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于2011年4月30日在美国费城举行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研讨会》。本集是吴国光（原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辑、主任编辑和中共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研究员，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
吴国光教授演讲指出：“民变压力到一定程度，引发政治变革”。
中国变革有无希望？有无希望从上而下的变革？温家宝、习近平有希望吗？怎么看待薄熙来？有人说薄熙来一只眼睛盯着常委，另一只眼睛盯着其它的东西（解读：万一共产党不行了，他直接争取大众的支持）
温家宝、薄熙来等近期表现，是精英裂变的信号。
民变后一般出现什么情况？镇压是当权者对民变的本能的反应。民变到一定程度，但当局内的野心家、投机者会开始分裂。
民变引发政治变革，如果共产党下台，谁能取代它？对这个问题，吴国光教授认为，精英的；裂变、跳船对变革后会起很重要的作用。
http://www.boxunblog.com/2011/05/blog-post_7876.html
（有视频）
2011年4月30日星期六
杨建利：差异性身份认同是民主的同盟军——第六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开幕词
文章来源：公民力量邮件组
2011年4月30日
各位朋友：
大家好。欢迎各位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参加第六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族群青年研习营从2000年开始，让来自不同民族、宗教、地区的朋友坐在一起，致力于族群青年领袖间的交流与沟通，增进对彼此文化、宗教、历史、现状、未来愿景的了解，消除偏见并达成谅解和妥协，建立友谊和互信，形成追求民主自由和尊重保卫各自的文化、宗教、民族、地域身份的联盟。
今天在座的青年领袖们都带着较强的差异性身份认同来到这里，这些身份认同，无论是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地域的，还是政治观念的，都是个体与其所认同的群体的生命纽带，是寻求超越个体的更深层生命意义的载体。但这些正当的差异性认同被中国专制政府视为对其政权的威胁，而遭到系统的清洗和迫害。我们知道，专制社会的特点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单一化乃至整齐一律。对于专制者来讲，严格的“纪律”和整齐划一的步伐最有利于其统治，并极大地降低其失去权力的危险。专制政治与差异性身份认同的紧张关系是本源性的。因此可以说，今天在座的各位所代表的族群都面临着如何摆脱中共专制统治、理顺族群关系的难题。
我们的答案似乎是现成的：民主。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对此答案都有信心，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差异性身份认同是民主的动力，并不是每一个拥抱普世价值的人都接受差异性身份认同的价值——尤其是原教旨主义的身份认同——而不怀对其有戒心。
当我们打开电视、报纸，打开网络，我们看到差异性身份认同引发的互相歧视、互相猜疑甚至互相残杀的故事充斥新闻。这使得许多人认为，差异性身份认同是民主、和平的敌人，是恶源，也使得有些学者得出“文化冲突”的轻率结论。但是，当我们仔细分析这些恶性冲突发生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社会背景，我们会发现，其实所有这些冲突究其本质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专制与民主的冲突或者是专制与专制的冲突。不然，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民主国家之间为什么没有暴力冲突？当中国专制政府强力消除藏族、维族、蒙古族的文化身份，基督徒、法轮功的宗教身份的时候，在民主的印度，众多民族众多宗教正和谐相处。
我今天的结论是，差异性身份认同是民主的同盟军。
我们知道，每个人都需要拥有财产，同时希望其私有财产得到保护。人类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好的保护私产的经济制度是法治保障的市场经济。那些通过正当途径获得私产的人最需要这个制度保护以免遭财产被剥夺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惧，因此，他们是这个制度最坚定的支持者，在缺少这样的制度的保护时，他们是这种制度最真诚的追求者。类似的，几乎每一个人都需要某种归属感——集体认同，都需要文化精神生活，这是一个人的精神财产，就像物质财产需要保护一样，精神财产也需要保护。人类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好的保护个人精神财产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有较强身份认同并因此而具有丰富多样精神财富的人就像拥有正当私产的人需要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保护一样，需要民主制度的保护以免遭身份被歧视被迫害的厄运，所以他们是民主制度的坚定支持者，而处在专制制度之下，他们就是天然的反抗者和民主制度坚强的追求者。藏族、维族、蒙古族、基督教徒、法轮功修炼者的故事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不久前发生在穆斯林国家突尼斯、埃及、也门的民主革命，在伊朗、叙利亚方兴未艾的民主运动，都说明人类对普世价值要求是共同的，差异性身份认同绝非民主的阻力。
源自差异性身份认同所产生的精神财富不仅需要民主政治的保障，而且是民主政体健康发育的动力。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使物质的自由市场成为可能，民主制度使非物质财富的自由市场——精神、文化、思想的交流更为畅通，而民族文化、宗教都是这个自由市场的基本元素。差异性身份认同极大地丰富社会思想和文化，使人类的创造力焕发色彩，即使对于一个麻木而失去灵敏触觉的人来说，差异性文化的创造物有时也会使其受到强烈震撼，并极大地丰富和充实其人生。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会明白这种差异性身份认同对于延续、传递和再造人类文明的巨大意义。
当然，即使在民主政治之下，身份认同的差异性有时会产生分歧和冲突，但是民主政治恰恰是一种协调差异性意见表达的稳定机制，我们看到，一旦有了民主政体，这种分歧和冲突的危险性会被降低，而且人类可以接受冲突的教训，致力于不同族群的和谐相处，比如在美国建国后的历史上，印第安人、黑人、妇女、同性恋者等差异性身份认同都曾引起严重的社会分歧，但民主社会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全社会每一次面对差异性问题所采取的行动都完善和丰富了民主政治的内容，甚至改变人类整体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而不是采取相反的方式以通过消除差异性的办法来适应政治的狭窄空间。
在人类文明的视野之内，我们看到，民主是这样一种政治模式：它不限制差异性的身份认同，却最大限度地消除差异性身份认同可能产生的严重冲突，它不把权力的稳固建立在消灭差异性身份认同所带来的简单化政治和生活逻辑之上，而是鼓励差异性身份认同所产生的思想解放和碰撞，以提升人类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差异性身份认同所形成的少数人群争取自身权利的努力也会丰富和扩大民主政治的内容及空间。因此，民主与差异性身份认同可以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是同盟关系。这使我们在讨论族群问题时面对一种自信：我们不回避任何问题，我们可以讨论所有的分歧和精神创造，无论是追求民主还是更多地呼吁差异性身份的保护问题，我们实际上在做同一件事，这使我们不必相互提防，不必相互对立，相反，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族群的权利的伸张，来达到伸张我们自身权利的目的，我们可以通过相互支持，来实现我们各自关注的目标。
和往届会议一样，我们会在这里得到一些超出自身经验的信息，我们的讨论并不一定会达成一致的意见，有时甚至会有激烈的争辩，但这些不同意见的碰撞，最终使我们的思想变得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使我们变得睿智。我们会在其他的与会者那里得到思想创造的动力，我们学会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让我们团结起来，以民主的名义保卫各自的身份认同，为各个族群的美好未来共同追求民主。这是我们创办族群青年领袖研究营的最初的目的。谢谢大家。
2011年4月30日
各位朋友：
大家好。欢迎各位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参加第六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族群青年研习营从2000年开始，让来自不同民族、宗教、地区的朋友坐在一起，致力于族群青年领袖间的交流与沟通，增进对彼此文化、宗教、历史、现状、未来愿景的了解，消除偏见并达成谅解和妥协，建立友谊和互信，形成追求民主自由和尊重保卫各自的文化、宗教、民族、地域身份的联盟。
今天在座的青年领袖们都带着较强的差异性身份认同来到这里，这些身份认同，无论是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地域的，还是政治观念的，都是个体与其所认同的群体的生命纽带，是寻求超越个体的更深层生命意义的载体。但这些正当的差异性认同被中国专制政府视为对其政权的威胁，而遭到系统的清洗和迫害。我们知道，专制社会的特点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单一化乃至整齐一律。对于专制者来讲，严格的“纪律”和整齐划一的步伐最有利于其统治，并极大地降低其失去权力的危险。专制政治与差异性身份认同的紧张关系是本源性的。因此可以说，今天在座的各位所代表的族群都面临着如何摆脱中共专制统治、理顺族群关系的难题。
我们的答案似乎是现成的：民主。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对此答案都有信心，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差异性身份认同是民主的动力，并不是每一个拥抱普世价值的人都接受差异性身份认同的价值——尤其是原教旨主义的身份认同——而不怀对其有戒心。
当我们打开电视、报纸，打开网络，我们看到差异性身份认同引发的互相歧视、互相猜疑甚至互相残杀的故事充斥新闻。这使得许多人认为，差异性身份认同是民主、和平的敌人，是恶源，也使得有些学者得出“文化冲突”的轻率结论。但是，当我们仔细分析这些恶性冲突发生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社会背景，我们会发现，其实所有这些冲突究其本质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专制与民主的冲突或者是专制与专制的冲突。不然，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民主国家之间为什么没有暴力冲突？当中国专制政府强力消除藏族、维族、蒙古族的文化身份，基督徒、法轮功的宗教身份的时候，在民主的印度，众多民族众多宗教正和谐相处。
我今天的结论是，差异性身份认同是民主的同盟军。
我们知道，每个人都需要拥有财产，同时希望其私有财产得到保护。人类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好的保护私产的经济制度是法治保障的市场经济。那些通过正当途径获得私产的人最需要这个制度保护以免遭财产被剥夺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惧，因此，他们是这个制度最坚定的支持者，在缺少这样的制度的保护时，他们是这种制度最真诚的追求者。类似的，几乎每一个人都需要某种归属感——集体认同，都需要文化精神生活，这是一个人的精神财产，就像物质财产需要保护一样，精神财产也需要保护。人类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好的保护个人精神财产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有较强身份认同并因此而具有丰富多样精神财富的人就像拥有正当私产的人需要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保护一样，需要民主制度的保护以免遭身份被歧视被迫害的厄运，所以他们是民主制度的坚定支持者，而处在专制制度之下，他们就是天然的反抗者和民主制度坚强的追求者。藏族、维族、蒙古族、基督教徒、法轮功修炼者的故事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不久前发生在穆斯林国家突尼斯、埃及、也门的民主革命，在伊朗、叙利亚方兴未艾的民主运动，都说明人类对普世价值要求是共同的，差异性身份认同绝非民主的阻力。
源自差异性身份认同所产生的精神财富不仅需要民主政治的保障，而且是民主政体健康发育的动力。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使物质的自由市场成为可能，民主制度使非物质财富的自由市场——精神、文化、思想的交流更为畅通，而民族文化、宗教都是这个自由市场的基本元素。差异性身份认同极大地丰富社会思想和文化，使人类的创造力焕发色彩，即使对于一个麻木而失去灵敏触觉的人来说，差异性文化的创造物有时也会使其受到强烈震撼，并极大地丰富和充实其人生。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会明白这种差异性身份认同对于延续、传递和再造人类文明的巨大意义。
当然，即使在民主政治之下，身份认同的差异性有时会产生分歧和冲突，但是民主政治恰恰是一种协调差异性意见表达的稳定机制，我们看到，一旦有了民主政体，这种分歧和冲突的危险性会被降低，而且人类可以接受冲突的教训，致力于不同族群的和谐相处，比如在美国建国后的历史上，印第安人、黑人、妇女、同性恋者等差异性身份认同都曾引起严重的社会分歧，但民主社会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全社会每一次面对差异性问题所采取的行动都完善和丰富了民主政治的内容，甚至改变人类整体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而不是采取相反的方式以通过消除差异性的办法来适应政治的狭窄空间。
在人类文明的视野之内，我们看到，民主是这样一种政治模式：它不限制差异性的身份认同，却最大限度地消除差异性身份认同可能产生的严重冲突，它不把权力的稳固建立在消灭差异性身份认同所带来的简单化政治和生活逻辑之上，而是鼓励差异性身份认同所产生的思想解放和碰撞，以提升人类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差异性身份认同所形成的少数人群争取自身权利的努力也会丰富和扩大民主政治的内容及空间。因此，民主与差异性身份认同可以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是同盟关系。这使我们在讨论族群问题时面对一种自信：我们不回避任何问题，我们可以讨论所有的分歧和精神创造，无论是追求民主还是更多地呼吁差异性身份的保护问题，我们实际上在做同一件事，这使我们不必相互提防，不必相互对立，相反，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族群的权利的伸张，来达到伸张我们自身权利的目的，我们可以通过相互支持，来实现我们各自关注的目标。
和往届会议一样，我们会在这里得到一些超出自身经验的信息，我们的讨论并不一定会达成一致的意见，有时甚至会有激烈的争辩，但这些不同意见的碰撞，最终使我们的思想变得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使我们变得睿智。我们会在其他的与会者那里得到思想创造的动力，我们学会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让我们团结起来，以民主的名义保卫各自的身份认同，为各个族群的美好未来共同追求民主。这是我们创办族群青年领袖研究营的最初的目的。谢谢大家。
2011年4月29日星期五
Android系统翻墙方法（201104）
Friday, April 29, 2011
Android系统翻墙方法
来源：http://igfw.tk/archives/2392
安卓手机翻墙的方法总结一下，不过本人没有亲测。
一、GAE代理
GAEProxy是GAppProxy | WallProxy Android 客户端，综合 TransProxy、CMWRAP、SSHTunnel 和 Python For Android 等项目，以实现 Android 系统上基于 Google AppEngine 的 HTTP 代理。
http://igfw.tk/archives/2307、http://igfw.tk/archives/1839
二、SSH代理
SSH Tunnel和Connectbot都可以实现Android系统上ssh隧道翻墙。
http://igfw.tk/archives/1813、http://igfw.tk/archives/2115、http://igfw.tk/archives/2137
三、VPN代理
Android系统可以使用PPTP, L2TP, L2TP/IPSec PSK,OpenVPN等类型的VPN服务。
XinkVpnk是一个免费开源的实现一键连接/关闭VPN的桌面小工具（支持PPTP, L2TP, L2TP/IPSec PSK，类似于1vpn）。
android-openvpn-settings可以方便的管理你的OpenVPN。
http://igfw.tk/archives/2160、http://igfw.tk/archives/2157
http://igfw.tk/archives/1651、http://igfw.tk/archives/1421
四、手机浏览器
由于手机性能及网络的限制手机浏览器厂商更趋向于服务器中转压缩数据来减少网络流 量提高浏览体验，这也就为使用手机浏览器翻墙埋下了伏笔，一般这种数据传 输是经过压缩的GFW不能直接检测传输内容，如果中转服务器在国外那它就能用来翻墙了，operamini、teashart、ucweb、 skyfire、Ovi Browser都是这个道理！
http://igfw.tk/archives/2123
五、tor代理
tor已经支持Android系统了，不过连接也许还需要网桥代理。
http://igfw.tk/archives/1980
六、无界手机版
自由门和无界都出了Android系统版，可以试试。
http://igfw.tk/archives/1116
七、在线代理
在线代理（网页代理）适用于安卓手机手机，只要你的浏览器能浏览web网站一般都没问题，网页代理也很好找网络上可以搜索到很多（目前只有https的才有翻墙的保障了），Psiphon赛风也是一种在线代理用来手机翻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http://igfw.tk/archives/654、http://igfw.tk/archives/2217
八、翻墙路由器
如果你手机支持Wi-Fi接入，你又有一个无线路由器（有无线网卡的笔记本也行），你可以设置你的路由器使用vpn翻墙，然后你手机连接你设置好的路由器上网使用自带浏览器就能翻墙了！
九、修改hosts
只适用于一些智能手机，只能实现特定被墙网站的访问（确切的说是就是还有没有被墙的 IP存在的网站）！
http://igfw.tk/archives/772
十、其他
知道的就分享嘛！
http://www.chinagfw.org/2011/04/android_29.html
Android系统翻墙方法
来源：http://igfw.tk/archives/2392
安卓手机翻墙的方法总结一下，不过本人没有亲测。
一、GAE代理
GAEProxy是GAppProxy | WallProxy Android 客户端，综合 TransProxy、CMWRAP、SSHTunnel 和 Python For Android 等项目，以实现 Android 系统上基于 Google AppEngine 的 HTTP 代理。
http://igfw.tk/archives/2307、http://igfw.tk/archives/1839
二、SSH代理
SSH Tunnel和Connectbot都可以实现Android系统上ssh隧道翻墙。
http://igfw.tk/archives/1813、http://igfw.tk/archives/2115、http://igfw.tk/archives/2137
三、VPN代理
Android系统可以使用PPTP, L2TP, L2TP/IPSec PSK,OpenVPN等类型的VPN服务。
XinkVpnk是一个免费开源的实现一键连接/关闭VPN的桌面小工具（支持PPTP, L2TP, L2TP/IPSec PSK，类似于1vpn）。
android-openvpn-settings可以方便的管理你的OpenVPN。
http://igfw.tk/archives/2160、http://igfw.tk/archives/2157
http://igfw.tk/archives/1651、http://igfw.tk/archives/1421
四、手机浏览器
由于手机性能及网络的限制手机浏览器厂商更趋向于服务器中转压缩数据来减少网络流 量提高浏览体验，这也就为使用手机浏览器翻墙埋下了伏笔，一般这种数据传 输是经过压缩的GFW不能直接检测传输内容，如果中转服务器在国外那它就能用来翻墙了，operamini、teashart、ucweb、 skyfire、Ovi Browser都是这个道理！
http://igfw.tk/archives/2123
五、tor代理
tor已经支持Android系统了，不过连接也许还需要网桥代理。
http://igfw.tk/archives/1980
六、无界手机版
自由门和无界都出了Android系统版，可以试试。
http://igfw.tk/archives/1116
七、在线代理
在线代理（网页代理）适用于安卓手机手机，只要你的浏览器能浏览web网站一般都没问题，网页代理也很好找网络上可以搜索到很多（目前只有https的才有翻墙的保障了），Psiphon赛风也是一种在线代理用来手机翻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http://igfw.tk/archives/654、http://igfw.tk/archives/2217
八、翻墙路由器
如果你手机支持Wi-Fi接入，你又有一个无线路由器（有无线网卡的笔记本也行），你可以设置你的路由器使用vpn翻墙，然后你手机连接你设置好的路由器上网使用自带浏览器就能翻墙了！
九、修改hosts
只适用于一些智能手机，只能实现特定被墙网站的访问（确切的说是就是还有没有被墙的 IP存在的网站）！
http://igfw.tk/archives/772
十、其他
知道的就分享嘛！
http://www.chinagfw.org/2011/04/android_29.html
温家宝：中国需政治改革
温家宝：中国需政治改革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4月29日转载）
综合讯 正在马来西亚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当地华侨表示，中国有必要推动政治、经济及司法制度的改革。
温家宝今早与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会谈，并签署经济合作协议。而在会谈前，纳吉举行了仪式欢迎温家宝。
明报网报道，温家宝下午会见当地政要，以及在中马经贸投资合作论坛发表讲话，晚上前往印尼访问。
28日早上，温家宝在吉隆坡会见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华侨和留学生代表。
他提到，目前中国经济面对的困难，通胀压力加大，因此现阶段要积极控制通胀。温家宝又再提到政治改革，他表示，中国有必要推动政治、经济及司法制度的改革，令人人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
他表示，中国要使上层建筑更好适应经济基础，改革可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中国的经济总值排名第二，中国已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之路。
温家宝称，一定要改革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这也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肯定站不住。
他指出，一个13亿人的国家，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独立思考和有创造精神，那么这个国家任何力量都打不败的。
本文来源：联合早报网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4月29日转载）
综合讯 正在马来西亚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当地华侨表示，中国有必要推动政治、经济及司法制度的改革。
温家宝今早与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会谈，并签署经济合作协议。而在会谈前，纳吉举行了仪式欢迎温家宝。
明报网报道，温家宝下午会见当地政要，以及在中马经贸投资合作论坛发表讲话，晚上前往印尼访问。
28日早上，温家宝在吉隆坡会见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华侨和留学生代表。
他提到，目前中国经济面对的困难，通胀压力加大，因此现阶段要积极控制通胀。温家宝又再提到政治改革，他表示，中国有必要推动政治、经济及司法制度的改革，令人人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
他表示，中国要使上层建筑更好适应经济基础，改革可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中国的经济总值排名第二，中国已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之路。
温家宝称，一定要改革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这也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肯定站不住。
他指出，一个13亿人的国家，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独立思考和有创造精神，那么这个国家任何力量都打不败的。
本文来源：联合早报网
温家宝：中国有必要推动政治改革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4月29日转载）
BBC中文网报导
正在马来西亚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当地的华侨表示，中国有必要推动政治、经济及司法制度的改革。
温家宝周四（28日）在吉隆坡会见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时再次提到政治改革。
他表示，中国有必要推动政治、经济及司法制度的改革，令人人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
中国领导人提到政治改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温家宝最近在不同场合一再大讲有必要推动中国政改。他还说，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独立思考和有创造精神的话，任何力量都不能打败中国。
用视窗媒体播放器播放
如何解读？
温家宝的这番话到底要表达什么，是在做秀还是表达他对中国发展的看法呢？
香港《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分析说，这并不是温家宝在故意作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温家宝的确有这些想法，有它的真实性。
但是金钟指出，也必须看到，讲一些民主、改革之类的大话是中共领导人的传统，就连毛的时代也这样做过，因此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金钟表示，显而易见，这说明中共党内存在分歧，即使温家宝不说这些话，人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但至于说分歧有多大，有多严重，还是一个未知数。
金钟说，“温家宝讲这些话，对统治者来说是有益无害的，并不会动摇他们的执政地位”。
“加之，温家宝的任期也快到期，因此温家宝也要考虑到自己的名声，想树立一个清廉的形象，有个人的目的在里面。”
本文来源：BBC中文网
BBC中文网报导
正在马来西亚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当地的华侨表示，中国有必要推动政治、经济及司法制度的改革。
温家宝周四（28日）在吉隆坡会见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时再次提到政治改革。
他表示，中国有必要推动政治、经济及司法制度的改革，令人人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
中国领导人提到政治改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温家宝最近在不同场合一再大讲有必要推动中国政改。他还说，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独立思考和有创造精神的话，任何力量都不能打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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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读？
温家宝的这番话到底要表达什么，是在做秀还是表达他对中国发展的看法呢？
香港《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分析说，这并不是温家宝在故意作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温家宝的确有这些想法，有它的真实性。
但是金钟指出，也必须看到，讲一些民主、改革之类的大话是中共领导人的传统，就连毛的时代也这样做过，因此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金钟表示，显而易见，这说明中共党内存在分歧，即使温家宝不说这些话，人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但至于说分歧有多大，有多严重，还是一个未知数。
金钟说，“温家宝讲这些话，对统治者来说是有益无害的，并不会动摇他们的执政地位”。
“加之，温家宝的任期也快到期，因此温家宝也要考虑到自己的名声，想树立一个清廉的形象，有个人的目的在里面。”
本文来源：BBC中文网
2011年4月28日星期四
人民日报：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
2011年04月28日06：54：18 来源：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评论部：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同样看待一件商品价格，有人显得很“淡定”，有人表示“鸭梨”很大；同样面对一桩刑事案件，有人焦虑等待“正义到来”，有人则在寻找“程序瑕疵”；同样衡量一项改革措施，有人双手赞成，有人却提出质疑……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变化。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在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自然带来不同诉求的表达；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传统与现代、国外与本土，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甚至给人“鸡同鸭讲”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欣赏理性平和讨论，期待闻过则喜的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如果说前者的狭隘只是语言暴力，后者的狭隘则可能带来真实伤害，比如“彭水诗案”、“灵宝帖案”；如果说前者的包容体现的是素质修养，后者的包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相反却应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其实，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还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所谓“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心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在“社会心态”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后，“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正迅速进入各级政府的任务列表。
良好的社会心态在任何时候对一个国家民族都很重要。之所以在今天备受重视，盖因中国发展已站在一个关键时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排位，让拥有一个怎样的“大国心态”引人瞩目；小康社会的目标内容，令提升大众“幸福基因”分量加重。就此而言，社会心态既指向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承载“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
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挑战。这些大众情绪虽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正对社会发展与改革进程产生抵触消解。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一种执政挑战。
然而，扫描各地“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塑造路径，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地方有“提法”没“想法”，仅停留在口号与姿态上；有的地方把心态问题经济化，以为“多发点钱就能让老百姓心态变好”；有的地方则认为“培育”的关键在百姓的自我修复，一味把心态问题归咎为百姓“不理性”、“不淡定”、“不宽容”。
其实，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以普遍存在的“焦躁不安”为例，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漂族”、“蜗居”、“蚁族”人群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容易加重；房难买、学难上、病难看的现实矛盾，让人的不确定感增强；而少数干部的贪污腐败、一些地方的暗箱操作，使干群关系变得紧张而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
对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有些阶段难以逾越，有些困难难以规避，一些不良心态的滋生难以避免。但必须意识到，如不及时妥善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也必定影响国家目标实现。因此，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这一点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
有学者这样描述当前我国改革的基本态势：改革在与危机赛跑。其实，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也是在与改革进程赛跑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对各地执政者的时代挑战。
人民日报评论部：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同样看待一件商品价格，有人显得很“淡定”，有人表示“鸭梨”很大；同样面对一桩刑事案件，有人焦虑等待“正义到来”，有人则在寻找“程序瑕疵”；同样衡量一项改革措施，有人双手赞成，有人却提出质疑……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变化。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在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自然带来不同诉求的表达；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传统与现代、国外与本土，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甚至给人“鸡同鸭讲”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欣赏理性平和讨论，期待闻过则喜的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如果说前者的狭隘只是语言暴力，后者的狭隘则可能带来真实伤害，比如“彭水诗案”、“灵宝帖案”；如果说前者的包容体现的是素质修养，后者的包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相反却应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其实，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还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所谓“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心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在“社会心态”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后，“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正迅速进入各级政府的任务列表。
良好的社会心态在任何时候对一个国家民族都很重要。之所以在今天备受重视，盖因中国发展已站在一个关键时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排位，让拥有一个怎样的“大国心态”引人瞩目；小康社会的目标内容，令提升大众“幸福基因”分量加重。就此而言，社会心态既指向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承载“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
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挑战。这些大众情绪虽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正对社会发展与改革进程产生抵触消解。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一种执政挑战。
然而，扫描各地“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塑造路径，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地方有“提法”没“想法”，仅停留在口号与姿态上；有的地方把心态问题经济化，以为“多发点钱就能让老百姓心态变好”；有的地方则认为“培育”的关键在百姓的自我修复，一味把心态问题归咎为百姓“不理性”、“不淡定”、“不宽容”。
其实，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以普遍存在的“焦躁不安”为例，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漂族”、“蜗居”、“蚁族”人群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容易加重；房难买、学难上、病难看的现实矛盾，让人的不确定感增强；而少数干部的贪污腐败、一些地方的暗箱操作，使干群关系变得紧张而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
对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有些阶段难以逾越，有些困难难以规避，一些不良心态的滋生难以避免。但必须意识到，如不及时妥善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也必定影响国家目标实现。因此，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这一点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
有学者这样描述当前我国改革的基本态势：改革在与危机赛跑。其实，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也是在与改革进程赛跑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对各地执政者的时代挑战。
2011年4月19日星期二
韩志国：中国经济高速列车已经变成了高速破车
土撥鼠露屁屁 发表于：11-04-19 16：04
韩志国：大家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这一列高速列车已经变成了高速破车。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改革有五个重大败笔。第一急速货币化，大大稀释了整个社会财富。1985年中国M2是五千多亿，90年是1.53亿，昨天公布是75.8万亿，最近二十年中国M2增长49.5倍，靠发货币9%的经济增长可以保证的。中国货币泛滥已经到最顶级。第二形成穷人帮富人完整机制，穷人存款，富人贷款。中国股市二十年，平均每个投资者损失四万元。这四万元哪去了？都给这些富人了。中国股市彻底沦为富人天堂。第三是看不见的手成为缩回去的手，改革出现了严重倒退。第四个是政策经常南辕北辙。第五个就是政治改革迟迟不能启动，那么经济改革出现了全面倒退。
因为五个败笔，中国病已经彻底形成，该病有五大征兆，第一是靠无限发货币，第二分配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第三土地政策与高房价疯狂掠夺民众财富。第四经济全靠打马虎过日子，久病不医病情越来越严重，第五个改革成果私有化，改革成本社会化。现在是所有的改革都要人民群众来凑钱，所有改革成果都被权贵截去了。
这样一个情况导致中国经济现在出现六个严重的危险信号，导致中国面临五个最深层的危险。
第一个，政府权利与可支配资源达到三十年峰值，政府权限越来越大。第二个政府腐败与效率低下达到三十年峰值，第三个民众可支配收入下降速度达到三十年峰值，第四政策两年困境与经济危险程度达到三十多年来的峰值，第五个社会对改革的认同度和支持度的降低程度达到三十年以来的峰值，现在没人支持改革。第六个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与资源环境恶化程度达到三十多年来的峰值，六个峰值意味着什么？还在歌舞升平，还在掩饰矛盾。
如果这样下去中国将面临五个最深层的危险。深刻的社会矛盾已经爆发了，不是想办法解决，而是想办法掩盖。第二引发经济困境导火索已经找到，不是掐断这个导火索，而是延长导火线，现在整个宏观经济一个字，拖，拖两年。三，用面子工程代替民心工程，既麻痹社会，也麻醉自己。第四，用激化的矛盾解决矛盾。第五，用GDP增长代替一切，一俊遮百丑。
目前，三大矛盾正困扰中国经济。第一保增长与调结构的矛盾，现在十三亿现在被人蒙住眼睛一起向悬崖走去，我最近六个月一直在下面调查，最近搞了六个月调查，在第一线。所以我深切的知道人民在想什么？昨天总理说让人民讲真话，政府不讲真话，怎么让人民怎么讲真话，讲真话就得屏蔽掉，人们怎么讲真话呢？感谢互联网，感谢微博，给了人们一个缝隙之间生存、发展、表达问题这样一个环境。如果没有互联网，没有微博，中国现在是个什么样子？改革三十年到现在已经假话连篇，假话说多了，说真话成为笑话。我们用全世界46%钢材，48%水泥，45%能源创造不足8%世界经济总量。如果把无效增长去掉，把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去掉，剩下这些都可以维持吗？中国经过增长有多少是无效增长，有多少是惠民心的？所以滕泰这么乐观，滕泰就太疼了。大家知道07年，中国牛市，08年熊市策略，09年看年会时候所有人都在歌功颂德，只有我不是。当时认为四万亿打了一个漂亮遭遇仗，四万亿就是中国化铁炉，决策经济是中国经济难以承受。
第二个保增长与惠民生问题，保增长是一个天然伴侣，但是现在在高房价下它分道扬镳。要想惠及民生必须把房地产压下去，房地产压不下去，现在没人想压。温总理要各地方提出房价调控目标，结果全国六百多个城市提出房价涨价目标，只有北京用了一个概念，北京这个概念是偷换了一个概念，结果全中国对北京欢欣鼓舞，错了，假的。
第三个松货币与紧货币问题，如果想保增长就得松货币，松货币就压不住通胀，想压住通胀就得紧住货币。
我认为2011年至少还有两次加息，从前天温总理讲话说，他要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消除通胀中的货币边际，意味着还要无限加下去。今年我认为还要加六次存款准备金率，去年我判断存款准备金率加十次，现在已经加了四次，存款准备金率最高是10，现在中国所有的理论不适用，所有模型不适用，别用外国经验来唬市场，骗民，这个模型是没有用的。这一轮通胀远没到期，这一轮通胀太特殊，现在预测今年通胀的底那就是井底之蛙，在坐井观天，你这儿闭着眼睛说话，这样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中国改革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但是现在越改革市场经济越来越严重。市场不能配置经济资源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民生被践踏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邪恶压制公平正义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没有约束失衡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不是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近，而是这个目标越来越遥远。谢谢大家！
http://www.xici.net/#d144885216.htm
韩志国：大家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这一列高速列车已经变成了高速破车。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改革有五个重大败笔。第一急速货币化，大大稀释了整个社会财富。1985年中国M2是五千多亿，90年是1.53亿，昨天公布是75.8万亿，最近二十年中国M2增长49.5倍，靠发货币9%的经济增长可以保证的。中国货币泛滥已经到最顶级。第二形成穷人帮富人完整机制，穷人存款，富人贷款。中国股市二十年，平均每个投资者损失四万元。这四万元哪去了？都给这些富人了。中国股市彻底沦为富人天堂。第三是看不见的手成为缩回去的手，改革出现了严重倒退。第四个是政策经常南辕北辙。第五个就是政治改革迟迟不能启动，那么经济改革出现了全面倒退。
因为五个败笔，中国病已经彻底形成，该病有五大征兆，第一是靠无限发货币，第二分配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第三土地政策与高房价疯狂掠夺民众财富。第四经济全靠打马虎过日子，久病不医病情越来越严重，第五个改革成果私有化，改革成本社会化。现在是所有的改革都要人民群众来凑钱，所有改革成果都被权贵截去了。
这样一个情况导致中国经济现在出现六个严重的危险信号，导致中国面临五个最深层的危险。
第一个，政府权利与可支配资源达到三十年峰值，政府权限越来越大。第二个政府腐败与效率低下达到三十年峰值，第三个民众可支配收入下降速度达到三十年峰值，第四政策两年困境与经济危险程度达到三十多年来的峰值，第五个社会对改革的认同度和支持度的降低程度达到三十年以来的峰值，现在没人支持改革。第六个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与资源环境恶化程度达到三十多年来的峰值，六个峰值意味着什么？还在歌舞升平，还在掩饰矛盾。
如果这样下去中国将面临五个最深层的危险。深刻的社会矛盾已经爆发了，不是想办法解决，而是想办法掩盖。第二引发经济困境导火索已经找到，不是掐断这个导火索，而是延长导火线，现在整个宏观经济一个字，拖，拖两年。三，用面子工程代替民心工程，既麻痹社会，也麻醉自己。第四，用激化的矛盾解决矛盾。第五，用GDP增长代替一切，一俊遮百丑。
目前，三大矛盾正困扰中国经济。第一保增长与调结构的矛盾，现在十三亿现在被人蒙住眼睛一起向悬崖走去，我最近六个月一直在下面调查，最近搞了六个月调查，在第一线。所以我深切的知道人民在想什么？昨天总理说让人民讲真话，政府不讲真话，怎么让人民怎么讲真话，讲真话就得屏蔽掉，人们怎么讲真话呢？感谢互联网，感谢微博，给了人们一个缝隙之间生存、发展、表达问题这样一个环境。如果没有互联网，没有微博，中国现在是个什么样子？改革三十年到现在已经假话连篇，假话说多了，说真话成为笑话。我们用全世界46%钢材，48%水泥，45%能源创造不足8%世界经济总量。如果把无效增长去掉，把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去掉，剩下这些都可以维持吗？中国经过增长有多少是无效增长，有多少是惠民心的？所以滕泰这么乐观，滕泰就太疼了。大家知道07年，中国牛市，08年熊市策略，09年看年会时候所有人都在歌功颂德，只有我不是。当时认为四万亿打了一个漂亮遭遇仗，四万亿就是中国化铁炉，决策经济是中国经济难以承受。
第二个保增长与惠民生问题，保增长是一个天然伴侣，但是现在在高房价下它分道扬镳。要想惠及民生必须把房地产压下去，房地产压不下去，现在没人想压。温总理要各地方提出房价调控目标，结果全国六百多个城市提出房价涨价目标，只有北京用了一个概念，北京这个概念是偷换了一个概念，结果全中国对北京欢欣鼓舞，错了，假的。
第三个松货币与紧货币问题，如果想保增长就得松货币，松货币就压不住通胀，想压住通胀就得紧住货币。
我认为2011年至少还有两次加息，从前天温总理讲话说，他要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消除通胀中的货币边际，意味着还要无限加下去。今年我认为还要加六次存款准备金率，去年我判断存款准备金率加十次，现在已经加了四次，存款准备金率最高是10，现在中国所有的理论不适用，所有模型不适用，别用外国经验来唬市场，骗民，这个模型是没有用的。这一轮通胀远没到期，这一轮通胀太特殊，现在预测今年通胀的底那就是井底之蛙，在坐井观天，你这儿闭着眼睛说话，这样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中国改革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但是现在越改革市场经济越来越严重。市场不能配置经济资源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民生被践踏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邪恶压制公平正义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没有约束失衡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不是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近，而是这个目标越来越遥远。谢谢大家！
http://www.xici.net/#d144885216.htm
罗荣桓长春围城报告：开枪射击不让饥民出城
2011年04月19日09:07人民网
罗荣桓我要评论(6)
字号：T|T
[导读]罗荣桓：“我之对策是禁止通行，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围困已收显著效果，市内严重粮荒，高粱有价无市，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
罗荣桓长春围城报告：开枪射击不让饥民出城
一、长春守敌两个军及地方游杂部队共约十万之众，凭坚固工事及建筑物实行困守。我以十二纵三个师及六个独立师，采取围困方针，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发动对该敌作战。从五月末开始长春外围战，夺取机场后，逼近市郊，六月二十五日起，正式对长春进行封锁围困。
二、两月来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高粱每斤三千万元（敌东北流通券），且有价无市，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敌军除新第三十八师、第一八二师等外，均以酒面〔1〕作主食，每日才四两大豆，游杂部队更坏，因营养不良，大豆难消化，患痢疾者不少（敌虽尚存一部粮食，空投还可接济，但不敢食用，以准备作战）。故市内秩序日形紊混，军心民心均感恐慌。向市外投奔者日多，加以我之瓦解争取工作，其两个保安旅及保安团等日呈瓦解状态，正规部队亦发生极大动摇。自六月二十五日起至八月二十五日止，两个整月被我瓦解收容之敌方逃兵及投诚人员已达一万零四百七十一人（战斗俘获不在内），其中正规军占百分之六十八，杂牌军占百分之三十二，军官占百分之二点三，带武器者占百分之十。敌人情绪普遍低落，由个别投诚已转向整班投诚。郑洞国〔2〕在其高级军官会上说：“鞠躬尽瘁吧！”其士兵则反映：“八路这方法真绝，还不如快打。”
三、围困情况的初步经验：
（一）敌对我之围困，采取强制疏散市民以减轻负担，并便于掠夺其余粮。其办法为疯狂提高粮价，抢购市内存粮，逼人民出市。实行粮食管制，检查发现每人存粮不足三个月者（每人每月应有四十五斤），即强制赶出。在街上捉捆乞丐饥民及开释监狱犯人将其押送出来，并对市民进行欺骗说：“七一毛泽东过生日，八路军放卡子。”或诱以发粮名义，集体赶出，或组织工人学生向我请愿，或发动大群难民，向我步哨冲来，使我无法抵制。
我之对策主要是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涌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八月初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不满，怨言特多：“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也有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的。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来的。经纠正后，又发生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难民，甚至开枪射击（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围困时间延长，部队普遍发生急性病，有怀疑我之围困系力量不足，有认为长围无用，敌有空运接济要求快打。对此主要说明久困长围意义，并以逃兵讲述敌之困难情形，逐渐提高对围城认识。敌现进行恶毒宣传，说我欲困死长春人民。我则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到赶出市民之阴谋。放出之难民虽对我不满，但经救济后，影响较前稍好。
（三）断敌粮源，必须发动群众，军民一致参加封锁。初合围时，敌每日尚能由市外吸收粮食约五、六十石。据传当时敌军粮征收机关每日能购二、三十吨，主要因长春市外围均系新区，群众尚未发动，地方工作只注意后方生产，忽视对敌斗争，且军事封锁不严，封锁线又距城太远。后来确定不按原县区界，而根据围城各师防区划界，成立军队地方统一的对敌斗争委员会，以师政委任主任，统一领导封锁工作，发动群众配合军队站岗，设立盘查站，堵截出入，防止走私，并规定以没收走私粮百分之三十（后为五十）作为奖励。经严密封锁后，入市粮食大减，但还不能根绝。因市内粮价奇高，布及工业品则较贱，运粮入市，获利十倍，故有商民专以走私为业者（出来时偷领难民，乘机勒索）。他们在沿途各村设有秘密据点，逐村转粮，数人数处分带，如一部被查获，其余亦足获利，并有武装击伤群众岗哨者。我地方机关及围城部队人员，亦有不少违犯禁令，借口打入关系而托买笔买表及日用品者，有乘机发难民财、收购贩卖者，也有乱没收难民金银白钞以至我钞者，以致封锁不严。经检查教育后始予克服。断敌粮源另一办法为统制封锁区粮食，划长春市外五十里为封锁区，禁止粮食交易，此地区早为蒋军抢劫一空，粮食缺乏，故粮价高于后方集市数倍，如不统制，自然大批流入市郊而转入市内。在封锁区成立生产救灾合作社，组织群众集体到后方买粮。政府所发种子及救济粮，亦通过合作社，计地计口贷出，粮食以每三、五天发一次，以免走私。长春西地区因救济粮较少，不能停止后方粮食交易，采取带领群众集体购粮，或限制每人购粮不得超过十斤，并保证不准走私。六、七月间瓜菜未熟执行中尚无问题，八月间即发现有以瓜菜果腹，留下救济粮以走私营利者。敌人方面则鼓动运粮进市，敌曾枪毙敲诈运粮商人之士兵，并发采购通行证予以便利。现仍继续高价抢购。除新三十八师外其他部队八月初即发粮代金，金额虽逐增，但均不足一斤高粱之价，此即鼓励部队自行夜掠人民存粮及从市外购粮。以致市民饥饿日趋严重，有冒险抢敌粮车，不顾死刑危险分抢空投粮食者。市面统治秩序已日渐混乱。
（四）在围困中，我发动部队进行对敌攻势并派出几个敌工站，在城垣附近积极发展内线工作，有很多便利条件，利于开展政治攻势，这是两个月来瓦解敌军收效较大的原因。敌士兵生活很苦，近来情形更坏，且封锁日久不见援兵，感觉前途暗淡。新七军与滇军第六十军有矛盾。东北暂编师与蒋系矛盾更大，故滇军及东北籍之军官，有不少与我接近拉关系，送情报掩护我方人员入城，故内线关系较易建立，情报亦较灵通。但发动反正仍不容易，至今除了几股土匪武装及暂第五十六师一部九十余人有组织的投诚反正外，其余均系个别人或小股逃来（八月起，整班投诚者增多）。因市内缺乏党的组织，且敌人管制甚严。自王家善师〔3〕反正后，几个东北师的师团干部多被撤换，改以蒋系军官充任。但其所属两个保安旅已呈瓦解状态，最近有两大股突围企图逃窜，转至我后方扰乱，已被我大部歼灭。我对敌宣传，是以阵地喊话（尤以用敌逃兵喊话收效大），通过群众传话，散发宣传品，送回敌伤兵及以宣传弹（制造与炮弹相仿，如同飞机散发传单一样）发射宣传品，沿伊通河水流入宣传木船，通过内线关系在市内设秘密宣传站翻印宣传品等。但以宣传弹效力大、射得远、散得宽，使敌来不及防，兵民均可拾到，敌兵对我传单尤其通行证极重视，有出高价托人来买，逃来者有带我方传单以表示接受我宣传，并作为出城之护照，居民藏我传单谓打开城可持此领粮。敌对逃兵则施行镇压，实行士兵三至五人连坐，一人逃亡全部挨打，带枪者捉回枪杀活埋，政治上进行欺骗宣传，谓台湾新兵中秋节时增来东北，九月沈北会战，长春即将解围等等。但此项仍不能挽回其日趋涣散之军心。我收容逃兵工作曾一度发生偏向。有的自行规定，不带枪不收，土匪不收，因家属不好处理，故将家属拒回。又因清查难民之假装逃兵致堵回真逃兵者，甚至有不带符号不会唱蒋党歌，不会走正步，不知其官长姓名者都不收。这使敌兵发生顾虑，发现后已予纠正。收容的逃兵现已集中解放团训练，准备经过训练清洗后，争取补入部队。投诚的几股土匪武装，因成分很坏已一律缴枪，准备大部遣送回原籍生产，少数罪大恶极的头目，送地方政府依法处理，因长春这类武装尚多，为了不影响争取，故对他们暂时仍予优待。
（五）发动生产，救济封锁区群众，是发动群众围城热情的重要工作。因市郊粮食去冬即为蒋军抢光，屋上的草又被扒去喂马，今春市东一个区饿死四十人，围城开始时土地大部荒芜，有种后又荒芜者。为了避免荒芜，长春东南地区由吉林贷粮一千吨，钱五万万元，一千吨养麦种，由部队抽人力牲口，并发动后方一些人马助耕抢种抢锄，业已大部种上。现外围五万垧地将开始秋收，收成甚好（八、九成），每垧约可收四石，现正布置抢收。对哨卡外难民之救济，分别由吉辽两省在长春市东西地区组织处理委员会，下设办事处、事务所、检查站。派人将饥饿严重者介绍出来，尽量资助回原籍或投亲友，无家可归者送附近各县安置，发动社会救济组织生产，并在难民中吸收一部工人、学生入伍。
（六）围城部队在长期间内，已逐渐形成规律化之阵地生活。初围时做工事很多，因有交通壕地堡掩体等需要构筑和加固，岗哨亦多，每日每人五、六小时日夜不休，非常疲劳，加以天雨运不到粮食，有的吃三天稀饭，又发生传染病（痢疾），某些新组成的独立师在初围城时怕敌炮火、飞机，发生逃亡、自伤或乱打枪者，数次发生误会，造成恐慌情绪，后经动员并研究改善生活，利用阵地守备发动养猪种菜（每师已种百亩以上）、割草（解决烧柴喂马），现生活已获得改善，并节约了大批粮食救济灾民，目前情绪很高，不愿换防，但亦不愿守阵地，要求快打，同时也发生麻痹现象，在阵地上主要进行军事练兵，政治教育不够，违犯政策纪律现象时有发生，其事实已如上述。
（七）围城斗争极为复杂，绝非仅为军事斗争，必须党政军民一致动员，故要强调一元化领导。长春敌亦宣传所谓“总体战”，我之围城中曾发生配合不好，政策贯彻以及组织不一致。如长西地区未按军队防区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在长南地区长农县曾一度发生疆界争执，对收逃兵、放难民、处理走私、处理难民财货、禁止贸易、停止后方粮市等政策发生不一致现象，使工作受到损失，这是围城斗争中必须注意的一条经验。
注 释：
本文是罗荣桓起草并以林彪、罗荣桓、谭政的名义给毛泽东的报告。
〔1〕酒面，用粮食做酒剩下的渣子制作的面。这种渣子叫糟粕，通常作为牲口的饲料。
〔2〕郑洞国，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
〔3〕王家善师，指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营口起义的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八师。《罗荣桓军事文选》
罗荣桓我要评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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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罗荣桓：“我之对策是禁止通行，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围困已收显著效果，市内严重粮荒，高粱有价无市，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
罗荣桓长春围城报告：开枪射击不让饥民出城
一、长春守敌两个军及地方游杂部队共约十万之众，凭坚固工事及建筑物实行困守。我以十二纵三个师及六个独立师，采取围困方针，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发动对该敌作战。从五月末开始长春外围战，夺取机场后，逼近市郊，六月二十五日起，正式对长春进行封锁围困。
二、两月来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高粱每斤三千万元（敌东北流通券），且有价无市，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敌军除新第三十八师、第一八二师等外，均以酒面〔1〕作主食，每日才四两大豆，游杂部队更坏，因营养不良，大豆难消化，患痢疾者不少（敌虽尚存一部粮食，空投还可接济，但不敢食用，以准备作战）。故市内秩序日形紊混，军心民心均感恐慌。向市外投奔者日多，加以我之瓦解争取工作，其两个保安旅及保安团等日呈瓦解状态，正规部队亦发生极大动摇。自六月二十五日起至八月二十五日止，两个整月被我瓦解收容之敌方逃兵及投诚人员已达一万零四百七十一人（战斗俘获不在内），其中正规军占百分之六十八，杂牌军占百分之三十二，军官占百分之二点三，带武器者占百分之十。敌人情绪普遍低落，由个别投诚已转向整班投诚。郑洞国〔2〕在其高级军官会上说：“鞠躬尽瘁吧！”其士兵则反映：“八路这方法真绝，还不如快打。”
三、围困情况的初步经验：
（一）敌对我之围困，采取强制疏散市民以减轻负担，并便于掠夺其余粮。其办法为疯狂提高粮价，抢购市内存粮，逼人民出市。实行粮食管制，检查发现每人存粮不足三个月者（每人每月应有四十五斤），即强制赶出。在街上捉捆乞丐饥民及开释监狱犯人将其押送出来，并对市民进行欺骗说：“七一毛泽东过生日，八路军放卡子。”或诱以发粮名义，集体赶出，或组织工人学生向我请愿，或发动大群难民，向我步哨冲来，使我无法抵制。
我之对策主要是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涌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八月初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不满，怨言特多：“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也有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的。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来的。经纠正后，又发生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难民，甚至开枪射击（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围困时间延长，部队普遍发生急性病，有怀疑我之围困系力量不足，有认为长围无用，敌有空运接济要求快打。对此主要说明久困长围意义，并以逃兵讲述敌之困难情形，逐渐提高对围城认识。敌现进行恶毒宣传，说我欲困死长春人民。我则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到赶出市民之阴谋。放出之难民虽对我不满，但经救济后，影响较前稍好。
（三）断敌粮源，必须发动群众，军民一致参加封锁。初合围时，敌每日尚能由市外吸收粮食约五、六十石。据传当时敌军粮征收机关每日能购二、三十吨，主要因长春市外围均系新区，群众尚未发动，地方工作只注意后方生产，忽视对敌斗争，且军事封锁不严，封锁线又距城太远。后来确定不按原县区界，而根据围城各师防区划界，成立军队地方统一的对敌斗争委员会，以师政委任主任，统一领导封锁工作，发动群众配合军队站岗，设立盘查站，堵截出入，防止走私，并规定以没收走私粮百分之三十（后为五十）作为奖励。经严密封锁后，入市粮食大减，但还不能根绝。因市内粮价奇高，布及工业品则较贱，运粮入市，获利十倍，故有商民专以走私为业者（出来时偷领难民，乘机勒索）。他们在沿途各村设有秘密据点，逐村转粮，数人数处分带，如一部被查获，其余亦足获利，并有武装击伤群众岗哨者。我地方机关及围城部队人员，亦有不少违犯禁令，借口打入关系而托买笔买表及日用品者，有乘机发难民财、收购贩卖者，也有乱没收难民金银白钞以至我钞者，以致封锁不严。经检查教育后始予克服。断敌粮源另一办法为统制封锁区粮食，划长春市外五十里为封锁区，禁止粮食交易，此地区早为蒋军抢劫一空，粮食缺乏，故粮价高于后方集市数倍，如不统制，自然大批流入市郊而转入市内。在封锁区成立生产救灾合作社，组织群众集体到后方买粮。政府所发种子及救济粮，亦通过合作社，计地计口贷出，粮食以每三、五天发一次，以免走私。长春西地区因救济粮较少，不能停止后方粮食交易，采取带领群众集体购粮，或限制每人购粮不得超过十斤，并保证不准走私。六、七月间瓜菜未熟执行中尚无问题，八月间即发现有以瓜菜果腹，留下救济粮以走私营利者。敌人方面则鼓动运粮进市，敌曾枪毙敲诈运粮商人之士兵，并发采购通行证予以便利。现仍继续高价抢购。除新三十八师外其他部队八月初即发粮代金，金额虽逐增，但均不足一斤高粱之价，此即鼓励部队自行夜掠人民存粮及从市外购粮。以致市民饥饿日趋严重，有冒险抢敌粮车，不顾死刑危险分抢空投粮食者。市面统治秩序已日渐混乱。
（四）在围困中，我发动部队进行对敌攻势并派出几个敌工站，在城垣附近积极发展内线工作，有很多便利条件，利于开展政治攻势，这是两个月来瓦解敌军收效较大的原因。敌士兵生活很苦，近来情形更坏，且封锁日久不见援兵，感觉前途暗淡。新七军与滇军第六十军有矛盾。东北暂编师与蒋系矛盾更大，故滇军及东北籍之军官，有不少与我接近拉关系，送情报掩护我方人员入城，故内线关系较易建立，情报亦较灵通。但发动反正仍不容易，至今除了几股土匪武装及暂第五十六师一部九十余人有组织的投诚反正外，其余均系个别人或小股逃来（八月起，整班投诚者增多）。因市内缺乏党的组织，且敌人管制甚严。自王家善师〔3〕反正后，几个东北师的师团干部多被撤换，改以蒋系军官充任。但其所属两个保安旅已呈瓦解状态，最近有两大股突围企图逃窜，转至我后方扰乱，已被我大部歼灭。我对敌宣传，是以阵地喊话（尤以用敌逃兵喊话收效大），通过群众传话，散发宣传品，送回敌伤兵及以宣传弹（制造与炮弹相仿，如同飞机散发传单一样）发射宣传品，沿伊通河水流入宣传木船，通过内线关系在市内设秘密宣传站翻印宣传品等。但以宣传弹效力大、射得远、散得宽，使敌来不及防，兵民均可拾到，敌兵对我传单尤其通行证极重视，有出高价托人来买，逃来者有带我方传单以表示接受我宣传，并作为出城之护照，居民藏我传单谓打开城可持此领粮。敌对逃兵则施行镇压，实行士兵三至五人连坐，一人逃亡全部挨打，带枪者捉回枪杀活埋，政治上进行欺骗宣传，谓台湾新兵中秋节时增来东北，九月沈北会战，长春即将解围等等。但此项仍不能挽回其日趋涣散之军心。我收容逃兵工作曾一度发生偏向。有的自行规定，不带枪不收，土匪不收，因家属不好处理，故将家属拒回。又因清查难民之假装逃兵致堵回真逃兵者，甚至有不带符号不会唱蒋党歌，不会走正步，不知其官长姓名者都不收。这使敌兵发生顾虑，发现后已予纠正。收容的逃兵现已集中解放团训练，准备经过训练清洗后，争取补入部队。投诚的几股土匪武装，因成分很坏已一律缴枪，准备大部遣送回原籍生产，少数罪大恶极的头目，送地方政府依法处理，因长春这类武装尚多，为了不影响争取，故对他们暂时仍予优待。
（五）发动生产，救济封锁区群众，是发动群众围城热情的重要工作。因市郊粮食去冬即为蒋军抢光，屋上的草又被扒去喂马，今春市东一个区饿死四十人，围城开始时土地大部荒芜，有种后又荒芜者。为了避免荒芜，长春东南地区由吉林贷粮一千吨，钱五万万元，一千吨养麦种，由部队抽人力牲口，并发动后方一些人马助耕抢种抢锄，业已大部种上。现外围五万垧地将开始秋收，收成甚好（八、九成），每垧约可收四石，现正布置抢收。对哨卡外难民之救济，分别由吉辽两省在长春市东西地区组织处理委员会，下设办事处、事务所、检查站。派人将饥饿严重者介绍出来，尽量资助回原籍或投亲友，无家可归者送附近各县安置，发动社会救济组织生产，并在难民中吸收一部工人、学生入伍。
（六）围城部队在长期间内，已逐渐形成规律化之阵地生活。初围时做工事很多，因有交通壕地堡掩体等需要构筑和加固，岗哨亦多，每日每人五、六小时日夜不休，非常疲劳，加以天雨运不到粮食，有的吃三天稀饭，又发生传染病（痢疾），某些新组成的独立师在初围城时怕敌炮火、飞机，发生逃亡、自伤或乱打枪者，数次发生误会，造成恐慌情绪，后经动员并研究改善生活，利用阵地守备发动养猪种菜（每师已种百亩以上）、割草（解决烧柴喂马），现生活已获得改善，并节约了大批粮食救济灾民，目前情绪很高，不愿换防，但亦不愿守阵地，要求快打，同时也发生麻痹现象，在阵地上主要进行军事练兵，政治教育不够，违犯政策纪律现象时有发生，其事实已如上述。
（七）围城斗争极为复杂，绝非仅为军事斗争，必须党政军民一致动员，故要强调一元化领导。长春敌亦宣传所谓“总体战”，我之围城中曾发生配合不好，政策贯彻以及组织不一致。如长西地区未按军队防区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在长南地区长农县曾一度发生疆界争执，对收逃兵、放难民、处理走私、处理难民财货、禁止贸易、停止后方粮市等政策发生不一致现象，使工作受到损失，这是围城斗争中必须注意的一条经验。
注 释：
本文是罗荣桓起草并以林彪、罗荣桓、谭政的名义给毛泽东的报告。
〔1〕酒面，用粮食做酒剩下的渣子制作的面。这种渣子叫糟粕，通常作为牲口的饲料。
〔2〕郑洞国，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
〔3〕王家善师，指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营口起义的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八师。《罗荣桓军事文选》
2011年4月18日星期一
伊扎特：关于《十万个为什么》的几点注解
作者: 伊扎特 | 2011年04月18日 14:47 | 栏目: 一般分类
(16649) 点击 | (311) 评论 | 本文地址: http://yizhate.blshe.com/post/534/669290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我就被分配到了沈阳那疙瘩，我在中国的求学之路也就从那里的中国医科大学开始。我已经记不清我是第二批还是第三批被派到沈阳的外国留学生，但我记得初到沈阳时，很多当地的老百姓没见过老外，无论是逛街还是到商场，我们总会被围观，甚至还有百姓把孩子架到肩膀上，对我们投来奇异的目光。这让从小到大在叙利亚小城市长大的我感到很不舒服，感觉自己就像动物园里供人参观的猴子一样。但我还是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并且乐于和街上的老百姓打交道，至今这段经历仍令我难以忘怀。
那时候自由市场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刚刚出现，人们终于可以不通过票据自由地买到需要的商品。好几次我去市场买蔬菜，卖菜的农村妇女说什么都不肯收我的钱，她说，你们远道而来，我怎么能收你们的钱呢？
沈阳的冬天很冷，让初到这里的我感到很不适应。冬天的清晨，我窝在宿舍不想去上课，辅导员担心我生病，便关切地跑来看我。他就像我远在中国的亲人一样，还经常提醒我要穿秋裤。
很多次在公交车上，当地人友善地给我们让座，其中不乏老人和小朋友，我们怎么好意思，于是就连忙推辞，而这时候他们也更不好意思再坐回位置上，就这样，我们经常站着聊天，一直到下车，座位就一直空在那里。这些事让我至今难忘，在那段作为离乡游子最初的日子里，沈阳的热情融化了严冬的寒冰。一直到现在，中国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我读书的地方，我生活的地方，我四个孩子出生的地方，她有着比我的实际经历更加重要的意义。
如今，社会在不断发展，人们的行为也在发生着变化，对于一个来中国三十年的老老外来说，我对这种变化有着切身的感受。人们似乎变得不再像当年那么友善，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人情味却在变淡。
前不久，当我驱车路过一条比较窄的街道时，我前面的车突然停下来，司机下车开始和路旁的一个人开始对话，并且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过了很久，我着急了，就按了下喇叭，示意他尽快通行，他闻声正准备启动，回头看了我一眼。或许是我的外国面孔让他改变了主意，他熄了火继续和路上的人聊天。我走下车，客气地请他把车道让开，他并没有接受我的请求，而是变本加厉地说，这是中国的土地，中国的公路。虽然我很想告诉他我也交了养路费，也是中国的纳税人，但我知道他话里有话，也知道跟这种人争论也不会有结果。也许在国外，几百万中国人也同时驱车驶于“人家”的公路上，所以我努力克制自己不去跟他争论，但同时我也心存胆怯，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些年中国人在街上的变化。
二十几年前，街上偶尔会有两个人发生争执，双方即使吵上一个小时也很少有一方会动手，直到路人把两个人劝开。中文博大精深，要想让外国人理解打是亲骂是爱也并非是一件易事，至少现在，大部分中国人之间的冲突成了只“亲”不“爱”。
我可以很自然地理解，中国社会目前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发展和变化，我也能身体力行地感受到中国每五年产生的一个巨变，这些同时也会对一个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越来越令人骄傲，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底气越来越足了，这一事例的效果在国内显现为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温。不过我认为，如果过度升温就很容易变成一个病态。
既然春天来了，我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今年的春天也是阿拉伯的春天。我之所以以如此多的文字做铺垫，是为了给我之前的文章《阿拉伯人对中国媒体的十万个为什么》做一个注解。我没想到这篇文章被如此广泛地转载，更没想到这十万个为什么真的会引起网络上近十万人的大争论。感谢所有支持和批评我的网友，但对于不允许我表达个人意见，并奉劝我离开中国，甚至打电话来威胁我的的网友，就像我对那位司机一样，无话可说。因为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无非是我在中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我认为很多问题有必要交流，也很乐意于有这样一个交流平台，谈谈你们的问题，也谈谈我的问题，因为我不是生活在荒芜的孤岛里，也不是被禁锢于隔离区。只有开诚布公，才能消除误解和不信任。对我来说，意见与异见同样重要。
关于《十万个为什么》所引起的争论，我想强调几点：
第一，对于这篇文章而言，我不是以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的身份来表达我的态度。虽然我是半岛的一份子，但这不代表我对半岛电视台所有报道没有质疑，包括台长、董事长在内的大多数半岛电视台的员工也和我有着同样的看法。半岛电视台既不是党派也不是宗教，没有绝对的对或绝对的错。所以我很奇怪很多网友的留言和质疑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半岛电视台，我更不希望看到一些别的媒体，对这篇文章的刻意炒作，甚至是误读。
第二，半岛只是卡塔尔的一家公司，所以你们不必要把我当作为卡塔尔国的代理人或发言人。我不是卡塔尔人，对于卡塔尔本身的一些内政和外交政策我并不一定认同。在对于这个国家的很多看法上，我和大多数博友有着同样的立场。
第三，作为巴勒斯坦人，我确实希望很多人能够理解并支持我们的事业。在文章中我从职业角度出发，举了巴勒斯坦问题的例子，因为我认为媒体对于巴以问题的报道本身就存在误区，把这个旷日持久的冲突定性为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但忘记了这个冲突的深层背景：这是一场国际社会认可的占领和反占领、正义与非正义，并且实力差距悬殊的冲突。在这种问题上，媒体就不应该再秉持所谓“中立”的立场进行报道。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中国人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仔细想想，这个正义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体现出来了吗？
第四，按照我的理解，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国王还是庶民），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可以对他人的立场提出质疑与批评。我们经常看到中国学者在各种场合批评西方国家的立场，中国驻国外的大使和外交官也经常到一些外国媒体（包括半岛电视台）对本国的政策和立场做出说明。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误解了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我认为批评中国媒体并不等于批评中国的立场，因为很多时候中国媒体（包括中国主流媒体在内）并不发表中国的真实立场。我在这儿简单地举一个例子：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3月22日的发布会上回答了我提出的关于以色列空袭加沙造成人员伤亡和吴思科访问中东的问题时强调，“我们对于任何针对平民的暴力和武力的行动，都表示严厉的谴责。我们也坚决反对以色列在包括约旦河西岸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犹太人定居点。我们认为这无助于打破巴以和谈僵局以及建立政治互信。我们希望以方能够采取切实措施，为重启巴以和谈创造条件……中方注意到，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但国际社会不应因此忽视地区其它热点问题，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这一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中东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http://is.gd/F2hfV7）
然而，这个明确的信号并没有通过中国媒体传达出来。经常报道外交部表态的几大中文门户网站没有提及，新华网只在英文版低调地提及了姜瑜的答问，并且只选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原文（http://is.gd/7soIX6）如下：
BEIJING, March 22 (Xinhua) — China said on Tuesday that the recent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should not distrac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from the Palestinian issue.
“We have kept a close eye on the complex and profound changes occurring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 howev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not overlook other hot-spot issues, especially the Palestinian issu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Jiang Yu told a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in Beijing.
China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ontinue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to help resolve the issue, Jiang noted.
这种例子基本能够证实我先前的一些判断，中国媒体中这样的现象有很多，尽管我无法知道他们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第五，关于多国部队空袭利比亚，我在《十万个为什么》一文中已经强调过，我们反对卡扎菲并不说明我们支持多国部队空袭利比亚，我们对于西方的意图已经足够了解，也很清楚他们深层的目标。在我看来确有一些人无法把这二者分清，即反对多国部队并不说明一定要支持卡扎菲。还有有一些网友提出卡扎菲政权仍存在合法性，我认为一个领导人合不合法是需要人民来承认的，现在利比亚人民已经用行动投了票，卡扎菲的合法性早已经有争议了。
第六，我们看国家的利益。首先，任何一个国家利益的重点应该取决于人民而不是当局，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革之后，这里的人民已经为自己争取到了基本的权利。我认为一些网友在谈到国家利益时存在一种误区，比如在谈利益的同时把中国的立场和其他国家相比。虽然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截然不同，俄罗斯是石油出口大国，中东的动荡引起的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势必会使其获益，而中国呢？同样，非盟近十个国家都在如火如荼地准备本国的大选，他们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国家也进入科特迪瓦或者利比亚模式，中国显然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国家利益可以单独拿出来谈，但别和人家的利益混淆。
上述这些，算是我对于本人备受争论的《十万个为什么》一文的注解。因为明天我要飞往多哈，时间紧促，只好先写这么多，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批评，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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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我就被分配到了沈阳那疙瘩，我在中国的求学之路也就从那里的中国医科大学开始。我已经记不清我是第二批还是第三批被派到沈阳的外国留学生，但我记得初到沈阳时，很多当地的老百姓没见过老外，无论是逛街还是到商场，我们总会被围观，甚至还有百姓把孩子架到肩膀上，对我们投来奇异的目光。这让从小到大在叙利亚小城市长大的我感到很不舒服，感觉自己就像动物园里供人参观的猴子一样。但我还是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并且乐于和街上的老百姓打交道，至今这段经历仍令我难以忘怀。
那时候自由市场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刚刚出现，人们终于可以不通过票据自由地买到需要的商品。好几次我去市场买蔬菜，卖菜的农村妇女说什么都不肯收我的钱，她说，你们远道而来，我怎么能收你们的钱呢？
沈阳的冬天很冷，让初到这里的我感到很不适应。冬天的清晨，我窝在宿舍不想去上课，辅导员担心我生病，便关切地跑来看我。他就像我远在中国的亲人一样，还经常提醒我要穿秋裤。
很多次在公交车上，当地人友善地给我们让座，其中不乏老人和小朋友，我们怎么好意思，于是就连忙推辞，而这时候他们也更不好意思再坐回位置上，就这样，我们经常站着聊天，一直到下车，座位就一直空在那里。这些事让我至今难忘，在那段作为离乡游子最初的日子里，沈阳的热情融化了严冬的寒冰。一直到现在，中国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我读书的地方，我生活的地方，我四个孩子出生的地方，她有着比我的实际经历更加重要的意义。
如今，社会在不断发展，人们的行为也在发生着变化，对于一个来中国三十年的老老外来说，我对这种变化有着切身的感受。人们似乎变得不再像当年那么友善，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人情味却在变淡。
前不久，当我驱车路过一条比较窄的街道时，我前面的车突然停下来，司机下车开始和路旁的一个人开始对话，并且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过了很久，我着急了，就按了下喇叭，示意他尽快通行，他闻声正准备启动，回头看了我一眼。或许是我的外国面孔让他改变了主意，他熄了火继续和路上的人聊天。我走下车，客气地请他把车道让开，他并没有接受我的请求，而是变本加厉地说，这是中国的土地，中国的公路。虽然我很想告诉他我也交了养路费，也是中国的纳税人，但我知道他话里有话，也知道跟这种人争论也不会有结果。也许在国外，几百万中国人也同时驱车驶于“人家”的公路上，所以我努力克制自己不去跟他争论，但同时我也心存胆怯，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些年中国人在街上的变化。
二十几年前，街上偶尔会有两个人发生争执，双方即使吵上一个小时也很少有一方会动手，直到路人把两个人劝开。中文博大精深，要想让外国人理解打是亲骂是爱也并非是一件易事，至少现在，大部分中国人之间的冲突成了只“亲”不“爱”。
我可以很自然地理解，中国社会目前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发展和变化，我也能身体力行地感受到中国每五年产生的一个巨变，这些同时也会对一个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越来越令人骄傲，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底气越来越足了，这一事例的效果在国内显现为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温。不过我认为，如果过度升温就很容易变成一个病态。
既然春天来了，我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今年的春天也是阿拉伯的春天。我之所以以如此多的文字做铺垫，是为了给我之前的文章《阿拉伯人对中国媒体的十万个为什么》做一个注解。我没想到这篇文章被如此广泛地转载，更没想到这十万个为什么真的会引起网络上近十万人的大争论。感谢所有支持和批评我的网友，但对于不允许我表达个人意见，并奉劝我离开中国，甚至打电话来威胁我的的网友，就像我对那位司机一样，无话可说。因为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无非是我在中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我认为很多问题有必要交流，也很乐意于有这样一个交流平台，谈谈你们的问题，也谈谈我的问题，因为我不是生活在荒芜的孤岛里，也不是被禁锢于隔离区。只有开诚布公，才能消除误解和不信任。对我来说，意见与异见同样重要。
关于《十万个为什么》所引起的争论，我想强调几点：
第一，对于这篇文章而言，我不是以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的身份来表达我的态度。虽然我是半岛的一份子，但这不代表我对半岛电视台所有报道没有质疑，包括台长、董事长在内的大多数半岛电视台的员工也和我有着同样的看法。半岛电视台既不是党派也不是宗教，没有绝对的对或绝对的错。所以我很奇怪很多网友的留言和质疑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半岛电视台，我更不希望看到一些别的媒体，对这篇文章的刻意炒作，甚至是误读。
第二，半岛只是卡塔尔的一家公司，所以你们不必要把我当作为卡塔尔国的代理人或发言人。我不是卡塔尔人，对于卡塔尔本身的一些内政和外交政策我并不一定认同。在对于这个国家的很多看法上，我和大多数博友有着同样的立场。
第三，作为巴勒斯坦人，我确实希望很多人能够理解并支持我们的事业。在文章中我从职业角度出发，举了巴勒斯坦问题的例子，因为我认为媒体对于巴以问题的报道本身就存在误区，把这个旷日持久的冲突定性为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但忘记了这个冲突的深层背景：这是一场国际社会认可的占领和反占领、正义与非正义，并且实力差距悬殊的冲突。在这种问题上，媒体就不应该再秉持所谓“中立”的立场进行报道。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中国人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仔细想想，这个正义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体现出来了吗？
第四，按照我的理解，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国王还是庶民），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可以对他人的立场提出质疑与批评。我们经常看到中国学者在各种场合批评西方国家的立场，中国驻国外的大使和外交官也经常到一些外国媒体（包括半岛电视台）对本国的政策和立场做出说明。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误解了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我认为批评中国媒体并不等于批评中国的立场，因为很多时候中国媒体（包括中国主流媒体在内）并不发表中国的真实立场。我在这儿简单地举一个例子：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3月22日的发布会上回答了我提出的关于以色列空袭加沙造成人员伤亡和吴思科访问中东的问题时强调，“我们对于任何针对平民的暴力和武力的行动，都表示严厉的谴责。我们也坚决反对以色列在包括约旦河西岸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犹太人定居点。我们认为这无助于打破巴以和谈僵局以及建立政治互信。我们希望以方能够采取切实措施，为重启巴以和谈创造条件……中方注意到，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但国际社会不应因此忽视地区其它热点问题，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这一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中东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http://is.gd/F2hfV7）
然而，这个明确的信号并没有通过中国媒体传达出来。经常报道外交部表态的几大中文门户网站没有提及，新华网只在英文版低调地提及了姜瑜的答问，并且只选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原文（http://is.gd/7soIX6）如下：
BEIJING, March 22 (Xinhua) — China said on Tuesday that the recent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should not distrac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from the Palestinian issue.
“We have kept a close eye on the complex and profound changes occurring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 howev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not overlook other hot-spot issues, especially the Palestinian issu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Jiang Yu told a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in Beijing.
China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ontinue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to help resolve the issue, Jiang noted.
这种例子基本能够证实我先前的一些判断，中国媒体中这样的现象有很多，尽管我无法知道他们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第五，关于多国部队空袭利比亚，我在《十万个为什么》一文中已经强调过，我们反对卡扎菲并不说明我们支持多国部队空袭利比亚，我们对于西方的意图已经足够了解，也很清楚他们深层的目标。在我看来确有一些人无法把这二者分清，即反对多国部队并不说明一定要支持卡扎菲。还有有一些网友提出卡扎菲政权仍存在合法性，我认为一个领导人合不合法是需要人民来承认的，现在利比亚人民已经用行动投了票，卡扎菲的合法性早已经有争议了。
第六，我们看国家的利益。首先，任何一个国家利益的重点应该取决于人民而不是当局，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革之后，这里的人民已经为自己争取到了基本的权利。我认为一些网友在谈到国家利益时存在一种误区，比如在谈利益的同时把中国的立场和其他国家相比。虽然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截然不同，俄罗斯是石油出口大国，中东的动荡引起的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势必会使其获益，而中国呢？同样，非盟近十个国家都在如火如荼地准备本国的大选，他们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国家也进入科特迪瓦或者利比亚模式，中国显然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国家利益可以单独拿出来谈，但别和人家的利益混淆。
上述这些，算是我对于本人备受争论的《十万个为什么》一文的注解。因为明天我要飞往多哈，时间紧促，只好先写这么多，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批评，后会有期！
2011年4月15日星期五
伊扎特：阿拉伯人对中国媒体的十万个为什么
作者: 伊扎特 | 2011年04月15日 17:47 | 栏目: 一般分类
(119352) 点击 | (1483) 评论 | 本文地址: http://yizhate.blshe.com/post/534/668306
提笔写这篇小文，我很犹豫，之前也很多次写到中国媒体，但我认为还有更多的问题比这更值得我和大家在这里交流讨论，但是今天我不得不再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谈，欢迎大家拍砖交流。
当前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变革，因为对社会本质的改变要远远重要于革命本身——完全可以被看作是阿拉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千零一场革命”。在这场波及到所有街道，动员了老少妇孺的历史性运动中，阿拉伯人得到了正义的支持，却被中国媒体误读了。
阿拉伯革命作为一起全方位多层面的变革，本身就是最具价值的新闻。而现在，伴随着阿拉伯革命的发展，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也成为了各国媒体和网民的焦点。一家外国媒体刊登的《中国媒体的鸵鸟政策》一文就指出，大部分中国媒体的报道集中在实际的冲突以及西方是如何“攻击”利比亚的。与之相比，对于卡扎菲的政权是如何分裂的，利比亚长期以来的政治现状以及为什么如此多的民众对统治者不满等这些利比亚本身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分析却寥寥无几。
每一次看中国媒体对于阿拉伯革命的报道，我感觉我的血压会升高，我的肾上腺素会分泌加速。同事建议我减少阅读中国报纸的频率，“总看这个对身体没好处”，然而玩笑归玩笑，我没有办法改变。看中国报纸已经成为我每天必做的事情，明知有害却叫我欲罢不能，就像抽烟和喝咖啡一样，成了积重难返的“坏习惯”。当然，这种“害”不是说中国媒体本身，而是他们看待阿拉伯问题的立场对民意的一种刻意误导。
我不理解一家媒体花那么多钱做那么周密的准备派自己的记者到危险的利比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个记者每天对着卡扎菲的电视台为国内做同传，那这种新闻在北京不能做吗？这不是在浪费金钱吗？中国记者在连线中不断强调大部分利比亚人都支持卡扎菲，难道那些整日聚集在广场和街道上的反对派们都是天外飞仙（或者中国媒体也像卡扎菲一样，认为这些示威者是“老鼠”）？中国媒体告诉我们卡扎菲的部队如何如何将反对派击溃接连收复失地，却不告诉我们替卡扎菲杀掉他的人民的有几万杀人不眨眼的外国雇佣军；它们告诉我们利比亚人都享有免费的医疗保险，却不告诉我们卡扎菲在长达42年的统治时间里在利比亚建了多少所医院；告诉我们的黎波里的人民对卡扎菲上校感恩戴德，却不提在这个每天出口160万桶全世界最昂贵的石油的国家，600万平民每人能分上几杯羹。所谓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无非只是张空头支票。
另外，之所以大多数阿拉伯人接受了多国部队对利比亚的空袭，无非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是希望借助多国部队的军事干预给代表阿拉伯民意的利比亚反对派留下最后一条活路。然而中国媒体误解了，轰炸开始之后，原本不关注阿拉伯革命的中国媒体瞬间亢奋起来，俨然成为一个坚定地反霸权主义斗士。对于“1973号决议”的断章取义，对于破坏停火协议的双重标准，对于外国雇佣军的缄默不语，对于空袭原因的刻意误读，让懂得综合各种信源了解真相的中国观众很快就意识到了中国媒体的立场与口径——只强调西方空袭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鲜少报道卡扎菲对人民凶残横暴的镇压和屠杀。
我注意到一位中国记者把卡扎菲和萨达姆作比较，我个人认为这两个人是没有可比性的。萨达姆下台近10年，他的幕僚如今或早已毙命或身陷囹圄，却很少有人对他提出批评。而如今卡扎菲的官员我们几乎一个也见不到了，不是临阵倒戈就是被卡扎菲扣押，能跑的都跑了，就连卡扎菲最值得信任的外长穆萨·库萨也转道突尼斯向英国投诚。中国媒体或许不知道它们的故意失误已经被网友发现，在CCTV援引利比亚电视台的报道称利比亚前内政部长尤尼斯没有叛逃（利比亚电视台当时播放了几年前尤尼斯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画面造假）之后不久，尤尼斯就出现在半岛电视台辟谣，表示自己已经加入反对派阵营，然而后者没有进入到那些中国主流电视台的新闻，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常常夸大所谓革命领袖的作用，卡扎菲也就光荣地成为了“被受益者”之一，甚至有人把卡扎菲的《绿皮书》同中国的红宝书相比。然而如果你足够了解阿拉伯社会，你一定会做出相反的结论，《绿皮书》早就成了利比亚，甚至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大笑话。卡扎菲在书中的言论不但与他实际的执政方式不同，还经常自相矛盾令人费解。谁都不知道卡扎菲为了将这不呕心沥血的著作翻译成全世界各种语言——包括一些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的语言——这一工程花费了多少钱。这本书中国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过这本书的中文版，我在这里不再多提，大家可以自己查阅。特别是他关于男女有别的言论，我敢保证，这些言论给你们带来的快乐不亚于时下最流行的段子。
按照我的理解，全面报道一个事件是媒体的责任和义务。媒体应该所见所知即所报，不管这些信息是否符合你的价值观。利比亚电视台可以作为一个信源，通过它你可以了解的黎波里和卡扎菲阵营的情况，但这绝不是唯一的信源，班加西的反对派也是人，他们也是这场冲突的重要当事人。而我所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媒体的记者每天活跃在的黎波里的宾馆和大街小巷，跟着卡扎菲的手下到他们安排的街道、医院、学校参观采访，他们的LOGO时常出现在手持卡扎菲画像喊着口号的的黎波里大妈面前，而在反对派大本营重要的发布会上，你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信源与信宿，或者说媒体与受众是以信息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信息的可靠性和客观性就成为了衡量媒体公信力的标准。媒体不是教师爷，它只是一个行业，一个承担着信息传播义务的行业。然而，每每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中国公共媒体在第四权力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逊于网络和自媒体，那些懂得获得多种信源并将它们解构吸收的受众，它们会同时通过网络来了解利比亚的局势。有些敢于挑战官方媒体权威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他们所传播的信息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比如老榕，据我所知，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中，十七万中国网民通过他的榕通社观看了即时的网络直播，一些中国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从单一的信源获取信息，这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人在利比亚战争中的立场再也不像从前的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那样统一了。这一方面归功于网络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反思中国媒体不断沦丧的公信力。
中国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按道理来说，中国媒体理应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与之等同的地位和影响。但遗憾的是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声音并不存在，我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就是中国媒体缺乏自身的公信力。在国外，公信力就如同媒体的生命力，没有公信力的媒体最终会走向倒闭，当然中国媒体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忧。据我了解，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450亿人民币推动中国的主要媒体向国际扩张的方案，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但问题是，这些媒体在国内得不到信任，怎么能在国际上受到尊重？ 埃及、也门等国的官方媒体已经成为了鲜活的例子，正是由于它们的内容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因此这些媒体也间接地为独裁者的下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埃及革命期间，埃及电视台为了号召广场上的示威者回家，每天的天气预报就是“今天特别冷，很可能下雨”，还有一个流传于解放广场的笑话辛辣地讽刺了埃及电视台，在周四晚上埃及电视台的节目播放完毕后，主持人微笑着向观众道别，“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星期六见！”，这无非是为了防止愤怒的埃及人在周五休息日将革命推向高潮。这些失败者的教训值得所有媒体反思。
我们承认中国目前面临着很多内部的挑战和外部的威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可能会经历一段复杂的时期，摩擦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媒体得不到自己民众的信任，那么要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
媒体都喜欢给自己贴上客观、中立、平衡的标签，但这些信条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媒体要迎合受众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要站在人民的一边，要站在正义的一边，因此在很多情形下媒体无法做到中立。
我们已经通过中国的媒体同行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在利比亚东部，中国记者已经成为了不受当地民众欢迎的对象，我本人对这种事情感到忧虑。不谦虚地说，几年以来，为了能够让阿拉伯世界的民众用阿拉伯的眼睛，不通过第三方去认识、了解中国，我个人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当我看到中国媒体用这样的报道破坏我们所共同建立起的信任时，我同样感到痛心。
我们感谢中国媒体对利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否被侵犯的关切，但是我有很多理由怀疑这种关切的目的是不单纯的。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对于卡扎菲屠杀平民的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对于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侵犯，它们从来没有表达出同样的关切。就好像的黎波里的平民的人权是人权，班加西和巴勒斯坦的人权就如粪土一般，这和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双重标准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关于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的也门数百万民众示威游行的新闻，这些人要求总统萨利和下台的诉求就不需要被关注吗？诚然，也门和巴勒斯坦没有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中国在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但我以为石油和自由不止差一个三点水。也门虽然没有石油，但这里地扼红海要冲曼德海峡，每年两万多艘货轮从这里通过，约占世界商品贸易运输的8%，石油运输的12%；南部的亚丁湾则紧邻世界海盗中心索马里和吉布提，因此也门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中国媒体不愿承认在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是革命，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并不因此感到焦虑，因为我知道他们早晚要承认。中国媒体经常把阿拉伯革命称为动荡、动乱或者街头政治。我能理解稳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我以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稳定也要静中有变，毕竟丑化别人的形象并不能达到美化自己的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媒体始终不肯将发生革命的这些国家承认为“阿拉伯世界”，这一点让我不能理解。这些国家的统称，不是中东，也不是西亚北非。我不需要多解释这几个地理名词的概念和来源，但是我想强调“中东”和“西亚北非”都是西方国家创造的带有严重殖民色彩的名词，原因是他们要保持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不愿看到这些国家成为一个整体，就像他们当年亲手比着尺子对这片土地贪婪地瓜分一样。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官方也不断强调中国与阿拉伯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各种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中阿之间也建立了中阿合作论坛这样的长效合作机制。在我和中国百姓的交流中，我也能深切感受到中国人对于阿拉伯团结的期望。在出租车上，当司机问到我的家乡时，我已经习惯于不说出我的国籍，而说我是阿拉伯人。以前每当我说我是巴勒斯坦人，司机总是无厘头地把我当成巴基斯坦人，殊不知这两个国家相差千里。有一次我告诉司机我是阿拉伯人，司机一句话直截了当地说，你们阿拉伯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这个普通百姓一句话正中要害，无疑是向我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我当时不服气，很想反驳他说，你们中国人也不太团结。但他的话是事实，忠言逆耳，我无法否认。我同时跟他说，我们的人民都很团结，不团结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些总统和当权者，也就是你们中国媒体通常把他们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那些人。当我正准备告诉他，现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爆发了革命，并且已经在团结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的时候，我已经结账下车了。后来我开始担心，在中国的媒体上，或许他不会看到这些消息。
伊扎特 2011年4月15日
(119352) 点击 | (1483) 评论 | 本文地址: http://yizhate.blshe.com/post/534/668306
提笔写这篇小文，我很犹豫，之前也很多次写到中国媒体，但我认为还有更多的问题比这更值得我和大家在这里交流讨论，但是今天我不得不再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谈，欢迎大家拍砖交流。
当前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变革，因为对社会本质的改变要远远重要于革命本身——完全可以被看作是阿拉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千零一场革命”。在这场波及到所有街道，动员了老少妇孺的历史性运动中，阿拉伯人得到了正义的支持，却被中国媒体误读了。
阿拉伯革命作为一起全方位多层面的变革，本身就是最具价值的新闻。而现在，伴随着阿拉伯革命的发展，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也成为了各国媒体和网民的焦点。一家外国媒体刊登的《中国媒体的鸵鸟政策》一文就指出，大部分中国媒体的报道集中在实际的冲突以及西方是如何“攻击”利比亚的。与之相比，对于卡扎菲的政权是如何分裂的，利比亚长期以来的政治现状以及为什么如此多的民众对统治者不满等这些利比亚本身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分析却寥寥无几。
每一次看中国媒体对于阿拉伯革命的报道，我感觉我的血压会升高，我的肾上腺素会分泌加速。同事建议我减少阅读中国报纸的频率，“总看这个对身体没好处”，然而玩笑归玩笑，我没有办法改变。看中国报纸已经成为我每天必做的事情，明知有害却叫我欲罢不能，就像抽烟和喝咖啡一样，成了积重难返的“坏习惯”。当然，这种“害”不是说中国媒体本身，而是他们看待阿拉伯问题的立场对民意的一种刻意误导。
我不理解一家媒体花那么多钱做那么周密的准备派自己的记者到危险的利比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个记者每天对着卡扎菲的电视台为国内做同传，那这种新闻在北京不能做吗？这不是在浪费金钱吗？中国记者在连线中不断强调大部分利比亚人都支持卡扎菲，难道那些整日聚集在广场和街道上的反对派们都是天外飞仙（或者中国媒体也像卡扎菲一样，认为这些示威者是“老鼠”）？中国媒体告诉我们卡扎菲的部队如何如何将反对派击溃接连收复失地，却不告诉我们替卡扎菲杀掉他的人民的有几万杀人不眨眼的外国雇佣军；它们告诉我们利比亚人都享有免费的医疗保险，却不告诉我们卡扎菲在长达42年的统治时间里在利比亚建了多少所医院；告诉我们的黎波里的人民对卡扎菲上校感恩戴德，却不提在这个每天出口160万桶全世界最昂贵的石油的国家，600万平民每人能分上几杯羹。所谓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无非只是张空头支票。
另外，之所以大多数阿拉伯人接受了多国部队对利比亚的空袭，无非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是希望借助多国部队的军事干预给代表阿拉伯民意的利比亚反对派留下最后一条活路。然而中国媒体误解了，轰炸开始之后，原本不关注阿拉伯革命的中国媒体瞬间亢奋起来，俨然成为一个坚定地反霸权主义斗士。对于“1973号决议”的断章取义，对于破坏停火协议的双重标准，对于外国雇佣军的缄默不语，对于空袭原因的刻意误读，让懂得综合各种信源了解真相的中国观众很快就意识到了中国媒体的立场与口径——只强调西方空袭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鲜少报道卡扎菲对人民凶残横暴的镇压和屠杀。
我注意到一位中国记者把卡扎菲和萨达姆作比较，我个人认为这两个人是没有可比性的。萨达姆下台近10年，他的幕僚如今或早已毙命或身陷囹圄，却很少有人对他提出批评。而如今卡扎菲的官员我们几乎一个也见不到了，不是临阵倒戈就是被卡扎菲扣押，能跑的都跑了，就连卡扎菲最值得信任的外长穆萨·库萨也转道突尼斯向英国投诚。中国媒体或许不知道它们的故意失误已经被网友发现，在CCTV援引利比亚电视台的报道称利比亚前内政部长尤尼斯没有叛逃（利比亚电视台当时播放了几年前尤尼斯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画面造假）之后不久，尤尼斯就出现在半岛电视台辟谣，表示自己已经加入反对派阵营，然而后者没有进入到那些中国主流电视台的新闻，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常常夸大所谓革命领袖的作用，卡扎菲也就光荣地成为了“被受益者”之一，甚至有人把卡扎菲的《绿皮书》同中国的红宝书相比。然而如果你足够了解阿拉伯社会，你一定会做出相反的结论，《绿皮书》早就成了利比亚，甚至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大笑话。卡扎菲在书中的言论不但与他实际的执政方式不同，还经常自相矛盾令人费解。谁都不知道卡扎菲为了将这不呕心沥血的著作翻译成全世界各种语言——包括一些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的语言——这一工程花费了多少钱。这本书中国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过这本书的中文版，我在这里不再多提，大家可以自己查阅。特别是他关于男女有别的言论，我敢保证，这些言论给你们带来的快乐不亚于时下最流行的段子。
按照我的理解，全面报道一个事件是媒体的责任和义务。媒体应该所见所知即所报，不管这些信息是否符合你的价值观。利比亚电视台可以作为一个信源，通过它你可以了解的黎波里和卡扎菲阵营的情况，但这绝不是唯一的信源，班加西的反对派也是人，他们也是这场冲突的重要当事人。而我所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媒体的记者每天活跃在的黎波里的宾馆和大街小巷，跟着卡扎菲的手下到他们安排的街道、医院、学校参观采访，他们的LOGO时常出现在手持卡扎菲画像喊着口号的的黎波里大妈面前，而在反对派大本营重要的发布会上，你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信源与信宿，或者说媒体与受众是以信息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信息的可靠性和客观性就成为了衡量媒体公信力的标准。媒体不是教师爷，它只是一个行业，一个承担着信息传播义务的行业。然而，每每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中国公共媒体在第四权力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逊于网络和自媒体，那些懂得获得多种信源并将它们解构吸收的受众，它们会同时通过网络来了解利比亚的局势。有些敢于挑战官方媒体权威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他们所传播的信息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比如老榕，据我所知，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中，十七万中国网民通过他的榕通社观看了即时的网络直播，一些中国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从单一的信源获取信息，这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人在利比亚战争中的立场再也不像从前的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那样统一了。这一方面归功于网络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反思中国媒体不断沦丧的公信力。
中国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按道理来说，中国媒体理应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与之等同的地位和影响。但遗憾的是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声音并不存在，我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就是中国媒体缺乏自身的公信力。在国外，公信力就如同媒体的生命力，没有公信力的媒体最终会走向倒闭，当然中国媒体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忧。据我了解，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450亿人民币推动中国的主要媒体向国际扩张的方案，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但问题是，这些媒体在国内得不到信任，怎么能在国际上受到尊重？ 埃及、也门等国的官方媒体已经成为了鲜活的例子，正是由于它们的内容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因此这些媒体也间接地为独裁者的下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埃及革命期间，埃及电视台为了号召广场上的示威者回家，每天的天气预报就是“今天特别冷，很可能下雨”，还有一个流传于解放广场的笑话辛辣地讽刺了埃及电视台，在周四晚上埃及电视台的节目播放完毕后，主持人微笑着向观众道别，“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星期六见！”，这无非是为了防止愤怒的埃及人在周五休息日将革命推向高潮。这些失败者的教训值得所有媒体反思。
我们承认中国目前面临着很多内部的挑战和外部的威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可能会经历一段复杂的时期，摩擦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媒体得不到自己民众的信任，那么要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
媒体都喜欢给自己贴上客观、中立、平衡的标签，但这些信条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媒体要迎合受众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要站在人民的一边，要站在正义的一边，因此在很多情形下媒体无法做到中立。
我们已经通过中国的媒体同行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在利比亚东部，中国记者已经成为了不受当地民众欢迎的对象，我本人对这种事情感到忧虑。不谦虚地说，几年以来，为了能够让阿拉伯世界的民众用阿拉伯的眼睛，不通过第三方去认识、了解中国，我个人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当我看到中国媒体用这样的报道破坏我们所共同建立起的信任时，我同样感到痛心。
我们感谢中国媒体对利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否被侵犯的关切，但是我有很多理由怀疑这种关切的目的是不单纯的。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对于卡扎菲屠杀平民的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对于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侵犯，它们从来没有表达出同样的关切。就好像的黎波里的平民的人权是人权，班加西和巴勒斯坦的人权就如粪土一般，这和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双重标准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关于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的也门数百万民众示威游行的新闻，这些人要求总统萨利和下台的诉求就不需要被关注吗？诚然，也门和巴勒斯坦没有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中国在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但我以为石油和自由不止差一个三点水。也门虽然没有石油，但这里地扼红海要冲曼德海峡，每年两万多艘货轮从这里通过，约占世界商品贸易运输的8%，石油运输的12%；南部的亚丁湾则紧邻世界海盗中心索马里和吉布提，因此也门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中国媒体不愿承认在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是革命，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并不因此感到焦虑，因为我知道他们早晚要承认。中国媒体经常把阿拉伯革命称为动荡、动乱或者街头政治。我能理解稳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我以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稳定也要静中有变，毕竟丑化别人的形象并不能达到美化自己的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媒体始终不肯将发生革命的这些国家承认为“阿拉伯世界”，这一点让我不能理解。这些国家的统称，不是中东，也不是西亚北非。我不需要多解释这几个地理名词的概念和来源，但是我想强调“中东”和“西亚北非”都是西方国家创造的带有严重殖民色彩的名词，原因是他们要保持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不愿看到这些国家成为一个整体，就像他们当年亲手比着尺子对这片土地贪婪地瓜分一样。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官方也不断强调中国与阿拉伯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各种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中阿之间也建立了中阿合作论坛这样的长效合作机制。在我和中国百姓的交流中，我也能深切感受到中国人对于阿拉伯团结的期望。在出租车上，当司机问到我的家乡时，我已经习惯于不说出我的国籍，而说我是阿拉伯人。以前每当我说我是巴勒斯坦人，司机总是无厘头地把我当成巴基斯坦人，殊不知这两个国家相差千里。有一次我告诉司机我是阿拉伯人，司机一句话直截了当地说，你们阿拉伯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这个普通百姓一句话正中要害，无疑是向我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我当时不服气，很想反驳他说，你们中国人也不太团结。但他的话是事实，忠言逆耳，我无法否认。我同时跟他说，我们的人民都很团结，不团结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些总统和当权者，也就是你们中国媒体通常把他们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那些人。当我正准备告诉他，现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爆发了革命，并且已经在团结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的时候，我已经结账下车了。后来我开始担心，在中国的媒体上，或许他不会看到这些消息。
伊扎特 2011年4月15日
2011年4月14日星期四
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29条区别
1，民主国家依靠契约治国，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公平的含义；专制国家依靠恐惧治国，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刀枪的含义
2，民主国家的人民拥有讽刺和批判当权者的权利，专制国家的人民必须统一思想
3，民主国家大多不举行阅兵式，因为不需要对公民炫耀武力；专制国家很多举行阅兵式，因为要保护自己的统治
4，民主国家无诚信者出局；专制国家不服从者出局
5，民主国家舆论多是指责政府，说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如何做、不该如何做；专制国家多是教育人民，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如何做、不该如何做
6，民主国家在信仰方面经常自由争论，没有标准答案；专制国家在信仰方面不允许有争论，只能信奉一种主义
7，民主国家讲人性，专制国家讲动物性
8，民主国家是用法律来保护公民，用法律来制约政府；专制国家是用法律来保护独裁，用法律来统治群众
9，民主国家的人民用法律来制约总统；专制国家的领袖用法律来压迫人 民主国家讲人权，专制国家讲生存权，讲国权
10，民主国家的国家有的总统子女失业；专制国家的领导人的子女是金枝玉叶、将门虎子，当然衣食无忧
11，民主国家的国家秘密少；专制国家的国家秘密多，甚至子女的职业也是秘密
12，民主国家有人想当官得往下跑，争夺选民的选票；专制国家有人想当官得往上跑，领导才能给你官位
13，民主国家有候选人；专制国家有接班人
14，民主国家的总统及亲属一举一动受舆论监督；专制国家的领导人，其家人、家事全是超级绝密，不准议论，更别说有事追究
15，民主国家是制约权力机制，就是要人人权利平等；专制国家是管理群众的权力，等级制度是最好的管理方法
16，民主国家的总统是人民公开讽刺幽默的对象；专制国家的领袖是仅供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17，民主国家讲自治，专制国家讲统治
18，民主国家由人民选择政府，专制国家由政府选择人民
19，民主国家的总统靠赢得民心而执政；专制国家的领袖靠暴力、谎言而把持政权
20，民主国家讲得民心者得天下，专制国家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21，民主国家可以组党，甚至组成共产党；专制国家不能组党，组党就等于叛逆
22，民主国家的总统视人民为主人，关注人民的呼声，替人民办事； 专制国家的领袖视人民为草芥，居高临下，任意支使
23，民主国家的领袖积极和民众交往，因为他知道他的权力来源于民众的选票；专制国家的领袖积极和将领交往，因为他知道他的权力来源于枪杆子的支持
24，民主国家动用军队救灾是自己的义务；专制国家动用军队救灾应该得到感恩
25，民主国家的总统为了获得人民的支持，要充分了解民意、顺从民意；专制国家的领袖为了一己私利，肆意妄为地强奸民意、愚弄民意
26，民主国家不敢认为人民素质低，因为依靠人民的选票；专制国家说人民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
27，民主国家总统的命运被人民掌握着；专制国家人民的命运被领袖操纵着
28，民主国家的总统为人民服务是应尽的本份； 专制国家的领袖发点善心是对人民的恩赐
29，民主国家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专制国家不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除非在领导之下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本贴在新浪博客，中华网论坛等均被网管删除。）
2011年4月14日
2，民主国家的人民拥有讽刺和批判当权者的权利，专制国家的人民必须统一思想
3，民主国家大多不举行阅兵式，因为不需要对公民炫耀武力；专制国家很多举行阅兵式，因为要保护自己的统治
4，民主国家无诚信者出局；专制国家不服从者出局
5，民主国家舆论多是指责政府，说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如何做、不该如何做；专制国家多是教育人民，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如何做、不该如何做
6，民主国家在信仰方面经常自由争论，没有标准答案；专制国家在信仰方面不允许有争论，只能信奉一种主义
7，民主国家讲人性，专制国家讲动物性
8，民主国家是用法律来保护公民，用法律来制约政府；专制国家是用法律来保护独裁，用法律来统治群众
9，民主国家的人民用法律来制约总统；专制国家的领袖用法律来压迫人 民主国家讲人权，专制国家讲生存权，讲国权
10，民主国家的国家有的总统子女失业；专制国家的领导人的子女是金枝玉叶、将门虎子，当然衣食无忧
11，民主国家的国家秘密少；专制国家的国家秘密多，甚至子女的职业也是秘密
12，民主国家有人想当官得往下跑，争夺选民的选票；专制国家有人想当官得往上跑，领导才能给你官位
13，民主国家有候选人；专制国家有接班人
14，民主国家的总统及亲属一举一动受舆论监督；专制国家的领导人，其家人、家事全是超级绝密，不准议论，更别说有事追究
15，民主国家是制约权力机制，就是要人人权利平等；专制国家是管理群众的权力，等级制度是最好的管理方法
16，民主国家的总统是人民公开讽刺幽默的对象；专制国家的领袖是仅供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17，民主国家讲自治，专制国家讲统治
18，民主国家由人民选择政府，专制国家由政府选择人民
19，民主国家的总统靠赢得民心而执政；专制国家的领袖靠暴力、谎言而把持政权
20，民主国家讲得民心者得天下，专制国家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21，民主国家可以组党，甚至组成共产党；专制国家不能组党，组党就等于叛逆
22，民主国家的总统视人民为主人，关注人民的呼声，替人民办事； 专制国家的领袖视人民为草芥，居高临下，任意支使
23，民主国家的领袖积极和民众交往，因为他知道他的权力来源于民众的选票；专制国家的领袖积极和将领交往，因为他知道他的权力来源于枪杆子的支持
24，民主国家动用军队救灾是自己的义务；专制国家动用军队救灾应该得到感恩
25，民主国家的总统为了获得人民的支持，要充分了解民意、顺从民意；专制国家的领袖为了一己私利，肆意妄为地强奸民意、愚弄民意
26，民主国家不敢认为人民素质低，因为依靠人民的选票；专制国家说人民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
27，民主国家总统的命运被人民掌握着；专制国家人民的命运被领袖操纵着
28，民主国家的总统为人民服务是应尽的本份； 专制国家的领袖发点善心是对人民的恩赐
29，民主国家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专制国家不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除非在领导之下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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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4日
2011年4月13日星期三
王宏任：刘文彩等四大地主“丑恶形象”俱非史实
作者：王宏任
来源：人民网
来源日期：2011-4-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4-13 23:31:09
阅读量：313次
[导读]小学语文课文《半夜鸡叫》中讲地主靠学鸡叫来欺骗长工去早起上工，是多么愚蠢的小儿科?半夜把长工赶到地里去干什么?去摸黑儿到地里去锄苗还是锄草?那纯粹是靠红色恐怖维护的愚民言论。
一、1978年以前关于地主的书写
其实，从鲁迅、茅盾开始的新文学就自觉不自觉地肩负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地主则作为封建社会的丑恶形象被当作社会阻力来书写。鲁迅塑造的赵太爷、假洋鬼子、鲁四老爷都是地主，他们或者腐朽或者残忍或者反动;后来巴金的《家》也是以地主腐朽封闭的社会形象来控诉地主的。但是，这些批判与控诉都是发自感性的认知，都是源于生活的感受，属于道德谴责的意义，没有上升到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自觉的政治层面。而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兴起的对地主与资本家的描写，就有了充分的阶级意识，他们对地主与资本家的描写就与开展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左翼作家叶紫的作品就有了阶级斗争的诉求，他是有着极大的政治使命感的。这样的文学应当属于无产阶级斗争文学。
到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学当作“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于是写地主的作品就有了极强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质，它对推动与掀起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起到政策所难以达到的效果，之后，几乎所有革命作家都参与了对地主的鞭挞与抨击。这时，《白毛女》应运而生。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上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典型代表，是罪恶的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黄世仁，延安时代歌剧《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这个歌剧，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为电影、芭蕾舞剧等，因而名扬天下。剧中的黄世仁逼债，逼死了贫雇农杨白劳，强暴了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喜儿出逃后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日，营养不良，变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一位连级军官激愤过度，怒不可遏地拔枪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开了一枪……幸亏没有击中，可见剧情感人之深。多少年来，连绵不断地演出，“教育”了亿万青少年观众，使黄世仁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半夜鸡叫》的课文，节选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课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这个可恶的家伙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后来，长工们设计，故意将周扒皮当作“偷鸡贼”痛打了一顿……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在嬉笑声中使农民的仇恨得以发泄。从此，“地主是农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们的心灵。最早读过这篇课文的孩子，现在都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了。
《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持反动武装，与海南岛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为敌。最后，被“琼崖支队”“红色娘子军连”的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环)击毙……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他家设有“水牢”，把才生产七天的贫农妇女冷月英关在“水牢”里……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刘文彩的背景故事，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压榨农民血汗的场景形象化，“文革”期间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改革开放后还到国外展出)，还将刘文彩的庄园改建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让成千上万的人参观……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此外，建国前后，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更是把地主当成了魔鬼一样的东西来塑造，它对配合土地改革起到现实教材的作用，双双获了“斯大林文学奖”。其后，五十年代的长篇小说绝大多数都是把地主当成了魔鬼来塑造的，《红旗谱》中的冯老兰和其子冯贵堂、《苦菜花》中的王柬之都是罪恶滔天的坏蛋。
其后，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扩大与深化，著名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也有对地主、富农品德丑化的篇章;浩然的《艳阳天》写合作化运动中的马小辫和其他地主、富农及上中农，都依财富多少表现自己的丑恶、残酷，那时的观念是越穷越革命、越纯洁，越富越反动、越污秽。这种为了突出阶级斗争的扩大与深化而对于地主的刻意的妖魔化的抒写，实在对几代人的意识进行了极强的塑造。我小时就认为财富就是罪恶，越有钱就越坏，看到地主像看到恶魔一样。使我改变看法的是毛泽东掀起的“文革”，我当时只是因为写点文艺作品，还都是歌颂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就被打成“三家村反党小黑帮”(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就是罪恶)，天天挨游挨斗，那时，村里的红卫兵把在城市从事工商业的地主从城市揪了回来，我与这些被妖魔化的“魔鬼”一块劳改，开始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可是，经过十几天的劳动，我就改变对这些地主的认识：他们识文断字，知书达礼，文质彬彬，绝不是我从电影和书上看到地主，他们不像恶魔，聪明豁达机智，竟比对我们专政的地痞流氓一样的“革命造反派”好多了。其中一个地主在我们闲话《白毛女》时，文雅地笑了，说：这真正是糟蹋地主，真正地主哪能去强奸呀，这么穷苦的丫头送上门来能要吗?他谈到《艳阳天》中的马小辩，说：他在自己有权势时没有杀死肖长春，没有权势了为什么要杀死小石头?胡编乱造而已!而许多他过去的长工对他们恭敬有加，证明他们不是吃人血的吸血鬼，我对他们的话相信了。
这是发动“文革”的人没有想到的吧!前几年，我与左岸版主李云雷的一次争论，我认为《艳阳天》中写马小辫杀小石头没有事实根据，他说是事实。恰巧我碰到三河市文联主席刘树资，他曾经陪同浩然到山东某村(《艳阳天》的模特村)住过十几天，访问了所有他写的人物模特中的家庭，也去了“马小辫”的家。我问他“马小辫”有没有杀害小石头?他说马小辫绝没有杀害小石头，那是为了附和阶级斗争形势夸大的。而在当年，就加剧了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使上面知道地主如此凶残丑恶，非狠抓阶级斗争不可，在“狠抓”中又制造了许多新敌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灾难。正像李泽厚先生所说：“政权像铁桶一样，还是心惊胆战，老觉得敌人很强大。意识非常脆弱，老是神经兮兮的，以为江山立即要变颜色，结果人为地制造那么多阶级斗争，对那么多不该实行专政的人实行专政。而作家也神经兮兮的，人为地膨胀阶级斗争，把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教科书和土地改革的小册子。”“这是非常古怪的现象。作家竟然呼唤人们进行无穷尽的互相残杀，这当然是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于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性现象，被简化为两种阶级符号式的人物决一死战。
思想简单，艺术粗糙。《暴风骤雨》尽管粗糙，还有片断的真实感，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连片断的真实感也没有。但在当时也许可以起革命的作用。不过毛泽东本人却从不读这些作品，他也看不起他们。作家真有点上当了，很可笑。”〔1〕由文学形象的塑造，到对现实生活真人的变本加厉，肆意夸大歪曲，诬蔑成假想敌而给予残酷镇压打击，地主就成了人间最坏的东西。
二、1978年以后对于地主的书写
写于1988年、完成于1992年的《白鹿原》以真实客观的笔触抒写了地主白嘉轩的一生，他就是那么自为的生活，智慧、坚韧、贪婪、义气、亲情、果敢集于一身，他只是一个想发财过好日子的人，他有自己的好恶观、人生观;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腐朽政权的盲目拥护者，他的儿女成了共产党他也不是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是坚决反对;他对长工鹿三有亲如手足的关系，不像我们以前书上写的是压迫与残害的关系，尤其真实的是村里两个地主的儿女都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而贫农长工的儿子却是土匪被共产党镇压，读过书的富人子弟是革命的组织者与冲锋陷阵者。现实生活就是如此。《白鹿原》是对极左观念的极大挑战，它评奖颇受周折，最后终于获奖。接着，两个“鲁迅文学奖”得主以自己家族的真实呑呑吐吐地说出了对地主同情的话。
“鲁迅文学奖”得主周同宾在《土地梦》中说：“我们村里有几家地主，都是东家领着长工干活儿，锄地、收麦，都是东家干在前头;大忙时候，东家吃高粱面花卷，给长工蒸白馍，东家吃辣椒、豆豉，长工的菜里总有腥荤。……那几家的地，都是三亩五亩买来的，历经几代才置下那份家业。……永不是我后来从小说中、电影里、图画上看到的地主的可恶形象。”〔2〕另一个“鲁迅文学奖”得主史铁生在《记忆与印象》中写道：“太姥爷，一个典型的中国地主，……他有几千亩地的时候，出门赶集，见到路旁的一脬牛粪他也要兜在衣襟里捡回来，抖搂到自家地里。他只看重一种东西：地。‘周扒皮’那样的地主一定会让他笑话，你把长工都得罪了就不怕人家糟蹋你的地?……太姥爷比‘周扒皮’有远见，对长工从不怠慢。……长工吃什么他也跟长工一起吃什么，甚至长工们剩下的东西他也要再利用一遍，以自家肠胃将其酿制成自家地里的肥。他守望自家的地，盼望收获很多粮食，卖很多钱，买很多地。他不想这些为什么，他自己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坐在自己土地中央的邋里邋遢的瘦老头。……但是再往上数，到老老老太爷，到老老老老……太爷，总归有一站曾经是穷人，穷得叮当响，从什么地方逃荒到了此地，然后如何克勤克俭，慢慢富足起来——这也就是中国地主所常有的、牢记于心的家史。”〔3〕这应当是中国绝大多数地主的实际情况，他们克勤克俭，省吃俭用，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的积累，才有了这些财富，绝不如今天某些依仗贿赂贪官、搂呑国有资产一夜暴富者那么容易。
两位获奖作家为地主翻案的话没有引起主流批评界的批判，而莫言的《生死疲劳》就公开地近于“猖狂”地为地主翻案了。故事从被枪毙了的地主西门闹到地狱向阎王告状开始，被阎王轮回为驴、为猪、为狗、为猴，终于不忘申冤、报仇的宿愿，而他每轮回一次，总是在他的乡亲、朋友、亲人间活动，他以申冤、报仇的动物的眼光参与了人世间五十年的风云变幻，场景更迭，莫言就此展开了从1950年至2000年中国农村的叙事，应当说他是比较准确、客观地描述了中国农村半个世纪波谲云诡的历史。
紧接着，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则写了一个做了很多善事包括给革命贡献物资的孙姓地主，被贫农法庭枪毙，可是没有打死，晚上被他出身贫农的童养媳给背回来藏在地窖里藏了二十年，这二十年，被藏在地窖里的老地主帮助群众生活、生产、救灾，显示他的才华与善良，这是公开地给某个地主翻案，这些在文坛上有很大影响的作家在为地主“翻案”，对被镇压(枪毙)的地主表同情，我们的主流舆论没有对他们进行批判，没有对他们处理，据说莫言的《生死疲劳》还曾作为评选茅盾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而现为中国作协主席铁凝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笨花》，写了一个向姓的官员退休的地主，写他平和忠勉的一生，也是对他的歌颂，而本书中成了汉奸、坏蛋的是一个收、卖鸡鸭的穷人与一个底层穷人妓女。这是文学的还原现实的抒写，是对极左的虚假编造“文学”的批判。
与此同时，专家学者开始了对那些虚假妖魔化的文字的揭露。早在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署名笑蜀 (微博)的《刘文彩真相》一书，书中以严谨的材料否定了冷月英对刘文彩设置水牢、残害贫下中农的控诉。这个因为诉苦当到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的“冷妈妈”最后不得不说：关于刘文彩的水牢及刑讯室“都是别人让她说的”，这两样最有力证明地主罪恶的证据都是不存在的。刘文彩投资三亿法币建的“文彩中学”到现在仍然是四川县级最好的中学，刘文彩是四川个人投资办学第一人，其侄刘湘、其弟刘文辉都是对于革命有巨大功劳的人员，解放后是革命政府的高官，而收租院中许多雕塑都是出于对地主斗争需要的“艺术创造”。笑蜀最近又对原书进行考证与修订，于2008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严肃的史学著作《大地主刘文彩》，读过此书的人说是“对极左的集体意识的重新解构与重建”，其颠覆作用是巨大的。看来，虚假不得人心。
最近，人们又对高玉宝被选入课本几十年的《半夜鸡叫》进行了寻根求源的质疑，靠学鸡叫来欺骗长工去早起上工是多么愚蠢的小儿科?半夜把长工赶到地里去干什么?去摸黑儿到地里去锄苗还是锄草?那纯粹是靠红色恐怖维护的愚民言论，竟在小学生课本中存在那么多年，实在是对制造者的极大讽刺。今天摆脱极左压制的青年一眼就看出那些无聊可笑的欺骗，当记者们找到作者高玉宝时，他只能支吾其词。最近，《先锋国家历史》一书记述了“周扒皮”的原型——瓦房店市黄店村周春富的遭遇：周春富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穷人，到了周春富这一代，他勤俭到了苛刻的程度：“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穿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他把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晒干了以后再吃。他夏天从来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他五个儿子各有分工，都非常能干。对几个儿媳也非常苛刻，所有孩子都穿打补丁衣服。他省吃俭用去买地，见任何人都问：你卖地不?这样，他到1947年有二百四十亩地，家里人均十亩地(这在东北人少地多的地区很平常)，家里有粉坊、染坊、油坊、磨房，看来他是走多种经营的农产品深加工的道路，他对长工很厚道，给长工吃得很好，他这样的人在今天不是应当受到层层表彰的致富模范吗?他这种品质不正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典型代表吗?中国的强大与富裕实在有赖于这样的人。可是在土地改革的大潮中，他的土地、财产被分，他被枪毙了。”〔4〕
而《白毛女》故事的原型只是自三十年代就在晋察冀流传的故事，其事属于民间对惩恶扬善的渴望与宣扬，“白毛仙姑”有惩恶扬善的威力，受到百姓祭拜。开始作家李满天把其当作反迷信的故事去写，被“杰出的文艺领导者”周扬看中，他把这个故事赋予强烈的阶级意识，经过贺敬之等人的演化，有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伟大意义，于是作为革命文学的第一经典而家喻户晓。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对这个故事提出多种质疑，学者孟悦在《〈白毛女〉演变的启示》一文中，以科学、客观的方法考证了《白毛女》的诸多演变因素，已经指出它的“非政治的民间传统被政治化”的过程。而有不少人从事实上批驳了故事的虚假性，电影把黄世仁越写成大地主，他强奸喜儿越不可能，作家张蔓菱说：那个强奸喜儿的绝不是真正的地主，而是地痞流氓，真正的地主不会去强奸那么一个贫穷的丫头，因为地主不会性饥渴到在大年三十去祠堂里强奸穷人女儿的程度。如苏童《妻妾成群》和莫言《神嫖》所揭示的富人的性爱关系，他们在性上的满足方法与程度是有别于穷人的，他们大抵性上极端满足，为了好奇可能有独特追求，但是，他们要玩派头，讲排场，逞阔气。以今比古，现在的千万富翁会在春节之夜去自己祠堂去强奸那么一个贫穷的丫头吗?用现实生活的逻辑去考察，那拔高与伪造就不攻自破了。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造的故事，根本不是什么经典，可是对煽动人民仇恨地主的作用很大。
《红色娘子军》是一个妇女反对性别压迫和生活无着而从事革命的政治斗争的故事。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即红色娘子军连)成立，王时香任指导员，庞琼花任连长。红色娘子军在沙帽岭阻击战、拔除文市炮楼、占据分界岭据点以及掩护领导机关撤往母瑞山等战斗中英勇顽强，威震琼岛。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量军队对琼崖红军进行“大围剿”，红色娘子连干部王时香、冯增敏、庞学连、黄墩英、庞琼花等五人先后被捕，在海南琼山监狱关了两年后，国民党害怕共产党劫狱，将他们与林尤新、蒙汉强、庞学葵三位红军女干部一起押送到广州国民党监狱。当时，国民党为了宣传其剿共成果，拍下监狱中的八位姐妹的照片。在狱中，八姐妹坚贞不屈，患难与共，互相照顾、互相鼓励，共同度过三年艰难的铁窗生活。1938年，蒋介石被迫抗日，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及爱国人士，她们才恢复了自由。出狱后，由于娘子军连已经解散，她们找不到自己的队伍，便垂泪告别，各自回家。此后，她们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经受了不同的人生遭遇。
这是个反面文章正面作的故事，把一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政治斗争变成对地主的阶级斗争，塑造了恶霸地主南霸天的形象。娘子军的刚烈与顽强固然可歌可泣，可是，那时与地主的关系却不像电影中写的那样。在阶级斗争的时代写的一切都是为阶级斗争服务，免不了夸大与扭曲。
三、地主与革命
共产党曾经对开明绅士是非常尊重的，这缘于这些开明绅士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其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有正义感的富人子女发起的，而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也是有富人帮助的。山西省兴县刘太白是开明绅士，帮助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做了许多好事，他拿出一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他本人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的子侄九人中有七人参加革命(他的革命意识绝对强于不少普通贫下中农)，他和另一个开明绅士牛友兰先生办起两所高级小学，还筹办了一所高中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牛友兰先生给贺龙的一个团供应服装、粮食，他本人任二高校长(在县城)。有开明绅士这一事实证明：不是所有富人都是反革命，那么革命对象指向富人就是错误的。当然，不是所有富人都是赞成革命的，正像不是所有穷人都同情革命一样。
1947年，中共开始土地改革，极左的潮流在全国流传起来。江浙各地土改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八百七十二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十七人。奉贤县五个区被斗的二百四十五人中，被打的二百一十八人，被迫下跪的七十五人，被棒打的三十五人，被吊打的十三人，被捆绑的十八人，被剥光衣服的八十人，每人大都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一次，乡以上斗争会一万三千六百零九次，斗争人数达二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二百九十三人自杀。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四百九十七人，一百四十一人(七十三男、六十八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五百六十二人，也造成二百二十二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一百四十一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六十三人之多。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分等各个环节上交代政策，分别对待。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营山县百分之三十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三千七百六十户，其中自杀了二百六十一人。荣昌县七区四个乡五十四个村，共划地主六百六十三户，三千三百七十六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十四村共划中小地主十五户，就打死了十五人，平均每家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九十六人(男三十九、女五十七)，当场斗死十六人(男九、女七);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六十六人(男四十二、女二十四)，加上关押致死的十二人(男八、女四)，总共死了一百九十人(男九十八、女九十二)。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二十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六天中，就打死六人，逼死十三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五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惠阳县因此自杀了一百九十九人。仅5至8月间，北江地区就造成了六百一十四人自杀;潮汕专区则造成了七百五十五人自杀，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二百零二人。全省5至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四千人左右。而全省1至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五千六百九十八人，其中地主成分者二千五百六十七人，富农成分者一千零四十七人。镇压了其中的三千六百四十二人，另有二千六百九十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5〕
我们上面说到的对革命作过贡献的人，也难逃劫难。在土地改革中，曾对革命作过巨大贡献的刘太白的亲弟弟被残酷打死，参加革命的侄子被清洗，他自己也被斗争，还挨了打;牛友兰则受到残酷斗争和拷打后死亡。尤其野蛮的是把他们认为有剥削的人家划为地主、富农后，打死男人分掉他的妻子给贫农做老婆，刘少白的亲弟弟被活活打死后，他的弟媳分给贫农做老婆，当时还有许多地主的女儿、儿媳分给贫农做老婆的事，甚至富裕中农冯万礼的女儿也分给贫下中农当媳妇〔6〕。这是土地改革中的酷虐，假如只此为止，也算结束了历史的“革命”。
可是，革命胜利后的掌权者总觉得地主会心存报复之心。于是，在“文革”中，借打击“走资派之机，更想把地主斩尽杀绝”，掀起新的打击的酷虐更加令人发指：“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的就达一百多人，其中被吃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十八人，生割活剖的七人。”〔7〕还有湖南的道县和其他的县，都发生了这种比法西斯更加野蛮残暴地对“阶级敌人”的残杀，著名作家韩少功写过这类残酷场面，这就是中国富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命运，他们所遭受的“专政”比当年他们无意识地对贫下中农的“经济剥削”要惨痛多了。这可能是中国富人被指斥为“不道不仁”的根本原因，极左统治时代对富人的酷虐极大地伤害了中国许多靠勤俭持家、发家致富的小地主和富农的心，这种三十年的严重伤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况且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承认过是对他们的“伤害”。
其实，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完全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学，或者到外国留学，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绅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有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读书不多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学问，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砥柱作用。
四、历史性地评价土地改革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对于“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国内外早有看法，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说：“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的团结，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政治中当上了领导。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不合理政策中的残酷性。”〔8〕菲力普·肖特在其所著《毛泽东传》中写道：“毛泽东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土豪劣绅’们被拖拽到群众大会上公审并处决。农村的阶级关系被人为地激化了，其目的是把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赶上架，逼他们与共产主义事业共存亡。”〔9〕学者胡适指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10〕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革命与作乱》一文中说：“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若用金钱煽动社会上最不良的分子(无职业不生产的流氓、地痞、盗贼)来革命，这种无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乱。……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允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局搞土地改革时，就指示参加土地改革的人要警惕那些为掠夺财产、报私仇的“勇敢分子”投机谋利(在“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此指示作为罪状提出)。正是流氓、地痞、盗贼这些在“土改”中跻身“干部”队伍，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有论者说：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暴增，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第二次恶质化是“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领袖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
假如当时我们只是平分了地主的土地和多余的财产，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地主又打又骂地施以残酷的斗争，让他们在新的条件下和贫下中农一块劳动致富，不搞过左的阶级斗争和残酷的专政，那么，中国早已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我们的民族也不会有这么多仇恨、矛盾和创伤，我们的道德与文化不会遭到毁弃与破坏，那是多么好呀。可悲的是我们的“革命作家”写的“土地改革”却是一片赞扬之声，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吹鼓手和应声虫，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许多《半夜鸡叫》那样的作品深入人心，使他们还认为“斗争就是幸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天下乌鸦一般黑”，许多穷人还在以穷为荣，还把致富希望放在平分富人财产上。1978年以前，我们的主流教育就是：“谁穷谁光荣，穷人就是革命。谁富谁罪恶，天下乌鸦一般黑，富人就是反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哪管寸草不生，也要狠抓革命!”就是这样非常错误的言论，以“革命”的名义强烈地向国人灌输近三十年。我在1978年前也认为所有富人都是坏蛋;所有穷人都是革命英雄，他们对财产视如粪土，对权势藐视如清风。等到推荐大学生的时候来了，他们自己的儿女也争先恐后地去念书，有个脱离农村的机会，争得你死我活，对财产的贪婪胜过中农与富农，于是，我才对那种宣传彻底失望。在没有改革开放前，我在农村就知道穷人中的坏人比例绝不比富人中坏人比例低，“文革”中的打、砸、抢、烧、抓、杀，就显示了某些穷人的残忍和专横，贪婪与无耻，他们就是陈独秀所指出的“流氓、地痞、盗贼”，在我们无产阶级各种运动中，不少这类渣滓充当了“革命者”，给国家与人民造成很大灾难。
来源：人民网
来源日期：2011-4-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4-13 23: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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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小学语文课文《半夜鸡叫》中讲地主靠学鸡叫来欺骗长工去早起上工，是多么愚蠢的小儿科?半夜把长工赶到地里去干什么?去摸黑儿到地里去锄苗还是锄草?那纯粹是靠红色恐怖维护的愚民言论。
一、1978年以前关于地主的书写
其实，从鲁迅、茅盾开始的新文学就自觉不自觉地肩负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地主则作为封建社会的丑恶形象被当作社会阻力来书写。鲁迅塑造的赵太爷、假洋鬼子、鲁四老爷都是地主，他们或者腐朽或者残忍或者反动;后来巴金的《家》也是以地主腐朽封闭的社会形象来控诉地主的。但是，这些批判与控诉都是发自感性的认知，都是源于生活的感受，属于道德谴责的意义，没有上升到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自觉的政治层面。而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兴起的对地主与资本家的描写，就有了充分的阶级意识，他们对地主与资本家的描写就与开展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左翼作家叶紫的作品就有了阶级斗争的诉求，他是有着极大的政治使命感的。这样的文学应当属于无产阶级斗争文学。
到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学当作“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于是写地主的作品就有了极强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质，它对推动与掀起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起到政策所难以达到的效果，之后，几乎所有革命作家都参与了对地主的鞭挞与抨击。这时，《白毛女》应运而生。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上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典型代表，是罪恶的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黄世仁，延安时代歌剧《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这个歌剧，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为电影、芭蕾舞剧等，因而名扬天下。剧中的黄世仁逼债，逼死了贫雇农杨白劳，强暴了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喜儿出逃后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日，营养不良，变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一位连级军官激愤过度，怒不可遏地拔枪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开了一枪……幸亏没有击中，可见剧情感人之深。多少年来，连绵不断地演出，“教育”了亿万青少年观众，使黄世仁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半夜鸡叫》的课文，节选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课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这个可恶的家伙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后来，长工们设计，故意将周扒皮当作“偷鸡贼”痛打了一顿……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在嬉笑声中使农民的仇恨得以发泄。从此，“地主是农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们的心灵。最早读过这篇课文的孩子，现在都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了。
《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持反动武装，与海南岛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为敌。最后，被“琼崖支队”“红色娘子军连”的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环)击毙……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他家设有“水牢”，把才生产七天的贫农妇女冷月英关在“水牢”里……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刘文彩的背景故事，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压榨农民血汗的场景形象化，“文革”期间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改革开放后还到国外展出)，还将刘文彩的庄园改建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让成千上万的人参观……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此外，建国前后，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更是把地主当成了魔鬼一样的东西来塑造，它对配合土地改革起到现实教材的作用，双双获了“斯大林文学奖”。其后，五十年代的长篇小说绝大多数都是把地主当成了魔鬼来塑造的，《红旗谱》中的冯老兰和其子冯贵堂、《苦菜花》中的王柬之都是罪恶滔天的坏蛋。
其后，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扩大与深化，著名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也有对地主、富农品德丑化的篇章;浩然的《艳阳天》写合作化运动中的马小辫和其他地主、富农及上中农，都依财富多少表现自己的丑恶、残酷，那时的观念是越穷越革命、越纯洁，越富越反动、越污秽。这种为了突出阶级斗争的扩大与深化而对于地主的刻意的妖魔化的抒写，实在对几代人的意识进行了极强的塑造。我小时就认为财富就是罪恶，越有钱就越坏，看到地主像看到恶魔一样。使我改变看法的是毛泽东掀起的“文革”，我当时只是因为写点文艺作品，还都是歌颂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就被打成“三家村反党小黑帮”(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就是罪恶)，天天挨游挨斗，那时，村里的红卫兵把在城市从事工商业的地主从城市揪了回来，我与这些被妖魔化的“魔鬼”一块劳改，开始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可是，经过十几天的劳动，我就改变对这些地主的认识：他们识文断字，知书达礼，文质彬彬，绝不是我从电影和书上看到地主，他们不像恶魔，聪明豁达机智，竟比对我们专政的地痞流氓一样的“革命造反派”好多了。其中一个地主在我们闲话《白毛女》时，文雅地笑了，说：这真正是糟蹋地主，真正地主哪能去强奸呀，这么穷苦的丫头送上门来能要吗?他谈到《艳阳天》中的马小辩，说：他在自己有权势时没有杀死肖长春，没有权势了为什么要杀死小石头?胡编乱造而已!而许多他过去的长工对他们恭敬有加，证明他们不是吃人血的吸血鬼，我对他们的话相信了。
这是发动“文革”的人没有想到的吧!前几年，我与左岸版主李云雷的一次争论，我认为《艳阳天》中写马小辫杀小石头没有事实根据，他说是事实。恰巧我碰到三河市文联主席刘树资，他曾经陪同浩然到山东某村(《艳阳天》的模特村)住过十几天，访问了所有他写的人物模特中的家庭，也去了“马小辫”的家。我问他“马小辫”有没有杀害小石头?他说马小辫绝没有杀害小石头，那是为了附和阶级斗争形势夸大的。而在当年，就加剧了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使上面知道地主如此凶残丑恶，非狠抓阶级斗争不可，在“狠抓”中又制造了许多新敌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灾难。正像李泽厚先生所说：“政权像铁桶一样，还是心惊胆战，老觉得敌人很强大。意识非常脆弱，老是神经兮兮的，以为江山立即要变颜色，结果人为地制造那么多阶级斗争，对那么多不该实行专政的人实行专政。而作家也神经兮兮的，人为地膨胀阶级斗争，把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教科书和土地改革的小册子。”“这是非常古怪的现象。作家竟然呼唤人们进行无穷尽的互相残杀，这当然是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于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性现象，被简化为两种阶级符号式的人物决一死战。
思想简单，艺术粗糙。《暴风骤雨》尽管粗糙，还有片断的真实感，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连片断的真实感也没有。但在当时也许可以起革命的作用。不过毛泽东本人却从不读这些作品，他也看不起他们。作家真有点上当了，很可笑。”〔1〕由文学形象的塑造，到对现实生活真人的变本加厉，肆意夸大歪曲，诬蔑成假想敌而给予残酷镇压打击，地主就成了人间最坏的东西。
二、1978年以后对于地主的书写
写于1988年、完成于1992年的《白鹿原》以真实客观的笔触抒写了地主白嘉轩的一生，他就是那么自为的生活，智慧、坚韧、贪婪、义气、亲情、果敢集于一身，他只是一个想发财过好日子的人，他有自己的好恶观、人生观;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腐朽政权的盲目拥护者，他的儿女成了共产党他也不是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是坚决反对;他对长工鹿三有亲如手足的关系，不像我们以前书上写的是压迫与残害的关系，尤其真实的是村里两个地主的儿女都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而贫农长工的儿子却是土匪被共产党镇压，读过书的富人子弟是革命的组织者与冲锋陷阵者。现实生活就是如此。《白鹿原》是对极左观念的极大挑战，它评奖颇受周折，最后终于获奖。接着，两个“鲁迅文学奖”得主以自己家族的真实呑呑吐吐地说出了对地主同情的话。
“鲁迅文学奖”得主周同宾在《土地梦》中说：“我们村里有几家地主，都是东家领着长工干活儿，锄地、收麦，都是东家干在前头;大忙时候，东家吃高粱面花卷，给长工蒸白馍，东家吃辣椒、豆豉，长工的菜里总有腥荤。……那几家的地，都是三亩五亩买来的，历经几代才置下那份家业。……永不是我后来从小说中、电影里、图画上看到的地主的可恶形象。”〔2〕另一个“鲁迅文学奖”得主史铁生在《记忆与印象》中写道：“太姥爷，一个典型的中国地主，……他有几千亩地的时候，出门赶集，见到路旁的一脬牛粪他也要兜在衣襟里捡回来，抖搂到自家地里。他只看重一种东西：地。‘周扒皮’那样的地主一定会让他笑话，你把长工都得罪了就不怕人家糟蹋你的地?……太姥爷比‘周扒皮’有远见，对长工从不怠慢。……长工吃什么他也跟长工一起吃什么，甚至长工们剩下的东西他也要再利用一遍，以自家肠胃将其酿制成自家地里的肥。他守望自家的地，盼望收获很多粮食，卖很多钱，买很多地。他不想这些为什么，他自己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坐在自己土地中央的邋里邋遢的瘦老头。……但是再往上数，到老老老太爷，到老老老老……太爷，总归有一站曾经是穷人，穷得叮当响，从什么地方逃荒到了此地，然后如何克勤克俭，慢慢富足起来——这也就是中国地主所常有的、牢记于心的家史。”〔3〕这应当是中国绝大多数地主的实际情况，他们克勤克俭，省吃俭用，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的积累，才有了这些财富，绝不如今天某些依仗贿赂贪官、搂呑国有资产一夜暴富者那么容易。
两位获奖作家为地主翻案的话没有引起主流批评界的批判，而莫言的《生死疲劳》就公开地近于“猖狂”地为地主翻案了。故事从被枪毙了的地主西门闹到地狱向阎王告状开始，被阎王轮回为驴、为猪、为狗、为猴，终于不忘申冤、报仇的宿愿，而他每轮回一次，总是在他的乡亲、朋友、亲人间活动，他以申冤、报仇的动物的眼光参与了人世间五十年的风云变幻，场景更迭，莫言就此展开了从1950年至2000年中国农村的叙事，应当说他是比较准确、客观地描述了中国农村半个世纪波谲云诡的历史。
紧接着，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则写了一个做了很多善事包括给革命贡献物资的孙姓地主，被贫农法庭枪毙，可是没有打死，晚上被他出身贫农的童养媳给背回来藏在地窖里藏了二十年，这二十年，被藏在地窖里的老地主帮助群众生活、生产、救灾，显示他的才华与善良，这是公开地给某个地主翻案，这些在文坛上有很大影响的作家在为地主“翻案”，对被镇压(枪毙)的地主表同情，我们的主流舆论没有对他们进行批判，没有对他们处理，据说莫言的《生死疲劳》还曾作为评选茅盾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而现为中国作协主席铁凝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笨花》，写了一个向姓的官员退休的地主，写他平和忠勉的一生，也是对他的歌颂，而本书中成了汉奸、坏蛋的是一个收、卖鸡鸭的穷人与一个底层穷人妓女。这是文学的还原现实的抒写，是对极左的虚假编造“文学”的批判。
与此同时，专家学者开始了对那些虚假妖魔化的文字的揭露。早在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署名笑蜀 (微博)的《刘文彩真相》一书，书中以严谨的材料否定了冷月英对刘文彩设置水牢、残害贫下中农的控诉。这个因为诉苦当到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的“冷妈妈”最后不得不说：关于刘文彩的水牢及刑讯室“都是别人让她说的”，这两样最有力证明地主罪恶的证据都是不存在的。刘文彩投资三亿法币建的“文彩中学”到现在仍然是四川县级最好的中学，刘文彩是四川个人投资办学第一人，其侄刘湘、其弟刘文辉都是对于革命有巨大功劳的人员，解放后是革命政府的高官，而收租院中许多雕塑都是出于对地主斗争需要的“艺术创造”。笑蜀最近又对原书进行考证与修订，于2008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严肃的史学著作《大地主刘文彩》，读过此书的人说是“对极左的集体意识的重新解构与重建”，其颠覆作用是巨大的。看来，虚假不得人心。
最近，人们又对高玉宝被选入课本几十年的《半夜鸡叫》进行了寻根求源的质疑，靠学鸡叫来欺骗长工去早起上工是多么愚蠢的小儿科?半夜把长工赶到地里去干什么?去摸黑儿到地里去锄苗还是锄草?那纯粹是靠红色恐怖维护的愚民言论，竟在小学生课本中存在那么多年，实在是对制造者的极大讽刺。今天摆脱极左压制的青年一眼就看出那些无聊可笑的欺骗，当记者们找到作者高玉宝时，他只能支吾其词。最近，《先锋国家历史》一书记述了“周扒皮”的原型——瓦房店市黄店村周春富的遭遇：周春富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穷人，到了周春富这一代，他勤俭到了苛刻的程度：“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穿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他把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晒干了以后再吃。他夏天从来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他五个儿子各有分工，都非常能干。对几个儿媳也非常苛刻，所有孩子都穿打补丁衣服。他省吃俭用去买地，见任何人都问：你卖地不?这样，他到1947年有二百四十亩地，家里人均十亩地(这在东北人少地多的地区很平常)，家里有粉坊、染坊、油坊、磨房，看来他是走多种经营的农产品深加工的道路，他对长工很厚道，给长工吃得很好，他这样的人在今天不是应当受到层层表彰的致富模范吗?他这种品质不正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典型代表吗?中国的强大与富裕实在有赖于这样的人。可是在土地改革的大潮中，他的土地、财产被分，他被枪毙了。”〔4〕
而《白毛女》故事的原型只是自三十年代就在晋察冀流传的故事，其事属于民间对惩恶扬善的渴望与宣扬，“白毛仙姑”有惩恶扬善的威力，受到百姓祭拜。开始作家李满天把其当作反迷信的故事去写，被“杰出的文艺领导者”周扬看中，他把这个故事赋予强烈的阶级意识，经过贺敬之等人的演化，有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伟大意义，于是作为革命文学的第一经典而家喻户晓。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对这个故事提出多种质疑，学者孟悦在《〈白毛女〉演变的启示》一文中，以科学、客观的方法考证了《白毛女》的诸多演变因素，已经指出它的“非政治的民间传统被政治化”的过程。而有不少人从事实上批驳了故事的虚假性，电影把黄世仁越写成大地主，他强奸喜儿越不可能，作家张蔓菱说：那个强奸喜儿的绝不是真正的地主，而是地痞流氓，真正的地主不会去强奸那么一个贫穷的丫头，因为地主不会性饥渴到在大年三十去祠堂里强奸穷人女儿的程度。如苏童《妻妾成群》和莫言《神嫖》所揭示的富人的性爱关系，他们在性上的满足方法与程度是有别于穷人的，他们大抵性上极端满足，为了好奇可能有独特追求，但是，他们要玩派头，讲排场，逞阔气。以今比古，现在的千万富翁会在春节之夜去自己祠堂去强奸那么一个贫穷的丫头吗?用现实生活的逻辑去考察，那拔高与伪造就不攻自破了。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造的故事，根本不是什么经典，可是对煽动人民仇恨地主的作用很大。
《红色娘子军》是一个妇女反对性别压迫和生活无着而从事革命的政治斗争的故事。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即红色娘子军连)成立，王时香任指导员，庞琼花任连长。红色娘子军在沙帽岭阻击战、拔除文市炮楼、占据分界岭据点以及掩护领导机关撤往母瑞山等战斗中英勇顽强，威震琼岛。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量军队对琼崖红军进行“大围剿”，红色娘子连干部王时香、冯增敏、庞学连、黄墩英、庞琼花等五人先后被捕，在海南琼山监狱关了两年后，国民党害怕共产党劫狱，将他们与林尤新、蒙汉强、庞学葵三位红军女干部一起押送到广州国民党监狱。当时，国民党为了宣传其剿共成果，拍下监狱中的八位姐妹的照片。在狱中，八姐妹坚贞不屈，患难与共，互相照顾、互相鼓励，共同度过三年艰难的铁窗生活。1938年，蒋介石被迫抗日，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及爱国人士，她们才恢复了自由。出狱后，由于娘子军连已经解散，她们找不到自己的队伍，便垂泪告别，各自回家。此后，她们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经受了不同的人生遭遇。
这是个反面文章正面作的故事，把一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政治斗争变成对地主的阶级斗争，塑造了恶霸地主南霸天的形象。娘子军的刚烈与顽强固然可歌可泣，可是，那时与地主的关系却不像电影中写的那样。在阶级斗争的时代写的一切都是为阶级斗争服务，免不了夸大与扭曲。
三、地主与革命
共产党曾经对开明绅士是非常尊重的，这缘于这些开明绅士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其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有正义感的富人子女发起的，而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也是有富人帮助的。山西省兴县刘太白是开明绅士，帮助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做了许多好事，他拿出一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他本人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的子侄九人中有七人参加革命(他的革命意识绝对强于不少普通贫下中农)，他和另一个开明绅士牛友兰先生办起两所高级小学，还筹办了一所高中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牛友兰先生给贺龙的一个团供应服装、粮食，他本人任二高校长(在县城)。有开明绅士这一事实证明：不是所有富人都是反革命，那么革命对象指向富人就是错误的。当然，不是所有富人都是赞成革命的，正像不是所有穷人都同情革命一样。
1947年，中共开始土地改革，极左的潮流在全国流传起来。江浙各地土改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八百七十二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十七人。奉贤县五个区被斗的二百四十五人中，被打的二百一十八人，被迫下跪的七十五人，被棒打的三十五人，被吊打的十三人，被捆绑的十八人，被剥光衣服的八十人，每人大都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一次，乡以上斗争会一万三千六百零九次，斗争人数达二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二百九十三人自杀。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四百九十七人，一百四十一人(七十三男、六十八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五百六十二人，也造成二百二十二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一百四十一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六十三人之多。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分等各个环节上交代政策，分别对待。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营山县百分之三十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三千七百六十户，其中自杀了二百六十一人。荣昌县七区四个乡五十四个村，共划地主六百六十三户，三千三百七十六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十四村共划中小地主十五户，就打死了十五人，平均每家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九十六人(男三十九、女五十七)，当场斗死十六人(男九、女七);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六十六人(男四十二、女二十四)，加上关押致死的十二人(男八、女四)，总共死了一百九十人(男九十八、女九十二)。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二十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六天中，就打死六人，逼死十三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五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惠阳县因此自杀了一百九十九人。仅5至8月间，北江地区就造成了六百一十四人自杀;潮汕专区则造成了七百五十五人自杀，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二百零二人。全省5至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四千人左右。而全省1至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五千六百九十八人，其中地主成分者二千五百六十七人，富农成分者一千零四十七人。镇压了其中的三千六百四十二人，另有二千六百九十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5〕
我们上面说到的对革命作过贡献的人，也难逃劫难。在土地改革中，曾对革命作过巨大贡献的刘太白的亲弟弟被残酷打死，参加革命的侄子被清洗，他自己也被斗争，还挨了打;牛友兰则受到残酷斗争和拷打后死亡。尤其野蛮的是把他们认为有剥削的人家划为地主、富农后，打死男人分掉他的妻子给贫农做老婆，刘少白的亲弟弟被活活打死后，他的弟媳分给贫农做老婆，当时还有许多地主的女儿、儿媳分给贫农做老婆的事，甚至富裕中农冯万礼的女儿也分给贫下中农当媳妇〔6〕。这是土地改革中的酷虐，假如只此为止，也算结束了历史的“革命”。
可是，革命胜利后的掌权者总觉得地主会心存报复之心。于是，在“文革”中，借打击“走资派之机，更想把地主斩尽杀绝”，掀起新的打击的酷虐更加令人发指：“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的就达一百多人，其中被吃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十八人，生割活剖的七人。”〔7〕还有湖南的道县和其他的县，都发生了这种比法西斯更加野蛮残暴地对“阶级敌人”的残杀，著名作家韩少功写过这类残酷场面，这就是中国富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命运，他们所遭受的“专政”比当年他们无意识地对贫下中农的“经济剥削”要惨痛多了。这可能是中国富人被指斥为“不道不仁”的根本原因，极左统治时代对富人的酷虐极大地伤害了中国许多靠勤俭持家、发家致富的小地主和富农的心，这种三十年的严重伤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况且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承认过是对他们的“伤害”。
其实，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完全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学，或者到外国留学，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绅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有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读书不多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学问，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砥柱作用。
四、历史性地评价土地改革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对于“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国内外早有看法，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说：“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的团结，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政治中当上了领导。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不合理政策中的残酷性。”〔8〕菲力普·肖特在其所著《毛泽东传》中写道：“毛泽东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土豪劣绅’们被拖拽到群众大会上公审并处决。农村的阶级关系被人为地激化了，其目的是把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赶上架，逼他们与共产主义事业共存亡。”〔9〕学者胡适指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10〕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革命与作乱》一文中说：“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若用金钱煽动社会上最不良的分子(无职业不生产的流氓、地痞、盗贼)来革命，这种无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乱。……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允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局搞土地改革时，就指示参加土地改革的人要警惕那些为掠夺财产、报私仇的“勇敢分子”投机谋利(在“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此指示作为罪状提出)。正是流氓、地痞、盗贼这些在“土改”中跻身“干部”队伍，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有论者说：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暴增，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第二次恶质化是“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领袖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
假如当时我们只是平分了地主的土地和多余的财产，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地主又打又骂地施以残酷的斗争，让他们在新的条件下和贫下中农一块劳动致富，不搞过左的阶级斗争和残酷的专政，那么，中国早已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我们的民族也不会有这么多仇恨、矛盾和创伤，我们的道德与文化不会遭到毁弃与破坏，那是多么好呀。可悲的是我们的“革命作家”写的“土地改革”却是一片赞扬之声，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吹鼓手和应声虫，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许多《半夜鸡叫》那样的作品深入人心，使他们还认为“斗争就是幸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天下乌鸦一般黑”，许多穷人还在以穷为荣，还把致富希望放在平分富人财产上。1978年以前，我们的主流教育就是：“谁穷谁光荣，穷人就是革命。谁富谁罪恶，天下乌鸦一般黑，富人就是反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哪管寸草不生，也要狠抓革命!”就是这样非常错误的言论，以“革命”的名义强烈地向国人灌输近三十年。我在1978年前也认为所有富人都是坏蛋;所有穷人都是革命英雄，他们对财产视如粪土，对权势藐视如清风。等到推荐大学生的时候来了，他们自己的儿女也争先恐后地去念书，有个脱离农村的机会，争得你死我活，对财产的贪婪胜过中农与富农，于是，我才对那种宣传彻底失望。在没有改革开放前，我在农村就知道穷人中的坏人比例绝不比富人中坏人比例低，“文革”中的打、砸、抢、烧、抓、杀，就显示了某些穷人的残忍和专横，贪婪与无耻，他们就是陈独秀所指出的“流氓、地痞、盗贼”，在我们无产阶级各种运动中，不少这类渣滓充当了“革命者”，给国家与人民造成很大灾难。
2011年4月11日星期一
2011年4月10日星期日
沙叶新：《永不服罪》的徐洪慈
于 2011年4月10日 8:04 发表
荒原中的一面旗帜！
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折磨他人，以折磨人为业，以折磨人为生，并以此为荣，以此为乐。“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正是这一类人的圣旨。尤其专与人斗者，更是乐此不疲。所谓“斗”就是残酷的折磨，就是血腥的折磨；从肉体到精神，从个人到亲朋，都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是谁对谁呀？怎么仇得如此不共戴天，怎么恨得这样咬牙切齿！他们已经不是人，是兽；而人一旦变为兽，比兽还凶残！
有些人，虽善良，但软弱；虽忠厚，但糊涂；虽不幸，但不争；虽无辜，但无悟。他们是被折磨的，是被批斗的，是被蹂躏的，是被奴役的，但他们一辈子也不敢说个“不”。含垢忍辱，逆来顺受，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和压迫者之间构成了弱肉强食的社会生态，形成了恶性循环的互动关系。可以说，是千万顺民成就了嗜血暴君，是犬儒化了的懦夫孱头营造了虎狼似的极权社会。他们虽然没有助纣为虐的罪恶，但却有听之任之的过失。
可也有另一些人，他们在沉默中爆发，在屈辱中站起。他们甚至以一己之力，抵抗极权帝国的铜墙铁壁；以血肉之躯，挑战专政机关的绞肉机器，即便粉身碎骨，碾为齑粉，亦在所不惜。他们为的只是人的自由，为的只是人的尊严，为的只是认一个死理：我没罪，就是不服！他们的抗争大多起于个人的不幸，并非为了普救众生，但这悲壮的以弱对强，这惨烈的以卵击石，其意义大大超过抗争本身，其影响重且大，深且广，因为这类人太少，成功的更少；也正因为少而又少，他们就成了荒原中的一面旗帜！虽然这面旗帜布满弹孔，沾满血污，残损如破碎的布条，但它仍然是旗，仍然在风雨中矗立，猎猎飘扬，给还匍匐在地、不敢抬头的人们看到抗争的希望。
徐洪慈“不被征服就是胜利！”
徐洪慈1933年生于上海大资本家大买办家庭，受马列主义书籍和班主任老师的启迪，1948年15岁便加入中共地下党。1951年18岁在华东局团工委统战部工作，并先后受到上司黄辛白（后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和乔石（后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两人的赏识和重用。1954年以调干生的身份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成绩优异，冰雪聪明，是公认的高材生。1958年中“阳谋”毒计，被打成“极右分子”。从此，徐洪慈的命运陡转，被驱出校门，分别在安徽和云南劳改、入狱。服刑期间，他曾四次越狱逃跑，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最终以顽强的意志、坚定的毅力、超凡的勇气、过人的智慧，得以在1972年9月越过国境，潜入蒙古。后又以非法入境罪，被蒙古政府判处一年徒刑。释放后，又在蒙古流亡近10年。1984年始获平反归国。
正是：三十年来家国，三万里地山河，命运坎坷，岁月蹉跎，斗志何其巍峨，威武不屈奈我何！
徐洪慈入狱时，翩翩年少，归国时，青春不再。亡命3万里，流放27年，他几乎用了一生的代价，终于使打翻在地的自己重新直立行走，因为他是人！而在一个极权社会里，人在精神上的“直立”，比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躯体的直立更加艰难，以此而言，徐洪慈乃是大智大勇大无畏的大英雄。他自己也不讳言，这是他一生的成就。他说：“不被征服就是胜利！”
上海知名记者、作家胡展奋2005年在上海的一个“资深右派聚会”上结识徐洪慈，震动其际遇之非凡，感动其精气之浩然，于是对他深入采访，写出了一部口述实录作品《永不服罪》。我阅读此书时，忽而落泪，忽而长叹；终卷后，竟像傻了一样，半晌无语，黯然神伤。
该书不仅实录了徐洪慈个人的悲惨遭遇，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令人恐怖、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只要是极权社会，就一定是全控型的社会；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巨大的监狱。监狱的主要作用是让人失去自由。在社会的大监狱，亦无自由。有言论自由吗？有出版自由吗？有迁徙自由吗？有出国自由吗？有在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不做自我检查和不揭发他人的自由吗？住旅店要证明，去餐馆要粮票，亲友投宿要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结婚登记要单位批准并开具介绍信……个人空间全部丧失，个人自由寥寥无几。在专制主义的话语系统中，自由是和个人主义、是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同义的贬义词。全无自由的社会，监狱内外几无区别，只是一为有形之监，一为无形之狱；控制的程度有些微之别，但监狱的性质无实质之异。很多跨出监狱大门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自由了！很多偷渡到异邦的人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我自由了！可见他们都曾没有自由，都曾生活在有形和无形的监狱中；即便不在铁窗之内，他们也是狱外之囚。
为虎作伥之“伥”乃专制基础
该书还写了另一类人，作者称之为“伥”，为虎作伥之“伥”。“伥”即“伥鬼”，自己被虎吃，又帮虎去吃别人。作者以此专指那些落井下石的帮凶，如监狱里的告密者，如学校中的批斗者。“伥”是极权社会制造的，是批量生产的，是从不匮乏的货色。虽然他们的为虎作伥或出于被迫，或仅为自保；但也有大批甘心效忠，邀功求赏者。他们狐假虎威，鸱目虎吻，同样能张开血盆大口吃人。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伥”的大国，他们寄生在各个领域，各个角落，这是政治中国的一大特色。因为有了“伥”的存在，对人的控制便无孔不入，使得人人自危，相互间失去任何信任，只能“视他人为监狱”。徐洪慈之所以能逃出天罗地网，是得力于他对 “伥”的透彻了解和高度警惕。
“伥”之为患大矣！正因为当时有各类大“伥”小“伥”形成的专制基础，“反右”运动则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胜利”。也正因为至今“伥”们还没最后绝迹，所以“反右”运动尚未根本否定，“右派”也未能彻底平反，甚至连纪念或研讨一下已经过去50年的这场“反右”运动也无法举行；这就使得这段历史成为空白，这场灾难让人遗忘，历史教训得不到深刻总结，大小“伥”们还可能继续作祟；这也就为未来留下可怕的隐患——说不定什么时候妖雾又弥天，“反右”又重启， “伥”们再登台！
徐洪慈1984年返国后，曾经重返斗过他、关过他的伤心之地。他发现当年那些“伥”几乎都无好下场：校园里的那些“伥”在文革中被后起的“伥”残酷批斗，备受折磨，或自杀身亡，或老年痴呆，皆无善终；狱中的那些“伥”，因作恶多端，不敢露面，最后竟大多死于癌症，痛苦不堪。这亦有其必然，徐洪慈说：“我是学医的，知道人的情志对健康的影响极大。整人的人，因为‘应力’的作用，也使得自己的情绪极坏，而且成年累月的坏，它会在人体内产生一种剧毒，这种毒素现在已经被公认为‘致癌因子’。链子是锁人的，但它也被链桩锁住。”
一个劳改干部对徐洪慈说：“囚犯是有期的，我们才是无期的……”
这都是警世之言，更是警“伥”之语，还在害人的大“伥”、小“伥”、武“伥”、文“伥”们请深思、再深思！
徐洪慈的被平反、“伥”们的遭“天诛”，虽然都是“迟到的正义”，但不论早迟，正义谁也无法阻挡，它是永恒的太阳！
徐洪慈说：“历史正被迅速改写着，我只是篝火边的一个资深的讲述人而已。我必须尽快地讲述，把一段‘永不服罪’的故事保留给后代。”
作者最后写道：“一粒小麦落地，很孤独，但如果它坚持着，就会孕育无数的小麦……”
说得极为含蓄，但都懂了。
http://www.cenews.eu/?p=29736
荒原中的一面旗帜！
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折磨他人，以折磨人为业，以折磨人为生，并以此为荣，以此为乐。“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正是这一类人的圣旨。尤其专与人斗者，更是乐此不疲。所谓“斗”就是残酷的折磨，就是血腥的折磨；从肉体到精神，从个人到亲朋，都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是谁对谁呀？怎么仇得如此不共戴天，怎么恨得这样咬牙切齿！他们已经不是人，是兽；而人一旦变为兽，比兽还凶残！
有些人，虽善良，但软弱；虽忠厚，但糊涂；虽不幸，但不争；虽无辜，但无悟。他们是被折磨的，是被批斗的，是被蹂躏的，是被奴役的，但他们一辈子也不敢说个“不”。含垢忍辱，逆来顺受，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和压迫者之间构成了弱肉强食的社会生态，形成了恶性循环的互动关系。可以说，是千万顺民成就了嗜血暴君，是犬儒化了的懦夫孱头营造了虎狼似的极权社会。他们虽然没有助纣为虐的罪恶，但却有听之任之的过失。
可也有另一些人，他们在沉默中爆发，在屈辱中站起。他们甚至以一己之力，抵抗极权帝国的铜墙铁壁；以血肉之躯，挑战专政机关的绞肉机器，即便粉身碎骨，碾为齑粉，亦在所不惜。他们为的只是人的自由，为的只是人的尊严，为的只是认一个死理：我没罪，就是不服！他们的抗争大多起于个人的不幸，并非为了普救众生，但这悲壮的以弱对强，这惨烈的以卵击石，其意义大大超过抗争本身，其影响重且大，深且广，因为这类人太少，成功的更少；也正因为少而又少，他们就成了荒原中的一面旗帜！虽然这面旗帜布满弹孔，沾满血污，残损如破碎的布条，但它仍然是旗，仍然在风雨中矗立，猎猎飘扬，给还匍匐在地、不敢抬头的人们看到抗争的希望。
徐洪慈“不被征服就是胜利！”
徐洪慈1933年生于上海大资本家大买办家庭，受马列主义书籍和班主任老师的启迪，1948年15岁便加入中共地下党。1951年18岁在华东局团工委统战部工作，并先后受到上司黄辛白（后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和乔石（后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两人的赏识和重用。1954年以调干生的身份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成绩优异，冰雪聪明，是公认的高材生。1958年中“阳谋”毒计，被打成“极右分子”。从此，徐洪慈的命运陡转，被驱出校门，分别在安徽和云南劳改、入狱。服刑期间，他曾四次越狱逃跑，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最终以顽强的意志、坚定的毅力、超凡的勇气、过人的智慧，得以在1972年9月越过国境，潜入蒙古。后又以非法入境罪，被蒙古政府判处一年徒刑。释放后，又在蒙古流亡近10年。1984年始获平反归国。
正是：三十年来家国，三万里地山河，命运坎坷，岁月蹉跎，斗志何其巍峨，威武不屈奈我何！
徐洪慈入狱时，翩翩年少，归国时，青春不再。亡命3万里，流放27年，他几乎用了一生的代价，终于使打翻在地的自己重新直立行走，因为他是人！而在一个极权社会里，人在精神上的“直立”，比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躯体的直立更加艰难，以此而言，徐洪慈乃是大智大勇大无畏的大英雄。他自己也不讳言，这是他一生的成就。他说：“不被征服就是胜利！”
上海知名记者、作家胡展奋2005年在上海的一个“资深右派聚会”上结识徐洪慈，震动其际遇之非凡，感动其精气之浩然，于是对他深入采访，写出了一部口述实录作品《永不服罪》。我阅读此书时，忽而落泪，忽而长叹；终卷后，竟像傻了一样，半晌无语，黯然神伤。
该书不仅实录了徐洪慈个人的悲惨遭遇，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令人恐怖、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只要是极权社会，就一定是全控型的社会；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巨大的监狱。监狱的主要作用是让人失去自由。在社会的大监狱，亦无自由。有言论自由吗？有出版自由吗？有迁徙自由吗？有出国自由吗？有在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不做自我检查和不揭发他人的自由吗？住旅店要证明，去餐馆要粮票，亲友投宿要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结婚登记要单位批准并开具介绍信……个人空间全部丧失，个人自由寥寥无几。在专制主义的话语系统中，自由是和个人主义、是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同义的贬义词。全无自由的社会，监狱内外几无区别，只是一为有形之监，一为无形之狱；控制的程度有些微之别，但监狱的性质无实质之异。很多跨出监狱大门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自由了！很多偷渡到异邦的人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我自由了！可见他们都曾没有自由，都曾生活在有形和无形的监狱中；即便不在铁窗之内，他们也是狱外之囚。
为虎作伥之“伥”乃专制基础
该书还写了另一类人，作者称之为“伥”，为虎作伥之“伥”。“伥”即“伥鬼”，自己被虎吃，又帮虎去吃别人。作者以此专指那些落井下石的帮凶，如监狱里的告密者，如学校中的批斗者。“伥”是极权社会制造的，是批量生产的，是从不匮乏的货色。虽然他们的为虎作伥或出于被迫，或仅为自保；但也有大批甘心效忠，邀功求赏者。他们狐假虎威，鸱目虎吻，同样能张开血盆大口吃人。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伥”的大国，他们寄生在各个领域，各个角落，这是政治中国的一大特色。因为有了“伥”的存在，对人的控制便无孔不入，使得人人自危，相互间失去任何信任，只能“视他人为监狱”。徐洪慈之所以能逃出天罗地网，是得力于他对 “伥”的透彻了解和高度警惕。
“伥”之为患大矣！正因为当时有各类大“伥”小“伥”形成的专制基础，“反右”运动则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胜利”。也正因为至今“伥”们还没最后绝迹，所以“反右”运动尚未根本否定，“右派”也未能彻底平反，甚至连纪念或研讨一下已经过去50年的这场“反右”运动也无法举行；这就使得这段历史成为空白，这场灾难让人遗忘，历史教训得不到深刻总结，大小“伥”们还可能继续作祟；这也就为未来留下可怕的隐患——说不定什么时候妖雾又弥天，“反右”又重启， “伥”们再登台！
徐洪慈1984年返国后，曾经重返斗过他、关过他的伤心之地。他发现当年那些“伥”几乎都无好下场：校园里的那些“伥”在文革中被后起的“伥”残酷批斗，备受折磨，或自杀身亡，或老年痴呆，皆无善终；狱中的那些“伥”，因作恶多端，不敢露面，最后竟大多死于癌症，痛苦不堪。这亦有其必然，徐洪慈说：“我是学医的，知道人的情志对健康的影响极大。整人的人，因为‘应力’的作用，也使得自己的情绪极坏，而且成年累月的坏，它会在人体内产生一种剧毒，这种毒素现在已经被公认为‘致癌因子’。链子是锁人的，但它也被链桩锁住。”
一个劳改干部对徐洪慈说：“囚犯是有期的，我们才是无期的……”
这都是警世之言，更是警“伥”之语，还在害人的大“伥”、小“伥”、武“伥”、文“伥”们请深思、再深思！
徐洪慈的被平反、“伥”们的遭“天诛”，虽然都是“迟到的正义”，但不论早迟，正义谁也无法阻挡，它是永恒的太阳！
徐洪慈说：“历史正被迅速改写着，我只是篝火边的一个资深的讲述人而已。我必须尽快地讲述，把一段‘永不服罪’的故事保留给后代。”
作者最后写道：“一粒小麦落地，很孤独，但如果它坚持着，就会孕育无数的小麦……”
说得极为含蓄，但都懂了。
http://www.cenews.eu/?p=29736
2011年4月9日星期六
联合国工作小组罕见公开警告中国：强制失踪属于犯罪
于 2011年4月9日 18:37 发表
（法新社日内瓦8日电） 联合国人权小组今天罕见地公开关切，中国最近一波逮捕维权人士及律师的行动。这个小组警告，根据国际法，所谓的强制失踪属于犯罪。
联合国强制失踪或非自愿失踪工作小组（UN Working Group on Enforced or InvoluntaryDisappearances）说，他们正式抗议中国“持续有压迫异议人士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
这个小组发表声明表示“非常担心最近一波强制失踪”。
小组的5位专家说：“根据国际法，强制失踪是一种罪行。即使短期秘密羁押都构成强制失踪。”
他们说，强制失踪永远都不能原谅，“特别是这些人只是平和地表达与祖国政府不同的意见”。
这个小组1980年成立，被害人家属要求协寻失踪家人时，这个小组会针对个案采取行动，与相关政府建立联系，确保他们会调查这些案件。
小组一般都是秘密进行上述工作。
这个工作小组强调，中国长久以来有种“强制失踪的模式”，异议人士被监禁在秘密羁押所内，“常常会遭到虐待与威胁，之后获释或‘软禁’并禁止与外界联络”。
这个联合国工作小组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所有被羁押的人士、调查这些“令人发指的做法”并提供补偿。
这个小组提到过去的例子包括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Gedhun Choekyi Nyima）。他于1995年以6岁稚龄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人权律师高智晟过去2年时间大部分都不知去向。
小组没有公布他们目前处理案件的案主名字。（译者：中央社何世煌）
（法新社日内瓦8日电） 联合国人权小组今天罕见地公开关切，中国最近一波逮捕维权人士及律师的行动。这个小组警告，根据国际法，所谓的强制失踪属于犯罪。
联合国强制失踪或非自愿失踪工作小组（UN Working Group on Enforced or InvoluntaryDisappearances）说，他们正式抗议中国“持续有压迫异议人士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
这个小组发表声明表示“非常担心最近一波强制失踪”。
小组的5位专家说：“根据国际法，强制失踪是一种罪行。即使短期秘密羁押都构成强制失踪。”
他们说，强制失踪永远都不能原谅，“特别是这些人只是平和地表达与祖国政府不同的意见”。
这个小组1980年成立，被害人家属要求协寻失踪家人时，这个小组会针对个案采取行动，与相关政府建立联系，确保他们会调查这些案件。
小组一般都是秘密进行上述工作。
这个工作小组强调，中国长久以来有种“强制失踪的模式”，异议人士被监禁在秘密羁押所内，“常常会遭到虐待与威胁，之后获释或‘软禁’并禁止与外界联络”。
这个联合国工作小组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所有被羁押的人士、调查这些“令人发指的做法”并提供补偿。
这个小组提到过去的例子包括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Gedhun Choekyi Nyima）。他于1995年以6岁稚龄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人权律师高智晟过去2年时间大部分都不知去向。
小组没有公布他们目前处理案件的案主名字。（译者：中央社何世煌）
2011年4月8日星期五
2011年4月6日星期三
美国人退休工资知几何？
— 作者 Xiao, 2011-04-06
佛罗里达州的老人排队上车前往投票站投票（照片：美联社）
有读者想了解美国人退休后的收入情况，大致说来，美国人退休后的收入有三个来源：一是联邦政府社会安全署发放的退休金；二是政府机构及私人公司发放给雇员的退休金；还有就是雇员自己在工作期间积累的退休金。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社会安全署发放的退休金是最主要的来源，其次是自己退休账户中存的钱，而发放退休金的公司机构则越来越少。
根据雇员福利研究所（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的估计，2010年从社会安全署领取退休金的人约为4320万人，平均每月领取的退休金为1153美元，每年13836美元。按卫生及公众服务部的标准，2009年单身收入在10830美元之下的属于低收入者，所以从平均退休金收入看，只比贫困标准线高出3000元，属于比较低的水平；但考虑到退休的人绝大多数没有抚养子女、供房压力以及可以享受费用低廉的政府医疗照顾，所以这样的退休收入还是可以过安稳日子的。
要想获得社会安全署发放的退休金，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工作满40个点数, 二是必须达到一定的年龄要求。
所谓的工作点数，是以收入为标准的，2011年的标准是每个点数1120美元，一年最多不能超过4个点，也就是说，如果某人2011年的工资收入超过4480元，无论超过多少，他也只能在这一年获得4个点。要想达到40个点数的要求，按每一年最多挣4个点计算，必须用10年时间才能挣够40点。换句话说，工作不到10年的人，是不能领取退休金的。不过，工作10年的意思并非说必须连续工作10年，只要在达到领取退休金年龄要求之前累积满40个工作点数，就符合领取退休金的条件了。
除了工作点数外，如果不到规定的年龄，还是不能领取退休金。根据最新的规定，62岁是最早可以领取退休金的年龄，但62岁属于提早领取退休金，每月领取的退休金比达到正常领取退休金的年龄要打较大的折扣。正常领取退休金的年龄目前的规定比较复杂：对于1937年以前出生者来说，是65岁；1938年到1942年出生者，每迟出生一年，领取退休金年龄增加两个月；1943年到1954年出生者，领取退休金年龄则为66岁；1955年到1959年出生者，每迟出生一年，领取退休金年龄增加两个月；而1960年以后出生者，领取退休金年龄则为67岁。
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独立公园老人活动中心一景 （照片：美联社）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本文中一直避免使用“退休年龄”这个词，而是使用“领取退休金年龄”的说法，主要是为了避免引起读者的误解，因为目前美国没有到了“退休年龄”必须退休的规定，到了“退休年龄”可以退休，也可以不退休，继续工作，80岁以上老人继续工作的并不少见，所以我觉得用“领取退休金年龄” 比较贴切。
满足了以上两个条件的人可以从社会安全署领取退休金，每个人领取的退休金多少，根据收入、工作时间长短以及是否提早领取有很大的不同。以一个35岁，年入5万美元不变的人为例，假定他一直工作到67岁退休，每月的退休金约为1800美元（现在的标准，没有算上通货膨胀因素）。
除了社会安全署的退休金之外，许多退休者在工作期间还在特别设立的退休帐户中存入一笔钱。我在“美国家庭收入支出知多少：支出篇”中曾以夫妇俩30多岁、年入51000美元的家庭为例，指出这对夫妇每月如果存500美元到退休账户的话，他们67岁退休时，可以有20万左右的存款，加上雇主存入的相应部分以及每年的投资成长率，很容易超过百万美元。这笔退休金加上每月从社会安全署领取的退休金，应该可以过得不错。但现实是，许多美国人没有在自己的退休账户中存够钱，完全依靠每月从社会安全署领取的退休金过日子，过安稳日子虽然没有问题，但要多些享受，比如到处旅游、度假就显得有些奢侈了。
除了上述两种退休金来源外，还有一种便是由雇主支付给雇员的退休金，这部分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汽车制造业、钢铁工业等行业。以联邦政府机构为例，1987年1月1日以前参加联邦政府工作的人，工作满10年以上，达到退休年龄，退休金按每年2%的工资比例累计计算：工龄10年，退休金为工资的20%；工龄30年，退休金为工资的60%；最高不能超过80%。以前我的一个同事在政府机构工作了36年，他退休前属于公务员12级中的最高一档，2005年退休，按规定拿原工资72%的退休金，每月五千多。看他拿这么多钱退休，大家都很羡慕。现在能享受这样好的退休待遇的人已经是少数了。目前的趋势是，雇主在雇员退休后支付其退休金的公司机构越来越少，有资格领取雇主退休金的人也越来越少。
http://is.gd/CtwAXL
佛罗里达州的老人排队上车前往投票站投票（照片：美联社）
有读者想了解美国人退休后的收入情况，大致说来，美国人退休后的收入有三个来源：一是联邦政府社会安全署发放的退休金；二是政府机构及私人公司发放给雇员的退休金；还有就是雇员自己在工作期间积累的退休金。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社会安全署发放的退休金是最主要的来源，其次是自己退休账户中存的钱，而发放退休金的公司机构则越来越少。
根据雇员福利研究所（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的估计，2010年从社会安全署领取退休金的人约为4320万人，平均每月领取的退休金为1153美元，每年13836美元。按卫生及公众服务部的标准，2009年单身收入在10830美元之下的属于低收入者，所以从平均退休金收入看，只比贫困标准线高出3000元，属于比较低的水平；但考虑到退休的人绝大多数没有抚养子女、供房压力以及可以享受费用低廉的政府医疗照顾，所以这样的退休收入还是可以过安稳日子的。
要想获得社会安全署发放的退休金，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工作满40个点数, 二是必须达到一定的年龄要求。
所谓的工作点数，是以收入为标准的，2011年的标准是每个点数1120美元，一年最多不能超过4个点，也就是说，如果某人2011年的工资收入超过4480元，无论超过多少，他也只能在这一年获得4个点。要想达到40个点数的要求，按每一年最多挣4个点计算，必须用10年时间才能挣够40点。换句话说，工作不到10年的人，是不能领取退休金的。不过，工作10年的意思并非说必须连续工作10年，只要在达到领取退休金年龄要求之前累积满40个工作点数，就符合领取退休金的条件了。
除了工作点数外，如果不到规定的年龄，还是不能领取退休金。根据最新的规定，62岁是最早可以领取退休金的年龄，但62岁属于提早领取退休金，每月领取的退休金比达到正常领取退休金的年龄要打较大的折扣。正常领取退休金的年龄目前的规定比较复杂：对于1937年以前出生者来说，是65岁；1938年到1942年出生者，每迟出生一年，领取退休金年龄增加两个月；1943年到1954年出生者，领取退休金年龄则为66岁；1955年到1959年出生者，每迟出生一年，领取退休金年龄增加两个月；而1960年以后出生者，领取退休金年龄则为67岁。
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独立公园老人活动中心一景 （照片：美联社）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本文中一直避免使用“退休年龄”这个词，而是使用“领取退休金年龄”的说法，主要是为了避免引起读者的误解，因为目前美国没有到了“退休年龄”必须退休的规定，到了“退休年龄”可以退休，也可以不退休，继续工作，80岁以上老人继续工作的并不少见，所以我觉得用“领取退休金年龄” 比较贴切。
满足了以上两个条件的人可以从社会安全署领取退休金，每个人领取的退休金多少，根据收入、工作时间长短以及是否提早领取有很大的不同。以一个35岁，年入5万美元不变的人为例，假定他一直工作到67岁退休，每月的退休金约为1800美元（现在的标准，没有算上通货膨胀因素）。
除了社会安全署的退休金之外，许多退休者在工作期间还在特别设立的退休帐户中存入一笔钱。我在“美国家庭收入支出知多少：支出篇”中曾以夫妇俩30多岁、年入51000美元的家庭为例，指出这对夫妇每月如果存500美元到退休账户的话，他们67岁退休时，可以有20万左右的存款，加上雇主存入的相应部分以及每年的投资成长率，很容易超过百万美元。这笔退休金加上每月从社会安全署领取的退休金，应该可以过得不错。但现实是，许多美国人没有在自己的退休账户中存够钱，完全依靠每月从社会安全署领取的退休金过日子，过安稳日子虽然没有问题，但要多些享受，比如到处旅游、度假就显得有些奢侈了。
除了上述两种退休金来源外，还有一种便是由雇主支付给雇员的退休金，这部分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汽车制造业、钢铁工业等行业。以联邦政府机构为例，1987年1月1日以前参加联邦政府工作的人，工作满10年以上，达到退休年龄，退休金按每年2%的工资比例累计计算：工龄10年，退休金为工资的20%；工龄30年，退休金为工资的60%；最高不能超过80%。以前我的一个同事在政府机构工作了36年，他退休前属于公务员12级中的最高一档，2005年退休，按规定拿原工资72%的退休金，每月五千多。看他拿这么多钱退休，大家都很羡慕。现在能享受这样好的退休待遇的人已经是少数了。目前的趋势是，雇主在雇员退休后支付其退休金的公司机构越来越少，有资格领取雇主退休金的人也越来越少。
http://is.gd/CtwAXL
2011年4月2日星期六
“美国人听VOA违法”之说是误传
记者: 丁力 | 华盛顿 2011年 4月 02日
所谓“美国人收听美国之音是非法的”之说，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几年，这里有误解和误传，可能也有曲解和误导。从听众来信上看，最近有人在中国媒体上对这种不实之词添油加醋，引起观众惊诧。
4月2日，我们收到一封电邮，作者姓张，他写道：“数天前，北京新闻广播晚8点《新闻面对面》节目中，一位东北口音的教授嘉宾说，在美国，《美国之音》美国人不可以听，听了犯法，会被抓进监狱。我大为诧异，想请教是不是真的？”
记者到网上查了查，想知道那位教授嘉宾的原话是怎么说的，但是没有查到。有一位中国教授这样说，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那个教授说错了。我们的网站在世界很多地方，包括美国，都有读者、听众和观众；我们得到的读者评论很多，其中有些评论者注明自己在美国。但是没有谁为此在美国被抓起来。
按照美国1948年制定的《史密斯-蒙特法》(Smith-Mundt Act)，对外广播机构不能对国内的美国公民广播，而要面向外国受众，但这绝不等于禁止美国国内民众在美国之音网站收听收看节目或者阅读文章。在法律上，不准一个电台对国内广播，和不准国内的人收听或者用其他方式获取其信息，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事实上，有些在美国的作家和评论家在发表的文章中引用美国之音的内容。例如，何清涟早在成为美国之音特约博客作家之前就引用过本网的问卷调查结果。又如，不久前，胡平和郑义直接或者间接引用过《林多梁：网上热传之诗非我所写 反对仇美》一文(本文右侧有文章链接)的内容。
我们的听众信箱节目曾有一期说的是《美国之音为什么不能对内广播》，对此有详实的介绍。(本文右侧有文章链接。)
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王南最近又概述过这个问题。有读者跟贴，要求“解释一下为什么美国之音不被允许对美国国内广播”。王南回帖提到上述文章，还补充说：“当年讨论史密斯蒙特法时，美国政治领袖们认为，除了政府之间的交往，民间互动和信息交流也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同时，针对共产党国家的宣传机器，美国也需要采取行动，向世界讲述和澄清真相。另一方面，有人警告说，美国不能像共产党国家一样，用国家资源操办宣传机器，和民间新闻机构竞争，并左右公众舆论。”
对此，有网友跟贴评论说：“看来，美国之音之所以立法案规定不能在美国本土广播主要原因在于避免利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和国家资源操办宣传机器，和民间新闻机构竞争，并左右公众舆论；而非美国之音有什么见不得人（美国公众）的地方，因为美国之音始终秉持着客观、真实和全面。”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402-VOA-and-American-Citizens-119124419.html
所谓“美国人收听美国之音是非法的”之说，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几年，这里有误解和误传，可能也有曲解和误导。从听众来信上看，最近有人在中国媒体上对这种不实之词添油加醋，引起观众惊诧。
4月2日，我们收到一封电邮，作者姓张，他写道：“数天前，北京新闻广播晚8点《新闻面对面》节目中，一位东北口音的教授嘉宾说，在美国，《美国之音》美国人不可以听，听了犯法，会被抓进监狱。我大为诧异，想请教是不是真的？”
记者到网上查了查，想知道那位教授嘉宾的原话是怎么说的，但是没有查到。有一位中国教授这样说，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那个教授说错了。我们的网站在世界很多地方，包括美国，都有读者、听众和观众；我们得到的读者评论很多，其中有些评论者注明自己在美国。但是没有谁为此在美国被抓起来。
按照美国1948年制定的《史密斯-蒙特法》(Smith-Mundt Act)，对外广播机构不能对国内的美国公民广播，而要面向外国受众，但这绝不等于禁止美国国内民众在美国之音网站收听收看节目或者阅读文章。在法律上，不准一个电台对国内广播，和不准国内的人收听或者用其他方式获取其信息，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事实上，有些在美国的作家和评论家在发表的文章中引用美国之音的内容。例如，何清涟早在成为美国之音特约博客作家之前就引用过本网的问卷调查结果。又如，不久前，胡平和郑义直接或者间接引用过《林多梁：网上热传之诗非我所写 反对仇美》一文(本文右侧有文章链接)的内容。
我们的听众信箱节目曾有一期说的是《美国之音为什么不能对内广播》，对此有详实的介绍。(本文右侧有文章链接。)
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王南最近又概述过这个问题。有读者跟贴，要求“解释一下为什么美国之音不被允许对美国国内广播”。王南回帖提到上述文章，还补充说：“当年讨论史密斯蒙特法时，美国政治领袖们认为，除了政府之间的交往，民间互动和信息交流也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同时，针对共产党国家的宣传机器，美国也需要采取行动，向世界讲述和澄清真相。另一方面，有人警告说，美国不能像共产党国家一样，用国家资源操办宣传机器，和民间新闻机构竞争，并左右公众舆论。”
对此，有网友跟贴评论说：“看来，美国之音之所以立法案规定不能在美国本土广播主要原因在于避免利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和国家资源操办宣传机器，和民间新闻机构竞争，并左右公众舆论；而非美国之音有什么见不得人（美国公众）的地方，因为美国之音始终秉持着客观、真实和全面。”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402-VOA-and-American-Citizens-1191244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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