济变成了一种大轰大嗡的经济，通常讲的首长工程，这种经济搞得最极端的时候就是文革期间。
文革一开始就把计委取消了。这里我要讲一个人，其实这个人的人品应该也是不错，但是他不懂什么计划，他就是余秋里同志，带领几个军人建立了一个生产小组，就取代了计委的特权，由他们按照军队下命令的方式在那里安排中国的经济。计委被取消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像这样的经济当然不是市场经济，但是它是计划经济吗？恐怕很难说。这样的变化从56年到文革发展到了极端，我们也只能从这样经济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改革的一些基本特点。
中国的改革现在很多人说跟东欧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呢？有些人说他们搞的是休克疗法，而我们搞的是渐进改革。其实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就不详细展开了。最简单的说法，所谓休克是说在他们那种背景下做出私有化的决定是很容易的，但是具体的私有化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民主国家，不能说把大家的东西想给谁就给谁，只有在我们这种体制下才能有这种。优越性。。所以私有化的决议很容易做出，但是真正落实到企业上往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博弈。但是中国改革有一个特点，中国改革的初期大家并不知道要向何处去，大家唯一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从什么地方走出来。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要从1956年以后形成的那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或者毛式的体制中走出来，走向哪里我们不知道。走出这样的体制可以有两种走法，一种就是搞市场经济，另一种就是陈云同志所主张的。陈云骨子里认为苏联搞得很不错，中国之所以搞坏了是因为毛主席另搞一套，把好的计划经济给搞垮了。
毛主席从1956年以后一直强调的就是反对修正主义，这个修正主义是什么？可不是市场经济，修正主义就是指的苏联搞的那套。毛泽东如果说和陈云、刘少奇这些人，除了权力之争外还有什么思想上的分歧，不在于刘少奇这些人想搞市场经济，而在于毛泽东的大轰大嗡那种运动经济，和刘少奇、陈云这些人想搞比较理性的计划经济两者之间有了很大的冲突。而中国的改革在最初阶段，用现在的毛左派的话就是修正主义卷土重来。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改革其实不是78年开始的，75年就开始了。所谓75年开始指的就是邓小平当时讲的整顿。什么叫整顿？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所谓的整顿和市场经济没有丝毫的关系。其实就是要放弃毛泽东时代那种胡闹的做法，恢复比较严格的、比较理性的计划经济。我不引用经济数据，大家只要看那个时候的文学作品就知道了，我国改革初期出现了一大批所谓的。大厂文学。，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很有名的蒋子龙先生的《乔厂长上任记》。
这个《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有很浓的剽窃色彩，因为它非常像苏联的大厂文学。我们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在反修时期，把苏联的一些。大厂文学。作为批判的对象，其中有所谓的《你到底要什么》，《当代英雄》等等，这些故事讲的和《乔厂长上任记》一样，讲的都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业务厂长，摆脱政治挂帅的干扰，搞专家治厂，严格规章制度，搞好经济核算，然后成功的完成了计划。这个厂长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他不喜欢政工人员，第二，这些厂长都不知道营销。这些厂长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只管生产，至于生产出来的东西有没有销路是不管的。那个时候体制就是计划经济，按照一个科学的计划，分工你干什么，你把它干好。可是我们知道东欧的改革不可能这样改，因为东欧计划经济已经搞了几十年，已经不能再理性了，已经理性到极端了，所以他们只能放弃这个计划，当然要面临很大的冲击。由于我们在毛泽东时代根本就是在胡闹，只要你不胡闹，怎么搞都会比以前好，即使搞计划经济，也会比以前好。所以我们国家1975年以后到1978年，中国的改革的确是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与其说是在走向何处上发生了变化，还不如说是在走出何处方面发生了变化。而无论走向何处，都比原来那种状态好，这是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2008年的改革30年的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大家可能没有留心，就是很多人都注意到陈云在1978年非毛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很多人认为当时邓的作用还没有陈的作用大，包括1978年著名的理论务虚会，对凡是派的斗争主要放炮的是陈云，不是邓小平。邓小平当时其实并不想这样干，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具体的原因，比如他当时才刚刚出来。陈云要改变这种胡闹并不是想搞市场经济，就是想搞乔厂长的那一套。实际上这个对推动中国的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用《赵紫阳回忆录》中的一句话说，陈云当时说过苏联经济很成功，中国之所以没搞好，主要是毛主席搞的那一套的干扰。
因此中国的改革和东欧的改革有一点不同很重要，就是东欧面临的是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问题。而对于中国来讲，当时的问题是不要再胡闹，用最近胡锦涛的话来讲就是不折腾，只要不折腾，就会有改善。这个情况跟东欧是很不一样的，可是我们也知道，这种现象总是一个过渡，到后来还是要解决到哪里去的问题。乔厂长的作用到了80年代后期就已经逐渐的不行了，像乔厂长那样管理企业肯定最后是办不下去的，我国东北的很多乔厂长式的企业都走向了穷途末路，中国又一次出现到底到哪里去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点，从1989年到1992年，中国出现了三年的徘徊，一开始好像有一种追求西方式资本主义的潮流，后来又有一种要回到中国式社会主义去的，也就是毛式的潮流，最后这两种潮流都被否定了，1992年小平最终确定了一条所谓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我们就不说它是资本主义了。
1992年之后又出现了一场很大的变化。这场变化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带来了很多成果，同时我们也感到了它的很多弊病。这个弊病就是由于这种权贵资本主义改革的特权性质，使得这场变化牺牲了很多民众的利益。尽管从总体来讲，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改革的获益者，但是就相对而言，这个贫富差异要比过去严重，尤其是这个贫富差异没有理由。我觉得关键是没有理由，无论是按照社会主义还是按照资本主义都说不通！按照社会主义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差异，按照资本主义，应该是公平竞争的。差异是可以有的，但是应该是公平竞争的。我们这两者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的确还需要面临进一步的改革。关于这个进一步的改革涉及到很多问题，我就不详细讲了，我还想留一些时间和大家互动，谢谢大家！
来源：《传知行学术通讯》2010年第8期
http://view.news.qq.com/a/20101026/000009.htm
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北京谈参与式民主
2010年 10月 26日
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北京谈参与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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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凯文
去年上任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10月25日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在北京一家民办书店——三味书屋进行了短暂的演讲。由于时机耐人寻味，他的演讲受到中外驻京媒体的极大关注。
位于北京西单闹市区的三味书屋，被视为中国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阵地。这间书店以持续不断的时政讲座而知名，它的座上客基本上囊括了当代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著名代表，但一位外国大使在此演讲，在书店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两层楼的空间被挤得水泄不通，主办者不得不另外搭建投影屏幕进行现场直播。
三味书屋的主办人在开场介绍时称，他们为这场活动的顺利举行进行许多“努力和抗争”，以此暗示这场演讲曾经遭受阻挠。他笑称，拥有一个华裔孩子的洪博培是中国的“远方亲戚”，而且洪博培在犹他州长位置上的表现，称得上是“真正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作为一名共和党州长，洪博培在犹他州政绩卓著，因此接到了民主党新任总统奥巴马的电话，邀请他出任驻华大使。洪博培本人也以此事来展示美国政治中的共和精神：一位共和党州长接受了民主党总统的邀请，而在不久之前的2008年，他还是奥巴马竞争对手的一个竞选委员会的主席。
洪博培以流利的汉语作了开场白，随后以英语发表了正文演讲。他表示，今天演讲的目的不是作官方报告，而是发自内心地谈谈中美关系。他重申，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关系，两国必须相互了解。
洪博培表示，今天在书店的这场聚会，在他看来就像美国政治中的市镇会议。今天的中国人或许不容易理解美国选举政治的现状，但在美国奉行的是参与式的民主，所有人都有权利发言表达意见，并去投票所投票。作为一项伟大的传统，市镇会议是表达看法、交流意见的场所。
洪博培呼吁，为了建设积极地、全面的、合作的中美关系，两国必须更加深入地相互了解、在平等的基础上彼此尊重。他希望中美年轻一代超越陈规陋见和标题式的定性，真正地了解对方。他提倡市镇会议的参与式民主，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倾听、理解，而并不是认为美国的制度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优良。
在洪博培看来，今天的美国就是一个大型的市镇会议。美国最好的一部分政治理念都来自于草根阶层。他以担任犹他州州长时的一件小事来说明这一点：一个美国农场主要找他谈话，但不是关于农业问题，而是医疗保险。这个农场主没有足够的钱为自己农场的九名工人购买医疗保险，因此向他求援。州长和农场主原本素不相识，唯一的联系就是产生的问题本身。洪博培以此来说明，在他看来美国政治体制中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有可能使得官员和公民产生直接的联系。
洪博培还提到，除了参与式民主，美国体制的另外一个重要支点是创新精神。美国经济有自我修正的弹性能力，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重新振兴经济形势。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四个基本要素，即自由思想、获取信息和资本、相互合作、容忍失败。
洪博培反复提到他在青海大学演讲时的经历，当时有大学生对他抱怨说，美国是个傲慢自大的国家，总是指手画脚，其他学生听到后起立鼓掌来表示赞同。但他表示，抱怨美国来获得掌声总是很容易的，但是最难、最有挑战性的事情，是如何真正了解对方的背景。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经常受到各种批评，甚至变得“脸皮厚”。今天中国也进入到世界舞台之中，影响力不断增大，同样也要面临承受批评的问题。
在提问环节中，一位听众充满讽刺意味地提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好的关系，因为中国把大量资产放在美国，而且只有最好的朋友，才会花费巨资来批评对方的人权问题。他甚至建议美国的人权报告应当更进一步，为中国各省市作出更加详细的报告。而洪博培似乎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个问题的含义，他仅仅笼统地回顾了尼克松推动中美建交的历程，以及强调民间交流的重要性。他希望通过民间交流，尤其是青少年的交流来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
当最后被问到如何看待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洪博培谨慎地表示，他同意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声明，这些声明反映了美国人民的态度。当一个人为自由和民主奋斗时，美国人民能够理解。无论对刘晓波和诺贝尔奖有什么看法，今天能够在书店讨论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也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象征。
法广
http://goo.gl/6Ip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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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凯文
去年上任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10月25日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在北京一家民办书店——三味书屋进行了短暂的演讲。由于时机耐人寻味，他的演讲受到中外驻京媒体的极大关注。
位于北京西单闹市区的三味书屋，被视为中国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阵地。这间书店以持续不断的时政讲座而知名，它的座上客基本上囊括了当代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著名代表，但一位外国大使在此演讲，在书店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两层楼的空间被挤得水泄不通，主办者不得不另外搭建投影屏幕进行现场直播。
三味书屋的主办人在开场介绍时称，他们为这场活动的顺利举行进行许多“努力和抗争”，以此暗示这场演讲曾经遭受阻挠。他笑称，拥有一个华裔孩子的洪博培是中国的“远方亲戚”，而且洪博培在犹他州长位置上的表现，称得上是“真正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作为一名共和党州长，洪博培在犹他州政绩卓著，因此接到了民主党新任总统奥巴马的电话，邀请他出任驻华大使。洪博培本人也以此事来展示美国政治中的共和精神：一位共和党州长接受了民主党总统的邀请，而在不久之前的2008年，他还是奥巴马竞争对手的一个竞选委员会的主席。
洪博培以流利的汉语作了开场白，随后以英语发表了正文演讲。他表示，今天演讲的目的不是作官方报告，而是发自内心地谈谈中美关系。他重申，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关系，两国必须相互了解。
洪博培表示，今天在书店的这场聚会，在他看来就像美国政治中的市镇会议。今天的中国人或许不容易理解美国选举政治的现状，但在美国奉行的是参与式的民主，所有人都有权利发言表达意见，并去投票所投票。作为一项伟大的传统，市镇会议是表达看法、交流意见的场所。
洪博培呼吁，为了建设积极地、全面的、合作的中美关系，两国必须更加深入地相互了解、在平等的基础上彼此尊重。他希望中美年轻一代超越陈规陋见和标题式的定性，真正地了解对方。他提倡市镇会议的参与式民主，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倾听、理解，而并不是认为美国的制度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优良。
在洪博培看来，今天的美国就是一个大型的市镇会议。美国最好的一部分政治理念都来自于草根阶层。他以担任犹他州州长时的一件小事来说明这一点：一个美国农场主要找他谈话，但不是关于农业问题，而是医疗保险。这个农场主没有足够的钱为自己农场的九名工人购买医疗保险，因此向他求援。州长和农场主原本素不相识，唯一的联系就是产生的问题本身。洪博培以此来说明，在他看来美国政治体制中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有可能使得官员和公民产生直接的联系。
洪博培还提到，除了参与式民主，美国体制的另外一个重要支点是创新精神。美国经济有自我修正的弹性能力，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重新振兴经济形势。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四个基本要素，即自由思想、获取信息和资本、相互合作、容忍失败。
洪博培反复提到他在青海大学演讲时的经历，当时有大学生对他抱怨说，美国是个傲慢自大的国家，总是指手画脚，其他学生听到后起立鼓掌来表示赞同。但他表示，抱怨美国来获得掌声总是很容易的，但是最难、最有挑战性的事情，是如何真正了解对方的背景。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经常受到各种批评，甚至变得“脸皮厚”。今天中国也进入到世界舞台之中，影响力不断增大，同样也要面临承受批评的问题。
在提问环节中，一位听众充满讽刺意味地提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好的关系，因为中国把大量资产放在美国，而且只有最好的朋友，才会花费巨资来批评对方的人权问题。他甚至建议美国的人权报告应当更进一步，为中国各省市作出更加详细的报告。而洪博培似乎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个问题的含义，他仅仅笼统地回顾了尼克松推动中美建交的历程，以及强调民间交流的重要性。他希望通过民间交流，尤其是青少年的交流来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
当最后被问到如何看待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洪博培谨慎地表示，他同意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声明，这些声明反映了美国人民的态度。当一个人为自由和民主奋斗时，美国人民能够理解。无论对刘晓波和诺贝尔奖有什么看法，今天能够在书店讨论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也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象征。
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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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5日星期一
《华盛顿邮报》社论：中国是会继续崛起还是栽倒在妄想症上？
核心提示：中国只有通过更民主的、少偏执的政治制度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否则将会出现无政府的崩溃，虽然没有人这么说，但是所有人都怕它成真。
原文：Will China keep rising or succumb to its paranoia?
来源：华盛顿邮报
作者：David Ignatius
发表时间：2010年10月25日
译者：Crystal
校对：@xiaomi2020
“热烈欢迎您来到中国世纪。” 某私募基金的入口处的电子显示屏上这样写着。中国世纪是该公司的名称，但它也是对崛起的中国的良好概括，暗示着中国可能在下一个百年像上个世纪的美国一样主宰世界。
拜访这里的一位美国访客不由得想问：中国世纪对中国和世界来说到底会是怎样的？中国的不透明的和独裁的政治体系是否可以应付中国释放的经济力量，繁荣的经济下是否藏着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可能最让人担心的是： 方兴未艾的中国会和一向认为自己是全球领袖的美国之发生冲突吗？
我到中国访问了一周之后，对上述问题比来的时候还要迷惑。沿海城市的新财富令人咋舌，它能证实你已读过的那些关于中国的热门话题。但是中国的政治脆弱性也显而易见；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普遍地存在于精英人群之中，他们一方面正在海外投资，获得外国护照以图避险，同时又在中国国内赚取大把的人民币。
这个新中国既骄傲也害怕——即使是处于领跑地位也要焦虑地回头张望。中国政府的官员不断地提醒你中国有多穷，但同时又在鼓吹自己的成功。他们在日渐加强着对邻国的影响力，却又坚持声称中国不会与任何国家为敌。
谈及美国，这种矛盾就显而易见了。美国是许多留学生和游客喜欢的地方，而这深深地植根于我们追求享乐的、贪婪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但是中国民意测验家袁岳 (Victor Yuan) 指出，在过去的10年中有9年，美国都被公众认为是位列榜首的中国的“最危险的敌人”。
上海世博会使得蓬勃发展的中国与逐渐衰退的美国之间的对比更加强烈。世博会正在黄浦江沿岸掀起全国性的自我祝贺的高潮。在中国馆内，仅一部几分钟的短片便将中国30年来惊人的经济发展历程展现在了众人面前。炫丽的影像和孔子的那一句“从心所欲，不逾矩” 交织在一起，而我怀疑是否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理解它传递出来的信息：小心点儿；服务党的领导；不要坏了好事。
相比之下，在简朴的美国馆内，自我感觉良好的美国人用磕磕巴巴的简单的中文展示他们的欢迎片。这是不经意中的国家的自画像。
中国的繁荣与发展的福音，来自于一系列由“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所安排的对话，这是个华裔美国人组织的参观团。一位美籍牙买加人极力赞扬这一体系的“实用性” ，但同时也承认它“没有灵魂”。一位中国分析人士担心一场合法性危机将会导致外部战争和内部动荡。一名中国学生为中国的“不自信”感到遗憾，同时也为“人们只相信金钱”而感到担心。
也许是为了填补精神空白，政府积极调动人民的热情。在南京，一场纪念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活动和图片的展览足以让众多的中国访客愤怒起来。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也再一次因为最近的钓鱼岛事件而爆发。
中美之间的最终摊牌的前景是最棘手的问题。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现在军队工作的郭建友（音）说，中国应该发展“更强大的海军力量” 用来保护中国利益。艾·塞·马汉 (Alfred Thayer Mahan) 是19世纪美国海上霸权的早期传播者，他的理论在中国军队中甚为流行。但是中国更注重于未来的战争领域——外太空和网络空间。
复旦大学著名军事分析家沈丁立认为，马汉的理论已经过时了，他说：“中国需要向外太空发展。从太空射一束激光下来，任何船只都会被烧毁。” 与其和美国在造船或坦克方面竞争，中国应该发展更先进的武器，让“其他指挥系统瘫痪。”
“你们吃的是牛排。我们喝的是米粥。我们怎么可能观点一致？” 中国的脱口秀喜剧演员周立波开玩笑地说道。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做中国人。
在中国世纪一周的生活让我有了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可能自相矛盾，中国的成功对美国来说利益攸关。虽然中国的领导人不喜欢听这个，但是我还是要说，中国只有通过更民主的、少偏执的政治制度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否则将会出现无政府的崩溃，虽然没有人这么说，但是所有人都怕它成真。
原文：Will China keep rising or succumb to its paranoia?
来源：华盛顿邮报
作者：David Ignatius
发表时间：2010年10月25日
译者：Crystal
校对：@xiaomi2020
“热烈欢迎您来到中国世纪。” 某私募基金的入口处的电子显示屏上这样写着。中国世纪是该公司的名称，但它也是对崛起的中国的良好概括，暗示着中国可能在下一个百年像上个世纪的美国一样主宰世界。
拜访这里的一位美国访客不由得想问：中国世纪对中国和世界来说到底会是怎样的？中国的不透明的和独裁的政治体系是否可以应付中国释放的经济力量，繁荣的经济下是否藏着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可能最让人担心的是： 方兴未艾的中国会和一向认为自己是全球领袖的美国之发生冲突吗？
我到中国访问了一周之后，对上述问题比来的时候还要迷惑。沿海城市的新财富令人咋舌，它能证实你已读过的那些关于中国的热门话题。但是中国的政治脆弱性也显而易见；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普遍地存在于精英人群之中，他们一方面正在海外投资，获得外国护照以图避险，同时又在中国国内赚取大把的人民币。
这个新中国既骄傲也害怕——即使是处于领跑地位也要焦虑地回头张望。中国政府的官员不断地提醒你中国有多穷，但同时又在鼓吹自己的成功。他们在日渐加强着对邻国的影响力，却又坚持声称中国不会与任何国家为敌。
谈及美国，这种矛盾就显而易见了。美国是许多留学生和游客喜欢的地方，而这深深地植根于我们追求享乐的、贪婪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但是中国民意测验家袁岳 (Victor Yuan) 指出，在过去的10年中有9年，美国都被公众认为是位列榜首的中国的“最危险的敌人”。
上海世博会使得蓬勃发展的中国与逐渐衰退的美国之间的对比更加强烈。世博会正在黄浦江沿岸掀起全国性的自我祝贺的高潮。在中国馆内，仅一部几分钟的短片便将中国30年来惊人的经济发展历程展现在了众人面前。炫丽的影像和孔子的那一句“从心所欲，不逾矩” 交织在一起，而我怀疑是否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理解它传递出来的信息：小心点儿；服务党的领导；不要坏了好事。
相比之下，在简朴的美国馆内，自我感觉良好的美国人用磕磕巴巴的简单的中文展示他们的欢迎片。这是不经意中的国家的自画像。
中国的繁荣与发展的福音，来自于一系列由“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所安排的对话，这是个华裔美国人组织的参观团。一位美籍牙买加人极力赞扬这一体系的“实用性” ，但同时也承认它“没有灵魂”。一位中国分析人士担心一场合法性危机将会导致外部战争和内部动荡。一名中国学生为中国的“不自信”感到遗憾，同时也为“人们只相信金钱”而感到担心。
也许是为了填补精神空白，政府积极调动人民的热情。在南京，一场纪念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活动和图片的展览足以让众多的中国访客愤怒起来。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也再一次因为最近的钓鱼岛事件而爆发。
中美之间的最终摊牌的前景是最棘手的问题。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现在军队工作的郭建友（音）说，中国应该发展“更强大的海军力量” 用来保护中国利益。艾·塞·马汉 (Alfred Thayer Mahan) 是19世纪美国海上霸权的早期传播者，他的理论在中国军队中甚为流行。但是中国更注重于未来的战争领域——外太空和网络空间。
复旦大学著名军事分析家沈丁立认为，马汉的理论已经过时了，他说：“中国需要向外太空发展。从太空射一束激光下来，任何船只都会被烧毁。” 与其和美国在造船或坦克方面竞争，中国应该发展更先进的武器，让“其他指挥系统瘫痪。”
“你们吃的是牛排。我们喝的是米粥。我们怎么可能观点一致？” 中国的脱口秀喜剧演员周立波开玩笑地说道。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做中国人。
在中国世纪一周的生活让我有了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可能自相矛盾，中国的成功对美国来说利益攸关。虽然中国的领导人不喜欢听这个，但是我还是要说，中国只有通过更民主的、少偏执的政治制度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否则将会出现无政府的崩溃，虽然没有人这么说，但是所有人都怕它成真。
国际组织发布美女标准 划分典型美女脸
国际组织发布美女标准 划分典型美女脸（组图）
2010年10月25日15:13:29 来源：中国网
非洲美女
白人美女
中国美女
日本美女
韩国美女
什么样的女性脸庞才算标准的美女？国际美容整形外科学会（ISAPS）最新发表的一期刊物给出了答案。
根据对全球各国总共63名最漂亮的各种肤色女艺人脸型的分析，韩国整形外科教授李承哲在国际学术杂志美容整形外科学会学报（Aesthetic Plastic Surgery）上发表了这篇明文“最具魅力的脸型”（Attractive Composite Faces）的论文。
李承哲合成这些脸型时采用的演艺人脸型有黑人13名、白人16名、中国人20名、日本人14名。中国美女脸型采用了演员巩俐、汤唯等，日本人则采用了歌手安室奈美惠、演员泽尻绘里香、蒼井優等的脸型。最终使用电脑合成的“标准美女脸”。
左向右依次为：非洲美女、白人美女、中国美女、日本美女和韩国美女
怎么样，是不是让你想到了谁？那就给出几个例子供大家参考吧：
从左到右：1.哈利贝瑞；2.尼可基德曼；3.章子怡；4.松岛菜菜子；5.韩国量产美女。
2010年10月25日15:13:29 来源：中国网
非洲美女
白人美女
中国美女
日本美女
韩国美女
什么样的女性脸庞才算标准的美女？国际美容整形外科学会（ISAPS）最新发表的一期刊物给出了答案。
根据对全球各国总共63名最漂亮的各种肤色女艺人脸型的分析，韩国整形外科教授李承哲在国际学术杂志美容整形外科学会学报（Aesthetic Plastic Surgery）上发表了这篇明文“最具魅力的脸型”（Attractive Composite Faces）的论文。
李承哲合成这些脸型时采用的演艺人脸型有黑人13名、白人16名、中国人20名、日本人14名。中国美女脸型采用了演员巩俐、汤唯等，日本人则采用了歌手安室奈美惠、演员泽尻绘里香、蒼井優等的脸型。最终使用电脑合成的“标准美女脸”。
左向右依次为：非洲美女、白人美女、中国美女、日本美女和韩国美女
怎么样，是不是让你想到了谁？那就给出几个例子供大家参考吧：
从左到右：1.哈利贝瑞；2.尼可基德曼；3.章子怡；4.松岛菜菜子；5.韩国量产美女。
犯人不堪狱霸毒打勒索杀人求死 狱警帮封口
来源：四川新闻网 2010年10月25日08:16
□徐化英手持李占双的照片
晨报特派记者 姜鹏 本版现场图片
□徐化英给狱警汇款的存单
□内蒙古扎兰屯监狱
□晨报特派记者 姜鹏 内蒙古扎兰屯报道
深秋10月，大漠苍茫草原已寒意陡峭。身处内蒙古腹地的扎兰屯位置偏远，地广人稀，而扎兰屯监狱更不为外界所熟悉。
2009年4月，扎兰屯监狱内发生一起离奇杀人案，牢犯李占双为求死，用绳子和剪刀杀死素不相识的囚犯。一审宣判称，李占双因思念亲人，失去生活信心，无端杀人，决定判处其死刑。
然而，李占双上诉称自己杀人的真实动机源于狱霸索要钱财，自己不堪毒打从而萌发寻死念头。李占双的母亲徐化英称，自己按狱霸要求向狱警汇款多达数万元，儿子杀人是在狱警和狱霸多次索要钱财，被逼无奈情况下发生。
一个有力的证据是，狱警曾主动向李占双的亲属退还1万元现金，条件是家属不得对外公布真实的杀人动机。李占双的证词引起一片哗然，同时隐藏在高墙内的监狱潜规则也被放置在聚光灯下。
因敲诈罪名入狱
扎兰屯监狱会见楼，李占双的出现让徐化英哭成泪人。李占双身高约1.65米，身体结实，双手双脚戴着粗大的铁链，脚链拖在地上，行走时发出刺耳的声音。
21岁的李占双是徐化英的第三个孩子，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出生在黑龙江克山县。徐化英介绍，李占双自小品行不错，懂礼貌，乡里乡亲人见人爱，不过不喜欢读书，小学毕业就辍学了。
李占双年幼时，徐化英和丈夫离婚了。此后，徐化英带着孩子们前往满洲里，做起牛羊肉的小买卖，家庭经济条件稍有起色，因忙于生意，她也放松了对孩子的教育。在满洲里，李占双结识了于洋等几名社会青年，开始干一些敲诈勒索的事情。
2008年9月4日，于洋、李占双等人因敲诈出租车司机7次共200多元钱，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从而进入扎兰屯监狱服刑。徐化英回忆说，当时李占双宽慰自己：“我会好好改造，过几年就出去了。”
用剪刀刺死同室犯人
事与愿违，7个月后的一天，徐化英接到同在扎兰屯监狱服刑的一名犯人打来的电话，说李占双杀人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介绍，2009年4月6日凌晨4时许，李占双将同监室的新入监犯姜结红，骗至无人居住的107监室，用活动室取来的绳子勒住姜结红颈部，又用剪刀刺其颈部数下，致其死亡。此后，李占双返回自己居住的105室，将另一名囚犯李宝龙骗至活动室，企图用同样的方法杀死李宝龙未遂。
判决书称，李占双无辩解。辩护律师赵春平认为，监狱作为监管机关存在管理漏洞，从而造成了本案的发生。
在徐化英看来，监狱对儿子的杀人事件犯有常识性错误。首先，李占双作案使用的绳子和剪刀，何以轻易取得？此外，李占双作案时随意往来于105室与107室，监狱方存在监管不严的问题。
不过，一审判决并未采纳徐化英的辩护意见，判决李占双犯故意杀人罪，执行死刑，对监狱应负责任未提及。
晨报记者获悉，在此次监狱命案中，仅有一名值班狱警遭降职处理，而监狱方向被害人姜结红家属赔款24万元。
狱中频遭勒索殴打
对儿子在监狱内闯下的弥天大祸，徐化英显得非常不解。据了解，被害人姜结红入狱仅有4天时间，与李占双没有任何纠葛。判决书中对于李占双的杀人动机称：李占双想父母，想家，一想到这些就难受，不想活了，于是决定杀人被判死刑。
“他（李占双）确实想求死，但肯定另有原因。”徐化英说，儿子性格非常乐观，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自寻死路。
在一审庭审现场，此前一直“无辩解”的李占双终于开口，讲述了自己真实的杀人动机。李占双表示，2009年3月21日，自己与二监区罪犯石磊在食堂打了一架。几天之后，监狱组组长、同为犯人的赛音吉亚便向其索要1万元，“说监狱开始调查我打架，让我先拿点钱请干部吃饭，尽量把这事摆平。”
徐化英证实，4月3日晚，李占双用赛音吉亚的手机打电话回家要4000元钱，语气非常迫切，“说一定要凑这个钱，不然我就完了。”当晚，李占双还给叔叔、阿姨打电话要求打款，但债台高筑的徐化英已经无力短时间筹到这笔款项。
晨报记者在扎兰屯采访期间，在押的杀人嫌疑犯李占双竟主动与记者取得了联系，再次暴露出监狱的监管真空。
李占双介绍，当赛音吉亚听闻自己无力筹钱，多次组织囚犯对其进行毒打，“打得我实在受不了，就想死了。”李占双说，杀人前的一晚上，自己躺在床上想了很多很多，“不给钱就要遭打，家里又没钱了，一想到这些就不想活了。”
随后，李占双将作案的目标对准了刚入狱几天、甚至没有说过话的姜结红，一场惨剧便在监狱内发生了。
数名囚犯均遭狱霸索财
扎兰屯监狱工作人员向晨报记者证实，赛音吉亚是该监狱羁押的囚犯。多名在扎兰屯监狱服刑人员家属向记者介绍，赛音吉亚是监狱内的大哥，也就是俗称的狱头、狱霸。
徐化英说，每次去见李占双，儿子背后总站着身材高大，体格粗壮的赛音吉亚。由于赛的存在，“儿子有委屈也不敢说。”
李占双向晨报记者介绍，入狱后不久，赛音吉亚听说自己家做点小买卖，于是便找到他，提出花1万元就可以调到文艺组。“干轻一点的活，还可以减刑。”
徐化英告诉记者，自己曾接到一个陌生的号码，她接起来一听，是自己儿子的声音，说现在用的是大哥（赛）的手机。随后，徐化英按儿子的要求向陌生账号汇入1万元，几天后李占双果然被调入文艺组，不过随之而来的却是赛音吉亚变本加厉的索财。徐化英称，每次接到李占双的电话都是要钱，“如果没有钱，自己儿子便会遭罪。”
数名囚犯家属亦有类似遭遇，犯人小强（化名）的母亲介绍，儿子入狱后不久，便用赛音吉亚的手机打来电话，要求为其存钱和购买物品。让小强母亲觉得蹊跷的是，小强要2双鞋子，40码及42码各一双，而其它物品都需要2份。“我儿子穿40码的鞋，42码的鞋估计是孝敬赛音吉亚的。”
狱警找家属欲封口
李占双表示，自己遭遇赛音吉亚敲诈后，曾考虑向狱警反映，然而自己亲眼目睹的一幕使得他打消了上述念头。一名囚犯向狱警反映被赛音吉亚殴打，岂料狱警不但不管，反而用电棍电击这名囚犯。
徐化英认为，狱警就是狱霸的保护伞。儿子杀人事发后，徐化英找到之前的汇款存根，惊奇的发现赛音吉亚提供的账号竟然是监狱狱警及其亲属的卡号。
徐化英向晨报记者出示了3张汇款单回执，分别是2009年2月11日向梁春和账户汇入1000元，2009年1月9日向王超账户汇入10000元，以及3月29日向谢菲账户汇入800元。
徐化英事后得知，梁春和便是扎兰屯监狱的狱警，而其他两人则是其亲属和朋友。
2009年4月8日，李占双杀人后第三天，徐化英突然接到梁春和的电话，称要归还1万元。在扎兰屯成吉思汗宾馆，梁春和向徐化英的女儿退还了1万元。作为退还现金的条件，梁春和要求李占双的家属不要讲李占双杀人的真实原因。
徐化英向晨报记者出示了一份当时的录音资料，虽然录音质量不清晰，但仍能获悉对话内容。在这段长约30分钟的录音中，一男子用恐吓的语气说：“如果你弟弟啥都说，我就找道上的人收拾你们。”
在家属们看来，狱霸向犯人家属提供狱警卡号，事后梁春和退钱的举动恰恰证明了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正是逼迫李占双杀人的原因。
据了解，扎兰屯监狱创建于2002年，曾多次被内蒙古自治区监狱局评为“实绩突出单位”。
对李占双家属对监狱方的质疑，晨报记者与扎兰屯监狱联系采访遭婉拒。来源：新闻晨报
http://news.sohu.com/20101025/n276373575.shtml
□徐化英手持李占双的照片
晨报特派记者 姜鹏 本版现场图片
□徐化英给狱警汇款的存单
□内蒙古扎兰屯监狱
□晨报特派记者 姜鹏 内蒙古扎兰屯报道
深秋10月，大漠苍茫草原已寒意陡峭。身处内蒙古腹地的扎兰屯位置偏远，地广人稀，而扎兰屯监狱更不为外界所熟悉。
2009年4月，扎兰屯监狱内发生一起离奇杀人案，牢犯李占双为求死，用绳子和剪刀杀死素不相识的囚犯。一审宣判称，李占双因思念亲人，失去生活信心，无端杀人，决定判处其死刑。
然而，李占双上诉称自己杀人的真实动机源于狱霸索要钱财，自己不堪毒打从而萌发寻死念头。李占双的母亲徐化英称，自己按狱霸要求向狱警汇款多达数万元，儿子杀人是在狱警和狱霸多次索要钱财，被逼无奈情况下发生。
一个有力的证据是，狱警曾主动向李占双的亲属退还1万元现金，条件是家属不得对外公布真实的杀人动机。李占双的证词引起一片哗然，同时隐藏在高墙内的监狱潜规则也被放置在聚光灯下。
因敲诈罪名入狱
扎兰屯监狱会见楼，李占双的出现让徐化英哭成泪人。李占双身高约1.65米，身体结实，双手双脚戴着粗大的铁链，脚链拖在地上，行走时发出刺耳的声音。
21岁的李占双是徐化英的第三个孩子，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出生在黑龙江克山县。徐化英介绍，李占双自小品行不错，懂礼貌，乡里乡亲人见人爱，不过不喜欢读书，小学毕业就辍学了。
李占双年幼时，徐化英和丈夫离婚了。此后，徐化英带着孩子们前往满洲里，做起牛羊肉的小买卖，家庭经济条件稍有起色，因忙于生意，她也放松了对孩子的教育。在满洲里，李占双结识了于洋等几名社会青年，开始干一些敲诈勒索的事情。
2008年9月4日，于洋、李占双等人因敲诈出租车司机7次共200多元钱，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从而进入扎兰屯监狱服刑。徐化英回忆说，当时李占双宽慰自己：“我会好好改造，过几年就出去了。”
用剪刀刺死同室犯人
事与愿违，7个月后的一天，徐化英接到同在扎兰屯监狱服刑的一名犯人打来的电话，说李占双杀人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介绍，2009年4月6日凌晨4时许，李占双将同监室的新入监犯姜结红，骗至无人居住的107监室，用活动室取来的绳子勒住姜结红颈部，又用剪刀刺其颈部数下，致其死亡。此后，李占双返回自己居住的105室，将另一名囚犯李宝龙骗至活动室，企图用同样的方法杀死李宝龙未遂。
判决书称，李占双无辩解。辩护律师赵春平认为，监狱作为监管机关存在管理漏洞，从而造成了本案的发生。
在徐化英看来，监狱对儿子的杀人事件犯有常识性错误。首先，李占双作案使用的绳子和剪刀，何以轻易取得？此外，李占双作案时随意往来于105室与107室，监狱方存在监管不严的问题。
不过，一审判决并未采纳徐化英的辩护意见，判决李占双犯故意杀人罪，执行死刑，对监狱应负责任未提及。
晨报记者获悉，在此次监狱命案中，仅有一名值班狱警遭降职处理，而监狱方向被害人姜结红家属赔款24万元。
狱中频遭勒索殴打
对儿子在监狱内闯下的弥天大祸，徐化英显得非常不解。据了解，被害人姜结红入狱仅有4天时间，与李占双没有任何纠葛。判决书中对于李占双的杀人动机称：李占双想父母，想家，一想到这些就难受，不想活了，于是决定杀人被判死刑。
“他（李占双）确实想求死，但肯定另有原因。”徐化英说，儿子性格非常乐观，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自寻死路。
在一审庭审现场，此前一直“无辩解”的李占双终于开口，讲述了自己真实的杀人动机。李占双表示，2009年3月21日，自己与二监区罪犯石磊在食堂打了一架。几天之后，监狱组组长、同为犯人的赛音吉亚便向其索要1万元，“说监狱开始调查我打架，让我先拿点钱请干部吃饭，尽量把这事摆平。”
徐化英证实，4月3日晚，李占双用赛音吉亚的手机打电话回家要4000元钱，语气非常迫切，“说一定要凑这个钱，不然我就完了。”当晚，李占双还给叔叔、阿姨打电话要求打款，但债台高筑的徐化英已经无力短时间筹到这笔款项。
晨报记者在扎兰屯采访期间，在押的杀人嫌疑犯李占双竟主动与记者取得了联系，再次暴露出监狱的监管真空。
李占双介绍，当赛音吉亚听闻自己无力筹钱，多次组织囚犯对其进行毒打，“打得我实在受不了，就想死了。”李占双说，杀人前的一晚上，自己躺在床上想了很多很多，“不给钱就要遭打，家里又没钱了，一想到这些就不想活了。”
随后，李占双将作案的目标对准了刚入狱几天、甚至没有说过话的姜结红，一场惨剧便在监狱内发生了。
数名囚犯均遭狱霸索财
扎兰屯监狱工作人员向晨报记者证实，赛音吉亚是该监狱羁押的囚犯。多名在扎兰屯监狱服刑人员家属向记者介绍，赛音吉亚是监狱内的大哥，也就是俗称的狱头、狱霸。
徐化英说，每次去见李占双，儿子背后总站着身材高大，体格粗壮的赛音吉亚。由于赛的存在，“儿子有委屈也不敢说。”
李占双向晨报记者介绍，入狱后不久，赛音吉亚听说自己家做点小买卖，于是便找到他，提出花1万元就可以调到文艺组。“干轻一点的活，还可以减刑。”
徐化英告诉记者，自己曾接到一个陌生的号码，她接起来一听，是自己儿子的声音，说现在用的是大哥（赛）的手机。随后，徐化英按儿子的要求向陌生账号汇入1万元，几天后李占双果然被调入文艺组，不过随之而来的却是赛音吉亚变本加厉的索财。徐化英称，每次接到李占双的电话都是要钱，“如果没有钱，自己儿子便会遭罪。”
数名囚犯家属亦有类似遭遇，犯人小强（化名）的母亲介绍，儿子入狱后不久，便用赛音吉亚的手机打来电话，要求为其存钱和购买物品。让小强母亲觉得蹊跷的是，小强要2双鞋子，40码及42码各一双，而其它物品都需要2份。“我儿子穿40码的鞋，42码的鞋估计是孝敬赛音吉亚的。”
狱警找家属欲封口
李占双表示，自己遭遇赛音吉亚敲诈后，曾考虑向狱警反映，然而自己亲眼目睹的一幕使得他打消了上述念头。一名囚犯向狱警反映被赛音吉亚殴打，岂料狱警不但不管，反而用电棍电击这名囚犯。
徐化英认为，狱警就是狱霸的保护伞。儿子杀人事发后，徐化英找到之前的汇款存根，惊奇的发现赛音吉亚提供的账号竟然是监狱狱警及其亲属的卡号。
徐化英向晨报记者出示了3张汇款单回执，分别是2009年2月11日向梁春和账户汇入1000元，2009年1月9日向王超账户汇入10000元，以及3月29日向谢菲账户汇入800元。
徐化英事后得知，梁春和便是扎兰屯监狱的狱警，而其他两人则是其亲属和朋友。
2009年4月8日，李占双杀人后第三天，徐化英突然接到梁春和的电话，称要归还1万元。在扎兰屯成吉思汗宾馆，梁春和向徐化英的女儿退还了1万元。作为退还现金的条件，梁春和要求李占双的家属不要讲李占双杀人的真实原因。
徐化英向晨报记者出示了一份当时的录音资料，虽然录音质量不清晰，但仍能获悉对话内容。在这段长约30分钟的录音中，一男子用恐吓的语气说：“如果你弟弟啥都说，我就找道上的人收拾你们。”
在家属们看来，狱霸向犯人家属提供狱警卡号，事后梁春和退钱的举动恰恰证明了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正是逼迫李占双杀人的原因。
据了解，扎兰屯监狱创建于2002年，曾多次被内蒙古自治区监狱局评为“实绩突出单位”。
对李占双家属对监狱方的质疑，晨报记者与扎兰屯监狱联系采访遭婉拒。来源：新闻晨报
http://news.sohu.com/20101025/n276373575.shtml
2010年10月23日星期六
网易财经：我国56%地级以上城市为中小城市
2010-10-23 21:45:23
网易财经10月23日讯 10月23日，由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高峰论坛组委会、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第七届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高峰论坛暨2010年《中小城市绿皮书》发布会”在长沙举行，会上发布了《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2010）：中国中小城市绿色发展之路》。绿皮书显示，我国中小城市数目已达2160个，56%的地级以上城市为中小城市。
绿皮书指出，近年来，中国城市飞速发展，城乡人口流动频繁，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之间的界限模糊化，城市人口规模迅速膨胀，许多县级城市（包括县级建制市和规模较大的县的中心城镇）的市区常住人口已经达到或超过20万、50万的临界值。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使原有的城市划分标准已经不适应现实的需要。为此，绿皮书依据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现状，提出的全新划分标准为：市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50万~100万的为中等城市，100万~300万的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为巨大型城市。
按照全新标准统计，绿皮书指出，截至2009年底，中国有建制市655个，其中地级以上287个，县级建制市36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均超过百万；省会城市中，除银川、拉萨外，其他城市市辖区人口也超过百万（也就是说，省会城市中只有银川、拉萨属于中小城市）；地级城市的情况则较为复杂，东部地区的地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大多超过百万，以山东省为例，15个地级城市中，只有滨州、德州、威海、东营等四个城市城区人口低于百万。与此相对应，中西部地区的多数地级城市市区人口均未超过百万。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数量以及市辖区常住人口低于百万的地级以上城市数量，在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162个城市属于中小城市，占比56%.
在368个县级建制市中，除了昆山等极个别发达城市的市区人口接近或略超过百万之外，多数建制市市区人口在数万至数十万之间，都归属为中小城市。此外，全国有50个地级区划、1580个县级行政区划（1463个县、117个自治旗县）并非建制市，但这些地区（州、盟）、县（自治旗县、旗）的中心城镇，也已经聚集了相当规模的人口，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建制市的市区较为接近，中心城镇居民享受着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也归属于中小城市。从总体上看，我国中小城市数量已达2160个，其中地级建制市162个，非建制市的地级行政区划的中心城镇50个，县级建制市368个，非建制市的县级行政区划的中心城镇1580个。
最后，绿皮书指出，今后十年到二十年内，将是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城市化率的提高应当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扩容为主，大力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产业和人口的承载能力。绿皮书还特意强调了全国十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小城市科学发展调研基地的发展经验，江苏省昆山市、常州市武进区、湖南省长沙县、山东省邹平县、四川省双流县、辽宁省海城市、安徽省宁国市、内蒙古准格尔旗、黑龙江省肇东市、河北省武安市等十个城市成为全国首批“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调研基地”。这些城市通过创新驱动、优化结构、集约发展、产业互动、内生增长、城乡统筹、生态立市等举措，实现了转型发展、高端发展、和谐发展和绿色发展。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作者：吴培锋）
http://money.163.com/10/1023/21/6JN9OMPC00252G50.html
网易财经10月23日讯 10月23日，由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高峰论坛组委会、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第七届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高峰论坛暨2010年《中小城市绿皮书》发布会”在长沙举行，会上发布了《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2010）：中国中小城市绿色发展之路》。绿皮书显示，我国中小城市数目已达2160个，56%的地级以上城市为中小城市。
绿皮书指出，近年来，中国城市飞速发展，城乡人口流动频繁，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之间的界限模糊化，城市人口规模迅速膨胀，许多县级城市（包括县级建制市和规模较大的县的中心城镇）的市区常住人口已经达到或超过20万、50万的临界值。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使原有的城市划分标准已经不适应现实的需要。为此，绿皮书依据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现状，提出的全新划分标准为：市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50万~100万的为中等城市，100万~300万的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为巨大型城市。
按照全新标准统计，绿皮书指出，截至2009年底，中国有建制市655个，其中地级以上287个，县级建制市36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均超过百万；省会城市中，除银川、拉萨外，其他城市市辖区人口也超过百万（也就是说，省会城市中只有银川、拉萨属于中小城市）；地级城市的情况则较为复杂，东部地区的地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大多超过百万，以山东省为例，15个地级城市中，只有滨州、德州、威海、东营等四个城市城区人口低于百万。与此相对应，中西部地区的多数地级城市市区人口均未超过百万。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数量以及市辖区常住人口低于百万的地级以上城市数量，在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162个城市属于中小城市，占比56%.
在368个县级建制市中，除了昆山等极个别发达城市的市区人口接近或略超过百万之外，多数建制市市区人口在数万至数十万之间，都归属为中小城市。此外，全国有50个地级区划、1580个县级行政区划（1463个县、117个自治旗县）并非建制市，但这些地区（州、盟）、县（自治旗县、旗）的中心城镇，也已经聚集了相当规模的人口，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建制市的市区较为接近，中心城镇居民享受着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也归属于中小城市。从总体上看，我国中小城市数量已达2160个，其中地级建制市162个，非建制市的地级行政区划的中心城镇50个，县级建制市368个，非建制市的县级行政区划的中心城镇1580个。
最后，绿皮书指出，今后十年到二十年内，将是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城市化率的提高应当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扩容为主，大力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产业和人口的承载能力。绿皮书还特意强调了全国十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小城市科学发展调研基地的发展经验，江苏省昆山市、常州市武进区、湖南省长沙县、山东省邹平县、四川省双流县、辽宁省海城市、安徽省宁国市、内蒙古准格尔旗、黑龙江省肇东市、河北省武安市等十个城市成为全国首批“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调研基地”。这些城市通过创新驱动、优化结构、集约发展、产业互动、内生增长、城乡统筹、生态立市等举措，实现了转型发展、高端发展、和谐发展和绿色发展。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作者：吴培锋）
http://money.163.com/10/1023/21/6JN9OMPC00252G50.html
三味书屋通知：10月23日周末讲座改为10月25日举办，详情请阅下文。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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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洪博培先生（美）
讲题;《 美国的参与式民主精神，公民责任精神和创业精神 》
时间： 2010年10月25日（周一） 15：30―16：30
地点： 三味书屋（西单民族宫对面）
主办： 三味书屋
主讲人简介：
洪博培，美国驻中国大使。
洪博培先生于2009年5月获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为美国驻中国大使，他的提名得到了美国参议院的一致确认。洪博培在辞去犹他州长一职后，立即于2009年8月11日（星期二）上午11时30分宣誓就任大使。
洪博培曾经两次当选犹他州长。 2008年，他更以创纪录的得票率当选，赢得所有29个县的多数选票。做为州长，洪博培的执政管理着眼于维护犹他的生活质素，不断提高该州的经济竞争力，并使犹他州的公共教育系统最大限度地获得资金。
洪博培一直以来对亚洲有浓厚兴趣，他先后三次在亚洲居住，更能操流利普通话，拥有丰富的亚洲经验。
洪博培的公共服务生涯从作为前美国总统罗讷德?里根的白宫助理开始，此后他先后担任商务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美国驻新加坡大使和美国副贸易代表。作为美国的贸易大使，洪博培通过谈判达成了数十个自由贸易协议、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并促成美国与中国、台湾，新加坡、澳洲、印度、越南、西非、南非及其他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他于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全球贸易谈判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协助中国和台湾同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洪博培是太平洋国际政策委员会的创始董事，并曾在多个董事会任职，包括布鲁金斯研究所亚洲政策局、太平洋论坛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设在纽约的亚洲协会和国家亚洲研究局。
在洪博培担任州长期间，犹他的活力、商业环境和生活质素一再被许多著名组织认可。也许最重要的是，犹他曾被皮尤中心评为美国管理得最好的州。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洪博培曾与利益相关者携手工作，在保持促进就业的工程建设项目，保全该州的雨天基金作为应对未来任何财政困境的工具的同时，尽量减少对关键公众服务的影响。
他的领导才能获全国的认可，洪博培曾担任西部州长协会主席，还曾在全国州长协会执行委员会中任职。
作为一名尽忠职守的公务员，洪博培积极投入这个关键的驻中国──美国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大使职位。他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并拥有6个荣誉博士学位.。
内容安排：
1. 洪博培先生演讲约15分钟
2. 提问、交流约40分钟
3. 仅收茶资 20元／人，学生（全日制）免费
联系电话：6601 3204 （12：30 pm――9：00 pm）
乘车提示：乘1、4路公交车和地铁可在西单或复兴门站下车；西单下车，沿长安街向西过西单十字路口后，向西约300米路南（路北是民族宫）；复兴门下车，沿长安街向东约400米（佟麟阁路口）；乘7、10、15、37、205、626路公交车在民族宫站下车即可。
如果您不想再次收到此通知邮件，请回复本邮件告知。给您带来不便，我们表示歉意！
主讲人：洪博培先生（美）
讲题;《 美国的参与式民主精神，公民责任精神和创业精神 》
时间： 2010年10月25日（周一） 15：30―16：30
地点： 三味书屋（西单民族宫对面）
主办： 三味书屋
主讲人简介：
洪博培，美国驻中国大使。
洪博培先生于2009年5月获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为美国驻中国大使，他的提名得到了美国参议院的一致确认。洪博培在辞去犹他州长一职后，立即于2009年8月11日（星期二）上午11时30分宣誓就任大使。
洪博培曾经两次当选犹他州长。 2008年，他更以创纪录的得票率当选，赢得所有29个县的多数选票。做为州长，洪博培的执政管理着眼于维护犹他的生活质素，不断提高该州的经济竞争力，并使犹他州的公共教育系统最大限度地获得资金。
洪博培一直以来对亚洲有浓厚兴趣，他先后三次在亚洲居住，更能操流利普通话，拥有丰富的亚洲经验。
洪博培的公共服务生涯从作为前美国总统罗讷德?里根的白宫助理开始，此后他先后担任商务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美国驻新加坡大使和美国副贸易代表。作为美国的贸易大使，洪博培通过谈判达成了数十个自由贸易协议、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并促成美国与中国、台湾，新加坡、澳洲、印度、越南、西非、南非及其他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他于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全球贸易谈判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协助中国和台湾同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洪博培是太平洋国际政策委员会的创始董事，并曾在多个董事会任职，包括布鲁金斯研究所亚洲政策局、太平洋论坛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设在纽约的亚洲协会和国家亚洲研究局。
在洪博培担任州长期间，犹他的活力、商业环境和生活质素一再被许多著名组织认可。也许最重要的是，犹他曾被皮尤中心评为美国管理得最好的州。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洪博培曾与利益相关者携手工作，在保持促进就业的工程建设项目，保全该州的雨天基金作为应对未来任何财政困境的工具的同时，尽量减少对关键公众服务的影响。
他的领导才能获全国的认可，洪博培曾担任西部州长协会主席，还曾在全国州长协会执行委员会中任职。
作为一名尽忠职守的公务员，洪博培积极投入这个关键的驻中国──美国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大使职位。他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并拥有6个荣誉博士学位.。
内容安排：
1. 洪博培先生演讲约15分钟
2. 提问、交流约40分钟
3. 仅收茶资 20元／人，学生（全日制）免费
联系电话：6601 3204 （12：30 pm――9：00 pm）
乘车提示：乘1、4路公交车和地铁可在西单或复兴门站下车；西单下车，沿长安街向西过西单十字路口后，向西约300米路南（路北是民族宫）；复兴门下车，沿长安街向东约400米（佟麟阁路口）；乘7、10、15、37、205、626路公交车在民族宫站下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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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2日星期五
《金融时报》：习近平——人民的太子党
金融时报 习近平——人民的太子党
核心提示：Who(胡)? When（温）? She（习）is coming.
原文：Man in the News: The people’s princeling
来源：金融时报
作者：杰夫·代尔（Geoff Dyer）
发表时间：2010年10月22日
译者、校对@xiaomi2020
当2002年一名记者问习近平是否他有可能在10年后成为中国的领导人时，他吃了一惊，差点儿把水洒在前襟上。“你是想吓我一跳吗？”他回答说
他最好是习惯这种想法。这个星期，他被提升为中国军队的要职，现在已成为储君。2012年，在一个特别代表会议召开一些秘密会议之后，共产党的领导团队将按照官职大小依次走进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这种仪式让人感觉好像当梵蒂冈的烟囱里升起了白烟就宣告一名新教皇继位了。如果在那个时候习不是走在最前列的话，那反倒是令人倍感意外了。
习近平被提拔为军委副主席是一段让他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之前的准备期的最后一步。2007年在他进入共产党最有权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2008年他成为了国家副主席。随着最近这次任命，他已经在中国的所有权力来源——党、政、军三大方面都确认为储君。
习近平身高超过6英尺，稳重和友善兼有，大腹便便的他是中国贵族群中的一员。他的父亲，习仲勋，是内战时期的革命将领，后来成了1980年代的广东省省长，也曾是深圳爆炸性增长的主要推手之一。深圳在早期的经济改革时代走在了前列。
习近平虽然生为太子党，他晋升到这一重要职位的道路却并非一帆风顺。在他少年时期，他的父亲备受折磨，在文革中曾被软禁10年。在1990年代早期的一次采访中，习近平承认他曾被红卫兵关起来好几次。
和当时数百万的“知识青年”一样，16岁时他被送往农村的公社劳动，那些被认为政治背景可疑的孩子尤其逃不掉。他到了西北的陕西省，他的父亲曾经在这里指挥过共产党的游击队，他承认他曾经形单影只、异常孤独。但是他从那段经历中熬了过来，甚至靠他的魁梧身材赢得了和当地农民的掰腕子比赛。
逐渐地，习重新赢得了党内的好感。他被允许在北京的精英学教清华大学学习工程。但是，和许多其他的“太子党”不同，毕业后习拒绝了在首都的职位，而是到农村去开始了职业生涯。
1982年，他被派到北方省份河北，在那里，早期的市场化改革遭遇到了阻力。在河北，习展示出笼络人心的手段，推动建设了一个基于中国小说“西游记”的主题公园建设。这一公园大大地刺激了当地经济，习因此而赢得了“财神”的绰号。
从河北离开后，他到了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在那里他成为一名省长，被认为是执行市场改革的务实的推进者。这一印象在他到达浙江省之后被再次加强，浙江是中国东部私营企业的集中地，也靠近上海。有报道说他中午在员工食堂吃饭，自己洗衣服，这些又让他有了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美誉。
他的家庭关系在关键时刻助了他的事业的一臂之力，但是“太子党”也有负面效应。随着社会差距的拉大，人们对昔日党内精英享受的特殊待遇普遍不满。这带来了政治后果：1997年，习未能在握有实权的中央委员会里赢得党内投票。但是他还是坐上了那个位置，因为党的高层已经看出他是一名未来的领导人。
在不同的省份之间辗转25年之后，习近平已经担任过中国政府里所有级别的职务——从村到县、到市、再到省——曾经生活在贫困的内陆农村，也曾经立足于沿海的繁荣市区，这些都让有了共产党看重的实践经验。他还娶了一位名人为妻，彭丽媛，解放军文工团的一名民歌手。事实上，习到现在才刚刚比他的妻子更有名。
在他重回北京的小圈子之前，不象其他喜欢鼓舞人心的中国政客，习近平不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这种低调让他的私人生活和他高调的妻子没有成为他在仕途上节节高升的障碍。他的亲和力和能够摆平问题的能力也让他赢得了高层领导的普遍好感，帮助他克服了迅速升迁导致的旁人妒忌。
不过，最重要的是，习近平不树敌的才能确保了他的稳步升迁。其实他不是胡锦涛选中的第一接班人。最近，中国的政治由两大斗争派别主导，和前主席江泽民有关联的“上海帮”对阵胡锦涛的亲信，亦称为“团派”。很多分析家认为，习讨好了两方，没有和任何一方结成过近的联盟，才让他胜过了胡锦涛偏向的候选人一筹。
政治改革可能是在他的继任之路上成为一个亮点。最近几个星期，有迹象表明，中国的领导层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温家宝作出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声明，有一些被国内媒体删除了。虽然习近平的父亲属于天安门事件之后因同情改革而被排挤的那一群体，习近平对开启政改尚未置一词。
即使习的位子看似巩固了，其实也并没有多少先例可循。中国在1949年以来只出现过一次平稳的权力交接——2002年胡锦涛接任江泽民。现在，习近平看起来在循规蹈矩地走同一条道路。但是，从现在到中国的领导人在最大的政治舞台上登台亮相的两年时间里，还会有不少政治斗争。
核心提示：Who(胡)? When（温）? She（习）is coming.
原文：Man in the News: The people’s princeling
来源：金融时报
作者：杰夫·代尔（Geoff Dyer）
发表时间：2010年10月22日
译者、校对@xiaomi2020
当2002年一名记者问习近平是否他有可能在10年后成为中国的领导人时，他吃了一惊，差点儿把水洒在前襟上。“你是想吓我一跳吗？”他回答说
他最好是习惯这种想法。这个星期，他被提升为中国军队的要职，现在已成为储君。2012年，在一个特别代表会议召开一些秘密会议之后，共产党的领导团队将按照官职大小依次走进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这种仪式让人感觉好像当梵蒂冈的烟囱里升起了白烟就宣告一名新教皇继位了。如果在那个时候习不是走在最前列的话，那反倒是令人倍感意外了。
习近平被提拔为军委副主席是一段让他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之前的准备期的最后一步。2007年在他进入共产党最有权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2008年他成为了国家副主席。随着最近这次任命，他已经在中国的所有权力来源——党、政、军三大方面都确认为储君。
习近平身高超过6英尺，稳重和友善兼有，大腹便便的他是中国贵族群中的一员。他的父亲，习仲勋，是内战时期的革命将领，后来成了1980年代的广东省省长，也曾是深圳爆炸性增长的主要推手之一。深圳在早期的经济改革时代走在了前列。
习近平虽然生为太子党，他晋升到这一重要职位的道路却并非一帆风顺。在他少年时期，他的父亲备受折磨，在文革中曾被软禁10年。在1990年代早期的一次采访中，习近平承认他曾被红卫兵关起来好几次。
和当时数百万的“知识青年”一样，16岁时他被送往农村的公社劳动，那些被认为政治背景可疑的孩子尤其逃不掉。他到了西北的陕西省，他的父亲曾经在这里指挥过共产党的游击队，他承认他曾经形单影只、异常孤独。但是他从那段经历中熬了过来，甚至靠他的魁梧身材赢得了和当地农民的掰腕子比赛。
逐渐地，习重新赢得了党内的好感。他被允许在北京的精英学教清华大学学习工程。但是，和许多其他的“太子党”不同，毕业后习拒绝了在首都的职位，而是到农村去开始了职业生涯。
1982年，他被派到北方省份河北，在那里，早期的市场化改革遭遇到了阻力。在河北，习展示出笼络人心的手段，推动建设了一个基于中国小说“西游记”的主题公园建设。这一公园大大地刺激了当地经济，习因此而赢得了“财神”的绰号。
从河北离开后，他到了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在那里他成为一名省长，被认为是执行市场改革的务实的推进者。这一印象在他到达浙江省之后被再次加强，浙江是中国东部私营企业的集中地，也靠近上海。有报道说他中午在员工食堂吃饭，自己洗衣服，这些又让他有了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美誉。
他的家庭关系在关键时刻助了他的事业的一臂之力，但是“太子党”也有负面效应。随着社会差距的拉大，人们对昔日党内精英享受的特殊待遇普遍不满。这带来了政治后果：1997年，习未能在握有实权的中央委员会里赢得党内投票。但是他还是坐上了那个位置，因为党的高层已经看出他是一名未来的领导人。
在不同的省份之间辗转25年之后，习近平已经担任过中国政府里所有级别的职务——从村到县、到市、再到省——曾经生活在贫困的内陆农村，也曾经立足于沿海的繁荣市区，这些都让有了共产党看重的实践经验。他还娶了一位名人为妻，彭丽媛，解放军文工团的一名民歌手。事实上，习到现在才刚刚比他的妻子更有名。
在他重回北京的小圈子之前，不象其他喜欢鼓舞人心的中国政客，习近平不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这种低调让他的私人生活和他高调的妻子没有成为他在仕途上节节高升的障碍。他的亲和力和能够摆平问题的能力也让他赢得了高层领导的普遍好感，帮助他克服了迅速升迁导致的旁人妒忌。
不过，最重要的是，习近平不树敌的才能确保了他的稳步升迁。其实他不是胡锦涛选中的第一接班人。最近，中国的政治由两大斗争派别主导，和前主席江泽民有关联的“上海帮”对阵胡锦涛的亲信，亦称为“团派”。很多分析家认为，习讨好了两方，没有和任何一方结成过近的联盟，才让他胜过了胡锦涛偏向的候选人一筹。
政治改革可能是在他的继任之路上成为一个亮点。最近几个星期，有迹象表明，中国的领导层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温家宝作出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声明，有一些被国内媒体删除了。虽然习近平的父亲属于天安门事件之后因同情改革而被排挤的那一群体，习近平对开启政改尚未置一词。
即使习的位子看似巩固了，其实也并没有多少先例可循。中国在1949年以来只出现过一次平稳的权力交接——2002年胡锦涛接任江泽民。现在，习近平看起来在循规蹈矩地走同一条道路。但是，从现在到中国的领导人在最大的政治舞台上登台亮相的两年时间里，还会有不少政治斗争。
2010年10月21日星期四
马立诚：自由是个新道统
今年5月1日晚，我和阿城、刘索拉在索拉的798工作室夜谈。阿城说，自由民主是一个新道统，此言不虚。这和徐友渔所说的“自由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异质性”是一个意思，他还说：“要充分估计华夏民族接纳一种现代政治学说的困难。”
和传统政治学说相比，自由主义在中国，可谓其生也晚。
以洛克的《政府论》（1690）问世为标志，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大体成形于17世纪的英国。其后，洛克同胞斯密的《国富论》（1776）从经济层面丰富了古典自由主义。这两本书解决了三大问题：一是高张了人的权利，指出君权并非神授，而是来自世俗同意；二是限制政府权力，不让它恣意妄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三是经济发展要靠市场，靠自由竞争，能够自由运用知识、智慧、财富的经济状态，是最佳状态。
两百年之后，自由主义登陆中国，首创者当推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准确地说，严复是系统输入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第一人。1902年，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的中译本取名为《原富》。1903年，他翻译出版穆勒（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严复几经选择，将中译本取名为《群己权界论》，强调群体与个人的权利界限。
严复给中国带来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严复高度评价个体自由的价值，特别看重言论自由。他还强调实证方法和经验论，推崇西方立宪民主制度，倡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不过，严复在自由之上又加上了国家富强的目的。他说，人民有了自由，国家才会富强。于是，国家富强成了第一位的东西，自由成了第二位。自由到底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价值？在二者必择其一的时候，有些人就选择了工具而放弃价值，这就在自由主义问题上导致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长期的紧张和冲突。
敏锐的严复，看到了自由主义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冲突。他一针见血地说：“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也。”除严复之外，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40年代，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丁文江、梁实秋、罗隆基、储安平、殷海光等人，从不同角度为推动自由主义发展做出了努力。
1949年，大规模革命切断了自由主义思潮的进路，自由主义归于沉寂。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大潮兴起，自由主义久旱逢甘霖。萧功秦说：“自由主义是伴随着中国知识界对极‘左’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出现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步产生。”这话不错。“文革”惨剧之后，社会各界对个人价值和权利的迫切呼唤，昭示了自由主义思潮长期冬眠之后的复苏。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在80年代反复开展“反自由化”运动的压力下，当时社会上没有人明确举起“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由主义思潮在压力下萌芽潜行。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些大学开展的人大代表竞选活动和生存了一年多的西单墙大字报，较多地表达了自由主义的呼声。
尽管如此，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潮仍然有一段蜜月期。当时，双方有共同的阶段性目标：打破个人崇拜，冲决思想禁锢，扩展个人自由，呼唤民主法治。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思想解放”，这也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但在这个口号下面，实际上涵盖了各种不同的主张。自由主义思潮认为，思想解放的目标是实现自由、人权、民主，最终建立宪政民主国家。
80年代，围绕“清污”、“反自由化”等问题，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逐渐产生分歧，但二者仍然共同致力于扩展私营经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中国融入世界。其后，在政治改革等问题上，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渐行渐远，自由主义思潮逐渐遭到挤压，被边缘化。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自由主义主张遭受严厉批判，陷入低谷。在低谷中，知识界对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反思，认识到中国政治改革的长期性和渐进性。理性温和的自由主义渐渐上升。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批判了“左”倾原教旨主义政治教条，启动大规模市场化改革，思想解放重新抬头。自由主义思潮历经磨难，获得新生机。自由派知识分子坚决反“左”，支持改革开放，支持经济领域深入变革，并且在全球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私营经济、保护私人产权、加入WTO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最高决策层再次形成共识。与此同时，“左”倾思潮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公开反对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给执政者造成极大困扰，自由主义与执政者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
整个中国的政治光谱当中，自由主义对于新老左派否定改革开放、颂扬“文革”的主张，对于反全球化、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发挥了制衡作用。自由主义认为，“文革”必须否定，改革开放是救治中国的唯一坦途，全球化是历史大趋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十分必要。
正是在“二度暖春”的背景下，1990年代后期，诸多学人以学理形式公开亮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由主义打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局面，高调登台。
尽管自1995年起，刘军宁、王焱、贺卫方主编的《公共论丛》丛刊就提出了自由主义并开始相关讨论，但社会上普遍认为，开头炮的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李慎之影响大，而且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
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刘军宁编辑《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李慎之为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说：“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紧要的是要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
同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作序，为顾准思想定位，说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
1999年4月，李慎之在《回到五四，重新启蒙》一文中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
朱学勤说，李慎之的文章，是自由主义“挤出门缝”的标志。
1998年12月，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一文，对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主张作了简练概括：“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经济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也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不熟悉思想史的人略感头疼的是，经过几百年演变，自由主义内涵日趋复杂。古典自由主义高扬个人权利，强调自由竞争，拥护“看不见的手”，要求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权力。新自由主义在坚持政治、经济、文化自由的同时，考虑到政府应该发挥效能，主张必要的经济干预，同时强调社会公正。新自由主义学者罗尔斯提出了财富分配的公平与正义原则，回应了时代的挑战。因为有些人指责自由主义只关心财富的产生，而不关心财富的分配。古典自由主义学者诺齐克则用“持有正义”反驳了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诺齐克说，只要财富是合法得到的，就不能被剥夺用来无偿补贴弱势群体。诺齐克赞成“最弱意义的国家”。另一位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主张尊重人类社会的自由自发秩序，实现“法治之下的自由”……不同的人接触到自由主义不同侧面，不免眼花缭乱。
面对自由主义纷纭复杂的分支，徐友渔一语道破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他在《重提自由主义》一文中说：“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
刘军宁则论述了自由主义的另一“命门”，即自由主义与私有财产权同生共死的重要关系。他在《私有财产权：宪政的命门》一文中说：“财产权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财产权与民主的相关性，根本一点在于，财产权改变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财产权开辟了属于公民的私人自治领域，在这一领域之内，公民可以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任意侵入。”
刘军宁还有一篇文章《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继续申明此意。此文引用了英国的一个故事。18世纪中叶的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这样形容财产权对于人的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国国王不能踏进来，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闯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的房子，因为这所房子是私人财产。
引用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和专横意志。财产权是抵制权力扩张的牢固屏障，是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赖以发育的温床。哈耶克说：“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英国学者奥克肖特说，一旦生产资料归于单一占有者手中，奴役就在眼前。所以，财产权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先导，是宪政民主的基石。
任剑涛在《什么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同底线》一文中提醒说，一些中国学者热心引进新自由主义，有意无意地忽视古典自由主义。他们对公正问题的偏爱，超过了对个人自由的重视；对社会不公的批评，超过了对宪政制度建设的兴趣。他们想把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嫁接起来，寻求一条非左非右的吉登斯式的“第三条道路”，从而减少对立面，躲避攻击。任剑涛说：“他们对于中国还处于一个缺乏基本自由，缺乏捍卫基本自由的基本宪政制度安排的现实状态视若无睹。”任剑涛指出，“所谓共同的底线，只能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提供的个人自由与权利这一底线”，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调和式观念。
任剑涛认为，发达国家已经建成了稳定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古典自由主义所要求的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早已实现并有确实保障。在此基础上发展新自由主义，将自由与平等这两大制度主题结合起来，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古典自由主义在现实中基本等于零。“我们需要强调，”任剑涛说，“当今我们中国只能对接古典自由主义，而难以对接新自由主义。原因很简单，一个缺乏对自由理念的普遍认同，缺乏稳定有效运作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安排的国度，直接引用新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与制度轨制，只会损害公民的个人自由。”
秦晖与任剑涛的意见有所不同。秦晖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商榷》一文中，也肯定自由主义的基点是个人权利，追求的是人类普世价值。他说，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思想资源来自四方面：一是哈耶克的“消极自由”论；二是西方经济学的新制度学派，尤其是交易成本理论；三是民国时期倡导第三条道路的罗隆基等人，而罗的思想又来自罗素、拉斯基等“有社会民主倾向的自由主义者”；四是海外新儒家与“后新儒家”思想中的自由主义成分。
秦晖认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追求存在不同的偏重。他说，中国今日的市场经济，不公正现象相当突出。因此，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也具有发展的合理性。他的意思是，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社会民主主义强调公正平等和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应当结合起来，在中国目前形势下，自由主义不必与社会民主主义刻意划清界限。在谈到儒家时，他说：“儒家传统中缺乏对构成自由秩序基础的个人权利的尊重，这是国人应加反思的。”另外，各派新儒家都是心性之学，缺乏制度思想。
秦晖说：“中国自由主义者必须要能够解决中国当代面临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关键性的一些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秦晖要求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深化产权改革，推动私有领域不断扩大。
就当下中国形势而言，自由主义有哪些主张呢？
自由主义反对愈演愈烈的腐败、反对垄断。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权势集团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以及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因此，自由派知识分子要求分权制衡，建立小政府、有限政府，减少政府干预。同时，把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纳入法治框架之内，开通正常的谈判、博弈、妥协的渠道。
自由主义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民主发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保障人权，发挥社会力量对权力的监督制衡作用，推动问责制、预算公开、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实现权力的授予、更替和运作的程序化、透明化，以及政策制定的程序化、透明化，建设民主宪政的法治国家。
自由主义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不赞成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认为这并不是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正确途径。
自由主义反对“群众大民主”式的民粹主义，提倡程序民主和代议民主。
自由主义也不赞成义和团式排外的民族主义，提倡中国融入世界，担当起责任大国、平衡大国、理性大国的角色。自由主义赞同全球化，支持中国加入WTO.
朱学勤说：“因为自由主义同时抵制上述种种危险倾向，在两面陡壁的夹缝中反复述说，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压力的同时，又必然在侧面遭遇来自知识界内部一部分朋友的误解甚至猛烈抨击。”
新左派学者说，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的资本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主义为之代言，扮演着哺育新阶级意识的乳母角色（即新的资产阶级），而蒸蒸日上的新阶级又为自由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资源，鼓舞自由主义成长。
令新左派感到尴尬的是，近年来，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到基层民众之中，一点一滴持之以恒地致力于推进基层公民社会建设和基层社会的民主试验，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的发展，帮助基层民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些贡献，不是囫囵吞枣地给自由主义扣上“与资本结盟”的帽子就能抹杀的。
80岁的资深学者资中筠在《炎黄春秋》2010年10月号发表文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呼吁中国知识分子放弃“颂圣文化”，继承古典责任，发扬“士”的担当精神，以天下为己任，重名节，讲骨气，捍卫道统。
何谓道统？“道”即法则，“统”指法则传承的头绪脉络。前者是逻辑，后者是历史。“道统”这个词是南宋朱熹提出的，但这个概念的内涵由唐代韩愈首创，指的是从尧舜传到孔孟的圣人之道。在历史上，不少知识分子曾经挺身而出卫道。至于“士”的名节骨气，更是代代传诵。东汉末年反宦官的陈蕃、李膺、郭泰，明末反宦官的东林、复社，都是代表。
当然，世移时易，质文代变，韩愈有韩愈的道统，今天有今天的道统。资中筠说，谭嗣同、秋瑾的牺牲，已经不是为了维护原来儒家的道统，而是为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那么，今天的道统何在？资中筠说：“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
资中筠把古代的“士”的节操与自由主义新道统嫁接，可谓网罗古意，推陈出新。
2010年10月21日经济观察网
和传统政治学说相比，自由主义在中国，可谓其生也晚。
以洛克的《政府论》（1690）问世为标志，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大体成形于17世纪的英国。其后，洛克同胞斯密的《国富论》（1776）从经济层面丰富了古典自由主义。这两本书解决了三大问题：一是高张了人的权利，指出君权并非神授，而是来自世俗同意；二是限制政府权力，不让它恣意妄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三是经济发展要靠市场，靠自由竞争，能够自由运用知识、智慧、财富的经济状态，是最佳状态。
两百年之后，自由主义登陆中国，首创者当推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准确地说，严复是系统输入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第一人。1902年，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的中译本取名为《原富》。1903年，他翻译出版穆勒（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严复几经选择，将中译本取名为《群己权界论》，强调群体与个人的权利界限。
严复给中国带来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严复高度评价个体自由的价值，特别看重言论自由。他还强调实证方法和经验论，推崇西方立宪民主制度，倡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不过，严复在自由之上又加上了国家富强的目的。他说，人民有了自由，国家才会富强。于是，国家富强成了第一位的东西，自由成了第二位。自由到底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价值？在二者必择其一的时候，有些人就选择了工具而放弃价值，这就在自由主义问题上导致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长期的紧张和冲突。
敏锐的严复，看到了自由主义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冲突。他一针见血地说：“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也。”除严复之外，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40年代，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丁文江、梁实秋、罗隆基、储安平、殷海光等人，从不同角度为推动自由主义发展做出了努力。
1949年，大规模革命切断了自由主义思潮的进路，自由主义归于沉寂。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大潮兴起，自由主义久旱逢甘霖。萧功秦说：“自由主义是伴随着中国知识界对极‘左’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出现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步产生。”这话不错。“文革”惨剧之后，社会各界对个人价值和权利的迫切呼唤，昭示了自由主义思潮长期冬眠之后的复苏。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在80年代反复开展“反自由化”运动的压力下，当时社会上没有人明确举起“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由主义思潮在压力下萌芽潜行。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些大学开展的人大代表竞选活动和生存了一年多的西单墙大字报，较多地表达了自由主义的呼声。
尽管如此，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潮仍然有一段蜜月期。当时，双方有共同的阶段性目标：打破个人崇拜，冲决思想禁锢，扩展个人自由，呼唤民主法治。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思想解放”，这也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但在这个口号下面，实际上涵盖了各种不同的主张。自由主义思潮认为，思想解放的目标是实现自由、人权、民主，最终建立宪政民主国家。
80年代，围绕“清污”、“反自由化”等问题，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逐渐产生分歧，但二者仍然共同致力于扩展私营经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中国融入世界。其后，在政治改革等问题上，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渐行渐远，自由主义思潮逐渐遭到挤压，被边缘化。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自由主义主张遭受严厉批判，陷入低谷。在低谷中，知识界对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反思，认识到中国政治改革的长期性和渐进性。理性温和的自由主义渐渐上升。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批判了“左”倾原教旨主义政治教条，启动大规模市场化改革，思想解放重新抬头。自由主义思潮历经磨难，获得新生机。自由派知识分子坚决反“左”，支持改革开放，支持经济领域深入变革，并且在全球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私营经济、保护私人产权、加入WTO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最高决策层再次形成共识。与此同时，“左”倾思潮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公开反对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给执政者造成极大困扰，自由主义与执政者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
整个中国的政治光谱当中，自由主义对于新老左派否定改革开放、颂扬“文革”的主张，对于反全球化、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发挥了制衡作用。自由主义认为，“文革”必须否定，改革开放是救治中国的唯一坦途，全球化是历史大趋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十分必要。
正是在“二度暖春”的背景下，1990年代后期，诸多学人以学理形式公开亮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由主义打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局面，高调登台。
尽管自1995年起，刘军宁、王焱、贺卫方主编的《公共论丛》丛刊就提出了自由主义并开始相关讨论，但社会上普遍认为，开头炮的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李慎之影响大，而且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
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刘军宁编辑《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李慎之为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说：“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紧要的是要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
同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作序，为顾准思想定位，说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
1999年4月，李慎之在《回到五四，重新启蒙》一文中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
朱学勤说，李慎之的文章，是自由主义“挤出门缝”的标志。
1998年12月，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一文，对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主张作了简练概括：“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经济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也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不熟悉思想史的人略感头疼的是，经过几百年演变，自由主义内涵日趋复杂。古典自由主义高扬个人权利，强调自由竞争，拥护“看不见的手”，要求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权力。新自由主义在坚持政治、经济、文化自由的同时，考虑到政府应该发挥效能，主张必要的经济干预，同时强调社会公正。新自由主义学者罗尔斯提出了财富分配的公平与正义原则，回应了时代的挑战。因为有些人指责自由主义只关心财富的产生，而不关心财富的分配。古典自由主义学者诺齐克则用“持有正义”反驳了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诺齐克说，只要财富是合法得到的，就不能被剥夺用来无偿补贴弱势群体。诺齐克赞成“最弱意义的国家”。另一位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主张尊重人类社会的自由自发秩序，实现“法治之下的自由”……不同的人接触到自由主义不同侧面，不免眼花缭乱。
面对自由主义纷纭复杂的分支，徐友渔一语道破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他在《重提自由主义》一文中说：“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
刘军宁则论述了自由主义的另一“命门”，即自由主义与私有财产权同生共死的重要关系。他在《私有财产权：宪政的命门》一文中说：“财产权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财产权与民主的相关性，根本一点在于，财产权改变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财产权开辟了属于公民的私人自治领域，在这一领域之内，公民可以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任意侵入。”
刘军宁还有一篇文章《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继续申明此意。此文引用了英国的一个故事。18世纪中叶的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这样形容财产权对于人的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国国王不能踏进来，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闯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的房子，因为这所房子是私人财产。
引用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和专横意志。财产权是抵制权力扩张的牢固屏障，是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赖以发育的温床。哈耶克说：“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英国学者奥克肖特说，一旦生产资料归于单一占有者手中，奴役就在眼前。所以，财产权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先导，是宪政民主的基石。
任剑涛在《什么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同底线》一文中提醒说，一些中国学者热心引进新自由主义，有意无意地忽视古典自由主义。他们对公正问题的偏爱，超过了对个人自由的重视；对社会不公的批评，超过了对宪政制度建设的兴趣。他们想把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嫁接起来，寻求一条非左非右的吉登斯式的“第三条道路”，从而减少对立面，躲避攻击。任剑涛说：“他们对于中国还处于一个缺乏基本自由，缺乏捍卫基本自由的基本宪政制度安排的现实状态视若无睹。”任剑涛指出，“所谓共同的底线，只能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提供的个人自由与权利这一底线”，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调和式观念。
任剑涛认为，发达国家已经建成了稳定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古典自由主义所要求的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早已实现并有确实保障。在此基础上发展新自由主义，将自由与平等这两大制度主题结合起来，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古典自由主义在现实中基本等于零。“我们需要强调，”任剑涛说，“当今我们中国只能对接古典自由主义，而难以对接新自由主义。原因很简单，一个缺乏对自由理念的普遍认同，缺乏稳定有效运作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安排的国度，直接引用新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与制度轨制，只会损害公民的个人自由。”
秦晖与任剑涛的意见有所不同。秦晖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商榷》一文中，也肯定自由主义的基点是个人权利，追求的是人类普世价值。他说，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思想资源来自四方面：一是哈耶克的“消极自由”论；二是西方经济学的新制度学派，尤其是交易成本理论；三是民国时期倡导第三条道路的罗隆基等人，而罗的思想又来自罗素、拉斯基等“有社会民主倾向的自由主义者”；四是海外新儒家与“后新儒家”思想中的自由主义成分。
秦晖认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追求存在不同的偏重。他说，中国今日的市场经济，不公正现象相当突出。因此，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也具有发展的合理性。他的意思是，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社会民主主义强调公正平等和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应当结合起来，在中国目前形势下，自由主义不必与社会民主主义刻意划清界限。在谈到儒家时，他说：“儒家传统中缺乏对构成自由秩序基础的个人权利的尊重，这是国人应加反思的。”另外，各派新儒家都是心性之学，缺乏制度思想。
秦晖说：“中国自由主义者必须要能够解决中国当代面临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关键性的一些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秦晖要求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深化产权改革，推动私有领域不断扩大。
就当下中国形势而言，自由主义有哪些主张呢？
自由主义反对愈演愈烈的腐败、反对垄断。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权势集团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以及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因此，自由派知识分子要求分权制衡，建立小政府、有限政府，减少政府干预。同时，把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纳入法治框架之内，开通正常的谈判、博弈、妥协的渠道。
自由主义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民主发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保障人权，发挥社会力量对权力的监督制衡作用，推动问责制、预算公开、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实现权力的授予、更替和运作的程序化、透明化，以及政策制定的程序化、透明化，建设民主宪政的法治国家。
自由主义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不赞成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认为这并不是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正确途径。
自由主义反对“群众大民主”式的民粹主义，提倡程序民主和代议民主。
自由主义也不赞成义和团式排外的民族主义，提倡中国融入世界，担当起责任大国、平衡大国、理性大国的角色。自由主义赞同全球化，支持中国加入WTO.
朱学勤说：“因为自由主义同时抵制上述种种危险倾向，在两面陡壁的夹缝中反复述说，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压力的同时，又必然在侧面遭遇来自知识界内部一部分朋友的误解甚至猛烈抨击。”
新左派学者说，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的资本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主义为之代言，扮演着哺育新阶级意识的乳母角色（即新的资产阶级），而蒸蒸日上的新阶级又为自由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资源，鼓舞自由主义成长。
令新左派感到尴尬的是，近年来，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到基层民众之中，一点一滴持之以恒地致力于推进基层公民社会建设和基层社会的民主试验，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的发展，帮助基层民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些贡献，不是囫囵吞枣地给自由主义扣上“与资本结盟”的帽子就能抹杀的。
80岁的资深学者资中筠在《炎黄春秋》2010年10月号发表文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呼吁中国知识分子放弃“颂圣文化”，继承古典责任，发扬“士”的担当精神，以天下为己任，重名节，讲骨气，捍卫道统。
何谓道统？“道”即法则，“统”指法则传承的头绪脉络。前者是逻辑，后者是历史。“道统”这个词是南宋朱熹提出的，但这个概念的内涵由唐代韩愈首创，指的是从尧舜传到孔孟的圣人之道。在历史上，不少知识分子曾经挺身而出卫道。至于“士”的名节骨气，更是代代传诵。东汉末年反宦官的陈蕃、李膺、郭泰，明末反宦官的东林、复社，都是代表。
当然，世移时易，质文代变，韩愈有韩愈的道统，今天有今天的道统。资中筠说，谭嗣同、秋瑾的牺牲，已经不是为了维护原来儒家的道统，而是为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那么，今天的道统何在？资中筠说：“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
资中筠把古代的“士”的节操与自由主义新道统嫁接，可谓网罗古意，推陈出新。
2010年10月21日经济观察网
落马官员出狱 竟有人送“坐牢补偿费”
www.XINHUANET.com 2010年10月21日10：55：56 来源：东方卫视
近来，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些贪腐官员在刑满释放后，收到了原行贿人送来的巨额“坐牢补偿费”，还有人对此进行公开炫耀。
宁波市象山县检察院的几位检察官在接受《检察日报》采访时讲述了他们所知道的几起案件。李某在收受王某的贿赂后，利用职务便利，给予王某好处，后李某因涉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李某出狱后，王某给予李某“补偿款”数百万元，李某在多个场合表示已收受。
《检察日报》报道，另一起案件是，一名建筑行业的承包经理，多次在检察机关接受调查，均不肯配合，致调查一时搁浅。此人出来之后，被人认为“够意思”，在建筑行业“信誉”越来越高，生意十分红火。
报道称，检察官白某称，由于工作联系和私交频繁，有些受贿人和行贿人会建立朋友关系甚至产生真情实感。曾经有这样的案例，行贿人李某在被检察机关调查时，仅三个多小时便全部交代了行贿事实，办案人员让其离开时，李某提出要多关他几天的要求，理由是交代得太早，出去会让圈内人笑话，今后“没办法做人了”。
报道还就落马官员为什么敢继续收受钱款做出解读，受到刑罚后，落马官员无职无权，落马官员大多自以为是纯属接受个人馈赠而已，不再担心党纪国法。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0-10/21/c_12684562.htm
近来，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些贪腐官员在刑满释放后，收到了原行贿人送来的巨额“坐牢补偿费”，还有人对此进行公开炫耀。
宁波市象山县检察院的几位检察官在接受《检察日报》采访时讲述了他们所知道的几起案件。李某在收受王某的贿赂后，利用职务便利，给予王某好处，后李某因涉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李某出狱后，王某给予李某“补偿款”数百万元，李某在多个场合表示已收受。
《检察日报》报道，另一起案件是，一名建筑行业的承包经理，多次在检察机关接受调查，均不肯配合，致调查一时搁浅。此人出来之后，被人认为“够意思”，在建筑行业“信誉”越来越高，生意十分红火。
报道称，检察官白某称，由于工作联系和私交频繁，有些受贿人和行贿人会建立朋友关系甚至产生真情实感。曾经有这样的案例，行贿人李某在被检察机关调查时，仅三个多小时便全部交代了行贿事实，办案人员让其离开时，李某提出要多关他几天的要求，理由是交代得太早，出去会让圈内人笑话，今后“没办法做人了”。
报道还就落马官员为什么敢继续收受钱款做出解读，受到刑罚后，落马官员无职无权，落马官员大多自以为是纯属接受个人馈赠而已，不再担心党纪国法。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0-10/21/c_12684562.htm
法广：温家宝：唐吉诃德式的悲剧英雄
中国观察
2010年 10月 21日
温家宝：唐吉诃德式的悲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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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Biroules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张文中
本月初，中国总理温家宝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又一次就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发表看法，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温家宝的分析评论。
香港《明报》的社论称：“中国领导人较少公开谈论敏感议题，尽管温家宝对民主、法治等概念的内涵和价值，与普世价值并不一样；但是，温家宝以总理身分就政治体制改革取态如此清晰，在中国领导人中也较罕见，值得期待。”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卢峯的评论称： “温家宝先生在任总理超过七年，中共专权的情况没有丝毫改变，中国的一党专政体制没有任何松动。”“这些打压人民自由与基本权利的做法不仅在温家宝先生任总理前出现，他出任总理七年多以来也从未停止过；当中对互联网及言论自由的监控审查更是有增无减。换言之，温家宝先生的所谓保障、重视人民民主自由只是虚话、空话，没有任何实质的行动。他真正重视的其实是保护中共手上的政权，是坚持一党专政。在这方面温先生跟其它中共领导人其实没有甚么分别！”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咏红的评论称：“尽管对政治体制改革前景的悲观预期依然弥漫，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专访时对于中国必须推进自由民主与政改的强烈宣示，仍让不少知识界人士看到一线曙光与振奋的理由。”“中国政情观察人士注意到，温家宝对政改论述日益清晰，语势一次比一次有力，显露出系统性特征。迹象显示，离卸任还不到三年的温家宝，在国内知识群体内的个人威望正达到新的高点，网络上开始出现网民与著名知识分子‘挺温’的和声。至于此前舆论界质疑他‘作秀’、 ‘擅表演’的负面评语，则在这轮政改话题热中被快速消解，更多网民选择相信温家宝的诚意。”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评论称： “虽然有人批评他做骚，但值得关注的是，他在一个月内六次触及这一敏感议题，频密程度前所未有，引发的舆论效应、政治风险，并不是做骚可以解释的，如果对比其它中共领导人的态度、中共领导层权力转移的时机，温家宝的处境、心态颇为可圈可点。”“温家宝的执着、坚持，让人感受到其决心，或许，他是真心想在卸任之前，为推动政改作出最后一击，至少为下一届领导人撕开一些舆论空间、思想空间。”
香港《星岛日报》署名纪晓华的评论称： “作为一个政治家，温家宝不想在任内碌碌无为，当‘太平宰相’。近年来他高举自由民主旗帜，虽然遭遇左派势力的抨击，但也奈他不了；一些极端自由派嘲讽他是‘政治影帝’，光说不练，但绝大多数人对他有一种理解的同情。如果说温总上任之初是以‘悲情总理’、 ‘温情总理’的形象出现，那么如今他则是以‘政改总理’、 ‘民主旗手’的姿态亮相。”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张华的评论称： “多年来，温家宝撰文、到深圳视察时的谈话、外访的演讲，都谈及政改，但从没有一个在位领导人公开和应他，相反，每次都被党内保守派围攻，”“可悲的是，不但保守派排斥他，民间的改革派也对他很失望。”“温家宝在党内没盟友，党外失战友，他口中的人民更是无影无踪，若真的‘至死方休’推动政改，只能单人匹马打一场实力悬殊、毫无把握的战争，最终必会成为唐吉诃德式的悲剧英雄！”
台湾《联合报》的社论称： “温家宝的‘政治体制’改革谈话，纵然被讥为‘光说不练’，且其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是触及‘如何统治’而根本回避‘谁来统治’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大陆领导阶层中，若能有具此思维如温家宝者，又能在联大场合向世界宣示，而且暂时还看不出他在中央层级有遭受斗争整肃的危机，这应仍可视为一种进步与提升。”
2010年 10月 21日
温家宝：唐吉诃德式的悲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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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Biroules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张文中
本月初，中国总理温家宝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又一次就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发表看法，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温家宝的分析评论。
香港《明报》的社论称：“中国领导人较少公开谈论敏感议题，尽管温家宝对民主、法治等概念的内涵和价值，与普世价值并不一样；但是，温家宝以总理身分就政治体制改革取态如此清晰，在中国领导人中也较罕见，值得期待。”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卢峯的评论称： “温家宝先生在任总理超过七年，中共专权的情况没有丝毫改变，中国的一党专政体制没有任何松动。”“这些打压人民自由与基本权利的做法不仅在温家宝先生任总理前出现，他出任总理七年多以来也从未停止过；当中对互联网及言论自由的监控审查更是有增无减。换言之，温家宝先生的所谓保障、重视人民民主自由只是虚话、空话，没有任何实质的行动。他真正重视的其实是保护中共手上的政权，是坚持一党专政。在这方面温先生跟其它中共领导人其实没有甚么分别！”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咏红的评论称：“尽管对政治体制改革前景的悲观预期依然弥漫，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专访时对于中国必须推进自由民主与政改的强烈宣示，仍让不少知识界人士看到一线曙光与振奋的理由。”“中国政情观察人士注意到，温家宝对政改论述日益清晰，语势一次比一次有力，显露出系统性特征。迹象显示，离卸任还不到三年的温家宝，在国内知识群体内的个人威望正达到新的高点，网络上开始出现网民与著名知识分子‘挺温’的和声。至于此前舆论界质疑他‘作秀’、 ‘擅表演’的负面评语，则在这轮政改话题热中被快速消解，更多网民选择相信温家宝的诚意。”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评论称： “虽然有人批评他做骚，但值得关注的是，他在一个月内六次触及这一敏感议题，频密程度前所未有，引发的舆论效应、政治风险，并不是做骚可以解释的，如果对比其它中共领导人的态度、中共领导层权力转移的时机，温家宝的处境、心态颇为可圈可点。”“温家宝的执着、坚持，让人感受到其决心，或许，他是真心想在卸任之前，为推动政改作出最后一击，至少为下一届领导人撕开一些舆论空间、思想空间。”
香港《星岛日报》署名纪晓华的评论称： “作为一个政治家，温家宝不想在任内碌碌无为，当‘太平宰相’。近年来他高举自由民主旗帜，虽然遭遇左派势力的抨击，但也奈他不了；一些极端自由派嘲讽他是‘政治影帝’，光说不练，但绝大多数人对他有一种理解的同情。如果说温总上任之初是以‘悲情总理’、 ‘温情总理’的形象出现，那么如今他则是以‘政改总理’、 ‘民主旗手’的姿态亮相。”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张华的评论称： “多年来，温家宝撰文、到深圳视察时的谈话、外访的演讲，都谈及政改，但从没有一个在位领导人公开和应他，相反，每次都被党内保守派围攻，”“可悲的是，不但保守派排斥他，民间的改革派也对他很失望。”“温家宝在党内没盟友，党外失战友，他口中的人民更是无影无踪，若真的‘至死方休’推动政改，只能单人匹马打一场实力悬殊、毫无把握的战争，最终必会成为唐吉诃德式的悲剧英雄！”
台湾《联合报》的社论称： “温家宝的‘政治体制’改革谈话，纵然被讥为‘光说不练’，且其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是触及‘如何统治’而根本回避‘谁来统治’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大陆领导阶层中，若能有具此思维如温家宝者，又能在联大场合向世界宣示，而且暂时还看不出他在中央层级有遭受斗争整肃的危机，这应仍可视为一种进步与提升。”
古巴异议人士法里尼亚斯获萨哈洛夫人权奖
欧洲议会 – 发表日期 2010年 10月 21日 – 更新日期 2010年 10月 21日
古巴异议人士法里尼亚斯获萨哈洛夫人权奖
古巴持不同政见者法里尼亚斯获2010年萨哈洛夫人权奖
路透社
作者 法广
欧洲议会今天决定把本年度萨哈洛夫人权奖授予古巴独立记者法里尼亚斯。以表彰他的自由精神。为了维护自由，法里尼亚斯绝食23次。最后一次是在政府与古巴教会谈判达成释放52位政治犯的协议后中断的。
法里尼亚斯现年48岁，心理学博士，同时是古巴民主联盟的成员，古巴网络新闻社的负责人。到目前为止，其中39位政治犯已经获释。法里尼亚斯表示如果古巴当局不在11月7日前释放其他政治犯，他将重新开始绝食。
在得知获得萨哈洛夫人权奖的消息后，居住在古巴东部一所简陋小屋里的法里尼亚斯表示，他很高兴地看到一些民主和文明的政府继续监督古巴的人权状况。他说把自己得到的奖献给古巴人民、政治犯、大街上的兄弟姐妹们和流浪者。
这是2002年以来，欧洲议会第三次把萨科洛夫人权奖授予了古巴异议人士。
中国维权人士胡佳在2008年获得了欧洲议会颁发的萨哈洛夫人权奖，表彰他在人权领域突出的贡献。当年，胡佳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判处三年徒刑。
古巴异议人士法里尼亚斯获萨哈洛夫人权奖
古巴持不同政见者法里尼亚斯获2010年萨哈洛夫人权奖
路透社
作者 法广
欧洲议会今天决定把本年度萨哈洛夫人权奖授予古巴独立记者法里尼亚斯。以表彰他的自由精神。为了维护自由，法里尼亚斯绝食23次。最后一次是在政府与古巴教会谈判达成释放52位政治犯的协议后中断的。
法里尼亚斯现年48岁，心理学博士，同时是古巴民主联盟的成员，古巴网络新闻社的负责人。到目前为止，其中39位政治犯已经获释。法里尼亚斯表示如果古巴当局不在11月7日前释放其他政治犯，他将重新开始绝食。
在得知获得萨哈洛夫人权奖的消息后，居住在古巴东部一所简陋小屋里的法里尼亚斯表示，他很高兴地看到一些民主和文明的政府继续监督古巴的人权状况。他说把自己得到的奖献给古巴人民、政治犯、大街上的兄弟姐妹们和流浪者。
这是2002年以来，欧洲议会第三次把萨科洛夫人权奖授予了古巴异议人士。
中国维权人士胡佳在2008年获得了欧洲议会颁发的萨哈洛夫人权奖，表彰他在人权领域突出的贡献。当年，胡佳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判处三年徒刑。
2010年10月20日星期三
钱跃君：德国纳粹时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斯茨基——写在卡尔·冯·奥斯茨基去世70周年
更新时间：2010-10-20 15:26:24
这是一段尘湮的历史和一位几乎被人忘却的报人，却在那个时代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轰动。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却经历了德国及欧美许多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和物理学奖得主的奔波与呼吁。为了他能得奖，挪威社会顶着纳粹德国的军事威胁和外交恫吓，挪威总统、总理因此离开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颁奖人挪威国王与得奖人都双双缺席于颁奖仪式，最后这笔奖金都不知去向，并因此导致希特勒禁止所有德国人再去接受诺贝尔的任何奖。但就因为那个被扭曲的时代，就从他的“泄露和出卖国家军事情报”事件开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犯罪？重新界定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判国？每次到柏林，我都要去以他名字命名的大街，去瞻仰耸立在那里的纪念雕像；或到柏林Niederschoenhausen陵园去瞻仰他的墓地。当年他被迫害而去世时，纳粹政府禁止在他墓碑上刻写名字，强令他的妻子改姓，希望“历史永久地忘记这个人”。但历史并没有将他忘记，相反永远铭记专制者的罪恶……
·战争与和平·
德国是欧洲近代几场世界大战的挑起者，但也是世界和平运动的最早发起者。
就在德国建立日耳曼第二帝国的最兴盛时期，铁血宰相卑斯曼还在当政，奥地利女作家Bertha von Suttner出版了著名的反战小说《放下武器》(1890)，译成欧洲各国文字出版而轰动欧洲，并在奥地利暨德国（注）成立了和平反战联合阵线，就取名 “放下武器”，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和平运动，卑斯曼也于次年下野。该女作家成为现代和平运动的发起人，并于190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12年德国、奥地利与意大利再度结盟，火药味开始浓烈与之并行的，全德和平运动也开始兴起，成立了大规模的“德意志和平协会”。1914年终于爆发一次世界大战，同年底爱因斯坦等四人发起成立了反战协会“新生的祖国”（1922年改名“人权阵线”）。当时的帝国议会议员Karl Liebknecht是这场反战运动的政界代表，他在议会中否决战争贷款案。次年“五一劳动节”在柏林大规模集会上他发表反战演说，即刻被普鲁士政府逮捕，并与另一位反战人士Rosa Luxemburg先后被人暗杀(1919)，这当然也与他们1918年创建德国共产党有关。
然而，真正大规模的德国和平运动还是在一次大战后期和战后。1918年1月发生100多万工人的全德总罢工，同年底发生“十一月革命”，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被迫下野而举家流亡荷兰，德国在法国签署停战协议。次年成立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艾伯特当选首任总统，并于同年6月 8日签署凡尔赛公约。
根据凡尔赛公约163款，德国军队必须限制在10万人之内。但几乎从魏码共和国建立开始，国家就在偷偷建立地下部队和地下军火库。这引起了和平主义者们极大的担忧，因为这将引起德国的外交困境和内政不安，影响整个国家的和平。于是政府通过这样的黑色军队从事暗杀等恐怖活动，以对付反战的政治异议人士。当时被谋杀的著名和平主义政治家有停战委员会主席Mathias Erzberger(1921)，外交部长Walther Rathenau(1922)等，由此引起一系列刑法诉讼，但德国法院基本认可这样的政治谋杀，声称“每个公民对危害国家生命的非法行为具有自卫权利” (帝国法庭判例RGSt 63, 215(220))。
当时在许多和平主义者掌握的新闻媒体上，揭出了大量德国建立黑色军队和地下武器库的秘密，例如许多青年被招兵入伍，最后却不知所向，事实上参加了这些黑色军队。于是那些新闻记者们以“利用新闻媒体泄露国家机密”被判处10-15年徒刑。例如法庭在对记者Berhold Jacob和Fritz Kuester判刑时就宣称：“（建立这些黑色军队）对国家有利而无害”，“每个公民都要忠诚于自己的祖国，维护国家利益是每个公民的最高职责”（帝国法庭判例RGSt 62, 65(67)）。仅仅在1924-1927年的四年中，1000多位和平主义者以“泄露祖国机密”而被判刑。
1925年总统艾伯特去世，德国议会选举兴登堡元帅为总统，魏玛共和国最后残留的一点自由与民主也被葬送了。到1931年底，已经有6000多位政治异议者被判刑，还有3万多人正在被起诉。许多新闻媒体如《世界舞台》杂志，公开发起了为政治犯及其家属捐款的呼吁，人权同盟（其重要会员有诺贝尔文学奖和物理学奖获主托马斯曼和爱因斯坦等）呼吁释放政治犯。许多社会名流致函德国总统，要求特赦政治犯，但都被总统拒绝。
·一代报人奥斯茨基·
《世界舞台》(Weltbuehne)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著名的政论性杂志之一，发行人和主编Siegfried Jacobsohn于1926年突然去世，妻子接任出版人，奥斯茨基担任责任编辑，不久任主编。
奥斯茨基(Carl von Ossietzky, 1889-1938）出身于汉堡，二岁丧父，中学未毕业就出去谋职，18岁时因为汉堡市长（他父亲生前的雇主）引荐而担任了法庭书记员。业余时间他撰写了许多诗歌和剧本，参加和平运动和人权组织，一直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时事评论。他的妻子出身于一个英国军官家庭，是一位女权运动家，所以鼓励他放弃法庭职位而全职从事写作。年仅25岁他就担任了《自由人民》杂志主笔。一次大战前夕发生了一起“Erfurt法案”，一位士兵因为谋杀案而被军事法庭判为死刑。奥斯茨基马上撰文指出，这位士兵其实是受上司、即受政府指示而进行谋杀的，法庭却将他当作政府犯罪的替罪羊，所以要审判的是政府，而不是这位士兵。结果奥斯茨基自己被捕而被判刑，罪名是“侮辱帝国法官”，幸好当时的德国皇帝还是网开一面给予了特赦。一次大战后他先后担任了《柏林人民报》、《日记》和《星期一早晨》等多份魏玛共和国时期著名的报刊责任编辑，直到1926年被《世界舞台》发行人邀请去担任主笔。
在《世界舞台》上接二连三发表了一大批揭露和指责德国政府暗地建立军队的内情，德国政府对此非常冒火。但魏玛共和国毕竟是民主政体，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法制，即法官不完全听从政府指令，所以政府无法轻易对一个有影响的新闻媒体采取过于强烈的态度。《世界舞台》与政府的官司不断，政府除了对作者起诉外，也对主编起诉。仅仅在1927年：2月10日，因为发表一篇评论德国军队的文章，奥斯茨基被法庭判处罚款500马克；6月24日，因为他拒绝发表官方指定的一篇新闻报道，被判处罚款100马克；12月21日，因为发表一篇揭露政府授意对异己分子谋杀的文章，被判处一个月徒刑，中级法院又改判成罚款50 马克；同月，因为发表一篇揭露政府建立地下军队的文章，而被法庭以“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罪”而起诉，没想到国防部长居然作证，说这些内容已经不算国家机密，所以免罪……再如1932年1月18日，《世界舞台》上公开发表了为政治犯捐款的呼吁，奥斯茨基居然被起诉，但检察官还是撤回了起诉；7月1日因为在前一年曾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士兵就是谋杀犯”（Soldaten sind M?rder）而被起诉，罪名是“侮辱帝国军队”，但法庭同意“保外”。检察院不服而告到中级法院，又被驳回；又有两篇揭露德国税务局的文章，奥斯茨基背上“侮辱财政部”的罪名被起诉，但法院听了奥斯茨基的申辩后将此案搁置，暂不处理……当然，奥斯茨基最著名的无疑是“《世界舞台》案” （Weltbuehne-Prozess）。
·《世界舞台》杂志事件·
除了德国军队只能限制在10万人之外，根据凡尔赛公约198款，德国还不准研制军用飞机。但德国政府在偷偷研制，以至许多德国国防部的军事部门如飞机、防毒气弹、间谍和反间谍等，都没列入公开的国防部机构名单中。如递交给议会讨论的国防部预算中提到一个名为“M”的部门——M就是 Military（军事）的缩写——当时的社会民主党议员Krüger要求政府解释什么是“M”，政府只能装聋作哑。为此《世界舞台》在1926年7月 20日专门发表了一位有关部门老兵撰写的文章，列数了这些秘密部门。记者们特别关注军事性的航空研究，尤其是飞机设计师Walter Kreiser成为揭露德国这一航空秘密的专家，在《世界舞台》上曾先后化名发表了七篇文章，早在1926年他就以“出卖祖国”和“透露国家军事秘密”的罪名被起诉，但1928年法庭又终止了审理。
1929年初，Kreiser又交给奥斯茨基一份文稿。在该文中揭示，上述的“M”部门其实就是一个专门研制战斗机的部门，拥有30-40架战斗机，现在将陆上空军易名为“Albatros（鸟名）试验部”，对海上空军易名为“汉撒公司海岸飞行部”。在Kreiser的原稿中甚至进一步揭示，德国的战斗机不仅分布在德国，而且有一部分在苏联。这段内容在发表时被删掉了。发表前Kreiser透露给奥斯茨基：3月11日晚上8点，在柏林将召开一次航空领域的大规模集会，许多与航空方面有关的头面人物都将出席。所以这篇文章一定要安排在这天出版，要安排一位卖报人专门赶到会场去散发，要给德国政府一点难堪。该函后来成为他们“合伙犯罪”的证据之一。
该文果然在《世界舞台》上以五页半的篇幅发表了，引起了国际社会震动。苏联担心德国在苏联研制战斗机的消息传出，赶快中断了与德国的这一合作。德国政府大为恼火，但又非常尴尬。出面否认，就要被新闻界追问，将会抖露出更多的军事秘密；如将两人逮捕，又等于在向全世界承认，德国就是在偷偷研制战斗机。德国外交部从国际影响出发希望私了此案，而国防部一定要惩罚秉事者以一儆百。最后还是国防部占上风，所以检察院到8月1日向作者与主编提出立案，搜查了杂志社和奥斯茨基的家。对他们罗列的罪名是：出卖祖国，有意透露国家军事秘密，将国家军事情报透露给其它国家政府，从而危害德国利益。
但怎样审理该案，国防部与外交部又分歧严重。国防部为了继续保持与苏联的军事合作，希望对此案公开开庭；而外交部担心，这样会威胁到德国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的地位。由于当时外交部长Stresemann的阻止，对此案迟迟无法开庭。直到两年后德国国防部、外交部和司法部三方才达成协议，于1931 年3月30日正式向莱比锡法庭提出公诉。开庭中，对方采用了当时最著名、也最倾向于政府的检察官与法官：检察官Paul Jorns（曾主持Liebknecht和Rosa Luxemburg被谋杀案）；法院主席Alexander Baumgarten，他在1930年秋审理希特勒案时，在希特勒未到庭的情况下谎称希特勒曾扬言，如果他上台就要“人头落地”。被告方也采用了当时德国最著名的四位律师组成律师团，他们坚信这方一定会胜诉。
因为此案涉及到国家机密，根据当时法律，整个法庭争辩及其最后判决详情都不容许公诸于众。尽管政府作了如此周详的安排，法庭还是迟迟无法开庭。这方律师坚决要求德国外交部必须出庭作证：在《世界舞台》上发表的内容确实是国际上还无人知道的军事信息，否则就谈不上出卖“军事秘密”。而外交部鉴于此案的外交影响，只能有意回避，从而让开庭日期一延再延。7月9日，国防部的Schleicher将军（后来的总理）气愤地写信给外交部副部长，怒斥外交部是在有意拖延。信中坚称，必须通过这次官司来惩罚“叛国者”，外交部的所有政治考虑都必须置于第二位！在国防部的压力下，外交部只能于8月24日出具了一份书面鉴定。国防部代表出庭作证，证实《世界舞台》所发表的内容属实，但出于德国利益，这些情况不宜对外。交通部代表证明，该文发表后国外的许多媒体取用该材料。但该代表也拿不出实据。被告方律师提出了19个证据以证明奥斯茨基的无罪，显然也都被法院驳回。
·判刑与入狱·
1932年11月23日，主编奥斯茨基与作者Kreiser被双双判刑18个月，这在当时除了共产党外就算是判刑最高的政治犯了。他们根据不同法律同时触犯了“判国罪”、“透露军事情报罪”与“间谍罪”，但法庭认为这几项罪其实说的都是一件事，所以就仅以“透露军事情报罪”定刑。奥斯茨基说：我非常清楚，如果哪位记者敢于对德国军队有异议，他一定会被判以“判国罪”，这就是我们的职业风险。只是这回取代“判国罪”的居然是“透露军事情报罪”。不过，判除18个月还不是很严重，距离自由的德国还不是很遥远。
世界舞台审判案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世界舞台》杂志于12月1日和15日两期中，长篇刊登了世界各国的反响。例如《纽约晚报》上指出，德国又在逐步地回到一次大战前的政治状况。德国政府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上一再强调，德国完全遵守凡尔赛公约，这次判案却将全世界的注意力引到了德国，看到德国正在偷偷组织军队和研制武器。人们本来还不太关注《世界舞台》上发表的文章，而这次法庭的判决却使人们看到，德国政府非常重视军事工业，所以才会将这样一篇文章看得这么危险。德国法庭对右翼的纳粹主义者判得越来越轻，而对左翼的和平主义者却判得越来越重，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预兆。
这一判案在德国社会也引起了轰动，议会主席Paul Loebe公开表示不能理解这样的判决，这次判决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站不住脚。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向德国政府提出议会责问，问德国政府是否尽到最大努力来阻止这一判决的真正实施（即判刑后也可以保外释放）？人权联盟在全德举行了多次集会声援奥斯茨基，著名作家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德国诗歌协会主席亨利·曼（前者之弟）、德国笔会主席Anold Zweig和科学家爱因斯坦等联名致函德国总统，要求特赦奥斯茨基，但德国司法部将此函扣下没有转到总统之手。
于是，奥斯茨基与Kreiser真的将于1932年5月10日进入监狱。Kreiser得到法庭判决后就远走高飞到法国去了，而奥斯茨基却不愿离开。就在他进入监狱的那天，他的朋友、杂志社同事和全德几十位文化界名人都到柏林Tegel监狱门口为他送行，送行成了一场争取和平的集会，德国各大报刊如《法兰克福报》都纷纷报道了这一感人肺腑的情景。《星期一晨报》上还发表了当时著名漫画家Goliz的漫画，上面题到：奥斯茨基，一位不愿逃离、而愿坐牢的人。就在同一天，《世界舞台》上发表了奥斯茨基的21页长文“辩解”。该文分五个部分：我必须坐牢，Kreiser，信仰之外还有什么？国民经济，我的遗嘱。他开篇就写到：今天，我将要进入普鲁士监狱，并将在那里渡过我的18个月，这是基于去年11月23日法庭以出卖国家罪和出卖军事秘密罪而对我的判决。我将要中断我在《世界舞台》的工作，所以我感到有必要对这几个月来围绕《世界舞台》发生的事件作一辩解。在谈到他为什么不愿离开德国以免于坐牢的问题时，他写到：
我不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而（老老实实地）进入监狱，我坐在监狱是对这个国家最不舒服的事，所以我选择监狱。我不会在红墙内向帝国法庭低头，恰恰相反，我作为普鲁士监狱中的一名囚犯，以活生生的躯体向最高法院政治性的、而不是法律性的判决表示抗议。
如果仅仅因为奥斯茨基系狱18个月，他还不会问鼎诺贝尔和平奖。但后来希特勒上台，德国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奥斯茨基再度被捕，并被送进集中营，才使他重新成为德国社会和国际舆论界的焦点人物……
续：再度被捕，为诺贝尔和平奖奔波的海外德国人，永远不向专制政权低头的一代报人
·世界经济危机下的德国·
1929年发生了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10月25日纽约证券市场崩盘(黑色星期五)，各国投资者自身难保而纷纷从德国撤资，导致德国银行、企业、商店纷纷倒闭，失业率剧増(300万)，这给年轻的魏玛共和国政坛带来了强烈地震。中央党希望削减失业保险额以渡过财政难关，而联合执政的社民党拒绝，导致两党联合执政破裂，总统只能任命Bruening为总理。但他得不到议会多数支持而无法工作，只能向总统申请解散议会举行大选(1930年7月)，以为这样就可以增加他党派的选票。
但9月的大选结果恰恰相反：中间党派急剧萎缩，基层穷百姓的选票都投向左、右两个极端党。与1928年大选相比，共产党从原来的54席涨到77 席，纳粹党从12席一下增加到107席。这两个极端党都是拒绝议会民主而崇尚暴力，所以议会无法再理性地讨论而实际瘫痪。德国议会的极端化更增加了国际社会担忧，德国企业股票惨跌，外资进一步撤离，失业更加严峻(500万)。于是纳粹党联合其它右翼党形成“哈茨堡阵线”，希特勒成为该阵线的中心人物。五天后社民党、工会等建立“铁的阵线”与之抗衡。在1932年的大选中，共产党的席位提高到89个，而纳粹党的席位激增到230个。如果共产党能与社会民主党（133席位）联手，或许还能抗衡纳粹党而挽救魏玛共和国民主。但这两党之间又打得不可开交，造成纳粹党坐大。兴登堡总统换了一个个总理，1932年8月 30日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选为议会主席，1933年1月30日总统只能将总理位置也让给希特勒，德国的纳粹时代就此开始了……
·奥斯茨基再度被捕·
纳粹一上台就开始了法西斯政策，对外退出联合国(Voelkerbund)，军队越过莱茵河而撕毁凡尔赛条约；对内解除宪法中的人权条款，建立集中营。纳粹当政前的最后两任总理已限制共产党活动，而现在则是对所有政治异己者进行镇压。
1933年2月13日晚，德国作家保护联盟举行了最后一次集会，奥斯茨基等三位作家在大会上慷慨陈词。纳粹党的主将戈林当日就威胁地宣布：要采取最严厉的手段对付“敌对于国家”的组织，要查处所有枪口对准新政权的个人。当晚奥斯茨基的朋友见到他就惊奇地问：“你还不逃离德国？你是纳粹逮捕名单中的第一位。我们需要你，但不希望你成为一位殉道者”。就在纳粹刚当政的几个星期内，德国到处流传哪些作家已经流亡异国。很多了解内情的朋友和已经流亡国外的朋友也纷纷劝他。但奥斯茨基表示：他理解那些逃离德国的朋友们，但他自己将留在德国。
纳粹确实下手了，1933年2月27日晚制造了国会纵火案，以此为籍口大规模逮捕政治异己者。那晚奥斯茨基刚好在一位记者朋友家作客，接到报社编辑部给他的告急电话，告诉他国会纵火案及其后续的逮捕行动。在场的两位记者朋友都劝奥斯茨基立即逃离德国，但奥斯茨基还是坚持留下。次日凌晨他就被逮捕，被逮捕的还有一大批作家和政治家。许多律师赶去为被捕者申辩，结果被一同逮捕——国家一旦走上专制，就没有任何法制可言。就在他被捕那天，他主编的《世界舞台》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戏剧评论文章，嘲笑纳粹政权。《世界舞台》不久就被关闭，财产被没收。在告别期中，编辑部向读者报道了主编奥斯茨基被捕的消息，编辑部法律顾问强烈要求释放奥斯茨基。杂志发行人 Edith Jacobsohn流亡海外，幸好她之前已在奥地利、后转入捷克创办了《新世界舞台》，以此收入继续资助奥斯茨基家属，直到她几年后去世。杂志社女经理照顾奥斯茨基家属，继续为奥斯茨基沟通国际社会。出版社的两位雇员成立了“奥斯茨基之友”，让人们惦记这位报坛勇士。奥斯茨基的独女在朋友帮助下流亡英国，被一位英国政治家收留。
奥斯茨基起先被关在柏林警察局，然后转到拘留所。纳粹政权一心想除掉他，加罪他是国会纵火案的幕后人之一，这样判他几个死刑都没问题。纳粹提出伪证说，在国会纵火案那晚他在亚力山大广场的一家酒馆喝酒，与另几位合谋者祥作打牌，但“神态慌张鬼祟”。后来在法庭上得到澄清，原来在进入法庭前，国际社会盛传这三位已经死了，所以纳粹让他们以酒馆为背景拍了这幅照片，过后发表在《图片报》上。现在拿这幅照片说是在国会纵火案那晚所拍，显然辞穷理尽。按照法律必须给予释放，已经流亡美国的爱因斯坦在美国社会搞捐款，重金聘请律师为他们辩护。另两位化了重金但没有成功。奥斯茨基拒绝聘用律师，纳粹要求奥斯茨基签署忠诚政府的保证也被断然拒绝。纳粹无法为他定罪，就以“莫须有”罪名将他送入Sonnenburg的集中营，让他在露天沼泽地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欲以时间和苦力来消除这位政治异议者的肉体。
·为奥斯基茨奔波的海外流亡者·
流亡国外的德国人一直不停地为被捕的人权活动家奔走。但在希特勒当政初期，国际上有名望的政治家和社会人士也不原轻易“干涉德国内政”，所以都是些小规模的人权组织在呼吁。这些人权活动家们、包括德国境内的政治异议者都没看到法西斯政权的本质，还在寄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甚至通过各种私人渠道来解救在押的异议人士，如通过国际红十字会、通过著名政治家、甚至通过戈林妻子的妹妹等来影响纳粹政权。他们在各国新闻界为奥斯茨基呼吁，这又给纳粹政权指责奥斯茨基与海外建有联系抓住话柄。最后海外朋友们看到，再通过这样常规的政治途径无法挽救奥斯茨基，必须采取新的策略，这就引发了为奥斯茨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大规模外交活动。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活动，没有谁领导，甚至没人协调，流亡在欧美各国的朋友们齐心协力，各自在所在国奔波，最后获得了巨大成功。
1933年挪威没有颁发诺贝尔和平奖，1934年4月在法国的《巴黎日报》（唯一由德国流亡者创立的报纸）发表了一篇Bernhard的文章，文中问到：是否1933年没有和平奖提名？以往一直颁发给从事和平运动的作家或政治家，这次是否也应授予为和平事业殉道的人士如奥斯茨基？他的这一倡议得到了德国流亡者的响应，Jacob通过法国斯特拉斯新闻社将此倡议发向全世界，同时正式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提名奥斯茨基。流亡到捷克而创立人权同盟捷克分部的朋友们，也马上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提名奥斯茨基。
挪威方面不想得罪德国，回避讨论奥斯茨基诺贝尔和平奖之提案，谎称1934年提名期限已过（截止期为1月31日），所以不予考虑。奥斯茨基的挚友、流亡法国的von Gerlach（著名政治家、出版家）立即在《巴黎日报》上发表文章，要求将1933年未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追认给奥斯茨基。他的提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亨利·曼（托马斯·曼之兄、普鲁士艺术科学院主席）、A.Zweig（后任东德艺术委员会主席）和L.Feuchtwanger等纷纷著文呼吁。
尽管没有成功，但提议奥斯茨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呼声在欧美兴起。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之一的Ch.Lange是von Gerlach的旧友，特地告诉von Gerlach不要在提案中提及“释放奥斯茨基”，而要强调奥斯茨基在和平运动中的意义。于是von Gerlach在1935年1月31日截止期前再度“按时”将提名递交给诺贝尔奖评委，提议书中详尽介绍了奥斯茨基的和平活动和为此数度入狱的经历，引证了托马斯·曼曾为释放奥斯茨基所写的呼吁书。但他很清楚，在这样的特殊时代，如果没有国际社会对诺贝尔和平奖评委压力，奥斯茨基是不可能得奖的。于是他奔波和游说国际名望人士，希望得到他们支持。192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L.Quidde（20年代德国和平协会主席）马上应允。E.Toller在英国争取到有提名权的政治学教授H.Laski。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是一次大战后德国人权协会创建人爱因斯坦，亲自游说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J.Addams(美国社会改革家)。1933年诺贝尔和平奖是追认给英国作家L.Angell，他已经打算提名Cecil勋爵(英国政治家)竞选下届和平奖。奥斯茨基的同事加好友Tucholsky马上写信给他，要他放弃提名Cecil，而是提名奥斯茨基——Cecil后于1937年获和平奖，可惜 Tucholsky于1935年自杀身亡。
最有特色的是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于1935年10月给委员会写的推荐信。他在信签的每一页上都画上一段贝多芬作曲的歌剧《费德里奥》乐谱。歌剧主人公弗洛列斯因反抗暴政而身陷囹圄，政敌想慢慢饿死他，这不正是奥斯茨基的化身？弗洛列斯的妻子费德里奥为营救丈夫而深入监狱，这不是海外德国人的现状？以托马斯·曼的文笔，以贝多芬的音乐，是所有推荐信中最富感情色彩的一篇。
当然，纳粹政府也在活动。早在1934年10月，德国外交部就向瑞典国王和瑞典政府提供了材料，数落奥斯茨基从一次世界大战来“叛国”的各种“罪行”。这一方面可见德国外交部的无知（是挪威而不是瑞典！），但另一方面也从反面证实了奥斯茨基的和平运动政绩。
·绝处逢生的诺贝尔和平奖·
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1935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出乎意料的是，11月19日委员会提前宣布：1935年不颁发诺贝尔和平奖—— 挪威政府毕竟害怕纳粹德国的报复。H.Walter立即在法国报纸上宣布，他们的日内瓦小组将提名奥斯茨基为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次采用的正式文稿是亨利和托马斯·曼兄弟的推荐函。
距离提名截止期1936年1月31日又是非常紧迫，欧美各国自愿形成的各个“奥斯茨基小组”同步行动：英国组争取到了英国一大批世界著名教授的联名，瑞士组争取到125位瑞士议员的提名，流亡北欧的记者勃朗特（70年代德国总理，获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争取到挪威工党的提名，布拉格组争取到 46位捷克/斯洛伐克议员和州长联名，法国组获得163位法国议员和州长联名……短短两个月内，共得到欧美84个团体与个人提名奥斯茨基为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成为史无前例的诺贝尔和平奖院外运动。
在这样强大的国际舆论下，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知道无法蒙混过关了。但委员会还是认为“证据不足”，因为奥斯茨基当时被莱比锡法庭判决时没有留下一点文字资料。当时法庭是偷偷判刑的，所有律师只能简短阅读、而不准将判决书带出法庭，更何况现在是流亡海外的德国人在收集，更无法得到这些原始资料。于是他们想尽办法找到当时五位辩护律师中的四位（一位已被纳粹迫害而自杀），他们分别到所在国法庭宣誓这些判刑情况属实。诺贝尔奖评委学术顾问 Castberg专程赴日内瓦，要求H.Walter以实据澄清三项事实：一、奥斯茨基不是依靠国外资助而从事和平运动；二、他没有参加共产党而成为苏俄共产专制的追随者；三、在丹麦报刊上曾发表过（纳粹政权有意炮制的）对奥斯茨基采访，其中许多观点不是奥斯茨基本人的观点。Walter坐到日内瓦图书馆里翻阅了一个星期资料，出色地解答了委员会的所有疑点。委员会显然哑口无言、没有理由再拒绝颁发了。
纳粹政府对挪威政府进行外交干涉。为了回避压力，挪威外交部长Koht和前总理Mowinckel主动退出诺贝尔奖评委，增补了没有政府背景的新委员。纳粹政府气急败坏，威胁挪威这是“敌对行为”，“干涉内政”，德国将加快建设波罗地海的舰队，这是明显的军事威胁。但挪威毕竟是民主国家，政府无法直接干涉和平奖的颁发。委员会于1936年12月正式宣布：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发放给阿根庭外交部长Lamas，而193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追认给德国的奥斯茨基。对奥斯茨基的评价是：表彰他通过新闻出版而对和平事业的杰出贡献，表彰他勇于反抗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永远不向纳粹低头的一代报人·
奥斯茨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来，纳粹政府恼羞成怒。戈林还是强压怒火亲自找奥斯茨基面谈，开出的条件是：只要奥斯茨基主动放弃这一奖项，政府将保证他的终身养老金。但遭到奥斯茨基拒绝。希特勒盛怒之下授意戈林在帝国议会通过法案，不容许任何一个德国人接受诺贝尔奖——此禁令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开禁——为此设立“德意志科学文化奖”以取代诺贝尔奖。
挪威外交部按照惯例向德国外交部要求，释放奥斯茨基赴挪威领奖。希特勒亲自过问此事，限于外交礼节，希特勒在挪威驻德大使Sahm面前还是同意奥斯茨基赴挪威，但表示奥斯茨基一旦离德，就永久取消他的德国公民身份。戈林授意主管人员暂时不能释放奥斯茨基。秘密警察负责人再与奥斯茨基交谈，奥斯茨基依旧坚持他的和平理念。据此纳粹政府确认奥斯茨基依旧有反政府倾向，所以最终拒绝他赴挪威。
1936年12月10日在奥斯陆举行的授奖仪式上，不仅获奖人因为纳粹干涉而无法亲自到场，授奖人挪威国王也因纳粹威胁而没有到场——这是诺贝尔奖颁发历史上的第一回。奥斯茨基委托一名德国律师受奖，那位律师在纳粹政府的暗地纵容下，居然全部侵吞了这笔奖金，过后在纳粹法庭上仅形式地判处他两年徒刑而不了了之。
因为集中营的恶劣条件，奥斯茨基的身体每况愈下。1933年6月28日《巴黎日报》上发表新闻，大标题“奥斯茨基危在旦夕，Papenburg暗下指令谋杀奥斯茨基！”气得纳粹政府强令奥斯茨基书面澄清，他在集中营并没有受到虐待。
海外朋友们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向纳粹政府施压。例如英国的Ponsenby勋爵通过外交途径、流亡捷克的K.Grossman通过捷克红十字会向德国政府询问奥斯茨基身体状况。德国外交部只能指令秘密警察对奥斯茨基身体检查，然后通过德国驻英国和捷克使馆将检查报告递交给询问人。尽管谎称“奥斯茨基身体健康，还能干活”，但很快将奥斯茨基从沼泽地工作换到了厨房工作。1935年7月，秘密警察再度为奥斯茨基检查身体，还是声称“奥斯茨基还能经受监禁”。奥斯茨基当年编辑部经理Huenicke则向外界传言：奥斯茨基已经被折磨得就如一个70多岁的老人。1935年10月，国际红十字会委托专人前往集中营看望奥斯茨基，确认他已病入膏盲。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又于1936年3月口出狂言要处死奥斯茨基，这些都加重了海外朋友们的忧虑。他们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基督教慈善机构和挪威驻德使馆等，要求国外派出医疗队前往集中营为奥斯茨基治疗，北欧与英国分别派出两个医疗团前往德国闯关，英国医疗团还受到了秘密警察的直接威胁。
1936年正是柏林夏季奥运会的最敏感之年，纳粹政府为了顾及面子，还真担心奥斯茨基有三长两短。1936年4月，秘密警察几次安排医生为奥斯茨基检查身体。检查结果：奥斯茨基身患多种疾病，随时都可能离世。秘密警察马上指令必须保障奥斯茨基的医疗，并作详细记录。万一奥斯茨基有何不测，德国政府对外也有个交代。秘密警察负责人R.Heydrich亲自向戈林汇报，要德国政府做好奥斯茨基可能随时离世的准备。他说，现在国际上对奥斯茨基的呼声越来越高，不仅是法国、捷克、瑞典和西班牙社会，而且还有美国社会。出于德国的对外形象，他不希望看到奥斯茨基死在集中营里。于是戈林亲自批示：将奥斯茨基转到柏林医院治疗，由他钦点秘密警察严密监视。在奥斯茨基转入医院的前一天，秘密警察负责人亲自找到医院院长，出示了戈林的亲笔批示，表示对奥斯茨基的治疗和监视具有特殊的外交意义。国际红十字会于次日就接到德国政府传来奥斯茨基已转入柏林医院的通知，德国宣传部又通过新闻媒体向外“透露”这一消息。但不久秘密警察又发现，尽管种种防范还是无法断绝奥斯茨基与外界的联系。于是打算将奥斯茨基转入其它医院，戈林也同意。但最后看到，奥斯茨基已经活不了几天了，更不可能外逃。别刚转到其它地方就死去，还不如留在柏林医院。
奥斯茨基于1938年5月4日在柏林去世，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躲过秘密警察监视，偷偷潜伏到奥斯茨基的病床前为他作了死者面形石膏像。5月14 日，奥斯茨基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葬在柏林东部Niedersch?nhausen的墓地。纳粹政府禁止在他的墓碑上写名字，强令他妻子改姓，希望这个世界永远忘记这位纳粹政权的反叛者。
但世界不可能忘却一位正直而勇敢的报人，不会忘记这位和平事业的殉道者。早在他去世前夕就在法国出版了他当年同事B.Jacob的《世界公民奥斯茨基》，瑞士出版了他的几位生前好友合著的《奥斯茨基》，在捷克的《新世界舞台》上发表了亨利·曼为奥斯茨基写的专文“忍者”。
青年时代的奥斯茨基是位诗人，但正如他青年时代的朋友L.Tügel说的那样：“他最终没有成为诗人，也没有必要成为诗人”，因为他用自己的青春，写下了一曲反抗专制的生命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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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尘湮的历史和一位几乎被人忘却的报人，却在那个时代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轰动。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却经历了德国及欧美许多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和物理学奖得主的奔波与呼吁。为了他能得奖，挪威社会顶着纳粹德国的军事威胁和外交恫吓，挪威总统、总理因此离开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颁奖人挪威国王与得奖人都双双缺席于颁奖仪式，最后这笔奖金都不知去向，并因此导致希特勒禁止所有德国人再去接受诺贝尔的任何奖。但就因为那个被扭曲的时代，就从他的“泄露和出卖国家军事情报”事件开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犯罪？重新界定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判国？每次到柏林，我都要去以他名字命名的大街，去瞻仰耸立在那里的纪念雕像；或到柏林Niederschoenhausen陵园去瞻仰他的墓地。当年他被迫害而去世时，纳粹政府禁止在他墓碑上刻写名字，强令他的妻子改姓，希望“历史永久地忘记这个人”。但历史并没有将他忘记，相反永远铭记专制者的罪恶……
·战争与和平·
德国是欧洲近代几场世界大战的挑起者，但也是世界和平运动的最早发起者。
就在德国建立日耳曼第二帝国的最兴盛时期，铁血宰相卑斯曼还在当政，奥地利女作家Bertha von Suttner出版了著名的反战小说《放下武器》(1890)，译成欧洲各国文字出版而轰动欧洲，并在奥地利暨德国（注）成立了和平反战联合阵线，就取名 “放下武器”，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和平运动，卑斯曼也于次年下野。该女作家成为现代和平运动的发起人，并于190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12年德国、奥地利与意大利再度结盟，火药味开始浓烈与之并行的，全德和平运动也开始兴起，成立了大规模的“德意志和平协会”。1914年终于爆发一次世界大战，同年底爱因斯坦等四人发起成立了反战协会“新生的祖国”（1922年改名“人权阵线”）。当时的帝国议会议员Karl Liebknecht是这场反战运动的政界代表，他在议会中否决战争贷款案。次年“五一劳动节”在柏林大规模集会上他发表反战演说，即刻被普鲁士政府逮捕，并与另一位反战人士Rosa Luxemburg先后被人暗杀(1919)，这当然也与他们1918年创建德国共产党有关。
然而，真正大规模的德国和平运动还是在一次大战后期和战后。1918年1月发生100多万工人的全德总罢工，同年底发生“十一月革命”，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被迫下野而举家流亡荷兰，德国在法国签署停战协议。次年成立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艾伯特当选首任总统，并于同年6月 8日签署凡尔赛公约。
根据凡尔赛公约163款，德国军队必须限制在10万人之内。但几乎从魏码共和国建立开始，国家就在偷偷建立地下部队和地下军火库。这引起了和平主义者们极大的担忧，因为这将引起德国的外交困境和内政不安，影响整个国家的和平。于是政府通过这样的黑色军队从事暗杀等恐怖活动，以对付反战的政治异议人士。当时被谋杀的著名和平主义政治家有停战委员会主席Mathias Erzberger(1921)，外交部长Walther Rathenau(1922)等，由此引起一系列刑法诉讼，但德国法院基本认可这样的政治谋杀，声称“每个公民对危害国家生命的非法行为具有自卫权利” (帝国法庭判例RGSt 63, 215(220))。
当时在许多和平主义者掌握的新闻媒体上，揭出了大量德国建立黑色军队和地下武器库的秘密，例如许多青年被招兵入伍，最后却不知所向，事实上参加了这些黑色军队。于是那些新闻记者们以“利用新闻媒体泄露国家机密”被判处10-15年徒刑。例如法庭在对记者Berhold Jacob和Fritz Kuester判刑时就宣称：“（建立这些黑色军队）对国家有利而无害”，“每个公民都要忠诚于自己的祖国，维护国家利益是每个公民的最高职责”（帝国法庭判例RGSt 62, 65(67)）。仅仅在1924-1927年的四年中，1000多位和平主义者以“泄露祖国机密”而被判刑。
1925年总统艾伯特去世，德国议会选举兴登堡元帅为总统，魏玛共和国最后残留的一点自由与民主也被葬送了。到1931年底，已经有6000多位政治异议者被判刑，还有3万多人正在被起诉。许多新闻媒体如《世界舞台》杂志，公开发起了为政治犯及其家属捐款的呼吁，人权同盟（其重要会员有诺贝尔文学奖和物理学奖获主托马斯曼和爱因斯坦等）呼吁释放政治犯。许多社会名流致函德国总统，要求特赦政治犯，但都被总统拒绝。
·一代报人奥斯茨基·
《世界舞台》(Weltbuehne)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著名的政论性杂志之一，发行人和主编Siegfried Jacobsohn于1926年突然去世，妻子接任出版人，奥斯茨基担任责任编辑，不久任主编。
奥斯茨基(Carl von Ossietzky, 1889-1938）出身于汉堡，二岁丧父，中学未毕业就出去谋职，18岁时因为汉堡市长（他父亲生前的雇主）引荐而担任了法庭书记员。业余时间他撰写了许多诗歌和剧本，参加和平运动和人权组织，一直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时事评论。他的妻子出身于一个英国军官家庭，是一位女权运动家，所以鼓励他放弃法庭职位而全职从事写作。年仅25岁他就担任了《自由人民》杂志主笔。一次大战前夕发生了一起“Erfurt法案”，一位士兵因为谋杀案而被军事法庭判为死刑。奥斯茨基马上撰文指出，这位士兵其实是受上司、即受政府指示而进行谋杀的，法庭却将他当作政府犯罪的替罪羊，所以要审判的是政府，而不是这位士兵。结果奥斯茨基自己被捕而被判刑，罪名是“侮辱帝国法官”，幸好当时的德国皇帝还是网开一面给予了特赦。一次大战后他先后担任了《柏林人民报》、《日记》和《星期一早晨》等多份魏玛共和国时期著名的报刊责任编辑，直到1926年被《世界舞台》发行人邀请去担任主笔。
在《世界舞台》上接二连三发表了一大批揭露和指责德国政府暗地建立军队的内情，德国政府对此非常冒火。但魏玛共和国毕竟是民主政体，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法制，即法官不完全听从政府指令，所以政府无法轻易对一个有影响的新闻媒体采取过于强烈的态度。《世界舞台》与政府的官司不断，政府除了对作者起诉外，也对主编起诉。仅仅在1927年：2月10日，因为发表一篇评论德国军队的文章，奥斯茨基被法庭判处罚款500马克；6月24日，因为他拒绝发表官方指定的一篇新闻报道，被判处罚款100马克；12月21日，因为发表一篇揭露政府授意对异己分子谋杀的文章，被判处一个月徒刑，中级法院又改判成罚款50 马克；同月，因为发表一篇揭露政府建立地下军队的文章，而被法庭以“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罪”而起诉，没想到国防部长居然作证，说这些内容已经不算国家机密，所以免罪……再如1932年1月18日，《世界舞台》上公开发表了为政治犯捐款的呼吁，奥斯茨基居然被起诉，但检察官还是撤回了起诉；7月1日因为在前一年曾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士兵就是谋杀犯”（Soldaten sind M?rder）而被起诉，罪名是“侮辱帝国军队”，但法庭同意“保外”。检察院不服而告到中级法院，又被驳回；又有两篇揭露德国税务局的文章，奥斯茨基背上“侮辱财政部”的罪名被起诉，但法院听了奥斯茨基的申辩后将此案搁置，暂不处理……当然，奥斯茨基最著名的无疑是“《世界舞台》案” （Weltbuehne-Prozess）。
·《世界舞台》杂志事件·
除了德国军队只能限制在10万人之外，根据凡尔赛公约198款，德国还不准研制军用飞机。但德国政府在偷偷研制，以至许多德国国防部的军事部门如飞机、防毒气弹、间谍和反间谍等，都没列入公开的国防部机构名单中。如递交给议会讨论的国防部预算中提到一个名为“M”的部门——M就是 Military（军事）的缩写——当时的社会民主党议员Krüger要求政府解释什么是“M”，政府只能装聋作哑。为此《世界舞台》在1926年7月 20日专门发表了一位有关部门老兵撰写的文章，列数了这些秘密部门。记者们特别关注军事性的航空研究，尤其是飞机设计师Walter Kreiser成为揭露德国这一航空秘密的专家，在《世界舞台》上曾先后化名发表了七篇文章，早在1926年他就以“出卖祖国”和“透露国家军事秘密”的罪名被起诉，但1928年法庭又终止了审理。
1929年初，Kreiser又交给奥斯茨基一份文稿。在该文中揭示，上述的“M”部门其实就是一个专门研制战斗机的部门，拥有30-40架战斗机，现在将陆上空军易名为“Albatros（鸟名）试验部”，对海上空军易名为“汉撒公司海岸飞行部”。在Kreiser的原稿中甚至进一步揭示，德国的战斗机不仅分布在德国，而且有一部分在苏联。这段内容在发表时被删掉了。发表前Kreiser透露给奥斯茨基：3月11日晚上8点，在柏林将召开一次航空领域的大规模集会，许多与航空方面有关的头面人物都将出席。所以这篇文章一定要安排在这天出版，要安排一位卖报人专门赶到会场去散发，要给德国政府一点难堪。该函后来成为他们“合伙犯罪”的证据之一。
该文果然在《世界舞台》上以五页半的篇幅发表了，引起了国际社会震动。苏联担心德国在苏联研制战斗机的消息传出，赶快中断了与德国的这一合作。德国政府大为恼火，但又非常尴尬。出面否认，就要被新闻界追问，将会抖露出更多的军事秘密；如将两人逮捕，又等于在向全世界承认，德国就是在偷偷研制战斗机。德国外交部从国际影响出发希望私了此案，而国防部一定要惩罚秉事者以一儆百。最后还是国防部占上风，所以检察院到8月1日向作者与主编提出立案，搜查了杂志社和奥斯茨基的家。对他们罗列的罪名是：出卖祖国，有意透露国家军事秘密，将国家军事情报透露给其它国家政府，从而危害德国利益。
但怎样审理该案，国防部与外交部又分歧严重。国防部为了继续保持与苏联的军事合作，希望对此案公开开庭；而外交部担心，这样会威胁到德国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的地位。由于当时外交部长Stresemann的阻止，对此案迟迟无法开庭。直到两年后德国国防部、外交部和司法部三方才达成协议，于1931 年3月30日正式向莱比锡法庭提出公诉。开庭中，对方采用了当时最著名、也最倾向于政府的检察官与法官：检察官Paul Jorns（曾主持Liebknecht和Rosa Luxemburg被谋杀案）；法院主席Alexander Baumgarten，他在1930年秋审理希特勒案时，在希特勒未到庭的情况下谎称希特勒曾扬言，如果他上台就要“人头落地”。被告方也采用了当时德国最著名的四位律师组成律师团，他们坚信这方一定会胜诉。
因为此案涉及到国家机密，根据当时法律，整个法庭争辩及其最后判决详情都不容许公诸于众。尽管政府作了如此周详的安排，法庭还是迟迟无法开庭。这方律师坚决要求德国外交部必须出庭作证：在《世界舞台》上发表的内容确实是国际上还无人知道的军事信息，否则就谈不上出卖“军事秘密”。而外交部鉴于此案的外交影响，只能有意回避，从而让开庭日期一延再延。7月9日，国防部的Schleicher将军（后来的总理）气愤地写信给外交部副部长，怒斥外交部是在有意拖延。信中坚称，必须通过这次官司来惩罚“叛国者”，外交部的所有政治考虑都必须置于第二位！在国防部的压力下，外交部只能于8月24日出具了一份书面鉴定。国防部代表出庭作证，证实《世界舞台》所发表的内容属实，但出于德国利益，这些情况不宜对外。交通部代表证明，该文发表后国外的许多媒体取用该材料。但该代表也拿不出实据。被告方律师提出了19个证据以证明奥斯茨基的无罪，显然也都被法院驳回。
·判刑与入狱·
1932年11月23日，主编奥斯茨基与作者Kreiser被双双判刑18个月，这在当时除了共产党外就算是判刑最高的政治犯了。他们根据不同法律同时触犯了“判国罪”、“透露军事情报罪”与“间谍罪”，但法庭认为这几项罪其实说的都是一件事，所以就仅以“透露军事情报罪”定刑。奥斯茨基说：我非常清楚，如果哪位记者敢于对德国军队有异议，他一定会被判以“判国罪”，这就是我们的职业风险。只是这回取代“判国罪”的居然是“透露军事情报罪”。不过，判除18个月还不是很严重，距离自由的德国还不是很遥远。
世界舞台审判案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世界舞台》杂志于12月1日和15日两期中，长篇刊登了世界各国的反响。例如《纽约晚报》上指出，德国又在逐步地回到一次大战前的政治状况。德国政府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上一再强调，德国完全遵守凡尔赛公约，这次判案却将全世界的注意力引到了德国，看到德国正在偷偷组织军队和研制武器。人们本来还不太关注《世界舞台》上发表的文章，而这次法庭的判决却使人们看到，德国政府非常重视军事工业，所以才会将这样一篇文章看得这么危险。德国法庭对右翼的纳粹主义者判得越来越轻，而对左翼的和平主义者却判得越来越重，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预兆。
这一判案在德国社会也引起了轰动，议会主席Paul Loebe公开表示不能理解这样的判决，这次判决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站不住脚。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向德国政府提出议会责问，问德国政府是否尽到最大努力来阻止这一判决的真正实施（即判刑后也可以保外释放）？人权联盟在全德举行了多次集会声援奥斯茨基，著名作家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德国诗歌协会主席亨利·曼（前者之弟）、德国笔会主席Anold Zweig和科学家爱因斯坦等联名致函德国总统，要求特赦奥斯茨基，但德国司法部将此函扣下没有转到总统之手。
于是，奥斯茨基与Kreiser真的将于1932年5月10日进入监狱。Kreiser得到法庭判决后就远走高飞到法国去了，而奥斯茨基却不愿离开。就在他进入监狱的那天，他的朋友、杂志社同事和全德几十位文化界名人都到柏林Tegel监狱门口为他送行，送行成了一场争取和平的集会，德国各大报刊如《法兰克福报》都纷纷报道了这一感人肺腑的情景。《星期一晨报》上还发表了当时著名漫画家Goliz的漫画，上面题到：奥斯茨基，一位不愿逃离、而愿坐牢的人。就在同一天，《世界舞台》上发表了奥斯茨基的21页长文“辩解”。该文分五个部分：我必须坐牢，Kreiser，信仰之外还有什么？国民经济，我的遗嘱。他开篇就写到：今天，我将要进入普鲁士监狱，并将在那里渡过我的18个月，这是基于去年11月23日法庭以出卖国家罪和出卖军事秘密罪而对我的判决。我将要中断我在《世界舞台》的工作，所以我感到有必要对这几个月来围绕《世界舞台》发生的事件作一辩解。在谈到他为什么不愿离开德国以免于坐牢的问题时，他写到：
我不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而（老老实实地）进入监狱，我坐在监狱是对这个国家最不舒服的事，所以我选择监狱。我不会在红墙内向帝国法庭低头，恰恰相反，我作为普鲁士监狱中的一名囚犯，以活生生的躯体向最高法院政治性的、而不是法律性的判决表示抗议。
如果仅仅因为奥斯茨基系狱18个月，他还不会问鼎诺贝尔和平奖。但后来希特勒上台，德国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奥斯茨基再度被捕，并被送进集中营，才使他重新成为德国社会和国际舆论界的焦点人物……
续：再度被捕，为诺贝尔和平奖奔波的海外德国人，永远不向专制政权低头的一代报人
·世界经济危机下的德国·
1929年发生了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10月25日纽约证券市场崩盘(黑色星期五)，各国投资者自身难保而纷纷从德国撤资，导致德国银行、企业、商店纷纷倒闭，失业率剧増(300万)，这给年轻的魏玛共和国政坛带来了强烈地震。中央党希望削减失业保险额以渡过财政难关，而联合执政的社民党拒绝，导致两党联合执政破裂，总统只能任命Bruening为总理。但他得不到议会多数支持而无法工作，只能向总统申请解散议会举行大选(1930年7月)，以为这样就可以增加他党派的选票。
但9月的大选结果恰恰相反：中间党派急剧萎缩，基层穷百姓的选票都投向左、右两个极端党。与1928年大选相比，共产党从原来的54席涨到77 席，纳粹党从12席一下增加到107席。这两个极端党都是拒绝议会民主而崇尚暴力，所以议会无法再理性地讨论而实际瘫痪。德国议会的极端化更增加了国际社会担忧，德国企业股票惨跌，外资进一步撤离，失业更加严峻(500万)。于是纳粹党联合其它右翼党形成“哈茨堡阵线”，希特勒成为该阵线的中心人物。五天后社民党、工会等建立“铁的阵线”与之抗衡。在1932年的大选中，共产党的席位提高到89个，而纳粹党的席位激增到230个。如果共产党能与社会民主党（133席位）联手，或许还能抗衡纳粹党而挽救魏玛共和国民主。但这两党之间又打得不可开交，造成纳粹党坐大。兴登堡总统换了一个个总理，1932年8月 30日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选为议会主席，1933年1月30日总统只能将总理位置也让给希特勒，德国的纳粹时代就此开始了……
·奥斯茨基再度被捕·
纳粹一上台就开始了法西斯政策，对外退出联合国(Voelkerbund)，军队越过莱茵河而撕毁凡尔赛条约；对内解除宪法中的人权条款，建立集中营。纳粹当政前的最后两任总理已限制共产党活动，而现在则是对所有政治异己者进行镇压。
1933年2月13日晚，德国作家保护联盟举行了最后一次集会，奥斯茨基等三位作家在大会上慷慨陈词。纳粹党的主将戈林当日就威胁地宣布：要采取最严厉的手段对付“敌对于国家”的组织，要查处所有枪口对准新政权的个人。当晚奥斯茨基的朋友见到他就惊奇地问：“你还不逃离德国？你是纳粹逮捕名单中的第一位。我们需要你，但不希望你成为一位殉道者”。就在纳粹刚当政的几个星期内，德国到处流传哪些作家已经流亡异国。很多了解内情的朋友和已经流亡国外的朋友也纷纷劝他。但奥斯茨基表示：他理解那些逃离德国的朋友们，但他自己将留在德国。
纳粹确实下手了，1933年2月27日晚制造了国会纵火案，以此为籍口大规模逮捕政治异己者。那晚奥斯茨基刚好在一位记者朋友家作客，接到报社编辑部给他的告急电话，告诉他国会纵火案及其后续的逮捕行动。在场的两位记者朋友都劝奥斯茨基立即逃离德国，但奥斯茨基还是坚持留下。次日凌晨他就被逮捕，被逮捕的还有一大批作家和政治家。许多律师赶去为被捕者申辩，结果被一同逮捕——国家一旦走上专制，就没有任何法制可言。就在他被捕那天，他主编的《世界舞台》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戏剧评论文章，嘲笑纳粹政权。《世界舞台》不久就被关闭，财产被没收。在告别期中，编辑部向读者报道了主编奥斯茨基被捕的消息，编辑部法律顾问强烈要求释放奥斯茨基。杂志发行人 Edith Jacobsohn流亡海外，幸好她之前已在奥地利、后转入捷克创办了《新世界舞台》，以此收入继续资助奥斯茨基家属，直到她几年后去世。杂志社女经理照顾奥斯茨基家属，继续为奥斯茨基沟通国际社会。出版社的两位雇员成立了“奥斯茨基之友”，让人们惦记这位报坛勇士。奥斯茨基的独女在朋友帮助下流亡英国，被一位英国政治家收留。
奥斯茨基起先被关在柏林警察局，然后转到拘留所。纳粹政权一心想除掉他，加罪他是国会纵火案的幕后人之一，这样判他几个死刑都没问题。纳粹提出伪证说，在国会纵火案那晚他在亚力山大广场的一家酒馆喝酒，与另几位合谋者祥作打牌，但“神态慌张鬼祟”。后来在法庭上得到澄清，原来在进入法庭前，国际社会盛传这三位已经死了，所以纳粹让他们以酒馆为背景拍了这幅照片，过后发表在《图片报》上。现在拿这幅照片说是在国会纵火案那晚所拍，显然辞穷理尽。按照法律必须给予释放，已经流亡美国的爱因斯坦在美国社会搞捐款，重金聘请律师为他们辩护。另两位化了重金但没有成功。奥斯茨基拒绝聘用律师，纳粹要求奥斯茨基签署忠诚政府的保证也被断然拒绝。纳粹无法为他定罪，就以“莫须有”罪名将他送入Sonnenburg的集中营，让他在露天沼泽地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欲以时间和苦力来消除这位政治异议者的肉体。
·为奥斯基茨奔波的海外流亡者·
流亡国外的德国人一直不停地为被捕的人权活动家奔走。但在希特勒当政初期，国际上有名望的政治家和社会人士也不原轻易“干涉德国内政”，所以都是些小规模的人权组织在呼吁。这些人权活动家们、包括德国境内的政治异议者都没看到法西斯政权的本质，还在寄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甚至通过各种私人渠道来解救在押的异议人士，如通过国际红十字会、通过著名政治家、甚至通过戈林妻子的妹妹等来影响纳粹政权。他们在各国新闻界为奥斯茨基呼吁，这又给纳粹政权指责奥斯茨基与海外建有联系抓住话柄。最后海外朋友们看到，再通过这样常规的政治途径无法挽救奥斯茨基，必须采取新的策略，这就引发了为奥斯茨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大规模外交活动。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活动，没有谁领导，甚至没人协调，流亡在欧美各国的朋友们齐心协力，各自在所在国奔波，最后获得了巨大成功。
1933年挪威没有颁发诺贝尔和平奖，1934年4月在法国的《巴黎日报》（唯一由德国流亡者创立的报纸）发表了一篇Bernhard的文章，文中问到：是否1933年没有和平奖提名？以往一直颁发给从事和平运动的作家或政治家，这次是否也应授予为和平事业殉道的人士如奥斯茨基？他的这一倡议得到了德国流亡者的响应，Jacob通过法国斯特拉斯新闻社将此倡议发向全世界，同时正式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提名奥斯茨基。流亡到捷克而创立人权同盟捷克分部的朋友们，也马上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提名奥斯茨基。
挪威方面不想得罪德国，回避讨论奥斯茨基诺贝尔和平奖之提案，谎称1934年提名期限已过（截止期为1月31日），所以不予考虑。奥斯茨基的挚友、流亡法国的von Gerlach（著名政治家、出版家）立即在《巴黎日报》上发表文章，要求将1933年未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追认给奥斯茨基。他的提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亨利·曼（托马斯·曼之兄、普鲁士艺术科学院主席）、A.Zweig（后任东德艺术委员会主席）和L.Feuchtwanger等纷纷著文呼吁。
尽管没有成功，但提议奥斯茨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呼声在欧美兴起。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之一的Ch.Lange是von Gerlach的旧友，特地告诉von Gerlach不要在提案中提及“释放奥斯茨基”，而要强调奥斯茨基在和平运动中的意义。于是von Gerlach在1935年1月31日截止期前再度“按时”将提名递交给诺贝尔奖评委，提议书中详尽介绍了奥斯茨基的和平活动和为此数度入狱的经历，引证了托马斯·曼曾为释放奥斯茨基所写的呼吁书。但他很清楚，在这样的特殊时代，如果没有国际社会对诺贝尔和平奖评委压力，奥斯茨基是不可能得奖的。于是他奔波和游说国际名望人士，希望得到他们支持。192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L.Quidde（20年代德国和平协会主席）马上应允。E.Toller在英国争取到有提名权的政治学教授H.Laski。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是一次大战后德国人权协会创建人爱因斯坦，亲自游说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J.Addams(美国社会改革家)。1933年诺贝尔和平奖是追认给英国作家L.Angell，他已经打算提名Cecil勋爵(英国政治家)竞选下届和平奖。奥斯茨基的同事加好友Tucholsky马上写信给他，要他放弃提名Cecil，而是提名奥斯茨基——Cecil后于1937年获和平奖，可惜 Tucholsky于1935年自杀身亡。
最有特色的是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于1935年10月给委员会写的推荐信。他在信签的每一页上都画上一段贝多芬作曲的歌剧《费德里奥》乐谱。歌剧主人公弗洛列斯因反抗暴政而身陷囹圄，政敌想慢慢饿死他，这不正是奥斯茨基的化身？弗洛列斯的妻子费德里奥为营救丈夫而深入监狱，这不是海外德国人的现状？以托马斯·曼的文笔，以贝多芬的音乐，是所有推荐信中最富感情色彩的一篇。
当然，纳粹政府也在活动。早在1934年10月，德国外交部就向瑞典国王和瑞典政府提供了材料，数落奥斯茨基从一次世界大战来“叛国”的各种“罪行”。这一方面可见德国外交部的无知（是挪威而不是瑞典！），但另一方面也从反面证实了奥斯茨基的和平运动政绩。
·绝处逢生的诺贝尔和平奖·
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1935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出乎意料的是，11月19日委员会提前宣布：1935年不颁发诺贝尔和平奖—— 挪威政府毕竟害怕纳粹德国的报复。H.Walter立即在法国报纸上宣布，他们的日内瓦小组将提名奥斯茨基为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次采用的正式文稿是亨利和托马斯·曼兄弟的推荐函。
距离提名截止期1936年1月31日又是非常紧迫，欧美各国自愿形成的各个“奥斯茨基小组”同步行动：英国组争取到了英国一大批世界著名教授的联名，瑞士组争取到125位瑞士议员的提名，流亡北欧的记者勃朗特（70年代德国总理，获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争取到挪威工党的提名，布拉格组争取到 46位捷克/斯洛伐克议员和州长联名，法国组获得163位法国议员和州长联名……短短两个月内，共得到欧美84个团体与个人提名奥斯茨基为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成为史无前例的诺贝尔和平奖院外运动。
在这样强大的国际舆论下，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知道无法蒙混过关了。但委员会还是认为“证据不足”，因为奥斯茨基当时被莱比锡法庭判决时没有留下一点文字资料。当时法庭是偷偷判刑的，所有律师只能简短阅读、而不准将判决书带出法庭，更何况现在是流亡海外的德国人在收集，更无法得到这些原始资料。于是他们想尽办法找到当时五位辩护律师中的四位（一位已被纳粹迫害而自杀），他们分别到所在国法庭宣誓这些判刑情况属实。诺贝尔奖评委学术顾问 Castberg专程赴日内瓦，要求H.Walter以实据澄清三项事实：一、奥斯茨基不是依靠国外资助而从事和平运动；二、他没有参加共产党而成为苏俄共产专制的追随者；三、在丹麦报刊上曾发表过（纳粹政权有意炮制的）对奥斯茨基采访，其中许多观点不是奥斯茨基本人的观点。Walter坐到日内瓦图书馆里翻阅了一个星期资料，出色地解答了委员会的所有疑点。委员会显然哑口无言、没有理由再拒绝颁发了。
纳粹政府对挪威政府进行外交干涉。为了回避压力，挪威外交部长Koht和前总理Mowinckel主动退出诺贝尔奖评委，增补了没有政府背景的新委员。纳粹政府气急败坏，威胁挪威这是“敌对行为”，“干涉内政”，德国将加快建设波罗地海的舰队，这是明显的军事威胁。但挪威毕竟是民主国家，政府无法直接干涉和平奖的颁发。委员会于1936年12月正式宣布：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发放给阿根庭外交部长Lamas，而193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追认给德国的奥斯茨基。对奥斯茨基的评价是：表彰他通过新闻出版而对和平事业的杰出贡献，表彰他勇于反抗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永远不向纳粹低头的一代报人·
奥斯茨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来，纳粹政府恼羞成怒。戈林还是强压怒火亲自找奥斯茨基面谈，开出的条件是：只要奥斯茨基主动放弃这一奖项，政府将保证他的终身养老金。但遭到奥斯茨基拒绝。希特勒盛怒之下授意戈林在帝国议会通过法案，不容许任何一个德国人接受诺贝尔奖——此禁令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开禁——为此设立“德意志科学文化奖”以取代诺贝尔奖。
挪威外交部按照惯例向德国外交部要求，释放奥斯茨基赴挪威领奖。希特勒亲自过问此事，限于外交礼节，希特勒在挪威驻德大使Sahm面前还是同意奥斯茨基赴挪威，但表示奥斯茨基一旦离德，就永久取消他的德国公民身份。戈林授意主管人员暂时不能释放奥斯茨基。秘密警察负责人再与奥斯茨基交谈，奥斯茨基依旧坚持他的和平理念。据此纳粹政府确认奥斯茨基依旧有反政府倾向，所以最终拒绝他赴挪威。
1936年12月10日在奥斯陆举行的授奖仪式上，不仅获奖人因为纳粹干涉而无法亲自到场，授奖人挪威国王也因纳粹威胁而没有到场——这是诺贝尔奖颁发历史上的第一回。奥斯茨基委托一名德国律师受奖，那位律师在纳粹政府的暗地纵容下，居然全部侵吞了这笔奖金，过后在纳粹法庭上仅形式地判处他两年徒刑而不了了之。
因为集中营的恶劣条件，奥斯茨基的身体每况愈下。1933年6月28日《巴黎日报》上发表新闻，大标题“奥斯茨基危在旦夕，Papenburg暗下指令谋杀奥斯茨基！”气得纳粹政府强令奥斯茨基书面澄清，他在集中营并没有受到虐待。
海外朋友们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向纳粹政府施压。例如英国的Ponsenby勋爵通过外交途径、流亡捷克的K.Grossman通过捷克红十字会向德国政府询问奥斯茨基身体状况。德国外交部只能指令秘密警察对奥斯茨基身体检查，然后通过德国驻英国和捷克使馆将检查报告递交给询问人。尽管谎称“奥斯茨基身体健康，还能干活”，但很快将奥斯茨基从沼泽地工作换到了厨房工作。1935年7月，秘密警察再度为奥斯茨基检查身体，还是声称“奥斯茨基还能经受监禁”。奥斯茨基当年编辑部经理Huenicke则向外界传言：奥斯茨基已经被折磨得就如一个70多岁的老人。1935年10月，国际红十字会委托专人前往集中营看望奥斯茨基，确认他已病入膏盲。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又于1936年3月口出狂言要处死奥斯茨基，这些都加重了海外朋友们的忧虑。他们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基督教慈善机构和挪威驻德使馆等，要求国外派出医疗队前往集中营为奥斯茨基治疗，北欧与英国分别派出两个医疗团前往德国闯关，英国医疗团还受到了秘密警察的直接威胁。
1936年正是柏林夏季奥运会的最敏感之年，纳粹政府为了顾及面子，还真担心奥斯茨基有三长两短。1936年4月，秘密警察几次安排医生为奥斯茨基检查身体。检查结果：奥斯茨基身患多种疾病，随时都可能离世。秘密警察马上指令必须保障奥斯茨基的医疗，并作详细记录。万一奥斯茨基有何不测，德国政府对外也有个交代。秘密警察负责人R.Heydrich亲自向戈林汇报，要德国政府做好奥斯茨基可能随时离世的准备。他说，现在国际上对奥斯茨基的呼声越来越高，不仅是法国、捷克、瑞典和西班牙社会，而且还有美国社会。出于德国的对外形象，他不希望看到奥斯茨基死在集中营里。于是戈林亲自批示：将奥斯茨基转到柏林医院治疗，由他钦点秘密警察严密监视。在奥斯茨基转入医院的前一天，秘密警察负责人亲自找到医院院长，出示了戈林的亲笔批示，表示对奥斯茨基的治疗和监视具有特殊的外交意义。国际红十字会于次日就接到德国政府传来奥斯茨基已转入柏林医院的通知，德国宣传部又通过新闻媒体向外“透露”这一消息。但不久秘密警察又发现，尽管种种防范还是无法断绝奥斯茨基与外界的联系。于是打算将奥斯茨基转入其它医院，戈林也同意。但最后看到，奥斯茨基已经活不了几天了，更不可能外逃。别刚转到其它地方就死去，还不如留在柏林医院。
奥斯茨基于1938年5月4日在柏林去世，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躲过秘密警察监视，偷偷潜伏到奥斯茨基的病床前为他作了死者面形石膏像。5月14 日，奥斯茨基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葬在柏林东部Niedersch?nhausen的墓地。纳粹政府禁止在他的墓碑上写名字，强令他妻子改姓，希望这个世界永远忘记这位纳粹政权的反叛者。
但世界不可能忘却一位正直而勇敢的报人，不会忘记这位和平事业的殉道者。早在他去世前夕就在法国出版了他当年同事B.Jacob的《世界公民奥斯茨基》，瑞士出版了他的几位生前好友合著的《奥斯茨基》，在捷克的《新世界舞台》上发表了亨利·曼为奥斯茨基写的专文“忍者”。
青年时代的奥斯茨基是位诗人，但正如他青年时代的朋友L.Tügel说的那样：“他最终没有成为诗人，也没有必要成为诗人”，因为他用自己的青春，写下了一曲反抗专制的生命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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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9日星期二
梁文道：昂山素季关于免于恐惧的经验
梁文道：在一场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之中，你如果面对着底下的人群是一群因为长期的被压迫，受苦于种种不正义与折磨这样一个人群，你很容易面对他们的时候会变得特别的激动，然后你希望把他们带领往某个方向，率领他们去干出一番大事——我说的这个你，当然是某种群众运动的领导人，甚至一个革命领袖。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你要挥起愤怒的拳头，要用一个很激昂的语调去呼唤他们的热情，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的，也很常见的。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我们见过无数的电影、电视或者照片，都让我们显现到看到这样一种的群众领袖一般的人物，他们充满了魅力，充满了自信。
但是在同样的场合底下，如果你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温柔、易让，甚至还面带微笑，很轻声的说话，这种情况下，你做的就不止是一个群众领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精神领袖。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做一个精神领袖远比做一个有魅力的英雄更加更加困难。我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位人物，就是我手上这本书的作者昂山素季，今天介绍这本书叫做《Freedom from Fear》，摆脱或者是免除恐惧的自由。
那么昂山素季，我过去一直说过，她是世界上在我心目中目前最美丽的一个人，她的美并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天生丽质，而是因为她那种内在的气质，就像我刚才讲的，有某种精神领袖的坚定、谦虚跟温和。为什么温和是这么重要呢？只有当你目睹她的时候，你才知道她的重要。
有时候我在网上，或者过去一些电视新闻画面里面看到昂山素季，总是让我非常地感动，她在那种群众集会的场合底下，你看到她总是低头微笑，然后有一回，我甚至见到她站在一个围栏内，围栏外面明显的是那些防守她的那些军警，那些军警举着枪，样子很冷漠，但是昂山素季在他们后面向群众挥手说话的时候，仍然保持她一贯的那种温婉的状态。
那么在这样的状态底下的时候，我还会看到她在向群众，甚至是看守她的军警合十敬礼。因为我们知道她是缅甸人，缅甸是个佛教国家，平常见面，大家打招呼就是合十为礼。而这个合十我们现在总说是一种佛家的人对别人表示尊敬或者礼佛，但其实我们晓得，当我们在礼佛的时候，对着佛像合十顶礼，这时候与其说是表面只是尊敬觉者，尊敬佛陀，倒不如说有时候还是为了要照见我们自己，你看见佛的时候，你就应该想起来，哎呀，其实我也有佛性，我心里面也有这一尊佛。你做这个顶礼的动作，合十的动作，是为了发现自己的佛性。
同样的你如果用合十的方法跟别人打招呼，你这个尊敬也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尊敬，而且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合十去看到在你眼前，你向他顶礼的这个人，他心中也有佛性。当昂山素季在对一些看管她的军警合十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她在他们身上也看到他们都原来是些和平的、有佛性的人。
那么说回这本书，这本书很让人意外的地方，前面有几篇文章，相当长的文章里面，有一篇谈到印度跟缅甸在同样被英国殖民的时候，它里面知识分子生活、文化生活是怎么样，写得不算非常好，但是也有学术见地。这时候我们才忽然想起来，原来昂山素季如果没有回缅甸搞这些事，被人们关起来、软禁起来的话，她在英国，在牛津继续待下去的话，原本是想当一个学者，要研究缅甸文化的，但是很可惜，她这个愿望恐怕不能达到了。不过没关系，她做了一样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们就来看看这里面的主题文章，就是免除恐惧的自由。
在这里面，她介绍了一个缅甸人对腐败的一个观念的说法，这个腐败指的不只是一个贪污腐败那种腐败，应该准确的翻译，这个corruption应该翻译成是一种腐坏，这种腐坏在缅甸文里面，他们叫它有四种腐坏，叫做四种的（腐坏缅甸语），这个（腐坏）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以前印度的方言巴利文，我们知道缅甸是很受印度佛教的影响，早期南传佛教的影响，那么巴利文是充分渗透到缅甸日常人的语言这种。
这里面就提到有四种贪腐，第一个就是贪污。贪是什么呢，就说你因为贪，因此使得你的欲望去诱使你离开了正确的道路，这是一种腐坏。第二种腐坏叫做偏狭。由于你个人一个太狭隘的观点跟视野，使得你偏离了正确的道路。第三种纯粹就是因为无知。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正确的道路。第四种就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恐惧，所以它逐渐逐渐地摧毁了你所有关于是非的观念。
恐惧什么呢？它在这里面接着就讲，比如以她所亲历的当时缅甸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国民，他们可能会害怕如果我说了某些话、做了某些事，会不会因此比方说失去我的工作，失去我的财富，失去我的地位，失去我的亲人，失去我的爱人，失去我的家庭，失去我的自由，失去我的一切呢？因为恐惧失去，这一种导致你没办法再坚持某种正确的说法，甚至慢慢有时候这种恐惧感渗透进来，由于你不承认你真的恐惧，它还会变成什么，它还会变成你反过来觉得你原本可以相信是正确那些东西是根本一文不值的。人家跟你讨论起来，说哎呀，说这些干嘛，一点意思都没有，何必呢？又或者你说，说这些干嘛呢，这些根本就是坏的东西，甚至是完全是是非到倒错的这么来看一些本来很正确的事物跟正确的判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已经完全被恐惧腐蚀掉了，你的心灵就败坏了。那么怎样才能免除这种恐惧呢？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方法，昂山素季在这里讲到的也许就是她的经验之谈，她认为任何的革命都必须是一种心灵的革命，这个革命要培养出来的是一种无惧感，这个无惧呢，看起来似乎是天赋，勇气好像是天赋，其实也是透过后天的努力的。它应该栽培一种习惯，这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让自己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不要因为恐惧而左右你，你做任何决定，如果被恐惧左右的话，这时候你已经不再是原来你自己，你就当然被腐坏掉了。
读书频道_凤凰网 2010年10月19日
但是在同样的场合底下，如果你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温柔、易让，甚至还面带微笑，很轻声的说话，这种情况下，你做的就不止是一个群众领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精神领袖。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做一个精神领袖远比做一个有魅力的英雄更加更加困难。我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位人物，就是我手上这本书的作者昂山素季，今天介绍这本书叫做《Freedom from Fear》，摆脱或者是免除恐惧的自由。
那么昂山素季，我过去一直说过，她是世界上在我心目中目前最美丽的一个人，她的美并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天生丽质，而是因为她那种内在的气质，就像我刚才讲的，有某种精神领袖的坚定、谦虚跟温和。为什么温和是这么重要呢？只有当你目睹她的时候，你才知道她的重要。
有时候我在网上，或者过去一些电视新闻画面里面看到昂山素季，总是让我非常地感动，她在那种群众集会的场合底下，你看到她总是低头微笑，然后有一回，我甚至见到她站在一个围栏内，围栏外面明显的是那些防守她的那些军警，那些军警举着枪，样子很冷漠，但是昂山素季在他们后面向群众挥手说话的时候，仍然保持她一贯的那种温婉的状态。
那么在这样的状态底下的时候，我还会看到她在向群众，甚至是看守她的军警合十敬礼。因为我们知道她是缅甸人，缅甸是个佛教国家，平常见面，大家打招呼就是合十为礼。而这个合十我们现在总说是一种佛家的人对别人表示尊敬或者礼佛，但其实我们晓得，当我们在礼佛的时候，对着佛像合十顶礼，这时候与其说是表面只是尊敬觉者，尊敬佛陀，倒不如说有时候还是为了要照见我们自己，你看见佛的时候，你就应该想起来，哎呀，其实我也有佛性，我心里面也有这一尊佛。你做这个顶礼的动作，合十的动作，是为了发现自己的佛性。
同样的你如果用合十的方法跟别人打招呼，你这个尊敬也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尊敬，而且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合十去看到在你眼前，你向他顶礼的这个人，他心中也有佛性。当昂山素季在对一些看管她的军警合十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她在他们身上也看到他们都原来是些和平的、有佛性的人。
那么说回这本书，这本书很让人意外的地方，前面有几篇文章，相当长的文章里面，有一篇谈到印度跟缅甸在同样被英国殖民的时候，它里面知识分子生活、文化生活是怎么样，写得不算非常好，但是也有学术见地。这时候我们才忽然想起来，原来昂山素季如果没有回缅甸搞这些事，被人们关起来、软禁起来的话，她在英国，在牛津继续待下去的话，原本是想当一个学者，要研究缅甸文化的，但是很可惜，她这个愿望恐怕不能达到了。不过没关系，她做了一样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们就来看看这里面的主题文章，就是免除恐惧的自由。
在这里面，她介绍了一个缅甸人对腐败的一个观念的说法，这个腐败指的不只是一个贪污腐败那种腐败，应该准确的翻译，这个corruption应该翻译成是一种腐坏，这种腐坏在缅甸文里面，他们叫它有四种腐坏，叫做四种的（腐坏缅甸语），这个（腐坏）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以前印度的方言巴利文，我们知道缅甸是很受印度佛教的影响，早期南传佛教的影响，那么巴利文是充分渗透到缅甸日常人的语言这种。
这里面就提到有四种贪腐，第一个就是贪污。贪是什么呢，就说你因为贪，因此使得你的欲望去诱使你离开了正确的道路，这是一种腐坏。第二种腐坏叫做偏狭。由于你个人一个太狭隘的观点跟视野，使得你偏离了正确的道路。第三种纯粹就是因为无知。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正确的道路。第四种就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恐惧，所以它逐渐逐渐地摧毁了你所有关于是非的观念。
恐惧什么呢？它在这里面接着就讲，比如以她所亲历的当时缅甸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国民，他们可能会害怕如果我说了某些话、做了某些事，会不会因此比方说失去我的工作，失去我的财富，失去我的地位，失去我的亲人，失去我的爱人，失去我的家庭，失去我的自由，失去我的一切呢？因为恐惧失去，这一种导致你没办法再坚持某种正确的说法，甚至慢慢有时候这种恐惧感渗透进来，由于你不承认你真的恐惧，它还会变成什么，它还会变成你反过来觉得你原本可以相信是正确那些东西是根本一文不值的。人家跟你讨论起来，说哎呀，说这些干嘛，一点意思都没有，何必呢？又或者你说，说这些干嘛呢，这些根本就是坏的东西，甚至是完全是是非到倒错的这么来看一些本来很正确的事物跟正确的判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已经完全被恐惧腐蚀掉了，你的心灵就败坏了。那么怎样才能免除这种恐惧呢？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方法，昂山素季在这里讲到的也许就是她的经验之谈，她认为任何的革命都必须是一种心灵的革命，这个革命要培养出来的是一种无惧感，这个无惧呢，看起来似乎是天赋，勇气好像是天赋，其实也是透过后天的努力的。它应该栽培一种习惯，这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让自己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不要因为恐惧而左右你，你做任何决定，如果被恐惧左右的话，这时候你已经不再是原来你自己，你就当然被腐坏掉了。
读书频道_凤凰网 2010年10月19日
2010年10月18日星期一
中央社：习近平确定为中共第5代核心领导人，对台湾是好事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18日转载）
（中央社）中央社记者张谦香港18日电中共17届5中全会决定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分析家指出，这显示习近平已确定为中共第5代核心领导人。
政治分析家李风和刘澜昌今天同时指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获增补军委副主席，说明习近平的接班地位完全没有问题。
李风说，习近平的接班地位获确定，对台湾来说也是好事；习近平曾在福建省工作多年，在台湾有很多朋友，对台很了解，而且对台是有感情的。
他估计，基于对台的认识和有感情，习近平接班后及在“一个中国”的底线下，对台可能会有更新的思路。
对于习近平的管治理念，李风认为，习近平很爱读书，且从基层做起，了解国情，了解民间疾苦，在管治上应有自己的一套思考和理论。
谈到习近平喜欢读书，李风说，据其了解，习近平于高中毕业后到延安下乡时，就曾带了一箱书去读；而书读多了，就有自己的思想和理想。
李风指出，习近平近年所讲的话，都是自己经过思考而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的，很少由祕书撰写。
9月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时说，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李风说，这就是习近平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理念；上述两句话有些像孙中山思想，相信这也反映出习近平自己的理念和思想。
去年初，在拉丁美访问的习近平被问到西方国家对中国不友善时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飢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有甚麽好挑剔的？”
李风说，这也是习近平自己的语言，反映出他对中国和世界局势的思考。
对于外界忧虑习近平的“太子党”出身，李风说，习近平一向觉得自己与其他“太子党”不同，是从基层做起，一步步往上爬的。
李风相信，习近平接班后，应该不会改变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
他又说，出任军委副主席可让习近平多了解部队，扩大会晤不同层面的外宾，对其完全接班更有帮助；而习近平早年曾担任前国防部长耿飙的祕书，对军务已有一定的认识。
李风并预期，2012年习近平将会同时接任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不会像江泽民一样，在卸任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两年后才交出军委主席职务。
他说，中国已是大国，这种明确的交棒方式是正面的，可让接班正常化、透明化，同时让外国了解到，中国领导层的权力转移没有问题。
刘澜昌则指出，2012年习近平接位时，胡锦涛也许可能会彷照江泽民的做法，两年后才会交出军委主席。
他也指出，习近平很有个性，在治国上有自己的想法。譬如，7月习近平在唐山市进行调研时提出“四有”概念。
习近平当时说，要进一步完善选人用人机制，真正把那些坚持科学发展有韧劲、谋画科学发展有思路、推动科学发展有激情、实现科学发展有贡献的优秀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努力造就推动科学发展的骨干队伍。
在此之前，习近平也曾在海南省提出类似概念。
刘澜昌说，相对于习近平，胡锦涛当年接班前，都没有提出类似管治思考。
刘澜昌预期，习近平上任后不会改变改革开放政策，但其“太子党”背景令人揣测，他将会更具党性，形象上对党更加忠诚。
（中央社）中央社记者张谦香港18日电中共17届5中全会决定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分析家指出，这显示习近平已确定为中共第5代核心领导人。
政治分析家李风和刘澜昌今天同时指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获增补军委副主席，说明习近平的接班地位完全没有问题。
李风说，习近平的接班地位获确定，对台湾来说也是好事；习近平曾在福建省工作多年，在台湾有很多朋友，对台很了解，而且对台是有感情的。
他估计，基于对台的认识和有感情，习近平接班后及在“一个中国”的底线下，对台可能会有更新的思路。
对于习近平的管治理念，李风认为，习近平很爱读书，且从基层做起，了解国情，了解民间疾苦，在管治上应有自己的一套思考和理论。
谈到习近平喜欢读书，李风说，据其了解，习近平于高中毕业后到延安下乡时，就曾带了一箱书去读；而书读多了，就有自己的思想和理想。
李风指出，习近平近年所讲的话，都是自己经过思考而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的，很少由祕书撰写。
9月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时说，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李风说，这就是习近平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理念；上述两句话有些像孙中山思想，相信这也反映出习近平自己的理念和思想。
去年初，在拉丁美访问的习近平被问到西方国家对中国不友善时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飢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有甚麽好挑剔的？”
李风说，这也是习近平自己的语言，反映出他对中国和世界局势的思考。
对于外界忧虑习近平的“太子党”出身，李风说，习近平一向觉得自己与其他“太子党”不同，是从基层做起，一步步往上爬的。
李风相信，习近平接班后，应该不会改变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
他又说，出任军委副主席可让习近平多了解部队，扩大会晤不同层面的外宾，对其完全接班更有帮助；而习近平早年曾担任前国防部长耿飙的祕书，对军务已有一定的认识。
李风并预期，2012年习近平将会同时接任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不会像江泽民一样，在卸任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两年后才交出军委主席职务。
他说，中国已是大国，这种明确的交棒方式是正面的，可让接班正常化、透明化，同时让外国了解到，中国领导层的权力转移没有问题。
刘澜昌则指出，2012年习近平接位时，胡锦涛也许可能会彷照江泽民的做法，两年后才会交出军委主席。
他也指出，习近平很有个性，在治国上有自己的想法。譬如，7月习近平在唐山市进行调研时提出“四有”概念。
习近平当时说，要进一步完善选人用人机制，真正把那些坚持科学发展有韧劲、谋画科学发展有思路、推动科学发展有激情、实现科学发展有贡献的优秀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努力造就推动科学发展的骨干队伍。
在此之前，习近平也曾在海南省提出类似概念。
刘澜昌说，相对于习近平，胡锦涛当年接班前，都没有提出类似管治思考。
刘澜昌预期，习近平上任后不会改变改革开放政策，但其“太子党”背景令人揣测，他将会更具党性，形象上对党更加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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