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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30日星期三

外交官杂志 乔治·奥威尔的中国?

[译者] 外交官杂志 乔治·奥威尔的中国?

核心提示:胡锦涛强调中国的社会公平,但是这个国家的官员们收到这条信息了吗?

原文:George Orwell’s China
来源:The Diplomat 外交官杂志 China What’s Next专辑
作者: William de Tocqueville
发表时间:-
译者:@laoyang945



本文作者是中国某大学经济学教授,应作者要求匿名发表。

中国的春节假期里,天津火车站,警察要求一群乘客被在刺骨的寒风中拎着行李在站台上等待,与此同时,几个共产党的干部阔步走入头等车厢。被这一不公景象所激怒,一个北大的法学学生用她的手机拍摄下了这一幕。几个穿着制服和便衣的警察向她冲来,勒令她交出手机并和他们“走一趟”。当这些人抓住她时,她“像一个泼妇(用她自己的话说)”一样尖叫,制造出一种戏剧性场景直到他们放手让她离去。她一上火车就把这个故事发布到她学校的微博上去(译注:其实是马上发到了人人网),这件事像野火一样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传播。

胡锦涛主席自2003年上台以来,就把公平作为他执政议程的一个核心主题。胡锦涛及所谓“团派”,视中国逐渐增大的贫富差距和鸿沟为社会及政治稳定的一大威胁。中国去年11月发布的最新五年计划,目标直指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以便培育“包容性增长”,反映出党内领导人中广泛存在的信念——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得太快了。

然而,火车站发生的这一事件,揭示了在政府修补收入不均和事实上的用错误方法增加社会摩擦之间的巨大脱离。人们愤慨的并不是财富,而是特权。总的来说,中国年轻的工人羡慕那些干干净净努力工作致富的人,因为那是他们可以激励自己的榜样。激怒他们的,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感觉——有一小部分特殊阶层的人,他们靠和其他人不同的一组规则来生活。

去年十月的一个晚上,在北京西部的保定市,一个22岁的醉酒司机撞倒了两位女大学生,然后不当回事的把车开走去接他在几条街之外的女友。其中一个受害者倒在血泊里,伤重不治身亡。一群目击者紧跟并与肇事者争执的时候,他轻蔑地推开他们“敢告就去告”,他嘲讽道,“我爸是李刚!”——该地区的警察局局长。

这一事件只是一系列肇事致死逃逸事件中最新的一个,在这些事件中年轻豪华车主因为家庭政治实力而逍遥法外。尽管政府尽了很大努力禁止传播,这事还是很快成为中国互联网上的热点事件,“我爸是李刚”成为一个能全面表示政府傲慢和腐败的口号。在巨大的公共压力下,李刚的儿子最终被判处了六年的监禁。

北京方面的假设是为了解决不公平问题,政府应该主动干涉更多。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政府官员们拥有一个过于主导的角色,能够拣选出几乎生活各个方面的“赢家”和“输家”。缺乏问责制,同时自然倾向于家庭和朋友,引起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影响力带来金钱,金钱又带来影响力。根据最近YouGov和伦敦Legatum研究院的一个调查结果,93%的中国企业家认为和政府官员的关系是商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领先一步意味着能够得到特殊待遇,中国的税收体制是一个好的案例。国家税收机构估计中低收入的劳动者贡献了三分之二的个人所得税,与美国成为鲜明对比——在美国最富有的5%人群贡献了60%的税收。这一区别不是在于税率——最高一级的税率达到了45%,中国实际上的边际税率比美国高得多,在福布斯的名义税率“税赋痛苦指数”上排名法国之后名列第二。这一差距其实源于猖獗的逃税,中国的百万富翁们拥有的很多,但是只用交一点点税。

根据瑞信和中国改革基金会王小鲁教授最近的一个研究报告,中国隐匿的,未申报的收入总体大概有9.3万亿人民币(1.4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0%。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隐匿收入来自最富有的10%家庭,80%来自最富有的20%家庭。城市里最富有的10%和最贫穷的10%的人均收入差距大概是26倍,远远高于官方的统计数据(9倍)。

灰色收入正是溃烂之源。根据瑞信的报告:“灰色收入来自权力的滥用并且和腐败紧密相连”。换句话说,正是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不是缺乏这种权力——加剧了社会不公,点燃了大众的不满。

怨恨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国卓越的经济增长率所缓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着迷于达到经济增长的目标。特别是过去两年,中国能够问它的公民“你觉得你不幸福?生在这里不是其他地方就是幸运了!”但是如果增长衰退怎么办?

某日,我正在北京一个地下车库停车,突然看到了一个太常见的场景:一辆挂红色军牌的黑色豪华轿车停在一个为另一人保留的车位上,车场的服务人员过来谦卑的请求他把车停走,司机转过头对着他,怒吼着:“你谁啊?你屁都不是!”,声音回响在水泥墙之内,“我能像踩死一只臭虫那样弄死你!”他的父亲可能不是李刚,但是这点已经很明了了。在今日的中国,和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一样,有些动物比其他的更平等。


david peng 于 3/30/2011 12:49: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2011年3月29日星期二

利比亚人民开始打中文标语了

为防止CCAV把“法兰西万岁”再次翻译成“法国人滚出去”,聪明的利比亚人民开始打中文标语了!利比亚反政府人士在班加西集会,会场打出中文标语“穆阿迈尔卡扎菲是说谎者”。



http://bigfools.com/2011/03/24593.html

2011年3月26日星期六

中国企业撤离利比亚 遭恶意索赔数亿元

2011年03月26日01:52南方网

在从利比亚顺利撤离之后,中国企业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3月25日,本报记者从葛洲坝集团一位内部人士处获悉,当天下午,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已向部分中国企业发出“预付款保函索赔函”,对每家企业的索赔额度均达数亿元。

“在撤侨后,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情,对企业来说,等于雪上加霜。”北京宏福建工集团(下称“宏福建工”)国际工程部副总经理廖丽英对本报记者表示。

3月22日,商务部发言人姚坚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利比亚的动荡给中资企业“造成了相当大影响”。但目前看来,中国企业的损失,或将超出此前的预期。

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在利比亚在建大型项目共计50个,涉及合同总金额达188亿美元。目前,商务部对中资企业在利比亚海外资产损失情况的评估工作尚未结束,但多数企业的资产保全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已基本完成。

干得越多,损失越大

据国资委统计,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建领域。

廖丽英对本报记者表示,对此前进入利比亚的基建承包商来说,“干得越多,损失越大”。也就是说,在建项目未完成合同金额越大,经济损失越小。

一般而言,项目合同资金的支付方式为,按工程进度付款,再加上15%左右的预付款。廖丽英告诉本报记者,承包商大多可以获得15%预付款,有的企业预付款更多;而业主支付进度款,一般需要60至90天的审核期。

以宏福建工为例,其撤离利比亚时完成工程总量的36%,利比亚方面已支付了15%预付款和15%的进度款,总额约10亿元,目前还有6.6亿元应收账款未收回。

所谓“工程预付款”是指,在工程开工前,业主按当年预计完成工程量造价总额的一定比例预先支付承包方的工程材料款,其主要用于购买工程所需的材料和设备。

一位工程承包商告诉本报记者,虽然企业可以获得部分预付款,但预付款一般逐月按工程进度从工程进度付款中扣还,加上进度付款一般会延后3个月甚至半年,一旦工程因不可控因素停止,施工进度快的承包商损失也越大。

“如果施工进度小于预付款支付比例,也许可以暂时涵盖损失部分。”廖丽英说。

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在利比亚承包基建项目的中国企业中,宏福建工、北京建工和中国建筑三家公司的施工进度最快,都已超过30%.

其中,中国建筑目前在施工程均为政府国民住宅项目,工程规模为2万套,累计合同额约合176亿元人民币,工期40个月,项目已完成工程量近50%.

中国铁建是在利比亚投资规模最大的中国企业之一,投资总金额达42.37亿美元。在撤离前,中国铁建的工程进度已超过15%,完成金额达6.84亿美元。

据了解,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合同大部分已开工:在总计188亿美元的合同金额中,有110亿美元合同金额是在2008年及2008年以前签定的,2010年和2009年签订的金额约为77亿美元。

目前,中资企业在利比亚的损失,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固定资产、原材料等的损失;二是未收回的应收账款损失;三是人员撤离产生的费用。

遭遇恶意索赔

不过,中国企业已经收到的利比亚业主的“预付款”,尚不能落袋为安。

3月25日,本报记者从葛洲坝集团一位内部人士处获悉,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已向葛洲坝集团、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宏福建工等公司针对预付款保函进行索赔,五天之内必须给银行方面答复。

上述人士告诉记者,预付款保函还有半年才到期,现在银行提前索赔,属于恶意索赔。

所谓“预付款保函”,是承包商通过银行向业主开具的按规定偿还业主预付款的担保书。按照担保书的规定,中方承包商如果未能履行合同,不将业主支付的预付款退还,银行将把预付款退还给业主,并向承包商索赔预付款的本金和利息。

上述葛洲坝人士表示,利比亚撒哈拉银行提供了两个选择,一是赔偿预付款本金和利息,二是将预付款保函期限延至2012年12月31日。“两种选择对我们都不利,选择赔偿将进一步加大损失,而且不是小数目;将保函延期的话,我们的风险和保函成本又要增加一年。”

廖丽英告诉本报记者,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向宏福建工索赔额约4亿元。上述葛洲坝人士拒绝向本报记者透露具体索赔金额,仅表示“葛洲坝的赔偿额度是目前被索赔企业中最高的”。

该人士透露,企业已向商务部求助,希望利比亚银行方面中止预付款保函。然而,即使银行停止向中国企业索赔,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信用记录可能将会抹黑。

“这个事情很紧急,五天内要做出决定。我们希望商务部帮助我们中止保函的同时,又能确保企业的信用评级,否则,将会给公司以后的海外业务造成潜在不良影响。”上述葛洲坝人士说。

仍在发酵的风险

除了资产遭受损失,3万多名从利比亚撤回的劳工的安置问题以及不良债务的增加,也是中国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

本报记者从北京建工集团获悉,目前,北京建工从利比亚撤回的劳工大部分处于休息状态,少数管理层则安插在公司国内部门。廖丽英也坦承,公司从利比亚撤回的2000多名劳工的安置问题很难解决,“只能结完工钱让大家暂时回去休息。”

此外,由于利比亚建筑材料缺乏,无法满足工程需要,一般需要承包商从利比亚以外的国家采购。而中国企业承包工程所需的建筑材料一般从国内采购。因此,利比亚项目中断后,一些企业无法按期给上游原材料商支付货款,加上很多工程采用分包模式,也导致三角债问题凸显。

3月24日,廖丽英对本报记者表示,公司在比利亚损失已超过11亿元,尚没有挽回损失的途径,只能寄希望于政府。

当然,受损的中国企业,也已从保险公司处获得一定的补偿。近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信保”)分别向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国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支付赔款1.62亿元、4815万元。这是中信保为在利比亚承包工程企业支付的第一笔保单赔付。

http://finance.qq.com/a/20110326/000165.htm

不知谁炮制的所谓“活埋两百人名单”


英文对某些人来说真的很难


2011年3月23日星期三

你的宽带有多快?

blackhat 发表于 2011年3月23日 16时28分 星期三
来自512kbps部门

2009年1月,新美国基金会和Google合作通过M-lab发布了一系列检测网络速度的工具。两年来,M-lab的分布式测试工具积累了下载上传吞吐量、延迟等在内的大量带宽测量数据。Google将这些带宽连接数据输入到Public Data Explorer,用户可以很容易的比较和分析不同国家地区的带宽。或许是因为数据量太少,Google的数据库不包含中国等地区和国家的宽带数据。

http://internet.solidot.org/article.pl?sid=11/03/23/0858222&from=rss

2011年3月20日星期日

新华社蓄意隐瞒“联合国1973号决议”的重要主体内容

2011-03-20 16:09:45 阅读6977 评论13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被新华社蓄意隐瞒的“联合国1973号决议”的重要主体内容如下:

一、【联合国正版原文】:谴责严重、有系统地侵犯人权,包括任意拘留、强迫失踪、酷刑和即决处决,还谴责利比亚当局对记者、媒体专业人员和相关人员施加暴力和进行恫吓,敦促利比亚当局遵守第1738(2006)号决议所述的国际人道主义法为其规定的义务。。。

  【新华社通稿】:没有提及上述第二项“决议谴责侵犯人权、拘留、强迫失踪、酷刑和即决处决”的内容。

二、【联合国正版原文】:认为目前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发生的针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攻击可构成危害人类罪。。。

  【新华社通稿】:没有提及上述“决议认为的可构成危害人类罪”的内容。

三、【联合国正版原文】:谴责利比亚当局继续使用雇佣军。。。16. 谴责雇佣军持续流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呼吁所有会员国严格遵守第1970(2011)号决议第9段为其规定的义务,防止向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提供武装雇佣军人员;。。。

  【新华社通稿】:没有提及上述第三项“决议谴责利比亚当局继续使用雇佣军”的内容。

四、【联合国正版原文】:13. 决定用下一段取代第1970(2011)号决议第11段:“呼吁所有以本国名义或通过区域组织或安排采取行动的会员国,特别是该区域国家,为确保第1970(2011)号决议第9和第10段规定的武器禁运得到严格执行。。。

  【新华社通稿】:没有提及“决议决定取代1970号决议关于武器禁运”的内容。

五、【联合国正版原文】:17. 决定所有国家都应该不让任何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注册的飞机或由利比亚国民或公司拥有或经营的飞机, 从其领土起飞、在其领土降落或飞跃其领土,除非有关飞行事先得到委员会的批准,或为紧急降落;。。。

  【新华社通稿】:只提及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但没有完整地提及整条禁止飞行内容“决议要求所有国家应该拒绝利比亚的飞机在境内起飞或降落”的内容。。。这条太过蓄意选择性地报道了。。。

六、【联合国正版原文】:利比亚:安理会决议拟进行的指认。。。

  【新华社通稿】:“决议还决定对利比亚实施比第1970号决议更为强硬的武器禁运和财产冻结等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冻结利比亚中央银行和利比亚全国石油公司等利比亚实体的财产”。。。但“决议指认”执政当局高级官员只字不提。。。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973(2011)号决议,

网址: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2011/s1973.htm

联合国新闻稿《安理会通过决议对利比亚实施禁飞》,

网址:http://www.un.org/chinese/News/fullstorynews.asp?NewsID=15252

新华社新闻稿《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图]》,

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3/18/c_121202951.htm

http://j13642637643.blog.163.com/blog/static/255022362011220323289/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第1973(2011)号决议
2011年3月17日安全理事会第6498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2011年2月26日第1970(2011)号决议,

  谴责利比亚当局未遵守第1970(2011)号决议,

  严重关切局势恶化、暴力升级和平民伤亡严重,

  重申利比亚当局有责任保护利比亚民众,重申武装冲突各方负有采取一切可行步骤确保平民受到保护的首要责任,

  谴责严重、有系统地侵犯人权,包括任意拘留、强迫失踪、酷刑和即决处决,

  还谴责利比亚当局对记者、媒体专业人员和相关人员施加暴力和进行恫吓,敦促利比亚当局遵守第1738(2006)号决议所述的国际人道主义法为其规定的义务,

  认为目前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发生的针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攻击可构成危害人类罪,

  回顾安理会在第1970(2011)号决议第26段中表示愿意考虑视需要另外采取适当措施,协助和支持人道主义机构返回,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有关援助,

  表示决心保护平民和平民居住区,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迅速和无阻碍地通过,并确保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

  回顾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谴责已经和正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

  注意到伊斯兰会议组织2011年3月8日的最后公报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2011年3月10日关于设立一个利比亚问题高级别特设委员会的公报,

  又注意到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2011年3月12日决定要求设立利比亚军用飞机禁飞区,并在遭受炮击的地方建立安全区作为防范措施,以便保护利比亚人民和居住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外国人,

  还注意到秘书长2011年3月16日呼吁立即停火,

  回顾其把2011年2月15日以来的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局势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决定,并强调必须追究那些应对袭击平民事件,包括空中和海上袭击事件负责者或合谋参与者的责任,

  重申关切那些被迫逃离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暴力行为的难民和外国工人的困境,欢迎邻国,特别是突尼斯和埃及为解决这些难民和外国工人的需要做出的反应,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这些努力,

  谴责利比亚当局继续使用雇佣军,

  认为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领空禁止一切飞行是保护平民以及保障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促进在利比亚境内停止敌对行动的一个果断步骤,

  还表示关切外国国民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安全和他们的权利,

  欢迎秘书长任命阿卜杜勒·伊拉·穆罕默德·哈提卜先生担任其利比亚特使,支持他努力寻找一个持久和平解决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危机的办法,

  重申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坚定承诺,

  认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局势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要求立即实行停火,全面停止暴力和对平民的所有袭击和虐待;

  2. 强调需要进一步做出努力,寻找满足利比亚人民合理要求的解决危机办法,并注意到秘书长决定派其特使前往利比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决定派其高级别特设委员会前往利比亚,以便协助开展对话,促成必要的政治改革,从而寻找一个和平持久的解决办法;

  3. 要求利比亚当局遵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和难民法为其规定的义务,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平民,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快速、无阻碍地通行;

保护平民

  4. 授权已通知秘书长的以本国名义或通过区域组织或安排和与秘书长合作采取行动的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管有第1970(2011)号决议第9段的规定,以便保护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可能遭受袭击的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包括班加西,同时不在利比亚领土的任何地方派驻任何形式的外国占领军,请有关会员国立即通知秘书长它们根据本段的授权采取的措施,并应立即向安全理事会通报这些措施;

  5. 确认阿拉伯国家联盟在事关维护该区域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在铭记《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同时,请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与其他会员国合作执行第4段;

禁飞区

  6. 决定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领空禁止一切飞行,以帮助保护平民;

  7. 还决定第6段规定的禁令不适用于完全属于人道主义目的的飞行,例如交付或协助交付援助,包括医疗用品、粮食、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有关援助,或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疏散外国国民,也不适用于下文第4或8段授权进行的飞行,或根据第8段的授权采取行动的国家认为对利比亚人民有益的其他必要飞行,且这些飞行应与第8段设立的机制进行协调;

  8. 授权已通知秘书长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的以本国名义或通过区域组织或安排采取行动的会员国视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强制执行上文第6段规定的禁飞,并请有关国家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合作,与秘书长一起密切协调它们为执行这一禁令正在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一个适当机制来执行上文第6和7段的规定;

  9. 呼吁所有以本国名义或通过区域组织或安排采取行动的会员国为执行上文第4、6、7和8段提供协助,包括批准任何必要的飞越;

  10. 请有关会员国对它们为执行上文第4、6、7和8段采取的措施,包括用于监测和批准获得授权的人道主义飞行或撤离飞行的实际措施,相互密切协调并与秘书长密切协调;

  11. 决定有关会员国应立即向秘书长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通报为履行上文第8段的授权而采取的措施,包括提供行动构想;

  12. 请秘书长立即向安理会通报有关会员国为履行上文第8段的授权而采取的任何行动,并在7天内向安理会报告本决议执行情况,包括关于违反上文第6段规定的禁飞的信息,其后每月报告一次;

强制执行武器禁运

  13. 决定用下一段取代第1970(2011)号决议第11段:“呼吁所有以本国名义或通过区域组织或安排采取行动的会员国,特别是该区域国家,为确保第1970(2011)号决议第9和第10段规定的武器禁运得到严格执行,在有关国家有情报提供合理理由认为货物中有经本决议修订的第1970(2011)号决议第9或第10段禁止供应、销售、转移或出口的物项,包括提供武装雇佣军人员时,应在其境内,包括港口和机场和在公海上,检查进出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船只和飞机,呼吁此类船只和飞机的所有船旗国对此类检查予以合作,并授权会员国采取一切符合具体情况的措施,开展此类检查”;

  14. 请根据上文第13段在公海上采取行动的会员国相互密切协调并与秘书长密切协调,还请有关各国立即向秘书长和第1970(2011)号决议第24段所设委员会(“委员会”)通报为履行上文第13段的授权而采取的措施;

  15. 要求会员国,不管是以本国名义采取行动,还是通过区域组织或安排采取行动,在按照上文第13段进行检查时,立即向委员会提交初步书面报告,特别是说明检查的理由、这些检查的结果以及是否获得合作;如果发现禁止转移的物品,则进一步要求这些会员国在晚些时候,向委员会提交后续书面报告,提供检查、没收和处置的相关细节和转移的相关细节,包括对物项、其来源和预定目的地进行描述(如果初次报告中没有这些信息);

  16. 谴责雇佣军持续流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呼吁所有会员国严格遵守第1970(2011)号决议第9段为其规定的义务,防止向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提供武装雇佣军人员;

禁飞

  17. 决定所有国家都应该不让任何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注册的飞机或由利比亚国民或公司拥有或经营的飞机, 从其领土起飞、在其领土降落或飞跃其领土,除非有关飞行事先得到委员会的批准,或为紧急降落;

  18. 决定所有国家,如有情报提供合理理由认为飞机上载有经本决议修订的第1970(2011)号决议第9和10段禁止供应、销售、转移或出口的物项,包括提供武装雇佣军人员,应不让飞机从其领土起飞、在其领土降落或飞越其领土,但紧急降落不在此列;

资产冻结

  19. 决定,第1970(2011)号决议第17、19、20和21段中规定的资产冻结,应适用于委员会指认的在其境内的由利比亚当局或由代表其或按其指示行事的个人或实体,或委员会指认的由其所拥有或控制的实体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资金、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还决定,所有会员国均应确保本国国民或本国境内任何个人或实体均不向委员会指认的利比亚当局或代表其或按其指示行事的个人或实体,或由其所拥有或控制的实体,或委员会指认的以这些个人或实体为受益方,提供任何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并指示委员会在本决议通过后30天内并在其后酌情指认这些利比亚当局、个人或实体;

  20. 申明安理会决心确保在晚些时候尽快将依照第1970(2011)号决议第17段冻结的资产提供给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人民并用于促进其福祉;

  21. 决定所有国家应要求本国国民、受本国管辖的个人和在本国境内组建或受本国管辖的公司,在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组建或受利比亚管辖的实体、代表它们或按它们指示行事的任何个人或实体和由它们拥有或控制的实体开展业务时,保持警惕,如果有情报提供合理理由认为这类业务可能有助于对平民使用暴力和武力;

指认

  22. 决定附件一中所列个人应接受第1970(2011)号决议第15段和第16段中规定的旅行限制,还决定对附件二中所列个人和实体实行第1970(2011)号决议第17、19、20和21段规定的资产冻结;

  23. 决定第1970(2011)号决议第15、16、17、19、20和21段规定的措施还应适用于安理会或委员会确定的违反或协助他人违反第1970(2011)号决议各项规定,尤其是第9段和第10段规定的个人和实体;

专家小组

  24. 请秘书长与委员会协商,设立一个最多有八名专家的小组(“专家小组”),初步任期一年,在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以下工作:

  (a) 协助委员会执行第1970(2011)号决议第24段和本决议规定的任务;

  (b) 收集、审查和分析各国、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其他有关各方执行第1970(2011)号决议和本决议所定措施情况的资料,尤其是不遵守决议的事件;

  (c) 就安理会、委员会或各国认为可改善相关措施执行情况的行动提出建议;

  (d) 至迟在小组任命后 90天内向安理会提交一份临时工作报告,并至迟在其任期结束前30天内向安理会提交最后报告,包括其结论和建议;

  25. 敦促所有国家、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其他有关各方与委员会和专家小组充分合作,尤其是提供其掌握的有关第1970(2011)号决议和本决议所定措施执行情况的任何资料,尤其是不遵守决议的事件;

  26. 决定第1970(2011)号决议第24段规定的委员会任务也适用于本决议所定措施;

  27. 决定所有国家,包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不得应利比亚当局、或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任何人或实体、或任何通过或者为这些人或实体索赔的人的要求,对合同或其他交易的执行因第1970(2011)号决议、本决议和相关决议规定的措施而受到的影响,提出索赔;

  28. 重申安理会打算不断审查利比亚当局的行动,并强调安理会准备随时审查本决议和第1970(2011)号决议规定的措施,包括根据利比亚当局遵守本决议和第1970(2011)号决议的情况,酌情加强、暂停或解除这些措施。

  29.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利比亚:安理会决议拟进行的指认

编号 姓名 理由 识别资料

附件一:旅行禁令

1 QUREN SALIH QUREN AL QADHAFI 利比亚驻乍得大使。已离开乍得前往塞卜哈。直接参与为该政权招募和协调雇佣军
2 AMID HUSAIN AL KUNI 上校 加特(利比亚南部)总督。直接参与招募雇佣军

附件二:冻结资产

1 Dorda,Abu Zayd Umar 职务:对外安全局局长
2 Jabir,Major General Abu Bakr Yunis 职务:国防部长 少将,1952年生于利比亚
3 Matuq,Matuq Mohammed 职务:公共设施秘书 1956年生于利比亚胡姆斯
4 Qadhafi,Mohammed Muammar 穆阿迈尔·卡扎菲之子。与政权关系密切 1970年生于利比亚的黎波里
5 Qadhafi,Saadi 特种部队司令。穆阿迈尔·卡扎菲之子。与政权关系密切。指挥军队参与镇压示威 1973年5月25日生于利比亚的黎波里
6 Qadhafi,Saif al-Arab 穆阿迈尔·卡扎菲之子。与政权关系密切 1982年生于利比亚的黎波里
7 Al-Senussi,Colonel Abdullah 职务:军情局长 上校,1949年生于苏丹

实体

1 利比亚中央银行 受穆阿迈尔·卡扎菲及其家族控制,可为卡扎菲政权提供资金。  
2 利比亚投资管理局 受穆阿迈尔·卡扎菲及其家族控制,可为卡扎菲政权提供资金。 又名利比亚阿拉伯对外投资公司(LAFICO),
地址:1 Fateh Tower Office,
No 99 22nd Floor,Borgaida Street,Tripoli,Libya,1103
3 利比亚外国人银行 受穆阿迈尔·卡扎菲及其家族控制,可为卡扎菲政权提供资金。
4 利比亚非洲投资局 受穆阿迈尔·卡扎菲及其家族控制,可为卡扎菲政权提供资金。 地址:Jamahiriya Street,LAP Building,PO Box 91330,
Tripoli,Libya.
5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 受穆阿迈尔·卡扎菲及其家族控制,可为卡扎菲政权提供资金。
地址:Bashir Saadwi Street,Tripoli,Libya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2011/s1973.htm

安理会通过决议对利比亚实施禁飞

2011年3月17日 由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没有遵守安理会上月通过的制裁决议,继续武力镇压平民抗议,并且在同反政府力量交锋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上风,在阿拉伯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的推动下,安理会3月17日再次通过决议,对利比亚实施禁飞。

安理会在纽约时间3月17日下午6点半以10票赞成,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第1973号决议,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实施了第二轮制裁。

决议对卡扎菲政权没有遵守2月26日通过的第1970号决议深表遗憾,要求立即停火,停止对平民的袭击;决议授权会员国在通知秘书长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以及包括班加西在内的受到卡扎菲政权袭击威胁的平民居住地区,但这些措施不包括对利比亚的任何形式的外国占领;决议还决定,对利比亚实施禁飞,除为了人道主义目的的飞行之外,禁止在利比亚领空的所有飞行活动,同时要求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拒绝利比亚的飞机在境内起飞或降落。

决议还在1970号决议的基础上,增加了几名受制裁的个人和几个实体,其中包括利比亚的国有企业。

投弃权票的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德国。

在2月26日通过的第1970号决议中,安理会对利比亚实施了武器禁运、对卡扎菲及其亲属和政权高级官员实施了财产冻结和旅行限制的制裁措施,同时决定将利比亚情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

这是历史上安理会第二次对利比亚实施禁飞。在1988年的洛克比空难和1989年的法国联盟航空空难之后,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利比亚对肇事者采取措施,由于利比亚拒绝执行,安理会在1992年通过第748号决议对该国实施了禁飞和武器禁运,直到2003年利比亚做出移交了空难肇事者等让步后,这些制裁措施才得以解除。

欢迎转载,请注明引自“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心”

http://www.un.org/chinese/News/fullstorynews.asp?NewsID=15252

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图]
2011年03月18日 10:18:42  来源: 新华网 【字号 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3月17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部分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举手投赞成票。当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新华社记者申宏摄

新华网联合国3月17日电(记者危玮 顾震球)联合国安理会17日通过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要求有关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

  安理会当天上午再次就利比亚局势举行闭门磋商,于美国东部时间下午6时30分左右就法国、黎巴嫩、英国和美国共同提交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显示,安理会15个理事国中有10个国家投赞成票,中国、俄罗斯两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印度、德国和巴西三个非常任理事国投了弃权票。

  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一个决议案在获得9票赞成,且没有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的情况下即可获得通过。

  决议说,为了保护利比亚平民的安全,除以人道主义救援为目的和负责撤离外国侨民的飞机外,禁止所有飞机在利比亚领空飞行。

  根据决议,有关国家可以单独或通过地区组织及其他安排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但其中不包括派遣地面部队占领利比亚。有关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必须立即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汇报。

决议要求利比亚冲突双方立即实现停火,全面停止对利比亚平民的一切袭击,呼吁利比亚各方加强努力,推动对话,以寻求一个和平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此外,决议还决定对利比亚实施比第1970号决议更为强硬的武器禁运和财产冻结等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冻结利比亚中央银行和利比亚全国石油公司等利比亚实体的财产。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当天在安理会通过有关利比亚局势决议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说,中国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在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磋商过程中,中方和其他一些安理会成员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但遗憾的是,不少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和回答。因此,中国对该决议投了弃权票。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说,俄罗斯和其他安理会成员所关切的一系列问题都没有获得解答,决议所包含的条款可能会引发大规模军事干涉。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3/18/c_121202951.htm

2011年3月18日星期五

张京生:我是怎样走上民主的不归路?

  1979年,我参加了中国的民主运动,1981年被判刑4年。1989年,我再次参加了6.4民运,被判刑13年。朋友们常和我开玩笑说,北有魏京生,南有张京生,并要我把参加民运的故事写出来。我是怎样走上民运道路的呢?

  1953年,我出生于中国北京,小时候随父母迁居湖南省长沙市。因为父母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对共产党深信不疑。但到了1976年我出事了,这一年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也是我个人命运的转折点。

  1976年,华国锋打倒了 “四人邦”,从此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因为我受共产党极左思潮的影响太深,一时转不过弯来。在一次小组会上,我说, “究竟是华国锋对,还是四人邦对,我搞不清,所以我不表态支持谁。”那年我才26岁,被共产党忽左忽右的政策给弄糊涂了。但是激烈的政治斗争不充许我糊涂下去,共产党要强行让我明白过来,我成了共产党的斗争对象。

  那时,我是在长沙市新中机械厂当工人。厂领导要我写检讨。我拒绝了。很快公安局就找我谈话,威胁我写检讨。厂人保科派人看守我,不准我上班,隔离审察了两个月,然后一个车间一个车间的轮流批斗,最后全厂批斗。那年镇压的很残酷,长沙市有一个人在华国锋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叉,很快就被枪毙了。很多政治犯被镇压。我厂有一个造反派的领袖,叫周幼良,他被迫自杀了。我害怕了,为了不进牢房,我作了公开检讨,才把我放了。就是这样,我成了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牺牲品。从此,我感到一切都完了,再也抬不起头,我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以后只能象一个形尸走肉般地活着。

  打倒四人邦以后,文革也结束了。中国的政治又慢慢活跃起来。邓小平先生等复出,很多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云集北京,要求平反。一股解冻的民主浪潮席卷全国。走投无路的我很快被卷进了1989年的民主墙运动。那时我有一台北京制造的红灯牌收音机,我经常偷听美国之音等外台。所以,我已经知道民主墙了。我的悲惨命运和成千上万悲惨的中国人一样,是不民主的制度造成的。所以我发誓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

  我自己买了一台印刷机,还有铁笔,钢板,蜡纸,油墨等,一个人在长沙市干起了民主运动。我办了一份小报,取名《流浪者》。这个小报为什么叫流浪者呢?那时有一部印度的优秀电影就是《流浪者》,象我这样的人就是政治上的流浪者,我没政党,就象没有家一样,被共产党愚弄了,羞辱了,抛弃了。民主运动又把我救活了,我又生龙活虎的忙起来,写文章,印报纸,到处贴,到处卖报,我骑着单车跑遍了长沙城。厂里的工人们怀着好奇眼光看着我,说: “你又是记者,又是编辑,又是卖报的。”

  很快就人有人来找我联系。那天,有两个神密的人来找我。一个是中学老师张树寅,一个是工人蒋经建。他们看了我的《流浪者》,所以找来了。他们对我也有神密感,所以一开口就让我大吃一惊。张老师说: “我们是《春丛》杂志编辑部的,我们有四十多个人。我们分了工,成立写作小组,编辑部,印刷部,销售部。”我吃惊的望着他们,高兴的不得了。但是我却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以为我的《流浪者》也有一群人。《流浪者》上的文章都是我一个人写的,但是我给不同的文章取了不同的笔名,所以看起来有一群作者。当我说明这一切后,他们也感到惊奇。这两个神密人物走了以后,我仍然兴奋异常,那天晚上,一直睡不着,大有找到了党组织的感觉。我想,我终于找到了组织,以后有家了,不再是孤独的流浪者了。

  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的找到了《春丛》编辑部。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后,使我大失所望。《春丛》是一个文学性刊物。文章的内容还是比较开放的,但印的质量很差。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刊物,多数人实际上已经准备散伙了。

  我提议大家齐心上街,把剩下的几十本卖掉,办一个小报。大家同意了。但是出面叫卖的就是我和蒋经建,其他的人害羞,躲在一边看。《春丛》还是受到了长沙市民的欢迎,一元一本,很快卖完了。

  蒋经建是湖南民运的杰出先驱者,《春丛》编辑部就设在他家。他是一个街办小厂的临时工,工资很少,但总是热情招待我们这些朋友。写文章,刻蜡纸,印刷,卖刊物,他什么都带头干。卖《春丛》的钱只有几十元。我们用这些钱办了一份小报。蒋经建提议小报取名《民声》,大家同意了。《民声》办的非常出色,受到长沙市民的欢迎,但也引起公安的打压,所以办了几期就被迫停刊了。

  那时的民刊如雨后春笋,长沙市就有好几家。著名作家韩少功,那时还是湖南省师范大学的学生,他也办一个文学刊物,他的处女作就发表在这个油印刊物上。他不搞民运,修成了正果,共产党让他当了作家。

  长沙大学的教师刘力平和工人杨国祥办了一个杂志《理想与通讯》。刘力平老师那时书生意气十足,津津乐道毛泽东先生的《湘江评论》,大有指点江山之慨。

  有一个农民看了我贴在街上的《流浪者》小报,他按小报上的地址找到厂里来了。他是一个上访者。他的名字,他是湖南省哪个县的,我现在都忘记了,但是他故事我还记得。他是一个正直勇敢的农民,因为给村干部提意见,受到村干部的报复,被打骂,批斗,关押,所以到省城来告状。他说,他愿意在《流浪者》编辑部工作,因为他也是一个流浪者。我说,《流浪者》只有我一个人,我无法给他按排工作。他失望的离开了。他和上访大军去北京告状。不久,他回长沙市又来找我。他在北京的街头看到了民运的刊物,他把《北京之春》和《四五论坛》的地址抄下来,带回了湖南省,交给了我。这个湖南省的农奴,把湖南省的民主运动和全国的民运联成了一片。

  我马上给《北京之春》和《四五论坛》写信。《四五论坛》的徐文立先生很快回了信。通过徐文立先生,我和全国的民运分子有了通讯关系。武汉的秦永敏,上海的付申奇,青岛的孙维邦,广东的何求,云南的《启蒙社》,北京的《探索》也联系上了。我们互相交换刊物,互通消息。

  但是《北京之春》迟迟没有回信。徐文立先生给我寄了一份《北京之春》,《北京之春》不愧是北大学子办的民刊,字最工整,印刷的最漂亮。但是为什么不回信呢?我写了一封问罪书,马上就回信了。信是谁回的,我也不知道,信上说,他们不是因为傲慢而没有回信,而是因为中共的压力被迫停刊了。魏京生先生办的《探索》也被迫停刊了。一轮新的镇压又开始了。不久,急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魏京生先生被重判十五年,全国为之震惊。许多民刊停办,许多人离开了民运队伍。

  北京徐文立的《四五论坛》,上海付申奇的《民主之声》,广州何求的《人民之声》,武汉秦永敏的《钟声》,青岛孙维邦的《海浪花》,长沙张京生办的《共和报》(我把《流浪者》改成了《共和报》),还有长沙杨国祥和刘力平办的《理想与通讯》,这些民刊还在坚持办。

  徐文立先生把魏京生在法庭上的答辩词刊登在《四五论坛》上。我把魏京生的答辩词作了《共和报》的一期特刊,印了一千份。我和蒋经建在长沙市邮政局门口卖《魏京生答辩词特刊》。来买特刊的人越来越多,我和蒋经建已经招架不住了,有一小伙子主动邦助我们。邮局的门前一片混乱,公交车上的人们纷纷下车抢购特刊,五一路顿时被堵塞了。后来出现了抢夺。但也有市民把我丢失的刊物还给了我们。人们如此关心魏京生的答辩词,是因为政府没有公布这份应该公布的资料。活动结束后,我和蒋经建才知道,帮助我们的小伙子还是个学生。我说给这位学生点钱,被他拒绝了。

  从此,我们和交警成了仇人,我和蒋经建只要到邮局前卖民刊,交警马上报警,公安局马上派人来抓我们。我不知道被警察抓过多少次了。有一次蒋经建被抓到公安局,吕岳湘等几个朋友到公安局要人。那时,公安局只是禁止我们公开活动,没收民刊,然后把我们放了。有一次,我被抓到公局后,警察们就走掉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12点多钟了,我还傻呼呼在那里等着,守门卫的警察不放心,叫我离开。我明白了,这些普通警察也是老百姓,也有他们的看法,所以他们只是应付一下上级,对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想和我们为敌,上级没说的事,他们决不会做。

  那时我就想到了多党民主制问题。但是淡这个问很危险,人们还不敢谈,不好谈。我利用了毛泽东先生的一段话,写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毛先生的这段话出自《论十大关系》。毛先生说,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不仅过去如此,将来也可以如此。

  毛先生谈的当然是共产党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但是这毕竟是在谈社会主义的多党制的问题,从而打破了社会主义不能实行多党制的神话,打破了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谈多党制的禁令,打破了人们不敢谈社会主义多党制的禁区。武汉的朱建斌对我的这篇文章赞不绝口,并且把我神化了。但是朱建斌见了我后大失所望。他看了我的文章,对我产生了幻想。

  武汉的朋友们邀请全国办民刊的开会。武汉的朋友谎称有几个朋友春节来玩,在厂里招待所要了免费的房间。到会的有上海的付申奇,长沙的杨杰,还有杭州市的代表,安阳的代表,重庆的代表等。我,徐文立,何求,孙维邦也在邀请之列,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们都没去。我提出了一个愚蠢的问题,问是否带棉被,武汉朋友没回信。我在长沙等回信,他们在武汉等我开会。我错过了这次重要会议,十分后悔,因为那是全国民运领袖聚会的唯一的一次机会。

  那时,我们常去高校卖民刊,宣传民主。有时受到了校方的阻止。有一次,我和蒋经建去湖南省师范大学卖民刊,校方立即报警。公安局的警车冲进学校。蒋经建大叫快跑,我说,我们分头跑,我们骑着单车分头逃跑。因为是我们先发现警车,警方没有发现我们,所以我们逃掉了。

  1980年,湖南的民运出现了一个高潮。湖南省政府分配给湖南省师范大学学生二个人民代表的名额,校方打算按老规矩选举,由党委指定候选人。但是学生们的民主意识高涨,要自由选举。陶森,梁恒,陈安庸等几个同学毛遂自荐,竞选人民代表。校方给同学们扣上了一顶大帽子,说学生们搞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校方的打压激怒了学生们,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到省政府请愿。省政府当然不能答应学生的要求。学生们就在省政府门前绝食静坐。学生们的态度很坚定,绝食静坐坚持了两天。      

  省政府看学生们不散,就要陶森进省政府谈话。同学们不同意陶森一个人进去谈,但陶森不听同学们的劝告,一个人进去了。进了省政府以后,工作人员摆上了茶点,热情招待,只劝陶森吃东西,根本不谈别的。工作人员看陶森不吃,假装回避。陶森看没人,两天没吃东西的他有点忍不住了,就吃了一点东西。工作人员发现陶森吃了东西,喜出望外,就要陶森劝同学们吃东西。并且,工作人员故意把陶森吃东西的事告诉了同学们。同学们半信半疑,质问陶森。陶森含糊其辞的劝同学们喝点牛奶。同学们知道他们的领袖动摇了,悲愤的撤回了学校。

  《共和报》和《理想与通讯》联合报道了这次学潮。这篇报道是我和胡晓明共同执笔的。香港《八十年代》转载了这篇文章。

  武汉会议后,大家还不满意,还想再组织一次全国会议。广州的何求从香港弄了一笔经费,所以邀请我们南下广州,成立全国民刊协会。朱建斌再次到长沙和我会谈。我这次没再犹豫,和他去了广州。我们在广州的第三天,就被警方抓起来。广州会议失败于泄密,是怎样泄密的,我至今不知。总之,我们都不是称职的职业革命家,根本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在广州的监狱里,我被关了二十天。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了铁门铁窗的滋味。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1981年初,中共中央下了一个 “九号文件”,要镇压我们。1981年4月24日下午2点多钟,刘力平老师在上班的路上被捕。同日下午的6点多钟,我在厂外的公路上被公安逮捕。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所以,我毫不畏惧的走进了监狱。

  
  在看守所的岁月

  我是傍晚被捕的。那天是星期天,吃完了晚饭,我准备去杨国祥家。他约我去开会。我骑着单车出了厂门,突然后面有个小伙子骑着单车赶上来,又跑到我前面去了。我一看,他是我厂职工的孩子,我也没在意。

  我骑到了长沙市水泵厂门口,有一个人向我招手,我一看他,不认识,我还是下了车。因为长沙市水泵厂就挨着我们新中机械厂,我常去长沙市水泵厂卖民刊。我以为遇到了一个我忘记的朋友。我笑着说,你是谁,我想不起来了。他也笑着和我握手,另一只手消消的抓住了我的单车。傍边的另一个人接过了我的单车,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有一只手已经搭上了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长沙市水泵厂门口停了一部北京吉普的警车,车上又下来了两个便衣。我明白了,我被捕了。我没有做任何反抗,也没有争辩。便衣们也没说话,他们把我押上了北京吉普车,一边一个便衣,把我夹在中间,把我送往公安局看守所。

  便衣们兵分两路,另一路到我厂搜查去了。但是他们搜查不到什么。因为我早就把所有文件藏起来了,朋友们信件被我烧了,印刷机也藏起来了。

  我在车上平静的回想起今天发生的怪事。今天是星期天,中午我去传达室拿书刊和信,因为朋友们常给我寄书刊和信。当我经过人保科的门口,意外的发现门开着。平时的星期天,人保科是从不上班的。原来,人保科是为抓我加班。

  还有,我发现楼下,总是有我不认识的人在逗留。

  刚才骑着单车追我的小伙子,是在给公安报信抓我。

  如果我不出厂门,他们会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抓我。

  到了看守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狱警们为了我忙了一阵。一个戴眼镜的胖警察把我带到了一个门口,要我喊报告。我喊了一声报告,我后面有个人说, “进去。”那是一个哨兵的口令,我并没有看见哨兵。进了门后,里面的灯光昏暗,我什么都看不清。胖警察要我面对墙壁,并警告我不要东张西望。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子就是负责审问我的尹警察。尹警察进去问看守所的所长,看关我的监房准备好了没有。然后,我就被送进了监房。

  监房里已经关了两个犯人。这个监房是特意为我准备的,两个犯人也是临时调来的,牢头姓常,警方按排他监视我,并配合警方做我的思想工作。

  刚到看守所的时候,警方还希望我回心转意,认罪服法。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他们以为,我这样的小青年关几天就会害怕了,然后再教育一下,释放回家。象我这样的造反派,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见得多了。所以,警方对我这个政治犯还算是优待的。所以,犯人们也没有为难我。

  第一次提审,是四科的鲁科长,尹警察负责记录。犯人们说,鲁科长的外号叫鲁剃头,他专门审大案要案。长沙人把杀头戏称剃头。鲁剃头,就是专门审杀头的大案。所以,犯人们看见鲁科长,无不胆战心惊。

  我进了办公室后,鲁科长让我坐下。然后和气的问我这几天怎么样,是不是认罪服法。我说我没有罪。鲁科长的脸色马上就变了。他不耐烦的警告我,只有认罪服法,坦白交待,才是唯一的出路。他还说, “你的问题,提起来有千斤,放下去只有四量。这句话,你好好想一想。”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都沉默了几分钟。他喝了一口茶, “说怎么样,考虑好了吗?”我说, “我没有反对共产党,没有反对社会主义,我只希望中国更加民主,能够做到百鸟争鸣,百花齐放……”鲁科长不耐烦的打断我的话,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花,一朵也不能放。我今天只问你一句话,你有没有罪?”我说, “我没有罪。”鲁科长把茶杯重重摔在桌上,冲到我面前,抓住我的衣领,咆哮着,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不老实,死路一条!”我以为他会动手打我,但是他没有打我。这是他的心理战术,他是想试探我的胆量。他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来了,我没有恐惧。他只好松了手,但是他口里喊着:“把他给我关起来,整死他!”尹警察放下了记录的笔,把我送回了监房。

  鲁科长为了让我认罪服法,破例让我的父亲和大妹来探监。我的父亲和大妹被请到了审讯办公室。这是其他犯人家属得不到的特殊优待。我的父亲看我来了,苦笑了一下,劝我听政府的话,没说几句就哭了。我大妹也哭了。我也很伤心,但是我没哭。在厂里批斗我的时候,我已经哭够了。我劝父亲和大妹别哭,我说我很好!我问: “家里人都好吗?”大妹说,家里人都好,三妹结婚了。父亲还说,只要你承认错误,就可以回家。我不想让父亲伤心,没有和他再谈下去。鲁科长看亲情打动不了我,就草草结束了这次探监。

  后来父亲和母亲又来探监,这一次警方没让他们见我,还说我不认罪服法,表现不好。回家的时候,母亲在公共汽车上失声痛哭。四年后,我回到家时,父亲对我说起了这件事。

  有一次打水的时候,我看见了刘力平老师,他关在南面那排的某一个监房。鲁科长为了给我施加压力,把刘力平老师转到长沙县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后来,刘力平老师被判6个月拘役,送回长沙大学监督劳动,取消大学教师的资格,降为工人,打扫卫生。当时,我还以为刘力平已经被释放了。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只要我认罪服法,就马上释放我。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动摇我的意志。

  鲁科长也不提审我了,他通过犯人了解我的案情。鲁科长对我的政治活动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和我政治活动有关的材料,公局早就收集了很多。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我和海外的关系。在第一次提审时,他就对我说: “美国和台湾对你很感兴趣。”我在新中机械厂的时候,有的工人也对我说,听到美国之音报道了我的新闻。我经常听美国之音,但从未听到过关于我的报道。监视我的犯人,也常问我和美国台湾的关系。鲁科长看我和美国台湾没有特务关系,就把我的案子丢在一边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他很难理解我,非常生气,不准家人探监,不给我送日用品。没有肥皂,没有牙膏,没有卫生纸,没有换洗的衣服。天寒了没有棉被。开始我还写信向家人求救,后来我不写信了。想写信,也没纸,没笔,没邮票,没有信封。父亲等着我认错。冬天来了,父亲知道我不会认错,给我送来了棉被棉衣。在看守所,我才知道什么是热,什么是寒,什么是春夏秋冬,什么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什么是失去亲人的痛苦。为了人民不再做奴隶,我们必须负出坐牢的代价。

  看守所的监房通风条件很差,夏天闷热潮湿,冬天阴暗寒冷。墙上有斑斑血迹,那是蚊子吸了犯人的血,犯人又把蚊子和血涂抹在墙上。夏天,监房象一个蒸笼,我身上长满了痱子,奇痒无比。冬天,冻得睡不着。

  在看守所的犯人是睡统铺,即一张大床。可能是因为统铺造价低廉,又不容易被犯人破坏。看守所的犯人是思想最不稳定的人,破坏性是很大的。所以,看守所的犯人只能睡统铺。一个监房有一个统铺,一个统铺只能睡8个人,也就是说,一个监房的设计标准是关押8个犯人。但是,共产党的运动一来,每个监房房里关上20至30个是常有的事。统铺上睡不下的犯人,就只能睡在地上了。我就在地上睡过。睡在地上的人难受,睡在统铺的人也不好过。因为人太多,睡在统铺上挤的让人窒息。

  统铺靠近门的位置,是牢头的位置。牢头通常是狱警指定的。防止犯人逃跑,最重要的就是防止犯人从监房的门逃跑,所以牢头睡在靠近门的位置。其他位置就由犯人的本领来决定排列了。统铺的另一头,长沙人叫 “桂花湾”。桂花湾的意思,是说那里的味道很大,很臭。因为粪桶就在 “桂花湾”。最没有本事的犯人就睡在桂花湾了。

  为了睡在统铺上,为了不睡桂花湾,犯人经常斗殴。美其名曰,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打赢了,谁当皇帝,没有民主可言。我这个讲民主的就只能睡地上,或睡桂花湾了。

  犯人用的水,是一个露天水池的水。水池设在监房门外。每到打饭的时候,每个犯人都去打一桶水。露天水池无人清洗,非常脏,我们就用这样的水漱口,洗脸,洗澡。犯人只能用冷水洗澡,一年四季都是如此。1982年大年三十,狱方让所有的犯人洗了一次热水澡,这是唯一的一次。

  给我们做饭的是留在看守所服刑的犯人,经常给我们吃没炒熟的生菜。不管我们怎样提意见,都没用。可能是看守所的犯人太多,而做饭的犯人太少,来不及炒那么多菜,所以我们经常吃生菜。

  看守所为犯人提供的书只有两本,一本是《刑法》,一本是《刑事诉讼法》。报纸只有《湖南日报》,报纸要经过警察的审察后,才能决定给不给犯人看,而且是几个监房轮流看一份报纸,所以看的总是旧报纸。有时犯人家属送来一些杂志。因为我拒绝认罪和交待,牢头为配合狱警整我,禁止我看小说,杂志,报纸,还故意唆使其他犯人打我,每天对我冷嘲热讽,威胁恐吓。随着警方对我的态度变化,牢头对我也越来越凶了。

  看守所的武警每一个月搜一次监。搜监的时候,他们把犯人们都赶出监房,然后乱翻一气。犯人的东西被乱丢乱摔,床上到处是武警的鞋印。当犯人们回到监房时,监房里一遍狼藉,就如被土匪抄了家一样,犯人无不感到愤慨。当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件的时候,我感到震惊,我没想到共产党是这样对待犯人的。

  为了让我低头认罪,狱警把我转到一个小监房。小监房有两个木架子双人床。可以关押四个人。我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一个犯人,他是负责监视我的。睡觉的地方宽多了,也安静多了。在大监房,没事做的犯人总是搞一些恶作剧,让我感到不安,所以刚去小监房时,我感到很高兴。但是在小监房关久了,才知道小监房更可怕。可怕之处最主要是寂寞。我在小监房关了七个月,多数的日子只关两个人,有时关三个人,最少只关我一个人。时间久了,两个人都没有话说,所以感到更难过。有二天,监房里只关了我一个人,使我感到很恐怖,好象是被关在一口棺材里。幸好第三天,又送进来一个犯人。其他的犯人不停的更换,我总是关在小监房,目的很明显,是为了让我这个政治犯在这个令人神密的小监房反省认罪。我想,这一定是鲁科长的主意。

  但是,我还是没有认罪,还写了一首反诗。这首反诗的标题是《劝君》。君是指邓小平先生,因为是他下令镇压我们的。这首诗如下:

  《劝君》

  劝君莫学秦始皇,

  坑儒不是好主张。

  焚书岂能灭仁义,

  火起烧塌阿宫房。

  为准备法庭上的辩论,我也写了发言稿。监视我的犯人偷偷的向狱警报告了我的情况,我的反诗和辩论稿都被熊所长没收了。

  小监房更加潮湿,所以我们两个犯人都睡双人床的上铺。上铺就挨着窗户,所以我们经常站在窗户边向外了望。监规规定不准犯人爬窗了望。但是监视我的犯人爬窗了望就没事,我爬窗了望就不行。其实窗外也没什么好看的,只是从来不放风,所以我想看一下铁窗外面的蓝天,白云,和院子内的草坪,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熊所长看见我爬窗了望,就把我叫到办公室。我还以为熊所长又要给我洗脑,让我认罪服法,我心里还是挺高兴的,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出监房的门了,出来走走,也是一种享受。我喊了一声报告,熊所长示意要我进去。我进去后,看旁边有座位,我看了熊所长一眼,犹豫了一下,就坐下了。没想到熊所长勃然大怒,他严厉的叫了一声: “站起来!”我吓了一跳,站了起来。熊所长叫人拿手铐。一位姓王的警察拿来一付手铐,熊所长一看,说大了。王警察又去找了一付小手铐。我以为熊所长要把我的手铐在前面,就乖乖的把手伸出来,让他老人家铐。没想到他老人家脾气不小,要我把手放在后面,他要给我戴反铐。戴完了反铐,他才给我上课,说我不认罪服法,违反了监规,爬窗了望,训了半个小时。

  回到监房后,大约过了四个小时,我手就开始肿了。晚上不能入睡。吃饭的时候,我无法吃饭,只能让别人喂。我不好意思让别人帮我洗澡,所以三天没有洗澡。如果我第二天就向熊所长认个罪,说不定就给我松了铐。但是三天过去了,我没有向他低头,所以他也不给我松铐。

  第四天,审我案子的尹警察提审,他是要我签提审记录的,所以他不能不松开我的手铐。反铐松下来后,我一看我的手,手已经肿的象包子了,前臂也肿了。我并没有为此伤心,好象没事一样。尹警察这一次对我很和气,问我为什么事戴铐,我说: “是爬窗了望。”他笑了笑,没说什么,让我看记录。他还让我修改记录不准确的地方。我签了字后。他不好意思的说: “没办法,手铐还得戴上。”因为,哪位警察给犯人戴的手铐,就由哪位警察松铐,这是监狱里的规矩。我说: “没关系。”但是,尹警察弄了半天,那付手铐已经无法再戴上去。因为我的手肿的太厉害了。尹警察说: “我给你说个情,把铐子取掉。”尹警察去找了熊所长。熊所长的气还没消,只同意把反铐改为前铐。尹警察给我换了一付大一点的铐子。铐在前面,比铐在后面好受多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熊所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那时正是大热天,蚊子很多,他吹着电风扇,把蚊子都吹到了我的一边,我又不敢动,蚊子拚命的咬我,痒的钻心。我老老实实听他老人家训话,不敢顶一句嘴,直到他老人家说累了,才给我松了手铐。

  熊所长为什么这么恨我呢?我刚到看守所的时候,就是他接收我的。那时,他穿着白色的土布上衣,站在一边,我还以为他是监狱里的打杂工。他看我若无其事的样子,就想给我一个下马威,他要我立正,站好,读墙上的监规。我抬头看墙,监规的字我看不清,因为我是近视眼。他也只好罢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看守所的所长。没过多久,他听说我不认罪,就找我谈话,劝我认罪服法。我说我没罪。他说: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我说: “到了黄河不死心的,才是中国人。如果没到黄河就死心了,那么中华民族怎么征服黄河呢?”他看说不过我,就收兵了。没想到,他一直记恨在心里,文的不行,就来武的,给我戴了三天三夜的反铐。

  签了审讯记录后,我知道公安局已经给我结案了。我的案子被送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检察院,我的公诉人来提审了。检察员的姓名是龚海源,他假装很理解我样子,他说: “我们都是年青人,可以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我谈了我的政治观点。他只一边听,一边记录,并不指责我,也不谈他的观点。提审完了,他还和我握了一下手。但是,到了法庭上,他的态度完全变了。他假装同情我,是为了得到我的口供。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到了检察院的起诉书,也来到了看守所提审。我未来的审判长姓孙。孙法官是一个北方人,性格直爽,我批评共产党,他感到很生气,他说共产党做了很多好事,你为什么不说?专说共产党的缺点。他问我: “怎样实现你的理想?”我说: “我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实现民主。”我们不欢而散,我没有对法官抱任何希望。我已经做了被判刑的准备。

  1981年11月的一天,我被押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那时,长沙市中级法院在东牌楼的一条小巷内。法院的楼房很陈旧。审判庭不大,几十人坐在里显的拥挤。

  我的亲人没有来,他们不愿看见我被审判。我看见我们厂里来了三个人。一个是我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唐国尉,还一个女共产党员,他们是来证明我有罪的证人。还有一个是同情我的工人,他叫李长林。法院并没有邀请李长林旁听,开始不让他进去。后来唐国尉证明李长林是新中机械厂的职工,才让他进入了审判庭。旁听的大多数人,我不认识。这个法庭,从审判长到旁听,都是共产党员。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放心,不敢让我说话。

  在法庭上,没有为我辩护的律师。因为没有敢为政治犯辩护的律师。我的哥哥去过律师事务所,他们拒绝为我辩护。法庭也不为我指定律师。这个不完整的法庭本来就没打算公正的审判。法官只问我做过什么?只要我回答是,或不是。其它的辩护,都被他打断,说与本案无关。

  在开庭的时候,孙审判长问我: “是否要求本庭人员回避?”我说: “我要求公开审判人员的政治身份,是不是共产党党员。如果是共产党员,我请求共产党员回避。”孙审判长没有想到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和陪审员们商量了一下,说我的请求是无理要求,拒绝了我的请求。显而易见,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抓我的是共产党员,公诉人是共产党员,审判法官是共产党员。这个法庭是共产党的法庭,共产党早就认定我有罪,根本用着开什么庭,这些共产党员不过是装模作样的在开庭审判,他们根本不打算公正审判,他们想只是按共产党的指示胡乱判我的刑。

  例如,他们说我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法西斯专政。事实上,是共产党在说四人邦搞的是法西斯专政。我只是希望共产党不要再重犯四人邦的错误,就成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说我要推翻共产党,证据是我提议成立第二个工人政党。在武汉会前,我写信提议讨论成立第二个工人政党的问题。武汉方面没有回应,北京的徐文立反对我提出这个议题。我也没有去武汉。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八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一直合法存在,为什么就不能存在第二个工人政党呢?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可以和八个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就不能和第二个工人政党合作呢?宪法上规定了不能成立政党了吗?宪法上规定了不能讨论成立政党了吗?更何况,这只是一个没有列为议题的讨论题,根本没有成立政党的事实。

  他们说我为反革命分子魏京生鸣冤叫屈。事实上,是共产党充许魏京生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且向全世界宣布,是公开审判魏京生。这就是说,魏京生的辩护词是可以向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公布的,否则就不是公开审判,而是秘密审判魏京生了。我只是公布了魏京生自己的辩护词,怎么就成了犯罪呢?

  在法庭上,审判长根本不让我讲话。他总是打断我的发言,禁止我说下去。在最后的陈述中,我还没说完,审判长就叫法警把我带出审判庭。

  休庭十几分钟后,审判长宣布判我四年刑,另外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然后,我又被送回了无聊的看守所。

  1982年的春节快到了。犯人们的家人纷纷来探监,给狱中可怜的亲人送来一些吃的和日用品。按照看守所的规定,已经判决的犯人,可以让犯人和家人见一次面。但是我的亲人没有来看我。我厂的工友李长林来探监,警方把他送的东西转交给我了,但不准他见我。李长林给我送了二十元人民币和一条马头牌肥皂。

  除夕下午,我失望的看着监房的门。没想到看守所的徐副所长来看我。他问我: “家里来人没有?”我说没来。他问我: “有监票吗?”监票是看守所内犯人使用的一种特殊的货币。我说有二十元。他说: “想买东西吗?”我说想买吃的。我把二十元监票给了徐副所长。他没再说什么,他去换了现金,上街给我买了一些点心。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徐副所长。犯人们说,徐副所长是湘潭人,他调到湘潭市公安局去了。徐副所长并不是一个多情的人,平时我看他对谁都是冷冰冰的面孔,我们从未打过交道。他为什么对我这样动情,也许他被我的故事感动了,也许他看我太可怜了。

  春节,我在小监房听了三天三夜的鞭炮声。我以前并没有在意城市的春节。过春节的时候,我通常是在乡村地区过的。因为我父母亲的工厂不在市区,是在农村的地区,那里的人不会放那么多那么久的鞭炮。密密麻麻的鞭炮声响个不停,只到初三初四,鞭炮声才慢慢稀少下来。那时,我忍饥挨饿,想念着外面的幸福生活。我说,以后出狱后,我要把我喜欢吃的东西都吃一遍。

  我刚进看守所的时候,就学会了几首囚歌。其中一首是《铁窗之歌》,几乎所有的犯人都会唱这首歌。这首歌的曲子是湖南民歌的调子,没有人知道词曲的原创作者是谁。这首歌一直在看守所和劳改队流传,其艺术性可想而知。共产党虽然不喜欢这首歌,但是也禁不了它,只能听之任之。我把它改编了一下,歌词如下:

  铁门啊,

  铁窗啊,

  铁索链,

  把我锁在牢门里面,

  外面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

  我却在牢中受折磨,

  我却在牢中受折磨。

  铁门啊,

  铁窗啊,

  铁索链,

  把我锁在牢门里面,

  铁链啊铁链你叮当叮当,

  伴随着自由的歌声飞,

  伴随着自由的歌声飞。
  

  春节后,小监房完成了关押我的使命,因为它又有了新的神密任务。我被转到了一个大监房。我以前讨厌大监房,现在我觉得大监房比小监房好,有人说话,开玩笑,讲故事,还可以和犯人们玩游戏,唱囚歌,日子容易打发。

  长沙人把第二次进公安局的犯人叫二进宫,第三次进公安局的叫三进宫。因为公和宫的音相同。我们这些新犯人喜欢向二进宫或三进宫的老犯人打听劳改队的情况。这些老犯人就吓唬我们,说劳改单位如何劳累,如何饥饿,如何挨打,使我们新犯人感到害怕。但是,在看守所不见天日的日子太难过了,所有的犯人都盼望着早日起解。因为到了劳改单位,能有更多的自由。我象盼望着被解放一样,盼望着起解。每当有犯人起解,我都会羡慕他们。这一天终于到了。五月的一天,狱警姚大伟突然叫我和罗湘涛的名字,还要我准备行李。我高兴的跳起了,慌慌张张的清理自己的行李。

  我,罗湘涛和另外二个犯人一起起解。押送我们的是姚大伟警察。姚大伟带我们到保管室去领被扣押的其他物品。例如裤腰皮带,手表等。那是进看守所时,被扣押的。我有一年多没系皮带,没戴手表了,系上皮带,戴上手表,我感到很舒服。犯人们的监票也拿出来兑换成现金。我们正要出发的时候,我突然报告,要解小便。姚大伟的眼睛一瞪,说: “刚才不解,现在解,你要是调皮,我打死你。”我在监房里解过小便,由于兴奋紧张,我又要解小便了,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得了前列腺炎。姚大伟看我着急的样子,又改了口气说: “快去!快去!”

  姚大伟和另外两个武警押着我们四个犯人上了囚车。我们四个犯人,每两个犯戴一付手铐。车子开出了看守所的大门,我们终于告别了看守所可怕的生活。囚车开上了我曾经熟悉的街道。我贪婪的了望着囚车外面长沙市区的一切。囚车很快到了火车站。

  一个狱警,两个武警,四个囚犯和普通旅客一样走进了长沙火车站。周围的人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这个特殊的旅游团。在慌乱中,我行李散了。我的行李是最多的。我生气的说,丢掉算了。姚大伟说,别丢了。他命令另一个犯人帮我拿行李。我们慌慌张张的上了火车。

  当我们都坐在火车上时,姚大伟才松了一口气。其实,他比犯人更紧张,他担心我们在人多的车站逃跑。火车徐徐启动,然后向湖南省的北部飞奔,我的心也飞向了远方。

  2011年3月18日星期五
 

(附件)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讼书

长检刑起字(1989)第74号

  被告人张京生,笔名韩新,男,三十五岁,汉族,山西省夏县人,初中文化,韶光电工厂临时工,住韶光电工厂宿舍五栋一门二楼四号。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因反革命宣传煸动罪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一九八五年四月刑满释放。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因本案被收容审察。九月四日因反革命宣传煸动罪经本院批准,九月五日由长沙市公安局执行逮捕。

  被告人张京生反革命宣传煸动一案,由长沙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于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现查明:

  被告人张京生于一九八九年五月至六月,在动乱期间,窜出来积极进行宣传煸动活动。五月四日在烈士公园等地进行煸动性演说,宣传所谓 “民主” “自由”。五月二十一日主动加入非法组织 “工自联”。并积极为 “工自联”编写宣传煸动稿件。公安机关在此期间两次对其进行训戒教育,但毫无悔改。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后,张京生又跳将出来。于六月六日,撰写了《紧急呼吁书》反动稿件,交由 “工自联”油印五百份在全市广为散发。被告人张京生在《紧急呼吁书》中写道: “北京大屠杀已进入了第四天。镇人民的反动军队仍在源源不断地开进北京,反动军队仍在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呼吁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罢工,罢课,罢市!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打击李某为首的反动政府,制止北京的大屠杀,制止全国的大屠杀”。并狂妄叫嚣: “誓与李某反动政府血战到底”。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上述犯罪事实:有物证,证人证言,现场照片和录音等证据材料证实。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亦供述在卷。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足,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京生以传单和演说的方式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构成了反革命宣煸动罪。被告人系累犯,同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应从重处罚。为了严明国法,保卫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惩治犯罪,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之规定,将被告人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检察员:罗经建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检察院章)

  附项:1,被告人现押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

     2,移送案卷一册。

     3,移送补充证据二份。
 

(附件)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1989)刑一字第82号

  公诉人: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罗经建。

  被告人:张京生。笔名韩新。男。三十五岁。汉族。山西省夏县人。初中文化。系韶光电工厂临时工。住该厂宿舍五栋一门二楼四号。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一九八五年四月刑满释放。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因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被收容审查。九月五日被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张京生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经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由公诉人罗经建出庭支持公诉。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现查明: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被告人张京生在湖南大学东方红广场和烈士公园等地。向游行队伍发表演说。极力为反革命分子魏京生鸣冤叫屈。并叫嚣 “为参加这次行动。我不怕坐牢”。五月二十一日以来张京生积极撰写稿件。煽动罢工。罢课。经我公安机关两次传唤教育仍坚持不改。特别恶劣的是。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后。被告人张京生于六月六日撰写,散发了一份内容极为反动的《紧急呼吁书》。张在《紧急呼吁书》中恶毒攻击我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是镇压人民。并大肆煽动: “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罢工。罢课。罢市!”还疯狂地叫嚣:要以暴力推翻中央人民政府。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物证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京生曾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这次全国动乱中。撰写反动文章。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经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且系累犯。罪恶重大。应从重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张京生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三份。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审判长唐吉凯

  代理审判员陈佳

  代理审判员赵建刚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邹剑钧

  (湖南省中级人民法院章)

作 者 :张京生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1年4月10日22:44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420/2011410224418.htm

2011年3月15日星期二

郭于华:对比

在日本,学校等公共建筑设施是安全的避难场所;在中国,学校是孩子们的葬身之地;

在日本,国家首脑招开各种紧急会议商讨决定救灾要务,前往视察最危机紧要的核电厂,向全民通报灾情、呼吁镇定冷静;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到机场“搬”一下救灾物资或赴救援地喊一声坚持住…而其视察时全部道路让行、实际求援行动停止;

在日本,自卫队和救援队很少在镜头上出现,忙着干该干的事;在中国,救援现场红旗招展,救援官兵频频上镜,语言豪迈;

在日本,媒体提供的多是实际灾情、民情的报导,有数据,有影像而媒体自身很少显现;在中国,媒体大力配合领导人作秀和自己人选秀,所报内容首先是领导重视,亲临现场指挥,军警指战员…,实际的灾情、数字你就是看不着;

在日本,作家艺术家大概都在与人民一起共赴国难,共度时坚;在中国,总有作家学者出来“含泪”劝告受难者不要和政府过不去,要不就说死难者“纵作鬼也幸福”(草踏马!抱歉忍不住了);

在日本,天灾就是天灾,人祸就是人祸;在中国,天灾因人祸而加倍放大,人祸总是被归于天灾。

http://twitter.com/yuhuaguo

2011年3月15日

2011年3月10日星期四

申纪兰回应“从未投反对票”:不拥护就不投票

2011年03月10日03:47京华时报翟烜我要评论(27)
字号:T|T

申纪兰。本报记者张斌摄

参加第二届全国人大会议的申纪兰。
  自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至今,82岁的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全国女劳模申纪兰已连续参加十一届全国两会。
  去年两会,她“从未投过反对票”的话语在网上引起热议。昨天,申纪兰回应说,她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农民,能当一届人大代表就了不得了,没想到连续当了十一届。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见证人,内心拥护的事,她就赞成,不拥护的,她就不投票。
  “不赞成的事,我就不投票”
  3月3日晚,山西代表团抵京。在众人的谦让下,已连续57年参加全国两会的申纪兰第一个下车。不用搀扶,82岁的她自己完成了登记。
  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开始,她是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被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化石”。
  去年,有媒体称申纪兰“参加了十一届全国两会,从未投过反对票”。此言一出,引来无数热议。
  提起此事,82岁的申纪兰起初有些迟疑,而后认真地说,“当人民代表,就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不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我文化低,说不清楚。但这么多年,内心拥护的事,我就投票,不拥护的事,(我)就不投票”。
  什么是内心拥护的事?申纪兰毫不犹豫,“我始终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也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
  稍停片刻,她解释说,“社会中有不好的事和现象,那是个别人出了问题,不是党不好。要这么看,不是党的领导,哪能为人民做这么多事?这一点,我文化低,说不清楚,但是有感情,也从不会忘记”。
  “能栽一棵树总比不栽强”
  一身深色的正装、一双崭新的布鞋——57年的人代会上,申纪兰总是以类似的服装出席。
  “布鞋是自己做的,来不及做,也能买得到。”她说,在会上住宾馆,在家里就是农民。平时就这么穿,习惯了,简单,也舒服——“而且现在还要下地干活,穿着布鞋才能下地啊。”
  申纪兰说,在农村她还有口粮田,平时“不仅下地干活,还上山栽树”——“家里有孩子在身边,但我要自力更生”。
  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代表,申纪兰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在周恩来总理家中做过客,和邓小平一起照过相,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到山西,大多会到西沟村去看看她。
  申纪兰称,她的家现在还在西沟村。从年轻开始,她就带着“娘子军”上山种树。50多年下来,现在的山头已经栽了2万亩树了。
  栽树以外的生活变化,也让申纪兰感慨:过去她步行走7小时才能到长治,到北京最多要用10天时间。现在从山西到北京,3个小时高铁就到了——“这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农民辛苦干出来的”。
  想不想下一届还做人大代表?申纪兰说,这不是她愿意当就当的,是人民选的,“能当一届都不敢想,没想到当了十一届”。不当人大代表干什么?她说,“我要留在农村,做一名好公民,能栽一棵树总比不栽强”。
  京华时报:去年两会你关注哪些问题?
  申纪兰:上一届我提的修路的问题比较多。
  京华时报:一年来这些问题有哪些变化?
  申纪兰:都解决了。我们村通水泥路,周边的村也通了水泥路。现在道路开到了农民家门口了,多好。
  京华时报:就这些问题,你还打算做什么?
  申纪兰:我实事求是说,一届比一届好,每一次讨论的问题都是为人民好的。我说不完党的好,我想不完还能实现什么。
  京华时报:今年你会关注哪些问题?
  申纪兰:今年干旱了,冬天没下一点雪,我们村也干坏了。现在下了场小雪,但要彻底解决还不够。所以,我的提案是搞山区水利建设。
  京华时报:本届任期已过大半,你还有哪些愿望希望在换届前完成?
  申纪兰:我是农民代表,只要重视农业,我就放心了。

http://news.qq.com/a/20110310/000149.htm

2011年3月9日星期三

哪国的政治是富人的游戏?

@CaoniBird: 哪国的政治是富人的游戏?对比:中国2987名人大代表中最富有的70位,财产总额为751亿美元。美国535位参众两院议员中最富有的70位,财产总额为48亿美元。至少38位人大代表的资产总额超过美国最富议员Darrell Issa
10:52 AM Mar 9th via web

@songshinan 彭博新闻社:中国2987名人大代表中最富有的70位,财产总额为751亿美元。美国535位两院议员中最富有的70位,财产总额为48亿美元。美国的国民平均收入是中国的10倍。 http://163.fm/ZJyif6K
11:16 AM Mar 9th via 创造社

徐菁菁:谁在反对卡扎菲

发布时间:2011-03-09 10:31 作者:徐菁菁

“政治真空将成为利比亚的巨大挑战,目前没有任何一个个人和团体具有填补空白的能力,这将使利比亚陷入长期的混乱。利比亚的未来依旧是漫长的未知。”

卡扎菲和他的四子穆塔西姆、女儿阿伊莎在一起(摄于1984年)

2月25日,在利比亚东部城市托布鲁克,倒戈的当地安全部队打出前利比亚王国国旗

1986年4月,美国空袭利比亚,卡扎菲3岁的小儿子哈米斯在空袭中受伤

记者◎徐菁菁

“告诉纳赛尔总统,我们将这场革命献给他。”1969年9月1日,奥马尔·卡扎菲带领着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宣布了伊德里斯王朝的终结。在这场不流血的政变成功后,他向革命灵感的来源埃及总统纳赛尔表示了敬意。42年过去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动乱在席卷埃及之后,正在蔓延利比亚。

卡扎菲从不缺乏反对者。在执政的头30年中,他的最大敌人和威胁一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并不惜以兵戎相见。在1969年革命的当日,卡扎菲宣布收回了美国设在的黎波里附近的惠勒斯美军基地。不久,他又将美国在利比亚的石油公司收归国有。1971年,2000多名利比亚人为支持伊朗扣留美驻伊朗大使馆人质的行动,烧毁了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大楼。在里根时代,利美关系到达了冰点。1981年,以利比亚涉嫌恐怖主义为由,美国在锡德拉湾上空击落两架利比亚飞机,两国断绝外交关系。1986年4月,美国再次动用3艘航空母舰、34艘其他舰船和几百架飞机大规模超低空轰炸的黎波里和重要港口班加西市。在这次空袭中,利比亚伤亡700多人,其中包括卡扎菲的养女。

1988年的洛克比空难被美英认为是卡扎菲的蓄意报复。由于卡扎菲拒绝交出嫌疑人,在美国倡导下,1992年,联合国开始了对利比亚实行长达11年的制裁。1996年,美国又通过达马托法,对在利比亚石油、天然气领域年投资4000万美元以上或违反联合国对利比亚制裁规定的外国公司实行制裁,制裁切断了利比亚的经济生命线。“利比亚经济几乎完全依靠油气出口,但联合国的制裁加上美国的制裁,使得利比亚不能与外国专家与投资方联系,发展油气生产。”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焦点”专家罗纳德·圣约翰告诉本刊记者。根据利政府的统计,1992至1997年间,由于制裁,利比亚蒙受了400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这场较量并没有让卡扎菲失去一切。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卡扎菲和萨达姆一道,被视为中东地区的反美领袖。卡扎菲激进的政治改革令其他阿拉伯国家感到害怕,但他以武力对抗以色列却让他变成了阿拉伯世界的英雄。《现代利比亚史》一书的作者迪尔克·范德维尔指出:“对许多利比亚人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卡扎菲有不少精彩而大胆的分析和提议,他说出了他们不敢说出的话。”

旷日持久的较量为卡扎菲埋下了隐患。圣约翰告诉本刊记者,在90年代中期,油价下降让利比亚经济状况雪上加霜,经济衰落刺激了国内伊斯兰团体的分化。1995年,一些在阿富汗参加过反苏联战争的利比亚人组建了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在东北部海岸线四周的山区活动,依靠私人捐赠的资金、伊斯兰救援机构以及通过刑事犯罪活动得来的钱维持运营。伊斯兰战斗团认为,卡扎菲政府暴虐不公、腐败、反穆斯林,希望在利比亚建立伊斯兰法治理国家。从1996年2月开始,伊斯兰战斗团组织了数次针对卡扎菲的刺杀行动,并与利比亚安全部队进行了激烈交锋。根据英国军情六处前官员戴维·沙勒的说法,其中一些暗杀活动还与军情六处有关。

“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利比亚迅速膨胀的年轻阶层。”英国中东与北非问题分析家艾莉森·帕格特告诉本刊记者,“像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一样,在1995年,利比亚就有39%的人口低于15岁。由于反对私有,新兴的劳动力没有更多的选择,而臃肿的国有部门已经无法为新兴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工作,教育和卫生服务在漫长的制裁中萎缩。”

内外交困迫使卡扎菲选择转变。“9·11”后,卡扎菲是第一个要求缉拿本·拉登,并向美国表示哀悼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2003年,他宣布对洛克比空难承担责任,同意接受高达27亿美元的赔偿。卡扎菲的目标非常明确:他提出要在联合国解除对利制裁后,才支付40%的赔偿金额;而在美国也解除制裁后,再付40%;至于最后20%尾款,则要等到美国国务院与国会将利比亚从支持恐怖主义的黑名单上剔除后,才会兑现。随后,卡扎菲清除了与西方关系正常化的最后一道路障,宣告停止相关核计划,将导弹射程限制在300公里内,并且无条件准许国际原子能总署入境检查设施,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制与开发。

这是一次各取所需的交换。在政治上,双方成为反恐的伙伴;在经济上,西方获得了石油,利比亚则得到了石油收入。利比亚前外长沙勒贾姆2005年8月初曾发表谈话称:“美国与我们改善关系,就是为了石油。利比亚被西方制裁了几十年,石油产量锐减,因为我们的技术和设备都被美国严格控制。我们需要美国的技术和公司。”在当年1月的招标中,美国公司单独或与其他国家的公司合作,一下子就夺得15块对外开放油田中的11块。2007年1月,利比亚已探明石油储量为415亿桶,在非洲排第一位,而利比亚仅有1/4的国土得到石油勘探,广大的未勘探地区无异于潜在的宝藏。

2000年后,卡扎菲曾多次提出要改革利比亚,以“适应21世纪的变化”。以改革派自居的其子塞义夫·卡扎菲开始走向前台。塞义夫接受西方教育,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热衷于讨论开放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他游说西方,讨论民主、公民社会、透明度和法制。在2004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塞义夫甚至称:“民主是方向,我们必须在中东地区做出表率,而不能落后。因为这是世界发展的方向。”帕格特告诉本刊记者,为赢得国内年轻人的拥护,赛义夫设立了国家青年日,并把自己定位成人权卫士和人民捍卫者,“他将那些中饱私囊的尸位素餐者称作‘肥猫’,拨动了许多利比亚人的心弦”。

在经济上,利比亚开始允许一些公司私人化,但这一举措并不成功,许多私有化企业并没能生存下来。“一些人抱怨这些企业雇员在公司破产后面临失业,同时也得不到任何赔偿。”帕格特说。私有化改革的艰难也使利比亚对公共部门的改革举步维艰。“利比亚一直在声称希望将国有部门的雇员人数控制在80万人以内,这几年,利比亚将大概50万原国有部门雇员转移到国家资格认证中心和职业培训中心,希望他们能转行进入私有部门。”

在银行业,私有化改革也是大步推进。2005年,利比亚通过新的银行法,允许外资银行在利比亚开设分行和办事处。3个月后,赛义夫宣布将重组和私有化5家国有银行,并允许外国银行购买其中两家的股份。此外,利比亚还大规模投资基础建设,改善投资环境。

改革令外国投资者感到满意。2009年,利比亚得到了标准普尔公司信贷评级部门的赞许,两个月后,又得到了惠誉国际评级的认可。尽管在过去10年中,卡扎菲依然在各种公开场合发表激烈言论,并以各种惊世骇俗的行为给美国和西方制造难堪,但这已不是利比亚与西方间的障碍。2010年2月,针对瑞士通过全民公决禁止在其境内建设清真寺尖塔的事件,卡扎菲呼吁对“背信弃义”的瑞士发动圣战。随后,白宫发言人克劳利发表讲话指责卡扎菲,利比亚石油公司主席加尼姆就召见了在利比亚从事石油业务的美国各石油公司负责人,正式向他们宣读了一份抗议声明。声明说,美国政府发言人极“不负责任”的讲话,必将对美国在利比亚的石油利益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白宫发言人克劳利不久就发表了道歉声明:“我知道我的意见被理解为对总统(卡扎菲)的侮辱。我的评论不代表美国政策。如果我的话被这样理解,请接受我的道歉。”

但“普通利比亚人并没有从经济改革中得到好处”。“虽然个人从事商业活动的限制少了,但绝大多数受益者依然是有权有势的精英。普通人仍然需要通过和权势阶级挂钩来获得利益。虽然国家制定了许多惠民政策,比如无息贷款、廉价房屋等等,但这些项目往往成了腐败者的掠夺品。公众的愤怒情绪已经持续很久,人们首先对社会经济状况不满,因为石油收入没有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帕格特说。

在过去10年中,卡扎菲成功地逐步消除了西方对他的敌意,但却没能解决国内势力的分裂。赛义夫·卡扎菲2月21日在官方电视上露面时说:利比亚正在陷入一场内战。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赛义夫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

“与埃及不同,利比亚现在的动乱不是由年轻知识分子或者劳工阶级领导的,这是一场部落的革命。”《全球化:全球化世界如何消解于流体战争》一书的作者佩普·埃斯科巴告诉本刊记者,“尽管这场动乱的参与者混合着各种各样的普通利比亚人、失业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城市中产阶级以及军队与安全系统中的叛离者,但他们背后的力量都是部落。”

今天的利比亚由140个部落组成。埃斯科巴告诉本刊记者,部落和他们的宗族谱系几百年来维系和规范着阿拉伯社会。在20世纪早期,利比亚分为三个大区域:的黎波里塔尼亚,东部的昔兰尼加和西南部的费赞,每个区域都有各自主导的部落群体。在1951年利比亚独立前,利比亚没有政治党派,在君主制时期,部落就是政治的全部内容。“1969年的卡扎菲革命重组了部落的政治角色。在卡扎菲的政治体制中,权力集中在人民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大会,而那些旧时代的政治精英——部落的长者,则被孤立。”

“1969上台后,卡扎菲将部落制看做与过去君主制相联合的落后制度,他一度试图令利比亚摆脱部落制度。但他很快意识到,在利比亚社会中部落的力量异常强大,他无法绕过它实现对国家的统治。”帕格特说,“他由此开始逐渐通过离间和联合的方式,操纵部落系统。他与那些具有地理战略重要性的部落结盟,确保能从中招募安全人员。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在90年代,卡扎菲在部落帮助下控制反对力量和背叛者、解决地区争端;另一方面,各部落在军中的分权使得军队呈现分裂状态。在埃及和突尼斯,军队是决定政治前途的决定定性因素,而在利比亚,情况要复杂得多。”

军中势力的分配也为部落间的权力斗争埋下了隐患。埃斯科巴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利比亚安全系统的关键职务由卡扎菲自己的部落卡达法和他1969年时的同盟马格拉哈部落占据。这在根本上意味着,这两个部落垄断了经济关键部门。

“动乱始于利比亚东部地区并不是一个巧合。”帕格特说。东部的昔兰尼加地区是伊德里斯王朝的诞生地,位于该地区的萨迪部落对卡扎菲政权从来缺乏好感。支持卡扎菲革命的卡拉法、马格拉哈和瓦法拉部落和萨迪素来有隙。90年代中期,这里也曾是伊斯兰反叛者的大本营。中央政府和当地的敌视一直存在。“作为对其反叛精神的惩罚,东部地区发展一直受到抑制。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东部人民更加愤怒。”帕格特说。

不只是在东部。利比亚最大的部落瓦法拉虽然在1969年站在了卡扎菲的阵营中,但在1993年,属于瓦法拉部落的军方官员就曾发动过政变,起因是卡扎菲以自己部落成员垄断资源最丰盛的空军。

尽管近几年,赛义夫·卡扎菲积极地斡旋于各部落之间,去年他还亲自从苏格兰接回了成功引渡的洛克比空难嫌疑人迈格拉希——他是马格拉哈部落的高级成员,但这些并不足以平息权力纷争。“现在,卡扎菲形势严峻。”埃斯科巴说,“位于利比亚埃及边境的阿瓦拉德部落、东部的阿兹-扎维亚部落、距离的黎波里西南150公里的阿兹-赞坦联合瓦法拉都已经一起公开反对他。占的黎波里30%人口的塔尔安部落也已经倒戈。而在南部,一些部落首领正在号召年轻人加入示威队伍。”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卡扎菲是否能控制住的黎波里。如果的黎波里失守,卡扎菲的政治生涯也就结束了。而即使他能够保住的黎波里,他对示威者的镇压已经使他失去了利比亚人和国际社会的信任,他几乎不再可能再担任统治者的角色。”帕格特说,“政治真空将成为利比亚的巨大挑战,目前没有任何一个个人和团体具有填补空白的能力,这将使利比亚陷入长期的混乱。利比亚的未来依旧是漫长的未知。”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总621期

看守所条例修订案上报,在押者判决前有望见家属

2011年03月09日 来源:人民网-《京华时报》

本报讯(记者王丽娜)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鲍绍坤日前在福建代表团驻地称,《看守所条例》的修订草案,已由公安部起草并呈送国务院法制办。沿用21年的《看守所条例》即将修订,在押人员由此有望在判决前即可会见家属。

现行的《看守所条例》,1990年3月,由国务院发布实施,至今已运行近21年。一共有11章,52个条款。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称,《看守所条例》已经滞后,不能适应看守所实际工作的需求。比如,现行《看守所条例》共52个条文,“人犯”一词使用了71次;与其配套的“实施办法”仅63个条文,“人犯”一词共使用了150次。另外,看守所的职能也需要进一步明确。陈卫东认为,在长时间的实践中,看守所在监看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应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

接近公安部的学者透露,公安部已完成对《看守所条例》修订的起草工作。在修订草案中,条款数额大约增加了一倍。

该学者透露,修订草案增加了保障人权的原则,将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合法权益,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行使合法权利提供便利。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公安部将予以遏制和根除。

记者了解到,为纠正超期羁押,修订草案增加了新举措,看守所对于超期羁押的在押人员应当拒绝办案机关的提讯与提解。提外审也将更加规范。据悉,因侦查、起诉、审判工作需要,提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出所辨认、指认及进行其他取证活动,或法院开庭或宣判等,须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检察院、法院批准。提在押人员出所的,在出所、回所时,看守所应当对其进行人身检查,发现身体有伤的,侦查机关应当出具伤情证明,伤情严重的,不予收押。

在押人员与家属会见,将有新规。据了解,修订草案显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与近亲属会见、通信的,应当经案件主管机关批准,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与近亲属会见、通信。一改以往判决之后才能会见家属的模式。对于律师会见权的保障,进展不大。

“躲猫猫”事件发生后,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局长赵春光曾对媒体表示,看守所警力配置不足,警察与被监管人员的比例大大低于监狱中警察与被监管人员的比例。修订草案中,看守所警力配备的标准有所提高,将杜绝使用在押人员管理在押人员的做法,预防牢头狱霸。

该学者透露,学界力挺的“侦羁分离”,将看守所划归司法部管理的改革最终流产,修订后的《看守所条例》并没有涉及。

现状

封闭的看守所是死角

“透明性差,即便是学者也很难管窥看守所,这是个冷角、死角”。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

中国政法大学的樊崇义教授,长期从事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的科研工作。5年之前,他想进入看守所参观还很难,“除非有项目,开介绍信才能进所”。那时候,看守所在他看来是披着神秘面纱的地方。

“透明性差,即便是学者也很难管窥看守所,这是个冷角、死角”,樊崇义说。

看守所秘密管理的另一面,是对在押人员的控制型看管。有学者说,看守所对在押人员的看管,可用9个字概括——“关得住,逃不了,不死人”。

而看守所看管的对象大部分是未决犯(未经法院判决定罪),他们情绪不稳定,心理波动较大。樊崇义说,这种情况下,易出现逃跑、自杀、非正常死亡。

“躲猫猫”事件出现,公众首次将视线集中投向看守所。2009年2月13日,云南省24岁青年李荞明在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死亡。警方称,他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意外死亡。消息一出,即引起轩然大波。

在社会舆论的追问下,云南有关方面进行调查,结论是李荞明是被看守所的牢头狱霸殴打致死。

看守所内的牢头狱霸、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弊端,成为热议话题,并被诟病。还有更多诸如冲凉死、喝水死、睡梦死等奇奇怪怪的看守所事件,看守所一次次陷入“尴尬”。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综观看守所的历史发展过程后,将看守所的管理总结为“单向度的”。过多地强调对在押人员的看管、改造,甚至是深挖犯罪,而人权保障的功能并未得到多少彰显,这与我国的法制化进程是不相适宜的。看守所亟待改革的时代到来。

改革

“躲猫猫”事件是契机

完善监管立法,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被羁押者的权利与人道待遇。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

上层的重视,体现在“躲猫猫”事件两个月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承诺完善监管立法,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被羁押者的权利与人道待遇。

公安机关也相应展现出较快的改革姿态。为促进看守所严格执法、文明管理,公安部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自2009年4月起对全国看守所开展为期5个月的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看守所存在的牢头狱霸、违规组织生产劳动、高价销售日用品等突出问题是检查的重点。

公安部在提供给记者的材料中,展示了这一检查“成果”。清理出有牢头狱霸行为的在押人员2207人,其中有1917人被看守所严管,有36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相关责任人员在联合检查中也相继被追责。经过对近两年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事件进行倒查,166名民警因失职、渎职受到党政纪处分,85名民警被立案侦查,7名检察人员因监督不力受到党政纪处分。

检察院负有监督职责。但现实中,这一监督机制尚不完善。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程雷说,和看守所警察同吃同住的驻所检察官显然不具备独立性。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周欣,曾对驻所检察官进行过调查,“他们说在看守所的存在几乎就是一个形式罢了,只要不当着我的面即在我眼前打人就好”。

为了避免驻所检察官的尴尬和事后监督的被动局面,公安部和最高检发文,要求看守所主要执法信息和监控录像与驻所检察室联网,规范检察院监督的方式、程序和责任。

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生命权、健康权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益。在押人员的死亡是个忌讳话题。公安部称,公安机关对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问题十分重视,尽最大努力减少在押人员死亡事件的发生。目前,公安机关上上下下都在开展防事故、防非正常死亡的工作。

改变

把犯人当人来尊重

给在押人员做生日面加2个鸡蛋、病号饭、看管民警穿鞋套上铺检查……这些小细节,让我“很激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

看守所急欲改变形象,向社会公开成为趋势,也是一种外来的监督机制。

之前,“想去看守所看看也去不了”的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在去年11月,有了走进看守所的机会,“现在人家主动邀请,还让提意见和建议”。

来自上层的重视和多种举措,使得看守所里悄然发生着变化。樊崇义和数名法学专家走进北京的看守所,观察和审视。

给在押人员做生日面加2个鸡蛋、病号饭、看管民警穿鞋套上铺检查……这些小细节,让樊崇义“很激动”,“把他们当成一个人来尊重,这是理念上的转变”。

北京市第二看守所,专门收治全市看守所内患病需住院的在押人员。樊崇义教授在里面上上下下走了一遍,有挂号处、门诊处、“B超”拍“CT”检查、手术室,各个科室齐全。

除了法学家樊崇义等人外,更多的人有机会走进看守所。

2009年以来,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看守所对社会开放,通过在押人员座谈、律师座谈、媒体采访等方式,接待社会各界人士参观。有1500余个看守所对社会开放。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还提出,监管场所要形成开放常态化,扩大开放对象范围,简化申请手续,方便各界人士入所参观。

曙光

条例修订有了明确方向

从两个方面进行改进:修改《刑事诉讼法》,明确看守所法律地位和羁押问题;修改《看守所条例》,完善看守所管理制度。——公安部

看守所在实践层面的改进,必将推动相对滞后的《看守所条例》修订。这一1990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行政法规,运行至今还是一副“老面孔”。其间,《宪法》和《刑法》修订、《刑事诉讼法》修正,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的调研报告显示,受访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均有看守所干警提出,《看守所条例》一些规定“不适应现在的社会”,或者过于“陈旧粗糙”。

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市律师协会,相继召开《现行〈看守所条例〉》的弊端及修改、《看守所规范与看守所立法》的研讨会,呼吁修改或者立法。官方人士、公安机关监管系统、学者、律师等参与建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研究员刘白驹,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直指看守所条例过时,建议立法。

公安部表示,随着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步,《看守所条例》与形势、任务的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日渐突出,在《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缺位下,制定《看守所法》的条件还不成熟。公安部考虑从两个方面进行改进:修改《刑事诉讼法》,明确看守所法律地位和羁押问题;修改《看守所条例》,完善看守所管理制度。

这为《看守所条例》的修订指明了方向。

2011年3月8日星期二

美国政府有公车吗?公车是如何管理的?

— 作者 Jianan, 2011-03-08

前不久,华盛顿市议会议长布朗因为使用公家的高档林肯越野车代步,被华盛顿邮报曝光,成为首都一大新闻。主管市府后勤事务的公共工程和运输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并于3月1日发布了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布朗使用的这辆越野车油耗在市区为每加仑14英里,高速20英里, 与华盛顿市2004年制定的法律不符,因为法律规定公车油耗不得低于每加仑22英里(百公里不得超过10.8升)。此外,全市还有42辆越野车并非用于治安、救援和处理紧急情况,华盛顿又不是山区,一般公务用车无须使用越野车。调查报告还指出,尽管按照规定布朗和市长一样可以开公车上下班,以及在上班期间使用公车,但是法律只给市长配备司机,布朗没有资格使用政府雇员为其开车,而布朗违反了这项规定。委员会决定停用租赁来的豪华越野车,但是因为租赁合同尚未到期,准备和汽车租赁公司商谈解决方案。

今年是保护森林的维克斯法案(Weeks Act)生效100周年,3月2日农业部部长维尔萨克(Vilsack)签署纪念文告(农业部网站)

上个星期四,布朗应邀在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为杜克·埃林顿艺术高中举办的募捐会上发表讲话,结果因为这件公车丑闻而遭遇部分听众的嘘声。布朗表示他尊重委员会的报告,并发誓要用提高就业与平衡预算来赢回选民的信任。

美国各级政府对公车都有详细的规定,原则是公车只能公用,严格限制使用的范围和权限。

联邦政府管理公车使用的法规是《美国联邦管理条例》(Federal Management Regulation)第41篇第102章第5节“住家到工作地点的交通”,和第34节“机动车辆管理”。这两节法规加起来近百页,严格限制使用公车上下班,对公务用车和车辆购置标准等做出原则规定,是各个联邦政府机构制定自己的公车使用规定的基础。

该条例的第5节第35款规定,总统、副总统和各部委首长可以使用公车上下班。这些首长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还应该根据《美国法典》第31篇第13章第1344款第b条第1-7节的规定,对那些要去现场工作的、面对明确和现实危险的、紧急状况需要的、以及出于业务考虑必须的人员,批准他们使用公车上下班。至于副部级和局级以下的官员,只要不符合这些规定,都是开自己的车上下班。

条例第40款还规定,哪些人可以使用公车上下班必须由部委首长批准,别人不能代批。也就是说,一旦被举报有人违规使用公车上下班,查证落实之后,这个部的部长要承担责任。

我们以农业部为例,看看联邦政府的公车法规。农业部有以下人员可以使用公车上下班:

– 部长;

– 现场工作人员——例如一天内需要到不同地点工作的屠宰场检验员。如果工作现场固定不变,例如被派在机场进行动植物检疫的人员,虽然工作地点也是现场,但是不得使用公车;

– 根据联邦法律执行调查取证、逮捕嫌犯等任务的执法人员;

– 正式授权的保安人员;

– 极为罕见的、通勤对其人身或财产具有明确和现实的危险,而必须使用公车才能加以防范的人员;

– 紧急状况下必须执行任务、而只有公车才能够提供交通工具的人员;

– 出于业务考虑必须使用公车,否则会对政府带来可观的额外支出或大大增加通勤时间的员工。

在农业部申请使用公车上下班,要按照以下程序审批:

– 各局局长指定负责人填报使用公车人员的AD-728表格,并向部长呈报;

– 确认申请人符合上述使用公车上下班的规定;

– 妥善保管有关使用公车上下班的各项记录、日志和报告;

– 部长每隔两年对使用公车上下班的条件加以调整,各负责人必须根据条例的最新版本实施;

– 采购和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为部长协调处理申请事项,审查申请人是否合乎条件;

– 该办公室将部长签字批准的申请复印件下发到提交申请的部门;

– 在申请获得批准的30天内,将批准书复印件送达参议院的政府事务委员会和众议院的政府运作委员会。

美国陆军装备司令部所在地贝尔沃堡(陆军部网站)

我有一个邻居,在负责保卫总统的特勤局工作。他们中的第一线人员随时可能接到紧急通知,必须赶赴执勤地点,所以得到相关首长批准可以开公车上下班。现在他已经获得提升,不在第一线工作,也就只能和大家一样开自己的私车上班了。

至于上班时间内因为公务而使用公车,也有详细的规定,最主要的是防范使用公车办私事,即使是军人也不例外。例如离我家不远的贝尔沃堡(Fort Belvoir)是美国陆军装备司令部所在地,该基地军法官诺埃尔·伍德沃德(No?l Woodward)中校就以公开信的方式向所有使用公车的基地军人发出告诫,提醒他们不要犯规。该基地常常有人因公要去五角大楼,如果出门想起忘了带杯咖啡,是否可以绕路到附近的邓肯甜甜圈店(Dunkin’ Donuts)去一下呢?伍德沃德告诉他们,答案是不可以,如果被发现的话,惩罚将是一个月的停职停薪。

政府雇员如果因公使用了私车,则可以根据里程数领取车贴。从2011年1月1日开始,如果经过批准使用了私车,或者在没有公车可用的情况下需要用私车,则每英里补贴0.51美元。在有公车可用的情况下使用私车,则每英里只补贴0.19美元。(若在必需的情况下使用私人飞机,则每英里补贴1.29美元。)

http://goo.gl/a5EP

2011年3月7日星期一

一名“老外”的周日京城散步

2011年3月7日 上午6:54

一名“老外”的周日京城散步

J是在北京研究和教学的美国研究生和“花岗岩杂记”博主。在所谓的“中国茉莉花革命”时期,他本周日在北京上街散步

,记下了一段有趣的经历。下面是其文章的中文翻译:

星期日与(不)安全势力的漫步

J

今天是京城晴朗的一天,我觉得没有比在胡同里流窜——就像都市中的远足——更好的事可做了。我们从新街口出发,蜿蜒穿过四环市场,绕过后海,顺鼓楼东街而下(在那里的阿米哥饭店吃了卷饼),然后又沿着交道口南下到达国家艺术馆,又继续向南……就是在那里我们这次春游开始有意思了。

可能出于天真,我因为上个星期日没有出现抗议行动、那天铺天盖地的保安措施不过是为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吸引力更多的注意力就假设这个星期天会相对平静。不过会碰上几个警察、一些红袖章,但更多的会只是与“两会”有关的无事生非,但不会有像上星期天在王府井那里出现的扫街车和扫帚把殴打的闹剧。

是的,我失算了。

就在教堂的北边,我们以假装“傻老外”的手段混过了第一道关口。反正多数警察都认为外国人是傻瓜,这并不很难。不过几句“警官先生,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是想看看教堂”,我们就通过了……但很快就在步行街北边被一群保安拦下(至少有二三十位便衣)。逛街的中国人来往不断,不受干扰。但不过一分钟

之内我们就被拽到一旁被警察包围起来,他们要求查看我们的证件和护照,询问我们是什么人,去哪里,我们是喜欢贾斯丁·比伯的音乐还是他的头发等等等等……通常的警察狗屎问题。

其实,你不得不同情这些可怜的混蛋。我们问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向前走。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知道为什么,……但他们不能说为什么。他们只能坚持“不方便”的说法。他们越来越生气,我们也难以继续保持傻样。

“明天再来吧。”

“今天有什么事情吗?”

“今天没事。明天再来吧。”

“今天不行?”

“不行,不方便。”

“为什么?”

“因为明天更方便。”

就在这个哑谜进行过程中,一些路过的中国人停下来聚集起来观看警察和外国人用中文吵架。他们开始问警察为什么外国人不能通过……这样就结束了这里的一切。

从这个检查点的所在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步行街,里面像上个星期一样有一些扫街车和拿着扫把的人。

我们的“谈话”继续进行了2分钟之后就很清楚我们不可能在往前走了。他们强迫我们穿过街道往西边的紫禁城方向去。

我们走过紫禁城东门然后转弯向南从天安门出来,自然地认为会在这里遇到更多的警察干扰。但却没有……我们越接近人民大会堂,看到的警察越少。

我们觉得这大概就是那么回事了,于是就沿着长安街往东走。即使是在中南海的前门也只有惯常的几个武装警察和一些穿便服的人,一点也没有异常迹象……

然后我们就到了西单。

即使是天真的我也觉得王府井可能是由麻烦的地方,但西单是一个“后备地点”。我觉得……你总是会用最好的球员防守勒布朗·詹姆斯而不是麦克·毕比。

可是就在距离那个市区还有两个街口时,一群警察从50米开外跑过来堵住了我们。

“你们不能去西单。”

“为什么?”

“因为不方便。”

当然,即使是这样的谈话都很困难,我们四周有大量的中国人,他们都在往西单走。

“他们能去,我们为什么不能去?”

“根据有关规定,你们不能去。”

“我就是要去阿森纳商店也不行吗?”

“不行。”

“难道你是热刺的球迷?”

就在这又一场与混乱的力量进行的卡夫卡式谈话中,我的朋友提到我们并不是要求西单,我们的目的地其实是西单东面300米处的有名的民族饭店。

“哦,民族饭店。你要去那里?”

“是的。”

“那可以,直着走,不要做西单停。”

问题解决了。但过了一个街区我们就碰上了一个巨大的警察警戒线,其中三个人在为我们录像。

“你们去哪?”

“民族饭店?”

(向对讲机说话。)

头走了过来。毫不夸张,他全身穿着完全像老虎伍兹:耐克毛衣、墨镜、耐克帽子。他打量着我们,又问了一些寻常的问题然后与他两个穿制服的随从聚在一起商讨。

无论如何,这位老人还是让我们通过了。他的注意力转向训斥一位背着硕大背包的外国旅游者。那个可怜的家伙大概正纳闷他那本《因此我旅行》是怎么和为什么把他带进这么可怕的境地。

多想了几步,我们问道:

“你能告诉他们我们是去民族饭店,别总是挡我们的路吗?”

(向对讲机说话。)

“没问题。”

这好像很管用。我们有走了一个街区,现在我们到了那里的广场。广场被一些上星期在王府井的麦当劳商店门口出过风头的蓝色施工篷布围着。一些警察试图

拦阻我们,但他们的对讲机响了起来,我们听到民族饭店的字眼,然后他们就退下去了。

我们觉得“民族饭店”已经成为一些咒语的神秘回归。

不过当我们走过西单来到一段比较安静的街道时,我们注意到我们不仅被录像,而且还被人步行跟踪。还有一辆警车慢慢地跟着我们,随走随停。这令我们很紧张,我们在民族饭店门口停了一会儿,好像我们真的要进那里去一样。

其实从那里我们已经又拐弯向北了。很快我们就在星期天下午的金融区的空空荡荡中变得孤独。没有人,没有警察,只有平静的散步。

即使是在我们走过实际的中共中央楼房时——从现在的日历你会觉得那里会戒备森严——那里也是空空如也。千真万确。我们可以在那个停车场进行一场飞盘比赛。只有两个人在看守那一大片所在。

对最近发起抗议活动的匿名号召的目的已经有很多猜测。这个星期芭芭拉·德米克认为这件事就是一场让中国安全部门疲于奔命的精心骗局。

我不认为那是原来的初衷,但在头两次“抗议”都没有成功出现后,一惊一咋地看警察跳脚也成为一场新游戏。

今天警察显然高度戒备着,政府在没有什么真正值得它害怕的威胁时的反应也正漫出出受惊的猫撒出的尿的骚味。

我们得看下一个星期天会发生什么。

时代 中国综合症——为什么中国不同于中东

[译者] 时代 中国综合症——为什么中国不同于中东

核心提示:烂政客如果能不负众望,又何必将他赶下台呢?虽然中国人有受过革命教育,但很少有人会愿意冒险把阿拉伯式的混乱带入中国。

原文链接:Why China is Not Lke the Middle East – TIME
来源:时代
作者:Hannah Beech

发表时间:2011年3月7日
译者:蓝枫(@lawrence2020)

先发制人:警方在2月20日的上海茉莉花集会点逮捕了一名男子
Carlos Barria / 路透社

他曾居住在那个有着4100口人的叫China的缅因小镇附近。但不为什么,当他驱车载我穿过新英格兰的森林地带时,他想在半路上谈谈我曾居住过的那个全球性大国。过去一个月以来,他几乎每天都会观看一浪接一浪的反抗独裁统治者的示威电视画面。他的疑问也随之而来:我们何时会看到China——中国,而非那个缅因小镇——也面临本国民众的起义?

面对疑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这些受到茉莉花革命洗礼的国家的相似之处。然而中国的统治权已不再是由某一个独裁者进行长达数十载的牢牢掌控,而是由一个一党专制政权长期把持。正如在阿拉伯世界所呈现的景象,中国也正在着力应对食品涨价、房价攀升以及不断高企的大学毕业生失业率。腐败在啃噬着整个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意味着社会底层群体对生活的感知是陷入更加贫穷的境地。

然而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区别——这也是期待出现“北京之春”还为时过早的原因。在中东和北非,即使是在有着可观的经济增长的国家,政府都会被看作是问题的所在。在中国,因为共产党的滔天罪行和意识形态扭曲,它建立的政权被中国民众认为是世人所见的最为壮观的经济成就的创造者。即使是在世界其它地区饱受金融危机拖累时,中国经济仍然一路上扬。烂政客如果能不负众望,又何必将他赶下台呢?虽然中国人有受过革命教育,但很少有人会愿意冒险把阿拉伯式的混乱带入中国。

既然我们习惯了“中国崛起”的说法,那么该国在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取得的成就就似乎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但是让我们回顾一下:上亿人脱贫,经济产值大体上每八年就翻一番,现在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事关生存,中共已经确定要让该国显著的成就一路伴随它的持久统治。中国的社会契约是这样的:我们为你们带来经济条件的改善,你们就别去抱怨政治上的停滞不前。尽管存在着一大堆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还依然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愿景,在全球事务上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也为它带来了自豪感。走在中国城市的街头,浑浊的空气里头不仅布满灰霾,而且充满了雄心壮志。

当然,稳定也得益于以下事实:北京已经组建了世界上最为全面的一套“安全保障”框架。 据官方数据,中国去年用于国内“维稳”的经费达到了750亿美元。当流亡民运团体在网上发出于2月20日在中国开展茉莉花革命的号召后,北京发起了一股猛烈的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数十名异见人士被拘留或被迫“喝茶”,公安人员警告他们不要参与任何示威活动。中国网络审查人员加班加点,竭力去屏蔽中文关键词“茉莉花” 和“埃及”的相关搜索结果 。早在阿拉伯社会爆发街头革命很久之前,推动革命的技术工具即Facebook (脸书)和Twitter (推特),就已在中国被禁。顺便提醒一下:“老大哥”( Big Brother)在看着你,国家主席胡锦涛2月19日表示,“虚拟社会”,或者说互联网,需要受到更为严密的监管。

也许有人会说:甚至在一个月之前,几乎没有人预料到阿拉伯街头的火焰会像现在这般地燃烧。随之而来的实情:即使中国不爆发革命,中国政府也面临着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需要去供养庞大人口和吸纳一波接一波的新增劳动力的高增长率无法持久。据中国自己的推算,中国需要7%至8%的增长率来维持社会稳定。根据政府的统计数字,目前,中国每年会发生约80,000起小规模抗议活动。试想一下,当某种引力最终将中国经济拖入正轨时还会发生什么吗。

同样是在胡锦涛2月19日要求强化网络管控的讲话里,他也敦促政府要“解决可能会损害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不少阿拉伯领导人没有想到他们统治下的民众会起来反抗他们。经过数十年的政治压迫,他们已经对他们的持久掌权表现出了过分自信。与此相反,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领导人则有如偏执狂一般地对任何的会转化为反政府情绪的公众不满加以警惕。来自缅因州的China小镇的他表达了他对革命的期待,中共也曾一样有此期待——但意愿并不能确保世代生存。


最佳损友 于 2/26/2011 12:51:00 上午 发布在 译者

2011年3月6日星期日

刘柠:从“大正民主”到法西斯时代

作者 刘柠 发表于2011-03-06 03:42

“二二六事件”打断了昙花一现的“大正民主”。

“二二六事件”打断了昙花一现的“大正民主”。至此,日本的国家政治运作完全被军部绑架,议会民主体制彻底停摆。日本一头扎进昭和前期的暗黑不归路,不仅拼光了明治开国积数代人胼手胝足之功构筑的国富,而且把整个民族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如果把日本近一个半世纪的近现代史按君主国“万世一系”的法统做一简单区分的话,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明治、大正和昭和。明治(1868-1912)长达四十五年,昭和(1926-1989)跨越六十三年,而大正(1912-1926)只有短短的十五年,比1989年才改元的平成(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还要短七年,短得就像一个过渡的栈桥。不过,短则短矣,但在任何意义上,大正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代,不仅时间上承上启下,而且在从一战前后到二战之间复杂万端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多向度的“磁力场”中,日本所选择的国家道路(当然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已为其后来的自我毁灭埋下了伏笔,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几代日本人的命运,并改写了东亚乃至世界的政治地图。

大正是什么样的年代

“可爱的喀秋莎,分离多苦恼/ 趁薄雪尚未消融的当儿/ 让我们对神起誓吧……”1914年(大正三年),由著名剧作家岛村抱月作词、中山晋平作曲的《喀秋莎之歌》,是根据托翁的名著《复活》改编的同名舞台剧的主题歌,经剧中女主角松井须磨子演唱后,风靡列岛。一年后,歌曲灌制成唱片,销量突破两万,全国几乎所有有留声机的家庭都购买了唱片,是不折不扣的日本现代流行音乐之滥觞。歌里有种“甜蜜的忧愁”般的调子,唱出了大正初期东洋人对充满异国情调的北国“边疆”的浪漫想象。这里的“北国”,并非指日本本土的北海道,而是指“桦太”,即今天归属俄罗斯的南库页岛(萨哈林)。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根据美国居中调停的《朴次茅斯条约》,战胜国日本放弃战争赔偿,但却获得了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南库页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有权,面积达七万六千平方公里,同时把长春至旅顺间的东清铁路变为自己的囊中物。至此,日本终于把触角伸进了“满洲”腹地,大大刺激了所谓“满蒙生命线”的战略野心,举国陶醉于帝国的大陆战果中。五年后,吞并朝鲜,日本一跃成为与欧亚大陆山水相连的“大陆国家”。

1910年代到1920年代,是日本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时期。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的立宪元年),全国只有三十一个城市,到1920年(大正九年)多达八十一个,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不是传统的“城下町”(指封建制领主居于城中心,商业设施多集中于周边的传统东洋社会城市)型城市,而是立足于军事和工矿业的城市获得长足发展,四大工业地带已然成型,大都市的周边地区开始形成卫星城。以东京为例,1925年,居住在郊外的人口为市区的两倍。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改变乡土面貌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地域文化:农地变成住宅用地;社区集中的地方出现了商店街;以大公司、银行职员为主的薪金阶层登场,西装革履、手拎公事包的上班族们每天乘地铁、巴士在市中心的写字楼和位于市郊的独门独院的优雅住宅之间往来穿梭。新中间层的扩大(至1920年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孕育了“中流意识”,中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男性上班族收入水平提高,足以让太太成为专职主妇,在家相夫教子。1915年(大正四年),日文打字机被发明,较高的识字率使打字小姐成为婚前女性的专属工作,这些“骨灰级”OL和被称为“巴士女郎”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及女佣们构成了东洋社会最初的职业妇女阶层。

有中产阶级,便有面向中产阶级读者定制发行的中产趣味出版物:绅士杂志、少年杂志、少女杂志、妇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都市街头的书店:“元本”(一册仅卖一日元的普及版图书称“元本”)流行,袖珍文库本作为现代出版的东洋标准开始定型,出版业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电影从无声到有声时代,与“邦画”(国片)相比,“洋画”(外国片)更有人气。1925年(大正十四年),东京率先开始广播放送,不久广播网便覆盖大阪、名古屋。三年后,听众已逾五十万人。加上发行量动辄达数百万份的全国性大报和周刊,这个时期的日本,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传媒社会,被称为“大正现代主义”(Taisho Modernism)。

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媒体社会的发育,酿造了市民社会的文化,促进了文艺的繁荣。“白桦派”、“新感觉派”同人作家敏感地审视着帝国转身途中个人命运的颠簸。天才作家芥川龙之介于1927年(昭和二年)自戕时,遗书中流露的某种“恍惚的不安”,像极了一个时代的隐喻;自学成才的画家竹久梦二笔下有着西洋风的面孔和东洋范的哀怨的“梦二式美人”是代表“大正浪漫主义”(Taisho Romanticism)的如假包换的符号;而从明治维新、自由民权运动时代的仿欧建筑“鹿鸣馆”的流行,到和洋折中的钢混结构、顶着和瓦大屋脊的“帝冠样式”建筑的泛滥,则微妙地契合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

何谓“大正民主”

所谓“大正民主”(亦称“大正德谟克拉西”),并非当时既有的称谓,而是后人从民主的视角出发,反观从1900年代后期到1920年代末日本的社会变动时所得出的一种历史认识。据日本学者考察,“大正民主”最初见诸学界和媒体的论述大约是在1954年前后[《日本の近現代史をどう見るか》(岩波新书编辑部编,岩波书店2010年2月版),第4章:《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とはどんなデモクラシーだったのか》(成田龙一)].时值日本已结束美军占领,民主主义制度已然生根,并即将走入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超稳定社会契约的前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正民主”的称谓本身,已涵盖了与战后民主的语境上的“温差”。就时间的对象而言,一般说来,“大正民主”并非单纯对应从1912年至1926年的“大正”十五年,而是前后各放宽五六年,头尾分别嵌入明治末年和昭和初年,大约相当于从1905年到1931年的时段——即二十世纪初叶三十年左右的光景,为战后史学界通常的学术界定。

谈“大正民主”,无法绕过一对兄弟:吉野作造及其胞弟吉野信次(有趣的是,兄弟俩的夫人也是一对亲姊妹)。作造是日本现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史教授,早年曾担任过袁世凯的“太子”袁克定的“太傅”,是“大正民主”的理论旗手;信次是农商务省的官僚出身,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的商工大臣、贵族院议员、翼赞政治会(1942年,东条英机主导成立的一国一党的政治结社,旨在彻底取消反对党,建立举国一致的极权体制,强化独裁。1945年3月解散)常务理事,战后受到整肃,被褫夺公职。剧作家井上厦曾写过一部舞台剧《兄弟》,诠释了吉野两兄弟在大时代的思想蜕变及其背后的心路历程。

“大正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可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吉野作造,在最初译介“Democracy”的学术理念时,刻意回避了“民主主义”的现成表达,而迻译为“民本主义”。这对学贯东西的作造来说当然不是误译,而是一种权宜性表达:因为“民主主义”本意的“主权在民”,与《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的“天皇主权论”在法理上相抵触,于是只有退而求其次,以“民本主义”来置换(作造在晚年思想日益左倾,遂放弃“民本主义”而回到“民主主义”,此乃后话)。由此亦可看出,作为“大正民主”价值核心的“民本主义”,本质上是在明治宪法体制的框架内追求民主,即在不否认君主制的前提下,主张以宪法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民选国会等。殊不知,如此诉求早晚会撞到“天皇主权论”的天花板,这种理论上的局限是先天的,也注定了“大正民主”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

乍看起来,吉野兄弟的思想与行动截然对立,但就结果而言,二人未尝不是互为表里,而理论上的分野,则刚好构成了“大正民主”的内在张力。作造话语中的“民本主义”,主张以民众为政治主体,构筑以民为本的政治,并使其体系化;而信次则以民众的自发性为前提,鉴于这种自发性有组织化的倾向,便试图将其转化为有效的统治。对民众和政党崛起的状况,作造尝试以扩大政治“参与”来链接,而信次则试图将其“统合”到一种新体制中。就是说,正因为有了作造首倡的“民本主义”思潮的大背景,信次的利用民众的自发性而“统合”之的主张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的选项。因此,所谓“大正民主”既不是放任的民主,也不是单纯的官僚暴力统治;民众既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但同时,这种参与又被某种神秘力量所诱导,不无滑向一种新的专制体制的危险。

尽管“大正民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无疑是一次弥足珍贵的彩排,对民主主义在日本的确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客观上,从1924年6月至1932年5月,政党内阁取代军阀内阁,由政友会和民政党轮流执政的两党体制的一度实现说明议会民主政治并非完全是“浮云”(事实上,首届政党内阁原敬内阁的诞生还要早六年。但三年后,原敬遇刺身亡,军阀复权,引发第二次护宪革命);与此同时,加藤高明内阁上台后,制定了《普选法大纲》,规定二十五周岁以上的男子享有不受纳税限制的选举权,在选举前居住在某个地区一年以上的三十周岁男子享有被选举权。尽管该法限制了“因贫困在生活上受公私救济或扶助者”和流动工人的选举权,并剥夺了妇女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却使有选举权者从此前的三百三十四万人猛增至一千四百一十五万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八),扩大了国民的民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博弈:民主VS极权

毋庸讳言,“大正民主”不是战后民主,不仅存在诸如“民主”与“民本”等法理上的先天性矛盾,且始终面临从极端右翼到军部等黑恶势力的挑战。好像一场漫长的竞跑,在触到终点的红线之前,在不同的时间和路段,双方都有过一骑绝尘的时候。而因缘际会,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节点上,所谓“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往往成为其中某一方的助力,于是乎历史顷刻间呈现出巨大的进步或倒退。

当然,在所有这一切表象的背后,病灶早已埋下。其病根有些源自明治宪法中的“程序错误”(如“天皇主权论”、“统帅权”问题等)。至于那些宿命的遗传基因,恐怕还要到明治的精神构造,甚至日本文化的深层中去寻找(如民权与国权的关系问题等)。就大趋势而言,对左翼思潮及其团体、弱势群体的不遗余力的打压和右翼思想家所谓“革新”思想的抬头,以及受右翼国家主义思想洗脑的军部的崛起,仿佛潮涨汐落,此消彼长。

日本对左翼“异端”的弹压由来已久,且手段极其残酷。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的“大逆事件”,因莫须有的所谓“天皇暗杀计划”,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检举起诉,二十四人被宣判死刑,其中十二人被处刑。一时间,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停滞。空前的压抑感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作家石川啄木以一篇题为《时代闭塞的现状》的评论表达了自己苦闷的心境。

1923年(大正十二年)9月1日,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横滨一带,地震引起的大火延烧了三天三夜,近一半的街区化作灰烬。有谣言说平时备受欺辱的朝鲜人要趁机报复,“投毒”、“放火”、“抢劫”说不胫而走,于是军、警、宪、特一起出动,在青年团、在乡军人会、消防组组成的自警团的配合下,以“维稳”的名义,捕杀朝鲜人,并波及华侨,有数以千计的朝鲜人和大约两百名中国人遇害。接着,在东京宪兵队涩谷分队长甘粕正彦大尉的指挥下,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及其年仅七岁的外甥橘宗一惨遭虐杀。

不仅是对反体制“行动派”人士的打压,政府对思想、言论也采取了严厉的监控管制措施,甚至一些温和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也成为牺牲品。1933年,自由主义学者、著名法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泷川幸辰认为犯罪问题必须追究其社会根源,日本刑法中规定通奸罪只限于惩罚妻子,而没有对丈夫做同样的规定是有失公正的。泷川的观点被右翼攻击为不符合国体的“赤化思想”,在文部省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结果京大法学部全体教授随泷川一起辞职,致舆论大哗(泷川事件)。1935年,另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宪法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否认天皇是统治国家的主体,主张治权属于“法人”的国家,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而行使治权(即“天皇机关说”),遭到军部指控。他们动议政府发表所谓“国体明徵声明”,给校方施加压力,美浓部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其著作也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

随着经济萧条的加剧和日本国际环境的日益险恶,言论空间越收越紧,内阁、军部均有专设部门专事言论管制。“卢沟桥事变”后,内阁情报部沿袭陆海军省报道部的先例,每月召集名曰“杂志、出版恳谈会”的例会,参加者均为各大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编辑责任者。会上,从对“问题内容”的删改、“调整”通报,到希望以媒体、出版社的名义“自行编纂”的指导性内容要求,到对不符合规范的内容的“建设性批评”,对编辑事务全面干预没商量。[小田切秀雄:《険しくなった検閲と禁発―国民ニ見セマイ、聞カセマイ》(收入《1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每日新闻社编,1975年7月版)]直辖内务省的“特高课”(特别高等警察课)是恶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组织,跟踪、“喝茶”自不在话下,对被认为言行“出位”的自由主义作家、学者、新闻记者,不惜动用绑架、酷刑,甚至肉体消灭的极端手段。而所有这一切迫害,都是以《治安维持法》为武器,以维护“国益”和“稳定”的崇高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合理合法”地操作、实现的。在这种意识形态部门、国家恐怖机关和军部组织机构叠床架屋,彼此间利益协调、情报共享、相辅相成的立体化作战的攻势下,从“九一八”事变(日本史称“满洲事变”)前后至战时,日本铺设了举世罕见的新闻出版检查体制,密如裹尸布。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异端”思想的空间已被彻底封死,有时连“自己人”都难幸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认为日本顶尖的战略家、曾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因其不主张中日战争扩大化的“消极”立场开罪了东条英机,其战略学著作《战争史大观》、《国防论》虽然已经分别由中央公论社和立命馆大学出版会付梓成书,但却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由宪兵队监督强行绝版。[《地ひらく―石原莞爾と昭和の夢(上·下)》(福田和也著,文艺春秋社2004年9月版),下卷,第342页]回过头来看,被称为“大正现代主义”、“大正浪漫主义”、被出版传媒催生的大正年间的开明、西化的文化氛围,恍如昙花一现。

对思想、言论的控制,当然不会终于纯意识形态、文化层面,其向社会和现实政治的渗透、蔓延只是时间的问题,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从本质上说,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手段;而实现的路径,便是法西斯化。1930年4月,由于内阁批准了伦敦裁军条约,被军部斥责为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内阁总理大臣滨口雄幸在东京车站遇刺,从而拉开了军部和右翼势力制造法西斯恐怖的大幕。继任的若槻礼次郎内阁因在“满蒙问题”上主张与中国政府谈判,被力主以军事手段强占的关东军及陆军部攻击为“软弱外交”。翌年10月,军部少壮军人策划发动政变,推翻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尽管因内部意见分歧而未能付诸实施,但却迫使若槻内阁总辞职。民间法西斯团体“血盟团”制定了“一人杀一个”的计划,奋起暗杀政界、财界首脑。先是于1932年2月刺杀了原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一个月后,又刺杀死了三井财阀首脑团琢磨。

1932年5月15日,海军少壮派军人及民间法西斯团体在东京发动军事政变。他们袭击首相官邸,杀死首相犬养毅,同时袭击了警视厅、政友会总部、日本央行等机构,史称“五一五事件”。尽管此次政变未能达成建立军事独裁政权的目的,但却终结了长达八年的政党内阁,成立了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由军部指导的“举国一致”内阁,国内政治环境为之一变。而事实上,前一年由驻屯“满洲”的关东军少壮军人策动的“九一八”事变,已然昭示了军部的失控。同时退出国际联盟,标志着日本从国际协调主义外交踏上了“光荣孤立”的道路,继而对中国不宣而战,对英美等民主主义国家彻底背过身去。“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走上升道路的日本国运,从此以后,就开始走上了陡峭的下坡路了。”[《日本史》(坂本太郎著,汪向荣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477页]

应该看到,日本的这一选择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实际上,在这一连串赤裸裸的国家暴行的背后,始终贯穿着右翼思想家的“革新”逻辑(如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右翼组织(犹存社、行地社、一夕会、樱会等)及被国家主义思想洗脑的一代热血“志士”的崛起,则构成了这种选择的社会基础和内在动因。

但与其说是“选择”,其实也未尝不是“被选择”的结果——所谓“选择即代价”。这种历史性选择的恐怖之处,在于其不可纠错性、不可逆性:打出一张险牌之后,如果不接着下更大、更危险的赌注的话,便有可能被搞掉。譬如,时任驻满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莞尔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无疑是彼时日本不可多得的真正具有雄才大略的精英战略家,但在“卢沟桥事变”时,却基于某种现实主义的立场,力主战争“不扩大方针”,遭到军部的排斥,从而被边缘化。但也唯其如此,太平洋战争前夕,石原便以中将军衔被编入预备役,继而彻底退役,转任立命馆大学战略学教授,寂寞的转身,却使他平安躲过了远东军事审判的一劫。是耶非耶,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暗黑的昭和

仿佛为了昭示先天不足的“大正民主”的昙花一现似的,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嘉仁)这位罹患多种疾病、羸弱短命的君主驾崩,享年仅四十七岁。而此前,大正天皇因健康问题引退,由太子裕仁摄政已届五年——昭和时代开始了。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昭和的开端的话,那就是“恐慌”。1926年底刚刚改元的昭和,仅三个月后,便遭遇了一场金融危机。多家银行因不良债权问题而呈现经营恶化迹象,1927年3月,关于银行倒闭的传言在社会上流行,遂引发挤兑风潮。结果一个月的时间内,有三十七家银行处于停业或倒闭状态,其中包括台湾银行、第十五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金融危机的影响波及方方面面,政府被迫颁布《延期支付令》,指示所有银行停业三周。

金融危机的结果,大大强化了日本产业、金融的财富整合。通过企业兼并和联合,在产业界形成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四大财阀,在金融界则形成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第一银行等五大垄断性银行。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强强结合,使少数财阀控制了财界。财阀又通过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控制了政界。同时,为转移风险,消化国内市场萧条的影响,对海外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依存度提高,大型纺织企业纷纷在中国建厂。(《日本简史》,王新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48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大崩盘,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经济大恐慌。屋漏偏遭连夜雨,尚未从两年前的金融危机中恢复元气的日本,再受重创。恐慌之后,是漫长的萧条。日本为摆脱危机,三十年代初,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的结合,大力推进军需产业优先的战争经济体制,为侵略战争铺路。短短几年的光景,通过政府大力推行的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垄断资本对国民经济的统制能力极大强化,国进民退,明治、大正时代积累的民间经济的活力已丧失殆尽——客观上,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

1936年2月26日,一个大雪的清晨,约二十余名皇道派(日本陆军内部派阀,主要由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为首的激进派青年将校构成。此派倡导皇道精神,主张不惜以极端措施推进“革新”政治,改造国家)青年将校率领约一千五百名军人发动大规模武装政变,分数路袭击首相、内大臣、教育总监、大藏大臣等政府要人住宅及警视厅、《朝日新闻》社,占领了首相官邸和陆军省所在地永田町,向陆军大臣提出实行“昭和维新”、任命皇道派头子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等八条要求,史称“二二六事件”。政变虽然以失败告终,皇道派也随之解体,但其政治诉求却经政治对手统制派(日本陆军内部派阀,他们否定通过军事政变来改造国家的极端立场,主张合法地建立政权,为此谋求与政财两界的接近。此派在“二二六事件”中彻底清洗了政敌皇道派,一举掌握实权)之手悉数变成了现实:诸如陆军首脑换马、“革新”政治、对大陆强硬路线,等等。

“二二六事件”是日本经济、社会法西斯化进程完成的标志。至此,国家的政治运作完全被军部绑架,议会民主体制彻底停摆。紧接着,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内阁出台《国家总动员法》,总体战体制正式启动。日本一头扎进昭和前期的暗黑的不归路,不仅拼光了明治开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积数代人胼手胝足之功构筑的国富,而且把整个民族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3/6/576251.shtml

茉莉花革命参与者被捕、审讯、释放、监视居住的过程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06日转载)

茉莉花革命参与者被捕、审讯、释放、监视居住的过程

李勇(化名)参加了国内某市2月20日的茉莉花集会活动。不幸地是,他和他的朋友被埋伏在现场的便衣警察抓走了。2月28日,警方将李勇释放,并给予在家监视居住半年的强制性惩罚措施。笔者近日与若干位朋友取得了私下联系,详细了解了他参加茉莉花集会的被捕过程、被捕以后的审讯过程以及释放以后被监视的生活。本文采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

1.茉莉花集会现场被捕

李勇是与几个网友一起参加该市的茉莉花集会的。2月20日是第一轮茉莉花集会日,在每个城市指定集会地点处,早有大批警察在现场守候,大量便衣混迹在人群之中。然而李勇等人对警方的严密部署毫不知情,也不知道早在2月19日很多维权人士已经被警方拘捕或者软禁在家。

下午两点左右,李勇一行到达现场,此时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并没有特别的状况发生,李勇等人没有意识到危机四伏,大家一边散步,一边闲聊。二十来分钟以后,同去的朱军(化名)突然打趣地问道,喜欢宋祖英的茉莉花开这首歌吗?不料祸从口出。说时迟,那时快,朱军话音刚落,周围气氛一变,三四个陌生人立刻转过身来,扑向朱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按倒在地,朱军奋起反抗,但是被几个人牢牢地抓住。

这一变化来的极其突然,从提出问题到被按倒,前后仅两三秒,李勇等人未及思索朱军的话就看见朱军被人扑在地上了。事发突然,李勇和其它网友头脑一热,一拥而上,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朱军从陌生人那里抢回来。

没想到的是,他们正打算把压着朱军的人推开,立刻从四面八方涌来更多地警察和便衣。一转眼他们就被大量的警察便衣包围,并迅速被制服。由于李勇等人不停地反抗,最终每个人都由四个人押送,两个人抬手,两个人抬脚,把他们悬空抬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关押。

在派出所,他们几人被分别关押,不过警察对他们还是比较客气,没有辱骂,没有殴打,也没有审讯。至晚上11点左右,市国安局到派出所提人,他们被移交给国安局和国保局(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保密局)。没想到等待他的将是长达七天的噩梦。

笔者评论:

首先,朱军企图采用打擦边球的方法提及茉莉花是不明智的。因为在没有考虑清楚后果的情况下,贸然挑战共产党的禁区,事情虽小,被无限放大以后,后果会很严重。

前任主席江泽民有句名言:“要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现任主席胡锦涛为人谨慎,深藏不露,做事把稳,向来滴水不漏。他在非典的时候也有句名言:“我们宁可把形势估计得严峻些,宁可多加防范,也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有丝毫侥幸心理。”这其实是胡锦涛的性格的真实写照。“将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和“多加防范,不丝毫松懈,不抱侥幸心理”这两句话,大致能够反应出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一脉相承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指导思想,对于茉莉花革命也是如此。好个“不抱侥幸心理”,大家明白吗,在共产党都不抱任何“侥幸心理”的时候,而你还抱有“侥幸心理”去挑战它,就一定会吃大亏。

其次,朱军被扑倒后,李勇和其它人试图救回朱军,是不理智的。事后,李勇进行了反思,认为自己当时的行为有点鲁莽,牺牲得不值。因为后来仔细想想,在部署了如此多的便衣警察和公安干警的局面下,凭借手无寸铁的几个网友的力量救出朱军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当时头脑一热,只想着救人出来,没想到一动手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李勇说,他们这次参加集会,其实本是抱着凑凑热闹随便看看的心态去散步的,并没有抱着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更没有加入任何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之中。他们对于2月19日大批维权人士被抓捕和软禁也并不知情,不知道集会地点已经部署了大量的便衣警察,因而低估了参与此次行动的危险,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笔者认为,当时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大家一起蜂拥上前质问,切忌动手抢人。之后,与被捕者同行的几位朋友应当根据现场的状况随机应变,尽早低调离开现场。这不是背弃朋友的行为,而是保护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共部署的公安干警和便衣警察中,不乏训练有素,镇压群体事件经验丰富的骨干成员。他们部署周密,行动迅速,人数众多。在非茉莉花革命有更多的全民参与之前,除非具有严密的组织应对策略,否则无法与他们进行公开对抗。对于没有详细计划的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一定是保护自身的安全。

2.通宵突击审问,拷打逼供。

当晚,在李勇朱军等人被转移至国安局以后。局里的领导高度重视,基本上重要的领导全部到齐了。李勇与其它人始终处于隔离状态,接受包括局里领导在内的七八个人的通宵突击审问。

在审问的过程中,李勇被固定在凳子上,双手反绑在椅背,对面坐着七八个审问的人,同时还有几个刺眼的强力探照灯对准他的眼睛。

李勇对这些行为非常反感。明明自己什么违法的事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说,就被当成犯人一样对待,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羞辱。

在被问及什么是茉莉花的时候,李勇傲然回答道,茉莉花就是突尼斯的国花。领导又问,突尼斯发生了什么?李勇答道:“突尼斯和埃及的人民把独裁多年总统给赶跑了,这多好啊。”

领导突然话锋一转,问道:“那么你们的中国的茉莉花是什么意思呢?”李勇这才明白,原来上了领导的套了。领导想通过对话,引诱李勇承认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他赶紧申明没有那个意思,他们只是散步而已。

领导怒道:“什么没有那个意思?突尼斯和埃及都把总统给赶走了,所以中国的茉莉花也是为了推翻中国的专制统治!”

任凭李勇怎么解释,领导都一口咬定,李勇等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中国的专制统治。并威胁李勇老实交待,否则后果自负。

在李勇拒不承认领导的无理指控的时候,领导就下令部下用皮带抽打。强迫李勇承认。例如领导一口咬定李勇朱军等人一定受人指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强迫李勇交待一切,并强迫李勇供出这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来。李勇觉得很受冤枉:“我们真的只是从国内的网上看到的,背后没有人指使,我总不能随便说一个不相干人来害他吧。”领导不认这些,狠狠地说道,你小子还不老实,我告诉你们,你们都是被西方的反华势力给利用了,你不招是吧,那就先吃点苦头。部下一听,心神领会,拿起皮带又往李勇身上招呼。

与此同时,国安局出动人员,强行进入李勇家进行搜查,试图寻找标语宣传单等证据,他们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床底下。临走的时候,带走了李勇的个人电脑,以及李勇的一些个人书籍。当然,根本不存在什么李勇参与宣传茉莉花革命的证据,更不是所谓的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

当晚的审讯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此时李勇已经筋疲力尽,面对一夜的强光的照射和咄咄逼人的领导,已经接近20个小时不吃不喝,还数次遭遇皮带的抽打。对方这才放过李勇,把他关押起来。

连续七天七夜,李勇被关在一个不到两平方米的笼子里,没有床,没有厕所,没有水龙头。睡觉只能坐在地上靠着笼子休息;上厕所必须打报告,由专人陪同进出;每天早中晚只有馒头和白开水,分量仅够保证不被饿死。在其它时间如果饥饿或者口渴,不会得到任何食物和饮料。没有钟表或者报时。李勇在笼子里只能凭借天黑天亮来保持一点时间的概念。

此后的每天上午,李勇都会被带去再录一次笔录,偶尔下午也会有一次,其余时间都关押在笼子里,不得与任何人交谈。手机在最初便被没收,李勇无法跟外界有任何联系。

每一次笔录问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问题,询问的人一次又一次地逼迫李勇交待所有事实,供出主犯。期间,领导又亲自审问了一次,这次审问中,李勇再次受到暴力侵犯。该领导反复逼问李勇家里的每一个人的细节情况,李勇有些生气,担心领导会去迫害他的家属,说到:“这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这跟你有什么关系?”领导一听大怒,其部下迅速将李勇的压住,同时抓住李勇的头用力向上扯,领导恶狠狠地说道:“你以为我们在求你告诉我们是不是?大概是我们对你的待遇太好了,你的骨头又痒了。”

附录,笔录时,李勇被反复问倒的问题如下:

1. 你知道茉莉花是什么意思吗?

2. 你知道茉莉花在中国的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吗?你理解到底是什么?

3. 中国茉莉花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中国的专制统治的,不是吗?你真的不知道吗?

4. 你是怎么知道今天的集会的?你怎么知道集会的时间,地点的?你知道今天的集会都要干什么吗?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5. 茉莉花行动是谁告诉你的?他还告诉你些什么?你们怎么认识的?你们认识多久了?

6. 你是从哪个网站上知道的?你怎么知道这些网站的?你为什么要上这些网站?你还在这些网站上看了什么?

7. 今天跟你一起去的人,他们都是谁?它们干什么的?你们怎么认识的?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联系的?你们还一起参与过其它的什么活动吗?除了这些人以外,你还有哪些朋友也参加了今天的行动?

8. 你们是怎么组织的?谁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你们是怎么分工的?主谋是谁?你们事先都准备做些什么?你们的背后到底谁是这次行动的策划人?是谁在后台组织你们参加集会的?你们在什么地方见面的?你们什么时候决定的?集会之后又打算干什么?你们跟境外的反华势力有什么联系?你们跟国内的地下组织有什么联系?你们到底是受了什么人的煽动?

9. 你们的QQ的账号和密码是多少?你使用人人,Facebook和Twitter吗?

审讯的内容其实非常枯燥,审讯人员不厌其烦地查问每一个细节,在这些问题当中,他们最为关心的是李勇朱军等人的活动与是否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体行动的一部分。他们软硬兼施,威胁恐吓暴力并用,盼望李勇朱军等人招认背后有人组织策划,并且能够把这个人给供出来。所以在8类问题上反复询问,不停地发难。

但李勇等人确实只是在国内网上看到从国外转来的消息,也没有加入任何有组织有目的团体中,所以他并没有很多能够交代的。对方不死心,每一天都用同样的问题逼问李勇。

笔者评论:

隔离审问和刑讯逼供是国内最常见的审问方式,对于没有反侦查能力的嫌疑人来说,基本上只有一条选择,那就是交代真相。因为即使你不交代事实,也会被他们通过对比的方式发现问题,然后用暴力逼供。审问者的提问细致入微,不放过任何细节。通过对比不同的嫌疑人的口供,能发现其中相互矛盾的地方,然后进行更深入的审讯。他们每天都详细询问同样的问题,也是为了检验嫌疑人是否撒谎。不断对比前后的口供,也许能够发现破绽,找到新的突破口。如果一个人撒谎,在反复地询问下他就可能会露出一些马脚。

办案人员最关心的是集会活动是否是“有预谋、有组织的”。如果是有组织有预谋而没有查出来的话,那么办案人员很可能被认为办事不力,甚至受到处分;相反,如果查获幕后有“海外反华组织”,并因此可以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并送交检察机关,则是大功一件,将会得到奖金和更多的经费。为此,他们不厌其烦地变换各种提问方式,威逼利诱,想套出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和位置。

笔者建议,每一个要去参加集会散步活动的人都应该仔细地回答几遍上面的问题。如果是好几个人约好一起参加,那么一定要事先商量好口供,以免在回答的时候暴露自己的朋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由于警方会要走没收电脑和手机等通讯工具,并且询问QQ,社交网站以及邮箱的密码,所以请活动的参与者不保留聊天资料,QQ可以设置每次关闭后自动删除聊天记录,MSN也可以不存聊天记录,不留下任何把柄。此外还包括:电子邮件通讯记录,人人网上的私聊记录,各种帐号和密码的自动记录功能。

如果你决定不承认使用过QQ或者社交网站联络,那么请删除聊天记录以后卸载QQ,清理网页的历史浏览记录,删除自动保存的账号以及密码,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暂时注销账号(在人人网上注销账号之后是可以恢复的),删除敏感的手机短信,等等。这样,即使你的手机和电脑被没收以后,你仍然能够有足够的底气和他们周旋。

3.释放以后,在家监视居住半年

国保局将李勇关押7天后于2月28日将其释放。被释放之前,李勇被逼写两份材料,一份是《悔过书》,其中要交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痛心疾首,后悔莫及,并且痛改前非;另一份是《保证书》,保证自己再也不会参与类似活动,“重新做人”,与“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来往断绝来往等若干保证。《悔过书》和《保证书》均需要被在国安局的领导亲自审查通过以后方可释放。

释放并不意味着获得完全的自由,除了关押七天(实际上是8天多),李勇还仍将被监视居住半年。虽然回到家,李勇并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每天不定时地有电话打来,确认李勇在家里。有时突然门铃响起,开门看是陌生人,一言不发,确认李勇在家以后就离开。时常会专人找李勇谈话,无非是教育李勇痛改前非,与反党反华势力划清界限之类云云。此外,国安局的领导也多次找到李勇的家人谈话,要求他们劝导李勇,教育李勇,挽救李勇,盯紧李勇的日常行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一开始,李勇并不知道,他已经被24小时严密监控了:在他家附近有三人以上蹲点,24小时严密监视李勇的行踪,不允许随意外出;李勇一出门,他们就暗中紧跟李勇,李勇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家里的电话也遭到窃听。

直到一天晚上,半夜李勇想吃点东西,于是去了附近24小时营业的超市。路上行人稀少。回家的路上,李勇发现后面有一个男人鬼鬼祟祟地跟着他。李勇猛地一回头,看清了那个男人的脸。刚刚超市里李勇见过这个男的,他一直在挑东西的样子,原来这个男的一直在监视他。想到这里,李勇心里一阵愤怒:他们未免欺人太甚,连半夜都要监视我!那个国保见自己被发现了,也没有回避,一边跟李勇对视,一边立刻使用对讲机,叫来两个帮手。国保们人多势众,李勇无奈只好转身继续回家,国保们则在他身后不紧不慢地跟着,直到确认李勇到家。

此外,被释放之前,国安局领导反复叮嘱他,不允许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特别是国外的记者,并威胁他说,如果接受采访,那么后果严重。

随着两会的召开,国安局有关负责人再次找到李勇,要求他签署了一分新的保证书,再次确认遵守五个条件:

1.不得接受记者采访,特别是外国记者。

2.不和以前一起参与集会的朋友有任何形式的来往交流。

3.两会期间不能离开该市。

4.不准上网。

5.不得随意出门,每天面谈一次。

另外,每个星期的星期天都是茉莉花革命的集会日,为了方便管理,李勇星期天必须跟随公安人员到达指定的场所活动。直到当天集会结束为止。

李勇表示,虽然没想到仅仅因为去了一次集会现场就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参加茉莉花集会。他说:“我一直都觉得为争取自由民主和公民权利做出的努力是完全值得的,我一点都不后悔;但是我也要提醒继续参加茉莉花革命的朋友们,参加之前要想清楚可能遭遇的后果,注意保护自己。”

笔者评论:

本次茉莉花革命作为一个伟大的全民运动,政府的反应异常紧张。在网络发达的今天,笔者判断发起者和组织者也许国内、国外都有,而这已并不重要。政府迄今为止不愿意承认茉莉花革命是一个全民自发的运动,即使发起者被捕,也依然无法浇灭茉莉花的绽放。可惜底层的办案人员却传承一贯作风,希望给被抓之人冠以反华组织的成员头衔来办案,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愿放过一个,最大化的申请奖金和维稳开支。这种政府与民间对立的模式使得茉莉花革命会更迅猛的发展。然而广大参与者必须要学会保护自己,只散步、微笑,不要喊口号。在其他参与者有麻烦时,大家共同上前质问何故抓人,而不要动手抢人。

中国群体性事件逐年递增,据悉09年已达近20万起,政府的警力早已开始捉襟见肘,不可能进行大范围、大规模的抓捕和打压,否则会迅速激化矛盾,让形势朝着更加不可逆的方向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德,“周一抗议”始于1989年9月4日,人们在傍晚聚在广场,每周一次。开始只有几百个人参加,到10月有7万人参加,到11月上百万参加,柏林墙倒塌。在埃及,网民发起Facebook集会,为避开示威禁令,他们不喊口号不持标语,站到尼罗河岸一小时就散去。这场虚拟集会变成现实,人数像滚雪球,网民挺进开罗贫民区呼吁,让那些一辈子未上过网,甚至未摸过键盘的穷人也站出来。最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

笔者最后再次呼吁大家保护自己的同时坚持每周上街,散步微笑,不喊口号,将不会遇到麻烦。愿我们的持续的非暴力运动创造中国新的文明历史!!

投稿者没注明出处,经过搜索,出处是:

http://molihuaxingdong.blogspot.com

余英时:政府对国内茉莉花聚会为什么那样紧张?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06日转载)

来源:自由亚洲

茉莉花集会,大家都知道是从茉莉花革命开始的,就是在中东的突尼斯举行游行抗议,把专制30多年的政府忽然之间就让它崩溃了。

然后这个革命又传到其它的国家,最引人注目的当然就是埃及。埃及在专制政府之下已经有三、四十年了,忽然之间也被老百姓推翻了。

茉莉花革命也可以说发展到其它中东国家,引起了一种骨牌的效应,比如说是像也门。目前最成问题的,就是利比亚。

所以这一连串的革命在中东,可以说是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关注,而中国尤其如此。中国把这件事情看得比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一样。我现在讲一讲中共的反应。

中共为什么紧张?因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发展得很好,可是也面临许多问题,比如说通货膨胀现在很严重。从政权稳定着眼,共产党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它的政权会不会因为外面的变动,引起震荡,引起百姓集会抗议,像茉莉花革命一样。

最初是有13个城市,特别是北京跟上海,都接到通知,在某一天到什么地方集会。在北京就是王府井麦当劳那个地方,在上海就是和平电影院前。总而言之,这两个地方在集会的时候,人三三五五,没有人去,也没有做任何行动,你又不能抓他。可是警察早已密布了。在北京情况尤其严重,在王府井大街那里,现在已经竖起各种障碍,警察是成千成万的。因为他们最怕的就是老百姓集会,万一形成了,而且一天天增加,人越来越多,那就很难控制了。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要防范于未然,在它没有真正发展成为大的威胁的时候,先把它防止住,这是共产党基本的策略。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就把许多有影响力的人权律师,比如说腾彪就被逮捕了、没有消息了;另外在四川有一个活动分子很有名的,叫冉云飞,现在已经被抓,恐怕要起诉了,可能判刑会在10年以上,因为他是非常敢说话的,从前为了地震,为四川人说话的一个人。

从各种蛛丝马迹看来,共产党这一时期以来控制之紧,据国内的学者说,是从来未见的;西方记者也认为是极其少见的一种严密控制。共产党担心人民抗议,它从来没有考虑到像大禹治水,怎样疏导,做一些改革或者和缓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因为现在人民对政府不满的原因很多,比如说农村土地被掠夺而不给适当的代价,所以民怨是非常多的,当然都散在各地,不是在大城市,记者也看不到。

现在共产党索性这样,所有闹事的事情都不准记者报道,国内记者谈都不能谈这个问题。现在控制记者报道已经发展到美国记者、英国记者了,像BBC,像法国的。尤其是在北京,许多记者去照相、去报道,往往被警察拖到巷子里面,死打一顿,在脸上踢、在脸上捶打。因为从前对外国记者总是客气点,现在真面目是完全显露了,凶狠得不得了,像这样的报道是从来没有听见过的。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针对茉莉花集会 千龙网发署名文章论和谐稳定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06日转载)

来源:千龙网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人有责人人受益/顾涛

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明确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光阴荏苒,转眼间时间已过去二十二载。然而,回想起小平同志的这段经典论述,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如果没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

和谐稳定是发展的基本前提。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发展进步,都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没有社会和谐稳定这个基本前提,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都难以保证,社会经济发展根本无从谈起。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哪个朝代还是哪个时期,只要社会安全稳定,我国的社会经济就会得到快速发展;只要社会动荡不安,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停滞甚至倒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始终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局面,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各项事业生机勃勃,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国际威望不断提高。这一切同我国始终保持社会团结稳定的局面密不可分。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人有责。社会和谐稳定是人民生活安定的保障,每个公民都有义务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客观地来看,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特别是一些影响社会公平、和谐、稳定的矛盾与问题还比较突出,例如城乡群众的收入水平总体较低,教育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土地纠纷、就业难、看病难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实际上,这些矛盾和问题正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发展中的问题必须要用发展的方法加以解决。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分子,无论是谁,都应该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为己任,自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自身遇到有关问题时,也应该通过合法渠道反映自己的诉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与个人、全局与局部、集体与个体的利益最大化。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人受益。社会和谐稳定的直接好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大繁荣。我们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个公民,显然都会从社会经济大繁荣中受益。回顾近年来,虽然我国连年遭受了洪涝、干旱、低温雨雪冰冻以及汶川大地震和玉树地震等特大自然灾害,但是人心齐、泰山移,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战天斗地,赢得了一个又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胜利,并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了年均约10%的增长速度。随之而来的是,人民的福祉得到了不断提升和改善,城乡居民收入保持了稳定增长,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就业状况全面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小康生活正在逐步实现。

总之,和谐与稳定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压倒一切的是要千方百计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没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只有维护好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才能保持社会经济的全面、健康和快速发展,才能保证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实现改革开放成果人人共享。

2011年3月5日星期六

杨建利:戒急戒躁,走向深入——也谈中国的茉莉花革命

在北非茉莉花革命的背景下,中国出现启动茉莉花革命的网络呼吁,2月20日和2月27日,北京、上海等城市部分民众上街散步、围观,中国政府则以罕见的高压态势密集布防,并在全国各地大肆抓人,形成十年来针对异议和维权人士的最大一波抓捕,这是中共恐惧心理的表现,也是其长期侵犯人权行为的延续。

目前,网络上的行动呼吁和中共的抓捕都还在继续,各界朋友对短期内大规模民众抗议的前景有不同研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没有妥当的策略,持续行动则可能导致更多的异议、人权活跃人士入狱,给民间力量的成长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我们需要戒急戒躁,对茉莉花革命做细致的谋划和更扎实的民间准备。

让我们首先从两方面进行思考:其一,与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不同,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为更好地进行持续抗争,国内活跃人士的安全应作为重要考虑的因素,尤其是长期被警察定点监控的知名异议人士,不宜过早参加上街散步、围观等活动,其它参与者也应循序渐进,小心试探,韧性坚持;其二,在许多异议、人权活跃人士被抓捕后,茉莉花革命不应从此结束,但需要调整策略,以更合理的设计,虚实结合,精细化操作。为此,我愿提出一些建议,供国内外朋友参考。

应该看到,在没有组织者的情况下,仅仅由一则网络呼吁开始,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仓促上阵,其行为模式尚欠精细化计算和设计。我以为,在缺少焦点事件刺激的情况下,目前这个阶段,大规模政治性抗争动员的效果存疑,能够走上街头的民间力量尚不具备与中共警察打消耗战的资本。所以,我们需要考虑能否找到一种既能最大限度避免民间损失,又能够持续发挥作用的中国式茉莉花革命。

就前一段时间的情况来看,许多异议人士被抓,更多的敏感人士行动受到限制,这是民间的损失,但另一方面,无组织的茉莉花革命呼吁也极大地耗费了中共警察的资源,使之不得不密集布防、草木皆兵,尤其是在恐惧心理之下对境外媒体记者的粗暴行为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弹,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共侵犯人权的事实,也将中共面对民主革命(或者说,仅仅是对于民主革命的呼吁)时的张皇失措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有助于中国民主力量吸引国际关注和同情,有助于茉莉花革命的概念在中国社会中的传播。在痛惜异议、维权人士被抓的时候,全面评估这一行动,我认为它有相当的正面意义。

如果我们把近期在茉莉花革命的呼吁下的上街散步和围观行为放在公民运动的整体之下来进行思考,应该看到,它是民间组党、自由写作、维权抗争等公民运动的自然延伸,虽然过去的两周并没有大家预期的人数上街,但是仅凭网络上的匿名呼吁就在几个城市形成动员并极大地牵制了警察的镇压力量这一点说明,茉莉花革命的冲动毕竟是中国社会的真实要求之一,而不完全是空穴来风的激进行动。

但我们要防止网络信息的放大效应使我们脱离实际情况。无论北非的茉莉花革命,还是中国公民上街散步、围观的行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互联网的高度依赖,这是目前全球民主运动的一大特点。网络是一种便利的交流和组织工具,它可以部分地帮助我们解决如何踏出大规模集会的关键性一步等难题。我们要更好地利用网络,但不能仅以网络舆论的声音大小来评判运动的效果,所有的网络呼吁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现实中,从网上走到地上,在注重网络信息传播的同时,要防止被网络放大的声音反过来对我们产生误导。扎实深入地开展公民运动,提高公民素质,增长公民力量,奠定变革和建立新制度的切实的社会基础,这是更根本的基础性工作,只有抓住了这个根本,中国民主力量才能借助茉莉花革命的号召组织方式,与专制政权展开最后决战,切忌本末倒置。

我认为,在与专制制度的较量中,我们的行为应该始终立足于促使民间力量的增长,在民主与专制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寻找未来,如果茉莉花革命仅仅导致异议、维权人士被抓,甚至让民间力量遭受重大损失,而不能有效消耗专制力量的话,那就与这一目的相背离了。因此,在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初始阶段,我建议长期遭受警察监控的知名异议、维权人士暂时不要采取可能导致自身风险的行为,而由不在国保警察视野内的普通民众来展现潜在的民间力量,同时,这样的展现,应在风险最小的情况下进行,也就是说,在网络呼吁的时间、地点范围内,以“偶然路过”等低风险方式开始,不急于求成,慢慢寻求民众聚集抗议的可能。也许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方式难以聚集起可以形成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力量,但是只要不造成更多的人员被捕,保持长期行动的这一思路设计和潜在参与者的潜在动能足以使中共不敢掉以轻心,极端一点说,一段时间内,我们甚至不需要太多的具体行动,但绝不放弃随时行动的准备,只要不停地匿名重申行动的意愿,便可能长期调动和牵制中共的镇压力量(这是对中共恐惧心理的有效利用,因为中共比任何人都更为了解民间的怨气与不满的程度),消耗其统治资源,这样一来,茉莉花革命的呼吁和可能的行动,将会为茉莉花革命之外的其它维权、异议、民主活动提供掩护,促使公民力量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成长,这是我们战胜专制的根本所在。

也就是说,一方面,茉莉花革命的具体设想未必成真,但失之桑榆收之东隅,茉莉花革命的压力可能促成另外形式的实质性突破;另一方面,长期的坚持之下,茉莉花革命的设想又未必不能成真,它有赖于更广泛的民间力量的增长和动员,以及更为恰当的时机。

目前阶段,我的个人看法是,1,每一个参与者和潜在的参与者均应将安全放在第一位,多了解各种信息,进行技巧性活动,当感觉个人危险较大时,应暂时停止直接参与茉莉花革命有关的活动;2,在警察形成强大镇压态势的情况下,茉莉花革命先期应建立“最大共识、最小风险”的原则、以“虚实结合,以虚为主”的方式进行,但海外的网络信息传播和舆论层面的工作(但不是过于急切的行动号召)要继续,以期对中共形成长期的听觉骚扰和心理威慑,国内被监控的朋友则尽量在警察的“防守红线”外活动,同时对茉莉花革命保持密切关注;3,长期的防范必将导致中共镇压机器的疲劳和懈怠,使有限度参与的行为风险陆续降低,遇到合适的时机,可为大规模民间抗争的兴起创造有利条件,我们要加强对群体性事件规律性的认识,不排除以茉莉花革命的形式最终消除专制;4,由于中国社会矛盾广泛而尖锐,“虚实结合”的行动方式必然具有“由虚转实”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将会对中共党内理性力量产生改革的压力,有助于促使中国社会转型代价的降低,当有利因素出现时,甚至有可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这不是具体的行动方案,而只是一些初始阶段的原则性建议,这是现代网络条件下,针对中共专制政权的一种抗争方式,不可儿戏化,又也不宜在开始阶段以传统方式与22年来一直将稳定当做第一目标的政权正面拼实力。我想,在注意保护国内参与者和虚实结合这两个原则之下,参与者和支持者肯定会想出很多的好点子。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茉莉花革命并非中国社会实现民主的唯一模式,不是也不应该是目前阶段唯一的努力方向,在传播这一信息的同时,无论如何,我们要放弃浮躁、急躁和不负责任的做法,争取以促使社会各领域公民力量成长的努力为主要着力点,为此,除了茉莉花革命这种政治性议题之外,一些重在基础性建设的公民行动和公民组织仍需以各种方式获得部分“合法”生存空间,以求最好的民间力量发育效果,在一般性维权行动中,民众仍然可以通过实名进行活动和联系,与茉莉花革命匿名化的做法相呼应,其中,继续推动《零八宪章》的实名签署及其与具体的公民运动相结合是非常重要的长期工作。但无论“虚”还是“实”的工作,都不应儿戏化,要通过一点一滴的具体工作,建立可信的信息、组织基础。

另外一点建议:现阶段,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民间力量的损失,海外活动者及相关媒体在发布关于茉莉花革命的有关行动呼吁时,应尽量加强信息沟通和意见协商,为国内行动者提供更全面可靠的信息,对中共施加更大的压力。即使这一点无法做到,海外也应该从保护国内力量长期抗争的角度来考虑,避免操之过急的做法,发布信息的同时,应提醒国内人士注意风险,不求毕其功于一役,重在长期的韧性抗争。面对中共举世罕见的高压严密控制,我们应该更多地运用智慧,关注行动进展,全面搜集和处理信息,为国内民间力量提供信息资源和有价值的行动建议,至于是否参加行动和如何行动的问题,只能由身在抗争一线的参与者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

目前的一项迫切的工作是,对于中共大肆抓人的做法,我们应该尽快发出足够清晰和强大的抗议的声音,并努力救援失去自由的国内朋友。这一工作需要海外朋友群策群力,动员国际力量尽快展开。自六四屠杀以来,中共22年一贯镇压民主力量,在当今世界民主化潮流滚滚向前的背景下,这是越来越令人无法容忍的行为,我们需要促使国际社会做出更多努力,对中共施加切实有效的压力,而不能漠视其继续大规模侵犯人权,这种努力是我们的道义责任,也是对国内抗争的必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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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4日星期五

人大代表里的亿万富翁

blackhat 发表于 2011年3月04日 12时54分 星期五
来自党的无形资产更多部门

当总理温家宝在本周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上谈论减少贫富差距时,下面坐着很多亿万富翁。
据彭博社统计,2,987名代表中最富有的70人的总资产高达4931亿人民币(751亿美元),其中包括了胡润富豪榜的中国第一富豪、杭州娃哈哈集团主席宗庆后,他的资产约120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535名议员中最富有的70人,其总资产只有48亿美元,而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十倍。

http://society.solidot.org/article.pl?sid=11/03/04/0455233&from=rss

2011年3月3日星期四

法广采访-胡平谈茉莉花颜色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作者 尼古拉

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国家从去年年底以来出现的社会骚乱, 最终演变成一场规模庞大、席卷多国的颜色革命, 并且还超出地区影响范围,在国际上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随着突尼斯本?拉里、埃及穆巴拉克的下台, 以及已经是四面楚歌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 茉莉花颜色革命的冲击波之后还将如何延伸?这是目前国际舆论普遍关注的焦点。在中国,一些对当前社会现状不满的民众也在酝酿“围观”、“散步”行动。对此, 中国官方保持高度警惕, 试图切断所有来自外部的不稳定因素。哪来自北非中东地区的茉莉花颜色革命对中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就此, 本台采访了目前生活在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

问:茉莉花颜色革命的发展情况超出舆论此前预估,请问,您如何看待当前茉莉花颜色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胡平:“我想北非的这场民主革命,首先证明了人权民主这些价值的普世性。这对那些中国正在争取这些价值的异议人士、民运人士和维权人士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另外,在此之前,一般人都没有估计到在这些地区和国家会突然爆发这么大规模的运动,而且取得这么大的成果。这也表明,在专制之下的所谓稳定其实是非常靠不住的。在相当大的意义上,这也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从这些方面来看,对中国的鼓舞非常的大。另外,它也使中共当局再次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看埃及,在民主革命运动期间,埃及军方明确表示,他们了解人民的合法权力,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对人民动用武力。埃及政府的外交部发言人,而且还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外交部发言人一再表示,解放广场不是天安门广场,也不会变成天安门广场。。。联合国安理会的十五个理事国又一致通过了制裁利比亚的决议。其中,除了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冻结资产之外,还有一条就是要把卡扎菲政府2月15日以来的行动以涉嫌反人类罪提交给海牙国际法庭。中国政府也投了赞成票。大家知道,利比亚政府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1989年中国政府的行为。这表明,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在这种压力之下很为难。投反对票或弃权票都会使得国际社会把其与卡扎菲归类,成为舆论攻击的目标。而表示同意,则等于承认一个政府用致命性武器镇压本国人民是一种反人类罪。但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在提到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这项决议的时候,对四项制裁内容只提其中的三项。就没有提要以反人类罪提交国际刑事法庭这一项。。。”

问:您提到中国政府在安理会制裁卡扎菲问题上投了赞成票,这是否反应了北京执政者的一种进步呢?
胡平:“我想这是一种无奈,因为左右为难么。不光埃及方面表示,不会把他们的解放广场变成天安门。而且,卡扎菲也两次电视讲话都把他的行为,在为其镇压人民行为做辩护的时候也都提到天安门广场-1989年的事情。如果投反对票,而卡扎菲现在在国际上是如此的众叛亲离,遭到如此强烈的一致谴责,这就自己把自己捆到卡扎菲一起。显然这是不愿承受的。所以,出于无奈,只好表示同意。这当然会对中国情况造成一定影响。对民众、对体制内还比较认同普世价值的人、对当年六四镇压就不赞成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虽然这种承认在目前中国媒体上还看不出来。它是遮遮掩掩,但毕竟它接受了这一点。这件事情对今后中国的政治发展恐怕是能够起到某种作用的。”

问:卡扎菲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基地恐怖组织在当前中东地区的局面上有一定的幕后影响。国际上也担心中东地区颜色革命后的社会发展方向-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抬头,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胡平:“可惜,我对这些情况不是非常清楚。北非现在不象89年东欧发生的情况。我们对东欧本来就是比较多的信息。中国也是共产国家,比较类似。所以,我们对东欧的信息有很强的解读能力,一看就知道出了什么事。看到各类组织也知道它们背后的意思。而对北非,显然第一信息不够,第二对信息的解读能力也不够,所以,对情况不能有很明确的判断。卡扎菲又谈基地组织在中间活动,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与此同时,他也指责西方势力。这等于把两头、几个事都拉到了一块。好像都是在跟他作对。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我们看到的情况,很简单的一个事实是,他们的这种专制统治,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当然能够激起其人民的不满 ,这是最重要的。现在外部力量即便有这种意图,也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声势。所以,北非这场运动,不论它其中还有种种其他因素,但首先表明的是人民不甘心接受一个专制独裁的统治。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

问:美国现在在做军事准备的原因是什么?
胡平:“卡扎菲现在尽管众叛亲离,但毕竟还有一批忠于他的部队和相当的雇佣兵。另外,他还有很多的武器资源。加上利比亚本来就是由几个大部族组成的国家,它们彼此之间本来就有很多矛盾,所以,如果情况继续恶化,继续朝恶化方向发展的话,导致更多人死亡的情况下,我想国际社会进行适当的介入,处于人道原因,即基于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我想至少是非常需要考虑的。”

问: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把茉莉花革命与‘228事件’相提并论,您觉得这样的比较贴切吗?
胡平:“我想他的主要意思是,不论是茉莉花革命,还是当年的228,都表达了人民对独裁专制政权的一种挑战。他强调的是,一定要落实保障人权、实行法治、避免历史悲剧。对大陆人而言,则会更多地把北非联系到89民运。相比之下,台湾的228以及台湾转型的情况和北非一起就不是那么特别的贴切。但我想这主要表态了他一种价值理念的主要取向。表示他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就此而言,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

http://goo.gl/rOzoe

2011年3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

2011年3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主持例行记者会。

问:安理会就利比亚局势通过了1970号决议后,美英等国表示希望推动安理会对利比亚采取进一步行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第二、巴林国王哈马德责成王储萨勒曼负责与巴各派和阶层进行全国对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关于利比亚局势,中方认为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讨论应有助于利比亚尽快恢复局势稳定。安理会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取决于利比亚局势发展及安理会成员协商的情况。我们认为,有几个原则应该遵守:一是要尊重利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推动通过对话等和平手段解决利比亚当前危机;三是安理会应充分听取和尊重广大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意见。

我们对巴林领导人通过举行全国对话缓解国内紧张局势表示欢迎,相信巴林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尽快恢复稳定和秩序。

问:近日巴基斯坦少数族裔事务部长巴蒂遭暗杀,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方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向巴蒂先生的家属表示慰问。我们相信巴基斯坦政府能够妥善处理这一事件,维护国家稳定与团结。

问:中方是否支持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设置“禁飞区”?

答:中方认为,按照国际法准则,一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我们希望有关国家能够按照国际法准则来处理相关问题。

问: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昨天发表讲话时几次提到中国,表示愿把西方国家在利比亚的经济利益转让给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东国家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中方密切关注利比亚当前局势发展,真诚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对话,以和平手段解决当前危机,尽快恢复社会稳定和正常秩序。中国一贯致力于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友好互利合作关系。

问:昨天中国警方约见外国驻京记者,强调外国记者在中国各地采访前需征得被采访人和单位同意。这是否意味着537号令已失效?

答:有关部门与一些记者进行沟通,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在中国工作。你提到有关部门找你们,我想可能是因为一些外国记者近日未经许可前往北京市繁华商业区采访引发混乱。希望你们能以正确态度对待。

我们已经反复重申,537号令仍是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指导性法令。对于外国记者在华进行正当采访,中方有关部门会依法保护记者的合法权益,并提供便利和协助。以前我们是这样做的,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继续这么做。

问:我愿意遵守规定,也递交了采访申请,但警方的解释我不理解,你是否认为他们违反了537号令?

答:既然你这么执着,我愿意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情况。近日一些外国记者未经许可就前往北京市繁华商业区聚集蹲守拍摄,而且不听从现场管理人员的劝阻,长时间占道影响通行,严重扰乱了该区域正常秩序,也引起周围商家和行人强烈不满。执勤民警依法进行了疏导,没有听从民警劝导的记者被带离现场进一步谈话。我认为多数记者是去抢新闻的,但你们的确违反了规定,也确实影响了社会秩序。其中绝大多数记者都积极与警方配合,在警方疏导后就散离了,只有极个别记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我想指出,如果有人不是为了单纯去报道新闻,而是想当什么“英雄记者”,以身试法,制造新闻,这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而且事情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

追问:你能明确告诉我们违反了中国哪项法律的哪个条款吗?

违反了去那个地方采访需申请的有关规定。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对于抱有这种动机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希望大家能够明智地认识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是真正的记者,就应按照记者的职业准则行事,在中国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从前两次情况看,那些去蹲守的记者也没有等到他们想等的新闻。如果这两天还有人煽动、鼓动你们再去什么地方非法聚集,我建议你们及时报警,一是为了维护北京的治安,二是为了维护你们自身的安全和权益。

同时我想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大局已经说明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求稳定、谋发展、促和谐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我们会继续坚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得逞的。中国保持稳定和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

问:我们尊重中方的规定,但对这一规定如何实施感到困惑。以前允许的现在却行不通。按我们先前的理解,很可能无意中就违反了中国的法律法规。你能否解释一下?

答:你在中国工作了多年,相信你对中国改革开放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以及外国记者采访环境不断改善有切身体会。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环境日益宽松。但良好的采访环境需通过相互尊重、信任、理解、合作来维护。我觉得信任越多,合作越好,采访就会越顺畅、越宽松。

会后,有记者问及美国务卿克林顿近日称美中在争夺太平洋岛国影响力方面存在直接竞争,姜瑜表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同处亚太地区,都是发展中国家,双方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广泛的共同利益,开展互利合作潜力较大。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岛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双方的共同愿望。

近年来,中国与有关岛国关系发展顺利,双方高层交往频繁,经贸等领域交流与合作稳步发展,在国际地区事务中保持良好沟通与协调。中方坚持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岛国提供真诚无私的援助,帮助岛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受到岛国人民的欢迎。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稳定、发展与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希望美方与时俱进,与中方一道,致力于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http://www.mfa.gov.cn/chn/gxh/tyb/fyrbt/t803799.htm

2011年3月2日星期三

北京将通过手机监控市民出行

03/02/2011

《北京晨报》报导(《北京日报》的另一篇相关报导),北京将以中国移动的1700万手机用户数据为基础,建立“北京市市民出行动态信息平台”,掌握选定区域的人口数量分布以及人口在不同时间段的流动分布情况。北京市科委社发处副处长李国光介绍,该方案主要以手机数据为基础,通过蜂窝位置技术获取用户活动的实时信息,从而建立起市民出行动态信息平台。他解释说,当用户一开机,手机会自动在基站进行注册。根据基站发出的信号,工作人员很容易就能确定用户移动的距离和大致方向。 通过基站提供的各类线索和后台处理,工作人员能锁定特定区域的人口数量分布以及人们在不同时间段的流动情况,从而精准掌握市民出行情况。李国光表示将严格执行隐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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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ot原文链接

http://society.solidot.org/article.pl?sid=11/03/02/015212

杨建利:茉莉花革命是“破题之作”

2011-03-02

中国的多个城市发生“茉莉花革命”。海外民运组织“公民力量”创建人杨建利认为:“茉莉花革命”是一个“破题之作”,革命不能仅是几次街头行动,应适时地将行动转为更深入的公民运动。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从旧金山发來的报导

图片: 杨建利谈中国的“茉莉花革命”。 (记者CK提供)

自中东爆发“茉莉花革命”,杨建利便密切关注“茉莉花革命”在中国的发展。他日前在旧金山参加一场公众活动期间,与记者谈到目前正在中国发生的“茉莉花革命”。

杨建利用“破题之作”四个字来形容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他说:“‘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可以说是民间用特殊的办法向政权挑战,它是一个‘破题之作’,表明中国的民众应该上街,因为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

对于2月20日和27日,中国多个城市的民众响应无名人士在互联网上发出的“茉莉花革命”号召,到市区指定地点聚会,引起中共当局恐慌,出动比聚会人数更多的警察加以镇压,同时又极力否认中国发生了“茉莉花革命”,杨建利说:“这说明中共非常知道自己在中国的统治是多么的没有社会基础,它的合法性资源越来越匮乏。如果说,一个礼拜前能够表现出来什么的话,那就表现出中共政权非常虚弱。我们回过头来看中东的民主变革:在变革前,大家觉得不可能,很困难,一旦发生,就觉得所有条件都准备好了。之所以中共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它非常明白,它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位置,它每天累积的社会矛盾,一定有一天有一个总爆发。”

鉴于近几天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民运人士被政府逮捕,杨建利提醒国内外推动“中国茉莉花革命”的人士:“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要谨慎为之。我们应该从这第一次的实验中,迅速的转到实实在在的公民运动当中去,把真正的力量建立起来,然后再配合‘茉莉花革命’新的形式,来推动未来的民主变革。”

自中国89民运时便投身中国民主运动的杨建利,2007年组建“公民力量”组织,支持中国公民对中共专制政权的非暴力抗争,杨建利强调:“中国的民主变革不是一天的事情,我们不指望也不应该指望,网上发一个号召,就把一件事情给办了。我们现在要避免浮躁,走向深入,最后的根本是我们能够直接介入中国的公民运动,公民力量能够成长,让中国的公民意识能够觉醒。”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mo-03022011094945.html

2011年3月1日星期二

解滨:中东革命太给力,我党实在吃不消

利比亚人民的民主革命势如破竹,直捣卡扎菲老巢,卡大叔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 中东局势,超出所有人的料想。 这对于欧美到底是祸还是福,目前还看不出个头绪来。就连本拉登都看傻了眼。 最直接的麻烦,就是油价大幅攀升。但有沙特增产,油价的疯涨缓和了一点。 至于以后就很难说了。 搞得不好,沙特也卷进去,全球经济必将再次衰退,甚至引起大萧条都是有可能的。这一次中东革命,我党表面上很镇静,但内心里也吃不消。所谓外松内紧,就是这么一回事。 茉莉花造成了维稳费用飙升,上至政治局下至便衣打手们频频加班,身体吃不消。 除此之外,还有实实在在的损失。

第一、数百亿美元打水漂。我国在中东和非洲多国有不菲的投资。 就拿利比亚一国来说,这几天媒体上在大张旗鼓地歌颂政府出动海陆空从利比亚“撤侨”的伟业。我说这是瞎扯淡,骗小孩子的。我国什么时候在利比亚那个国家有过侨民了? 俺到现在还没有听说过有谁谁去利比亚侨居的。 从报纸上那些照片一眼就可看出,那些被撤出来的都是些中国工人,而不是拖家带口的侨民。所以这叫撤工,不叫撤侨。 那些工人到利比亚去做什么?支援革命?打黑工? 做奴隶? 非法移民? 搞政庇? 都不是。 他们是正经八百去利比亚参加中国工程公司的建设项目的。说起来心痛。据报道,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一大批中国公司在利比亚有数百亿美元的工程项目。 这些项目雇了三万多中国工人。 革命爆发后,工地的大型设备被抢,工程陷入瘫痪,我国工人生命财产堪忧,自身难保,公司不得不放弃利比亚的项目撤回全部人员,海外业务遭受巨大损失。中建全资子公司中建八局是利比亚班加西岗得富和哈德拉新城两万套地产项目的总包商,一共十家公司分包,中建八局属下二公司、四公司、青岛公司、天津公司和土木公司,另外,还有青岛建设集团、北京国都集团、南通海门、万年竑成和云峰等10家公司,上万人参与项目建设,投资金额数十亿美元。目前后期装修的大宗材料几乎全部进场了。 撤离之后,中国建筑在班加西的项目将面临巨大的损失。这仅仅是中建一家公司,在利比亚的中字头公司就至少有10家。 中国铁建是海外业务合同签约金额成长最快,海外工程最多的上市公司,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是中国铁建的全资子公司,主要负责非洲市场的开拓,签约了利比亚沿海线铁路项目和南北铁路项目,签约金额近40亿美元,这些工程都处于大规模建设之中,还未交付使用。 利比亚西线铁路,正线公里是由中国铁建所属的中土集团公司、铁四院、铁五院、十一局、十四局、二十三局承包的,2010年4月17日开工, 合同额8.05亿美元,工期36.5个月,目前也泡汤。这次利比亚大撤离让中铁建2011年海外业务面临巨额亏损,未来损失是否得到赔偿还是未知数。这有很多因素在内。 利比亚革命成功后是否能很快稳定住局面,新政府对旧政府签署的合同是否认账,新政府是否能凑集起经费来持续那些项目,这些都是未知数。现在就连利比亚会不会有个新政府都还是个问题。没人赔偿这些损失,那由谁去当冤大头?

第二、经济损失还是小事。 反正损失再大,“两会”也不会把谁传去听证,也不会有谁丢官。 政治上的损失却是无法估量的。我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没有一个盟友,这是不争的事实。中东革命后,我党在国际政治环境中将更加孤立。中东革命无论是否符合欧美传统观念中的民主自由或普世价值,都是人民推翻独裁暴政的人民革命。 人民的意志就是一切。 今日的中国社会和中东革命前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中国的茉莉花虽然不开,但中东人民革命后,世界上的独裁专制政体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得人心。前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在美国砸下重金的宣传攻势叫一场中东革命全部泡汤了。 特别是卡扎菲大叔拿出六四血洗天安门为他的血腥镇压辩解,让我党颜面丢尽。几天前北京便衣人员对外国记者大打出手,更让这些挨打的记者回国后下决心让我党难堪。这都是党以后要面临的尴尬。今后我党无论在时报广场花多少钱打广告,人家只要在大幅广告旁贴上一副小小的中共警察殴打平民百信和记者的照片,一切都昭然若揭。

第三、政治上的损失毕竟是集体的。 反正如今人人爱的都是钱,没有谁还爱我们那个党。 个人的损失才是真正的痛。这一次中东革命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让日后世界上任何政权使用血腥手段来“维稳”越来越难。笔者不认为中国在短期内会出现“茉莉花革命”。 但日后这种革命一旦发生,我党如果再次大屠杀将面临什么结果呢?请诸位细读一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月25日的关于制裁利比亚的A/HRC/S-15/2号决议和2月26日安理会通过的第1970号决议。 那里面有一条是要查封卡扎菲和他亲属的所有在海外的资产。这是前所未有的。 以往联合国都是对某国实行经济制裁。 即使有对某个独裁当政者制裁,也放过其家属。这一次连家属都不放过,这就使卡扎菲即使把财产转移给后代都不可能。党每天都在骂美国,但我党高官的后代大都在美国。 中国一旦再次出现血腥镇压,“官二代”在海外的资产都要被查封。对他们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安理会第1970号决议里写着:“urgently dispatch an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to investigate all alleged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Libyan Arab Jamahiriya, to establish the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of such violations and of the crimes perpetrated, and where possible identify those responsible”。 这就是联合国要调查卡扎菲当局的反人权罪行。这项调查的结果将如何处理呢? 要“ refer the situation in the Libyan Arab Jamahiriya since 15 February 2011 to the Prosecu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这就是把2011 年2 月15 日以来的利比亚局势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以往联合国在处理国与国之间或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罪行时动用过国际法庭。这一次国家领导人卡扎菲没有屠杀一个外国人,他屠杀的是本国人民,联合国要调查他的罪行,这就开了一个先河。我国政府以往遇到这一类事情都会照例抗议说这是赤裸裸的“干涉内政”或“人权高于主权”。但这一次却没敢吭声。 为什么呢? 因为那样一来他们就在全世界面前把自己同卡大叔划等号了。所以这两项联合国决议是包括中国代表在内的全体成员一致通过的。 有了这一先河,以后任何国家的政府要是大肆屠杀本国人民,联合国都可以参照这一先例,把残暴的专制当局送上国际法庭审判。2月28日, 美国飞机和军舰已经在利比亚附近待命。 欧美正在商讨在利比亚上空建立禁飞区的可能性。这个联合国的新做法让以后任何试图用武力镇压本国人民的独裁者都要考虑及其严重的后果。看来,西方各国是拿定了主意要“干涉”利比亚的内政了,而且这是世界主要国家包括我国在内所认同的。但笔者认为把卡扎菲送交国际法庭审判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倒不是担心他会溜掉,而是担心在他被送交审判之前已被愤怒的民众活活打死。

所以,当我国那几个发言人得意洋洋地对茉莉花革命冷嘲热讽时,也许他们在想,反正儿女都送到美国去了,存款都打入瑞士银行了,革命一来俺大不了一溜,去美国享福。再不,跟卡扎菲的众多幕僚们一样来个行为艺术 — 当场叛变。 现在他们也许要慌了。 搞不好连自己后代的海外资产要被查封,更可怕的是要被国际法庭追究刑事责任。 到那个时候,他们想一睹茉莉花之美都不可能了。等待他们的,只是冷艳的金达莱。

世界上有很多政党和政客下台后都有机会东山再起。 只有一个国际上曾经很流行的一个政党一旦被赶下台就再也没有任何可能性卷土重来了。是什么原因呢?

http://www.dolc.de/forum/viewthread.php?tid=1293520

外交政策 茉莉花革命:先发制人

核心提示:在中国开展和平示威的号召被发起之后,北京正加紧逮捕和雪藏活动人士,这或许是近期最为彻底的打压行动。下面就是事件的原委。

原文链接:Missing Before Action

来源:外交政策
作者:Renee Xia
发表时间:2011年3月1日
译者:蓝枫(@lawrence2020 )

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被迫下台之后不久,一项建议人们参与“茉莉花革命”示威的匿名号召便开始流传于中文微博客站点上。在2月20日和2月27日在中国的若干大城市开展的示威活动,吸引了为数甚少但具有代表性的一群中国人参与其中,他们通过“散步”和“围观”来和平地展示对中东民主运动的支持——以及向中国当局表达增加就业机会,保护住房权利和反对官场腐败的诉求。国家主席胡锦涛将此一号召人们示威的行动认定为会带来“社会动荡”,并且中国当局针对他们认为可能会响应这项号召的任何人发起了一股猛烈的先发制人的打压行动。打压对象包括全国各地的数百人权活动家、律师和亲民主的异议人士。警方使用暴力、任意拘留、“失踪”以及其他形式的骚扰和恐吓来阻止他们发声。虽然警方发起的此次打压行动的规模很难去追踪,而且它还在被进行中,但不少迹象显示它或许是最近几年来最为严厉的镇压行动之一。

过去两周,在若干城市里,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已刑事拘留了至少6名活动人士以及5名其他未对其提出正式指控的活动人士。警方已搜查了至少十个人的住宅,没收了他们的笔记本电脑、台式机、手机和书籍。最近一些天来,有一百多人告知维权网 (CHRD)他们曾被讯问、威胁、软禁、或被迫在警察护送下前往郊区“旅游”。此外,有一名活动分子被关押在安徽一家精神病院,在广州有一名律师在前往参与示威的途中遭到不明身份者狠狠地殴打。

下面是一份在仍在进行的镇压行动中受到清洗的中国活动人士的不完全名单。

失踪人员

不少中国活动人士的下落——上次看到他们还是被警察带走之时——仍旧是一个谜团。至今都无人被正式起诉。过去的经验表明,他们在未被起诉的情况下被拘禁的时间越长,他们或许被施加酷刑来逼迫其“忏悔”的可能性就越大。

(1) 唐吉田,维权律师,他于2月16日晚上被警方带走。他刚刚和其他十多位活动人士吃完午餐,他们就如何为正被软禁于山东省的盲人律师提供援助进行了探讨。唐吉田的住所遭到了查抄。

(2) 江天勇,维权律师,他于2月19日遭被家人认出为北京公安部门官员的几名男子从弟弟家驱车带走。那晚,警察搜查了他的公寓住所,并没收了他的电脑。

(3) 滕彪,另一名维权律师,他于2月19日下午离家去会友后就一直处于失踪状态。北京市公安局下属的国家安全局的人员在第二天对他的家庭进行了搜查,没收了两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书籍和一些DVD光盘。

(4) 2月19日,二十多名公安人员搜查了北京作家和活动家古川的家庭,然后将其带往一处未知地点。警察没收了两台电脑,二部手机和一些书籍。他的妻子,李新爱,也是一名活动人士,已经被置于软禁中。

(5) 在2月25日早晨,民主和人权活动家李海被从北京郊区的家里带走。他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家中,但他被警告禁止离家、上网、或试图去联系任何人。 2月26日,李海发短信通知朋友们,他受到三名男子的监视居住,他还提醒说若他关掉手机,就意味着有麻烦。下午3点后不久,他的电话便无法被接通。至此之后他便杳无音讯。

刑拘人员

过去一些天来,在中国各地的不少活动人士皆因“危害国家安全”而遭到刑拘。最近几年里面临类似指控的人被判处了10年或更长的刑期。

(1) 冉云飞,46岁,作家、博主和活动家,因“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月24日遭到拘禁。冉云飞属土家族,居住于西部省份四川的成都市,他为《四川文学》杂志写稿并活跃于推特(Twitter) 上。他的推特账户( Twitter account

) 有超过44000名粉丝。警方还搜查了他的家庭并没收了他的电脑。

(2) 华春辉,47岁,是一名网络活跃人士,并在中国东部的江苏省的一家保险公司担任中层管理人员。他于2月21日被警方逮捕,并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而被拘禁。华春辉通过他的推特(Twitter)帐户( @wxhch64 ) 发布了关于“茉莉花革命”的信息。华春辉和他的未婚妻王译近年来一直积极在民间社会开展各种倡议。

(3) 梁海怡于2月19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被带走讯问。据梁海怡家人聘请的律师梁小军的说法,梁海怡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遭拘留。警方指控她“在国内网站上发布外国网站上有关于“茉莉花革命”行动的信息”,像中国流行的社交网站QQ就是相关国内网站的代表。

(4) 丁矛,45岁,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月19日在四川省被刑拘。作为一名兰州大学哲学系学生,丁矛成为了一名1989年民主示威的学生领袖。他因所参与的活动曾两度入狱,第一次是在1989年,紧随着就是1992年。他在监狱里耗尽了10年光阴,现为一家投资公司的总经理。

(5) 陈卫,立足于四川的42岁的人权活动家,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月21日被警方刑拘。警方随后搜查了他的家庭,没收了一台电脑、两个硬盘驱动器和一个U盘。他目前被关押在遂宁市看守所。

(6) 郑创添,人权活动家,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月26日在广东省惠来县被警方刑拘。警方还搜查了郑创添的家庭。

……

这些只是一些最近在网上流传的关于类似事件的报道的其中一些例子。 (我所列举的例子均是维权网能予以独立核实的。)

最近几天,还有其他遭遇持久失踪、可能会带来多年刑期的刑事指控以及家庭查抄的著名律师和活动人士的例子。相比于最近的其他的会让中国当局异常焦虑的时刻——如改革宣言《零八宪章》的发布或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中国当局对法外措施的依赖性似乎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中国还没有目睹像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那种许多人踊跃参与的起义的事实已不再是中国人对现状很知足的不容置疑的标志。相反,中国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茉莉花革命”扼杀在萌芽状态揭示了它对本国民众的畏惧程度。有一点毋庸置疑:相比于它的中东同伴,中国的独裁政府对政治异议的管制要显得严厉和复杂得多。

发贴者 最佳损友 时间: 上午1:12

转自《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