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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8日星期五

一篇最近爆红网文:中国式尊严 引无数P民竞泪奔

一个大学同学,毕业后五年在二十八岁时就任近十万人口县属小镇镇长。三年后升任为该县宣传部长,而后副县长,配有专车和专门的司机。他的政治野心不小,在官场上如鱼得水。有一年回国我去看他,他开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回国?中国应该有更适合你的专业的位置和机会。

我想都没有想地答道:为了有尊严地活着。

同学十分不解地看了我一会儿。但他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让他的司机随时待命,亲自开车带我去他工作和管辖的地区转转,并开玩笑说:好多年我都不开车了,但是今天,我给你当司机!我明白他的意思今天我是他的贵宾,但经他这么有意一说,也让我意识到他今天在降尊纡贵。司机,在他眼里是低人一等的仆从。

我们每到一处,总是被一群人围着前恭后迎,小心赔笑奉承有加,连到餐馆吃饭都是老板亲自出马,殷勤备至。我跟着他狐假虎威了一回,体验到有如皇帝出游般前呼后拥的至尊至贵,这是我在美国没有的经历。

饭后同学旧话重提,吹捧说我在中国肯定会混得比他好,为什么会有在中国活得没有尊严的想法呢?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他,如果某一天他成为一介平民的话,他还会有这样每到一处的礼遇吗?他说他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介平民,但如果是的话,估计不会被人这样奉迎着。这就是了。其实在中国没有必要成为一介平民来体会尊严的差别,只需换个角度,你能不能像尊重你的上级一样来尊重你的司机?他们只不过是职业的不同而已。同学老实承认不能,也突然明白我的意思,感叹道,尽管他在这儿人模人样,但如果去省城或北京的话,肯定也是一条哈巴狗,甚至被人当成流浪狗。

没错,在中国,一个人是否被尊重和被尊重的多少取决于你身上披着的社会身份的大小或财富的多少。

在美国,我是典型的一介平民,尽管操着不太流利而且有口音的英语,以及长着不主流的面孔,但每到一处我很少有不被尊重的感觉,仅有的几次还是来源于自己的同胞和新移民。无论是学习工作场所,还是生活消费场所,无论是锦衣绣服,还是破衣滥衫,我个人的经历还没有被人公开歧视过。但在中国,我却时时处处感到不被尊重和歧视,或因为不太高档的衣着,或因不太主流或优越的口音,或长得不富或不贵的面孔等等。说人家美国人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也好,假仁假义的伪善者也好,但人家至少文明到不会明目张胆地歧视人或轻贱人甚至羞辱人。

我也告诉同学,我每天很骄傲地给自己和家人当司机,有时候也给同事和朋友当司机。工作午餐外出就餐时,经常是老板或老板的老板给我们当司机。我所在的美国的城市市长,甚至多数国务部长、国会议员或州长都是自己开私车上下班。即使雇用司机也会对他们彬彬有礼,因为一方面对人本身的尊重是西方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司机手里握有这些人的一票。

像有权的同学一样,一个有钱的同学也不太明白尊严在中国是个问题。在中国的经济和司法还随处有缝可钻的时候,这个同学凭借在government部门的特殊关系,在只赚不亏的房地产行业找到了他成为富人的位置;在中国的道德开始堕落到以更新妻子包养二奶为荣的时候,他不仅与时俱进地换了个年轻漂亮的妻子,而且在同学朋友中从来不隐瞒包养的情人。现在他家里雇佣了两个保姆和一个专职司机,这些也是他向人展示他的财产的一部分。总之,他总是踩着了时代的步伐,以至他时常感叹,生为男人,只有生在中国才值得。如此的际遇,尊严在他那儿当然不是问题。

“尊严”的话题被提起也是因为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回国,是在一帮老同学聚会上,这个有钱的同学在一家餐馆请客。到了该点菜的时候,有钱的同学一招手,四个服务员同时快步躬身迎上来。那是个特殊的包间,配有四个服务员站在房间四角随时待命。同学嫌他们有碍同学间的私密话题把他们赶到了门外。每次有要求,他只需要一招手或对外高声叫道:服务员,再拿份菜单!服务员,饮料!服务员,点烟!等等。点菜的口气更是铿锵有力。当他再次埋头挥手招人时,没有注意到身后一个服务员手里拿了一杯酒正准备递给他,结果酒杯被打落在地,一些酒洒在他身上。同学大眼一瞪,服务员吓得面如灰色连连道歉。我坐在一旁,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同学那高高在上有如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势,想象不了这曾经是个见了女生就满脸通红、以至初恋情人被人抢走后无助地失声痛哭的大男孩。金钱,是如此地能把一个懦夫变成强者和尊者。

终于等他点完了菜,我告诉他,在美国读书时,我也曾在餐馆端过盘子洗过碗,可是从来没有人对我大呼小叫过。那时英语很糟,不时会出错拿错了菜,但大多数客人投以理解的一笑礼貌地要求换菜,幽默点的谢谢我让他们尝到了一道新菜。而且如果人家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还会给我额外的小费。同学哽咽着,半天没有说话。我以为他正在为自己刚才的行为失当深感愧意呢。不料他却说,在美国那么不好混啊,为什么不回来?

这次轮到我哽咽了。原来有钱人还在坚持己见,即餐馆服务生比他这个有钱人低微数个等级,以至那么地同情他的老同学居然也做过这类的工作。不仅如此,他还理直气壮地说,我花钱买服务,听我的使唤是他们份内的事!可是,有钱人,你买的是人家的服务,这项服务只包括人家态度和善地帮你点菜上菜收盘子等份内的事,并不包括额外的面对你的傲慢和不尊、轻视甚至羞辱。在这个社会上,无论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上至国家主席或总统,下至搬运工清洁工,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在为别人提供服务。因社会的分工和机会的不均等,以及其它一些因素使得职业存在着高低的区别,其报酬形式已经通过金钱和社会地位表现出来了,但职业的尊严和做人的尊严并没有因此而有区别。

人性的尊严是与生俱来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是个人,就应该被尊重。但在中国,尊严是要通过某种外在的东西交换得来的,比如用金钱,或权势或社会地位等等,这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踩着别人往上爬,爬到一个等级后就踩着比自己低一等的人搜括着别人的尊严而享受着这种搜括。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的说法,“惟有读书高”只不过是读书人的臆想,几千年来,从来是“惟有权钱高”。

本来,贫穷并不必然低贱,低微也不必然没有尊严,富有权势也不是尊严的同义词。这个世上,清贫而有尊严地活着的大有人在。但在中国,贫穷低微却是没有尊严的代名词。经典的“笑贫不笑娼”就出自这个土壤,是对这种钱比尊严更重要的价值观作了最好的阐释。

其实说生活在中国缺少尊严不完全对,缺少尊严的只是普通老百姓,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不缺这个。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富尊贫卑,这就是中国式的尊严。

几十年来,为了倡导高尚的互尊互爱的道德,动员全国人民响应的口号一个接着一个:学雷锋,做好事;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耻八荣,等等。结果呢,从幼儿园开始喊的口号,还是没能阻挡人们的道德水平越来越低,人活得越来越没有尊严的趋势。我们当官的有钱的带头把“八耻”变成了“八荣”。我们的大款们学习雷锋好榜样,敲锣打鼓地捐款救济穷人灾民,捐得稍有点数目的其大名毫不谦虚地昭示在报刊电台头版头条成了大救星。穷人还没有来得及磕头感恩戴德,几个豆腐渣工程、几个通过广告包装的产品、几个声嘶力竭的演出、几个为人们服务的骗局,把这些捐的钱又源源不断地收回到了大款的口袋里。今年春节,我们的亲民领导们终于发现,我们的人民活得没有尊严,于是一个新口号诞生了:让人民活得有尊严。

领导,人们怎样有尊严得起来?稍微有点良心不太“三热爱”的人们,监狱侍候!而且没有任何正常的司法程序,尽管那些司法本身也不公正。想说不该说的话或上访?知不知道police叔叔腰里有枪?最不济的还有警棍呢,连只发了一根柴火棒的城市管理者都有权随意打人。不听话的人多了,军队上来了。还要顽固抵抗?坦克机关枪打前锋。死在枪下的都是不法分子,活着就不是好人,死了就更没有尊严了,纪念他们当然是有罪的!不同意拆迁?你家的房子或坟墓比我的钢铁造的推土机厉害?我们要奥运了世博了,外国人要来了,你们——脸上脏兮兮的身上破破烂烂的民工,有碍市容有辱我们的国际形象,得滚出城里回到乡下,等尊贵的外宾走后再回来做又苦又累还脏的活……这些,都是领导们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所做的努力?!

其实,要让百姓活得有尊严并不难。把是否能当官和当官的前途放在老百姓手上,当官的还敢作威作福随便践踏掌握他仕途的人的尊严?没有终身的官员也没有终身的上下级关系,“上尊下卑”还会有问题?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和较公正的司法系统,任何人都有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权力走向富裕的机会,富人也还会那么耀钱扬威了?

中国人,如果剥去了权势和金钱的外衣,还能剩下什么呢?我们普通老百姓还需要等多久才真的活得有尊严呢?

2011年10月28日

2011年10月25日星期二

北大博士卧底收集官员造假证据 论文揭官场生态

冯军旗

朱慧卿作

冯军旗论文

“你总问人家是怎么升上来的,这怎么好讲呢?”办公桌的一端,县委书记林庆生皱着眉头提醒,“小冯,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冯军旗没有反驳,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之前的两年时间里,这名挂职县长助理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已经先后访谈了这个农业县里160个副科级及以上的干部,而坐在面前的“一把手”,则是他的第161个访谈对象,也是最后一个。

这场谈话结束后不久,冯军旗便离开了这个县城。2010年6月,他的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参与答辩的“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冯军旗的导师、社会学家郑也夫则认为论文“调查详尽而扎实”。

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编者注:依据这篇论文,本报道中所涉及的市、县、乡镇名及当地人名均为化名)

事实上,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县只是中国2000多个县中普通的一个,人口80余万,GDP排在省里所有县的40多位。冯军旗在25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他披露中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他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

“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在这个每800人便会产生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县里,他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统计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5人)。

除此之外,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近日,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有评论称:郡县治,天下安,这份以1978年为起点的基层政治研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

1976 年,冯军旗出生在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村里。在他的记忆里,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红白喜事,任村支书的父亲都是村民们的“主心骨”。很小的时候,他便常常跟着父亲看《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在一次作文考试里,三年级的冯军旗还因为使用了“蒸蒸日上”这样的词,获得了语文老师的表扬。

从那时开始,冯军旗便渐渐产生了对政治尤其是政治人物的兴趣。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在书店阅读领袖人物传记,一本518页厚的《江泽民传》,“两个下午就能读完”。读研究生时,他的专业是世界史,硕士论文选题是“中世纪英国贵族的家仆世界”。

走进中县,缘于2007年年初他和硕士导师刘新成的一次叙旧闲聊。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刘新成无意中提及,自己有个朋友是中部某省一个县的县委书记。

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冯军旗当即觉得,“如果能深入基层中国的政治群体,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田野调查经历”。

半年后,在刘新成和北京大学组织部的牵线下,冯军旗顺利地获得了一个赴该省北山市的中县挂职两年的机会。按照规划,第一年他将在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第二年在县政府挂职县长助理。

后来他听说,中县愿意接纳他的原因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学研究功底,帮县里“搞个关于信访问题的调研,并给一些对策”。

导师郑也夫也给了学生最大的支持。在2007年年底进行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他对几位评审老师说:“对不起各位,现在还不能确定冯同学要写什么。”

2008年3月7日,冯军旗带着满满一箱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材料,登上了开往中县的列车。

“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框,睁大眼睛多观察,在实践中发现事实,发现论文主题。”临行前,郑也夫再三交代。

车到站时,外面正下着大雨。迎接冯军旗的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春雨贵如油,这是为了迎接贵人啊!”副部长快步接过冯军旗手中的行李,并将他带到县委招待所的酒席之上。

次日下到西城乡,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

初到这个道路两旁种满高大杨树的县城时,一个月只有1000元补贴的冯军旗衣着朴素,总穿着从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买来的便宜货。

一天,有同事提醒他:“做官嘛,要穿得有牌子一点。”

冯军旗为此特意去县城买了两件“七匹狼”的T恤,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

“我就是在尴尬中一点点融入官场的。”冯军旗自嘲道。

进入圈子后,乡里的领导干部们倒是大多乐于陪这位“从北京来的博士”聊天。

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一个下属告诉冯军旗。

在挂职的两年时间里,冯军旗借“职务之便”,先后在县乡探访了161个干部,其中还包括1978年以来曾在中县工作的26个老干部。

最早吸引冯军旗的,是大水乡党委副书记李书平与竞争对手冯南疆竞选乡长失败的故事。根据李书平的讲述,她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鹤仙市政协主席那里。

“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直肠子的李书平向冯军旗抱怨道。

也正是从那时起,冯军旗猛然意识到,在平均每800人中就有一名“副科级及以上”的中县,正是这1013名干部组成了这里的官场——他们本身就是论文最佳的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

“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冯军旗面前,是一幅横跨30年的官场生态图。

在中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共有一万余名,金字塔的顶端是孤零零的30多个副处级岗位和4个正处级岗位。

一个老干部对冯军旗讲:“这官场就像是一个苹果,但一次只让你咬一小口,咬完了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

能吃完苹果的人并不多。

在中县,提拔到副科级,意味着干部档案会从人事局移到组织部,“算是大小当上了官”。

正科级则是很多干部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其在县里的难度就像是“中央的部级、省里的厅级和市里的处级”。

“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据冯军旗统计,一万余名大小干部,只有200多人能最终升到正科级。

有一次,他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年龄往往和岗位挂钩,“这里面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不在领导岗位呢,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

事实上,中央曾明确规定:“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并与担任同级职务的党内干部享受同等待遇。”

但在中县的官场中,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县人大一位副主任曾向冯军旗抱怨:“你看我发表文章都自己出钱,没有课题经费,电话费不报销,也没有专车,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有活动开会就派车来接我,不然我不去。”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

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

在整个金字塔结构中,一旦被提拔为副处级甚至处级干部,便意味着跨入了县领导的序列,“是中县政治里精英中的精英”。

根据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

“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县乡的某种政治变迁趋势。”冯军旗分析道,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和资源还集中在县直机关,比如商业局的财政就占县财政的一半以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

在中县,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

冯军旗担任县长助理时,协助分管的部门是局和信息中心。司机常提醒他:“冯县长,你得打打招呼啊,分管一些有实权的部门!”

有些干部认为,有权甚至比有位更重要。在中县,财政局是公认的“富衙门”,干部们普遍不愿意外调去“追求进步”,一些人宁愿做股长,也不愿意去别的局做副局长。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

在论文中,冯军旗根据县领导们的简历归纳出了一套“政-党螺旋晋升模式”,其中最典型的路径是“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县长-县委书记”。

“简单说,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周而复始,最终使得党委系统成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冯军旗总结道,“打个比方,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在中县,管这叫做“没干成”。

而在受访的一些干部看来,只有能干到县委书记,“那才算真干成”。

“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西城乡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

冯军旗曾遇到过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

后来,张南国到卫生局长家,痛哭流涕地询问为什么免其职务。卫生局长痛斥道:“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是什么决定了干部的晋升?这是冯军旗最常抛出的问题。

最集中的答案是,有为才有位。

1978年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一种全新的政绩型干部任免机制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表现作为衡量标准的晋升机制。中县也随之建立起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年初,县里会把任务分解给各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年终召开表彰大会。

“从省到市再到县,政绩考核目标层层承包。”冯军旗在论文中这样分析,“这固然是30年来地方大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引发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

在论文的一章中,冯军旗将笔墨着重放在了对假政绩与政绩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县县委书记陈道白的事迹最为典型。

当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业立市”战略。为响应上级领导,陈道白提出乡镇要大办,村村冒烟。在强势行政指令下,中县县直所有单位都分配了办厂任务,连县委幼儿园都分配了16万元的产值。

各个乡镇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并称之为工业小区、工贸小区。但实际上,除了一些用于接待观摩的厂区有设备外,其他都是空场空院。一位老干部总结道:“远看雾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产值要多高有多高。”

经过那两年的“村村冒烟”工程,全县背上了4个亿的债务。一位政法委的领导有一年曾做过统计,上访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业立县”时期造成的。

陈道白在任期间,一位叫刘石田的镇党委书记曾公开表达不满:“你这样做,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接下来,刘石田的华生镇成为当年的落后乡镇,他本人也辞职,回到县城做了教委主任。

“当时给华生镇下达了一个多亿的工业产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给修鞋的摊派100多万!要完成上级任务,就需要坑老百姓,我当过农民,我不行,我下不了手。”在冯军旗面前,刘石田甚至几度哽咽。

冯军旗了解到,陈道白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的继任者李朝中在接受冯军旗的访谈时称:“如果我再继续折腾,后果不堪设想。”

值得玩味的是,搞休养生息政策的李朝中后来转任北山市发改委主任,等于平调。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官员的政绩都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冯军旗一字一顿强调道,“但我只观察假的,至于好的,宣传部门已经说得够多了。”

在调研期间,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个年轻的学者:假政绩层出不穷,地方经济怎么发展?

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大环境稳定,经济自己就会发展起来,官员们折腾一下当然没太大关系了。”

“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

到了县政府后,冯军旗询问一位同事什么时间做采访最合适。对方的回答是“一定要上午”,因为大部分领导从中午11点多就开始联系喝酒的地方,喝过酒后回家睡觉或打麻将,到了晚上继续喝。

“冯博士,中县的官场很复杂,能力做参考,关系最重要。”比冯军旗年长几岁的这个干部提醒他。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

“你怎么搞这么多这个?”他纳闷地问。

这位新官微微一笑,“弟兄们的一点心意。”

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

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

在冯军旗看来,酒与礼都只是“常规动作”,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

“冯博士,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一位干部直言不讳。

在中县,民主推荐制度自2002年开始实施。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票多者升官。

这种方式被冯军旗视为简单化的“放任式民主”,“明规则禁止拉票,潜规则却默许拉票,拉票甚至被视为追求进步的信号,如果干部不拉票,反而会被认为没有想法”。

每逢投票,县里商店的烟酒经常断货。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冯军旗,送红包的标准,正科级1000元,县领导2000元,“除了一些关系铁的,大部分都要送”。

拉票的费用往往出自公款。冯军旗听说,曾有一个富裕的乡镇在连续3年出了处级干部后,“留下了几百万的财政窟窿”。最夸张的例子是,一个连拉了3年票的乡镇党委书记,除了金钱的消耗,疲于应酬也让他恐惧不已:“如果再不成功,我就跳楼自杀,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然而,真正让冯军旗震惊的并非金钱构筑的关系网,而是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

最先闯入视野的是一个叫张泰康的人。冯军旗听说,这位曾经的中县县委副书记拥有一个庞大的干部家族:妹妹曾任副县长,妹夫曾任县卫生局局长,姑老表曾任北山市畜牧局局长,而他们的子女、女婿更是一个不落地身居要位——北山市海关关长、北山市局局长、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武陵区副区长、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

在深入调研后,一个被冯军旗称为“政治家族”的谱系表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

比如,官位有“世袭”。张泰康及其女婿曾先后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氏家族的另一成员张得彬及其内弟高玉溪曾先后任中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比如,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

比如,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更普遍的规则是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县的强势单位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垄断单位变成了政府机关,不变的是,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一位老县长曾这样比喻:“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县医院曾是中县最好的单位,被称为标准的“窝子兵”。有一次医院里的两个老医生打架,每一方的亲戚和关系户都上来帮忙,这场“单挑”最终变成了“百人大战”。

“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按照最初的设想,关于中县干部的研究本可以截止在“关系”这一章,但在县政府早餐会上经历的一幕让冯军旗改变了主意。

“大家整天都坐在火山口上,辞职算了。”早餐桌旁的县长抱怨着,把头转向常务副县长,“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一旁的冯军旗不动声色,但已决定继续研究中县官场上的“摘帽”之道。

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

冯军旗在论文中分析道:“这说明纪委办案有个问题区隔,有些问题是一定要查处的,有些问题则是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即使涉及一般也要规避。”

规避之处不止于此。冯军旗曾经搞到一份2005年县计生委主任贾本声的受贿案交待书,贾在其中披露了一条自县计生委至省计生委的“上贡”通道。然而在中县纪委的最终落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利益输送不认定。

“一边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边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冯军旗坦言,“这就意味着大家都处于‘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成了一门技术。”

他很清楚,“纪检监察领域太复杂,我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冯军旗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有关部门能接纳他到市或者县一级的纪委挂职,进行反腐败研究。

据他的观察,自1978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作为治官之吏,对干部仕途的影响变得愈发举足轻重。

冯军旗记得,一次聚会上,计生办主任端起酒杯专门敬坐在对面的纪委干部,“计生工作要搞好,和纪检部门搞好关系是必修课。”

另一次,省纪委一个普通的处长来视察,县委书记亲自率人接待。“换了其他部门,就算是个副厅长,县委书记也不一定见。”毕竟,所有官员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干部会成为纪委查处的目标。

有人曾戏称,这是“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一位纪委领导告诉冯军旗,查处目标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

但一个共同的前提是,领导不“保”或者无法“保”。

在经济问题之外,日益被人们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却成了纪委的冷门项目。

事实上,在中县1950~1978年查处干部的档案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

在调研中,有一件关于作风问题的煳涂案,让冯军旗印象深刻。

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此案的一位证人对冯军旗抱怨道:“镇长竟然敢强奸人大主任,这把人大放在什么位置了?”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

这让冯军旗想起已经退休的老父亲。年少时,做村支书的父亲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常事,有时为了帮村民挑粪要走上十几里路。

而在如今的中县,一到晚上,村干部会回镇上的家,乡镇干部会回县城的家,而县领导则回北山市的家,“中县成了空城”。

中县曾出过一任“官声不好”的县委书记。他离任后不久,民间便盛传其已去世。后来这位前书记特意回了中县一趟,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

2009年春节前夕,冯军旗在县政府值班,连续4天县政府大门都被上访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官民之间的距离的确在变远,这和唯上不唯下的官员任免机制不无关系。”当地一位干部告诉他。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会影响这个县高歌猛进的发展。去年,一家五星级酒店刚刚完成盛大的奠基仪式。不远处的一座电影城也已经开张营业,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奥斯卡。

冯军旗错过了这些盛况。2010年5月,由于导师临时组织同门论文交流研讨,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县的干部们辞行,便匆匆赶回北大。而按照这里的传统,送别挂职官员时,干部们通常要分列两排,让挂职者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

回京后,冯军旗带着在中县完成的博士论文参加了毕业答辩。

“作为中县干部曾经的一员,我确实应该唱一曲中县的赞歌,但歌功颂德不是学术研究,于现实无补,于改革无益。希望中县的干部们能理解我的研究。”冯军旗这样表示。

在打印版的论文扉页上,只写着一句话:“献给中县干部。”

此时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印着烫金大字的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实际上,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进入某省文化厅的机会,“如果是组织部,也许我就去了。”

如今,冯军旗在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做一名助理研究员。

他骑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班,每当有黑色桑塔纳3000轿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时,他就会想起在中县的那些日子。

2011年10月8日星期六

《经济学人》:缅甸政坛:可以信任的改变?

核心提示:最近,诸多证据表明仰光的新政府要改革是来真的。不过最出人意料的是未与中国商量,就暂停了密松大坝的建设。

原文:Politics in Myanmar:A change to believe in?
来源:经济学人 印刷版
发表:2011年10月8日
本文参考了其他的“同来源译文”,“译者”志愿者对此文进行了二次校对



【原文配图,图中的标语是:“伊洛瓦底江不是中国的。”】

最近,几乎没有国家敢于冒犯中国,无论这些国家有多富强。然而,9月30日,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缅甸就这么干了。缅甸政府宣称暂停中国斥巨资,36亿美元,在缅甸北部的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上兴建大坝。

这个决定很冒险。中国是缅甸最亲密的战略盟友,最近的邻国,也是最大的投资人。然而缅甸这一此叫停并没事先告知中国,中国本来会获得密松(the Myitstone )水电站产出的绝大部分电力。事实上,[缅方]都没有征求一下中方的意见。大坝主要的牵头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的负责人陆启洲(音)事后承认他是从媒体上获知这一消息,并感到“非常震惊”。

没什么比这个更能表明缅甸新的半文职政府决定改变做法,而且甘冒风险也要这么干了。大坝建设一直受到多方的强烈抗议,从环保主义者到当地的克钦人(数千人需要因此移民)的强烈反对,再到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及其支持者。5年前,丹瑞时期的缅甸军政府开始了此项工程,如果没有换届,大坝肯定会不顾一切地继续开工。而三月份就职的新总统吴登盛却称大坝的修建是违背人民意愿的。似乎中国方面将不得不咽下苦水。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新政府对反对派领导人作出了一系列有调停意味的举动之后,又叫停了密松大坝,因此此事件具有特别的意义。即使是对缅持怀疑态度,精明实际的西方外交官员和分析家都对改变的步伐表示惊讶。最重要的是,一些观察者认为这是数十年来的首次,缅甸有可能终于站在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的前线了。

8月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同时也是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民盟)的领导人昂山素季得到邀请,与政府部长级官员进行会晤,更前所未有的与新总统进行了直接对话。昂山素季被软禁直到2010年11月才被释放,她表示相信吴登盛政府确实想要建立一个更民主的政府体制。唯一的问题是会民主到什么程度。

最近其他方面的改革也表明政府正走向新的方向。媒体管制放松了。之前一些被禁网站已经解禁,几位外国记者也得到了正式签证,可以进入这个通常很神秘的国家。9月末,政府通过了允许成立工会的相关法律。劳工部还就立法咨询了国际劳工组织,以确保其符合国际标准。允许工会成立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决策”,国际劳工组织的驻缅官员史蒂夫?马歇尔(Steve Marshall)如此评价。比这更重大的政治决策该是释放政治犯,尤其是1990年在选举中获胜后就被监禁的民盟成员,当时的军政府并不认可选举结果。仰光的外交官证实新政府正在考虑释放一部分或者全部政治犯,甚至有可能马上实施。

释放政治犯是昂山素季提出愿意帮助缅甸政治正常化的主要条件之一。释放政治犯将会彻底改变政局。甚至可能出现民盟将参与政治进程的会谈。民盟在2010年谴责选举存在缺陷而拒绝参选,也因此被禁。

政治“正常化”将会让美国和欧盟感到压力,于是开始放松对缅甸的制裁。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和欧盟针对当时军政府对民盟及其他反对派的打压对缅甸进实施制裁。缅甸政府迫切希望可以解除这些制裁,也意识到与亚洲地区的其他国家相比,缅甸有多贫困。政府领导人也希望与西方合作,以平衡中国在缅影响力,中国现在几乎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开采缅甸储量庞大的自然资源。这可能也是导致密松水电站被叫停的原因之一。中国可能带来帮助,但是并不普遍受缅甸人欢迎。

经历了数年的严厉军事镇压,很多人对政府的真实意图依旧持相当谨慎的态度,他们还记得,吴登盛和其支持者是直到最近才脱下军装的。一位住在大坝附近的牧师已经进行了数年的抗议活动,表示直到叫停声明发表时他才重新感到了希望,并觉得“欢欣鼓舞”。但是他补充说他和其他人仍然对政府计划持“怀疑态度”。毕竟,密松只是计划在伊洛瓦底江上游修建的七个大坝之一而已。其他的也会暂停吗?如果不能的话,叫停密松大坝就没有现在所表现的那么意义重大。在其他很多问题上,总统若要表明他对提出的改革是认真的,他还需要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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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于 10/09/2011 09:50: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