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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30日星期一

民主党人王东海病逝异地 亲友告别纪念官方连番作梗

2012-04-30

杭州民主党人士王东海访友途中心脏病发去世,当局阻止家属把遗体运回杭州,而在30日火化当日,家属及朋友前往道别又被警方阻止。

浙江民运领袖王东海先生在上周六访友途中心脏病突发,死于浙江省天台县国清寺旅馆,家人得知后于当天下午五点后到达,浙江公安厅人员及杭州国保也及时出现于天台县,多辆警车停在旅馆周围,王东海亲属要求将遗体运回杭州火化,以便其87岁的老父亲能见上儿子最后一面,但当局不同意,坚持要在天台县火化,王东海妻子程云惠曾给国保下跪苦求未果。

后来,国清寺的方丈说,王东海去世当天是释迦牟尼佛诞日,王东海在这里仙逝是吉象,按佛教规矩应安葬在国清寺的墓地里。由此王东海的亲属提出第二个方案,同意在天台火化,但要安葬在国清寺的墓地,以尊顺佛意。但事情又被警方否决。

程云惠周一对本台表示:我们跟他们说是要尽量地把他运回杭州,他们就是不答应,最后我们就要求既然在国清寺去世,就按照你们说的,在这里火化后就葬在这里,他们说也不行,反正是任何事情就是不行,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肯定要把他(骨灰)送回杭州。

程云惠及女儿周日打点完,要坐警察的车一块回杭州都被他们赶下车。

今年66岁的王东海在1998年曾与王有才等三人到浙江省民政厅申请组建中国民主党,1989年六四期间曾因组织游行而被判入狱两年。

而在周一火化日,公安极力阻止王东海的朋友吕耿松,陈树庆等人要前往天台县向遗体告别。当局为了阻止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不断地给王东海的妻子打电话,还威胁说,要不停车王东海妹妹及儿子的工作都会不保,甚至还打电话给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司机。

刚到天台县的吕耿松周一对本台表示: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国保打来电话我不接,后来就给我老婆打电话,一直给我老婆施加压力,我后来把手机关了,他就打人家电话说对我怎么处理,我说你威胁我就更不回来了。陈树庆,邹魏等都收到国保打电话叫他们不要来,我们只看看朋友,把朋友的骨灰送回自己家里你怎么可以这样无理阻拦我们呢,后来就要让车停下,不能停下,因为高速公路上行车是很危险的,然后还跟王东海的妻子说,要是再不听他们的话,他们的工作(指王东海妹妹及孩子)就要受到威胁,还不断地给司机打电话,我们非常担心,高速公路上出车祸怎么办?希望我们出问题,他们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就这么几个人,都是秀才一个,手无缚鸡之力。

而在王东海去世的当天,朋友得知消息相约聚集一起商量处理后事,国保就已经挨个打电话阻止,陈树庆出门晚一点,被国保带到派出所扣压到下午三点多才释放。

本台记者到周一晚上8点多又打电话给程云惠询问向遗体告别情况,程云惠表示他们正在回杭州的路上。她表示,家属要求的最基本的告别仪式都被当局拒绝,草率的火化了遗体。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2012年4月29日星期日

方月松:此情可待成追忆

东海走了。

清晨,在博讯网上看到树庆发的信息,东海28日上午在天台国庆寺心脏病发作,突然走了。我家人与东海都相熟,儿子爬起床,顿时哽咽。

这么一个快乐的兄弟怎么就走了呢?

1989年6月初的杭州武林广场,东海演讲的情形历历在目。“杭普话”加上嘈杂,我没有听清他说些什么,只记得其声音的铿锵,这个铿锵爽朗的声音伴随我20余年。但之后他判决书上述说的“向我开枪”的伟大演讲,我并未能一睹。

1989年6月21日晚,我先期抵达老东岳杭州市公安局看守所。约20平米左右以关押6、7个人为标准的囚室有时最大要容纳16个囚友,囚友是要在不同囚室调来调去的。过了一段时间,新转来囚友带来信息,说我旁边住着“六四”犯案的王东海。那时,我住208囚室,东海在210囚室,居于北侧;浙江美院的崔建昌在209囚室,居南侧。囚室有送饭的门洞,大概15公分高、25公分宽。开饭前,送饭的牢犯将门洞一一打开、然后再提碰着桶从头到尾分发饭菜,饭菜分发好了门洞被马上关上。门洞于是有几分钟的开放时间,我们于是可以像耗子一样向洞外做一些瞭望。在门洞短暂的开启时间里,我能见着崔建昌崔爷,崔爷能见着我们俩,我和东海是谁也见不着谁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真实的写照。1989年10月,我们一大批“六四”人员在杭州市公安局礼堂参加被公开逮捕仪式。在宣布前短暂的时间里,在礼堂边上的侧室,我们终于见着真人了。虽然老东岳与杭州市公安局咫尺之遥,但还是起了个大早,作为回报,我们享受到了杭州市公安局提供的人道主义的肉包稀饭早餐而不是看守所里的永远的稀饭加红色豆腐乳。我们一边打趣同来的在边吃边掉泪的黄强,一边说些看守所的奇闻逸事。至此,我才真正开始熟悉我的这位朋友,接着是我们二十多年的往来。

1990年1月19日,东海、徐南南、姚华、黄强和我一众从老东岳杭州看守所被投送到杭州临平浙江省四监服刑,至1991年2月12日我离开四监,我们朝夕相处了389个日日夜夜。我们45个“六四”犯人从入监队到后来的“直属中队”,正传台州的吴高兴老师多有载录,不赘述。

东海年长我21岁。21年前的此时,东海以我现在的年龄在等待3个月后的出狱。我记起入监时,我们把东海抬起来“爽年糕”,四个人提起东海的手脚悠来悠去,东海大叫着“我46岁(实为45周岁)了,弄不来的”,我们回答说“会小心轻放的”。东海有一颗大而年轻的心脏。我流泪了,我不知道现在的我能做什么。

东海出狱后,我们常来常往。在我和太太去看望东海的时候,东海在我太太面前常提起我起绰号的杰作。直属中队的犯人大都有绰号,绰号也大多来源于我。东海绰号叫“老驴”,衢州的徐南南叫“小驴”,愤怒的人们把“二驴”的雅号送给了我,我把“驴粪蛋”的美称封给了台州的吴高兴老师,以表示对这位共产党理论家的搞笑和揶揄。东海是断无半点矜持的。

每次到东海那里,我都要他烧面条给我们夫妇吃。无论是自制的刀切面还是商店里买来的挂面,东海都调理得十分入味。经济拮据时,我们甚少去他门前的河坊街的羊汤店;等到经济宽裕些时,羊汤店却再也吃不出我所期盼的那种味道了,于是我总是用东海家里最大的海碗吃面。

2010年7月初,去国离家之前,我们夫妇到访东海。东海仍在画画,一幅少女的裸体画还未完工。问及谁是模特,东海有些扭捏,少有。他的心永远年轻。东海是进入四监以45岁高龄学油画的,跟着美院的三位仁兄半路学艺的,以至于常被监狱管教讥为有所值。这是我们见上最后一面,我们吃了他最后一次为我们烧的面条,是加火腿肉烧的。

东海搬到城北,来往不方便。每致电问及身体,总是爽朗地告之:“没死,活着”,现在有谁能告诉我这句话呢。

斯人已逝。

方月松

2012/4/29

傅国涌:王东海先生安息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29日 转载)

来源:傅国涌新浪博客 作者:傅国涌

《明报》今天报道了王东海先生去世的消息,想起很多年前,胡庆余堂那条小巷中,在他家熬过的许多长夜,那些铭刻着我们共同记忆的风风雨雨,早已被岁月的云烟遮蔽。他从70年代末的最初觉醒,穿越80年代末的热血澎湃,90年代中期的壮怀激烈,他在这个世界只活了六十六年,他后半生的命运也是中国社会三十年变迁的缩影。他的猝逝令人悲伤。

陈树庆:民运东南擎天柱:王东海生平简介

(参与2012年4月29日)曾经撑起当代中国民运东南一片天地,并在1998年与王有才、林辉、吴义龙、祝正明、毛庆祥、王荣清、朱虞夫、黄培剑等人公开组创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王东海先生,于2012年4月28日上午8时30分左右,于浙江天台国清寺访友途中心脏病突发,经120急救人员现场持续1个小时的抢救无效后,不幸去世。王东海先生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又有着不平凡的一生,现将他王东海生平简介如下:

王东海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实业世家,祖父王再堂乃当时杭州最有名的云裳丝织厂老板,云裳丝织厂曾经和都锦生丝织厂齐名,王东海的父亲王志良是王再堂的三子。王东海的外公薛禹田16岁开始到杭州拱宸桥的英国运河海关做事(注:庚子赔款关税抵押),东海的母亲薛凤英,是薛禹田的独生女儿。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快打到杭州时,英国人就留下1000大洋给薛禹田“留守”,顾自己溜之大吉。日本人占领杭州后,找到薛禹田要他为日本人办事,但薛禹田对日本人没有好感,更何况此时日本已经成了明目张胆侵略自己家乡的敌国,替日本人办事已经突破了薛禹田的道德底线,他就暗中雇了两条乌篷船,一船装人、一船运货,乘夜携带家小匆匆逃难他乡,从此家道中落。

1946年11月3日王东海出生于运河边王家河头的一处房产,当时王家专门从萧山请来一个叫“许半仙”的瞎子给他算命,瞎子说“小孩命中缺水,秉性刚烈,多劫难”,王再堂顺口说“那就让他叫东海吧,福比南山,寿如东海,还怕没水不成”,就这样一改当时王家孙辈男孩以“顺”字起名的规矩。

大跃进期间,民生维艰,王东海先生14时就辍学离家自立,到杭州西郊的平山农场干活。在西郊农场,他结识了各式各样的人物,除了当地朴实的农户外,既有勤勤恳恳、爱护青年的共产党基层干部,也有欺男霸女的小官痞,有接受改造的“反动军官”,还有学识渊博的“右派分子”和“家境不佳”的知识青年。环境虽然艰苦,由此也让王东海有机会偷偷阅读了许多当时所谓的“禁书”,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雨果的《93年》、《复活》、《保儿柯察金》、《烧炭党》、《茶花女》等等,书里其中有一个情节他记得最为深刻:“双方激战即将结束,保皇党一个将军本来得及撤退逃跑,但突然发现堡垒熊熊火焰升起,里面有两个小女孩哭叫声,他赶紧返回,用绳索放下两个女孩后,自己已经错失了脱身机会被革命党人俘获,当时大革命双方都相互血腥屠杀与镇压,但革命党人的那位将军却释放了保王党军官”,让他隐隐感觉出人性超越阶级斗争,他把当时现实生活中共产党大量南下干部喜欢娶地主资本家的小姐做老婆一对照,他曾对我(陈树庆)说:“那就是美也可以超越阶级斗争”。

1963年王东海从平山农场回到杭州,因人长得彪悍有力,一度成了浙江省业余体校的单人皮划艇运动员。18岁参加工作,在上海铁路局第四工程段当临时工,1964年底,参加工作不久的东海因参与一起紧急事故抢险而工伤,病退回家休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广大临时工出于争取同等“劳动者权益”之动机的造反席倦全国,称做“红色劳动者”,王东海也参加了上铁第四工程段的造反派。我曾问他:为什么上面发动“文革”后,你要站出来造反?你当时的真实意图如何?他说:“当初我和多数起来造反的工人一样,确实是怀着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十分痛恨官僚主义,痛恨党内的特权分子,大家非常相信毛主席一定能够领导我们能彻底消灭官僚主义。当然,广大临时工造反派组织争取同工同酬权益的目标,同我的切身利益相关,再巧遇我病休在家,有的是时间,就理所当然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也倦进了本单位的运动”。由于王东海一贯的仗义执言,办事坚毅果敢,为人豪爽,在工人中很有人缘,得到大家支持,被推举为造反派领袖之一,负责担任工人纠察队头头,在67年文攻武卫开始后,担任四工段的工人武卫队队长,参与了军方(当时驻杭州的野战第20军)支持的杭州造反派(省联总)进攻萧山造反派(红暴)的武斗。

1968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当时在上铁四工段也要为成立革命委员会而紧罗密鼓准备了,在造反派内王东海是负责主管当权派的。在“揭开党委的阶级斗争盖子”运动中,由于他认为并非所有的当权干部都是“官僚主义、资产阶级堕落分子”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拒绝参与迫害活动、并一度保护了包括常衞、曹立堂等南下或技术干部免于“被斗争”,最后自己被当做“坏头头”揪出“挨斗”,并被进一步被陷害成“反革命分子”

(注:新安江工地被批斗回到杭州监督劳动期间,一次王东海上厕所大便,随手扯了半张报纸,等他回来后继续劳动。一会儿,来了许多武卫队员,押着他到厕所,问他在那个位置如厕,东海指给他们看,他们就从坐坑下撩起了一张湿乎乎、沾满粪便的报纸,指着说“你是不是用这张报纸揩屁股的?”,东海说是,他们让东海把折着的报纸打开,上面有毛主席的像。他们一拥而上将东海抓了起来,立即开批斗会,从此,东海的除了“坏头头”的身份被审查批斗以外,正式加上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头衔)。

1972年林彪事件后,在杭州铁路分局和浙江省革委会里的某些造反派领导如俞金泉、谢志明等提出要纠正王东海的错案,但因涉及原单位既定利益格局而受阻,自1974年起王东海虽然仍旧参加铁路工程的繁重劳动,但也不再受到“批斗”。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开始上访申诉,不久被平反,拒绝回原单位组建和担任后勤服务公司经理,经朋友介绍长期担任了杭州文澜商场经理。

过去的经历让王东海常常陷入沉思,朦朦胧胧地开始体会到,中国只有走民主法治之路,人民的幸福与安宁才会有保障。1979年,风起云涌的“民主墙”活动,在杭州也轰轰烈烈地展开。王东海先生先和李锡安(杭州锁厂)、方醒华(杭钢轧钢二分厂)、吴杭等人编印《钱江潮》,在人民大会堂(杭州老市政府,解百西面)演讲写传单、发表杂志,谈自己的观点。例如,《浙江潮》的第一期第一篇文章李锡安写《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实际上就是对王东海多次的演讲内容的总结,王东海在79年还以石海的名义贴出了一首诗,要求给刘少奇平反。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6月6日下午王东海带着方醒华、杨晓楼、陈立群和文澜商场的全体职工举着两幅大幅横幅标语,红布黑字(由王东海和方醒华书写)上面写着大字”死为鬼雄“,”不准杀学生,向我开枪“,每个人都胸前系着小白纸花手臂上戴着黑纱(由陈立群负责带领文澜商场职工临时制作)约二十多人带头,后面跟着一百多人,从火车站步行通过解放路、延安路到武林门广场。此时,当局已经三令五申的通知不准上街游行,前几天还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示威游行已经冷落了下来,王东海他们的游行就显得异常的引人注目和悲壮,后被中共浙江当局认为”顶风“而为的”非法游行“。

游行结束后,从各种渠道传来了危险的信号,不乏“好心人”劝他离开杭州,王东海就与陈光明、钟海涛坐汽车先到温州,然后到海南,住入黄河清家里。6月底7月初,王东海在黄家用其家里的电话给文澜商场的副经理沈平华问他商场情况,他说好的。第二天东海在看电视,突然间,门口、窗上,前后左右一下子扑进许多人,对面一人拿手枪对准他,问他什么名字,哪儿人?父亲、儿子、妻子的名字,王东海如实回答,有一人拿着传真看到东海左嘴角上有一黑痣,就说“是浙江省公安厅要抓你”。在海南省公安厅办理登记手续后,被杭州市公安一处(政保处)人员带到杭州。当年12月28日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89)杭法刑初字第7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王东海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用期自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至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止)。

上诉期一过,因没有上诉,就从老东岳杭州市看守所送到了临平的浙江省第四监狱服刑。在监狱,王东海积极参加狱内绝食、营救难友、悼念六四英灵等活动。在那里先后结识了一大批政治犯:方月松(杭大政治经济系)、王强(市郊公司售票员,放气躺在汽车前)、姚华(美院毕业到省工大美术老师:东风吹,战鼓擂,我们谁怕谁?不是人民怕共产党(美帝),而是共产党(美帝)怕人民)、电子工学院的在杭高校高自联主席杨泽民、美院的张卫平(打电话给美国之音)、崔建昌(将省政府大门前的国旗降半旗)、浙大的王星、浙江教育学院的毛国良、成立劳工党(马德良总书记,叫陈龙德去发展党员,资料都放在他家,还有一个退休工人)马德良和陈龙德、黄志道、叶坚定(杭大高自联学生领袖)、吴高兴、叶文相、赵万敏、傅权等人,以及从北京转送浙江关押的王有才。

出狱后,王东海积极将浙江的79民运和89民运力量联系起来,徐光、胡贤焕和我就是通过王有才认识王东海,进而认识陈龙德、傅国涌等人的。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在王东海、陈龙德、王有才等人的带头下,浙江民运一度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最活跃部分,在各种公开信和呼吁书上领衔签名,王东海因而多次遭到抓捕关押,成为1990年代中期浙江民主运动中最著名的异议人士,1995年还获得方冠青基金会人权奖。具体事例有:1995年,那一年是“国际宽容年”,许良英老先生发起了一次《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政治签名活动。与此相配合,为了纪念“六四”六周年,刘晓波、王丹等人也组织国内民运界发表了《吸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的公开信。在这次活动中,浙江方面表现得很突出,王东海、陈龙德等人都参与了签名。其中95年11月27日致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条件释放魏京生?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联署声明就由王东海先生牵头。在96年北京当局对王丹、刘念春等的“五月镇压”之后,在全国万马齐喑、明知发起异议活动肯定要坐牢的情况下,浙江民运的朋友不畏当局的高压恐怖统治,继续大力声援王丹、魏京生等人,坚守言论自由的最后底线,在中国的东南之角撑起了国内民运的半边天空,其中96年“六四”7周年期间《呼吁立即释放魏京生、王丹、刘念春及一切政治犯》联署声明由王东海先生起草。该声明提出无条件释放魏京生、陈子明、王丹、刘念春、张林、胡石根、徐永海等一切在押的政治犯和宗教犯,重新评价六四和八九民运,召开圆桌会议,广泛开展与社会各界的对话,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等五项建议。为此王东海先生被杭州市公安局判处劳动教养一年。由於王高龄母亲病重危急,本人身体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在其家庭向公安局交了3000元人民币的保证金之后,王被允许“保外执行”,于29日上午回到家中。

1998年6月25日,王东海、王有才、林辉分别作为组党活动的79民运、89民运、和新生代知识分子的三结合代表,以筹委会的名义率先向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揭开了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的序幕。1999年、2000年的两年期间,王东海因妻子(程云惠)怀孕生女儿(王芷怡)家庭经济一度陷入困境不能公开继续参与民主党活动,只能在幕后从事支持工作(虽然我们浙江民主党内部能够理解包容,但由此也曾引起过海外一些朋友的误解),其中由我起草的好几个浙江民主党声明当时就是与王东海商定并直接由他家的传真机通过卢四清先生向海外转发的,还有,四川王森在杭州避难期间还在王东海家中住过几天。2000年底浙江民主党遭受第三波镇压(单称峰、聂敏之、范子良、戚惠民分别被劳教)后,浙江民主党活动再度陷入困境时,王东海先生与王荣清先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联系和解释消除海内外对于浙江民主党孤军奋战人员的误解、重新凝聚力量,为2004年由王荣清先生主持的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起草并向全国人大提交《中国政党法草案》战役打下了基础,浙江民主党活动再度渐入高潮后,王东海先生还在2005年底与王荣清、王富华一起首开浙江民主党每年定期向狱中政治受难朋友募捐的活动。在2005年、2006年两年期间,王东海在东太平巷的家中,多次成为各地朋友来杭的“接待站”和杭州民主党人的聚会点,在每次聚会中王东海先生总会引荐一些朋友加入中国民主党。

2006年9月我因参与民主党组党活动及网上撰文被政治迫害后,王东海先生不仅数度牵头并起草声明为我呼吁、看望慰问我孤苦的家人。2010年9月我出狱后,从民主党其他同志介绍的情况中,了解到浙江民主党聚集人气的吴山茶会,只要王东海人在杭州,他和毛庆祥、高海兵、皱巍、吴远明(任伟仁)等人,除非已经受到当地公安强制阻止,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严冬,他都会如期参与。今年初我主笔的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修正草案也是王东海先生第一个签名支持……。

唉,以笔者与王东海先生的交往与了解,凭他的经历和事迹,为他写上一本厚厚的传记也是不乏材料的。但由于我对于外表孔武有力、声音洪亮宗气足、目光炯炯有神、待人真诚热情、思维包容理性、办事认真执着的王东海先生一直很有信心,认为他的历史在继续创造还不到“总结回忆”的时候,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匆忙间只能写上本篇挂一漏万的“生平简介”,要容日后有机会另行补充完善,相信王东海先生在天有灵,是能够原谅我的。

东海先生,你安心的走吧,女儿芷怡虽未成年,但她的成长和权益,是你的每一战友都惦记在心,随时会伸出必要援手的;东海先生,你安心的走吧,只要中国民主尚未实现,我们就会努力奋进不止!

陈树庆
2012年4月29日完稿于中国杭州

黄河清:挽王东海 (附:王东海被擒记)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29日来稿)

惊闻浙江老友王东海遽逝,谨哭曰:

向我开枪,曾藏英杰天涯海角;
向你致敬,长留毅魄青史苍穹。

附旧作《“六四”逃亡者王东海被擒记》再发表以为纪念。

2012、4、29于马德里蜗居大病还阳后数日

“六四”逃亡者王东海被擒记[软间隔]

1989年初,我在海南海口市,租了一间民房的三楼当办公室,办公司妄想发财。“6.4”后,从杭州来了一位姓钟朋友,带了一个人,介绍说姓王,一起来玩的。一天,他们从三亚市或是其它什么地方回来。王先生拿出一袋金光闪闪的沙子,说是一如何如何可怜的路人向他兜售,含金量如何高,实际价值几千元,他只化了300元买的。我笑指他上当了。他不信,振振有辞地辩解,到终于有点相信时,则自我解嘲地说:“就当帮助了一个比我更需要帮助的人吧。”

王先生,40余岁,高大壮实,称得上虎背熊腰,一望而知是出卖体力的劳动者;举手投足间则气定神闲,可以看出有武功底子,而且非同泛泛。这样的人是老江湖,怎么会上这小把戏的当?我有点疑惑,但钟不说,我也就不问。王说要用办公室的电话。我说可以,尽管用。

王却又迟疑了,说还是到邮局打好,终于没用。我也随他。第2天,他们从外边回来,带了一个大西瓜。王说:今晚8点,有他的电话打到办公室来。我说:行,8点的电话你接就是。

海南的6月,已很热了。晚饭冲凉后,大家赤膊在阳台上乘凉闲聊。

我坐的位置正对着楼梯口。准8点,电话铃响了,王去接电话,刚“喂”了一声,我看见楼梯口上来一个人,端着手枪,猫着腰。我愣住了,傻眼了,呆了。说时迟,那时快,这端枪的人一个箭步冲向王,另一个端枪的人几乎同时在楼梯口出现,声震屋瓦地一声大喊:“不许动!蹲下!”当我的视线随着这两个抢手转移到王身上时,王已蹲在办公桌旁,电话筒垂在桌沿,晃来荡去,两个抢手凛凛有威地按着他的肩膊。这时,我回过神来了,过去把话筒放回机架,让钟把王的汗衫拿来让他穿上。办公室里已人满为患了。他们要带王走,我不让带,问这是怎么了?他们说是海南省公安厅的,出示了证件,说王是通缉犯,反问我是王的什么人。我自然辩称是朋友的朋友。王就这样被带走了。他们没兴趣听我说什么,只要我把王的东西交给他们。我把那一小袋金沙留了下来,只把那个大西瓜拿出来,把王的牙刷、毛巾拿出来,他们自然没有要。

趋于平静后,钟向我交底了:“他叫王东海,杭州工人,‘6.4’北京杀人后,他在杭州还上街游行,扛着‘向我开枪’的大牌子。王被通缉了,自然要跑路。立群说你在海南,王不认识你,你不认识王,我就带他来了。他老婆大肚子,当坐月。他担心老婆,一路上就要挂电话,劝他不听。今天上午在邮局给家里挂了电话,又怕窃听,让老婆晚上8点去邮局再挂过来到你的公司。”我哭笑不得,天下竟有老实天真到这种地步的人!怪不得会买那金沙,怪不得会明知杀人后还要喊“向我开枪”。我与钟分析情况:“明天杭州公安厅的人肯定到,搂草打兔子,顺手带你走不累。你怎么办?”一语惊醒梦中人。

钟当晚就离开了海南。次日午,杭州公安厅的人果然来找我,问起了钟。一年轻者凶巴巴地,虚声恫吓,另一人阻止了他,正儿八经、例行公事式地问了一番就作罢了。

最近,杨建利在大陆被抓。“6.4”临近,我不由得想起了这位在我眼皮底下被擒的王先生。王东海已经跑掉了,却又自己送上门去。杨建利可以跑而没有跑,我不明白。是不能跑?不会跑?不敢跑?不屑跑?就不跑?我想起了3年前的王策、王炳章。杨建利和王策、王炳章,如果勇敢地进去,又安全地返回,那么,他们的义举在西方世界、在中国大陆,就会产生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巨大效应;而这本来是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的,却都没能做到。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难道不令人深长思之吗?我愿人们有以议之,有以论之,有以悟之,有以改之。(2002.5.24)

【原载民主论坛】

中国民主党创始人王东海逝世 官方阻止纪念

中国/民运 – 发表日期 2012年 4月 29日 – 更新日期 2012年 4月 29日


图中右二为王东海

博讯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中国民运人士王东海28日早上八时半在浙江心脏病发逝世,终年65岁。王东海家人正争取把遗体运回杭州,不用就地火化。另外,至少三名不同地方的异议人士被当局警告,不可为王东海组织纪念活动。

不同维权人士在网上发布消息,指中国民主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王东海,访友途中于浙江天台国庆寺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王东海的葬礼事宜仍未能确定,因为王东海家人争取把王的遗体运回杭州,以便让他87岁的老父亲见上一面,但天台当局不同意,要就地火化。

另外,杭州的民主党人开会讨论王的葬礼事宜时,亦被当局前来驱散,并带走吕耿松、邹巍等五人。另外,浙江异议人士陈树庆、温州的程凡也受到警察骚扰、警告,不能为王东海搞纪念活动。

王东海1946年生于杭州,1979年民主墙时期创办民间刊物《浙江潮》,1989年六四期间因组织游行而被判入狱两年;1998年与王有才等三人到浙江省民政厅申请组建中国民主党,虽受禁阻,仍未阻民主党在中国内地成立分部。著名异见人士秦永敏发表公开唁电,表达悲哀之情,并指王冲击中国党禁的深远影响未可估量,已活出了自身价值。

王东海先生应魂归何处?

作者:知情者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4/29 11:20:42

浙江民运领袖王东海先生在访友途中心脏病突发,于4月28日卒于浙江省天台县国清寺旅馆。当天下午5时到7时,王东海先生的妹妹、儿子、妻子和女儿先后到达天台县,浙江省公安厅和杭州市国保也先期赶到天台县。王东海先生的亲属要求将王先生的遗体运回杭州火化,以便其87岁的老父亲能见上儿子最后一面,但当局不同意,坚持要在天台县火化,为此王夫人程云惠和女儿王芷怡向国保下跪。据程女士最近介绍,国保答应与天台县殡仪馆协商,尽量让王先生遗体运回杭州,但又推说不符合当地政策,还说今天是休息日,找不到人。天台国清寺是我国著名古刹之一,系中国佛教天台宗祖庭,也是日本佛教天台宗祖庭,是国务院确定的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被中、日两国佛教奉为发祥地。

唐代高僧一行在此留有“一行到此水西流”的墨宝,因此国清寺在佛教界的地位非常高。据国清寺的方丈说,昨天(4月28日)是释迦牟尼日,王先生在这里仙逝是吉象,国清寺从来没有人在这一天在该寺圆寂,按佛教规矩应将这位大慈大悲的善人安葬在国清寺的墓地里。由此王东海的亲属提出第二个方案,同意在天台火化,但要安葬在国清寺的墓地,以尊顺佛意。但寺方又提出王先生的级别不够。目前,王东海先生的遗体能不能运回杭州以及安葬在何处,双方正在协商。

王夫人程云惠的电话18668205386,王妹妹的电话15888864265

知情者

2012-4-29

民生观察

王东海去世,浙江当局惊恐万状

[日期:2012-04-29] 来源:参与 作者:参与义工

(参与2012年4月29日)4月28日上午8时半,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人,著名民运人士王东海先生在访友途中突发心脏病去世。噩耗传来,浙江民主党的同仁不胜悲痛。

杭州的民主党人在吴山聚集,商讨为王东海先生料理后事。并决定派人去浙江天台县接王先生的遗体回家。但是,杭州国保接到上级命令,严防浙江民主党人去天台,并阻止民主党人举行悼念活动。

邹巍、毛庆祥、吕耿松等刚出门,就接连接到国保打来的电话,要求他们不要去吴山,还未出门的陈树庆则被带到派出所。为了避开国保的冲击,民主党人没有去以前经常去的伍公庙,而是换了另一处地方。但是,国保还是找到了民主党人集会的地方。11点至12点,杭州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下沙开发区和西湖区国保在杭州市国保的率领下,先后从几个方向向吴山“围剿”。下城区的国保最先赶到,将邹巍强行带走。接着,下沙国保赶到,将毛庆祥带走。最后,西湖区国保赶到,将吕耿松、高海兵,戚惠民带走。上城区、江干区国保也先后将吴臣、楼保生、王富华、吴远明、萧利彬、苏元真、陈震球、赵荣胜、魏祯凌等驱散。陈树庆则一直到下午3时才放出。与此同时,台州市和天台县的国保戒备森严,防止本地民主党人的外地民主党人来天台。陪同王东海先生的吴高兴先生被派出所叫去做笔录好几个小时,温州的民主党人程凡也被警告不得去天台。浙江省公安厅和杭州市公安局的国保亲临天台,进行布控。

傍晚5点多,王东海的妹妹和儿子到达天台。7点左右,王东海的妻子程惠云和13岁女儿王子怡也到达天台。据来自天台的最近消息,王东海先生的妻子、妹妹、儿子和女儿强烈要求将王东海先生的遗体运回杭州,以便让他87岁的老父亲见上一面,但当局不同意,要就地火化。程惠云和王子怡跪在国保面前求情。据悉,将王东海先生遗体运回杭州火化的事正在进一步谈判中。

2012年4月28日星期六

陈立群:追忆老友王东海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28日 来稿)

惊悉东海病逝,十分悲痛。

我与东海相识于一九七九年民主墙时期,当时他是民间刊物《浙江潮》的创办人之一,我是《四五月刊》和《之江月刊》的成员。《浙江潮》以杭州钢铁厂方醒华、杭州自行车厂李锡安、还有吴闯、马贤林(已过世)等朋友组成,编辑、作者和读者也以工人为主,在当时杭州的工业区半山拥有许多工人读者。东海是“七九”民运浙江地区的非常活跃的行动者,多次受到当局传讯和骚扰。

东海是性情中人,豪爽、干练、犀利。一九八九年,东海在杭州西湖边“文澜阁”开设一家工艺品商店,生意不错,我和方醒华等朋友常常去他店里聊天。“六四”运动中,东海又积极投入其间。他的商店,成了杭州各大高校学生代表、市民代表和工人代表的议事中心,当然也是“七九”民运人士与各界代表的联络点。我几乎每天旁晚都会去他的店里,交流白天的见闻,接待来访的代表,商量运动的对策。

那些日子,东海几乎每天都去杭州武林广场,每次回到店里都非常激愤,挥舞着双臂高喊:“这个政权,推翻它!推翻它!”

当六月三号天安门流血事件发生以后,这个虎背熊腰、坚毅刚强的汉子竟然一路哭着来到店里,喉咙嘶哑、两眼通红,他哭着说:“他们杀人了!真的杀人了!他们杀害了手无寸铁的学生啊!”他说他已经在武林广场宣布罢市,以示抗议。当时方醒华也来了,老方是杭州钢铁厂轧钢分厂副厂长,他和王东海一起同时在武林广场宣布轧钢分厂罢工,这件事当天被媒体重点报道了。

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我们在一起策划抗议“六四”大屠杀的游行示威,老方说,写个横幅吧,就写“不要杀学生!”,东海立即补充道“要写上向我开枪!”,于是,六月四日,腥风血雨中,王东海、方醒华,还有许多浙江“七九”的民运朋友戚惠民、朱虞夫、毛庆祥、钟海涛等,冒着危险,走上了街头,从杭州武林广场出发,一路游行至杭州火车站。我们拉着白布黑字的巨大横幅,上面是方醒华挥就的标语“不要杀学生!向我开枪!”愤怒的人群不断加入我们的游行队伍,行进在肃杀的街道上。这是“六四”枪响以后,杭州的最后一场游行。

六月四日晚上,我们仍然聚集在东海的店里。一位朋友骑车赶到,神色凝重,他带来一个消息:“你们统统在通缉名单上!赶快走人!今天晚上都不要回家了!他们疯了,不知道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快走吧!”

我们商量了一下,互道珍重,各自分手。东海在我的安排下去了海南岛,落脚在著名作家黄河清在海南岛的公司里,不久因为一通电话被监听而遭逮捕,判刑两年。服刑期间,他发起绝食斗争争取权益,取得胜利,他常常和朋友谈起,两年的监狱生活学到了知识、增加了经验、结交了朋友,他说他无怨无悔。方醒华六四也被判刑两年。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王东海与王有才、林辉三人到浙江省民政厅递交组建中国民主党的申请书,这是在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公开向党禁发起冲击,由此揭开了1998年中国大陆的组党风潮,王东海由此成为中国民主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参加过杭州“六四”民主运动的朋友。绝大多数参加了九八年组党运动,三十几年来始终活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前线。

我流亡海外,这几年与东海少有联系,偶尔通电话,他的爽朗的笑声总能一下子消弭远隔重洋的距离,他还是那么的乐观、率真!知道他因为家庭变故,生活极其不易。但是这么多年,东海家里一直都是南来北往异议人士的落脚点,他的朋友遍天下。

没想到东海突然逝世,悲痛之情难以言表!你的名字和这个时代连在一起,会被人们常常忆起。

安息吧我的老朋友!

陈立群 2012年4月28日 纽约

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王东海突发疾病去世 杭州人士被传唤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28日 转载)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2年4月28日消息:据浙江异议人士陈树庆消息,浙江民主运动杰出领袖,中国民主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王东海先生今天早晨8:30左右,在访友途中于浙江天台国庆寺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

到今天中午,又传来最新消息,浙江异议人士陈树庆被传唤到杭州大关苑派出所,当局警告其不得组织王东海的纪念活动。同时,在温州的异议人士陈凡也受到警察骚扰、警告。

另外,杭州异议人士邹巍高海滨等商讨王东海葬礼时被当局强行带离。

王东海简历

王东海,男,汉族。1946年11月生于杭州,住浙江省杭州市。

1964年进入上海铁路局第四工程段工作。

1967年,遭受政治廹害,被”戴帽”.1981年错案得到纠正。

1979年,和方醒华、李锡安等人创办民间刊物《浙江潮》。

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中共局以”反革命煽动罪”非法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1998年6月25日,王东海与王有才、林辉三人到浙江省民政厅递交组建中国民主党的申请书,这是在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公开向党禁发起冲击,由此揭开了1998年中国大陆的组党风潮,王东海由此成为中国民主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尘世再无王东海(1946.11-2012.4)

作者:无声之音/文

(参与2012年4月28日)尘世再无王东海,客死异乡终为异客。

这仿佛是异议人士的宿命——前有客死异域的主导八十年代学潮的精神领袖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今有为哀悼“六四”死难者而坐牢两年并饱受传唤和监视之苦的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发起人之一王东海。

异议人士的异乡突逝,一个“异”字为他的一生划上了句号。

4月28日,王东海早上起来,只是觉得胸闷,一时没留意,以为可以撑到杭州医治,没想到突然变得严重,陪同的吴高兴连忙电话报告120救护车,经120医生抢救一个多小时后宣布无效(或是心脏病突发,病因尚待在场医疗人士的最终确定),病逝在浙江台州的天台山国清寺招待所,时为2012年4月28日上午八时三十分许,终年66岁——今天上午,杭州的吕耿松在电话中转述了这件事,他说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台州的吴高兴这两天陪同王东海到深山之处的国清寺,此刻正在现场协助料理后事。王东海的朋友陈龙德等先后获悉不幸消息,连称“遗憾”,实在“没想到”。

据悉,王东海的妹妹和儿子接到不幸消息后正准备前往天台山。

我和王东海交往不多,只记得他身材看起来很强壮,擅长书法和绘画,声音洪亮,手不释“烟卷”。东海在杭州三墩有自己的画室,想起但后来一直未得机会,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1年底,当时记得原本抽烟很猛的他不再抽烟——医生对他有过忠告,据说他的肺部因抽烟受到压力,这次病逝或许印证了他的心脏可能存在未被发现的病因,最后导致不治。

王东海是杭州的知名异议人士,他做了两件了不起的大事。四十三岁的时候,他曾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在八九学运并发生“六四”天安门悲剧之后在杭州参与一连贯抗议游行运动,当时他是杭州市西湖区灵隐工业公司文澜商场经理——假如不发生89年悲剧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1989年6月6日,王东海和他的朋友方醒华商议在杭州组织一次示威游行。他们制作了“向我开枪”“死为鬼雄”的横幅。6月7日下午二时许,王东海等人集中在杭州市中心的武林广场交通岗亭边,勇于担当的王东海发表抗议和声援演说,参加游行。

“六四”之后几天的杭州,游行示威抗议并没有停止,浙江美术学院的学生曾把一面五星红旗从旗杆上扯下来为六四死难者“下半旗致哀”,后来被判刑。时为浙江公安专科学校老师的杭州大学毕业生吕耿松,也因声援六四而后来被剥夺教职,吕耿松的妻子汪雪娥曾路过杭州大学门口看到学生们树立一个巨大的“血”字和众杭州大学学生的悲痛。

王东海在杭州武林广场的公共场所发表演说后,北京情况不妙,环境变得更为紧张,处处风声鹤唳,他感动事态发展对他不利,开始走上了逃亡的路途,先后逃到了有“天涯海角”之称的海南海口和三亚,但不久还是被“跨省”抓回杭州。

看来杭州热血人士的声援和抗议都是最强烈的,今天去世的王东海正是那时的热血人士之一。“六四”前后,不但有大学生等热血青年的声援,还有更多市民的广泛参与。如今虽然已是二十三年了,但官方的评价和结论仍然在停留在二十三年前,所以这样的停滞不能不让人感到无限的悲哀。

“六四”被当局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后,王东海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因在公共场所发表演讲和游行,被指控触犯“反革命煽动和宣传”的罪名,王东海为此被判刑两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时为1989年7月3日至1991年7月2日。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这样说:“本院认为:被告人王东海为对抗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公然在公共场合发表反动演说,其行为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项,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王东海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王东海五十二岁的时候,又做了其一生的第二件大事。1998年6月25日,王东海与王有才、林辉三人到浙江省政府附近的浙江省民政厅递交组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后称浙江省筹委会)的申请书,这是1949年之后第一次公开向党禁发起的公民宪法维权行动,此次虽未被刑事追究,但从此一直享受异议人士的待遇。

王东海一生饱受人间苦楚,一生最大的冠冕就是“异议人士”,最后又客死他乡,连一纸最后的墨宝和遗言也未留下,遗憾终生。

2012年4月28日

秦永敏先生哀悼王东海的唁电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28日 来稿)

惊悉我党同人王东海突然离世,不胜悲哀!

1998年7月10日,王东海慨然和两位同人一道前往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成立cdp浙江委员会,由此拉开了中国政治异议人士冲击党禁的序幕,此举的历史性意义举世皆知,其深远影响尚未可估量,然而,东海先生却倏然离去,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人世沧桑,生命短促,但只要活出了自身价值就不枉然,十三亿国人之中,东海先生有此人生亮点,应该足以告慰!

请亲属节哀顺变,和同仁肃穆瞻仰。

秦永敏

201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