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 – 发表日期 2011年 1月 26日 – 更新日期 2011年 1月 26日
国际刑警组织发出逮捕突尼斯前总统六名亲友的通缉令
作者 法广
国际刑警组织周三指出，该组织在突尼斯的分部已经向全世界188个成员国发出逮捕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Ben Ali）及其六名亲信的通缉令。昨天稍早的时候，突尼斯当局已发出了针对本.阿里和他妻子莱拉的国际拘捕令。其罪名是非法窃取动产和不动产并非法向境外转移外币。
刑警组织要求各成员国寻找，定位并拘捕本阿里和他的亲信并将他们引渡回突尼斯。莱拉的兄弟本哈桑特拉贝尔西目和另外八名成员均受到司法调查，除了本哈桑在逃，其他人均被拘押。目前已知本阿里逃至沙特阿拉伯。但莱拉是否也在沙特阿拉伯却不能确定。
另据报道，数千名突尼斯人继续举行示威游行，他们聚集在突尼斯总理府门前要求将本阿里时期的七名部长开除，此外也要求总理下台。据突尼斯政府消息来源称，目前，有关如何分配部长要职的谈判正在进行，主要涉及的部长职位有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目前，这几个部长职位均由本阿里时期的部长担任。据悉，总理加努希还将继续担任总理。在突尼斯这场茉莉花革命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突尼斯中央工会昨天号召全体突尼斯人举行总罢工。
另据报道，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周三在达沃斯峰会上讲话表示，突尼斯推翻本阿里的革命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训。但他同时表示，希望这一革命不要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梅德韦杰夫说，我希望突尼斯的局势能够稳定下来。不要在其它阿拉伯国家产生影响。
2011年1月26日星期三
2011年1月25日星期二
太原强拆命案“指挥者”当庭咬出幕后官员
（2011年1月25日转载）
来源：南方都市报
昨日，不少特警在太原中院门前警戒。
孟建伟87天坚持在网上直播父亲命案进展。
尸检报告清晰地记载，孟富贵的头骨被砸碎成11块。2010年10月30日凌晨，一群“保安”翻墙入户，手持镐把、砖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原“10·30”拆迁血案。
直面夺走父亲生命的嫌疑人，复旦大学博士生孟建伟的目光始终盯在被告席上。四目相接之下，第一个上庭陈述的“指挥者”、保安头目武瑞军终于起身，向孟建伟三鞠躬，表达歉意。然而，一切为之已晚，十余个家庭的命运从此将被改写。
昨日，“10·30”拆迁血案的法理交锋，在太原中院1号法庭上演。其间，幕后主使者的身影也逐渐显露。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法庭对武瑞军的法庭调查过程中。武到庭后，对检方的指控也提出异议，身为保安大队机动分队队长的他明确：当晚实施这一拆迁任务的保安公司确系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并非起诉书所称的“柒星安保物业有限公司”。
不仅如此，他还向法庭当庭供述了身为晋源区副区长的计建中（现已被免职待查）以及晋源区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在此过程中扮演的多重角色诸多内幕。
2010年10月30日零时，深秋的村落早已沉沉睡去。一场针对两户村民的强拆，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展开。为了完成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滨江西路南延工程的拆迁任务，包括高海东、张俊奇、李彦忠在内的40-50名当地保安人员分四组手持镐把，在事先明确分工、并约定撤退方式的情况下，兵分多路进入古寨村武文元和孟富贵的家中进行强拆。一死一伤的惨剧，随后上演。
武瑞军：镇党委书记称提供20万元“善后”
进村后，高海东等人遭遇拒绝在拆迁协议上签字的孟富贵和武文元，并对其进行追打，最终导致孟富贵死亡、武文元轻伤的后果。事发后，死者孟富贵在上海复旦大学读博士的儿子孟建伟通过网络求助，事件随后被曝光。身为复旦大学博士生的孟建伟更在自己的博客上，对事件的进展进行了长达87天的直播。孟建伟说，真凶一日不被法办，父亲就一日不下葬。
当晚参与强拆的其中15人，连同两名涉嫌包庇犯罪的嫌疑人遭到刑拘。而在这15名直接参与者当中，身为保安公司负责人的武瑞军被指系“指挥者”。在检方的起诉材料中，武瑞军周密部署并且吩咐手下“遇到反抗可以打胳膊、腿”的描述成为贯穿整个事件的“起因”。
但是，检方的这份起诉书遭到死者孟富贵亲属委托人的强烈质疑。和网络上的议题一样———谁是此次拆迁行动的幕后指挥者和实际利益人？武瑞军的保安公司到底是什么性质，是否与此前网络上盛传的“系晋源区公安局保安机动大队”有关？整个拆迁项目是否合法？拆迁的实行人是否具备拆迁资质？均成为两名律师质疑焦点。
昨日上午8时49分，开庭后仅10分钟，孟家的委托人即要求公诉机关回避。在向法庭陈述理由时，他们称，检方起诉书对整个事件幕后策划者和利益人只字未提，涉嫌对有关方面进行包庇。并指出，起诉书对相关嫌疑人涉嫌罪名的指控有误，从行凶者明知镐、砖头能物品砸向受害人要害部位可能要人性命仍实施了侵害行为的情况看，这种犯罪是典型的故意杀人，而非故意伤害；在法院休庭、太原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康代表检方驳回后，他们的“复议”申请同样被驳回。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法庭对武瑞军的法庭调查过程中。武到庭后，对检方的指控也提出异议，身为保安大队机动分队队长的他明确：当晚实施这一拆迁任务的保安公司确系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并非起诉书所称的“柒星安保物业有限公司”。不仅如此，他还向法庭当庭供述了身为晋源区副区长的计建中（现已被免职待查）以及晋源区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在此过程中扮演的多重角色诸多内幕。而这一点，正是几分钟前，孟家的代理人向法院申请检方回避的理由之一———“检方涉嫌包庇幕后指挥者”。
武瑞军说，可以证明保安公司与晋源区公安分局有关系的，除了上班所需的指纹识别、工资条、会议记录外，在晋源区公安分局一楼的办公室里，该局还为他安排了专门的办公桌。
“没有领导的指示，保安公司是不敢做这个事的。”武瑞军说，实际上，太原滨河西南延指挥部成立后，面临的压力巨大。涉拆村民对拆迁排斥情绪很大。特别是最后的61户村民，成为摆在指挥部面前的“硬骨头”。2010年10月20日，晋源区组织召开了规模宏大的拆迁动员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计建中对拆迁工作提出了刚性要求———在1周内，要完成对涉拆民舍总量半数以上的拆除工作。按照这个指示，6天后的10月26日，滨河西路南延工程指挥部召开了一次“拆前”工作会议，在综合分析了拆迁平面图后，武瑞军提议首先对孟富贵和武文元两家进行强行拆除。提议随后得到计建中和张兴旺的同意，2010年10月29日下午，武瑞军在会议室里，召集手下开会，几个小时后，本文开头一幕在夜幕的掩护下上演。
武瑞军回忆，事发当天早上6点左右，身为晋源区金胜镇党委书记的张兴旺曾致电他，并明确表示将给予武瑞军20万元资金“善后”。去年10月30日早上6时，还在睡梦中的他被告知前往太原市一处高速公路口“见面议事”，在应约前往后，武瑞军发现，除了张兴旺，在10月26日动员大会上曾向其明确工作任务的副区长计建中也在场。
见面后计建中首先斥责“怎么搞成这个样子。”随后，一行3人赶到计位于区政府的办公室继续商议“善后”事宜，在此期间，计建中电话叫来了一名叫李根虎的涉案人。几人共同谋划了攻守同盟，在自己被刑拘后，张兴旺承诺的20万元“善后款”，武瑞军曾打电话让他老婆去办理，但究竟有无到位，连武瑞军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当天日武瑞军就被金胜派出所叫走。
“当天我们商量让两个人出来顶罪。”武瑞军说，就在计建中的办公室里屋，他曾与滨河西南延工程拆迁公司负责人李根虎等人商量，让去年10月30日当晚参与强拆行动的保安队长李彦忠“顶雷”，而李根虎后来也因此被以涉嫌包庇罪执行逮捕。
太原市公安机关一名曾接近武瑞军的人士透露，武当庭所述并非不实，在晋源区公安局一楼，确实存在着他的专属办公桌。而实施强拆和“保卫”工作的保安公司，全称应为“太原市公安局晋源区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武瑞军与晋源区公安分局无论在隶属关系上还是在经济关系上都存在联系。
武瑞军回忆说，计建中在得知事件后亦感到束手无策。而让他意外的是，去年10月31日下午，他应晋源区公安分局一名刘姓警员要求主动赶至警方处时，竟遭到“刑讯逼供”。
“当时姓刘的说‘局长和政委要见你’，我就主动赶过去了。”武瑞军称，在警方处，他遭到持续了两个小时的殴打，在对其进行刑讯过程中，警方要求其承担全部罪名。被打得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只好就范。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武瑞军特别向主审法官提出，当时自己被送到看守所时，在例行的身体情况登记表上，有自己的伤情记录。
高海东：“为了义气”行凶，遭刑讯逼供才供述有罪
声音怯怯地，压得很低；脚镣的响动在可容纳200多人的法庭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清晰地听到。以至于主审法官需要多次提醒，高海东的声音才能通过麦克风传递到书记员的耳朵里。截至2010年10月30日凌晨，在与同伙将打死孟富贵、打伤武文元之前，这次拆迁活动他尚未拿到一分钱工资。
案卷材料显示，事发当晚，犯罪嫌疑人张俊奇和高海东按照“部署”先后进入武家，高首先手持镐把对武文元进行殴打，见张俊奇与孟富贵扭打在一起，遂上前持镐把猛击孟头部两下，而尸检报告显示，孟富贵的颅骨碎成了11块。“其左、右枕部有两处粉碎性骨折密集区，应为此外力作用所致；经过拼接，符合棍棒类钝性物体作用形成……”在此前给公安机关的供述中，高海东详细描述了其手持镐砸向孟富贵头部的过程。但是，和起诉书中指控的“指使者”武瑞军一样，高海东昨日当庭翻供，并坚称自己在投案后遭到公安机关刑讯逼供。
高海东说，2010年10月30日早上，还在面包车上睡觉的他被队长李彦忠告知“打死了人”，遂于当日向警方投案，但未料先后在派出所和太原市晋源区公安分局两次遭到警方“背铐”和殴打，在警方的引导下，最终作出了之前的供述。对于这些，刚来到保安公司上班不到一个月，称没有从保安公司拿到一分钱工资的他，解释为“为了义气”。但是很快，高海东的翻供遭到检方质疑，在高当庭叙述“入看守所后再无刑讯”后，检方称，高在被关进看守所之后，仍作出过多次“手持镐把击打孟富贵”的有罪供述，以此向法庭陈述，高海东的当庭翻供不可信。
孟建伟的代理人向法庭宣读的一份取自张俊奇的口供显示，高海东在事发当晚，正是手持镐把击打武文元手部和孟富贵头部的主要实施人。对于检方和诉讼代理人的质疑，高海东称，之所以在“入所”后仍做有罪供述，系因警方在对其提审时已经明确告知他“证据显示就是你打死了孟富贵”，加上对张俊奇等人“义气”的考虑，故而持续作出有罪供述。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武文元在被人持镐把和砖头等物殴打倒地装死而躲过一劫。作为当晚的直接参与者，高海东说，武文元当时装死的举动他并非看不出来，在倒地后，武曾睁眼偷看过他，但自己并未继续对其实施殴打。只是命令其不准出声，约30分钟后，在无法打开武家大门的情况下，武家的房子被挖开一个大洞，其与同案人随后将武、孟两人拖出屋外。除“10·30”血案之外，他没有参与其他强拆行动，对于诉讼代理人“你是否在此前的拆迁中强拆过村民电表？”、“是否曾强拆过古寨村其他民舍”的当庭发问，高海东当庭失忆———不记得了或者干脆拒绝回答。
对于高海东的供述，孟建伟的代理人刘亚军和李劲松律师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作为“10·30”拆迁命案的重大嫌疑人，高海东前后矛盾的供述只能说明其避罪心理驱使。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根据他们庭前的调查，太原市滨河西南延工程涉拆民舍360多户；在此前的强拆行动中，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机动大队一直“冲锋”在前，而据调查所见，整个滨河西南延项目，涉嫌严重违法、违规操作，但仍被强制上马。根据武瑞军等人的当庭供述，李劲松和刘亚军律师更明确向法庭提出，身为晋源区副区长的计建中和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正是直接的幕后指挥者。
武瑞军：“如果没有领导指示，我们怎么敢冒然出手”
武瑞军说，按照拆迁市场惯例，他的保安队收费为每人每班次130元—200元不等。从2010年8月3日介入到太原滨河西南延工程拆迁项目到案发，武瑞军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获利100万余元，就在对孟、武两家拆迁前不久，他刚刚从项目指挥部拿到了10万元雇佣金。“收钱办事”的保安队，几乎成了“拆迁雇佣兵”。但是现在，武瑞军和他的亲属们意识到，昔日的“上级”已经不在乎他的去留，丢卒保车似乎成为必然。
昨日上午庭审结束时，武瑞军的嫂子李俊兰、亲属闫翠华等人将记者围了个水泄不通。李俊兰说，武瑞军一直是收钱办事，但事发后种种迹象表明，滨河西路南延工程指挥部和晋源区主抓此项目的负责人已经置武于事件核心，试图让其顶罪。
“检察院的起诉漏洞百出，我们也是受害人。”闫翠华和武家一名石姓亲属说，真正的幕后主使者没有出现在法庭上，他们对武瑞军的命运颇感担忧。从检方搞错保安公司性质这一点上看，检方的审查义务是否尽到，仍未尽可知。
实际上，在检方主控的17人当中，当地男子李根虎一度成为各方争议焦点。检方指控其在“10·30”拆迁血案中，涉嫌包庇犯罪。太原市府一名熟悉计建中的知情人透露，李根虎早年便与计建中相熟，计在太原市其他地方任职期间，李根虎就一直是计建中“搞拆迁的左膀右臂”。
“10·30”案卷资料和涉案人员的供述显示，李根虎正是滨河西南延工程拆迁实施人———“同心”公司（音）的负责人。但孟建伟的代理人当庭质疑，李根虎并非该工程的实际实施人，真正的拆迁施工者系武瑞军和“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对此，武瑞军当庭予以否认。他称，李根虎的拆迁公司才是拆迁人，事发当晚，之所以由其手下代为实施强拆，仅仅是为了方便。至于李根虎的拆迁公司是否具备拆迁资质、滨河西南延工程项目是否合法，他并不知情。整个过程中，他和手下只是“办事收钱”，对于法律上的问题，他从不过问。
武瑞军在反驳检方指控时甚至反问：“如果没有领导指示，我们怎么敢冒然出手？”对检方起诉书中所陈述的“柒星安保物业公司”，他表示不能理解。武瑞军说，因为滨河西南延工程系晋源区内工程，尽管自己有柒星公司在手，但按照领导“晋源区的公司好办事”的指示，他还是在项目之初回到了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是为了在工程的承接上获得便利。
高海东的供述也显示，武瑞军手下人员所使用车辆悬挂的通行证上，均清晰标注有“晋源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字样”。除此以外，武瑞军手下持有的工作证上，工作单位体现的也正是该大队的名头。
来源：南方都市报
昨日，不少特警在太原中院门前警戒。
孟建伟87天坚持在网上直播父亲命案进展。
尸检报告清晰地记载，孟富贵的头骨被砸碎成11块。2010年10月30日凌晨，一群“保安”翻墙入户，手持镐把、砖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原“10·30”拆迁血案。
直面夺走父亲生命的嫌疑人，复旦大学博士生孟建伟的目光始终盯在被告席上。四目相接之下，第一个上庭陈述的“指挥者”、保安头目武瑞军终于起身，向孟建伟三鞠躬，表达歉意。然而，一切为之已晚，十余个家庭的命运从此将被改写。
昨日，“10·30”拆迁血案的法理交锋，在太原中院1号法庭上演。其间，幕后主使者的身影也逐渐显露。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法庭对武瑞军的法庭调查过程中。武到庭后，对检方的指控也提出异议，身为保安大队机动分队队长的他明确：当晚实施这一拆迁任务的保安公司确系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并非起诉书所称的“柒星安保物业有限公司”。
不仅如此，他还向法庭当庭供述了身为晋源区副区长的计建中（现已被免职待查）以及晋源区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在此过程中扮演的多重角色诸多内幕。
2010年10月30日零时，深秋的村落早已沉沉睡去。一场针对两户村民的强拆，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展开。为了完成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滨江西路南延工程的拆迁任务，包括高海东、张俊奇、李彦忠在内的40-50名当地保安人员分四组手持镐把，在事先明确分工、并约定撤退方式的情况下，兵分多路进入古寨村武文元和孟富贵的家中进行强拆。一死一伤的惨剧，随后上演。
武瑞军：镇党委书记称提供20万元“善后”
进村后，高海东等人遭遇拒绝在拆迁协议上签字的孟富贵和武文元，并对其进行追打，最终导致孟富贵死亡、武文元轻伤的后果。事发后，死者孟富贵在上海复旦大学读博士的儿子孟建伟通过网络求助，事件随后被曝光。身为复旦大学博士生的孟建伟更在自己的博客上，对事件的进展进行了长达87天的直播。孟建伟说，真凶一日不被法办，父亲就一日不下葬。
当晚参与强拆的其中15人，连同两名涉嫌包庇犯罪的嫌疑人遭到刑拘。而在这15名直接参与者当中，身为保安公司负责人的武瑞军被指系“指挥者”。在检方的起诉材料中，武瑞军周密部署并且吩咐手下“遇到反抗可以打胳膊、腿”的描述成为贯穿整个事件的“起因”。
但是，检方的这份起诉书遭到死者孟富贵亲属委托人的强烈质疑。和网络上的议题一样———谁是此次拆迁行动的幕后指挥者和实际利益人？武瑞军的保安公司到底是什么性质，是否与此前网络上盛传的“系晋源区公安局保安机动大队”有关？整个拆迁项目是否合法？拆迁的实行人是否具备拆迁资质？均成为两名律师质疑焦点。
昨日上午8时49分，开庭后仅10分钟，孟家的委托人即要求公诉机关回避。在向法庭陈述理由时，他们称，检方起诉书对整个事件幕后策划者和利益人只字未提，涉嫌对有关方面进行包庇。并指出，起诉书对相关嫌疑人涉嫌罪名的指控有误，从行凶者明知镐、砖头能物品砸向受害人要害部位可能要人性命仍实施了侵害行为的情况看，这种犯罪是典型的故意杀人，而非故意伤害；在法院休庭、太原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康代表检方驳回后，他们的“复议”申请同样被驳回。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法庭对武瑞军的法庭调查过程中。武到庭后，对检方的指控也提出异议，身为保安大队机动分队队长的他明确：当晚实施这一拆迁任务的保安公司确系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并非起诉书所称的“柒星安保物业有限公司”。不仅如此，他还向法庭当庭供述了身为晋源区副区长的计建中（现已被免职待查）以及晋源区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在此过程中扮演的多重角色诸多内幕。而这一点，正是几分钟前，孟家的代理人向法院申请检方回避的理由之一———“检方涉嫌包庇幕后指挥者”。
武瑞军说，可以证明保安公司与晋源区公安分局有关系的，除了上班所需的指纹识别、工资条、会议记录外，在晋源区公安分局一楼的办公室里，该局还为他安排了专门的办公桌。
“没有领导的指示，保安公司是不敢做这个事的。”武瑞军说，实际上，太原滨河西南延指挥部成立后，面临的压力巨大。涉拆村民对拆迁排斥情绪很大。特别是最后的61户村民，成为摆在指挥部面前的“硬骨头”。2010年10月20日，晋源区组织召开了规模宏大的拆迁动员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计建中对拆迁工作提出了刚性要求———在1周内，要完成对涉拆民舍总量半数以上的拆除工作。按照这个指示，6天后的10月26日，滨河西路南延工程指挥部召开了一次“拆前”工作会议，在综合分析了拆迁平面图后，武瑞军提议首先对孟富贵和武文元两家进行强行拆除。提议随后得到计建中和张兴旺的同意，2010年10月29日下午，武瑞军在会议室里，召集手下开会，几个小时后，本文开头一幕在夜幕的掩护下上演。
武瑞军回忆，事发当天早上6点左右，身为晋源区金胜镇党委书记的张兴旺曾致电他，并明确表示将给予武瑞军20万元资金“善后”。去年10月30日早上6时，还在睡梦中的他被告知前往太原市一处高速公路口“见面议事”，在应约前往后，武瑞军发现，除了张兴旺，在10月26日动员大会上曾向其明确工作任务的副区长计建中也在场。
见面后计建中首先斥责“怎么搞成这个样子。”随后，一行3人赶到计位于区政府的办公室继续商议“善后”事宜，在此期间，计建中电话叫来了一名叫李根虎的涉案人。几人共同谋划了攻守同盟，在自己被刑拘后，张兴旺承诺的20万元“善后款”，武瑞军曾打电话让他老婆去办理，但究竟有无到位，连武瑞军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当天日武瑞军就被金胜派出所叫走。
“当天我们商量让两个人出来顶罪。”武瑞军说，就在计建中的办公室里屋，他曾与滨河西南延工程拆迁公司负责人李根虎等人商量，让去年10月30日当晚参与强拆行动的保安队长李彦忠“顶雷”，而李根虎后来也因此被以涉嫌包庇罪执行逮捕。
太原市公安机关一名曾接近武瑞军的人士透露，武当庭所述并非不实，在晋源区公安局一楼，确实存在着他的专属办公桌。而实施强拆和“保卫”工作的保安公司，全称应为“太原市公安局晋源区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武瑞军与晋源区公安分局无论在隶属关系上还是在经济关系上都存在联系。
武瑞军回忆说，计建中在得知事件后亦感到束手无策。而让他意外的是，去年10月31日下午，他应晋源区公安分局一名刘姓警员要求主动赶至警方处时，竟遭到“刑讯逼供”。
“当时姓刘的说‘局长和政委要见你’，我就主动赶过去了。”武瑞军称，在警方处，他遭到持续了两个小时的殴打，在对其进行刑讯过程中，警方要求其承担全部罪名。被打得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只好就范。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武瑞军特别向主审法官提出，当时自己被送到看守所时，在例行的身体情况登记表上，有自己的伤情记录。
高海东：“为了义气”行凶，遭刑讯逼供才供述有罪
声音怯怯地，压得很低；脚镣的响动在可容纳200多人的法庭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清晰地听到。以至于主审法官需要多次提醒，高海东的声音才能通过麦克风传递到书记员的耳朵里。截至2010年10月30日凌晨，在与同伙将打死孟富贵、打伤武文元之前，这次拆迁活动他尚未拿到一分钱工资。
案卷材料显示，事发当晚，犯罪嫌疑人张俊奇和高海东按照“部署”先后进入武家，高首先手持镐把对武文元进行殴打，见张俊奇与孟富贵扭打在一起，遂上前持镐把猛击孟头部两下，而尸检报告显示，孟富贵的颅骨碎成了11块。“其左、右枕部有两处粉碎性骨折密集区，应为此外力作用所致；经过拼接，符合棍棒类钝性物体作用形成……”在此前给公安机关的供述中，高海东详细描述了其手持镐砸向孟富贵头部的过程。但是，和起诉书中指控的“指使者”武瑞军一样，高海东昨日当庭翻供，并坚称自己在投案后遭到公安机关刑讯逼供。
高海东说，2010年10月30日早上，还在面包车上睡觉的他被队长李彦忠告知“打死了人”，遂于当日向警方投案，但未料先后在派出所和太原市晋源区公安分局两次遭到警方“背铐”和殴打，在警方的引导下，最终作出了之前的供述。对于这些，刚来到保安公司上班不到一个月，称没有从保安公司拿到一分钱工资的他，解释为“为了义气”。但是很快，高海东的翻供遭到检方质疑，在高当庭叙述“入看守所后再无刑讯”后，检方称，高在被关进看守所之后，仍作出过多次“手持镐把击打孟富贵”的有罪供述，以此向法庭陈述，高海东的当庭翻供不可信。
孟建伟的代理人向法庭宣读的一份取自张俊奇的口供显示，高海东在事发当晚，正是手持镐把击打武文元手部和孟富贵头部的主要实施人。对于检方和诉讼代理人的质疑，高海东称，之所以在“入所”后仍做有罪供述，系因警方在对其提审时已经明确告知他“证据显示就是你打死了孟富贵”，加上对张俊奇等人“义气”的考虑，故而持续作出有罪供述。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武文元在被人持镐把和砖头等物殴打倒地装死而躲过一劫。作为当晚的直接参与者，高海东说，武文元当时装死的举动他并非看不出来，在倒地后，武曾睁眼偷看过他，但自己并未继续对其实施殴打。只是命令其不准出声，约30分钟后，在无法打开武家大门的情况下，武家的房子被挖开一个大洞，其与同案人随后将武、孟两人拖出屋外。除“10·30”血案之外，他没有参与其他强拆行动，对于诉讼代理人“你是否在此前的拆迁中强拆过村民电表？”、“是否曾强拆过古寨村其他民舍”的当庭发问，高海东当庭失忆———不记得了或者干脆拒绝回答。
对于高海东的供述，孟建伟的代理人刘亚军和李劲松律师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作为“10·30”拆迁命案的重大嫌疑人，高海东前后矛盾的供述只能说明其避罪心理驱使。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根据他们庭前的调查，太原市滨河西南延工程涉拆民舍360多户；在此前的强拆行动中，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机动大队一直“冲锋”在前，而据调查所见，整个滨河西南延项目，涉嫌严重违法、违规操作，但仍被强制上马。根据武瑞军等人的当庭供述，李劲松和刘亚军律师更明确向法庭提出，身为晋源区副区长的计建中和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正是直接的幕后指挥者。
武瑞军：“如果没有领导指示，我们怎么敢冒然出手”
武瑞军说，按照拆迁市场惯例，他的保安队收费为每人每班次130元—200元不等。从2010年8月3日介入到太原滨河西南延工程拆迁项目到案发，武瑞军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获利100万余元，就在对孟、武两家拆迁前不久，他刚刚从项目指挥部拿到了10万元雇佣金。“收钱办事”的保安队，几乎成了“拆迁雇佣兵”。但是现在，武瑞军和他的亲属们意识到，昔日的“上级”已经不在乎他的去留，丢卒保车似乎成为必然。
昨日上午庭审结束时，武瑞军的嫂子李俊兰、亲属闫翠华等人将记者围了个水泄不通。李俊兰说，武瑞军一直是收钱办事，但事发后种种迹象表明，滨河西路南延工程指挥部和晋源区主抓此项目的负责人已经置武于事件核心，试图让其顶罪。
“检察院的起诉漏洞百出，我们也是受害人。”闫翠华和武家一名石姓亲属说，真正的幕后主使者没有出现在法庭上，他们对武瑞军的命运颇感担忧。从检方搞错保安公司性质这一点上看，检方的审查义务是否尽到，仍未尽可知。
实际上，在检方主控的17人当中，当地男子李根虎一度成为各方争议焦点。检方指控其在“10·30”拆迁血案中，涉嫌包庇犯罪。太原市府一名熟悉计建中的知情人透露，李根虎早年便与计建中相熟，计在太原市其他地方任职期间，李根虎就一直是计建中“搞拆迁的左膀右臂”。
“10·30”案卷资料和涉案人员的供述显示，李根虎正是滨河西南延工程拆迁实施人———“同心”公司（音）的负责人。但孟建伟的代理人当庭质疑，李根虎并非该工程的实际实施人，真正的拆迁施工者系武瑞军和“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对此，武瑞军当庭予以否认。他称，李根虎的拆迁公司才是拆迁人，事发当晚，之所以由其手下代为实施强拆，仅仅是为了方便。至于李根虎的拆迁公司是否具备拆迁资质、滨河西南延工程项目是否合法，他并不知情。整个过程中，他和手下只是“办事收钱”，对于法律上的问题，他从不过问。
武瑞军在反驳检方指控时甚至反问：“如果没有领导指示，我们怎么敢冒然出手？”对检方起诉书中所陈述的“柒星安保物业公司”，他表示不能理解。武瑞军说，因为滨河西南延工程系晋源区内工程，尽管自己有柒星公司在手，但按照领导“晋源区的公司好办事”的指示，他还是在项目之初回到了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是为了在工程的承接上获得便利。
高海东的供述也显示，武瑞军手下人员所使用车辆悬挂的通行证上，均清晰标注有“晋源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字样”。除此以外，武瑞军手下持有的工作证上，工作单位体现的也正是该大队的名头。
秦晖：怎样划分中国真正的朋友和敌人
2011年01月25日
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我讲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大家知道东南亚地区这两三百年经常排华，但是东南亚国家中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排华事件的国家，也就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应该是泰国。历史上东南亚这些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大规模排华事件，就是泰国没有发生过。可是泰国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中，70年代曾经我们认为是最坏的国家，那个时候官方对泰国的说法是美国等反动统治集团统治的国家，而且我们当时支持泰国共产党在他们那里搞革命，我们的昆明曾经设过泰国共产党的电台，在那里天天骂泰国，而且骂得很厉害。那个时候越南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很多，可是越南对华侨、对华人、对华商都很坏，基本上是对他们实行剥夺政策的。而且老实说，这个剥夺政策也不是1978年中国和越南翻脸了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就已经剥夺了，可那个时候中国跟越南的官方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越南并不是最坏的，那个时候最坏的是……
听众：印度尼西亚。
秦晖：不是印度尼西亚，老实说印度尼西亚是不是比越南更坏都是一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比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要坏得多的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对华人已经不是剥夺的问题了。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华人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死了三分之二。红色高棉屠杀华人，不光是屠杀所谓的富有的华人，甚至连侨共也杀。什么是侨共呢？就是华侨中的共产党，当时不属于红色高棉，而是属于中共系统的。侨共在红色高棉时期几乎全部被杀光，死亡率比一般华侨还要大。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红色高棉是我们中国的铁哥们，为了红色高棉，我们不仅敢得罪泰国，也敢得罪越南。为了拯救红色高棉，我们跟越南打了一仗。也就是说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现在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在工业化国家中，我们知道如果要说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好的国家，其实大家都知道不管喜不喜欢，这是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就是美国。哪怕就是民主国家，像欧洲，对华人当然也不能说坏，但是老实说在欧洲华人要像美国那样的融入主流社会仍然是不可能的。欧洲的华人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很多人成为高官，很多人成为教授，很多人成为大科学家，进入主流社会。欧洲的华人基本说只能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开餐馆，一件就是做皮鞋那种手工作坊，别的事情很难做。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是在欧洲获得了学位，他们的导师在学术界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要在大学中谋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要比美国困难得多。
但是欧洲毫无疑问也不是最差的，俄罗斯要比西欧对华人、华侨、华商糟得太多，现在中俄关系很密切，到过俄罗斯的人很多，他们是怎么对待华人的？当然了，其实华人自己也有很多毛病，这个我们应该承认，包括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但是这些东西西欧的华人也有，西欧却为什么没有这样对付华人？包括去年发生的那个。新星号事件。就不是虐待华人的问题，还公开打死了几个华人海员，像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工业化的国家中都不可能发生。但是现在又是俄罗斯跟我们关系最好，欧洲次之，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只要你拍。皇上。的马屁就是友好国家，哪怕把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同胞杀得再多还是友好国家。假如你不讨我们。皇上。的喜欢就是敌对国家，哪怕对我们的同胞再友好都没用，我觉得这样的外交是很奇怪的。如果这样，我们国家所谓的。再崛起。对一般的国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可以想像，如果我们国家进一步崛起了，像那种现在和我们友好的那些国家越来越多，比如说和我们友好的国家有缅甸等，那些国家如果多起来，还有我们中国人的活路吗？
我前不久去了一趟东南亚，有人告诉我一件事。大家知道缅甸也是我们的铁哥们，因为它跟西方不好，就跟我们很好。我们在缅甸搞了一座桥，我方建议要把它命名为。缅中友谊大桥。，但缅甸军政府不同意，要把它命名为他们将军的一个名字，我印象中好像叫金友大桥（音）（注：我没找到这座桥）。当时中方也就同意了，但是这个大桥落成之后给当地华人社区发了邀请，结果大桥落成的时候这些人都不来，为什么呢？后来一了解才知道，原来那个将军就是在1964年缅甸排华的时候屠杀华人的罪魁祸首，当地的华人对他痛恨得不得了，但就是这样的人是友好人士。。所以我觉得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在缅甸这样的国家中国人站起来了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不想涉及那么敏感的问题，我只是说就算我们把这些问题——也就是国家的地位到底是皇上的地位还是国民的地位——先放在一边，仅仅就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益而言，1949年这场变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改变？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就不说公民权利了，我只说所谓的主权，——至于人权和主权谁大，我姑且不说。那么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或者说所谓的主权，到底有哪些增进？哪一个不平等条约是1949年废除的？哪一块领土是1949年收复的？哪一点经济权益，包括海关权益，各种权益在内是1949年获得的？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出来！的确是找不到！
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损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包括不平等条约，租界、外国在华特权，包括领土的丧失。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平心而论，绝大部分的进步都发生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也取得了进步，比如说收回香港和澳门，但是与1949 年本身有很远的距离。我觉得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的收复，平心而论最早的一个进步应该是在1954年，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上来，他的地位比较脆弱，他当时对中国是最友好的。不过我这里要讲，对中国最友好的人往往都不得好报，这个人后来就成为被中国骂得很厉害的人。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中国夺走了的那些东西都还给了中国，像旅顺、大连和新疆的很多所谓的苏资公司，这些都是1954年以后赫鲁晓夫归还给中国的。但是在这之前，从1949年到1954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中国的国家权益在这五年中有什么增进。中国的国家权益的恢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我前面有一段话，虽然大家都说1949年的革命变化很大，的确这个革命是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的一场斗争，国共两党的确有很多不同，这应该承认。但是我前面曾经提到，国共两党的不同，与国共两党和中国其他势力的不同相比，应该是要小得多。我们以前经常把国共两党之外的
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我讲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大家知道东南亚地区这两三百年经常排华，但是东南亚国家中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排华事件的国家，也就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应该是泰国。历史上东南亚这些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大规模排华事件，就是泰国没有发生过。可是泰国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中，70年代曾经我们认为是最坏的国家，那个时候官方对泰国的说法是美国等反动统治集团统治的国家，而且我们当时支持泰国共产党在他们那里搞革命，我们的昆明曾经设过泰国共产党的电台，在那里天天骂泰国，而且骂得很厉害。那个时候越南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很多，可是越南对华侨、对华人、对华商都很坏，基本上是对他们实行剥夺政策的。而且老实说，这个剥夺政策也不是1978年中国和越南翻脸了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就已经剥夺了，可那个时候中国跟越南的官方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越南并不是最坏的，那个时候最坏的是……
听众：印度尼西亚。
秦晖：不是印度尼西亚，老实说印度尼西亚是不是比越南更坏都是一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比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要坏得多的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对华人已经不是剥夺的问题了。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华人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死了三分之二。红色高棉屠杀华人，不光是屠杀所谓的富有的华人，甚至连侨共也杀。什么是侨共呢？就是华侨中的共产党，当时不属于红色高棉，而是属于中共系统的。侨共在红色高棉时期几乎全部被杀光，死亡率比一般华侨还要大。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红色高棉是我们中国的铁哥们，为了红色高棉，我们不仅敢得罪泰国，也敢得罪越南。为了拯救红色高棉，我们跟越南打了一仗。也就是说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现在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在工业化国家中，我们知道如果要说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好的国家，其实大家都知道不管喜不喜欢，这是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就是美国。哪怕就是民主国家，像欧洲，对华人当然也不能说坏，但是老实说在欧洲华人要像美国那样的融入主流社会仍然是不可能的。欧洲的华人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很多人成为高官，很多人成为教授，很多人成为大科学家，进入主流社会。欧洲的华人基本说只能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开餐馆，一件就是做皮鞋那种手工作坊，别的事情很难做。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是在欧洲获得了学位，他们的导师在学术界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要在大学中谋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要比美国困难得多。
但是欧洲毫无疑问也不是最差的，俄罗斯要比西欧对华人、华侨、华商糟得太多，现在中俄关系很密切，到过俄罗斯的人很多，他们是怎么对待华人的？当然了，其实华人自己也有很多毛病，这个我们应该承认，包括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但是这些东西西欧的华人也有，西欧却为什么没有这样对付华人？包括去年发生的那个。新星号事件。就不是虐待华人的问题，还公开打死了几个华人海员，像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工业化的国家中都不可能发生。但是现在又是俄罗斯跟我们关系最好，欧洲次之，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只要你拍。皇上。的马屁就是友好国家，哪怕把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同胞杀得再多还是友好国家。假如你不讨我们。皇上。的喜欢就是敌对国家，哪怕对我们的同胞再友好都没用，我觉得这样的外交是很奇怪的。如果这样，我们国家所谓的。再崛起。对一般的国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可以想像，如果我们国家进一步崛起了，像那种现在和我们友好的那些国家越来越多，比如说和我们友好的国家有缅甸等，那些国家如果多起来，还有我们中国人的活路吗？
我前不久去了一趟东南亚，有人告诉我一件事。大家知道缅甸也是我们的铁哥们，因为它跟西方不好，就跟我们很好。我们在缅甸搞了一座桥，我方建议要把它命名为。缅中友谊大桥。，但缅甸军政府不同意，要把它命名为他们将军的一个名字，我印象中好像叫金友大桥（音）（注：我没找到这座桥）。当时中方也就同意了，但是这个大桥落成之后给当地华人社区发了邀请，结果大桥落成的时候这些人都不来，为什么呢？后来一了解才知道，原来那个将军就是在1964年缅甸排华的时候屠杀华人的罪魁祸首，当地的华人对他痛恨得不得了，但就是这样的人是友好人士。。所以我觉得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在缅甸这样的国家中国人站起来了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不想涉及那么敏感的问题，我只是说就算我们把这些问题——也就是国家的地位到底是皇上的地位还是国民的地位——先放在一边，仅仅就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益而言，1949年这场变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改变？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就不说公民权利了，我只说所谓的主权，——至于人权和主权谁大，我姑且不说。那么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或者说所谓的主权，到底有哪些增进？哪一个不平等条约是1949年废除的？哪一块领土是1949年收复的？哪一点经济权益，包括海关权益，各种权益在内是1949年获得的？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出来！的确是找不到！
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损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包括不平等条约，租界、外国在华特权，包括领土的丧失。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平心而论，绝大部分的进步都发生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也取得了进步，比如说收回香港和澳门，但是与1949 年本身有很远的距离。我觉得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的收复，平心而论最早的一个进步应该是在1954年，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上来，他的地位比较脆弱，他当时对中国是最友好的。不过我这里要讲，对中国最友好的人往往都不得好报，这个人后来就成为被中国骂得很厉害的人。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中国夺走了的那些东西都还给了中国，像旅顺、大连和新疆的很多所谓的苏资公司，这些都是1954年以后赫鲁晓夫归还给中国的。但是在这之前，从1949年到1954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中国的国家权益在这五年中有什么增进。中国的国家权益的恢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我前面有一段话，虽然大家都说1949年的革命变化很大，的确这个革命是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的一场斗争，国共两党的确有很多不同，这应该承认。但是我前面曾经提到，国共两党的不同，与国共两党和中国其他势力的不同相比，应该是要小得多。我们以前经常把国共两党之外的
2011年1月24日星期一
杨佩昌：我为何对自己的信仰产生动摇？
2011年1月24日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人与杨恒均博士有相似的背景和经历：都是共产党员、曾经战斗在国家隐蔽战线，后来有机会到国外长期学习和生活。不同的是本人来自贫困山区，且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
当时出国的动机很简单：学习德国的文化、管理和技术，“师夷之技以制夷”。通俗点来说就是学成后报效祖国。
刚到德国的时候，我简直是个暴怒的刺猬，也可以用“愤青”来形容。
在施密特博士的课堂上，听到他谈中国人权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我立即举手驳斥：“博士，这是我们的内政，您没有权力干涉！”。
在哈瑟教授的课堂上听他说：“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我回答说：“德国也并非完美。你们不是也有国营的联邦铁路吗？”
在宗教课题上教授赞美达赖，我反驳道：“达赖如此完美吗？您怎么不看看他以前搞的农奴制？”“您去过西藏吗？您看到西藏今天巨大的进步吗？”
“德国之声”电台的网站上有一篇文章说：“中国人都崇洋媚外，见到欧美人都喜欢拉他们一起合影，中国女人都喜欢嫁欧美人”。我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回信：“我就是那种喜欢拉外国人来照相的人。这是因为我来自农村，从来没有见过欧美人，以为全身长毛的是一种半人半猴的动物，很好奇，所以想照张相给家乡的人看。如此而已。”
后来与施密特博士私下聊天，他告诉我：他来过中国很多次，而且很爱中国。我问他：“你既然爱中国，为何在课堂上攻击中国？”他回答说：“假如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村庄里，有这么一户人家，男主人经常殴打他的妻子和孩子。旁边一个人走过去说：喂，你不能这样干！难道你认为旁边说话的人是干涉其内政？”“如果村里还有另外一个人，见此情况一言不发，也不去制止。你认为这个反而比那个管闲事的人更友好？”我听后无言以对。
经过后来的学习才知道，德国联邦铁路是一个亏损的机构，私人企业没有兴趣参与，政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接手。其原因是德国高速公路太发达：不限速、不收费、个个城市通高速！于是公路冲击了铁路，导致一列火车有时只有几十个人乘坐。飞机票更便宜得出奇：有时29欧元就可以买到一张优惠的飞机票。当年德国还没有使用欧元，我用300马克就买到中国-德国的大折扣往返飞机票，这相当于1200元人民币！
对德国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我开始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产生了疑问：战后德国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了15年时间，国民平均收入就迈上了一万马克大关。而中国经济增长了将近三十年，而国民平均收入才两千多美元。普通工人的工资还在1000-3000元人民币区间徘徊，相当于100-300欧元。那么，经济发展的成果跑到哪里去了呢？经济发展了，为什么普通人并没有明显受益呢？
对这一奇怪的现象进行了研究之后才恍然大悟：德国政府的大致开支如下：50%用于保险、救济和补贴，20%用于安全、国防、外交，20%用于教育和科研，只有不到10%用于公务员开支。这样合理的财政支出，人民不富裕都难。我们的财政支出都去哪里了呢？三公消费：9000亿，公务员开支大约占35%，补贴那几个据说亏损的国有企业：日进斗金的中石油中石化、天天满员还喊亏损的铁路、富得流油的几大国有银行（据说是用外汇储备来填补坏账）、只要投资到哪里就亏损到哪里的中金公司、各大部委在房价几万的情况下还可以让职工以几千元的价格来“买房”。。。。。。
如果说上述分析太抽象的话，我在法兰克福机场、戴高乐机场免税店看到的情景就是最生动的注释：明显比普通商店贵得多的免税店，中国人人头攒动，到处是讲汉语的中国同胞。就连金发碧眼的售货员都会说汉语。然后是每个售货员都会说的一个词：“发票”。我经常纠正她们：不是“fa biao”, 而是“fa piao”。
在德国生活期间遇到的事情更让我对自己的信念产生怀疑。
有一次，一个外国邻居晚上放的音乐声音太高，我干涉无效后报警。警察来后给他警告。之后警察来敲门，告诉我处理事情的经过，并问我这么处理是否满意。天啊，我在国内真的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人们到政府机构办事，官员的第一句话不是“我能帮您办什么？”，而是“您想喝点什么？咖啡还是水？”
我帮一个朋友去莱比锡税务局，询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税。税务局的官员耐心听完后认真帮我分析，然后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按照他的方法，还真的减了不少税，朋友的心情大悦。如果我用这个问题去问中国税务局官员，可能是找抽了。
一次我带一个代表团去访问法兰克福附近的里德巴赫市市长。这位女市长原来是搞出版的。当她听说代表团汪中求先生的书籍《细节决定成败》卖了400万册时，睁大了眼睛，然后坚定地表示：“我得赶紧离任，然后重新去做出版”。我心想：难道一个市长还没有出版商油水高？
无论在德国任何一个城市，遇到的官员都很耐心，也发现他们其实很穷。无论你走到哪里，没有明显的区域发展差异，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看不出城乡差别。于是我真正动摇了：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好像比我们更社会主义啊。
如果说德国的这一切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那我只能说：这样的资本主义也不错。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的感受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是：“什么主义不要紧，还是人民幸福和富裕最重要”。如果为了坚持某种主义而牺牲人民幸福，那这种主义不要也罢。
也还有一句话：“不怕货比货，就怕见真货！”、“真的假不了，假的长不了！
本人与杨恒均博士有相似的背景和经历：都是共产党员、曾经战斗在国家隐蔽战线，后来有机会到国外长期学习和生活。不同的是本人来自贫困山区，且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
当时出国的动机很简单：学习德国的文化、管理和技术，“师夷之技以制夷”。通俗点来说就是学成后报效祖国。
刚到德国的时候，我简直是个暴怒的刺猬，也可以用“愤青”来形容。
在施密特博士的课堂上，听到他谈中国人权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我立即举手驳斥：“博士，这是我们的内政，您没有权力干涉！”。
在哈瑟教授的课堂上听他说：“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我回答说：“德国也并非完美。你们不是也有国营的联邦铁路吗？”
在宗教课题上教授赞美达赖，我反驳道：“达赖如此完美吗？您怎么不看看他以前搞的农奴制？”“您去过西藏吗？您看到西藏今天巨大的进步吗？”
“德国之声”电台的网站上有一篇文章说：“中国人都崇洋媚外，见到欧美人都喜欢拉他们一起合影，中国女人都喜欢嫁欧美人”。我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回信：“我就是那种喜欢拉外国人来照相的人。这是因为我来自农村，从来没有见过欧美人，以为全身长毛的是一种半人半猴的动物，很好奇，所以想照张相给家乡的人看。如此而已。”
后来与施密特博士私下聊天，他告诉我：他来过中国很多次，而且很爱中国。我问他：“你既然爱中国，为何在课堂上攻击中国？”他回答说：“假如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村庄里，有这么一户人家，男主人经常殴打他的妻子和孩子。旁边一个人走过去说：喂，你不能这样干！难道你认为旁边说话的人是干涉其内政？”“如果村里还有另外一个人，见此情况一言不发，也不去制止。你认为这个反而比那个管闲事的人更友好？”我听后无言以对。
经过后来的学习才知道，德国联邦铁路是一个亏损的机构，私人企业没有兴趣参与，政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接手。其原因是德国高速公路太发达：不限速、不收费、个个城市通高速！于是公路冲击了铁路，导致一列火车有时只有几十个人乘坐。飞机票更便宜得出奇：有时29欧元就可以买到一张优惠的飞机票。当年德国还没有使用欧元，我用300马克就买到中国-德国的大折扣往返飞机票，这相当于1200元人民币！
对德国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我开始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产生了疑问：战后德国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了15年时间，国民平均收入就迈上了一万马克大关。而中国经济增长了将近三十年，而国民平均收入才两千多美元。普通工人的工资还在1000-3000元人民币区间徘徊，相当于100-300欧元。那么，经济发展的成果跑到哪里去了呢？经济发展了，为什么普通人并没有明显受益呢？
对这一奇怪的现象进行了研究之后才恍然大悟：德国政府的大致开支如下：50%用于保险、救济和补贴，20%用于安全、国防、外交，20%用于教育和科研，只有不到10%用于公务员开支。这样合理的财政支出，人民不富裕都难。我们的财政支出都去哪里了呢？三公消费：9000亿，公务员开支大约占35%，补贴那几个据说亏损的国有企业：日进斗金的中石油中石化、天天满员还喊亏损的铁路、富得流油的几大国有银行（据说是用外汇储备来填补坏账）、只要投资到哪里就亏损到哪里的中金公司、各大部委在房价几万的情况下还可以让职工以几千元的价格来“买房”。。。。。。
如果说上述分析太抽象的话，我在法兰克福机场、戴高乐机场免税店看到的情景就是最生动的注释：明显比普通商店贵得多的免税店，中国人人头攒动，到处是讲汉语的中国同胞。就连金发碧眼的售货员都会说汉语。然后是每个售货员都会说的一个词：“发票”。我经常纠正她们：不是“fa biao”, 而是“fa piao”。
在德国生活期间遇到的事情更让我对自己的信念产生怀疑。
有一次，一个外国邻居晚上放的音乐声音太高，我干涉无效后报警。警察来后给他警告。之后警察来敲门，告诉我处理事情的经过，并问我这么处理是否满意。天啊，我在国内真的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人们到政府机构办事，官员的第一句话不是“我能帮您办什么？”，而是“您想喝点什么？咖啡还是水？”
我帮一个朋友去莱比锡税务局，询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税。税务局的官员耐心听完后认真帮我分析，然后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按照他的方法，还真的减了不少税，朋友的心情大悦。如果我用这个问题去问中国税务局官员，可能是找抽了。
一次我带一个代表团去访问法兰克福附近的里德巴赫市市长。这位女市长原来是搞出版的。当她听说代表团汪中求先生的书籍《细节决定成败》卖了400万册时，睁大了眼睛，然后坚定地表示：“我得赶紧离任，然后重新去做出版”。我心想：难道一个市长还没有出版商油水高？
无论在德国任何一个城市，遇到的官员都很耐心，也发现他们其实很穷。无论你走到哪里，没有明显的区域发展差异，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看不出城乡差别。于是我真正动摇了：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好像比我们更社会主义啊。
如果说德国的这一切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那我只能说：这样的资本主义也不错。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的感受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是：“什么主义不要紧，还是人民幸福和富裕最重要”。如果为了坚持某种主义而牺牲人民幸福，那这种主义不要也罢。
也还有一句话：“不怕货比货，就怕见真货！”、“真的假不了，假的长不了！
崔卫平：自由人生活在政治之内还是之外？
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 更新时间：1/24/2011
我们从哈维尔（Václav Havel）那里熟悉了一个表述：“把人降到生物蔬菜水平上的存在”。哈维尔用此来表述他称之为“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某个本质──你可以按你的意愿装修自己的房子，于其中摆放你“自由地”选择来的某个牌子的洗衣机和电冰箱，但对于其他的事情，你还是走开为好。你不可以用你的鼻子东嗅嗅，西嗅嗅，发现社会生活中有哪儿不对头。这位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深刻揭示者，他的许多表述和那位《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初版于1951年）的作者阿伦特（Hannah Arendt）有一脉相承之处。虽然我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哈维尔如何受到阿伦特的影响（他对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倒是提起过），但阅读这两个人的著作后会发现：作为哈维尔的后极权主义批判的重要前提，正是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批判的理论成果。
和哈维尔一样，阿伦特最初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但他们都属于真诚无欺的人，忠直于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历史境遇，并从中发展出他们全部的思想理论。阿伦特少年时醉心诗歌和哲学，尽管母亲给她声情并茂地讲过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故事，但这并没有使13岁的姑娘持续关注这一历史事件。1924年她师从海德格尔，很快一头扎进与老师“无世界性”的爱情之中，秘密地享受着投在与世隔绝的“林中空地”的点滴光亮。及至被海德格尔“遣送”到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的门下，于海德堡大学完成学业，也自始至终沉浸在思辩哲学的气氛之中，所完成的博士论文题为《论奥古斯丁的爱》（Libesbegriff bei Augustine）。在这期间，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以这所大学校友的身份到此地做过一次演讲，甚至希特勒本人于1927年8月的某天也来到这个地方，发表了《何为纳粹主义》的演讲，当地报纸报导了这个消息，但这些都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普遍认为政治是庸俗的，阿伦特当然也不例外。改变阿伦特思想道路的是她的命运──希特勒的疯狂行动使她最终看清了自己无法逃脱身为犹太人这个事实，以及由此带来的“贱民”位置。这里用得上拉康（Jacques Lacan）的“误认”一说，即富有的、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对自身的认识是一回事；而他们实际上所处的社会、政治地位又是另外一回事。按拉康的意思，我们每个人都难以逃脱误认的陷阱，但像犹太人这样对自身实际处境一厢情愿的误认实属罕见，从中已经蕴涵了他们日后遭遇到的巨大灾难。
从缺乏根本上的平等政治权利来说，当时的犹太人是“贱民”；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其中的许多人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上的“新贵”──不只是有钱，实际上和所处国家政府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寻求统治者保护的心态使得他们顺从地效忠于不同的政府，给予这些政府以经济上的支持。阿伦特举法国著名的犹太富豪罗斯希尔德家族为例。1848年，在几乎不到24小时之内，这个家族就从路易。菲利普转向新的法兰西共和国，接着又转向拿破仑三世，给这个国家不同政府的军事行为提供经济后盾。可以说，没有这个家族的财力援助，与法国有关的当时欧洲的那些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中也正好可以说明，这个犹太富豪家族并没有任何政治观点，他们在政治上完全是冷漠的和消极的。经济上的雄厚实力并没有使他们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取得政治身份和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整个社会并没有打算承认犹太人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他们之所以被接受和处于某个显赫位置，是作为某个“例外人物”，是被看作“特殊的犹太人”，他们经常听到的一句恭维话是：“不像犹太人”。没有比这句话更能说明某种游离状况──不像犹太人而又是犹太人，他们是自身所属群体的一个例外，但这并没有使得他们自动加入到其他人的群体中去，他们和社会之间有着一道看不见的墙，例外只能永远是例外。因此，不管这些人意识到甚么程度，他们事实上和他们另外一些并不富有也没有受过甚么教育的犹太同胞一样，仍然处于政治上的隔离和被排斥状态，有些东西把他们永远地挡在门外。这种格局的实质要到下一步大灾难来临时才暴露出来。原先脚下不稳的东西，在风雨如盘的特定时期，赫然变成一个巨大的豁口开裂在眼前。财富并没有豁免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等到达集中营换上囚犯的服装，所有犹太人之间的差距都消除了，一式像沉默的牛羊般任人宰割，不受任何保护。作为一个民族在整体上不具备的东西（如自由），少数人也无法享受。
将一部分人划分出去，将他们排除在社会和政治之外，让这种现象得到广泛的允许和被视为正常，这只能说明──隔离和隔绝是普遍发生的，不只是降临在犹太人身上，犹太人并非一个特殊的受难者群体，由此阿伦特的笔触深入到对现代劳动─消费社会的批判，包括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1958年再版时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增补的章节和同期出版的《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阿伦特用“劳动的动物”（animal laborans）来形容人数众多如汪洋大海般的自我隔离和被隔离的人。从表面上看，他们并不是处于社会的边缘，而是这个社会的基础和中坚。他们埋头从事保证生活必需品的劳动，专注于维持生计，把最多的时间放在自己与身体有着直接关系的活动上，乃至形成这样一种风气：谋生赚钱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最为通行的真理，除此以外的其他活动比如艺术被看作是缺少正当性的，是游手好闲。但这样一种“专注”的劳动有其固有的封闭性和黑暗性。推动这种“劳动”的是一个人生物性的要求，通过劳动，生物性的人与大自然进行物质性交换，从而得以维持自己生命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意志紧紧黏附于一个人的生命内部，是从生理性、生物性的方面牢牢地抓住自己，在满足肉体生命的内在循环方面，他是不可能与他人分享的，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表述是：“他的必要的『新陈代谢』与任何人无关。”在《人的条件》中，阿伦特进一步把这种来自生命必然性的压力称之为“暴力”，它从内部施加予我们，与从外部施加的一样。“除了在严刑中使用的暴力，其余没有任何一种暴力可以与这种相逼于人自身的自然力量相匹配。”阿伦特注意到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中也有相近的表述，他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便是从苦役般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能够从事其他活动，而不仅仅是屈从于生命的必然性，屈从于生活的必需品。但是，阿伦特同时指出，马克思对于人们劳动产品的持续需要和增长估计不足，人们并不是满足了来自身体的生物性需要之后就洗手不干，把多余的时间投放其他更高级的人类活动上面，他们转而投身于消费──消费虽然不存在来自必然性的压力，相反可能是一种过剩的生活，但说到底，消费活动仍然是物质活动，仍然是黏附于人的身体周遭，服从于个体生命内部不能与他人分享的意志，匮乏的“物欲”和横流的“物欲”深埋于同一个起点之中。由“劳动─消费”构成的链条，和一个人新陈代谢的生物循环（biological cycle）是互相生发的。在消费的活动中，人的其他方面的潜能并没有得到发挥，占上风的仍然是人的本能意志。而所有这些，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眼里，是作为其乐融融的未来世界图景来加以赞美和欢迎的。他们的口号是“增加财富”、“物质富裕”、“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当这些穷人昔日的梦想被当作“现代社会的理想”来加以实现时，阿伦特写道，“愚人的天堂”（a fool’s paradise）就来到了。
这个“愚人”便是被缩减成“生物蔬菜水平之上的人”。他的生活密不透风，他将整个生命倚靠在肉体这个最小的犄角里，不愿离开这个壁垒朝外迈出一步。他是屈从的，屈从于自身生物性的需要，这种屈从可能发展为这个人所有屈从的基础，由屈从自己开始屈从他人，屈从普遍的种种不合理的压力。而如果他把这种屈从当做旗帜来挥舞，就像哈维尔说的那个蔬菜水果商，在自己店里堆积的西红柿、土豆之间放上那样一条看似无害的流行标语，背后是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他就参与造成了那样一种普遍的背景，那样一种“普遍的常规”──不仅自己屈从，同时也要求别人屈从，屈从成了这个社会最为通行无阻的真理和现实。
同为极权主义批判，同样将“生物性的人”作为批判的起点，由于环境不同，阿伦特所使用的语言和哈维尔有着明显区别。哈维尔所用的是道德语言，诉诸的是个人的道德心和责任感──生物性的人被剥夺了这个人在道德上、精神上的存在，由于忍受各种屈从使得人们丧失了尊严和良知，被谎言笼罩的现实要求一个新的开端即“生活在真实之中”，他甚至有“反政治的政治”的表达，它的策略意味在岁月的流逝中才逐渐显现出来。而阿伦特使用的是政治语言，诉诸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空间，而在她那里，“政治”的含义本质上意味着“公共性”，意味着开放和参与，政治空间即是公共空间。因此，不管是犹太人的小社会，还是“劳动─消费”的“现代社会”，不同情况的“隔离”和“被隔离”都是被当做一种灾难的政治现实来对待的。阿伦特对于被隔离者的种种描述，都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而非存在论的，换句话来说，种种“隔离和被隔离”的人，其实并没有如同他们自己误认的那样超脱于所处环境之外，更不是如有人想象的自己正高高翱翔于众生之上，而照例被纳入所处环境的政治社会结构的，是某种结构中的一方或因素。
“愚人”成了极权主义得以产生的基础。封闭于自身存在的人陷入那种一事无成的无力感当中，尽管客观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没有人站到他一边，没有人能够分享他的感情和感受（尽管它们根本没有表达过），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谁也不会和他一起行动，因此他无法去做任何事情。他甚至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感到处于无人的贫瘠荒野之中，阿伦特一再用“无根”、“原子化”来形容。与此同时，与他人的分离和断裂，会逐渐演变成与自身的分离和断裂；在感到不被周围人接受和信任的同时，一个人会变得不接受和不信任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伙沙粒，表明他的自身内部已经风化和瓦解。在他与周围的同伴和现实失去接触时，也失去了自身经验和思想的能力，失去了感知和判断的能力，过度的主观生活使得一切变得暧昧不清，原来清晰的基本界限和尺度陷入模糊混乱，原本一望即知的常识变得摇晃不定；在无法得到他人不断确证的情况下，一个人正当的思想感情陷入瘫痪和虚无，乃至感到自己正处于某种敌对状态，所有的人都起来反对他，而他也在莫名其妙的反对一切人──在失去了与他人共同的世界之后，他失去了任何有意义的感觉，因为意义只有在共同的世界中才有可能。发动那些陷于受攻击的恐惧中的人去攻击其他人，赋予这个人毫无意义的生活一种全面的（total）以及“崇高”的含义，正是纳粹主义得以当道的原因。
哈维尔也远非停留在道德立场上面。一方面是“把人降到生物蔬菜水平上的存在”，另一方面──哈维尔说──是由政府实行“公开的贿赂”；“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工具”，如此，哈维尔完成了对于所处社会政治结构的深刻洞察和揭示。
我们从哈维尔（Václav Havel）那里熟悉了一个表述：“把人降到生物蔬菜水平上的存在”。哈维尔用此来表述他称之为“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某个本质──你可以按你的意愿装修自己的房子，于其中摆放你“自由地”选择来的某个牌子的洗衣机和电冰箱，但对于其他的事情，你还是走开为好。你不可以用你的鼻子东嗅嗅，西嗅嗅，发现社会生活中有哪儿不对头。这位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深刻揭示者，他的许多表述和那位《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初版于1951年）的作者阿伦特（Hannah Arendt）有一脉相承之处。虽然我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哈维尔如何受到阿伦特的影响（他对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倒是提起过），但阅读这两个人的著作后会发现：作为哈维尔的后极权主义批判的重要前提，正是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批判的理论成果。
和哈维尔一样，阿伦特最初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但他们都属于真诚无欺的人，忠直于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历史境遇，并从中发展出他们全部的思想理论。阿伦特少年时醉心诗歌和哲学，尽管母亲给她声情并茂地讲过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故事，但这并没有使13岁的姑娘持续关注这一历史事件。1924年她师从海德格尔，很快一头扎进与老师“无世界性”的爱情之中，秘密地享受着投在与世隔绝的“林中空地”的点滴光亮。及至被海德格尔“遣送”到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的门下，于海德堡大学完成学业，也自始至终沉浸在思辩哲学的气氛之中，所完成的博士论文题为《论奥古斯丁的爱》（Libesbegriff bei Augustine）。在这期间，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以这所大学校友的身份到此地做过一次演讲，甚至希特勒本人于1927年8月的某天也来到这个地方，发表了《何为纳粹主义》的演讲，当地报纸报导了这个消息，但这些都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普遍认为政治是庸俗的，阿伦特当然也不例外。改变阿伦特思想道路的是她的命运──希特勒的疯狂行动使她最终看清了自己无法逃脱身为犹太人这个事实，以及由此带来的“贱民”位置。这里用得上拉康（Jacques Lacan）的“误认”一说，即富有的、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对自身的认识是一回事；而他们实际上所处的社会、政治地位又是另外一回事。按拉康的意思，我们每个人都难以逃脱误认的陷阱，但像犹太人这样对自身实际处境一厢情愿的误认实属罕见，从中已经蕴涵了他们日后遭遇到的巨大灾难。
从缺乏根本上的平等政治权利来说，当时的犹太人是“贱民”；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其中的许多人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上的“新贵”──不只是有钱，实际上和所处国家政府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寻求统治者保护的心态使得他们顺从地效忠于不同的政府，给予这些政府以经济上的支持。阿伦特举法国著名的犹太富豪罗斯希尔德家族为例。1848年，在几乎不到24小时之内，这个家族就从路易。菲利普转向新的法兰西共和国，接着又转向拿破仑三世，给这个国家不同政府的军事行为提供经济后盾。可以说，没有这个家族的财力援助，与法国有关的当时欧洲的那些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中也正好可以说明，这个犹太富豪家族并没有任何政治观点，他们在政治上完全是冷漠的和消极的。经济上的雄厚实力并没有使他们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取得政治身份和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整个社会并没有打算承认犹太人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他们之所以被接受和处于某个显赫位置，是作为某个“例外人物”，是被看作“特殊的犹太人”，他们经常听到的一句恭维话是：“不像犹太人”。没有比这句话更能说明某种游离状况──不像犹太人而又是犹太人，他们是自身所属群体的一个例外，但这并没有使得他们自动加入到其他人的群体中去，他们和社会之间有着一道看不见的墙，例外只能永远是例外。因此，不管这些人意识到甚么程度，他们事实上和他们另外一些并不富有也没有受过甚么教育的犹太同胞一样，仍然处于政治上的隔离和被排斥状态，有些东西把他们永远地挡在门外。这种格局的实质要到下一步大灾难来临时才暴露出来。原先脚下不稳的东西，在风雨如盘的特定时期，赫然变成一个巨大的豁口开裂在眼前。财富并没有豁免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等到达集中营换上囚犯的服装，所有犹太人之间的差距都消除了，一式像沉默的牛羊般任人宰割，不受任何保护。作为一个民族在整体上不具备的东西（如自由），少数人也无法享受。
将一部分人划分出去，将他们排除在社会和政治之外，让这种现象得到广泛的允许和被视为正常，这只能说明──隔离和隔绝是普遍发生的，不只是降临在犹太人身上，犹太人并非一个特殊的受难者群体，由此阿伦特的笔触深入到对现代劳动─消费社会的批判，包括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1958年再版时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增补的章节和同期出版的《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阿伦特用“劳动的动物”（animal laborans）来形容人数众多如汪洋大海般的自我隔离和被隔离的人。从表面上看，他们并不是处于社会的边缘，而是这个社会的基础和中坚。他们埋头从事保证生活必需品的劳动，专注于维持生计，把最多的时间放在自己与身体有着直接关系的活动上，乃至形成这样一种风气：谋生赚钱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最为通行的真理，除此以外的其他活动比如艺术被看作是缺少正当性的，是游手好闲。但这样一种“专注”的劳动有其固有的封闭性和黑暗性。推动这种“劳动”的是一个人生物性的要求，通过劳动，生物性的人与大自然进行物质性交换，从而得以维持自己生命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意志紧紧黏附于一个人的生命内部，是从生理性、生物性的方面牢牢地抓住自己，在满足肉体生命的内在循环方面，他是不可能与他人分享的，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表述是：“他的必要的『新陈代谢』与任何人无关。”在《人的条件》中，阿伦特进一步把这种来自生命必然性的压力称之为“暴力”，它从内部施加予我们，与从外部施加的一样。“除了在严刑中使用的暴力，其余没有任何一种暴力可以与这种相逼于人自身的自然力量相匹配。”阿伦特注意到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中也有相近的表述，他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便是从苦役般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能够从事其他活动，而不仅仅是屈从于生命的必然性，屈从于生活的必需品。但是，阿伦特同时指出，马克思对于人们劳动产品的持续需要和增长估计不足，人们并不是满足了来自身体的生物性需要之后就洗手不干，把多余的时间投放其他更高级的人类活动上面，他们转而投身于消费──消费虽然不存在来自必然性的压力，相反可能是一种过剩的生活，但说到底，消费活动仍然是物质活动，仍然是黏附于人的身体周遭，服从于个体生命内部不能与他人分享的意志，匮乏的“物欲”和横流的“物欲”深埋于同一个起点之中。由“劳动─消费”构成的链条，和一个人新陈代谢的生物循环（biological cycle）是互相生发的。在消费的活动中，人的其他方面的潜能并没有得到发挥，占上风的仍然是人的本能意志。而所有这些，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眼里，是作为其乐融融的未来世界图景来加以赞美和欢迎的。他们的口号是“增加财富”、“物质富裕”、“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当这些穷人昔日的梦想被当作“现代社会的理想”来加以实现时，阿伦特写道，“愚人的天堂”（a fool’s paradise）就来到了。
这个“愚人”便是被缩减成“生物蔬菜水平之上的人”。他的生活密不透风，他将整个生命倚靠在肉体这个最小的犄角里，不愿离开这个壁垒朝外迈出一步。他是屈从的，屈从于自身生物性的需要，这种屈从可能发展为这个人所有屈从的基础，由屈从自己开始屈从他人，屈从普遍的种种不合理的压力。而如果他把这种屈从当做旗帜来挥舞，就像哈维尔说的那个蔬菜水果商，在自己店里堆积的西红柿、土豆之间放上那样一条看似无害的流行标语，背后是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他就参与造成了那样一种普遍的背景，那样一种“普遍的常规”──不仅自己屈从，同时也要求别人屈从，屈从成了这个社会最为通行无阻的真理和现实。
同为极权主义批判，同样将“生物性的人”作为批判的起点，由于环境不同，阿伦特所使用的语言和哈维尔有着明显区别。哈维尔所用的是道德语言，诉诸的是个人的道德心和责任感──生物性的人被剥夺了这个人在道德上、精神上的存在，由于忍受各种屈从使得人们丧失了尊严和良知，被谎言笼罩的现实要求一个新的开端即“生活在真实之中”，他甚至有“反政治的政治”的表达，它的策略意味在岁月的流逝中才逐渐显现出来。而阿伦特使用的是政治语言，诉诸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空间，而在她那里，“政治”的含义本质上意味着“公共性”，意味着开放和参与，政治空间即是公共空间。因此，不管是犹太人的小社会，还是“劳动─消费”的“现代社会”，不同情况的“隔离”和“被隔离”都是被当做一种灾难的政治现实来对待的。阿伦特对于被隔离者的种种描述，都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而非存在论的，换句话来说，种种“隔离和被隔离”的人，其实并没有如同他们自己误认的那样超脱于所处环境之外，更不是如有人想象的自己正高高翱翔于众生之上，而照例被纳入所处环境的政治社会结构的，是某种结构中的一方或因素。
“愚人”成了极权主义得以产生的基础。封闭于自身存在的人陷入那种一事无成的无力感当中，尽管客观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没有人站到他一边，没有人能够分享他的感情和感受（尽管它们根本没有表达过），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谁也不会和他一起行动，因此他无法去做任何事情。他甚至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感到处于无人的贫瘠荒野之中，阿伦特一再用“无根”、“原子化”来形容。与此同时，与他人的分离和断裂，会逐渐演变成与自身的分离和断裂；在感到不被周围人接受和信任的同时，一个人会变得不接受和不信任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伙沙粒，表明他的自身内部已经风化和瓦解。在他与周围的同伴和现实失去接触时，也失去了自身经验和思想的能力，失去了感知和判断的能力，过度的主观生活使得一切变得暧昧不清，原来清晰的基本界限和尺度陷入模糊混乱，原本一望即知的常识变得摇晃不定；在无法得到他人不断确证的情况下，一个人正当的思想感情陷入瘫痪和虚无，乃至感到自己正处于某种敌对状态，所有的人都起来反对他，而他也在莫名其妙的反对一切人──在失去了与他人共同的世界之后，他失去了任何有意义的感觉，因为意义只有在共同的世界中才有可能。发动那些陷于受攻击的恐惧中的人去攻击其他人，赋予这个人毫无意义的生活一种全面的（total）以及“崇高”的含义，正是纳粹主义得以当道的原因。
哈维尔也远非停留在道德立场上面。一方面是“把人降到生物蔬菜水平上的存在”，另一方面──哈维尔说──是由政府实行“公开的贿赂”；“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工具”，如此，哈维尔完成了对于所处社会政治结构的深刻洞察和揭示。
2011年1月21日星期五
张洁平：网络是通向公民社会之路
学者于建嵘在京郊家里聚会，通过微博发布讯息，数百名网友响应齐聚
九十多天，发了九百八十多条微博，积累了超过二十五万粉丝.这是学者于建嵘过去三个月最重要的副业.他是研究、着述、给官员上课、接受媒体採访的学者、知识分子于建嵘，他还是人气高涨的微博明星：@于建嵘.
十月九日，他拗不过新浪微博工作人员的热切邀请，开通了微博账号。“说他们拉到用户能给奖金。我当时想的是，我开一个，对你有好处，对我没坏处，那就开呗.”在京郊宋庄小堡画家村的圣诞聚会上，于建嵘讲起自己与微博结缘的故事，那招牌式的湖南腔笑着就嚷嚷起来：“不得了了，出大事了！”
果真出了大事。@于建嵘迅速点燃了一个又一个的媒体话题.“最牛县委书记”经他的微博诞生；找不到媒体发布的各种求助资讯经他的微博广为流传；他炮轰非法拆迁信访制度，毫不留情地骂官员，却有越来越多的各地官员干部找他上课；微博生涯前七十天，反拆迁佔据了主旋律，后二十天，他在微博上发起了“失屋农民过冬”捐助行动，善款流向需要的人群；在备受关注的浙江乐清村长死亡案中，他参加了以微博为平台组织起的“学者公民观察团”，与@笑蜀、@傅国涌、@郭巍青等人共赴乐清，并微博直播动态，点燃媒体焦点.
让于建嵘自己难忘的，还是二零一零年的隆冬聚会。今年冬天特别冷，于建嵘想着，搞个私人聚会，给朋友们取取暖。和以往不同，他没有发一条短信、打一个电话，没有通知任何一个好友，而是在微博上发了条消息：
“@ 于建嵘：欢迎参加：栗宪庭电影基金将在2010年12月25日至28日举行《我们这一年：2010》招待会。我是今年招待会的主人，在这四天里：1、聊天2、免费的晚餐3、赠送我的新书《底层立场》（上海三联书店、每天20本）4、放映并赠送纪录片《上访者说》5、看”我的兄弟姐妹“绘画和照片。”这条微博当即被两千多次转发，而由别人转发后再获转发的次数则不计其数。
於是，在距离市区一小时车程、没有暖气的京郊自建房里，大降温之后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耶诞节，聚会第一天，竟迎来了五百多位四面八方赶来的客人。第二天，两百多位。第三天和第四天，都有近百位到场。聚会并无明确主题，认识不认识的人济济一堂，学者旁边可能坐着画家，官员旁边可能坐着来京上访的农民，学生和网友围着于建嵘签名。下午，人们一起看于建嵘为上访者制作的影像记录《上访者说》，不少人看哭了，还有人觉得不安，觉得悲剧过於压迫心情，接受不了。
于建嵘不解释，也不多说什么.他在社科院常年研究工人、农民、劳教制度、信访制度，到基层做田野调查是他的强项，有时候，在隆冬腊月条件极其简陋的上访村，十元钱一天的小旅馆，一住就是四五十天。许多来京上访的人都知道，有个好人学者叫于建嵘，有问题可以去找他出主意。一名来自秦皇岛的董姓女上访者也是听了同屋人的建议，在微博聚会的日子，从上访村赶来了宋庄.
在聚会上，穿着旧棉袄、一头乱发的于建嵘一出现，她和姐妹们就哭起来。于建嵘笑着拍拍她：“别哭，今天不哭。今天大家吃好，吃开心，好好玩！”
“不要怜悯，要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他们。这样他们最高兴.”于建嵘在宋庄的家，每天都有上访者找上门来，他积累了满满一个屋子的上访材料，学术研究之外，苦难无处宣泄，个人也无能为力，他就拍片子，给每个上访者录影，然后自己给上访者画油画肖像。于建嵘的微博头像，就是他在自己的油画作品《冤》前的留影。圣诞微博聚会上播放的《上访者说》，也是从几百小时的上访者影像记录里截取的精华.
有了微博以后，这些东西突然有人看了。于建嵘说，现在发言不用仰仗媒体了，媒体也不需要为了他手里的材料争独家了。手机一发送，上访冤情也好，官员不端也好，公民行动也好，朋友琐事也好，二十五万人都看到了。而且所有媒体都会跟进.“其实微博把每一个人放在同一个位置，它让每个人随时随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这是网络革命性的意义，它解构了原来的政治生态.”于建嵘对亚洲周刊说.
他与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饭桌上的一次小冲突，通过微博，演变为一场全国围观的公共事件，还由此诞生了“最牛县委书记语录”——这使于建嵘第一次意识到，微博这个江湖对旧有庙堂的冲击能力。
书记的话成了年度金句
那是十一月十日，于建嵘开通微博整整一个月后，他应邀去江西万载县给八百多名县乡级机关干部讲课，讲题是“当前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
讲课一切如常，台上的于建嵘言论一贯大胆火辣，台下的干部时而爆笑，时而沉默。冲突发生在课后，县委书记陈晓平做东的午餐上，于建嵘和他吵起来了。
于建嵘让县委书记宁愿发展慢一点，也不要强拆。“不要搞得整个社会人心惶惶。拆走了民心，拆走了法制，拆走了人权，拆走了这个国家民族的基础，把大家的心都拆散了。什么叫发展，不是建几栋高楼啊，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基本规则，是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为前提。”于建嵘对亚洲周刊说：“那天我和万载书记吃饭就讲这个。书记一听火了，说不搞，我的GDP怎么办？我说你这个执政理念有问题.就这样吵起来了。”
接着，书记就说了一句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的话：“我不搞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于建嵘说，类似的话书记连讲三次，他终於忍不住火了，嚷了一句：“去你的，谁吃你的？”起身就走；同桌吃饭的政法委书记追出来，于建嵘又说：“去你的，这个人没资格和我吃饭！”拂袖而去。
回到宾馆，于建嵘顺手编了条短信发上微博：“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的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
“一分钟都不到，我就收到民政部一个副司长朋友的短信，告诉我坚决站在我这边，还让我‘此地不宜久留，快速离开！’”这时，于建嵘在微博上的粉丝人数是五万多人。当天，他接到了八家媒体的电话，向他确认消息的真实性；迄今，两百家媒体报道了这则新闻。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成了年度金句。
微博改变民众抗争模式
微博这样的技术革命，会令民众抗议模式有什么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对中国政治有什么样的影响，@于建嵘在试验，学者于建嵘在研究。他观察微博上的社会公共议题如何设置，总结出几大规律：“目标：抗议、赋权；逻辑：有钱人缺德、有权人不公；策略：悲情。屡试不爽。”
他说：“微博这样的技术发展，把政治的封闭性打开了。网络已经不是虚拟意见表达渠道，是新的社会动员方式，是通向公民社会的路。今天的广场政治，并不需要我们都到广场去；网络开始走向街头，政治家也不得不走向网络.但这个公民社会由谁来建立？我不简单希望农民和工人简单地走向街头.中国社会的命运也不简单掌握在几个权力者身上。新科技会提供一条完全不同的改革路径，最有力量的人是掌握资讯技术，并有批评和抗争意识的公民。”
2011年1月21日 - 原文刊于亚洲周刊第二十五卷第五期
九十多天，发了九百八十多条微博，积累了超过二十五万粉丝.这是学者于建嵘过去三个月最重要的副业.他是研究、着述、给官员上课、接受媒体採访的学者、知识分子于建嵘，他还是人气高涨的微博明星：@于建嵘.
十月九日，他拗不过新浪微博工作人员的热切邀请，开通了微博账号。“说他们拉到用户能给奖金。我当时想的是，我开一个，对你有好处，对我没坏处，那就开呗.”在京郊宋庄小堡画家村的圣诞聚会上，于建嵘讲起自己与微博结缘的故事，那招牌式的湖南腔笑着就嚷嚷起来：“不得了了，出大事了！”
果真出了大事。@于建嵘迅速点燃了一个又一个的媒体话题.“最牛县委书记”经他的微博诞生；找不到媒体发布的各种求助资讯经他的微博广为流传；他炮轰非法拆迁信访制度，毫不留情地骂官员，却有越来越多的各地官员干部找他上课；微博生涯前七十天，反拆迁佔据了主旋律，后二十天，他在微博上发起了“失屋农民过冬”捐助行动，善款流向需要的人群；在备受关注的浙江乐清村长死亡案中，他参加了以微博为平台组织起的“学者公民观察团”，与@笑蜀、@傅国涌、@郭巍青等人共赴乐清，并微博直播动态，点燃媒体焦点.
让于建嵘自己难忘的，还是二零一零年的隆冬聚会。今年冬天特别冷，于建嵘想着，搞个私人聚会，给朋友们取取暖。和以往不同，他没有发一条短信、打一个电话，没有通知任何一个好友，而是在微博上发了条消息：
“@ 于建嵘：欢迎参加：栗宪庭电影基金将在2010年12月25日至28日举行《我们这一年：2010》招待会。我是今年招待会的主人，在这四天里：1、聊天2、免费的晚餐3、赠送我的新书《底层立场》（上海三联书店、每天20本）4、放映并赠送纪录片《上访者说》5、看”我的兄弟姐妹“绘画和照片。”这条微博当即被两千多次转发，而由别人转发后再获转发的次数则不计其数。
於是，在距离市区一小时车程、没有暖气的京郊自建房里，大降温之后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耶诞节，聚会第一天，竟迎来了五百多位四面八方赶来的客人。第二天，两百多位。第三天和第四天，都有近百位到场。聚会并无明确主题，认识不认识的人济济一堂，学者旁边可能坐着画家，官员旁边可能坐着来京上访的农民，学生和网友围着于建嵘签名。下午，人们一起看于建嵘为上访者制作的影像记录《上访者说》，不少人看哭了，还有人觉得不安，觉得悲剧过於压迫心情，接受不了。
于建嵘不解释，也不多说什么.他在社科院常年研究工人、农民、劳教制度、信访制度，到基层做田野调查是他的强项，有时候，在隆冬腊月条件极其简陋的上访村，十元钱一天的小旅馆，一住就是四五十天。许多来京上访的人都知道，有个好人学者叫于建嵘，有问题可以去找他出主意。一名来自秦皇岛的董姓女上访者也是听了同屋人的建议，在微博聚会的日子，从上访村赶来了宋庄.
在聚会上，穿着旧棉袄、一头乱发的于建嵘一出现，她和姐妹们就哭起来。于建嵘笑着拍拍她：“别哭，今天不哭。今天大家吃好，吃开心，好好玩！”
“不要怜悯，要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他们。这样他们最高兴.”于建嵘在宋庄的家，每天都有上访者找上门来，他积累了满满一个屋子的上访材料，学术研究之外，苦难无处宣泄，个人也无能为力，他就拍片子，给每个上访者录影，然后自己给上访者画油画肖像。于建嵘的微博头像，就是他在自己的油画作品《冤》前的留影。圣诞微博聚会上播放的《上访者说》，也是从几百小时的上访者影像记录里截取的精华.
有了微博以后，这些东西突然有人看了。于建嵘说，现在发言不用仰仗媒体了，媒体也不需要为了他手里的材料争独家了。手机一发送，上访冤情也好，官员不端也好，公民行动也好，朋友琐事也好，二十五万人都看到了。而且所有媒体都会跟进.“其实微博把每一个人放在同一个位置，它让每个人随时随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这是网络革命性的意义，它解构了原来的政治生态.”于建嵘对亚洲周刊说.
他与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饭桌上的一次小冲突，通过微博，演变为一场全国围观的公共事件，还由此诞生了“最牛县委书记语录”——这使于建嵘第一次意识到，微博这个江湖对旧有庙堂的冲击能力。
书记的话成了年度金句
那是十一月十日，于建嵘开通微博整整一个月后，他应邀去江西万载县给八百多名县乡级机关干部讲课，讲题是“当前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
讲课一切如常，台上的于建嵘言论一贯大胆火辣，台下的干部时而爆笑，时而沉默。冲突发生在课后，县委书记陈晓平做东的午餐上，于建嵘和他吵起来了。
于建嵘让县委书记宁愿发展慢一点，也不要强拆。“不要搞得整个社会人心惶惶。拆走了民心，拆走了法制，拆走了人权，拆走了这个国家民族的基础，把大家的心都拆散了。什么叫发展，不是建几栋高楼啊，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基本规则，是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为前提。”于建嵘对亚洲周刊说：“那天我和万载书记吃饭就讲这个。书记一听火了，说不搞，我的GDP怎么办？我说你这个执政理念有问题.就这样吵起来了。”
接着，书记就说了一句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的话：“我不搞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于建嵘说，类似的话书记连讲三次，他终於忍不住火了，嚷了一句：“去你的，谁吃你的？”起身就走；同桌吃饭的政法委书记追出来，于建嵘又说：“去你的，这个人没资格和我吃饭！”拂袖而去。
回到宾馆，于建嵘顺手编了条短信发上微博：“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的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
“一分钟都不到，我就收到民政部一个副司长朋友的短信，告诉我坚决站在我这边，还让我‘此地不宜久留，快速离开！’”这时，于建嵘在微博上的粉丝人数是五万多人。当天，他接到了八家媒体的电话，向他确认消息的真实性；迄今，两百家媒体报道了这则新闻。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成了年度金句。
微博改变民众抗争模式
微博这样的技术革命，会令民众抗议模式有什么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对中国政治有什么样的影响，@于建嵘在试验，学者于建嵘在研究。他观察微博上的社会公共议题如何设置，总结出几大规律：“目标：抗议、赋权；逻辑：有钱人缺德、有权人不公；策略：悲情。屡试不爽。”
他说：“微博这样的技术发展，把政治的封闭性打开了。网络已经不是虚拟意见表达渠道，是新的社会动员方式，是通向公民社会的路。今天的广场政治，并不需要我们都到广场去；网络开始走向街头，政治家也不得不走向网络.但这个公民社会由谁来建立？我不简单希望农民和工人简单地走向街头.中国社会的命运也不简单掌握在几个权力者身上。新科技会提供一条完全不同的改革路径，最有力量的人是掌握资讯技术，并有批评和抗争意识的公民。”
2011年1月21日 - 原文刊于亚洲周刊第二十五卷第五期
2011年1月17日星期一
郭玉闪：公民社会该如何行动？——对许志永调查报告的简单诊断
许志永关于钱云会死亡事件的调查报告，以及他在报告里的普通交通肇事的结论，以及他这份报告造成的公民社会内部的争论，是一件大事，需要反思。
争论是在公民社会内部进行的，反思也应当在公民社会内部开始。
争论从许志永的调查报告开始，反思也应该集中在他的公民调查、观察上。
为什么他报告的结论那么让人难以接受？是他找出的事实不符合大家需要的事实吗？还是他草率粗略的调查方法以及迫不及待的结论？
当前体系下，公民调查又该如何定位？是以找出真相为最高目标吗？还是遵守程序正义原则逼问监督公检法？其实，很多公民社会的朋友们，包括我自己，从各个角度都给出过明确的答案。
莫之许说：调查团那点资源、技术与力量，不足以提供真相，最好不要下结论。
陈有西说：独立公民调查团，只能是知识分子的幻想。公民可以揭露，可以呼吁，真正的调查，必须有公权的依托。
萧瀚说：由于事态的特殊压力，钱案现有的许多证据材料缺乏展示真相所需要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其证明力已大打折扣。可以质疑，可以推断，但和下结论是两码事。建议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在没有有效甄别甚至排除缺乏证明力的证据之前，慎下结论。
冉云飞说：1、没有程序正义的情况下，匆忙下结论要做到自我说服尚且不易，何况说服公众？
2、任何一个调查者都应谨慎、理性的展示其所搜罗的证据，并罗列出不利于自己证据的看法，是非常必须的。尸体未曾看到、摄像头资料看不到，证人无法无碍访问，匆忙做出结论是不审慎的。
仝宗锦说：1、正因为绝对真相只有上帝知道，所以经过质证的证据、正当程序以及独立司法才显得关键。而在这几样都缺失的情形下，竞相得出结论，只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聪明一些罢了
2、我至今依然不相信在政府不愿提供关键证据的情形下可以得出结论，这并非预设立场，也并非不期待共识。得出结论是容易的，甚至运用各自的专业知识得出结论也是容易的。但倘若主要依赖警方愿意提供的证据，同时不能排除众多网上的合理怀疑，那对死去的老村长不公平，对我们希冀的法治理想不负责。
郭玉闪说：1、只有对法治外行，才会动辄以知道真相自居。如真正理解法治，就应该明白，这些案子里比真相更重要的是程序。我们为何不信任官方？因为中国司法体系不独立，我们看不到清晰客观的刑侦过程，看不到官方如何提取以及保全证据，更看不到一个清楚的证据链。公民调查团的作用不是去给出真相，而应是监督程序。
2、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绝对事实是无法寻找到的；但是独立司法程序下，我们可以得到法律事实；所谓法律事实，指有严格证据支撑的事实，所以重点是严格的证据链。司法系统之外的公民调查团、网络民意，最重要作用是监督整个司法体系对证据的提取、保存与采用，而非根据简单观察就宣布知道事实如何。
张大军说：1、公民行动在受到激情和道德理想的推动时，要保持审慎的姿态，把自己当成无所不能的、而且没有道德瑕疵的救世主，本身是非常有问题的。这种高姿态最终会在现实面前碰壁，公民行动本身也会受到质疑，最后是事与愿违。
2、有人说中国的官僚都很蠢，这完全是在不同评价标准下的错觉，按照传统的政治技术和伦理，中国的官越大，政治“智慧”就会越高。从自由开放的立场去看，可能会觉得他很蠢，但如果放到一个专断封闭的环境下观察，就会发现官僚的行为是非常合符逻辑的，也常常是很“高明”的。
这些朋友们的意见，可以用更抽象的但更清晰的语言重新描述一番。
【程序正义是最大的实体正义】
按照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在刑侦阶段，不要说公民观察团，就算辩方律师，都无权接触到证据、也无权收集证据（如发现新线索也只能汇报给警察），甚至连会见当事人都得警察陪同；在刑侦阶段，警察的权力是无限大的。在程序上，这使得一旦警方要制造冤案假案，当事人几乎没有能力抵抗；因为警察既可以选择性的挑选证据或忽略证据，甚至还可以制造假证据。只有刑侦阶段结束后，律师才有阅卷以及检查证据、寻找新证据等些微权利。
所以，在中国，在程序上，公权力居于绝对强势地位，与此相对的，公权力要“法办”的对象，或者犯罪嫌疑人，或者不被讨喜的某个公民，就居于绝对弱势地位；因此，当公民社会成员（也就是与事件本身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介入某个公共事件时，首先要做的，是找到程序上弱势的一方，为其呼吁并保卫程序上的权利，最忌讳的，是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某种实体正义而选择站队。
在中国当下的法律体系，去争取程序正义、维护程序正义，才是最大的实质正义。所以，公民介入公共事件，尤其是一些重大刑事案子，事件本身真相如何并非第一位，程序正义不被公权力破坏才是第一等大事。
【公民观察团与记者的区别】
那么公民调查团该做什么？
既然是公民调查团，与记者当然有区别。记者只需要挖掘、记录、传播信息即可。而公民调查团则应该在每一个环节质疑政府、逼问政府、监督政府，围绕程序正义，让政府在办案程序上不平等的权力再小，再小一些。可以说，记者的重点是信息的忠实揭露，公民调查团的重点应该是落实程序正义。
从这个角度说，此次钱云会事件，公民网络围观团的表现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只是不断的提出疑点要求政府解释。记者的表现也是合格的，因为他们不断的报道出各类信息，不做结论，亦不自我审查。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许志永的公民调查报告是不合格的。既没有在程序正义上逼问政府所示各类证据证人证言；也没有抑制住个人的实体正义冲动，不去下结论。相反，在48小时内，在既没有接触到核心证人、也没有接触到核心证据的情况下，只根据一些间接信息（连证人证言都很难算的上），就给出了“真相”。
而且，在面对公民社会的质疑声音时，许志永的反应方式是愈发坚持自己的“真相”，欣赏自己的“真相”，甚至还发展到对一些优秀记者报道所揭露的信息都随便予以质疑的地步。作为公民社会有影响力的行动者，许志永的这种行为必然会在整体上降低公民社会的公信力与品质。
所以，对许志永公布的调查报告，应该仔细予以分析，但不必对他的人品或者独立性有怀疑，有些朋友在这方面有怀疑，甚至说了一些粗鲁的话，都是批评错了方向，反而会让他更因为不服气进而赌气，去做更多维护报告结论的事情，而不知作为公民，关注事件中程序本身即已足够。
事情就怕掰碎了仔细谈。把许志永报告里的事实部分掰碎了一点点分析，到底哪些他有证据，哪些他就是猜测，实际上他报告的问题和他个人的问题也就都清楚了。
【许志永报告的问题】
简单说，这是一份漏洞百出、粗率之极、完全失真的调查报告，有以下问题：
1、认定事实上根据严重不足，基本靠猜测。
2、下确定性结论时，没排除其他可能性。所以也属猜测。
3、没有明白公民调查团的定位，对官方所公布证据证言不关心、不过问，也不核查与质问。
细读这样一份调查报告，真让人感慨，这份报告完全是奔着“真相”去的，而且还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关于调查本身的一些事实】
许志永的调查报告，是在12月29日下午4点到12月31日下午4点，48个小时间调查出来的。在这期间，官方也于29日晚上10点55分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案件定性以及相关证据。所以在许志永写出调查报告之前，来自官方的信息是清楚的，虽然我们后面会谈到，他几乎没有对这些信息做过分析或者回应：可是，对官方所公布之信息核查、追问来源、验证取得这些信息之程序、提出新疑点等，这恰恰才是公民调查团最应该做的事情。
根据他的报告，调查期间，许志永直接接触过的证人证言以及证据有：20多位村民（包括钱成宇母亲与姐姐），司机费良玉所居住出租房，视频两段（出警视频/村民自拍视频各一段），录音一段（现场钱成宇与交警谈话内容）；许志永间接得到的信息有：王小山团队转述的信息，央视视频。
【许志永报告里认定的事实】
（交通事故的经过）综合各种证据，我们能够还原的基本事实是：司机费良玉25日上午9点38分从湾底村采石厂出发，大约9点45分到达事故现场；钱云会大约9点40分接到一个电话，然后拿着雨伞离开家；司机看见钱云会在正前方，急刹车，钱云会被撞，并向前推移几米，压在车轮下，钱云会的手机和香烟被抛到车后侧；事故发生时钱成宇正从肇事车的前方走过来，他走上前看到村长被压在车下；现场附近躲在车里保护管道施工的一名保安听到了刹车声，另一名保安不顾不准下车的禁令，到跟前看见有人被压在车下，随后他报了警，然后保安队长也报了警；随后越来越多的村民过来。
下面我们来逐字逐句分析许志永所认定的事实，看看他的根据，然后判断他的报告到底有多严谨，是否如他自己多次声称的经过复核等等，所以他才会这么不顾公众质疑，并认为他是坚持说真话才不讨好。
事实一：司机费良玉25日上午9点38分从湾底村采石厂出发，大约9点45分到达事故现场。
此事实真伪的重要性：
如果为真，则“预谋杀人”一说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因为操作性太难，需要在短时间内恰好到现场把人撞死，除非现场先有人控制住钱云会，再通知工程车赶来压人：可这样的谋杀情节太匪夷所思。
所以，如果事实一为真，警察要排除“谋杀”就变得相对简单，只要拿出证据证明此事实。相反，如果警察没有公布此事实，则证明此事实不存在，因为在如此大舆论压力下，警方没有不公布此有利事实的动机。
同时，若事实一不存在，那正好提供给公民们一个追问的方向。究竟案发前肇事车子在哪？何时？
许志永的根据：
在许志永发布的报告里，找不出他得出这个事实的直接根据，但是“9点38分从采石场出发”只能是来自王小山的调查，而“9点45分到达事故现场”只能来自警方信息。换言之，此处的事实，许志永并无“证人证言”支持，更无直接证据支持，他所知的只是来自王小山和警方公开信息。
许志永的问题：
再考察王小山到底说了什么。根据王小山微博，12月30号中午，他与窦含章，在乐清公安局见到了政治部林副主任，接着由林副主任叫人给了他们一张U盘，这张盘里有四段录像：采石场出口处探头，12月25日上午9:00-10:00一段，10:00-11:00一段；华一村村口处探头，12月25日上午9:00-10:00一段，10:00-11:00一段，他们看了其中两端，分别是采石场出口处探头，12月25日上午9:00-10:00一段，以及华一村村口处探头，12月25日上午9:00-10:00一段。
王小山看到了什么？他看到有一辆“与出事现场照片一模一样”的车（假设为车A）在9点38分开从采石场开出来，然后又有一辆“与出事现场照片一模一样” 的车（假设为车B）在上午9:42:09秒从华一村；
该怎么看待这个信息？
如果是记者，只需把这些信息公布出来即可。而如果是公民调查团，显然应该追问的更多。王小山所谓一摸一样，最多只是同一型号、颜色等外观上的直观感受，因为他既没有看到车牌，也没有看到任何特征足以固定住车辆。而且，虽然他在（车A）车厢右侧靠近驾驶室附近，看到一个大大的编号“23”，但在（车B）那就没有看到这个编号，所以即使车辆样式一样，也无法证明这两辆车是同一辆车。另外，我们能看到所有的现场照片里，都找不到现场车辆（假设为车C）车厢右侧有一个大大的编号23，所以更无法断言（车A）、（车B）、（车C）是同一辆车（甚至还可以反证不是一辆车）。
实际上，如果真的（车A）=（车B）=（车C），警方应该能出示更强力的证据，比如从采石场到华一村的这条线路上的其他探头（如下图1网友所制作的地图，这条线路上有不下20个路口，不会都没有录像），在案发时间之前所拍到的车牌号码或者驾驶员头像。但是警方选择没有出示，说明他们要么隐藏，要么也没有更强力的证据。无论哪一条，作为公民调查团，最需要的是留个疑问在此。
（图1 采石场到寨桥村沿途可能有探头的路口（网友编制）。虽然现场探头坏了，可总不能沿路所有探头都坏了吧？）
结合警方新闻发布会的发言措辞，警方也没敢说现场这辆车（车C）是9点38分从采石场出发的。需知，如果警方能证明这一点，肯定会说的，因为如果他们能证明（车C）是在短时间内从采石场开到车祸现场，这对于他们否定谋杀是非常有利的。换句话说，尽管警方有王小山看过的录像，以及其他更多的录像，但是警方并没能出示相关证据以证明（车C）的行车路线。
但是警方很高明，警方选择性的出示了几段录像给网友王小山，然后王小山说“一摸一样”，接着在许志永从王小山那间接得知此信息后，许志永跟着说“司机费良玉25日上午9点38分从湾底村采石厂出发”，于是，警方不敢说的话，被公民观察团说了；警方不敢公开确认的信息，被公民观察团的许志永确认并四处传播了。
如果我们连（车A）=（车B）=（车C）无法确定，那许志永又是如何认定车里司机是费良玉的呢？
在许志永的报告里没有任何交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王小山看过录像后，还只是说（车A）（车B）（车C）“一摸一样”，而许志永在报告里却已经是这样转述了“公安机关允许他们看了肇事车行驶的录像，有两个摄像机记录了肇事车辆行驶路线，确实不是停靠旁边，而是事发几分钟前从采石场出发的”；也就是说，当信息从王小山传递到许志永时，他已经在脑子里直接加工为：（车A）=（车B）=（车C），也就是，警方给王小山看的录像，就是肇事车的录像。
这样的结论，警方敢说吗？
这样的结论，王小山敢说吗？
警方肯定不敢，王小山有倾向，但只敢放在肚子里说。只有许志永敢。
如果拿记者的标准来衡量，许志永肯定不合格，因为记者只能挖掘相关信息、忠实记录信息，而许志永本人没有挖掘信息，大张旗鼓传播的又是自己臆想推测并加工的信息；如果拿公民调查团的标准来衡量，那更是不合格。公民调查团应该做的事情，是追问、逼问、拷问；追问信息来源，逼问证据，拷问警方取得证据的程序等等。
比如王小山的信息，作为公民调查团，应该追问，这是原始录像吗？有全部线路录像吗？能确认车辆为肇事车辆吗？如果都不能确定，有否任何证据可以确定肇事车辆事发之前的行车状态？等等。即使由于刑侦阶段警方不能随意公布证据，至少可以有一些直接答案啊。
但是王小山没问，不过他也没有下结论。许志永没问，也没想过要问，只是加工了王小山的信息，然后直接作为确定的事实。
关于“事实一”我们的结论：
几乎没有一点可能性可以确定事实一，事实一乃许志永的主观臆测。
我们能确定的是，
一，许志永本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或者证人证言支持事实一；
二，许志永加工了王小山的信息；
三，许志永传播了警方都不敢确认但肯定希望的信息。
事实二：钱云会大约9点40分接到一个电话，然后拿着雨伞离开家；司机看见钱云会在正前方，急刹车，钱云会被撞，并向前推移几米，压在车轮下，钱云会的手机和香烟被抛到车后侧；
此事实真伪的重要性
此事实中包括了两个重要细节，一，钱云会最后一个电话时间，二，钱云会被碾死的现场还原。
若钱云会最后电话时间为9点40分，那么他出现在案发现场的时间必然在9点40分之后。结合前面他认定的事实一，确实我们只能得出这是一起“交通肇事”。
现场还原，是认定谋杀与否最重要环节，现场还原至少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能被固定的证据，二，非常强的刑侦分析技术；如果现场还原为真，比如急刹车细节的存在，则车祸之说或“司机费良玉非预谋杀害钱云会”之说当然成立。
许志永的根据：
无论是钱云会“9点40分的最后电话时间”，还是复原现场的依据，许志永在公布的报告没有任何交代。有些细节，比如“司机看见钱云会在正前方，急刹车”，只能来自央视对费良玉的采访。所以，许志永的根据，部分来自央视，其余则可暂视为“未知”。
许志永的问题：
关于最后一个电话的时间，在媒体报道里至少有4种说法：8点前， 8点半，9点，9点20分。许志永提供了一个媒体从未报道过的时间：9点40分。
这个时间与官方的认定也不同。官方在29号晚上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在介绍案情侦查情况时，有三个时间点说的非常明确：一，钱成宇9点40分从家里打着雨伞出门，然后在虹南路口朝南岳方向看到车左侧逆行压人整个过程，这个事实警方表示是经过对钱成宇测谎后确定的；二，第一个报警电话时间是9点45分46秒，第三，交警到达现场时间为9点54分。
可见，如果许志永时间属实，那么钱成宇与钱云会几乎同一时间出门，但在5分钟不到的时间里，钱云会走在钱成宇前面，并且横穿马路的过程还没被钱成宇看到，钱成宇只见到车辆逆行过来，等他走近车辆时才发现钱云会被压在车底并且已死亡。但是如此的话，那么钱云会行走速度与死亡速度都异乎寻常的快。
鉴于此情况太过异常，又鉴于许志永公布报告时间是12月31日晚7点，而官方新闻发布会的时间是29日晚10点，为什么许志永在给出最后一个电话时间为“9点40分”细节的同时又未予任何解释呢？
存在以下数种可能：
第一，他仔细推究过官方所公布案发时间，并最终依然认为他的细节是准确的，因为有可靠依据。那么他为什么不公布他的信息来源并解释？这么一个重要案子，这么重要的细节，此种可能性极小。
第二，他没有推究过官方公布时间点（也可视为他认为官方不可信），并最终依然认为他的细节是准确的，因为有可靠依据。那么为什么不公布证据呢？这么重要的案子，如果他的依据是可靠的，公布依据本身就是重大的公民行动，此种可能性亦极小。
换言之，只要他有可靠证据支持这个细节，不公布来源是不可能的。
第三，他既没有推究官方公布时间点，也没有重要可靠根据支持9点40分最后一个电话的时间点，他只是在访谈村民中偶尔听到这个说法，根据他对司机的感觉、根据他臆想的肇事车从采石场一路开到现场的“事实一”，所以他主观的认定了这个细节。
显然，这第三种可能性最大。
再看现场还原的细节。
现场还原细节，网民评论无数，有些分析甚至非常的专业。而警方在发布会上也给出了一些现场勘查的照片与分析。
许志永对现场复原的前半部分描述，“司机看见钱云会在正前方，急刹车”，这出自司机自己在央视的交代，许志永采纳了。会采纳的理由，从他的报告里可以了解，他去司机家，“他和妻子同住，妻子即将生孩子，桌上放着《金刚经、心经》、《学做好人》等佛教书籍，这和央视采访他的气质相符…基本判定他不是被雇佣杀人。” 他甚至连警方的办案结论都懒的引用，直接用“妻子即将生孩子”+”“佛教书籍”+“气质”就判定他没有动机杀人。
请问，警方敢这样排查吗？在对司机做个人及家庭背景调查、司机与死者关系背景调查前？
不敢。警方绝不敢。但是许志永敢。
难道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在妻子怀孕时当过杀人犯的丈夫？
难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教爱好者杀过人？或者没有出家人杀过人？
不管这些答案如何，反正许志永相信了司机，凭着良心相信了，无需论证，也无需交代。
再看他对现场描述的其他部分“并向前推移几米，压在车轮下”，这个细节他完全没有论证，既无证言，也无证据，更无技术分析。从人们对这些细节的热议程度，可以看出这个细节之重要。
在什么样的正常交通肇事场景里，七米长、载货35.020吨的大货车以什么样的速度，在撞上人之后不把人撞飞还会把人卷入车轮？为什么钱云会被大货车撞之后会“往前推移几米”然后“压在车轮下”？
如果交通肇事为真的话，这一切应该有合理解释。但是必须有技术分析支持，有证据（不是证言）支持。如果不能合理解释，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交通肇事”理论的成立。
所以，这个细节之重要，与许志永描述之简略，构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而且因为他没有交代他对这一细节描述的任何支持，那我们只能论断说：其实许志永并无证据支持，也无详细技术分析，他所有的无非是他的一种猜测而已。
关于“事实二”我们的结论：
除了司机费良玉的证言，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以及其他证言支持这个事实，所以几乎无法确定事实二。我们能确定的：
1、最后一个电话时间，是许志永的臆测与采纳不知何处的证言一起形成的细节。
2、许志永无背景排查的情况下主观选择了相信费良玉，这也是一种臆测。
3、许志永臆测了现场案发情况。
事实三：事故发生时钱成宇正从肇事车的前方走过来，他走上前看到村长被压在车下；现场附近躲在车里保护管道施工的一名保安听到了刹车声，另一名保安不顾不准下车的禁令，到跟前看见有人被压在车下，随后他报了警，然后保安队长也报了警；随后越来越多的村民过来。
此事实真伪的重要性
此事实极重要，因为涉及到第一目击证人钱成宇是否当场见到谋杀，并涉及到现场有哪些其他目击证人的判断。
如果此描述事实为真，那许志永必然已确定排除了其他目击证人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许志永并未做过排除其他目击证人的工作，那此事实并无可靠性，也就意味着交通肇事之外的可能性永远存在。
许志永的根据：
关于两个保安的描述，许志永本人并无直接接触任何保安，按照他在调查报告里的说法，“一名保安听到了刹车声，另一名保安不顾不准下车的禁令，到跟前看见有人被压在车下，随后他报了警，然后保安队长也报了警”，这段信息只能来自王小山的转述。
“钱成宇正从肇事车的前方走过来，他走上前看到村长被压在车下”，依据许志永在报告描述的调查过程，他的信息来源于，一，钱成宇姐姐的证言，二，钱成宇对交警说话的录音。另外，排除现场其他目击证人的努力，许志永说“我们寻访了很多村民，但经过核实，除了钱成宇之外我们没有找到别的目击证人”，显见他无直接证据支持，只有一些村民证言。
所以，许志永支持此事实的根据：王小山，钱成宇姐姐转述的钱成宇的现场描述，根据录像对钱成宇现场描述做修正，部分村民证言。
许志永的问题：
事实三最能反映出许志永在调查上的问题，主观、草率、简单、粗疏、任意以及违背公民调查的底线。
首先，虽然许志永的调查（30号与31号）在官方新闻发布会时间（29号晚）之后，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留意官方已经公布了哪些核心证据与核心情节，体现在：
1、他的调查报告没有任何对官方公布信息的核查；从而有针对性的核查；更没有发挥公民调查团的作用：核查政府所据，监督其程序合法性。
2、钱成宇是第一目击证人，这是官方在29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说的，并同时提供了经过测谎后的钱成宇的现场描述，但是他在调查报告里却说这是“事件的网络传言”；
3、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还提到第二目击证人黄迪燕，并宣布说她是被人教唆的；这么重大的信息，至少应该核实吧？就算不公布如何排除其他目击证人存在，至少这第二目击证人需要好好核对一次。
不交代如何排除黄迪燕是目击证人，是巨大的硬伤。如果官方说的许志永都认同，甚至比官方还不屑，连提及不提及，那许志永的公民调查团去乐清干吗？所以，在排除目击证人上，很难相信许志永真做了多少认真的调查工作；而且，最重要的，即使他认真做了调查，也无法排除“有潜在目击证人”的可能性。
道理很简单：
第一，就算你找了一亿只白天鹅，也无法证明天鹅都是白的，因为只要有一只黑天鹅，就可以证伪。
第二，因数个村民被抓，寨桥村陷入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些目击证人比较谨慎，完全有可能选择保持沉默。许志永不过花了30日大半天的时间，走访了不到三十个村民，又如何能得出肯定结论，说没有其他目击证人存在？
基本上可以认为，在排查目击证人方面，许志永的表现违背了公民调查最基本之底线。一方面，对官方信息之疑点不闻不问，另一方面，只根据极有限的村民证言，就直接断定除钱成宇外无第二个目击证人。
不客气的说，一家成熟报社派出的实习记者都不敢这么做。许志永怎么就敢呢？
其次，我们再来说说关于钱成宇的目击证言。这是最早引发舆论关注的爆发点。最早的传言，都说钱成宇看到有几个人按着村长，然后工程车过来把村长压死。所以他的目击证言确切与否，是钱云会事件的核心。
官方显然高度重视这一点。不仅迅速把钱成宇带走控制起来，而且还否定了之前的传言，并给出了官方版本的钱成宇证言；但是这么重大的细节，公民调查当然首先应该反复斟酌官方证言，并推敲程序等方面的疑点，甚至应该设法找出其他目击证人等来检验官方。
可是，再一次，许志永对官方信息不闻不问不回应，只是一门心思要自己找出“真相”来。而且，用的方法极不专业。
1、他没有见到钱成宇本人；
2、他从钱成宇姐姐处听到转述的钱成宇信息。而且，他从钱成宇姐姐的“不在意”等模糊词汇，就推断出“钱成宇可能并不是第一目击证人”。
这个臆测糊涂之极，也极无逻辑。一方面，他没有对钱成宇姐姐证言做核实，也没有找到其他可以支持钱成宇姐姐的证言，另一方面，他就得出结论钱成宇不是第一目击证人。那钱成宇到底是第几个目击证人？还是钱成宇就已经不是目击证人了？
如果是前者，那就与他 “无其他目击证人”的判断矛盾。如果是后者，那钱成宇不是目击证人，他所看到的一切（无论是谋杀与否）都是假证言。也就是说，无论是此前社会流传的“钱成宇看到谋杀现场”的传言，还是后来官方出面拿出的有测谎支持的“钱成宇在现场看到车祸但未见到谋杀”的证言，都是假的。因为钱成宇不是目击证人。
要么许志永根本不懂逻辑，要么他就是在臆想胡猜测。
3、他否定钱成宇最早谋杀传言的是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是村民录的钱成宇现场与交警的交谈内容，这段录音他没有交代细节，但是结合媒体报道，只能是上午10:42分村民录的一段1分47秒长的录音。这时距离事发已经一个小时，距离交警到现场也已经近50分钟。
可是许志永在报告里说，根据这段录音，就可以确认钱成宇第一时间跟交警说了什么。原来可靠的证言是这么容易取得的？根据事发后一个小时的录音，就能往斩钉截铁的说，这是钱成宇第一时间说的话？就算真凑巧是第一时间说的，那就一定是最最可靠的证言？钱成宇还活着啊，不需要排查核实吗？
警方敢这么证实证言的可靠性吗？
不敢，他们至少还搞了一个测谎。
可许志永敢。
更别说由于方言原因，对这段录音的翻译存有歧义。也就是说，即使这段录音真能被采纳为证人证言（当然，在证人钱成宇好健在的情况下，任何正常的法治社会都不敢把这段录音当做证言），那也至少得对录音本身的翻译做一个基本靠谱的核查吧？
许志永做了吗？
他后来在一虎一席谈里，把他“反复追问”同一个村民的方法当做一种严谨的方法来介绍。可是，艾未未后来动员了十几个志愿者，几十次校对翻译，最后还出来三个翻译版本。
在所有这些核实工作没做之前，就得出一个“真相”，这只能是许志永的臆想与猜测。
再其次，关于两个保安在现场的细节。
在这个细节上，许志永直接转引了王小山的调查，也就是王小山与保安公司安排的六个保安（四个保安，一个经理，一个队长）交谈得来的信息，严格说，这只能算采访，连证言都算不上。
因为没有经过质询，没有其他旁证，也没有直接的物证，而保安之间又是利害关系，相互之间支持彼此言语实属正常。许志永若要采用以支持自己结论，至少要做最基本的事实认定。
可是，他什么都没做。
他甚至连把王小山的调查信息与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做对比的基本功夫都没做。再一次，显露出他对官方信息不闻不问不理睬的态度，从这个细节让人又一次感觉到，许志永确实是为了自己的“真相”而去的。与公民调查团毫无关联。哪怕他盯着这样的旗号。
确实，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提到郑姓保安下车听到刹车声，隐约见到车压人，然后回他们的巡逻车，后又一个张姓保安下车，到肇事车处查看出事现场等。这些信息都与王小山的信息大体一致，除了报警记录，按照王小山的信息，保安队长以及一个蔡姓保安报了110，但警方对此没有交代，反而特地提起张姓保安当时在查看肇事车的同时即已报警。警方还说，他们的信息都有记录等证据支持。
既然是公民调查团，哪怕还无法直接要到警方所拥有证据（刑侦阶段证据公安可以不公开），那至少张姓保安王小山接触到了呀。让他当场把手机拿出来，核对下他拨打记录，这样简单的核实总可以吧？因为张姓保安报警时，村民尚未围上来，而且交警也未到，那他的报警时间显然只能在9点45分到9点54分之间。
如果核实不对，则保安所有证词必须质疑。
还有一些方法也是能想到的。王小山提到，“事发现场，共有80-100名保安”，作为公民调查团，有质疑官方证据之义务，那么设法去找到当时现场其他保安，或许能得出更真实的细节？如果连其他保安都被干扰寻找不到，只能在规定的地方与规定的几个保安聊，然后还信以为真，那就真成了李承鹏说的双规调查团了。
这些普通人都能想到的，许志永这个有多年经验的公民居然没想到。
在现场保安细节上，他只是非常简单的、在没有任何证人证言的情况下，他就把王小山之采访信息当做事实使用。
王小山自己敢这么干吗？不敢，因为他说了，他去不是去做结论的。但是，他至少还接触到了这几个保安，作为公民，他是有贡献的。
警方敢这么草率的单根据传言就认定事实吗？
肯定不敢，所以警方对这些保安都做了测谎。
为什么许志永他就敢呢？
关于“事实三”我们的结论
对于此事实，许志永没有任何证据或者证言，此事实描述，全系他的臆测。我们能确定的是：
1、排查其他目击证人存在，许志永靠的是传言；
2、钱成宇现场目击到了什么，许志永靠的是间接信息做的主观臆测；
3、保安在现场的细节，他靠的是来自王小山的间接信息，全都未经核实；
4、官方公布的现场信息，他没有任何质疑、回应。
【我们的总结论】
一言以蔽之，许志永的调查报告，就是糊涂官判糊涂案。
何况他还不是官，他是公民，本应该去紧盯住公权，去核实公安部门所给出的证据、证言。这些公民本分的事情，他一样都没有做。
从他的报告里，我们能看到的是，他到了寨桥村，听了一些村民的言论，又从王小山那听了一些信息，听了段录音，看了些录像；所有这些信息，都没有经过严格核实，然后加上大量的猜测，就得出自己的真相版本。整个调查过程，漏洞百出。
无论在受到公众异议时，他表现的多么悲壮，甚至表态说，“一个人因为说真话就要危机，那就危机去吧”，都无法掩盖他这份报告的致命缺陷：事实是，他的报告只有他一个人的“真相”。
他回应批评时，还说道：有的人不是要事实，而只是想要自己臆想的事实，当事实和自己的臆想不符，要么看不见，要么看也不看就开骂了。
其实他自己最该用这话来反省，为什么当刘建锋的报道，一份更扎实的、更具有公民精神的报道出来后，他会用比质疑官方还要大的多的劲头去质疑、甚至攻击呢？
实际上，他的公民调查，没有对政府证据证言做过一次质疑与拷问，这样的调查，从记者的角度看都不过关，遑论公民调查？
【公民社会应该做什么】
坚持程序正义就好了。
公共事件发生，去逼问，去追问，去质问，去围观….但请别下结论。
和其他过去的公共事件一样，一旦我们幻想能在钱云会案里能直接发现“真相”，就掉入了一个人的“真相”之中，掉入了罗生门。其实，无论正常的法治社会，或中国这样的法治极其落后的国度，没有程序正义，我们能对谁做审判、做惩罚？
所以，许志永这份调查报告恰好是一个机会，让公民社会所有活动家们都停下好好想想，我们究竟应该做什么？
许志永也不必有受挫感，既然一直是对自己有所要求的，那不妨对自己要求再高一些，在接下来的公民行动中，真的能像公民一样行动。 也不必对来自公民社会其他公民的猛烈批评过于抗拒、甚至敌对。这是成为公共人物的第一步，接受大家的挑剔与批评。否则，杜鲁门不说了嘛，受不了热，就滚出厨房。
我相信你和我一样，我们都不会就这么滚出厨房，我们还是都老老实实的继续待下去，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公民。
郭玉闪
2011年1月17日
http://blog.caing.com/article/13816/
争论是在公民社会内部进行的，反思也应当在公民社会内部开始。
争论从许志永的调查报告开始，反思也应该集中在他的公民调查、观察上。
为什么他报告的结论那么让人难以接受？是他找出的事实不符合大家需要的事实吗？还是他草率粗略的调查方法以及迫不及待的结论？
当前体系下，公民调查又该如何定位？是以找出真相为最高目标吗？还是遵守程序正义原则逼问监督公检法？其实，很多公民社会的朋友们，包括我自己，从各个角度都给出过明确的答案。
莫之许说：调查团那点资源、技术与力量，不足以提供真相，最好不要下结论。
陈有西说：独立公民调查团，只能是知识分子的幻想。公民可以揭露，可以呼吁，真正的调查，必须有公权的依托。
萧瀚说：由于事态的特殊压力，钱案现有的许多证据材料缺乏展示真相所需要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其证明力已大打折扣。可以质疑，可以推断，但和下结论是两码事。建议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在没有有效甄别甚至排除缺乏证明力的证据之前，慎下结论。
冉云飞说：1、没有程序正义的情况下，匆忙下结论要做到自我说服尚且不易，何况说服公众？
2、任何一个调查者都应谨慎、理性的展示其所搜罗的证据，并罗列出不利于自己证据的看法，是非常必须的。尸体未曾看到、摄像头资料看不到，证人无法无碍访问，匆忙做出结论是不审慎的。
仝宗锦说：1、正因为绝对真相只有上帝知道，所以经过质证的证据、正当程序以及独立司法才显得关键。而在这几样都缺失的情形下，竞相得出结论，只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聪明一些罢了
2、我至今依然不相信在政府不愿提供关键证据的情形下可以得出结论，这并非预设立场，也并非不期待共识。得出结论是容易的，甚至运用各自的专业知识得出结论也是容易的。但倘若主要依赖警方愿意提供的证据，同时不能排除众多网上的合理怀疑，那对死去的老村长不公平，对我们希冀的法治理想不负责。
郭玉闪说：1、只有对法治外行，才会动辄以知道真相自居。如真正理解法治，就应该明白，这些案子里比真相更重要的是程序。我们为何不信任官方？因为中国司法体系不独立，我们看不到清晰客观的刑侦过程，看不到官方如何提取以及保全证据，更看不到一个清楚的证据链。公民调查团的作用不是去给出真相，而应是监督程序。
2、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绝对事实是无法寻找到的；但是独立司法程序下，我们可以得到法律事实；所谓法律事实，指有严格证据支撑的事实，所以重点是严格的证据链。司法系统之外的公民调查团、网络民意，最重要作用是监督整个司法体系对证据的提取、保存与采用，而非根据简单观察就宣布知道事实如何。
张大军说：1、公民行动在受到激情和道德理想的推动时，要保持审慎的姿态，把自己当成无所不能的、而且没有道德瑕疵的救世主，本身是非常有问题的。这种高姿态最终会在现实面前碰壁，公民行动本身也会受到质疑，最后是事与愿违。
2、有人说中国的官僚都很蠢，这完全是在不同评价标准下的错觉，按照传统的政治技术和伦理，中国的官越大，政治“智慧”就会越高。从自由开放的立场去看，可能会觉得他很蠢，但如果放到一个专断封闭的环境下观察，就会发现官僚的行为是非常合符逻辑的，也常常是很“高明”的。
这些朋友们的意见，可以用更抽象的但更清晰的语言重新描述一番。
【程序正义是最大的实体正义】
按照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在刑侦阶段，不要说公民观察团，就算辩方律师，都无权接触到证据、也无权收集证据（如发现新线索也只能汇报给警察），甚至连会见当事人都得警察陪同；在刑侦阶段，警察的权力是无限大的。在程序上，这使得一旦警方要制造冤案假案，当事人几乎没有能力抵抗；因为警察既可以选择性的挑选证据或忽略证据，甚至还可以制造假证据。只有刑侦阶段结束后，律师才有阅卷以及检查证据、寻找新证据等些微权利。
所以，在中国，在程序上，公权力居于绝对强势地位，与此相对的，公权力要“法办”的对象，或者犯罪嫌疑人，或者不被讨喜的某个公民，就居于绝对弱势地位；因此，当公民社会成员（也就是与事件本身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介入某个公共事件时，首先要做的，是找到程序上弱势的一方，为其呼吁并保卫程序上的权利，最忌讳的，是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某种实体正义而选择站队。
在中国当下的法律体系，去争取程序正义、维护程序正义，才是最大的实质正义。所以，公民介入公共事件，尤其是一些重大刑事案子，事件本身真相如何并非第一位，程序正义不被公权力破坏才是第一等大事。
【公民观察团与记者的区别】
那么公民调查团该做什么？
既然是公民调查团，与记者当然有区别。记者只需要挖掘、记录、传播信息即可。而公民调查团则应该在每一个环节质疑政府、逼问政府、监督政府，围绕程序正义，让政府在办案程序上不平等的权力再小，再小一些。可以说，记者的重点是信息的忠实揭露，公民调查团的重点应该是落实程序正义。
从这个角度说，此次钱云会事件，公民网络围观团的表现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只是不断的提出疑点要求政府解释。记者的表现也是合格的，因为他们不断的报道出各类信息，不做结论，亦不自我审查。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许志永的公民调查报告是不合格的。既没有在程序正义上逼问政府所示各类证据证人证言；也没有抑制住个人的实体正义冲动，不去下结论。相反，在48小时内，在既没有接触到核心证人、也没有接触到核心证据的情况下，只根据一些间接信息（连证人证言都很难算的上），就给出了“真相”。
而且，在面对公民社会的质疑声音时，许志永的反应方式是愈发坚持自己的“真相”，欣赏自己的“真相”，甚至还发展到对一些优秀记者报道所揭露的信息都随便予以质疑的地步。作为公民社会有影响力的行动者，许志永的这种行为必然会在整体上降低公民社会的公信力与品质。
所以，对许志永公布的调查报告，应该仔细予以分析，但不必对他的人品或者独立性有怀疑，有些朋友在这方面有怀疑，甚至说了一些粗鲁的话，都是批评错了方向，反而会让他更因为不服气进而赌气，去做更多维护报告结论的事情，而不知作为公民，关注事件中程序本身即已足够。
事情就怕掰碎了仔细谈。把许志永报告里的事实部分掰碎了一点点分析，到底哪些他有证据，哪些他就是猜测，实际上他报告的问题和他个人的问题也就都清楚了。
【许志永报告的问题】
简单说，这是一份漏洞百出、粗率之极、完全失真的调查报告，有以下问题：
1、认定事实上根据严重不足，基本靠猜测。
2、下确定性结论时，没排除其他可能性。所以也属猜测。
3、没有明白公民调查团的定位，对官方所公布证据证言不关心、不过问，也不核查与质问。
细读这样一份调查报告，真让人感慨，这份报告完全是奔着“真相”去的，而且还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关于调查本身的一些事实】
许志永的调查报告，是在12月29日下午4点到12月31日下午4点，48个小时间调查出来的。在这期间，官方也于29日晚上10点55分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案件定性以及相关证据。所以在许志永写出调查报告之前，来自官方的信息是清楚的，虽然我们后面会谈到，他几乎没有对这些信息做过分析或者回应：可是，对官方所公布之信息核查、追问来源、验证取得这些信息之程序、提出新疑点等，这恰恰才是公民调查团最应该做的事情。
根据他的报告，调查期间，许志永直接接触过的证人证言以及证据有：20多位村民（包括钱成宇母亲与姐姐），司机费良玉所居住出租房，视频两段（出警视频/村民自拍视频各一段），录音一段（现场钱成宇与交警谈话内容）；许志永间接得到的信息有：王小山团队转述的信息，央视视频。
【许志永报告里认定的事实】
（交通事故的经过）综合各种证据，我们能够还原的基本事实是：司机费良玉25日上午9点38分从湾底村采石厂出发，大约9点45分到达事故现场；钱云会大约9点40分接到一个电话，然后拿着雨伞离开家；司机看见钱云会在正前方，急刹车，钱云会被撞，并向前推移几米，压在车轮下，钱云会的手机和香烟被抛到车后侧；事故发生时钱成宇正从肇事车的前方走过来，他走上前看到村长被压在车下；现场附近躲在车里保护管道施工的一名保安听到了刹车声，另一名保安不顾不准下车的禁令，到跟前看见有人被压在车下，随后他报了警，然后保安队长也报了警；随后越来越多的村民过来。
下面我们来逐字逐句分析许志永所认定的事实，看看他的根据，然后判断他的报告到底有多严谨，是否如他自己多次声称的经过复核等等，所以他才会这么不顾公众质疑，并认为他是坚持说真话才不讨好。
事实一：司机费良玉25日上午9点38分从湾底村采石厂出发，大约9点45分到达事故现场。
此事实真伪的重要性：
如果为真，则“预谋杀人”一说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因为操作性太难，需要在短时间内恰好到现场把人撞死，除非现场先有人控制住钱云会，再通知工程车赶来压人：可这样的谋杀情节太匪夷所思。
所以，如果事实一为真，警察要排除“谋杀”就变得相对简单，只要拿出证据证明此事实。相反，如果警察没有公布此事实，则证明此事实不存在，因为在如此大舆论压力下，警方没有不公布此有利事实的动机。
同时，若事实一不存在，那正好提供给公民们一个追问的方向。究竟案发前肇事车子在哪？何时？
许志永的根据：
在许志永发布的报告里，找不出他得出这个事实的直接根据，但是“9点38分从采石场出发”只能是来自王小山的调查，而“9点45分到达事故现场”只能来自警方信息。换言之，此处的事实，许志永并无“证人证言”支持，更无直接证据支持，他所知的只是来自王小山和警方公开信息。
许志永的问题：
再考察王小山到底说了什么。根据王小山微博，12月30号中午，他与窦含章，在乐清公安局见到了政治部林副主任，接着由林副主任叫人给了他们一张U盘，这张盘里有四段录像：采石场出口处探头，12月25日上午9:00-10:00一段，10:00-11:00一段；华一村村口处探头，12月25日上午9:00-10:00一段，10:00-11:00一段，他们看了其中两端，分别是采石场出口处探头，12月25日上午9:00-10:00一段，以及华一村村口处探头，12月25日上午9:00-10:00一段。
王小山看到了什么？他看到有一辆“与出事现场照片一模一样”的车（假设为车A）在9点38分开从采石场开出来，然后又有一辆“与出事现场照片一模一样” 的车（假设为车B）在上午9:42:09秒从华一村；
该怎么看待这个信息？
如果是记者，只需把这些信息公布出来即可。而如果是公民调查团，显然应该追问的更多。王小山所谓一摸一样，最多只是同一型号、颜色等外观上的直观感受，因为他既没有看到车牌，也没有看到任何特征足以固定住车辆。而且，虽然他在（车A）车厢右侧靠近驾驶室附近，看到一个大大的编号“23”，但在（车B）那就没有看到这个编号，所以即使车辆样式一样，也无法证明这两辆车是同一辆车。另外，我们能看到所有的现场照片里，都找不到现场车辆（假设为车C）车厢右侧有一个大大的编号23，所以更无法断言（车A）、（车B）、（车C）是同一辆车（甚至还可以反证不是一辆车）。
实际上，如果真的（车A）=（车B）=（车C），警方应该能出示更强力的证据，比如从采石场到华一村的这条线路上的其他探头（如下图1网友所制作的地图，这条线路上有不下20个路口，不会都没有录像），在案发时间之前所拍到的车牌号码或者驾驶员头像。但是警方选择没有出示，说明他们要么隐藏，要么也没有更强力的证据。无论哪一条，作为公民调查团，最需要的是留个疑问在此。
（图1 采石场到寨桥村沿途可能有探头的路口（网友编制）。虽然现场探头坏了，可总不能沿路所有探头都坏了吧？）
结合警方新闻发布会的发言措辞，警方也没敢说现场这辆车（车C）是9点38分从采石场出发的。需知，如果警方能证明这一点，肯定会说的，因为如果他们能证明（车C）是在短时间内从采石场开到车祸现场，这对于他们否定谋杀是非常有利的。换句话说，尽管警方有王小山看过的录像，以及其他更多的录像，但是警方并没能出示相关证据以证明（车C）的行车路线。
但是警方很高明，警方选择性的出示了几段录像给网友王小山，然后王小山说“一摸一样”，接着在许志永从王小山那间接得知此信息后，许志永跟着说“司机费良玉25日上午9点38分从湾底村采石厂出发”，于是，警方不敢说的话，被公民观察团说了；警方不敢公开确认的信息，被公民观察团的许志永确认并四处传播了。
如果我们连（车A）=（车B）=（车C）无法确定，那许志永又是如何认定车里司机是费良玉的呢？
在许志永的报告里没有任何交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王小山看过录像后，还只是说（车A）（车B）（车C）“一摸一样”，而许志永在报告里却已经是这样转述了“公安机关允许他们看了肇事车行驶的录像，有两个摄像机记录了肇事车辆行驶路线，确实不是停靠旁边，而是事发几分钟前从采石场出发的”；也就是说，当信息从王小山传递到许志永时，他已经在脑子里直接加工为：（车A）=（车B）=（车C），也就是，警方给王小山看的录像，就是肇事车的录像。
这样的结论，警方敢说吗？
这样的结论，王小山敢说吗？
警方肯定不敢，王小山有倾向，但只敢放在肚子里说。只有许志永敢。
如果拿记者的标准来衡量，许志永肯定不合格，因为记者只能挖掘相关信息、忠实记录信息，而许志永本人没有挖掘信息，大张旗鼓传播的又是自己臆想推测并加工的信息；如果拿公民调查团的标准来衡量，那更是不合格。公民调查团应该做的事情，是追问、逼问、拷问；追问信息来源，逼问证据，拷问警方取得证据的程序等等。
比如王小山的信息，作为公民调查团，应该追问，这是原始录像吗？有全部线路录像吗？能确认车辆为肇事车辆吗？如果都不能确定，有否任何证据可以确定肇事车辆事发之前的行车状态？等等。即使由于刑侦阶段警方不能随意公布证据，至少可以有一些直接答案啊。
但是王小山没问，不过他也没有下结论。许志永没问，也没想过要问，只是加工了王小山的信息，然后直接作为确定的事实。
关于“事实一”我们的结论：
几乎没有一点可能性可以确定事实一，事实一乃许志永的主观臆测。
我们能确定的是，
一，许志永本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或者证人证言支持事实一；
二，许志永加工了王小山的信息；
三，许志永传播了警方都不敢确认但肯定希望的信息。
事实二：钱云会大约9点40分接到一个电话，然后拿着雨伞离开家；司机看见钱云会在正前方，急刹车，钱云会被撞，并向前推移几米，压在车轮下，钱云会的手机和香烟被抛到车后侧；
此事实真伪的重要性
此事实中包括了两个重要细节，一，钱云会最后一个电话时间，二，钱云会被碾死的现场还原。
若钱云会最后电话时间为9点40分，那么他出现在案发现场的时间必然在9点40分之后。结合前面他认定的事实一，确实我们只能得出这是一起“交通肇事”。
现场还原，是认定谋杀与否最重要环节，现场还原至少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能被固定的证据，二，非常强的刑侦分析技术；如果现场还原为真，比如急刹车细节的存在，则车祸之说或“司机费良玉非预谋杀害钱云会”之说当然成立。
许志永的根据：
无论是钱云会“9点40分的最后电话时间”，还是复原现场的依据，许志永在公布的报告没有任何交代。有些细节，比如“司机看见钱云会在正前方，急刹车”，只能来自央视对费良玉的采访。所以，许志永的根据，部分来自央视，其余则可暂视为“未知”。
许志永的问题：
关于最后一个电话的时间，在媒体报道里至少有4种说法：8点前， 8点半，9点，9点20分。许志永提供了一个媒体从未报道过的时间：9点40分。
这个时间与官方的认定也不同。官方在29号晚上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在介绍案情侦查情况时，有三个时间点说的非常明确：一，钱成宇9点40分从家里打着雨伞出门，然后在虹南路口朝南岳方向看到车左侧逆行压人整个过程，这个事实警方表示是经过对钱成宇测谎后确定的；二，第一个报警电话时间是9点45分46秒，第三，交警到达现场时间为9点54分。
可见，如果许志永时间属实，那么钱成宇与钱云会几乎同一时间出门，但在5分钟不到的时间里，钱云会走在钱成宇前面，并且横穿马路的过程还没被钱成宇看到，钱成宇只见到车辆逆行过来，等他走近车辆时才发现钱云会被压在车底并且已死亡。但是如此的话，那么钱云会行走速度与死亡速度都异乎寻常的快。
鉴于此情况太过异常，又鉴于许志永公布报告时间是12月31日晚7点，而官方新闻发布会的时间是29日晚10点，为什么许志永在给出最后一个电话时间为“9点40分”细节的同时又未予任何解释呢？
存在以下数种可能：
第一，他仔细推究过官方所公布案发时间，并最终依然认为他的细节是准确的，因为有可靠依据。那么他为什么不公布他的信息来源并解释？这么一个重要案子，这么重要的细节，此种可能性极小。
第二，他没有推究过官方公布时间点（也可视为他认为官方不可信），并最终依然认为他的细节是准确的，因为有可靠依据。那么为什么不公布证据呢？这么重要的案子，如果他的依据是可靠的，公布依据本身就是重大的公民行动，此种可能性亦极小。
换言之，只要他有可靠证据支持这个细节，不公布来源是不可能的。
第三，他既没有推究官方公布时间点，也没有重要可靠根据支持9点40分最后一个电话的时间点，他只是在访谈村民中偶尔听到这个说法，根据他对司机的感觉、根据他臆想的肇事车从采石场一路开到现场的“事实一”，所以他主观的认定了这个细节。
显然，这第三种可能性最大。
再看现场还原的细节。
现场还原细节，网民评论无数，有些分析甚至非常的专业。而警方在发布会上也给出了一些现场勘查的照片与分析。
许志永对现场复原的前半部分描述，“司机看见钱云会在正前方，急刹车”，这出自司机自己在央视的交代，许志永采纳了。会采纳的理由，从他的报告里可以了解，他去司机家，“他和妻子同住，妻子即将生孩子，桌上放着《金刚经、心经》、《学做好人》等佛教书籍，这和央视采访他的气质相符…基本判定他不是被雇佣杀人。” 他甚至连警方的办案结论都懒的引用，直接用“妻子即将生孩子”+”“佛教书籍”+“气质”就判定他没有动机杀人。
请问，警方敢这样排查吗？在对司机做个人及家庭背景调查、司机与死者关系背景调查前？
不敢。警方绝不敢。但是许志永敢。
难道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在妻子怀孕时当过杀人犯的丈夫？
难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教爱好者杀过人？或者没有出家人杀过人？
不管这些答案如何，反正许志永相信了司机，凭着良心相信了，无需论证，也无需交代。
再看他对现场描述的其他部分“并向前推移几米，压在车轮下”，这个细节他完全没有论证，既无证言，也无证据，更无技术分析。从人们对这些细节的热议程度，可以看出这个细节之重要。
在什么样的正常交通肇事场景里，七米长、载货35.020吨的大货车以什么样的速度，在撞上人之后不把人撞飞还会把人卷入车轮？为什么钱云会被大货车撞之后会“往前推移几米”然后“压在车轮下”？
如果交通肇事为真的话，这一切应该有合理解释。但是必须有技术分析支持，有证据（不是证言）支持。如果不能合理解释，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交通肇事”理论的成立。
所以，这个细节之重要，与许志永描述之简略，构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而且因为他没有交代他对这一细节描述的任何支持，那我们只能论断说：其实许志永并无证据支持，也无详细技术分析，他所有的无非是他的一种猜测而已。
关于“事实二”我们的结论：
除了司机费良玉的证言，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以及其他证言支持这个事实，所以几乎无法确定事实二。我们能确定的：
1、最后一个电话时间，是许志永的臆测与采纳不知何处的证言一起形成的细节。
2、许志永无背景排查的情况下主观选择了相信费良玉，这也是一种臆测。
3、许志永臆测了现场案发情况。
事实三：事故发生时钱成宇正从肇事车的前方走过来，他走上前看到村长被压在车下；现场附近躲在车里保护管道施工的一名保安听到了刹车声，另一名保安不顾不准下车的禁令，到跟前看见有人被压在车下，随后他报了警，然后保安队长也报了警；随后越来越多的村民过来。
此事实真伪的重要性
此事实极重要，因为涉及到第一目击证人钱成宇是否当场见到谋杀，并涉及到现场有哪些其他目击证人的判断。
如果此描述事实为真，那许志永必然已确定排除了其他目击证人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许志永并未做过排除其他目击证人的工作，那此事实并无可靠性，也就意味着交通肇事之外的可能性永远存在。
许志永的根据：
关于两个保安的描述，许志永本人并无直接接触任何保安，按照他在调查报告里的说法，“一名保安听到了刹车声，另一名保安不顾不准下车的禁令，到跟前看见有人被压在车下，随后他报了警，然后保安队长也报了警”，这段信息只能来自王小山的转述。
“钱成宇正从肇事车的前方走过来，他走上前看到村长被压在车下”，依据许志永在报告描述的调查过程，他的信息来源于，一，钱成宇姐姐的证言，二，钱成宇对交警说话的录音。另外，排除现场其他目击证人的努力，许志永说“我们寻访了很多村民，但经过核实，除了钱成宇之外我们没有找到别的目击证人”，显见他无直接证据支持，只有一些村民证言。
所以，许志永支持此事实的根据：王小山，钱成宇姐姐转述的钱成宇的现场描述，根据录像对钱成宇现场描述做修正，部分村民证言。
许志永的问题：
事实三最能反映出许志永在调查上的问题，主观、草率、简单、粗疏、任意以及违背公民调查的底线。
首先，虽然许志永的调查（30号与31号）在官方新闻发布会时间（29号晚）之后，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留意官方已经公布了哪些核心证据与核心情节，体现在：
1、他的调查报告没有任何对官方公布信息的核查；从而有针对性的核查；更没有发挥公民调查团的作用：核查政府所据，监督其程序合法性。
2、钱成宇是第一目击证人，这是官方在29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说的，并同时提供了经过测谎后的钱成宇的现场描述，但是他在调查报告里却说这是“事件的网络传言”；
3、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还提到第二目击证人黄迪燕，并宣布说她是被人教唆的；这么重大的信息，至少应该核实吧？就算不公布如何排除其他目击证人存在，至少这第二目击证人需要好好核对一次。
不交代如何排除黄迪燕是目击证人，是巨大的硬伤。如果官方说的许志永都认同，甚至比官方还不屑，连提及不提及，那许志永的公民调查团去乐清干吗？所以，在排除目击证人上，很难相信许志永真做了多少认真的调查工作；而且，最重要的，即使他认真做了调查，也无法排除“有潜在目击证人”的可能性。
道理很简单：
第一，就算你找了一亿只白天鹅，也无法证明天鹅都是白的，因为只要有一只黑天鹅，就可以证伪。
第二，因数个村民被抓，寨桥村陷入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些目击证人比较谨慎，完全有可能选择保持沉默。许志永不过花了30日大半天的时间，走访了不到三十个村民，又如何能得出肯定结论，说没有其他目击证人存在？
基本上可以认为，在排查目击证人方面，许志永的表现违背了公民调查最基本之底线。一方面，对官方信息之疑点不闻不问，另一方面，只根据极有限的村民证言，就直接断定除钱成宇外无第二个目击证人。
不客气的说，一家成熟报社派出的实习记者都不敢这么做。许志永怎么就敢呢？
其次，我们再来说说关于钱成宇的目击证言。这是最早引发舆论关注的爆发点。最早的传言，都说钱成宇看到有几个人按着村长，然后工程车过来把村长压死。所以他的目击证言确切与否，是钱云会事件的核心。
官方显然高度重视这一点。不仅迅速把钱成宇带走控制起来，而且还否定了之前的传言，并给出了官方版本的钱成宇证言；但是这么重大的细节，公民调查当然首先应该反复斟酌官方证言，并推敲程序等方面的疑点，甚至应该设法找出其他目击证人等来检验官方。
可是，再一次，许志永对官方信息不闻不问不回应，只是一门心思要自己找出“真相”来。而且，用的方法极不专业。
1、他没有见到钱成宇本人；
2、他从钱成宇姐姐处听到转述的钱成宇信息。而且，他从钱成宇姐姐的“不在意”等模糊词汇，就推断出“钱成宇可能并不是第一目击证人”。
这个臆测糊涂之极，也极无逻辑。一方面，他没有对钱成宇姐姐证言做核实，也没有找到其他可以支持钱成宇姐姐的证言，另一方面，他就得出结论钱成宇不是第一目击证人。那钱成宇到底是第几个目击证人？还是钱成宇就已经不是目击证人了？
如果是前者，那就与他 “无其他目击证人”的判断矛盾。如果是后者，那钱成宇不是目击证人，他所看到的一切（无论是谋杀与否）都是假证言。也就是说，无论是此前社会流传的“钱成宇看到谋杀现场”的传言，还是后来官方出面拿出的有测谎支持的“钱成宇在现场看到车祸但未见到谋杀”的证言，都是假的。因为钱成宇不是目击证人。
要么许志永根本不懂逻辑，要么他就是在臆想胡猜测。
3、他否定钱成宇最早谋杀传言的是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是村民录的钱成宇现场与交警的交谈内容，这段录音他没有交代细节，但是结合媒体报道，只能是上午10:42分村民录的一段1分47秒长的录音。这时距离事发已经一个小时，距离交警到现场也已经近50分钟。
可是许志永在报告里说，根据这段录音，就可以确认钱成宇第一时间跟交警说了什么。原来可靠的证言是这么容易取得的？根据事发后一个小时的录音，就能往斩钉截铁的说，这是钱成宇第一时间说的话？就算真凑巧是第一时间说的，那就一定是最最可靠的证言？钱成宇还活着啊，不需要排查核实吗？
警方敢这么证实证言的可靠性吗？
不敢，他们至少还搞了一个测谎。
可许志永敢。
更别说由于方言原因，对这段录音的翻译存有歧义。也就是说，即使这段录音真能被采纳为证人证言（当然，在证人钱成宇好健在的情况下，任何正常的法治社会都不敢把这段录音当做证言），那也至少得对录音本身的翻译做一个基本靠谱的核查吧？
许志永做了吗？
他后来在一虎一席谈里，把他“反复追问”同一个村民的方法当做一种严谨的方法来介绍。可是，艾未未后来动员了十几个志愿者，几十次校对翻译，最后还出来三个翻译版本。
在所有这些核实工作没做之前，就得出一个“真相”，这只能是许志永的臆想与猜测。
再其次，关于两个保安在现场的细节。
在这个细节上，许志永直接转引了王小山的调查，也就是王小山与保安公司安排的六个保安（四个保安，一个经理，一个队长）交谈得来的信息，严格说，这只能算采访，连证言都算不上。
因为没有经过质询，没有其他旁证，也没有直接的物证，而保安之间又是利害关系，相互之间支持彼此言语实属正常。许志永若要采用以支持自己结论，至少要做最基本的事实认定。
可是，他什么都没做。
他甚至连把王小山的调查信息与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做对比的基本功夫都没做。再一次，显露出他对官方信息不闻不问不理睬的态度，从这个细节让人又一次感觉到，许志永确实是为了自己的“真相”而去的。与公民调查团毫无关联。哪怕他盯着这样的旗号。
确实，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提到郑姓保安下车听到刹车声，隐约见到车压人，然后回他们的巡逻车，后又一个张姓保安下车，到肇事车处查看出事现场等。这些信息都与王小山的信息大体一致，除了报警记录，按照王小山的信息，保安队长以及一个蔡姓保安报了110，但警方对此没有交代，反而特地提起张姓保安当时在查看肇事车的同时即已报警。警方还说，他们的信息都有记录等证据支持。
既然是公民调查团，哪怕还无法直接要到警方所拥有证据（刑侦阶段证据公安可以不公开），那至少张姓保安王小山接触到了呀。让他当场把手机拿出来，核对下他拨打记录，这样简单的核实总可以吧？因为张姓保安报警时，村民尚未围上来，而且交警也未到，那他的报警时间显然只能在9点45分到9点54分之间。
如果核实不对，则保安所有证词必须质疑。
还有一些方法也是能想到的。王小山提到，“事发现场，共有80-100名保安”，作为公民调查团，有质疑官方证据之义务，那么设法去找到当时现场其他保安，或许能得出更真实的细节？如果连其他保安都被干扰寻找不到，只能在规定的地方与规定的几个保安聊，然后还信以为真，那就真成了李承鹏说的双规调查团了。
这些普通人都能想到的，许志永这个有多年经验的公民居然没想到。
在现场保安细节上，他只是非常简单的、在没有任何证人证言的情况下，他就把王小山之采访信息当做事实使用。
王小山自己敢这么干吗？不敢，因为他说了，他去不是去做结论的。但是，他至少还接触到了这几个保安，作为公民，他是有贡献的。
警方敢这么草率的单根据传言就认定事实吗？
肯定不敢，所以警方对这些保安都做了测谎。
为什么许志永他就敢呢？
关于“事实三”我们的结论
对于此事实，许志永没有任何证据或者证言，此事实描述，全系他的臆测。我们能确定的是：
1、排查其他目击证人存在，许志永靠的是传言；
2、钱成宇现场目击到了什么，许志永靠的是间接信息做的主观臆测；
3、保安在现场的细节，他靠的是来自王小山的间接信息，全都未经核实；
4、官方公布的现场信息，他没有任何质疑、回应。
【我们的总结论】
一言以蔽之，许志永的调查报告，就是糊涂官判糊涂案。
何况他还不是官，他是公民，本应该去紧盯住公权，去核实公安部门所给出的证据、证言。这些公民本分的事情，他一样都没有做。
从他的报告里，我们能看到的是，他到了寨桥村，听了一些村民的言论，又从王小山那听了一些信息，听了段录音，看了些录像；所有这些信息，都没有经过严格核实，然后加上大量的猜测，就得出自己的真相版本。整个调查过程，漏洞百出。
无论在受到公众异议时，他表现的多么悲壮，甚至表态说，“一个人因为说真话就要危机，那就危机去吧”，都无法掩盖他这份报告的致命缺陷：事实是，他的报告只有他一个人的“真相”。
他回应批评时，还说道：有的人不是要事实，而只是想要自己臆想的事实，当事实和自己的臆想不符，要么看不见，要么看也不看就开骂了。
其实他自己最该用这话来反省，为什么当刘建锋的报道，一份更扎实的、更具有公民精神的报道出来后，他会用比质疑官方还要大的多的劲头去质疑、甚至攻击呢？
实际上，他的公民调查，没有对政府证据证言做过一次质疑与拷问，这样的调查，从记者的角度看都不过关，遑论公民调查？
【公民社会应该做什么】
坚持程序正义就好了。
公共事件发生，去逼问，去追问，去质问，去围观….但请别下结论。
和其他过去的公共事件一样，一旦我们幻想能在钱云会案里能直接发现“真相”，就掉入了一个人的“真相”之中，掉入了罗生门。其实，无论正常的法治社会，或中国这样的法治极其落后的国度，没有程序正义，我们能对谁做审判、做惩罚？
所以，许志永这份调查报告恰好是一个机会，让公民社会所有活动家们都停下好好想想，我们究竟应该做什么？
许志永也不必有受挫感，既然一直是对自己有所要求的，那不妨对自己要求再高一些，在接下来的公民行动中，真的能像公民一样行动。 也不必对来自公民社会其他公民的猛烈批评过于抗拒、甚至敌对。这是成为公共人物的第一步，接受大家的挑剔与批评。否则，杜鲁门不说了嘛，受不了热，就滚出厨房。
我相信你和我一样，我们都不会就这么滚出厨房，我们还是都老老实实的继续待下去，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公民。
郭玉闪
2011年1月17日
http://blog.caing.com/article/13816/
2011年1月16日星期日
李承鹏：大意了
2011-01-16
一直以为只有中国才有城管，想不到突尼斯也有。一直以为城管战无不胜，甫一交手，突尼斯城管望风披靡，战斗力太水，天朝该收回此威武名头，勒令番邦此后只可叫水管。
内心其实是很惋惜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的，这个集结了本拉登和拳王阿里的独裁者鳌居23年，看上去曾经多么伟大，他只是一时大意。这件事开始很眼熟，物价飞涨、集权腐败、失业率高、控制言论，26岁失业大学生违章摆摊被缴而后自焚……不眼熟的是后面，群众竟然可以上街游行，反对派竟可以在电视上讲话，也无口径审查，最后总统竟调不了军队，失国流亡。可见治国如治社团，御民如带小弟，大意不得，马龙白兰度在《教父》里以一个资深西西里领袖告诫：只有女人和小孩可以大意，男人不可以。
这里，愿意跟本阿里分享一些治国御民的不可大意：突尼斯国是免费上学免费就医的，还有相当数量免费住房。这样带小弟就显得没智商。大量刁民可以上午十点才起床，在街头喝咖啡聊闲。无事就会生非，聊着聊着就会谈论些民权自由之类不相干的东西，想起老大的三姑四姨五大伯其实是突石油总裁突铁路董事长突移动总经理。治国就是应当高学费高医疗费高房价的，让小弟们像狗一样的奔波，撒泡尿都必须读秒，人人憋出前列腺，造爱都没时间，更不能造反。
这些年本阿里把GDP提高6倍，又拿了国库很多钱去修高速、铁路、楼堂馆所，人民一时欢呼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可该国TCTV幸福调查问卷跟不上，没来得伪造幸福指数，还不收房产税，没制造春运，高速路上并无天价罚款，也忘了常态建制的拆迁队，趁街民上街买菜时哗啦就把房给拆了……这样势必没法占用人民大量精力去讨生活打官司上访。我不理解，甚至连精神病院这么基础的维稳设施都没修几座。让人民清醒着就太不安全，看，居然还想得起什么公平均权之类的字眼，未经信访办阻拦就上街了。多不好。
本阿里培养了好些大学生，也让他们没工作。可是，这些大学生未被迅速授予被就业称号，国家统计局也不配合，把25%的失业率改写成2.5%.再找些国师来阐述《论语》，让突尼斯丹姐姐在百家讲坛上以丁字步造型说：当你遇到挫折，不要埋怨社会，要问自己的内心……哈，凡事说到内心就玄妙，因为你穷尽一生也不会得到答案，就不好意思再找政府麻烦，只能自己找自己了断。
本阿里确实大意了。虽然该国并没有很多的子，但他应该制造一些子。要知道维持一国的生存发展，不仅要精子和卵子，还得有很多其他的子。比如前几天我国国家博物馆前就塑了很大一砣青铜的子，那份深邃悠远和低眉顺眼高度统一，从理论和实践上打造了一个从上古而来的信访老头：当年他率弟子信访列国，诉求心中苦楚，虽屡经推搡和暴打，但始终双手前拱，忍让谦和，他君君臣臣，他告诫天下——不要造反，要和气。诸王大悦，封其为史上最牛信访老头之孔子，最后只见春秋，没有夏冬。因为夏炎冬寒太残酷，春华秋实很和谐。
我对这一砣青铜的子没意见，因为我也不知历史上真实的这个子是什么样子，这里说的只是被篡改后的子。另我觉得为了匹配该在西广场再弄一子，孙子，因为孔子仁爱的教育就是让我们最后成为孙子。
建议火速引进中国诸子，但得鉴别符合国情的子，墨子的兼爱有些危险，加之这些手工匠人组织严密，很容易搞成社团，荀子太执着，不利于忽悠，韩非子太犀利，最后怕反噬其主。我觉得最佳组合是孔子、庄子、孙子三位一体混搭使用，简明扼要说明孔子就是庄孙子。
信仰的事情是长线投入，周期长收效慢，有时候还烧了塑，塑了再烧，浪费不说，教科书上正面反面解释起来相当麻烦。
所以我觉得真正不可大意的是：必须打造一支给力的城管队，干脆由天朝直接输出一支，中国不能输出价值观，但可输出城管队。上去以后也不管什么阵型什么战术，拎棍子就开打，还可灌开水，别说一干失业大学生，就连神马英国空勤大队，神马法国特种兵，神马以色列格兰尼侦搜队，一会儿就都浮云了。
另一个建议，此次突尼斯变故，除城管部队不济，人民太剽悍，更重要的是缺乏一支演得很好的公民观察团。公民观察团是新兴事物，他们逶迤而来，不一会儿就帮忙证明这不过是普通水果自燃。至于水果为何自燃，又可找相关教授和专家从地球极寒和热熵分配不均开谈，你知道的，这么专业的话题一般人谈上半个小时脑子就真空了，先把局搅乱，政府再出面收拾残局，事情就从理论上搞定。
突尼斯是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两年前人民还山呼万岁，忽而本阿里就不见了。可见，不见得给人民很多钱，但一定要占用他们的时间。不见得要修很多大学，但一定要建很多精神病院。不见得要电视多少竞选演讲，一定要塑造一个宗师级的和谐上访老头在打拱。不见得要有围观的公民，但一定要有冷静澄清事实的公民观察团……
本阿里为发展突尼斯GDP做了杰出贡献，只是治国不严，大意了，听张书舟在感叹，中国人民，又少了一个好朋友。……哦，最后一句应改为“中国政府，又少了一个好朋友。”
一直以为只有中国才有城管，想不到突尼斯也有。一直以为城管战无不胜，甫一交手，突尼斯城管望风披靡，战斗力太水，天朝该收回此威武名头，勒令番邦此后只可叫水管。
内心其实是很惋惜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的，这个集结了本拉登和拳王阿里的独裁者鳌居23年，看上去曾经多么伟大，他只是一时大意。这件事开始很眼熟，物价飞涨、集权腐败、失业率高、控制言论，26岁失业大学生违章摆摊被缴而后自焚……不眼熟的是后面，群众竟然可以上街游行，反对派竟可以在电视上讲话，也无口径审查，最后总统竟调不了军队，失国流亡。可见治国如治社团，御民如带小弟，大意不得，马龙白兰度在《教父》里以一个资深西西里领袖告诫：只有女人和小孩可以大意，男人不可以。
这里，愿意跟本阿里分享一些治国御民的不可大意：突尼斯国是免费上学免费就医的，还有相当数量免费住房。这样带小弟就显得没智商。大量刁民可以上午十点才起床，在街头喝咖啡聊闲。无事就会生非，聊着聊着就会谈论些民权自由之类不相干的东西，想起老大的三姑四姨五大伯其实是突石油总裁突铁路董事长突移动总经理。治国就是应当高学费高医疗费高房价的，让小弟们像狗一样的奔波，撒泡尿都必须读秒，人人憋出前列腺，造爱都没时间，更不能造反。
这些年本阿里把GDP提高6倍，又拿了国库很多钱去修高速、铁路、楼堂馆所，人民一时欢呼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可该国TCTV幸福调查问卷跟不上，没来得伪造幸福指数，还不收房产税，没制造春运，高速路上并无天价罚款，也忘了常态建制的拆迁队，趁街民上街买菜时哗啦就把房给拆了……这样势必没法占用人民大量精力去讨生活打官司上访。我不理解，甚至连精神病院这么基础的维稳设施都没修几座。让人民清醒着就太不安全，看，居然还想得起什么公平均权之类的字眼，未经信访办阻拦就上街了。多不好。
本阿里培养了好些大学生，也让他们没工作。可是，这些大学生未被迅速授予被就业称号，国家统计局也不配合，把25%的失业率改写成2.5%.再找些国师来阐述《论语》，让突尼斯丹姐姐在百家讲坛上以丁字步造型说：当你遇到挫折，不要埋怨社会，要问自己的内心……哈，凡事说到内心就玄妙，因为你穷尽一生也不会得到答案，就不好意思再找政府麻烦，只能自己找自己了断。
本阿里确实大意了。虽然该国并没有很多的子，但他应该制造一些子。要知道维持一国的生存发展，不仅要精子和卵子，还得有很多其他的子。比如前几天我国国家博物馆前就塑了很大一砣青铜的子，那份深邃悠远和低眉顺眼高度统一，从理论和实践上打造了一个从上古而来的信访老头：当年他率弟子信访列国，诉求心中苦楚，虽屡经推搡和暴打，但始终双手前拱，忍让谦和，他君君臣臣，他告诫天下——不要造反，要和气。诸王大悦，封其为史上最牛信访老头之孔子，最后只见春秋，没有夏冬。因为夏炎冬寒太残酷，春华秋实很和谐。
我对这一砣青铜的子没意见，因为我也不知历史上真实的这个子是什么样子，这里说的只是被篡改后的子。另我觉得为了匹配该在西广场再弄一子，孙子，因为孔子仁爱的教育就是让我们最后成为孙子。
建议火速引进中国诸子，但得鉴别符合国情的子，墨子的兼爱有些危险，加之这些手工匠人组织严密，很容易搞成社团，荀子太执着，不利于忽悠，韩非子太犀利，最后怕反噬其主。我觉得最佳组合是孔子、庄子、孙子三位一体混搭使用，简明扼要说明孔子就是庄孙子。
信仰的事情是长线投入，周期长收效慢，有时候还烧了塑，塑了再烧，浪费不说，教科书上正面反面解释起来相当麻烦。
所以我觉得真正不可大意的是：必须打造一支给力的城管队，干脆由天朝直接输出一支，中国不能输出价值观，但可输出城管队。上去以后也不管什么阵型什么战术，拎棍子就开打，还可灌开水，别说一干失业大学生，就连神马英国空勤大队，神马法国特种兵，神马以色列格兰尼侦搜队，一会儿就都浮云了。
另一个建议，此次突尼斯变故，除城管部队不济，人民太剽悍，更重要的是缺乏一支演得很好的公民观察团。公民观察团是新兴事物，他们逶迤而来，不一会儿就帮忙证明这不过是普通水果自燃。至于水果为何自燃，又可找相关教授和专家从地球极寒和热熵分配不均开谈，你知道的，这么专业的话题一般人谈上半个小时脑子就真空了，先把局搅乱，政府再出面收拾残局，事情就从理论上搞定。
突尼斯是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两年前人民还山呼万岁，忽而本阿里就不见了。可见，不见得给人民很多钱，但一定要占用他们的时间。不见得要修很多大学，但一定要建很多精神病院。不见得要电视多少竞选演讲，一定要塑造一个宗师级的和谐上访老头在打拱。不见得要有围观的公民，但一定要有冷静澄清事实的公民观察团……
本阿里为发展突尼斯GDP做了杰出贡献，只是治国不严，大意了，听张书舟在感叹，中国人民，又少了一个好朋友。……哦，最后一句应改为“中国政府，又少了一个好朋友。”
2011年1月11日星期二
中国现职31省级政府一把手扫描
（文汇报）据人民网报道，《网络舆情》杂志对2010年省级政府“一把手”的人事变动情况做了梳理，发现：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较同级党委书记相比总体上年轻一些，“40年代”出生的仅6位，其余均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生；全部具备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其中研究生就有22人，多是在职期间在中央党校进修获得；没有女性干部。
近日，江苏和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分别任命李学勇和王国生为副省长、代省长，原任省长罗志军和李鸿忠分别改任省委书记。经过此轮调整，2010年的省级大员变动告一段落。
2010年以来，全国共有7个省份调整了省长。具体变动情况如图。（注：任职时间以代理省长时间为准）
从上表可以看出，新任的7位省长中，除徐守盛原任甘肃省省长外，其余6人均为首次担任省级行政“一把手”，这其中除中央“空降”的李学勇外，其余都是由副省级职务升任的，包括本省内省委副书记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升任的各1人，其他省份副书记升任的2人，其他省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升任的1 人。而离任的7人中，除徐守盛外，大多担任省委书记（本省3人，外省2人），只有年龄接近退休的贵州省原省长林树森到全国政协任职。
当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行政“一把手”更加注重基层经历和地区间的交流，有异地任职经历的“一把手”已达20余人，长期在本省内工作的除了几位民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外，只有上海市长韩正、广东省长黄华华、福建省长黄小晶、浙江省长吕祖善等几位，而现任安徽省省长王三运更是有四省任职经历，先后担任过贵州、四川、福建的省委副书记，地方工作经验非常丰富。
按照担任现职之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情况统计，现职的31位省级政府“一把手”则呈现更为分散的来源排布。由本省（市、自治区）内升任的居于主流，其中由党委专职副书记或政府常务副职升任的分别有7位和11位，由省会城市市委书记升任的有2人，加起来共20人，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二。由外省（市、自治区）调任的总共有9位，现任北京市长郭金龙是惟一担任过省级党委书记的现职政府“一把手”，而且任过西藏、安徽两地的书记。河南的郭庚茂和湖南的徐守盛由外省省长调任，其余由外省党委专职副书记或政府常务副职升任的分别有5位和1位。此外，包括新任江苏省长李学勇及曾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山西省长王君2人系由国家部委领导直接调任的，当前现职的省级政府“一把手”中，有中央政府部门任职经历的并不多，此外还有黑龙江省省长王宪魁曾任铁道部政治部主任。
从上述的统计结果也可以看出，除了由外省书记、省长和中央部委正部级岗位调任的5名省级政府“一把手”外，占压倒多数的26人都是从副省级工作岗位上升任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的，这与省委书记基本都由正省部级干部调任形成反差，这也使得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较党委书记相比总体上年轻一些，现任省级党委书记中“40年代”出生的多达10位，而当前“40年代”出生的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则只有6位，其余均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生。1961年8月出生的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是最年轻的省级行政“一把手”，他36岁正式履任乌鲁木齐市长之职，先后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并于2007年12月接任司马义？铁力瓦尔地，任自治区政府领导，时年不足47岁。年龄优势也使得离职的省长中，相当多的一部分都改任本省份或外地的党委书记，并在这一岗位上工作到退休。
当前，1946年出生的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有福建省省长黄小晶、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浙江省省长吕祖善3人，按照正省级干部退休年龄，他们预计将在明年退出省长岗位。近年来，省级政府“一把手”变动较为频繁，2008年换届当选的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中，不到3年间已经更换近半，换届当选当前仍在任的有16人，而从2003年换届以来就一直在同一职位上任职的只有上海的韩正和浙江的吕祖善2人，考虑到吕祖善的年龄因素，可能任满两届的只有韩正一个人。
另据统计，当前31位省级行政“一把手”已全部具备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其中，研究生就有22人，多是在职期间在中央党校进修获得，博士有3 位，天津市市长黄兴国、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青海省省长骆惠宁，分别具备管理学、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原青海省长宋秀岩年初调全国妇联工作后，目前在任省级政府“一把手”中，没有女性干部。而回族的河南省长李成玉调中央任职后，当前除了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主席外，也没有少数民族干部担任省长或直辖市市长职务。
近日，江苏和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分别任命李学勇和王国生为副省长、代省长，原任省长罗志军和李鸿忠分别改任省委书记。经过此轮调整，2010年的省级大员变动告一段落。
2010年以来，全国共有7个省份调整了省长。具体变动情况如图。（注：任职时间以代理省长时间为准）
从上表可以看出，新任的7位省长中，除徐守盛原任甘肃省省长外，其余6人均为首次担任省级行政“一把手”，这其中除中央“空降”的李学勇外，其余都是由副省级职务升任的，包括本省内省委副书记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升任的各1人，其他省份副书记升任的2人，其他省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升任的1 人。而离任的7人中，除徐守盛外，大多担任省委书记（本省3人，外省2人），只有年龄接近退休的贵州省原省长林树森到全国政协任职。
当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行政“一把手”更加注重基层经历和地区间的交流，有异地任职经历的“一把手”已达20余人，长期在本省内工作的除了几位民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外，只有上海市长韩正、广东省长黄华华、福建省长黄小晶、浙江省长吕祖善等几位，而现任安徽省省长王三运更是有四省任职经历，先后担任过贵州、四川、福建的省委副书记，地方工作经验非常丰富。
按照担任现职之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情况统计，现职的31位省级政府“一把手”则呈现更为分散的来源排布。由本省（市、自治区）内升任的居于主流，其中由党委专职副书记或政府常务副职升任的分别有7位和11位，由省会城市市委书记升任的有2人，加起来共20人，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二。由外省（市、自治区）调任的总共有9位，现任北京市长郭金龙是惟一担任过省级党委书记的现职政府“一把手”，而且任过西藏、安徽两地的书记。河南的郭庚茂和湖南的徐守盛由外省省长调任，其余由外省党委专职副书记或政府常务副职升任的分别有5位和1位。此外，包括新任江苏省长李学勇及曾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山西省长王君2人系由国家部委领导直接调任的，当前现职的省级政府“一把手”中，有中央政府部门任职经历的并不多，此外还有黑龙江省省长王宪魁曾任铁道部政治部主任。
从上述的统计结果也可以看出，除了由外省书记、省长和中央部委正部级岗位调任的5名省级政府“一把手”外，占压倒多数的26人都是从副省级工作岗位上升任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的，这与省委书记基本都由正省部级干部调任形成反差，这也使得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较党委书记相比总体上年轻一些，现任省级党委书记中“40年代”出生的多达10位，而当前“40年代”出生的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则只有6位，其余均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生。1961年8月出生的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是最年轻的省级行政“一把手”，他36岁正式履任乌鲁木齐市长之职，先后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并于2007年12月接任司马义？铁力瓦尔地，任自治区政府领导，时年不足47岁。年龄优势也使得离职的省长中，相当多的一部分都改任本省份或外地的党委书记，并在这一岗位上工作到退休。
当前，1946年出生的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有福建省省长黄小晶、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浙江省省长吕祖善3人，按照正省级干部退休年龄，他们预计将在明年退出省长岗位。近年来，省级政府“一把手”变动较为频繁，2008年换届当选的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中，不到3年间已经更换近半，换届当选当前仍在任的有16人，而从2003年换届以来就一直在同一职位上任职的只有上海的韩正和浙江的吕祖善2人，考虑到吕祖善的年龄因素，可能任满两届的只有韩正一个人。
另据统计，当前31位省级行政“一把手”已全部具备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其中，研究生就有22人，多是在职期间在中央党校进修获得，博士有3 位，天津市市长黄兴国、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青海省省长骆惠宁，分别具备管理学、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原青海省长宋秀岩年初调全国妇联工作后，目前在任省级政府“一把手”中，没有女性干部。而回族的河南省长李成玉调中央任职后，当前除了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主席外，也没有少数民族干部担任省长或直辖市市长职务。
2011年1月7日星期五
中国和非洲的区别
经济笔记 @ 2011-1-7 10:45 阅读(5237) 评论(16) 推荐值(173)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今天老想起这个老笑话，写下来吧。
中国和非洲，都存在腐败的现象，但有什么区别？
一个外国人到了一个中国的乡里，见到了乡长，乡长住得破破烂烂的。几年后，这个外国人又到了这个乡，这次乡长盖了一个很大很豪华的房子。外国人就问乡长，你怎么在短短几年里就变得这么有钱的？乡长把外国人拉出门，指着乡门口那条大路，说：你看。外国人说：真不错。乡长说：这条路是在我任上修建的。因为修路，所以我就有钱了。
这个外国人又到了一个非洲的乡里，见到了乡长，乡长住得破破烂烂的。又过了几年，这个外国人又到了这个乡，这次乡长也盖了一个很大很豪华的房子。外国人就问乡长，你怎么在短短几年里就变得这么有钱的？乡长把外国人拉出门，指着乡门口说：你看。外国人说：我什么也看不到啊，你让我看什么？乡长说：那就对了。那里本来是要修条路的，后来我没修，所以我就有钱了。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kaiecon/archives/373540.aspx
今天老想起这个老笑话，写下来吧。
中国和非洲，都存在腐败的现象，但有什么区别？
一个外国人到了一个中国的乡里，见到了乡长，乡长住得破破烂烂的。几年后，这个外国人又到了这个乡，这次乡长盖了一个很大很豪华的房子。外国人就问乡长，你怎么在短短几年里就变得这么有钱的？乡长把外国人拉出门，指着乡门口那条大路，说：你看。外国人说：真不错。乡长说：这条路是在我任上修建的。因为修路，所以我就有钱了。
这个外国人又到了一个非洲的乡里，见到了乡长，乡长住得破破烂烂的。又过了几年，这个外国人又到了这个乡，这次乡长也盖了一个很大很豪华的房子。外国人就问乡长，你怎么在短短几年里就变得这么有钱的？乡长把外国人拉出门，指着乡门口说：你看。外国人说：我什么也看不到啊，你让我看什么？乡长说：那就对了。那里本来是要修条路的，后来我没修，所以我就有钱了。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kaiecon/archives/373540.aspx
2011年1月6日星期四
习近平李克强出访待遇破格 提前接班意味浓厚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月06日转载）
（明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欧洲之行引人注目，访问的内容固然重要，在讲究规格的中国，其出访的形式更引人注目。从他和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近几次出访的“破格”来看，已渐与最高领导人看齐，令其提前接班的味道更加浓厚。
在中国领导人出访的规格中，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待遇最高，外访前通常会由外交部举行吹风会，或由胡总、温总本人接受目的国的媒体联合专访，在国外的重要演讲由新华社发出全文，外访结束后再由陪同的外长或副外长讲述此行收穫和意义。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和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外访，除不安排出访前的吹风会和媒体专访外，其他大体比照胡、温。
本来，除“四巨头”之外的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无上述待遇，如负责意识形态的李长春、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和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外访前没有吹风和专访，演讲全文亦极少发表，回程更鲜有总结回顾。但近年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外访，却有直追“四巨头”之势，如外访中的演辞全文发表，回程的外交部总结回顾等。特别是李克强今次创造的在到访国家报章撰文的形式，可谓别具一格。
李克强迄今在西班牙和德国报章发表的文章确具极强针对性，以求对方听得入耳。对陷入金融困境的西班牙强调会增持其债券，打“经济牌”，而对重视人权的德国，则强调“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鑑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
除出访规格获特别礼遇外，习、李2人在各自的领域近期亦格外活跃。在李克强外访的同时，刚获选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习近平，前日亦高调亮相纪念解放军已故总参谋长杨得志百岁冥诞的座谈会，几乎悉数出席的一众高级将领，簇拥在身著西装的习近平周围，画面颇具象徵意义。
习近平前妻是外交官女儿：两人每天都吵架
（明报）外界都知道习近平现任妻子是著名歌星彭丽媛，但其实习近平早年还曾有过一段婚姻，元配是前驻英大使柯华的小女儿柯小明（音译，又名柯玲玲）。然而因两人生活习性相差太远，柯小明重返英国后，习近平坚拒前往，最终离婚。
维基解密引述这名与习近平相熟的教授说，柯小明很优雅，受过良好教育，她与习近平一开始与习的父母同住于北京南沙沟的住所，后习仲勋职位提升后，老两口迁往靠近邓小平和杨尚昆住宅的鼓楼新住所，公寓由习近平夫妻独住。
“他们几乎每天都争执”，教授说，当柯小明返回英国、而习近平拒绝随其前往时，这段婚姻结束了。教授认为，是习的“距离感”导致了夫妻离婚。
另据《明镜月刊》引述知情人士称，习近平是在与柯小明离婚后才决定去河北正定，习近平1982年离开中央军委办公厅，到地方任职，直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才重回北京任职。
习近平家族揭秘：弟弟97年前移居香港
（明报）如无意外，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明年将接棒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维基解密（WikiLeaks）新公布的美国密电，引述一名习近平的旧相识透露，习近平对西方相当熟悉，因为他有个姊姊在加拿大，前妻在英国，而弟弟习远平亦早在1997年前就移民香港。不过本港亲中阵营对习远平十分陌生，称他在商界和圈内都很不活跃。
这份密电于2009年11月26日由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公使发回国务院，内容是美方人员近两年间与习近平一名旧识多次谈话获得的资讯。这名旧识与习近平都是1953年出生，同属高干子女，两人曾共同成长，1972年至1987年的15年间曾交往密切。他目前已获美国籍，任政治学教授，与美国驻华大使馆时有接触。
这名故友透露，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早在英治时期就已移民香港，他最后一次见到习远平是1980年代，当时习仲勋还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习远平与幼时相较既胖又富有，“穿戴的是昂贵的珠宝和订製服装。”
资料显示，习远平1955年出生，比习近平小两岁，少年时就读于北京八一小学，文革中随母亲下放到河南上中学，16岁回到北京，在一间机械厂当过工人。1977年考入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毕业后曾在军队、外贸及政府机构工作。现任国际节能环保协会会长，这是一个致力维护节能与环保建设的全球性组织，总部位于北京，但习远平极少露面。
上海《新民晚报》2009年曾组织“新中国60年徵文”活动，习远平撰文《我的父辈习仲勋》，提及70年代末他与母亲到广东探父亲，曾到宝安县（即今深圳市）参观。当时目睹外逃香港的农民如潮水般衝击边防线，边防士兵押一批批偷渡客从白花花的盐硷地走过，“我感到一片茫然：为什麽我们与一水之隔的香港有天壤之别？”
据美国密电引述习近平的故友说，由于习近平亲友对西方观感不错，因此与他会希望和华盛顿维持良好关系，“没有野心要对抗”美国。习近平1987年以福建厦门副市长身分访美时，曾与该名故友会面。当时他对美国没有特别的感觉，既无好感，亦无恶感。
密电透露该名故友是中共建政后首名劳动部长之子。根据资料，首名劳动部长是中共元老李立三。
（明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欧洲之行引人注目，访问的内容固然重要，在讲究规格的中国，其出访的形式更引人注目。从他和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近几次出访的“破格”来看，已渐与最高领导人看齐，令其提前接班的味道更加浓厚。
在中国领导人出访的规格中，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待遇最高，外访前通常会由外交部举行吹风会，或由胡总、温总本人接受目的国的媒体联合专访，在国外的重要演讲由新华社发出全文，外访结束后再由陪同的外长或副外长讲述此行收穫和意义。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和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外访，除不安排出访前的吹风会和媒体专访外，其他大体比照胡、温。
本来，除“四巨头”之外的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无上述待遇，如负责意识形态的李长春、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和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外访前没有吹风和专访，演讲全文亦极少发表，回程更鲜有总结回顾。但近年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外访，却有直追“四巨头”之势，如外访中的演辞全文发表，回程的外交部总结回顾等。特别是李克强今次创造的在到访国家报章撰文的形式，可谓别具一格。
李克强迄今在西班牙和德国报章发表的文章确具极强针对性，以求对方听得入耳。对陷入金融困境的西班牙强调会增持其债券，打“经济牌”，而对重视人权的德国，则强调“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鑑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
除出访规格获特别礼遇外，习、李2人在各自的领域近期亦格外活跃。在李克强外访的同时，刚获选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习近平，前日亦高调亮相纪念解放军已故总参谋长杨得志百岁冥诞的座谈会，几乎悉数出席的一众高级将领，簇拥在身著西装的习近平周围，画面颇具象徵意义。
习近平前妻是外交官女儿：两人每天都吵架
（明报）外界都知道习近平现任妻子是著名歌星彭丽媛，但其实习近平早年还曾有过一段婚姻，元配是前驻英大使柯华的小女儿柯小明（音译，又名柯玲玲）。然而因两人生活习性相差太远，柯小明重返英国后，习近平坚拒前往，最终离婚。
维基解密引述这名与习近平相熟的教授说，柯小明很优雅，受过良好教育，她与习近平一开始与习的父母同住于北京南沙沟的住所，后习仲勋职位提升后，老两口迁往靠近邓小平和杨尚昆住宅的鼓楼新住所，公寓由习近平夫妻独住。
“他们几乎每天都争执”，教授说，当柯小明返回英国、而习近平拒绝随其前往时，这段婚姻结束了。教授认为，是习的“距离感”导致了夫妻离婚。
另据《明镜月刊》引述知情人士称，习近平是在与柯小明离婚后才决定去河北正定，习近平1982年离开中央军委办公厅，到地方任职，直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才重回北京任职。
习近平家族揭秘：弟弟97年前移居香港
（明报）如无意外，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明年将接棒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维基解密（WikiLeaks）新公布的美国密电，引述一名习近平的旧相识透露，习近平对西方相当熟悉，因为他有个姊姊在加拿大，前妻在英国，而弟弟习远平亦早在1997年前就移民香港。不过本港亲中阵营对习远平十分陌生，称他在商界和圈内都很不活跃。
这份密电于2009年11月26日由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公使发回国务院，内容是美方人员近两年间与习近平一名旧识多次谈话获得的资讯。这名旧识与习近平都是1953年出生，同属高干子女，两人曾共同成长，1972年至1987年的15年间曾交往密切。他目前已获美国籍，任政治学教授，与美国驻华大使馆时有接触。
这名故友透露，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早在英治时期就已移民香港，他最后一次见到习远平是1980年代，当时习仲勋还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习远平与幼时相较既胖又富有，“穿戴的是昂贵的珠宝和订製服装。”
资料显示，习远平1955年出生，比习近平小两岁，少年时就读于北京八一小学，文革中随母亲下放到河南上中学，16岁回到北京，在一间机械厂当过工人。1977年考入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毕业后曾在军队、外贸及政府机构工作。现任国际节能环保协会会长，这是一个致力维护节能与环保建设的全球性组织，总部位于北京，但习远平极少露面。
上海《新民晚报》2009年曾组织“新中国60年徵文”活动，习远平撰文《我的父辈习仲勋》，提及70年代末他与母亲到广东探父亲，曾到宝安县（即今深圳市）参观。当时目睹外逃香港的农民如潮水般衝击边防线，边防士兵押一批批偷渡客从白花花的盐硷地走过，“我感到一片茫然：为什麽我们与一水之隔的香港有天壤之别？”
据美国密电引述习近平的故友说，由于习近平亲友对西方观感不错，因此与他会希望和华盛顿维持良好关系，“没有野心要对抗”美国。习近平1987年以福建厦门副市长身分访美时，曾与该名故友会面。当时他对美国没有特别的感觉，既无好感，亦无恶感。
密电透露该名故友是中共建政后首名劳动部长之子。根据资料，首名劳动部长是中共元老李立三。
飘香蒙难记（第一季）
（第一季·上）
一、绑架
在东北出差近半个月，白天拍摄，晚上上网，知道晓波获奖后，北京已是风声鹤唳。于是和滕彪商量，回京后先在他位于望京的工作室住一段时间，等有司疯够了再回家。
担心被定位，10月27日中午登上飞机后随即关掉了手机，把电池和电话卡从手机上拆下，中止了与外界的通讯联系。
下午3点左右飞抵北京，在机场和滕彪等人告别，与他的助手欢欢乘机场大巴去望京。在机场高速路上，发现笔记本电脑不见了。我这该死的记性，一定是落在飞机上了。
一到滕彪工作室，放下行李，马上用固定电话联系机场失物招领处，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我的电脑信息已有登记。立即出门，去一条街之隔的民航干部管理学院乘机场大巴。
走到民航干部管理学院门口，突然被人从后面按住，仰面架起，一边向后拖，一边黑头套从天而降。脑海里闪过第一个念头：原来黑头套这么厚，有一股脚臭味儿。
救命！听到自己在尖叫，之后是拼死挣扎，希望拖延时间，让更多的人看到我被绑架的一幕，并能报警。挣扎的过程中，黑头套被我挣脱了，在被七、八个大汉头朝下脚朝上塞进面包车时，记住了这个最后的镜头：我用双脚勾住白色面包车的门框，不肯就犯。一个绑匪变形的脸，恶狠狠地俯视我：再挣巴就弄死你！随后便失去了知觉。
隐隐约约醒来，感觉车停了下来，以为到了目的地。一会儿车又继续开，再停下。几番之后开始飞速行驶。明白之前在等红绿灯，之后上了通往郊外的高速公路。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盆冷水扑面而来，恍惚中看到一个黑屋子，惟一一盏灯直直地照在我的脸上，许多张脸在眼前晃动，一只手伸过来，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从地上提起来，重重地扔在一个凳子上。头狠狠地撞着了墙。嘴里很腥，胸口很痛，想到了小说《红岩》里的渣滓洞。
数度昏厥，最后醒来时，躺在一张床上。仿佛潮水从头顶退去，身体虽极度虚弱，意识却逐渐清晰起来：这一切终于来了，好快！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朋友们知道了我失踪的消息吗？最晚明天，欢欢会去工作室，她应该知道我离开后没有再回去。她一定会告诉滕彪的。
环顾四周，我判断这是一个郊外的小旅馆。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间，北面是门和厕所，南面是窗户，东面的写字台和椅子摞在一起，被移到了窗户下面，腾出的地方靠墙放着一张凳子，是我之前撞着头的地方。西面就是我躺的这张床了。有五、六个人走来走去，低声耳语。有人发现我醒了。
在审询开始前给自己定下了两个原则：一、饿死事小，失（气）节事大，自己的事可以谈，绝不提任何朋友的名字；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既然来了，就做最坏的打算。
二、较量
我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靠在床头，不知什么时候被弄伤的背部一阵刺痛。
审询开始了。其他人都退出房间，只留下“一号”（我把审询我的人按先后顺序编了号）。他看上去三十岁左右，头发打了厚厚的摩丝，像招手停一样翘着，窄腰的短上衣吊在身上，衣领敞着，露出足有一公斤的银项链。很想告诉他：难看，像拴狗链。
他夸张地活动活动手腕，点上一支烟，套上一个透明烟嘴，用带着银戒指的兰花指捏着，踱过来，一屁股坐到靠近我的床边。我低下头不看他。过了一会儿，他用一根手指按着我的脑门把我的头顶起来，把耷拉下来的一缕头发挑到耳后。然后深深地吸一口烟，悠悠地吐到我的脸上。显然他是想激怒我，我闭上眼睛，不上他的当。又过了一会（感觉有一个世纪那么长），他把胳膊轻轻搭在了我的腿上，身体向前倾，几乎是耳语：看着我。啊？你看着我嘛。
我冷冷地抬起眼睛，接住了他挑逗地目光。他一只眉头向上挑起，挤眉弄眼的凑到离我不足一尺的距离。
请离我远点儿！我竭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力量。
多远？
越远越好！
为什么？
我讨厌烟。
他站起来，踱到桌子那边，掐灭了烟，又靠过来。
你看，烟没了。这下可以说话了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和你没什么可说的，把你们的头儿找来。
随后闭上眼睛，不再搭理他。
这个小痞子还挺有耐心，自说自话持续了差不多一小时，进来一个人与他耳语了几句，那人走出去。不一会儿，又进来四、五个人，其中一人十分面熟，像是北京东城区国保大队的周队长。几个月前曾被他约谈过一次，那次他与我隔桌而坐，虽然言语中透着威胁，但始终面带笑容。现在这人板着脸，带着黑色墨镜，个头也比我印象中矮不少，显然是这次绑架事件的次要角色。所以我一时还不敢确定。
起来，跟我们走！有人发话。
我挪到床边，穿好鞋，脚刚沾地，顿时痛得出了一身冷汗。——我的脚踝也受伤了。顾不上想，黑头套又罩了下来，我被两人连架带拖，踉跄着往外走。走过长长的过道，走出大门，像货物一样被塞进车里。这次汽车没有行驶多久就停下来，我被带进一个大房间，走了十来步拐进另一个房间后，被按在一个方凳上坐下。随即，房内嘈杂的人声散去了。只留下一个人围着我开始踱步，静静地房间里只有他的脚步声，一圈又一圈。停下，一把扯下黑头套。也许适应了黑暗，这屋里的亮光刺得我眼睛睁不开。
你叫什么名字？
看清了，是一双登山鞋。我的目光顺着登山鞋慢慢往上移：户外登山裤、蓝色运动型针织衫，披着休闲外套。一个皮肤白净，眼睛大得像瞪眼羚的年轻人——“二号”。看来他喜欢户外运动。
你叫什么名字？他又问了一遍。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就把我绑架来？
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
华泽。
眼睛已经适应了环境，环视四周，屋子有二、三十平米，我坐在正中间，前面三米左右有两张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公文包，是录音设备！电影里常看到的那种经典的审询场景。
你今天下午刚下飞机？
对。
从哪回来？
丹东。
干什么去了？
拍片子。
去了几天？
三天。
拍什么？
律师办案。
都干什么了？
会见当事人和家属，去法院、检察院复印案卷。
这么点事儿要三天？
时间还挺紧张的。
是哪个律师？
我不想说。
为什么？
我不说别人的名字。
他又踱了几个来回：你看起来很虚弱？
痛、累，坐不住。
搬过来一张椅子：坐着吧。舒服点？
是。谢谢…
我们接着谈？
谈吧。
为什么拍这个律师？
喜欢。
为什么喜欢？
喜欢一定要理由吗？
不要吗？
我喜欢什么不要理由。
听见他运了运气，停顿片刻又重新开始。
拍完到哪里播？
哪里出钱买就在哪里播。中央电视台要买我也愿意。
要是没人买呢。
那就谨以此片献给我喜欢的人呗。
你就拍这一个律师，还是拍一个系列？
不确定。如果还有喜欢的就再拍呀。
你说的喜欢是什么意思？
说了你也不明白。
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律师的？
年代久远，不记得了。
在律师和拍片的问题上纠缠许久，他一无所获。
门“呯”的一声被推开。一个高个儿男子在四、五个人的簇拥下隆重出场。
“三号”——四十岁左右，小眼睛，西装革履，皮鞋亮得苍蝇站在上面都会滑倒。他把手里拿着的烟盒、手机往桌上一拍，坐下，二郎腿一跷，一边不停地抖动着，一边气势汹汹地说：
你别难为我的弟兄们。你不是找领导吗？我来了。告诉你，我忙着呢，没空跟你费话。你来句痛快的，能聊不能聊？
我不是一直在和你的弟兄聊吗？
聊不下去了，卡壳了。你一会儿不记得了，一会儿不想说了。这叫聊啊？到这儿来你还想掌握主动权？没门儿！告诉你，来这儿的就不可能随便出去。我问你就答，这才叫聊知道吗？
请把证件给我看看？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说出来吓死你！（和国保打交道又不是一、两天了，没吓过啊。莫非是国安？）
说出来听听。
现在我不能说，以后再说。
我笑了。“三号”气得咬牙切齿，脸都扭曲了。
我能让你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你信不信？
继续笑着，看戏似地盯着他。这时，外面传来狗吠声。
我把狼狗牵进来和你玩玩你信不信。
行—啊——。我笑得已然力不可支。
一旁的“二号”帮腔：你怎么这么傲慢？有什么好笑的？你应该恐惧，正常人上这儿来都会恐惧。
我为什么要恐惧？你们把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用暴力绑架到这里来，连自己的身份、名字都不敢说，证明你们更恐惧。你们如此恐惧，我就不必恐惧了吧。
“三号”显然是气疯了，他一拍桌子：最后问你一句，还能聊不能聊？
没什么可聊的。
好，你想当江姐是不是？那我成全你！我向来是先礼后兵，现在礼完了，该兵了。你等着！他说完几乎逃跑一般冲向门口，屋里所有人随他蜂涌而出。
在他临出门前甩给他一句话：被你们绑架到这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门“呯”的关上，又打开。进来了“四号”。他冲我大喊一声：站起来！坐舒服了你是不是？
我摇摇晃晃刚站起来。身下的椅子就被他一脚踢倒了。
你有正经营生没有？啊？
不解地看着他？什么意思？
又没男人，又没正经营生。啊？
（明白了）你认为自己干的这叫正经营生？
你住嘴！我们领导问你话，是看得起你，你那叫回答？你那还不如不回答。你那么回答你不如干脆别说话。
跟这个瘦小的委琐男也确实没什么可说的。
你干嘛不找个男人？干嘛不找个正经营生？你什么东西？！
都什么逻辑啊？这人上过学没有？
他又重复了N遍这两句车軲轳话。看来他对我没有男人、没有正经营生这件事耿耿于怀。
我看着他一言不发。
好，你不说话，你不说话是不？！
他刚才不是让我干脆别说话吗？
他恶狠狠地围着我转了一圈，停在我身后。“礼”完了，要开始“兵”了吧？是什么样的“兵”？传说中的酷刑一件件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想到某人常说过的话：最看不起进去就慫，出来就硬的人。我不会给某人机会让他这样评价我的。再说，我这身子骨，估计两下就完，痛苦也不会有多长时间。我准备好了。
他怎么还不动手，时间过去了多久？右脚痛得站不住，全身的力量都在左脚上。我已经开始有些神情恍惚了。别倒下，千万别倒下！别让他们以为我害怕了。
听见有人在和我说话，神智慢慢恢复过来。是“二号”，他把椅子端过来，让我坐下。开始唱白脸：
你为什么发抖啊？
冷！
他出去转了一圈，拿了一个白床单进来：没有衣服，给你这个吧。
我把床单裹在了身上。“二号”拉过来一把椅子坐在我旁边，语重心长的开始聊。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其实我们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个守法的公民非法绑架到这里来，还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态度？
你要是总追究前面你怎么来的这件事那就没完了。你又改变不了现实。
我是改变不了现实，但我可以不合作。我和小流氓也不可能合作。
小流氓？谁是小流氓？
调戏我的人，要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人。我可以忍受大流氓，但不可以忍受小流氓。
他们有什么区别？
大流氓竭力掩盖流氓的本质，他们知道那是丑的。小流氓赤裸裸地表演流氓的本质，他们以丑为美。
哦，有道理。但是你也太傲慢了吧？你知道吗？你的态度让人感觉是在挑衅。
我纠正他：不是挑衅，是不屑。让我消失？别跟我来这一套。我越说越生气：不就是死吗？我们纳税人花钱养着你们这些无恶不做的东西，天天看着、听着你们的恶行，我早就活腻了。
他倒很有耐心：你想过没有，可能不会让你死，就让你耗着。你受得了吗？
耗吧。油干了，灯就灭了！
你怎么这么不识时务呢？你做的事不是都光明正大的吗？说说有什么关系呢？
我告诉你了，可以说我自己，不可以说别人。
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别人，你自己能不能出去都还不知道呢。
对我来说，内心的安宁和灵魂的自由，比身体的自由重要得多。你不会明白的。
他愣了好一会：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想想，你也再想想。今天太晚了。先休息吧。
我提出要上洗手间。他叫来一个女看守陪我去。从洗手间出来，地上已经放好了一个床垫，上面有一套被褥。女看守说：就在这上面凑合睡吧。
怎么？这就完了？没有酷刑？也不打算耗干我了？不管它，先把自己虚弱、颤抖不止的身体放平、暖和了再说。
一男一女搬来两张椅子坐到床垫旁边。我平生第一次，在足有两百瓦的灯光下，在两个看守的监视下，闭上了眼睛。
疲惫之极，却彻夜难眠，能感觉到心脏对胸口猛烈地撞击。全身开始疼痛，双肩、腹部、四肢，是绑架时使劲挣扎的结果吧，运动量太大了。
听天由命地躺着。看守们换班时走动的脚步声，低语声，椅子发出的吱吱响声，甚至喘气声都那么真切。
不知道几点了？天光透过厚厚的窗帘渗透进来。这是一个靠南的房间。一个身材五短、健壮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个打手，昨天绑架我的人之一！），他把手插在裤兜里走到我的旁边，眼露凶光，看着我，用脚踢了两下床垫：起来！请你来疗养的啊？！
我爬起来，整理好被褥，默默地坐在床垫上。
“二号”进来，拉过一张椅子，靠近我坐下。
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
我再重复一遍：我只谈自己，不谈别人。
这是你的原则？
是。
······
华泽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花的海洋。古汉语中花、华不分。
他开始问一些我看起来很无聊，也许对他很重要的琐事：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教育状况······谈话就这样拉拉杂杂、漫无边际地进行着。
从昨天到今天，你们对付我的足有二、三十人了吧？纳税人的钱你们就这么造？我开始提问。
你怎么知道我们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不是吗？
不一定哦。
难道是安元鼎？
说不定哦。
干这份工作一定很痛苦吧？心里会有阴影吗？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看你也是受过教育的，至少是大学毕业吧。你会告诉你的家人你们绑架了我吗？
不能说是绑架。
那是什么？
我们叫，弄进来。
你知道这是违法的吧？
法律包括很多层面，有你知道的，也有你不知道的。
哦，很新鲜，我不知道的也叫法律。好奇地看着他：告诉我吧，你究竟属于哪个部门？
告诉你你也不理解。就算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另外的场合见面，你也不会理解。
那就告诉我你的名字吧。虽然你是这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中的一员。但将来你受到审判时，我可以出庭为你作证。证明你在我被绑架期间，没有对我施以酷刑。
他笑笑：你觉得这一天还有多久？
人算不如天算。也许十年，也许一夜之间。我相信，你、我有生之年都会看到的。
那你在这之前打算做些什么？
用笔、用心、用摄影机，记录下这个时代的变化。
他点点头，转了话题：你该吃点东西了，你想吃什么？
我要先刷牙，不刷牙不能吃东西。
他用了十几分钟来说服我，用水漱一漱也可以起到清洁口腔的作用。我坚持必须用牙刷、牙膏。
他终于说：其实，找一个牙刷来也不是太难的事，不过你昨晚看起来情绪不稳定，我怕你伤着自已。
原来这样。睡觉有人守在旁边，上洗手间也有人贴身“保卫”，原来是怕我自杀。
是啊，你昨天说到死的时候眼都不眨，你把我惊着了。
这回轮到我笑了：放心，我不会自杀。要死，这笔血债也得给你们留着。
你要在这里被弄死了也没人知道。
那可说不定。你们这二、三十个人就没有一个有良知的？今天不说出去，你能保证十年、二十年后也没人说出去吗？别那么自信。
你真地不怕死？
人怎么活不是一辈子？庸常地活也是一辈子，精彩地活也是一辈子。有什么可怕的？
那你得吃东西，把身体养好，才能精彩地活呀。
要刷完牙才能吃东西。
你这人还真固执。你知道吗？你的许多朋友都比你有智慧。
知道。
最后谈判的结果是，我用手指当牙刷，抹着牙膏刷了牙。然后吃了几根青菜、几块香菇、几口方便面。
“二号”出去了。马上进来两个看守，一左一右坐在两边。看来我可以继续休息了。
这一天的“谈话”就这么结束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呢？如此隆重地把我绑来，就这么呆着？看来，我们相互无法理解。我们不是同类，我、与他们之间的差别，比狼和狗的差别大很多吧。
四周真静啊，只有狗叫声。偶然，远处有飞机轰鸣而过。猜测所处的位置应该是在机场的东面。这是他们的一个秘密处所，专门关押我这样的异议人士？他们有多少这样的秘密处所？关押过多少异议人士？这里有过酷刑吗？那些从这里走出去的朋友还能过正常的生活吗？一年以前，无论如何，我不会想到自己有今天这样的遭遇。胡思乱想着，捱到天黑，又天亮。
打手又来了，用脚踢床垫。我翻过身，用后背对着他。他一把掀起被子。我仍然躺着，不理他。他火了，围着床垫走了两个来回，开始破口大骂：你个贱B，你以为你是谁呀？装TM什么丫挺的？······继续骂，不堪入耳。
我豁出去了，猛然坐起来：你什么东西？给我滚出去！
他逼近我：你再说？我弄死你！
“二号”夺门而入，我朝他大喊：让这个打手离我远点，等你们要弄死我时再让他进来！
“二号”拦住了冲过来的打手，在出去之前，他指着我：你等着，我把你拖出去挖个坑埋了！
我气得混身发抖：我等着你们把我给埋了。我知道你们做得出来，但是你记住了，总有一天，你们会受到审判！
已经是被绑架的第三天了，怎样才能让外面的朋友知道我的下落？
看守我的人至少有五班，每班两人一男一女，大约两小时一换。每次“二号”一进来，看守立即出去，“二号”一出去，看守立即进来。从看守们简短的交谈中能听出来，他们是从不同部门抽调来的。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我的情况。如果我大声自言自语，让他们知道我是谁，我是如何被绑架到这里来的，他们中间会有人把消息带出去吗？我不相信这几天接触过的所的人都是铁板一块、铁石心肠。我把头埋在双膝上默默地想着，门“砰”地开了，涌进来一帮人，其中一个紧挨着我坐在了床垫上。是“一号”，那个小流氓。他用胳膊肘捅捅我的肋骨：
抬头！看我！
我不动，沉默。他捅一下，又捅一下。仍然沉默。他点上烟，吸一口，找准位置，“噗”~把烟从我趴着的头和胳膊缝隙间吐进来。我朝远处挪了挪，继续埋着头。他也跟着挪到床垫中间：
呃，你怎么这么淡定啊？在台湾受过训吧？周围嘻嘻哈哈一片笑声。
从这句话里，我再次确认他们不是国保，而是国安。他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信息吧？我是间谍，是特务，危害了国家安全，是国家的敌人。否则怎么能让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下这样的狠手而不会感到良心不安呢？怎么让他们相信自己从事的职业是有尊严的呢？这会儿他们不是来审询我的，他们显然是闲得无聊来找乐子。我始终埋着头，一言不发。闹了一阵，实在没什么可乐的。一帮人扬长而去。
之后的时间里，“二号”不时会走进来站一会，和我交谈几句，我知道他在研究我背包里的东西。
你那个双肩背是装摄影机的，还是放照相机的？
都有。
东西呢？放朋友家了。
他想知道那些SD卡是干嘛用的。那卡是专业设备用的，如果他用普通相机看不到里面的数据。
416的纪录片是你制作的？
对。
不怎么样嘛。会讲故事的人都会做，没什么技巧。
谢谢夸奖！纪录片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技巧。
你为什么关注这几个人？
我爱他们。
你还挺逗，你爱的人那么多，却不结婚。
我说的爱和你说的两码事。
他在看416的片子，那让无数人激动过的场景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感动他。很想告诉他，那就是爱。
你有几部手机？
好几部。
为什么把它们拆开来？
准备做清洁。
为什么不开机？
省电话费。
他在检查我的手机。我有两部手机，那部专门用来上推的买了没几个月。被他碰过了，脏了~~
你过去的生活不错嘛，去过不少国家。
是啊，我的理想就是周游世界。
他在看我拍的照片？U盘里肯定没有。是看我的博客吗？
赚钱不少吧。
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
你不想回到原来的生活去吗？
每天都想。就是回不去了。
我可以帮助你。
你帮助我？你怎么帮助我？你能让结石宝宝健康吗？你能让赵连海被释放吗？你能让汶川地震中被豆腐渣校舍砸死的孩子复活吗？······
难道这个国家就没有让你满意的地方？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把我绑架来？我违法了吗？世界上有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会这么做吗？
当然会呀。美国中情局也会绑架的。
小伙子，你美国大片看多了吧？美国中情局只对外，不对内，它不可能绑架美国公民。
你从来不知道妥协吗？
不同利益团体可以妥协，不同利益诉求可以妥协。和流氓怎么妥协？和强暴你的人怎么妥协？他说要强暴十次，你说两次算妥协？他说要强暴一小时，你说二十分钟算妥协？
“二号”扭头出去了。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早晨起来感觉异常虚弱，身上穿的牛仔背带裤整整肥了一圈。穿上鞋，摇摇晃晃站起来，松松垮垮地裤脚竟踩在了脚下。弯下腰去挽起一截，再站起来时，只觉眼前一黑。
听见一片噪杂的人声，感觉离我很远。有人在掐我的仁中，指甲几乎嵌进了骨头。痛得睁开眼睛，看到打手那张幸灾乐祸的脸。软软地仰面躺着，无力反抗。周围站着五、六个人，有“三号”，还有东城区国保大队周队长。对，现在我可以确定就是他。虽然他仍然带着墨镜，一言不发。
走，穿好外衣，跟我们走。
被人架起来，第三次带上黑头套，塞进一辆轿车的后座，一左一右被两个男人押着，离开了这个囚禁了四天的地方。
不知道要被带去哪里，用心辨别着方向。车子不停地拐来拐去，有人打进电话，听出接电话的是副驾驶位置坐着的周国保，听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大概这趟差事办得有点窝囊。
走了大约两小时左右，传来火车站广播喇叭声：各位旅客请注意···是遣返！
你们要把我送到哪里去？我连换洗衣服都没有。你们必须通知我的家人。我一把拽下黑头套。两个男人大声喝斥着按住我，黑头套立即又被罩上。右边的那个人用手按住我的头，我的下巴死死地抵在胸前不能动掸，绑架那天被弄伤的背部痛得像要裂开来。我一边喊：放开我！一边反抗。坐在前座的周国保厉声制止。右边的男人狠狠攥住了我的手，使劲揉搓。你挣！你挣啊！他的声音低得只有我一人能听见。是那个打手，他在报复我！
周国保开门下了车。打手一边将我的手腕往后扣，一边从牙缝里骂：你叫啊，快叫！你不是厉害吗？我就捏死你！捏死你这个贱B！
我大声反击：你这人渣，给我提鞋都不配！有本事你就弄死我！
我的手腕被他拧得和胳膊形成了30度锐角。四肢开始痙挛，渐渐麻木，失去了知觉。
周国保回到车里。车子启动，行驶不远，停下。
下去！
我的腿动不了。
你TMD装什么装？！
打手用脚踢我，接着把我往外拖。在拖出车门前，黑头套被摘了下来。
是站台，就在火车车厢门口。秋日明媚的阳光穿过站台洒在了我的脸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下，我被公然绑架，就这样被两个男人在地上拖着~~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我哭喊着：放开我！放开我！
有人从后面抱住了我。你们别这样对她。你们放开她。
我抬头看：你是谁？
我是陈明。（作者化名）
啊？陈明，是你吗？
是我。我来接你回新余！
陈明，江西新余广电局办公室主任，我好朋友的丈夫。多年不见了，我们竟以这样的方式相逢。
陈明抱着四肢麻木的我登上了火车。乘客还没进站，软卧车厢里只有我、陈明，和两个自称是街道办干部的新余国保。
四十分钟后，火车驶离了北京西站，整整68小时，我终于脱离了黑帮的魔掌，开始了被软禁的日子。
（未完待续）
（第一季·下）
一、软禁
新余，是江西的一座省辖市。二十一年前，我曾是新余日报的一名记者。1989年辞职后，有过一段浪迹天涯的日子。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我回新余办护照，那时我的户口还在报社的集体户上，开个证明就得千里迢迢跑回去。于是，我和好友，陈明的妻子建建商量，把户口落到他家，这类琐事以后就可以拜托建建帮我办了。就这样，陈明成了我的户主。
大约在我被绑架前一个月左右，国保找到陈明了解我的情况。他们告诉陈明，我参与了一些重要的维权活动。陈明回家和建建说：不会是华泽吧？她会参与这些事吗？建建肯定的回答：就是她，没错。我了解她。
10月28号晚上，陈明接到领导的通知，让他和市国保一起来北京接我，途中一切费用由陈明所在的单位支付。不知道陈明有没有后悔当年同意我把户口转到他家？不知道领导有没有责怪他“交友不慎”？总之，陈明和他的单位被我株连了。
一登上开往江西的火车，我就要求检查背包。便衣把包递过来，我刚打开背包拉链，手机就掉了出来，女便衣一把抢过：手机我先替你保管。她不知道的是，我另外还有一部手机。这部手机是专门上推的，我从未用它打过电话，干净得就像初生的婴儿。去东北出差，打电话的那部手机只有一块电池，以防万一，我在这部上推的手机里，存了两个当时正在拍摄的朋友的电话。依我的记性，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如果不存在手机里都是记不住的。这次细心救了我。
我把幸存的手机悄悄塞在裤兜里。车开后，乘上厕所的机会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打给浦志强，电话响了很久，他没有接。第二个打给滕彪，通话时声音很杂，断断续续，我告诉他：我被绑架了，绑架我的人中有一个是东城区的国保；我现在正被送往江西新余；我的电脑还在机场，请务必设法帮我拿回来。没说几句电话就断了。这时，浦志强的电话打了进来，他告诉我，自27号从伊春回北京后他也被软禁着，但是可以与外界联系。我把和滕彪说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他顿了顿，謓重地对我说：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生活。它早晚都要来的。你要学会独自面对。我说：好，我知道了。
后来，50天与世隔绝的日子里，我曾多次想到这句话，我把它当成一个先行者对后进的忠告。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打完这两个电话，手机还剩一格电。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我要留着这格电，危险来临时用它呼救。虽然我不知道谁能救我，怎样救我。总之，我不能这这样消失，我要让朋友们知道我的消息。
在火车上，来接我的两个便衣好奇地向我问起了***.这是自我失去自由后，第一次有人向我提起这三个字。
你和***是什么关系？
***是干什么的？
······
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因为我在《关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上的签名。姓名：华泽，居住地：北京，职业：纪录片导演。就这么几个字，他们绑架了我，接下来他们还要囚禁我。同时得到证实的是，绑架我的确是国安。
这是一个野蛮国家、黑帮政府。文明社会的准则在这里不被遵守。与一百年前的清末相比，惟一的差别是，对异议人士由杀头、流放，变成了绑架、失踪。这一切必须改变！
于是，我开始给他们讲八九六四，讲零八宪章，讲诺贝尔和平奖···说到这些我开始兴致盎然起来——既然有司要用绑架囚禁的方式让我分享晓波诺奖的荣誉，那么，我不能枉担了虚名，我要一路播散火种。
火车快到终点站时，两名便衣和陈明都对我说：我们只负责接你，到新余后不会再见面了。希望你不要吃眼前亏，该服软就服个软。
我笑着谢谢他们的好意，我的字典里没有“服软”这两个字。
到火车站来接我的新余市国保陈建军（音译）大约四十岁左右，一看就是军人出身，没读过多少书。刚上车他就开始给我上课：
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把家丑扬到国际上去，影响了国家形象；
什么你们不能钻法律的空子啊，拿法律做武器，法律又不是一切；
什么你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啊，但是被国外反华势力利用了。
我一点都不擅长这样八股的话题，不过看他被洗脑成这样，只能耐心回应：
就是怕影响国家形象才呼吁释放***，怎么能把诺奖得主关在监狱里呢？获诺奖是我们的百年梦想之一嘛；
法律是执政党制定的，维护法律的尊严怎么是钻法律的空子呢？不拿法律做武器，难道让我们用坦克做武器吗？
说到国外反华势力，我很想知道它是怎么利用我的？
他说：我不了解你，回头我们再谈。
我严肃的告诉他：不了解就不要乱扣帽子。花点时间了解了再来和我谈。
我最烦不敬业的人，为什么这次让我碰到的都是不敬业的人？为什么不多花点心思了解我，不知道我是吃软不吃硬的人吗？我认为，哪怕是国保、国安这样无耻的职业也应该做得敬业。
到新余后，我被直接送到了消防宾馆。这个宾馆座落在城市北部边缘，六层楼高，最初应该是按三星级标准装修的，不过现在看起来已经有些陈旧了，好在被褥还算柔软、白净，卫生间也挺宽敝。我住在二楼9207房间，据说这是整个宾馆惟一的三人间。两个女警与我同住，两个男警住在隔壁。每班四人，共两班，二十四小时一换，我的贴身“保镖”共八人。
一进房间，女国保欧阳就向我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能与外界联系；不能会见朋友；活动范围不能出这座楼。
“保镖”们自我介绍时，只说姓，不提名。说自己是刑警、经警、治安警，就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国保。看来这个警种还真是见不得人。不过，我这双已经阅国保无数的眼睛，一眼就看出了端倪。八个人中有三个市公安局的国保，其实的人都是从各分局抽调来的。我的安保级别高到他们从没经历过，分局的几个人，就连他们的顶头上司也只知道他们被抽调来执行任务，至于在哪里执行任务，执行什么任务，一律保密。
市国保胡支队长来了——说是领导，没人介绍他的身份。时间长了，我自己琢磨出来的——领导很客气，他说这是公安部统一布置，你在这里呆多久取决于上面的命令。新余方面一分钟都不想让你停留。希望你能配合，他劝我把这当做一次度假疗养。
我向胡支队长提出要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母亲快七十岁了，没有我的消息她会着急。胡支队长说要向上面请示。
没有人找我谈话，也没有人向我宣布限制自由的理由。总之，我这只知起点不知终点的软禁生活开始了。
进卫生间先给滕彪发信息：我住在新余消防宾馆9207房间。新余警方对我很客气，请放心。——手机只有一点点余电，不敢等回复，赶紧关掉。
然后洗澡。第五天了，这套衣服没离过身，床上睡着也是它，地上躺着也是它。一分钟都不能再忍受。
脱掉衣服，检阅被绑架四天“收获”的伤痛：仁中月牙型的伤口很深。至今轻轻触碰仍有针扎般的刺痛；被撞伤的背部在颈椎下方，晚上睡觉一直不能翻身；四肢和右手布满青紫色的瘀血，还有扭伤的右脚。仁中和右手的伤是遣返那天打手留下的。其它地方是怎么伤到的？绑架那天曾数次昏厥，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们究竟对我做过什么。
洗完澡已经疲惫不堪，睡在靠窗的床上，透过铁栅栏的隔断看新余的天空。这里没有我任何亲人，它完全是一座陌生的城市，我甚至连宾馆的方位都不知道。
我要习惯和两个“保镖”共处一室。她们睡觉千万别打呼、别磨牙、别说梦话。长期失眠，使我对睡眠的环境要求很苛刻，必须非常安静、非常干净。
计划11月的欧洲旅行是去不了啦，以后说不定会被限制出境，周游世界的梦想或许就此结束了；滕彪帮我拿回笔记本电脑了吗？千万别落在黑帮手里；我第一次有了不好的银行信用：信用卡过了还款日，去欧洲旅行的机票刷了两万多，那会是一大笔利息吧？每天要吃的药没有带怎么办？身体会出现什么后果？
我想来想去怎么都是身外之事？自由都没有了，这些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不能周游世界就不能吧，好些人连北京都没离开过呢；信用不好就不好吧，反正以后也没打算从银行贷款；笔记本电脑滕彪一定会想办法帮我拿的，即使拿不回来也没办法；药不吃又有什么了不起？被绑架时连死的准备都做好了。惟一不放心的是母亲，她有心脏病。10月8号诺奖公布那天晚上，许多朋友在庆祝聚餐时被抓，第二天母亲离开北京回江西，在火车站告别时曾向她保证：我不会有事，放心吧！现在我只想对她说：对不起！妈妈，我没有遵守诺言。
即来之，则安之。烦躁、愤怒都不起任何作用，那会影响我的敏锐性和判断力。我对自已说，很好，就当作是对内心定力的训练吧。
第二天一早，去火车站接我的国保陈建军推门进屋，一边接电话，一边指着我：你和北京联系了？你还有通讯工具？他扭头示意两个女“保镖”：搜她身，包，床！——我的手机被搜走了，那是我与外界联系的惟一希望。顺便搜走的还有背包里的一些小型专业设备：无线音频发射器、微型摄像机，他们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全都拿走才放心。
包里只剩下一本摄像机的说明书。我自己拿起摄像机拍片子的时间不长，摄像机的一些功能还记不住，随身带着说明书，需要的时候可以查阅。在后来的许多天，这本说明书就成了我惟一的读物。
每天的日子大致是这样度过的：
清晨七点半起床，洗漱后下楼吃早餐；上午看书、写日记，练瑜珈；十一点半午餐；下午看书，练普拉提斯（一种融合了瑜珈和健美操的有氧运动）、洗澡；晚餐后看电视、睡觉。
开始时很不适应。“保镖”们从早到晚开着电视，那些噪音让人心烦意乱。不过，很快我就学会了在电视声中看书、写日记、健身···
一天晚餐后我说要出去散步，陈建军打电话请示领导，得到的答复是：可以散步，但不能离开宾馆的院子。于是，我的生活多了一个项目。
每天傍晚，我上身一件贴身红毛衣，下身是宽松的背带牛仔工装裤，外套黑色风衣（这些是我被绑架时的全部衣装），在四个“保镖”前呼后拥下，绕场二十圈（那阵势一定很可笑）。
这个宾馆入住的人很少，院子呈长方型，东西80步，南北35步。整座楼只有两个窗户是被钢条封死的，其中一间就是我住的9207.第一天散步，就发现了院子东南角一棵不大的桂花树。这个长满黄白色小花、香气袭人的绿色植物，给我孤独而漫长的软禁生活带来了些许生气。
到新余第一天就提出要和母亲通电话。一周后还没有得到答复。10月9日早餐时再次提出要求。陈建军说：本来给你母亲打个电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藏了一个手机，而且和外界联系了，造成了恶劣的后果。所以不能让你和母亲通电话。
造成什么恶劣后果？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我一下就冒火了：即使我是罪犯，你们还得通知我的家人呢。对一个守法的公民你们却连起码的人道都不讲。我有另一个手机，是北京警方交接时没有告诉你们，那不是我的错。向朋友通报消息是我的权利。你们要以此来惩罚我？好吧。不是怕我与外界联系吗？从现在开始，我宣布绝食！我倒下时你们得送我去医院吧？到医院我就大声呼救，告诉所有人你们绑架了我。说完，我离开餐桌，扬长而去。听到后面几个人追上来的脚步声。
小陈不懂事，你别和他生气！
不懂事没关系，千万别没人性。谁都有父母高堂。
你要和母亲通话我们也做不了主，得向上面请示。
给了你们九天时间，向联合国请示也应该有答复了。
回到房间，我开始了第一次绝食。争取与母亲的通话权！
上午，胡支队长来了：我这就请示领导，问题不大，但得有一个时间周期吧？你先吃饭。
请示吧，我等着。和母亲通话前我不会进食的。
第二天一早，陈建军笑容可鞠地进来了：上面说你可以和母亲通电话。只是有两个条件：一，你不能说绑架、软禁。也不能说你现在在新余；二，手机要拿在我手里，要打开免提。可以不？
本来我也没打算告诉母亲我的遭遇，只想报个平安让她放心。
他们拨通了我母亲的电话，拿着手机放在我耳边。听到母亲焦虑的声音：你在哪啊？为什么手机一直关机？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
平静地向母亲撒谎：我在欧洲旅行，电话坏了。国际漫游太贵。不能经常给您打。放心吧，国外比国内安全多了。
我以前每次出国旅行，登机前、到达后都会打电话告诉母亲；离京前会把在国外的行程、国外朋友的电话、预订宾馆的地址、购买各种意外险的单号和保险公司名称email给弟弟。这次完全一反常态，不知道母亲是否真的相信了？
此后每周我被允许和母亲通一次电话报平安。为了能和母亲保持通话，我不能冒险向她暗示我的处境。
无眠的夜晚是那么漫长，我用思念充满它们，思念的感觉既温暖又悲伤：
10年前的圣诞夜，在三里屯的一间酒吧里，我认识了北大在读博士许志永。那天，一票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们在那里狂欢，喧闹噪杂的环境中，我和志永静静地交谈，他谈自己的宪政理想，谈他定点做基层选举田野调查的乡村···这些话题深深打动了我，因为他的理想也正是我的理想。十年后他为我争取言论自由的案件做代理，给予了我许多无私的帮助。
认识滕彪是在一次法律援助研讨会上，志永向他介绍我将要起诉的案件，他毫不犹豫的说：好。支持！第二次见面是在大兴法院声援赵连海，面对用摄像机偷拍我们的便衣，他大声说出那句：我叫滕彪，你敢说出你的名字吗？令现场所有女性倾倒。
一年多来，我参与或拍摄了许多或由公盟发起，或由公盟援助的、或由公盟关注的公民行动与法律个案：暴力拆迁、教育平等、74推友日、赵连海案、福建三网民案、夏峻峰案、冷国权案···共同的理念和行动，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我的心里，志永和滕彪不仅是我的战友，他们如同我的手足。
去年初，我因发表《寻找中国之路》被国保骚扰，我打电话向庆妈诉说内心的绝望与无助。庆妈是谭作人的妻子，我认识多年的朋友。庆妈说：你需要一名律师，去找浦志强吧。于是给志强打电话，半小时后在他凌乱不堪的办公室里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志强面前，我觉得自己完全不像是个学法律的人，就是个絮絮叨叨的求助者。他打断我：
这不算什么，你没事。
那么，如果我有事，你能答应做我的律师吗？
我答应。
从此，一遇到麻烦我就会向他诉说，仍然是絮絮叨叨，直到把他说烦为止，他脸上的表情和神态，明明白白地写着，我就是那个老叫狼来了的孩子。直到10月24日我在伊春与他分手，去丹东与滕彪会合。短短几天里，他每次打电话、发短信，结尾总有两个字：保重！我突然感到：他在向我预警。而此刻，让我悲哀的是，在这片土地上，预警，是我的律师惟一能为我做的事。
第一次知道崔卫平的名字是因为海子。那时我准备为诗人海子做一部传记片。在查找资料时，我看到崔老师研究海子的系列文章。第一眼，她的文字就打动了我，从那以后，几乎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她的文章。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送别屠夫去福州的晚宴上。那是416的前奏，屠夫去福州为三网友案打前站，前途凶险。崔老师高调加入关注团以示声援。她说：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屠夫。几天后她写下了长诗《这些义人们哪》，其中有一段竟是为我而作。
还有王荔蕻大姐、屠夫、天天、王译、张辉、阿尔、强本···
每次想到你们都会有一股暖暖的细流划过面颊，那是内心涌出的感动，它无声地融入黑夜，迎来天明。
11月14日晚餐后，回到房间不久，我正靠在床上看书。听到敲门声，我没有在意，以为是隔壁的“保镖”。女国保欧阳去开门，听到外面有人说：找华泽，欧阳“咣”的一声关上了门。心里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只听到外面有人高声喊：华泽，华泽，你答应一声，让我们知道你在里面。我迅速从床上坐起来，女国保愣愣地看着我。外面的声音更大了：华泽，我们爱你！眼泪奔涌而出，不顾一切冲向房门。因为欧阳站在旁边，门只能打开一条缝，看到门外一女两男，三张陌生的面孔。
我是华泽，你们是？
我们是网友，来看你的。
你们从哪里来？
他们是新余的，我是奉新的陈茂森，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
我们在推特上有过交流，记得这个大头照很帅的小伙子，不过本人看起来比照片上更清秀一些。我伸出手和他们一一相握。那种温暖无以言表。女网友递过来一束鲜花，他们说了一些保重之类的话。欧阳从后面把门重重地关上了。
屋内死一般的沉寂，随后欧阳一边换衣服，一边说：那两个人是新钢的，所谓的维权人士，他们很坏，专门挑动别人和政府做对···根本没听清她在说什么。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太好了，欧阳认出了那两个网友，网友也一定认出了她。他们今晚就会在推上公布我的消息。我不可能从这个世界消失而不为人所知了。
欧阳换好衣服，急急忙忙出去了，留下另一个“保镖”和我。她找领导汇报去了。出了大事，我被暴露了，他们一定开始忙乱了。
第二天一早，胡支队长来了，通知我收拾东西转移住处。
新搬去的宾馆离消防宾馆并不远，叫新蓝天商务大酒店。这个酒店没有院子，楼外就是大街，我要散步必须得走出去。其实，在此之前，他们有时也会允许我到大门外面去散步了。
这个酒店没有自己的餐厅，要到隔壁的酒楼用餐，每顿饭要不得超标，要不就吃得不好。房间里也没有空调，很冷。在这里住了十天，我倒没有什么意见，可“保镖”们受不了了。看看没什么危险，网友不过是来看望一下，也没打算劫持我。于是第十一天，在“保镖”们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又搬回了消防宾馆。
搬回消防宾馆不久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冬日清晨的峨眉山上，大雪缓缓飘落，远近山峦白茫茫一片。晨钟从山脚下的寺院响起，一波一波往上传，一直响到山顶，此起彼伏。这是1994年春节的真实场景。那年，我第一次到四川，认识了谭作人夫妇。16年后，一模一样的场景出现在我的梦中。而这时，我的生活因谭叔被判刑已彻底改变了。
大约11月底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消息，说可能要软禁我到2011年春节后，甚至有人说会无限期软禁。既然我被绑架、软禁是因为晓波获奖，那么12月10日诺奖颁布后必须获释，这是我的心理底线。否则，我将绝食，以死抗争。我必须把这个消息送出去。
平时，我每天都记日记，我的日记记得非常潦草，基本上没有完整的段落，就是一些只言片语，提示我自己不要忘记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和当时的内心感受。因为我知道欧阳常常偷看我的日记。只要我离开房间，我就会在日记上做记号，日记摆放的角度，一根发丝等等。所以，我要送出去的消息必须非常秘密，不能被她发现。
这个纸条是夜晚躲在厕所里写的，大意是：我被软禁了，不能和家人联系，请帮我将这个短信发给186···和139···（这两个号码是滕彪和浦志强的手机。在火车上我已经把它们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这两个电话号码，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以下是短信内容：1、我的手机已被没收，这是请陌生人帮忙发的信息。请不要公布出去。2、如果颁奖日之后还不释放我，我会绝食，请设法救我。3、如果可能（我担心他们也被限制了自由），我委托你们做我的律师。我有一份写给浦志强的委托书放在家中（附具体放置的地方、有我家钥匙的某人联系方式）。4、我在新余国保手中，现软禁在新余消防宾馆9207房间。我把这张纸条和50元钱放在了贴身的衣兜里。
12月1日晚上外出散步时，我将纸条和钱一起塞给了一位事先物色好的陌生人（恕我不能说出更多的细节）。我并不知道，这个陌生人是否能替我把短信发出去，但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了，剩下的就是听天由命。
两天后，我又外出散步时，再次遇见了这个陌生人。他竟然等在那里，并且向我做了一个OK的手势。
离诺奖颁奖日越近，我的内心越焦虑。失去自由的日子，每一天都如一年那么漫长。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漫无边际的黑暗隧道。我知道前面有光，却总也看不到。
许多个夜晚都被心悸折磨，它总是在刚入睡时向我袭来，难以形容的心慌，四肢发软，想大声喊叫。必须竭力控制自己才不会发狂。那种感觉是多么无助，我不断对自己说：不能崩溃！不能崩溃！
即使到诺奖颁奖日第二天就释放我，我也已经与世隔绝整整45天了。对于视自由比生命还重要的我来说，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有时我会想，如果当初被绑架后，我的态度不是那样强硬，他们问什么我说什么，他们也许会放了我，或者只是限制我的行动，不会让我与世隔绝。是的，这完全有可能。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从他们采取暴力绑架我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阻断了与我谈判的可能。我不是不能妥协，我是不能向暴力屈服。
没有人可以要挟我，暴力不能，利益不能、甚至亲情也不能。不要以为柔弱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渺小就没有尊严。弱者和强者之间的差别不在力量的强弱，而在信念的坚定。
终于熬到了诺奖颁奖日那一天。按照诺奖公布日的时间推测，颁奖应该是在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左右。按我的情况推测，所有可能去挪威的人都会受到限制。所以，国内没有人可能到现场。我希望，领奖台上，和领奖台下被邀请的嘉宾席上，是一排排空椅子，镜头缓缓推向这些空椅子。它再好不过的说明了中国的人权状况，说明了这个奖颁给晓波的伟大意义。想到那个场景，我哭了（在我获释后不久，终于看到了颁奖的录像。那个场景———真是空椅子！）。
12月11日早上，我宣布绝食！
下午，新余市公安局张局长来了。他说昨天已经亲自去江西省公安厅请示汇报了，这一两天就会有答复，希望我有一点耐心。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1、告诉我继续软禁的理由；2、告诉我结束软禁的时间。
听天由命的躺在床上，听任意识慢慢消失。身体是飘浮的，没有重量，仿佛另一个我，不，是灵魂，离开了肉体，它升到半空俯视着：
你能坚持多久？
我笑着说：挑战极限。
你要毁掉自己吗？
不。这恰恰是使自己完满。他们想用粗鄙、丑恶、苍白毁掉我，我则以精致、纯净、丰满来对抗。他们可以毁掉我的肉体，但我的内心，他们永远无法毁掉。
12月15日
胡支队长来回复我的要求：1、颁奖日后还有一个音乐会。而且，外地有许多维权人士到北京去了，北京警方忙不过来，所以现在还不能放你回去；2、20日之前一定放你走。前提是你必须进食。
当天，绝食结束。
12月17日晚上，胡支队长再次光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20号你就自由了。你要去哪里？
我要回北京。
怎么回去？
火车、飞机都可以。
你让陈明帮你买票吧。
我不是来旅游的，也不是来探亲访友的。你们怎么把我接来，还怎么把我送回去。我身上没有钱了。如果你们不送我回去，我就等在这里，让北京的朋友来接我。
好吧，我向上面请示一下。
第二天我得到答复：20号帮你买好卧铺票，送你上车。
二、自由！自由？
12月19日上午，胡支队长通知我收拾东西，离开宾馆。他说新余买不到去北京的卧铺票，已经请分宜公安局安排。我们今天先去分宜，明天下午从分宜送你上车。
内心开始不安。他说的理由不合逻辑。新余是直辖市，分宜是新余下辖的县。市局连火车票都买不到，还要县局安排吗？
分宜离新余只有30多公里，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县城，两辆车穿过县城的闹市区，向郊外驶去。越走越荒芜，最后开到一个山脚下的度假村。分宜县公安局的人在这里等着我们。我们一行是这个度假村惟一住宿的人。可能是山里的原因，这里非常冷，比城里气温至少低3度。整个晚上我都裹在被子里胡思乱想：他们是不是要送我去劳教？会不会逮捕我？今年五月份就有一个在江西因“煽颠罪”被捕，后取保候审的朋友告诉我，江西警方向他调查过我。
“保镖”在一旁玩电脑。我请她帮我查一下从分宜到北京的火车，明天下午到达和离开的时间。她百度了一下，吃惊的说：这趟车在分宜不停。
我开始发脾气：问你们领导，到底要把我送到哪里去。这“保镖”是一个年轻、单纯的姑娘。她说：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明天下午任务结束啊。明天一定会放你走的。你不要乱想，领导会安排好的。
一会儿，新余市公安局张局长打电话说要来看我，不知道路怎么走。分宜县局的人开车出去接。等了许久，另一个“保镖”进来说，领导没接到。明天上午一定会来，局长说要为你送行。我感觉情况越来越诡异。
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没和“保镖”打招呼，我自己开门径直走出去，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心里非常乱，怎么也想不通，如果要释放我，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几个“保镖”赶紧跟出来安慰我：不会有事的。领导一定会安排好的，如果今天不放你走，我们和你一起绝食。
快到中午时终于出发了，目标是分宜县一家高档餐厅。一桌人等着我们。张局长，胡支队长。另外四人是省公安厅来的。其中一个年长者（领导模样）说：我们接你去南昌，坐飞机回北京。
手机什么时候还给我？我要打电话让朋友来机场接我。
别着急，会还给你的。
完全没有心情用餐。从新余到南昌明明更近，为什么要拐到分宜再去南昌？
省厅来的四个人中有一个女性，姓熊（依然没有介绍自己的身份），客气得让我不忍说她是国保···华老师，您看江西的变化很大吧？您帮我们宣传宣传呀。
我不做宣传，我只负责批评。
华老师不是做历史人文纪录片吗？我们江西历史很深厚啊。
那倒是。我曾经对江西的古代书院做过一点研究，不过当时我所在的部门，认为这个选题收视率不会高，所以最后没有批下来。
那好啊，您提出方案，我们帮您安排。资金、接待，我们提供一切方便。
哈哈哈哈···，好啊。
看这个架式不像是要送我劳教什么的，倒像是要招安。这太有意思了。
午餐后，我和省厅四人及新余女“保镖”一人，乘福特商务车，新余国保陈建军开一辆轿车跟随，一路浩浩荡荡直奔南昌。
快到南昌时，省厅那位年长者说：现在离飞机起飞还有几个小时，我们陪华老师去看看滕王阁。
在滕王阁一层茶室里，进行了一次精心安排的“友好”谈话：
华老师，这次在江西呆了快两个月，我们新余的同志对您照顾还周到吗？
很好。麻烦你们了。
您也是学法律的，我也是。有关法律的问题咱们就不谈了，有些事情留待历史来评价。您看好不好。
我无言，笑笑。
我今天不是以什么身份和您谈话，只是年长你几岁，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忠告？
请讲。
以后***的事就不要参与了。
***哪些事？
比如签名活动。
签名不会总有的。
好，那就好。
还有关于江西警方的事就不要出去说了。
江西警方很不错呀，文明执法。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江西有什么事，您只管说，我们一定尽量帮忙。您和我们小熊互相留个电话，以后常联系（她是我的专职客服了？）。欢迎您常回来。但不要以这种方式回来。
会常回来的。我还有家人在这里呢。不过，会不会以这种方式回来可能不取决于我。
您提到的江西古代书院的项目很不错呀，您写个东西给我们，我们马上可以着手办。没有问题的。
好，需要的时候一定找您。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晚上七点，我被送到机场贵宾室。小熊要我的身份证去办登机牌。我再一次要求把手机还给我。小熊说：手机我帮您托运吧。
正色对她说：手机是贵重物品，不能托运。你必须还给我。到北京太晚了，我身上衣服单薄，我必须打电话让朋友来接我。
衣服我给你准备了。我知道你身上钱不够，也帮你准备了打车回家的钱。另外，我们厅里还准备了一些礼品，我会把手机包装好一起托运的。
你们是担心我打电话，北京会有欢迎团来机场接我是吗？天气太冷，到达北京的时间也很晚了，我不会让很多人来接我的。这个我可以答应你。
还是托运了吧。
不能答应你的事我不会答应，只要答应了我就会做到，请把手机还给我。
年长者发话了：还给华老师吧。华老师您既然明说了，我也告诉您，我们确实担心再弄出什么事情来，我们也是为您好，希望您平安回家。
飞机八点起飞，七点四十分，我被从贵宾室直接送上了飞机，在登机口，向省厅一行挥挥手，掉头走进机舱，立即打开手机，向滕彪报平安。
这一刻，我才确定，真的自由了！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知道了江西警方在临近释放我的最后两天费尽周折，把我转来转去的真正原因：滕彪、许志永、屠夫等已于18日成立了飘香关注团，包括四位律师在内的各地关注团成员已决定前往新余营救我。
获得自由后的第十一天，当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候，我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有一个梦想：希望在不久的未来，我的朋友不要再被绑架、被失踪、被囚禁，不要再颠沛流离、背井离乡。
（全文完）
中国数字时代 - China Digital
2011年1月6日
一、绑架
在东北出差近半个月，白天拍摄，晚上上网，知道晓波获奖后，北京已是风声鹤唳。于是和滕彪商量，回京后先在他位于望京的工作室住一段时间，等有司疯够了再回家。
担心被定位，10月27日中午登上飞机后随即关掉了手机，把电池和电话卡从手机上拆下，中止了与外界的通讯联系。
下午3点左右飞抵北京，在机场和滕彪等人告别，与他的助手欢欢乘机场大巴去望京。在机场高速路上，发现笔记本电脑不见了。我这该死的记性，一定是落在飞机上了。
一到滕彪工作室，放下行李，马上用固定电话联系机场失物招领处，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我的电脑信息已有登记。立即出门，去一条街之隔的民航干部管理学院乘机场大巴。
走到民航干部管理学院门口，突然被人从后面按住，仰面架起，一边向后拖，一边黑头套从天而降。脑海里闪过第一个念头：原来黑头套这么厚，有一股脚臭味儿。
救命！听到自己在尖叫，之后是拼死挣扎，希望拖延时间，让更多的人看到我被绑架的一幕，并能报警。挣扎的过程中，黑头套被我挣脱了，在被七、八个大汉头朝下脚朝上塞进面包车时，记住了这个最后的镜头：我用双脚勾住白色面包车的门框，不肯就犯。一个绑匪变形的脸，恶狠狠地俯视我：再挣巴就弄死你！随后便失去了知觉。
隐隐约约醒来，感觉车停了下来，以为到了目的地。一会儿车又继续开，再停下。几番之后开始飞速行驶。明白之前在等红绿灯，之后上了通往郊外的高速公路。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盆冷水扑面而来，恍惚中看到一个黑屋子，惟一一盏灯直直地照在我的脸上，许多张脸在眼前晃动，一只手伸过来，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从地上提起来，重重地扔在一个凳子上。头狠狠地撞着了墙。嘴里很腥，胸口很痛，想到了小说《红岩》里的渣滓洞。
数度昏厥，最后醒来时，躺在一张床上。仿佛潮水从头顶退去，身体虽极度虚弱，意识却逐渐清晰起来：这一切终于来了，好快！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朋友们知道了我失踪的消息吗？最晚明天，欢欢会去工作室，她应该知道我离开后没有再回去。她一定会告诉滕彪的。
环顾四周，我判断这是一个郊外的小旅馆。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间，北面是门和厕所，南面是窗户，东面的写字台和椅子摞在一起，被移到了窗户下面，腾出的地方靠墙放着一张凳子，是我之前撞着头的地方。西面就是我躺的这张床了。有五、六个人走来走去，低声耳语。有人发现我醒了。
在审询开始前给自己定下了两个原则：一、饿死事小，失（气）节事大，自己的事可以谈，绝不提任何朋友的名字；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既然来了，就做最坏的打算。
二、较量
我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靠在床头，不知什么时候被弄伤的背部一阵刺痛。
审询开始了。其他人都退出房间，只留下“一号”（我把审询我的人按先后顺序编了号）。他看上去三十岁左右，头发打了厚厚的摩丝，像招手停一样翘着，窄腰的短上衣吊在身上，衣领敞着，露出足有一公斤的银项链。很想告诉他：难看，像拴狗链。
他夸张地活动活动手腕，点上一支烟，套上一个透明烟嘴，用带着银戒指的兰花指捏着，踱过来，一屁股坐到靠近我的床边。我低下头不看他。过了一会儿，他用一根手指按着我的脑门把我的头顶起来，把耷拉下来的一缕头发挑到耳后。然后深深地吸一口烟，悠悠地吐到我的脸上。显然他是想激怒我，我闭上眼睛，不上他的当。又过了一会（感觉有一个世纪那么长），他把胳膊轻轻搭在了我的腿上，身体向前倾，几乎是耳语：看着我。啊？你看着我嘛。
我冷冷地抬起眼睛，接住了他挑逗地目光。他一只眉头向上挑起，挤眉弄眼的凑到离我不足一尺的距离。
请离我远点儿！我竭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力量。
多远？
越远越好！
为什么？
我讨厌烟。
他站起来，踱到桌子那边，掐灭了烟，又靠过来。
你看，烟没了。这下可以说话了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和你没什么可说的，把你们的头儿找来。
随后闭上眼睛，不再搭理他。
这个小痞子还挺有耐心，自说自话持续了差不多一小时，进来一个人与他耳语了几句，那人走出去。不一会儿，又进来四、五个人，其中一人十分面熟，像是北京东城区国保大队的周队长。几个月前曾被他约谈过一次，那次他与我隔桌而坐，虽然言语中透着威胁，但始终面带笑容。现在这人板着脸，带着黑色墨镜，个头也比我印象中矮不少，显然是这次绑架事件的次要角色。所以我一时还不敢确定。
起来，跟我们走！有人发话。
我挪到床边，穿好鞋，脚刚沾地，顿时痛得出了一身冷汗。——我的脚踝也受伤了。顾不上想，黑头套又罩了下来，我被两人连架带拖，踉跄着往外走。走过长长的过道，走出大门，像货物一样被塞进车里。这次汽车没有行驶多久就停下来，我被带进一个大房间，走了十来步拐进另一个房间后，被按在一个方凳上坐下。随即，房内嘈杂的人声散去了。只留下一个人围着我开始踱步，静静地房间里只有他的脚步声，一圈又一圈。停下，一把扯下黑头套。也许适应了黑暗，这屋里的亮光刺得我眼睛睁不开。
你叫什么名字？
看清了，是一双登山鞋。我的目光顺着登山鞋慢慢往上移：户外登山裤、蓝色运动型针织衫，披着休闲外套。一个皮肤白净，眼睛大得像瞪眼羚的年轻人——“二号”。看来他喜欢户外运动。
你叫什么名字？他又问了一遍。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就把我绑架来？
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
华泽。
眼睛已经适应了环境，环视四周，屋子有二、三十平米，我坐在正中间，前面三米左右有两张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公文包，是录音设备！电影里常看到的那种经典的审询场景。
你今天下午刚下飞机？
对。
从哪回来？
丹东。
干什么去了？
拍片子。
去了几天？
三天。
拍什么？
律师办案。
都干什么了？
会见当事人和家属，去法院、检察院复印案卷。
这么点事儿要三天？
时间还挺紧张的。
是哪个律师？
我不想说。
为什么？
我不说别人的名字。
他又踱了几个来回：你看起来很虚弱？
痛、累，坐不住。
搬过来一张椅子：坐着吧。舒服点？
是。谢谢…
我们接着谈？
谈吧。
为什么拍这个律师？
喜欢。
为什么喜欢？
喜欢一定要理由吗？
不要吗？
我喜欢什么不要理由。
听见他运了运气，停顿片刻又重新开始。
拍完到哪里播？
哪里出钱买就在哪里播。中央电视台要买我也愿意。
要是没人买呢。
那就谨以此片献给我喜欢的人呗。
你就拍这一个律师，还是拍一个系列？
不确定。如果还有喜欢的就再拍呀。
你说的喜欢是什么意思？
说了你也不明白。
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律师的？
年代久远，不记得了。
在律师和拍片的问题上纠缠许久，他一无所获。
门“呯”的一声被推开。一个高个儿男子在四、五个人的簇拥下隆重出场。
“三号”——四十岁左右，小眼睛，西装革履，皮鞋亮得苍蝇站在上面都会滑倒。他把手里拿着的烟盒、手机往桌上一拍，坐下，二郎腿一跷，一边不停地抖动着，一边气势汹汹地说：
你别难为我的弟兄们。你不是找领导吗？我来了。告诉你，我忙着呢，没空跟你费话。你来句痛快的，能聊不能聊？
我不是一直在和你的弟兄聊吗？
聊不下去了，卡壳了。你一会儿不记得了，一会儿不想说了。这叫聊啊？到这儿来你还想掌握主动权？没门儿！告诉你，来这儿的就不可能随便出去。我问你就答，这才叫聊知道吗？
请把证件给我看看？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说出来吓死你！（和国保打交道又不是一、两天了，没吓过啊。莫非是国安？）
说出来听听。
现在我不能说，以后再说。
我笑了。“三号”气得咬牙切齿，脸都扭曲了。
我能让你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你信不信？
继续笑着，看戏似地盯着他。这时，外面传来狗吠声。
我把狼狗牵进来和你玩玩你信不信。
行—啊——。我笑得已然力不可支。
一旁的“二号”帮腔：你怎么这么傲慢？有什么好笑的？你应该恐惧，正常人上这儿来都会恐惧。
我为什么要恐惧？你们把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用暴力绑架到这里来，连自己的身份、名字都不敢说，证明你们更恐惧。你们如此恐惧，我就不必恐惧了吧。
“三号”显然是气疯了，他一拍桌子：最后问你一句，还能聊不能聊？
没什么可聊的。
好，你想当江姐是不是？那我成全你！我向来是先礼后兵，现在礼完了，该兵了。你等着！他说完几乎逃跑一般冲向门口，屋里所有人随他蜂涌而出。
在他临出门前甩给他一句话：被你们绑架到这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门“呯”的关上，又打开。进来了“四号”。他冲我大喊一声：站起来！坐舒服了你是不是？
我摇摇晃晃刚站起来。身下的椅子就被他一脚踢倒了。
你有正经营生没有？啊？
不解地看着他？什么意思？
又没男人，又没正经营生。啊？
（明白了）你认为自己干的这叫正经营生？
你住嘴！我们领导问你话，是看得起你，你那叫回答？你那还不如不回答。你那么回答你不如干脆别说话。
跟这个瘦小的委琐男也确实没什么可说的。
你干嘛不找个男人？干嘛不找个正经营生？你什么东西？！
都什么逻辑啊？这人上过学没有？
他又重复了N遍这两句车軲轳话。看来他对我没有男人、没有正经营生这件事耿耿于怀。
我看着他一言不发。
好，你不说话，你不说话是不？！
他刚才不是让我干脆别说话吗？
他恶狠狠地围着我转了一圈，停在我身后。“礼”完了，要开始“兵”了吧？是什么样的“兵”？传说中的酷刑一件件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想到某人常说过的话：最看不起进去就慫，出来就硬的人。我不会给某人机会让他这样评价我的。再说，我这身子骨，估计两下就完，痛苦也不会有多长时间。我准备好了。
他怎么还不动手，时间过去了多久？右脚痛得站不住，全身的力量都在左脚上。我已经开始有些神情恍惚了。别倒下，千万别倒下！别让他们以为我害怕了。
听见有人在和我说话，神智慢慢恢复过来。是“二号”，他把椅子端过来，让我坐下。开始唱白脸：
你为什么发抖啊？
冷！
他出去转了一圈，拿了一个白床单进来：没有衣服，给你这个吧。
我把床单裹在了身上。“二号”拉过来一把椅子坐在我旁边，语重心长的开始聊。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其实我们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个守法的公民非法绑架到这里来，还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态度？
你要是总追究前面你怎么来的这件事那就没完了。你又改变不了现实。
我是改变不了现实，但我可以不合作。我和小流氓也不可能合作。
小流氓？谁是小流氓？
调戏我的人，要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人。我可以忍受大流氓，但不可以忍受小流氓。
他们有什么区别？
大流氓竭力掩盖流氓的本质，他们知道那是丑的。小流氓赤裸裸地表演流氓的本质，他们以丑为美。
哦，有道理。但是你也太傲慢了吧？你知道吗？你的态度让人感觉是在挑衅。
我纠正他：不是挑衅，是不屑。让我消失？别跟我来这一套。我越说越生气：不就是死吗？我们纳税人花钱养着你们这些无恶不做的东西，天天看着、听着你们的恶行，我早就活腻了。
他倒很有耐心：你想过没有，可能不会让你死，就让你耗着。你受得了吗？
耗吧。油干了，灯就灭了！
你怎么这么不识时务呢？你做的事不是都光明正大的吗？说说有什么关系呢？
我告诉你了，可以说我自己，不可以说别人。
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别人，你自己能不能出去都还不知道呢。
对我来说，内心的安宁和灵魂的自由，比身体的自由重要得多。你不会明白的。
他愣了好一会：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想想，你也再想想。今天太晚了。先休息吧。
我提出要上洗手间。他叫来一个女看守陪我去。从洗手间出来，地上已经放好了一个床垫，上面有一套被褥。女看守说：就在这上面凑合睡吧。
怎么？这就完了？没有酷刑？也不打算耗干我了？不管它，先把自己虚弱、颤抖不止的身体放平、暖和了再说。
一男一女搬来两张椅子坐到床垫旁边。我平生第一次，在足有两百瓦的灯光下，在两个看守的监视下，闭上了眼睛。
疲惫之极，却彻夜难眠，能感觉到心脏对胸口猛烈地撞击。全身开始疼痛，双肩、腹部、四肢，是绑架时使劲挣扎的结果吧，运动量太大了。
听天由命地躺着。看守们换班时走动的脚步声，低语声，椅子发出的吱吱响声，甚至喘气声都那么真切。
不知道几点了？天光透过厚厚的窗帘渗透进来。这是一个靠南的房间。一个身材五短、健壮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个打手，昨天绑架我的人之一！），他把手插在裤兜里走到我的旁边，眼露凶光，看着我，用脚踢了两下床垫：起来！请你来疗养的啊？！
我爬起来，整理好被褥，默默地坐在床垫上。
“二号”进来，拉过一张椅子，靠近我坐下。
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
我再重复一遍：我只谈自己，不谈别人。
这是你的原则？
是。
······
华泽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花的海洋。古汉语中花、华不分。
他开始问一些我看起来很无聊，也许对他很重要的琐事：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教育状况······谈话就这样拉拉杂杂、漫无边际地进行着。
从昨天到今天，你们对付我的足有二、三十人了吧？纳税人的钱你们就这么造？我开始提问。
你怎么知道我们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不是吗？
不一定哦。
难道是安元鼎？
说不定哦。
干这份工作一定很痛苦吧？心里会有阴影吗？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看你也是受过教育的，至少是大学毕业吧。你会告诉你的家人你们绑架了我吗？
不能说是绑架。
那是什么？
我们叫，弄进来。
你知道这是违法的吧？
法律包括很多层面，有你知道的，也有你不知道的。
哦，很新鲜，我不知道的也叫法律。好奇地看着他：告诉我吧，你究竟属于哪个部门？
告诉你你也不理解。就算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另外的场合见面，你也不会理解。
那就告诉我你的名字吧。虽然你是这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中的一员。但将来你受到审判时，我可以出庭为你作证。证明你在我被绑架期间，没有对我施以酷刑。
他笑笑：你觉得这一天还有多久？
人算不如天算。也许十年，也许一夜之间。我相信，你、我有生之年都会看到的。
那你在这之前打算做些什么？
用笔、用心、用摄影机，记录下这个时代的变化。
他点点头，转了话题：你该吃点东西了，你想吃什么？
我要先刷牙，不刷牙不能吃东西。
他用了十几分钟来说服我，用水漱一漱也可以起到清洁口腔的作用。我坚持必须用牙刷、牙膏。
他终于说：其实，找一个牙刷来也不是太难的事，不过你昨晚看起来情绪不稳定，我怕你伤着自已。
原来这样。睡觉有人守在旁边，上洗手间也有人贴身“保卫”，原来是怕我自杀。
是啊，你昨天说到死的时候眼都不眨，你把我惊着了。
这回轮到我笑了：放心，我不会自杀。要死，这笔血债也得给你们留着。
你要在这里被弄死了也没人知道。
那可说不定。你们这二、三十个人就没有一个有良知的？今天不说出去，你能保证十年、二十年后也没人说出去吗？别那么自信。
你真地不怕死？
人怎么活不是一辈子？庸常地活也是一辈子，精彩地活也是一辈子。有什么可怕的？
那你得吃东西，把身体养好，才能精彩地活呀。
要刷完牙才能吃东西。
你这人还真固执。你知道吗？你的许多朋友都比你有智慧。
知道。
最后谈判的结果是，我用手指当牙刷，抹着牙膏刷了牙。然后吃了几根青菜、几块香菇、几口方便面。
“二号”出去了。马上进来两个看守，一左一右坐在两边。看来我可以继续休息了。
这一天的“谈话”就这么结束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呢？如此隆重地把我绑来，就这么呆着？看来，我们相互无法理解。我们不是同类，我、与他们之间的差别，比狼和狗的差别大很多吧。
四周真静啊，只有狗叫声。偶然，远处有飞机轰鸣而过。猜测所处的位置应该是在机场的东面。这是他们的一个秘密处所，专门关押我这样的异议人士？他们有多少这样的秘密处所？关押过多少异议人士？这里有过酷刑吗？那些从这里走出去的朋友还能过正常的生活吗？一年以前，无论如何，我不会想到自己有今天这样的遭遇。胡思乱想着，捱到天黑，又天亮。
打手又来了，用脚踢床垫。我翻过身，用后背对着他。他一把掀起被子。我仍然躺着，不理他。他火了，围着床垫走了两个来回，开始破口大骂：你个贱B，你以为你是谁呀？装TM什么丫挺的？······继续骂，不堪入耳。
我豁出去了，猛然坐起来：你什么东西？给我滚出去！
他逼近我：你再说？我弄死你！
“二号”夺门而入，我朝他大喊：让这个打手离我远点，等你们要弄死我时再让他进来！
“二号”拦住了冲过来的打手，在出去之前，他指着我：你等着，我把你拖出去挖个坑埋了！
我气得混身发抖：我等着你们把我给埋了。我知道你们做得出来，但是你记住了，总有一天，你们会受到审判！
已经是被绑架的第三天了，怎样才能让外面的朋友知道我的下落？
看守我的人至少有五班，每班两人一男一女，大约两小时一换。每次“二号”一进来，看守立即出去，“二号”一出去，看守立即进来。从看守们简短的交谈中能听出来，他们是从不同部门抽调来的。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我的情况。如果我大声自言自语，让他们知道我是谁，我是如何被绑架到这里来的，他们中间会有人把消息带出去吗？我不相信这几天接触过的所的人都是铁板一块、铁石心肠。我把头埋在双膝上默默地想着，门“砰”地开了，涌进来一帮人，其中一个紧挨着我坐在了床垫上。是“一号”，那个小流氓。他用胳膊肘捅捅我的肋骨：
抬头！看我！
我不动，沉默。他捅一下，又捅一下。仍然沉默。他点上烟，吸一口，找准位置，“噗”~把烟从我趴着的头和胳膊缝隙间吐进来。我朝远处挪了挪，继续埋着头。他也跟着挪到床垫中间：
呃，你怎么这么淡定啊？在台湾受过训吧？周围嘻嘻哈哈一片笑声。
从这句话里，我再次确认他们不是国保，而是国安。他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信息吧？我是间谍，是特务，危害了国家安全，是国家的敌人。否则怎么能让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下这样的狠手而不会感到良心不安呢？怎么让他们相信自己从事的职业是有尊严的呢？这会儿他们不是来审询我的，他们显然是闲得无聊来找乐子。我始终埋着头，一言不发。闹了一阵，实在没什么可乐的。一帮人扬长而去。
之后的时间里，“二号”不时会走进来站一会，和我交谈几句，我知道他在研究我背包里的东西。
你那个双肩背是装摄影机的，还是放照相机的？
都有。
东西呢？放朋友家了。
他想知道那些SD卡是干嘛用的。那卡是专业设备用的，如果他用普通相机看不到里面的数据。
416的纪录片是你制作的？
对。
不怎么样嘛。会讲故事的人都会做，没什么技巧。
谢谢夸奖！纪录片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技巧。
你为什么关注这几个人？
我爱他们。
你还挺逗，你爱的人那么多，却不结婚。
我说的爱和你说的两码事。
他在看416的片子，那让无数人激动过的场景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感动他。很想告诉他，那就是爱。
你有几部手机？
好几部。
为什么把它们拆开来？
准备做清洁。
为什么不开机？
省电话费。
他在检查我的手机。我有两部手机，那部专门用来上推的买了没几个月。被他碰过了，脏了~~
你过去的生活不错嘛，去过不少国家。
是啊，我的理想就是周游世界。
他在看我拍的照片？U盘里肯定没有。是看我的博客吗？
赚钱不少吧。
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
你不想回到原来的生活去吗？
每天都想。就是回不去了。
我可以帮助你。
你帮助我？你怎么帮助我？你能让结石宝宝健康吗？你能让赵连海被释放吗？你能让汶川地震中被豆腐渣校舍砸死的孩子复活吗？······
难道这个国家就没有让你满意的地方？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把我绑架来？我违法了吗？世界上有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会这么做吗？
当然会呀。美国中情局也会绑架的。
小伙子，你美国大片看多了吧？美国中情局只对外，不对内，它不可能绑架美国公民。
你从来不知道妥协吗？
不同利益团体可以妥协，不同利益诉求可以妥协。和流氓怎么妥协？和强暴你的人怎么妥协？他说要强暴十次，你说两次算妥协？他说要强暴一小时，你说二十分钟算妥协？
“二号”扭头出去了。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早晨起来感觉异常虚弱，身上穿的牛仔背带裤整整肥了一圈。穿上鞋，摇摇晃晃站起来，松松垮垮地裤脚竟踩在了脚下。弯下腰去挽起一截，再站起来时，只觉眼前一黑。
听见一片噪杂的人声，感觉离我很远。有人在掐我的仁中，指甲几乎嵌进了骨头。痛得睁开眼睛，看到打手那张幸灾乐祸的脸。软软地仰面躺着，无力反抗。周围站着五、六个人，有“三号”，还有东城区国保大队周队长。对，现在我可以确定就是他。虽然他仍然带着墨镜，一言不发。
走，穿好外衣，跟我们走。
被人架起来，第三次带上黑头套，塞进一辆轿车的后座，一左一右被两个男人押着，离开了这个囚禁了四天的地方。
不知道要被带去哪里，用心辨别着方向。车子不停地拐来拐去，有人打进电话，听出接电话的是副驾驶位置坐着的周国保，听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大概这趟差事办得有点窝囊。
走了大约两小时左右，传来火车站广播喇叭声：各位旅客请注意···是遣返！
你们要把我送到哪里去？我连换洗衣服都没有。你们必须通知我的家人。我一把拽下黑头套。两个男人大声喝斥着按住我，黑头套立即又被罩上。右边的那个人用手按住我的头，我的下巴死死地抵在胸前不能动掸，绑架那天被弄伤的背部痛得像要裂开来。我一边喊：放开我！一边反抗。坐在前座的周国保厉声制止。右边的男人狠狠攥住了我的手，使劲揉搓。你挣！你挣啊！他的声音低得只有我一人能听见。是那个打手，他在报复我！
周国保开门下了车。打手一边将我的手腕往后扣，一边从牙缝里骂：你叫啊，快叫！你不是厉害吗？我就捏死你！捏死你这个贱B！
我大声反击：你这人渣，给我提鞋都不配！有本事你就弄死我！
我的手腕被他拧得和胳膊形成了30度锐角。四肢开始痙挛，渐渐麻木，失去了知觉。
周国保回到车里。车子启动，行驶不远，停下。
下去！
我的腿动不了。
你TMD装什么装？！
打手用脚踢我，接着把我往外拖。在拖出车门前，黑头套被摘了下来。
是站台，就在火车车厢门口。秋日明媚的阳光穿过站台洒在了我的脸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下，我被公然绑架，就这样被两个男人在地上拖着~~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我哭喊着：放开我！放开我！
有人从后面抱住了我。你们别这样对她。你们放开她。
我抬头看：你是谁？
我是陈明。（作者化名）
啊？陈明，是你吗？
是我。我来接你回新余！
陈明，江西新余广电局办公室主任，我好朋友的丈夫。多年不见了，我们竟以这样的方式相逢。
陈明抱着四肢麻木的我登上了火车。乘客还没进站，软卧车厢里只有我、陈明，和两个自称是街道办干部的新余国保。
四十分钟后，火车驶离了北京西站，整整68小时，我终于脱离了黑帮的魔掌，开始了被软禁的日子。
（未完待续）
（第一季·下）
一、软禁
新余，是江西的一座省辖市。二十一年前，我曾是新余日报的一名记者。1989年辞职后，有过一段浪迹天涯的日子。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我回新余办护照，那时我的户口还在报社的集体户上，开个证明就得千里迢迢跑回去。于是，我和好友，陈明的妻子建建商量，把户口落到他家，这类琐事以后就可以拜托建建帮我办了。就这样，陈明成了我的户主。
大约在我被绑架前一个月左右，国保找到陈明了解我的情况。他们告诉陈明，我参与了一些重要的维权活动。陈明回家和建建说：不会是华泽吧？她会参与这些事吗？建建肯定的回答：就是她，没错。我了解她。
10月28号晚上，陈明接到领导的通知，让他和市国保一起来北京接我，途中一切费用由陈明所在的单位支付。不知道陈明有没有后悔当年同意我把户口转到他家？不知道领导有没有责怪他“交友不慎”？总之，陈明和他的单位被我株连了。
一登上开往江西的火车，我就要求检查背包。便衣把包递过来，我刚打开背包拉链，手机就掉了出来，女便衣一把抢过：手机我先替你保管。她不知道的是，我另外还有一部手机。这部手机是专门上推的，我从未用它打过电话，干净得就像初生的婴儿。去东北出差，打电话的那部手机只有一块电池，以防万一，我在这部上推的手机里，存了两个当时正在拍摄的朋友的电话。依我的记性，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如果不存在手机里都是记不住的。这次细心救了我。
我把幸存的手机悄悄塞在裤兜里。车开后，乘上厕所的机会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打给浦志强，电话响了很久，他没有接。第二个打给滕彪，通话时声音很杂，断断续续，我告诉他：我被绑架了，绑架我的人中有一个是东城区的国保；我现在正被送往江西新余；我的电脑还在机场，请务必设法帮我拿回来。没说几句电话就断了。这时，浦志强的电话打了进来，他告诉我，自27号从伊春回北京后他也被软禁着，但是可以与外界联系。我把和滕彪说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他顿了顿，謓重地对我说：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生活。它早晚都要来的。你要学会独自面对。我说：好，我知道了。
后来，50天与世隔绝的日子里，我曾多次想到这句话，我把它当成一个先行者对后进的忠告。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打完这两个电话，手机还剩一格电。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我要留着这格电，危险来临时用它呼救。虽然我不知道谁能救我，怎样救我。总之，我不能这这样消失，我要让朋友们知道我的消息。
在火车上，来接我的两个便衣好奇地向我问起了***.这是自我失去自由后，第一次有人向我提起这三个字。
你和***是什么关系？
***是干什么的？
······
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因为我在《关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上的签名。姓名：华泽，居住地：北京，职业：纪录片导演。就这么几个字，他们绑架了我，接下来他们还要囚禁我。同时得到证实的是，绑架我的确是国安。
这是一个野蛮国家、黑帮政府。文明社会的准则在这里不被遵守。与一百年前的清末相比，惟一的差别是，对异议人士由杀头、流放，变成了绑架、失踪。这一切必须改变！
于是，我开始给他们讲八九六四，讲零八宪章，讲诺贝尔和平奖···说到这些我开始兴致盎然起来——既然有司要用绑架囚禁的方式让我分享晓波诺奖的荣誉，那么，我不能枉担了虚名，我要一路播散火种。
火车快到终点站时，两名便衣和陈明都对我说：我们只负责接你，到新余后不会再见面了。希望你不要吃眼前亏，该服软就服个软。
我笑着谢谢他们的好意，我的字典里没有“服软”这两个字。
到火车站来接我的新余市国保陈建军（音译）大约四十岁左右，一看就是军人出身，没读过多少书。刚上车他就开始给我上课：
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把家丑扬到国际上去，影响了国家形象；
什么你们不能钻法律的空子啊，拿法律做武器，法律又不是一切；
什么你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啊，但是被国外反华势力利用了。
我一点都不擅长这样八股的话题，不过看他被洗脑成这样，只能耐心回应：
就是怕影响国家形象才呼吁释放***，怎么能把诺奖得主关在监狱里呢？获诺奖是我们的百年梦想之一嘛；
法律是执政党制定的，维护法律的尊严怎么是钻法律的空子呢？不拿法律做武器，难道让我们用坦克做武器吗？
说到国外反华势力，我很想知道它是怎么利用我的？
他说：我不了解你，回头我们再谈。
我严肃的告诉他：不了解就不要乱扣帽子。花点时间了解了再来和我谈。
我最烦不敬业的人，为什么这次让我碰到的都是不敬业的人？为什么不多花点心思了解我，不知道我是吃软不吃硬的人吗？我认为，哪怕是国保、国安这样无耻的职业也应该做得敬业。
到新余后，我被直接送到了消防宾馆。这个宾馆座落在城市北部边缘，六层楼高，最初应该是按三星级标准装修的，不过现在看起来已经有些陈旧了，好在被褥还算柔软、白净，卫生间也挺宽敝。我住在二楼9207房间，据说这是整个宾馆惟一的三人间。两个女警与我同住，两个男警住在隔壁。每班四人，共两班，二十四小时一换，我的贴身“保镖”共八人。
一进房间，女国保欧阳就向我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能与外界联系；不能会见朋友；活动范围不能出这座楼。
“保镖”们自我介绍时，只说姓，不提名。说自己是刑警、经警、治安警，就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国保。看来这个警种还真是见不得人。不过，我这双已经阅国保无数的眼睛，一眼就看出了端倪。八个人中有三个市公安局的国保，其实的人都是从各分局抽调来的。我的安保级别高到他们从没经历过，分局的几个人，就连他们的顶头上司也只知道他们被抽调来执行任务，至于在哪里执行任务，执行什么任务，一律保密。
市国保胡支队长来了——说是领导，没人介绍他的身份。时间长了，我自己琢磨出来的——领导很客气，他说这是公安部统一布置，你在这里呆多久取决于上面的命令。新余方面一分钟都不想让你停留。希望你能配合，他劝我把这当做一次度假疗养。
我向胡支队长提出要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母亲快七十岁了，没有我的消息她会着急。胡支队长说要向上面请示。
没有人找我谈话，也没有人向我宣布限制自由的理由。总之，我这只知起点不知终点的软禁生活开始了。
进卫生间先给滕彪发信息：我住在新余消防宾馆9207房间。新余警方对我很客气，请放心。——手机只有一点点余电，不敢等回复，赶紧关掉。
然后洗澡。第五天了，这套衣服没离过身，床上睡着也是它，地上躺着也是它。一分钟都不能再忍受。
脱掉衣服，检阅被绑架四天“收获”的伤痛：仁中月牙型的伤口很深。至今轻轻触碰仍有针扎般的刺痛；被撞伤的背部在颈椎下方，晚上睡觉一直不能翻身；四肢和右手布满青紫色的瘀血，还有扭伤的右脚。仁中和右手的伤是遣返那天打手留下的。其它地方是怎么伤到的？绑架那天曾数次昏厥，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们究竟对我做过什么。
洗完澡已经疲惫不堪，睡在靠窗的床上，透过铁栅栏的隔断看新余的天空。这里没有我任何亲人，它完全是一座陌生的城市，我甚至连宾馆的方位都不知道。
我要习惯和两个“保镖”共处一室。她们睡觉千万别打呼、别磨牙、别说梦话。长期失眠，使我对睡眠的环境要求很苛刻，必须非常安静、非常干净。
计划11月的欧洲旅行是去不了啦，以后说不定会被限制出境，周游世界的梦想或许就此结束了；滕彪帮我拿回笔记本电脑了吗？千万别落在黑帮手里；我第一次有了不好的银行信用：信用卡过了还款日，去欧洲旅行的机票刷了两万多，那会是一大笔利息吧？每天要吃的药没有带怎么办？身体会出现什么后果？
我想来想去怎么都是身外之事？自由都没有了，这些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不能周游世界就不能吧，好些人连北京都没离开过呢；信用不好就不好吧，反正以后也没打算从银行贷款；笔记本电脑滕彪一定会想办法帮我拿的，即使拿不回来也没办法；药不吃又有什么了不起？被绑架时连死的准备都做好了。惟一不放心的是母亲，她有心脏病。10月8号诺奖公布那天晚上，许多朋友在庆祝聚餐时被抓，第二天母亲离开北京回江西，在火车站告别时曾向她保证：我不会有事，放心吧！现在我只想对她说：对不起！妈妈，我没有遵守诺言。
即来之，则安之。烦躁、愤怒都不起任何作用，那会影响我的敏锐性和判断力。我对自已说，很好，就当作是对内心定力的训练吧。
第二天一早，去火车站接我的国保陈建军推门进屋，一边接电话，一边指着我：你和北京联系了？你还有通讯工具？他扭头示意两个女“保镖”：搜她身，包，床！——我的手机被搜走了，那是我与外界联系的惟一希望。顺便搜走的还有背包里的一些小型专业设备：无线音频发射器、微型摄像机，他们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全都拿走才放心。
包里只剩下一本摄像机的说明书。我自己拿起摄像机拍片子的时间不长，摄像机的一些功能还记不住，随身带着说明书，需要的时候可以查阅。在后来的许多天，这本说明书就成了我惟一的读物。
每天的日子大致是这样度过的：
清晨七点半起床，洗漱后下楼吃早餐；上午看书、写日记，练瑜珈；十一点半午餐；下午看书，练普拉提斯（一种融合了瑜珈和健美操的有氧运动）、洗澡；晚餐后看电视、睡觉。
开始时很不适应。“保镖”们从早到晚开着电视，那些噪音让人心烦意乱。不过，很快我就学会了在电视声中看书、写日记、健身···
一天晚餐后我说要出去散步，陈建军打电话请示领导，得到的答复是：可以散步，但不能离开宾馆的院子。于是，我的生活多了一个项目。
每天傍晚，我上身一件贴身红毛衣，下身是宽松的背带牛仔工装裤，外套黑色风衣（这些是我被绑架时的全部衣装），在四个“保镖”前呼后拥下，绕场二十圈（那阵势一定很可笑）。
这个宾馆入住的人很少，院子呈长方型，东西80步，南北35步。整座楼只有两个窗户是被钢条封死的，其中一间就是我住的9207.第一天散步，就发现了院子东南角一棵不大的桂花树。这个长满黄白色小花、香气袭人的绿色植物，给我孤独而漫长的软禁生活带来了些许生气。
到新余第一天就提出要和母亲通电话。一周后还没有得到答复。10月9日早餐时再次提出要求。陈建军说：本来给你母亲打个电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藏了一个手机，而且和外界联系了，造成了恶劣的后果。所以不能让你和母亲通电话。
造成什么恶劣后果？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我一下就冒火了：即使我是罪犯，你们还得通知我的家人呢。对一个守法的公民你们却连起码的人道都不讲。我有另一个手机，是北京警方交接时没有告诉你们，那不是我的错。向朋友通报消息是我的权利。你们要以此来惩罚我？好吧。不是怕我与外界联系吗？从现在开始，我宣布绝食！我倒下时你们得送我去医院吧？到医院我就大声呼救，告诉所有人你们绑架了我。说完，我离开餐桌，扬长而去。听到后面几个人追上来的脚步声。
小陈不懂事，你别和他生气！
不懂事没关系，千万别没人性。谁都有父母高堂。
你要和母亲通话我们也做不了主，得向上面请示。
给了你们九天时间，向联合国请示也应该有答复了。
回到房间，我开始了第一次绝食。争取与母亲的通话权！
上午，胡支队长来了：我这就请示领导，问题不大，但得有一个时间周期吧？你先吃饭。
请示吧，我等着。和母亲通话前我不会进食的。
第二天一早，陈建军笑容可鞠地进来了：上面说你可以和母亲通电话。只是有两个条件：一，你不能说绑架、软禁。也不能说你现在在新余；二，手机要拿在我手里，要打开免提。可以不？
本来我也没打算告诉母亲我的遭遇，只想报个平安让她放心。
他们拨通了我母亲的电话，拿着手机放在我耳边。听到母亲焦虑的声音：你在哪啊？为什么手机一直关机？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
平静地向母亲撒谎：我在欧洲旅行，电话坏了。国际漫游太贵。不能经常给您打。放心吧，国外比国内安全多了。
我以前每次出国旅行，登机前、到达后都会打电话告诉母亲；离京前会把在国外的行程、国外朋友的电话、预订宾馆的地址、购买各种意外险的单号和保险公司名称email给弟弟。这次完全一反常态，不知道母亲是否真的相信了？
此后每周我被允许和母亲通一次电话报平安。为了能和母亲保持通话，我不能冒险向她暗示我的处境。
无眠的夜晚是那么漫长，我用思念充满它们，思念的感觉既温暖又悲伤：
10年前的圣诞夜，在三里屯的一间酒吧里，我认识了北大在读博士许志永。那天，一票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们在那里狂欢，喧闹噪杂的环境中，我和志永静静地交谈，他谈自己的宪政理想，谈他定点做基层选举田野调查的乡村···这些话题深深打动了我，因为他的理想也正是我的理想。十年后他为我争取言论自由的案件做代理，给予了我许多无私的帮助。
认识滕彪是在一次法律援助研讨会上，志永向他介绍我将要起诉的案件，他毫不犹豫的说：好。支持！第二次见面是在大兴法院声援赵连海，面对用摄像机偷拍我们的便衣，他大声说出那句：我叫滕彪，你敢说出你的名字吗？令现场所有女性倾倒。
一年多来，我参与或拍摄了许多或由公盟发起，或由公盟援助的、或由公盟关注的公民行动与法律个案：暴力拆迁、教育平等、74推友日、赵连海案、福建三网民案、夏峻峰案、冷国权案···共同的理念和行动，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我的心里，志永和滕彪不仅是我的战友，他们如同我的手足。
去年初，我因发表《寻找中国之路》被国保骚扰，我打电话向庆妈诉说内心的绝望与无助。庆妈是谭作人的妻子，我认识多年的朋友。庆妈说：你需要一名律师，去找浦志强吧。于是给志强打电话，半小时后在他凌乱不堪的办公室里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志强面前，我觉得自己完全不像是个学法律的人，就是个絮絮叨叨的求助者。他打断我：
这不算什么，你没事。
那么，如果我有事，你能答应做我的律师吗？
我答应。
从此，一遇到麻烦我就会向他诉说，仍然是絮絮叨叨，直到把他说烦为止，他脸上的表情和神态，明明白白地写着，我就是那个老叫狼来了的孩子。直到10月24日我在伊春与他分手，去丹东与滕彪会合。短短几天里，他每次打电话、发短信，结尾总有两个字：保重！我突然感到：他在向我预警。而此刻，让我悲哀的是，在这片土地上，预警，是我的律师惟一能为我做的事。
第一次知道崔卫平的名字是因为海子。那时我准备为诗人海子做一部传记片。在查找资料时，我看到崔老师研究海子的系列文章。第一眼，她的文字就打动了我，从那以后，几乎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她的文章。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送别屠夫去福州的晚宴上。那是416的前奏，屠夫去福州为三网友案打前站，前途凶险。崔老师高调加入关注团以示声援。她说：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屠夫。几天后她写下了长诗《这些义人们哪》，其中有一段竟是为我而作。
还有王荔蕻大姐、屠夫、天天、王译、张辉、阿尔、强本···
每次想到你们都会有一股暖暖的细流划过面颊，那是内心涌出的感动，它无声地融入黑夜，迎来天明。
11月14日晚餐后，回到房间不久，我正靠在床上看书。听到敲门声，我没有在意，以为是隔壁的“保镖”。女国保欧阳去开门，听到外面有人说：找华泽，欧阳“咣”的一声关上了门。心里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只听到外面有人高声喊：华泽，华泽，你答应一声，让我们知道你在里面。我迅速从床上坐起来，女国保愣愣地看着我。外面的声音更大了：华泽，我们爱你！眼泪奔涌而出，不顾一切冲向房门。因为欧阳站在旁边，门只能打开一条缝，看到门外一女两男，三张陌生的面孔。
我是华泽，你们是？
我们是网友，来看你的。
你们从哪里来？
他们是新余的，我是奉新的陈茂森，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
我们在推特上有过交流，记得这个大头照很帅的小伙子，不过本人看起来比照片上更清秀一些。我伸出手和他们一一相握。那种温暖无以言表。女网友递过来一束鲜花，他们说了一些保重之类的话。欧阳从后面把门重重地关上了。
屋内死一般的沉寂，随后欧阳一边换衣服，一边说：那两个人是新钢的，所谓的维权人士，他们很坏，专门挑动别人和政府做对···根本没听清她在说什么。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太好了，欧阳认出了那两个网友，网友也一定认出了她。他们今晚就会在推上公布我的消息。我不可能从这个世界消失而不为人所知了。
欧阳换好衣服，急急忙忙出去了，留下另一个“保镖”和我。她找领导汇报去了。出了大事，我被暴露了，他们一定开始忙乱了。
第二天一早，胡支队长来了，通知我收拾东西转移住处。
新搬去的宾馆离消防宾馆并不远，叫新蓝天商务大酒店。这个酒店没有院子，楼外就是大街，我要散步必须得走出去。其实，在此之前，他们有时也会允许我到大门外面去散步了。
这个酒店没有自己的餐厅，要到隔壁的酒楼用餐，每顿饭要不得超标，要不就吃得不好。房间里也没有空调，很冷。在这里住了十天，我倒没有什么意见，可“保镖”们受不了了。看看没什么危险，网友不过是来看望一下，也没打算劫持我。于是第十一天，在“保镖”们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又搬回了消防宾馆。
搬回消防宾馆不久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冬日清晨的峨眉山上，大雪缓缓飘落，远近山峦白茫茫一片。晨钟从山脚下的寺院响起，一波一波往上传，一直响到山顶，此起彼伏。这是1994年春节的真实场景。那年，我第一次到四川，认识了谭作人夫妇。16年后，一模一样的场景出现在我的梦中。而这时，我的生活因谭叔被判刑已彻底改变了。
大约11月底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消息，说可能要软禁我到2011年春节后，甚至有人说会无限期软禁。既然我被绑架、软禁是因为晓波获奖，那么12月10日诺奖颁布后必须获释，这是我的心理底线。否则，我将绝食，以死抗争。我必须把这个消息送出去。
平时，我每天都记日记，我的日记记得非常潦草，基本上没有完整的段落，就是一些只言片语，提示我自己不要忘记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和当时的内心感受。因为我知道欧阳常常偷看我的日记。只要我离开房间，我就会在日记上做记号，日记摆放的角度，一根发丝等等。所以，我要送出去的消息必须非常秘密，不能被她发现。
这个纸条是夜晚躲在厕所里写的，大意是：我被软禁了，不能和家人联系，请帮我将这个短信发给186···和139···（这两个号码是滕彪和浦志强的手机。在火车上我已经把它们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这两个电话号码，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以下是短信内容：1、我的手机已被没收，这是请陌生人帮忙发的信息。请不要公布出去。2、如果颁奖日之后还不释放我，我会绝食，请设法救我。3、如果可能（我担心他们也被限制了自由），我委托你们做我的律师。我有一份写给浦志强的委托书放在家中（附具体放置的地方、有我家钥匙的某人联系方式）。4、我在新余国保手中，现软禁在新余消防宾馆9207房间。我把这张纸条和50元钱放在了贴身的衣兜里。
12月1日晚上外出散步时，我将纸条和钱一起塞给了一位事先物色好的陌生人（恕我不能说出更多的细节）。我并不知道，这个陌生人是否能替我把短信发出去，但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了，剩下的就是听天由命。
两天后，我又外出散步时，再次遇见了这个陌生人。他竟然等在那里，并且向我做了一个OK的手势。
离诺奖颁奖日越近，我的内心越焦虑。失去自由的日子，每一天都如一年那么漫长。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漫无边际的黑暗隧道。我知道前面有光，却总也看不到。
许多个夜晚都被心悸折磨，它总是在刚入睡时向我袭来，难以形容的心慌，四肢发软，想大声喊叫。必须竭力控制自己才不会发狂。那种感觉是多么无助，我不断对自己说：不能崩溃！不能崩溃！
即使到诺奖颁奖日第二天就释放我，我也已经与世隔绝整整45天了。对于视自由比生命还重要的我来说，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有时我会想，如果当初被绑架后，我的态度不是那样强硬，他们问什么我说什么，他们也许会放了我，或者只是限制我的行动，不会让我与世隔绝。是的，这完全有可能。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从他们采取暴力绑架我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阻断了与我谈判的可能。我不是不能妥协，我是不能向暴力屈服。
没有人可以要挟我，暴力不能，利益不能、甚至亲情也不能。不要以为柔弱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渺小就没有尊严。弱者和强者之间的差别不在力量的强弱，而在信念的坚定。
终于熬到了诺奖颁奖日那一天。按照诺奖公布日的时间推测，颁奖应该是在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左右。按我的情况推测，所有可能去挪威的人都会受到限制。所以，国内没有人可能到现场。我希望，领奖台上，和领奖台下被邀请的嘉宾席上，是一排排空椅子，镜头缓缓推向这些空椅子。它再好不过的说明了中国的人权状况，说明了这个奖颁给晓波的伟大意义。想到那个场景，我哭了（在我获释后不久，终于看到了颁奖的录像。那个场景———真是空椅子！）。
12月11日早上，我宣布绝食！
下午，新余市公安局张局长来了。他说昨天已经亲自去江西省公安厅请示汇报了，这一两天就会有答复，希望我有一点耐心。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1、告诉我继续软禁的理由；2、告诉我结束软禁的时间。
听天由命的躺在床上，听任意识慢慢消失。身体是飘浮的，没有重量，仿佛另一个我，不，是灵魂，离开了肉体，它升到半空俯视着：
你能坚持多久？
我笑着说：挑战极限。
你要毁掉自己吗？
不。这恰恰是使自己完满。他们想用粗鄙、丑恶、苍白毁掉我，我则以精致、纯净、丰满来对抗。他们可以毁掉我的肉体，但我的内心，他们永远无法毁掉。
12月15日
胡支队长来回复我的要求：1、颁奖日后还有一个音乐会。而且，外地有许多维权人士到北京去了，北京警方忙不过来，所以现在还不能放你回去；2、20日之前一定放你走。前提是你必须进食。
当天，绝食结束。
12月17日晚上，胡支队长再次光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20号你就自由了。你要去哪里？
我要回北京。
怎么回去？
火车、飞机都可以。
你让陈明帮你买票吧。
我不是来旅游的，也不是来探亲访友的。你们怎么把我接来，还怎么把我送回去。我身上没有钱了。如果你们不送我回去，我就等在这里，让北京的朋友来接我。
好吧，我向上面请示一下。
第二天我得到答复：20号帮你买好卧铺票，送你上车。
二、自由！自由？
12月19日上午，胡支队长通知我收拾东西，离开宾馆。他说新余买不到去北京的卧铺票，已经请分宜公安局安排。我们今天先去分宜，明天下午从分宜送你上车。
内心开始不安。他说的理由不合逻辑。新余是直辖市，分宜是新余下辖的县。市局连火车票都买不到，还要县局安排吗？
分宜离新余只有30多公里，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县城，两辆车穿过县城的闹市区，向郊外驶去。越走越荒芜，最后开到一个山脚下的度假村。分宜县公安局的人在这里等着我们。我们一行是这个度假村惟一住宿的人。可能是山里的原因，这里非常冷，比城里气温至少低3度。整个晚上我都裹在被子里胡思乱想：他们是不是要送我去劳教？会不会逮捕我？今年五月份就有一个在江西因“煽颠罪”被捕，后取保候审的朋友告诉我，江西警方向他调查过我。
“保镖”在一旁玩电脑。我请她帮我查一下从分宜到北京的火车，明天下午到达和离开的时间。她百度了一下，吃惊的说：这趟车在分宜不停。
我开始发脾气：问你们领导，到底要把我送到哪里去。这“保镖”是一个年轻、单纯的姑娘。她说：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明天下午任务结束啊。明天一定会放你走的。你不要乱想，领导会安排好的。
一会儿，新余市公安局张局长打电话说要来看我，不知道路怎么走。分宜县局的人开车出去接。等了许久，另一个“保镖”进来说，领导没接到。明天上午一定会来，局长说要为你送行。我感觉情况越来越诡异。
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没和“保镖”打招呼，我自己开门径直走出去，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心里非常乱，怎么也想不通，如果要释放我，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几个“保镖”赶紧跟出来安慰我：不会有事的。领导一定会安排好的，如果今天不放你走，我们和你一起绝食。
快到中午时终于出发了，目标是分宜县一家高档餐厅。一桌人等着我们。张局长，胡支队长。另外四人是省公安厅来的。其中一个年长者（领导模样）说：我们接你去南昌，坐飞机回北京。
手机什么时候还给我？我要打电话让朋友来机场接我。
别着急，会还给你的。
完全没有心情用餐。从新余到南昌明明更近，为什么要拐到分宜再去南昌？
省厅来的四个人中有一个女性，姓熊（依然没有介绍自己的身份），客气得让我不忍说她是国保···华老师，您看江西的变化很大吧？您帮我们宣传宣传呀。
我不做宣传，我只负责批评。
华老师不是做历史人文纪录片吗？我们江西历史很深厚啊。
那倒是。我曾经对江西的古代书院做过一点研究，不过当时我所在的部门，认为这个选题收视率不会高，所以最后没有批下来。
那好啊，您提出方案，我们帮您安排。资金、接待，我们提供一切方便。
哈哈哈哈···，好啊。
看这个架式不像是要送我劳教什么的，倒像是要招安。这太有意思了。
午餐后，我和省厅四人及新余女“保镖”一人，乘福特商务车，新余国保陈建军开一辆轿车跟随，一路浩浩荡荡直奔南昌。
快到南昌时，省厅那位年长者说：现在离飞机起飞还有几个小时，我们陪华老师去看看滕王阁。
在滕王阁一层茶室里，进行了一次精心安排的“友好”谈话：
华老师，这次在江西呆了快两个月，我们新余的同志对您照顾还周到吗？
很好。麻烦你们了。
您也是学法律的，我也是。有关法律的问题咱们就不谈了，有些事情留待历史来评价。您看好不好。
我无言，笑笑。
我今天不是以什么身份和您谈话，只是年长你几岁，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忠告？
请讲。
以后***的事就不要参与了。
***哪些事？
比如签名活动。
签名不会总有的。
好，那就好。
还有关于江西警方的事就不要出去说了。
江西警方很不错呀，文明执法。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江西有什么事，您只管说，我们一定尽量帮忙。您和我们小熊互相留个电话，以后常联系（她是我的专职客服了？）。欢迎您常回来。但不要以这种方式回来。
会常回来的。我还有家人在这里呢。不过，会不会以这种方式回来可能不取决于我。
您提到的江西古代书院的项目很不错呀，您写个东西给我们，我们马上可以着手办。没有问题的。
好，需要的时候一定找您。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晚上七点，我被送到机场贵宾室。小熊要我的身份证去办登机牌。我再一次要求把手机还给我。小熊说：手机我帮您托运吧。
正色对她说：手机是贵重物品，不能托运。你必须还给我。到北京太晚了，我身上衣服单薄，我必须打电话让朋友来接我。
衣服我给你准备了。我知道你身上钱不够，也帮你准备了打车回家的钱。另外，我们厅里还准备了一些礼品，我会把手机包装好一起托运的。
你们是担心我打电话，北京会有欢迎团来机场接我是吗？天气太冷，到达北京的时间也很晚了，我不会让很多人来接我的。这个我可以答应你。
还是托运了吧。
不能答应你的事我不会答应，只要答应了我就会做到，请把手机还给我。
年长者发话了：还给华老师吧。华老师您既然明说了，我也告诉您，我们确实担心再弄出什么事情来，我们也是为您好，希望您平安回家。
飞机八点起飞，七点四十分，我被从贵宾室直接送上了飞机，在登机口，向省厅一行挥挥手，掉头走进机舱，立即打开手机，向滕彪报平安。
这一刻，我才确定，真的自由了！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知道了江西警方在临近释放我的最后两天费尽周折，把我转来转去的真正原因：滕彪、许志永、屠夫等已于18日成立了飘香关注团，包括四位律师在内的各地关注团成员已决定前往新余营救我。
获得自由后的第十一天，当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候，我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有一个梦想：希望在不久的未来，我的朋友不要再被绑架、被失踪、被囚禁，不要再颠沛流离、背井离乡。
（全文完）
中国数字时代 - China Digital
2011年1月6日
2011年1月4日星期二
推友推文选 2011-1~4
@yinys 今天开庭贼好玩。房东对法官说，因为很多情况涉及我的隐私，所以不能说。然后他拿出一张居委会治安专干给他开的证明，证明他需要向公安分局、派出所和居委会汇报我的行踪~ @yinys 起诉趁火打劫不良房东牛志林案，现在应该开庭了。http://is.gd/K9kcJW
9:34 PM Jan 24th via 敏感词
@pearlher @gongminyaoyao 格式化后，拨任何电话，手机会出现提示：电话转接中。。。我打电话询问移动客服，确认电话被转接，按##002#,然后发送，取消所有转接，大家都按一下，哈！
3:53 PM Feb 22nd via web in reply to gongminyaoyao
@XIA0R0NG 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辩论制裁利比亚决议时发言，声泪俱下，祈求各国代表投票支持制裁，特别要求把卡扎菲当局押上国际刑事法庭。他的发言止住了中国、俄国等国代笔的“内政”论点，成为辩论的转折点，安理会最终一致通过制裁决议。
10:30 AM Feb 27th via web
@XIA0R0NG 中国代表在今天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对利比亚实行制裁时表示，利比亚政府屠杀本国民众是“内政”问题，国际社会应该通过“对话”和平寻求解决；但最终还是鉴于北非形式的严峻，投了赞同票。也许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签署《罗马条约》、因而不受制于国际刑事法庭，所以不用担心这种制裁会降到自己头上吧？
10:36 AM Feb 27th via web
@yancaiwm 不关注“革命”，只关注“革命”中失踪的人。RT @buqueding RT @fengxingzhe 寻人：重庆推友 @antiPRC 27日电话说出门晒太阳，后无消息，现两个手机均已关机，情况不明。有知道他情况的朋友，请告知。(via @buqueding )请帮推！ 谢谢！
7:57 AM Mar 2nd via 友推
@HeQinglian 中共终于承认，它的敌人就在国内。今年维稳经费总量首次超越国防经费。根据预算案，今年公共安全开支为6244亿元，超过国防预算6011亿元，而增幅为21.5%，亦比国防经费的12.7%增幅高得多。http://bit.ly/har3pM
10:42 AM Mar 6th via web
@yehuo 这次中国政府的铁路建设在利比亚可亏大了，几万人跑来跑去不说，项目也没了！从此泡汤了。。。
10:29 AM Mar 10th via 中文推特
@window08 想起大半年前在长安街上邂逅一瘸一拐的李海，真的忍不住流泪。。。
8:23 PM Mar 10th via web
@NBHH 我和张健男去年9月19日领证，至今没有办事儿。其实爱情也可能被赋予某些意义。因为我们有结婚证，他曾可能因此避免被遣送回老家；也因为有结婚证，我有权利得知他的下落，并提出各种要求。相比之下，那些无故失踪的朋友，和他们的女友，又该如何是好。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11:53 AM Mar 11th via 草墙推
@icorey 日本东北地震后，NHK不停播报海啸预警、余震预报、损失情况等，指导人民避难。而央视每逢灾害总是第一讲领导重视，第二讲百年一遇，第三讲大爱无疆，要众志成城。
5:47 PM Mar 11th via RTfocus
@monnand 村上春树作日本俳句一首刊于《大阪晚报》 天灾难避死何诉，天皇唤，首相呼，皇疼国爱，声声入废墟。一点二亿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黑鹰鹰战车救雏犊，左小泽，右仓井，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艾薇，同欢呼。
8:28 PM Mar 12th via Hotot for Chrome
@Frankus21 西单无线网络再次被切断，致电10086询问，称已经接到通知，由于上网人数过多，网络出现问题；问为何每周日都出现问题，重复前面的回答；问投诉的人多吗，答挺多的；问接到什么通知，答网络出现问题，以后会尽量改善。
3:22 PM Mar 13th via web
@mathena 读了一下联合国的 1972 号决议，上面有各国代表的发言记录，所有参加投票的国家，哪怕是弃权的，除了中国，都提到了保护平民或人道主义。所有国家包括俄罗斯都赞成要采取措施保护平民，除了中国。不奇怪。
12:05 PM Mar 21st via web
@wenyunchao 这个结果与另一统计结果一致，即20几万中文推友接近5%的活跃度。RT @RTfocus: 好消息：经统计，2011年3月份在用(至少发推一次)的中文推特帐号达13272个，创历史新高。
9:33 PM Apr 11th via Twitter for iPhone
9:34 PM Jan 24th via 敏感词
@pearlher @gongminyaoyao 格式化后，拨任何电话，手机会出现提示：电话转接中。。。我打电话询问移动客服，确认电话被转接，按##002#,然后发送，取消所有转接，大家都按一下，哈！
3:53 PM Feb 22nd via web in reply to gongminyaoyao
@XIA0R0NG 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辩论制裁利比亚决议时发言，声泪俱下，祈求各国代表投票支持制裁，特别要求把卡扎菲当局押上国际刑事法庭。他的发言止住了中国、俄国等国代笔的“内政”论点，成为辩论的转折点，安理会最终一致通过制裁决议。
10:30 AM Feb 27th via web
@XIA0R0NG 中国代表在今天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对利比亚实行制裁时表示，利比亚政府屠杀本国民众是“内政”问题，国际社会应该通过“对话”和平寻求解决；但最终还是鉴于北非形式的严峻，投了赞同票。也许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签署《罗马条约》、因而不受制于国际刑事法庭，所以不用担心这种制裁会降到自己头上吧？
10:36 AM Feb 27th via web
@yancaiwm 不关注“革命”，只关注“革命”中失踪的人。RT @buqueding RT @fengxingzhe 寻人：重庆推友 @antiPRC 27日电话说出门晒太阳，后无消息，现两个手机均已关机，情况不明。有知道他情况的朋友，请告知。(via @buqueding )请帮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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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Qinglian 中共终于承认，它的敌人就在国内。今年维稳经费总量首次超越国防经费。根据预算案，今年公共安全开支为6244亿元，超过国防预算6011亿元，而增幅为21.5%，亦比国防经费的12.7%增幅高得多。http://bit.ly/har3pM
10:42 AM Mar 6th via web
@yehuo 这次中国政府的铁路建设在利比亚可亏大了，几万人跑来跑去不说，项目也没了！从此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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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08 想起大半年前在长安街上邂逅一瘸一拐的李海，真的忍不住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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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HH 我和张健男去年9月19日领证，至今没有办事儿。其实爱情也可能被赋予某些意义。因为我们有结婚证，他曾可能因此避免被遣送回老家；也因为有结婚证，我有权利得知他的下落，并提出各种要求。相比之下，那些无故失踪的朋友，和他们的女友，又该如何是好。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11:53 AM Mar 11th via 草墙推
@icorey 日本东北地震后，NHK不停播报海啸预警、余震预报、损失情况等，指导人民避难。而央视每逢灾害总是第一讲领导重视，第二讲百年一遇，第三讲大爱无疆，要众志成城。
5:47 PM Mar 11th via RTfocus
@monnand 村上春树作日本俳句一首刊于《大阪晚报》 天灾难避死何诉，天皇唤，首相呼，皇疼国爱，声声入废墟。一点二亿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黑鹰鹰战车救雏犊，左小泽，右仓井，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艾薇，同欢呼。
8:28 PM Mar 12th via Hotot for Chrome
@Frankus21 西单无线网络再次被切断，致电10086询问，称已经接到通知，由于上网人数过多，网络出现问题；问为何每周日都出现问题，重复前面的回答；问投诉的人多吗，答挺多的；问接到什么通知，答网络出现问题，以后会尽量改善。
3:22 PM Mar 13th via web
@mathena 读了一下联合国的 1972 号决议，上面有各国代表的发言记录，所有参加投票的国家，哪怕是弃权的，除了中国，都提到了保护平民或人道主义。所有国家包括俄罗斯都赞成要采取措施保护平民，除了中国。不奇怪。
12:05 PM Mar 21st via web
@wenyunchao 这个结果与另一统计结果一致，即20几万中文推友接近5%的活跃度。RT @RTfocus: 好消息：经统计，2011年3月份在用(至少发推一次)的中文推特帐号达13272个，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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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日星期六
万恶的资本主义！你叫天朝情何以堪
2011-01-01 12：30 小编：梁萧
近日，“提高福利会养懒汉”的话题，在国内引起了激烈争论。有人说，我们“还没吃饱呢，就怕撑着？”
现在，世界多数国家都建立起覆盖所有国民的福利制度，我们看看一些国家的福利是怎样的
一、法国：种1公顷农田补贴400欧元，福利开支占GDP的34.9%
在法国，公民从娘胎到受到400多种福利的保护。法国福利的特点是不管国籍，只要在法国有合法居留身份，就可享受。笔者在法国留学时，照样享受他们的住房补贴和育儿补贴。
法国医疗保险全民享有，根据个人收入情况，公民每年仅交几百欧元的医保费，大致是一个星期的最低工资，失业者则免交此费。家庭如果只有一人工作，可将配偶及子女纳入自己的保险中，交费不变。病人每看一次医生只交1欧元的挂号费，其余所有费用在自己的保险账户上由社保机构划拨。
在法国，农民每种1公顷农田补贴400欧元（1欧元约合8.9元人民币），每养1头牲畜补贴300欧元，补贴农产品要求符合环保生产标准。
对无工作或低收入家庭，根据家庭人口数每月领取405.62欧元到851.81欧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则每增加一个孩子，每月加162.25欧元。
孩子从在娘胎里的第5个月起到满3岁，如果父母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每个孩子每月可领取156.31欧元的幼儿补贴。如果父母为照顾孩子而停止工作或减少工时，则每月可领取320.67欧元到484.97欧元的育儿补助。
如果雇用保姆照看小于6岁的孩子，并且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每个孩子每月可享受65.46欧元到199.78欧元的补贴。如果家庭有两个孩子，每月补助108.86欧元，以后每增加一个孩子增加139.47欧元。孩子长到11岁时，每月补助再追加30.62欧元，16岁时每月再追加54.43欧元。此项补助直到孩子找到工作为止。
法国国民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如果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标准，孩子每个学期开学时可领取249.07欧元的补助。从初中到大学，学生可获得每个学期54.9欧元到3456欧元的助学金。
残疾人根据残疾情况，每月可获得109.40欧元到1025.72欧元的补助。
法国一些城市对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提供免费公交服务，有的城市则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公交服务，或提供免费自行车。
二、美国：穷人医疗政府买单，福利开支占GDP的21%
一位在美国加州的华人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失业，可他一点也不感到恐慌，因为他可以领一年的失业金，然后再申请政府的救济金，救济金每月1600美元（1美元约合6.7元人民币），房贷供不起，不要紧，也由政府无偿补助，日子照样过得很体面。
研究数据显示，1995年夏威夷一个有两个孩子的母亲领取的福利相当于年薪36000美元的工人。
美国的小学到高中教育免费，大学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负担，学生只负担一小部分。社区大学的学费低于每年1500美元，约是美国从业人员平均年收入的1/30.为确保条件具备并且愿意读书的孩子能读大学，政府对贫困家庭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
美国有专门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救助（Medicaid）系统，为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障，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医疗救助预算占州GDP的22%，其中联邦政府补贴57%.
2008年，美国共有4900万人享受到了医疗救助，联邦政府支出部分为2040亿美元。由于经济危机，美国不少家庭收入降低，享受医疗救助的人数剧增。2009年，美国有9个州享受医疗救助的人数达到州总人口的9%.
2010年3月23日，奥巴马总统签署法案，将医疗救助的标准降低到贫困线的133%（2009年，美国多数州贫困线为：一口之家年收入10830美元，两口之家年收入14570美元，三口之家年收入18310美元），这样，将有更多的人纳入医疗救助体系。
美国医疗制度的着眼点是，对任何危及生命的疾病，不管有钱没钱，先看病，后买单。你有钱，那你就自己掏腰包或由保险公司支付；你是穷人，就由政府买单，连住院的伙食费都由政府出。
三、英国：难民也享受高福利，福利开支占GDP的25.9%
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笔者有个朋友在英国生孩子，从入院到出院不用花一英镑，伙食费都由政府买单，出院时，政府还给买好了婴儿车。
英国大学阶段以前的教育均免费，大学阶段也有90%的大学生可获得政府津贴。所以，对低收入家庭来说，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是一路免费的。
英国的福利覆盖所有在英国居住的人。笔者采访过一名在英国的难民，他在英国享受很舒适的福利住房，居住面积约80（与另一人合住），洗衣机、电冰箱、煤气灶、电视机等家电应有尽有，想要什么生活用品，跟福利官说一下，也会免费获得，床单、毛毯定期免费换洗。英国政府每周给他发生活费，第一周是90多英镑（1英镑约合10.5人民币元），从第二周起，每周35英镑。他照样享受与英国国民同等标准的免费医疗，他不会英语，看病时由政府出钱为他聘请翻译。
四、德国：买“”也报销，福利开支占GDP的27.6%
德国人一生下来就享受抚育金，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为每月184欧元，第三个孩子为每月190欧元，从第四个孩子开始，每月215欧元，这笔钱一直领到25周岁或有了固定收入为止。
对困难家庭来说，福利几乎包办了一切，领取的救济金只是“零花钱”，购买价值超出30.68欧元的日用品由福利局支付账单。
德国《图片报》的一个记者走访了一个拿救济金的家庭，男主人30岁，妻子23岁，他们有一个出生不久的孩子，这个家庭几乎所有用品，从拖鞋、衬衣、小孩床，到洗衣机、电视机、炉灶都是由福利局付款购买的。除此之外，他们每月还能领到350欧元的房租补贴、385欧元的生活费。
德国黑森州有位弗先生靠救济生活，每月从福利局领取350欧元的救济金和112欧元的养老金，福利局同时还要为他支付居住面积100的住房的房租。弗先生由于靠服用性刺激药物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政府还必须为他每年支付购买“”的4900欧元费用。
五、加拿大：穷人教育一路免费，福利开支占GDP的23.1%
在加拿大，如果没有收入来源，单身可每月领取500-700加元（1加元约合6.6元人民币）的生活保障金，三口之家每月可领取1100-1300加元的生活保障金，如果一直没工作，这笔钱可以一直领下去，直到。任何65岁以上的公民不管过去工作与否或工作时间长短，均可申请联邦养老金。
对低收入家庭，政府提供廉租金住房，保证人人有房住。租金不是按照房子大小收取，而是按照工资收入收取，基本上用25%-30%的工资就能住上宽大舒适的房子。
如果父母收入低于一定标准，不满18岁的孩子每月可领取100加元到200多加元的牛奶金。加拿大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12—13年），学费是分文不收的，大学教育有的社区学院也是免费的，学前教育虽然不是免费，但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根据家庭收入情况，由政府部分或全部支付教育费。
六、瑞典：丈夫有9个月的全薪产假，福利开支占GDP的38.2
瑞典1847年通过了《济贫法》，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助。瑞典把福利当作公民的基本作出法律上的承诺，当公民应该享受的福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险或高等公共保险申诉。
在瑞典，老婆生孩子，老公也跟着休9个月的全薪“产假”。在孩子年满16岁以前，父母均可获得生活津贴；年满16岁以后，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青年，如继续读大学则领取教育津贴，这样，大学也和免费差不多。
在瑞典看病个人只掏60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1元人民币）的挂号费，其他一切费用都由政府买单。
瑞典的失业保险分两部分，即基本失业保险和自愿失业保险。所有20岁以上的失业者，可领取每日320瑞典克朗的基本失业保险金。
除此之外，自愿失业保险职工参加全国36个失业基金，如果失业，在头200天里，可以领取过去12个月平均工资的80%，第201天到300天（有未满18岁的孩子为450天）期间减为70%，超过这个期限则由工作发展保险支付。
2006年，全国有90%的工人加入了失业基金，553000人受到了失业基金的资助，平均每人得到54069瑞典克朗。失业基金的资金主要由政府提供，会员费只占基金的9.4%.
七、：带全薪休病假，福利占GDP的33.2%
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所有公民都享受毫无差别的高品质的医疗服务，病假期间的工资与正常工资分文不差。
产妇有42周的全薪产假，生产之前的3周也是法定产假。产妇的丈夫享有4周的全薪“产假”。瑞典实行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在内的所有等级的全民免费教育，不满2周岁的婴儿如果不去托儿所，可以获得最高每月3000克朗（1克朗约合1.1元人民币）的现金补贴。
八、丹麦：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开支占GDP的37.9%
丹麦的福利覆盖所有在丹麦居住的人，不分国籍，只要在丹麦的领土上，就享受他们的各种福利。
丹麦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看病、住院分文不花，连住院伙食费都由政府买单。病房一切生活设施应有尽有，病人住院空手进去即可。
丹麦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学生就近选择学校，如果选择私立学校，则政府按公立教育标准报销一部分学费。
孩子从生下来到18岁的牛奶费也由政府支付。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前教育也由政府买单，学生每月还可以拿到生活补贴。
失业人员在失业后的4年里，可领取相当于失业前工资90%的失业金。如果4年内还找不到工作，则领取每月约合14000人民币元的失业救济金。
九、澳大利亚：低收入者购药2.6澳元封顶，福利占GDP的22.5%
当今澳大利亚的福利制度是1910年建立起来的，覆盖所有国民。
澳大利亚对所有国民免费医疗，如果自己到药房买药，家庭收入低于24000澳元（1澳元约合6.6元人民币）的公民只需要支付药房2.6澳元，余款不管多少，均由政府买单。孕妇分娩时，可获得950澳元的分娩津贴，以帮助为新生儿添置用品。
如果在工作年龄内失业，每年可获取1.5万澳元的失业救济金。女性公民从60岁、男性公民从65岁开始，不管过去的工作经历如何，如果个人收入或资产低于一定标准，都可领取政府养老金。
澳大利亚实行12年免费教育，学生在18岁前还可享受学习补贴。大学生可以获得政府的无息贷款。
十、日本：医院不得盈利，福利开支占GDP的18.6%
日本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通过了几个福利法案，基本上采用欧洲模式。
日本的医疗保健系统覆盖所有国民，日本的所有医院必须是非赢利性质的。每个公民必须享有一种医疗保险，保险费的多少根据个人或家庭收入情况而定。
按照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69岁以下的人自我负担的医疗费占所需医疗费的30%，70到74岁的人负担20%，75岁以上的人负担10%.
为了对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日本对40岁以上的公民实行完全免费的预防诊断、检查和保健治疗。
日本县市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福利住房，如果申请福利房的人多，为体现公平，则用抽签的方式分配。房租根据收入定，收入高，房租就高些，收入低房租就低些甚至全免。政府福利房的房租每两年调整一次，根据收入变化情况决定房租是上调还是下调。
日本的幼儿园到初中实行免费教育，低收入家庭（年收入约25万元人民币）的婴儿在托儿所的费用全免，每个18岁以下的孩子可增加约合人民币2.5万元的个人所得税免税额，地方政府向不满9岁的儿童发放育儿津贴。
十一、非洲：不少国家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
非洲不少国家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肯尼亚等国还为所有中小学生免费提供营养午餐、免费住宿。
南非政府规定，所有公立医院无偿为穷人、老人、孤儿、残弱人员提供免费医疗，由统一结算费用。
埃及对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提供免费医疗，无业人员可到公立医院免费就诊，农村每三四个村庄设有一个医疗中心，农民在医疗中心免费看病。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穷的10个国家之一，但他们早就做到了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连教材都由政府免费提供。学生读大学，食宿都由政府“垫资”。学生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半后开始在10年内还清政府“垫资”（4年约合8000元人民币），如果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国家不向学生索要这笔费用。
埃塞俄比亚还对穷人实行免费医疗，拿着“贫民证”就可以在村镇诊所享受免费医疗。
喀麦隆从小学到大学也一路免费，在大学阶段只收取每年20000中非法郎的注册费（约合270元人民币）。
十二、拉美：福利覆盖所有穷人
拉丁美洲国家的福利制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使福利覆盖所有穷人。拉美国家的福利由三部分构成：工人和雇主共同支付的保险，政府负担的穷人救助，劳动保规规定的福利。
拉美国家福利制度的特点是：有条件的货币转移支付，对需要救助的家庭直接给予现金；定位家庭户，在物价上涨期为使公民的生活水准不下降，对所有家庭户给予补贴；对极度贫穷的人给予一揽子全方位救济。
福利是给最需要的人的，也就是给穷人的，其目的是弥补第一次收入分配的差距，让所有国民生活得有尊严，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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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提高福利会养懒汉”的话题，在国内引起了激烈争论。有人说，我们“还没吃饱呢，就怕撑着？”
现在，世界多数国家都建立起覆盖所有国民的福利制度，我们看看一些国家的福利是怎样的
一、法国：种1公顷农田补贴400欧元，福利开支占GDP的34.9%
在法国，公民从娘胎到受到400多种福利的保护。法国福利的特点是不管国籍，只要在法国有合法居留身份，就可享受。笔者在法国留学时，照样享受他们的住房补贴和育儿补贴。
法国医疗保险全民享有，根据个人收入情况，公民每年仅交几百欧元的医保费，大致是一个星期的最低工资，失业者则免交此费。家庭如果只有一人工作，可将配偶及子女纳入自己的保险中，交费不变。病人每看一次医生只交1欧元的挂号费，其余所有费用在自己的保险账户上由社保机构划拨。
在法国，农民每种1公顷农田补贴400欧元（1欧元约合8.9元人民币），每养1头牲畜补贴300欧元，补贴农产品要求符合环保生产标准。
对无工作或低收入家庭，根据家庭人口数每月领取405.62欧元到851.81欧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则每增加一个孩子，每月加162.25欧元。
孩子从在娘胎里的第5个月起到满3岁，如果父母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每个孩子每月可领取156.31欧元的幼儿补贴。如果父母为照顾孩子而停止工作或减少工时，则每月可领取320.67欧元到484.97欧元的育儿补助。
如果雇用保姆照看小于6岁的孩子，并且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每个孩子每月可享受65.46欧元到199.78欧元的补贴。如果家庭有两个孩子，每月补助108.86欧元，以后每增加一个孩子增加139.47欧元。孩子长到11岁时，每月补助再追加30.62欧元，16岁时每月再追加54.43欧元。此项补助直到孩子找到工作为止。
法国国民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如果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标准，孩子每个学期开学时可领取249.07欧元的补助。从初中到大学，学生可获得每个学期54.9欧元到3456欧元的助学金。
残疾人根据残疾情况，每月可获得109.40欧元到1025.72欧元的补助。
法国一些城市对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提供免费公交服务，有的城市则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公交服务，或提供免费自行车。
二、美国：穷人医疗政府买单，福利开支占GDP的21%
一位在美国加州的华人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失业，可他一点也不感到恐慌，因为他可以领一年的失业金，然后再申请政府的救济金，救济金每月1600美元（1美元约合6.7元人民币），房贷供不起，不要紧，也由政府无偿补助，日子照样过得很体面。
研究数据显示，1995年夏威夷一个有两个孩子的母亲领取的福利相当于年薪36000美元的工人。
美国的小学到高中教育免费，大学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负担，学生只负担一小部分。社区大学的学费低于每年1500美元，约是美国从业人员平均年收入的1/30.为确保条件具备并且愿意读书的孩子能读大学，政府对贫困家庭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
美国有专门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救助（Medicaid）系统，为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障，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医疗救助预算占州GDP的22%，其中联邦政府补贴57%.
2008年，美国共有4900万人享受到了医疗救助，联邦政府支出部分为2040亿美元。由于经济危机，美国不少家庭收入降低，享受医疗救助的人数剧增。2009年，美国有9个州享受医疗救助的人数达到州总人口的9%.
2010年3月23日，奥巴马总统签署法案，将医疗救助的标准降低到贫困线的133%（2009年，美国多数州贫困线为：一口之家年收入10830美元，两口之家年收入14570美元，三口之家年收入18310美元），这样，将有更多的人纳入医疗救助体系。
美国医疗制度的着眼点是，对任何危及生命的疾病，不管有钱没钱，先看病，后买单。你有钱，那你就自己掏腰包或由保险公司支付；你是穷人，就由政府买单，连住院的伙食费都由政府出。
三、英国：难民也享受高福利，福利开支占GDP的25.9%
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笔者有个朋友在英国生孩子，从入院到出院不用花一英镑，伙食费都由政府买单，出院时，政府还给买好了婴儿车。
英国大学阶段以前的教育均免费，大学阶段也有90%的大学生可获得政府津贴。所以，对低收入家庭来说，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是一路免费的。
英国的福利覆盖所有在英国居住的人。笔者采访过一名在英国的难民，他在英国享受很舒适的福利住房，居住面积约80（与另一人合住），洗衣机、电冰箱、煤气灶、电视机等家电应有尽有，想要什么生活用品，跟福利官说一下，也会免费获得，床单、毛毯定期免费换洗。英国政府每周给他发生活费，第一周是90多英镑（1英镑约合10.5人民币元），从第二周起，每周35英镑。他照样享受与英国国民同等标准的免费医疗，他不会英语，看病时由政府出钱为他聘请翻译。
四、德国：买“”也报销，福利开支占GDP的27.6%
德国人一生下来就享受抚育金，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为每月184欧元，第三个孩子为每月190欧元，从第四个孩子开始，每月215欧元，这笔钱一直领到25周岁或有了固定收入为止。
对困难家庭来说，福利几乎包办了一切，领取的救济金只是“零花钱”，购买价值超出30.68欧元的日用品由福利局支付账单。
德国《图片报》的一个记者走访了一个拿救济金的家庭，男主人30岁，妻子23岁，他们有一个出生不久的孩子，这个家庭几乎所有用品，从拖鞋、衬衣、小孩床，到洗衣机、电视机、炉灶都是由福利局付款购买的。除此之外，他们每月还能领到350欧元的房租补贴、385欧元的生活费。
德国黑森州有位弗先生靠救济生活，每月从福利局领取350欧元的救济金和112欧元的养老金，福利局同时还要为他支付居住面积100的住房的房租。弗先生由于靠服用性刺激药物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政府还必须为他每年支付购买“”的4900欧元费用。
五、加拿大：穷人教育一路免费，福利开支占GDP的23.1%
在加拿大，如果没有收入来源，单身可每月领取500-700加元（1加元约合6.6元人民币）的生活保障金，三口之家每月可领取1100-1300加元的生活保障金，如果一直没工作，这笔钱可以一直领下去，直到。任何65岁以上的公民不管过去工作与否或工作时间长短，均可申请联邦养老金。
对低收入家庭，政府提供廉租金住房，保证人人有房住。租金不是按照房子大小收取，而是按照工资收入收取，基本上用25%-30%的工资就能住上宽大舒适的房子。
如果父母收入低于一定标准，不满18岁的孩子每月可领取100加元到200多加元的牛奶金。加拿大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12—13年），学费是分文不收的，大学教育有的社区学院也是免费的，学前教育虽然不是免费，但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根据家庭收入情况，由政府部分或全部支付教育费。
六、瑞典：丈夫有9个月的全薪产假，福利开支占GDP的38.2
瑞典1847年通过了《济贫法》，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助。瑞典把福利当作公民的基本作出法律上的承诺，当公民应该享受的福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险或高等公共保险申诉。
在瑞典，老婆生孩子，老公也跟着休9个月的全薪“产假”。在孩子年满16岁以前，父母均可获得生活津贴；年满16岁以后，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青年，如继续读大学则领取教育津贴，这样，大学也和免费差不多。
在瑞典看病个人只掏60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1元人民币）的挂号费，其他一切费用都由政府买单。
瑞典的失业保险分两部分，即基本失业保险和自愿失业保险。所有20岁以上的失业者，可领取每日320瑞典克朗的基本失业保险金。
除此之外，自愿失业保险职工参加全国36个失业基金，如果失业，在头200天里，可以领取过去12个月平均工资的80%，第201天到300天（有未满18岁的孩子为450天）期间减为70%，超过这个期限则由工作发展保险支付。
2006年，全国有90%的工人加入了失业基金，553000人受到了失业基金的资助，平均每人得到54069瑞典克朗。失业基金的资金主要由政府提供，会员费只占基金的9.4%.
七、：带全薪休病假，福利占GDP的33.2%
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所有公民都享受毫无差别的高品质的医疗服务，病假期间的工资与正常工资分文不差。
产妇有42周的全薪产假，生产之前的3周也是法定产假。产妇的丈夫享有4周的全薪“产假”。瑞典实行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在内的所有等级的全民免费教育，不满2周岁的婴儿如果不去托儿所，可以获得最高每月3000克朗（1克朗约合1.1元人民币）的现金补贴。
八、丹麦：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开支占GDP的37.9%
丹麦的福利覆盖所有在丹麦居住的人，不分国籍，只要在丹麦的领土上，就享受他们的各种福利。
丹麦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看病、住院分文不花，连住院伙食费都由政府买单。病房一切生活设施应有尽有，病人住院空手进去即可。
丹麦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学生就近选择学校，如果选择私立学校，则政府按公立教育标准报销一部分学费。
孩子从生下来到18岁的牛奶费也由政府支付。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前教育也由政府买单，学生每月还可以拿到生活补贴。
失业人员在失业后的4年里，可领取相当于失业前工资90%的失业金。如果4年内还找不到工作，则领取每月约合14000人民币元的失业救济金。
九、澳大利亚：低收入者购药2.6澳元封顶，福利占GDP的22.5%
当今澳大利亚的福利制度是1910年建立起来的，覆盖所有国民。
澳大利亚对所有国民免费医疗，如果自己到药房买药，家庭收入低于24000澳元（1澳元约合6.6元人民币）的公民只需要支付药房2.6澳元，余款不管多少，均由政府买单。孕妇分娩时，可获得950澳元的分娩津贴，以帮助为新生儿添置用品。
如果在工作年龄内失业，每年可获取1.5万澳元的失业救济金。女性公民从60岁、男性公民从65岁开始，不管过去的工作经历如何，如果个人收入或资产低于一定标准，都可领取政府养老金。
澳大利亚实行12年免费教育，学生在18岁前还可享受学习补贴。大学生可以获得政府的无息贷款。
十、日本：医院不得盈利，福利开支占GDP的18.6%
日本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通过了几个福利法案，基本上采用欧洲模式。
日本的医疗保健系统覆盖所有国民，日本的所有医院必须是非赢利性质的。每个公民必须享有一种医疗保险，保险费的多少根据个人或家庭收入情况而定。
按照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69岁以下的人自我负担的医疗费占所需医疗费的30%，70到74岁的人负担20%，75岁以上的人负担10%.
为了对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日本对40岁以上的公民实行完全免费的预防诊断、检查和保健治疗。
日本县市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福利住房，如果申请福利房的人多，为体现公平，则用抽签的方式分配。房租根据收入定，收入高，房租就高些，收入低房租就低些甚至全免。政府福利房的房租每两年调整一次，根据收入变化情况决定房租是上调还是下调。
日本的幼儿园到初中实行免费教育，低收入家庭（年收入约25万元人民币）的婴儿在托儿所的费用全免，每个18岁以下的孩子可增加约合人民币2.5万元的个人所得税免税额，地方政府向不满9岁的儿童发放育儿津贴。
十一、非洲：不少国家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
非洲不少国家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肯尼亚等国还为所有中小学生免费提供营养午餐、免费住宿。
南非政府规定，所有公立医院无偿为穷人、老人、孤儿、残弱人员提供免费医疗，由统一结算费用。
埃及对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提供免费医疗，无业人员可到公立医院免费就诊，农村每三四个村庄设有一个医疗中心，农民在医疗中心免费看病。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穷的10个国家之一，但他们早就做到了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连教材都由政府免费提供。学生读大学，食宿都由政府“垫资”。学生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半后开始在10年内还清政府“垫资”（4年约合8000元人民币），如果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国家不向学生索要这笔费用。
埃塞俄比亚还对穷人实行免费医疗，拿着“贫民证”就可以在村镇诊所享受免费医疗。
喀麦隆从小学到大学也一路免费，在大学阶段只收取每年20000中非法郎的注册费（约合270元人民币）。
十二、拉美：福利覆盖所有穷人
拉丁美洲国家的福利制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使福利覆盖所有穷人。拉美国家的福利由三部分构成：工人和雇主共同支付的保险，政府负担的穷人救助，劳动保规规定的福利。
拉美国家福利制度的特点是：有条件的货币转移支付，对需要救助的家庭直接给予现金；定位家庭户，在物价上涨期为使公民的生活水准不下降，对所有家庭户给予补贴；对极度贫穷的人给予一揽子全方位救济。
福利是给最需要的人的，也就是给穷人的，其目的是弥补第一次收入分配的差距，让所有国民生活得有尊严，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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