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 （Patriot）是美国人经常挂在口头的赞语，但是这个字眼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中与中文翻译里的含义往往大相径庭。在中国的政治词汇中，“爱国”与服从甚 至热爱政府是一致的。对政府提出质疑的人不断会被扣上“卖国”的帽子。而美国人心目中的“爱国者”，却必须要具备挑战政府权威的勇气。这里面的原因要追溯 到美国革命时期。
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起源于英国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抗税运动。宗主国英国有权在殖民地征税，却不让殖民地的人民选举议会代表。“没有代表就不缴税”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就成了殖民地人民反抗运动的口号。参加独立革命的人将自己称作“爱国者”，拿起枪支来对抗英国的统治。爱国者们热爱自己的 土地、自己的故乡。他们将英国国王任命的政府看作是外来者强加在土地与人民头上的政权。所以爱国者也是反抗者。
而当时与“patriot”这个字眼对应的是“loyalist”，直译是“保皇者”。如果加上一点贬义，大可以译为今人说的“爱国贼”。那多是英国移民 及其后代，与宗主国有着深厚的关系。他们更多将英国而不是北美殖民地认同为自己的祖国，因而也就支持英王任命的政府及其统治的权力。
对“爱国”的定义的上述历史渊源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这给了反对派的声音以高度的合法性。普通人民质疑政府的领导人及其政策，非 但不会落下“不爱国”的罪名，更会被认为是在体现公民的合法权益与义务。对政府缺乏批评精神的人，反而让人们觉得这个人对国家缺乏一种爱国者式的关心。反 映到政治上，选民会认为被他们推举到政治前台的议员们担负着代表他们监督各个政府部门运作的责任。选民是议员的上司。被选举上台的政客如果一味去讨好政府 高官，那简直就是马屁拍错了地方。
有一句流行的口号很能够反映“爱国者”的原则：“我热爱我的国家，但警惕我的政府”（I love my country, but I fear my government）。到首都华盛顿来访问的客人，在机场的礼品店里就能找到印有上述字眼的文化衫。买一件穿回中国去，大概比任何别的礼品都更能够体现 出美国精神。
—— 原载: VOA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May 25, 2011
2011年5月25日星期三
2011年5月24日星期二
赵春海：时隔三十年，中共再对知识分子动用酷刑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5月24日来稿）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大陆相继出现了异见知识分子被失踪被拘捕的事件。据部分当事人透露，他们均不同程度地遭遇中共酷刑，甚至被危及生命。文革以后，中共汲取教训，一般不再对知识分子进行人身侵犯，不对知识分子采取殴打、绑架、暗杀等恐怖行动。时隔三十年之后，中共再次对国内敢言的知识分子、良心人士、维权人士大开杀戒。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大陆政治局势渐趋紧张，陆续有一批异见人士失踪、被捕。去年12月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期间和今年的茉莉花革命期间，失踪和被捕人数陡增，达到高峰。可能是担心美国施加压力，在5月份开始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才稍微有所收敛。
部分异见人士遭绑架殴打
去年年底，外界即传出部分异见人士遭到绑架和殴打。最早有媒体报道的是知名异见人士范亚峰先生。范亚峰毕业于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范亚峰拥有宪法学博士学位，原来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去年年初遭到解职。
范亚峰长期从事宪政理论和社会转型研究，并身体力行地参与各种维权活动。范亚峰还在北京创办中福圣山研究所，定期召集在京的知识分子就某一公共问题进行研讨。
据媒体报道和传闻消息，去年12月10日前后，也即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期间，范亚峰被北京警方强制带离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家，并在家庭附近的一个宾馆被戴上黑头罩，塞入一辆车内，高速行驶一个多小时后关押进一个类似于看守所的秘密拘押地点。范亚峰被施以扇耳光、长时间罚跪、禁止睡觉等酷刑，并被强迫反思“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行。其后，范亚峰被迫作出妥协，同意以后不再参与政治，专心从事基督教教义和法学研究。范亚峰被绑架期间，北京警方对其进行抄家，扣留了9台电脑、现金和存折等。范亚峰被释放后，一直处于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中，不得会客和外出，除非经过特别申请和审批。其家门口有警员长期值守，甚至他所使用的手机也是北京警方“赠送”的一部没有上网功能的国产手机。
与此同时传出遭遇绑架和殴打的还有中国知名作家余杰。余杰是新生代高产作家，被誉为第二个鲁迅和第二个王小波。去年年底，余杰的新书《中国影帝温家宝》在香港出版，获得轰动，也被北京警方传讯，被警告如果该书出版将会付出代价。余杰也是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亲密朋友。有媒体报道，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之后，余杰和他的妻子刘敏即被软禁在家中长达55天，甚至采购日常生活用品均由警察代劳。警方还在余杰房间附近架设了6部摄像头，以监控其在室内的活动。
余杰亦于去年年底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期间被戴上黑头罩强制带离，也被关押至某一神秘的拘押地点。余杰被施以拳脚，甚至一度昏迷。北京警方送其到医院就医，余杰才逐渐苏醒，转危为安。余杰被恐吓不得发声，否则还会遭此酷刑。
范亚峰和余杰分别是中国大陆政治异见人士中行动派和言论派的代表性人物，二人遭遇酷刑之后被迫不得发声。近半年来，外界几乎失去了二人的任何信息。
“茉莉花”革命导致失踪人数陡增
发端于去年年底的中东和北非民主革命，被冠之以“茉莉花”的非暴力革命。中共当局担心“茉莉花”革命蔓延至中国，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其间被强制失踪、逮捕的人数有数十人之多，部分人士透露，他们在被警方带走期间，均不同程度地遭受酷刑。
较为知名的人士包括滕彪、江天勇、唐吉田、王荔蕻等，滕彪仍处于失踪状态，王荔洪已经被逮捕，江天勇和唐吉田已经被释放，唐吉田被遣送回原籍东北吉林。维权律师李方平、黎雄兵、维权人士张永攀等也先后被强制失踪。综合其他失踪者被释放后的消息，他们大部分人士均被不同程度地遭受殴打，并被威胁不得向外界透露，导致外界无法得知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程度。
有消息称，北京当局认为西方社会操纵诺贝尔和平奖，将奖项颁发给中国知名异见人士刘晓波，表明中国和西方的人权斗争和政治分歧已经白热化和公开化，所以他们也就无所顾忌了。再加上，北非中东民主革命的影响，当局担心茉莉花革命弄假成真，所以采取了先发制人的主动出击的策略，对先前较为活跃的异见人士采取威胁、恐吓等方式，如果仍不奏效，则采取绑架、殴打等方式，各个击破，让恐惧在异见人士圈内蔓延，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据综合消息印证，多人均反映他们被黑头罩秘密带往北京郊区昌平方向，他们怀疑昌平区内可能有隶属于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秘密据点，专用于秘密拘押和拷打异见人士或其他良心人士。
多人被强迫承诺不再参与政治
另据部分人士透露，中共当局采取逐个约谈的方式，软硬兼施逼迫部分异见人士签署承诺书，承诺不再参与政治活动，否则后果自负。
北京公安局的国保大队人员逐一约谈圈定的活跃人士，提供了一份书面承诺书范本。其内容包括：承认自己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危害了国家安全；并经过北京警方的当面教育，愿意悔过自新，不再发表诋毁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形象的文章，不再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不再参与维权活动，不再参与各种政治聚会和串联，不再参加国外举行的各种研讨和活动等等。
国保大队人员逼迫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依照范本书写一份承诺书，并签名和留下指纹。并警告若有违反，将会承担一定的后果。但警方并未界定后果的内涵，有人士分析若有违反，异见人士可能会遭到秘密拘押或遭遇刑事检控。
据异见人士综合分析，这是1999年江泽民主政时期中共大肆拘捕参与组党的异见人士以来，最大规模和最严厉的一次整肃行动，而部分异见人士遭到绑架殴打更是开创了文革以来的先例。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1/05/201105240352.shtml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大陆相继出现了异见知识分子被失踪被拘捕的事件。据部分当事人透露，他们均不同程度地遭遇中共酷刑，甚至被危及生命。文革以后，中共汲取教训，一般不再对知识分子进行人身侵犯，不对知识分子采取殴打、绑架、暗杀等恐怖行动。时隔三十年之后，中共再次对国内敢言的知识分子、良心人士、维权人士大开杀戒。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大陆政治局势渐趋紧张，陆续有一批异见人士失踪、被捕。去年12月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期间和今年的茉莉花革命期间，失踪和被捕人数陡增，达到高峰。可能是担心美国施加压力，在5月份开始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才稍微有所收敛。
部分异见人士遭绑架殴打
去年年底，外界即传出部分异见人士遭到绑架和殴打。最早有媒体报道的是知名异见人士范亚峰先生。范亚峰毕业于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范亚峰拥有宪法学博士学位，原来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去年年初遭到解职。
范亚峰长期从事宪政理论和社会转型研究，并身体力行地参与各种维权活动。范亚峰还在北京创办中福圣山研究所，定期召集在京的知识分子就某一公共问题进行研讨。
据媒体报道和传闻消息，去年12月10日前后，也即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期间，范亚峰被北京警方强制带离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家，并在家庭附近的一个宾馆被戴上黑头罩，塞入一辆车内，高速行驶一个多小时后关押进一个类似于看守所的秘密拘押地点。范亚峰被施以扇耳光、长时间罚跪、禁止睡觉等酷刑，并被强迫反思“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行。其后，范亚峰被迫作出妥协，同意以后不再参与政治，专心从事基督教教义和法学研究。范亚峰被绑架期间，北京警方对其进行抄家，扣留了9台电脑、现金和存折等。范亚峰被释放后，一直处于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中，不得会客和外出，除非经过特别申请和审批。其家门口有警员长期值守，甚至他所使用的手机也是北京警方“赠送”的一部没有上网功能的国产手机。
与此同时传出遭遇绑架和殴打的还有中国知名作家余杰。余杰是新生代高产作家，被誉为第二个鲁迅和第二个王小波。去年年底，余杰的新书《中国影帝温家宝》在香港出版，获得轰动，也被北京警方传讯，被警告如果该书出版将会付出代价。余杰也是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亲密朋友。有媒体报道，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之后，余杰和他的妻子刘敏即被软禁在家中长达55天，甚至采购日常生活用品均由警察代劳。警方还在余杰房间附近架设了6部摄像头，以监控其在室内的活动。
余杰亦于去年年底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期间被戴上黑头罩强制带离，也被关押至某一神秘的拘押地点。余杰被施以拳脚，甚至一度昏迷。北京警方送其到医院就医，余杰才逐渐苏醒，转危为安。余杰被恐吓不得发声，否则还会遭此酷刑。
范亚峰和余杰分别是中国大陆政治异见人士中行动派和言论派的代表性人物，二人遭遇酷刑之后被迫不得发声。近半年来，外界几乎失去了二人的任何信息。
“茉莉花”革命导致失踪人数陡增
发端于去年年底的中东和北非民主革命，被冠之以“茉莉花”的非暴力革命。中共当局担心“茉莉花”革命蔓延至中国，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其间被强制失踪、逮捕的人数有数十人之多，部分人士透露，他们在被警方带走期间，均不同程度地遭受酷刑。
较为知名的人士包括滕彪、江天勇、唐吉田、王荔蕻等，滕彪仍处于失踪状态，王荔洪已经被逮捕，江天勇和唐吉田已经被释放，唐吉田被遣送回原籍东北吉林。维权律师李方平、黎雄兵、维权人士张永攀等也先后被强制失踪。综合其他失踪者被释放后的消息，他们大部分人士均被不同程度地遭受殴打，并被威胁不得向外界透露，导致外界无法得知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程度。
有消息称，北京当局认为西方社会操纵诺贝尔和平奖，将奖项颁发给中国知名异见人士刘晓波，表明中国和西方的人权斗争和政治分歧已经白热化和公开化，所以他们也就无所顾忌了。再加上，北非中东民主革命的影响，当局担心茉莉花革命弄假成真，所以采取了先发制人的主动出击的策略，对先前较为活跃的异见人士采取威胁、恐吓等方式，如果仍不奏效，则采取绑架、殴打等方式，各个击破，让恐惧在异见人士圈内蔓延，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据综合消息印证，多人均反映他们被黑头罩秘密带往北京郊区昌平方向，他们怀疑昌平区内可能有隶属于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秘密据点，专用于秘密拘押和拷打异见人士或其他良心人士。
多人被强迫承诺不再参与政治
另据部分人士透露，中共当局采取逐个约谈的方式，软硬兼施逼迫部分异见人士签署承诺书，承诺不再参与政治活动，否则后果自负。
北京公安局的国保大队人员逐一约谈圈定的活跃人士，提供了一份书面承诺书范本。其内容包括：承认自己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危害了国家安全；并经过北京警方的当面教育，愿意悔过自新，不再发表诋毁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形象的文章，不再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不再参与维权活动，不再参与各种政治聚会和串联，不再参加国外举行的各种研讨和活动等等。
国保大队人员逼迫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依照范本书写一份承诺书，并签名和留下指纹。并警告若有违反，将会承担一定的后果。但警方并未界定后果的内涵，有人士分析若有违反，异见人士可能会遭到秘密拘押或遭遇刑事检控。
据异见人士综合分析，这是1999年江泽民主政时期中共大肆拘捕参与组党的异见人士以来，最大规模和最严厉的一次整肃行动，而部分异见人士遭到绑架殴打更是开创了文革以来的先例。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1/05/201105240352.shtml
埃及一名警察枪杀多名示威者被判死刑
（2011年5月24日 转载）
来源： 新京报
据新华社电 埃及一家刑事法院缺席审判一名警察死刑，他因今年1月开枪打死多名抗议示威者而获罪。
《金字塔报》网络版22日报道，警察穆罕默德·桑尼今年1月28日在首都开罗一家警察局外向参与反政府示威的抗议者肆意开枪，打死20人，打伤15人。桑尼至今在逃。一家刑事法院缺席审判他死刑。死刑判决还需得到埃及大穆夫提谢赫阿里·戈马批准。
1月25日以来，埃及国内连续发生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胡斯尼·穆巴拉克2月11日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军方，由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掌管国家事务。
据报道，这是埃及第一起涉及政府雇员杀害示威者的判刑案例。
来源： 新京报
据新华社电 埃及一家刑事法院缺席审判一名警察死刑，他因今年1月开枪打死多名抗议示威者而获罪。
《金字塔报》网络版22日报道，警察穆罕默德·桑尼今年1月28日在首都开罗一家警察局外向参与反政府示威的抗议者肆意开枪，打死20人，打伤15人。桑尼至今在逃。一家刑事法院缺席审判他死刑。死刑判决还需得到埃及大穆夫提谢赫阿里·戈马批准。
1月25日以来，埃及国内连续发生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胡斯尼·穆巴拉克2月11日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军方，由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掌管国家事务。
据报道，这是埃及第一起涉及政府雇员杀害示威者的判刑案例。
2011年5月22日星期日
韩寒：三峡是个好大坝
(2011-05-22 21:50:41)
标签： 杂谈
最近三峡大坝广受争议，很多人士认为三峡工程忧虑颇多，例举出了比如容易引发地震，容易生态失衡，容易引发旱灾等一系列问题，并且引用黄万里先生说过的三峡大坝迟早要被炸掉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我作为三峡大坝的拥护者，认为这些都是杞人忧天，三峡大坝不光利大于弊，而且有百利而无一弊。
众所周知，三峡工程的上马有颇多周折，甚至在人民代表赞成大会上都出现了几百票的反对和弃权票，这的确是百年一遇。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挡三峡工程的上马。江中有大坝，海里有航母，这一公一母，一爸一妈，无疑是中国国力强盛的象征。在此，我将一一反驳那些反对的声音。
反对派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以后，上下游的生态会失衡，我认为在三峡大坝建成以前，生态已经失衡了，所以这个反对意见不成立。
反对派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以后，成为一个重大的显眼的军事目标，一旦敌人对三峡大坝实施打击，能源供应和下游人民都会遭殃。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的非常圆满，我们在下游的城市里布置了大量类似富士康之类的企业，一旦三峡决堤，城市被淹，全世界都将无法享用到中国廉价劳动力带来的恩惠，最关键的是，美帝将无法生产苹果手机，光这一点，外敌就不敢对三峡大坝发动攻击。
反对派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将引发地震。首先这些都是推论，无法证实，其次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汶川地震都是由三峡大坝引起的，我们看汶川地震三周年，晚会都叫中国奇迹，而地震对我们来说不存在反思，全是各种伟大的胜利。把逻辑关系捋顺了以后就可以总结出：三峡大坝引发中国奇迹，完成伟大胜利，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事么？
反对派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以后，会引发旱灾。今年，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水面只有往年的十分之一，很多人对此颇为担忧，觉得江西省政府一定很头疼。其实你们不懂，地方财政主要依靠土地买卖，湖面又不能卖，所以我觉得江西省应该把握机会，在鄱阳湖的湖口修建一个大坝，连那十分之一的水都不要剩下，这样，江西政府将瞬间多出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供买卖，而卖点自然是鄱阳湖的遗址，平原上的盆地，万水之源，聚宝之盆，开启您的财富生活。再请一个当年力保三峡工程的老人，在鄱阳湖遗址上画一个圈，建立一个经济特区，那又是一段佳话，而且对内陆经济的推动绝对是不可估量。
有些人利用三峡大坝攻击一些领导人，说他们的想法是“我死后，哪怕他洪水滔天”，我想告诉这些别有用心的人，领导们恰恰和你们想的相反，领导就是因为害怕死后洪水滔天，所以才力主修建了三峡大坝，这样他死后，最多上游滔天。只要下游不滔天，虾米总是有得吃。所以，这一条也是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诉，三峡大坝，百利无弊，谁还有什么反对意见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183ai.html
标签： 杂谈
最近三峡大坝广受争议，很多人士认为三峡工程忧虑颇多，例举出了比如容易引发地震，容易生态失衡，容易引发旱灾等一系列问题，并且引用黄万里先生说过的三峡大坝迟早要被炸掉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我作为三峡大坝的拥护者，认为这些都是杞人忧天，三峡大坝不光利大于弊，而且有百利而无一弊。
众所周知，三峡工程的上马有颇多周折，甚至在人民代表赞成大会上都出现了几百票的反对和弃权票，这的确是百年一遇。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挡三峡工程的上马。江中有大坝，海里有航母，这一公一母，一爸一妈，无疑是中国国力强盛的象征。在此，我将一一反驳那些反对的声音。
反对派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以后，上下游的生态会失衡，我认为在三峡大坝建成以前，生态已经失衡了，所以这个反对意见不成立。
反对派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以后，成为一个重大的显眼的军事目标，一旦敌人对三峡大坝实施打击，能源供应和下游人民都会遭殃。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的非常圆满，我们在下游的城市里布置了大量类似富士康之类的企业，一旦三峡决堤，城市被淹，全世界都将无法享用到中国廉价劳动力带来的恩惠，最关键的是，美帝将无法生产苹果手机，光这一点，外敌就不敢对三峡大坝发动攻击。
反对派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将引发地震。首先这些都是推论，无法证实，其次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汶川地震都是由三峡大坝引起的，我们看汶川地震三周年，晚会都叫中国奇迹，而地震对我们来说不存在反思，全是各种伟大的胜利。把逻辑关系捋顺了以后就可以总结出：三峡大坝引发中国奇迹，完成伟大胜利，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事么？
反对派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以后，会引发旱灾。今年，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水面只有往年的十分之一，很多人对此颇为担忧，觉得江西省政府一定很头疼。其实你们不懂，地方财政主要依靠土地买卖，湖面又不能卖，所以我觉得江西省应该把握机会，在鄱阳湖的湖口修建一个大坝，连那十分之一的水都不要剩下，这样，江西政府将瞬间多出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供买卖，而卖点自然是鄱阳湖的遗址，平原上的盆地，万水之源，聚宝之盆，开启您的财富生活。再请一个当年力保三峡工程的老人，在鄱阳湖遗址上画一个圈，建立一个经济特区，那又是一段佳话，而且对内陆经济的推动绝对是不可估量。
有些人利用三峡大坝攻击一些领导人，说他们的想法是“我死后，哪怕他洪水滔天”，我想告诉这些别有用心的人，领导们恰恰和你们想的相反，领导就是因为害怕死后洪水滔天，所以才力主修建了三峡大坝，这样他死后，最多上游滔天。只要下游不滔天，虾米总是有得吃。所以，这一条也是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诉，三峡大坝，百利无弊，谁还有什么反对意见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183ai.html
2011年5月20日星期五
被国人误读的新加坡
2011-05-20 09:40:19 来源：南风窗（广州）
美丽整洁的街道，高度发达的经济，廉洁高效的政府和有别于西方民主的一党专制。这是国人做了几十年的“新加坡梦”，也是国人对新加坡的迷思。
5月7日，新加坡举行了新一届国会选举，人民行动党拿下了87个议席中的81席，再度蝉联执政，总得票率为60.14%.工人党除了在后港单选区蝉联以外，还突破缺口，夺下了一个集选区，赢得了6个国会议席。
虽然说，60.14%得票率对世界上大多数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或地区的执政党而言，都算是值得庆贺的高支持度。可是，对行动党本身来说，这却是独立以来最低的得票率，加上一些有重量级政治人物坐镇、向来被视为铁票区的集选区，在这次大选中都失去大量选票，有的降幅还在10个百分点以上，因此人民行动党上下一片检讨之声，从总理李显龙开始，纷纷表示会积极寻求对策，设法挽回民心。
显然，此次大选之所以被总理李显龙形容为具“分水岭”意义，是在于行动党清楚地意识到转型的挑战：不再能够凭过往的功绩一劳永逸地赢得民心，也不能再靠恐吓、诉讼等权谋来吓退反对者，选民要求的是一种与执政党更加平等的关系。就如败选的外交部长杨荣文所说，世界正兴起一股改变人际关系结构、瓦解等级制度的浪潮，行动党必须正视这股浪潮，重新与人民缔结一种新的团结关系。
近30年来，新加坡一直是作为学习的对象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之中。李光耀所创立的新加坡，不仅是个美丽干净的花园城市，经济高度发达，政府廉洁高效，人民生活安定幸福。在许多人看来，新加坡还是个出名的“威权社会”，而这一切成就都是在一党专政没有西方民主的情况下取得的。
这是中国人的“新加坡梦”，也是中国人对新加坡的迷思。
本刊采访组在新加坡期间，旁听了多场人民行动党和工人党、民主党等反对党的竞选集会，现场见证了新加坡人的参政热情，工人党集会上几万人“Workers Party”的齐声呼喊，至今仍然萦绕在耳边。显然，在新加坡，没有人阻止你去参加反对党，也没有人阻止你投反对党的票，就其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作而言，新加坡是有民主的，而且是优质的民主。但为什么人民行动党一直能够保持一党独大？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就如郑永年教授所言：人民行动党能长期执政，关键是其贯彻了“为民服务”的精神。部长议员每个星期都要定期跟选民见面，这是高度制度化的，如果部长因事不能出来，就要委托另一个部长，而不能让自己的秘书或下级出来。对部长和议员来说，保持与民众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你要面临5年一次的考试—国会大选，你不为选民服务，选民就不投你的票。执政党切断与社会的联系，也是切断了自我改进的机会，与社会失去联系，肯定导致危机。
中国学习新加坡，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只看到一党独大的表象，真正要学习的是新加坡的精神。
大选直击
2011年5月新加坡的国会大选，在全球范围内其实应该是一件波澜不惊的事情，尤其在世界媒体仍为本？拉丹被击毙的消息所兴奋的情况下。说实话，就这场选举本身来看确实平淡无奇：大选的总体结果不会有任何悬念，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一定会取得压倒性胜利并控制议会的绝大多数议席，足以使议会通过它想要的任何法案；竞选的时间只有9天；竞选的过程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一点都不刺激，争论的尽是些居民住房价格上涨、组屋电梯翻新计划、地铁往哪里修、要多建几所医院、工人工资是不是太低等等貌似琐碎的问题，没有桃色新闻，没有大揭黑幕，也没有候选人及其粉丝之间的公开互骂。
大选结果在5月8日凌晨揭晓，人民行动党拿下了议会87席中的81席，再度蝉联执政，而反对党中只有工人党获得6个席位。
然而正是这区区6席，让无数新加坡人彻夜难眠，让所有的反对党都激动异常喜气盈天。《联合早报》记者韩咏梅将这次大选称为“美好的一战”。该报纸刊登的一位读者的来信称，“在整个大选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强势打压，造假抹黑，或用悲情牌等不良的手段赚取选票。回顾各政党的竞选运作，表现可圈可点，堪称一流民主社会水平，展现出从政者的‘君子’风度。”
这其实已经是新加坡第16次国会选举，也是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的第11次大选，是人民行动党1959年以来的第13次蝉联执政，所以大选在新加坡当然不稀奇，那么为何唯独这一次选举让无数新加坡人觉得还有点真正民主的意思？
同样，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里，新加坡至今还是一个一党专政没有民主而又能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我们的这种想象从何而来？会否因为这次大选而重新审视并判断这个以华人为主的亚洲小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对中国改革的启示意义？
你的专制，我的民主
把新加坡理解成一个没有民主的专制社会绝不只是许多中国人的错。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新加坡之外的世界对新加坡的普遍印象，甚至也是某些新加坡人（比如新加坡民主党领导徐顺全和他的追随者）的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然而就其政治制度的基本设计而言，新加坡算得上是个民主社会。
新加坡宪法自我定位为一个实行议会民主的共和国，国家体制包括立法（国会）、司法和行政（内阁）机构，国会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国会多数党议员组成内阁，行使行政权力。新加坡也有民选的总统，但只是一个礼仪性的角色，不具有实质权力。总体上来说，新加坡的公权力是由行政主导，总理领导的内阁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主导性作用。
新加坡今天的以民主选举为基调的政治体制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作为前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没有建立苏联东欧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土壤。李光耀作为主要创建人之一的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自从1959年以来的执政党，但它在1954年诞生后到1959年一直是个主张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左派反对党。李光耀从英国学成归来后以律师身份参与政治，决心实现在新加坡掌权并实现新加坡的独立自主，但他并没有招兵买马打游击走军事斗争路线，而是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最后掌握了行政权力。
李光耀和创立行动党的几位主要精英都是在英文教育的环境下长大，崇拜英国的一切，包括它的政治制度。此外，殖民地生长的他们也不熟悉别的政治制度。这些背景都决定了他们为新加坡所设计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偏离英国体制太远。再者，李光耀夫妇两人都是剑桥大学法学院的优等生，精通英国法律，李光耀也决心继续全盘采用英国的法律制度作为新加坡的法律。而英国法律体系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保护私权，包括个人财产权和人身自由，经商自由，以及缔结和执行合约的权利。这些大框架既已确定，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就有了选举民主和法治的双重约束。
但是李光耀和他的创党同事也足够务实，认为新加坡当时处于第三世界的经济状况和人民普遍缺乏教育的情况下无法实现完全西式的民主。此外，他们还有很强的精英心态，认为自己能替普罗大众做出更好的决定。这两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下，新加坡在行动党的主导下建立了一种“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其目的是要在民主和治理之间实现平衡；其特点是，较之西式民主，对人民的自由有所限制，而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较少限制或没有限制，创造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
但无论如何不能误解的是，新加坡从来实行的都是全国一人一票的国会选举，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权力首先来自人民通过选举给予的授权，并且通过每5年一次的大选进行授权的更新。因此，尽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年年执政，它也算是一个民主选举的政权。
然而那些关于新加坡“专制”的说法真的就是空穴来风没有根据吗？新加坡人民真的就那么喜欢行动党每次不选它都不行？这就要提到李光耀领导下的行动党维持统治权的“秘诀”：简单来说，一靠能力，二靠权谋。人民行动党的治理能力是举世公认不须赘述的。在短短的30年左右时间，行动党将新加坡从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岛带入了第一世界国家，打造了一个高度发达的花园城市现代化国家和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但民主社会的经验表明，一个政党仅凭能力无法保持选民的忠诚。行动党的百战百胜，还有赖于李光耀的一系列权谋。一个方面就是，行动党被指责利用执政优势对反对党势力大力打压。执政党有执政资源，能够对选民做出种种可以实现的许诺，如组屋翻新、地铁修建等，这些反对党根本做不到。政府在选举前常常重新划分选区，将反对党辛勤耕耘的基层优势化有为无。执政党全面掌握媒体资源，对反对党的正面新闻不报道或限制报道。执政党也被指责善于利用司法通过打官司来压制反对党人。比如第一位竞选获胜进入新加坡国会的反对党工人党议员拉惹勒南，1986年被新加坡政府指控伪造工人党账目，从而被废止议员资格并剥夺律师执照。1988年，当时作为新加坡最高上诉机构的英国枢密院裁定认为剥夺拉惹勒南律师资格有违公平，新加坡政府随后终止了向英国枢密院上诉的惯例。新加坡民主党的徐顺全2001年大选中称李光耀和吴作栋两人隐瞒国会向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提供巨额贷款，被两人控告诽谤，新加坡法院判决徐须向李和吴赔偿数十万新元，徐没有支付能力，2006年被宣告破产。
在打压反对党之余，行动党也被指责善于制造恐惧气氛，表现为经常向选民灌输一旦行动党不再执政，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安全就要无法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就要下降等等。鉴于行动党强大的治理能力和已经取得的成绩，这个说法对很多新加坡选民来说颇有说服力。
民意压力下的“君子之战”
本次大选不同于以往的一个特点是，许多选民不再恐惧，而是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真的把自己的票投给了反对党，导致行动党不仅总得票率史上最低，并且第一次丢失了一个集选区，算是执政党受到的不小的挫折，称为历史上最“弱势”的政府。对于行动党在阿裕尼集选区丢掉国会5个席位的个中缘由，新加坡《海峡时报》总结出六大因素：一曰工人党派出了“超级A队”，算是反对党阵营的最佳团队，包括表现一直杰出的反对党议员刘程强和林瑞莲，以及履历亮眼的国际大律师陈硕茂；二曰选民担心国会没有反对党；三曰工人党更了解民众需要；四曰工人党打造“第一世界国会”的竞选口号比行动党不伦不类的“炒粿条，热腾腾，香喷喷”口号对选民更有吸引力；五曰李光耀的“忏悔论”让选民大为不满；六曰地理因素，阿裕尼靠近工人党的老巢后港区，两地选民互相影响。
美丽整洁的街道，高度发达的经济，廉洁高效的政府和有别于西方民主的一党专制。这是国人做了几十年的“新加坡梦”，也是国人对新加坡的迷思。
5月7日，新加坡举行了新一届国会选举，人民行动党拿下了87个议席中的81席，再度蝉联执政，总得票率为60.14%.工人党除了在后港单选区蝉联以外，还突破缺口，夺下了一个集选区，赢得了6个国会议席。
虽然说，60.14%得票率对世界上大多数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或地区的执政党而言，都算是值得庆贺的高支持度。可是，对行动党本身来说，这却是独立以来最低的得票率，加上一些有重量级政治人物坐镇、向来被视为铁票区的集选区，在这次大选中都失去大量选票，有的降幅还在10个百分点以上，因此人民行动党上下一片检讨之声，从总理李显龙开始，纷纷表示会积极寻求对策，设法挽回民心。
显然，此次大选之所以被总理李显龙形容为具“分水岭”意义，是在于行动党清楚地意识到转型的挑战：不再能够凭过往的功绩一劳永逸地赢得民心，也不能再靠恐吓、诉讼等权谋来吓退反对者，选民要求的是一种与执政党更加平等的关系。就如败选的外交部长杨荣文所说，世界正兴起一股改变人际关系结构、瓦解等级制度的浪潮，行动党必须正视这股浪潮，重新与人民缔结一种新的团结关系。
近30年来，新加坡一直是作为学习的对象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之中。李光耀所创立的新加坡，不仅是个美丽干净的花园城市，经济高度发达，政府廉洁高效，人民生活安定幸福。在许多人看来，新加坡还是个出名的“威权社会”，而这一切成就都是在一党专政没有西方民主的情况下取得的。
这是中国人的“新加坡梦”，也是中国人对新加坡的迷思。
本刊采访组在新加坡期间，旁听了多场人民行动党和工人党、民主党等反对党的竞选集会，现场见证了新加坡人的参政热情，工人党集会上几万人“Workers Party”的齐声呼喊，至今仍然萦绕在耳边。显然，在新加坡，没有人阻止你去参加反对党，也没有人阻止你投反对党的票，就其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作而言，新加坡是有民主的，而且是优质的民主。但为什么人民行动党一直能够保持一党独大？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就如郑永年教授所言：人民行动党能长期执政，关键是其贯彻了“为民服务”的精神。部长议员每个星期都要定期跟选民见面，这是高度制度化的，如果部长因事不能出来，就要委托另一个部长，而不能让自己的秘书或下级出来。对部长和议员来说，保持与民众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你要面临5年一次的考试—国会大选，你不为选民服务，选民就不投你的票。执政党切断与社会的联系，也是切断了自我改进的机会，与社会失去联系，肯定导致危机。
中国学习新加坡，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只看到一党独大的表象，真正要学习的是新加坡的精神。
大选直击
2011年5月新加坡的国会大选，在全球范围内其实应该是一件波澜不惊的事情，尤其在世界媒体仍为本？拉丹被击毙的消息所兴奋的情况下。说实话，就这场选举本身来看确实平淡无奇：大选的总体结果不会有任何悬念，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一定会取得压倒性胜利并控制议会的绝大多数议席，足以使议会通过它想要的任何法案；竞选的时间只有9天；竞选的过程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一点都不刺激，争论的尽是些居民住房价格上涨、组屋电梯翻新计划、地铁往哪里修、要多建几所医院、工人工资是不是太低等等貌似琐碎的问题，没有桃色新闻，没有大揭黑幕，也没有候选人及其粉丝之间的公开互骂。
大选结果在5月8日凌晨揭晓，人民行动党拿下了议会87席中的81席，再度蝉联执政，而反对党中只有工人党获得6个席位。
然而正是这区区6席，让无数新加坡人彻夜难眠，让所有的反对党都激动异常喜气盈天。《联合早报》记者韩咏梅将这次大选称为“美好的一战”。该报纸刊登的一位读者的来信称，“在整个大选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强势打压，造假抹黑，或用悲情牌等不良的手段赚取选票。回顾各政党的竞选运作，表现可圈可点，堪称一流民主社会水平，展现出从政者的‘君子’风度。”
这其实已经是新加坡第16次国会选举，也是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的第11次大选，是人民行动党1959年以来的第13次蝉联执政，所以大选在新加坡当然不稀奇，那么为何唯独这一次选举让无数新加坡人觉得还有点真正民主的意思？
同样，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里，新加坡至今还是一个一党专政没有民主而又能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我们的这种想象从何而来？会否因为这次大选而重新审视并判断这个以华人为主的亚洲小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对中国改革的启示意义？
你的专制，我的民主
把新加坡理解成一个没有民主的专制社会绝不只是许多中国人的错。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新加坡之外的世界对新加坡的普遍印象，甚至也是某些新加坡人（比如新加坡民主党领导徐顺全和他的追随者）的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然而就其政治制度的基本设计而言，新加坡算得上是个民主社会。
新加坡宪法自我定位为一个实行议会民主的共和国，国家体制包括立法（国会）、司法和行政（内阁）机构，国会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国会多数党议员组成内阁，行使行政权力。新加坡也有民选的总统，但只是一个礼仪性的角色，不具有实质权力。总体上来说，新加坡的公权力是由行政主导，总理领导的内阁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主导性作用。
新加坡今天的以民主选举为基调的政治体制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作为前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没有建立苏联东欧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土壤。李光耀作为主要创建人之一的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自从1959年以来的执政党，但它在1954年诞生后到1959年一直是个主张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左派反对党。李光耀从英国学成归来后以律师身份参与政治，决心实现在新加坡掌权并实现新加坡的独立自主，但他并没有招兵买马打游击走军事斗争路线，而是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最后掌握了行政权力。
李光耀和创立行动党的几位主要精英都是在英文教育的环境下长大，崇拜英国的一切，包括它的政治制度。此外，殖民地生长的他们也不熟悉别的政治制度。这些背景都决定了他们为新加坡所设计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偏离英国体制太远。再者，李光耀夫妇两人都是剑桥大学法学院的优等生，精通英国法律，李光耀也决心继续全盘采用英国的法律制度作为新加坡的法律。而英国法律体系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保护私权，包括个人财产权和人身自由，经商自由，以及缔结和执行合约的权利。这些大框架既已确定，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就有了选举民主和法治的双重约束。
但是李光耀和他的创党同事也足够务实，认为新加坡当时处于第三世界的经济状况和人民普遍缺乏教育的情况下无法实现完全西式的民主。此外，他们还有很强的精英心态，认为自己能替普罗大众做出更好的决定。这两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下，新加坡在行动党的主导下建立了一种“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其目的是要在民主和治理之间实现平衡；其特点是，较之西式民主，对人民的自由有所限制，而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较少限制或没有限制，创造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
但无论如何不能误解的是，新加坡从来实行的都是全国一人一票的国会选举，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权力首先来自人民通过选举给予的授权，并且通过每5年一次的大选进行授权的更新。因此，尽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年年执政，它也算是一个民主选举的政权。
然而那些关于新加坡“专制”的说法真的就是空穴来风没有根据吗？新加坡人民真的就那么喜欢行动党每次不选它都不行？这就要提到李光耀领导下的行动党维持统治权的“秘诀”：简单来说，一靠能力，二靠权谋。人民行动党的治理能力是举世公认不须赘述的。在短短的30年左右时间，行动党将新加坡从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岛带入了第一世界国家，打造了一个高度发达的花园城市现代化国家和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但民主社会的经验表明，一个政党仅凭能力无法保持选民的忠诚。行动党的百战百胜，还有赖于李光耀的一系列权谋。一个方面就是，行动党被指责利用执政优势对反对党势力大力打压。执政党有执政资源，能够对选民做出种种可以实现的许诺，如组屋翻新、地铁修建等，这些反对党根本做不到。政府在选举前常常重新划分选区，将反对党辛勤耕耘的基层优势化有为无。执政党全面掌握媒体资源，对反对党的正面新闻不报道或限制报道。执政党也被指责善于利用司法通过打官司来压制反对党人。比如第一位竞选获胜进入新加坡国会的反对党工人党议员拉惹勒南，1986年被新加坡政府指控伪造工人党账目，从而被废止议员资格并剥夺律师执照。1988年，当时作为新加坡最高上诉机构的英国枢密院裁定认为剥夺拉惹勒南律师资格有违公平，新加坡政府随后终止了向英国枢密院上诉的惯例。新加坡民主党的徐顺全2001年大选中称李光耀和吴作栋两人隐瞒国会向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提供巨额贷款，被两人控告诽谤，新加坡法院判决徐须向李和吴赔偿数十万新元，徐没有支付能力，2006年被宣告破产。
在打压反对党之余，行动党也被指责善于制造恐惧气氛，表现为经常向选民灌输一旦行动党不再执政，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安全就要无法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就要下降等等。鉴于行动党强大的治理能力和已经取得的成绩，这个说法对很多新加坡选民来说颇有说服力。
民意压力下的“君子之战”
本次大选不同于以往的一个特点是，许多选民不再恐惧，而是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真的把自己的票投给了反对党，导致行动党不仅总得票率史上最低，并且第一次丢失了一个集选区，算是执政党受到的不小的挫折，称为历史上最“弱势”的政府。对于行动党在阿裕尼集选区丢掉国会5个席位的个中缘由，新加坡《海峡时报》总结出六大因素：一曰工人党派出了“超级A队”，算是反对党阵营的最佳团队，包括表现一直杰出的反对党议员刘程强和林瑞莲，以及履历亮眼的国际大律师陈硕茂；二曰选民担心国会没有反对党；三曰工人党更了解民众需要；四曰工人党打造“第一世界国会”的竞选口号比行动党不伦不类的“炒粿条，热腾腾，香喷喷”口号对选民更有吸引力；五曰李光耀的“忏悔论”让选民大为不满；六曰地理因素，阿裕尼靠近工人党的老巢后港区，两地选民互相影响。
2011年5月18日星期三
张铁志：新加坡是优质民主吗？
文章来源：华尔街日报
两年前，我在新加坡的一间咖啡店，拜访新加坡重要的异议份子──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及他们党部唯一的工作人员。为了争取新加坡的民主，过去十几年徐顺全不惜以身试法，未经申请就屡次公开演讲、集会，因此多次入狱。政府还控告他诽谤，使其在2006年因付不出罚款而破产，护照也被政府没收。
在那间光鲜亮丽的咖啡店，来来往往的人们很难看见徐顺全的悲哀。这正是整个新加坡的缩影。
近来新加坡大选后，有学者解读新加坡政治，认为该国是“优质民主”，是亚洲仅次於日本的民主政体。相比来说，韩国和台湾的民主因为“过於西化”，所以有许多问题。我想这是要让中国读者知道新加坡的发展并不是靠威权，而是靠民主治理，但问题是，说新加坡比韩国和台湾的民主更“优质”，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当然，我们并不太知道所谓韩国和台湾“过於西化”的民主造成了什么问题，也很难了解新加坡的优质民主到底是哪里为优。我们比较确定的是，新加坡事实上是一个残破不全的民主体制。
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不只是要有政治竞争和公民参与选举的权利──政治学已经指出这叫“选举主义的谬误”，真正的民主体制还意涵着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对政治权力的限制等等。对后者的保障欠缺，如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更会导致政治竞争的不公平，而这正是新加坡的不民主成份之一。
在这个看似国际化的城市国家，国内媒体是由政府所控制，基本上对政府的监督与批评都相当有限，而外国媒体若是批评新加坡政府，则不是被政府控告，就是被赶出境外。
媒体如此，对反对者打压更为严重。长期以来，新加坡凭借殖民主义传统留下的内部安全法令来镇压异议者。该法令以国家安全之名，让行政单位可以任意拘捕人民，且不经审判就无限期拘禁。
最着名的例子是前社会主义阵线的谢太宝被拘留二十多年，从未受过法庭审判。1987年5月21日，16名年轻的律师、商人、剧场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等，也被指控是一个要颠覆人民行动党的左派组织，而在没有被审判的情况先是被秘密逮捕而后被拘禁。
李光耀曾说过：“秩序先於法律，因为没有秩序就不能执法……很多情况下，我们必须选择，举行审判让有罪的人逍遥法外继续破坏社会，还是不经由审判把他们关起来。”
内部安全法令之外，李光耀政府的另一狠招是用诽谤罪控告批评者。1981年和1984年，工人党议员惹耶勒南连续两届当选议员，成为极少数的反对派议员。他批评李光耀兄弟是多家公司董事，但被李光耀控告诽谤，最后告到破产，丧失议员资格。1997年大选，李光耀和吴作栋对工人党候选人邓亮洪提出诽谤诉讼，导致邓亮洪离开新加坡。前文提到的徐顺全则是在2001年被控告诽谤，2006年因缴不出赔偿金而破产。
新加坡对於公民集会、公开演说的权利都非常严格地限制。对选举制度的操弄，也严重不利於反对党。小者如选区划分、竞选时间的限制，大者如新加坡独创的“集选区”制度：这个制度固然可以保障少数族群的政治代表，但明显是为了让反对党难以在集选区获得席次。
这些问题还不包括人民行动党因为历史上长期执政，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所造成的不公平政治竞争。一个限制公民自由，打压政治批评而形成的一党独大体制，连民主都可能称不上，更何况是优质民主。
（本文作者张铁志，台湾知名政治与文化评论人，现任台湾《新新闻周刊》副总编辑，今年於两岸出版《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并担任多个NGO的理事与董事。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两年前，我在新加坡的一间咖啡店，拜访新加坡重要的异议份子──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及他们党部唯一的工作人员。为了争取新加坡的民主，过去十几年徐顺全不惜以身试法，未经申请就屡次公开演讲、集会，因此多次入狱。政府还控告他诽谤，使其在2006年因付不出罚款而破产，护照也被政府没收。
在那间光鲜亮丽的咖啡店，来来往往的人们很难看见徐顺全的悲哀。这正是整个新加坡的缩影。
近来新加坡大选后，有学者解读新加坡政治，认为该国是“优质民主”，是亚洲仅次於日本的民主政体。相比来说，韩国和台湾的民主因为“过於西化”，所以有许多问题。我想这是要让中国读者知道新加坡的发展并不是靠威权，而是靠民主治理，但问题是，说新加坡比韩国和台湾的民主更“优质”，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当然，我们并不太知道所谓韩国和台湾“过於西化”的民主造成了什么问题，也很难了解新加坡的优质民主到底是哪里为优。我们比较确定的是，新加坡事实上是一个残破不全的民主体制。
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不只是要有政治竞争和公民参与选举的权利──政治学已经指出这叫“选举主义的谬误”，真正的民主体制还意涵着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对政治权力的限制等等。对后者的保障欠缺，如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更会导致政治竞争的不公平，而这正是新加坡的不民主成份之一。
在这个看似国际化的城市国家，国内媒体是由政府所控制，基本上对政府的监督与批评都相当有限，而外国媒体若是批评新加坡政府，则不是被政府控告，就是被赶出境外。
媒体如此，对反对者打压更为严重。长期以来，新加坡凭借殖民主义传统留下的内部安全法令来镇压异议者。该法令以国家安全之名，让行政单位可以任意拘捕人民，且不经审判就无限期拘禁。
最着名的例子是前社会主义阵线的谢太宝被拘留二十多年，从未受过法庭审判。1987年5月21日，16名年轻的律师、商人、剧场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等，也被指控是一个要颠覆人民行动党的左派组织，而在没有被审判的情况先是被秘密逮捕而后被拘禁。
李光耀曾说过：“秩序先於法律，因为没有秩序就不能执法……很多情况下，我们必须选择，举行审判让有罪的人逍遥法外继续破坏社会，还是不经由审判把他们关起来。”
内部安全法令之外，李光耀政府的另一狠招是用诽谤罪控告批评者。1981年和1984年，工人党议员惹耶勒南连续两届当选议员，成为极少数的反对派议员。他批评李光耀兄弟是多家公司董事，但被李光耀控告诽谤，最后告到破产，丧失议员资格。1997年大选，李光耀和吴作栋对工人党候选人邓亮洪提出诽谤诉讼，导致邓亮洪离开新加坡。前文提到的徐顺全则是在2001年被控告诽谤，2006年因缴不出赔偿金而破产。
新加坡对於公民集会、公开演说的权利都非常严格地限制。对选举制度的操弄，也严重不利於反对党。小者如选区划分、竞选时间的限制，大者如新加坡独创的“集选区”制度：这个制度固然可以保障少数族群的政治代表，但明显是为了让反对党难以在集选区获得席次。
这些问题还不包括人民行动党因为历史上长期执政，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所造成的不公平政治竞争。一个限制公民自由，打压政治批评而形成的一党独大体制，连民主都可能称不上，更何况是优质民主。
（本文作者张铁志，台湾知名政治与文化评论人，现任台湾《新新闻周刊》副总编辑，今年於两岸出版《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并担任多个NGO的理事与董事。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2011年5月12日星期四
南都社论：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10512
今天是汶川地震三周年纪念日，读者诸君一定知道我们的哀悼所在。那场大地震令山河破碎，八万多人罹难失踪，连绵不绝的哀伤延续至今。哀伤是为同胞一去不还，五月就此成为悲哀的月份；哀伤也因为念及自身无力，不能抵挡决绝的离逝。又一年祭祀重来，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实有必要确认诸多问题：他们是谁？他们遇到了什么？他们在哪里？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
馨香几枝，烟气袅袅，升腾至虚空。他们不是冰冷的数字，他们也曾顶着百家姓活泼泼地存在过。他们用整整一生，走进五月的废墟。他们开心地在世上生活过七年，抑或更长更短的岁月。他们是父母，是子女，是姐妹，是兄弟，是黄皮肤的人。他们是寨子里的居民和过客，是跋涉山川河流的人，看云起云落，他们是一切真情。他们是你遇见或未见的人类，是住在大地上的灵魂。
生是偶然的，死亡是必然。三年前的今天，同个时刻，下午黄昏黑夜如朽木，纷纷落下，壅塞时间的河流。红色是血，灰色是扬尘，白色是眩晕，黑色是死神的衣袂，他们在颜色横流中倒下，像是不幸的庄稼，被锐利的刀锋杀害。他们失去了所有，他们的老年中年青年或童年时代结束得太早太快。他们成了各种各样碎片，使用尖锐的边缘，把日子割出眼泪，将故乡抛弃。
他们从四方而来，往八方而去。我们悔恨，他们本该有更好的死亡方式，譬如从容悼念，并且允许泪飞成雨。匆匆复匆匆，他们永远离开伤感的村庄和城市，他们现在石头长有新绿的山坡上，他们仍在学校，在路上，在地下，在无名之处。他们和他们在一起，就像麦子与麦子长在一起。在夏天，在他们最后的黄昏去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他们是生者唯一的痛楚，唯一的安慰。
我们在心里为他们降过半旗，我们在哀悼日为他们招魂请安，我们搜集过他们一世为人的证据，我们一起念出过他们的名字。我们答应过要念念不忘，要生生不息。我们做了很多，又做得太少。迷途不返的人，你们在哪里？我们点燃的光能否照亮你们的路？我们无法做得更多，只好摆上铁做的十二生肖，敬上瓷做的瓜子，象征且祭奠你们凝固了的生命。你们还想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知道，死亡已经发生，而遗忘等候一旁，觊觎他们的再一次死亡。如果不怀念，遗忘就会越来越强大。今天的祭祀就是为了拒绝遗忘，拒绝再次失去他们。以后的纪念，目的无他，也是一遍遍证明给他们看：我们从未远离，我们一直在一起，哪怕是遇到死亡和恐惧。这是一种要被记取的承诺，人千古，人又永远在。这是我们对整座村落、整座城市、良知国民的交代。
起于尘土而又归于尘土，可有一种责任无法推卸。这就是我们对他们的纪念，是校园对学生的纪念，山野对农夫的纪念，黄泥雕群对凝视者的纪念，是家庭对逝者的纪念，是鲜花对坟墓的纪念，是生命对生命的纪念。我们始终不忘，始终向着他们的方向眺望。我们的生活里有他们，我们不只是为自己过活。时间的河流联系彼此，让我们重聚在一起，就像是真的没有失去过。
止歇欢娱，今天此时，让我们躺在时间的河流上，采用他们惯常的姿势，感知他们的所在和请求，察觉我们的对话与诺言。在他们走后，没有一个夜晚能让我们安睡。可三年来，我们谨记并警醒我们的原则。五月是悲哀的，又是清醒的。通过对他们的取态，丈量我们与人类的距离。祝愿大地上的神祇同样能保佑他们，就像他们保佑我们一样。祈祷彼岸乐土。伏食尚飨。
20110512
今天是汶川地震三周年纪念日，读者诸君一定知道我们的哀悼所在。那场大地震令山河破碎，八万多人罹难失踪，连绵不绝的哀伤延续至今。哀伤是为同胞一去不还，五月就此成为悲哀的月份；哀伤也因为念及自身无力，不能抵挡决绝的离逝。又一年祭祀重来，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实有必要确认诸多问题：他们是谁？他们遇到了什么？他们在哪里？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
馨香几枝，烟气袅袅，升腾至虚空。他们不是冰冷的数字，他们也曾顶着百家姓活泼泼地存在过。他们用整整一生，走进五月的废墟。他们开心地在世上生活过七年，抑或更长更短的岁月。他们是父母，是子女，是姐妹，是兄弟，是黄皮肤的人。他们是寨子里的居民和过客，是跋涉山川河流的人，看云起云落，他们是一切真情。他们是你遇见或未见的人类，是住在大地上的灵魂。
生是偶然的，死亡是必然。三年前的今天，同个时刻，下午黄昏黑夜如朽木，纷纷落下，壅塞时间的河流。红色是血，灰色是扬尘，白色是眩晕，黑色是死神的衣袂，他们在颜色横流中倒下，像是不幸的庄稼，被锐利的刀锋杀害。他们失去了所有，他们的老年中年青年或童年时代结束得太早太快。他们成了各种各样碎片，使用尖锐的边缘，把日子割出眼泪，将故乡抛弃。
他们从四方而来，往八方而去。我们悔恨，他们本该有更好的死亡方式，譬如从容悼念，并且允许泪飞成雨。匆匆复匆匆，他们永远离开伤感的村庄和城市，他们现在石头长有新绿的山坡上，他们仍在学校，在路上，在地下，在无名之处。他们和他们在一起，就像麦子与麦子长在一起。在夏天，在他们最后的黄昏去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他们是生者唯一的痛楚，唯一的安慰。
我们在心里为他们降过半旗，我们在哀悼日为他们招魂请安，我们搜集过他们一世为人的证据，我们一起念出过他们的名字。我们答应过要念念不忘，要生生不息。我们做了很多，又做得太少。迷途不返的人，你们在哪里？我们点燃的光能否照亮你们的路？我们无法做得更多，只好摆上铁做的十二生肖，敬上瓷做的瓜子，象征且祭奠你们凝固了的生命。你们还想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知道，死亡已经发生，而遗忘等候一旁，觊觎他们的再一次死亡。如果不怀念，遗忘就会越来越强大。今天的祭祀就是为了拒绝遗忘，拒绝再次失去他们。以后的纪念，目的无他，也是一遍遍证明给他们看：我们从未远离，我们一直在一起，哪怕是遇到死亡和恐惧。这是一种要被记取的承诺，人千古，人又永远在。这是我们对整座村落、整座城市、良知国民的交代。
起于尘土而又归于尘土，可有一种责任无法推卸。这就是我们对他们的纪念，是校园对学生的纪念，山野对农夫的纪念，黄泥雕群对凝视者的纪念，是家庭对逝者的纪念，是鲜花对坟墓的纪念，是生命对生命的纪念。我们始终不忘，始终向着他们的方向眺望。我们的生活里有他们，我们不只是为自己过活。时间的河流联系彼此，让我们重聚在一起，就像是真的没有失去过。
止歇欢娱，今天此时，让我们躺在时间的河流上，采用他们惯常的姿势，感知他们的所在和请求，察觉我们的对话与诺言。在他们走后，没有一个夜晚能让我们安睡。可三年来，我们谨记并警醒我们的原则。五月是悲哀的，又是清醒的。通过对他们的取态，丈量我们与人类的距离。祝愿大地上的神祇同样能保佑他们，就像他们保佑我们一样。祈祷彼岸乐土。伏食尚飨。
刘军宁：价值投资：智商与智慧，哪个更重要？
保守主义投资哲学系列谈
人类智商的绝对高度是249。因为任何聪明人的智商不可能高达250。
在投资界，没有人认为愚笨是一种资产。投资被公认是智力密集型的活动，投资界是人精扎堆的领域。有人会问，投资市场上有蠢人吗？从动机的角度来衡量，绝对没有蠢人。每个投资者都对自己说，“我才不傻呢，我来投资是要赚钱的。”然而，所有人在投资生涯开始时都是始于盲目无智的状态，都是蠢人。所有人都是带着与生俱来的智商去投资，却没有几个投资者在一开始就带有大智慧。对投资者而言，智慧与智商各自有多重要？投资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智商，还是智慧？
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其含义是爱智慧。投资哲学是关于投资智慧的，即热爱投资智慧。智慧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缺的东西，投资的智慧更是如此。智慧是人人欲求的，但是得到的人却很少。什么是智慧？按通常的理解，智慧是指某个人具有不同常人的理解、洞见和相应行动的能力。智慧毕竟不同于专长与知识。一个投资界的专业人士可能有丰富知识和技术专长，却未必是很有投资智慧的人。最智慧的人也未必是知识最丰富的人。尤其对专家和学者来说，他们可能掌握大量的具体的数字性的知识，但这些东西掌握得再多也不可能使人更有智慧。所以，一个人的智慧程度和所掌握知识的多少不必然成正比。
正是道德把知识与智慧区分开来。知识是关于事实的，智慧是关于道德的。一切知识与事实都将淡去，只有道德才能引领我们生活、投资。没有道德，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没有道德，就没有智慧。一切智慧，归根结底，是有关人类如何才能更好生存的智慧。作为投资者的投资智慧也不例外。
西方的智慧传统是由两个支流合成的，一个是雅典的智慧，一个是耶路撒冷的智慧。希腊智慧中的宇宙是数学与物理的宇宙，而耶路撒冷智慧中的宇宙，是道德与信仰的宇宙。雅典智慧起源于古希腊的哲学与科学探索，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毕达哥拉斯等哲学家、科学家为代表的关于理性和科学的智慧。如说我们今天很多的自然门类，都是在古希腊起源的，像是几何、代数、物理学、原子论等等。耶路撒冷智慧起源于旧约的智慧书，故也称为旧约智慧。耶路撒冷智慧是强调信仰、道德与实践，是对财富的超验性质的理解。其代表人物是旧约圣经中的大先知如摩西、亚伯拉罕、以后许多的犹太商人。巴菲特被称为Oracle of Omaha.其暗喻是，上帝关于财富有一整套的神谕。谁领悟了神谕，谁就获得了财富。保守主义投资者注重实践的、道德的智慧，看淡精确知识的、科技的知识。
在投资领域，雅典智慧是关于价格的、数字、公式的，其代表是那些被称为宽克（quants）的人，他们数学极好，数理分析能力极强，有些甚至是高能物理学出身。他们相信，商业的世界是数学物理的世界。数学的精确性是分析最复杂的人类活动的基础。耶路撒冷的智慧是关于道德、信念、价值、审慎、自律、耐心的。其代表是保守的价值投资者。他们相信商业的世界是道德与实践的世界。这两种智慧有高有低么？这取决于我们用什么尺度来衡量。在投资领域，如果我们需要精确与量化，雅典的智慧高一些；如果我们追求正确，哪怕是模糊的正确，耶路撒冷的智慧重要一些。价值投资的名言是：“宁要模糊的正确，不要精确的错误。”
耶路撒冷智慧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道德在智慧中的极端重要性。人类最高的智慧是对道德秩序与道德生活的规则的认识。当与道德有关的智慧涉及到人类如何发现财富的本质及其增值方式时，投资智慧的问题就产生了。耶路撒冷的智慧相信，财富的本质及其运行方式，不是由人决定的，而是由人发现的。道德既是带来实现成功投资的手段，又是衡量投资成功的标准。对投资者而言，借助不道德的手段的成功是脆弱的、低度的成功，不合道德的成功是不合格的成功。按照耶路撒冷智慧的看法，投资智慧的本质是道德智慧。投资智慧的任务是探寻价值的本质及其获得方式，投资者在天人秩序中的位置及其使命，寻找并践行价值投资的指导原则。
与智慧相关的是智力（亦称聪明，以商数来表示）。两者通常被认为是含义很接近的一组概念，仅有高地之别：智慧要高于聪明。听说有大智慧投资软件，没听说过有高智商投资软件。然而，我认为，智慧和聪明是有性质上的差异的，而不仅是程度上的。我更愿意把智慧和聪明看作是反义词。智慧与聪明既是邻里关系又是对手关系。智慧甚至是包含一些与聪明相对立的东西。比如说，愚和拙是聪明的反义词，但是却可能成为一个智者的特征。常有人用愚和拙来表明自己有智慧，比如说，大智若愚。再比如守拙，作为一种信念与行为方式，可能无关洞见和预见，却是一种很高的智慧。看过电影《阿甘正传》的人都是知道，主角是个“愚笨”的智者。在日常生活中，聪明往往会当作一种贬义词来用。智慧总是用于褒义。我还从未听到把智慧用于贬义。有人会说，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人说，智慧反被智慧误。
我认为，在投资中，智慧比智商重要。用戏谑但很认真的话说，人类智商的绝对高度是249。因为任何聪明人的智商不可能高达250。吉尼斯上的记录好像是228。故人类智商的中等高度是125。巴菲特印证了这个看法：“我的成功并非源于高智商。只要你的智商在125以上，就足以胜任投资的事业。有中等以上的天资足矣。”在中等智商的前提下，决定投资是否成功的关键不是智商，而是智慧。妨碍投资取得巨大成功或导致巨大失败的往往不是太笨，而是太聪明。
高智商不仅不是一定能在投资上取得成功的保障，相反要格外警惕那些高智商的投资者。智商越高越容易产生致命的自负。普通人在高智商者面前也容易产生自卑，甚至放弃自己的主见。越聪明的人被聪明所误的可能性也越大，代价与损失也越严重，也越具有毁灭性。智慧更强调克服人性的弱点，强调人要恭谦、审慎、耐心。这些都不需要高智商。反而，高智商往往是获得这些智慧的障碍。
智商也许是天生的，智慧在相当程度上则是后天的，主要来自经验。智商是与行动无关的生物性特征，而智慧却需要落实到行动上。我们很难提高自己的智商，却能大大提高自己的智慧。成功的投资不需要高智商，但是需要高智慧。而保守主义投资哲学是价值投资的最高智慧。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1年5月12号
人类智商的绝对高度是249。因为任何聪明人的智商不可能高达250。
在投资界，没有人认为愚笨是一种资产。投资被公认是智力密集型的活动，投资界是人精扎堆的领域。有人会问，投资市场上有蠢人吗？从动机的角度来衡量，绝对没有蠢人。每个投资者都对自己说，“我才不傻呢，我来投资是要赚钱的。”然而，所有人在投资生涯开始时都是始于盲目无智的状态，都是蠢人。所有人都是带着与生俱来的智商去投资，却没有几个投资者在一开始就带有大智慧。对投资者而言，智慧与智商各自有多重要？投资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智商，还是智慧？
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其含义是爱智慧。投资哲学是关于投资智慧的，即热爱投资智慧。智慧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缺的东西，投资的智慧更是如此。智慧是人人欲求的，但是得到的人却很少。什么是智慧？按通常的理解，智慧是指某个人具有不同常人的理解、洞见和相应行动的能力。智慧毕竟不同于专长与知识。一个投资界的专业人士可能有丰富知识和技术专长，却未必是很有投资智慧的人。最智慧的人也未必是知识最丰富的人。尤其对专家和学者来说，他们可能掌握大量的具体的数字性的知识，但这些东西掌握得再多也不可能使人更有智慧。所以，一个人的智慧程度和所掌握知识的多少不必然成正比。
正是道德把知识与智慧区分开来。知识是关于事实的，智慧是关于道德的。一切知识与事实都将淡去，只有道德才能引领我们生活、投资。没有道德，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没有道德，就没有智慧。一切智慧，归根结底，是有关人类如何才能更好生存的智慧。作为投资者的投资智慧也不例外。
西方的智慧传统是由两个支流合成的，一个是雅典的智慧，一个是耶路撒冷的智慧。希腊智慧中的宇宙是数学与物理的宇宙，而耶路撒冷智慧中的宇宙，是道德与信仰的宇宙。雅典智慧起源于古希腊的哲学与科学探索，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毕达哥拉斯等哲学家、科学家为代表的关于理性和科学的智慧。如说我们今天很多的自然门类，都是在古希腊起源的，像是几何、代数、物理学、原子论等等。耶路撒冷智慧起源于旧约的智慧书，故也称为旧约智慧。耶路撒冷智慧是强调信仰、道德与实践，是对财富的超验性质的理解。其代表人物是旧约圣经中的大先知如摩西、亚伯拉罕、以后许多的犹太商人。巴菲特被称为Oracle of Omaha.其暗喻是，上帝关于财富有一整套的神谕。谁领悟了神谕，谁就获得了财富。保守主义投资者注重实践的、道德的智慧，看淡精确知识的、科技的知识。
在投资领域，雅典智慧是关于价格的、数字、公式的，其代表是那些被称为宽克（quants）的人，他们数学极好，数理分析能力极强，有些甚至是高能物理学出身。他们相信，商业的世界是数学物理的世界。数学的精确性是分析最复杂的人类活动的基础。耶路撒冷的智慧是关于道德、信念、价值、审慎、自律、耐心的。其代表是保守的价值投资者。他们相信商业的世界是道德与实践的世界。这两种智慧有高有低么？这取决于我们用什么尺度来衡量。在投资领域，如果我们需要精确与量化，雅典的智慧高一些；如果我们追求正确，哪怕是模糊的正确，耶路撒冷的智慧重要一些。价值投资的名言是：“宁要模糊的正确，不要精确的错误。”
耶路撒冷智慧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道德在智慧中的极端重要性。人类最高的智慧是对道德秩序与道德生活的规则的认识。当与道德有关的智慧涉及到人类如何发现财富的本质及其增值方式时，投资智慧的问题就产生了。耶路撒冷的智慧相信，财富的本质及其运行方式，不是由人决定的，而是由人发现的。道德既是带来实现成功投资的手段，又是衡量投资成功的标准。对投资者而言，借助不道德的手段的成功是脆弱的、低度的成功，不合道德的成功是不合格的成功。按照耶路撒冷智慧的看法，投资智慧的本质是道德智慧。投资智慧的任务是探寻价值的本质及其获得方式，投资者在天人秩序中的位置及其使命，寻找并践行价值投资的指导原则。
与智慧相关的是智力（亦称聪明，以商数来表示）。两者通常被认为是含义很接近的一组概念，仅有高地之别：智慧要高于聪明。听说有大智慧投资软件，没听说过有高智商投资软件。然而，我认为，智慧和聪明是有性质上的差异的，而不仅是程度上的。我更愿意把智慧和聪明看作是反义词。智慧与聪明既是邻里关系又是对手关系。智慧甚至是包含一些与聪明相对立的东西。比如说，愚和拙是聪明的反义词，但是却可能成为一个智者的特征。常有人用愚和拙来表明自己有智慧，比如说，大智若愚。再比如守拙，作为一种信念与行为方式，可能无关洞见和预见，却是一种很高的智慧。看过电影《阿甘正传》的人都是知道，主角是个“愚笨”的智者。在日常生活中，聪明往往会当作一种贬义词来用。智慧总是用于褒义。我还从未听到把智慧用于贬义。有人会说，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人说，智慧反被智慧误。
我认为，在投资中，智慧比智商重要。用戏谑但很认真的话说，人类智商的绝对高度是249。因为任何聪明人的智商不可能高达250。吉尼斯上的记录好像是228。故人类智商的中等高度是125。巴菲特印证了这个看法：“我的成功并非源于高智商。只要你的智商在125以上，就足以胜任投资的事业。有中等以上的天资足矣。”在中等智商的前提下，决定投资是否成功的关键不是智商，而是智慧。妨碍投资取得巨大成功或导致巨大失败的往往不是太笨，而是太聪明。
高智商不仅不是一定能在投资上取得成功的保障，相反要格外警惕那些高智商的投资者。智商越高越容易产生致命的自负。普通人在高智商者面前也容易产生自卑，甚至放弃自己的主见。越聪明的人被聪明所误的可能性也越大，代价与损失也越严重，也越具有毁灭性。智慧更强调克服人性的弱点，强调人要恭谦、审慎、耐心。这些都不需要高智商。反而，高智商往往是获得这些智慧的障碍。
智商也许是天生的，智慧在相当程度上则是后天的，主要来自经验。智商是与行动无关的生物性特征，而智慧却需要落实到行动上。我们很难提高自己的智商，却能大大提高自己的智慧。成功的投资不需要高智商，但是需要高智慧。而保守主义投资哲学是价值投资的最高智慧。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1年5月12号
2011年5月9日星期一
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讲话
2011.05.10
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讲话
白宫
副总统办公室
即时发布
2011年5月9日
副总统拜登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讲话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To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U.S.-China Strategic & Economic Dialogue)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Washington, D.C.)
国内资源部(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东部夏令时上午9:50
副总统：早上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我荣幸地欢迎两位好朋友再次来到华盛顿，参加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三次会议。
请允许我首先向两位共同主席致意。王副总理和戴国务委员，欢迎你们再次到来。在你们随同胡主席访美期间，我曾有机会与你们见面，虽然与你们见面的时间不如我的一些同事长，但那次访问非常成功，我们也有机会在一起一段时间。
美方的两位共同主席是我们的最佳组合，我们的超级明星：克林顿国务卿（Secretary Clinton）和盖特纳部长（Secretary Geithner）代表着美国最精英人士，因此，我们预期将会取得重大成果。我们预期你们四位将会取得重大成果。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每个人在今后的日子里都肩负着一系列重要任务，目的都是要继续引导我们的关系在已有进展之上更上一层楼。
我还要向骆家辉部长（Secretary Gary Locke）致意，他是总统选择的新一任美国驻华大使。家辉作为内阁成员业绩卓著，在此前担任华盛顿州州长期间亦表现出色。我知道，一旦参议院确认家辉的任命，而且我估计这会很快，他将在北京作出卓越的工作成绩。（掌声）他就在这里。
我不想介绍坐在你们身旁的贸易代表，因为我对他说过，他若能促成同韩国的协定，我就提名他获诺贝尔和平奖。（笑声）他做到了，所以我也得这么做。（笑声）
话说回来。我年轻时第一次访问中国——先生们，我不情愿承认这点——是在1979年4月，是同邓小平会晤。我当时荣幸地与一些老一辈参议员同行，我想我现在也属他们之列了。我记得我们是关系正常化之后的第一个代表团，成员包括纽约州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以及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议员。
在那次访问期间，我们会晤了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并目睹当时启动的种种变化正在开始促发中国引人注目的——绝对是引人注目的转型，即使在当时也已经很清楚——巨变正在发生。当时还出现了一场辩论，在美国这里，坦率地说，在大部分西方世界，都出现了一场围绕着一个崛起的中国是否符合美国及整个世界的利益的辩论。作为对外关系委员会（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的一名年轻成员，我当时写下、表述并且相信我现在所依然相信的：一个崛起的中国是一种积极的、积极的进展，不仅对中国而言，而且对美国和全世界也是如此。
奥巴马总统和我在2009年就职时就理解——极为清楚地理解，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将是一个关键重点。奥巴马总统和我当时就下了决心，决心让这个关系走上一条稳定的轨道，能够几十年保持下去。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我们两国由与日俱增的商务和投资纽带连结在一起。在美国，我们总是谈论进口；但去年，我们美国向中国出口了价值1100亿美元的商品与服务。
但是，连接我们的远远不只是商务纽带，过去30年中，我们两国人民经由教育、工作与旅游等方面的接触已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去年，有13万中国人在美国学习，他们很优秀，我们将设法留住他们一些人。我只是开玩笑。我只是开玩笑。（笑声）。但他们真的很优秀（笑声）。
我们无法称我们也有同样数目的美国人在中国学习，但是，“10万留学生计划”（100,000 Strong Initiative）将大幅度增加在中国生活和学习的美国年轻人的人数。事实上，我的侄女——请原谅这里使用一次我们在参议院常说的议员话语特权——她在不太久以前从哈佛大学毕业，现在在盖特纳部长手下工作。她就做了我们期望另外10万人去做的事：学习中文，并到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她现在投身的工作就是让我们两国关系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我们也因为我们共同承担的全球性责任而连接在一起。我们都是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的常任理事国。我们也都是太平洋强国。就世界所面临的许多紧迫挑战来说，如果美国和中国不坐到桌前，就比我们坐到桌前时达成解决方案的可能性要低，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把握这种关系，将对21世纪的世界走向具有重大影响。
我们的承诺始于两国政府最高层，在两年半时间里，我们两国首脑有过9次直接会面。9次。正如我刚提到的，胡主席就在1月时还来过这里，对美国进行了一次公认的极为成功的国事访问。我将于今年夏季受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再次访问中国，我也期待着接待习副主席在今年晚些时候来美国进行回访。
如大家所知，即使有这些频繁的访问和峰会，光靠它们本身并不足以建立和保持贯穿于我们整个政府、涵盖所有机构的的良好关系。而这就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原因。它所关系的不单单是军方对军方或经济类的问题，我们希望建设一个涵盖我们两国政府方方面面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们请你们大家来到这里进行对话的原因。
当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启动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时，他向我们所有人提出了一个挑战，要我们齐心协力来应对我们时代的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有人或许会说，由中国和美国一起来决定如何解决世界上的决定性问题未免有些自负，但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两国如何合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如何应对世界在21世纪初所面临的挑战。
这是我们建立伙伴合作关系的核心所在。我们希望相互合作，促进双方的共同利益，不仅推动强劲、可持续及平衡的经济增长，而且促进自由和公平的贸易。我们希望通过合作促进我们实现未来繁荣的共同利益，获得洁净、稳定及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供应。
我们希望通过相互合作，促进我们为应对一系列紧迫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挑战拥有的共同利益。其中包括继续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特别是遏制这类武器和技术从伊朗和北韩向外扩散。
两年前，总统发出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挑战，如今我们进展如何？ 通过这一对话以及我们两国政府及两国人民的不懈努力，我认为，历史会表明我们已取得进展。
然而，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进行对话的原因。我们与我们的20国集团合作伙伴一起，努力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我们认识到，美中关系为全球经济带来益处，不仅有益于我们两国，而且有益于全球。
去年，我们的对华贸易支持了美国国内50多万份工作机会。在胡主席来访期间，我们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特别是在创新、知识产权和出口领域。我们在所有这些领域正继续取得进展。
今后两天，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再接再励，确保我们积极履行承诺，使我们能够继续往前推进。
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美国国内正在就如何最有利地保障美国未来长期的财政稳定进行辩论。我们知道，要解决我们的经济难题，首先需要从国内开始。我们美国必须恢复金融稳定。我们还必须为赢得未来进行必要的投资。我们必须承诺坚持我们的信念及总统的信念：教育、创新及基础设施是我国经济未来的支柱。
我知道，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你们也在调整你们的经济。我知道，你们中国在努力重新平衡你们的经济，使增长更具有可持续性，更多地依赖国内需求。这都并非易事。以我个人之见，成功地调整增长的方向，不仅对中国有利，也对美国乃至全世界有利。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国，我们在这方面面临着共同的挑战。这不仅带来了难题，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共同寻找洁净能源解决方案的机会。朱棣文部长常说，我也喜欢这句话：“科学不是零和游戏”。科学并非零和游戏。我们在该领域已开始建立的非凡合作已经为此给予最好的说明。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我们的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Clean Energy Research Center)正在提供资金，针对节能、洁净煤——这方面我们两国都需要处理——以及清洁车辆开辟新的途径。我们需要在这一领域建立并扩大我们的努力。我知道，在今后两天内你们会在这方面举行大量讨论，在我看，这似乎是一个有可能取得很大进展的领域。
在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方面，我们也取得了进展。今年1月，胡主席与我们一同参加核安全峰会（Nuclear Security Summit），我们签署了为建立促进中国核安保示范研究中心的谅解备忘录。我们在遏制核武器从伊朗和北韩扩散方面进行了合作，其中包括防止把敏感技术出口到这两个国家。
战略对话对我们两国都十分重要。只要看一下今后两天你们的工作议程。这是一个很满的议程。只需略微列出几项今后两天议程中所要讨论的题目，就能说明我们两国关系的极其广泛程度： 气候变化 ；清洁能源 ；军方与军方之间的行动——我们两国的军事关系 ；以及诸如苏丹和阿富汗等地区性问题。
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在部分程度上，是为了加强沟通与理解——我们相信，而且我相信你们相信，这将会建立信任和信心。我们彼此一定要以诚相待。我们不会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 ；我们显然会发现我们仍然还有分歧的领域。但我们在致力于促进各自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在我们共同寻求的问题上取得进展，找到共同点；而且我可以说，在彼此国家利益的很多方面，我们会发现共同点。但只有通过探讨范围广泛的议题，包括敏感议题在内，我们才能帮助减少误解和误判的风险。
我父亲过去常说，唯一比意料中更糟糕的分歧，是意外的分歧。这就是我们在对话时彼此坦诚相见为什么极其至关重要的原因。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我们不会所有时候都能合作。在某些领域，我们有强烈的分歧。在另一些领域，我们存在激烈的竞争。而在此外的一些领域，我们会有积极的合作。
但我认为：总的说来，我们一致的地方比不一致的地方要多得多，奥巴马总统也持同样看法。良性竞争，在我们看来，对我们两国都有利。竞争不是坏事。良性竞争是好事。
这就是我多年来之所以持这一观点并将继续持这样一个观点的原因，即：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你们可以料到，我对美国人民的能力怀有绝对信心。而通过与有同样能力的人民进行真正的竞争，这些能力会得到提高。我欢迎这种良性与公平的竞争，因为我认为，我们将看到这种竞争会激励我们两国人民去创新，并且两国人民都将从中受益。
就像我前面谈到的，我们彼此开诚布公很重要。我们有一个存在强烈分歧的领域。我知道也理解，这个分歧，当我们表达出来时，会引起不快或刺激——我不知道这词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但它让我们在中国的一些朋友担忧。我们在人权领域存在强烈分歧。
我们提出了我们对中国最近发生的镇压的关注，包括记者、律师、博客作者和艺术家被攻击、逮捕或者失踪。如前所述，任何真正的关系都不可能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当我们发生分歧时，需要言明。我们将会继续表达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就像我们两个星期前在北京举行人权对话（Human Rights Dialogue）时一样。
我说过，我知道中国有些人将我们倡导人权视为一种干涉，还有天知道什么其他说法。但是奥巴马总统和我坚决相信，国务卿也同样相信，保护那些包含在中国作出的国际承诺以及中国自身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促进任何一个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的最佳途径。
自从1979年我年轻时第一次去访问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变化确实十分惊人。我不知世界历史的任何时期是否出现过这种情况——如此巨大，如此迅速。中国人民以自己极大的才能，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通过令人不可思议的勤奋努力和锲而不舍精神，名副其实地让千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建立起一个如今帮助带动世界繁荣的经济。这非常了不起。
在这同一时期内，美中两国关系也出现了惊人的转化——同样是由于过去30年来在我们两个国家当政的令人尊敬的政治领导人的才华和辛勤努力。
我们两国的纽带是通过自关系正常化之日起的密切交往而形成——像现在这样的种种活动。我们为建立积极、合作和全面的关系作出了大量努力。我绝对相信，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以及美国和中国的子孙后代做得更多。
如我所说，恕我冒昧这样说，当那种情况出现并且继续出现时，全世界都将受益。因此，现在应该开始行动。
再次向各位表示欢迎；欢迎你们代表团。感谢让我荣幸地向各位发表讲话。多谢大家。（掌声）
（结束）东部夏令时间上午 10:07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iipdigital-mgck/index.html
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讲话
白宫
副总统办公室
即时发布
2011年5月9日
副总统拜登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讲话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To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U.S.-China Strategic & Economic Dialogue)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Washington, D.C.)
国内资源部(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东部夏令时上午9:50
副总统：早上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我荣幸地欢迎两位好朋友再次来到华盛顿，参加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三次会议。
请允许我首先向两位共同主席致意。王副总理和戴国务委员，欢迎你们再次到来。在你们随同胡主席访美期间，我曾有机会与你们见面，虽然与你们见面的时间不如我的一些同事长，但那次访问非常成功，我们也有机会在一起一段时间。
美方的两位共同主席是我们的最佳组合，我们的超级明星：克林顿国务卿（Secretary Clinton）和盖特纳部长（Secretary Geithner）代表着美国最精英人士，因此，我们预期将会取得重大成果。我们预期你们四位将会取得重大成果。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每个人在今后的日子里都肩负着一系列重要任务，目的都是要继续引导我们的关系在已有进展之上更上一层楼。
我还要向骆家辉部长（Secretary Gary Locke）致意，他是总统选择的新一任美国驻华大使。家辉作为内阁成员业绩卓著，在此前担任华盛顿州州长期间亦表现出色。我知道，一旦参议院确认家辉的任命，而且我估计这会很快，他将在北京作出卓越的工作成绩。（掌声）他就在这里。
我不想介绍坐在你们身旁的贸易代表，因为我对他说过，他若能促成同韩国的协定，我就提名他获诺贝尔和平奖。（笑声）他做到了，所以我也得这么做。（笑声）
话说回来。我年轻时第一次访问中国——先生们，我不情愿承认这点——是在1979年4月，是同邓小平会晤。我当时荣幸地与一些老一辈参议员同行，我想我现在也属他们之列了。我记得我们是关系正常化之后的第一个代表团，成员包括纽约州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以及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议员。
在那次访问期间，我们会晤了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并目睹当时启动的种种变化正在开始促发中国引人注目的——绝对是引人注目的转型，即使在当时也已经很清楚——巨变正在发生。当时还出现了一场辩论，在美国这里，坦率地说，在大部分西方世界，都出现了一场围绕着一个崛起的中国是否符合美国及整个世界的利益的辩论。作为对外关系委员会（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的一名年轻成员，我当时写下、表述并且相信我现在所依然相信的：一个崛起的中国是一种积极的、积极的进展，不仅对中国而言，而且对美国和全世界也是如此。
奥巴马总统和我在2009年就职时就理解——极为清楚地理解，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将是一个关键重点。奥巴马总统和我当时就下了决心，决心让这个关系走上一条稳定的轨道，能够几十年保持下去。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我们两国由与日俱增的商务和投资纽带连结在一起。在美国，我们总是谈论进口；但去年，我们美国向中国出口了价值1100亿美元的商品与服务。
但是，连接我们的远远不只是商务纽带，过去30年中，我们两国人民经由教育、工作与旅游等方面的接触已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去年，有13万中国人在美国学习，他们很优秀，我们将设法留住他们一些人。我只是开玩笑。我只是开玩笑。（笑声）。但他们真的很优秀（笑声）。
我们无法称我们也有同样数目的美国人在中国学习，但是，“10万留学生计划”（100,000 Strong Initiative）将大幅度增加在中国生活和学习的美国年轻人的人数。事实上，我的侄女——请原谅这里使用一次我们在参议院常说的议员话语特权——她在不太久以前从哈佛大学毕业，现在在盖特纳部长手下工作。她就做了我们期望另外10万人去做的事：学习中文，并到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她现在投身的工作就是让我们两国关系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我们也因为我们共同承担的全球性责任而连接在一起。我们都是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的常任理事国。我们也都是太平洋强国。就世界所面临的许多紧迫挑战来说，如果美国和中国不坐到桌前，就比我们坐到桌前时达成解决方案的可能性要低，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把握这种关系，将对21世纪的世界走向具有重大影响。
我们的承诺始于两国政府最高层，在两年半时间里，我们两国首脑有过9次直接会面。9次。正如我刚提到的，胡主席就在1月时还来过这里，对美国进行了一次公认的极为成功的国事访问。我将于今年夏季受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再次访问中国，我也期待着接待习副主席在今年晚些时候来美国进行回访。
如大家所知，即使有这些频繁的访问和峰会，光靠它们本身并不足以建立和保持贯穿于我们整个政府、涵盖所有机构的的良好关系。而这就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原因。它所关系的不单单是军方对军方或经济类的问题，我们希望建设一个涵盖我们两国政府方方面面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们请你们大家来到这里进行对话的原因。
当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启动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时，他向我们所有人提出了一个挑战，要我们齐心协力来应对我们时代的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有人或许会说，由中国和美国一起来决定如何解决世界上的决定性问题未免有些自负，但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两国如何合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如何应对世界在21世纪初所面临的挑战。
这是我们建立伙伴合作关系的核心所在。我们希望相互合作，促进双方的共同利益，不仅推动强劲、可持续及平衡的经济增长，而且促进自由和公平的贸易。我们希望通过合作促进我们实现未来繁荣的共同利益，获得洁净、稳定及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供应。
我们希望通过相互合作，促进我们为应对一系列紧迫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挑战拥有的共同利益。其中包括继续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特别是遏制这类武器和技术从伊朗和北韩向外扩散。
两年前，总统发出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挑战，如今我们进展如何？ 通过这一对话以及我们两国政府及两国人民的不懈努力，我认为，历史会表明我们已取得进展。
然而，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进行对话的原因。我们与我们的20国集团合作伙伴一起，努力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我们认识到，美中关系为全球经济带来益处，不仅有益于我们两国，而且有益于全球。
去年，我们的对华贸易支持了美国国内50多万份工作机会。在胡主席来访期间，我们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特别是在创新、知识产权和出口领域。我们在所有这些领域正继续取得进展。
今后两天，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再接再励，确保我们积极履行承诺，使我们能够继续往前推进。
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美国国内正在就如何最有利地保障美国未来长期的财政稳定进行辩论。我们知道，要解决我们的经济难题，首先需要从国内开始。我们美国必须恢复金融稳定。我们还必须为赢得未来进行必要的投资。我们必须承诺坚持我们的信念及总统的信念：教育、创新及基础设施是我国经济未来的支柱。
我知道，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你们也在调整你们的经济。我知道，你们中国在努力重新平衡你们的经济，使增长更具有可持续性，更多地依赖国内需求。这都并非易事。以我个人之见，成功地调整增长的方向，不仅对中国有利，也对美国乃至全世界有利。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国，我们在这方面面临着共同的挑战。这不仅带来了难题，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共同寻找洁净能源解决方案的机会。朱棣文部长常说，我也喜欢这句话：“科学不是零和游戏”。科学并非零和游戏。我们在该领域已开始建立的非凡合作已经为此给予最好的说明。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我们的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Clean Energy Research Center)正在提供资金，针对节能、洁净煤——这方面我们两国都需要处理——以及清洁车辆开辟新的途径。我们需要在这一领域建立并扩大我们的努力。我知道，在今后两天内你们会在这方面举行大量讨论，在我看，这似乎是一个有可能取得很大进展的领域。
在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方面，我们也取得了进展。今年1月，胡主席与我们一同参加核安全峰会（Nuclear Security Summit），我们签署了为建立促进中国核安保示范研究中心的谅解备忘录。我们在遏制核武器从伊朗和北韩扩散方面进行了合作，其中包括防止把敏感技术出口到这两个国家。
战略对话对我们两国都十分重要。只要看一下今后两天你们的工作议程。这是一个很满的议程。只需略微列出几项今后两天议程中所要讨论的题目，就能说明我们两国关系的极其广泛程度： 气候变化 ；清洁能源 ；军方与军方之间的行动——我们两国的军事关系 ；以及诸如苏丹和阿富汗等地区性问题。
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在部分程度上，是为了加强沟通与理解——我们相信，而且我相信你们相信，这将会建立信任和信心。我们彼此一定要以诚相待。我们不会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 ；我们显然会发现我们仍然还有分歧的领域。但我们在致力于促进各自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在我们共同寻求的问题上取得进展，找到共同点；而且我可以说，在彼此国家利益的很多方面，我们会发现共同点。但只有通过探讨范围广泛的议题，包括敏感议题在内，我们才能帮助减少误解和误判的风险。
我父亲过去常说，唯一比意料中更糟糕的分歧，是意外的分歧。这就是我们在对话时彼此坦诚相见为什么极其至关重要的原因。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我们不会所有时候都能合作。在某些领域，我们有强烈的分歧。在另一些领域，我们存在激烈的竞争。而在此外的一些领域，我们会有积极的合作。
但我认为：总的说来，我们一致的地方比不一致的地方要多得多，奥巴马总统也持同样看法。良性竞争，在我们看来，对我们两国都有利。竞争不是坏事。良性竞争是好事。
这就是我多年来之所以持这一观点并将继续持这样一个观点的原因，即：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你们可以料到，我对美国人民的能力怀有绝对信心。而通过与有同样能力的人民进行真正的竞争，这些能力会得到提高。我欢迎这种良性与公平的竞争，因为我认为，我们将看到这种竞争会激励我们两国人民去创新，并且两国人民都将从中受益。
就像我前面谈到的，我们彼此开诚布公很重要。我们有一个存在强烈分歧的领域。我知道也理解，这个分歧，当我们表达出来时，会引起不快或刺激——我不知道这词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但它让我们在中国的一些朋友担忧。我们在人权领域存在强烈分歧。
我们提出了我们对中国最近发生的镇压的关注，包括记者、律师、博客作者和艺术家被攻击、逮捕或者失踪。如前所述，任何真正的关系都不可能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当我们发生分歧时，需要言明。我们将会继续表达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就像我们两个星期前在北京举行人权对话（Human Rights Dialogue）时一样。
我说过，我知道中国有些人将我们倡导人权视为一种干涉，还有天知道什么其他说法。但是奥巴马总统和我坚决相信，国务卿也同样相信，保护那些包含在中国作出的国际承诺以及中国自身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促进任何一个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的最佳途径。
自从1979年我年轻时第一次去访问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变化确实十分惊人。我不知世界历史的任何时期是否出现过这种情况——如此巨大，如此迅速。中国人民以自己极大的才能，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通过令人不可思议的勤奋努力和锲而不舍精神，名副其实地让千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建立起一个如今帮助带动世界繁荣的经济。这非常了不起。
在这同一时期内，美中两国关系也出现了惊人的转化——同样是由于过去30年来在我们两个国家当政的令人尊敬的政治领导人的才华和辛勤努力。
我们两国的纽带是通过自关系正常化之日起的密切交往而形成——像现在这样的种种活动。我们为建立积极、合作和全面的关系作出了大量努力。我绝对相信，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以及美国和中国的子孙后代做得更多。
如我所说，恕我冒昧这样说，当那种情况出现并且继续出现时，全世界都将受益。因此，现在应该开始行动。
再次向各位表示欢迎；欢迎你们代表团。感谢让我荣幸地向各位发表讲话。多谢大家。（掌声）
（结束）东部夏令时间上午 10:07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iipdigital-mgck/index.html
2011年5月4日星期三
金雁：苏联解体20年祭
梅德韦杰夫：“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
今年是苏联“剧变”20周年。20年前，这个具有93年历史、有1900万(占居民总数近1/10)党员、执政74年的共产党超级大国寿终正寝了。
提到这次“剧变”，我们虽然已经有关于苏联解体的不同解说，但是“领导人因素说”一直是最有影响的“主流”说法。我国许多论著习惯上总是说“苏联解体之痛、东欧剧变之苦”，这个“历史悲剧”都是“叛徒戈尔巴乔夫”惹的祸。“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句中国古代统治者装样子的“罪己诏”中常见的自责之语，常常被我们用在关于苏联解体的“罪他诏”上：千怪万怪，都怪苏联前领导“挑选接班人”不慎，把个“叛徒”扶上了宝座，于是苏联解体据说就“都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惹的祸”。于是有些人就从反面接受教训，一切行动都是要与“民主化”反着来，逆“公开性”而动，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对现存体制的“不利因素”，就可以保证“铁打的江山万年长”了。
然而很少有人问，为什么苏联的这个体制这样脆弱，它自我标榜的“政治正确性”与“合法性”为什么就这么经不起大众信息自由和“广场测试”(夏兰斯基：《“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2004年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第三章)的考验？今天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提到俄罗斯有人也持类似观点，那些人说：“太遗憾了，我们当初没有按中国模式发展，那样就能保持政治体制的稳定”，而梅德韦杰夫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我并不认为，我们当时有别的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式，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麦德维杰夫与国际政治学家的对话”，见中央编译局主办：《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105页)。
显然，梅德韦杰夫认为苏联体制的垮台有其内在逻辑，并不能归罪于哪个个人。其实即便是铁杆的强硬派，当时也承认这个体制失去了民心。1990年，当时已经97岁的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元老卡冈诺维奇说“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只朝一边走”，公开性成了声讨控诉苏共罪行的“歇斯底里”狂潮。但他却没说这“双行道”该怎么走法？在“控诉”斯大林的同时也把他的“敌人”一块儿骂？他应该记得，就连他自己也曾险些成为“敌人”，即便是他和日丹诺夫这样的铁杆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候，都可以随便地“被流放”和“被吓死”(1948年日丹诺夫的儿子小日丹诺夫因为反对科学权威李森科，被斯大林怒斥，日丹诺夫受到刺激死于心脏病突发，实际是被吓死的)。这些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单行道”局面，原因何在？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背叛”，就能掀起这场群众性的“愤怒声讨”运动吗，就能够葬送掉“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吗？就能够埋葬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吗？如果是这样，这个党岂不是太弱不禁风了？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前些年我们有些人到俄罗斯去拍了一部大骂戈尔巴乔夫这个“叛徒”造成苏联剧变的电视片，他们见到老人和左派人士就问，“你给斯大林打多少分，给戈尔巴乔夫打多少分？叶利钦打多少分？”据说结果令他们很满意。但连陪同的翻译都认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做这种有选择性的调查是不负责任的、不具有客观性的。即便如此，他们在与一些亲俄共的学者座谈的时候，以为这些左派会说出他们想要的答案，结果没想到，却得到了这样一种答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不值得的”！
的确，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怀念苏联、不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左派群体中，也很少有人同意苏联的垮台仅仅因为出了“叛徒”这种说法。前俄共中央委员斯拉温就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这种说法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个人决定论”。他在交谈时指出：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因为出了一两个“坏人”就崩溃、就变成资本主义了？而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就没有一个因为出了几名“好人”就垮台、就变成社会主义呢？所以他认为批判叶利钦是可以的，但对旧体制的反思更重要。实际上，对于前苏联“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的反思如今即便在左派中也是流行的，因为它已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当然不是所有的左派都如此，比如久加诺夫就说，“在最近一百年的现代化经验中，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最成功的榜样”。不过有意思的是，今天俄罗斯这样的“原教旨社会主义者”大都痛恨普京，而普京却是我们这些采访者心中的偶像。而这位好人普京一方面被另一位好人久加诺夫恨之入骨，另一方面他却是大坏蛋叶利钦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伟大的好人斯大林在杀光了一切疑似的坏人之后，千挑万选留下的接班人赫鲁晓夫，按我们那些采访者的说法却又是一个大坏蛋。呜呼！
一位俄罗斯学者总结说，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很多的钢产量，只要是国家认定需要的东西、事关脸面上的排场，全国自上而下地齐动员，一准能获得期望的效果。然而所有这些不过是冷战思维下的“冒虚火”，不要说在军备竞争中没有获胜，这些所谓的傲人成就又有多少是从人着眼？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工人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工人的31%，居民消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33%。在苏联“建立国家”和“攫取财富”是同义词，这种统治方式也叫做“从人民中获取满足国家行为的手段”，“社会主义不是被看作目的，而是被看作一种动员型的意识形态”。
因为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让国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往好里说是对“大国特殊责任论”的担当、是为了国家的安全战略，往坏里说是一种不自信的伪民族主义，是一种帝国模式的伪现代化，是一种没有“人”只有“国”的主观意志。这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苏联模式最大的失败。人民成为被政府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它在皮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数字成果后，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平”。这种以牺牲个体的充满血腥成长过程，“再现了等级制、人身依附等中世纪原则”，“这个事实成了俄国文明发展中最阴暗可怕的现象”。在和资本主义拼实力的过程中，是以苏联人的性命和不自由作为交换的，它一方面试图在经济上赶超西方，另一方面却在违反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自己，而且他也并没有使苏联变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
无疑，俄国学者们的这些反思不会出现在采访者所拍的政论片中。但俄国学者的这些“痛定思痛”的思考当真是可以忽略掉的吗？虽然俄共对采访者的亲苏共情结感到很亲切，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不管给历史人物打多少分，从目前的选情看，他们距离政权是越来越远了。恐怕这才是真正的打分吧。2010年5月初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所以他非常强调要搞“人的现代化”，过去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压制毁掉了真正的“理想主义”
俄国学者们强调，在这种与朝鲜“先军政治”类似的“国防意识高于一切”的概念下，国家强大是以个体作为整体的殉道者为前提的，在钳制和驯服的状态下“造成了人民政权的错觉”。因为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它的高度集权的“强迫”动员性社会是以压制性的恐惧政策和舆论统治作后盾的，它具体表现在社会单位化、单位国家化、国家政治化，社会只不过是苏共政权附属物，是没有任何主观能动性的被动的客体。戈尔巴乔夫把这种“国家控制、国家所有、国家干预达到无所不及的地步，几乎每一步都需要国家官员批准”的整齐划一的“官方国民性”称作典型的“苏联生活方式”。在这个国度里，所有的个体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苏联1940年出版的《简明哲学词典》中甚至对“个人”的词条下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群众，群众的解放是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个体的“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架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32页)。
这种社会模式必然会造成了四个后果：
第一，它与理想背离，但又需要借助理想的号召力进行社会动员和欺骗，必然会导致理想模式的“空心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特殊的宗教”，这就造成了它的虚伪性。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很快就发生了“理想主义蜕变”，与它所许诺的目标模式毫无共同之处，正如圣西门批评雅各宾专政时所说的，在争取自由平等的伟大目标下，产生了一种新的奴役形式，一个新的“黑白颠倒世界”。虽然1936年苏联宪法宣布：“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铲除”(《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84页)，阶级结构已经根本改观，作为苏联社会结构的核心的“两阶一层”都是“人民的范畴”，但实际上来自国家的剥削超过了1861年以前的农奴制时期，全体苏联人都处在变相的“普遍农奴制”状态。
1938年苏联实行“劳动登记册”制度，复活了沙皇时代就已经废除的农奴制特征“连环保”，所以苏联坊间里把联共(布)称为“第二次农奴制”，(联共(布)的俄语缩写“ВКП”与“第二次农奴制”的俄文缩写“ВКП”恰好是相同的)。自从斯大林提出“靠内部积累发展国家的工业”以后，整个苏联时期的积累率都保持在26%-40%的高水平，靠从民间汲取发展国家是当时的发展战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居民的总纳税额增加了2.3倍，1929年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的所谓富农纳税额是集体农庄庄员的17倍，而从1929-1938年的10年间物价上涨了近6倍，远远大于沙俄时代。苏联为了负担欧洲规模最大、开支最多的常备军，就需要不断地消耗国家的财力，从农民身上抽取资金，甚至牺牲农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集体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缩减了30.9%，在伏尔加河流域人口减少了23%，在乌克兰自然减员20.5%，在北高加索减少了20.4%，而1933年运往国外1800万公担谷物，如果停止粮食出口就可以避免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就可以有700万人的性命存活下来，但是斯大林拒绝这样做。他认为，政权与民众的关系不是“政权依靠人民，而是人民依附政权”。为了国家的强大，必须要以一代人作为代价。
这一模式是以强制作为后盾的，它用恐惧社会的压制性和舆论统治来震慑社会、规范人们的行为、控制人们的思想。正如帕斯捷尔纳柯在《日瓦戈医生》中所说的，这种体制“教育人们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断”，只要求服从。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我们虽然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主要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官僚集团的上层排除了在协商基础上解决社会矛盾，当时苏联提出的口号是“既然进行阶级斗争，那就需要恐怖，既然阶级斗争会加剧，恐怖自然也会加剧，一天不搞恐怖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就会灭亡”(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257页)。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选举100%的人都无条件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阶级敌人的队伍却在不断扩大，据苏联内务部统计，从1921-1954年仅记录在案的被判处“反革命”罪的罪犯就达约380万人(塔斯社1992年1月23日电)。
“面具人”难以充当体制的基础
第二，强制措施的时效性。谁都知道，强制社会“只要压力减轻便会很快丧失了自身的潜力”，政权只有不断加大对民众的控制才能保持住，即便在统治者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保持对民众的控制力度时，严控的效应也会递减，收效也难以长久，因为人们对恐惧感的麻木程度也会增加，通过舆论控制和个人崇拜只能在某一个阶段凑效，而且不可以重复使用。它只能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越来越大的成本用来控制自己的人民，只要这种控制稍一放松，就如麦德维杰夫所说的，它“释放出来的自由的火花就像丛林大火一样迅速燎原，从而将一个帝国的大厦烧毁”。比如后斯大林时代，尽管勃列日涅夫“重新斯大林化”，也在大搞个人崇拜和严刑峻法，他所推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压制思想的程度和力度并不比任何一个时代减少(196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组建了专项负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克格勃第五局，它的任务是“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但是人们的“免疫”程度却大大提高了，人们已经厌倦了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而金字塔顶端的腐败与伪装，使政府和政治家没有了早期领导人的道义感召力，他们的“刚性”因为官僚主义的实用哲学和“去意识形态化”物质追求和权力追求而显得“底气不足”了。
由于恐怖效应，这种体制必然会造就大量的“面具人”和“两面派”，在这种社会内的人可以分为四种：认同当权者的既得利益(忠实信仰者虽然也有，但人数很少)者；公开表明观点的持不同政见者；不赞成当权者做法，但是处于恐惧中不敢公开发表真实想法的“面具人”；逃避国家的控制、反政治迫害的“地下人”。其实，在这种体制能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第一种人和第三种人、第二种和第四种人是无法区分的。人们看得见的只有两种人，即铁杆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两头都很少，中间大多数是那些可以随时改变信仰的被迫者或趋炎附势者以及蛰伏于地下的“民间力量”，他们都在根据政治天平摆动伺机而动，大量的口是心非者和“面具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大特点。
比如在1985年时对苏联人进行民意调查，99%的人都会表示拥护苏共的领导，1988年12月苏联新选举法通过后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差额选举，1989年4月选举结果，苏共的拥护率马上就减少了1/3，叶利钦、萨哈罗夫、波波夫、索布恰克这些民主派纷纷当选，之所以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当选，是因为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尼·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250页)。到1990年苏共支持率更进一步降到不足1/2。是不是这些人仅仅过了几年想法就改变了呢？当然不是，唯一改变的是，庞大的两面派阵营不再害怕表达他们真实的信念。“虽然不可能知道一个社会内部到底有多少两面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管制性的社会里人们不能自由地表达思想，把越来越多的忠实信仰者推向两面派阵营，而他们一旦不再恐惧地与政权疏远，这批人就再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阵营中了”，“面具人”的“生存智慧”是可以根据政治力量的平衡转化成“反体制”的“斗争智慧”的，原本就热闹非凡的“地下活动”也会随之浮出水面而公开化。1988年末，“多党制”还是个具有负面意义的词汇，到1989年6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时，在近700个接受调查的与会者中，约有42%的人称他们反对“一党专政”((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70页)。
缺乏公开性损害了政权自身
第三，这种体制形成的“社会国家化”的同构性结构组织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脆弱性。1922-1928年，内务人民委员会禁止了120多个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活动。斯大林说，“保证党的领导”是这些非党社团“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体制下的群众组织只不过是官僚机器上的衍生品。人所周知，铁幕国家没有社会，人们只知道政府，而不知道政府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组织。托洛茨基就说过，国家可以“强制性的干预公民生活的一切方面”。从1929年以后，苏联工会唯一的任务是动员劳动者完成国家计划。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苏联可以说没有一家真正的社会组织，所有的个人都是被国家“绑架”的人质，社会的主动性被斩断，“对业余空间的侵犯、对日常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政治化”是一种常态。1930年代的所谓社会组织是200万党员、400万共青团员、1200万国防建设促进会会员、1700工会会员和300万工农通信员，所有这些社会组织都必须严格地服从国家政权的命令，不能展现自我发展机制的社会功能。社会束缚于政权之下就等于斩断了社会的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窒息了社会自身的创造性因素，这种同构性的社会结构既稳定也脆弱，就像没有牢固地基的整体框架的建筑物，因为承重结构单一不分散，立在那里的时候光鲜高大，稍遇地震就会“呼啦啦的大厦倾”整体垮塌。苏共对社会的改造是以控制为主，党控制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使单位的触角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组织无所不能地侵吞着个人的私人空间，毁掉了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民间生长的土壤和运行机制，卡死了民间的活力，把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视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剪除了传统村社的自治功能，使社会自救模式成为不可能、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统统丧失。因为在管制型社会中，整个社会肌体处在被动状态，并造成官民对立的体制内的“弱政治参与”和体制外的“泛政治化”取向的逆反状态。
2010年10月，我们在与俄罗斯《祖国历史》的主编梅杜舍夫斯基的座谈中，他说俄国的学者也在反复讨论，国家的公权与个人信息自由之间的界线在哪里？统治者总是以为把所有的事情都把握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就可以做到有效的防范和治理。殊不知这样做造成的逆反效果先不说，就从统治者的立场看，首先是阻碍了领导者自己的眼界，造成他们信息来源的单一化。比如说各个地区反映上去的信息都是有利于自己“政绩”的。其次，在高度控制的社会中，信息的链条中间环节过多会降低决策的灵活性，也会影响到领导者的判断力。比如，斯大林就因为信息量太大而分不清主次，不能快速做出有效的判断，他大量工作“无效化”，使这个体系陷入瘫痪，靠惯性运作。在勃列日别夫时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著名人物的有几套班子，致使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多达105卷，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505卷，这几套系统内部的意见常常不统一，人人都是替自己盘算而算计着让别人承担责任，于是就注定了效率低下和被动局面。勃列日涅夫有一个围绕他的20多人的秘书组和写作班子，而在他两次中风以后，基本上处在不“亲政”的状态，这个写作集体最大的工作就是对勃列日涅夫进行“读心术”，靠揣测勃列日涅夫的意图进行“领导讲话”的编写工作，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务就是不出错地朗读好这些稿件。而写作团队本身又分为好几派，他的政策也就表现得“荡秋千”似的两边晃悠，而且因为写作班子是个集体行为，最后的定稿往往是把有锋芒的地方都磨掉后的妥协产物，导致空话、废话、套话、假话连篇。
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
第四，仅仅发展经济是不够的，人们常说，苏联剧变是因为经济没搞好，它倾尽全国之力去和美国搞军备竞赛，过高的积累率导致人们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引起人民的不满导致了剧变。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对。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已经迈过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工业开始反哺农业，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加推广。但是当局把生活定义为没有任何客观、内在的意义，它们对幸福的理解就是对物质的保证，对身体主观需求的满足。这些人以自身的利益和生活方式想当然的认为，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就可以抵消掉“反体制”冲动，“被禁锢的头脑”是可以用物质手段收买的，国家既然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提供了公共服务，人们就会满足于过自己的小康日子，拿个人自由与安全作交换，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苏联到1970年代有免费教育、收费极低的儿童保育、廉价的住房、便宜的休假制度、稳定的养老退休制度、免费医疗；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居民的工资收入增长了1倍，远高于物价上涨水平，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4辆汽车，工作10年以上者81.3%的人可以解决长期住房，租房的费用只占月平均工资的2%-3%，(目前中国工薪阶层房租占到了工资收入的1/3)；文化事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1987年苏联人均的影剧院座位名列世界第一。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有平等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人们在谈论持不同政见时说，“他们缺什么？高工资！公寓！他们本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先锋呢？”这个道理就像几百年前但丁所说的：我个人有足够的面包吃，我并不是为面包而呐喊。120名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都是衣食无忧的贵族，沙皇就一直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造反。所有的统治者一直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执政者适应历史的面貌，而不可能使历史的面貌符合执政者的观念。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上述这些人并不是为物质利益而呐喊，并不是为个人呐喊。对一般人来说，很容易把“民主与福利混同起来”，但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就个人而言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麦德维杰夫在没有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之前的个人工资远远高于苏联的人均平均工资。麦德维杰夫说，“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过去因为欺骗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权以后，对于过去的罪恶是要揭露”。因为这种恩赐的福利既没有制度的保障，也缺乏合法的来源，萨哈罗夫说，苏联遗产的首要部分是人的不自由。自由思想是人的自然属性，人民与当局的关系如同是对聋哑人的对话，这个社会抵触情绪已经接近饱和，若不是社会自身渴望急剧变革，若不是社会的忍耐已超过了极限，靠着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忽悠”或者所谓的“西方的和平演变”，是不可能使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或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么无论看起来多么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1991年正式发生了这样的剧变”(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278-279页)。
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就看到了这一点，当民粹派说均贫富比言论自由更重要时，他们受到了列宁的如下痛斥：“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中央编译局编：《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46页)。他还说“如果把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结社自由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发疯！”(《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46页)但是他掌权后，自己恰恰就进行了这样的“背叛”。直到1988年，苏联结束书报检查制度，对开放和透明的渴求使公开性被各个阶层所接受，尤其是知识分子最欢迎公开性。仅仅改善物质条件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求进一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赫鲁晓夫打开后的铁幕透出了一线的缝隙，勃列日涅夫又合上了这扇窗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打开的窗子可以合上，但开启在人们心灵中的窗子却关不上了，反而愈发吊起了人们的胃口，他们愈发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统治者这才意识到，斯大林时代是回不去了。人们没有说什么的自由、写什么的自由，但是有不看什么的自由、不听什么的自由。他们没有宣传自己思想的权利，但是可以有避开官方文化的充分自由(1980年代末苏联有一篇文章叫“‘真理报’没有读者”)。正如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所说的：“假如人们自己感觉到不自由、不公正，那就是没有民主，或者是民主出了问题，只有当公民本身认为自己是自由的，那时才开始有民主”。
据美国学者鲁道尔夫对1968-1970年538份地下出版物的抽样分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7个方面：政治民主、民族权利、人权-社会法制、宗教自主性、创作自由、发展和理性、生活质量。这里“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这些诉求中的最后一项。到苏联末期这一点更加明显：1988年7月3日《莫斯科新闻》报道了一个民意测验，测的是“对现状的不满是来源于商品匮乏、法律不健全，还是缺乏社会正义”。结果大约有半数的苏联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缺乏社会正义占了第一位。可见，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吃得再饱的奴隶也还是渴望自由的。其实，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剧变前，剧变后的时代也一样。200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召开的东欧剧变20年研讨会上，哈维尔一再强调东欧“剧变”主要并不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同样在剧变以后评价转轨时，他也一再说，仅有市场是不够的，应当“少迷信经济学家”，转轨成果除了经济学指标外，也要在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与活跃方面得到体现。
(本文在刊出时删去注释若干)
—— 原载: 经济观察报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May 04, 2011
今年是苏联“剧变”20周年。20年前，这个具有93年历史、有1900万(占居民总数近1/10)党员、执政74年的共产党超级大国寿终正寝了。
提到这次“剧变”，我们虽然已经有关于苏联解体的不同解说，但是“领导人因素说”一直是最有影响的“主流”说法。我国许多论著习惯上总是说“苏联解体之痛、东欧剧变之苦”，这个“历史悲剧”都是“叛徒戈尔巴乔夫”惹的祸。“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句中国古代统治者装样子的“罪己诏”中常见的自责之语，常常被我们用在关于苏联解体的“罪他诏”上：千怪万怪，都怪苏联前领导“挑选接班人”不慎，把个“叛徒”扶上了宝座，于是苏联解体据说就“都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惹的祸”。于是有些人就从反面接受教训，一切行动都是要与“民主化”反着来，逆“公开性”而动，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对现存体制的“不利因素”，就可以保证“铁打的江山万年长”了。
然而很少有人问，为什么苏联的这个体制这样脆弱，它自我标榜的“政治正确性”与“合法性”为什么就这么经不起大众信息自由和“广场测试”(夏兰斯基：《“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2004年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第三章)的考验？今天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提到俄罗斯有人也持类似观点，那些人说：“太遗憾了，我们当初没有按中国模式发展，那样就能保持政治体制的稳定”，而梅德韦杰夫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我并不认为，我们当时有别的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式，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麦德维杰夫与国际政治学家的对话”，见中央编译局主办：《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105页)。
显然，梅德韦杰夫认为苏联体制的垮台有其内在逻辑，并不能归罪于哪个个人。其实即便是铁杆的强硬派，当时也承认这个体制失去了民心。1990年，当时已经97岁的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元老卡冈诺维奇说“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只朝一边走”，公开性成了声讨控诉苏共罪行的“歇斯底里”狂潮。但他却没说这“双行道”该怎么走法？在“控诉”斯大林的同时也把他的“敌人”一块儿骂？他应该记得，就连他自己也曾险些成为“敌人”，即便是他和日丹诺夫这样的铁杆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候，都可以随便地“被流放”和“被吓死”(1948年日丹诺夫的儿子小日丹诺夫因为反对科学权威李森科，被斯大林怒斥，日丹诺夫受到刺激死于心脏病突发，实际是被吓死的)。这些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单行道”局面，原因何在？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背叛”，就能掀起这场群众性的“愤怒声讨”运动吗，就能够葬送掉“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吗？就能够埋葬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吗？如果是这样，这个党岂不是太弱不禁风了？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前些年我们有些人到俄罗斯去拍了一部大骂戈尔巴乔夫这个“叛徒”造成苏联剧变的电视片，他们见到老人和左派人士就问，“你给斯大林打多少分，给戈尔巴乔夫打多少分？叶利钦打多少分？”据说结果令他们很满意。但连陪同的翻译都认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做这种有选择性的调查是不负责任的、不具有客观性的。即便如此，他们在与一些亲俄共的学者座谈的时候，以为这些左派会说出他们想要的答案，结果没想到，却得到了这样一种答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不值得的”！
的确，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怀念苏联、不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左派群体中，也很少有人同意苏联的垮台仅仅因为出了“叛徒”这种说法。前俄共中央委员斯拉温就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这种说法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个人决定论”。他在交谈时指出：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因为出了一两个“坏人”就崩溃、就变成资本主义了？而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就没有一个因为出了几名“好人”就垮台、就变成社会主义呢？所以他认为批判叶利钦是可以的，但对旧体制的反思更重要。实际上，对于前苏联“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的反思如今即便在左派中也是流行的，因为它已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当然不是所有的左派都如此，比如久加诺夫就说，“在最近一百年的现代化经验中，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最成功的榜样”。不过有意思的是，今天俄罗斯这样的“原教旨社会主义者”大都痛恨普京，而普京却是我们这些采访者心中的偶像。而这位好人普京一方面被另一位好人久加诺夫恨之入骨，另一方面他却是大坏蛋叶利钦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伟大的好人斯大林在杀光了一切疑似的坏人之后，千挑万选留下的接班人赫鲁晓夫，按我们那些采访者的说法却又是一个大坏蛋。呜呼！
一位俄罗斯学者总结说，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很多的钢产量，只要是国家认定需要的东西、事关脸面上的排场，全国自上而下地齐动员，一准能获得期望的效果。然而所有这些不过是冷战思维下的“冒虚火”，不要说在军备竞争中没有获胜，这些所谓的傲人成就又有多少是从人着眼？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工人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工人的31%，居民消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33%。在苏联“建立国家”和“攫取财富”是同义词，这种统治方式也叫做“从人民中获取满足国家行为的手段”，“社会主义不是被看作目的，而是被看作一种动员型的意识形态”。
因为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让国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往好里说是对“大国特殊责任论”的担当、是为了国家的安全战略，往坏里说是一种不自信的伪民族主义，是一种帝国模式的伪现代化，是一种没有“人”只有“国”的主观意志。这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苏联模式最大的失败。人民成为被政府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它在皮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数字成果后，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平”。这种以牺牲个体的充满血腥成长过程，“再现了等级制、人身依附等中世纪原则”，“这个事实成了俄国文明发展中最阴暗可怕的现象”。在和资本主义拼实力的过程中，是以苏联人的性命和不自由作为交换的，它一方面试图在经济上赶超西方，另一方面却在违反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自己，而且他也并没有使苏联变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
无疑，俄国学者们的这些反思不会出现在采访者所拍的政论片中。但俄国学者的这些“痛定思痛”的思考当真是可以忽略掉的吗？虽然俄共对采访者的亲苏共情结感到很亲切，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不管给历史人物打多少分，从目前的选情看，他们距离政权是越来越远了。恐怕这才是真正的打分吧。2010年5月初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所以他非常强调要搞“人的现代化”，过去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压制毁掉了真正的“理想主义”
俄国学者们强调，在这种与朝鲜“先军政治”类似的“国防意识高于一切”的概念下，国家强大是以个体作为整体的殉道者为前提的，在钳制和驯服的状态下“造成了人民政权的错觉”。因为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它的高度集权的“强迫”动员性社会是以压制性的恐惧政策和舆论统治作后盾的，它具体表现在社会单位化、单位国家化、国家政治化，社会只不过是苏共政权附属物，是没有任何主观能动性的被动的客体。戈尔巴乔夫把这种“国家控制、国家所有、国家干预达到无所不及的地步，几乎每一步都需要国家官员批准”的整齐划一的“官方国民性”称作典型的“苏联生活方式”。在这个国度里，所有的个体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苏联1940年出版的《简明哲学词典》中甚至对“个人”的词条下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群众，群众的解放是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个体的“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架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32页)。
这种社会模式必然会造成了四个后果：
第一，它与理想背离，但又需要借助理想的号召力进行社会动员和欺骗，必然会导致理想模式的“空心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特殊的宗教”，这就造成了它的虚伪性。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很快就发生了“理想主义蜕变”，与它所许诺的目标模式毫无共同之处，正如圣西门批评雅各宾专政时所说的，在争取自由平等的伟大目标下，产生了一种新的奴役形式，一个新的“黑白颠倒世界”。虽然1936年苏联宪法宣布：“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铲除”(《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84页)，阶级结构已经根本改观，作为苏联社会结构的核心的“两阶一层”都是“人民的范畴”，但实际上来自国家的剥削超过了1861年以前的农奴制时期，全体苏联人都处在变相的“普遍农奴制”状态。
1938年苏联实行“劳动登记册”制度，复活了沙皇时代就已经废除的农奴制特征“连环保”，所以苏联坊间里把联共(布)称为“第二次农奴制”，(联共(布)的俄语缩写“ВКП”与“第二次农奴制”的俄文缩写“ВКП”恰好是相同的)。自从斯大林提出“靠内部积累发展国家的工业”以后，整个苏联时期的积累率都保持在26%-40%的高水平，靠从民间汲取发展国家是当时的发展战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居民的总纳税额增加了2.3倍，1929年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的所谓富农纳税额是集体农庄庄员的17倍，而从1929-1938年的10年间物价上涨了近6倍，远远大于沙俄时代。苏联为了负担欧洲规模最大、开支最多的常备军，就需要不断地消耗国家的财力，从农民身上抽取资金，甚至牺牲农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集体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缩减了30.9%，在伏尔加河流域人口减少了23%，在乌克兰自然减员20.5%，在北高加索减少了20.4%，而1933年运往国外1800万公担谷物，如果停止粮食出口就可以避免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就可以有700万人的性命存活下来，但是斯大林拒绝这样做。他认为，政权与民众的关系不是“政权依靠人民，而是人民依附政权”。为了国家的强大，必须要以一代人作为代价。
这一模式是以强制作为后盾的，它用恐惧社会的压制性和舆论统治来震慑社会、规范人们的行为、控制人们的思想。正如帕斯捷尔纳柯在《日瓦戈医生》中所说的，这种体制“教育人们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断”，只要求服从。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我们虽然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主要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官僚集团的上层排除了在协商基础上解决社会矛盾，当时苏联提出的口号是“既然进行阶级斗争，那就需要恐怖，既然阶级斗争会加剧，恐怖自然也会加剧，一天不搞恐怖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就会灭亡”(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257页)。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选举100%的人都无条件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阶级敌人的队伍却在不断扩大，据苏联内务部统计，从1921-1954年仅记录在案的被判处“反革命”罪的罪犯就达约380万人(塔斯社1992年1月23日电)。
“面具人”难以充当体制的基础
第二，强制措施的时效性。谁都知道，强制社会“只要压力减轻便会很快丧失了自身的潜力”，政权只有不断加大对民众的控制才能保持住，即便在统治者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保持对民众的控制力度时，严控的效应也会递减，收效也难以长久，因为人们对恐惧感的麻木程度也会增加，通过舆论控制和个人崇拜只能在某一个阶段凑效，而且不可以重复使用。它只能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越来越大的成本用来控制自己的人民，只要这种控制稍一放松，就如麦德维杰夫所说的，它“释放出来的自由的火花就像丛林大火一样迅速燎原，从而将一个帝国的大厦烧毁”。比如后斯大林时代，尽管勃列日涅夫“重新斯大林化”，也在大搞个人崇拜和严刑峻法，他所推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压制思想的程度和力度并不比任何一个时代减少(196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组建了专项负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克格勃第五局，它的任务是“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但是人们的“免疫”程度却大大提高了，人们已经厌倦了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而金字塔顶端的腐败与伪装，使政府和政治家没有了早期领导人的道义感召力，他们的“刚性”因为官僚主义的实用哲学和“去意识形态化”物质追求和权力追求而显得“底气不足”了。
由于恐怖效应，这种体制必然会造就大量的“面具人”和“两面派”，在这种社会内的人可以分为四种：认同当权者的既得利益(忠实信仰者虽然也有，但人数很少)者；公开表明观点的持不同政见者；不赞成当权者做法，但是处于恐惧中不敢公开发表真实想法的“面具人”；逃避国家的控制、反政治迫害的“地下人”。其实，在这种体制能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第一种人和第三种人、第二种和第四种人是无法区分的。人们看得见的只有两种人，即铁杆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两头都很少，中间大多数是那些可以随时改变信仰的被迫者或趋炎附势者以及蛰伏于地下的“民间力量”，他们都在根据政治天平摆动伺机而动，大量的口是心非者和“面具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大特点。
比如在1985年时对苏联人进行民意调查，99%的人都会表示拥护苏共的领导，1988年12月苏联新选举法通过后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差额选举，1989年4月选举结果，苏共的拥护率马上就减少了1/3，叶利钦、萨哈罗夫、波波夫、索布恰克这些民主派纷纷当选，之所以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当选，是因为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尼·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250页)。到1990年苏共支持率更进一步降到不足1/2。是不是这些人仅仅过了几年想法就改变了呢？当然不是，唯一改变的是，庞大的两面派阵营不再害怕表达他们真实的信念。“虽然不可能知道一个社会内部到底有多少两面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管制性的社会里人们不能自由地表达思想，把越来越多的忠实信仰者推向两面派阵营，而他们一旦不再恐惧地与政权疏远，这批人就再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阵营中了”，“面具人”的“生存智慧”是可以根据政治力量的平衡转化成“反体制”的“斗争智慧”的，原本就热闹非凡的“地下活动”也会随之浮出水面而公开化。1988年末，“多党制”还是个具有负面意义的词汇，到1989年6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时，在近700个接受调查的与会者中，约有42%的人称他们反对“一党专政”((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70页)。
缺乏公开性损害了政权自身
第三，这种体制形成的“社会国家化”的同构性结构组织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脆弱性。1922-1928年，内务人民委员会禁止了120多个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活动。斯大林说，“保证党的领导”是这些非党社团“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体制下的群众组织只不过是官僚机器上的衍生品。人所周知，铁幕国家没有社会，人们只知道政府，而不知道政府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组织。托洛茨基就说过，国家可以“强制性的干预公民生活的一切方面”。从1929年以后，苏联工会唯一的任务是动员劳动者完成国家计划。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苏联可以说没有一家真正的社会组织，所有的个人都是被国家“绑架”的人质，社会的主动性被斩断，“对业余空间的侵犯、对日常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政治化”是一种常态。1930年代的所谓社会组织是200万党员、400万共青团员、1200万国防建设促进会会员、1700工会会员和300万工农通信员，所有这些社会组织都必须严格地服从国家政权的命令，不能展现自我发展机制的社会功能。社会束缚于政权之下就等于斩断了社会的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窒息了社会自身的创造性因素，这种同构性的社会结构既稳定也脆弱，就像没有牢固地基的整体框架的建筑物，因为承重结构单一不分散，立在那里的时候光鲜高大，稍遇地震就会“呼啦啦的大厦倾”整体垮塌。苏共对社会的改造是以控制为主，党控制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使单位的触角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组织无所不能地侵吞着个人的私人空间，毁掉了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民间生长的土壤和运行机制，卡死了民间的活力，把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视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剪除了传统村社的自治功能，使社会自救模式成为不可能、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统统丧失。因为在管制型社会中，整个社会肌体处在被动状态，并造成官民对立的体制内的“弱政治参与”和体制外的“泛政治化”取向的逆反状态。
2010年10月，我们在与俄罗斯《祖国历史》的主编梅杜舍夫斯基的座谈中，他说俄国的学者也在反复讨论，国家的公权与个人信息自由之间的界线在哪里？统治者总是以为把所有的事情都把握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就可以做到有效的防范和治理。殊不知这样做造成的逆反效果先不说，就从统治者的立场看，首先是阻碍了领导者自己的眼界，造成他们信息来源的单一化。比如说各个地区反映上去的信息都是有利于自己“政绩”的。其次，在高度控制的社会中，信息的链条中间环节过多会降低决策的灵活性，也会影响到领导者的判断力。比如，斯大林就因为信息量太大而分不清主次，不能快速做出有效的判断，他大量工作“无效化”，使这个体系陷入瘫痪，靠惯性运作。在勃列日别夫时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著名人物的有几套班子，致使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多达105卷，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505卷，这几套系统内部的意见常常不统一，人人都是替自己盘算而算计着让别人承担责任，于是就注定了效率低下和被动局面。勃列日涅夫有一个围绕他的20多人的秘书组和写作班子，而在他两次中风以后，基本上处在不“亲政”的状态，这个写作集体最大的工作就是对勃列日涅夫进行“读心术”，靠揣测勃列日涅夫的意图进行“领导讲话”的编写工作，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务就是不出错地朗读好这些稿件。而写作团队本身又分为好几派，他的政策也就表现得“荡秋千”似的两边晃悠，而且因为写作班子是个集体行为，最后的定稿往往是把有锋芒的地方都磨掉后的妥协产物，导致空话、废话、套话、假话连篇。
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
第四，仅仅发展经济是不够的，人们常说，苏联剧变是因为经济没搞好，它倾尽全国之力去和美国搞军备竞赛，过高的积累率导致人们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引起人民的不满导致了剧变。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对。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已经迈过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工业开始反哺农业，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加推广。但是当局把生活定义为没有任何客观、内在的意义，它们对幸福的理解就是对物质的保证，对身体主观需求的满足。这些人以自身的利益和生活方式想当然的认为，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就可以抵消掉“反体制”冲动，“被禁锢的头脑”是可以用物质手段收买的，国家既然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提供了公共服务，人们就会满足于过自己的小康日子，拿个人自由与安全作交换，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苏联到1970年代有免费教育、收费极低的儿童保育、廉价的住房、便宜的休假制度、稳定的养老退休制度、免费医疗；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居民的工资收入增长了1倍，远高于物价上涨水平，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4辆汽车，工作10年以上者81.3%的人可以解决长期住房，租房的费用只占月平均工资的2%-3%，(目前中国工薪阶层房租占到了工资收入的1/3)；文化事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1987年苏联人均的影剧院座位名列世界第一。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有平等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人们在谈论持不同政见时说，“他们缺什么？高工资！公寓！他们本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先锋呢？”这个道理就像几百年前但丁所说的：我个人有足够的面包吃，我并不是为面包而呐喊。120名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都是衣食无忧的贵族，沙皇就一直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造反。所有的统治者一直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执政者适应历史的面貌，而不可能使历史的面貌符合执政者的观念。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上述这些人并不是为物质利益而呐喊，并不是为个人呐喊。对一般人来说，很容易把“民主与福利混同起来”，但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就个人而言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麦德维杰夫在没有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之前的个人工资远远高于苏联的人均平均工资。麦德维杰夫说，“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过去因为欺骗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权以后，对于过去的罪恶是要揭露”。因为这种恩赐的福利既没有制度的保障，也缺乏合法的来源，萨哈罗夫说，苏联遗产的首要部分是人的不自由。自由思想是人的自然属性，人民与当局的关系如同是对聋哑人的对话，这个社会抵触情绪已经接近饱和，若不是社会自身渴望急剧变革，若不是社会的忍耐已超过了极限，靠着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忽悠”或者所谓的“西方的和平演变”，是不可能使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或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么无论看起来多么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1991年正式发生了这样的剧变”(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278-279页)。
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就看到了这一点，当民粹派说均贫富比言论自由更重要时，他们受到了列宁的如下痛斥：“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中央编译局编：《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46页)。他还说“如果把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结社自由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发疯！”(《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46页)但是他掌权后，自己恰恰就进行了这样的“背叛”。直到1988年，苏联结束书报检查制度，对开放和透明的渴求使公开性被各个阶层所接受，尤其是知识分子最欢迎公开性。仅仅改善物质条件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求进一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赫鲁晓夫打开后的铁幕透出了一线的缝隙，勃列日涅夫又合上了这扇窗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打开的窗子可以合上，但开启在人们心灵中的窗子却关不上了，反而愈发吊起了人们的胃口，他们愈发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统治者这才意识到，斯大林时代是回不去了。人们没有说什么的自由、写什么的自由，但是有不看什么的自由、不听什么的自由。他们没有宣传自己思想的权利，但是可以有避开官方文化的充分自由(1980年代末苏联有一篇文章叫“‘真理报’没有读者”)。正如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所说的：“假如人们自己感觉到不自由、不公正，那就是没有民主，或者是民主出了问题，只有当公民本身认为自己是自由的，那时才开始有民主”。
据美国学者鲁道尔夫对1968-1970年538份地下出版物的抽样分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7个方面：政治民主、民族权利、人权-社会法制、宗教自主性、创作自由、发展和理性、生活质量。这里“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这些诉求中的最后一项。到苏联末期这一点更加明显：1988年7月3日《莫斯科新闻》报道了一个民意测验，测的是“对现状的不满是来源于商品匮乏、法律不健全，还是缺乏社会正义”。结果大约有半数的苏联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缺乏社会正义占了第一位。可见，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吃得再饱的奴隶也还是渴望自由的。其实，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剧变前，剧变后的时代也一样。200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召开的东欧剧变20年研讨会上，哈维尔一再强调东欧“剧变”主要并不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同样在剧变以后评价转轨时，他也一再说，仅有市场是不够的，应当“少迷信经济学家”，转轨成果除了经济学指标外，也要在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与活跃方面得到体现。
(本文在刊出时删去注释若干)
—— 原载: 经济观察报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May 04, 2011
2011年5月2日星期一
南都社论：将疯人院当做治理工具的罪恶必须被遏制
版次：AA02 版名：社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5-02 作者：南都社论
摘要：武钢炼铁厂职工徐武两次从精神病院逃脱。最近这次，他从武汉潜至广州向媒体求救。武汉派便衣警察南下，4月27日在电视台大院附近将其公然掳走，再次关进精神病房。
武钢炼铁厂职工徐武两次从精神病院逃脱。最近这次，他从武汉潜至广州向媒体求救。武汉派便衣警察南下，4月27日在电视台大院附近将其公然掳走，再次关进精神病房。警方拟定的通稿说，徐武要去北京搞爆炸，属偏执型精神病。徐武及其父母驳斥警方说辞，披露他耐不住酷刑逼供，按要求领罪画押。警方后以判刑相要挟，骗取他家人同意送院，原承诺只“治疗”几个月，哪知一关就是四年。
勇敢的南方媒体报道了徐武的悲惨经历，强力部门与地方国企犹如独立王国，联手制造的囚禁关押令人恐怖。徐武事件最可怕之处不在于肆意缉捕公民，而在于非常娴熟地将公民定义为精神病人。为了坐实这一虚假名目，让它披上合法外衣，又不惜扭曲法治程序及医学鉴定规则。所有这些步骤配合默契，就像流水线一样，按需生产出他们想要的“精神病人”，并且无从申诉和解脱。
徐武不是第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精神病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位。他们只要表达权利，却被当做疯子对待。在这些被冠之以病人的公民身上，反映出各种各样的扭曲，其间闪现着差不多的黑暗逻辑。可以看到，精神病院已经成为重要的权力机构。它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病人，决定他们的生死。而将疯人院当做治理工具的做法越来越常见，这已经成为公共治理的流行病。
现有的精神病管理体系脱离了法律轨道，在一种受到遮蔽的环境下运行，外界只能从徐武等侥幸逃脱者那里一窥内情。根据徐武陈述，他在里面经常受到电击，这是疯人院里实现压服的传统手段，是对不遵守某种秩序的惩罚。关进精神病院的人得不到救济，这是一种比刑罚更冷酷的处置。尤其在于，即使是正常人受到构陷，一旦沦落此境，也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疯子。
对青睐及掌控精神病院系统的人来说，这种法外力量可以躲避法律监督，免除了许多正常监管的麻烦。但它所增加的效率，是牺牲人权之后随之涨高的暴力程度。精神疾病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被冷落，宽泛的鉴定解释只是为了打压的需要。就像徐武一样，他目前完全处于隔绝的境地，毫无司法救济的渠道。这种令人绝对孤立的状态也许是某些人想要的，却有绝对危险。
动辄把正常人送进疯人院，看似省掉了社会治理的麻烦，却会引发更大的麻烦。负责治理的人就此推卸了责任，长此以往，他们不愿意再面对真问题，社会治理的能力在下降。而且，越来越多的矛盾被积蓄起来，疯人院成了权力倚靠的后院，可它们不是议事机构，无法解决问题，只能将问题复杂化，最终仍要反弹到治理系统，那时压力更大。
不管它怎么看管严密，对被精神病人施加多么严厉的恐吓，疯人院终究是关不住的，徐武的反抗就是一例。被强加的“精神病人”要飞越疯人院，这是法治的必然方向，也是人性中不会被制服的隐伏力量，电击和药丸都不能消灭它。有些人高估了疯人院的威慑力，更低估了公众因为反感和恐惧而拆掉它的能力。精神病院的未来终归掌握在大众手上。
疯人院可以解释当前的许多状况，它既有现实针对性，又带着强烈的隐喻色彩。有人说它是禁锢的空间，又何尝不是提供了更多揣度空间？疯人院强行收治正常人是为罪，也是显而易见的恶，这样的罪恶必须要被遏制。正因为人性和人权不可能永远被剥夺，疯人院一定会有恢复其正常功能和面貌的一天。
请记住电影《飞越疯人院》的结尾：反抗的酋长搬起石槽，砸破桎梏，飞越了主人公没来得及飞越的疯人院。徐武出逃是为了遇见可信的媒体与人，即使他现在又被关进疯人院，并不代表他的挣扎失去了意义。媒体多做鼓与呼，希望大众了解离奇故事背后的疯狂逻辑，在将疯人院当成一种治理模式的病态环境下共同努力。这是让我们免除“被精神病”厄运的可行道路。
http://gcontent.oeeee.com/1/d9/1d94108e907bb831/Blog/492/1d58a5.html
摘要：武钢炼铁厂职工徐武两次从精神病院逃脱。最近这次，他从武汉潜至广州向媒体求救。武汉派便衣警察南下，4月27日在电视台大院附近将其公然掳走，再次关进精神病房。
武钢炼铁厂职工徐武两次从精神病院逃脱。最近这次，他从武汉潜至广州向媒体求救。武汉派便衣警察南下，4月27日在电视台大院附近将其公然掳走，再次关进精神病房。警方拟定的通稿说，徐武要去北京搞爆炸，属偏执型精神病。徐武及其父母驳斥警方说辞，披露他耐不住酷刑逼供，按要求领罪画押。警方后以判刑相要挟，骗取他家人同意送院，原承诺只“治疗”几个月，哪知一关就是四年。
勇敢的南方媒体报道了徐武的悲惨经历，强力部门与地方国企犹如独立王国，联手制造的囚禁关押令人恐怖。徐武事件最可怕之处不在于肆意缉捕公民，而在于非常娴熟地将公民定义为精神病人。为了坐实这一虚假名目，让它披上合法外衣，又不惜扭曲法治程序及医学鉴定规则。所有这些步骤配合默契，就像流水线一样，按需生产出他们想要的“精神病人”，并且无从申诉和解脱。
徐武不是第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精神病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位。他们只要表达权利，却被当做疯子对待。在这些被冠之以病人的公民身上，反映出各种各样的扭曲，其间闪现着差不多的黑暗逻辑。可以看到，精神病院已经成为重要的权力机构。它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病人，决定他们的生死。而将疯人院当做治理工具的做法越来越常见，这已经成为公共治理的流行病。
现有的精神病管理体系脱离了法律轨道，在一种受到遮蔽的环境下运行，外界只能从徐武等侥幸逃脱者那里一窥内情。根据徐武陈述，他在里面经常受到电击，这是疯人院里实现压服的传统手段，是对不遵守某种秩序的惩罚。关进精神病院的人得不到救济，这是一种比刑罚更冷酷的处置。尤其在于，即使是正常人受到构陷，一旦沦落此境，也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疯子。
对青睐及掌控精神病院系统的人来说，这种法外力量可以躲避法律监督，免除了许多正常监管的麻烦。但它所增加的效率，是牺牲人权之后随之涨高的暴力程度。精神疾病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被冷落，宽泛的鉴定解释只是为了打压的需要。就像徐武一样，他目前完全处于隔绝的境地，毫无司法救济的渠道。这种令人绝对孤立的状态也许是某些人想要的，却有绝对危险。
动辄把正常人送进疯人院，看似省掉了社会治理的麻烦，却会引发更大的麻烦。负责治理的人就此推卸了责任，长此以往，他们不愿意再面对真问题，社会治理的能力在下降。而且，越来越多的矛盾被积蓄起来，疯人院成了权力倚靠的后院，可它们不是议事机构，无法解决问题，只能将问题复杂化，最终仍要反弹到治理系统，那时压力更大。
不管它怎么看管严密，对被精神病人施加多么严厉的恐吓，疯人院终究是关不住的，徐武的反抗就是一例。被强加的“精神病人”要飞越疯人院，这是法治的必然方向，也是人性中不会被制服的隐伏力量，电击和药丸都不能消灭它。有些人高估了疯人院的威慑力，更低估了公众因为反感和恐惧而拆掉它的能力。精神病院的未来终归掌握在大众手上。
疯人院可以解释当前的许多状况，它既有现实针对性，又带着强烈的隐喻色彩。有人说它是禁锢的空间，又何尝不是提供了更多揣度空间？疯人院强行收治正常人是为罪，也是显而易见的恶，这样的罪恶必须要被遏制。正因为人性和人权不可能永远被剥夺，疯人院一定会有恢复其正常功能和面貌的一天。
请记住电影《飞越疯人院》的结尾：反抗的酋长搬起石槽，砸破桎梏，飞越了主人公没来得及飞越的疯人院。徐武出逃是为了遇见可信的媒体与人，即使他现在又被关进疯人院，并不代表他的挣扎失去了意义。媒体多做鼓与呼，希望大众了解离奇故事背后的疯狂逻辑，在将疯人院当成一种治理模式的病态环境下共同努力。这是让我们免除“被精神病”厄运的可行道路。
http://gcontent.oeeee.com/1/d9/1d94108e907bb831/Blog/492/1d58a5.html
总统就击毙本·拉丹发表讲话
Obama on Death of Terrorist Osama bin Laden
总统就击毙本·拉丹发表讲话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
即时发布
东大厅
2011年5月2日
美国东部时间夏令时晚11:35
总统：晚上好。今晚，我可以向美国人民和世界报告，美国执行了一次军事行动，击毙“基地”组织的头目、杀害成千上万无辜男女和儿童的恐怖主义分子乌萨马·本·拉丹(Osama bin Laden)。
近10年前，九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由于美国人民遭受历史上最惨痛的袭击而变得黑暗。“9·11”的画面深深地烙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被劫持的飞机划破九月的晴空；双塔倒塌在地；黑色浓烟从五角大楼滚滚冒出；宾州尚克斯维尔散落着93号航班的残骸，英雄的公民以自己的行动避免了更多人的心碎和毁灭。
然而，我们知道，最悲惨的画面并不为世界所见。饭桌前的空位子。那些在成长过程中被剥夺了母亲或父亲的孩子们。那些永远无法再体验到被孩子拥抱的感觉的父母。近3000名公民从我们身边被夺走，在我们心中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
2001年9月11日，在悲伤之时，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向邻居伸出援手，为伤者献出鲜血。我们重申我们之间的亲情以及我们对社区和祖国的热爱。在那一天，不管我们来自哪里、信奉何方神明、出身于什么种族或族裔，全体人民团结成一个美国大家庭。
我们也团结一心，决心保护我们的国家，把那些犯下这桩滔天罪行的凶手绳之以法。我们很快了解到，“9·11”袭击事件是由“基地”组织所为——这个以乌萨马·本·拉丹为头目的组织已经公开向美国宣战，并发誓在我国和世界各地残杀无辜。因此，我们向本·拉丹开战，以保护我们的公民、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盟友。
在过去10年中，由于我们的军人和反恐人员不懈而英勇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挫败了恐怖分子的袭击，加强了我们的国土防御。在阿富汗，我们铲除了向本·拉丹和“基地”组织提供庇护和支持的塔利班政权。在世界各地，我们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共同努力，抓获和击毙了众多“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其中包括参与策划“9·11”阴谋的数名人员。
然而，本·拉丹逃脱了追捕，跨越阿富汗边界逃入巴基斯坦。与此同时，“基地”组织沿该边界继续活动，并通过在全世界的分支机构继续活动。
因此，我上任后不久即指示中央情报局局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在我们继续全面摧毁、瓦解和击败本·拉丹网络的同时，把击毙或捕获本·拉丹作为我们与“基地”组织作战的首要任务。
后来，去年8月，经过情报机构多年的艰苦工作，我得到汇报说查到了本·拉丹的可能线索。当时远远不能肯定，经过许多个月才把线索落实。随着我们就本·拉丹在巴基斯坦内地藏身的可能性得到更多情报，我多次与我的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最后，在上周，我决定我们有足够的情报采取行动，并下令采取行动抓获本·拉丹以伸张正义。
今天，在我的指示下，美国对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的那个院落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行动。一个美国小分队以非凡的勇气和能力执行了这一行动。美国人无一伤亡。他们谨慎行事，避免平民伤亡。经过交火后，他们击毙了乌萨马·本·拉丹并缴获了他的尸体。
在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本·拉丹一直是“基地”组织的首脑和象征，并继续策划对我国以及我们的朋友和盟国的袭击。本·拉丹之死标志着我国迄今为止在击败“基地”组织的努力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
然而，我们的努力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终止。毫无疑问，“基地”组织还将继续伺机攻击我们。我们必须也必定在国内外保持警惕。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重申，美国没有也绝对不会对伊斯兰教发动战争。我早就明确宣布——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也曾宣布——我们的战争并非针对伊斯兰教。本?拉丹并非穆斯林领袖，相反，他是大规模屠杀穆斯林的凶手。事实上，“基地”组织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屠杀了众多穆斯林。所有爱好和平并相信人类尊严的人们都应当为他的寿终正寝而感到欣慰。
在过去几年中，我一再重申，如果我们确认本?拉丹在巴基斯坦境内栖身，我们将采取行动。我们这次就是这么做的。在此，我必须指出，我们与巴基斯坦在反恐事业上的合作帮助我们找到并确认了本?拉丹及其藏身之所。事实上，本?拉丹早就对巴基斯坦宣战，并下令袭击巴基斯坦人民。
今晚我已经同扎尔达里（Zardari）总统通了电话，我的团队也与巴基斯坦同行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今天对美巴两国人民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性日子。未来，巴基斯坦继续与美国一起与“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进行斗争至关重要。
美国人民并不想打这场战争，它源于对我们国土的侵犯和对美国公民的无端残杀。经过将近10年的奉献、斗争和牺牲，我们深知战争的代价。作为美国三军统帅，每次在给阵亡士兵家人的信上签名时，每次看着身受重伤的军人的眼睛时，我都感到沉重的压力。
美国人民明白，战争会有代价。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有人威胁我们的安全，也不能坐视我们的人民被杀害。我们将坚持不懈地保护我们的公民、朋友和盟友；我们将永远忠实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在今天晚上这样的时刻，我们能够对那些在“基地”组织恐怖袭击中失去亲人的家庭说：正义得到了伸张。
今晚，我们要感谢为取得这一成果而不懈努力的无数情报和反恐人员。美国民众看不到他们的工作，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在今晚，他们体会到这些努力的实效和追求正义的成果。
我们要感谢执行这次行动的人员，他们代表了所有为国效力者所具有的敬业精神、爱国情怀和无与伦比的勇气。他们属于自9月的那个日子以来承担起最艰巨责任的一代人。
最后，我要告诉在“9.11”事件中失去亲人的所有家庭，我们从未忘记你们的损失，我们的决心也从未动摇，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另一次袭击在我们这里得逞。
今晚，让我们回顾“9.11”时那种万众一心的感觉。我知道，这种感觉时而受到过干扰。但是今天的成果表明了我们国家的伟大和美国人民的决心。
保障我们国家安全的使命没有终结。但是今晚，我们再次看到，美国人民能够实现我们所致力于达到的目标。这是我们历史的写照——无论是追求人民生活繁荣，争取全体公民的平等权利，勇于在海外维护我们的价值观，还是为增进世界安全作出牺牲。
让我们牢记，为我们带来这些成就的不是财富或力量，而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一个受主庇佑的国家，不可分割，全民享有自由与公正。
谢谢。愿主保佑你们。愿主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讲话完）
美国东部时间夏令时晚11:44
?美国参考?新址：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iipdigital-mgck/index.html#axzz1KfuxqZS0
总统就击毙本·拉丹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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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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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2日
美国东部时间夏令时晚11:35
总统：晚上好。今晚，我可以向美国人民和世界报告，美国执行了一次军事行动，击毙“基地”组织的头目、杀害成千上万无辜男女和儿童的恐怖主义分子乌萨马·本·拉丹(Osama bin Laden)。
近10年前，九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由于美国人民遭受历史上最惨痛的袭击而变得黑暗。“9·11”的画面深深地烙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被劫持的飞机划破九月的晴空；双塔倒塌在地；黑色浓烟从五角大楼滚滚冒出；宾州尚克斯维尔散落着93号航班的残骸，英雄的公民以自己的行动避免了更多人的心碎和毁灭。
然而，我们知道，最悲惨的画面并不为世界所见。饭桌前的空位子。那些在成长过程中被剥夺了母亲或父亲的孩子们。那些永远无法再体验到被孩子拥抱的感觉的父母。近3000名公民从我们身边被夺走，在我们心中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
2001年9月11日，在悲伤之时，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向邻居伸出援手，为伤者献出鲜血。我们重申我们之间的亲情以及我们对社区和祖国的热爱。在那一天，不管我们来自哪里、信奉何方神明、出身于什么种族或族裔，全体人民团结成一个美国大家庭。
我们也团结一心，决心保护我们的国家，把那些犯下这桩滔天罪行的凶手绳之以法。我们很快了解到，“9·11”袭击事件是由“基地”组织所为——这个以乌萨马·本·拉丹为头目的组织已经公开向美国宣战，并发誓在我国和世界各地残杀无辜。因此，我们向本·拉丹开战，以保护我们的公民、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盟友。
在过去10年中，由于我们的军人和反恐人员不懈而英勇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挫败了恐怖分子的袭击，加强了我们的国土防御。在阿富汗，我们铲除了向本·拉丹和“基地”组织提供庇护和支持的塔利班政权。在世界各地，我们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共同努力，抓获和击毙了众多“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其中包括参与策划“9·11”阴谋的数名人员。
然而，本·拉丹逃脱了追捕，跨越阿富汗边界逃入巴基斯坦。与此同时，“基地”组织沿该边界继续活动，并通过在全世界的分支机构继续活动。
因此，我上任后不久即指示中央情报局局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在我们继续全面摧毁、瓦解和击败本·拉丹网络的同时，把击毙或捕获本·拉丹作为我们与“基地”组织作战的首要任务。
后来，去年8月，经过情报机构多年的艰苦工作，我得到汇报说查到了本·拉丹的可能线索。当时远远不能肯定，经过许多个月才把线索落实。随着我们就本·拉丹在巴基斯坦内地藏身的可能性得到更多情报，我多次与我的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最后，在上周，我决定我们有足够的情报采取行动，并下令采取行动抓获本·拉丹以伸张正义。
今天，在我的指示下，美国对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的那个院落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行动。一个美国小分队以非凡的勇气和能力执行了这一行动。美国人无一伤亡。他们谨慎行事，避免平民伤亡。经过交火后，他们击毙了乌萨马·本·拉丹并缴获了他的尸体。
在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本·拉丹一直是“基地”组织的首脑和象征，并继续策划对我国以及我们的朋友和盟国的袭击。本·拉丹之死标志着我国迄今为止在击败“基地”组织的努力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
然而，我们的努力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终止。毫无疑问，“基地”组织还将继续伺机攻击我们。我们必须也必定在国内外保持警惕。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重申，美国没有也绝对不会对伊斯兰教发动战争。我早就明确宣布——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也曾宣布——我们的战争并非针对伊斯兰教。本?拉丹并非穆斯林领袖，相反，他是大规模屠杀穆斯林的凶手。事实上，“基地”组织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屠杀了众多穆斯林。所有爱好和平并相信人类尊严的人们都应当为他的寿终正寝而感到欣慰。
在过去几年中，我一再重申，如果我们确认本?拉丹在巴基斯坦境内栖身，我们将采取行动。我们这次就是这么做的。在此，我必须指出，我们与巴基斯坦在反恐事业上的合作帮助我们找到并确认了本?拉丹及其藏身之所。事实上，本?拉丹早就对巴基斯坦宣战，并下令袭击巴基斯坦人民。
今晚我已经同扎尔达里（Zardari）总统通了电话，我的团队也与巴基斯坦同行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今天对美巴两国人民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性日子。未来，巴基斯坦继续与美国一起与“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进行斗争至关重要。
美国人民并不想打这场战争，它源于对我们国土的侵犯和对美国公民的无端残杀。经过将近10年的奉献、斗争和牺牲，我们深知战争的代价。作为美国三军统帅，每次在给阵亡士兵家人的信上签名时，每次看着身受重伤的军人的眼睛时，我都感到沉重的压力。
美国人民明白，战争会有代价。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有人威胁我们的安全，也不能坐视我们的人民被杀害。我们将坚持不懈地保护我们的公民、朋友和盟友；我们将永远忠实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在今天晚上这样的时刻，我们能够对那些在“基地”组织恐怖袭击中失去亲人的家庭说：正义得到了伸张。
今晚，我们要感谢为取得这一成果而不懈努力的无数情报和反恐人员。美国民众看不到他们的工作，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在今晚，他们体会到这些努力的实效和追求正义的成果。
我们要感谢执行这次行动的人员，他们代表了所有为国效力者所具有的敬业精神、爱国情怀和无与伦比的勇气。他们属于自9月的那个日子以来承担起最艰巨责任的一代人。
最后，我要告诉在“9.11”事件中失去亲人的所有家庭，我们从未忘记你们的损失，我们的决心也从未动摇，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另一次袭击在我们这里得逞。
今晚，让我们回顾“9.11”时那种万众一心的感觉。我知道，这种感觉时而受到过干扰。但是今天的成果表明了我们国家的伟大和美国人民的决心。
保障我们国家安全的使命没有终结。但是今晚，我们再次看到，美国人民能够实现我们所致力于达到的目标。这是我们历史的写照——无论是追求人民生活繁荣，争取全体公民的平等权利，勇于在海外维护我们的价值观，还是为增进世界安全作出牺牲。
让我们牢记，为我们带来这些成就的不是财富或力量，而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一个受主庇佑的国家，不可分割，全民享有自由与公正。
谢谢。愿主保佑你们。愿主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讲话完）
美国东部时间夏令时晚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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