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出事后的民间心态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9月12日来稿）

1971年深秋的11月，我们插队落户的山村阴雨连绵。烧柴淋得湿透了，我试着用灶前仅存的一些松毛引火点燃它，松毛燃尽后湿柴怎么也烧不着，我低头对着灶门吹火，浓烟熏得我鼻涕一把泪一把，我索性不吹了，坐在灶前流泪。

丈夫一大早被叫去听重要文件传达，和大队干部一起去了公社。难得一个休息日，我不打算做饭了，懒懒的躺在床上，呆呆望着房顶上亮瓦透过来光线，想着心事。

我们来农村将近一年了，苦和累都能挺过去，就是怕生病。刚下来时，丈夫生了一场病，高烧39度，大队赤脚医生不作皮试，一针青霉素就打了进去。上帝保佑，烧很快降下来了，想想都后怕。班里一个吴姓战友提议道；我们大家凑点钱买个摩托车吧，这荒山野岭的，生了病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但是我们穷得只够养家糊口，连个车轮也买不起，说的人听的人只当是笑话。

那天，丈夫到黄昏才回到家，他神秘兮兮的地对我说；出大事了。

我问，什么大事？

他说；想想看最近个把月报纸广播有什么变化，‘十一’为什么不游行庆祝？

我猛地想起最近报纸广播一直没有提到一个头面人物的名字，我想一定是这个人出事了。想说出他的名字又不敢，他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党章和宪法中规定的接班人。不要说说错了要犯杀头之罪，就连想一想也是腹诽啊。

我随手拿起红宝书上下举了几下，问；是永远健康吗？

丈夫点头说；是林彪，他死了，叛国投敌摔死在蒙古。

我边说，报应！边激动得和丈夫相拥而泣。仿佛那个左得出奇、定性我们单位“知识分子多，家庭出身不好的多，牛鬼蛇神多多，造反派多”、把党委书记二次打倒、强令我们终身务农的军代表遭到了报应似的。

晚上开大会向贫下中农传达，我们刚走进会场就听到哭声，两个平时政治夜校学习也会讲一两句套话的贫下中农，矫情地哭喊着；我们的林副主席被人害死了，这可怎么办哪。大队党支部书记哭笑不得，高声喊道；

不要瞎说，林彪叛国投敌死了，我马上传达中央文件。

嘈杂的会场顿时静了下来，大人小孩眼盯着书记，那两个不知从那里听到上半句没听到下半句、哭喊着的人嘎然止声，木呐的张着嘴瞪着眼愣在那里。

同样的政治笑话几个月前也发生过，那是我们刚下乡时，当局为了改造我们这些异类，要各大队党支部安排老贫农给我们忆苦思甜。我们还遵命排练一曲忆苦歌，记得歌的开头是：想起往日苦哦，两眼泪汪汪，——我们几个女同胞还真的眼含泪水，只有我们当事人才知道，那泪是为不知何日是归期的劳动改造而生起。

队里的一个老实吧唧的老人给我们忆苦，开头他背书似的讲着多年来小学教科书上讲烂了的的空洞词句——阶级苦、地主老财黑心肠，断断续续背书背到吃不饱时，讲着讲着动了感情，就离开了章法，声音哽咽起来。哭着说；要说苦那旧社会的苦怎么也苦不过三年自然灾害的苦，旧社会青黄不接还可向东邻西舍借一点活命，三年自然灾害是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全烂在地里，家家户户没有粮，借也没处借。那个饿呵，树皮都啃光了——天啊，这老头糊涂了，竟然说出“三年自然灾害”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全烂在地里的政治秘密，就差没有明说人都“大炼钢铁”去了。我当时吓得不敢抬头，硬是咬牙蹩着一口气，不让自己露出任何面部表情。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吭声。他们没让老人再继续讲下去，老人似乎回过神来，知道犯忌了，骂自己老糊涂了，这场闹剧也就嘎然结束。

眼前是百姓每天都要敬祝身体健康的林副主席，一夜间变成了要暗害我们伟大领袖的反革命政变的主谋，不定生出多少政治笑话来。大队书记传达完中央文件后，要大家表态，当然是就像过去一致热烈表态拥护党中央确定林彪为接班人一样、一致热烈表态拥护党中央打倒林彪。刚刚那两个受到训斥的贫下中农为自己刚才哭错坟自打圆场地说：“这狗日的林彪，党章宪法里都规定了他是接班人，还有什么不放心，别人抢都抢不走，这下倒好了，小命都没啦——”

大队书记没等他说下去抢白道：林彪抢班夺权不成、叛国投敌，是他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是坏人总是要表演，暴露，暴露了坏事就变成好事了。

“林彪是坏人，毛主席为什么选他当接班人，选个坏人当接班人，什么暴露了还是什么好事——”上过几年学，智商不太高，喜欢实话实说的小王嘟囔着话还没有说完，他母亲一巴掌打在他头上骂道：“你不说话，别人不会说你是哑巴。”

小王哭着争辩着；本来嘛，选个好人多好，为什么要选个坏人. 人们不声响，心有灵犀一点通地小心交换着眼神。

散会回家的路上，我身前身后传来贫下中农的声声议论：

‘他那么坏，为什么选他当接班人？’有人问。‘选他的时候还不坏，反党才变坏。’有人答。‘他干吗要反党，他已经是铁定的接班人。’又有人问。‘他人坏呗’有人回答。‘他那么坏为什么选他当接班人？’又有人问。问题又回到原地。一群农民争论着，调侃着、说笑着从我身边走过。此时此刻，多少不解之结塞满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多少个为什么盘旋在中国上空。岂止是林彪一个坏字了得。林彪一夜间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法定接班人的身份投敌叛国造成的震动，不亚于原子弹爆炸掀起的冲击波，每个人的心都感受到了它的份量。它不同于高饶、彭罗陆杨、彭德怀、刘少奇，这些人统统经历了‘毛氏整人秘笈汤锅’的蒸煮，他们倒台时已被整得臭不可闻了，不管人们心里怎么想，公众舆论已认定他们是坏人了。‘毛氏整人秘笈汤锅’的整治人的方式不只是仅仅针对上层，也不仅仅是上层人士有体验，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无论是“伟光正一方”还是“一小撮一方”，大家都心知肚明：一是迫使所有人都得参加，任何人不可能、也没有权利保持沉默；二是必须站在毛的立场上，对被整者大喊大叫、翻脸不认人、落井下石，人人喊打，人多势众，以形成舆论一边倒，造成众叛亲离、风声鹤唳的恐怖氛围。三是谁敢有异议就把谁也往汤锅里扔，威慑人人屈从、一边倒只求自保。四是要强迫使被整者必须认罪写下书面检查，留下字据。延安整风时的“抢救运动”、建国初的反胡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57年反右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到文化大革命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声势浩大，高潮接高潮，再大的官，想打你打反党，你就是反党没商量。几十年来，打出大批什么“分子”，有几个是真的。表面上搞得“热火朝天”，实际是冤狱遍地，无休止的“车轮战”，直到被整者精疲力竭，被迫“认罪”为止。这种“逼供信”手段到文革发展到了极端，变种到怎么痛快就怎么干：剃阴阳头、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游街…。每种体罚都可以在“毛氏整人秘笈汤锅”奉行的经典——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找到答案。

但是毛式“整人秘笈汤锅”在林彪面前失效了，他宁死不鸟‘毛式整人秘笈汤锅’那一套，不仅以军人的方式结束了他和毛泽东的政治蜜月，而且决然以中国共产党付帅的身份叛国投敌，这无疑是把毛泽东架在火上、放在全国人民面前烤。林彪事件最没面子的是毛泽东，林彪坠地，毛泽东的名声也应声落地，我知道我的信仰也是从那一刻化为灰烬。

当571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林彪文件的附件和大家见面时，我的妈耶！真是吓死人啦，句句像炸雷，炸得我们一愣一愣的，我们一天敬祝三遍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竟比帝修反还反动。我至今模模糊糊记得那些词句：“他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利用封建帝王的权术，挑动干部斗干部、挑动群众斗群众，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制造矛盾分裂——”。“他今天甜言蜜语拉的人，明天就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被他捧起来的人，没有不被他判处政治上死刑的，他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

那晚，房东大嫂幽幽地问我：五七同志，你说这毛主席的脸面咋整啊？我一愣，脑子飞快一转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揪出林彪，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啊。我看到她苦笑的脸知道我虚伪的脸比她更难看。其实，从得知林彪出事，我都在想：天啊！毛主席的脸该往哪儿搁啊！

“江泽民遗嘱”平反六四？

生果日报：“江泽民遗嘱”平反六四？

2011年09月09日

所谓“江遗嘱”网上传得很火，但提供信息的“某高干秘书”、“总参某局（谍报）某港人卧底”……个个面目模糊，且均属耳闻而非目睹，实在比亚视“超时空讣告”更像政治谣言。

不过，由於“遗嘱”恰恰出现在老江“死去活来”时，众多版本却拥有同一核心内容，加之中共派别间借助“小道消息”造势屡见不鲜，再将其内容联系眼下中南海政争脉理，分明又令这些无根之木俱备了相当的可信性。反正我是信了。

网传江泽民自知不久人世，年初将一份“政治遗嘱”交由曾庆红保管。并要求死后公佈於世。其中令人瞠目的核心内容是：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亲下开枪令；六四必须平反；胡耀邦、赵紫阳应该重新评价.

据悉邓朴方获知惊恐万状，夤夜急会涛哥闭门商对策。因为邓公子深知，中央九大金刚以及四五名“准金刚”中，“平反”之举或可“善用”，或无关痛痒，惟独邓氏钦点嫡传的小胡，为免一损俱损必将拼死抵制。

将利剑交给习近平

老江的用心很清楚：将一柄利剑交到习近平手中，胡若“裸退”交军权，一切好商量，如若想学我老江做慈禧，立马正义之神上身，在江派常委附和下，在全国人民的欢呼声中，平反六四！并同步公开或“小道”揭露卑鄙的阻扰行径。基於习仲勳是胡耀邦死党，无人比习公子更适合扮演“第N次解放”的人民救星。

因死期难测，想必老江密嘱小曾，宜因应需要或死后公佈或死前“泄漏”。熬成婆的胡家媳妇还没笑出声，十八大“垂帘梦”已被砸得粉碎。想来胡哥与邓公子也没想出甚么妙计，硬抗吧，死得快，屈从吧，独具“民主父荫”的小习一旦坐稳龙椅，岂甘舍弃这桩揽民心立威望的便宜事。

香港疯牛情何以堪

老江假死小动作、借赖（昌星）打习大阵仗，看来对涛哥帮助有限。反见习近平频频强势出击：先藉党校刊物质问：〈为甚么党内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再挺胡耀邦之子痛骂“现在党内民主三十年来最差”，万炮齐轰胡锦涛，气势如虹。

当然了，党魁们眼中的六四平反只是一枚权斗棋子。但此例一开，势必将专制铁幕撕开一道裂口，势必为专制铁腕绊上一条绳索，往后的镇压势必不敢肆无忌惮，往后的群体抗争势必更加勇敢顽强。只要专制不完结，抗争终变燎原火，呼啦啦烧尽祸害神州的硕鼠巨蠹。其中当然也包括江老子机关算尽、只求小习因感恩而庇护的江儿子。

文尾想起曾伟雄，不像雄鹰更似疯牛，六四T恤恍如红毡，只要惊鸿一瞥，每必鬃毛倒竖狂顶乱咬，港大“禁锢”、丽港城“绑架”……习总上台若平反六四，你将情何以堪？当然了，很可能他没上台你已下台了。

凝缘

传媒人

http://cgnews.coms.hk/art_main.php?iss_id=20110909&sec_id=4104&art_id=15596813

小孩看多了新闻联播，作文就写成这样了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9月09日 转载)

“十．一”前夕，五年级一班学生刘小华因患感冒请假。班主任指示班干部们自发组织到刘小华家里慰问。第二天，班里黑板报登出了一篇《本班新闻》，全文如下：

本班讯PP 昨天上午，阳光明媚，鲜花斗艳。刘小华同学家里欢声笑语，人头攒动。五年级一班班长赵官、副班长张僚僚在体育委员欧阳猛南、文娱委员李美媚陪同下，不远千米，深入到患感冒发低烧的班级成员刘小华家中，为他带去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赵班长与张副班长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刘小华的小房间，饶有兴趣地玩了四盘“魂斗罗”游戏，与普通同学同乐。接着，班级领导与刘小华同学的双亲亲切地拉起了家常。赵班长还愉快地回忆起去年和刘小华开始一起作弊的往事。在交谈中，赵班长多次关心地强调：“刘小华生病了，就不要做作业了。好好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刘小华激动地说：“感谢班干部的关心！我一定要战胜病魔，克服一切困难，早日回到温暖的大集体中，回到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中间！”

接着，赵班长一行又在刘小华家门口兴致勃勃地踢起了毽子。蓝天如洗，鸟儿也受到这集体温暖的感染，唧唧喳喳，歌唱美好的生活。

中午，刘爸爸买来香喷喷好吃看得见的某某牌牛肉干和清凉可口的鲜榨橙汁，宴请赵班长一行。席间，宾主就小学生连吃两根冰棍是否会闹肚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愉快的双边会谈。会谈始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同学们就刘小华的疾病达成了广泛的公识。

并承认世界上只有PP一个学校，PP班级是学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刘小华同学表示要用“3个代表”伟大思想武装自己，抵抗病魔。

要紧紧的团结在以班主任为中心的班集体周围，一心一意抓学习，聚精会神谋发展……

刘小华同学以大无谓的英雄主义精神同病魔做斗争，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身体进一步向良好的方向发展。

陪同访问的还有，物理课代表，前卫生值日委员会副主任张二蛋同志。

九个非洲国家跟中国比富：结果令中国很尴尬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9月05日来稿）

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确实惊人，数字接近8000亿。但是，我们能够以此为根据评判整个国家的状况吗？GDP还应算进去空气污染、烟草广告以及战地救护车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穿梭的费用……还要计入惠特曼步枪、斯比克刀具以及泛滥的影视剧目的费用——因为它们炫耀暴力，以求把更多的仿真玩具倾销给我们的孩子。“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内生产总值，它既不能保障我们孩子们的健康，也不能保障他们所受教育的质量，甚至不能保障他们无忧无虑的快乐……简而言之，它能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一直以为非洲国家都很穷，长期被瘟疫、饥荒、战乱所笼罩。岂不知有些非洲国家比中国要富得多。2009年世界人均GDP排名，中国排名99，人均3677.86美元。赤道几内亚为9579.91美元。

塞舌尔，面积455平方公里。人口7.5万。人口密度为165人每平方公里。人均GDP为8973.42美元。

毛里求斯，面积2040平方公里。人口110万。人口密度为550人每平方公里。人均GDP为6838.09美元。

这是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在竞选美国总统中的一段发言。而时隔43年后，有关GDP的争论依然困扰着刚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特别是仍将其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的地方政府。

加蓬，面积26.76万平方公里，人口110万。人口密度为4.1人每平方公里。人均GDP为7468.30美元。

博茨瓦纳，面积58.17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人口密度为2.6人每平方公里。南部非洲国家，英国前殖民地。非洲的内陆国家。热带草原气候，长颈鹿等动物不少。其南部是南非。人均GDP为6406.85美元。（资料图）

南非，面积122.1万平方公里，人口4359万。人口密度为36人每平方公里。非洲南端。三面临海。矿产资源丰富。人均GDP为5823.58为美元。

阿尔及利亚，面积238.2万平方公里，人口2780万。人口密度为12人每平方公里。人均GDP为4026.89美元。

纳米比亚，面积82.4万平方公里，人口166万。人口密度为2人每平方公里。人均GDP为4542.95美元。

徐贲：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理吗

歪理为什么不觉得“歪”
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理吗

2011-09-05 12:15:00| 分类： 默认分类 |字号 订阅
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理吗

徐 贲

1、就是不说理：

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压制别人的手段,根本就不愿意讲理。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

2、“事实”和“看法”不辨：

“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看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都需要证明其正确性。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

“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有两种辨认方式。第一,人们可以共同确认“事实”是否确切,例如,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而对“看法”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共同确认。例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共产党是英明的。第二,事实陈述使用那些比较可以共同认可词义的字词,如“园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则是有待个人理解的字词,如“美好”、“丑陋”、“棒”、“爽”、“折腾”、“胡闹”。归纳起来便是：客观的“事实陈述”说：“请你核实”；强梁的“看法陈述”则说：“我说对，就没错。”前者是谦虚的、协商的；而看后者则是傲慢的、独语的。

3、定义暧昧、武断和含义模糊：

说理所使用的词语应当有清楚的定义。在任何具体的,尤其是较复杂的说理中,主要概念(关键词)的定义不会就是《新华字典》一类工具书的定义,而是需要作“特别界定”(stipulation)。说清词义是说理的第一步。

一般来说,有5种字词定义方式:(1)正面定义:以它是什么来定义(字典中一般是这种定义)。(2) 反面定义:以它不是什么来定义。(3)举例定义。(4)特别定义，即在具体说理话语、场合中的特定含义,有的还要说清楚主体和对象（例如，“折腾”,要说清楚“谁折腾”，“折腾谁”)。(5）综合定义:灵活使用上述4种方式。第4、第5种定义是最有用的。

说理的争论往往就发生在定义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义当作是当然正确、不容置疑、不容他见的真理。在群众社会中使用含糊不清的词语,这往往是一种蓄意误导的宣传手段。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勒庞，2005： 83）。眼下高频率使用的“和谐”、“代表”、“发展”、“崛起”等等都是这一类词语。

4、“新说法”胡弄：

勒庞把说法翻新看成是宣传吸引群众兴趣的一个主要手段。他指出,“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如此等等” （勒庞，2005：86）。文革后出现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说法,如“改革开放”、“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等。文革和文革前的“新说法”往往是恶狠狠的：“反右斗争”、“阶级斗争”。“斗争”是一种有争辩字词，人们对是不是非要“斗争”，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后的宣传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类“坏词”。此后创造的“新说法”有一个新的共同特点，那就是用一些根本不容争辩的“好词”。没有人会说不该“改革开放”、不该“和谐”、不该“代表”。问题是，这些“好词”中可以塞进与它们应有的意思相违背的东西。如果“和谐”用来消灭异己，和谐就会变成不和谐；如果“改革开放”用来辩护社会不公正，开放就会是为腐败打开大门；如果“代表”用来强奸民意，代表就变得不代表。

5、隐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结论)和“论证”(理由)之间会有一些隐而不见,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这个理由和结论之间其实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会不公和腐败，不管多么专制独裁，都是好政府。这个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标准严重单一化了。《不高兴》作者之一说,中国GDP增长比美国高,所以中国比美国更有活力，就是从这个不可靠的假定出发的。

6、断言、重复和传染：

断言、重复和传染，勒庞早就把这三项确认定为是给群众洗脑，并彻底控制群众的宣传良方。

断言:“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勒庞，2005：102）。

重复:“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勒庞， 2005：102）。

传染:“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 (勒庞，2005：103)。

有断言、重复和传染，便有人云亦云、人信亦信的“真理”。例如：某党伟大、光荣、正确。“中国经济腾飞，国际地位提高。”“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样的话，通过断言、重复和传染就变成了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扩散到社会的上层。”传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知识分子的思考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 （勒庞，2005： 106）。就接受宣传而言，文盲和教授有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一位卖鹅蛋的老太太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杨恒均，2009），而教授张旭东则说：“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张旭东，2009）。

7、套话：

僵化、程式化的宣传语言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正式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是在非正式场合,那一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套话使人在不思想的状态下照样可以滔滔不绝。

套话是一种动嘴不动脑的说话方式：“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产生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用我们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便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勒庞，2005： 83-84）。

8、感情用词，诉诸于情感：

凡是自己喜欢的,定用“好词”,正如顺口溜所说的：“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 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领导没有不微笑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凡是自己不喜欢的，必用“坏词”，还没说什么，用词先已经预先设定了贬意：“密谋”、“公然”、“妄图”、“一小撮”等等。无需分析、辩驳，便斥之为“一派胡言”、“猖狂攻击”、“大放厥词”。

9、人多势众、以“人民”的名义：

自己喜欢的就说“广大群众”支持；自己不喜欢的就说“一小撮坏人”反对。 “受到群众好评”、“被传为佳话”、“群众们都说，……”、“大伙份份表示：……”、 “刘少奇要复辟，广大人民不答应！”、“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说出了人民心愿。”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中几乎没有垄断，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10、诉诸于无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这是一种以未知的可怕将来作为恫吓手段的宣传。它以人们目前还不知道或者根本无法证明一定会发生的未来结果，来论证自己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例如，邓小平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其他类似的说法有，“我们要反对西方式民主，中国再也不能乱了”、“这些人要求民主不怀好心，中国不能再乱了”、“实践证明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稳定发展，决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否则中国将倒退若干年”、“阶级敌人复辟，劳动人民就会受二荐罪。”

11、诉诸于权威：

先树立绝对权威(永远正确的党和领袖)，然后要求绝对服从。例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党要求我们做到……”、“在党的17大精神的鼓舞下……”

12、极度简单化：

对复杂和多种因素的事情进行单一、肤浅的解释，并将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质总结”的模样。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大跃进”时代的共产主义宣传口号：“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队”、“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一句顶一万句”。

文革时的“一句顶一万句”，现在有了新版本。新闻报道《王晨激情解读“不折腾” 称表达了全国人民意志》称：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激情”解读“不折腾”三字的含义。王晨说，“这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总结30年的改革开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一个道路，不是别的什么道路，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我们中国在下一个30年、下一个50年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就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不折腾’确实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全党的共同意志”（王晨，2008）。

13、笼统泛论：

这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难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4、循环论证：

这是一种原地打转、永远正确的自说自话“论证”方式。例如，坚持某某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某某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某制度，因为它具有中国特色。

15、不当的或谬误的类比：

任何类比，即使在结论正确的时候，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说明”，不能用作结论的“论证”。许多类比甚至根本就是谬误类比，例如，《不高兴》中说：“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这是一个谬误类比，因为国家和黄瓜没有必然的类别关系。2010年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两会”记者会上，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及：美方认为，美中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包括人权。请问人权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吗？杨洁篪则以“画”来类比“人权”,他说,谈人权，要抛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和思维定式，“我既喜欢油画，也喜欢中国的水墨画，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画的标准来欣赏中国的水墨画，那恐怕就要出错。”这是一个谬误类比的宣传，因为人权与艺术画本来就不是同类的东西，是杨洁篪为逃避人权问题，而被牵强附会地硬扯到一起来的。

16、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一种偶尔的巧合，却把它当之一种必然。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所以一定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所以一定一贯正确。”

17、虚假两分对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只考虑极端，而故意隐去所有中间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例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又例如,“用中华武德压倒军队国家化”。“中华武德”和“军队国家化”为什么非要互相“压倒”不可？为什么不能两者并存？完全是专门为了抵制“军队国家化”，才杜撰出这么一个子乌虚有，与之对抗的“中华武德”来。

18、叫你两头不讨好：

这是一种常用来攻击对手的宣传手段，目的是将对手于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样的外交政策，就说英国是“随从”；如果两国意见不一，就说：看！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不与之为伍了。要么斥之为狼狈为奸，要么嘲笑是众叛亲离。如果美国介入中东，就说是霸权的表现；如果不介入中东了，就是不负大国责任。

美国历史上民主选举权不包括妇女、黑人，就说是假民主（当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选，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国式民主”，仍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

19、我错你也错:

不讲是非、对错，而是用挑别人的错，或者找看上去类似的事情，来堵别人的嘴。例如：2008年，美国发布了针对多国的《2007年国别人权报告》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立即发布了一份专门针对美国的《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0年又如法炮制《200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这是一种变相的贼喊捉贼：我肮脏，你也不干净，我说你不干净，看你还敢不敢说我脏。

又例如，设置网络防火墙，明明是限制信息的自由传播，限制公民得到政治和其他信息的自由权利，却偏偏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对网络进行“管理”的，意思是说，“管理”就得限制自由，你既然也在限制自由，为什么我就偏偏不能这么做？这是一种故意混淆关键概念（“管理”和“压制”）的宣传手法。

20、绝对的“最”和最强语势:

文革中盛行“最最”句式,例如，“毛主席最亲”,“最高指示”。报纸如果不用“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这样用最高级形容词来形容某个地区,这个地区一定出了麻烦。

文革后这种““最最”句式”延绵不绝，例如，“中国银行业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李稻葵）、“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藏文信息化水平近年来不断提高,古老的藏族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焕发了青春,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颜圆圆，2008）。“事实表明,现在是藏民族文化发展的最好时期。”可曾有过“不太好”的时期？

《中国不高兴》说：“近30年来，我们处于一个长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国人以最大的热情欲图拥抱西方，以最亲善的姿态告诉西方：我们在向你们靠拢。”“最大”和“最亲善”是和什么比较出来的呢?

21、滑坡推论:

从一个看上去是事实的断语，一路不加中介论证地随意引申。例如，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说:“人民代表大会民主优越性第三个体现是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西方利益集团之间非常矛盾，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选举成了金钱政治，效率不高；我们没有利益集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他的结论来自一系列滑坡推论：美国有利益集团，所以就有民主竞选，竞选要花钱，花钱不如不花钱，民主得花钱，所以民主选举是瞎折腾，花钱的民主不如不花钱的不民主。再得问了：“西方利益集团”,哪个西方国家？哪个利益集团？工人、农夫算不算利益集团？不民主政治就真的不花钱？

相似的论调：美国危机深重，奥巴马救不了美国，奥巴马是民选产生的，所以民主选举是瞎折腾。

22、因人废言：

先把对方说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例如， “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有人赞美道,“说得好，有骨气！！！”

可是,“自己吃饱”和“批评别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原话的谬误推理是：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都是无事生非的蠢人,这样的蠢人,他的批评意见那里会有什么道理可言？蠢人的话，不值得理会。

类似的例子有,北大教授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没完没了地闹，你怎么和他解释都不成。”孙东东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们的话，当然不能当真，不值得理会，不仅不值得理会，还要强制关押起来！

23、常见就是必然（Argumentum ad nauseam）:

经常有美国枪击事件报道，可见美国人权状况很糟糕。经常有美国人因买大房子而负债的报道，可见美国人全都很贪婪。美国常出头干预别国事务，可见美国是世界警察。

有没有想过，尽管人们不喜欢警察，没有警察的社会是更安全一些？还是更不安全一些？谁最怕警察？没有美国干预的世界一定会比现在好一些吗？

24、诉诸偏见、愚昧和无知：

这种宣传往往用一些高调、抽象，普通人无法用经验来证实或证伪的“知识”愚弄和欺骗听众。例如，教授程恩富说：“中国面对危机，我们各个阶层是没有区别的，哪怕牺牲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来应对危机，西方国家就很难，华尔街的金融企业家有想法，下层人员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矛盾协调起来方便，所以我们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不仅经济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听程恩富这话，又相信他的人，必须对自己国内的贫富悬殊和利益冲突一无所知，必须是一个十足的无知愚民。

又例如，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论调：“美国文化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个人中心论上的，美国的媒体都是操控在大财团手里，哪里能有独立的舆论”。相信这样的论断必须不知道美国也有人重视家庭、社区、社会，也有人关心社会正义和弱者权利、福利。当然也不能知道美国有许多不同形式的独立媒体。

25、半真话，全假话：

以表面“事实”，掩盖实质谎言，例如“反右运动”中，说“右派分子”有“言论”，那是“半真话”，因为这么说“不假”。但是，有言论就上纲上线为“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全然的假话。同样，说中国“公民权利受宪法保护”，那也是一句半真的全假话，因为中国虽然确实有宪法条文（不假），但公民权利却并没有受到宪法的有效保护。

26、大胆说谎：

胆子越大越好办事，谎言越大越是有气派、听上去越是有真理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秦华）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做客理论论坛，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谈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性、人民的权益，体现程度不同，体现性质也不同。优越性不是空洞的，我们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议员那样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我们的人民代表，个人属于某党派或者属于某一阶层，属于企业、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但一旦作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反对人大代表单纯从个人所属的群体阶层或者地区来说话。”

程恩富这是在大胆说谎，中国的“人民代表”绝不可能不和共产党保持一致，也绝不可能违背共产党的利益随意表示自己的意见，他难道真的不知道？他所说的“西方议员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一个“西方国家”。就以美国而言，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选民直选出来得，选民虽支持某个政党，但并不是党员，许多选民根本就是对竞选议题进行投票。众议员代表选区，参议员代表各州，虽有政党分别，但在具体问题上的表决，并不代表党。共和党的可以投民主党的赞成票，民主党的可以投共和党的赞成票。不久前，加州的共和党州长就和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许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也没有听说因为不代表党而受到什么党内纪律处分。

27、老百姓的话：

用无名无姓、没有面孔、无法核实的“老百姓”来做主语，造成一种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一定正确的假象。这种假象就是谎言诱骗效果。例如，“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劳动人民喜爱的春节晚会”、“一农民新年感言：胡总书记的“不折腾”说到了咱心坎上“、 “‘不折腾’是中国由上到下的普遍新年愿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说出了人民心愿。”

28、妖魔化：

把活生生的人说成为非人的异类，排斥到人类之外，剥夺他们人的属性，使被虐者自觉低人一等,施虐者没有负疚之感。例如，“牛鬼蛇神”、“几只苍蝇嗡嗡叫”、“砸烂狗头”、“臭老九”、“黑五类”、“引蛇出洞”、“关牛棚”、“小爬虫”、“害人虫”、“走狗”、“洋奴”等等。

29、暴力化：

用语言把人划分成“我们”和“敌人”，用无法讲理的“你死我活”来代替必须讲理的相互沟通和妥协。以战场逻辑来代替民主公共生活规则。例如：利用“打倒”、“消灭”、“粉碎”、“斗垮”、“清算”、“揪出”、“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砸烂狗头”等等诋毁性、攻击性的语言，来挑动仇恨和暴力。这些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词汇,数十年如一日潜移默化,深入到人们的下意识之中,一有机会或需要就会重新被启用。

30、篡改真相：

对真实信息作手术切除。例如，连《开国大典》这样的历史文献画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开国大典》第一次改动是在“高饶事件”之后。当时有人通知董希文，去掉画面中高岗的画像。《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使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它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画像。 “文革”爆发后，“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将《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去掉。这时董希文己身患癌症，不得不拖着被病痛折磨的身躯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做画面修改。经过修改后，刘少奇画像的位置换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高继尼，2008）。

31、以我为中心、随我需要的“辩证”：

对我有利的，就大事渲染；对我不利的，就全盘否认；实在无法否认的，就轻描淡写、文过饰非。例如：“透过现象看本质”、“形势大好”、“困难是暂时的”、“看主流”、“看发展”、提拔干部要看“大节”：“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特别是要看本质、看主流、看发展，并且防止以瑕掩玉。”

又例如：贪官污吏再多，也一口咬定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应该毫无疑问地说，我们的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整体是优的，是积极向上的。但在干部队伍中也还存在着少数干部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观念不牢固、干部腐败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厄制等不少问题，确实暴露出我们在干部管理方面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特别是有些地方之所以事故频发，有的小事酿成大事，就与治党不严、对干部疏于教育管理有直接关系。这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有百害而无一益，对干部自身的成长也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还有一个堪舆黑色幽默比美的“黑白颠倒”辩证法例子。有人问毛泽东的摄影师陈石林，为什么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齿都显得那么白？陈石林回答：“刚解放时，主席抽烟抽得牙齿颜色很深，拍照的时候，一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来的照片，那一定是要把牙齿的黑色修掉的。”还有人问，这是不是违反真实性呀？陈石林说，“这个问题要这样看，主席工作那么忙那么累，叫他经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这样做！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要体谅主席，给照片简单地修一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要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齿修掉才是真实的效果”（News.qq.com, 2009）。

32、歌功颂德：

这是一种出格的，没有限度的，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吹捧和阿谀奉承。例如，“形势一片大好”、“莺歌燕舞”。春晚：“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

又例如，19岁的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2009年3月28日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上，“出人意料地用流利英文演讲，震撼全场。班禅所到之处，掌声雷动，欢呼四起”。班禅说：“我由衷地感谢党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让我能够分辨是非，认清谁真正爱护西藏人民，谁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破坏西藏安定祥和的局面。”这个高僧的“明亮的眼睛”不是来自他心中的佛祖，而是来自一个无神论的政党？在佛教徒心中，共产党比佛祖伟大，还有比这更出格的歌功颂德吗？

33、推诿、抵赖、不认账：

拒绝对所有发生过的历史错误承担责任或表示悔过，用种种方法推诿、抵赖。例如，“汶川地震遇难学生人数仍在认定”、“遇难学生最终的数字，我上次在新闻发布会也通报过，它与我们整个汶川地震死亡人数的最终确定是联系在一块的，汶川地震最终的死亡人数的确定，我们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对死亡人数特别是失踪人数的最终确定的有关规定来进行，涉及到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

变“过失”为“评功摆好”：不是不公开数字，而是在积极准备公开数字。在过失和错误无法否认的时候，强调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能力”，不但没了缺点，而且反而增加了优点。

34、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借用好名目：

用看上去对一般民众有好处的计划，来掩护对他们不利的，有伤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扫黄”为名义来控制公共言论空间，达到限制网络言论自由，消除政治批评和社会“杂音”的目的。

35、豪言壮语式泛论：

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这种建立在情绪高涨之上的正确是根本用不着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的。政治口号中有许多例子：“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东风压倒西风”。

36、耍横：

你说我不对，我不对你能拿我怎么办！？你说的不对正是我说的对，对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只要你不敢惹我，拿我没办法，就算是我对。这是一种政治流氓话语，例如：“‘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权发言。”又例如：“反右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

37、扯开本题, 窃取论题:

把主要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例如有这样的官方说法：“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决不搞西方式民主”。

多党、分权、民主，本来是政治学的重大讨论议题，在中国讨论这些议题，提出有关建议和设想，与西方不西方没有必然的取舍关系。从本题扯到“西方”，利用国人对西方的异我族类感觉、不信任心理、文化偏见，用“西方”一词诱发的非理性因素，转移对民主本题的理性讨论。

38、鼓吹所谓的“中国特色”

凡事只要冠以“具有中国特色”，黑可以变成白，马可以变成鹿。一党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公检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等等。《人民日报》2009年03月15日头版甚至明明白白地说：“外国法律体系中没有的法律，只要我们需要就及时制定；反之，外国法律体系中有的法律，如果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需要，我们就不搞。”

39、文化绝对相对论：

取消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道德标准，代之以价值相对论和不可知论。其结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别是非和对错的必要，可以为所欲为。例如，《羊城晚报》报道，近年来，常有媒体报道，中国人出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象，“丢了中国人的脸”。可是外交部领导武大伟却认为：“这是一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说到中国人到美国华尔街“骑铜牛”的时候，武领导笑着说：“如果那个铜牛不让骑，就应该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攀爬’。……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也不能单靠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双方共同沟通，相互理解。”报道称赞武领导很“幽默”。的确是很幽默，但也很可笑。试问，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如果不立一块“禁止大小便”的牌子，是否就可以大小便呢？

40、替罪羊:

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误责任推给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把政府的责任推给“自然”,或推给“苏修逼债”。又例如，尽管“四人帮”必须对“文革”承担重大责任，但把“文革”完全归咎于他们，他们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祸首毛泽东的替罪羊。

41、巧用证词–反正都有理:

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挑选和利用所谓的“客观报道”，来证明某项宣传的“客观真实”。这是《参考消息》一类出版物在中国所起到的一种主要宣传作用。它选择性地引用西方报纸的材料来说自己不方便直接说的话，即所谓的“连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而在西方媒体有不利消息的时候，就说是“恶意攻击”，或用作“西方反华势力忘我之心不死”、“干涉中国内政”的证明，即所谓“反面教材”。

42、利用联想转换:

利用暗示和联想，把表面真实的现象转化为实质虚假的意义引申。例如：周恩来穿补丁衣服，所以是一心为民的好总理,哪怕他在“文革”中干下了无数助纣为虐、祸国殃民的坏事。因为温家宝穿旧旅游鞋,所以，他能证明共产党是廉洁、爱民的执政党。

这则报道也是一个例子：“焦裕禄、孔繁森——一个，长眠在为之耗尽了心血进行治理的沙丘下；一个，献身于带领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事业中。两个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名字，如同两颗耀眼的明星， 跨越30年的时空，交相辉映，光彩照人。 ……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中国共产党涌现出了如此优秀的领导干部，感动了、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民众，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党的本质，鲜明地体现了党的主流，同时也充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能英雄辈出的历史必然。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书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

但是，偏偏有不相信这种宣传的，民间顺口溜说，“群众学孔繁森，干部学王宝森”。(王宝森是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局长。1995年4月5日，因腐败案发，自杀于怀柔乡间。7月4日，中纪委開除王宝森的党籍。)

43、数字简化：

这是一种“你不要多想，只要记住这几点，能照样重复就可以了”的宣传手段。它的“化繁为简”手段很适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众，同时也使得这样的群众能满足于最简单的信息，成为非常容易控制和驾驭的群氓和愚众。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四”“三”，具体指什么？“八荣八耻”，除了这个“八”，有谁真的记住了哪些“荣”和“耻”？“ 荣、耻”问题又何曾有过公共讨论？数字还得挑简单的。章立凡说，“数码以三、四为多，绝少过五，盖因简单好记”：“三反”、“五反”、“一化三改”、“三面红旗”、“四个第一”、“四个现代化”、“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三支两军”、“三结合”、“一打三反”、“三要三不要”、 “三项指示为纲”、“两个凡是”等等（章立凡，2006）。

大跃进口号：“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倾家荡产大搞钢铁”、“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贯彻指示不过夜，推广经验不过宿”。

更有追求“修辞”效果、“易记上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山东菏泽的计划生育：“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数字简化甚至侵蚀到一些学者的“学术语言”之中，使之不知不觉也成为一种简单、不实的宣传。例如，北京大学某教授在《中国的“三和文明”应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互补》中写道：“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进而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

中国真的有什么“三和文明”吗？中国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吗？西方就没有和睦的家庭了吗？中国的群体社会真的是一派和谐而没有矛盾冲突吗？中国人不喜欢打仗吗？与别国之间也都只是和平相处吗？一口咬定中国“不是好战的”，是否就可以因此一笔抹去血腥内战的历史，一下子变成一个与喜欢侵略和战争的“西方”完全不同的爱好和平国家？为“和谐社会”的宣传敲边鼓，名大学教授的“思想水平”又比平庸的歪理和说谎高明到哪里去呢？可见，会不会说歪理、假话与是否有知识、学历、学衔、权威并没有太大关系。当然也不是没有关系，因为最大的，最有欺骗性的歪理和假话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那些很有知识、学问，并享有各种权威的人说出来的。

“歪理”是不真的话语，因此是虚假的。假话有三种不同的颜色：“黑”、“灰”、“白”。黑色假话是一种编造的、颠倒黑白的谎言,也是奥维尔在《一九八四》中描绘的那种最“经典”的谎言。白色宣传提供的信息是确实的,不是编造的,它甚至提供确实的信息来源。不过,它的目的仍然是故意混淆问题的实质。例如，火车出事那天确实有雷雨和闪电，但是，说火车出事是由雷雨和闪电所造成，却未必是事实。灰色宣传是介于白和黑之间的宣传,它是一种“半真话”的谎话，它说的那一部分也许是真的,但故意不说或不让说的那一部分才是真正重要的内容。今天，说黑色假话的已经不多见了，但不说黑色假话并不就等于是说真话。事实上，假话者的精明和辩才往往表现在既不直接说谎，但也不说真话，也就是说那些或“白”或“灰”的假话。以上的例子中大多数是“白”或“灰”二色的假话。有心的读者不妨对这些例子自行增减、灵活调整、建立相互关系、重新组合整理，总之，只要举一反三，必能对认识歪理和不会说理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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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理为什么不觉得“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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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钟前
笑到最后的猪
dwws博主辛苦了，好好分享你的文章，谢谢

2小时前
wddfkdjgv95
推理推理

1小时前
wddfkdjgv95 回复 wddfkdjgv95
而同样及儿童

半小时前
小妹下面痒 哥快来 回复 wddfkdjgv95
tryjt

6小时前
leixinian
这篇文章有被跨省的危险，建议楼主删除！

6小时前
sacsion@126 回复 leixinian
楼主在美国，您不用担心，也不用威胁

半小时前
arsperlen 回复 sacsion@126

半小时前
arsperlen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中几乎没有垄断，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哈哈，有意思

半小时前
雨荷

半小时前
山北大叔
好

半小时前
八戒
此文甚好，但太占内存，先收藏过几天再读

1小时前
朵朵山花
嗯，支持一下，太多了，木有看完

1小时前
天使泪
不错，支持一下博主！

1小时前
天地使命
武力传销

2小时前
wangquangang0626
真是好文章

2小时前
凡夫子
我们需要有自己的舆论工具，我们需要领头人；

2小时前
旋转接头
匪便是道理。

2小时前
真情相拥
歪理邪说的功效是很厉害的

6小时前
冼然
究之入腠，拜读。然，徐先生若能对应自己的精妙文章写出对立的另一篇，定能使我等更开眼界，盼

4小时前
炽天使之泪
有必要收藏一下

3小时前
kesidou
博主好人！

3小时前
幻想未来

3小时前
jingko苍洱散人

3小时前
义
不错，支持一下博主！

一流原创政治、齐家、健康、常用软件类博文，也欢迎阅读我的博客。

3小时前
长天秋水
好文

3小时前
太美好
sgwww写得很生动，支持博主，好好分享

3小时前
菜花333
！

4小时前
般若
文章挺精彩的。同样一顶帽子，戴在君子头上，看起来仪态会更君子。若戴在小人头上，只会看起来更小人。

4小时前
为了艺术而玩命
swgw博主太有才了，能写得出这样的好文章，说明功底之深厚啊

4小时前
为艺术而献身
sdgweg文章分析得很到位，真是一篇好文章，强烈支持博主

4小时前
花雨江南

4小时前
gao13613783927
阅过，有水平。

4小时前
妮妮寂寞出租
究之入腠，拜读。然，徐先生若能对应自己的精妙文章写出对立的另一篇，定能使我等更开眼界，盼

5小时前
平凡人
欣赏

5小时前
皕屾
阅过

5小时前
Flowery
有空看看本人最新性文章：性林漫步?

6小时前
sacsion@126
全都是大实话

6小时前
嫁不出的女人
博主辛苦了，好好分享你的文章，谢谢gd

6小时前
zhongyanhua_09
网易难得一见的好文章

6小时前
台湾白酒88坑道

6小时前
花非花的博客

7小时前
MZ多维时空
来不及看完，引用了慢慢看

7小时前
lzr-517
拜读

7小时前
東方之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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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统治崩溃的临界点是什么？

[转贴]独裁统治崩溃的临界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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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红装 于 2011/9/4 17:32:5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独裁统治崩溃的临界点是什么？

卡扎菲苦苦挣扎了六个多月，就在不少人仍力挺卡扎菲，相信他还会继续撑下去的时候，似乎一夜之间，的黎波里就被反对派所攻克，卡扎菲人间蒸发，他的政权也土崩瓦解了。这样的结果也让CCTV那几个专家诧异不已：怎么又没有持久战？又没有发生惨烈的巷战？为什么没见使用秘密武器？精锐的32旅哪去了？还有那些每天可领1000多美金的雇佣兵和武艺高强的美女保镖怎么也不见了？8年前的伊拉克战争，这帮专家也曾对萨达姆的迅速倒台疑惑不已，并为此郁闷了很长时间。这帮一惯对独裁者心存钦羡和同情的专家之所以屡次预测，屡次错误，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任何貌似强大的独裁统治都有临界点，当临界点来临时，他们的崩溃是谁也挡不住的，有时就是一夜之间的事。

那么，什么是独裁统治崩溃的临界点呢？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明白独裁者维护统治的手段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从古至今，任何独裁者维持独裁统治就是两手：一靠恐惧，二靠谎言。当人民不再恐惧，也不相信谎言，那就是独裁统治行将崩溃的临界点。古时曾经强盛无比的秦朝如此，当代最强大的苏联如此，刚被推翻的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都是如此。秦始皇当年灭六国，横扫千军，杀人无数，六国诸侯无不胆寒，如此强盛的帝国，当时谁会相信仅仅27年就土崩瓦解？它崩溃的临界点就是人民在极端残忍的统治下已经不再畏惧死亡，并且不再相信帝王将相果有种乎的时候。前苏联，拥有可将地球毁灭若干次的核力量，还有7000多万曾经忠心耿耿的苏共党员，别说本国人民，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也为之心惊。可是当崩溃的临界点来临时，这个红色帝国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就分崩离析了，而且几乎没费一枪一弹。它崩溃的临界点同样是因为苏联人民在了解了真相，认清了统治者的无耻和腐朽之后，对统治者不再恐惧，不再信任的时候。8年前的伊拉克，萨达姆的残暴也曾让无数伊拉克人胆战心惊，可当人们不再恐惧的时候，他们就立即走上街头，拉倒了萨达姆的雕像。今年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以及叙利亚也无不如此。虽然这些国家的人民知道独裁者的残忍、野蛮，虽然清楚推翻这些暴君要流血牺牲，但对自由的渴望让他们忘记了恐惧，对真相的了解，让他们认清了独裁者的本来面目，于是独裁统治的临界点和暴君的末日就来临了。

不过，即便临界点到来，也并不意味着独裁者统治立刻就结束，这与统治者的残忍程度，人民觉醒的快慢，力量的强弱等等主客观因素有关。比如突尼斯，在人民上街后30天后，本?阿里就逃亡了，埃及则是18天，穆巴拉克宣布辞职。卡扎菲支撑了六个多月的确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因为人们低估了卡扎菲的残暴程度，没有想到他竟然如此邪恶，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不惜让国家和他一起毁灭。这一点他真可和希特勒有一比。希特勒临死前，把十几岁的孩子派上了前线；而卡扎菲则号召所有女性拿起武器走上街头保卫他。这些疯子和恶魔，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虽然他们可以多支撑一些时间，但他们的下场比那些早日放弃抵抗的独裁者会更可耻、更凄惨。

但是，无论独裁者如何残暴，如何挣扎，只要他们垮台的临界点来临——人们不再恐惧，不再相信谎言，独裁统治就注定要崩溃。所不同的，也就是他们苟延残喘的时间长短罢了。

我们的一些专家，之所以总是一再地预测错误，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专业知识，而是缺乏良知，他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迷信独裁者的力量，而蔑视正义和人民的力量。并且他们总是在预测过程，而根本不想预测结果。其实，就算真的发生了激烈的巷战，形成了持久战，32旅哪天真的冒出来，这些独裁者最终崩溃的命运也是注定的。

当一个个独裁者相继垮台的时候，有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这些独裁者不能早一点觉悟呢？如果早一点改弦易张还权于民，那样的话，他们的下场也不至于那么惨啊？所有的独裁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视权如命，权力就是他们的一切，失去权力就意味着失去一切。特别是，几乎所有独裁者都对他的人民犯有严重的罪行，失去权力就意味着要被审判、被清算，所以，只要能保住权力，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什么伤天害理的勾当都干得出来。卡扎菲就叫嚣，他誓与权力共存亡，失去权力，他宁可让整个国家成为一片火海。

纵观全球，在民主、自由的大潮之下，如今仍维持极权统治的国家已经屈指可数了。可是，你不要指望这些国家的独裁者会因为目睹已经垮台的独裁者的凄惨下场就会主动地顺应潮流，结束独裁统治。相反，他们总是从反面吸取那些失败独裁者的教训：不是因为人民丧失了对独裁者的恐惧而起来反抗吗？不是因为老百姓了解了真相才知道民主比独裁的优越从而不再相信谎言吗？好吧，那他就进一步强化人民的恐惧感，并让人民永远愚昧无知。主要手段一是加强对暴力工具——军队的控制，二是加强对舆论工具的控制，加大对人民洗脑的力度，让谎言永不被识破。可是他们不知道，失去了民心也就失去了军心，民心向背最终决定军心的向背。当统治者彻底失去民心的时候，他还会有一支永远对他忠心耿耿的军队？不受人民拥护的军队能打胜仗？穆巴拉克也曾指望他的军队帮他镇压人民，可派去广场的军队不仅没有开枪，还和广场的群众一起高呼口号。曾经对萨达姆忠诚无比的共和国卫队，在美军攻入巴格达之前就已脱下军装、扔下武器，跑得无影无踪了。当萨达姆被从地洞里拖出来的时候他身边没有一个守卫他的士兵。今天的卡扎菲，虽然用美元、金条招募了一批雇佣兵，可当卡扎菲无法再继续供给他们金钱时，一夜之间他们也作鸟兽散了。所以，依靠军队、依靠暴力维持的政权从古至今没有长久的，因为军队的天职不是保卫暴君，而是保卫人民，当一个暴君需要靠军队镇压他的人民的时候，这个暴君就离覆亡不远了。

而靠谎言欺骗维持统治更不会长久，因为谎言和真相之间往往只隔着一层窗户纸，不同的时期，捅破窗户纸的时间、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纸永远包不住火，任何谎言总有被揭穿的那一天。但是，独裁者对谎言痴迷和依赖丝毫不亚于暴力。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独裁者不仅自己是撒谎高手，而且还会培养一大批撒谎专家。比如纳粹有戈培尔，伊拉克有萨哈夫，利比亚有易卜拉欣，其他如“张哈夫”将军之类的专家也不少。这些独裁者和撒谎专家除了脸皮厚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往往都能达到撒着撒着谎最后把自己也骗了的境界：那个戈培尔，就是在元首不可战胜的谎言所编织的迷梦中自杀而死。他到死也不相信，那个一直受神庇护的希特勒怎么可能失败呢？卡扎菲用他那本绿皮书欺骗人民，可这本书也骗了他自己，直到钻洞逃亡时，他仍然相信利比亚人多么爱他。而中国的专家，没有看到持久战和惨烈的巷战，但他们仍然坚信利比亚还会有游击战，还会有内战。谎话说多了以后，他们不仅失去了思考能力，而且对真相也会视而不见。但是，在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统治者撒谎已经越来越难了。他们骗骗自己和少数白痴也许还可以，但想要长久地欺骗所有人已不可能了。如果在50年或者10年以前，卡扎菲还会让利比亚人把他当神、当父亲，让所有人相信这个少校的统治多么慈悲，只要他活着，再统治个十年八载也没问题。可时代不同了，靠一本绿皮书就欺骗人民几十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于是，尽管他仍然在声嘶力竭地号召利比亚民众，为了他走上街头，可他的话已经没人信了，人们走上街头是捣毁他的雕像，像抓老鼠一样搜捕他。

卡扎菲完蛋了，全世界的人民可能都在问：下一个倒霉蛋会是谁呢？可能我们猜不准顺序，但这已无关紧要了，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都已经认识到，民主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所有的独裁统治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近最后崩溃的临界点，在民主的大潮之下，没有哪个独裁者可以幸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9-4 20:17:0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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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的教训：给人民选择权 给所有人退路

利比亚的教训：给人民选择权给所有人退路。

迄今为止在利比亚发生的一切，只是再次证明了一个千古皆然的政治命题：不给人民选择的权利，就堵死了和平协商的变革路径，也会堵死包括掌权者在内的整个社会的退路。

对利比亚局势，中国外交部的表态是：“我们注意到了近日利比亚形势发生的变化，中方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这个表态的意义，首先是承认利比亚半年多来变局的主体是“人民”，其次是承认这半年来利比亚人民充满折腾意味的行动，只是为了行使“选择的权利”，正当，应予尊重。

此轮政治变革先后波及多个中东国家，何以利比亚受到格外关注。显然，是因为前述几国变革急骤而利落，惟有利比亚的变革，是通过内战这种大规模流血的方式，前后迁延半年之久，才终于得以实现。

利比亚人民为实现选择权利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受到重创的是整个利比亚社会，包括卡扎菲家族及其支持者。代价还将在未来体现，内战造成的社会裂痕、家国仇恨会怎样影响利比亚政局走势，尚属难言。血与火固然能表明利比亚人民争取自由的决心、勇气，为他们带来荣誉，却不能抹平既成的伤口，消解未来的隐忧。

从这一点上说，突尼斯、埃及等国统治者的“脆弱”在特定情况下，却避免了兵火之灾，不啻是这些国家国民与社会的福分。不必为一个人、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政治团体的私利，让全社会付出巨大代价，这是利比亚人民求之未得的。

反观卡扎菲，曾经有妥协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但是他没有珍惜。他只迷信暴力，他要用反对派的血，来让所有的子民战栗。等到他想起了妥协的好，时机早已远去。

当然，卡扎菲的不妥协，一直是以“利比亚人民”的名义而行的。这不是什么秘密——“人民”一词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被挟持、滥用的不良记录。多少罪恶以“人民”之名行之。今天，我们知道卡扎菲并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事实上，他和他代表的力量站在了利比亚人民的对立面。但这一点不是在他大势已去时才能判断，而是在他威胁屠杀自己的国民那一天，甚至更早——从他剥夺了人民的选择权那一天起，就与“人民”分道扬镳了。正是“谁坚持到最后，谁就代表人民”，或者说，“成王败寇”的心理，使卡扎菲执意不放弃暴力。谁笑到最后谁就代表民心所向的逻辑，实质上鼓吹的是一种暴力思维、“枪杆子至上”思维。由此逻辑能得出的惟一结论就是，即便一个政权的统治力量已经失去了民心的支持，也不能指望其让人民通过法定的程序行使选择的权利，除非用暴力推翻它。妥协、谈判、“改革”，这些词语或承诺即使有，也常常只是一种欺骗策略。从不再尊重乃至剥夺人民的选择权那一天，卡扎菲就没有为人民留下退路，也没有为自己留下退路，全不管“死后洪水滔滔”。

卡扎菲由暴力上台，也由暴力下台。不同的是，他下台时，流了更多的血，利比亚这个国家留下了更加难以痊愈的伤口。不愿正视人民的存在，不让人民表达自己的诉求，不准人民行使选择的权利，最后收获的，却是最激烈、最极端、最血腥的变革形式。此时，这当年的革命者，还能谈什么对国家民族的责任？

广而言之，每一种社会形态改变、利益与权力的重新分配，都是变革。但由于对待人民选择权态度不同，结局会有天壤之别：可能是和风细雨的渐进改良，也可以是“革命成功，千万人头落地”的恐怖图景。从另一面讲，“革命未能成功”，同样会有“千万人头落地”的可能。这种恶例更多。

文明社会的核心指标，不是掌权者如何上台，而是掌权者如何下台。面临保住个人、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诱惑，面临将权力把持千秋万代的诱惑，不惜以谎言和伪造的民意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最终，却往往使人民不得不选择玉石俱焚的极端手段。出现这种局面，可能有民众不懂得、不善于通过和平手段表达诉求的因素，但在威权社会的现实背景下，首先必定归咎于缺乏政治智慧也缺乏历史担当的掌权者。

几乎每天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掌权者离开权力中心。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人民选择的权利并确实臣服于它。“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说这句话的人叫戈尔巴乔夫。20年前，他放弃了权力。他的千秋功罪，尚待后人评说，但我们至少需要承认一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那些转型国家，尽管经历了巨变与折腾，但几乎没有流血；而长期“稳定”（实则停滞）的利比亚，如今却面临着可怕的社会裂痕。

卡扎菲的错误，是一种古老的痼疾，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除非逐步但坚决地给人民选择的权利，否则，全社会退无可退的可怕图景，终会是每个转型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12035445&boardId=2

记者揭惊人真相：杨白劳吃喝嫖赌 黄世仁收养喜儿

美女阿静 于 2011-9-2 12:31:4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史海钩沉

一剧《白毛女》，让黄世仁遗臭了万年。但经过记者对黄世仁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进行详细调查，从群众那里得知了历史上那一段传说的真实面目。

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贫农，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四十岁的时候买下了十五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最终将105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起龙。

黄起龙念过私塾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留下的100亩地扩大成千亩良田。并且有了仁，义，礼，智，信五个大儿子。

黄世仁是长子，自然接了父亲的班儿。黄世仁自幼好学，学历至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颇好。黄家仁人善心，经常赒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黄世仁有一妻七妾，儿女成群，家庭和睦。（当时的法律允许有一夫多妻，黄世仁的婚姻状况不属于违法也在当时的道德规范之内）

杨白劳，黄世仁的发小儿（结拜），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家豆腐以质好价廉著称。杨洪业将他的豆腐事业传给他的独生子杨白劳之后，于41岁英年早逝。杨白劳承接父业之后，辛劳程度超出了他当公子时候的想像。又染上了赌瘾毒瘾，豆腐事业从此一路向南。当地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大春，贫农，一个小痞子，无赖。

喜儿，杨白劳的独生女儿，一个喜欢吃豆腐的胖懒妞。

《白毛女》把黄世仁描述成为富不仁横祸乡里的恶霸，强抢民女强奸喜儿最后在人民群众的吼声中被镇压了。杨白劳因欠黄家巨款无力偿还喝卤水自尽，喜儿据说在大山里呆了若干年须发皆白最后被大春救出。大春参加革命结束无赖生活。

事实：黄世仁在杨白劳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又遭债主追讨的时候立字据借给杨白劳大洋1000元（相当于现在的10万人民币）然后又收留未成年的喜儿。杨白劳欠钱躲债吃喝嫖赌无脸见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黄世仁念在同杨白劳多年的情份上厚葬杨白劳并且收养喜儿。

看看“白毛女”创造者杨润身自己的回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情节上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再创作建议。如，歌剧中的杨白劳是腊月外出躲账，但杨润身清楚地记得，当年他父亲是拚死拚活挣够欠地主的利息，主动向地主还息。按照统治阶级的规矩，穷人还清债息就可以安度春节。剧中杨白劳、喜儿、大春三个劳力，完全可以还清黄世仁的债息，躲账有欠真实。杨润身就与两位编导商讨，由杨白劳躲账改为主动还息，但黄世仁为霸占喜儿，强词夺理，要求本利全还，逼杨白劳走上绝路。这样一改更加接近生活的真实。”完全没有对事实进行调查，仅凭自己的革命忠诚，就颠倒了杨白劳欠债不还的基本事实，又把为富不仁的帽子扣到黄世仁头上。

《白毛女》虚构的成分太大了。同时，颠倒事实。将黄世仁在名声上颠覆至万截不复的地方。实属大不应该。穿凿污史，辱前人于地下，公允何在？

人家都说窦娥冤，我看，黄世仁比窦娥还冤。

高超群：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

时间:2011-09-01 来源:《二十一世纪》2011年8月号 作者:高超群 被查看: 次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历程。 [①]在1989年之前，中国最重大的政治问题是要不要改革。保守还是改革，这种争执非常尖锐，导致了两届总书记的非正常离职。1992年之后问题变为：要什么样的改革，学者们纠结争论的问题是“左的还是右的？”。正是在个时候，发生了体制内外的断裂。在体制内保守派和激进改革派，特别是主张政治改革的力量都被清洗、或者边缘化了。体制内实现了短暂统一：团结一致向前看，先搞市场化。这个时期形成了三个主要派别，一个是体制内的市场改革派，是主流。他们基本退出了意识形态领域，埋头政绩，很少关注体制外的争论。体制外则分裂为要求政治改革的自由派和反对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新左派，他们基本只是活跃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主流的市场改革派的行为和实践作出评价。

主流的市场改革派的共识并不稳定，当时这些改革派大多在内心中相信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路线。后来的历史并没有沿着这样的逻辑前进，而是发生了逆转。于是产生了今天的分化：一部分人依然坚信政治改革的前景，只是认为应该更稳妥些；而另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正在创造新的政治模式，没有必要实行政治改革。产生这种变化的一个背景是，从2008年以来改革本身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就体制内而言，其改革共识开始破裂，精英们开始争夺改革的主导权。或者更坦率一点说，他们是要争夺改革的胜利果实了。就体制外而言，许多人认为，如果把改革看作朝向某一个方向的有意识地、不断地变动的话，改革已经死亡，已经被维稳取代，维稳就是要维持现有秩序的稳定，承认既有的利益和秩序格局是合理的。

但在现实的政治分析中，人们还在延用旧的分类方法谈论中国的政治派别，“保守、改革”、“左右”。这些分类方法已经不能反映今日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它常常会带来混乱。比如：通常被认为是左派的人，既包括支持经济垄断和政治强权的人，也包括同情底层、呐喊革命的人，而右派既包括支持自由市场的人，也包括支持劳工运动，维护弱势群体的人。也有人用XX党和X派这样似是而非的分类方法来认识中国的政治。这种分类的错误在于将短期的权力联盟，看成长期的政治分歧。事实上，即使在XX党内，也有不同的主张，而X派的主张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显然，这样的派别只是权力派别，不是政治派别。他们的争斗只与权力的份额有关，并不会对政治的发展走向产生真正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用新的分类方法来重新描绘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本文主要谈论的是精英之间的政治分歧，这也是当下中国真正重要的政治分歧。在本文中，民众只是作为一种被动的政治力量而加以考虑。

笔者将中国当下的政治思想派别分为四种，主流社会分为两个派别：温和国家主义派 [②]和自由市场派，此外，还有两种比较边缘的思想派别：政治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

关于本文还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如何看待利益与观念的关系。利益如同一把冰冷的剃刀，它斩断了束缚着我们的种种意识形态、道德枷锁，释放出了人的欲望，从而创造了30年的经济繁荣。但它也斩断了人和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并通过重新塑造精英和大众的心灵、气质以及政治态度，逐渐开始改变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资源的形态及其分布。因此，离开利益谈论政治和思想，在当下的中国无疑是幼稚天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运用经济决定论、阶级分析法来描绘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是恰当的，事实恰恰相反：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并没有随着城乡差别、贫富分化而加剧，在中国阶级意识仍然非常淡漠。这是因为，利益成为个人价值的核心，每个人通过捍卫自己的利益来表达和捍卫个人权利。利益使个体更加独立，而不是使他们更为凝结。因此，单单依靠利益本身，社会并不能自发整合，也不可能产生政治派别。必须借助观念的塑造，这一过程才能展开。因此，我们在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思想时，应当注意到利益与观念之间的相互塑造，并且逐渐整合的过程，而不应简单地以为它们中的一个决定了另一个。

可以观察到的是，利益与主张的结合，在今天日益成熟。因而政治的分歧也从纯粹的思想分歧，落实为非常具体、切实的利益斗争。这将会使思想的斗争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真实，而不再只是知识人茶杯里的风暴，或者私下的牢骚。换句话说，利益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外衣，思想找到了自己的肉身。在本文中我们只是呈现两者初步结合以后的结果。

随着利益越来越凝固化，中国社会的政治化进程也会逐渐加快。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的思想自由或许会面临更为严酷的社会环境：每个人都被迫要在这种思想格局中选定自己的角色，甚至不得不选择你并不完全信服的某种立场。

一、温和国家主义者

这种思想的倡导者，是以国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与一部分官僚集团、特殊的高层政治集团的结合。从1992年以来，这个联盟在利益上逐渐坐大，并开始形成稳定的主张。但他们始终遭到整个社会的普遍抵制。虽然他们握有巨大的资源，是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但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拥护者，只要在公共领域稍一露头就会遭到严厉的抨击。不过，他们成功利用了人们对改革过程中不公正的不满，对整个社会依照金钱的力量来重新等级化的不适应，以及市场、利益关系对中国人熟悉并倍感亲切的人伦关系的伤害，成功扭转了自己在公共舆论中的颓势，并进而在权力格局中挤占了自由市场派的地位，开始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虽然他们自己也是那些他们批判的现实的制造者之一。在今天他们开始尝试阐述和传播自己的主张，并对其进行有意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

诡异的是，他们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竟然是来自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受到最严重剥夺的阶层，以及一些曾经严厉批判市场化改革的“左派”。与批判市场化改革的“左派”结盟，使他们大大改善了自己在公共舆论中的被动局面，而这些左派的政治主张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最激进的底层利益维护者变为最保守的垄断阶层利益维护者。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中，他们最有可能收获改革成果。这种政治主张与也官方所宣传的意识形态契合程度最高。

他们的政治主张，主要包含以下一些内容：想往伟大国家，从内心中憎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认为中国将成就一种超越古今中西的新文明类型。这种文明类型将汲取传统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优势，将更多地从传统中国2000年的文明中寻找政治和文明的合法性。他们鼓吹民族优越论，程度不同地肯定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父慈子孝的家庭关系、仁义礼智信的伦理价值、温良恭俭让的人伦关系，乃至认为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天下主义将为整个世界提供新的国际关系结构、以自然和谐为核心的天人关系将为人类提供新的人和自然关系。他们强调国家利益，认为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并以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荣，批判市场和个人价值，鄙视个人利益、金钱关系。反对冷冰冰的法治，强调在统治者与群众之间建立血肉联系。

在经济上，他们强调国有经济的作用，认为国有企业保证了强大国家的经济基础，对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应该加以保护和支持。并经常以此为由反对外资企业与民营经济，认为前者危害民族利益，后者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黑心资本家的温床。同样，他们支持一个强大的、有效的集权式中央政府。与经济政策上的右倾相比，他们的社会政策则相对左倾。他们认为应该给下层提供更多的福利，以及强有力的保护。在收入分配中更为倾向底层，但反对弱势群体的自我壮大和成长。同时，他们正在尝试建立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直接关系，用一种较为温和的手段动员民众，并以此来削弱法律和市场对整个社会的重构。这种动员主要表现在宣传手段和文化主张上，强调对劳动大众生活的反映和对他们的价值观的重视，并试图用提供保护，来换取他们在舆论上的支持，以压制其他的精英阶层，尤其是中间阶级和民族资本。他们也呼吁在利益分配上向底层的倾斜。

温和国家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贫富矛盾，试图将民众愤怒的祸水西引，指向精英群体的另一部分，以便自己取得主导者的地位。

支持他们的民众有两种心理动机。一种是在整个市场化、法制化进程中遭受到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受这种心理动机支配的人往往是对政治不是特别感兴趣的民众，只是希望获得复仇的快感，看到昔日高高在上者倒霉。这些民众对于政治并没有太明确的目标，他们也并不真正的支持某种特定的政治主张，他们很有可能是最不怀好意的看客和围观起哄者。

另一种心理动机则更为深厚：相信一个至善的统治者的存在是可能的。大多数民众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受到这种心理动机的影响，他们对于超越法律之上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深怀希望，希望得到他的保护。他们对于获得“特权”比对于“普遍权利”更有兴趣，他们认为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可以明辨是非、洞悉民生疾苦的超然领袖、党派可以给“好人”以“好报”。因为生活经验告诉他们，那些抽象的法律条文、精密的政治制度，对他们而言是过分遥远的，无法祈求的。而强人和政府的保护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

这个派别的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政治“台上派”中的主流派。但他们要面对的现实或许会使他们的主张大打折扣。因为：1、这种主张需要的动员力量，特别是中等阶层和官僚系统的支持，是当下这个温和、唯利是图的社会所不能提供的。特别是经过30年理性化、技术化转型的官僚集团，对于过份理想化诉求有着天然的排斥心态，或许不久的将来，官僚集团对这种主张的抵制和疑虑就会显现。温和国家主义者怀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雄心，却很可能要面对意大利式的社会状况。2、虽然支持这种主张的政治精英曾经深入底层，但与第一代共产党人不同。他们并不真正打算动员民众、服从民众，和民众站在一起。他们怀着一种统治者的心态，自以为深悉民众的各种弱点，也懂得如何毫不手软的利用这些弱点。底层民众仅仅只是他们手里的工具，而不是历史的方向，他们不会用自己巨大的力量为底层民众的未来开道。他们这一次很可能只是对第一代共产党人的失败模仿，就像拿破仑三世模仿自己的叔叔，不太可能开创出拿破仑一世那样的政治新局。3、好大喜功，过分自信，会造成他们的轻率盲动，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天然弱点。长期以来他们对在内政和外交上无所作为的执政者心存蔑视，早想一展雄图。更何况他们天生的热衷大战略、崇拜英雄和强者。4、在他们的政治主张与经济主张之间有着巨大分歧，国营经济体系显然不能作为伟大国家的基础；更为致命的是，在他们的上层精英和群众基础之间，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如何满足嗜利的群众分享国有经济体系好处的愿望？这不仅需要巨大的利益调整，更需要复杂的制度变迁。5、统治阶层虽然因为既得利益或者自满心态，会满足于现有体制。但因为利益的分割，即使在统治阶层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不同的行政和党务部门之间、不同地域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都有着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观念诉求。试图用建设伟大国家的理想，来重新塑造这些利益主体，抹平他们的利益差异，这种想法有些过于浪漫。

但是，这个派别在两个很重要的方面，有效地回应了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1、从内部讲，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整个社会有一种濒临崩溃的危机感，官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增加。这种主张成为除了民主化之外，最鲜明、也最建设性的一种克服官民矛盾的可能，并且获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2、从外部讲，中国国力的增强、再加上百年来的历史恩怨所激发的民族情绪，使得中国人寻求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的需求急剧上升。此外，随着中国和外部世界交往的深入，两者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频繁、日常，如何在这些矛盾中捍卫国家利益、提升中国的国家地位。这种主张的回答最为清晰、最富吸引力。

二、自由市场派

这个派别大约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最为持久的一个了。他们的基本主张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没有太大变化。虽然这种主张从未得到官方认可，但它始终承担着为改革提供方向和评价标准的功能，甚至在政治领域。这种主张从20世纪80年代的全民信仰，现在基本演变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旗帜。近年来，它的政治地位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他们的思想主张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简单地说主要包括：在政治上实现自由化和民主化，通常非常重视选举民主，特别重视法制，主张社会自主发育，反对政府过度介入社会本身。在经济上主张市场化，非常激烈地反对国营企业的垄断地位。在文化上他们重视个人价值，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他们主张对每个个体的尊重，特别是对每个人的利益的尊重。在对外关系上，通常比较亲西方。

但对于以上这些主张，他们通常都不能决绝地贯彻。虽然不满专制，对于专制的现实，却有很高的容忍度。因为他们却从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有能力改变现实，还经常出卖他们当中的激进者，划清自己和他们的界限，从而导致了那些激进者从他们当中溢出，成为政治民主派。虽然主张法制，但每当自己的利益遭到侵犯的时候，往往会动员各种资源，寻求特殊保护。虽然主张保护产权，但对于别人的利益保护，却并不那么在意，有时甚至还加以蓄意侵犯。

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主张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它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反思形成了良好互动，并为改革派提供了巨大的舆论支持，助长其成为中共的主流派。在90年代以后，这种主张深入大众，尤其是在媒体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在体制内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大部分官员在私下都会高度肯定这种主张的正当性。在他们处理具体的行政、司法事务时，都会尽可能地效仿西方的成例，并以此作为改良他们工作的方向。

虽然媒体与体制内官员都受到这种主张的影响，但二者之间并未成为同盟，他们在思想上一致，在政治立场上却尖锐对立。这种情况从90年代后期开始，并逐渐加剧。主要表现为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对立，媒体对体制的批判日益犀利，1989年以来知识精英的对立情绪也无法消除，只能部分缓解，而政治精英逐渐地对知识精英与媒体也丧失了政治信任。经过长期对峙，二者渐行渐远，结果是：前者丧失了影响政治的能力，后者丧失了舆论的支持。

进入新世纪以来，官僚集团内部出现了分歧，一部分官僚接受了温和国家主义派主张的官员，开始反思自己先前对于自由市场的过份信任，并努力寻求新的合法性依据，探索新的出路。主张市场改革方向的官员往往首当其冲地成为指责与反对的对象，有时甚至会腹背受敌。他们无力开拓新的改革领域，却要为改革的所有问题买单。这一派别从改革伊始，就始终遭到来自体制内的质疑，因此，体制内的质疑并不能削弱他们，反倒会激发他们的斗志。对他们最大的打击，或许来自于民众的不信任，媒体的批判。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主张本来就是与自己的集团利益相悖的，是为了百姓、未来中国的。而且，长期以来来自民众的道义支持是他们最大的资本，今天却遭到唾弃，所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或许正是因为民众支持的弱化，使得他们极为现实地寻找新的支持点——民族资产阶级，这样一来其主张与利益之间的重合度反而大大提高。

总体来说，这种主张由于其在行动上的软弱、主张上的僵化，在主流精英中，成为被攻击、诘难、乃至嘲笑的对象，逐渐处于守势。他们往往口头上非常激进，在行动上却非常克制。这一方面使得反对者觉得他们色厉内荏，另一方面，拥护者则觉得他们虚伪、自私。他们也许很快就会从改革的主导者，成为旁观者。这种主张的支持者，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仍然广泛存在，甚至在权贵阶层中也不乏支持者，但已经过了自己的上升期，其动员力开始下降。在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它未能实现组织上的整合， [③]使得今日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呈现出一幅无可奈何、任人宰割的悲惨模样。

它的基本支持者大多转而支持政治民主派。这种主张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改革与保守的矛盾、是市场与计划的矛盾、是法治与人治的矛盾。

在他们处于上升期的时候，他们本有机会成为民族命运的担纲者，把他们的利益诉求普遍化为整个民族的要求，使自己成为民众的领袖。但他们错过了历史的机遇。或许在内心里，他们也在期盼一个拿破仑式的强人，为他们打开通向未来的大门吧。他们从没有想过成为自己的主人。

由于温和国家主义派的逐渐得势，这种主张从一种隐性的、背景式的普遍信仰成为一个单独的派别。它的作用在于凸显精英集团内部的矛盾。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主张的内部整合程度并不如温和国家主义派，或许因为后者是以反对派、挑战者的面目出现的，因而更容易界定自己的边界。而自由市场派似乎还没有在这个挑战者面前清醒过来，它还在用老的办法，比如指责对方反对改革，来打击对手，而没有实现真正有效的思想更新（针对如何实现强大国家，如何让民众生活幸福等等问题）、组织收缩（在政治上，与温和国家主义者鲜明决裂，而不是把矛头对准对改革有怨气的民众）。因此，这一派别下落的态势似乎还没有终结。

三、政治民主派

这个派别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主流是从文革后期西单民主墙以来，始终在中国社会时隐时现的反对派力量。1989年是这一派别影响力的最高峰。此后因为受到巨大的打击和迫害，他们逐渐从主流社会的视野中消失潜隐。另一个源泉是从1992年以来，不断被体制挤出的激进人群，他们或者因为生活遭际，或者因为个性原因，被迫脱离了生活的常规，并敏锐地将个人的遭遇与整个体制的弊端联系起来，从生活经验出发对现行体制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他们常常把自己的思想先驱追溯至反右、民国的知识分子及其政治代表。在思想上，他们往往以自由主义的正宗传人自居。在实践上，有偏向政治革命的激进派和偏向改良的温和派两种。他们毫不掩饰对于一党专政的厌恶，对于多党制民主的向往，可以说这是他们最为核心的追求。与自由市场派相比，他们更为接近底层，特别是在改革过程中遭受损害与侮辱的群体，甚至和访民、宗教徒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些底层民众给予极高的同情，并开始有意识地通过接触，来动员和组织他们。这个派别通常认为底层苦难不幸的来源是政治上的专制、缺乏自由、没有法治。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在生活遭际上与这些底层人有类似经历。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他们获得了有限的成果。有时，他们也会用底层的革命来吓唬和威胁统治者，促使他们开始政治改革。不过，从根本上讲，他们基本上不太认同与执政者合作的渐进改良道路。由于真诚的理想主义，敢于向强权挑战，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个人代价，他们常常得到媒体的高度认同和道德褒奖。在所有的政治派别中，他们身上保留了最多的公民的勇敢德行。

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是从正常的生活常态中溢出的，因此虽然脱离了和其他阶层的联系，但在个人交往上，他们却可以深入到每个阶层，并因其敢于牺牲的理想主义，受到较之其他派别更多的同情和帮助，并据此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网络。在这些网络内部，他们之间的熟悉程度和相互认同程度较高。可以说虽然很少有人有勇气追随他们，但对他们的同情遍布四方。这种主张对于民众，特别是城市中的中低阶层，有极大的潜在号召力。

由于几乎没有回头过正常生活的可能，因此，他们非常坚决和勇敢，行动能力非常强。因为80后和90后的加入，他们的行动更为灵活多样，也更为积极主动。虽然89年的悲剧依旧是他们的心结，但其救国救民的悲情意识在不断退，对于普通民众的冷淡抱有较强的宽容性减，更多的参与者愿意把反抗定义为个人的意愿。在反对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特别是大型国企的垄断地位上，他们和自由市场派有着高度一致性。但总体来说，对于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他们没有太多明确的主张。

他们对于现实的批判往往从个人经验出发，非常有穿透力；对于种种掩盖真相，打压反抗者、侮辱受害者总能感同身受，常常自发援助围观，有时甚至能对事件产生较大影响。而在这两个方面，他们都得到了媒体的有力支援。同时，他们往往和社会的自组织力量形成友好同盟，从业主委员会、环保组织各种民间NGO到中小企业的自发组织都会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同情者，也都可以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实质性帮助。

在现实的政治格局中，他们实际上是自由市场派的激进形态。与自由市场派强调利益不同，他们更为关注权利。权利与利益密切相关，但二者也有着鲜明差别：利益是具体的、特殊的，而权利是抽象的、普遍的。从总体上来说，两者在思想主张上有很多接近之处，但各自依赖的阶级基础则有很大差别。他们的思想批判力、政治行动力要远远高于自由市场派，在网络上和媒体上与温和国家主义展开有效论争和争夺群众的是他们，而不是自由市场派；采取种种抗议行为捍卫产权、公民自由的也是他们，而不是自由市场派。他们很少得到来自自由市场派的资源和道义支持。

他们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与缺乏基本人权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其他的种种矛盾则是这种矛盾的衍生和变化。在他们看来，官民冲突的前景必然是整个国家的民主化。

总之，与20年前相比，他们在政治上更为成熟，也更为坚韧。他们不再对上层给予幻想，也不再急切地追求民众的认同，在精神上较为自足和独立。

他们或许是在民情上最为接近中国现实的政治派别，因为他们不鄙视民众的牟利追求，而是鼓励民众改善自己的生活，往往以扶危助困的形象登场。随着政治分歧的加剧和演化，这个派别和自由市场派的结合会非常容易。而这两派在政治上的整合将使两者形成巨大的互补，其政治能量将大大增加。

四、社会革命派

这个派别就是通常所说的毛派，其活跃者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出现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之后。虽然他们有时把自己的政治谱系追溯到晚期的毛泽东、文革中的造反派、四人帮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组织和思想联系。这个派别因其激进和偏狭，基本上完全为主流社会所排斥。他们激烈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这个过程造成了中国的贫富分化，形成了对工农群众的新的压迫和剥削。并认为暴力革命，或者阶级斗争将是改变现实的有效手段。其活跃分子多为老特权阶层及其后代、国营工厂的老工人，以及年轻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虽然表面看起来，他们希望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但那只是一部分人的向往，对其拥护者而言，仅仅是一种情绪表达。是否重回毛泽东体制，是否要展开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是否要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者们并没有太多认真的思考。民众只是不满当下的腐败、贫富分化，以美化过去的方式来凸显当下的邪恶。只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进行系统地理论努力，这种努力很难得到民众的有效呼应。

在网络上和舆论上，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民众对于贫富分化、特权腐败的厌恶情绪的一种宣泄。而且这种影响力，很可能会被温和国家主义派收割。因为他们的大多数主张都能被温和国家主义派所覆盖，而后者又有他们根本无法比拟的强大行动能力和资源分配能力。在对自由市场派的斗争中，他们和温和国家主义派走在了一起。其可悲之处也在于，随着温和国家主义派逐渐成为主流，他们将与五毛党越来越难以区分。也越来越难以真正站到底层民众的立场上来说话。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现在很多人依然同时主张温和国家主义和社会革命，而不自觉两者之间的天堑鸿沟。但当社会冲突更为激烈尖锐的时候，尤其是当温和国家主义成为现实的时候，这个派别会出现分化，一部分会追随温和国家主义，另一部分会和政治民主派结合在一起，成为底层的代表。

作为一个政治派别，他们在言辞上极为激烈，行动能力却很难低下。甚至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抗议行动，尤其是与真正的底层抗议者很少结合。因此，虽然他们的面目让整个主流社会震惊，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政治能量。这个政治派别完全依赖民众的兴起，但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思想上，他们都不具有掌握民众的能力。

五、打开政治的大门

请允许我再强调一次，现在精英之间的分歧是实质，是中国政治最大的矛盾。但这种分歧只是政治危机的开始，如果精英之间不能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的话，民众将涌入政治的场域，其前景将是民众和精英的矛盾。

在此前的改革进程中，精英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但他们始终维持着一种斗而不破的政治局面。这种政治张力保证了中国政治的活力，使得改革能兼顾、平衡多种利益诉求，而且一定程度上能使执政者超越自身利益束缚。最为经典的政治组合就是邓小平和陈云之间的政治合作。但随着利益集团逐渐成形，各个集团之间逐渐丧失了相互之间的政治信任，旧有的处理利益冲突的机制、政治威望、意识形态渐次失效。精英们开始尝试动员民众。而民众正在由犹疑的围观走向试探性的呼应，正在从克制上访、有限泄愤，走向有意识的报复和破坏。

如果精英们不能再依照旧有的游戏规则决定中国的未来：在华丽会议桌下拳打脚踢，在桌上冠冕堂皇地一致通过协议，一旦动员民众的大门打开，政治的未来就不完全取决精英集团。他们所掌握的各种权力的、金钱的、思想的资源，也就必须经受民众的考验。谁都知道，精英集团的公开分裂是政治变革的开始。一旦这扇大门打开，中国政治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其结局并不一定就是惨不忍睹的。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所有这些政治思想，都有着伟大的传统，他们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对错高低，正如所有的利益之间没有高尚低贱一样。或许我们需要的智慧和力量是，勇敢面对这些不同的利益和激情的冲突，并在冲突中学会理性的解决冲突。不过罗马人说过：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从这点上讲，我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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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很多人认为改革是在不争论、政治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实现的。但事实上，自改革以来，无论是高层还是民间的政治，始终充满分歧和斗争，极具张力，有时冲突还非常激烈。这种政治争斗，是改革的一部分，或许也是改革得以实现和推进的前提。这也是中国与东欧国家、以及一般威权国家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政治斗争的性质、模式和意义，现有研究还非常薄弱，我们尚无法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框架。
[②] “温和国家主义”这个概念，最初笔者使用的概念是“温和法西斯主义”，其灵感来源于2004年余世存先生“次法西斯时代”的提法。很多师友对这一概念提出了颇多质疑，并认为应该用国家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提法。对应于现实，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威权主义都不是那么准确，很难做到名实相符。尤其有研究德国史的学友指出，法西斯本身比国家社会主义更为复杂，其所指非常明确。经过权衡，笔者放弃了“温和法西斯主义”这一提法。当然，对于未来中国而言，法西斯主义的前景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③]虽然受自由市场派影响的人群数量和范围都非常广大，但因为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未来而不是利益把大家团结在一起，而且始终未能得到公开表达的空间，只能用影射、私下传话等扭曲的方式传播、沟通，因此这些主张者很难产生集体行动，缺乏有效的整合，甚至连有效整合的努力都很少看到。这是我们和台湾以及其他东亚民主国家的重要差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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