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8日星期二
2010大盘点
1.发改委成立至今只做过两件事：1.涨价，2.替涨价辩护！
2.目前中国有效的反腐手段有：1.夫妻反目；2.家中被盗；3.意外事故；4.情人举报；5.网民诅咒！
3.《台湾保钓人士成功出海，官方派军舰全程护航》——妈的！这么多年了，国军还是正面战场！
4.外国蓝领的工资跟白领的一般高，这件事传到国内让工人知道了，工人就集体到中南海门口抗议工资太低，领导出来拍胸脯保证以后工人的工资能和白领一样高。经过十年努力，现在大学生的工资的确和民工一样高了
5.人体肠道内的面积超过200平方米，而我们住的还不到20平方米，所以——我们还不如一坨屎！
6.敏感词屏蔽的社会，路遇熟人：“你懂的！”熟人：“你也懂的～”互相点点头，继续散步……
7.国外奶粉热销中国的原因：1.没有三聚氰胺；2.如果有可以索赔巨款；3.如果索赔不成不会进监狱。
8.上海对北京说：“盛会过后烧栋楼也算是我们的老传统了～”北京点点头，然后和上海一起默默地看着广州……
9.感冒了，怕去医院太破费，于是对老婆说：“熬点姜汤喝吧。”老婆说：“姜太贵，咱们还是去医院吧……”
10.问英语老师“山寨”怎么说，老师一下愣住了，过了会儿，一字一顿地说道：made in China…
11.一女同事忧心重重地从我身边走过，嘴里叨叨着：“糟糕，我可能要红了……我U盘丢了……”
12.奶奶说如果菜价再这样涨下去，那么房子就要跟白菜一个价喽～
2.目前中国有效的反腐手段有：1.夫妻反目；2.家中被盗；3.意外事故；4.情人举报；5.网民诅咒！
3.《台湾保钓人士成功出海，官方派军舰全程护航》——妈的！这么多年了，国军还是正面战场！
4.外国蓝领的工资跟白领的一般高，这件事传到国内让工人知道了，工人就集体到中南海门口抗议工资太低，领导出来拍胸脯保证以后工人的工资能和白领一样高。经过十年努力，现在大学生的工资的确和民工一样高了
5.人体肠道内的面积超过200平方米，而我们住的还不到20平方米，所以——我们还不如一坨屎！
6.敏感词屏蔽的社会，路遇熟人：“你懂的！”熟人：“你也懂的～”互相点点头，继续散步……
7.国外奶粉热销中国的原因：1.没有三聚氰胺；2.如果有可以索赔巨款；3.如果索赔不成不会进监狱。
8.上海对北京说：“盛会过后烧栋楼也算是我们的老传统了～”北京点点头，然后和上海一起默默地看着广州……
9.感冒了，怕去医院太破费，于是对老婆说：“熬点姜汤喝吧。”老婆说：“姜太贵，咱们还是去医院吧……”
10.问英语老师“山寨”怎么说，老师一下愣住了，过了会儿，一字一顿地说道：made in China…
11.一女同事忧心重重地从我身边走过，嘴里叨叨着：“糟糕，我可能要红了……我U盘丢了……”
12.奶奶说如果菜价再这样涨下去，那么房子就要跟白菜一个价喽～
2010年12月25日星期六
三个天朝不喜欢的真实故事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2月25日 转载)
转自中青论坛
第一个故事：
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评论：大清国人人有病。 什么病？ 做了奴隶而不知道自己是奴隶，还以为自由是病。 林语堂先生曾说过，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权利时时刻刻在受到着侵害，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处处为统治阶级辩护，在动物界能找出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第二个故事：
十八个世纪，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曾在波茨坦建立了一座行宫。一次，他住进了行宫，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但他的视线却被一座磨坊挡住了。皇帝大为扫兴。这座磨坊“有碍观瞻”。他派人与磨坊主去协商，打算买下这座磨坊，以便拆除。不想，磨坊主坚决不卖，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祖上世代留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无论多少钱都不卖！皇帝大怒，派出卫队，强行将磨房拆了。
倔犟的磨坊主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让人惊讶的是，法院居然判皇帝败诉。并判决皇帝在原地按原貌重建这座磨坊，并赔偿磨坊主的经济损失。皇帝服从地执行了法院的判决，重建了这座磨坊。
数十年后，威廉一世与磨坊主都相继去世。磨坊主的儿子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他写信给当时的皇帝威廉二世，自愿将磨坊出卖给他。威廉二世接到这封信后，感慨万千。他认为磨坊之事关系到国家的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的形象。它是一座丰碑，成为德国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象征，应当永远保留。便亲笔回信，劝其保留这座磨坊，以传子孙。并赠给了他6000马克，以偿还其所欠债务。小磨坊主收到回信后，十分感动。决定不再出售这座磨坊，以铭记这段往事。
正如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所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评论：人最自由、自主、安全和独立的时候是在被称为家的房子里，如果连这一栖身之地都不是自己所有的，人到哪里去寻求和确保自己的独立自主安全和幸福了？财政权是其它权利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根基。财政权使个人权利具体化，从而在根本上限制了政府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第三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XX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评论：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是不允许用任何借口来无视的。自然法永远高于社会法。
转自中青论坛
第一个故事：
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评论：大清国人人有病。 什么病？ 做了奴隶而不知道自己是奴隶，还以为自由是病。 林语堂先生曾说过，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权利时时刻刻在受到着侵害，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处处为统治阶级辩护，在动物界能找出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第二个故事：
十八个世纪，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曾在波茨坦建立了一座行宫。一次，他住进了行宫，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但他的视线却被一座磨坊挡住了。皇帝大为扫兴。这座磨坊“有碍观瞻”。他派人与磨坊主去协商，打算买下这座磨坊，以便拆除。不想，磨坊主坚决不卖，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祖上世代留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无论多少钱都不卖！皇帝大怒，派出卫队，强行将磨房拆了。
倔犟的磨坊主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让人惊讶的是，法院居然判皇帝败诉。并判决皇帝在原地按原貌重建这座磨坊，并赔偿磨坊主的经济损失。皇帝服从地执行了法院的判决，重建了这座磨坊。
数十年后，威廉一世与磨坊主都相继去世。磨坊主的儿子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他写信给当时的皇帝威廉二世，自愿将磨坊出卖给他。威廉二世接到这封信后，感慨万千。他认为磨坊之事关系到国家的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的形象。它是一座丰碑，成为德国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象征，应当永远保留。便亲笔回信，劝其保留这座磨坊，以传子孙。并赠给了他6000马克，以偿还其所欠债务。小磨坊主收到回信后，十分感动。决定不再出售这座磨坊，以铭记这段往事。
正如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所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评论：人最自由、自主、安全和独立的时候是在被称为家的房子里，如果连这一栖身之地都不是自己所有的，人到哪里去寻求和确保自己的独立自主安全和幸福了？财政权是其它权利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根基。财政权使个人权利具体化，从而在根本上限制了政府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第三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XX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评论：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是不允许用任何借口来无视的。自然法永远高于社会法。
朝鲜沉默：中国二次抗美援朝底线曝光
（2010年12月25日）
来源：51军事观察室
朝鲜为何不继续对抗的真正原因？
——那就是他们从中国这里知道没有第二次抗美援朝的可能性
今天一个学生问我，为什么以前强硬的朝鲜如今面对韩美的实弹演习竟然无声无息了；仅仅只是抗议和要求六方会谈。前后这么大的反差，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我说这是因为朝鲜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一个发动战争就等于自取灭亡的人清醒了；因为中国肯定不会有第二次抗美援朝了，所以战争就意味着朝鲜的灭亡。
为什么不会有第二次抗美援朝呢，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出的结论：
首先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再也不是共产主义阵营的概念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再也不会当共产主义战士了。在这样的价值观下，从领导到百姓都不会到朝鲜去抗美援朝。
因为这是人生哲学的理念问题，它决定了中国人不会为朝鲜人而牺牲自己。所以说朝鲜从我们的社会价值观中知道了对抗的后果，从而使他们产生了转变态度的做法；这就是朝鲜从社会性质得出的结论。
第二是中国目前经济红火，从而使权力者成为快速致富的既得利益者；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更没有任何权力者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加入到朝鲜战争；所以中国的各级领导从本质上绝对是反对战争的，因为战争只会使他们失去这既得利益的时机。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不仅自己不愿意加入战争；更反对朝鲜挑起战争。因为战争将使中国失去这个机遇，从而使绝大部分的权力者失去了成为富翁的机会。
其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树立了新的价值观，那就是“先己后人”；即自己先富起，再带动别人富。至于带不带别人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必须先富起来。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社会才有了“先己后人”的价值观。
在这样价值观熏陶下的中国人，难道还能再产生“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观念吗。所以说现在不仅改革开放中出生的年轻人不会抗美援朝，就是受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也不会抗美援朝了。在这样的现实下，朝鲜人只能是自己转变观念；因为政权比面子重要。
其四朝鲜人认为中国经济红火必然军备强大，谁知中国经济红火只是使少数人富了起来；而军队还没有进入到世界强国的范围。看今天的世界，保持军力第一的军队还是美国；现在中国不仅没有能力帮助朝鲜，而且自己的南海和东海领土都被侵占；
最后中国也只能是抗议，因为根本没有能力保卫领土完整。为什么，因为战争是靠实力的；而中国没有航空母舰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没有航母保障的战争中，中国连南海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又有什么能力能保证抗美援朝的胜利呢。
其五是中国今天并没有与美国和韩国为敌的打算，因为我们的经济与这些经济强国连在一起了。所以说如果打仗，中国还没有进入战争就会损失惨重。这就是说不从政治上讲，仅就经济联系的损失就看出中国不愿意战争。
正因为如此，中国从经济利益上讲都会妥协；在中国都只能妥协的时候，朝鲜还能强硬吗。在中国战略强硬与战术妥协的感召下，朝鲜也只能是无声无息了。
其六是中国人创造了“土地换和平”的理论，而且一直在发扬光大；就如同我老家农村的土地被别村的人侵占了，最后人家办了林权证而得到本该是我村的赔偿。而我村的领导竟然不愿意组织村民去闹，因为组织村民闹事就意味着丢官；
而当官所得到的利益竟然比组织村民闹事得到的利益大，所以村干部没有任何人有意见；自然也就没有村干部组织村民闹事了。而村民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眼前利益而去为大家闹利益，结果这几千万的赔偿款竟然就这样无声无息被别人得到了。这不是我老家农村的个案，而应该是今天中国人的普遍心理。
中国地大物博，土地损失点也没有什么；但我们决不放弃眼前的既得利益，因为这才是自己直接得到的利益。所以我们没有人愿意在南海打一仗，也没有人愿意在动海打一仗；当然更没有人愿意去朝鲜帮助朝鲜人打仗。
在全体中国人都不愿意打仗的今天，朝鲜还想要第二次抗美援朝难道不是痴心梦想吗。既然中国把他们的梦惊醒了，他们难道自己会不胆战心惊吗。因为发动战争就意味着自己灭亡，他们还愿意对抗吗。
正因为如此，中美两国战争的可能性绝对是零；所以朝鲜战争不会发生，南海战争也不会发生；当然东海战争同样也不会发生。在没有战争的影响下，中国继续发扬制造世界级富翁的传统；最终中国将成为世界富翁最多的国家，这也是中华民族唯一值得骄傲的地方。
朝鲜为何愿做“沉默的羔羊”？
朝鲜似乎越来越“沉默”了。韩方短时间的两次军演，都没有挑起朝鲜的反应神经，到底是“不值得”回应，还是政府连“批评”的勇气都已消退？这个昔日以“发狠话”立脚的国家，在对方不断升级的军演挑衅中，果真应了美国的预言“期待朝鲜低调回应军演”？
上个月的同一天，朝鲜把20余枚炮弹撂给了韩国一侧的延坪岛附近，让韩方的驻守士兵殉了国，虽然阵亡的仅是个案，虽然事后韩方首先承认自己“行动”在“先”，然而这一流血事实毫无疑问激起了韩方民众的悲难情绪，也撕开了南北一家亲的伤口。
两兄弟打架，不是以“理”论短长，要看是谁最终“挂了彩”。挂彩的一方似乎都能潜意识地掌控舆论上的主导权。泥鳅一样的韩国掌握住了这个“先机”，并把怨气升级为军演挑衅，到底是报天安舰击沉之仇？抑或是让朝鲜从此俯首称臣？韩方的军事思维在他国的“授意”下，似乎正在接近预期。
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1995年1月提出并实施的“先军政治”，的确让朝鲜点燃了“非常时期”稳安的长明灯，但同时也使得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遭受到了严重挑战。这个在夹缝中生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刚刚从闭幕的党代会中走出“封闭”，新一届的领导核心还没来得及阐述新的“施政理论”，便猝不及防地碰到了这一新的外交课题。
发展核武，是朝鲜留给世界的“把柄”，围绕这个“把柄”，朝鲜在国际上一度被贴上“无赖国家”的标签，因为这个“标签”，朝鲜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方面要顶住来自强势国家的经济封锁，另一方面还要应对来自多方军事上的打压。一个被“画地为牢”的个人，尚不能有更大发展，何况本就底子像纸一样薄的国家？
正是因为此，朝鲜有太多向国际上“发狠话”的理由，再多的理由也离不开“发展”。朝鲜需要发展，而那些在国际上处处兜售“自由”和“民主”的强势国家，何时给过这个国家应有的尊重？给过他们资以发展的国际空间吗？
朝鲜针对韩国军演挑衅的两次回应，被大部分观察家无限放大它的“软弱”性，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冷战思维灵魂附体，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治学态度。
朝鲜需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需要“南北两地和平统一的骨肉亲情”，更需要重获国际尊重的完整的国家主权。诚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说言：“任何人都无权让韩朝人民流血！”我们必须正确看待朝鲜的“沉默”，他们的“沉默”在他国坚船利炮的威逼下正变成一种“智慧”，但愿，被怂恿唆使的韩国也能够看到这种“智慧”！
来源：51军事观察室
朝鲜为何不继续对抗的真正原因？
——那就是他们从中国这里知道没有第二次抗美援朝的可能性
今天一个学生问我，为什么以前强硬的朝鲜如今面对韩美的实弹演习竟然无声无息了；仅仅只是抗议和要求六方会谈。前后这么大的反差，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我说这是因为朝鲜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一个发动战争就等于自取灭亡的人清醒了；因为中国肯定不会有第二次抗美援朝了，所以战争就意味着朝鲜的灭亡。
为什么不会有第二次抗美援朝呢，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出的结论：
首先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再也不是共产主义阵营的概念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再也不会当共产主义战士了。在这样的价值观下，从领导到百姓都不会到朝鲜去抗美援朝。
因为这是人生哲学的理念问题，它决定了中国人不会为朝鲜人而牺牲自己。所以说朝鲜从我们的社会价值观中知道了对抗的后果，从而使他们产生了转变态度的做法；这就是朝鲜从社会性质得出的结论。
第二是中国目前经济红火，从而使权力者成为快速致富的既得利益者；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更没有任何权力者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加入到朝鲜战争；所以中国的各级领导从本质上绝对是反对战争的，因为战争只会使他们失去这既得利益的时机。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不仅自己不愿意加入战争；更反对朝鲜挑起战争。因为战争将使中国失去这个机遇，从而使绝大部分的权力者失去了成为富翁的机会。
其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树立了新的价值观，那就是“先己后人”；即自己先富起，再带动别人富。至于带不带别人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必须先富起来。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社会才有了“先己后人”的价值观。
在这样价值观熏陶下的中国人，难道还能再产生“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观念吗。所以说现在不仅改革开放中出生的年轻人不会抗美援朝，就是受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也不会抗美援朝了。在这样的现实下，朝鲜人只能是自己转变观念；因为政权比面子重要。
其四朝鲜人认为中国经济红火必然军备强大，谁知中国经济红火只是使少数人富了起来；而军队还没有进入到世界强国的范围。看今天的世界，保持军力第一的军队还是美国；现在中国不仅没有能力帮助朝鲜，而且自己的南海和东海领土都被侵占；
最后中国也只能是抗议，因为根本没有能力保卫领土完整。为什么，因为战争是靠实力的；而中国没有航空母舰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没有航母保障的战争中，中国连南海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又有什么能力能保证抗美援朝的胜利呢。
其五是中国今天并没有与美国和韩国为敌的打算，因为我们的经济与这些经济强国连在一起了。所以说如果打仗，中国还没有进入战争就会损失惨重。这就是说不从政治上讲，仅就经济联系的损失就看出中国不愿意战争。
正因为如此，中国从经济利益上讲都会妥协；在中国都只能妥协的时候，朝鲜还能强硬吗。在中国战略强硬与战术妥协的感召下，朝鲜也只能是无声无息了。
其六是中国人创造了“土地换和平”的理论，而且一直在发扬光大；就如同我老家农村的土地被别村的人侵占了，最后人家办了林权证而得到本该是我村的赔偿。而我村的领导竟然不愿意组织村民去闹，因为组织村民闹事就意味着丢官；
而当官所得到的利益竟然比组织村民闹事得到的利益大，所以村干部没有任何人有意见；自然也就没有村干部组织村民闹事了。而村民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眼前利益而去为大家闹利益，结果这几千万的赔偿款竟然就这样无声无息被别人得到了。这不是我老家农村的个案，而应该是今天中国人的普遍心理。
中国地大物博，土地损失点也没有什么；但我们决不放弃眼前的既得利益，因为这才是自己直接得到的利益。所以我们没有人愿意在南海打一仗，也没有人愿意在动海打一仗；当然更没有人愿意去朝鲜帮助朝鲜人打仗。
在全体中国人都不愿意打仗的今天，朝鲜还想要第二次抗美援朝难道不是痴心梦想吗。既然中国把他们的梦惊醒了，他们难道自己会不胆战心惊吗。因为发动战争就意味着自己灭亡，他们还愿意对抗吗。
正因为如此，中美两国战争的可能性绝对是零；所以朝鲜战争不会发生，南海战争也不会发生；当然东海战争同样也不会发生。在没有战争的影响下，中国继续发扬制造世界级富翁的传统；最终中国将成为世界富翁最多的国家，这也是中华民族唯一值得骄傲的地方。
朝鲜为何愿做“沉默的羔羊”？
朝鲜似乎越来越“沉默”了。韩方短时间的两次军演，都没有挑起朝鲜的反应神经，到底是“不值得”回应，还是政府连“批评”的勇气都已消退？这个昔日以“发狠话”立脚的国家，在对方不断升级的军演挑衅中，果真应了美国的预言“期待朝鲜低调回应军演”？
上个月的同一天，朝鲜把20余枚炮弹撂给了韩国一侧的延坪岛附近，让韩方的驻守士兵殉了国，虽然阵亡的仅是个案，虽然事后韩方首先承认自己“行动”在“先”，然而这一流血事实毫无疑问激起了韩方民众的悲难情绪，也撕开了南北一家亲的伤口。
两兄弟打架，不是以“理”论短长，要看是谁最终“挂了彩”。挂彩的一方似乎都能潜意识地掌控舆论上的主导权。泥鳅一样的韩国掌握住了这个“先机”，并把怨气升级为军演挑衅，到底是报天安舰击沉之仇？抑或是让朝鲜从此俯首称臣？韩方的军事思维在他国的“授意”下，似乎正在接近预期。
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1995年1月提出并实施的“先军政治”，的确让朝鲜点燃了“非常时期”稳安的长明灯，但同时也使得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遭受到了严重挑战。这个在夹缝中生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刚刚从闭幕的党代会中走出“封闭”，新一届的领导核心还没来得及阐述新的“施政理论”，便猝不及防地碰到了这一新的外交课题。
发展核武，是朝鲜留给世界的“把柄”，围绕这个“把柄”，朝鲜在国际上一度被贴上“无赖国家”的标签，因为这个“标签”，朝鲜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方面要顶住来自强势国家的经济封锁，另一方面还要应对来自多方军事上的打压。一个被“画地为牢”的个人，尚不能有更大发展，何况本就底子像纸一样薄的国家？
正是因为此，朝鲜有太多向国际上“发狠话”的理由，再多的理由也离不开“发展”。朝鲜需要发展，而那些在国际上处处兜售“自由”和“民主”的强势国家，何时给过这个国家应有的尊重？给过他们资以发展的国际空间吗？
朝鲜针对韩国军演挑衅的两次回应，被大部分观察家无限放大它的“软弱”性，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冷战思维灵魂附体，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治学态度。
朝鲜需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需要“南北两地和平统一的骨肉亲情”，更需要重获国际尊重的完整的国家主权。诚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说言：“任何人都无权让韩朝人民流血！”我们必须正确看待朝鲜的“沉默”，他们的“沉默”在他国坚船利炮的威逼下正变成一种“智慧”，但愿，被怂恿唆使的韩国也能够看到这种“智慧”！
2010年12月24日星期五
MSNBC评出2010年度最佳天文照片
MSNBC评出2010年度最佳天文照片
（2010年12月24日 转载）
来源：新华网
迪拜塔的长长阴影
夕阳中的航天飞机
旋转的恒星幼儿园
毛茸茸的太阳
最清晰的太阳黑子
火星上的“树”
我们在太空的家园
太空漫步
双月当空
（2010年12月24日 转载）
来源：新华网
迪拜塔的长长阴影
夕阳中的航天飞机
旋转的恒星幼儿园
毛茸茸的太阳
最清晰的太阳黑子
火星上的“树”
我们在太空的家园
太空漫步
双月当空
曹飞云：《让子弹飞》精心设计的政治科幻骗局
作者：曹飞云 2010-12-24 08:38:09 发表于：博客中国
本人向来不看国产电影，昨天在表妹的一再央求下才陪着她去华星国际影城看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看了之后却吃了我一惊，才觉得国产影片之阴险不可小觑。《让子弹飞》它不是一部普通意义的打斗片或历史片，准确的说它是一部立足中国现实的政治科幻片。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专制腐败的鹅城，体制内开明派张牧之发动难以觉醒的人们，推翻了体制内实权派黄四郎的暴政，并引领鹅城走向繁荣富强。乍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给未来的社会转型勾画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影片因此获得了大量观众的共鸣。可是仔细分析起来，却发现观众们不过是落入了一个精心设计并且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科幻骗局。
首先，来看社会现实在影片中的艺术再现。
影片中故事的发生地在鹅城，鹅城即“恶城”。在鹅城，买官卖官成风，6任县长都是从省长那里买来的；官商勾结搜刮百姓，苛捐杂税已经征到了90年后；实权派黄四郎控制了鹅城的政治和经济，他批发官帽、贩卖烟土、拐卖妇女、豢养黑社会欺压百姓、制造冤案，无恶不作；访民无处伸冤，衙门口的冤鼓生根长叶成了一棵树。对比之下比邻的康城因为没有黄四郎而成了一座富裕的城市。
鹅城在影片里还有另外的象征意义。中国唯一有鹅城之称的是广西的百色，百色是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因而鹅城也是一个红色符号。百色之所以叫鹅城，起源于一个民间传说：一对老夫妇收养了两只白鹅，在老夫妇濒临死亡绝境时，一直未下蛋的鹅下了十几颗金蛋挽救了他们。在鹅城，鹅是救世主，张牧之是鹅的化身，在影片显现张牧之率领人马推翻黄四郎暴政的高大身影时鹅多次同时出现。
影片所要表达的意思无非是：“在黄四郎之流的作恶下，鹅城虽然是一座凶城，但会有张牧之这样的救世主将它带出困境”。
影片还用马拉着飞奔的列车（简称马列）来形容体制。列车上的旗帜是十八颗星，里外各9颗相连，注意，中心围成一个圈的是9颗星，9颗星围成圈是体制的独特代表。
这马拉飞奔的列车在影片开头和结尾各出现一次。开头出现时驾驶列车的是贪官代表马邦德一伙，还带着号令一致的长枪队（城管？），目的地是险恶的鹅城。意思是：国家在腐败与暴政的驱使下走进了凶险之地。影片结尾出现时，驾驶列车的换成了张牧之的弟兄带着花姐，旗帜依旧。张牧之的弟兄代表了体制内开明派，花姐则代表了左右派知识分子，这点在下文详细交代。这次列车的方向是上海（繁荣的象征）、浦东（改革开放的象征）。意思是：国家在体制内开明派带领左右派的共同治理下回到了改革开放的正轨，从此走向繁荣富强。
影片还用百年冤鼓来比喻维稳机制。衙门门前的冤鼓已经闲置了100多年了，长了根又生了叶，变成了一颗树。当六弟听从张牧之的吩咐要砍出冤鼓为百姓伸冤时，被贪官代表马邦德阻止，马说：“哪有冤啦，啊，谁敢有冤啊。这都一百多年啦，你要把它砍啦把鼓露出来，不定出多大冤啦”。试想想，这百年冤鼓不很相像那捂盖子灭火式的维稳体制吗，明明有鼓，却被藏了起来，设置的某个部门不就是那长在冤鼓上的树吗？多么形象的比喻。
在描述老百姓对现状的评价时影片用了张牧之和马邦德的一段对话：“可惜啊，多好的一个牧（睦）字”“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土匪的名字叫牧之（睦之，和谐理论），人们更愿意相信叫麻子（麻之）”。睦之，一个多好的理念啊，可是在土匪当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睦之就成了麻之，这段对话形象地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
影片对社会现实的描述得到了观众的认同，也强烈引起了要求社会变革的共鸣，这是影片获得一致赞同的原因，也是诱使观众步入陷阱的第一步。
其次，再来看作者对社会各阶层在影片中的角色定位。
张牧之：体制内开明派。特点：革命江山的创始人之一，有职无权，清廉、公正、主张人人平等，试图发动群众把实权派赶下台创造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国家。影片中的张牧之曾是革命党的手枪队长，为打下革命江山出生入死。他的县长职位是通过“双规”贪官偶然获取的，“双规”即要求贪官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交代问题，影片中张牧之拿闹钟来审问马邦德意指现实中的双规。张牧之“霸气外露”，只是针对黄四郎。他有人人平等的观念，他不许老百姓对他下跪，“皇上都没了，没人值得你们下跪”。他还有民主理念，革命成功后把座椅让给老百姓，影片快结尾时象征自由民主的飞鹰在他头上盘旋。他“钱也不要、美女也不要”只要“接腿”。这里接腿指的是接上“黄四郎的腿”。影片交代，刘都统（影片中出现的最高权威）有三条腿，但黄四郎这条腿断了。三条腿喻指“*个代表”，“*个代表”分别代表什么大家都知道，根据影片交代黄四郎代表的既不是民族资本家（民族资本家是指鹅城的另两大家族），也不代表知识分子（影片中知识分子是指会写戏本的马邦德和会画像敲鼓的花姐，一个投靠实权派做了贪官，一个被权贵欺压做着妓女），黄四郎理应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利益”，可是断了。张牧之的奋斗目标是把黄四郎的钱拿出来分给大家（“剿匪”），并把这条断腿街上。且看马邦德和张牧之的对白：“美女你不能要，钱也不能要，你要什么啊？”“腿，有了腿便有了路！”
黄四郎：体制内实权派。特点：革命江山的创始人之一，有实权，有靠山，掌握军队，批发官帽、贩卖烟土、拐卖妇女、豢养黑社会制造冤案，无恶不作。黄四郎和张牧之一起参加了革命，他有两颗地雷，一颗用在革命时期夺取了江山，一颗试图用来对付张牧之。这两颗地雷都是“made in USA”，来自自由民主世界，意思是说N年前黄四郎用自由民主的口号赢取了江山，他还要再次用自由民主的口号来战胜开明派，可是这一次他失算了，民众没有再上他的当，炸死的仅是贪官。黄四郎“脸上没有四”，他有“五代家业”，因而黄四郎也是*子党的象征。鹅城的实权是掌握在黄四郎手中的，他一下子可以批发六顶县长的官帽，在鹅城，县长不过是摆设，黄四郎可以让他滚，也可以让他死。黄四郎是最高领导刘都统的心腹，省城也有很硬的关系网。黄四郎还可以调动军队，他让胡百去找郭旅长派骑兵来对付叛乱。正因为有实权、有靠山、掌握了军队，所以黄四郎就可以在鹅城为所欲为。他贩卖烟土，南中国小半烟土都是他经营。他拐卖妇女，逼良为娼，花姐、黛玉晴雯子都是他买来赚钱的。他豢养黑社会欺压百姓、制造冤案，手下供养几百人的吃喝，他的团练教头黑社会“武举人”当街欺辱百姓，百姓怒不敢言。他眼里只有钱，为了钱不顾天理良心，草菅人命，哪管他洪水滔天，简直无恶不作。
马邦德：贪官。特点：坑蒙拐骗，买官捞钱，腐朽堕落，压制冤情，勾结不良商人搜刮百姓，贪官是实权派黄四郎的走狗。马邦德，即马德帮。马德为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卖官案“马德卖官案”。马邦德是知识分子出身，他进山西开过矿，在山西骗了人家钱、又骗了人家女儿，被人追债躲进了妓院，靠写戏文为生，妓女“县长夫人”出钱为他买了县长一职。他为人八面玲珑，腐朽奢侈，自诩“能文能武，吃喝玩乐，风花雪月样样精通”。他投资买官，官职到手后就拼命搜刮，勾结豪绅搜刮穷人。他压制冤案，百年冤鼓弃而不用。他有奶就是娘，既可以叫张牧之为恩人，又改口叫黄四郎为恩人。他六亲不认，弃妻儿不顾。从他口里得知县长们都是黄四郎们的走狗，看黄四郎们的眼色行事，向黄四郎们跪着要饭吃。马邦德是现实中贪官的翻版。
以上三个角色是影片中的主要角色。在开明派出现前，鹅城被实权派和贪官勾结，搞得鸡犬不宁、乌烟瘴气。开明派出手，首先是用双规的手段弄掉了贪官，把县长一职搞到手，然后发动鹅城的百姓革命，分了黄四郎的家产，炸了黄四郎和他的碉楼。
影片除了片面拔高张牧之外，还为开明派推卸责任。在影片中，老百姓逆来顺受，麻木不仁，从来就不会反抗，只会分家产、争位子，享受胜利果实。老百姓打麻将的镜头多次出现，有银子时在打麻将，没银子时也在打麻将，有枪时在打麻将，没枪时也在打麻将。而实际上影片在片面反映事实，为塑造开明派的英雄形象，完全无视现实中此起彼伏的群体抗争，试图反复论证社会变革只能在开明派的主导下进行。影片中也低估了民间知识分子的作用，把民间知识分子说成是非不分，并为开明派推卸责任。马邦德和花姐是影片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前者会写戏文，后来投机做了贪官，是利益集团的走狗；后者会画画像、击鼓，被实权派欺压，是民间知识分子的代表。影片把民间知识分子明确地分为左右两派，说明作者对社会的洞察力很不一般。影片中有两次左右手持枪的镜头，第一次是花姐在投身革命前花姐持枪对准张牧之，张牧之说道：“你左手拿枪的意思我懂（左派），你右手拿枪的意思我懂（右派），你就这么待着我不懂。”“我不打你，你不恨我，你不拿枪对准黄四郎，为什么对准我？”花姐答道：“因为你是好人（开明派）”。
前面交代了，影片中张牧之是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的。影片通过张牧之为民伸冤、发钱、发枪，不知不觉掌握了话语权，使人误认为”张牧之”是”鹅城”唯一的救世主，于是诱导观众在充满希望中等待”张牧之”的出手，这才是影片要向观众灌输的主题。问题是现实中有张牧之这样的体制内开明派吗？他是9颗星的哪一颗呢？怎么大伙看到的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呢？如果有体制内开明派他为什么不率先公开自己的身家呢？难道要人们一直这样休无止境地等待奇迹的出现吗？比起张艺谋用华丽场景、赵本山用插科打诨、陈凯歌用扭曲价值观来麻醉观众，姜文的艺术手法无疑要高超许多，姜文是名副其实的影帝。“别急，让子弹飞一会儿吧”，一个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http://www.blogchina.com/201012241067795.html
本人向来不看国产电影，昨天在表妹的一再央求下才陪着她去华星国际影城看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看了之后却吃了我一惊，才觉得国产影片之阴险不可小觑。《让子弹飞》它不是一部普通意义的打斗片或历史片，准确的说它是一部立足中国现实的政治科幻片。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专制腐败的鹅城，体制内开明派张牧之发动难以觉醒的人们，推翻了体制内实权派黄四郎的暴政，并引领鹅城走向繁荣富强。乍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给未来的社会转型勾画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影片因此获得了大量观众的共鸣。可是仔细分析起来，却发现观众们不过是落入了一个精心设计并且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科幻骗局。
首先，来看社会现实在影片中的艺术再现。
影片中故事的发生地在鹅城，鹅城即“恶城”。在鹅城，买官卖官成风，6任县长都是从省长那里买来的；官商勾结搜刮百姓，苛捐杂税已经征到了90年后；实权派黄四郎控制了鹅城的政治和经济，他批发官帽、贩卖烟土、拐卖妇女、豢养黑社会欺压百姓、制造冤案，无恶不作；访民无处伸冤，衙门口的冤鼓生根长叶成了一棵树。对比之下比邻的康城因为没有黄四郎而成了一座富裕的城市。
鹅城在影片里还有另外的象征意义。中国唯一有鹅城之称的是广西的百色，百色是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因而鹅城也是一个红色符号。百色之所以叫鹅城，起源于一个民间传说：一对老夫妇收养了两只白鹅，在老夫妇濒临死亡绝境时，一直未下蛋的鹅下了十几颗金蛋挽救了他们。在鹅城，鹅是救世主，张牧之是鹅的化身，在影片显现张牧之率领人马推翻黄四郎暴政的高大身影时鹅多次同时出现。
影片所要表达的意思无非是：“在黄四郎之流的作恶下，鹅城虽然是一座凶城，但会有张牧之这样的救世主将它带出困境”。
影片还用马拉着飞奔的列车（简称马列）来形容体制。列车上的旗帜是十八颗星，里外各9颗相连，注意，中心围成一个圈的是9颗星，9颗星围成圈是体制的独特代表。
这马拉飞奔的列车在影片开头和结尾各出现一次。开头出现时驾驶列车的是贪官代表马邦德一伙，还带着号令一致的长枪队（城管？），目的地是险恶的鹅城。意思是：国家在腐败与暴政的驱使下走进了凶险之地。影片结尾出现时，驾驶列车的换成了张牧之的弟兄带着花姐，旗帜依旧。张牧之的弟兄代表了体制内开明派，花姐则代表了左右派知识分子，这点在下文详细交代。这次列车的方向是上海（繁荣的象征）、浦东（改革开放的象征）。意思是：国家在体制内开明派带领左右派的共同治理下回到了改革开放的正轨，从此走向繁荣富强。
影片还用百年冤鼓来比喻维稳机制。衙门门前的冤鼓已经闲置了100多年了，长了根又生了叶，变成了一颗树。当六弟听从张牧之的吩咐要砍出冤鼓为百姓伸冤时，被贪官代表马邦德阻止，马说：“哪有冤啦，啊，谁敢有冤啊。这都一百多年啦，你要把它砍啦把鼓露出来，不定出多大冤啦”。试想想，这百年冤鼓不很相像那捂盖子灭火式的维稳体制吗，明明有鼓，却被藏了起来，设置的某个部门不就是那长在冤鼓上的树吗？多么形象的比喻。
在描述老百姓对现状的评价时影片用了张牧之和马邦德的一段对话：“可惜啊，多好的一个牧（睦）字”“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土匪的名字叫牧之（睦之，和谐理论），人们更愿意相信叫麻子（麻之）”。睦之，一个多好的理念啊，可是在土匪当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睦之就成了麻之，这段对话形象地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
影片对社会现实的描述得到了观众的认同，也强烈引起了要求社会变革的共鸣，这是影片获得一致赞同的原因，也是诱使观众步入陷阱的第一步。
其次，再来看作者对社会各阶层在影片中的角色定位。
张牧之：体制内开明派。特点：革命江山的创始人之一，有职无权，清廉、公正、主张人人平等，试图发动群众把实权派赶下台创造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国家。影片中的张牧之曾是革命党的手枪队长，为打下革命江山出生入死。他的县长职位是通过“双规”贪官偶然获取的，“双规”即要求贪官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交代问题，影片中张牧之拿闹钟来审问马邦德意指现实中的双规。张牧之“霸气外露”，只是针对黄四郎。他有人人平等的观念，他不许老百姓对他下跪，“皇上都没了，没人值得你们下跪”。他还有民主理念，革命成功后把座椅让给老百姓，影片快结尾时象征自由民主的飞鹰在他头上盘旋。他“钱也不要、美女也不要”只要“接腿”。这里接腿指的是接上“黄四郎的腿”。影片交代，刘都统（影片中出现的最高权威）有三条腿，但黄四郎这条腿断了。三条腿喻指“*个代表”，“*个代表”分别代表什么大家都知道，根据影片交代黄四郎代表的既不是民族资本家（民族资本家是指鹅城的另两大家族），也不代表知识分子（影片中知识分子是指会写戏本的马邦德和会画像敲鼓的花姐，一个投靠实权派做了贪官，一个被权贵欺压做着妓女），黄四郎理应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利益”，可是断了。张牧之的奋斗目标是把黄四郎的钱拿出来分给大家（“剿匪”），并把这条断腿街上。且看马邦德和张牧之的对白：“美女你不能要，钱也不能要，你要什么啊？”“腿，有了腿便有了路！”
黄四郎：体制内实权派。特点：革命江山的创始人之一，有实权，有靠山，掌握军队，批发官帽、贩卖烟土、拐卖妇女、豢养黑社会制造冤案，无恶不作。黄四郎和张牧之一起参加了革命，他有两颗地雷，一颗用在革命时期夺取了江山，一颗试图用来对付张牧之。这两颗地雷都是“made in USA”，来自自由民主世界，意思是说N年前黄四郎用自由民主的口号赢取了江山，他还要再次用自由民主的口号来战胜开明派，可是这一次他失算了，民众没有再上他的当，炸死的仅是贪官。黄四郎“脸上没有四”，他有“五代家业”，因而黄四郎也是*子党的象征。鹅城的实权是掌握在黄四郎手中的，他一下子可以批发六顶县长的官帽，在鹅城，县长不过是摆设，黄四郎可以让他滚，也可以让他死。黄四郎是最高领导刘都统的心腹，省城也有很硬的关系网。黄四郎还可以调动军队，他让胡百去找郭旅长派骑兵来对付叛乱。正因为有实权、有靠山、掌握了军队，所以黄四郎就可以在鹅城为所欲为。他贩卖烟土，南中国小半烟土都是他经营。他拐卖妇女，逼良为娼，花姐、黛玉晴雯子都是他买来赚钱的。他豢养黑社会欺压百姓、制造冤案，手下供养几百人的吃喝，他的团练教头黑社会“武举人”当街欺辱百姓，百姓怒不敢言。他眼里只有钱，为了钱不顾天理良心，草菅人命，哪管他洪水滔天，简直无恶不作。
马邦德：贪官。特点：坑蒙拐骗，买官捞钱，腐朽堕落，压制冤情，勾结不良商人搜刮百姓，贪官是实权派黄四郎的走狗。马邦德，即马德帮。马德为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卖官案“马德卖官案”。马邦德是知识分子出身，他进山西开过矿，在山西骗了人家钱、又骗了人家女儿，被人追债躲进了妓院，靠写戏文为生，妓女“县长夫人”出钱为他买了县长一职。他为人八面玲珑，腐朽奢侈，自诩“能文能武，吃喝玩乐，风花雪月样样精通”。他投资买官，官职到手后就拼命搜刮，勾结豪绅搜刮穷人。他压制冤案，百年冤鼓弃而不用。他有奶就是娘，既可以叫张牧之为恩人，又改口叫黄四郎为恩人。他六亲不认，弃妻儿不顾。从他口里得知县长们都是黄四郎们的走狗，看黄四郎们的眼色行事，向黄四郎们跪着要饭吃。马邦德是现实中贪官的翻版。
以上三个角色是影片中的主要角色。在开明派出现前，鹅城被实权派和贪官勾结，搞得鸡犬不宁、乌烟瘴气。开明派出手，首先是用双规的手段弄掉了贪官，把县长一职搞到手，然后发动鹅城的百姓革命，分了黄四郎的家产，炸了黄四郎和他的碉楼。
影片除了片面拔高张牧之外，还为开明派推卸责任。在影片中，老百姓逆来顺受，麻木不仁，从来就不会反抗，只会分家产、争位子，享受胜利果实。老百姓打麻将的镜头多次出现，有银子时在打麻将，没银子时也在打麻将，有枪时在打麻将，没枪时也在打麻将。而实际上影片在片面反映事实，为塑造开明派的英雄形象，完全无视现实中此起彼伏的群体抗争，试图反复论证社会变革只能在开明派的主导下进行。影片中也低估了民间知识分子的作用，把民间知识分子说成是非不分，并为开明派推卸责任。马邦德和花姐是影片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前者会写戏文，后来投机做了贪官，是利益集团的走狗；后者会画画像、击鼓，被实权派欺压，是民间知识分子的代表。影片把民间知识分子明确地分为左右两派，说明作者对社会的洞察力很不一般。影片中有两次左右手持枪的镜头，第一次是花姐在投身革命前花姐持枪对准张牧之，张牧之说道：“你左手拿枪的意思我懂（左派），你右手拿枪的意思我懂（右派），你就这么待着我不懂。”“我不打你，你不恨我，你不拿枪对准黄四郎，为什么对准我？”花姐答道：“因为你是好人（开明派）”。
前面交代了，影片中张牧之是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的。影片通过张牧之为民伸冤、发钱、发枪，不知不觉掌握了话语权，使人误认为”张牧之”是”鹅城”唯一的救世主，于是诱导观众在充满希望中等待”张牧之”的出手，这才是影片要向观众灌输的主题。问题是现实中有张牧之这样的体制内开明派吗？他是9颗星的哪一颗呢？怎么大伙看到的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呢？如果有体制内开明派他为什么不率先公开自己的身家呢？难道要人们一直这样休无止境地等待奇迹的出现吗？比起张艺谋用华丽场景、赵本山用插科打诨、陈凯歌用扭曲价值观来麻醉观众，姜文的艺术手法无疑要高超许多，姜文是名副其实的影帝。“别急，让子弹飞一会儿吧”，一个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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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3日星期四
云南信息报：“防火墙之父”北邮校长方滨兴微博遭网民“围攻”
Posted by 梦里狩猎, Filed under 光荣之路, views:261 views
2010-12-23
有“中国国家防火墙（GFW）之父”之称的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近日开通经过认证的新浪微博，被网民发现后遭遇“围攻”。随后有网民称该微博账号出现访问故障，但记者发现该微博目前“死而复生”，内容已被屏蔽，成了“僵尸”微博。
网民围观“防火墙之父”
12月20日，有网民发现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在新浪开通微博，消息不胫而走，引来大量网民围观。在北邮人论坛，“方滨兴校长开微博”的消息也引起学生关注，有网民注意到方滨兴微博并未关注北京邮电大学官方微博，但后者已加了前者的关注。
从网民评论来看，方滨兴开通微博引起如此巨大关注来自于其特殊的身份。今年3 月，中国信息产业网、《人民邮电报》首次在公开报道中介绍方滨兴的身份为“中国国家防火墙（GFW）之父”，他在北京邮电大学官方网站简历也显示，“首先提出了建设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的理念，并组织研制、实现了相应的系统。”
大量网民至此后，评论剧增，网民的围观很快变为“围攻”。“请问你在中国为什么上不了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网站？”还有网民称，“方校长做点好事教我们怎么翻墙吧”、“请推荐一款最好的翻墙软件”。有网民在微博上召唤北邮学生，“你们的校长开微博了，他微博里的评论太牛了。”还有网民调侃，“微博请出‘网络公敌’也不失为提高人气的好办法。”
所有评论未获任何回应，随后，该微博不能正常访问，有网民还发现，“账号关闭前，网民的评论数量已呈直线下降趋势。”《华尔街日报》12月20日引述新浪微博公关部人士毛涛涛消息称，“其确认方滨兴开通了新浪微博，但未透露具体开通时间，其称并未删除任何网民评论，‘如果他们没有违反相关规定，我们没有权利删掉任何信息或者微博。’”
方滨兴新浪微博依然存在
通过百度搜索快照显示方滨兴发布了3条微博，其中一条通过Android客户端发布于12月18日晚，表示又一个博士生答辩了，“我这个年龄，已经熬到了以学生为荣的境地了。”还有一条是给敬一丹打招呼的留言，“我可不敢像你们那么敢说。”
方滨兴微博只关注了3名好友：“人民搜索邓亚萍”、“敬一丹”、“崔永元”。据媒体公开报道，方滨兴为邓亚萍所在的“人民搜索”提出多项建议，“既然人民搜索是政府搜索，那么肯定要完成政府赋予的职责，如果你完成了，其他的没有完成，就只有退出。”他还建议“人民搜索”增加一些新功能，比如在“人民搜索”上可以看到Twitter的内容，“这样的内容既符合政府要求，又尽可能地满足网民的访问需求。”
12月21日晚，记者发现经过认证的方滨兴新浪微博依然存在。截至昨日22时，方滨兴新浪微博粉丝数为5286人，但系统显示，“方滨兴还没有开始微博，请等待。”有意思的是，网民还发现，在新浪微博搜索“方滨兴”，系统显示查无此人。
2010-12-23
有“中国国家防火墙（GFW）之父”之称的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近日开通经过认证的新浪微博，被网民发现后遭遇“围攻”。随后有网民称该微博账号出现访问故障，但记者发现该微博目前“死而复生”，内容已被屏蔽，成了“僵尸”微博。
网民围观“防火墙之父”
12月20日，有网民发现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在新浪开通微博，消息不胫而走，引来大量网民围观。在北邮人论坛，“方滨兴校长开微博”的消息也引起学生关注，有网民注意到方滨兴微博并未关注北京邮电大学官方微博，但后者已加了前者的关注。
从网民评论来看，方滨兴开通微博引起如此巨大关注来自于其特殊的身份。今年3 月，中国信息产业网、《人民邮电报》首次在公开报道中介绍方滨兴的身份为“中国国家防火墙（GFW）之父”，他在北京邮电大学官方网站简历也显示，“首先提出了建设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的理念，并组织研制、实现了相应的系统。”
大量网民至此后，评论剧增，网民的围观很快变为“围攻”。“请问你在中国为什么上不了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网站？”还有网民称，“方校长做点好事教我们怎么翻墙吧”、“请推荐一款最好的翻墙软件”。有网民在微博上召唤北邮学生，“你们的校长开微博了，他微博里的评论太牛了。”还有网民调侃，“微博请出‘网络公敌’也不失为提高人气的好办法。”
所有评论未获任何回应，随后，该微博不能正常访问，有网民还发现，“账号关闭前，网民的评论数量已呈直线下降趋势。”《华尔街日报》12月20日引述新浪微博公关部人士毛涛涛消息称，“其确认方滨兴开通了新浪微博，但未透露具体开通时间，其称并未删除任何网民评论，‘如果他们没有违反相关规定，我们没有权利删掉任何信息或者微博。’”
方滨兴新浪微博依然存在
通过百度搜索快照显示方滨兴发布了3条微博，其中一条通过Android客户端发布于12月18日晚，表示又一个博士生答辩了，“我这个年龄，已经熬到了以学生为荣的境地了。”还有一条是给敬一丹打招呼的留言，“我可不敢像你们那么敢说。”
方滨兴微博只关注了3名好友：“人民搜索邓亚萍”、“敬一丹”、“崔永元”。据媒体公开报道，方滨兴为邓亚萍所在的“人民搜索”提出多项建议，“既然人民搜索是政府搜索，那么肯定要完成政府赋予的职责，如果你完成了，其他的没有完成，就只有退出。”他还建议“人民搜索”增加一些新功能，比如在“人民搜索”上可以看到Twitter的内容，“这样的内容既符合政府要求，又尽可能地满足网民的访问需求。”
12月21日晚，记者发现经过认证的方滨兴新浪微博依然存在。截至昨日22时，方滨兴新浪微博粉丝数为5286人，但系统显示，“方滨兴还没有开始微博，请等待。”有意思的是，网民还发现，在新浪微博搜索“方滨兴”，系统显示查无此人。
王玲：曹顺利，等你回来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2月24日 来稿)
曹顺利你好：
年关将至，你让人揪心那！不知你身体怎样？精神可好？
今年，2010年四月你第一次刑满释放刚出来，就去看病，看嗓子和其他的病。嗓子是在狱中被多次灌食，被多次戳破食管儿，导致胸肺发炎，疼痛难忍。你去看胃病，你的胃病不知是怎么造成的，你还总是呕吐。可是你还没有来得及看到化验结果，却又被抓入狱，天理不公啊！
曹顺利：你这次被关那四平方面米大的小黑屋了吗？关了几次？关了多久？是七、八月份吗？外面高温近四十度，密封的小黑屋里该多少度？再不给你水喝。电棍电你了吗？共电了你几次？每次电了你多久？几根电棍一齐电你？给你捆紧在铁椅子上灌食了吗？一天灌几次？灌了多少天？
这小黑屋、这电棍、这捆紧在铁椅子上灌食、不让睡觉、不让去厕所，是专门给法轮功和上访维权的人准备的刑法。这是那两个没有人性的新提升的大队长韩江兰、程远铮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曹顺利：你会背那些30条了吗？你会做操了吗？即便是你会背30条了，会做操了，也不会给你积分卡。没有积分卡，你就不能买吃的，你现在菜汤不够吃的，光吃馒头，从胃里往上冒酸水儿；你多想吃一口咸菜呀?没有积分卡，你就不能下队，就不能减刑；就一直处在严管状态。
曹顺利：你剪头发了吗?我劝你剪得短些再短些，不要怕难看，省得哪天那些没有人性的警察不高兴了，揪住你的头发往墙上撞，往铁架子床上撞，后果是：落下毛病，造成内伤，不好医治。还说在执法。关你小黑屋，你也要想开：小黑屋里安静，听不到警察随时的叫骂声、听不到犯人们山呼：折磨你的人的万岁声，及新闻里的富民强国的大好形势，耳根清净。耳根清净啊！
曹顺利：天气已经很冷了，你是否被强迫睡在地上？这可是一个冬天那！冬天，门缝儿的地风吹来，多冷啊？是否克扣你的睡眠时间？你能洗澡吗？
曹顺利：你每天劳动几个小时？六点起床，或者为了赶活儿，五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中间除了摧着吃饭入厕，全在干活，甚至深夜。夏天，有电扇不开，大队是为了当‘节电先进标兵”大队。冬天，在囚室里糊纸盒，那呛人的化学胶水味儿，开窗户冷，不开窗户呛，呛的人流泪、咳嗽不止，恶心呕吐，你的脸上是否起满了小米粒一样的小疙瘩？奇痒难忍，一抓就破，流黄水儿？尖利的硬纸常划破手的各个部位，没有治疗。
曹顺利：狱中的超市假货居多却很贵，08年的笔芯儿1.5元一只还尽碰上坏的，今年还不得两元一只？请你帮我托托人，让我去承包那里的超市，让我也赚点儿钱。
曹顺利：这次在狱中，班长小哨儿们，狱卒队长们，偷拿你的生活用品了吗？偷划你账上的钱了吗？强迫你买，你不需要的物品了吗？用你的新毛巾去擦队部办公室的卫生间了吗？
曹顺利;你看书、写笔记吗？別抄了，别写了，你抄写一点儿报纸杂志上的诗文也会被搜走，还说：拿走就是理由。你能往哪儿藏啊？
曹顺利:你要多活动。如果他们不让你活动，除了吃饭睡觉一整天只让你坐在儿童塑料小椅子上，动弹就用皮鞋踢你，这难道不是一种虐待吗？不让活动，又少有菜吃，又被严管，精神难免高度紧张，五天左右解不出大便来，苦不堪言。脚肿的穿不上鞋。他们如果让犯人出去活动也是为了摄像，而且只挑几个吸毒卖淫的年轻的犯人。一年多一次，为向上级和外界汇报。如果没有人性的警察虐待你，你要牢牢的记清姓名，立即向团河检察院反应；如果谁不让你反应，你也要记住是谁，是谁不给约，不让约的。团河检察院的一个叫李银，一个姓郑，他们态度很好，已经找过我好几次了，他们的电话：01059909681。
曹顺利：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律师，知名学者都在关心着你，关心着受酷刑折磨、迫害的人们。
我和野靖环等许多人一直在向司法部、检察院反应劳教酷刑虐待的问题，现在是否有所好转？应该有所好转了吧？你要利用现有的条件，尽量好好调理身体，等你出来后，和我们的团队一起，继续维权，到人大常委会等部门，有理有利有节的提要求，提建议，废除中国独有的、践踏人权，践踏宪法，不合理的《劳教制度》！
曹顺利：劳教还有一条规定：去探监的人，只能是生你的，和你生的，别人，包括兄弟姐妹，是不允许去看你的。更别说朋友了。如果没有符合标准的人去看望你，劳教所那些没有人性的警察就会更加肆无忌惮的、有持无恐的虐待你。你上次入狱，我给你写了四封信，你一封也没有收到，信到何处？这次，我再次用挂号信给你发信，请你收到信后尽快给我回信，如果一个月内收不到你的信，我将通过检察院追查此信的下落，一查到底。这封信发给你的同时，也发到了网上，希望有好心的人能够把信再一次转给你。下次去信，跟你谈你开庭的事。现在，送你一支歌吧：
我曾在远方把你眺望，我曾在梦乡把你亲近，
我曾默默为你祈祷，我曾深深为你牵魂，
我和你曾有个约定，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根，
相约去祭拜心中的神，相约去诉说思念的情，
你何时踏上这归乡的路？你何时迈进这回家的门？
何时依偎在祖国的怀抱？和亲朋们共享阳光。
因我目前住在朝阳区的城乡结合部，信件管理混乱，恐难收到。回信请寄到李利荣处。
我的手机：
王玲2010年12月23日
曹顺利你好：
年关将至，你让人揪心那！不知你身体怎样？精神可好？
今年，2010年四月你第一次刑满释放刚出来，就去看病，看嗓子和其他的病。嗓子是在狱中被多次灌食，被多次戳破食管儿，导致胸肺发炎，疼痛难忍。你去看胃病，你的胃病不知是怎么造成的，你还总是呕吐。可是你还没有来得及看到化验结果，却又被抓入狱，天理不公啊！
曹顺利：你这次被关那四平方面米大的小黑屋了吗？关了几次？关了多久？是七、八月份吗？外面高温近四十度，密封的小黑屋里该多少度？再不给你水喝。电棍电你了吗？共电了你几次？每次电了你多久？几根电棍一齐电你？给你捆紧在铁椅子上灌食了吗？一天灌几次？灌了多少天？
这小黑屋、这电棍、这捆紧在铁椅子上灌食、不让睡觉、不让去厕所，是专门给法轮功和上访维权的人准备的刑法。这是那两个没有人性的新提升的大队长韩江兰、程远铮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曹顺利：你会背那些30条了吗？你会做操了吗？即便是你会背30条了，会做操了，也不会给你积分卡。没有积分卡，你就不能买吃的，你现在菜汤不够吃的，光吃馒头，从胃里往上冒酸水儿；你多想吃一口咸菜呀?没有积分卡，你就不能下队，就不能减刑；就一直处在严管状态。
曹顺利：你剪头发了吗?我劝你剪得短些再短些，不要怕难看，省得哪天那些没有人性的警察不高兴了，揪住你的头发往墙上撞，往铁架子床上撞，后果是：落下毛病，造成内伤，不好医治。还说在执法。关你小黑屋，你也要想开：小黑屋里安静，听不到警察随时的叫骂声、听不到犯人们山呼：折磨你的人的万岁声，及新闻里的富民强国的大好形势，耳根清净。耳根清净啊！
曹顺利：天气已经很冷了，你是否被强迫睡在地上？这可是一个冬天那！冬天，门缝儿的地风吹来，多冷啊？是否克扣你的睡眠时间？你能洗澡吗？
曹顺利：你每天劳动几个小时？六点起床，或者为了赶活儿，五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中间除了摧着吃饭入厕，全在干活，甚至深夜。夏天，有电扇不开，大队是为了当‘节电先进标兵”大队。冬天，在囚室里糊纸盒，那呛人的化学胶水味儿，开窗户冷，不开窗户呛，呛的人流泪、咳嗽不止，恶心呕吐，你的脸上是否起满了小米粒一样的小疙瘩？奇痒难忍，一抓就破，流黄水儿？尖利的硬纸常划破手的各个部位，没有治疗。
曹顺利：狱中的超市假货居多却很贵，08年的笔芯儿1.5元一只还尽碰上坏的，今年还不得两元一只？请你帮我托托人，让我去承包那里的超市，让我也赚点儿钱。
曹顺利：这次在狱中，班长小哨儿们，狱卒队长们，偷拿你的生活用品了吗？偷划你账上的钱了吗？强迫你买，你不需要的物品了吗？用你的新毛巾去擦队部办公室的卫生间了吗？
曹顺利;你看书、写笔记吗？別抄了，别写了，你抄写一点儿报纸杂志上的诗文也会被搜走，还说：拿走就是理由。你能往哪儿藏啊？
曹顺利:你要多活动。如果他们不让你活动，除了吃饭睡觉一整天只让你坐在儿童塑料小椅子上，动弹就用皮鞋踢你，这难道不是一种虐待吗？不让活动，又少有菜吃，又被严管，精神难免高度紧张，五天左右解不出大便来，苦不堪言。脚肿的穿不上鞋。他们如果让犯人出去活动也是为了摄像，而且只挑几个吸毒卖淫的年轻的犯人。一年多一次，为向上级和外界汇报。如果没有人性的警察虐待你，你要牢牢的记清姓名，立即向团河检察院反应；如果谁不让你反应，你也要记住是谁，是谁不给约，不让约的。团河检察院的一个叫李银，一个姓郑，他们态度很好，已经找过我好几次了，他们的电话：01059909681。
曹顺利：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律师，知名学者都在关心着你，关心着受酷刑折磨、迫害的人们。
我和野靖环等许多人一直在向司法部、检察院反应劳教酷刑虐待的问题，现在是否有所好转？应该有所好转了吧？你要利用现有的条件，尽量好好调理身体，等你出来后，和我们的团队一起，继续维权，到人大常委会等部门，有理有利有节的提要求，提建议，废除中国独有的、践踏人权，践踏宪法，不合理的《劳教制度》！
曹顺利：劳教还有一条规定：去探监的人，只能是生你的，和你生的，别人，包括兄弟姐妹，是不允许去看你的。更别说朋友了。如果没有符合标准的人去看望你，劳教所那些没有人性的警察就会更加肆无忌惮的、有持无恐的虐待你。你上次入狱，我给你写了四封信，你一封也没有收到，信到何处？这次，我再次用挂号信给你发信，请你收到信后尽快给我回信，如果一个月内收不到你的信，我将通过检察院追查此信的下落，一查到底。这封信发给你的同时，也发到了网上，希望有好心的人能够把信再一次转给你。下次去信，跟你谈你开庭的事。现在，送你一支歌吧：
我曾在远方把你眺望，我曾在梦乡把你亲近，
我曾默默为你祈祷，我曾深深为你牵魂，
我和你曾有个约定，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根，
相约去祭拜心中的神，相约去诉说思念的情，
你何时踏上这归乡的路？你何时迈进这回家的门？
何时依偎在祖国的怀抱？和亲朋们共享阳光。
因我目前住在朝阳区的城乡结合部，信件管理混乱，恐难收到。回信请寄到李利荣处。
我的手机：
王玲2010年12月23日
2010年12月22日星期三
纽约州州长拿5张免费球票 被罚款6万美元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2月22日 转载)
（华西都市报）能拿到免费的比赛门票，也许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常常被人们用来炫耀；花大价钱才能买到的比赛门票，也许说明赛事关注度太高，比如北京奥运会的田径决赛门票，甚至被炒到过2万元人民币。不过，有人拿免费球票看了比赛，却最终不得不为此支付一笔巨款，也许就是件很悲催的事情了。
即将卸任的纽约州州长帕特森因为5张免费的比赛门票，遭到了62125美元的罚款，这意味着他为每张门票付出的价格都高达1万多美元。
还有不到两周时间，帕特森就将会从州长的位置上卸任了，但没想到他却在此刻收到了纽约州公职人员廉洁署开出的罚单，而且只是因为5张扬基队棒球赛的门票。2009年，帕特森曾经带着两个助手、他的儿子以及儿子的一个朋友观看了棒球世界职业赛的一场比赛，这原本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由于他们5个人的门票是纽约扬基队赠送的，因此引来了很大的麻烦。
实际上，这5张门票每张的价格是425美金，总价值也不过2125美元，但由于扬基队很多方面需要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因此廉洁署认为这就是变相的受贿。今年2月，纽约州公职人员廉洁署对帕特森进行了调查。
帕特森先是辩称他是代表州政府出席，属于公务范畴，但纽约州公职人员廉洁署却发现并没有任何事情证明帕特森出席的必要性。帕特森又辩称，其实他有意支付票款，甚至将一张写好的850美元的支票（他和儿子的票款）带到了比赛现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支付成功。
很可惜，他的辩解并未得到认可，62125美元的罚款中，2125美元属于球票应付票款，另6万美元是罚款，而且不允许他使用自己的竞选和工作基金来支付。这笔钱对于帕特森来说并不算小数目，因为他去年一整年的薪水才17.9万美元，6万美元相当于他4个月的全部收入。也难怪，在收到罚单之后，帕特森异常沮丧地表示：“我并不是一个百万富翁。”
实际上，前纽约市长朱利亚尼在担任市长期间曾经多次观看比赛，不过据朱利亚尼自己表示，只要不是因为公务前往比赛现场，他都为自己的球票买了单。实际上，如果是朱利亚尼被罚6万美金倒也说得过去，他毕竟还是欣赏了精彩的棒球比赛，但对于帕特森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这位纽约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州长在婴儿时期因受感染导致左眼失明，右眼虽有视力但非常低，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华西都市报）能拿到免费的比赛门票，也许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常常被人们用来炫耀；花大价钱才能买到的比赛门票，也许说明赛事关注度太高，比如北京奥运会的田径决赛门票，甚至被炒到过2万元人民币。不过，有人拿免费球票看了比赛，却最终不得不为此支付一笔巨款，也许就是件很悲催的事情了。
即将卸任的纽约州州长帕特森因为5张免费的比赛门票，遭到了62125美元的罚款，这意味着他为每张门票付出的价格都高达1万多美元。
还有不到两周时间，帕特森就将会从州长的位置上卸任了，但没想到他却在此刻收到了纽约州公职人员廉洁署开出的罚单，而且只是因为5张扬基队棒球赛的门票。2009年，帕特森曾经带着两个助手、他的儿子以及儿子的一个朋友观看了棒球世界职业赛的一场比赛，这原本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由于他们5个人的门票是纽约扬基队赠送的，因此引来了很大的麻烦。
实际上，这5张门票每张的价格是425美金，总价值也不过2125美元，但由于扬基队很多方面需要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因此廉洁署认为这就是变相的受贿。今年2月，纽约州公职人员廉洁署对帕特森进行了调查。
帕特森先是辩称他是代表州政府出席，属于公务范畴，但纽约州公职人员廉洁署却发现并没有任何事情证明帕特森出席的必要性。帕特森又辩称，其实他有意支付票款，甚至将一张写好的850美元的支票（他和儿子的票款）带到了比赛现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支付成功。
很可惜，他的辩解并未得到认可，62125美元的罚款中，2125美元属于球票应付票款，另6万美元是罚款，而且不允许他使用自己的竞选和工作基金来支付。这笔钱对于帕特森来说并不算小数目，因为他去年一整年的薪水才17.9万美元，6万美元相当于他4个月的全部收入。也难怪，在收到罚单之后，帕特森异常沮丧地表示：“我并不是一个百万富翁。”
实际上，前纽约市长朱利亚尼在担任市长期间曾经多次观看比赛，不过据朱利亚尼自己表示，只要不是因为公务前往比赛现场，他都为自己的球票买了单。实际上，如果是朱利亚尼被罚6万美金倒也说得过去，他毕竟还是欣赏了精彩的棒球比赛，但对于帕特森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这位纽约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州长在婴儿时期因受感染导致左眼失明，右眼虽有视力但非常低，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俄社会反思苏共及其领导人罪行进一步深化
2010-12-22
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生日在俄罗斯已被淡忘，俄社会对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罪行的反思进一步深化。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周人发自俄罗斯的报道
12月21日是前苏联共产党独裁者斯大林的生日，在这一天，除了俄共举行了一年一次的向红场克林姆林宫墙外的斯大林墓地献花圈的活动而被一些媒体作了简短消息报道之外，俄社会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个在苏联时期曾经是最重要的日子。
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近年来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独裁统治的反思正在逐步深入，如果说此前谴责苏共政治迫害的主要是一些俄人权组织，那么在2010年，俄罗斯总统也首次公开对外声明说“斯大林和他身边的人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罪行，还在一定意义上对历史犯下了罪行，这是不能用任何借口辩解的。”
此外，俄罗斯杜马也在11月26日通过一项决议，谴责斯大林亲自主使了“卡廷森林大屠杀”。俄罗斯杜马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卡萨乔夫在11月26日的杜马会议上对此表示说：“我们并不是希望重新将卡廷事件抬到一个国际和国内事务的新的关注高度，而是希望为这一悲剧画上句号，以此悼念遇难者，明确这一恶行的主谋。”
卡廷森林大屠杀发生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以西约19公里的卡廷森林，1940年4 月至5月期间，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在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下，对被俘的波兰战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进行有组织的大屠杀，并在此后数十年内一口咬定是德国纳粹所为。卡廷大屠杀中遇害人数约为22，000人。近期被俄罗斯解密的文件上有斯大林和贝利亚等人在该命令上的亲笔签字。
与此同时，俄共发言人近日透露说，斯大林的孙子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已经在12月10日向俄罗斯法院递交了诉状，状告俄罗斯杜马关于“卡廷森林大屠杀”事件的决定诋毁斯大林的名誉。俄罗斯国际文传社报道说，斯大林的孙子在诉状中希望获得1亿卢布的名誉损失费。
此前，莫斯科一家法院已经在9月份退回了斯大林的孙子递交的另一个起诉，称：“关于状告机关和个人伪造文件诋毁斯大林名誉的起诉因证据不足不予立案审理。”
对于俄罗斯共产党人近日进行的所谓“反对俄罗斯社会开始去斯大林化和去共产主义化的努力”，被评论界认为是希望自己不要被完全忘却，同时也显示俄共的确担心俄罗斯将仿效其他东欧国家，取缔共产党标志，禁止前苏共和俄共党员在政府机构中任职。
俄罗斯杜马“公正俄罗斯党”议员巴格达萨洛夫对此问题评论说：“为什么我们有些人非要维护苏共肃反委员会，被屠杀迫害的并不只是波兰人，还有无数的俄罗斯人。”
此外，还有评论人士称，如果斯大林真的像共产党宣传得那么伟大，就不会给俄罗斯留下这么多的恶性问题。比如战事不断的车臣问题就是在为当年斯大林的“民族大迁徙”命令买单，而斯大林当年留下的效率低下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不但导致了最终的苏联解体，也使俄罗斯发展困难，但很多人偏偏愿意接受共产党的洗脑宣传，也跟着喊“伟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周人发自俄罗斯的报道。
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生日在俄罗斯已被淡忘，俄社会对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罪行的反思进一步深化。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周人发自俄罗斯的报道
12月21日是前苏联共产党独裁者斯大林的生日，在这一天，除了俄共举行了一年一次的向红场克林姆林宫墙外的斯大林墓地献花圈的活动而被一些媒体作了简短消息报道之外，俄社会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个在苏联时期曾经是最重要的日子。
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近年来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独裁统治的反思正在逐步深入，如果说此前谴责苏共政治迫害的主要是一些俄人权组织，那么在2010年，俄罗斯总统也首次公开对外声明说“斯大林和他身边的人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罪行，还在一定意义上对历史犯下了罪行，这是不能用任何借口辩解的。”
此外，俄罗斯杜马也在11月26日通过一项决议，谴责斯大林亲自主使了“卡廷森林大屠杀”。俄罗斯杜马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卡萨乔夫在11月26日的杜马会议上对此表示说：“我们并不是希望重新将卡廷事件抬到一个国际和国内事务的新的关注高度，而是希望为这一悲剧画上句号，以此悼念遇难者，明确这一恶行的主谋。”
卡廷森林大屠杀发生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以西约19公里的卡廷森林，1940年4 月至5月期间，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在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下，对被俘的波兰战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进行有组织的大屠杀，并在此后数十年内一口咬定是德国纳粹所为。卡廷大屠杀中遇害人数约为22，000人。近期被俄罗斯解密的文件上有斯大林和贝利亚等人在该命令上的亲笔签字。
与此同时，俄共发言人近日透露说，斯大林的孙子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已经在12月10日向俄罗斯法院递交了诉状，状告俄罗斯杜马关于“卡廷森林大屠杀”事件的决定诋毁斯大林的名誉。俄罗斯国际文传社报道说，斯大林的孙子在诉状中希望获得1亿卢布的名誉损失费。
此前，莫斯科一家法院已经在9月份退回了斯大林的孙子递交的另一个起诉，称：“关于状告机关和个人伪造文件诋毁斯大林名誉的起诉因证据不足不予立案审理。”
对于俄罗斯共产党人近日进行的所谓“反对俄罗斯社会开始去斯大林化和去共产主义化的努力”，被评论界认为是希望自己不要被完全忘却，同时也显示俄共的确担心俄罗斯将仿效其他东欧国家，取缔共产党标志，禁止前苏共和俄共党员在政府机构中任职。
俄罗斯杜马“公正俄罗斯党”议员巴格达萨洛夫对此问题评论说：“为什么我们有些人非要维护苏共肃反委员会，被屠杀迫害的并不只是波兰人，还有无数的俄罗斯人。”
此外，还有评论人士称，如果斯大林真的像共产党宣传得那么伟大，就不会给俄罗斯留下这么多的恶性问题。比如战事不断的车臣问题就是在为当年斯大林的“民族大迁徙”命令买单，而斯大林当年留下的效率低下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不但导致了最终的苏联解体，也使俄罗斯发展困难，但很多人偏偏愿意接受共产党的洗脑宣传，也跟着喊“伟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周人发自俄罗斯的报道。
2010年12月21日星期二
颜昌海：柬埔寨，离中国越来越远
在柬埔寨，有一个曾经令人闻声变色的人物，他就是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波尔布特其人，乃是毛氏思想的的绝对崇拜者。在中国，毛泽东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夺取政权之后，又围绕消灭私有制开展一系列政治运动。毛泽东的思想，不仅在国内产生巨大的影响，随着其个人梦想担当国际共产运动领袖的欲望不断膨胀，毛泽东开始不遗余力的进行所谓的输出革命，养肥了一批又一批的白眼狼和酒囊饭袋，唯独波尔布特可以算是毛泽东的得意门生。波尔布特在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造成了柬埔寨非正常死亡200万人之多，人口骤减1/3，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恐怖巅狂。在速度上，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革；在残暴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和日本；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创造了世界纪录。
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步毛泽东的后尘，甚至全面超越了毛泽东，毛泽东想到而未能做到的事，他在柬埔寨都敢付诸实践，取消工资，取消货币、取消商品、消灭城市、消灭家庭。波尔布特从1965年开始，曾经4次来中国取经，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他对毛泽东讲：“我从年轻时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引了我们全党。”事实也确实如此，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3个月。这时正是毛泽东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此期间，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对于波尔布特而言，毛泽东的理论、中国的斗争经验，在那时已成为他心中的夺权、建国、治国依据。波尔布特在中国的3个月朝圣令其大受启发，回国后将原来的劳动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效法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建立革命根据地。
1968年1月柬共正式成立“柬埔寨革命军”，推行武装夺取政权计划，该年波尔布特再次访华，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当时赤柬中央军区仅有4个警卫战士，到1969年底也只有3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8万人武装力量，这种脱胎换骨的转变完全得益于中方的大力扶持。
波尔布特在夺取政权后的所作所为同样紧跟毛泽东。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2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伟大领袖”，听取指示。毛泽东对他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毛泽东对波尔布特讲：“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道路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对毛泽东的指示，波尔布特身体力行。按照毛泽东和波尔布特的观点，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而城市是剥削阶级聚集的地方，因而他们对大城市抱着敌意。毛泽东说“城市太大了不好”，波尔布特则更干脆，来个彻底消灭城市。柬埔寨首都金边有200多万人口，波尔布特一声令下，3天之内全部赶到农村。
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但柬埔寨的大屠杀远远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著作能说明或解释它，只能说这是向人性的底线挑战，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这样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类似癌细胞一样的政治产物居然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和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华侨是柬埔寨人口中的一个重要部份。早在中国南宋时期，就有从事海上贸易的华商在柬埔寨居留，称“唐人”或“新唐人”。到1920、1930年代和二战后，先后出现了3次中国人移居柬埔寨的高潮，特别是在二战后的1946年到1949年期间，柬埔寨的华人由30万猛增到42万，占全柬574万人口的7.4%.1975年红色高棉政权建立前夕，柬埔寨的华侨已达60万之众。在柬埔寨的华人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大多在经济上都比较富裕。
1975年4月17日，以占领金边市为标志，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夺取了柬埔寨国家政权，此后的3年零8个月中，柬埔寨人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空前劫难，华人社会更是首当其冲。当时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人被都划入“资产阶级”阵营，红色高棉甚至宣布“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红色高棉对柬埔寨华人、华侨进行“红色恐怖”，很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如1974年4月28日发生的著名“橘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军人开进橘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拘捕煽动华人回中国的嫌疑分子，严刑拷打，折磨至死。
经历了1975年到1979年红色高棉的短暂统治后，柬埔寨华人数量迅速下降到30万左右。在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时，柬埔寨华人曾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政府的解救。然而，他们未能看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公开的正面的反应。当时，华人所能接触到的祖国亲人仅仅是中国大陆援柬专家，但当他们向这些祖国亲人投诉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则不能不使他们失望，因为回答均不外乎两种，即要求华侨“顾全大局”、要“忍”下去，或认为华侨过去是剥削阶级，多数是资本家，现应好好接受所在国政府劳动教育，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在柬华人因此感叹：“我们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华侨的寄托、精神支柱，却无能为力照顾得了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却被祖国遗弃，在侨胞有难时祖国不伸以援手，这种心情是怎样的难受和失望”。
大陆民间思想家刘文忠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他访柬时认识的一位华侨导游蔡先生的控诉。蔡先生回忆说，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红色高棉荷枪实弹的军人们，勒令金边老百姓三天之内必须离开该市，他们说，“你们用不着带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回家，谁也不准留下！美国人要轰炸金边！美国人马上要轰炸城市了！”敌不过士兵的逼迫，4天之内200万人口都被强制离开，包括老弱病残。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金边顷刻间成了一座有路无人走、有车无人开、有房无人住的“鬼城”。许多华侨几代人都在金边开店铺做生意，几昼夜间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许多人死于颠沛流离的途中，幸存者便开始了原始的刀耕火种的日子。没过多久，粮食的配给越来越少，饭也由干变稀。人们开始以野菜、草根、树皮果腹；很快，连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而活着的人连挖坑掩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最后，因饥不择食，有人开始吃蚯蚓、甚至吃死人肉，全国饿殍遍野。活着的人除了白天种地修渠，晚上还要开会学习。精神脆弱的人看不到痛苦的尽头，还没等到饿死就自行了断，蔡先生一对年幼体弱的弟弟妹妹就是这样死去的。
蔡先生的父母一再叮嘱兄弟俩咬牙挺着，说：“我们是华侨，祖国会出面来救我们的。”当时有几十万华侨都咬紧牙关，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毛泽东主席来救他们，因为当时红高棉政权的报纸都刊登了中国派出不少专家团来柬援助的消息。有一次，蔡先生的父亲和一群人在山上劳动，看到了中国标志的飞机，许多人拚命挥手、放烟火发求救信号，结果竟被红色高棉枪毙了好几个。还有一次，村里一个红色高棉的翻译告诉华侨，离他们不远处有中国派出的建设专家小组驻扎地，村里几个胆大的华侨年轻人冒险去报信求救，结果反而被这些中国人出卖，给红色高棉抓起来。公判大会上，一个自称中国派来的干部带头喊口号：“中国政府坚决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革命斗争！支持打击阶级敌人、打击特务反动派！”那几个去求救报信的青年华侨都被枪毙了。就这样，柬埔寨的华侨成了被祖国抛弃的孤儿。
这些被抛弃的孤儿哪里知道，他们一度寄予厚望的祖国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与置他们于死地的高棉革命一样，矛头也是指向“党内外阶级敌人”的，即便他们身在祖国，也一样会成为革命的敌人，难逃同样的厄运。正当柬埔寨华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时，毛泽东却在会见波尔布特时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们做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这首歌，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柬埔寨华侨华人的悲惨命运。
由于中苏交恶，中国大陆为摆脱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困境，从1970年代被迫调整与美国的关系，甚至要求越南与自己保持同一立场。在对越交往中时时表现出的大党、大国主义倾向，日益引起越南的反感，越南转而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于是，红色高棉就成为中国大陆对付苏、越的一个棋子，这和现在利用朝鲜对付美国类似。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开始其在柬埔寨的血腥统治；5月1日就然入侵越南的富国岛与寿初岛，烧、杀、奸、抢，无恶不作；1977年4月和9月，两次入侵越南安江省，打死打伤2万多越南平民，并拒绝与越南谈判；1978年4月18日，入侵越南知尊县，制造了举世震惊的百春大屠杀，百春3177名人口，只有2人侥幸藏了起来生还。1978年12月25日，忍无可忍的越南向红色高棉发动全面进攻，势如破竹；与波尔布特思想路线相左的柬埔寨共产党另一位领导人洪森（时任柬军师长，现任柬埔寨国首相）也在越南支持下打回柬埔寨；1979年1月7日，只用了二周时间即攻克金边，洪森夺取了政权，波尔布特政权垮台了。
于是，“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1979年2月17日，中国大陆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为东线兵团；以第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149师为西线兵团，从广西和云南方向大举进行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但并未达到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目的。此后，中越双方开始了长达10年的老山、法卡山边境战争。1999年12月30日，中国与越南签订《中越陆地边界条约》，“法卡山已经全部划归越南方面”。时至今日，许多参战退伍老兵下岗失业，每人每月60元生活费，温饱难求。养老、医疗、失业等各项保险金无人缴纳；1984年4月28日，云南省嵩明县的赵占英战死在老山前线，母亲因为没有路费20年后才得以前往云南麻粟坡烈士陵园给儿子扫墓；她靠当地民政部门每月28元度日，家里除了一口破锅、一个土炕和一碓棉花套子，别无所有。
1月7日，越军解放金边的这一天，成为柬埔寨全体国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假日：“大屠杀逾越日”。30年后的1月7日，成千上万的柬埔寨人聚集在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场，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谢辛在致词时表示，这个纪念日的意义重大，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已告一段落。谢辛特别感谢邻国越南“拯救了柬埔寨”，高度评价越军为消灭红棉政权屠杀人民的暴行作出的重大牺牲，及时阻止了柬埔寨人民遭进一步屠杀的厄运。而在中越战争30周年的纪念日，中国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有人权组织指责红色高棉政权是在中国的支持下犯下战争罪，你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姜瑜哑口无言。红色高棉是中国大陆一手扶植和指挥的一个极端恐怖主义组织，其组织经费、人员培训、武器、弹药、服装、粮食、药品等一概由中国大陆提供，柬共头子波尔布特是毛泽东得意门生。红色高棉屠杀数百万人民的“功劳”，至少有中国大陆一半的贡献；中国大陆不但给予红色高棉以大量的经济援助，而且还有军事援助，但由于这个邪恶极端政权的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最终导致了众叛亲离，被自己内部将领洪森反戈一击，结束了人类史上最惨不忍睹的血腥一幕。
纵观中国大陆建政以来发动的对外战争，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与昔日的同志加兄弟越南大打出手，一言以蔽之：助纣为虐、损人害己、自取其辱。现在，金家封建王朝在朝鲜的倒行逆施，天怒人怨，中国大陆却对其百般呵护，和当年呵护红色高棉同出一辙。前车之鉴，当引起深思。
如今的柬埔寨，在历经数十年的战乱、最后一场政变在1997年结束之后，这个饱受内战摧残的国家已逐渐恢复元气，正自信地稳步向前迈进。
柬埔寨首相洪森，据说其父系祖籍为中国海南，可能拥有华人血统。洪森曾说，柬埔寨的华人已经成为柬埔寨一个的少数民族，为柬埔寨发展做出了贡献，是高棉族人的兄弟姐妹。洪森和人民党政府允许华人说华语，保持华人传统，开办华文小学和中学、出版华文报纸；允许在商店招牌上写中文店名；允许华人担任公务员，参加政府、军队和警察等。此外，为了让在柬埔寨经商的华商更好地及时了解柬埔寨发生的事情和政策，同时也为柬埔寨人学习华文提供方便，柬埔寨官方办的“晚报”还特别新开辟一个中文版，在官方电视台开设每天两次的华语节目。这不仅在在柬埔寨史无先例，尤其与毛泽东的传人波尔布特残酷屠杀华人的时代相比，简直是天上人间。
洪森是个敢于创新的现实主义者，注意吸收外国的经验和理论，但又不被他们所束缚。他强调的是柬埔寨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愿望。他不在乎别人怎样看他，不在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上的差别，看重的是实际上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利益。在总理洪森的领导下，柬埔寨在过去10多年间，国家各项建设非常迅速。据从事成衣业的台商王福村介绍，过去10年到今年10月，柬埔寨劳工的基本工资已经上涨了1倍；相较其它周边国家，柬埔寨劳工素质高，勤奋任劳任怨，来源充沛，鲜有罢工情形。
1993年，柬埔寨获联合国援助，举行全国大选；如今，柬埔寨已逐步实现民主化，而民主化的过程，就是迫使当政者亲近人民、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维护民生的过程。近年来柬埔寨国民经济、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大幅度改善，就是民主化进程的成果。比如2008年，柬埔寨又举行全国大选，一些政党的要员到乡下给百姓送慰问品、发红包，而洪森卷起裤腿，光着脚下田帮农民插秧。据说，洪森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一到百姓中间，就总有说不完的话，他常常站在露天的土地上，一讲就是两三个钟头，水也不喝一口。他讲起话来感情充沛，风趣幽默；语言非常口语化、平民化，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他熟知柬埔寨的传统文化和佛教教义，不嫌弃农民的狭隘思想和小农意识，喜欢用比喻给他们讲道理。有时，在洪森讲话过程中，农民们遇到听不懂的地方，就直接插话提问。此时，洪森会停下来，毫不介意地予以解答。对于柬埔寨百姓来说，没有什么比听洪森“演讲”更痛快的了。比如桔井是洪森打过仗的地方，他像叙旧一样打着手势对选民们说：“美国人是很好骗的。越战的时候，美国人把坦克开到了这里。当时我在这里驻军。那个时候穷得没有吃的，我就跟美国人说，我们支持你们，和你们是一伙的。美国人一听，就把食物从车上抛给我们。里面还有一条皮带。我当时比现在帅多了，借了一身旧军装，扎着这条皮带就去相亲了。……”
洪森用这样的方式讲述美国的“很好骗”，与朝鲜当局对人民描述美国是何等罪恶，更深入人心。中国大陆曾主动发起过两场战争，一是“抗美援朝”，二是“抗越援柬”。“抗美援朝”至今还在继续，但“抗越援柬”30多年后的今天，虽然柬埔寨政府对华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友善，实际上却离中国大陆越来越远。
当然，从柬埔寨身上，可以预知“抗美援朝”将来的必然结局。
2010年12月21日
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恐怖巅狂。在速度上，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革；在残暴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和日本；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创造了世界纪录。
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步毛泽东的后尘，甚至全面超越了毛泽东，毛泽东想到而未能做到的事，他在柬埔寨都敢付诸实践，取消工资，取消货币、取消商品、消灭城市、消灭家庭。波尔布特从1965年开始，曾经4次来中国取经，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他对毛泽东讲：“我从年轻时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引了我们全党。”事实也确实如此，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3个月。这时正是毛泽东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此期间，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对于波尔布特而言，毛泽东的理论、中国的斗争经验，在那时已成为他心中的夺权、建国、治国依据。波尔布特在中国的3个月朝圣令其大受启发，回国后将原来的劳动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效法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建立革命根据地。
1968年1月柬共正式成立“柬埔寨革命军”，推行武装夺取政权计划，该年波尔布特再次访华，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当时赤柬中央军区仅有4个警卫战士，到1969年底也只有3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8万人武装力量，这种脱胎换骨的转变完全得益于中方的大力扶持。
波尔布特在夺取政权后的所作所为同样紧跟毛泽东。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2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伟大领袖”，听取指示。毛泽东对他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毛泽东对波尔布特讲：“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道路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对毛泽东的指示，波尔布特身体力行。按照毛泽东和波尔布特的观点，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而城市是剥削阶级聚集的地方，因而他们对大城市抱着敌意。毛泽东说“城市太大了不好”，波尔布特则更干脆，来个彻底消灭城市。柬埔寨首都金边有200多万人口，波尔布特一声令下，3天之内全部赶到农村。
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但柬埔寨的大屠杀远远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著作能说明或解释它，只能说这是向人性的底线挑战，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这样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类似癌细胞一样的政治产物居然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和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华侨是柬埔寨人口中的一个重要部份。早在中国南宋时期，就有从事海上贸易的华商在柬埔寨居留，称“唐人”或“新唐人”。到1920、1930年代和二战后，先后出现了3次中国人移居柬埔寨的高潮，特别是在二战后的1946年到1949年期间，柬埔寨的华人由30万猛增到42万，占全柬574万人口的7.4%.1975年红色高棉政权建立前夕，柬埔寨的华侨已达60万之众。在柬埔寨的华人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大多在经济上都比较富裕。
1975年4月17日，以占领金边市为标志，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夺取了柬埔寨国家政权，此后的3年零8个月中，柬埔寨人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空前劫难，华人社会更是首当其冲。当时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人被都划入“资产阶级”阵营，红色高棉甚至宣布“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红色高棉对柬埔寨华人、华侨进行“红色恐怖”，很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如1974年4月28日发生的著名“橘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军人开进橘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拘捕煽动华人回中国的嫌疑分子，严刑拷打，折磨至死。
经历了1975年到1979年红色高棉的短暂统治后，柬埔寨华人数量迅速下降到30万左右。在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时，柬埔寨华人曾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政府的解救。然而，他们未能看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公开的正面的反应。当时，华人所能接触到的祖国亲人仅仅是中国大陆援柬专家，但当他们向这些祖国亲人投诉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则不能不使他们失望，因为回答均不外乎两种，即要求华侨“顾全大局”、要“忍”下去，或认为华侨过去是剥削阶级，多数是资本家，现应好好接受所在国政府劳动教育，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在柬华人因此感叹：“我们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华侨的寄托、精神支柱，却无能为力照顾得了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却被祖国遗弃，在侨胞有难时祖国不伸以援手，这种心情是怎样的难受和失望”。
大陆民间思想家刘文忠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他访柬时认识的一位华侨导游蔡先生的控诉。蔡先生回忆说，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红色高棉荷枪实弹的军人们，勒令金边老百姓三天之内必须离开该市，他们说，“你们用不着带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回家，谁也不准留下！美国人要轰炸金边！美国人马上要轰炸城市了！”敌不过士兵的逼迫，4天之内200万人口都被强制离开，包括老弱病残。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金边顷刻间成了一座有路无人走、有车无人开、有房无人住的“鬼城”。许多华侨几代人都在金边开店铺做生意，几昼夜间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许多人死于颠沛流离的途中，幸存者便开始了原始的刀耕火种的日子。没过多久，粮食的配给越来越少，饭也由干变稀。人们开始以野菜、草根、树皮果腹；很快，连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而活着的人连挖坑掩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最后，因饥不择食，有人开始吃蚯蚓、甚至吃死人肉，全国饿殍遍野。活着的人除了白天种地修渠，晚上还要开会学习。精神脆弱的人看不到痛苦的尽头，还没等到饿死就自行了断，蔡先生一对年幼体弱的弟弟妹妹就是这样死去的。
蔡先生的父母一再叮嘱兄弟俩咬牙挺着，说：“我们是华侨，祖国会出面来救我们的。”当时有几十万华侨都咬紧牙关，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毛泽东主席来救他们，因为当时红高棉政权的报纸都刊登了中国派出不少专家团来柬援助的消息。有一次，蔡先生的父亲和一群人在山上劳动，看到了中国标志的飞机，许多人拚命挥手、放烟火发求救信号，结果竟被红色高棉枪毙了好几个。还有一次，村里一个红色高棉的翻译告诉华侨，离他们不远处有中国派出的建设专家小组驻扎地，村里几个胆大的华侨年轻人冒险去报信求救，结果反而被这些中国人出卖，给红色高棉抓起来。公判大会上，一个自称中国派来的干部带头喊口号：“中国政府坚决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革命斗争！支持打击阶级敌人、打击特务反动派！”那几个去求救报信的青年华侨都被枪毙了。就这样，柬埔寨的华侨成了被祖国抛弃的孤儿。
这些被抛弃的孤儿哪里知道，他们一度寄予厚望的祖国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与置他们于死地的高棉革命一样，矛头也是指向“党内外阶级敌人”的，即便他们身在祖国，也一样会成为革命的敌人，难逃同样的厄运。正当柬埔寨华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时，毛泽东却在会见波尔布特时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们做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这首歌，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柬埔寨华侨华人的悲惨命运。
由于中苏交恶，中国大陆为摆脱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困境，从1970年代被迫调整与美国的关系，甚至要求越南与自己保持同一立场。在对越交往中时时表现出的大党、大国主义倾向，日益引起越南的反感，越南转而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于是，红色高棉就成为中国大陆对付苏、越的一个棋子，这和现在利用朝鲜对付美国类似。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开始其在柬埔寨的血腥统治；5月1日就然入侵越南的富国岛与寿初岛，烧、杀、奸、抢，无恶不作；1977年4月和9月，两次入侵越南安江省，打死打伤2万多越南平民，并拒绝与越南谈判；1978年4月18日，入侵越南知尊县，制造了举世震惊的百春大屠杀，百春3177名人口，只有2人侥幸藏了起来生还。1978年12月25日，忍无可忍的越南向红色高棉发动全面进攻，势如破竹；与波尔布特思想路线相左的柬埔寨共产党另一位领导人洪森（时任柬军师长，现任柬埔寨国首相）也在越南支持下打回柬埔寨；1979年1月7日，只用了二周时间即攻克金边，洪森夺取了政权，波尔布特政权垮台了。
于是，“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1979年2月17日，中国大陆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为东线兵团；以第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149师为西线兵团，从广西和云南方向大举进行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但并未达到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目的。此后，中越双方开始了长达10年的老山、法卡山边境战争。1999年12月30日，中国与越南签订《中越陆地边界条约》，“法卡山已经全部划归越南方面”。时至今日，许多参战退伍老兵下岗失业，每人每月60元生活费，温饱难求。养老、医疗、失业等各项保险金无人缴纳；1984年4月28日，云南省嵩明县的赵占英战死在老山前线，母亲因为没有路费20年后才得以前往云南麻粟坡烈士陵园给儿子扫墓；她靠当地民政部门每月28元度日，家里除了一口破锅、一个土炕和一碓棉花套子，别无所有。
1月7日，越军解放金边的这一天，成为柬埔寨全体国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假日：“大屠杀逾越日”。30年后的1月7日，成千上万的柬埔寨人聚集在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场，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谢辛在致词时表示，这个纪念日的意义重大，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已告一段落。谢辛特别感谢邻国越南“拯救了柬埔寨”，高度评价越军为消灭红棉政权屠杀人民的暴行作出的重大牺牲，及时阻止了柬埔寨人民遭进一步屠杀的厄运。而在中越战争30周年的纪念日，中国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有人权组织指责红色高棉政权是在中国的支持下犯下战争罪，你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姜瑜哑口无言。红色高棉是中国大陆一手扶植和指挥的一个极端恐怖主义组织，其组织经费、人员培训、武器、弹药、服装、粮食、药品等一概由中国大陆提供，柬共头子波尔布特是毛泽东得意门生。红色高棉屠杀数百万人民的“功劳”，至少有中国大陆一半的贡献；中国大陆不但给予红色高棉以大量的经济援助，而且还有军事援助，但由于这个邪恶极端政权的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最终导致了众叛亲离，被自己内部将领洪森反戈一击，结束了人类史上最惨不忍睹的血腥一幕。
纵观中国大陆建政以来发动的对外战争，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与昔日的同志加兄弟越南大打出手，一言以蔽之：助纣为虐、损人害己、自取其辱。现在，金家封建王朝在朝鲜的倒行逆施，天怒人怨，中国大陆却对其百般呵护，和当年呵护红色高棉同出一辙。前车之鉴，当引起深思。
如今的柬埔寨，在历经数十年的战乱、最后一场政变在1997年结束之后，这个饱受内战摧残的国家已逐渐恢复元气，正自信地稳步向前迈进。
柬埔寨首相洪森，据说其父系祖籍为中国海南，可能拥有华人血统。洪森曾说，柬埔寨的华人已经成为柬埔寨一个的少数民族，为柬埔寨发展做出了贡献，是高棉族人的兄弟姐妹。洪森和人民党政府允许华人说华语，保持华人传统，开办华文小学和中学、出版华文报纸；允许在商店招牌上写中文店名；允许华人担任公务员，参加政府、军队和警察等。此外，为了让在柬埔寨经商的华商更好地及时了解柬埔寨发生的事情和政策，同时也为柬埔寨人学习华文提供方便，柬埔寨官方办的“晚报”还特别新开辟一个中文版，在官方电视台开设每天两次的华语节目。这不仅在在柬埔寨史无先例，尤其与毛泽东的传人波尔布特残酷屠杀华人的时代相比，简直是天上人间。
洪森是个敢于创新的现实主义者，注意吸收外国的经验和理论，但又不被他们所束缚。他强调的是柬埔寨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愿望。他不在乎别人怎样看他，不在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上的差别，看重的是实际上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利益。在总理洪森的领导下，柬埔寨在过去10多年间，国家各项建设非常迅速。据从事成衣业的台商王福村介绍，过去10年到今年10月，柬埔寨劳工的基本工资已经上涨了1倍；相较其它周边国家，柬埔寨劳工素质高，勤奋任劳任怨，来源充沛，鲜有罢工情形。
1993年，柬埔寨获联合国援助，举行全国大选；如今，柬埔寨已逐步实现民主化，而民主化的过程，就是迫使当政者亲近人民、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维护民生的过程。近年来柬埔寨国民经济、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大幅度改善，就是民主化进程的成果。比如2008年，柬埔寨又举行全国大选，一些政党的要员到乡下给百姓送慰问品、发红包，而洪森卷起裤腿，光着脚下田帮农民插秧。据说，洪森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一到百姓中间，就总有说不完的话，他常常站在露天的土地上，一讲就是两三个钟头，水也不喝一口。他讲起话来感情充沛，风趣幽默；语言非常口语化、平民化，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他熟知柬埔寨的传统文化和佛教教义，不嫌弃农民的狭隘思想和小农意识，喜欢用比喻给他们讲道理。有时，在洪森讲话过程中，农民们遇到听不懂的地方，就直接插话提问。此时，洪森会停下来，毫不介意地予以解答。对于柬埔寨百姓来说，没有什么比听洪森“演讲”更痛快的了。比如桔井是洪森打过仗的地方，他像叙旧一样打着手势对选民们说：“美国人是很好骗的。越战的时候，美国人把坦克开到了这里。当时我在这里驻军。那个时候穷得没有吃的，我就跟美国人说，我们支持你们，和你们是一伙的。美国人一听，就把食物从车上抛给我们。里面还有一条皮带。我当时比现在帅多了，借了一身旧军装，扎着这条皮带就去相亲了。……”
洪森用这样的方式讲述美国的“很好骗”，与朝鲜当局对人民描述美国是何等罪恶，更深入人心。中国大陆曾主动发起过两场战争，一是“抗美援朝”，二是“抗越援柬”。“抗美援朝”至今还在继续，但“抗越援柬”30多年后的今天，虽然柬埔寨政府对华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友善，实际上却离中国大陆越来越远。
当然，从柬埔寨身上，可以预知“抗美援朝”将来的必然结局。
2010年12月21日
2010年12月20日星期一
《新周刊》：2010：围观之年
2010：围观之年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20日09:24 新周刊
2010：围观之年
从近年来的“散步”到今年的“围观”，监督与维权层层逼近，印证了公民社会的成长路径。
文/肖锋
世博与亚运，GDP荣升世界第二，这些盛世图景都不能代表这一年的本质。
如果只用一个关键词表达2010年，我们选择“围观”。围观取代散步，围观改变中国。当政改的雷声隆隆作响，社会事件与围观却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
《新周刊》年初社论《揣测2010》曾预测“矿难在检讨中继续，楼价在控制中上升”，更有醒目网友推断2010年度汉字是“涨”，以及最牛官语录将不断翻新——“谁叫你直播的？”、“我们不强拆，你们吃什么？！”
网民日益增长的集体智慧与政府执政水平的差距，上升为2010年的主要矛盾。
一、 对中国的围观与围堵
历时184天、史上规模最大的上海世博会降下帷幕，中国人终于成功圆了百年世博梦。温家宝在闭幕时感慨：一日观世博，胜读十年书。
上海官方曾挨家挨户劝市民不要穿睡衣上街。“中国人唯一在意的就是面子”(《金融时报》)。为世博会投入的建设资金，据估算推高到了950亿美元。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参观世博后对日本记者说：我感觉海尔与其花巨资建“美国馆”，不如在中国的落后地区建几所希望小学。
广州亚运投资之重堪比有最豪华亚运之称的多哈亚运，这也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亚运会，有45个国家或地区、逾万名运动员参与，中国派出比2008年北京奥运会更强大的团队。“北京举办奥运后就有新北京，上海举办世博就有新上海，广州举办亚运后就有新广州！”这是广州市市长的愿望。而广州市民最兴高采烈的时光是免费挤地铁，阿公阿婆搭地铁买菜，还顺便把机场也逛了。
广州某次理财课上老师问：中国政府把一件事做成的成功率是多少？学员怯怯地答：90%。老师纠正：错！是100%！政府要做成一件事，会不惜代价。
中国政府在曾引发国人抗议的美国CNN电视台投放“Made inChina”广告及国家形象广告。政府开始明白，大国的崛起不仅在于产品的输出，更在于价值观的输出与认同。近年针对中国孩子的一次调查显示，迷恋的20个卡通偶像中，19个来自日美，唯一Made in China的是孙悟空。
10月中国在赞比亚的私企煤矿发生两名中方管理人员向抗议工人开枪事件。外媒称，这是中国血汗工厂模式输出非洲的失败案例，中资企业习惯于和当地权贵打交道，一遇到问题，要么乞灵于金钱与武器，要么希望通过上层关系摆平。
同是10月，历时两月余的智利矿难以成功营救33名矿工收场，营救工作全球直播，成为智利向世人宣扬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的良机。同月，河南平禹煤矿发生事故导致37人死亡。每年数千人死亡的“血煤”惨案几乎已让中国人麻木。中国高速增长的奇迹于是获得“带血的GDP”之称。
在相继超越德、法、英之后，中国GDP今年超过了日本，下一个赶超目标是美国。最乐观的预计是，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有评论提醒说，中国千万不要轻言超越日本，中国的落后依旧是全方位的：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中国人均GDP目前仍只是日本的1/10。在工业结构上，中国大约只相当于日本40年前的水平。中国的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80年到100年前的水平。而教育往往事关一个民族的未来。
温家宝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题目是“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让世界1/5的人口能够富裕起来，这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洛杉矶时报》指出：中国经济巨人因害怕而奔跑。中国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令人目眩的10%，而其领导人将自身压在了这样一个赌注上：中国在未来20年内必须创造不少于1.5亿个工作岗位。这事实上也是中国政府极力“保八”的背后压力。
2010年9月7日，中日在钓鱼岛发生撞船，日本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抓扣中方船长。中国多个城市爆发了反日游行，部分城市的日资商店遭到破坏。中日关系背后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越紧张，对美国操控亚太局势越有利。
美国忽然将全球战略重点，从中东转移亚洲太平洋。CNN做的最新民调：与1997年相比，持“中国威胁论”的美国人由43%增至如今的58%，同时将中国视作机遇的美国人比例则由45%降至现在的35%。
谷歌关闭在内地网站引发中国网友前往其北京总部和上海办事处献花。美国政府干预被中方指责为“政治企图”及“挑起事端”。隶属《环球时报》的环球网称内地谷歌的支持者为“网络汉奸”。
皮尤研究中心民调结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令法国人最为担忧(67%)，其次是德国(58%)、美国(47%)和英国(42%)。
温家宝总理上了《时代》封面，该刊警告，未来中国的挑战主要不是人民币汇率，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民。
二、 政改的雷声与民众的喧嚣
政改山雨欲来风满楼。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6月，他在东京接受专访时更清晰描绘了中国政改的路线图：第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第二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第三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早在2007年温家宝总理就提出要承认普世价值，承认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在今年纪念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上，他又提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他在后来接受CNN专访时，将其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地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11月温家宝造访澳门时出人意料地言及退休，并预邀一同打太极拳的澳门市民到中南海喝茶。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发布2010年《社会蓝皮书》显示，2009年群体性事件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特大群体性事件近年在9万起以上，今后几年维稳仍处于高压态势。
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因私设“黑监狱”，以关押、押送进京上访者为主业，与地方政府签“维稳”协议并收取佣金，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经营”两项罪名立案侦查，其董事长及总经理被刑拘。
国税总局的官员透露，今年财政收入可望达到8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财政收入国，仅次于美国。一时民怨如火上加油。中国的财政收入早在2006年已超越日本，雄霸世界第二，而中国政府仍然钱不够花。
人大代表李永忠指出：“国企利润占企业利润一半以上，却只解决8.2%的社会就业，也只上缴20%的利润给中央，仅去年一年就留存1万多个亿，是上缴利润的四五倍！”若按照解决就业比例来换算，国企应上缴90%的利润即1.2万亿元，如果把这些钱都投入到养老、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基本上能解决现在的民生问题。
国资“老板”李荣融在位7年后退休，自诩“忠臣”。李在位期间，央企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1万亿元，年均增长16.74%；实现利润从2405亿元增加到8151亿元，年均增长19%。李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却引来网上一片骂声。
八十高龄的吴敬琏撰文担忧：一忧中国像日、韩等国那样陷入资产负债危机，二忧权贵资本经济在中国抬头的威胁，三忧中国制造业因为升级速度不够快而陷入危机。“2006年我就说过，我希望祷告上苍，(保佑)中国是个例外。”
2010年中国经济的真正隐忧是：民营企业家很少再去发展实业，扩增企业生产能力，发展自己的商业帝国，甚至也不去“炒煤”、“炒房地产”和“炒股”，而是把自己的资产尽量“变现”，设法移居海外。于是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富跑跑”。
白领不再吃香，今天吃香的是“红领”(公务员)。在中国目前大约有5000万吃“财政饭”的公职人员。在这个社会急剧变革的年代，“红领”因其收入稳定、福利有保障、晋升有空间成为继“白领”、“金领”之后最受青睐的行当。
今年事业单位福利改革流产。据统计，一位事业单位的退休职工退休金要比非事业单位的多一倍。
年初，国家审计署对中国人寿进行审计时查出一份蹊跷的保单：包括前总裁在内的47名高管购买的补充养老险规定，前总裁退休后每月可领取9.28万元，如果加上医疗费用可报销部分，他每月所获权益最高可达11万元之多，其他高管依次类推。2009年，全国职工人均养老金只有1300元，而该国企前总裁的养老保险是人均养老金的70倍之多。消息一出，群情激愤。但取消了一个国企老总的特权，却无法改变两极分化的现实。
中国当下的“马太效应”，表现在经济适用房、医疗保障、教育机会等一系列社会政策，其受益方大多是富裕阶层甚至是豪富群体。
“十二五”提出核心关键词“包容性增长”：让更多的人享受改革红利。平权与均富，将是下一个三十年中国绕不开的主题。
三、围观与维权博弈
微博是没有围墙的现场。上海胶州路大火的关键报道，微博取代传统媒体，将熊熊火焰直接烧到人们面前。
6月，《财经》杂志编辑方玄昌在北京海淀增光路，被两名男子持钢筋棍袭击受伤，其中头部伤口深可见骨。7月，《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遭到全国通缉，罪名是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8月，《华商晨报》等媒体四记者采访伊春空难被扣，警察喊：“抓的就是记者”。同月，报道过紫金矿业“封口费”事件的两家报社记者，其家属在开车时意外遭到撞击。9月，陕西渭南警察到北京抓走作家谢朝平，为的是一本叫《大迁徙》的书，给出的理由却是“涉嫌非法经营”。
9月21日，《财经》因报道安元鼎保安公司私设“黑监狱”案遭4名北京警察造访，来者自称是市公安局网管处的，要求了解保安公司截访稿子的有关情况，并要求交出作者。立马有网友通过微博串联一百余人到《财经》杂志所在地泛利大厦楼下围观。后经关键人物斡旋，该事件以“误会”收场。假如没有微博，事态会怎么样？
2010年9月16日上午8时11分，《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在微博上转发网友的微博：“今天上午7点，抚州自焚事件伤者钟家的两个女儿在南昌昌北机场，欲买机票去北京，被宜黄当地四十多个人控制在机场……泣血求助网友。”该事件经微博直播引发了全国网友关注。17日晚，江西省抚州市委对宜黄县“9·10”拆迁自焚事件中的8名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决定。网友在微博中欢呼——“围观再一次改变了中国！”
尽管尚无官方表态称该抗拆事件的处理结果与网民们的努力直接相关，但公众已在心中完成了对微博的一次授勋仪式。微博围观成为民意表达的最新途径。
艺术家兼独立行动者艾未未说过一句话：融化冰川没有别的方法，只有靠中国人的整体热量。
上访不如上网。互联网扁平化的特性瓦解了金字塔式的管制，民主力量借助网络而崛起。微博“直播”中国，“转发”沟通世界。“有图有真相”是网络“揭黑”的一大特色，而人肉搜索这一富有争议的揭黑手段也让腐败更显尴尬。在传统媒体因顾虑而缺席或反应迟钝的情况下，互联网孤军深入，成为网民自发爆料和集结舆论的平台。早在10年前就有人说过，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
3月7日人代会记者采访时间，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一把拿下了《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的录音笔，径直走向电梯。“我们担心她不是记者。”三天后湖北代表团工作人员将录音笔还给了刘。3月12日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以媒为镜可以知得失。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立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给网友送上祝福：“真诚希望广大网民朋友‘手握鼠标，胸怀天下’，对广东工作中的不足‘拍大砖’。”这是汪洋和黄华华第三次在网上给网友拜年。
有评论说，现在中国社会像个大火药桶，大家要去拆引信，而不是去引爆它。但民主从来都是“争来的”，而不是“给来的”。
本届世界杯主题曲叫《旗帜飘扬》：我们不会停止斗争，为了食物为了我们自由的渴望，我们耐心等待，等待命中注定到来的那一天，那一天不再遥远，现在我们就要高唱——当我长大时，我会更加坚强，他们对我说，自由就像旗帜一样飘扬。
四、 被围观的慈善与滴血的财富
巴菲特与盖茨来华劝捐拷问中国富豪的良心。“巴比慈善晚宴”引发众多记者围观，但因与会者中大多中国富豪不愿暴露身份，采访遭拒。当晚在现场的唯一“记者”是用微博发照片的潘石屹夫妇。后来，老巴菲特接受采访时说：“如果知道有许多人爱你，那是多大的快乐！”
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10年度全球富豪榜中，中国富豪占10%，仅次于美国。
“中国首善”陈光标宣布“裸捐”，给中国富人加压，他不理会歪曲和批判，也不避讳贪求名誉，声称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善举。陈在北京台的一次节目中当众吃面条，并将剩下的交给司机吃完，称平生最憎恶浪费。
马云回应陈光标逼捐：“没有私就是最大的私，不给孩子留一点儿，一个不考虑自己的人，你不要相信他会考虑社会。”崔永元力挺：“要裸大家都裸，这才叫赤诚相对。”
二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你不是因为是好人，才去做好事，而是因为你一直在做好事，你才是一个好人。
“我发现60%以上富二代是败家子”，陈光标坚持不给亲人钱财。据报道陈的妹妹洗碗至今已经11年，月挣1500元；弟弟至今还在做保安，月挣2000多元。
常言道“富不过三代”，未来10年中国将有300万企业进入接班换代。但“90%的家族创始人希望子女接班，95%的子女却不愿意接班”，江苏省一次MBA发展论坛上，富二代接班成热点话题。
近年来，媒体时有“中国二代病”现象的讨论。富二代不接班，是因为不用勤劳就能富有；农二代不做工，是因为即使勤劳也无法富有。
一代年轻人的理想正在被埋葬。1998年马化腾创办腾迅、史玉柱创办脑白金，1999年丁磊创办网易、马云创办阿里巴巴据说都是50万创业，当时都没买房。而现在年轻人的理想却系于一套房子。当然，现在创业也没了10年前的开放环境了。
郑州富士康招聘排1公里长队，应聘者需答70道心理测试题：能否常常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能否尽管睡眠不足或者连续工作都毫不在乎，等等。数月前，富士康刚刚遭遇了诡异的“N连跳”自杀事件，学者称这是“世界工厂模式的终结”。“我们的经济不能一直挤榨劳动者权益，因为这不是工人愿意接受的模式。”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评论。“N连跳”自杀事件之后，富士康工人工资集体上调了30%。
富士康在深圳有40万人的工业园区，工人们上班时冷漠，下班后回到“都市的丛林”。他们都是离开乡村社区温暖怀抱的新生代民工。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中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
由于不满薪资待遇，5月本田在广东佛山零部件厂的工人开始持续罢工，工人高喊“罢工到底”并要求重整工会。经济学家惊呼“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这预示着中国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今年苹果超越微软成为世界市值最大的科技公司。1.5万亿元人民币的市值，可以买下100个同仁堂或38个格力电器或18个万科或15个中国银行或13个宝钢或者2个中国石化。凭一台iPhone4苹果公司能挣360美元，富士康等中国代工企业，则只得到6.54美元的加工费。苹果利润率60%，富士康则只有3%—5%。中国代工企业再向下压榨的残酷性可想而知。
中国人为何勤劳而不富有？这是个横亘不去的命题。这个命题不解答，所谓产业升级，所谓大国崛起都是空谈。
台湾那边也在反思，台湾要摒弃粗放的企业发展模式。“苍狼的下场最终都是消失，因为草原总有被吃尽的一天”(明基总裁李焜耀)。成吉思汗式的成本掠夺方式，只会是短命王朝。海峡这边的同胞们请注意，这也是我们的命题。
五、让亲人相见，让爱心回归
什么都在涨，只有道德底线在降。
商务部通报数据显示，11月上旬，全国36个大中城市18种主要蔬菜平均价每公斤3.9元，比去年同期上涨了62.4%。物价的上涨，催生了一批囤米囤油的“海囤族”，一些深圳居民甚至选择到香港购买生活用品。
要毁掉一个市场，最方便的办法是鼓励造假。要毁掉一个社会亦如是。中国不少行业充斥着弄虚作假的行径。造假流毒向社会各个层面扩散，从唐骏的“学历门”、紫金矿业“污染门”、蒙牛“公关门”到三聚氰胺死灰复燃，政府数据注水与诈骗短信泛滥、诚信文化的缺失困扰着腾飞的中国巨龙。
传媒把“神医”张悟本推上名望的顶峰，又狠狠地将他推下，甚至将绿豆暴涨归罪于他的绿豆疗法。其实张所传授的养生之道并非全错。一位获得道籍仅4年的道士，却被诸多名人封为神仙。《谁说世界上没有神仙》等报道将李一推向了巅峰，李出事后传媒又破鼓众人捶。
《大国崛起》的团队今年在央视二套又推出系列电视片《公司的力量》，通片力陈这样一个常识：一个国家的崛起在于契约精神。
2010年的电视热点首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这档选秀节目被指责用“富二代+拜金女”、“绯闻+炒作”为噱头抢夺眼球。但它却是真实的。《非诚勿扰》反映出的价值观、人生观，将当下婚恋观上的势利，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位喜欢“捡垃圾”的英国小伙王豆腐(Alex)，坚称捡垃圾能帮助这个地球，可很遗憾，女嘉宾们齐刷刷地将选择的灯灭了。
国际知名民意调查机构所做金钱观调查表明：认同“金钱是个人成功最佳象征”的美国人只有33%，认同这一说法的中国人却占69%，高于全球平均数57%，接下来是韩国、印度和日本。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网调表明，88.1%的人表示，身边存在“炒钱族”，超七成人认为单靠踏实工作难以致富。
“打假斗士”方舟子用自采自编自发的方式办起了个人媒体，并接收大量的检举造假信件，成了网上打假的信访办。终于，一把锤子砸向了他。方舟子遇袭案维持原判，肖传国等人被以“寻衅滋事罪”终审判处拘役5个半月刑罚。方舟子用自己的挨打暴露了媒体舆论监督环境的恶劣。
一位41岁的未婚医生砍死砍伤小学生13人，他原本计划杀死30名小学生。南平惨案之后又引发5起校园血案，当局不得不禁止传媒报道，以防传染效应。为防不测，各地政府向中小学和幼儿园配发了钢叉、催泪喷雾剂、防割手套等防卫武器。
一位26岁的女服务员在下班途中被一辆小轿车撞倒，当她试图记住肇事车牌时，被肇事的富二代大学生连砍8刀，最终由轻伤变成当场死亡。
浙江台州3名90后农民工通过网络、手机等相约集体自杀，2人在喝下剧毒药之后抢救无效死亡，1人被救活。三人家境都贫困，早早辍学，工作后面临重负，不堪忍受之下选择自杀。
中国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公布数据，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型精神病患超过1600万。社会转型，生活节奏，价值观解体，社会严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遭遇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生存压力时，一触即发点燃“炸药包”。
中国基督徒人数已超过中国共产党7000万党员的总数(《宗教蓝皮书》则称中国基督徒总体估计为2305万)。如此数据属实，与1949年相比中国基督徒人数增长了20倍。入教者不再只是城市白领，还包括农民工和城市务工者。与西方不同之处是，中国基督徒进的是“家庭教堂”而非“大教堂”。
有什么办法安抚动荡的国家呢？1200年前唐懿宗的父亲给他留下这样几句话：世道不好的时候，人心思变，如果没有佛教使百姓安守本分，那么勇敢的人会奋起斗狠，智慧的人会策划阴谋，而阡陌上的贫民，将会揭竿而起……(《千年菩提路》第五集《法门寺》)
热播电视剧《新三国》中有一句台词：欲治天下，先收人心。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三大关系不断恶化。
冯小刚在微博中说：繁体字“亲”的右边有“见”，“爱”的中间有“心”；后经简化，“亲爱”二字变成现在的“亲”不见，“爱”无心。然后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和唐山大地震。这不是文化的灾难，是民族的灾难。别的字都可以简化图省事，唯独“亲爱”两字万不该缺见少心。请上级领导批准亲相见爱有心，行吗？
台湾因为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打底，是华人世界的宗教中心：证严法师的慈济会，星云法师的佛光山，圣严法师的法鼓山，这些是浮华社会的定海神针。同为中华民族，台湾人脸上比大陆人多了些从容淡定。中国大陆已成“急之国”。
电影市场上《阿凡达》好评如潮，《孔子》被贬得一无是处。“四大名著”的改编剧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孙悟空祖籍”、“西门庆故里”之争更是争得面红耳赤。这叫文化啃老。在地方政府的宣传语中，文化常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出现。梁文道在电视上说，当今中国是史上最没有文化的年代。
没有文化，经济也走不远。
搜狐总裁张朝阳在一次论坛感慨：2049年，中国人是否都能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到时候，假如中国的崛起和富强成为泡影，后辈会指着我们说，瞧你们那一代人都做了什么，你们怎么那么“二”啊？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2-20/092421673197_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20日09:24 新周刊
2010：围观之年
从近年来的“散步”到今年的“围观”，监督与维权层层逼近，印证了公民社会的成长路径。
文/肖锋
世博与亚运，GDP荣升世界第二，这些盛世图景都不能代表这一年的本质。
如果只用一个关键词表达2010年，我们选择“围观”。围观取代散步，围观改变中国。当政改的雷声隆隆作响，社会事件与围观却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
《新周刊》年初社论《揣测2010》曾预测“矿难在检讨中继续，楼价在控制中上升”，更有醒目网友推断2010年度汉字是“涨”，以及最牛官语录将不断翻新——“谁叫你直播的？”、“我们不强拆，你们吃什么？！”
网民日益增长的集体智慧与政府执政水平的差距，上升为2010年的主要矛盾。
一、 对中国的围观与围堵
历时184天、史上规模最大的上海世博会降下帷幕，中国人终于成功圆了百年世博梦。温家宝在闭幕时感慨：一日观世博，胜读十年书。
上海官方曾挨家挨户劝市民不要穿睡衣上街。“中国人唯一在意的就是面子”(《金融时报》)。为世博会投入的建设资金，据估算推高到了950亿美元。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参观世博后对日本记者说：我感觉海尔与其花巨资建“美国馆”，不如在中国的落后地区建几所希望小学。
广州亚运投资之重堪比有最豪华亚运之称的多哈亚运，这也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亚运会，有45个国家或地区、逾万名运动员参与，中国派出比2008年北京奥运会更强大的团队。“北京举办奥运后就有新北京，上海举办世博就有新上海，广州举办亚运后就有新广州！”这是广州市市长的愿望。而广州市民最兴高采烈的时光是免费挤地铁，阿公阿婆搭地铁买菜，还顺便把机场也逛了。
广州某次理财课上老师问：中国政府把一件事做成的成功率是多少？学员怯怯地答：90%。老师纠正：错！是100%！政府要做成一件事，会不惜代价。
中国政府在曾引发国人抗议的美国CNN电视台投放“Made inChina”广告及国家形象广告。政府开始明白，大国的崛起不仅在于产品的输出，更在于价值观的输出与认同。近年针对中国孩子的一次调查显示，迷恋的20个卡通偶像中，19个来自日美，唯一Made in China的是孙悟空。
10月中国在赞比亚的私企煤矿发生两名中方管理人员向抗议工人开枪事件。外媒称，这是中国血汗工厂模式输出非洲的失败案例，中资企业习惯于和当地权贵打交道，一遇到问题，要么乞灵于金钱与武器，要么希望通过上层关系摆平。
同是10月，历时两月余的智利矿难以成功营救33名矿工收场，营救工作全球直播，成为智利向世人宣扬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的良机。同月，河南平禹煤矿发生事故导致37人死亡。每年数千人死亡的“血煤”惨案几乎已让中国人麻木。中国高速增长的奇迹于是获得“带血的GDP”之称。
在相继超越德、法、英之后，中国GDP今年超过了日本，下一个赶超目标是美国。最乐观的预计是，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有评论提醒说，中国千万不要轻言超越日本，中国的落后依旧是全方位的：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中国人均GDP目前仍只是日本的1/10。在工业结构上，中国大约只相当于日本40年前的水平。中国的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80年到100年前的水平。而教育往往事关一个民族的未来。
温家宝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题目是“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让世界1/5的人口能够富裕起来，这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洛杉矶时报》指出：中国经济巨人因害怕而奔跑。中国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令人目眩的10%，而其领导人将自身压在了这样一个赌注上：中国在未来20年内必须创造不少于1.5亿个工作岗位。这事实上也是中国政府极力“保八”的背后压力。
2010年9月7日，中日在钓鱼岛发生撞船，日本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抓扣中方船长。中国多个城市爆发了反日游行，部分城市的日资商店遭到破坏。中日关系背后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越紧张，对美国操控亚太局势越有利。
美国忽然将全球战略重点，从中东转移亚洲太平洋。CNN做的最新民调：与1997年相比，持“中国威胁论”的美国人由43%增至如今的58%，同时将中国视作机遇的美国人比例则由45%降至现在的35%。
谷歌关闭在内地网站引发中国网友前往其北京总部和上海办事处献花。美国政府干预被中方指责为“政治企图”及“挑起事端”。隶属《环球时报》的环球网称内地谷歌的支持者为“网络汉奸”。
皮尤研究中心民调结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令法国人最为担忧(67%)，其次是德国(58%)、美国(47%)和英国(42%)。
温家宝总理上了《时代》封面，该刊警告，未来中国的挑战主要不是人民币汇率，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民。
二、 政改的雷声与民众的喧嚣
政改山雨欲来风满楼。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6月，他在东京接受专访时更清晰描绘了中国政改的路线图：第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第二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第三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早在2007年温家宝总理就提出要承认普世价值，承认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在今年纪念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上，他又提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他在后来接受CNN专访时，将其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地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11月温家宝造访澳门时出人意料地言及退休，并预邀一同打太极拳的澳门市民到中南海喝茶。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发布2010年《社会蓝皮书》显示，2009年群体性事件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特大群体性事件近年在9万起以上，今后几年维稳仍处于高压态势。
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因私设“黑监狱”，以关押、押送进京上访者为主业，与地方政府签“维稳”协议并收取佣金，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经营”两项罪名立案侦查，其董事长及总经理被刑拘。
国税总局的官员透露，今年财政收入可望达到8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财政收入国，仅次于美国。一时民怨如火上加油。中国的财政收入早在2006年已超越日本，雄霸世界第二，而中国政府仍然钱不够花。
人大代表李永忠指出：“国企利润占企业利润一半以上，却只解决8.2%的社会就业，也只上缴20%的利润给中央，仅去年一年就留存1万多个亿，是上缴利润的四五倍！”若按照解决就业比例来换算，国企应上缴90%的利润即1.2万亿元，如果把这些钱都投入到养老、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基本上能解决现在的民生问题。
国资“老板”李荣融在位7年后退休，自诩“忠臣”。李在位期间，央企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1万亿元，年均增长16.74%；实现利润从2405亿元增加到8151亿元，年均增长19%。李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却引来网上一片骂声。
八十高龄的吴敬琏撰文担忧：一忧中国像日、韩等国那样陷入资产负债危机，二忧权贵资本经济在中国抬头的威胁，三忧中国制造业因为升级速度不够快而陷入危机。“2006年我就说过，我希望祷告上苍，(保佑)中国是个例外。”
2010年中国经济的真正隐忧是：民营企业家很少再去发展实业，扩增企业生产能力，发展自己的商业帝国，甚至也不去“炒煤”、“炒房地产”和“炒股”，而是把自己的资产尽量“变现”，设法移居海外。于是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富跑跑”。
白领不再吃香，今天吃香的是“红领”(公务员)。在中国目前大约有5000万吃“财政饭”的公职人员。在这个社会急剧变革的年代，“红领”因其收入稳定、福利有保障、晋升有空间成为继“白领”、“金领”之后最受青睐的行当。
今年事业单位福利改革流产。据统计，一位事业单位的退休职工退休金要比非事业单位的多一倍。
年初，国家审计署对中国人寿进行审计时查出一份蹊跷的保单：包括前总裁在内的47名高管购买的补充养老险规定，前总裁退休后每月可领取9.28万元，如果加上医疗费用可报销部分，他每月所获权益最高可达11万元之多，其他高管依次类推。2009年，全国职工人均养老金只有1300元，而该国企前总裁的养老保险是人均养老金的70倍之多。消息一出，群情激愤。但取消了一个国企老总的特权，却无法改变两极分化的现实。
中国当下的“马太效应”，表现在经济适用房、医疗保障、教育机会等一系列社会政策，其受益方大多是富裕阶层甚至是豪富群体。
“十二五”提出核心关键词“包容性增长”：让更多的人享受改革红利。平权与均富，将是下一个三十年中国绕不开的主题。
三、围观与维权博弈
微博是没有围墙的现场。上海胶州路大火的关键报道，微博取代传统媒体，将熊熊火焰直接烧到人们面前。
6月，《财经》杂志编辑方玄昌在北京海淀增光路，被两名男子持钢筋棍袭击受伤，其中头部伤口深可见骨。7月，《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遭到全国通缉，罪名是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8月，《华商晨报》等媒体四记者采访伊春空难被扣，警察喊：“抓的就是记者”。同月，报道过紫金矿业“封口费”事件的两家报社记者，其家属在开车时意外遭到撞击。9月，陕西渭南警察到北京抓走作家谢朝平，为的是一本叫《大迁徙》的书，给出的理由却是“涉嫌非法经营”。
9月21日，《财经》因报道安元鼎保安公司私设“黑监狱”案遭4名北京警察造访，来者自称是市公安局网管处的，要求了解保安公司截访稿子的有关情况，并要求交出作者。立马有网友通过微博串联一百余人到《财经》杂志所在地泛利大厦楼下围观。后经关键人物斡旋，该事件以“误会”收场。假如没有微博，事态会怎么样？
2010年9月16日上午8时11分，《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在微博上转发网友的微博：“今天上午7点，抚州自焚事件伤者钟家的两个女儿在南昌昌北机场，欲买机票去北京，被宜黄当地四十多个人控制在机场……泣血求助网友。”该事件经微博直播引发了全国网友关注。17日晚，江西省抚州市委对宜黄县“9·10”拆迁自焚事件中的8名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决定。网友在微博中欢呼——“围观再一次改变了中国！”
尽管尚无官方表态称该抗拆事件的处理结果与网民们的努力直接相关，但公众已在心中完成了对微博的一次授勋仪式。微博围观成为民意表达的最新途径。
艺术家兼独立行动者艾未未说过一句话：融化冰川没有别的方法，只有靠中国人的整体热量。
上访不如上网。互联网扁平化的特性瓦解了金字塔式的管制，民主力量借助网络而崛起。微博“直播”中国，“转发”沟通世界。“有图有真相”是网络“揭黑”的一大特色，而人肉搜索这一富有争议的揭黑手段也让腐败更显尴尬。在传统媒体因顾虑而缺席或反应迟钝的情况下，互联网孤军深入，成为网民自发爆料和集结舆论的平台。早在10年前就有人说过，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
3月7日人代会记者采访时间，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一把拿下了《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的录音笔，径直走向电梯。“我们担心她不是记者。”三天后湖北代表团工作人员将录音笔还给了刘。3月12日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以媒为镜可以知得失。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立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给网友送上祝福：“真诚希望广大网民朋友‘手握鼠标，胸怀天下’，对广东工作中的不足‘拍大砖’。”这是汪洋和黄华华第三次在网上给网友拜年。
有评论说，现在中国社会像个大火药桶，大家要去拆引信，而不是去引爆它。但民主从来都是“争来的”，而不是“给来的”。
本届世界杯主题曲叫《旗帜飘扬》：我们不会停止斗争，为了食物为了我们自由的渴望，我们耐心等待，等待命中注定到来的那一天，那一天不再遥远，现在我们就要高唱——当我长大时，我会更加坚强，他们对我说，自由就像旗帜一样飘扬。
四、 被围观的慈善与滴血的财富
巴菲特与盖茨来华劝捐拷问中国富豪的良心。“巴比慈善晚宴”引发众多记者围观，但因与会者中大多中国富豪不愿暴露身份，采访遭拒。当晚在现场的唯一“记者”是用微博发照片的潘石屹夫妇。后来，老巴菲特接受采访时说：“如果知道有许多人爱你，那是多大的快乐！”
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10年度全球富豪榜中，中国富豪占10%，仅次于美国。
“中国首善”陈光标宣布“裸捐”，给中国富人加压，他不理会歪曲和批判，也不避讳贪求名誉，声称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善举。陈在北京台的一次节目中当众吃面条，并将剩下的交给司机吃完，称平生最憎恶浪费。
马云回应陈光标逼捐：“没有私就是最大的私，不给孩子留一点儿，一个不考虑自己的人，你不要相信他会考虑社会。”崔永元力挺：“要裸大家都裸，这才叫赤诚相对。”
二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你不是因为是好人，才去做好事，而是因为你一直在做好事，你才是一个好人。
“我发现60%以上富二代是败家子”，陈光标坚持不给亲人钱财。据报道陈的妹妹洗碗至今已经11年，月挣1500元；弟弟至今还在做保安，月挣2000多元。
常言道“富不过三代”，未来10年中国将有300万企业进入接班换代。但“90%的家族创始人希望子女接班，95%的子女却不愿意接班”，江苏省一次MBA发展论坛上，富二代接班成热点话题。
近年来，媒体时有“中国二代病”现象的讨论。富二代不接班，是因为不用勤劳就能富有；农二代不做工，是因为即使勤劳也无法富有。
一代年轻人的理想正在被埋葬。1998年马化腾创办腾迅、史玉柱创办脑白金，1999年丁磊创办网易、马云创办阿里巴巴据说都是50万创业，当时都没买房。而现在年轻人的理想却系于一套房子。当然，现在创业也没了10年前的开放环境了。
郑州富士康招聘排1公里长队，应聘者需答70道心理测试题：能否常常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能否尽管睡眠不足或者连续工作都毫不在乎，等等。数月前，富士康刚刚遭遇了诡异的“N连跳”自杀事件，学者称这是“世界工厂模式的终结”。“我们的经济不能一直挤榨劳动者权益，因为这不是工人愿意接受的模式。”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评论。“N连跳”自杀事件之后，富士康工人工资集体上调了30%。
富士康在深圳有40万人的工业园区，工人们上班时冷漠，下班后回到“都市的丛林”。他们都是离开乡村社区温暖怀抱的新生代民工。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中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
由于不满薪资待遇，5月本田在广东佛山零部件厂的工人开始持续罢工，工人高喊“罢工到底”并要求重整工会。经济学家惊呼“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这预示着中国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今年苹果超越微软成为世界市值最大的科技公司。1.5万亿元人民币的市值，可以买下100个同仁堂或38个格力电器或18个万科或15个中国银行或13个宝钢或者2个中国石化。凭一台iPhone4苹果公司能挣360美元，富士康等中国代工企业，则只得到6.54美元的加工费。苹果利润率60%，富士康则只有3%—5%。中国代工企业再向下压榨的残酷性可想而知。
中国人为何勤劳而不富有？这是个横亘不去的命题。这个命题不解答，所谓产业升级，所谓大国崛起都是空谈。
台湾那边也在反思，台湾要摒弃粗放的企业发展模式。“苍狼的下场最终都是消失，因为草原总有被吃尽的一天”(明基总裁李焜耀)。成吉思汗式的成本掠夺方式，只会是短命王朝。海峡这边的同胞们请注意，这也是我们的命题。
五、让亲人相见，让爱心回归
什么都在涨，只有道德底线在降。
商务部通报数据显示，11月上旬，全国36个大中城市18种主要蔬菜平均价每公斤3.9元，比去年同期上涨了62.4%。物价的上涨，催生了一批囤米囤油的“海囤族”，一些深圳居民甚至选择到香港购买生活用品。
要毁掉一个市场，最方便的办法是鼓励造假。要毁掉一个社会亦如是。中国不少行业充斥着弄虚作假的行径。造假流毒向社会各个层面扩散，从唐骏的“学历门”、紫金矿业“污染门”、蒙牛“公关门”到三聚氰胺死灰复燃，政府数据注水与诈骗短信泛滥、诚信文化的缺失困扰着腾飞的中国巨龙。
传媒把“神医”张悟本推上名望的顶峰，又狠狠地将他推下，甚至将绿豆暴涨归罪于他的绿豆疗法。其实张所传授的养生之道并非全错。一位获得道籍仅4年的道士，却被诸多名人封为神仙。《谁说世界上没有神仙》等报道将李一推向了巅峰，李出事后传媒又破鼓众人捶。
《大国崛起》的团队今年在央视二套又推出系列电视片《公司的力量》，通片力陈这样一个常识：一个国家的崛起在于契约精神。
2010年的电视热点首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这档选秀节目被指责用“富二代+拜金女”、“绯闻+炒作”为噱头抢夺眼球。但它却是真实的。《非诚勿扰》反映出的价值观、人生观，将当下婚恋观上的势利，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位喜欢“捡垃圾”的英国小伙王豆腐(Alex)，坚称捡垃圾能帮助这个地球，可很遗憾，女嘉宾们齐刷刷地将选择的灯灭了。
国际知名民意调查机构所做金钱观调查表明：认同“金钱是个人成功最佳象征”的美国人只有33%，认同这一说法的中国人却占69%，高于全球平均数57%，接下来是韩国、印度和日本。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网调表明，88.1%的人表示，身边存在“炒钱族”，超七成人认为单靠踏实工作难以致富。
“打假斗士”方舟子用自采自编自发的方式办起了个人媒体，并接收大量的检举造假信件，成了网上打假的信访办。终于，一把锤子砸向了他。方舟子遇袭案维持原判，肖传国等人被以“寻衅滋事罪”终审判处拘役5个半月刑罚。方舟子用自己的挨打暴露了媒体舆论监督环境的恶劣。
一位41岁的未婚医生砍死砍伤小学生13人，他原本计划杀死30名小学生。南平惨案之后又引发5起校园血案，当局不得不禁止传媒报道，以防传染效应。为防不测，各地政府向中小学和幼儿园配发了钢叉、催泪喷雾剂、防割手套等防卫武器。
一位26岁的女服务员在下班途中被一辆小轿车撞倒，当她试图记住肇事车牌时，被肇事的富二代大学生连砍8刀，最终由轻伤变成当场死亡。
浙江台州3名90后农民工通过网络、手机等相约集体自杀，2人在喝下剧毒药之后抢救无效死亡，1人被救活。三人家境都贫困，早早辍学，工作后面临重负，不堪忍受之下选择自杀。
中国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公布数据，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型精神病患超过1600万。社会转型，生活节奏，价值观解体，社会严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遭遇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生存压力时，一触即发点燃“炸药包”。
中国基督徒人数已超过中国共产党7000万党员的总数(《宗教蓝皮书》则称中国基督徒总体估计为2305万)。如此数据属实，与1949年相比中国基督徒人数增长了20倍。入教者不再只是城市白领，还包括农民工和城市务工者。与西方不同之处是，中国基督徒进的是“家庭教堂”而非“大教堂”。
有什么办法安抚动荡的国家呢？1200年前唐懿宗的父亲给他留下这样几句话：世道不好的时候，人心思变，如果没有佛教使百姓安守本分，那么勇敢的人会奋起斗狠，智慧的人会策划阴谋，而阡陌上的贫民，将会揭竿而起……(《千年菩提路》第五集《法门寺》)
热播电视剧《新三国》中有一句台词：欲治天下，先收人心。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三大关系不断恶化。
冯小刚在微博中说：繁体字“亲”的右边有“见”，“爱”的中间有“心”；后经简化，“亲爱”二字变成现在的“亲”不见，“爱”无心。然后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和唐山大地震。这不是文化的灾难，是民族的灾难。别的字都可以简化图省事，唯独“亲爱”两字万不该缺见少心。请上级领导批准亲相见爱有心，行吗？
台湾因为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打底，是华人世界的宗教中心：证严法师的慈济会，星云法师的佛光山，圣严法师的法鼓山，这些是浮华社会的定海神针。同为中华民族，台湾人脸上比大陆人多了些从容淡定。中国大陆已成“急之国”。
电影市场上《阿凡达》好评如潮，《孔子》被贬得一无是处。“四大名著”的改编剧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孙悟空祖籍”、“西门庆故里”之争更是争得面红耳赤。这叫文化啃老。在地方政府的宣传语中，文化常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出现。梁文道在电视上说，当今中国是史上最没有文化的年代。
没有文化，经济也走不远。
搜狐总裁张朝阳在一次论坛感慨：2049年，中国人是否都能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到时候，假如中国的崛起和富强成为泡影，后辈会指着我们说，瞧你们那一代人都做了什么，你们怎么那么“二”啊？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2-20/092421673197_2.shtml
2010年12月15日星期三
湖南公民网络论坛呼吁援助湖南狱中民主人士并建立援助及监管机制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2月15日来稿）
湖南公民网络论坛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共交流平台，旨在推动中国民主进程及人权进步，有效的关注社会现状问题，积极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
湖南公民网络论坛于12月15日召开网络会议，议题是援助目前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湖南民主人士，此次援助对象为湖南民主运动四位代表性人物。在本次网络会议中论坛为四位狱中湖南民主人士筹集了款项3400元。
本论坛希望借此机会能够给狱中湖南民主人士送去关怀和慰问，让狱中的民主人士感受到外界的关怀，其为中国民主运动所作出的牺牲，我们一直都铭记着，从不曾忘记。通过本次会议将建立长效援助机制及有效的监管机制，能够充分保证所接受款项完整的落实到援助对象，并可接受援助方的查询。本机制的建立将为湖南狱中民主人士不定期提供援助。
也希望其他地区及海外朋友也能够提供向下面四位狱中湖南民主人士提供援助，本论坛在此表示感谢！
以下是湖南四位狱中民主人士的简介：
李旺阳
李旺阳，男，1950年出生。湖南邵阳市人。高中毕业后到邵阳玻璃厂当工人。
受波兰团结工会影响，1983年与朋友组织“邵阳市工人互助会”，当年被抓，后免于刑事处分。1989年“6.4”运动时，领头组建“邵阳市工自联”，发动工人游行、示威，声援以北京为中心的学生民主运动。是年6月9日被捕，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十三年。初进监狱则遭到狱警野蛮的肉体残害，九死一生，因而从此被疾病长期浸淫，先是甲亢、心脏病，后又经常性双手发抖、麻木，最终导致双眼失明，双耳失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2000年6月8日刑满释放。出狱未到一年，即因在监狱遭到非法迫害致使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之事向政府索赔，以维护公民合法权利，而与2001年5月30日第二次入狱，刑期为十年，罪名是莫须有的“冲击国家机关”。现关押于湖南省赤山监狱。释放日期2011年5月29日。
李旺阳未婚。父母均于七十年代过世。唯一的妹妹李旺玲，下岗工人，曾因帮助李旺阳维权而被劳教三年，现于广东打工。
谢福林
谢福林，湖南长沙市人，1949年生。中国泛蓝联盟长沙市负责人，著名维权人士，零八宪章签署者，中国人权论坛发起人之一，长沙市经租户维权代表.
谢福林长期从事民主\维权方面工作。在湖南省民主\维权圈内具有极大影响力。也是中国活跃的维权人士。长期深入低层接触低层群众了解他们的冤情，并自费提供人道救济。主要参与有影响力的维权事件有《江永县非法征地》、《长沙市太平街强制拆迁》、《湖南省委门前爆发下跪请愿事件》、《湘潭市非法征地》《长沙经租户集体上访》、《纪念卫国战争》及参与人权圣火在长沙的传递等促进民主和人权进步的行动。并且他边深入低层从事维权，边宣传民主思想及人权理念。影响很多人。成为长沙乃至湖南的维权旗帜性人物。深得低层民众支持。
因为广泛参与促进民主、人权进步事业多次遭到长沙地方当局约谈、警告及限制居住、拘押（两次行政拘留）等威胁、迫害，但仍然不改信念不改行踪，毫无畏惧。在如此情形下，长沙地方当局乃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判刑六年。目前关押于湖南省长沙监狱。
请有意向谢福林提供经济帮助的朋友与谢福林妻子金焰联系电话：13637499975
谢长发
谢长发，男，1951年10月7日生。湖南省望城县坪塘镇人。下放知识青年，招工进长沙钢厂。1975年入读中南矿冶学院（后改为中南工业大学、中南大学）学轧钢专业。助理工程师。所在工厂破产后，自某生路。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一波政治潮流中，谢长发参加了长沙有数十人之多的“良友学会”民主沙龙。1989年“6.4”运动时，在浏阳搞“社教”（兼任副乡长）的谢长发，先后到数所学校讲演，声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判劳教3年，实际执行2年。1992年，谢长发组织一读书社，被禁。1998年3月，他和潘明栋被指企图借庆祝朱镕基当选总理的名义发动游行，被行政拘留15天。
1998年下半年，谢长发与湖南其它异议人士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被拘留。2005年，谢长发撰写了《中国民主党宣言》，后又写了《昭告海外同胞书》、《民主问题问答》、《中国民主党之歌》等，修改了浙江版本的《中国民主党党章》。2008年6月26日被长沙市公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刑拘，2009年9月1日被判刑十三年，目前关押于湖南省赤山监狱。
请有意向谢长发提供经济帮助的朋友与谢长发弟谢长祯联系电话：13975865658
柏小毛
柏小毛，1966年出生，湖南资兴人，未婚。1989年因“6.4”事件被判“反革命”罪，处有期徒刑八年。1995年出狱。1998年积极参与组建湖南省民主党，担任湖南省民主党秘书长。1999年被捕，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现关押于湖南省赤山监狱。
注：本次所接受款项，将平均援助以上四位受难民主人士。由于目前联系不上李旺阳、柏小毛亲属，请有意向提供经济援助的朋友与“湖南公民网络论坛”联系。论坛邮箱：hngmwllt@gmail.com
湖南公民网络论坛
2010年12月15日
湖南公民网络论坛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共交流平台，旨在推动中国民主进程及人权进步，有效的关注社会现状问题，积极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
湖南公民网络论坛于12月15日召开网络会议，议题是援助目前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湖南民主人士，此次援助对象为湖南民主运动四位代表性人物。在本次网络会议中论坛为四位狱中湖南民主人士筹集了款项3400元。
本论坛希望借此机会能够给狱中湖南民主人士送去关怀和慰问，让狱中的民主人士感受到外界的关怀，其为中国民主运动所作出的牺牲，我们一直都铭记着，从不曾忘记。通过本次会议将建立长效援助机制及有效的监管机制，能够充分保证所接受款项完整的落实到援助对象，并可接受援助方的查询。本机制的建立将为湖南狱中民主人士不定期提供援助。
也希望其他地区及海外朋友也能够提供向下面四位狱中湖南民主人士提供援助，本论坛在此表示感谢！
以下是湖南四位狱中民主人士的简介：
李旺阳
李旺阳，男，1950年出生。湖南邵阳市人。高中毕业后到邵阳玻璃厂当工人。
受波兰团结工会影响，1983年与朋友组织“邵阳市工人互助会”，当年被抓，后免于刑事处分。1989年“6.4”运动时，领头组建“邵阳市工自联”，发动工人游行、示威，声援以北京为中心的学生民主运动。是年6月9日被捕，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十三年。初进监狱则遭到狱警野蛮的肉体残害，九死一生，因而从此被疾病长期浸淫，先是甲亢、心脏病，后又经常性双手发抖、麻木，最终导致双眼失明，双耳失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2000年6月8日刑满释放。出狱未到一年，即因在监狱遭到非法迫害致使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之事向政府索赔，以维护公民合法权利，而与2001年5月30日第二次入狱，刑期为十年，罪名是莫须有的“冲击国家机关”。现关押于湖南省赤山监狱。释放日期2011年5月29日。
李旺阳未婚。父母均于七十年代过世。唯一的妹妹李旺玲，下岗工人，曾因帮助李旺阳维权而被劳教三年，现于广东打工。
谢福林
谢福林，湖南长沙市人，1949年生。中国泛蓝联盟长沙市负责人，著名维权人士，零八宪章签署者，中国人权论坛发起人之一，长沙市经租户维权代表.
谢福林长期从事民主\维权方面工作。在湖南省民主\维权圈内具有极大影响力。也是中国活跃的维权人士。长期深入低层接触低层群众了解他们的冤情，并自费提供人道救济。主要参与有影响力的维权事件有《江永县非法征地》、《长沙市太平街强制拆迁》、《湖南省委门前爆发下跪请愿事件》、《湘潭市非法征地》《长沙经租户集体上访》、《纪念卫国战争》及参与人权圣火在长沙的传递等促进民主和人权进步的行动。并且他边深入低层从事维权，边宣传民主思想及人权理念。影响很多人。成为长沙乃至湖南的维权旗帜性人物。深得低层民众支持。
因为广泛参与促进民主、人权进步事业多次遭到长沙地方当局约谈、警告及限制居住、拘押（两次行政拘留）等威胁、迫害，但仍然不改信念不改行踪，毫无畏惧。在如此情形下，长沙地方当局乃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判刑六年。目前关押于湖南省长沙监狱。
请有意向谢福林提供经济帮助的朋友与谢福林妻子金焰联系电话：13637499975
谢长发
谢长发，男，1951年10月7日生。湖南省望城县坪塘镇人。下放知识青年，招工进长沙钢厂。1975年入读中南矿冶学院（后改为中南工业大学、中南大学）学轧钢专业。助理工程师。所在工厂破产后，自某生路。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一波政治潮流中，谢长发参加了长沙有数十人之多的“良友学会”民主沙龙。1989年“6.4”运动时，在浏阳搞“社教”（兼任副乡长）的谢长发，先后到数所学校讲演，声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判劳教3年，实际执行2年。1992年，谢长发组织一读书社，被禁。1998年3月，他和潘明栋被指企图借庆祝朱镕基当选总理的名义发动游行，被行政拘留15天。
1998年下半年，谢长发与湖南其它异议人士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被拘留。2005年，谢长发撰写了《中国民主党宣言》，后又写了《昭告海外同胞书》、《民主问题问答》、《中国民主党之歌》等，修改了浙江版本的《中国民主党党章》。2008年6月26日被长沙市公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刑拘，2009年9月1日被判刑十三年，目前关押于湖南省赤山监狱。
请有意向谢长发提供经济帮助的朋友与谢长发弟谢长祯联系电话：13975865658
柏小毛
柏小毛，1966年出生，湖南资兴人，未婚。1989年因“6.4”事件被判“反革命”罪，处有期徒刑八年。1995年出狱。1998年积极参与组建湖南省民主党，担任湖南省民主党秘书长。1999年被捕，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现关押于湖南省赤山监狱。
注：本次所接受款项，将平均援助以上四位受难民主人士。由于目前联系不上李旺阳、柏小毛亲属，请有意向提供经济援助的朋友与“湖南公民网络论坛”联系。论坛邮箱：hngmwllt@gmail.com
湖南公民网络论坛
2010年12月15日
2010年12月14日星期二
政治犯、良心犯、宗教犯出狱时间
（欢迎补充）
2011
0508 陈道军
0519 罗勇泉
0529 李旺阳、孙林
0609 黄琦
0615 孙小弟
0625 齐崇怀
0626 胡佳
0715 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
0823 吕耿松
0831 黄晓敏
0913 郭飞熊
0917 纪斯尊
1115 王译
1212 黄金秋
1219 郑贻春
1223 徐泽荣
xxxx 柏小毛
2012
0415 李大伟（不确定）
0515 张起
0528 胡明君、袁显臣
0813 王小宁
0910 任铭
2013
1212 孔佑平
2014
0327 谭作人
1123 师涛
1128 努尔莫哈提·亚辛
2015
0509 任自元
0722 谢福林
2017
0429 许万平
1222 杨天水
2018
1112 郭泉
2020
0621 刘晓波
0627 刘贤斌
2021
0625 谢长发
不明
王炳章（2002年拘捕，判无期）
彭明（2005年拘捕，判无期）
陆建华（2005年拘捕，判20年）
阿布露莎（2008年拘捕，刑期不明）
刘永根（2009年拘捕，刑期不明）
海莱特·尼亚孜（2009年拘捕，判15年）
左晓环（2010年拘捕，未宣判）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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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章（2002年拘捕，判无期）
彭明（2005年拘捕，判无期）
陆建华（2005年拘捕，判20年）
阿布露莎（2008年拘捕，刑期不明）
刘永根（2009年拘捕，刑期不明）
海莱特·尼亚孜（2009年拘捕，判15年）
左晓环（2010年拘捕，未宣判）
2010年12月13日星期一
刘军宁：天堂茶话第七十二章 为什么民威大于君威？
天堂茶话第七十二章 为什么民威大于君威？
天道自由主义系列谈
天堂茶话七十二章 天道之威
为什么民威大于君威？
刘军宁
孔子：我在媒体看到，街上跑的许多汽车叫君威。好像是通用汽车公司别克系列的产品。商标和品牌常常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君威”的概念有卖点，说明在中国君王思想还是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一个汽车品牌，若是叫“民威”，恐怕就很难卖得动了。我们那个时代，国将不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君威崩溃。维护君威，就是维护国威。还有什么比君威更威严的呢？
老子：君威的确有很大的威力。我记得，好像秦嬴政说过，民威不过是老百姓急了后用头撞墙；而一旦天子发威，便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从二十世纪的记录来看，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记录，早就被加倍突破了。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君威并非至大，而且是杀人与残暴之威。这可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好事。民众的威力一点也不小于君威，只是不常发作罢了。民众一旦发威，即使是最残暴的暴君也会吓得发抖。暴君在这个世界上最怕一件事情，就是民众造反。
要我说，最大的是天威，即天道之威，其次是民威，最后才是君威。乍看起来，君威是最大的，其实是最小的。君威靠的是武力。如果不靠武力，暴君的威是零。天道的威是最大的，除了自身什么都不靠。民威靠的是天威，天道之威。没有天道扶住的抗暴民众不过是暴民、草寇。如果民威不发作便罢，一旦发作君威就被夷平了。民众的问题，是不能善用天威。他们甚至滥用天威，常常借天威来立新的君威。通常，对君威，一开始老百姓怕的要命，后来慢慢就不怕了，再后来就挑战、摧毁君威了。如果百姓不怕君威，那么暴君的威力也就到了尽头；一旦不畏惧暴政，那么反抗暴政的大动静就要发生了。
孔子：您说的有道理。我把天道及其威力这事给忘了。当然，任何威力都无法与天道相比。之所以强调君威，还是因为我不愿意看到犯上作乱。民众要是都挑战君威，国家容易出乱子。
老子：谁也不希望暴乱。那些民众，要不是被暴政逼得没有活路，怎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抗暴？我对统治者的高压暴政也格外反感，讨厌当局那副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姿态风。这些人凭借暴力的恐怖手段，处处以牺牲民众生命财产利益来满足其私欲。一旦民众超过了忍耐的极限，那么接受命运就不如反抗命运了。
所以，我奉劝统治者不要动辄代表这个代表那个，以垄断政权独霸天下；不要为了自己的别墅去强拆民房，逼他们引火自焚；不要让城管把靠小买卖糊口的百姓追得满街跑，逼他们以命相拼，乃至越来越多的民众铤而走险。当官的不去逼老百姓，老百姓是不会造反的。无论反抗者最终是否被镇压下去，镇压的代价都是巨大的。
孔子：我虽然不主张用暴力反抗暴政，但是不妨用各种积极的消极的方法加以抵制。若是道不行，我就乘桴浮于海。我是乘桴向东，你是骑牛往西。这个也表达了我们俩与无道的政权不合作的态度。孟轲走的比我远，他甚至主张放伐诛杀暴君。我记得，当时齐宣王问他：“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他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他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估计当时他把宣王吓得够呛。小孟还算是勇敢，后来好像没有人敢当着君王面说这样的话了。
老子：小孟的确勇敢。如你所说，即便是这种在承认君主至高无上前提下的勇敢后来也失传了。你们儒家对待暴君的态度是前后不一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主张用最激烈的手段对待无道的君王，所以汤武革命；一方面又强调对君王要无条件的服从，所谓三纲五常。最终还是忠君思想占了上风。
自古以来，中国的大问题之一，就是没有几个人把政治正义放在心里，作为自己政治立场与行动的指南。只要是在台上，就都把他们当君王，而不管他们是否定期得到民意的同意；只要是在世的，都把他们当贤君，而不管他们用多么粗暴的手段对待民众。所以，一个士人，在决定为当局贡献自己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自己的作为是否合乎政治正义，否则很可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政府必须从被统治者的同意中获得其正当性，未经民众同意的统治是不正义、不正当、不合法的统治。这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或者说政治大义。
孔子：您的提醒非常重要。我虽然也反对苛政，但是也太强调尊君了。关键问题是，贤君与暴君之间常常很难区分。很多君王，既干了不少好事，也干了不少坏事，或是有时干好事，有时干坏事。有的君王的确干了很多坏事，但是承诺以后要干好事。这就让我们儒家就很难办了。
老子：这里的关键是对暴政的识别。只要认清了暴政的本质，就不必去根据其一时的表现来判断了。暴政的实质是把公权力私有化为实现个人私利的工具，暴君完全置公益于不顾，而专门追逐个人贪欲的满足。这样的统治在根本上违背天道。
孔子：那么，怎样才能识别暴政呢？
老子：天道向我们提供判断暴政与否的根本尺度。江山社稷是上天赋予全体民众的。暴政的本质是篡夺属于天下人的江山然后私囊之。因此，暴君行使的是僭越而来的权力。天道要求政府首先必须为全体民众服务，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与财产。而在暴政之下，政府首先服务的不是全体民众，而是暴君及其统治集团。天道要求政府按照体现天道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而暴君治国所依据的不是法律，而是他的专横意志。暴君绝不限于君主制下的君主。只要是僭越江山的人并实行粗暴专横的统治，不论他如何命名他的政体，都是暴君。我特别同意英国人洛克的看法。他认为，当统治者企图直接或间接夺取民众的住所，断绝他们的生路，侵犯他们的财产和自由的时候，暴君就是在向民众宣战了。当统治者通过派遣强力机关穿着制服的人前去执“法”时，政权与民众就处于战争状态了，民众因此也就无需服从政府了，向天道（洛克称之为上帝）求助抵抗暴政的权利也就由此产生了。
孔子：但是，无论如何，反抗君王的事情要慎之又慎。
老子：的确，造反不是解决问题的可取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成功造反，中国从中获得了什么呢？仅仅为了打江山而造反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更坏。关键是要建立更顺应天道的政体与政治秩序。建立政权的方式不该靠造反，而是要用和平理性的手段构建宪政秩序。对不符合天道建立起来的政府，不符合天道的法律，和不符合或违反天道的施政，民众都有抵抗的权利。这样做是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更是维护天道本身。
我同意你对审慎的强调。推翻暴政的权利来自天道，然而，是否要行使，如何行使，需要格外谨慎。原则上说，推翻暴政的权利只在暴政之下才能生效。在符合天道的政体之下，不存在行使推翻暴政的权利的先决条件。对暴政和通向任何暴政的企图，要积极抵制，不服从，而不要轻易诉诸暴力。暴力是个双刃剑，它是对抗暴政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会造成大量的生命财产的伤亡与损失。我希望一切对暴政的反抗都能通过和平的、理性的、节制的、教育的方法来完成。要永远保留行使大威的权利，最好永远不用暴力的大威。
天道章句之七十二：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若民众不再畏惧强权之威，暴君就要面对天道之威了。
不要逼扰民众不得安居，不要压榨民众断其生计。
只有不压迫民众，才能不被民众所厌弃。
因此，有道的政府，
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自以为是；
可有自爱之心，不可唯我独尊。
所以，要舍弃后者而保持前者。
刊登于《商务周刊》2010年12月13日
天道自由主义系列谈
天堂茶话七十二章 天道之威
为什么民威大于君威？
刘军宁
孔子：我在媒体看到，街上跑的许多汽车叫君威。好像是通用汽车公司别克系列的产品。商标和品牌常常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君威”的概念有卖点，说明在中国君王思想还是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一个汽车品牌，若是叫“民威”，恐怕就很难卖得动了。我们那个时代，国将不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君威崩溃。维护君威，就是维护国威。还有什么比君威更威严的呢？
老子：君威的确有很大的威力。我记得，好像秦嬴政说过，民威不过是老百姓急了后用头撞墙；而一旦天子发威，便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从二十世纪的记录来看，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记录，早就被加倍突破了。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君威并非至大，而且是杀人与残暴之威。这可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好事。民众的威力一点也不小于君威，只是不常发作罢了。民众一旦发威，即使是最残暴的暴君也会吓得发抖。暴君在这个世界上最怕一件事情，就是民众造反。
要我说，最大的是天威，即天道之威，其次是民威，最后才是君威。乍看起来，君威是最大的，其实是最小的。君威靠的是武力。如果不靠武力，暴君的威是零。天道的威是最大的，除了自身什么都不靠。民威靠的是天威，天道之威。没有天道扶住的抗暴民众不过是暴民、草寇。如果民威不发作便罢，一旦发作君威就被夷平了。民众的问题，是不能善用天威。他们甚至滥用天威，常常借天威来立新的君威。通常，对君威，一开始老百姓怕的要命，后来慢慢就不怕了，再后来就挑战、摧毁君威了。如果百姓不怕君威，那么暴君的威力也就到了尽头；一旦不畏惧暴政，那么反抗暴政的大动静就要发生了。
孔子：您说的有道理。我把天道及其威力这事给忘了。当然，任何威力都无法与天道相比。之所以强调君威，还是因为我不愿意看到犯上作乱。民众要是都挑战君威，国家容易出乱子。
老子：谁也不希望暴乱。那些民众，要不是被暴政逼得没有活路，怎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抗暴？我对统治者的高压暴政也格外反感，讨厌当局那副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姿态风。这些人凭借暴力的恐怖手段，处处以牺牲民众生命财产利益来满足其私欲。一旦民众超过了忍耐的极限，那么接受命运就不如反抗命运了。
所以，我奉劝统治者不要动辄代表这个代表那个，以垄断政权独霸天下；不要为了自己的别墅去强拆民房，逼他们引火自焚；不要让城管把靠小买卖糊口的百姓追得满街跑，逼他们以命相拼，乃至越来越多的民众铤而走险。当官的不去逼老百姓，老百姓是不会造反的。无论反抗者最终是否被镇压下去，镇压的代价都是巨大的。
孔子：我虽然不主张用暴力反抗暴政，但是不妨用各种积极的消极的方法加以抵制。若是道不行，我就乘桴浮于海。我是乘桴向东，你是骑牛往西。这个也表达了我们俩与无道的政权不合作的态度。孟轲走的比我远，他甚至主张放伐诛杀暴君。我记得，当时齐宣王问他：“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他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他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估计当时他把宣王吓得够呛。小孟还算是勇敢，后来好像没有人敢当着君王面说这样的话了。
老子：小孟的确勇敢。如你所说，即便是这种在承认君主至高无上前提下的勇敢后来也失传了。你们儒家对待暴君的态度是前后不一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主张用最激烈的手段对待无道的君王，所以汤武革命；一方面又强调对君王要无条件的服从，所谓三纲五常。最终还是忠君思想占了上风。
自古以来，中国的大问题之一，就是没有几个人把政治正义放在心里，作为自己政治立场与行动的指南。只要是在台上，就都把他们当君王，而不管他们是否定期得到民意的同意；只要是在世的，都把他们当贤君，而不管他们用多么粗暴的手段对待民众。所以，一个士人，在决定为当局贡献自己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自己的作为是否合乎政治正义，否则很可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政府必须从被统治者的同意中获得其正当性，未经民众同意的统治是不正义、不正当、不合法的统治。这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或者说政治大义。
孔子：您的提醒非常重要。我虽然也反对苛政，但是也太强调尊君了。关键问题是，贤君与暴君之间常常很难区分。很多君王，既干了不少好事，也干了不少坏事，或是有时干好事，有时干坏事。有的君王的确干了很多坏事，但是承诺以后要干好事。这就让我们儒家就很难办了。
老子：这里的关键是对暴政的识别。只要认清了暴政的本质，就不必去根据其一时的表现来判断了。暴政的实质是把公权力私有化为实现个人私利的工具，暴君完全置公益于不顾，而专门追逐个人贪欲的满足。这样的统治在根本上违背天道。
孔子：那么，怎样才能识别暴政呢？
老子：天道向我们提供判断暴政与否的根本尺度。江山社稷是上天赋予全体民众的。暴政的本质是篡夺属于天下人的江山然后私囊之。因此，暴君行使的是僭越而来的权力。天道要求政府首先必须为全体民众服务，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与财产。而在暴政之下，政府首先服务的不是全体民众，而是暴君及其统治集团。天道要求政府按照体现天道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而暴君治国所依据的不是法律，而是他的专横意志。暴君绝不限于君主制下的君主。只要是僭越江山的人并实行粗暴专横的统治，不论他如何命名他的政体，都是暴君。我特别同意英国人洛克的看法。他认为，当统治者企图直接或间接夺取民众的住所，断绝他们的生路，侵犯他们的财产和自由的时候，暴君就是在向民众宣战了。当统治者通过派遣强力机关穿着制服的人前去执“法”时，政权与民众就处于战争状态了，民众因此也就无需服从政府了，向天道（洛克称之为上帝）求助抵抗暴政的权利也就由此产生了。
孔子：但是，无论如何，反抗君王的事情要慎之又慎。
老子：的确，造反不是解决问题的可取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成功造反，中国从中获得了什么呢？仅仅为了打江山而造反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更坏。关键是要建立更顺应天道的政体与政治秩序。建立政权的方式不该靠造反，而是要用和平理性的手段构建宪政秩序。对不符合天道建立起来的政府，不符合天道的法律，和不符合或违反天道的施政，民众都有抵抗的权利。这样做是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更是维护天道本身。
我同意你对审慎的强调。推翻暴政的权利来自天道，然而，是否要行使，如何行使，需要格外谨慎。原则上说，推翻暴政的权利只在暴政之下才能生效。在符合天道的政体之下，不存在行使推翻暴政的权利的先决条件。对暴政和通向任何暴政的企图，要积极抵制，不服从，而不要轻易诉诸暴力。暴力是个双刃剑，它是对抗暴政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会造成大量的生命财产的伤亡与损失。我希望一切对暴政的反抗都能通过和平的、理性的、节制的、教育的方法来完成。要永远保留行使大威的权利，最好永远不用暴力的大威。
天道章句之七十二：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若民众不再畏惧强权之威，暴君就要面对天道之威了。
不要逼扰民众不得安居，不要压榨民众断其生计。
只有不压迫民众，才能不被民众所厌弃。
因此，有道的政府，
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自以为是；
可有自爱之心，不可唯我独尊。
所以，要舍弃后者而保持前者。
刊登于《商务周刊》2010年12月13日
2010年12月12日星期日
中国高层权贵孙辈争进美名校
2010年12月12日
（外参）中国民众屡屡抨击中国决策层“不重视教育”，这一批评看来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知情人向外参记者透露，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子女和孙辈，纷纷报考哈佛，耶鲁等常春藤名校（或地位相当的顶尖学府），说明权贵阶层很有远见，很重视教育。他们在“自己的子弟才靠得住”这一信念的基础上，悉心将后代培养成具有国际视野，现代意识的精英接班人。
如果说，中国高层领导人本人的学历多是清华大学（胡锦涛，吴邦国，习近平），北京大学（李克强，薄熙来），复旦大学（李源潮）等中国的一流学府，那么他们对子女的期望值更提高了一个等级。
据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现在法国的外孙女，报考美国名校，已经接到斯坦福大学和常春藤名校之一的布朗大学录取通知，可望今年秋天来到美国入学。
贾庆林这位17岁的外孙女雅思曼李（李茉莉，一译李茉莉），去年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欧洲社交盛会- 在巴黎克里伦酒店举行的名媛成年舞会，一同出席的有已故黛安娜王妃的18岁姪女，名导演克林伊斯伍德的16岁女儿，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孙女等24名佳丽。
这个名媛成年舞会，曾经邀请中共元老万里的孙女，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正部级），万季飞的女儿万宝宝，另一位元老陈云的孙女，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的女儿陈晓丹出席。
无独有偶，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的孙女，也跨入美国耶鲁大学的校门。
这位女孩的父亲吴少华，是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光大金控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此前他是光大银行党委副书记，常务副行长，分管基金托管部，资产保全部。出生于1964年的吴少华，曾任职于武汉市建设银行，武汉市审计局，江西省审计厅，有中国注册会计师，律师执照。
在此之前，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核心- 毛泽东唯一的外孙女，邓小平的儿子，孙子，江泽民的儿子，孙子也都前往美国留学。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的女儿孔东梅，1999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国际传播与媒体研究硕士学位。
邓小平怀中孙子已从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现在在华尔街律师楼工作
邓小平的儿子邓质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前往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其妻刘小元在美国生了一个男孩，小名“小弟”。依照美国法律，生在美国。国土上就是美国公民，海外对此多有议论当孩子送到邓小平怀里，邓小平一边端详一边称道：“谁说我的孙子是美国公民他回到中国，就是中国公民？”。
“小弟”后来改姓了奶奶卓琳的卓姓，到美国入读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位于纽约华尔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找着了一份工作。
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在费城的爵克塞尔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获博士学位。他的儿子，也是江泽民唯一的孙子江志成，2008年秋天进入哈佛大学经济系读四年级。文子，武姬所著“中国新权贵：孙子世代”书中写道：“笔者在哈佛的学生名录上，没有找到’志诚江的名字很可能，他也改名换姓，而真正的身份，也像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一样，只有中国驻美国大使才知道。”
知情人向外参记者透露，中国政坛第五代的几位领军人物的子女，也纷纷设法争取进美国名校深造。
中共王储习近平与彭丽媛的独生女儿习明泽，打算报考哈佛大学。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小名叫木子的习明泽就读于杭州外国语学校。习近平在十七大上调中央后，15岁的女儿随父亲回到北京念书。但也有网友称，习明泽并未随父亲回北京，而是继续在杭州外校上学。2008年5月汶川地震后，习明泽曾前往灾区做了七天义工，颇得好评。
据杭州网友爆料，习明泽现正就读于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法语专业，是保送进的名牌大学。爆料还称，习明泽的学习成绩“根本不好”，列入保送名单引起同学质疑。但有杭州外国语学校校友反驳说：“。她是杭外保送去浙大的，读的是小语种…………一起保送的还有30多人她成绩不错。”
瞄准美国名校跃跃欲试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李源潮的儿子李海进。李海进与其父是复旦校友，毕业于复旦会计系。刘方远所著的“李源潮传”（明镜出版社）曾介绍：“。李海进于2007年从复旦毕业后，一度想留学美国，后来还是留在上海，任职于一家外资银行”他目前在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医药保健公司诺华公司（Novartis药厂）驻美国分公司担任销售员，这家公司业务遍及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9万全职员工。消息人士称，李海进将会报考哈佛商学院的MBA学位。
李源潮作为中组部和国家外专局选派的两人之一，曾参加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办的“发展中的领导者”培训班学习，后来还曾应邀在哈佛演讲。
与李源潮的儿子情况类似，李克强的独生女儿也是父亲的校友，毕业于北京大学，眼下也正在美国留学，具体学校和专业待查。
此外，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早就考入英国著名的哈罗公学，2006年10月，他考取竞争激烈的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经济，哲学，政治专业本科。
（外参）中国民众屡屡抨击中国决策层“不重视教育”，这一批评看来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知情人向外参记者透露，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子女和孙辈，纷纷报考哈佛，耶鲁等常春藤名校（或地位相当的顶尖学府），说明权贵阶层很有远见，很重视教育。他们在“自己的子弟才靠得住”这一信念的基础上，悉心将后代培养成具有国际视野，现代意识的精英接班人。
如果说，中国高层领导人本人的学历多是清华大学（胡锦涛，吴邦国，习近平），北京大学（李克强，薄熙来），复旦大学（李源潮）等中国的一流学府，那么他们对子女的期望值更提高了一个等级。
据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现在法国的外孙女，报考美国名校，已经接到斯坦福大学和常春藤名校之一的布朗大学录取通知，可望今年秋天来到美国入学。
贾庆林这位17岁的外孙女雅思曼李（李茉莉，一译李茉莉），去年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欧洲社交盛会- 在巴黎克里伦酒店举行的名媛成年舞会，一同出席的有已故黛安娜王妃的18岁姪女，名导演克林伊斯伍德的16岁女儿，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孙女等24名佳丽。
这个名媛成年舞会，曾经邀请中共元老万里的孙女，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正部级），万季飞的女儿万宝宝，另一位元老陈云的孙女，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的女儿陈晓丹出席。
无独有偶，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的孙女，也跨入美国耶鲁大学的校门。
这位女孩的父亲吴少华，是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光大金控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此前他是光大银行党委副书记，常务副行长，分管基金托管部，资产保全部。出生于1964年的吴少华，曾任职于武汉市建设银行，武汉市审计局，江西省审计厅，有中国注册会计师，律师执照。
在此之前，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核心- 毛泽东唯一的外孙女，邓小平的儿子，孙子，江泽民的儿子，孙子也都前往美国留学。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的女儿孔东梅，1999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国际传播与媒体研究硕士学位。
邓小平怀中孙子已从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现在在华尔街律师楼工作
邓小平的儿子邓质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前往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其妻刘小元在美国生了一个男孩，小名“小弟”。依照美国法律，生在美国。国土上就是美国公民，海外对此多有议论当孩子送到邓小平怀里，邓小平一边端详一边称道：“谁说我的孙子是美国公民他回到中国，就是中国公民？”。
“小弟”后来改姓了奶奶卓琳的卓姓，到美国入读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位于纽约华尔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找着了一份工作。
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在费城的爵克塞尔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获博士学位。他的儿子，也是江泽民唯一的孙子江志成，2008年秋天进入哈佛大学经济系读四年级。文子，武姬所著“中国新权贵：孙子世代”书中写道：“笔者在哈佛的学生名录上，没有找到’志诚江的名字很可能，他也改名换姓，而真正的身份，也像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一样，只有中国驻美国大使才知道。”
知情人向外参记者透露，中国政坛第五代的几位领军人物的子女，也纷纷设法争取进美国名校深造。
中共王储习近平与彭丽媛的独生女儿习明泽，打算报考哈佛大学。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小名叫木子的习明泽就读于杭州外国语学校。习近平在十七大上调中央后，15岁的女儿随父亲回到北京念书。但也有网友称，习明泽并未随父亲回北京，而是继续在杭州外校上学。2008年5月汶川地震后，习明泽曾前往灾区做了七天义工，颇得好评。
据杭州网友爆料，习明泽现正就读于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法语专业，是保送进的名牌大学。爆料还称，习明泽的学习成绩“根本不好”，列入保送名单引起同学质疑。但有杭州外国语学校校友反驳说：“。她是杭外保送去浙大的，读的是小语种…………一起保送的还有30多人她成绩不错。”
瞄准美国名校跃跃欲试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李源潮的儿子李海进。李海进与其父是复旦校友，毕业于复旦会计系。刘方远所著的“李源潮传”（明镜出版社）曾介绍：“。李海进于2007年从复旦毕业后，一度想留学美国，后来还是留在上海，任职于一家外资银行”他目前在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医药保健公司诺华公司（Novartis药厂）驻美国分公司担任销售员，这家公司业务遍及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9万全职员工。消息人士称，李海进将会报考哈佛商学院的MBA学位。
李源潮作为中组部和国家外专局选派的两人之一，曾参加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办的“发展中的领导者”培训班学习，后来还曾应邀在哈佛演讲。
与李源潮的儿子情况类似，李克强的独生女儿也是父亲的校友，毕业于北京大学，眼下也正在美国留学，具体学校和专业待查。
此外，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早就考入英国著名的哈罗公学，2006年10月，他考取竞争激烈的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经济，哲学，政治专业本科。
2010年12月5日星期日
手机的IMEI编号、电脑的MAC地址会成为追踪你的唯一识别依据
@zhufengme
手机的IMEI编号、电脑的MAC地址会成为追踪你的唯一识别依据。应对办法是可以买到能够修改IMEI的山寨手机，而电脑的MAC地址在特定软件和设置文件的配合下，也是可以修改的，这一点Linux系统更方便一些。 #safetips
1:23 AM Dec 5th, 2010 via Echofon
手机的IMEI编号、电脑的MAC地址会成为追踪你的唯一识别依据。应对办法是可以买到能够修改IMEI的山寨手机，而电脑的MAC地址在特定软件和设置文件的配合下，也是可以修改的，这一点Linux系统更方便一些。 #safetips
1:23 AM Dec 5th, 2010 via Echofon
2010年12月4日星期六
王文江亲友寻找辽宁民运老战士王文江
来源：维权网
王文江，1954年生，原辽宁鞍山第一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共党员。
1989年，他因参与学运被捕，曾被囚北京清河农场分场。
1998年7月下旬，他联同李文生、张鉴康、周国强、毛国良、王培剑、吴高兴及程凡等九人组成“法律后援会”，争取被捕民主人士的获释。同年9月14日，他正式向其工作单位鞍山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党支部递交了书面退党申请，表示共产党已日益腐败，为了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政党，他决心公开退出中共，与中国共产党作彻底决裂。
与此同时，他将筹组“中国民主党”东北筹委会的书面申请寄至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待民政部收到申请后会亲赴北京注册，要求民政部对申请组建筹委会之事给予明确答复。
1998年12月23日晚，他因参与“百日绝食”行动被公安拘留多日，家里亦被抄查。
1999年5月2日上午9时，他在家中与来访的祝正明先生一同被当地公安抓走，于3日上午8时获释。5月25日，他因与王泽臣计划举行一项签名活动，要求中共平反天安门事件再一次被拘留，后因病于8月下旬获释。
1999年9月2日，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9月15日，他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送检察院起诉。2000年12月6日，辽宁省鞍山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王文江有期徒刑4年，在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
王文江在锦州监狱服刑期间，罹患多种顽固性疾病，身体健康状况极差；妻子迫于压力，也和王文江办理了离婚手续。
王文江出狱后，除了身患多种严重疾病外，因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家徒四壁生活窘迫且日益艰难；常年独居的生活更使王文江身心俱疲，压力重重。
2010年6月，王文江和亲友通过电话，称要去南方朋友处修养一段时间，之后便再无消息。
王文江的亲友多次打电话到他鞍山的家里，电话已经停机，目前已经好几个月与王文江失去联系。
鉴于王文江的身体状况，寒冷的冬季对他的健康非常不利，亲友们担心他的安危，请王文江本人或者知情的朋友尽快与文江的亲友联系，免去大家与日俱增的牵挂。
王文江亲友
2010年12月4日
王文江，1954年生，原辽宁鞍山第一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共党员。
1989年，他因参与学运被捕，曾被囚北京清河农场分场。
1998年7月下旬，他联同李文生、张鉴康、周国强、毛国良、王培剑、吴高兴及程凡等九人组成“法律后援会”，争取被捕民主人士的获释。同年9月14日，他正式向其工作单位鞍山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党支部递交了书面退党申请，表示共产党已日益腐败，为了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政党，他决心公开退出中共，与中国共产党作彻底决裂。
与此同时，他将筹组“中国民主党”东北筹委会的书面申请寄至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待民政部收到申请后会亲赴北京注册，要求民政部对申请组建筹委会之事给予明确答复。
1998年12月23日晚，他因参与“百日绝食”行动被公安拘留多日，家里亦被抄查。
1999年5月2日上午9时，他在家中与来访的祝正明先生一同被当地公安抓走，于3日上午8时获释。5月25日，他因与王泽臣计划举行一项签名活动，要求中共平反天安门事件再一次被拘留，后因病于8月下旬获释。
1999年9月2日，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9月15日，他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送检察院起诉。2000年12月6日，辽宁省鞍山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王文江有期徒刑4年，在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
王文江在锦州监狱服刑期间，罹患多种顽固性疾病，身体健康状况极差；妻子迫于压力，也和王文江办理了离婚手续。
王文江出狱后，除了身患多种严重疾病外，因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家徒四壁生活窘迫且日益艰难；常年独居的生活更使王文江身心俱疲，压力重重。
2010年6月，王文江和亲友通过电话，称要去南方朋友处修养一段时间，之后便再无消息。
王文江的亲友多次打电话到他鞍山的家里，电话已经停机，目前已经好几个月与王文江失去联系。
鉴于王文江的身体状况，寒冷的冬季对他的健康非常不利，亲友们担心他的安危，请王文江本人或者知情的朋友尽快与文江的亲友联系，免去大家与日俱增的牵挂。
王文江亲友
2010年12月4日
程映虹：“爱国”的真义——西安事变的“英雄”都成了汉奸说明了什么
再过一周就是双十二，即西安事变纪念日。1936年12月12日，由张学良和杨虎城控制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中国国民政府当时的军政领袖蒋介石，迫使他接受以一致抗日为名停止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的要求。这个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要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我们很难想象当时被国军围困在陕北一隅的中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西安事变一直在中共官方历史上有重要地位，被说成是当时民心所向的标志。但是中共官方宣传一直故意忽略一个重要史实：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这些汉奸先是在日本人和汪伪那里做官，后来又在“新中国”安享荣华富贵。他们的人生轨迹就这样清楚地描画出了日本侵华和中共成功之间的关系。
这些汉奸中最出名的是孙铭九。孙西安事变前是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执行了张的捉蒋命令。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国民政府软禁在南京，东北军的主要将领主张和平解决，但企图以营救张学良为名义趁机从高级将领手中夺权的孙铭九却一意孤行，要和中央军武力相见，为此他滥杀无辜，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蒋斌，宋学礼等都死于他手。这场东北军的内乱不但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解体，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惨遭兵火之焚。为了个人野心闯下了这场弥天大祸后，就连共产党当时也不好意思再收留他，于是孙铭九干脆投靠了汪精卫政权，担任驻河南的特派员，后来又跑到山东当了伪保安副司令。
孙铭九这个汉奸的级别还不算高。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担任了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等。抗战后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被国民政府处决。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那里有个抗日同志会，实际上是中共的秘密组织，其书记应德田专门给张学良提供所谓的抗日思想和理论，还编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小册子，可以说嘴上比谁都更爱国，也因此深受中共赞赏。但西安事变后他投靠汪伪政权，当了河南省教育厅厅长。
在西安事变中最忠实执行张学良的捉蒋命令的东北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后来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1943年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被毒死。
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曾经一再鼓动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说不要替国民党打内战。但西安事变后来却顺利出境到了日本，当了汉奸。
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参与了西安事变，之后长期在海外，但到了1943年居然加入汪伪政权得了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
这些汉奸，凡是没有死的，后来又爱上了“新中国”，1949年之后不是受到重用，如张学铭在天津市当高级干部，便是安享晚年，如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老死在政协。但在中共官方公开的资料中，他们当过汉奸的那段历史常常被刻意隐瞒或淡化。不但如此，他们还舞文弄墨，美化自己，丑化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尤其是把那些被孙铭九杀害的东北军将领说成是蒋介石的特务，从而把自己的杀人罪一笔抹掉。他们关于西安事变的文字是1949年以后伪造和篡改的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
改变了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在海峡两岸，国共两党的历史中一向有着截然不同的叙述和评价。共产党说它是爱国的，国民党说它是祸国的。究竟谁说的有理，外人和后人只要看一看这起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后来的言行就知道了。一个政治事件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了汉奸，它所策动的那个事件难道可能是爱国的吗？
孙铭九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实际是政治流氓和军事赌徒，“爱国主义”在他们那里成了无法无天和随意杀人的遮羞布。所谓“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用在他们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们所策动的西安事变，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因为事件的后果是中国名义上抗日了，但日本人从来不用担心一个政治统一上下齐心的中国，有人在那里合法地拆国民政府的台，起到了日伪军起不到的作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日本人和汪伪都慷慨地收留了这些“爱国者”，按功领赏嘛。
西安事变根本没有什么民意，就是一起兵变。它打着爱国的旗号，实际是误国和祸国，最后主要参与者都顺理成章地叛国做了汉奸。这个过程，也可以拿来对认识今天那些成天喊打喊杀的“爱国愤青”们做一个参考。
在“伟光正”那里，“爱国”当然就是以自己的党派利益为标准。西安事变时，“爱国”的标志就是反蒋。爱国和反蒋是同义词。只要能削弱和损害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地位，只要能帮助“伟光正”地方割据，这样的事都是爱国的。哪怕那些“爱国者”后来都当了汉奸，他们干的那些事还是爱国壮举。哪怕那些以“背后有黑手”的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者”在强敌压境之际在全国掀起动乱，这个运动也是“爱国民主运动”。今天则完全倒了过来，“爱党”就是“爱国”，党和国是同义词，哪怕你已经拿了外国护照，只要你“爱”这个党，为这个党天下“维稳”，你就是中国的“爱国者”。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December 04, 2010
西安事变一直在中共官方历史上有重要地位，被说成是当时民心所向的标志。但是中共官方宣传一直故意忽略一个重要史实：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这些汉奸先是在日本人和汪伪那里做官，后来又在“新中国”安享荣华富贵。他们的人生轨迹就这样清楚地描画出了日本侵华和中共成功之间的关系。
这些汉奸中最出名的是孙铭九。孙西安事变前是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执行了张的捉蒋命令。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国民政府软禁在南京，东北军的主要将领主张和平解决，但企图以营救张学良为名义趁机从高级将领手中夺权的孙铭九却一意孤行，要和中央军武力相见，为此他滥杀无辜，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蒋斌，宋学礼等都死于他手。这场东北军的内乱不但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解体，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惨遭兵火之焚。为了个人野心闯下了这场弥天大祸后，就连共产党当时也不好意思再收留他，于是孙铭九干脆投靠了汪精卫政权，担任驻河南的特派员，后来又跑到山东当了伪保安副司令。
孙铭九这个汉奸的级别还不算高。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担任了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等。抗战后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被国民政府处决。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那里有个抗日同志会，实际上是中共的秘密组织，其书记应德田专门给张学良提供所谓的抗日思想和理论，还编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小册子，可以说嘴上比谁都更爱国，也因此深受中共赞赏。但西安事变后他投靠汪伪政权，当了河南省教育厅厅长。
在西安事变中最忠实执行张学良的捉蒋命令的东北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后来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1943年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被毒死。
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曾经一再鼓动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说不要替国民党打内战。但西安事变后来却顺利出境到了日本，当了汉奸。
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参与了西安事变，之后长期在海外，但到了1943年居然加入汪伪政权得了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
这些汉奸，凡是没有死的，后来又爱上了“新中国”，1949年之后不是受到重用，如张学铭在天津市当高级干部，便是安享晚年，如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老死在政协。但在中共官方公开的资料中，他们当过汉奸的那段历史常常被刻意隐瞒或淡化。不但如此，他们还舞文弄墨，美化自己，丑化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尤其是把那些被孙铭九杀害的东北军将领说成是蒋介石的特务，从而把自己的杀人罪一笔抹掉。他们关于西安事变的文字是1949年以后伪造和篡改的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
改变了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在海峡两岸，国共两党的历史中一向有着截然不同的叙述和评价。共产党说它是爱国的，国民党说它是祸国的。究竟谁说的有理，外人和后人只要看一看这起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后来的言行就知道了。一个政治事件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了汉奸，它所策动的那个事件难道可能是爱国的吗？
孙铭九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实际是政治流氓和军事赌徒，“爱国主义”在他们那里成了无法无天和随意杀人的遮羞布。所谓“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用在他们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们所策动的西安事变，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因为事件的后果是中国名义上抗日了，但日本人从来不用担心一个政治统一上下齐心的中国，有人在那里合法地拆国民政府的台，起到了日伪军起不到的作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日本人和汪伪都慷慨地收留了这些“爱国者”，按功领赏嘛。
西安事变根本没有什么民意，就是一起兵变。它打着爱国的旗号，实际是误国和祸国，最后主要参与者都顺理成章地叛国做了汉奸。这个过程，也可以拿来对认识今天那些成天喊打喊杀的“爱国愤青”们做一个参考。
在“伟光正”那里，“爱国”当然就是以自己的党派利益为标准。西安事变时，“爱国”的标志就是反蒋。爱国和反蒋是同义词。只要能削弱和损害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地位，只要能帮助“伟光正”地方割据，这样的事都是爱国的。哪怕那些“爱国者”后来都当了汉奸，他们干的那些事还是爱国壮举。哪怕那些以“背后有黑手”的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者”在强敌压境之际在全国掀起动乱，这个运动也是“爱国民主运动”。今天则完全倒了过来，“爱党”就是“爱国”，党和国是同义词，哪怕你已经拿了外国护照，只要你“爱”这个党，为这个党天下“维稳”，你就是中国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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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谈政治改革（2010年12月4日）
吴国光谈政治改革 （包括网络故障时丢失的部分）
2010年12月4日
主持人：大衛王飯店
嘉宾：吴国光
主题：中国政治改革
本文经吴国光教授修改授权发表，添加了录音中由于网络故障而丢失的一部分。
Made by：DDDknight，追梦1984，freedomfighter
录音下载: http://64.182.117.5/?p=episode&a … alk_wu_guoguang.mp3
或：http://dl.dbank.com/c0lcnwifnw
电驴下载 ed2k://|file|1984talk_wu_guoguang.mp3|49525184|CB43B4267315BE6FDD7A1839F09D3EFB|/
主持人（大衛王飯店）：吴国光教授生于1957年，曾经获得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法学硕士，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和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吴国光教授经历过文革，曾经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后来亲身参与了1986年至1987年中共政治改革计划的研究和制定，是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分的起草人之一，也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的助手。所以，吴国光教授在这方面有很多他自己亲身的经历。
吴国光教授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同时兼任政治和历史两系教授。吴国光教授的研究兴趣涵盖了政治和外交的很多方面，也曾经在北美的多个大学学术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目前吴教授出版了中文和英文的著作20种，还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和超过数百万字的评论。他的很多学术成果，包括评论，曾经引起了很多国际媒体和政府的参考。那么吴教授，我想请您给网友介绍一下您自己之前的求学和参加中国政治改革的经历。
吴国光：各位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网主你好。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刚才大衛已经介绍了那么多了，很多可能有溢美之词吧。我是在山东临沂就是山东南部的沂蒙山区的乡下出生的，我的父母他们是吃公家饭的，我母亲拿工资在农村的小学里教书，我父亲是基层政府的干部。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我经历了文革，下乡，进工厂一年，然后，1977年年底，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次大学招生考试当中，我考到北大去，在那里读书。
80年代中期，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以后，在人民日报做评论员。当时要筹备中共十三大，就组织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班子，鲍彤看了我的文章就找我参加这个班子。这个事情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本来就是在中国那么待着嘛。后来在89年年初的时候，我感觉到当时的形势非常不好，我是89年2月底离开中国的，因为当时我要到美国参加一个研究项目。然后，在89年的6月以后，就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在北京的单身宿舍，就是那时候我自己住的一间房子，也被抄了家。那种情况下，有一段时间我就不能回去，所以没有办法就只好在外面读书。读书以后也没有机会再回去工作，现在就在外面教书，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主持人：好的，谢谢您吴教授。我自己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可能也比较俗套，就是说我认为很多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他们可能终其一生都在进行很学术化的工作，他们不会亲自去参与到政治活动或者政治理念的创建这样的活动当中。但是，我觉得，您比较特殊的一点，是您在之前有很广泛深入的从事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活动经历，而且这是一个80年代中后期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从之后的历史学角度来看。我很感兴趣的一点就是，您是如何在您的学术研究中对您之前的亲身经历进行利用，或者重新审视，还有一些其他更深入的研究？因为这是您自己的亲身经历，您如何在政治学的研究当中利用一个尽量客观的观点来对它进行一个重新的探讨？
吴国光：实际上，如果我们看研究政治学的，就比较政治学这一块，比如说美国…我前不久在看一本书，它是两个政治学家对在美国研究比较政治学这个领域里过去大约50、60年内15位大家认为非常顶尖的学者做的非常长的一些访谈，每个人都有几十页的访谈。这些人大部分都有政治活动的经历，当然参与政治的时间可能不是太长，比如说在政府里工作一两年，有的人到外国去做政策顾问。
如果往更早推的话——我现在对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比较感兴趣——比如说苏格拉底，他当时在雅典当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官员；柏拉图年轻的时候也希望从事公共服务，也就是从事政治活动。实际上研究政治的学者一般都有很强烈的道德关怀，就是希望通过政治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社会的管理，使人生活得更好一些。
所以，我觉得，我参与政治，第一个对我的影响，正是决定了我后来进行政治学研究。因为我在中国学的是新闻，没有学过政治，后来当我在美国再读书的时候，我就没有想过第二个选择，非常自然地选择了政治学。这和当初参与政治研究是直接相关的。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我时时注意到自己在看待中国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有自己作为一个曾经参加者的偏见。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上看问题，对于特定的角度，你说是偏见也好，你说是洞见也好，总有它的局限性。我不想让自己被参与过政治这样一点狭窄的经验把自己局限住，最好的一个纠正办法就是学习，所谓的学习就是看大量其他人研究政治的成果。我们政治学里面非常重要的现代政治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思韦伯，他非常强调价值中立的研究。我觉得，价值中立不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至少要把问题的几个方面，特别是中国人喜欢讲的正反两个反面，都要看到。我觉得，做了政治学研究以后，感觉比当时在政治当中看政治看得更清楚一点，这样可以摆脱当时的个人经验给我带来的局限。
主持人：我明白了，您的经验对不管是以后有志于或者正在研究和关注政治的朋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
吴国光：我总结一句，就是要有强烈的道德关怀，但是不要把这种道德关怀变成你的一厢情愿的wishful thinking，就是说你要把事物的各个方面都要观察到。
主持人：吴教授，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我之前读了您写的关于赵紫阳和政治改革的那本书，国内有的朋友可能是在网上可以找到电子版本，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机会看到。这本书是您对赵紫阳的政治经历传记式的描述吗？您觉得写这本书的初衷或者说是目的还有您对这本书当时的一种期许是怎样的，您能简单谈一下吗？
吴国光：我其实主要想记录下那段历史。你可以从书中看到，我是完全用当年的工作笔记照搬成这本书的，没有什么加工。我只是在前面写了一个前言，介绍了我怎么参加了这个事情，有哪些人参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本书。我想理解曾经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是在1996、97年写这本书的，从技术上来说当时有时间有条件做这件事情——在这之前我一直在读学位。那些笔记，在1989年6月以后我被抄家前，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当时参加这些活动的笔记有比较特殊的重要性，我把它单独放在一个朋友那里。89以后就有人辗转把这个东西带给我，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把当年的工作笔记原封不动地照录下来形成了那本书。所以，它是当时讨论情况的实际记录。这个记录的用意，在于当时的讨论涉及了很多方面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有它的有价值的方面，也有可以吸取教训的方面。
第一，要让大家知道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讨论，当时是认真地想改造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它向自由民主的方向进步。第二，当时的讨论可以为后人再进行政治改革或改造体制时提供借鉴。基本上，就是历史实录和未来借鉴两个目的。
主持人：您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也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因为关于89年那个非常动荡的时期，很多人的记忆彻底消失了，很多人没有做出任何挽回的努力或者有人想做这种努力但是只是徒劳。目前坊间流行的很多关于8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经济社会历史的书籍，很多是侧重于之后的六四事件，当然六四事件有很多历史参考意义的，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六四事件的惨痛经历和历史教训，很多人可能倾向于忽略了之前两年进行的政治改革的事实，而且可能当时相对来说是在内部进行讨论，所以老百姓对这个事情不是特别的了解和关注，没有形成一个普遍互动的局面，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记忆了。但是，我觉得，看了您这本书以后，确实了解到了一些当时的情况，而且感觉很有意思。
吴国光：我通过这本书的出版——如果有更多的朋友阅读它的话——还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虽然生活在中国，不断的被政治体制管束也好，规范也好，压迫也好，总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下，每一个人都假设好像我们对它很了解。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没有进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讨论之前，我对当时政治体制的了解是非常表面和非常笼统的。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在你没有去介入改造这个机器、重新设计这个机器之前，你对这个机器的很多细节如何工作并不一定了解。就像我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司机，但是我的汽车出了毛病的话，我完全不知道它哪里有毛病，我也不知道怎样去操作它、改善它，更不要说发明新的机器了。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当初想改造政治机器的人是怎样去研究那些细节，这个就可能发生一些实际的影响。
我觉得，无论这个体制将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大的变化——我个人认为，体制内的改革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无论发生什么方式的变化，这个国家机器还在那里，即使是民主的政治，将来也还有一套政府体系在那里工作。了解它内部的细节，对于我们一般的公民，特别是有政治责任感和参与感的公民来讲，应该是很有价值的。
主持人：对，刚才在访谈的开篇，您也谈到关于古希腊政治哲学的一些情况，让我想起了修昔底德和他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觉得这是一部很伟大的政治学著作，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这个政治斗争和战争，但是之后他完全站在一个第三人称的角度上来记述整个事件，这样的书籍和记录有非常不一样的价值。
吴国光：对，你看，修昔底德的这本书，是我们学政治学的人——如果上国际政治这门课的话——第一本要读的书，它确实是一本政治学著作。
主持人：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在您的这本赵紫阳和他的政治改革的这本书中，从您目前的研究成果和个人看法来看，赵紫阳在政治改革当中他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个人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无奈的政治人物，就是即使在当时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起草和相关的政治活动当中，他也是始终受到很多的制约和一些人的攻击，最后89年导致赵紫阳被中共清算，这是一个很悲惨但可能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您能谈一下您对赵紫阳的看法吗？
吴国光：我到这个政治改革的地方工作以前，对赵的看法不是很积极。当时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我更欣赏胡耀邦那种非常关注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讲话讲得非常开明的人。赵当时主要搞经济改革，而且他的东西都比较务实，对于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讲好像很没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个班子是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所以我就有兴趣干了。进去后，特别是1986年年底到1987年上半年那段时间，我们和赵紫阳还有其他一些当时中共的领导人在一起开会的时间非常多，亲身地感受到，第一，赵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一般来讲都是从民众的利益和底层的问题出发。比如说，我们讲政治民主改革的时候——那里面有很多年轻人，包括严家祺当时也在这个班子里，大家都对民主非常有兴趣——赵说民主当然是一个长期要做的事情，可是中国要做得有实效的话，在现在这种条件下，首先要做基层民主，当然不可能马上就开始两党选举这种高层直接搞国家主席选举这种东西。他从这样一个历史和现实的局限性下出发来考虑问题。比如，他说，现在每一个单位里一个党委书记就是一个皇帝，如果你进了一个单位和这个党委书记搞得不好，那你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你就等着各种穿小鞋、受打击报复等等。他讲这种情况，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农村基层上来的人，感觉他坐在中南海里并不是不知道一个年轻人刚刚到社会上去在这种来自现行政治体制下所受到的束缚、压迫和面临的无奈。他这种关怀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再一个，就是他对外面的事情，整个国际上的事情，也非常了解。他经常会说，如果你们提一个意见说，比如说反腐败，大家说这样或那样反腐败，那你们有没有研究研究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大家当然知道廉政公署，但是他说，香港公务员体系在50、60年代也是非常腐败的，那时候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低，可能你给警察一盒烟他就帮你办一件不合法的事。那么，为什么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廉政公署成立以后它能够有那么好的反腐效果，使得香港公务员的廉洁在70、80年代在世界上成为典范？公务员还是那些公务员，甚至没有进行其他的大的改革，就是一个廉政公署。我们也有纪委、法院、监察部，那为什么就做不到这个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有意思非常深刻，说明他了解外面的情况。
主持人：没错，可能中共的高层领导人里赵紫阳是一个相对接近真实而且是一直思考的这样一个人物。但是，我观察到，尤其在六四事件之后到2005年赵紫阳去世再到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简单的符号。很多人对他的记忆，可能仅限于六四期间他去天安门广场慰问绝食学生，他非常无奈。甚至有人指责他非常懦弱。我当时记得在国内听到一个算是极左派的组织“乌有之乡”的一个负责人谈到赵紫阳时，大骂赵紫阳算是当时官倒和腐败的一个始作俑者，他认为赵紫阳起的作用非常不好。还有其他的人，仅仅把赵紫阳和六四联系起来，对他的其他经历没有兴趣去了解。我觉得，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已经被淹没在人们对历史逐渐的遗忘和忽视当中。所以说，很多人都不会甚至没法去了解真相，但是在您的这本书里应该可以找到关于赵紫阳的很多痕迹。
吴国光：你刚才讲的很有意思，我想做一两点回应。
第一个是关于赵紫阳和官倒之间的关系。前两天我刚看到一个材料。因为李鹏日记里讲到，在1989年时，他组织了监察部和审计署，到深圳和海南去调查赵紫阳的大儿子和二儿子的所谓官倒问题。李鹏的书里就这么提了一下，就没有下文。其实下文好像是说，他调查的结论，好像是说他们贪了几千万块钱，如果这个消息要公布就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所以就不能公布，那么这个事情就没有下文了。关于这个事情，我最近接到一个材料，是赵家的人写的。因为他们看到了李鹏的书，他们觉得非常的不公平。他们的材料可能过一段时间准备拿出去发表，我现在不了解他们准备怎么做。基本上就是讲，李鹏你既然有调查组调查了，那为什么不把这个材料公布出来呢？几千万块钱你为什么不追这个款呢？你不是讲对组织负责吗？你不是讲对人民负责吗？那么这种事情不要说放在20年前了，就是放在现在，那也是极大的钱啊，那为什么连这个（追赃）你都不干呢？89年的时候，你还怕爆炸性的新闻把赵紫阳搞臭了？那不是很奇怪吗？他们那个材料就是解释了一下当时是什么情况，然后调查的结论通报赵紫阳，告诉他完全没有问题等等。这个情况我本来了解得就不太详细，也不太想去复述，我估计过一段时间他们应该会发表这个材料。就是说，他们讲的是不是准确或有道理，还是李鹏讲的有道理，那个交给读者自己去判断。
第二个就是，一般来说，在80年代，在外界也好，还是中国内部也好，往往是把赵紫阳看作在中国引进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那么这个就把赵紫阳和资本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我个人的看法是，在80年代，往中国引进市场经济，赵确实花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这并不代表赵是完全赞成没有限制的资本主义。你看他晚年的反思也好，还有一个叫宗凤鸣的老先生对他晚年的访问也好，都看得出来，他对社会主义的很多价值有留恋。从右派的角度来讲，这是他的一个局限性；那么，就像你刚才讲的左派，就认为他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自己家里也腐败的一个资本主义化的代表人物。在我看来，他恰恰是居于中间，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价值还是蛮有认同的，就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其实那一代共产党领导人有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所谓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讲就是社会正义非常重要，社会不要贫富分化太严重，政府应该承担社会福利的功能，这样一些东西是社会主义非常重要的一些价值。我感觉，赵当时他是要找平衡。比如说我们讲政治改革的时候，就讲其中邓小平强调要党政分开，要把党委书记的权力削弱，要增加厂长、经理的权力，这就像西方的公司、企业一样。那么，赵同时就提出说，那以前党委书记是土皇帝，那么厂长、经理也完全可以成为新的土皇帝，所以要在企业内部建立职工代表大会这样的制度，来对厂长和经理实行制衡。职工代表大会不能干涉工厂日常的经营，因为这样会降低它的运作效率，但是可以有否决权，比如说这个事情做得太不象话了那么你可以有否决权，可以提出罢免（厂长、经理）。他还讲要组织独立的工会，至少要把现有的共产党所控制的工会增加自主性、独立性，工会的权力同时可以制约厂长和经理的权力。从他这样一些谈话来看，他不是一味地主张西方大公司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当然也完全不赞同传统的党的官员控制一切、没有经济效率的这样传统的共产主义，就是说毛式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赵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本主义者。
第三个就是，赵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遗产其实有多个方面。我个人的理解，是对将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有三个方面的联系。一个方面是说，他毕竟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从高层企图进行政治改革，就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那么，这个体制如果还能改革的话——我认为这个希望是非常渺茫——将来有一天，社会压力冲击体制内，使得体制内不得不分化，如果体制内还有人想呼应民间的力量来进行改革的话，那么，赵紫阳的体制内改革的遗产对他们来讲是一份财富。第二个方面的联系，是你刚才讲到的，在1989年，赵紫阳站出来支持学生。以他在中国政坛的影响力、权力基础，都是相当微弱的。实际上，因为邓小平这样老一辈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在那里，他又不掌握军队，所以他不可能强硬到和他们完全分庭抗礼。我也听说有人批评他太软弱，为什么不像叶利钦那样站到街头、登高一呼，然后会有军队支持你的。我听说，在赵紫阳晚年，有人问过赵这个问题，赵的回答是说，即使有军队支持我，比如有几个军站在我后面，那军队也会分裂，这样中国就会打内战，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我认为，他这样的一个回答是负责任的回答，就是说他不愿意中国付这么大的代价。总而言之，就是说，他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对民众自下而上的呼唤民主自由的同情，也给未来的中国，颜色革命也好，其他的自下而上地推进政治变化也好，我觉得这个联系，也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第三个联系，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赵紫阳当时毕竟是想把政治体制改得更能够适合发达的经济，民众的发言权能够得到保障，公民的权利有所提高，社会管治的质量会比较高一点。将来无论中国怎样发展，经过动荡产生民主也好，或者经过其他的方式也好，新的民主政府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就是说，这个社会怎么管治得更好，要比共产党管治得好，不仅经济繁荣而且社会更平等，腐败减少等等。必须有相当一部分人了解，在这么大一个国家，面临这么多挑战，内在外在、资源环境各种各样的制约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管治好这个国家。这是需要经验的。我觉得赵紫阳也可以提供这种政治遗产，这是宝贵的财富。其实不光赵紫阳，包括胡耀邦在80年代初进行的上层的政治改革，比如说1980年制定的关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如果把这个准则拿出来，让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去谈、去实行的话，他们一定害怕，绝对不敢实行。我是没有任何党派之见，不论是共产党人提出来的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所有有益的东西，特别对于年轻一代来说，都要了解、学习、吸收，那么再总结、提高、创造，那么将来中国在你们年轻人手里才会变得更好一些。
主持人：没错，我觉得您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观点，要抛弃一些不管是个人情感还是政治态度，以及其他方面包括立场问题方面的一些先入之见，要吸取一个问题或者事件功能性方面积极的因素，这样在政治活动中可能才会有一些更多的积累。通过您的叙述，我也认为赵紫阳是一个一直在思考的政治家，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客，也不是一个有军人作派或者独裁特质的政客，他确实一直在思考。在1984bbs.org上有网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吴国光老师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体制内完成中共的转型还有没有希望？这其实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我看到您的一篇新的文章中，您提出了一个中共的改革终结论。您在之前的文章和著作当中，引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就是说改革是中国的一道窄门。您能不能谈一下您的这个改革终结论大致的一些情况，您是怎样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有哪些现象支持您的观察，还有您有怎样的一些看法？
吴国光：我简单概述一下。首先，我是从什么是改革开始。因为改革这个词汇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如果每个人都按自己的理解，按自己的愿望来讨论，那么大家说的就不是一回事。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改革的定义，我们说的“改革”不是说大家都同意，而是可以验证的东西。我把中国的改革定义为从国家控制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这么一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因为这个就是1978、1979年开始的中国改革的现实。不是说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它，或者希望有政治改革，都不是。只有这样一个改革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发生过的一种改革。对这个改革，我的判断，是在2001年就结束了。这是因为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转型或改革基本上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是价格改革，就是市场化。所谓市场化，就是过去国家控制一切的资源调配，由通过国家定价来确定资源调配、商品生产，改成由市场决定资源调配和商品生产。在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之前，当时国家控制商品的定价有97%，只有3%的商品是由市场定价。那个时候的所谓市场，就是国家不去定价的，比如一根针、一盒火柴卖多少钱，农民在自由市场卖鸡蛋多少钱，这个是国家计委确定不了的。这就是那3%。到了90年代中期，大约在94、95年，基本上，中国各类商品中，由国家定价的只剩3%，市场定价的有97%，正好颠倒过来。这个由国家定价的3%，都是汽油这类所谓重要的战略物资，虽然量大，但是种类比较少。这个改革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15年过去，这些国家定价的产品还是国家定价，没有进一步市场化，所以可以说价格改革到90年代中期就已经结束了。
第二个是私有化或者叫所有制的改革。在197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夜，中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权百分之百都是公有的。公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国家所有，一种是集体所有。在1979年以前，中国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是私有的——当然在50年代初是有的。这个不断地在分化，有新的合资企业产生，然后也有国有企业被出售。一直到了90年代中期，大约95、96年，就形成了新的所有制结构。这个所有制结构，就是公有企业主要是国营企业大约占到30%，私营企业大约占到35%，外资和合资企业大约占到35%。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所有制是三分天下各有其一。这个结构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15年过去，也没有大的改变，只有个位数比例的改变。所以我认为到90年代中期所有制的变革也结束了。
第三个是经济管理权力的改革。过去都是中央集权，顶多是分权到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所谓的分权，所谓分灶吃饭，把中央的财政权力下放到地方，把主要的国营企业的一部分下放到地方。随着私营企业的出现，私营企业不存在权力下放问题，因为私营企业本来就是自己决定经营，权力在自己手里不在国家手里。所以这是两种权力下放，一个是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权力下放，一个是由政府向企业权力下放。这两个权力下放，到90年代中期，也是大约95、96年时也完成了，因为那时候国营企业基本上由国资委来控制，不再有新的权力下放，私有企业的框架已经在那里了，它应有的决策权力也有了。所以到90年代中期也结束了。
这三个侧面的的改革一直到95最迟到96年其实都已经结束了，但是中国经济改革还有第四个方面，那就是国际化，就是对外开放，或者，到了90年代末期，就是全球化。在中国70年代末期没有改革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是非常少的，在这个改革中的80、90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飞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经济体系融入全球体系，是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完成的。在2001年加入WTO时，我就说，中国对外开放这个改革也完成了。这四个方面的经济改革都已经完成了，在这之后都没有再进行新的体制上的重大改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到2001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结束了。
那么在结束后有没有新的改革呢？有的人说又进行了社会改革，有的人说我们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我想这都是虚假的命题，因为我们看不到有重大的社会改革，更看不到有重大的政治改革。所以从2001年到现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现政权基本上是在已经改革的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加强对于政治的控制，来维持所谓的政治稳定。社会矛盾、社会分化不断地加深，但是当局试图用政治控制的办法来消减社会矛盾。也有一些社会政策的调整，但是这些政策调整都不见效，并没有新的重大的改革推出。我认为，一直到现在并没有新的改革措施。所以，2001年中国改革就完成了经济改革，而其他的改革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主持人：按我对您论述的理解，在中国近20年的政治和历史学的语境当中，如果要谈到改革的话，只有经济改革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其他无论是涉及政治或者体制的都不是真实的事件，可能只是一种人们的预想，没有真实的发生，没有产生真实效果。吴教授，我再问一个关于您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那本书中的一个问题。我在这本书当中发现了三个要素。在政治改革报告的起草过程中，在1986年年底在中国南部一些城市发生了学潮，同时1987年年初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虽然在8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了，但是后来又有人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对胡耀邦包括对整个政治改革的实际情况进行攻击、排挤。那么，您能简单阐述一下在这个政治改革报告起草期间，学潮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以及政治改革之间他们三者有没有什么联系？
吴国光：1986年底的学潮首先是从合肥、杭州、南京、上海等南部城市开始，一直到年底才到北京。这个学潮的起因和当时的政治体制非常有关系。学潮的起因主要是，当时进行了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这些大学生入校以后，正好进入选举年龄，他们第一次要行使选举人民代表的权力的时候，发现他们根本不知道在选票上写的人民代表是谁，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当然就不愿意投票，非常的不满意，这是学潮直接的起因。
学潮的起因本来是这样的，但是教育部的官僚也好，掌握意识形态的极左分子也好，他们就说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这就使得高层归结为是胡耀邦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过于纵容、宽容的结果，逼迫胡耀邦下台。胡耀邦下台以后，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像文革一样。而且，当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来势凶猛，不仅要反政治上的自由化，而且专门有人提出要反经济上的自由化。反经济自由化就是针对经济改革，这是邓小平不能容许的，因为如果反了经济自由化经济增长就会掉下来，中国经济的表现就会差了。
还有一个是，比如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忍之，他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提出来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因为邓小平当初复出以后讲过，要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就是文化大革命搞得那套东西都是乱的，现在我们要搞正的东西。王忍之一讲再搞第二次拨乱反正，等于是讲邓小平复出以来搞得这些东西都是乱的，要再回到正的去。他这个话一讲，就被我们抓到把柄了，我们马上就整理材料报到赵紫阳那里去，赵紫阳就拿这材料见邓小平去了。邓小平一看就急了，说那这样不行啊，怎么能这么讲呢？这是在1987年五月初的时候。赵紫阳就汇报讲，他一直还在组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方面的东西，如果我们要在秋天的十三大就推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话，现在恐怕就要下一点毛毛雨，造一点舆论，让整个社会、整个党有准备。然后邓小平说那好，那你去做这个事情。赵紫阳回来以后就组织我们起草了他的讲话，后来赵紫阳就在1987年5月13号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召集北京媒体、教育等各方面的头头们做了一番讲话。
这篇讲话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在进行得如火如荼，不可能完全不讲。这个讲话的初稿是我写的。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在这里面跟鲍彤学了一招。讲话上来就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我们要把重点转向政治改革。鲍彤看了后说，这个写得是对的，但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取得了很大成绩，后面的四句话要用1、2、3、4区分开来，这样就可以告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说，你看你们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现在该歇歇了。一区分开就显得非常明显了，我觉得这有一种写作和政治的技巧在里面。
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潮期间，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压力非常大。我还记得，我们在学潮期间开研讨会的时候，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从各地发来内部参考的文件，说各地的学生打出了标语，什么“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打倒共产党”之类的东西，报道的全是这样的消息。当时我们的压力就很大，就是说，你看学生都这么反动了，你们还搞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当时听了以后，我们几个年轻人就发难说，这些记者报的情况，只捡了那些最不能被当局接受的口号上报；如果这些学生说拥护共产党进行改革，这些记者是不会报道的。所以这些材料听起来非常耸人听闻，但是实际上不能反映学生运动的主流。我们讲，学生运动的主流是要推动共产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讲了一些这套东西，然后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这可以说是体制内改革的一种技巧。
在当时的情况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赵紫阳就抓住了学潮的起因是因为选举制度有问题，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政治改革议事日程上来。他讲了很多次，他说学生第一次选举就让人家选不认识的人，哪还有什么公民的权利，所以学生的选票上就乱写，有的就选希特勒，要发泄不满。所以，赵紫阳说，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要改革我们的选举制度，要让学生有选择的权利，至少选一个人民代表要有两个候选人，不能只提一个候选人，人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在政治改革中提出了差额选举这个东西。我个人的看法是，1987年政治体制改革总的来说是失败的，但是差额选举当时是推动了，取得了一定成果；还有一些，比如党政分开方面，也有一些成果。
主持人：在1984bbs上有网友问这么一个问题：请吴国光先生结合这么多年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和对中共高层人物的研究观察，揣测一下影帝——就是温家宝——最近一系列的动作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今天的中国即使是民主派里也有不少人对影帝寄予厚望，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您对温家宝的看法，他也是当年陪着赵紫阳去广场的人。比如说，当年赵紫阳上面也有人，说要进行政治改革，那么他们有什么相似点和不同点？
吴国光：我想谈谈关于温家宝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最近以来确实大家议论很多。8月份以来，温家宝在很多场合，据说是7、8次谈论了政治体制改革。对于这个现象，我先从民间对他的反应谈起。
我个人的观察是，民间对温家宝谈政治体制改革，大体上可以说有四种反应。两种反应是以行动来反应的，我过一会儿谈。另外两种完全就是评价他。这两种评价，我个人的总结，一个是评价他力不从心，认为温家宝有政治改革的愿望，想搞一点政治改革，想扛起政治改革的旗帜来，想通过搞政治改革或讲政治改革争得他的历史地位，当然，显然他不可能有这个能力做到。就像刚才网友的问题说“上面有人”，那就是说可能胡锦涛不愿意，就像当年赵紫阳上面邓小平不愿意。所以，这个就是认为温和胡之间其实是有分歧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力不从心论”。
另外一个，我把它概括叫“自欺欺人”。这种反应基本认为温家宝就是一个影帝，就像余杰写的《中国影帝温家宝》，认为这纯粹就是一个公关游戏。有的人说他谈政治体制改革争得民意，是为了遮掩他自己家里腐败的现象，不管他太太也好儿子也好。还有人说他是为中共政权赢得一些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扩大一些知识分子等人的幻觉，觉得好像这个政权还很有希望。实际上就是说，包括胡锦涛也好，还是其他强硬力量也好，实际上是一种双簧，你唱红脸我唱白脸。
我个人的看法可以说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但是比较偏向后者。我和这个“力不从心论”有共同点，就是说，我认为温家宝不是不懂得政治体制改革是很重要的，他确实认为很必要，他也知道这是民意所在，是历史趋势所在，是国际社会最关心的一个事情。要不然，他为什么会讲这个问题来增加他的民意，以讲这个问题来做公关游戏？所以说，我认为他确实是懂得这个东西。但是，我更多的认为“自欺欺人论”讲得对。因为不管温家宝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即使告诉我们他是这样想的我们也不一定相信，讨论他怎么想的是没有意思的。他的效果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自欺欺人。他根本就没有能够真正地哪怕是影响中共本身推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或者虽然没有推出措施但是开放一定的舆论来讨论。这些都没有。这个和当年赵紫阳不一样，赵紫阳真正地是做了这件事情，虽然大家当时不知道，当时是严格保密的。
这是从大家评价来说了。那么还有两种是从行动上有反应。一种就是像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他们，开研讨会，挺温，觉得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希望借助他来推动体制内的改革。崔卫平讲得很明确，叫“与虎谋皮”，她不是写了文章叫《我就是那个与虎谋皮的人》么？所以这派干脆就叫“与虎谋皮派”。这些人就主要是一些有异议色彩的知识分子，就像崔卫平这种，他们的行动就是开研讨会。
另外一个行动的反应我比较重视，那就是来自那些上访的老百姓。这些反应看起来和崔卫平他们有点相似，他们也借着这个机会说你不是讲政治改革吗，你不是讲老百姓的权利吗，那我现在有上访的权利，你让不让我上访？我个人认为，这些访民的心态，实际上和那些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不是与虎谋皮。借我们山东老家的一句俗话，叫“借人家的大腿搓自己的麻绳”，或者“借巢下蛋”也好，“借锅煮饭”也好，总而言之就是：你不是说这个了吗，我就这么干，看你怎么样。所以这个和与虎谋皮不一样，就是说我不管你讲的东西是真是假，和我没关系，反正你这么说我就这么干；只要有利于维护我自己老百姓的权利我就这么做。你不是总理吗，那么我借总理来压你下面的小官僚，压住压不住那反正要比我这个老百姓强多了。
对这两种有行动的反应，坦白讲我是赞成后一种做法的，对前一种做法，我觉得，说得客气，就是他们比较幼稚。访民们他们不幼稚，他们并不是说抱有幻想，就认为温家宝真能帮到我。他们本来是完全无助。就像于建嵘研究的东西，湖南的农民要想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就把官方文件、红头文件给印出来，然后拿着这个中央的文件去找乡长也好、县长也好，拿这个给他算帐去。他不一定真的相信这个红头文件，但是他至少找到了一个保护，然后就去干他自己的事，所以这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像崔卫平他们，那是浪漫主义的。他们很多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对他们在中国做的很多事情持钦佩和赞赏的态度。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他们客观上帮助了温家宝个人也好还是整个政权也好演了一个双簧，增加了迷惑的作用，扩大了公关的效果。我注意到很多国际上的舆论。我昨天在我们学校听一个讲座，那个人是到中国去帮助中国搞工会的，是加拿大人。她在那里就很高兴地讲，你看，温家宝现在讲搞政治体制改革啦，中国的知识分子也都很赞成，今后我们就要和中国的官方工会合作，来推动中国工人权利的维护。我本想提问说，那官方工会能维护工人的权利，还要等到今天吗？但是后来有事先走了，没来得及提这个问题。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研讨、不可以座谈；我的想法，就是说，你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不能只是一味地叫好，除了叫好以外应该说出更多的东西。一般老百姓都说，说得好听也比说得不好听好一点，那么我觉得在政治当中不是这么简单。有时候说得好听呢恰恰就是有欺骗性，有时候说得不好听，干脆赤裸裸的骂你，赤裸裸的镇压，当然是不好，但是它更能促进大家看清真相，看清现实。就像“我爸是李刚”这种人，当然这个人非常可恶，但我觉得“我爸是李刚”这句话是真话，它说出了中国的现实。就是说，哪怕一个河北省保定市某某区的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在中国这么一个复杂的权力体系当中，不过是个小小副科级的干部，他也非常的有权力，他也可以为所欲为，他的儿子都可以为所欲为。这是一句真话。我觉得，他说这句真话比不说要好。这句话很可恶，但是就是因为它可恶，大家都明白现在的政治是多么的可恶。
其实我觉得，温家宝是不是真是说得好听呢，本身也有疑问。因为我研究政治学，从概念上觉得温家宝谈政治体制改革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空洞，第二个就是高调，第三个是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其实这三个特点也有点重复，我分开来叙述一下。
第一，所谓空洞，就是他在深圳讲的话，都是重复邓小平讲的话。邓小平的原话是1992年南巡的时候讲的，不改革死路一条，温家宝加了一句话讲，改革包括政治改革——这也是邓小平在1986年讲过的话。邓小平和温家宝讲的话都是指令性的口气。然后，问题是怎么改，改什么？这是实质性的问题，他没有讲。这是我说空洞的一个理由。他不过是把邓小平当年的话重复了一下。
第二个，我说他高调——这其实非常重要。我不认为高调的东西好。他讲民主，实际上是重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观。在美国，温家宝讲，民主就是让一切人自由发展。这个话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的话。什么是共产主义？马克思讲共产主义就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那么现在温家宝把共产主义这个词拿掉换成民主就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个调子非常高，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民主从来没有过。美国的民主、现代西方的民主，也不是一切人自由发展，也还有阶级分化，有不自由，有民主往往不能起作用的时候。历史上现实出现过的民主，实际上是非常具体的。我们研究政治学的人都知道，什么叫民主，民主最低限度的定义就是一人一票竞争性地选举国家的领导人。
[整理者说明：此间遭受网络攻击缺失一部分。为了本谈话记录的相对完整和连贯，吴国光教授在审阅谈话记录的时候，根据记忆简单概述了一下那些可能在网络攻击中失去的内容。为了有所区别，以下这些内容放在圆括号中。]
(如果温家宝能够哪怕仅仅低调地这样来谈民主， 敢说民主就是竞争性地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那么我想至少我本人是完全不会再怀疑他是真正有心要推动政治改革的。
退一万步讲，甚至也不用谈竞争性选举，连这样起码的民主也不用讲。温家宝敢不敢把赵紫阳十三大报告的政治改革部分的主要内容再讲一下呢？这就关系到政治改革究竟干点儿什么的问题。这个报告是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六四之后邓小平还说这个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这应该算是共产党的合法文件了吧？其中那些实施内容，现在在中国讲政治改革的人，例如温家宝，能不能讲一讲呢？“党政分开”他敢不敢讲？差额选举他敢不敢讲？“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他敢不敢讲？他敢讲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主要弊端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吗？他敢讲党的领导只是政治领导、不包括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吗？这都是最低标准了，完全没有什么高调，离民主还相当远呢。连共产党的领导都没有否定，只是说你不能领导我的思想，你也只能领导你自己的党组织而不是其他别的组织，比这个再低就没有什么政治改革了。不要说他能不能做这些事，咱们只说他敢不敢讲这些话。
当然，按照胡平前一段时间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你怎么将温家宝的军呢？应该去“将”那些连政治改革都不讲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其他那些人呀。我也很赞赏胡平的很多说法，但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国内现在喜欢用“博弈”这个词，双方下棋嘛，那么下棋当中，你是拣对方的薄弱环节进攻呢，还是哪里硬往哪里碰呢？“将军”当然要找对方的薄弱环节。
这当然又关系到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体制内外合作推动民主化的问题。今年早些时候，波兰的米奇尼克访问中国，引起了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因为据说米奇尼克在北京强调的就是反对派要和共产党内部的一些力量合作。米奇尼克到北京的时候，我正在波兰；我看到了崔卫平和何清涟的相关争论，很有感触和想法。从国际上政治学对于第三波民主化经验的研究来看，是有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所谓战略选择理论，它强调反对派和体制内的温和力量合作来推动民主化成功实现。但是，这个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在最近中国的一些相关谈论中似乎被忘掉了。这个前提，就是重大政治危机的出现，就是反对力量已经壮大到能够引起现状的重大危机。战略选择理论认为，在这种危机下，当局会发生分化，出现所谓强硬派和温和派，而反对力量也会有意见分歧，出现激进派和温和派。这个时候，但凡两方面的温和派能够合作，民主化就会成功，反过来的话，民主化就很难实现——原因也很简单，你再强硬还能强硬过手里有枪杆子的强硬派当局？
在我看来，中国只有一九八九年出现了这种危机，而在危机当中，当局的分化也非常明显，赵紫阳已经明确而强烈地显示了他的温和色彩。其实，只要不是主张镇压，就是温和派，还不一定要认同民主的理念。赵紫阳比这走得远。天安门危机之前，尽管赵紫阳在搞政治改革，但是社会上不了解，如果还不能确认赵是温和派的话，到了一九八九年五月应该就很清楚了。可是，广场上的学生运动没有选择给赵紫阳在体制内得分的机会，最后出现了镇压的悲剧。从那之后，还没有什么反对力量足以制造重大政治危机，更没有使得危机大到让当局内部出现分裂。在这样的背景下，你怎么分辨当局内部的强硬派和温和派？反对力量又有什么资本和能力去和当局合作来推动民主化？
[这里吴教授还讨论了南韩和台湾民主化转型的实际经历，作为“战略选择”成功的例子。]
主持人：体制内转型还有希望吗？
吴国光：我认为，希望很渺茫。）
我过去也是做体制内改革的，那么为什么现在这样看呢？我感觉，1989年这个事情使得中国整个政治生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不利于体制内再次出现转型这种可能的。
第一个大变化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一直到1989年，中国社会中精英和大众之间有一个共识，就是改革。当时从邓小平这样共产党的体制的创造者之一到一般的农民，他们所想的事情差得不是太大，想做的事情差别不是很大。一直到1989年，围绕政治改革这个事情，这个共识破裂了。精英要的是稳定，大众要的是政治改革。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共识破裂这个状况不仅没有改变，只能说是更加深了。现在，凡是和现体制有密切利益联系的人，基本上不希望有什么大的变化发生，就按照现在的制度搞下去。就像张五常讲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他们就是这么一个评价，那么一般的大众就感觉到状况非常的差。这么一个社会高度分裂的情况下，体制内转型就是精英推动的转型嘛，很难想象体制内的精英还愿意从内部再去推动这种变革。这是第一个，从精英和大众有没有共识这个角度来讲。
第二个是关乎现实的利益。现在中国的贫富分化非常大，这意味着，如果进行下一步体制内政治上的转型的话，现有的贫富分化要被政治变革所改变。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民主是一个制约贫富分化的制度。不能说民主制度下就没有贫富分化，也有很富和很贫的人。但是，相对说来，穷人总是多数。富人的影响力是金钱，穷人的影响力就是选票；选票可以影响金钱，金钱也可以影响选票，这个关系就非常复杂了。简单地说，穷人他可以用选票作为武器来制约富人金钱的力量，所以民主一般来讲是有利于穷人的倾向。那么，在贫富分化非常大的背景下，民主化就意味着富人将失去更多的利益。关于第三波民主化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当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就是说，在贫富分化比较大的背景下，民主化就很难进行，因为精英的利益在这里面太大了，如果一旦民主化他失去的东西就太多了。
如果我们看1989年那时候，中国掌握权力的人不像今天这么富有，不像今天什么都有，和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分化还没有那么大，但是，他为了维护既得的权力都不惜动用坦克。那么，今天就不仅是维护既得权力了，而且要维护既得的金钱等非常大的物质既得利益。一个小小的科长就可能有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源控制在他的手里。而且，现在这个资源基本上私有化了。如果你是一个掌权的人，那你家里发了财，你可以子子孙孙传下去，还不像1989年以前，就算是共产党的高官，你的儿子也可能做官但是不可能一定来继承你的东西，就像毛泽东的儿子不一定再能成为中国的第一把手。这种贫富分化不仅是从物质上来说悬殊很大，而且富的那一面私有利益已经非常非常大，并且是可以代代继承的财富，现在要民主化就得给他搞掉，他是殊死地抵抗，更不能想象他还会去主动地推动转型。现在是，民间的压力上来了让他转型，他都比前要更坚决地抵抗。这个其实是国际社会已经看到了的经验。
还有一个使体制内转型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的原因就是，如果观察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的关系——比如说“我爸是李刚”，你说一个小小的李刚，一个副科级的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出来维护他，整个河北省也会出来维护他，整个政权基本上都是在维护他的。那么，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可以直接通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呢？我在网上看到，有说他的岳父是什么什么人，我们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就算是真的，那么一个副省长又怎么样呢？老毛那时候，说杀一个天津市的市长就杀了，他杀了刘青山、张子善，当时相当于天津市长的天津地委书记和副书记。这是老毛从共产党也好、政权也好的总体利益出发，杀了这两个人。我看到最近网上还有帖子说老毛杀了两个人换得20年不腐败之类的。不管这个“不腐败”是真的假的，总而言之老毛从政权的总体利益出发考虑，可以牺牲政权内部个别人的利益。这个在我们政治学里叫做state autonomy，叫做国家政权的自主性。就是说，这个国家政权虽然是某一个阶级掌握，比如说富有阶级、精英阶层在掌握，但是如果整个国家政权完全只考虑富人的利益，那就是和穷人完全站到对立面，这个国家政权不会稳定的。如果这个掌权者聪明的话，就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能够反过来对支持你的精英阶层制约他的为非作歹，不要太过分。
我觉得，现政权在1989之后它的这种autonomy，它的自主性、独立性大大地减弱了。你很难想象，在毛、邓的时代，毛泽东和保定的一个科长之间有任何联系，不可能的。老毛就是上帝，你根本就看不见他，你怎么可能和他有任何联系呢？现在这种联系是千丝万缕，因为现在89以后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昨天、前天都是和现在这些地方官员一样的人，他们都是凡人上来的，不像老毛、周恩来，他们在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以前已经是很多年的中国共产党里的高层人物，这些人一旦进入北京他们和下面干部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少的，没有这种人际关系网。而现在这种人际关系网，是从中南海，不说到乡镇，至少到市县，已经织成了一个严密的关系网。每一个县委书记、市长都能通过拐几个弯最后在中南海找到支持他的人。这样的话，就很难想象高层领导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哪怕是为了他们自己政权的利益、整个党的利益，来牺牲一些个别干部的利益，很难做到。你现在说，你要不改革的话，将来就会发生大乱子，就会发生革命，就会把你的政权推翻，那么他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他也做不了了，因为他的手脚完全被下边束缚住。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现在这么吓唬他他也不信了。我过去老讲，你不搞政治改革就会出乱子。那么他们现在肯定想，你吴国光讲的肯定是胡说八道，我87年搞了政治改革马上就出了乱子，就出了1989年，我89年以后到现在20年不搞政治改革什么乱子都没有，我现在有钱有势有武器有国际支持，出了乱子我就镇压，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的历史经验也使得他们相信不要再搞什么体制内转型了，就这样就挺好的。所以我从这些角度来看体制内转型的希望是非常小了。
主持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网友问中国目前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性大吗？
吴国光：这个问题对我非常有挑战性，因为我真的是看不清楚答案是什么样子的。我个人的判断是，我觉得中国发生民众自下而上的抗议、挑战这样的一个危机的几率是非常大的，这个东西能不能演变成颜色革命，这个有太多的因素来决定了。我很喜欢民国时候一个词叫“民变”，不是兵变。其实现在民变在中国层出不穷，不断的有。
主持人：对，就是在9、10月份在云南和广西有两次比较大的反拆迁的活动，老百姓反应非常强烈，您在网上可以找到一些图片，当时对警察进行武力还击。
吴国光：但是，对民变，一般来讲，现政权是实行分而治之。以前老毛讲星火燎原，现在整个原野上到处都有星星之火，但是连接不起来，所以每一个民变再大的规模也都是地方性的。特别是89年以来，现政权成功地防止了在任何中心城市发生一定规模民变的可能，不光是北京，哪怕是省会级的城市，我们看到也好像很难发生相当规模的民变。只有当这种民变在中心城市、特别是政治中心城市发生的时候，而且当局用传统的手法，就是说收买也好、宣传也好、警察镇压也好都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体制内裂变。就是说，原来的传统办法都不行了，那么这时候就有人说要使用新办法，就会有野心家也好、理想主义者也好、主张民主的温和派也好，各种可能都有，会跳出来挑战现在的主张用传统办法应对民变的领导人，来掌握主动权，这种情况下颜色革命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当局有足够的财力、控制力，并不断地增加这些能力来应对民变。所以，我觉得，只有在危机控制不住的情况下颜色革命才可能出现。那么，什么时候危机控制不住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凡是你我能够想到的可能性，当局都会想得到，它都会预作准备，那都是不会发生的，民变都不会扩展成颜色革命。只有你我也想不到，当局也想不到，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才会发生。这样想不到的地方一定是会有的。所以，我认为民变肯定会发生，它能不能扩大到颜色革命，这个东西现在看不清楚。
主持人：也就是说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性和这样一种空间，但目前可能还需要人的智慧，也需要一些可能很特殊的诱导因素。
吴国光：要有很多偶然因素，我相信一定是非常偶然的因素，就个案来讲因素是很偶然的。我印象很深的是，当年法轮功包围中南海的事情，香港的媒体登了说，江泽民在内部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呀，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想来想去想哪里可能出问题，就是没想到这里出了问题。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启发就在于，当然，现领导人、现体制他们其实不断地在想，因为他们自1989年以来一直在担心发生类似的事情。现在他们公开的讲，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预案，他们已经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想哪里有漏洞，那么只要有漏洞他们已经在那里准备了。只要他们准备了，他们就有足够的力量把那个事情镇压下去——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压下去，也不一定是镇压。但是，就是因为中国现在不惜代价地搞经济发展，不惜代价地要政治稳定，付出的代价太大，这个代价已经使得社会越来越难以承受，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危机），想都想不过来。到没有想到的地方发生危机的时候，我想颜色革命就该出现了。
主持人：还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我个人，结论是因为，可能在冷战之后中国目前不是出现民变的最好的时机。比如像冷战时整个东欧国家的天鹅绒革命，还有其他一系列民主化运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因为六四惨案的发生促使了当时东欧各国人民有更大的决心，而且也有很大的可能是在宣传上的震慑力。但是目前来说，从整个国际，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来讲，不是一个出现颜色革命最好的时代，虽然在2003年5月份在中亚地区的事也是一个很典型的民变，但是最后演变成带有暴力和种族仇杀性质的事件，也是很微妙的。
吴国光：特别是从国际的背景来看。其实当初东欧发生这种天鹅绒革命，也和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新思维，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基本上把苏联的力量撤出，红军就没有那么大的震慑力有关，这个也非常起作用。
其实，现在支撑现政权一个极大的资源就是国际资本。因为中国对全球化的融入程度很高。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中国现在这样一个专制政权的利益获得者，和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本，那是在市场运行中的利益获得者，这两个强有力的东西结合到了一起。这是极奇特的一个结合。在这个结合没有被打破以前，可以讲现政权有非常充裕的财力，也有非常广泛强有力的国际支持。西方的有钱人支持中国现在的掌权者，这就给他们一个很大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生民变要想形成颜色革命的可能性也是相对比较小。
我觉得，很多朋友对刘晓波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非常地欢欣鼓舞，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认为这象征着整个国际社会开始对中国过去20、30年所走的道路的不满在增加，并且增加到了相当的程度。因为有了钱以后，中国政权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傲慢。我老说，美国的政治制度相对是比较好的，而且它的科学技术创造力这么高，在很多方面走在人类进步的前列，但是因为美国人在外交上很傲慢，全世界还这么烦他，那中国有何德何能，现在这么傲慢，世界不烦你？所以，中国现在它的傲慢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反感，使国际社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通过经济上介入中国来和平演变中国的可能性，是越来越渺茫了。这一切，也就是所谓体制内转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所以，要开始逐渐地施加外部压力，他们开始注意到刘晓波和国内坚持抗争的这样一些维权领袖人物。如果这个解读是正确的话，那么也许在未来的5到10年内，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政治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个会带来中国颜色革命几率增大的可能。
主持人：没错，也就是一些外在因素的作用。我个人感觉，这个不同于西方包括媒体还有人民的舆论，对中共政权现在的态度不同于以前所谓的黄祸。彭定康以前说过，中国现在向全世界在无形中灌输一种很可怕的价值观，就是没有民主制度也能够达到物质上的富裕，非常让人恐惧。
吴国光：是的。我还想补充一句，因为刚才讲了很多精英内的共识问题。我感觉，到今年以来，也有精英内共识逐渐破裂的迹象，这迹象不多但是也有。比如，除了温家宝讲一点政治体制改革——这至少是温家宝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东西不讲一讲是不行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官员叫秦晓。他也是高干子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一个高干子弟的领袖人物，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掌权以后他曾经当过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的秘书，然后下海成了中信的一个重要领导人，然后又成为中国招商总局的领导人，今年退休了。自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以来，他不断地讲普世价值，不断地批评中国模式。我觉得，他讲的，代表了体制内、精英内部至少有个别的人，意识到中国现在的模式是走不通的，还是要走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他的声音有多大的代表性，我完全不了解，但是他现在敢于把这个声音讲出来，我认为至少他意识到在整个精英内部有相当的一部分人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不然他不会贸然讲出来，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这个声音来。
我感觉，2008年奥运会使得中国的自我陶醉达到了一个顶点，这延续到200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庆典中。那么，在这之后的2010年，很明显的出现了一个情况，我把它叫做“后奥林匹克的忧郁”或“后奥林匹克的幻灭”。比如奥林匹克刚结束就出了三鹿奶粉，国庆以后就烧了大裤衩子，整个社会出现了精英第三次移民浪潮，很多人感觉到1989年以后形成的那种精英要稳定的共识，可以说从今年、2010年开始恐怕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有可能出现新的精英内部的分化。因为他们感觉到过去20年的办法开始制造非常多的问题，再用这些办法能不能对付这些问题是不知道的。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在预测现政权的寿命，不再像2008年或者2005年那样认为现在这个东西可以搞他30年、50年、100年，甚至千秋万代。很多的人开始再次提出：你觉得共产党还有几年能搞？越来越多的人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来。
主持人：没错，很多人在重新思考这么一个可能性。
吴国光：我个人看法是，如果未来出现民变、颜色革命的话，共产党内现在的很大一部分人将发挥很大的作用，特别是现在的比较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级干部。其实我在这一层里有不少朋友，我对他们讲，比如说你现在四十岁吧是一个司局级的干部，你觉得你很得志，但是你觉得你这一辈子有机会当总理吗？恐怕机会非常渺茫，你的野心不就是当官嘛。如果中国出现了颜色革命、出现了天鹅绒革命、出现了民主化转型，那你当总理的机会非常大，因为现制度这样一种一步一步往上爬，靠裙带关系靠拍马屁等等游戏规则都破裂了。新的民主政府如果说是像刘晓波这样的人，或是其他的一些民主革命的领袖，成为政治领导人的话，任何一个国家除了政治领导人还要有治国的人，要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机器怎么运作，那么这时候，这样一些共产党的有经验的中级的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干部就有绝对的优势。这就像东欧一样，比如说波兰瓦文萨可以当总统，但是他用的总理是前共产党人。而且，只要共产党接受了民主的规则，经过一两轮大选以后，它就成为非常有号召力的政党。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不应该害怕民主化转型。只有那些现在共产党里面的绝对的既得利益者，就是说共产党就是他们家的，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中国民主化转型利益被损害的人。但是对广大的共产党干部，特别是对那些有责任心的共产党干部来讲，哪怕你有一点小小的瑕疵，有一点腐败，只要及时地向民众道歉也好、退赔也好，将来都有在民主中国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的可能。这也是说，民主不是像共产党在1989年所渲染的，民主就是吾尔开希、柴玲当政，然后中国就如何的可怕。首先说吾尔开希、柴玲当政是不是可怕我们不知道，再一个说他也不一定当政，因为至少在1989年的吾尔开希和柴玲是没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的，他不如共产党里面原有的一些有开明思想的官员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但是到那个时候，这些前共产党官员治理这个国家就不是看他们上司的脸色，而是要根据民意的选票来治理这个国家，基本的改变是在这里。
我觉得这一点一定要讲透，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中国的民主化和共产党现行的这样一套统治办法的崩溃，不是个可怕的事情。这些人都还在那里呢，这个国家机器还在那里呢，就是看谁在运作，看它是按中南海的指令运作还是按民意选举出来的指令运作，这完全是两个东西。
主持人：太对了！比如说举极端点的例子，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去纳粹化和日本经过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的民主改造之后，当时旧的纳粹德国的文官系统还有包括旧的日本帝国时代的文官，系统实际上也保留了很多人。我觉得研究这个问题很有意义。而且就像您说的，体制内的一些人倾向于恐惧，他们习惯性认为革命就是要流血，就是要杀头，完了以后彻底把之前的推翻，所以这可能是一个误区。
吴国光：这也是因为现政权不断地在灌输这个东西。当我们谈论共产党政权没有了，他说你这是颠覆国家。这个是完全不能在法理上成立的。因为中国这个国家还在这里，中国就像一个房子一样，连人换住都没有，中国十三亿人还在这里。你要说这叫颠覆国家的话，那美国四年国家就被颠覆一次了，那美国的宪法也有颠覆国家罪，那竞选总统的人不都得抓起来吗？他这完全是偷换概念，把政权和国家等同为一体，又把政权里的非常少的一部分领导人和整个政权等同为一体，对极少数人的清算好像就变成对整个党的清算、对整个政权的清算。这个历史的经验是非常值得让现在政权内部的人知道。哪怕就算是纳粹呢，这被整个人类视为是巨大的犯罪，它也不是说所有的纳粹的工作人员都是被清算的，那整个德国得杀掉多少人？根本不存在这种现象。人类历史上最翻天覆地的清算前政权，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搞肃反，把国民党的几百万人都杀掉，其他任何政权都没有这么干的。共产党把自己的逻辑拿来想象别人，但实际上像共产党这种只要是和自己不合适的人全都彻底清算掉，甚至肉体消灭掉，这个绝对不是民主革命的原则。
主持人：没错，那只是共产党自己的方法。它目前确实还是在维持这样一种宣传态势，但是，我相信，肯定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关于颜色革命等其他的事实。有一个网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吴教授您怎样看待现在出现的以甘阳、崔之元、汪晖、韩毓海和潘维为首的新左派，随着这批知识分子所鼓噪的中国甚嚣尘上以及内部权力分配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军队等强硬派日益上升，在意识形态上这批人会不会成为中国走向民主化的死敌，或者说他们仅仅是一群投机份子？另外有人，貌似是强世功，提出的“虚党而治”，就如同英国的“虚君而治”，您觉得这种说法可能吗？我跟这个朋友的问题也比较相似，您能不能顺便评论一下目前中国出现的一个很奇怪的政治光谱，我发现它和西方的政治光谱是完全颠倒的，80年代按理说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但这个所谓的政治光谱是在近十年才形成的。您就这两个问题能不能简单地说一下？
吴国光：这个新左派里提到的这五个人中，有四个人我个人是认识的，有的人和我私人关系还不错。甘阳在80年代是个标准的自由派，崔之元在80年代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且是当代中国最早的自由主义者之一，但到后来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觉得，新左派他们对于国际资本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在中国的情况下，就是我刚才讲的，恰恰是国际资本和中国权威主义政权相结合，构成了中国贫富分化的一个根本因素，也是使得中国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的一个根本原因。他们只去批评国际资本，而不去批评国际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实际上现政权是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政治买办。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国际上是左派，在国内政治中是极右派，叫他们新左派我觉得名不副实。那么，为什么很多朋友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个人也觉得不理解。他们究竟是投机呢，还是由他们的独特的信念所支撑呢？至少他们的信念我是不太理解，朋友之间我也不好说他们是投机分子。从网友的问题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不觉得他们会有很大的号召力，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逻辑不一致。
主持人：太对了，这个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我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提到所谓的新左派概念，首先，全世界的新左派都认同人权高于主权，但是中国的新左派是一直以来坚持不懈地集中攻击这种理念。而且，另一方面，全世界的新左派都是向这个全球的资本主义和权威主义进行一个持续的批判，但在中国这些所谓的新左派，他们在有意地回避这些问题，这个很有意思。
吴国光：比如还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很难想象左派会赞成民族主义。像马克思，像列宁的名言：工人没有祖国嘛。这些“左派“的民族主义色彩也比较强。
主持人：没错，甘阳老师他的著作可能会好点，但是像韩毓海他们的著作里面甚至是一种有点接近种族主义的宣传在里面。而且他们的言说并且非常夸张，有时候让人觉得很可怕，就是非常狂热的那么一种状况。
吴国光：你比如说潘维，他作为新左派也很奇怪。潘维是强调法治、反对民主的；世界上没有强调法治、反对民主的左派。西方的左派都是要民主而对法治很不以为然，觉得法治是资本家所控制的政权用来约束我们的，就像六十年代西方左派那些社会运动是根本就不在乎法治的。中国这个左派是反对民主，讲法治，简直是完全对不上茬儿的。
主持人：这是非常奇怪的。我顺便说一下我对目前中国所谓的政治思想或者说政治哲学的各种派别的看法。您比如说，还有极左的像乌有之乡为代表，他们主张一切回到文革，回到毛主席时代。中国的极右我没有很明显的观察，但是可能有一些民族主义份子。种族主义目前在中国可能不占主流，但有些很强的民族主义份子，包括像刘亚洲所谓的国家主义这么些文章。像现在如果放在右的光谱里面，还有所谓的新儒家，还有像刘小枫，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他，他可能认为他继承了芝加哥大学新保守主义的传统，他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说感觉是非常混乱！
吴国光：是很混乱。我对他们的东西不太看。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很有意思，需要梳理一下。
主持人：但整体来看目前是呈现的一个政治光谱颠倒，还出这么多很奇怪的派别的局面，我觉得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吴国光：对。另外，中国讲不同的思想流派，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不是各个派别都可以有相等的公共言论的发言权。很多人可以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讲很多话，但是主张另外观点的人可能根本就不能出现在媒体上，完全不可能在中国讲话。其实，我观察到，很多人为了进入中国的言论市场，那么他的底线就改变了。因为中国有十三亿人，很多人说那你妥协一下，比如你本来的原则性是10分，如果能到中国去讲话，哪怕只讲了1分呢，那作用也比你在外面讲10分没有人听到的作用大得多。我觉得，这在八十年代还有一定的道理，像刘宾雁老师他们也是这种观点。那现在，我觉得，由于出现了网络，出现了全球化的信息交流，我就不一定赞成这种看法。你们这次请我来对话，我就感觉很荣幸，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被中国遗忘掉的人，是一个被封杀的声音，或者我是一个自动退场的声音，总而言之我是一个已经出局的人，还有这么多的朋友想着我，希望和我谈一谈，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主持人：我们也很感谢您，吴教授，因为我之前最早知道您是在卡玛拍的《天安门》纪录片里面。我当时在北京上大学，北京的大学生基本上都看过这个纪录片，现在说起吴国光，可能很多人会想起来有这么一个印象，但更多人可能记住的是采访侯德健或者是其他一些什么人。这次一个是因为有网络论坛做为召集平台，还有就是twitter上的互动非常好。所以您看，包括提问题还有之前的网站负责人征询建议，大家的反应还是非常热烈的。现在年轻一代作为80后，甚至包括很多90后，很多时候没有一个渠道，或者说有一个渠道也会忽略，甚至是得不到很多信息。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机会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种互动的活动，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新的形势非常好。
吴国光：我另一个感动就是说，因为你们都是很年轻的人，这么多年轻人关心中国的未来，关心中国的现实，做这么多的思考，而且又懂得新技术手段，我真的很感动。说到《天安门》这个电影，我在网上有时候看到有人引用我的话说：他应该加入共产党里，到共产党里去干事情。后来我就心里就很感慨，因为我讲得那个情况是80年代的情况。80年代的情况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不同，就是那时候共产党基本上还是控制一切的，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独立媒体，也没有公民社会，都没有出现。我讲的是那个时候的情况，那如果他们要钻到共产党里去搞改革，当然也很好。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个人基本上认为共产党里搞改革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我一直想找机会澄清一下，我讲的话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讲的，包括我讲1989年要对话、要合作，因为危机来临了，赵紫阳已经表现出他不准备镇压，他愿意要和学生一起来推动政治改革，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来合作、对话，然后共同推动政治改革。不能把这样一些东西离开历史背景，好像作为一个在什么历史情况下都正确的原则。如果要那样来理解的话，那我觉得我就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那可就是等于害人了。
主持人：我相信目前年轻一代人在接受知识的阶段可能就更多的偏重于个纯粹的接受或者信息的传授，但是我们会在接收到更多的信息，不同的信息，或者说不同的观点之后，慢慢的倾向于开始分析。
吴国光：我觉得你们这代人独立思考能力很强，因为你们从很年轻就开始接受比较多元化的信息，到90年代网络什么的在中国都已经开始有了，我觉得你们这一代人这一点非常可贵。
主持人：对的，当然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的幸运了。作为80后我在六四事件或者其他80年代末时我才是一个小孩，连话都不会说的。但是后来就会发现通过网络能最大限度地得知真相，这种感觉是非常微妙的，而且通过网络或者其他途径还可以跟别人分享，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对于您在纪录片中的观点，很多人也会思考，不会一味否定。《天安门》在国内引起的私下里的讨论非常热烈，关于它的立场、客观度、叙述方式有很多的讨论。
吴国光：我再简单回应下“虚党而治”那个问题。这个不能简单地来比拟它，一个原因是历史背景非常不同。英国的“虚君而治”，根据我的了解，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像英国的《大宪章》在1215年就已经产生了，它实际上就保障了议会的权力和一些基本公民权利。真正的虚君，推早点说那是1689年的光荣革命，一般我们都认为英国的民主政体是1689的光荣革命建立的。从1215年到1689年，这中间有四百多年的发展过程。在光荣革命以前，英国议会已经存在很长时间，而且相当有权力。之所以会发生光荣革命，是因为詹姆斯二世上台后，想削弱议会的权力。他不经过议会的同意就加税，引起了苏格兰等地的抗议甚至起义，乃至起义军和国王军打仗。再加上宗教问题，詹姆斯二世又迫害主教，抓了一个大主教之类的。最后因为天主教和新教之争发生了政变，把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姆从德国给请回来，然后威廉姆和他的太太玛丽同时做了英国的国王，这也是英国唯一有两个国王的时期。威廉姆也很快把他岳父打败了。光荣革命不是在于威廉姆把他的岳父打败，而是威廉姆和玛丽接受了议会对他们的制约，因此议会的权力再次扩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光荣革命。
我个人的思考是，为什么当时威廉要接受议会的制约？是因为威廉如果没有议会的支持，可能打不过詹姆斯二世。由于统治者内部的严重分裂，才导致议会的权力增加和光荣革命的成功，因此国王的权力越来越虚。所以，这不是一个理想的东西，我想让国王权力小一点，他就答应。这是现实政治的操作，这里面有人民起义、战争、国王之间的决裂等因素。我们比拟到中国，如果没有剧烈的民变、高层严重的对立和裂变，谈虚党而治完全是空谈。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一个党和一个君主是不同的。君主就是一个个体，最多就是一个家族，而党有意识形态，有七千多万的党员，有对军队的组织化的控制，对经济力量的组织化的控制，这里面的东西非常之多。它比哪怕最有权力的国王或者皇家家族都巨大，也更有权力的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用什么办法把它虚起来，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要用什么样的现实力量能够把这个党虚起来，这才是现实的的问题。有人光讲能不能虚、怎么样是虚，却连党政分开都不接受。比如在80年代搞党政分开的改革，在大学里让校长成为一把手，校党委书记成为第二把手，不过89年全都倒回去了，现在每个大学里的校党委书记的权力都比校长大得多。
主持人：您别说大学了，中国整个教育体系或者说事业单位都是这样，完全倒退到以前书记是老大的样子。
吴国光：所以说，有这样的设想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探讨中国未来政治变化的各种可能性，但是一定要找到现实的通道。假如说是强世功，那么如果我问他，你觉得人民起义是不是合理的？他肯定说不行。那么是不是两个国王打起来比较好？他肯定说不好。要是说这样都不好的话，那就不要谈什么虚党而治了。因为英国的虚君都得通过这个而实现，虚党比虚君还难，怎么能不谈这些？
主持人：有部分人只是在玩弄一个概念，它可能觉得这个概念很好，但在逻辑上没有任何可能性，或者说这个概念本身就有漏洞，这个很有意思。
吴国光：是的，我觉得如果有个比较好的公共讨论环境，不说非常自由的，至少对于不同的意见，共产党喜欢的意见公然可以讲，那不喜欢的没有对党构成直接威胁的意见至少大家也可以讨论，这样比较好。但这些现在在中国都难以做到。所以我觉得你们做的事非常好，一个是你们是非常年轻的一代，另一方面你们可以利用新技术手段拓展在中国公共讨论的空间，而且你们见识了多元的意见，自己受的训练也非常好。一般而言我对中国的前途是相当悲观的，但是看到你们做的这些事情，让我受到很大的鼓舞。
主持人：其实每个网友都在努力，包括收听的，网上提问的，及其他关注的网友，每个人都在努力，这可能是在整个悲观的环境里非常值得乐观的一件事情。
吴国光：没错，他们能花这么多时间来听这个，真的非常了不起，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主持人：也感谢您吴教授，还有最后两个问题，您简单答一下。有一个网友问，吴教授，我个人觉得现在共产党和80年代共产党最大的区别就是现在的共产党变成了一个高度职业化的官僚集团，而80年代的共产党包括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这群人当时是通过暴力革命掌权的。这位网友认为这些人有一定的政治智慧，而现在的共产党是一帮职业官僚，他们不问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是这个体制给予的，所以他们只能将个人前途和个人利益与这个体制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在人格特质上更接近孙中山之前的中国传统的官僚阶层，而整个知识分子回归到学而优则仕的价值体系当中去。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论断？第二个问题是关于89年六四事件有一个说法是赵紫阳被他的幕僚给忽悠没了，您怎么看？还有89年当时物价和经济形势对学运起了什么作用？
吴国光：对于80年代共产党和现在共产党的区别，我完全赞成他对现在共产党的看法和分析。但是，我其实对于80年代的共产党并不去理想化。会有一些朋友问我，是不是觉得80年代非常好，我不这么认为，因为80年代是改革非常艰难的时候，哪怕是非常小的一个动作，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那个时候的社会非常单一，一点也不多元，当时我们参加这个事情非常压抑，因为要做的事情根本做不成。我觉得这个网友有一个说法是对的，就是当时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像邓胡赵他们，确实因为年轻时的经历和包括1949年以后的一些经历，所以具有一定的政治智慧，这个我是赞成的。但是当时共产党的基本干部队伍也是一些职业官僚。只能说现在的变化在于最高层的领导人，过去还有邓胡赵这些政治家，而现在最高层的也是职业官僚，和下面的一样了。
关于赵紫阳被他的幕僚忽悠没了，在80年代当时被认为比较左、比较保守的老一辈的学者，还有官僚，对赵紫阳用年轻人是非常不满意的。在80年代中期，还没有搞政治改革以前，在搞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就有很多人讲，赵紫阳不就是被那帮研究生给糊弄了嘛。其实，我觉得当时赵紫阳之所以用年轻人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中国过去的经济是计划经济，过去的经济学家都是搞计划经济的出身，中国没有人懂不是国家计划经济的这套体系。如果老年人和年轻人同时学习，比如吴敬琏和更年轻的人一起，我个人的判断是，在80年代那些年轻人比老年人学得更快，这就像现在你们学得比我们快一样。所以赵紫阳当然愿意听那些年轻人的意见，这是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决定的。
至于说是不是被忽悠了，我承认，当时的这些人——不应该称作幕僚，而是think tank也就是思想库的人——应该说，无论是从学识、经验还是能力各方面，都有严重的不足。我今天也不过是这样一个水平，那放到20多年以前才29岁，也没读过政治学，我能懂什么？我们当然有非常严重的局限，但我个人认为特别的是不在于我们不懂理论和学术，主要是我们不懂现实政治。很多东西，我们确实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中国的黑暗、政治操作的东西虽然不会，但是能看明白一些，当时完全连看都没看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有非常大的局限性。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出了个坏主意，赵紫阳接受了，事情就办坏了。因为接受什么主意，最后是赵紫阳自己决定的，他还是有相当的政治智慧，而且当时的政治改革颇有民心所向的趋势。赵紫阳在89以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对别人批判他、罢他官职的回答里也讲到，他的工作当然有缺点、有错误。这和他在原则上、大方向上、治国的根本目标上的正确，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说，对于我们要做的事情和当时赵紫阳要做的事情，我今天也还认为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以及民众的意愿和利益。如果按照那条路走通了，中国今天会更好。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肯定不是做得那么有技巧、那么有能耐、那么有水平，这个我是承认的。
最后，是关于当时的物价和经济形势。我相信，当时的经济形势对于学生的不满有刺激的作用，比如当时学生开始自主找工作，学校不包分配等等。其实，89学运刚过的时候，有些人认为，89学运是对当时经济改革的一个反动，学生对经济改革不满然后就要求政治改革。那么，今天我个人回过头来看这种评价呢，我认为，学生也好，老百姓也好，对政府不管什么样的政策不满都是正当的。不能说，要搞经济改革，对政策不满，就是反改革。这没有什么不对，反改革、反革命也可以是对的，要革命、要改革也可以是对的，这没有先验决定的标准。老百姓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无论什么原因对政府不满都是应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不是说老百姓都是对的，但都是应该的；虽然不一定对，但是他有这个权利。特别是经济改革中的弱势，要求政治改革来增加自己在政治决定中的权力以便影响经济改革，这是完全应该的。我们今天讲中国要进行民主化变革来改变现在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严重贫富分化，也是同样的思路。
所以，我认为，当时的物价也好，经济形势也好，在那样一个政治体制下进行改革，必然有和民众沟通不够的特点。其实，89学运起来以前，赵紫阳就不断地讲要对话，他还把那些部长派到大学校园里与学生对话，这个对话实际上就是要增加民众对政府决策的理解。政府的决策可能是对的，但是老百姓不理解是正当的，政府只有义务向老百姓解释这些决策；如果老百姓还不同意就必须在这些决策上做出妥协，这才是政府要做的事情。因为在政治运作当中，很难说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你说多数人选了一个总统就是对的选择吗？他可能选了一个笨蛋，这个总统可能4、5年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没有关系，再过5年老百姓又选另外一个人了。民主最重大的一个功能就在于能让老百姓表达意愿，老百姓也会不断周期性纠地正自己的意愿。这里面没有老百姓选择得对还是不对的问题，只要多数人这么选择，就只能这么选择。所以，我认为，89年那样一种情况下，学运是希望增加一般民众在中国政府政策决定当中的权力，要求增加包括物价、经济政策的决定的权力，我觉得这个是正当的。
主持人卫：完全正确！吴教授，今天真的很感谢您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故事和研究以及包括您整个的政治和治学经历，非常感谢您和大家分享。
吴国光：非常谢谢你大卫，非常谢谢网主，非常谢谢所有参加的朋友，特别是在国内的朋友，非常感谢你们。
主持人：也感谢各位网友，我们今天就到这。
（原载“1984bbs“: https://1984bbs2.info/viewthread.php?tid=2073&extra=page%3D1）
2010年12月4日
主持人：大衛王飯店
嘉宾：吴国光
主题：中国政治改革
本文经吴国光教授修改授权发表，添加了录音中由于网络故障而丢失的一部分。
Made by：DDDknight，追梦1984，freedomfighter
录音下载: http://64.182.117.5/?p=episode&a … alk_wu_guoguang.mp3
或：http://dl.dbank.com/c0lcnwifnw
电驴下载 ed2k://|file|1984talk_wu_guoguang.mp3|49525184|CB43B4267315BE6FDD7A1839F09D3EFB|/
主持人（大衛王飯店）：吴国光教授生于1957年，曾经获得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法学硕士，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和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吴国光教授经历过文革，曾经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后来亲身参与了1986年至1987年中共政治改革计划的研究和制定，是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分的起草人之一，也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的助手。所以，吴国光教授在这方面有很多他自己亲身的经历。
吴国光教授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同时兼任政治和历史两系教授。吴国光教授的研究兴趣涵盖了政治和外交的很多方面，也曾经在北美的多个大学学术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目前吴教授出版了中文和英文的著作20种，还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和超过数百万字的评论。他的很多学术成果，包括评论，曾经引起了很多国际媒体和政府的参考。那么吴教授，我想请您给网友介绍一下您自己之前的求学和参加中国政治改革的经历。
吴国光：各位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网主你好。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刚才大衛已经介绍了那么多了，很多可能有溢美之词吧。我是在山东临沂就是山东南部的沂蒙山区的乡下出生的，我的父母他们是吃公家饭的，我母亲拿工资在农村的小学里教书，我父亲是基层政府的干部。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我经历了文革，下乡，进工厂一年，然后，1977年年底，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次大学招生考试当中，我考到北大去，在那里读书。
80年代中期，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以后，在人民日报做评论员。当时要筹备中共十三大，就组织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班子，鲍彤看了我的文章就找我参加这个班子。这个事情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本来就是在中国那么待着嘛。后来在89年年初的时候，我感觉到当时的形势非常不好，我是89年2月底离开中国的，因为当时我要到美国参加一个研究项目。然后，在89年的6月以后，就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在北京的单身宿舍，就是那时候我自己住的一间房子，也被抄了家。那种情况下，有一段时间我就不能回去，所以没有办法就只好在外面读书。读书以后也没有机会再回去工作，现在就在外面教书，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主持人：好的，谢谢您吴教授。我自己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可能也比较俗套，就是说我认为很多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他们可能终其一生都在进行很学术化的工作，他们不会亲自去参与到政治活动或者政治理念的创建这样的活动当中。但是，我觉得，您比较特殊的一点，是您在之前有很广泛深入的从事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活动经历，而且这是一个80年代中后期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从之后的历史学角度来看。我很感兴趣的一点就是，您是如何在您的学术研究中对您之前的亲身经历进行利用，或者重新审视，还有一些其他更深入的研究？因为这是您自己的亲身经历，您如何在政治学的研究当中利用一个尽量客观的观点来对它进行一个重新的探讨？
吴国光：实际上，如果我们看研究政治学的，就比较政治学这一块，比如说美国…我前不久在看一本书，它是两个政治学家对在美国研究比较政治学这个领域里过去大约50、60年内15位大家认为非常顶尖的学者做的非常长的一些访谈，每个人都有几十页的访谈。这些人大部分都有政治活动的经历，当然参与政治的时间可能不是太长，比如说在政府里工作一两年，有的人到外国去做政策顾问。
如果往更早推的话——我现在对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比较感兴趣——比如说苏格拉底，他当时在雅典当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官员；柏拉图年轻的时候也希望从事公共服务，也就是从事政治活动。实际上研究政治的学者一般都有很强烈的道德关怀，就是希望通过政治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社会的管理，使人生活得更好一些。
所以，我觉得，我参与政治，第一个对我的影响，正是决定了我后来进行政治学研究。因为我在中国学的是新闻，没有学过政治，后来当我在美国再读书的时候，我就没有想过第二个选择，非常自然地选择了政治学。这和当初参与政治研究是直接相关的。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我时时注意到自己在看待中国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有自己作为一个曾经参加者的偏见。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上看问题，对于特定的角度，你说是偏见也好，你说是洞见也好，总有它的局限性。我不想让自己被参与过政治这样一点狭窄的经验把自己局限住，最好的一个纠正办法就是学习，所谓的学习就是看大量其他人研究政治的成果。我们政治学里面非常重要的现代政治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思韦伯，他非常强调价值中立的研究。我觉得，价值中立不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至少要把问题的几个方面，特别是中国人喜欢讲的正反两个反面，都要看到。我觉得，做了政治学研究以后，感觉比当时在政治当中看政治看得更清楚一点，这样可以摆脱当时的个人经验给我带来的局限。
主持人：我明白了，您的经验对不管是以后有志于或者正在研究和关注政治的朋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
吴国光：我总结一句，就是要有强烈的道德关怀，但是不要把这种道德关怀变成你的一厢情愿的wishful thinking，就是说你要把事物的各个方面都要观察到。
主持人：吴教授，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我之前读了您写的关于赵紫阳和政治改革的那本书，国内有的朋友可能是在网上可以找到电子版本，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机会看到。这本书是您对赵紫阳的政治经历传记式的描述吗？您觉得写这本书的初衷或者说是目的还有您对这本书当时的一种期许是怎样的，您能简单谈一下吗？
吴国光：我其实主要想记录下那段历史。你可以从书中看到，我是完全用当年的工作笔记照搬成这本书的，没有什么加工。我只是在前面写了一个前言，介绍了我怎么参加了这个事情，有哪些人参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本书。我想理解曾经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是在1996、97年写这本书的，从技术上来说当时有时间有条件做这件事情——在这之前我一直在读学位。那些笔记，在1989年6月以后我被抄家前，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当时参加这些活动的笔记有比较特殊的重要性，我把它单独放在一个朋友那里。89以后就有人辗转把这个东西带给我，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把当年的工作笔记原封不动地照录下来形成了那本书。所以，它是当时讨论情况的实际记录。这个记录的用意，在于当时的讨论涉及了很多方面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有它的有价值的方面，也有可以吸取教训的方面。
第一，要让大家知道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讨论，当时是认真地想改造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它向自由民主的方向进步。第二，当时的讨论可以为后人再进行政治改革或改造体制时提供借鉴。基本上，就是历史实录和未来借鉴两个目的。
主持人：您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也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因为关于89年那个非常动荡的时期，很多人的记忆彻底消失了，很多人没有做出任何挽回的努力或者有人想做这种努力但是只是徒劳。目前坊间流行的很多关于8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经济社会历史的书籍，很多是侧重于之后的六四事件，当然六四事件有很多历史参考意义的，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六四事件的惨痛经历和历史教训，很多人可能倾向于忽略了之前两年进行的政治改革的事实，而且可能当时相对来说是在内部进行讨论，所以老百姓对这个事情不是特别的了解和关注，没有形成一个普遍互动的局面，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记忆了。但是，我觉得，看了您这本书以后，确实了解到了一些当时的情况，而且感觉很有意思。
吴国光：我通过这本书的出版——如果有更多的朋友阅读它的话——还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虽然生活在中国，不断的被政治体制管束也好，规范也好，压迫也好，总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下，每一个人都假设好像我们对它很了解。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没有进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讨论之前，我对当时政治体制的了解是非常表面和非常笼统的。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在你没有去介入改造这个机器、重新设计这个机器之前，你对这个机器的很多细节如何工作并不一定了解。就像我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司机，但是我的汽车出了毛病的话，我完全不知道它哪里有毛病，我也不知道怎样去操作它、改善它，更不要说发明新的机器了。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当初想改造政治机器的人是怎样去研究那些细节，这个就可能发生一些实际的影响。
我觉得，无论这个体制将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大的变化——我个人认为，体制内的改革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无论发生什么方式的变化，这个国家机器还在那里，即使是民主的政治，将来也还有一套政府体系在那里工作。了解它内部的细节，对于我们一般的公民，特别是有政治责任感和参与感的公民来讲，应该是很有价值的。
主持人：对，刚才在访谈的开篇，您也谈到关于古希腊政治哲学的一些情况，让我想起了修昔底德和他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觉得这是一部很伟大的政治学著作，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这个政治斗争和战争，但是之后他完全站在一个第三人称的角度上来记述整个事件，这样的书籍和记录有非常不一样的价值。
吴国光：对，你看，修昔底德的这本书，是我们学政治学的人——如果上国际政治这门课的话——第一本要读的书，它确实是一本政治学著作。
主持人：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在您的这本赵紫阳和他的政治改革的这本书中，从您目前的研究成果和个人看法来看，赵紫阳在政治改革当中他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个人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无奈的政治人物，就是即使在当时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起草和相关的政治活动当中，他也是始终受到很多的制约和一些人的攻击，最后89年导致赵紫阳被中共清算，这是一个很悲惨但可能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您能谈一下您对赵紫阳的看法吗？
吴国光：我到这个政治改革的地方工作以前，对赵的看法不是很积极。当时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我更欣赏胡耀邦那种非常关注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讲话讲得非常开明的人。赵当时主要搞经济改革，而且他的东西都比较务实，对于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讲好像很没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个班子是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所以我就有兴趣干了。进去后，特别是1986年年底到1987年上半年那段时间，我们和赵紫阳还有其他一些当时中共的领导人在一起开会的时间非常多，亲身地感受到，第一，赵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一般来讲都是从民众的利益和底层的问题出发。比如说，我们讲政治民主改革的时候——那里面有很多年轻人，包括严家祺当时也在这个班子里，大家都对民主非常有兴趣——赵说民主当然是一个长期要做的事情，可是中国要做得有实效的话，在现在这种条件下，首先要做基层民主，当然不可能马上就开始两党选举这种高层直接搞国家主席选举这种东西。他从这样一个历史和现实的局限性下出发来考虑问题。比如，他说，现在每一个单位里一个党委书记就是一个皇帝，如果你进了一个单位和这个党委书记搞得不好，那你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你就等着各种穿小鞋、受打击报复等等。他讲这种情况，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农村基层上来的人，感觉他坐在中南海里并不是不知道一个年轻人刚刚到社会上去在这种来自现行政治体制下所受到的束缚、压迫和面临的无奈。他这种关怀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再一个，就是他对外面的事情，整个国际上的事情，也非常了解。他经常会说，如果你们提一个意见说，比如说反腐败，大家说这样或那样反腐败，那你们有没有研究研究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大家当然知道廉政公署，但是他说，香港公务员体系在50、60年代也是非常腐败的，那时候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低，可能你给警察一盒烟他就帮你办一件不合法的事。那么，为什么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廉政公署成立以后它能够有那么好的反腐效果，使得香港公务员的廉洁在70、80年代在世界上成为典范？公务员还是那些公务员，甚至没有进行其他的大的改革，就是一个廉政公署。我们也有纪委、法院、监察部，那为什么就做不到这个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有意思非常深刻，说明他了解外面的情况。
主持人：没错，可能中共的高层领导人里赵紫阳是一个相对接近真实而且是一直思考的这样一个人物。但是，我观察到，尤其在六四事件之后到2005年赵紫阳去世再到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简单的符号。很多人对他的记忆，可能仅限于六四期间他去天安门广场慰问绝食学生，他非常无奈。甚至有人指责他非常懦弱。我当时记得在国内听到一个算是极左派的组织“乌有之乡”的一个负责人谈到赵紫阳时，大骂赵紫阳算是当时官倒和腐败的一个始作俑者，他认为赵紫阳起的作用非常不好。还有其他的人，仅仅把赵紫阳和六四联系起来，对他的其他经历没有兴趣去了解。我觉得，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已经被淹没在人们对历史逐渐的遗忘和忽视当中。所以说，很多人都不会甚至没法去了解真相，但是在您的这本书里应该可以找到关于赵紫阳的很多痕迹。
吴国光：你刚才讲的很有意思，我想做一两点回应。
第一个是关于赵紫阳和官倒之间的关系。前两天我刚看到一个材料。因为李鹏日记里讲到，在1989年时，他组织了监察部和审计署，到深圳和海南去调查赵紫阳的大儿子和二儿子的所谓官倒问题。李鹏的书里就这么提了一下，就没有下文。其实下文好像是说，他调查的结论，好像是说他们贪了几千万块钱，如果这个消息要公布就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所以就不能公布，那么这个事情就没有下文了。关于这个事情，我最近接到一个材料，是赵家的人写的。因为他们看到了李鹏的书，他们觉得非常的不公平。他们的材料可能过一段时间准备拿出去发表，我现在不了解他们准备怎么做。基本上就是讲，李鹏你既然有调查组调查了，那为什么不把这个材料公布出来呢？几千万块钱你为什么不追这个款呢？你不是讲对组织负责吗？你不是讲对人民负责吗？那么这种事情不要说放在20年前了，就是放在现在，那也是极大的钱啊，那为什么连这个（追赃）你都不干呢？89年的时候，你还怕爆炸性的新闻把赵紫阳搞臭了？那不是很奇怪吗？他们那个材料就是解释了一下当时是什么情况，然后调查的结论通报赵紫阳，告诉他完全没有问题等等。这个情况我本来了解得就不太详细，也不太想去复述，我估计过一段时间他们应该会发表这个材料。就是说，他们讲的是不是准确或有道理，还是李鹏讲的有道理，那个交给读者自己去判断。
第二个就是，一般来说，在80年代，在外界也好，还是中国内部也好，往往是把赵紫阳看作在中国引进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那么这个就把赵紫阳和资本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我个人的看法是，在80年代，往中国引进市场经济，赵确实花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这并不代表赵是完全赞成没有限制的资本主义。你看他晚年的反思也好，还有一个叫宗凤鸣的老先生对他晚年的访问也好，都看得出来，他对社会主义的很多价值有留恋。从右派的角度来讲，这是他的一个局限性；那么，就像你刚才讲的左派，就认为他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自己家里也腐败的一个资本主义化的代表人物。在我看来，他恰恰是居于中间，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价值还是蛮有认同的，就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其实那一代共产党领导人有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所谓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讲就是社会正义非常重要，社会不要贫富分化太严重，政府应该承担社会福利的功能，这样一些东西是社会主义非常重要的一些价值。我感觉，赵当时他是要找平衡。比如说我们讲政治改革的时候，就讲其中邓小平强调要党政分开，要把党委书记的权力削弱，要增加厂长、经理的权力，这就像西方的公司、企业一样。那么，赵同时就提出说，那以前党委书记是土皇帝，那么厂长、经理也完全可以成为新的土皇帝，所以要在企业内部建立职工代表大会这样的制度，来对厂长和经理实行制衡。职工代表大会不能干涉工厂日常的经营，因为这样会降低它的运作效率，但是可以有否决权，比如说这个事情做得太不象话了那么你可以有否决权，可以提出罢免（厂长、经理）。他还讲要组织独立的工会，至少要把现有的共产党所控制的工会增加自主性、独立性，工会的权力同时可以制约厂长和经理的权力。从他这样一些谈话来看，他不是一味地主张西方大公司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当然也完全不赞同传统的党的官员控制一切、没有经济效率的这样传统的共产主义，就是说毛式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赵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本主义者。
第三个就是，赵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遗产其实有多个方面。我个人的理解，是对将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有三个方面的联系。一个方面是说，他毕竟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从高层企图进行政治改革，就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那么，这个体制如果还能改革的话——我认为这个希望是非常渺茫——将来有一天，社会压力冲击体制内，使得体制内不得不分化，如果体制内还有人想呼应民间的力量来进行改革的话，那么，赵紫阳的体制内改革的遗产对他们来讲是一份财富。第二个方面的联系，是你刚才讲到的，在1989年，赵紫阳站出来支持学生。以他在中国政坛的影响力、权力基础，都是相当微弱的。实际上，因为邓小平这样老一辈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在那里，他又不掌握军队，所以他不可能强硬到和他们完全分庭抗礼。我也听说有人批评他太软弱，为什么不像叶利钦那样站到街头、登高一呼，然后会有军队支持你的。我听说，在赵紫阳晚年，有人问过赵这个问题，赵的回答是说，即使有军队支持我，比如有几个军站在我后面，那军队也会分裂，这样中国就会打内战，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我认为，他这样的一个回答是负责任的回答，就是说他不愿意中国付这么大的代价。总而言之，就是说，他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对民众自下而上的呼唤民主自由的同情，也给未来的中国，颜色革命也好，其他的自下而上地推进政治变化也好，我觉得这个联系，也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第三个联系，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赵紫阳当时毕竟是想把政治体制改得更能够适合发达的经济，民众的发言权能够得到保障，公民的权利有所提高，社会管治的质量会比较高一点。将来无论中国怎样发展，经过动荡产生民主也好，或者经过其他的方式也好，新的民主政府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就是说，这个社会怎么管治得更好，要比共产党管治得好，不仅经济繁荣而且社会更平等，腐败减少等等。必须有相当一部分人了解，在这么大一个国家，面临这么多挑战，内在外在、资源环境各种各样的制约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管治好这个国家。这是需要经验的。我觉得赵紫阳也可以提供这种政治遗产，这是宝贵的财富。其实不光赵紫阳，包括胡耀邦在80年代初进行的上层的政治改革，比如说1980年制定的关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如果把这个准则拿出来，让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去谈、去实行的话，他们一定害怕，绝对不敢实行。我是没有任何党派之见，不论是共产党人提出来的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所有有益的东西，特别对于年轻一代来说，都要了解、学习、吸收，那么再总结、提高、创造，那么将来中国在你们年轻人手里才会变得更好一些。
主持人：没错，我觉得您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观点，要抛弃一些不管是个人情感还是政治态度，以及其他方面包括立场问题方面的一些先入之见，要吸取一个问题或者事件功能性方面积极的因素，这样在政治活动中可能才会有一些更多的积累。通过您的叙述，我也认为赵紫阳是一个一直在思考的政治家，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客，也不是一个有军人作派或者独裁特质的政客，他确实一直在思考。在1984bbs.org上有网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吴国光老师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体制内完成中共的转型还有没有希望？这其实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我看到您的一篇新的文章中，您提出了一个中共的改革终结论。您在之前的文章和著作当中，引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就是说改革是中国的一道窄门。您能不能谈一下您的这个改革终结论大致的一些情况，您是怎样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有哪些现象支持您的观察，还有您有怎样的一些看法？
吴国光：我简单概述一下。首先，我是从什么是改革开始。因为改革这个词汇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如果每个人都按自己的理解，按自己的愿望来讨论，那么大家说的就不是一回事。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改革的定义，我们说的“改革”不是说大家都同意，而是可以验证的东西。我把中国的改革定义为从国家控制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这么一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因为这个就是1978、1979年开始的中国改革的现实。不是说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它，或者希望有政治改革，都不是。只有这样一个改革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发生过的一种改革。对这个改革，我的判断，是在2001年就结束了。这是因为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转型或改革基本上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是价格改革，就是市场化。所谓市场化，就是过去国家控制一切的资源调配，由通过国家定价来确定资源调配、商品生产，改成由市场决定资源调配和商品生产。在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之前，当时国家控制商品的定价有97%，只有3%的商品是由市场定价。那个时候的所谓市场，就是国家不去定价的，比如一根针、一盒火柴卖多少钱，农民在自由市场卖鸡蛋多少钱，这个是国家计委确定不了的。这就是那3%。到了90年代中期，大约在94、95年，基本上，中国各类商品中，由国家定价的只剩3%，市场定价的有97%，正好颠倒过来。这个由国家定价的3%，都是汽油这类所谓重要的战略物资，虽然量大，但是种类比较少。这个改革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15年过去，这些国家定价的产品还是国家定价，没有进一步市场化，所以可以说价格改革到90年代中期就已经结束了。
第二个是私有化或者叫所有制的改革。在197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夜，中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权百分之百都是公有的。公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国家所有，一种是集体所有。在1979年以前，中国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是私有的——当然在50年代初是有的。这个不断地在分化，有新的合资企业产生，然后也有国有企业被出售。一直到了90年代中期，大约95、96年，就形成了新的所有制结构。这个所有制结构，就是公有企业主要是国营企业大约占到30%，私营企业大约占到35%，外资和合资企业大约占到35%。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所有制是三分天下各有其一。这个结构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15年过去，也没有大的改变，只有个位数比例的改变。所以我认为到90年代中期所有制的变革也结束了。
第三个是经济管理权力的改革。过去都是中央集权，顶多是分权到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所谓的分权，所谓分灶吃饭，把中央的财政权力下放到地方，把主要的国营企业的一部分下放到地方。随着私营企业的出现，私营企业不存在权力下放问题，因为私营企业本来就是自己决定经营，权力在自己手里不在国家手里。所以这是两种权力下放，一个是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权力下放，一个是由政府向企业权力下放。这两个权力下放，到90年代中期，也是大约95、96年时也完成了，因为那时候国营企业基本上由国资委来控制，不再有新的权力下放，私有企业的框架已经在那里了，它应有的决策权力也有了。所以到90年代中期也结束了。
这三个侧面的的改革一直到95最迟到96年其实都已经结束了，但是中国经济改革还有第四个方面，那就是国际化，就是对外开放，或者，到了90年代末期，就是全球化。在中国70年代末期没有改革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是非常少的，在这个改革中的80、90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飞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经济体系融入全球体系，是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完成的。在2001年加入WTO时，我就说，中国对外开放这个改革也完成了。这四个方面的经济改革都已经完成了，在这之后都没有再进行新的体制上的重大改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到2001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结束了。
那么在结束后有没有新的改革呢？有的人说又进行了社会改革，有的人说我们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我想这都是虚假的命题，因为我们看不到有重大的社会改革，更看不到有重大的政治改革。所以从2001年到现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现政权基本上是在已经改革的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加强对于政治的控制，来维持所谓的政治稳定。社会矛盾、社会分化不断地加深，但是当局试图用政治控制的办法来消减社会矛盾。也有一些社会政策的调整，但是这些政策调整都不见效，并没有新的重大的改革推出。我认为，一直到现在并没有新的改革措施。所以，2001年中国改革就完成了经济改革，而其他的改革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主持人：按我对您论述的理解，在中国近20年的政治和历史学的语境当中，如果要谈到改革的话，只有经济改革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其他无论是涉及政治或者体制的都不是真实的事件，可能只是一种人们的预想，没有真实的发生，没有产生真实效果。吴教授，我再问一个关于您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那本书中的一个问题。我在这本书当中发现了三个要素。在政治改革报告的起草过程中，在1986年年底在中国南部一些城市发生了学潮，同时1987年年初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虽然在8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了，但是后来又有人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对胡耀邦包括对整个政治改革的实际情况进行攻击、排挤。那么，您能简单阐述一下在这个政治改革报告起草期间，学潮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以及政治改革之间他们三者有没有什么联系？
吴国光：1986年底的学潮首先是从合肥、杭州、南京、上海等南部城市开始，一直到年底才到北京。这个学潮的起因和当时的政治体制非常有关系。学潮的起因主要是，当时进行了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这些大学生入校以后，正好进入选举年龄，他们第一次要行使选举人民代表的权力的时候，发现他们根本不知道在选票上写的人民代表是谁，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当然就不愿意投票，非常的不满意，这是学潮直接的起因。
学潮的起因本来是这样的，但是教育部的官僚也好，掌握意识形态的极左分子也好，他们就说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这就使得高层归结为是胡耀邦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过于纵容、宽容的结果，逼迫胡耀邦下台。胡耀邦下台以后，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像文革一样。而且，当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来势凶猛，不仅要反政治上的自由化，而且专门有人提出要反经济上的自由化。反经济自由化就是针对经济改革，这是邓小平不能容许的，因为如果反了经济自由化经济增长就会掉下来，中国经济的表现就会差了。
还有一个是，比如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忍之，他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提出来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因为邓小平当初复出以后讲过，要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就是文化大革命搞得那套东西都是乱的，现在我们要搞正的东西。王忍之一讲再搞第二次拨乱反正，等于是讲邓小平复出以来搞得这些东西都是乱的，要再回到正的去。他这个话一讲，就被我们抓到把柄了，我们马上就整理材料报到赵紫阳那里去，赵紫阳就拿这材料见邓小平去了。邓小平一看就急了，说那这样不行啊，怎么能这么讲呢？这是在1987年五月初的时候。赵紫阳就汇报讲，他一直还在组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方面的东西，如果我们要在秋天的十三大就推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话，现在恐怕就要下一点毛毛雨，造一点舆论，让整个社会、整个党有准备。然后邓小平说那好，那你去做这个事情。赵紫阳回来以后就组织我们起草了他的讲话，后来赵紫阳就在1987年5月13号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召集北京媒体、教育等各方面的头头们做了一番讲话。
这篇讲话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在进行得如火如荼，不可能完全不讲。这个讲话的初稿是我写的。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在这里面跟鲍彤学了一招。讲话上来就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我们要把重点转向政治改革。鲍彤看了后说，这个写得是对的，但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取得了很大成绩，后面的四句话要用1、2、3、4区分开来，这样就可以告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说，你看你们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现在该歇歇了。一区分开就显得非常明显了，我觉得这有一种写作和政治的技巧在里面。
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潮期间，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压力非常大。我还记得，我们在学潮期间开研讨会的时候，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从各地发来内部参考的文件，说各地的学生打出了标语，什么“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打倒共产党”之类的东西，报道的全是这样的消息。当时我们的压力就很大，就是说，你看学生都这么反动了，你们还搞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当时听了以后，我们几个年轻人就发难说，这些记者报的情况，只捡了那些最不能被当局接受的口号上报；如果这些学生说拥护共产党进行改革，这些记者是不会报道的。所以这些材料听起来非常耸人听闻，但是实际上不能反映学生运动的主流。我们讲，学生运动的主流是要推动共产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讲了一些这套东西，然后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这可以说是体制内改革的一种技巧。
在当时的情况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赵紫阳就抓住了学潮的起因是因为选举制度有问题，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政治改革议事日程上来。他讲了很多次，他说学生第一次选举就让人家选不认识的人，哪还有什么公民的权利，所以学生的选票上就乱写，有的就选希特勒，要发泄不满。所以，赵紫阳说，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要改革我们的选举制度，要让学生有选择的权利，至少选一个人民代表要有两个候选人，不能只提一个候选人，人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在政治改革中提出了差额选举这个东西。我个人的看法是，1987年政治体制改革总的来说是失败的，但是差额选举当时是推动了，取得了一定成果；还有一些，比如党政分开方面，也有一些成果。
主持人：在1984bbs上有网友问这么一个问题：请吴国光先生结合这么多年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和对中共高层人物的研究观察，揣测一下影帝——就是温家宝——最近一系列的动作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今天的中国即使是民主派里也有不少人对影帝寄予厚望，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您对温家宝的看法，他也是当年陪着赵紫阳去广场的人。比如说，当年赵紫阳上面也有人，说要进行政治改革，那么他们有什么相似点和不同点？
吴国光：我想谈谈关于温家宝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最近以来确实大家议论很多。8月份以来，温家宝在很多场合，据说是7、8次谈论了政治体制改革。对于这个现象，我先从民间对他的反应谈起。
我个人的观察是，民间对温家宝谈政治体制改革，大体上可以说有四种反应。两种反应是以行动来反应的，我过一会儿谈。另外两种完全就是评价他。这两种评价，我个人的总结，一个是评价他力不从心，认为温家宝有政治改革的愿望，想搞一点政治改革，想扛起政治改革的旗帜来，想通过搞政治改革或讲政治改革争得他的历史地位，当然，显然他不可能有这个能力做到。就像刚才网友的问题说“上面有人”，那就是说可能胡锦涛不愿意，就像当年赵紫阳上面邓小平不愿意。所以，这个就是认为温和胡之间其实是有分歧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力不从心论”。
另外一个，我把它概括叫“自欺欺人”。这种反应基本认为温家宝就是一个影帝，就像余杰写的《中国影帝温家宝》，认为这纯粹就是一个公关游戏。有的人说他谈政治体制改革争得民意，是为了遮掩他自己家里腐败的现象，不管他太太也好儿子也好。还有人说他是为中共政权赢得一些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扩大一些知识分子等人的幻觉，觉得好像这个政权还很有希望。实际上就是说，包括胡锦涛也好，还是其他强硬力量也好，实际上是一种双簧，你唱红脸我唱白脸。
我个人的看法可以说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但是比较偏向后者。我和这个“力不从心论”有共同点，就是说，我认为温家宝不是不懂得政治体制改革是很重要的，他确实认为很必要，他也知道这是民意所在，是历史趋势所在，是国际社会最关心的一个事情。要不然，他为什么会讲这个问题来增加他的民意，以讲这个问题来做公关游戏？所以说，我认为他确实是懂得这个东西。但是，我更多的认为“自欺欺人论”讲得对。因为不管温家宝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即使告诉我们他是这样想的我们也不一定相信，讨论他怎么想的是没有意思的。他的效果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自欺欺人。他根本就没有能够真正地哪怕是影响中共本身推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或者虽然没有推出措施但是开放一定的舆论来讨论。这些都没有。这个和当年赵紫阳不一样，赵紫阳真正地是做了这件事情，虽然大家当时不知道，当时是严格保密的。
这是从大家评价来说了。那么还有两种是从行动上有反应。一种就是像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他们，开研讨会，挺温，觉得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希望借助他来推动体制内的改革。崔卫平讲得很明确，叫“与虎谋皮”，她不是写了文章叫《我就是那个与虎谋皮的人》么？所以这派干脆就叫“与虎谋皮派”。这些人就主要是一些有异议色彩的知识分子，就像崔卫平这种，他们的行动就是开研讨会。
另外一个行动的反应我比较重视，那就是来自那些上访的老百姓。这些反应看起来和崔卫平他们有点相似，他们也借着这个机会说你不是讲政治改革吗，你不是讲老百姓的权利吗，那我现在有上访的权利，你让不让我上访？我个人认为，这些访民的心态，实际上和那些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不是与虎谋皮。借我们山东老家的一句俗话，叫“借人家的大腿搓自己的麻绳”，或者“借巢下蛋”也好，“借锅煮饭”也好，总而言之就是：你不是说这个了吗，我就这么干，看你怎么样。所以这个和与虎谋皮不一样，就是说我不管你讲的东西是真是假，和我没关系，反正你这么说我就这么干；只要有利于维护我自己老百姓的权利我就这么做。你不是总理吗，那么我借总理来压你下面的小官僚，压住压不住那反正要比我这个老百姓强多了。
对这两种有行动的反应，坦白讲我是赞成后一种做法的，对前一种做法，我觉得，说得客气，就是他们比较幼稚。访民们他们不幼稚，他们并不是说抱有幻想，就认为温家宝真能帮到我。他们本来是完全无助。就像于建嵘研究的东西，湖南的农民要想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就把官方文件、红头文件给印出来，然后拿着这个中央的文件去找乡长也好、县长也好，拿这个给他算帐去。他不一定真的相信这个红头文件，但是他至少找到了一个保护，然后就去干他自己的事，所以这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像崔卫平他们，那是浪漫主义的。他们很多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对他们在中国做的很多事情持钦佩和赞赏的态度。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他们客观上帮助了温家宝个人也好还是整个政权也好演了一个双簧，增加了迷惑的作用，扩大了公关的效果。我注意到很多国际上的舆论。我昨天在我们学校听一个讲座，那个人是到中国去帮助中国搞工会的，是加拿大人。她在那里就很高兴地讲，你看，温家宝现在讲搞政治体制改革啦，中国的知识分子也都很赞成，今后我们就要和中国的官方工会合作，来推动中国工人权利的维护。我本想提问说，那官方工会能维护工人的权利，还要等到今天吗？但是后来有事先走了，没来得及提这个问题。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研讨、不可以座谈；我的想法，就是说，你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不能只是一味地叫好，除了叫好以外应该说出更多的东西。一般老百姓都说，说得好听也比说得不好听好一点，那么我觉得在政治当中不是这么简单。有时候说得好听呢恰恰就是有欺骗性，有时候说得不好听，干脆赤裸裸的骂你，赤裸裸的镇压，当然是不好，但是它更能促进大家看清真相，看清现实。就像“我爸是李刚”这种人，当然这个人非常可恶，但我觉得“我爸是李刚”这句话是真话，它说出了中国的现实。就是说，哪怕一个河北省保定市某某区的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在中国这么一个复杂的权力体系当中，不过是个小小副科级的干部，他也非常的有权力，他也可以为所欲为，他的儿子都可以为所欲为。这是一句真话。我觉得，他说这句真话比不说要好。这句话很可恶，但是就是因为它可恶，大家都明白现在的政治是多么的可恶。
其实我觉得，温家宝是不是真是说得好听呢，本身也有疑问。因为我研究政治学，从概念上觉得温家宝谈政治体制改革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空洞，第二个就是高调，第三个是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其实这三个特点也有点重复，我分开来叙述一下。
第一，所谓空洞，就是他在深圳讲的话，都是重复邓小平讲的话。邓小平的原话是1992年南巡的时候讲的，不改革死路一条，温家宝加了一句话讲，改革包括政治改革——这也是邓小平在1986年讲过的话。邓小平和温家宝讲的话都是指令性的口气。然后，问题是怎么改，改什么？这是实质性的问题，他没有讲。这是我说空洞的一个理由。他不过是把邓小平当年的话重复了一下。
第二个，我说他高调——这其实非常重要。我不认为高调的东西好。他讲民主，实际上是重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观。在美国，温家宝讲，民主就是让一切人自由发展。这个话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的话。什么是共产主义？马克思讲共产主义就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那么现在温家宝把共产主义这个词拿掉换成民主就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个调子非常高，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民主从来没有过。美国的民主、现代西方的民主，也不是一切人自由发展，也还有阶级分化，有不自由，有民主往往不能起作用的时候。历史上现实出现过的民主，实际上是非常具体的。我们研究政治学的人都知道，什么叫民主，民主最低限度的定义就是一人一票竞争性地选举国家的领导人。
[整理者说明：此间遭受网络攻击缺失一部分。为了本谈话记录的相对完整和连贯，吴国光教授在审阅谈话记录的时候，根据记忆简单概述了一下那些可能在网络攻击中失去的内容。为了有所区别，以下这些内容放在圆括号中。]
(如果温家宝能够哪怕仅仅低调地这样来谈民主， 敢说民主就是竞争性地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那么我想至少我本人是完全不会再怀疑他是真正有心要推动政治改革的。
退一万步讲，甚至也不用谈竞争性选举，连这样起码的民主也不用讲。温家宝敢不敢把赵紫阳十三大报告的政治改革部分的主要内容再讲一下呢？这就关系到政治改革究竟干点儿什么的问题。这个报告是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六四之后邓小平还说这个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这应该算是共产党的合法文件了吧？其中那些实施内容，现在在中国讲政治改革的人，例如温家宝，能不能讲一讲呢？“党政分开”他敢不敢讲？差额选举他敢不敢讲？“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他敢不敢讲？他敢讲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主要弊端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吗？他敢讲党的领导只是政治领导、不包括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吗？这都是最低标准了，完全没有什么高调，离民主还相当远呢。连共产党的领导都没有否定，只是说你不能领导我的思想，你也只能领导你自己的党组织而不是其他别的组织，比这个再低就没有什么政治改革了。不要说他能不能做这些事，咱们只说他敢不敢讲这些话。
当然，按照胡平前一段时间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你怎么将温家宝的军呢？应该去“将”那些连政治改革都不讲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其他那些人呀。我也很赞赏胡平的很多说法，但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国内现在喜欢用“博弈”这个词，双方下棋嘛，那么下棋当中，你是拣对方的薄弱环节进攻呢，还是哪里硬往哪里碰呢？“将军”当然要找对方的薄弱环节。
这当然又关系到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体制内外合作推动民主化的问题。今年早些时候，波兰的米奇尼克访问中国，引起了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因为据说米奇尼克在北京强调的就是反对派要和共产党内部的一些力量合作。米奇尼克到北京的时候，我正在波兰；我看到了崔卫平和何清涟的相关争论，很有感触和想法。从国际上政治学对于第三波民主化经验的研究来看，是有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所谓战略选择理论，它强调反对派和体制内的温和力量合作来推动民主化成功实现。但是，这个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在最近中国的一些相关谈论中似乎被忘掉了。这个前提，就是重大政治危机的出现，就是反对力量已经壮大到能够引起现状的重大危机。战略选择理论认为，在这种危机下，当局会发生分化，出现所谓强硬派和温和派，而反对力量也会有意见分歧，出现激进派和温和派。这个时候，但凡两方面的温和派能够合作，民主化就会成功，反过来的话，民主化就很难实现——原因也很简单，你再强硬还能强硬过手里有枪杆子的强硬派当局？
在我看来，中国只有一九八九年出现了这种危机，而在危机当中，当局的分化也非常明显，赵紫阳已经明确而强烈地显示了他的温和色彩。其实，只要不是主张镇压，就是温和派，还不一定要认同民主的理念。赵紫阳比这走得远。天安门危机之前，尽管赵紫阳在搞政治改革，但是社会上不了解，如果还不能确认赵是温和派的话，到了一九八九年五月应该就很清楚了。可是，广场上的学生运动没有选择给赵紫阳在体制内得分的机会，最后出现了镇压的悲剧。从那之后，还没有什么反对力量足以制造重大政治危机，更没有使得危机大到让当局内部出现分裂。在这样的背景下，你怎么分辨当局内部的强硬派和温和派？反对力量又有什么资本和能力去和当局合作来推动民主化？
[这里吴教授还讨论了南韩和台湾民主化转型的实际经历，作为“战略选择”成功的例子。]
主持人：体制内转型还有希望吗？
吴国光：我认为，希望很渺茫。）
我过去也是做体制内改革的，那么为什么现在这样看呢？我感觉，1989年这个事情使得中国整个政治生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不利于体制内再次出现转型这种可能的。
第一个大变化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一直到1989年，中国社会中精英和大众之间有一个共识，就是改革。当时从邓小平这样共产党的体制的创造者之一到一般的农民，他们所想的事情差得不是太大，想做的事情差别不是很大。一直到1989年，围绕政治改革这个事情，这个共识破裂了。精英要的是稳定，大众要的是政治改革。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共识破裂这个状况不仅没有改变，只能说是更加深了。现在，凡是和现体制有密切利益联系的人，基本上不希望有什么大的变化发生，就按照现在的制度搞下去。就像张五常讲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他们就是这么一个评价，那么一般的大众就感觉到状况非常的差。这么一个社会高度分裂的情况下，体制内转型就是精英推动的转型嘛，很难想象体制内的精英还愿意从内部再去推动这种变革。这是第一个，从精英和大众有没有共识这个角度来讲。
第二个是关乎现实的利益。现在中国的贫富分化非常大，这意味着，如果进行下一步体制内政治上的转型的话，现有的贫富分化要被政治变革所改变。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民主是一个制约贫富分化的制度。不能说民主制度下就没有贫富分化，也有很富和很贫的人。但是，相对说来，穷人总是多数。富人的影响力是金钱，穷人的影响力就是选票；选票可以影响金钱，金钱也可以影响选票，这个关系就非常复杂了。简单地说，穷人他可以用选票作为武器来制约富人金钱的力量，所以民主一般来讲是有利于穷人的倾向。那么，在贫富分化非常大的背景下，民主化就意味着富人将失去更多的利益。关于第三波民主化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当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就是说，在贫富分化比较大的背景下，民主化就很难进行，因为精英的利益在这里面太大了，如果一旦民主化他失去的东西就太多了。
如果我们看1989年那时候，中国掌握权力的人不像今天这么富有，不像今天什么都有，和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分化还没有那么大，但是，他为了维护既得的权力都不惜动用坦克。那么，今天就不仅是维护既得权力了，而且要维护既得的金钱等非常大的物质既得利益。一个小小的科长就可能有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源控制在他的手里。而且，现在这个资源基本上私有化了。如果你是一个掌权的人，那你家里发了财，你可以子子孙孙传下去，还不像1989年以前，就算是共产党的高官，你的儿子也可能做官但是不可能一定来继承你的东西，就像毛泽东的儿子不一定再能成为中国的第一把手。这种贫富分化不仅是从物质上来说悬殊很大，而且富的那一面私有利益已经非常非常大，并且是可以代代继承的财富，现在要民主化就得给他搞掉，他是殊死地抵抗，更不能想象他还会去主动地推动转型。现在是，民间的压力上来了让他转型，他都比前要更坚决地抵抗。这个其实是国际社会已经看到了的经验。
还有一个使体制内转型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的原因就是，如果观察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的关系——比如说“我爸是李刚”，你说一个小小的李刚，一个副科级的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出来维护他，整个河北省也会出来维护他，整个政权基本上都是在维护他的。那么，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可以直接通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呢？我在网上看到，有说他的岳父是什么什么人，我们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就算是真的，那么一个副省长又怎么样呢？老毛那时候，说杀一个天津市的市长就杀了，他杀了刘青山、张子善，当时相当于天津市长的天津地委书记和副书记。这是老毛从共产党也好、政权也好的总体利益出发，杀了这两个人。我看到最近网上还有帖子说老毛杀了两个人换得20年不腐败之类的。不管这个“不腐败”是真的假的，总而言之老毛从政权的总体利益出发考虑，可以牺牲政权内部个别人的利益。这个在我们政治学里叫做state autonomy，叫做国家政权的自主性。就是说，这个国家政权虽然是某一个阶级掌握，比如说富有阶级、精英阶层在掌握，但是如果整个国家政权完全只考虑富人的利益，那就是和穷人完全站到对立面，这个国家政权不会稳定的。如果这个掌权者聪明的话，就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能够反过来对支持你的精英阶层制约他的为非作歹，不要太过分。
我觉得，现政权在1989之后它的这种autonomy，它的自主性、独立性大大地减弱了。你很难想象，在毛、邓的时代，毛泽东和保定的一个科长之间有任何联系，不可能的。老毛就是上帝，你根本就看不见他，你怎么可能和他有任何联系呢？现在这种联系是千丝万缕，因为现在89以后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昨天、前天都是和现在这些地方官员一样的人，他们都是凡人上来的，不像老毛、周恩来，他们在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以前已经是很多年的中国共产党里的高层人物，这些人一旦进入北京他们和下面干部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少的，没有这种人际关系网。而现在这种人际关系网，是从中南海，不说到乡镇，至少到市县，已经织成了一个严密的关系网。每一个县委书记、市长都能通过拐几个弯最后在中南海找到支持他的人。这样的话，就很难想象高层领导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哪怕是为了他们自己政权的利益、整个党的利益，来牺牲一些个别干部的利益，很难做到。你现在说，你要不改革的话，将来就会发生大乱子，就会发生革命，就会把你的政权推翻，那么他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他也做不了了，因为他的手脚完全被下边束缚住。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现在这么吓唬他他也不信了。我过去老讲，你不搞政治改革就会出乱子。那么他们现在肯定想，你吴国光讲的肯定是胡说八道，我87年搞了政治改革马上就出了乱子，就出了1989年，我89年以后到现在20年不搞政治改革什么乱子都没有，我现在有钱有势有武器有国际支持，出了乱子我就镇压，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的历史经验也使得他们相信不要再搞什么体制内转型了，就这样就挺好的。所以我从这些角度来看体制内转型的希望是非常小了。
主持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网友问中国目前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性大吗？
吴国光：这个问题对我非常有挑战性，因为我真的是看不清楚答案是什么样子的。我个人的判断是，我觉得中国发生民众自下而上的抗议、挑战这样的一个危机的几率是非常大的，这个东西能不能演变成颜色革命，这个有太多的因素来决定了。我很喜欢民国时候一个词叫“民变”，不是兵变。其实现在民变在中国层出不穷，不断的有。
主持人：对，就是在9、10月份在云南和广西有两次比较大的反拆迁的活动，老百姓反应非常强烈，您在网上可以找到一些图片，当时对警察进行武力还击。
吴国光：但是，对民变，一般来讲，现政权是实行分而治之。以前老毛讲星火燎原，现在整个原野上到处都有星星之火，但是连接不起来，所以每一个民变再大的规模也都是地方性的。特别是89年以来，现政权成功地防止了在任何中心城市发生一定规模民变的可能，不光是北京，哪怕是省会级的城市，我们看到也好像很难发生相当规模的民变。只有当这种民变在中心城市、特别是政治中心城市发生的时候，而且当局用传统的手法，就是说收买也好、宣传也好、警察镇压也好都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体制内裂变。就是说，原来的传统办法都不行了，那么这时候就有人说要使用新办法，就会有野心家也好、理想主义者也好、主张民主的温和派也好，各种可能都有，会跳出来挑战现在的主张用传统办法应对民变的领导人，来掌握主动权，这种情况下颜色革命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当局有足够的财力、控制力，并不断地增加这些能力来应对民变。所以，我觉得，只有在危机控制不住的情况下颜色革命才可能出现。那么，什么时候危机控制不住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凡是你我能够想到的可能性，当局都会想得到，它都会预作准备，那都是不会发生的，民变都不会扩展成颜色革命。只有你我也想不到，当局也想不到，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才会发生。这样想不到的地方一定是会有的。所以，我认为民变肯定会发生，它能不能扩大到颜色革命，这个东西现在看不清楚。
主持人：也就是说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性和这样一种空间，但目前可能还需要人的智慧，也需要一些可能很特殊的诱导因素。
吴国光：要有很多偶然因素，我相信一定是非常偶然的因素，就个案来讲因素是很偶然的。我印象很深的是，当年法轮功包围中南海的事情，香港的媒体登了说，江泽民在内部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呀，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想来想去想哪里可能出问题，就是没想到这里出了问题。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启发就在于，当然，现领导人、现体制他们其实不断地在想，因为他们自1989年以来一直在担心发生类似的事情。现在他们公开的讲，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预案，他们已经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想哪里有漏洞，那么只要有漏洞他们已经在那里准备了。只要他们准备了，他们就有足够的力量把那个事情镇压下去——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压下去，也不一定是镇压。但是，就是因为中国现在不惜代价地搞经济发展，不惜代价地要政治稳定，付出的代价太大，这个代价已经使得社会越来越难以承受，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危机），想都想不过来。到没有想到的地方发生危机的时候，我想颜色革命就该出现了。
主持人：还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我个人，结论是因为，可能在冷战之后中国目前不是出现民变的最好的时机。比如像冷战时整个东欧国家的天鹅绒革命，还有其他一系列民主化运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因为六四惨案的发生促使了当时东欧各国人民有更大的决心，而且也有很大的可能是在宣传上的震慑力。但是目前来说，从整个国际，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来讲，不是一个出现颜色革命最好的时代，虽然在2003年5月份在中亚地区的事也是一个很典型的民变，但是最后演变成带有暴力和种族仇杀性质的事件，也是很微妙的。
吴国光：特别是从国际的背景来看。其实当初东欧发生这种天鹅绒革命，也和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新思维，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基本上把苏联的力量撤出，红军就没有那么大的震慑力有关，这个也非常起作用。
其实，现在支撑现政权一个极大的资源就是国际资本。因为中国对全球化的融入程度很高。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中国现在这样一个专制政权的利益获得者，和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本，那是在市场运行中的利益获得者，这两个强有力的东西结合到了一起。这是极奇特的一个结合。在这个结合没有被打破以前，可以讲现政权有非常充裕的财力，也有非常广泛强有力的国际支持。西方的有钱人支持中国现在的掌权者，这就给他们一个很大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生民变要想形成颜色革命的可能性也是相对比较小。
我觉得，很多朋友对刘晓波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非常地欢欣鼓舞，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认为这象征着整个国际社会开始对中国过去20、30年所走的道路的不满在增加，并且增加到了相当的程度。因为有了钱以后，中国政权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傲慢。我老说，美国的政治制度相对是比较好的，而且它的科学技术创造力这么高，在很多方面走在人类进步的前列，但是因为美国人在外交上很傲慢，全世界还这么烦他，那中国有何德何能，现在这么傲慢，世界不烦你？所以，中国现在它的傲慢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反感，使国际社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通过经济上介入中国来和平演变中国的可能性，是越来越渺茫了。这一切，也就是所谓体制内转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所以，要开始逐渐地施加外部压力，他们开始注意到刘晓波和国内坚持抗争的这样一些维权领袖人物。如果这个解读是正确的话，那么也许在未来的5到10年内，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政治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个会带来中国颜色革命几率增大的可能。
主持人：没错，也就是一些外在因素的作用。我个人感觉，这个不同于西方包括媒体还有人民的舆论，对中共政权现在的态度不同于以前所谓的黄祸。彭定康以前说过，中国现在向全世界在无形中灌输一种很可怕的价值观，就是没有民主制度也能够达到物质上的富裕，非常让人恐惧。
吴国光：是的。我还想补充一句，因为刚才讲了很多精英内的共识问题。我感觉，到今年以来，也有精英内共识逐渐破裂的迹象，这迹象不多但是也有。比如，除了温家宝讲一点政治体制改革——这至少是温家宝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东西不讲一讲是不行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官员叫秦晓。他也是高干子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一个高干子弟的领袖人物，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掌权以后他曾经当过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的秘书，然后下海成了中信的一个重要领导人，然后又成为中国招商总局的领导人，今年退休了。自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以来，他不断地讲普世价值，不断地批评中国模式。我觉得，他讲的，代表了体制内、精英内部至少有个别的人，意识到中国现在的模式是走不通的，还是要走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他的声音有多大的代表性，我完全不了解，但是他现在敢于把这个声音讲出来，我认为至少他意识到在整个精英内部有相当的一部分人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不然他不会贸然讲出来，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这个声音来。
我感觉，2008年奥运会使得中国的自我陶醉达到了一个顶点，这延续到200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庆典中。那么，在这之后的2010年，很明显的出现了一个情况，我把它叫做“后奥林匹克的忧郁”或“后奥林匹克的幻灭”。比如奥林匹克刚结束就出了三鹿奶粉，国庆以后就烧了大裤衩子，整个社会出现了精英第三次移民浪潮，很多人感觉到1989年以后形成的那种精英要稳定的共识，可以说从今年、2010年开始恐怕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有可能出现新的精英内部的分化。因为他们感觉到过去20年的办法开始制造非常多的问题，再用这些办法能不能对付这些问题是不知道的。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在预测现政权的寿命，不再像2008年或者2005年那样认为现在这个东西可以搞他30年、50年、100年，甚至千秋万代。很多的人开始再次提出：你觉得共产党还有几年能搞？越来越多的人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来。
主持人：没错，很多人在重新思考这么一个可能性。
吴国光：我个人看法是，如果未来出现民变、颜色革命的话，共产党内现在的很大一部分人将发挥很大的作用，特别是现在的比较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级干部。其实我在这一层里有不少朋友，我对他们讲，比如说你现在四十岁吧是一个司局级的干部，你觉得你很得志，但是你觉得你这一辈子有机会当总理吗？恐怕机会非常渺茫，你的野心不就是当官嘛。如果中国出现了颜色革命、出现了天鹅绒革命、出现了民主化转型，那你当总理的机会非常大，因为现制度这样一种一步一步往上爬，靠裙带关系靠拍马屁等等游戏规则都破裂了。新的民主政府如果说是像刘晓波这样的人，或是其他的一些民主革命的领袖，成为政治领导人的话，任何一个国家除了政治领导人还要有治国的人，要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机器怎么运作，那么这时候，这样一些共产党的有经验的中级的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干部就有绝对的优势。这就像东欧一样，比如说波兰瓦文萨可以当总统，但是他用的总理是前共产党人。而且，只要共产党接受了民主的规则，经过一两轮大选以后，它就成为非常有号召力的政党。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不应该害怕民主化转型。只有那些现在共产党里面的绝对的既得利益者，就是说共产党就是他们家的，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中国民主化转型利益被损害的人。但是对广大的共产党干部，特别是对那些有责任心的共产党干部来讲，哪怕你有一点小小的瑕疵，有一点腐败，只要及时地向民众道歉也好、退赔也好，将来都有在民主中国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的可能。这也是说，民主不是像共产党在1989年所渲染的，民主就是吾尔开希、柴玲当政，然后中国就如何的可怕。首先说吾尔开希、柴玲当政是不是可怕我们不知道，再一个说他也不一定当政，因为至少在1989年的吾尔开希和柴玲是没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的，他不如共产党里面原有的一些有开明思想的官员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但是到那个时候，这些前共产党官员治理这个国家就不是看他们上司的脸色，而是要根据民意的选票来治理这个国家，基本的改变是在这里。
我觉得这一点一定要讲透，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中国的民主化和共产党现行的这样一套统治办法的崩溃，不是个可怕的事情。这些人都还在那里呢，这个国家机器还在那里呢，就是看谁在运作，看它是按中南海的指令运作还是按民意选举出来的指令运作，这完全是两个东西。
主持人：太对了！比如说举极端点的例子，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去纳粹化和日本经过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的民主改造之后，当时旧的纳粹德国的文官系统还有包括旧的日本帝国时代的文官，系统实际上也保留了很多人。我觉得研究这个问题很有意义。而且就像您说的，体制内的一些人倾向于恐惧，他们习惯性认为革命就是要流血，就是要杀头，完了以后彻底把之前的推翻，所以这可能是一个误区。
吴国光：这也是因为现政权不断地在灌输这个东西。当我们谈论共产党政权没有了，他说你这是颠覆国家。这个是完全不能在法理上成立的。因为中国这个国家还在这里，中国就像一个房子一样，连人换住都没有，中国十三亿人还在这里。你要说这叫颠覆国家的话，那美国四年国家就被颠覆一次了，那美国的宪法也有颠覆国家罪，那竞选总统的人不都得抓起来吗？他这完全是偷换概念，把政权和国家等同为一体，又把政权里的非常少的一部分领导人和整个政权等同为一体，对极少数人的清算好像就变成对整个党的清算、对整个政权的清算。这个历史的经验是非常值得让现在政权内部的人知道。哪怕就算是纳粹呢，这被整个人类视为是巨大的犯罪，它也不是说所有的纳粹的工作人员都是被清算的，那整个德国得杀掉多少人？根本不存在这种现象。人类历史上最翻天覆地的清算前政权，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搞肃反，把国民党的几百万人都杀掉，其他任何政权都没有这么干的。共产党把自己的逻辑拿来想象别人，但实际上像共产党这种只要是和自己不合适的人全都彻底清算掉，甚至肉体消灭掉，这个绝对不是民主革命的原则。
主持人：没错，那只是共产党自己的方法。它目前确实还是在维持这样一种宣传态势，但是，我相信，肯定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关于颜色革命等其他的事实。有一个网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吴教授您怎样看待现在出现的以甘阳、崔之元、汪晖、韩毓海和潘维为首的新左派，随着这批知识分子所鼓噪的中国甚嚣尘上以及内部权力分配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军队等强硬派日益上升，在意识形态上这批人会不会成为中国走向民主化的死敌，或者说他们仅仅是一群投机份子？另外有人，貌似是强世功，提出的“虚党而治”，就如同英国的“虚君而治”，您觉得这种说法可能吗？我跟这个朋友的问题也比较相似，您能不能顺便评论一下目前中国出现的一个很奇怪的政治光谱，我发现它和西方的政治光谱是完全颠倒的，80年代按理说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但这个所谓的政治光谱是在近十年才形成的。您就这两个问题能不能简单地说一下？
吴国光：这个新左派里提到的这五个人中，有四个人我个人是认识的，有的人和我私人关系还不错。甘阳在80年代是个标准的自由派，崔之元在80年代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且是当代中国最早的自由主义者之一，但到后来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觉得，新左派他们对于国际资本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在中国的情况下，就是我刚才讲的，恰恰是国际资本和中国权威主义政权相结合，构成了中国贫富分化的一个根本因素，也是使得中国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的一个根本原因。他们只去批评国际资本，而不去批评国际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实际上现政权是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政治买办。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国际上是左派，在国内政治中是极右派，叫他们新左派我觉得名不副实。那么，为什么很多朋友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个人也觉得不理解。他们究竟是投机呢，还是由他们的独特的信念所支撑呢？至少他们的信念我是不太理解，朋友之间我也不好说他们是投机分子。从网友的问题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不觉得他们会有很大的号召力，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逻辑不一致。
主持人：太对了，这个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我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提到所谓的新左派概念，首先，全世界的新左派都认同人权高于主权，但是中国的新左派是一直以来坚持不懈地集中攻击这种理念。而且，另一方面，全世界的新左派都是向这个全球的资本主义和权威主义进行一个持续的批判，但在中国这些所谓的新左派，他们在有意地回避这些问题，这个很有意思。
吴国光：比如还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很难想象左派会赞成民族主义。像马克思，像列宁的名言：工人没有祖国嘛。这些“左派“的民族主义色彩也比较强。
主持人：没错，甘阳老师他的著作可能会好点，但是像韩毓海他们的著作里面甚至是一种有点接近种族主义的宣传在里面。而且他们的言说并且非常夸张，有时候让人觉得很可怕，就是非常狂热的那么一种状况。
吴国光：你比如说潘维，他作为新左派也很奇怪。潘维是强调法治、反对民主的；世界上没有强调法治、反对民主的左派。西方的左派都是要民主而对法治很不以为然，觉得法治是资本家所控制的政权用来约束我们的，就像六十年代西方左派那些社会运动是根本就不在乎法治的。中国这个左派是反对民主，讲法治，简直是完全对不上茬儿的。
主持人：这是非常奇怪的。我顺便说一下我对目前中国所谓的政治思想或者说政治哲学的各种派别的看法。您比如说，还有极左的像乌有之乡为代表，他们主张一切回到文革，回到毛主席时代。中国的极右我没有很明显的观察，但是可能有一些民族主义份子。种族主义目前在中国可能不占主流，但有些很强的民族主义份子，包括像刘亚洲所谓的国家主义这么些文章。像现在如果放在右的光谱里面，还有所谓的新儒家，还有像刘小枫，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他，他可能认为他继承了芝加哥大学新保守主义的传统，他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说感觉是非常混乱！
吴国光：是很混乱。我对他们的东西不太看。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很有意思，需要梳理一下。
主持人：但整体来看目前是呈现的一个政治光谱颠倒，还出这么多很奇怪的派别的局面，我觉得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吴国光：对。另外，中国讲不同的思想流派，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不是各个派别都可以有相等的公共言论的发言权。很多人可以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讲很多话，但是主张另外观点的人可能根本就不能出现在媒体上，完全不可能在中国讲话。其实，我观察到，很多人为了进入中国的言论市场，那么他的底线就改变了。因为中国有十三亿人，很多人说那你妥协一下，比如你本来的原则性是10分，如果能到中国去讲话，哪怕只讲了1分呢，那作用也比你在外面讲10分没有人听到的作用大得多。我觉得，这在八十年代还有一定的道理，像刘宾雁老师他们也是这种观点。那现在，我觉得，由于出现了网络，出现了全球化的信息交流，我就不一定赞成这种看法。你们这次请我来对话，我就感觉很荣幸，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被中国遗忘掉的人，是一个被封杀的声音，或者我是一个自动退场的声音，总而言之我是一个已经出局的人，还有这么多的朋友想着我，希望和我谈一谈，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主持人：我们也很感谢您，吴教授，因为我之前最早知道您是在卡玛拍的《天安门》纪录片里面。我当时在北京上大学，北京的大学生基本上都看过这个纪录片，现在说起吴国光，可能很多人会想起来有这么一个印象，但更多人可能记住的是采访侯德健或者是其他一些什么人。这次一个是因为有网络论坛做为召集平台，还有就是twitter上的互动非常好。所以您看，包括提问题还有之前的网站负责人征询建议，大家的反应还是非常热烈的。现在年轻一代作为80后，甚至包括很多90后，很多时候没有一个渠道，或者说有一个渠道也会忽略，甚至是得不到很多信息。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机会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种互动的活动，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新的形势非常好。
吴国光：我另一个感动就是说，因为你们都是很年轻的人，这么多年轻人关心中国的未来，关心中国的现实，做这么多的思考，而且又懂得新技术手段，我真的很感动。说到《天安门》这个电影，我在网上有时候看到有人引用我的话说：他应该加入共产党里，到共产党里去干事情。后来我就心里就很感慨，因为我讲得那个情况是80年代的情况。80年代的情况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不同，就是那时候共产党基本上还是控制一切的，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独立媒体，也没有公民社会，都没有出现。我讲的是那个时候的情况，那如果他们要钻到共产党里去搞改革，当然也很好。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个人基本上认为共产党里搞改革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我一直想找机会澄清一下，我讲的话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讲的，包括我讲1989年要对话、要合作，因为危机来临了，赵紫阳已经表现出他不准备镇压，他愿意要和学生一起来推动政治改革，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来合作、对话，然后共同推动政治改革。不能把这样一些东西离开历史背景，好像作为一个在什么历史情况下都正确的原则。如果要那样来理解的话，那我觉得我就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那可就是等于害人了。
主持人：我相信目前年轻一代人在接受知识的阶段可能就更多的偏重于个纯粹的接受或者信息的传授，但是我们会在接收到更多的信息，不同的信息，或者说不同的观点之后，慢慢的倾向于开始分析。
吴国光：我觉得你们这代人独立思考能力很强，因为你们从很年轻就开始接受比较多元化的信息，到90年代网络什么的在中国都已经开始有了，我觉得你们这一代人这一点非常可贵。
主持人：对的，当然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的幸运了。作为80后我在六四事件或者其他80年代末时我才是一个小孩，连话都不会说的。但是后来就会发现通过网络能最大限度地得知真相，这种感觉是非常微妙的，而且通过网络或者其他途径还可以跟别人分享，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对于您在纪录片中的观点，很多人也会思考，不会一味否定。《天安门》在国内引起的私下里的讨论非常热烈，关于它的立场、客观度、叙述方式有很多的讨论。
吴国光：我再简单回应下“虚党而治”那个问题。这个不能简单地来比拟它，一个原因是历史背景非常不同。英国的“虚君而治”，根据我的了解，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像英国的《大宪章》在1215年就已经产生了，它实际上就保障了议会的权力和一些基本公民权利。真正的虚君，推早点说那是1689年的光荣革命，一般我们都认为英国的民主政体是1689的光荣革命建立的。从1215年到1689年，这中间有四百多年的发展过程。在光荣革命以前，英国议会已经存在很长时间，而且相当有权力。之所以会发生光荣革命，是因为詹姆斯二世上台后，想削弱议会的权力。他不经过议会的同意就加税，引起了苏格兰等地的抗议甚至起义，乃至起义军和国王军打仗。再加上宗教问题，詹姆斯二世又迫害主教，抓了一个大主教之类的。最后因为天主教和新教之争发生了政变，把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姆从德国给请回来，然后威廉姆和他的太太玛丽同时做了英国的国王，这也是英国唯一有两个国王的时期。威廉姆也很快把他岳父打败了。光荣革命不是在于威廉姆把他的岳父打败，而是威廉姆和玛丽接受了议会对他们的制约，因此议会的权力再次扩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光荣革命。
我个人的思考是，为什么当时威廉要接受议会的制约？是因为威廉如果没有议会的支持，可能打不过詹姆斯二世。由于统治者内部的严重分裂，才导致议会的权力增加和光荣革命的成功，因此国王的权力越来越虚。所以，这不是一个理想的东西，我想让国王权力小一点，他就答应。这是现实政治的操作，这里面有人民起义、战争、国王之间的决裂等因素。我们比拟到中国，如果没有剧烈的民变、高层严重的对立和裂变，谈虚党而治完全是空谈。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一个党和一个君主是不同的。君主就是一个个体，最多就是一个家族，而党有意识形态，有七千多万的党员，有对军队的组织化的控制，对经济力量的组织化的控制，这里面的东西非常之多。它比哪怕最有权力的国王或者皇家家族都巨大，也更有权力的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用什么办法把它虚起来，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要用什么样的现实力量能够把这个党虚起来，这才是现实的的问题。有人光讲能不能虚、怎么样是虚，却连党政分开都不接受。比如在80年代搞党政分开的改革，在大学里让校长成为一把手，校党委书记成为第二把手，不过89年全都倒回去了，现在每个大学里的校党委书记的权力都比校长大得多。
主持人：您别说大学了，中国整个教育体系或者说事业单位都是这样，完全倒退到以前书记是老大的样子。
吴国光：所以说，有这样的设想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探讨中国未来政治变化的各种可能性，但是一定要找到现实的通道。假如说是强世功，那么如果我问他，你觉得人民起义是不是合理的？他肯定说不行。那么是不是两个国王打起来比较好？他肯定说不好。要是说这样都不好的话，那就不要谈什么虚党而治了。因为英国的虚君都得通过这个而实现，虚党比虚君还难，怎么能不谈这些？
主持人：有部分人只是在玩弄一个概念，它可能觉得这个概念很好，但在逻辑上没有任何可能性，或者说这个概念本身就有漏洞，这个很有意思。
吴国光：是的，我觉得如果有个比较好的公共讨论环境，不说非常自由的，至少对于不同的意见，共产党喜欢的意见公然可以讲，那不喜欢的没有对党构成直接威胁的意见至少大家也可以讨论，这样比较好。但这些现在在中国都难以做到。所以我觉得你们做的事非常好，一个是你们是非常年轻的一代，另一方面你们可以利用新技术手段拓展在中国公共讨论的空间，而且你们见识了多元的意见，自己受的训练也非常好。一般而言我对中国的前途是相当悲观的，但是看到你们做的这些事情，让我受到很大的鼓舞。
主持人：其实每个网友都在努力，包括收听的，网上提问的，及其他关注的网友，每个人都在努力，这可能是在整个悲观的环境里非常值得乐观的一件事情。
吴国光：没错，他们能花这么多时间来听这个，真的非常了不起，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主持人：也感谢您吴教授，还有最后两个问题，您简单答一下。有一个网友问，吴教授，我个人觉得现在共产党和80年代共产党最大的区别就是现在的共产党变成了一个高度职业化的官僚集团，而80年代的共产党包括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这群人当时是通过暴力革命掌权的。这位网友认为这些人有一定的政治智慧，而现在的共产党是一帮职业官僚，他们不问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是这个体制给予的，所以他们只能将个人前途和个人利益与这个体制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在人格特质上更接近孙中山之前的中国传统的官僚阶层，而整个知识分子回归到学而优则仕的价值体系当中去。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论断？第二个问题是关于89年六四事件有一个说法是赵紫阳被他的幕僚给忽悠没了，您怎么看？还有89年当时物价和经济形势对学运起了什么作用？
吴国光：对于80年代共产党和现在共产党的区别，我完全赞成他对现在共产党的看法和分析。但是，我其实对于80年代的共产党并不去理想化。会有一些朋友问我，是不是觉得80年代非常好，我不这么认为，因为80年代是改革非常艰难的时候，哪怕是非常小的一个动作，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那个时候的社会非常单一，一点也不多元，当时我们参加这个事情非常压抑，因为要做的事情根本做不成。我觉得这个网友有一个说法是对的，就是当时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像邓胡赵他们，确实因为年轻时的经历和包括1949年以后的一些经历，所以具有一定的政治智慧，这个我是赞成的。但是当时共产党的基本干部队伍也是一些职业官僚。只能说现在的变化在于最高层的领导人，过去还有邓胡赵这些政治家，而现在最高层的也是职业官僚，和下面的一样了。
关于赵紫阳被他的幕僚忽悠没了，在80年代当时被认为比较左、比较保守的老一辈的学者，还有官僚，对赵紫阳用年轻人是非常不满意的。在80年代中期，还没有搞政治改革以前，在搞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就有很多人讲，赵紫阳不就是被那帮研究生给糊弄了嘛。其实，我觉得当时赵紫阳之所以用年轻人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中国过去的经济是计划经济，过去的经济学家都是搞计划经济的出身，中国没有人懂不是国家计划经济的这套体系。如果老年人和年轻人同时学习，比如吴敬琏和更年轻的人一起，我个人的判断是，在80年代那些年轻人比老年人学得更快，这就像现在你们学得比我们快一样。所以赵紫阳当然愿意听那些年轻人的意见，这是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决定的。
至于说是不是被忽悠了，我承认，当时的这些人——不应该称作幕僚，而是think tank也就是思想库的人——应该说，无论是从学识、经验还是能力各方面，都有严重的不足。我今天也不过是这样一个水平，那放到20多年以前才29岁，也没读过政治学，我能懂什么？我们当然有非常严重的局限，但我个人认为特别的是不在于我们不懂理论和学术，主要是我们不懂现实政治。很多东西，我们确实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中国的黑暗、政治操作的东西虽然不会，但是能看明白一些，当时完全连看都没看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有非常大的局限性。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出了个坏主意，赵紫阳接受了，事情就办坏了。因为接受什么主意，最后是赵紫阳自己决定的，他还是有相当的政治智慧，而且当时的政治改革颇有民心所向的趋势。赵紫阳在89以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对别人批判他、罢他官职的回答里也讲到，他的工作当然有缺点、有错误。这和他在原则上、大方向上、治国的根本目标上的正确，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说，对于我们要做的事情和当时赵紫阳要做的事情，我今天也还认为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以及民众的意愿和利益。如果按照那条路走通了，中国今天会更好。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肯定不是做得那么有技巧、那么有能耐、那么有水平，这个我是承认的。
最后，是关于当时的物价和经济形势。我相信，当时的经济形势对于学生的不满有刺激的作用，比如当时学生开始自主找工作，学校不包分配等等。其实，89学运刚过的时候，有些人认为，89学运是对当时经济改革的一个反动，学生对经济改革不满然后就要求政治改革。那么，今天我个人回过头来看这种评价呢，我认为，学生也好，老百姓也好，对政府不管什么样的政策不满都是正当的。不能说，要搞经济改革，对政策不满，就是反改革。这没有什么不对，反改革、反革命也可以是对的，要革命、要改革也可以是对的，这没有先验决定的标准。老百姓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无论什么原因对政府不满都是应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不是说老百姓都是对的，但都是应该的；虽然不一定对，但是他有这个权利。特别是经济改革中的弱势，要求政治改革来增加自己在政治决定中的权力以便影响经济改革，这是完全应该的。我们今天讲中国要进行民主化变革来改变现在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严重贫富分化，也是同样的思路。
所以，我认为，当时的物价也好，经济形势也好，在那样一个政治体制下进行改革，必然有和民众沟通不够的特点。其实，89学运起来以前，赵紫阳就不断地讲要对话，他还把那些部长派到大学校园里与学生对话，这个对话实际上就是要增加民众对政府决策的理解。政府的决策可能是对的，但是老百姓不理解是正当的，政府只有义务向老百姓解释这些决策；如果老百姓还不同意就必须在这些决策上做出妥协，这才是政府要做的事情。因为在政治运作当中，很难说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你说多数人选了一个总统就是对的选择吗？他可能选了一个笨蛋，这个总统可能4、5年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没有关系，再过5年老百姓又选另外一个人了。民主最重大的一个功能就在于能让老百姓表达意愿，老百姓也会不断周期性纠地正自己的意愿。这里面没有老百姓选择得对还是不对的问题，只要多数人这么选择，就只能这么选择。所以，我认为，89年那样一种情况下，学运是希望增加一般民众在中国政府政策决定当中的权力，要求增加包括物价、经济政策的决定的权力，我觉得这个是正当的。
主持人卫：完全正确！吴教授，今天真的很感谢您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故事和研究以及包括您整个的政治和治学经历，非常感谢您和大家分享。
吴国光：非常谢谢你大卫，非常谢谢网主，非常谢谢所有参加的朋友，特别是在国内的朋友，非常感谢你们。
主持人：也感谢各位网友，我们今天就到这。
（原载“1984bbs“: https://1984bbs2.info/viewthread.php?tid=2073&extra=page%3D1）
2010年12月3日星期五
维基解密：传是有关中南海高层的爆炸性内容16条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2月03日转载）
昨天“维基解密”创始人亚桑杰遭到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理由是强奸罪。据信他目前住在英国，英国警方则认为程序不足，拒绝搜寻亚桑杰。
根据一家深知维基解密网站内情的法国网站owni.fr提供的消息，《纽约时报》《法国世界报》以及德国《明镜》周刊，当下都在与“维基解密”就公开美国国务院文件进行协作。
“维基解密”网站，眼下尚未公开这批文件的具体内容，数量将是10月公布的40万份美国国防部文件的大约七倍。我们担心，如果中共政府动员国际力量，封杀“维基解密”网站，将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反面的作用。所以通过在英国的传媒同业，事先取得了一批“中国密件”摘要，以下是重要部分的中文翻译：
1、中国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五千个帐户，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员。目前还有一百五十个名字尚未确认，估计是家眷。部级以上和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几乎人人有份。
2、这份名单来自法国，有一个瑞士银行的法国雇员，私自带走了客户信息，遭到瑞士当局通缉。动机据称是出于良知，向法国税务单位检举偷税大户，研判可能是法国当局策反。中国大陆人员的姓名拼音并不难识别。
3、香港是中国高官国际洗钱的主要途径。北京充分利用香港自由港的法律特权，各派系都有自己的银行和DEALER.江泽民与唐英年友好，曾庆红与曾荫权友好，习近平与霍英东友好，温家宝与李嘉诚友好。
4、有一位知名杨姓（女）HOSTESS，在香港开设珠宝行，协助某中央政委的儿子洗钱。珠宝来源是台湾贪官，此人用走私入港的大量现金，换取高价珠宝，直接带往澳大利亚，避免银行转帐的纪录。
5、2002年之后，在香港工作过的局级官员，甚至副局级官员，来自中联办、港澳办、国台办、统战部，大多有瑞士银行帐户。他们的收入与权力有限，金钱可能来自海外利益关系的贿款。
6、1998年之后，北京利用与加拿大自由党的友好关系，在英属哥伦比亚省大举投资，并且收取回扣。保守党执政之后开始清理。高山不是银行贪官，而是项目主管经理。高与赖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洗钱拼图。
7、周永康在加拿大有两千万美元的关系帐户，部分资金支持2008奥运前的反政府示威，“中国巴菲特”唐炜臻可能是具体执行人。加拿大校园有共党青年团组织。8、2006年之后，中国资金由加拿大转向澳大利亚，主要的矿砂订单，都有北京要人的回扣。陆克文总理不慎介入了中共政府的内部纠纷，上海派系把他的家人被“特殊照顾”的证据，交给了他的政敌，陆克文旋即辞职。
9、我们提醒堪培拉内阁，北京可能利用商业投资，调查国防机密。澳大利亚开始清理与北京政府的关系，2010年，中国资金转往印度尼西亚。
10、李光耀家族认为，海峡两岸战争将会摧毁包括星加坡在内的东亚经济。李光耀得到国际授权与北京认可，2001年至2007年调停两岸关系。星加坡提供第二轨道，中国官员多次秘密飞往星加坡，与台湾民进党要人会谈。2007年9月中，有报告称，中国台办主任陈与民进党谢先生有见面行程安排。
11、台湾政府的“南线专案”是核武发展项目计划，在台湾境外制造与试爆，可以逃避IAEA调查。大量的研究经费在2005年，由香港HKFB银行（汇丰？）汇往澳大利亚。据了解，民进党并没有将核子能力转交台湾新政府。
12、李登辉家族资金主要在日本和瑞士。瑞士的帐户亏损严重，日本内阁的反洗钱合作诚意并不特别良好。
13、1990年代，李登辉总统默许法国军售回扣（拉发叶军舰？幻影战机？）经过香港流向北京，部分直接从香港汇往美国。当时江主席的儿子（江绵恒）已经回到中国，美国资金进入钱其琛的儿子钱宁在芝加哥的帐户。后来钱宁取得居留权，国税局查税，钱先生愿意与自由世界合作。
14、钱其琛副总理2001年春天访问美国，确认了彼此的合作关系。北京外交部大都是钱的熟知的学生，有事一定向GODFATHER询求意见，钱会考虑我们的意愿指示，也会派人将重要议程告诉北京大使馆。
15、这位线人称，朝鲜根本就没有核武器，都是北京秘密部署的，目的是平衡美国在台湾的影响力。中朝两国唱双簧，藉由永远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六方会谈”争取美国最终放弃台湾，否则即将面对朝鲜“核代理”所发动的战争。中国可以置身事外，坐收战争成果。
16、出售给中国证券业同行的美国债券，多数是由高盛投资银行承销，回扣转入纽约的数百个帐户，王歧山先生与周小川总裁的家人均有在列。
昨天“维基解密”创始人亚桑杰遭到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理由是强奸罪。据信他目前住在英国，英国警方则认为程序不足，拒绝搜寻亚桑杰。
根据一家深知维基解密网站内情的法国网站owni.fr提供的消息，《纽约时报》《法国世界报》以及德国《明镜》周刊，当下都在与“维基解密”就公开美国国务院文件进行协作。
“维基解密”网站，眼下尚未公开这批文件的具体内容，数量将是10月公布的40万份美国国防部文件的大约七倍。我们担心，如果中共政府动员国际力量，封杀“维基解密”网站，将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反面的作用。所以通过在英国的传媒同业，事先取得了一批“中国密件”摘要，以下是重要部分的中文翻译：
1、中国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五千个帐户，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员。目前还有一百五十个名字尚未确认，估计是家眷。部级以上和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几乎人人有份。
2、这份名单来自法国，有一个瑞士银行的法国雇员，私自带走了客户信息，遭到瑞士当局通缉。动机据称是出于良知，向法国税务单位检举偷税大户，研判可能是法国当局策反。中国大陆人员的姓名拼音并不难识别。
3、香港是中国高官国际洗钱的主要途径。北京充分利用香港自由港的法律特权，各派系都有自己的银行和DEALER.江泽民与唐英年友好，曾庆红与曾荫权友好，习近平与霍英东友好，温家宝与李嘉诚友好。
4、有一位知名杨姓（女）HOSTESS，在香港开设珠宝行，协助某中央政委的儿子洗钱。珠宝来源是台湾贪官，此人用走私入港的大量现金，换取高价珠宝，直接带往澳大利亚，避免银行转帐的纪录。
5、2002年之后，在香港工作过的局级官员，甚至副局级官员，来自中联办、港澳办、国台办、统战部，大多有瑞士银行帐户。他们的收入与权力有限，金钱可能来自海外利益关系的贿款。
6、1998年之后，北京利用与加拿大自由党的友好关系，在英属哥伦比亚省大举投资，并且收取回扣。保守党执政之后开始清理。高山不是银行贪官，而是项目主管经理。高与赖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洗钱拼图。
7、周永康在加拿大有两千万美元的关系帐户，部分资金支持2008奥运前的反政府示威，“中国巴菲特”唐炜臻可能是具体执行人。加拿大校园有共党青年团组织。8、2006年之后，中国资金由加拿大转向澳大利亚，主要的矿砂订单，都有北京要人的回扣。陆克文总理不慎介入了中共政府的内部纠纷，上海派系把他的家人被“特殊照顾”的证据，交给了他的政敌，陆克文旋即辞职。
9、我们提醒堪培拉内阁，北京可能利用商业投资，调查国防机密。澳大利亚开始清理与北京政府的关系，2010年，中国资金转往印度尼西亚。
10、李光耀家族认为，海峡两岸战争将会摧毁包括星加坡在内的东亚经济。李光耀得到国际授权与北京认可，2001年至2007年调停两岸关系。星加坡提供第二轨道，中国官员多次秘密飞往星加坡，与台湾民进党要人会谈。2007年9月中，有报告称，中国台办主任陈与民进党谢先生有见面行程安排。
11、台湾政府的“南线专案”是核武发展项目计划，在台湾境外制造与试爆，可以逃避IAEA调查。大量的研究经费在2005年，由香港HKFB银行（汇丰？）汇往澳大利亚。据了解，民进党并没有将核子能力转交台湾新政府。
12、李登辉家族资金主要在日本和瑞士。瑞士的帐户亏损严重，日本内阁的反洗钱合作诚意并不特别良好。
13、1990年代，李登辉总统默许法国军售回扣（拉发叶军舰？幻影战机？）经过香港流向北京，部分直接从香港汇往美国。当时江主席的儿子（江绵恒）已经回到中国，美国资金进入钱其琛的儿子钱宁在芝加哥的帐户。后来钱宁取得居留权，国税局查税，钱先生愿意与自由世界合作。
14、钱其琛副总理2001年春天访问美国，确认了彼此的合作关系。北京外交部大都是钱的熟知的学生，有事一定向GODFATHER询求意见，钱会考虑我们的意愿指示，也会派人将重要议程告诉北京大使馆。
15、这位线人称，朝鲜根本就没有核武器，都是北京秘密部署的，目的是平衡美国在台湾的影响力。中朝两国唱双簧，藉由永远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六方会谈”争取美国最终放弃台湾，否则即将面对朝鲜“核代理”所发动的战争。中国可以置身事外，坐收战争成果。
16、出售给中国证券业同行的美国债券，多数是由高盛投资银行承销，回扣转入纽约的数百个帐户，王歧山先生与周小川总裁的家人均有在列。
2010年12月2日星期四
张炜：胡锦涛是最后一个团派领导人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2月02日转载）
中共十八大两年后召开，高层人事布局的较量早已展开，最后到底是“团派”取得优势，或者“太子党”权力突出，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不论如何，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张炜认为有一点可以确定：“团派”和“太子党”在中国的过度阶段，都只是暂时现象，胡锦涛将是最后一个团派的领导人。
中共政治局常委是最高的权力机构，2012年十八大时，9人的政治局常委中，将有7人退位，目前盛传江、胡两派势力正奋力争夺这些位高权重的位置。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张炜在接受《大事件》采访时分析，未来的政治局常委，绝大多数一定是现在的政治局委员里，在十八大时年龄67岁以下者。
“第一，这样做比较符合过去两、三届来共产党换届的不成文惯例，第二，比较符合现在领导人不愿意出大乱子、希望实现平稳交接的心态。”但张炜也不否认可能出现一些意料外的人选。
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排名历来相当讲究，不只召示著权力次序，也是政治角力的结果，张炜指出，习近平和李克强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肯定靠前，另外排得比较前的可能是刘云山、李源潮。
但有评论家认为，相较于习近平接呼确定接任国家主席，李克强的变数仍比较大，最后李克强连总理都当不成、反而由王歧山接总理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张炜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若想改变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格局，难度都会比较大，王岐山至少可以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如果最后谈不拢，王岐山当上总理也并非不可能。
此外，外界也预料从现在到中共十八大的时间里，由于派系竞争，中国政治可能进入不稳定时期。张炜指出，任何一个权力交接的过程，只要没有一个清楚明白的程序，内部一定会有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中国政治局常委的人数，没有法定的安排下，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较量的空间。
不过，不论谁进常委、谁当委员，张炜表示，都说明了在目前情况下，中共党内主要的两派势力基本上还没有谁能压倒过谁，这也使得他们尽可能按照既有的不成文规定办事，免得船在内斗过程中翻了。“他们最惧怕的就是翻船，所以他们还是有个共识，要‘闹而不翻’。”
全文将刊于《大事件》专刊中，敬请期待。
明镜记者王凯
发布：2010-12-01
中共十八大两年后召开，高层人事布局的较量早已展开，最后到底是“团派”取得优势，或者“太子党”权力突出，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不论如何，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张炜认为有一点可以确定：“团派”和“太子党”在中国的过度阶段，都只是暂时现象，胡锦涛将是最后一个团派的领导人。
中共政治局常委是最高的权力机构，2012年十八大时，9人的政治局常委中，将有7人退位，目前盛传江、胡两派势力正奋力争夺这些位高权重的位置。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张炜在接受《大事件》采访时分析，未来的政治局常委，绝大多数一定是现在的政治局委员里，在十八大时年龄67岁以下者。
“第一，这样做比较符合过去两、三届来共产党换届的不成文惯例，第二，比较符合现在领导人不愿意出大乱子、希望实现平稳交接的心态。”但张炜也不否认可能出现一些意料外的人选。
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排名历来相当讲究，不只召示著权力次序，也是政治角力的结果，张炜指出，习近平和李克强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肯定靠前，另外排得比较前的可能是刘云山、李源潮。
但有评论家认为，相较于习近平接呼确定接任国家主席，李克强的变数仍比较大，最后李克强连总理都当不成、反而由王歧山接总理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张炜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若想改变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格局，难度都会比较大，王岐山至少可以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如果最后谈不拢，王岐山当上总理也并非不可能。
此外，外界也预料从现在到中共十八大的时间里，由于派系竞争，中国政治可能进入不稳定时期。张炜指出，任何一个权力交接的过程，只要没有一个清楚明白的程序，内部一定会有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中国政治局常委的人数，没有法定的安排下，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较量的空间。
不过，不论谁进常委、谁当委员，张炜表示，都说明了在目前情况下，中共党内主要的两派势力基本上还没有谁能压倒过谁，这也使得他们尽可能按照既有的不成文规定办事，免得船在内斗过程中翻了。“他们最惧怕的就是翻船，所以他们还是有个共识，要‘闹而不翻’。”
全文将刊于《大事件》专刊中，敬请期待。
明镜记者王凯
发布：2010-12-01
推友推文选 2009-2010
Sunday 13th December 2009
wangjinbo 20:05
RT @baozuitun: 煽情可以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多的支持者。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支持者多，就是成功。 RT @liudimouse: 不煽情就不能说话吗？
Tuesday 2nd March 2010
mranti 15:00
RT @wentommy: 得熟记国保的英文翻译，免得写稿时，三天两头翻style book。 国保：domestic security corps
Tuesday 2nd March 2010
yancaiwm 19:44
RT@passants法官方规定，平均一个犯人居住的牢房面积不得少于十一平方米，犯人在监狱内有自愿劳动的权利，也可以拒绝劳动，劳动报酬受法律平等保护。想想那些遍布珠三角长三角等地拿着微薄工资长期超时劳动却没有平等权利的打工妹打工仔，蜷缩在拥挤的集体宿舍。真不知哪个是监狱哪个是人间
Friday 5th March 2010
liuxianbin1989 19:36
RT @wohy: RT @mranti: 不晚，欢迎欢迎。RT @buchimifan: 我是最近几年才逐渐确立了\”反对政府是现代社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的正确观念。
Saturday 6th March 2010
wlixiong 20:22
今日中共代替合法性的是有效性——即别无选择。但有效性不等于合法性。有效但无合法性的政权可以存在，前提取决于有效程度。公众首先会要求其有效地承担一切责任，其次一旦有效性下降，社会不服从马上随之正比上升。有效性获得的是服从，合法性获得的是忠诚，二者维系社会之效不可同日而语
Wednesday 10th March 2010
wangjinbo 17:01
是否坦然承受责任（或苦难），并非是否伟大的充分条件。即使有人痛苦不堪地承受了某种责任，只要确实把责任承担好了，就是伟大。华盛顿当总统当得非常勉强，仍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Thursday 11th March 2010
dufake 11:25
“喝茶党人”=“The Chinese Tea Party Movement“哈哈哈哈哈哈
Monday 15th March 2010
XiaYeliang 08:38
中国的民运之所以难成气候，就是许多著名人士私心太重或野心勃勃，八字未见一瞥就盘算着当总统、总理、部长、省长、国父、圣人、国师之类的，并且在争夺名利时从不手软。靠这样的乌合之众结束专制统治，可能真需要一百年。
Friday 26th March 2010
07:14
RT @ranyunfei Facebook 的原罪是它能让人认识想认识的人。 Twitter 的原罪是它能让人说出想说的话。 Google 的原罪是它能让人知道想知道的东西。 Yootube 的原罪是它能让人证明需要证明的现实。—中国网民
Saturday 27th March 2010
@yancaiwm 21:17
RT @wlh832 RT @qhgy 天朝知识分子分三类：1.沉默的大多数 2.公共知识分子 3.公公知识分子 －－非原创 from web in reply to wlh832
@wangjinbo 吃惊RT @mozhixu: RT @pearlher: 因为民众普遍信仰佛教，在1959之前，西藏境内的犯人，总数还不到一百人。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成为全世界最早取消死刑的地方之一。
回复回推删除 通过 iTweet 2010-04-18 23:41:42
Wednesday 21st April 2010
@tengbiao 14:33
最高法院一法官说的，案子有四种，党管的，关系管的，钱管的，最可能公正的是没人管的。 from Seesmic
@lianyue @陈晓楠：美国矿难家属可能得到的补偿: 3百万美金一次性赔偿+5倍的年薪(约35万)+家属子女的医保费用+所有子女的四年大学学费. 且接受此赔偿方案不影响家属提出额外的法律诉讼。煤炭公司表示，希望遇难者家属此生能不再为金钱烦恼。http://sinaurl.cn/h3Xv9
5:26 PM May 1st, 2010 via API
@mozhixu 陈云力主不得有新闻法，以免“他们像我们对付国民党那样来对付我们”，可他千算完算，也算不到有互联网的出现
12:10 PM May 2nd, 2010 via web
@byq9261 浪费时间的习惯：1、做事目标不明确。 2、作风拖拉。 3、缺乏扰先顺序，抓不住重点。 4、过于注重细节。 5、做事有头无尾。 6、没有条理，不简洁，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7、事必躬亲，不懂得授权。 8、不会拒绝别人的请求。 9、消极思考。
5:18 PM May 20th, 2010 via Do
@HeQinglian 北京知识人士与米奇尼克的座谈中，徐友渔有段话值得荐之：当谈到和解的时候，我最大的启发是中国现实条件和当时波兰的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方不能绝对压倒一方的时候，才能提和解，但如果现在统治者自认为可以使用暴力绝对压制对方的话、根本没把对方当一回事的时候，谈和解是不行的。
6:01 AM Jul 9th, 2010 via web
@ranyunfei 一平：极权社会，权力是词语发生的前提，只有通过权力，词语才能进入公共空间。
7:42 AM Jul 9th, 2010 via web
@window08 各省刘贤斌公民关注团的成立是近年来各类签名活动的一个突破，最重要的原因是有发言人，签署人之间有了即时联系的可能。相比之下，08县长就像我们小时候夏夜里玩的捉迷藏游戏，而这次签名营救活动则像杀人游戏的后半部分：孩子们，天亮了，请睁眼，大家都白天的干活
4:26 PM Jul 12th, 2010 via web
HeQinglian @yqzzzz 判别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体制只有一个核心标准，即资源配置是否通过市场进行。中国一直是政府在代行资源配置功能，一些发达国家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原因就在于此。
1:41 AM Jul 13th, 2010 via web in reply to yqzzzz
@mathena 我个人感觉，读过或写过学术论文的人写起 book review 来会好很多，因为学术论文强调了观点有依据，词句有结构，思想有组织，角度有兼顾。 就算没写过，读一些学术著作其实对写书评之类的 essay 也是很有帮助的。
10:56 PM Jul 24th, 2010 via web
@atian328 RT @tidebar: 正解 RT @xixiplan:推特的游戏规则是：如果你反对他，那么不要提及他，不要FOLLLOW他，更不要与之对骂，否则，你就是在捧他。
10:04 AM Jul 27th, 2010 via Snaptu
@bieshan RT @yancaiwm 胡适说，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主要看三点：一是看他们怎样对待孩子；二是看他们怎样对待女人；三是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时间。中国现实：打骂，打骂，打飞机，打麻将。——PKUsych如是总结。
2:23 PM Jul 28th, 2010 via web
@xiaolu8964 RT @liuqiangben: RT @ranyunfei:RT @Symphone: 突发事件处理流程：事发-＞清场-＞捂镜头-＞删帖-＞通稿-＞鼓动自救-＞请人喝茶-＞剧组开机-＞CCAV预告片流出-＞后期剪辑-＞全国巡演-＞领导颁奖-＞续集又开始啦……
2:13 PM Jul 29th, 2010 via web
@lixinai RT @tengbiao: 国家由两部分组成，你，还有你之外的其他国民。每个人都完全可以改变这个国家的一半：改变自己。RT @subpoetry: 如果你不能改变这个操蛋的国度，那就不要让这个国度改变你
2:16 PM Aug 22nd, 2010 via web
@mranti 党打死也不会上当的，那些钱是维稳保命钱，怎么会给人民。RT @wangjiamao: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误解了秦晖。他支持高福利，也不反对减税。一个基本的宪政常识，我用了一年才不纠结：非宪政国家，高福利对政府而言不是扩权，而是限权。
5:26 PM Sep 5th, 2010 via TweetDeck
@HaoJian2 我也觉得现在一味讲“和解”、“妥协”有点自说自话，还是寻求“对话”吧RT @john8311: “和解派”似乎只停留在空谈和解、妥协之理念，对“公布历史真相、对施害者绳之以法”的具体措施避而不谈，何解？RT @HaoJian2 影响多大是另一个问题，这里是说体制内人也有选择
6:43 AM Sep 6th, 2010 via 敏感词
@DanHongTang 柏林墙推倒后，审判曾奉命开枪杀死越墙者的警察。其律师认为，开枪是服从和执行东德政府法令，罪不在己。而法官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有罪，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抬高枪口一厘米的主权”—给推上的国宝，有些工作也许不得不干，但请哪怕问一句你的良知
8:32 PM Oct 30th, 2010 via 推特中文圈
@cxzj 200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是1.9万亿，2009达到6万多亿元，今年10月份的数字是7800多亿，比去年同期增长14.8%，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毫无悬念。看到这组数据，再想想自己过去8年的收入，即使完全不懂经济学，你也应该明白这个国家一定有什么是不对劲儿。
3:28 PM Nov 16th, 2010 via HootSuite
@think9 中国国内通货膨胀加大，届时将造成从上到下对中共的矛盾加大。这种矛盾的激化将演变全民对中共的不满，中国 的通膨会越来越严重，目前，中共不到临界点是绝对不敢让 房价、股市跌的，当百姓心中的恐惧感超过追求幸福的态 度，对中共的不满一瞬间爆发， 一旦经济出现崩溃气象，中 共体制瞬间垮台
Wed Nov 17 2010 02:22:32 (China Standard Time) via web
@think9 中共近年成功用利益拉拢了大学教师等知识分子，可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媒体人，却被国家忽视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媒体在数量上的急速扩张，以及读者对媒体的要求。这些媒体人不像大学教授，靠国家拨款，而是靠读者的支持，于是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这个现象引起中共高层重视，认为应该有所改变
Wed Nov 17 2010 02:34:35 (China Standard Time) via web
@wangjinbo 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并不影响它耸立云端。海不解释自己的深度，并不影响它容纳百川。低调是一种智慧。
7:28 PM Nov 19th, 2010 via 推特中文圈
@aizong T @telshl: T @na_sheishei: RT @jt0265: 天朝里：最有效的叫做指示，第二叫做批示，第三叫做会议精神，第四叫做红头文件，第五叫做条例，第六叫做规定，第七叫做纪律，第八才叫法/精辟
1:19 AM Dec 2nd, 2010 via 敏感词
@oyxrooster RT @LvWind: RT @icorey: 牛顿第一定律：不给力就不停或者不动；牛顿第二定律：给力就加速；牛顿第三定律：我给你力的同时，你也得给我力。
wangjinbo 20:05
RT @baozuitun: 煽情可以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多的支持者。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支持者多，就是成功。 RT @liudimouse: 不煽情就不能说话吗？
Tuesday 2nd March 2010
mranti 15:00
RT @wentommy: 得熟记国保的英文翻译，免得写稿时，三天两头翻style book。 国保：domestic security corps
Tuesday 2nd March 2010
yancaiwm 19:44
RT@passants法官方规定，平均一个犯人居住的牢房面积不得少于十一平方米，犯人在监狱内有自愿劳动的权利，也可以拒绝劳动，劳动报酬受法律平等保护。想想那些遍布珠三角长三角等地拿着微薄工资长期超时劳动却没有平等权利的打工妹打工仔，蜷缩在拥挤的集体宿舍。真不知哪个是监狱哪个是人间
Friday 5th March 2010
liuxianbin1989 19:36
RT @wohy: RT @mranti: 不晚，欢迎欢迎。RT @buchimifan: 我是最近几年才逐渐确立了\”反对政府是现代社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的正确观念。
Saturday 6th March 2010
wlixiong 20:22
今日中共代替合法性的是有效性——即别无选择。但有效性不等于合法性。有效但无合法性的政权可以存在，前提取决于有效程度。公众首先会要求其有效地承担一切责任，其次一旦有效性下降，社会不服从马上随之正比上升。有效性获得的是服从，合法性获得的是忠诚，二者维系社会之效不可同日而语
Wednesday 10th March 2010
wangjinbo 17:01
是否坦然承受责任（或苦难），并非是否伟大的充分条件。即使有人痛苦不堪地承受了某种责任，只要确实把责任承担好了，就是伟大。华盛顿当总统当得非常勉强，仍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Thursday 11th March 2010
dufake 11:25
“喝茶党人”=“The Chinese Tea Party Movement“哈哈哈哈哈哈
Monday 15th March 2010
XiaYeliang 08:38
中国的民运之所以难成气候，就是许多著名人士私心太重或野心勃勃，八字未见一瞥就盘算着当总统、总理、部长、省长、国父、圣人、国师之类的，并且在争夺名利时从不手软。靠这样的乌合之众结束专制统治，可能真需要一百年。
Friday 26th March 2010
07:14
RT @ranyunfei Facebook 的原罪是它能让人认识想认识的人。 Twitter 的原罪是它能让人说出想说的话。 Google 的原罪是它能让人知道想知道的东西。 Yootube 的原罪是它能让人证明需要证明的现实。—中国网民
Saturday 27th March 2010
@yancaiwm 21:17
RT @wlh832 RT @qhgy 天朝知识分子分三类：1.沉默的大多数 2.公共知识分子 3.公公知识分子 －－非原创 from web in reply to wlh832
@wangjinbo 吃惊RT @mozhixu: RT @pearlher: 因为民众普遍信仰佛教，在1959之前，西藏境内的犯人，总数还不到一百人。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成为全世界最早取消死刑的地方之一。
回复回推删除 通过 iTweet 2010-04-18 23:41:42
Wednesday 21st April 2010
@tengbiao 14:33
最高法院一法官说的，案子有四种，党管的，关系管的，钱管的，最可能公正的是没人管的。 from Seesmic
@lianyue @陈晓楠：美国矿难家属可能得到的补偿: 3百万美金一次性赔偿+5倍的年薪(约35万)+家属子女的医保费用+所有子女的四年大学学费. 且接受此赔偿方案不影响家属提出额外的法律诉讼。煤炭公司表示，希望遇难者家属此生能不再为金钱烦恼。http://sinaurl.cn/h3Xv9
5:26 PM May 1st, 2010 via API
@mozhixu 陈云力主不得有新闻法，以免“他们像我们对付国民党那样来对付我们”，可他千算完算，也算不到有互联网的出现
12:10 PM May 2nd, 2010 via web
@byq9261 浪费时间的习惯：1、做事目标不明确。 2、作风拖拉。 3、缺乏扰先顺序，抓不住重点。 4、过于注重细节。 5、做事有头无尾。 6、没有条理，不简洁，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7、事必躬亲，不懂得授权。 8、不会拒绝别人的请求。 9、消极思考。
5:18 PM May 20th, 2010 via Do
@HeQinglian 北京知识人士与米奇尼克的座谈中，徐友渔有段话值得荐之：当谈到和解的时候，我最大的启发是中国现实条件和当时波兰的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方不能绝对压倒一方的时候，才能提和解，但如果现在统治者自认为可以使用暴力绝对压制对方的话、根本没把对方当一回事的时候，谈和解是不行的。
6:01 AM Jul 9th, 2010 via web
@ranyunfei 一平：极权社会，权力是词语发生的前提，只有通过权力，词语才能进入公共空间。
7:42 AM Jul 9th, 2010 via web
@window08 各省刘贤斌公民关注团的成立是近年来各类签名活动的一个突破，最重要的原因是有发言人，签署人之间有了即时联系的可能。相比之下，08县长就像我们小时候夏夜里玩的捉迷藏游戏，而这次签名营救活动则像杀人游戏的后半部分：孩子们，天亮了，请睁眼，大家都白天的干活
4:26 PM Jul 12th, 2010 via web
HeQinglian @yqzzzz 判别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体制只有一个核心标准，即资源配置是否通过市场进行。中国一直是政府在代行资源配置功能，一些发达国家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原因就在于此。
1:41 AM Jul 13th, 2010 via web in reply to yqzzzz
@mathena 我个人感觉，读过或写过学术论文的人写起 book review 来会好很多，因为学术论文强调了观点有依据，词句有结构，思想有组织，角度有兼顾。 就算没写过，读一些学术著作其实对写书评之类的 essay 也是很有帮助的。
10:56 PM Jul 24th, 2010 via web
@atian328 RT @tidebar: 正解 RT @xixiplan:推特的游戏规则是：如果你反对他，那么不要提及他，不要FOLLLOW他，更不要与之对骂，否则，你就是在捧他。
10:04 AM Jul 27th, 2010 via Snaptu
@bieshan RT @yancaiwm 胡适说，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主要看三点：一是看他们怎样对待孩子；二是看他们怎样对待女人；三是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时间。中国现实：打骂，打骂，打飞机，打麻将。——PKUsych如是总结。
2:23 PM Jul 28th, 2010 via web
@xiaolu8964 RT @liuqiangben: RT @ranyunfei:RT @Symphone: 突发事件处理流程：事发-＞清场-＞捂镜头-＞删帖-＞通稿-＞鼓动自救-＞请人喝茶-＞剧组开机-＞CCAV预告片流出-＞后期剪辑-＞全国巡演-＞领导颁奖-＞续集又开始啦……
2:13 PM Jul 29th, 2010 via web
@lixinai RT @tengbiao: 国家由两部分组成，你，还有你之外的其他国民。每个人都完全可以改变这个国家的一半：改变自己。RT @subpoetry: 如果你不能改变这个操蛋的国度，那就不要让这个国度改变你
2:16 PM Aug 22nd, 2010 via web
@mranti 党打死也不会上当的，那些钱是维稳保命钱，怎么会给人民。RT @wangjiamao: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误解了秦晖。他支持高福利，也不反对减税。一个基本的宪政常识，我用了一年才不纠结：非宪政国家，高福利对政府而言不是扩权，而是限权。
5:26 PM Sep 5th, 2010 via TweetDeck
@HaoJian2 我也觉得现在一味讲“和解”、“妥协”有点自说自话，还是寻求“对话”吧RT @john8311: “和解派”似乎只停留在空谈和解、妥协之理念，对“公布历史真相、对施害者绳之以法”的具体措施避而不谈，何解？RT @HaoJian2 影响多大是另一个问题，这里是说体制内人也有选择
6:43 AM Sep 6th, 2010 via 敏感词
@DanHongTang 柏林墙推倒后，审判曾奉命开枪杀死越墙者的警察。其律师认为，开枪是服从和执行东德政府法令，罪不在己。而法官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有罪，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抬高枪口一厘米的主权”—给推上的国宝，有些工作也许不得不干，但请哪怕问一句你的良知
8:32 PM Oct 30th, 2010 via 推特中文圈
@cxzj 200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是1.9万亿，2009达到6万多亿元，今年10月份的数字是7800多亿，比去年同期增长14.8%，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毫无悬念。看到这组数据，再想想自己过去8年的收入，即使完全不懂经济学，你也应该明白这个国家一定有什么是不对劲儿。
3:28 PM Nov 16th, 2010 via HootSuite
@think9 中国国内通货膨胀加大，届时将造成从上到下对中共的矛盾加大。这种矛盾的激化将演变全民对中共的不满，中国 的通膨会越来越严重，目前，中共不到临界点是绝对不敢让 房价、股市跌的，当百姓心中的恐惧感超过追求幸福的态 度，对中共的不满一瞬间爆发， 一旦经济出现崩溃气象，中 共体制瞬间垮台
Wed Nov 17 2010 02:22:32 (China Standard Time) via web
@think9 中共近年成功用利益拉拢了大学教师等知识分子，可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媒体人，却被国家忽视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媒体在数量上的急速扩张，以及读者对媒体的要求。这些媒体人不像大学教授，靠国家拨款，而是靠读者的支持，于是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这个现象引起中共高层重视，认为应该有所改变
Wed Nov 17 2010 02:34:35 (China Standard Time) via web
@wangjinbo 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并不影响它耸立云端。海不解释自己的深度，并不影响它容纳百川。低调是一种智慧。
7:28 PM Nov 19th, 2010 via 推特中文圈
@aizong T @telshl: T @na_sheishei: RT @jt0265: 天朝里：最有效的叫做指示，第二叫做批示，第三叫做会议精神，第四叫做红头文件，第五叫做条例，第六叫做规定，第七叫做纪律，第八才叫法/精辟
1:19 AM Dec 2nd, 2010 via 敏感词
@oyxrooster RT @LvWind: RT @icorey: 牛顿第一定律：不给力就不停或者不动；牛顿第二定律：给力就加速；牛顿第三定律：我给你力的同时，你也得给我力。
美国火车乘客将可携带枪械
法新社/2010/12/02
（法新社华盛顿2日电）美国国会解除自911攻击事件后实施的禁枪规定后，近日将允许火车乘客在託运行李中携带未上膛的枪械。
美国国家铁路公司（Amtrak）发言人库尔姆（Steve Kulm）表示，“美国国会於2009年12月通过法案，我们必须恢复将枪械列入託运行李的服务”。
根据新法案，自12月15日起，可携带的枪械包括猎枪、来福枪及手枪，另外每名乘客可携带最多11磅（约5公斤）的弹药。
列车服务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铁每天营运超过300班列车，我们预计不到100班列车有託运行李服务，因此只有不到1/3的列车可託运行李”。
自2009年通过法案后，美铁挹注了200万美元重新打造142个託运行李的车厢，装设安全储放枪械的柜子，让乘客有专属的锁和钥匙存取枪械。（译者：中央社张雅亭）
http://goo.gl/3piby
（法新社华盛顿2日电）美国国会解除自911攻击事件后实施的禁枪规定后，近日将允许火车乘客在託运行李中携带未上膛的枪械。
美国国家铁路公司（Amtrak）发言人库尔姆（Steve Kulm）表示，“美国国会於2009年12月通过法案，我们必须恢复将枪械列入託运行李的服务”。
根据新法案，自12月15日起，可携带的枪械包括猎枪、来福枪及手枪，另外每名乘客可携带最多11磅（约5公斤）的弹药。
列车服务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铁每天营运超过300班列车，我们预计不到100班列车有託运行李服务，因此只有不到1/3的列车可託运行李”。
自2009年通过法案后，美铁挹注了200万美元重新打造142个託运行李的车厢，装设安全储放枪械的柜子，让乘客有专属的锁和钥匙存取枪械。（译者：中央社张雅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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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日星期三
NAT(网络地址转换)是如何工作的？
@yeeyanese
NAT(网络地址转换)是如何工作的？: 原作者：来源How NAT Works译者Moonwalkings 简介 如果你正在阅读本文，那你很有可能已经连上了因特网，这就是你用网络地址转换 (Network A… http://bit.ly/fXpiSD
1:47 PM Dec 1st, 2010 via twitter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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