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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4日星期二

泸沽湖



泸沽湖(作者:野渡,2012年7月24日)

陈宝成:换届大局

换届大局

财新《新世纪》记者 陈宝成 报道 2012年07月24日

随着2012年7月3日新一届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班子产生,自2011年10月渐次展开的全国省级党委换届结束。中共十八大前省级党委决策层的人事布局初步奠定,将深刻影响未来五至十年的中国权力格局。

作为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组织原则的执政党,中共省级党委上承中央,下接地、市和县级党组织,为权力结构的关键环节。

尤其是中国省级单位辖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省级党委班子的组成,对于地方治理得失干系重大。

依中共党章规定,党委官员调整有“民主选举”与“领导机关任命”两途。任命制在日常视情况使用,选举则多用于集中换届时。

按照党章的要求,选拔领导干部的原则是“德才兼备”;要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同时重视培养和选拔年轻干部、女性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亦是干部“摇篮”。

本轮省级党委换届结果,基本上体现了上述要求。

此次换届中还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出现的专职副书记职务尝试,尚未定型;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的中央“空降”和异地交流趋势更加明显;政法委书记兼任情况的变化,则反映出维稳形势变化与法治观念变迁的微妙关系。

班子图谱

体现出“稳中求变,变中保稳”的思路

本轮省级党委换届历时十个月,大致分两阶段进行,共产生常委404人(次)。其中新疆、西藏各15人;青海14人;辽宁等24个省份各13人;陕西、四川、上海公布的名单中没有显示来自军方的常委,各有12人;海南亦12人;有2人曾分别在两个省份当选常委。

各省份换届结束后,中央曾调整四川等八个省份的个别常委,如四川省军区政委叶万勇卸任常委不足两月后复任省委常委。此外,2012年7月18日新华网消息称,中共中央决定:赵克志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不再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截至7月19日本刊发稿,河南、贵州、内蒙古三省份常委各缺额一名,在任常委实有402人。因“边疆、高原、少数民族地区”因素,新疆、西藏、青海的常委人数多于其他省份,新疆、西藏的副书记也分别有3人和4人。

本轮省级党委换届,提名省级党政“一把手”的年龄一般不超过63岁,提名省级纪委书记的一般不超过61岁,其他常委提名一般不超过58岁。

这一安排与官员退休年龄的规定有关。1982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担任省部级正职的,一般不超过65岁;担任省部级副职的,一般不超过60岁。

有一般也有例外。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省级党委书记的不受此限。此外,本轮换届中,北京、浙江、西藏、四川等均有当选常委已超一般的提名年龄。

目前的省级党委常委班子,一般包括书记、任政府正职的副书记、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政法委书记、政府常务和非常务副职各一名、宣传部长、军方常委、党委秘书长,以及辖下重要城市、地区的市(区)委书记等。

有22个省份的统战部长亦跻身常委。还有的省份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变通,如北京、天津、福建的教育工委书记,辽宁、四川、新疆、青海的工会主席,四川的民族工委书记、副书记,重庆的农工委书记等,亦由常委兼任。

在本轮换届中,除了新疆在召开党代会前人事调整就已到位,其他省份常委名单中均有一至五名新人出现。31个省份共有83名新晋常委,其中包括44名“60后”、39名“50后”。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分析说,这体现出省委常委班子“稳中求变,变中保稳”的思路,即“一方面可以改善领导班子结构,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持地方工作的连续性”。

从各地已经公布的十八大代表名单看,在省级党委常委中,各省份党政正职、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省会首府城市市委书记均进入十八大代表名单。与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党委秘书长、担任政府副职的常委相比,重要城市、地区的市(区)委书记当选十八大代表的比例更高。

按照惯例,预计今年下半年召开的全国党代会前后,仍可能有一些省份调整党政高层。这意味着,个别省份的常委班子在十八大前后还会有所调整。

“一把手”

地方权力格局中最受关注的群体

省级党委常委中的“一把手”,无疑是换届后最受关注的群体。

截至本刊发稿,31位省级党委书记中,有4位17届中央政治局委员,20位17届中央委员,5位17届中央候补委员,1位17届中央纪委委员。

在4位17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资历最深者当属67岁的俞正声和65岁的张德江:两人均是14届中央候补委员,15届、16届、17届中央委员,16届、17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作为现任最年长的省级党委书记,俞正声在1992年成为副省级官员,1997年成为正部级官员,拥有在中央国家机关和山东、湖北、上海等三地工作的履职经历,还曾主政湖北、上海。

张德江成为副部、正部级官员的时间比俞正声分别早六年和两年,他曾两度在中央国家机关任职,并先后主政吉林、浙江、广东、重庆。

与张德江同龄的张高丽,是15届中央候补委员,16届、17届中央委员,17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任广东副省长,成为副省级官员;后来主政经济大省山东和京畿门户天津。

作为四人中惟一的“50后”,汪洋是16届中央候补委员,17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他1993年任安徽副省长,成为副省级官员;2003年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成为正部级官员;此后先后主政重庆、广东。

在其他27省份中,65岁的郭金龙是惟一在本轮换届中新当选的书记。他是15届中央候补委员,16届、17届中央委员,曾先后主政西藏、安徽,目前仍兼任北京市市长。

赵克志则在本轮换届后,于2012年7月18日被中央任命为贵州省委书记。

现任最年轻的省委书记是吉林的孙政才。2002年任北京市顺义区委书记三个月后,时年39岁的孙政才通过差额选举当选北京市委常委,成为副省级官员,后任市委秘书长;2008年3月,44岁的孙政才任农业部长,成为当时中央政府中最年轻的部长;2009年11月,46岁的孙政才出任吉林省委书记,并在本次换届中继续当选。

与孙政才一样,周强、胡春华亦是省级党委书记中的“60后”。周强毕业于早年的法学界“黄埔军校”西南政法学院,是该校七八级的一员。他研究生毕业后任职于司法部10年,后又任职于团中央11年,其中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8年;2006年任湖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时年46岁,是当时最年轻的省长;2010年4月任省委书记至今。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胡春华,曾两下西藏,辗转河北、内蒙古等地任职,并与若干个“最年轻”密切联系——不足27岁时被提拔为副厅级,29岁时升正厅级;34岁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部级官员;43岁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45岁时被任命为河北省代省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长;2009年11月任内蒙古党委书记至今。

副书记

专职副书记兼任现象突出,这一模式尚未定型

本轮换届后至今,31个省份的党委副书记共有64人,比上轮换届后少2人。

除西藏、新疆外,其他省份均为2位副书记,其中29人兼任所在省份政府正职。贵州目前因人事调整仅有1位副书记,而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目前尚未卸任政府行政正职。

在64位省委副书记中,有17届中央委员11人,17届中央候补委员26人,17届中央纪委委员5人。其中夏宝龙、李纪恒连续三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巴特尔是15届中央候补委员和16届、17届中央纪委委员,金道铭连续三届当选中央纪委委员。

在没有担任所在省份政府正职的34位副书记中,向巴平措兼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吴英杰兼任西藏政府常务副主席,新疆的车俊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北京的吉林兼任常务副市长;其他30位系专职副书记。

2006年,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开始减少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后基本实现“一正两副”模式,即书记一人,副书记两人;其中一名副书记兼任行政首长,另一名副书记是专职副书记。此后,专职副书记兼任同级政协主席现象突出。最多时曾有十多个省份副书记兼任同级政协主席。不过,经近年多次调整至今,这种情况已鲜见。

与此同时,副书记兼任其他要职的现象引起关注。目前较为集中的是兼任政法委书记,已有北京、黑龙江、浙江、青海、内蒙古、广东、湖北等七省份出现过此种模式。此外,河南、新疆的专职副书记兼任组织部长,江西的专职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宁夏的专职副书记兼任秘书长。

对此,汪玉凯分析说,专职副书记的探索至今不过五年,目前这一模式远未定型。“兼任政法委书记情况较多,说明希望通过高配,提升政法工作的协调层级。专职副书记究竟负责什么工作,还有待观察。”

党建专家、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出现专职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政法委书记等情况,也要注意防止副书记手中权力过大。

据财新记者统计,在目前的31位省级党委书记、64位省级党委副书记中,32人早年做过工人,29人做过秘书(长),有知青经历的25人,做过教师的20人,做过战士的12人,做过技术员的7人。

汪玉凯分析认为,有基层经历对体察民情和驾驭大局不无裨益。

纪委书记与组织部长

中央“空降”和异地交流现象明显

临近换届之年,作为专门“管人”的官,省级纪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的选拔配备尤其重要。据财新记者统计,2006年至今,31名现任省级纪委书记中,中央“空降”5名,异地交流12名,本地拔擢14名;31名现任省级组织部长中,中央空降9名,异地交流16名,本地拔擢6名。

而自2011年以来,中央调整省级纪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各16人,均超过半数;其中通过中央机关空降、异地交流19人,本地拔擢13人。

早在2007年的上一轮省级党委换届时,上海学者梅丽红曾在《学习时报》上指出,无论是中央空降还是异地交流,“实质都由中央掌握了省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和任命权,从而打破了过去由地方党委提名本地纪委书记的惯例。”

另一位上海学者陈丽凤也认为,这一变化是出于“加强纪委系统的垂直监督和对地方腐败问题的‘垂直打击’”的考虑。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大鹏曾撰文指出,这一现象,与中共十七大后组织工作的思路变化有关系,意在遏制裙带关系和用人腐败,防止干部任命由一个或少数人决定的做法。

五年后,这一做法得到延续和加强。

自上轮省级党委换届,纪委书记职位也在“减副”之列。本轮换届后,江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尚勇任省委副书记,并继续兼任省纪委书记;其余30省份纪委书记均是党委常委,其中上海的杨晓渡、黑龙江的黄建盛和海南的马勇霞是换届后新当选者。

31位纪委书记中,湖南的黄建国、新疆的宋爱荣是17届中央候补委员,另有17届中央纪委委员9人;31位省级组织部长中,河南、新疆的组织部长由副书记兼任,上海的李希、山西的汤涛和广东的李玉妹是17届中央候补委员。

重庆纪委书记徐敬业任现职最久,他从2006年4月由中央纪委驻商务部纪检组组长转任重庆纪委书记,至今已六年。新疆的韩勇是任职最久的组织部长,他从2004年由吉林纪委副书记转任新疆组织部长,至今八年。

与上一轮换届相比,宣传部长和统战部长的变化亦值得关注。其中,在31位省级宣传部长中,从事过一线新闻工作的有3人,分别是北京的鲁炜、上海的杨振武和广东的庹震。

省级统战部长“入常”的比例也有较大幅度增加。据财新记者统计,现有22省份党委常委兼任统战部长(上一轮换届后则是16个);而在其他9个省份中,有7省份统战部长则由省级政协副主席兼任,从而提升了级别。

政法委书记

副书记兼任的省份增加到七个,兼任公安厅长的省份减少到八个

省级党委部门中,政法委亦至为重要。7月12日,湖北省委调整换届后领导分工,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省委副书记张昌尔兼任政法委书记,原政法委书记吴永文卸任。

至此,全国由省级党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的省份增加到七个,而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长的省份,则减少到八个。

湖北的这一变化,是近些年围绕政法委书记职务安排变化的缩影。此前争议的核心,是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可能会在司法实践中影响公检法关系。

此外,由于当前社会矛盾相对突出,中央和各地综治委更名后,更加凸显社会管理色彩,政法委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值得关注。

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政法委的设置曾几经变迁。1988年国家进行机构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同年5月19日,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1990年初,中央又决定恢复设立中央政法委。

1995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央政法委《关于加强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工作的通知》,明确将政法委提升到“党委的职能部门”的高度,提出了政法委领导政法工作的任务。

1999年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进一步将政法委定位为“各级党委领导、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

但在实践中,不少地方的政法委出现了对司法工作干预过多甚至越俎代庖之事,个别地方领导甚至随意插手办案。1998年中央政法委发出《关于加强党委政法委员会执法监督工作的意见》,将之前政法委对政法各部门的领导统一到“执法监督”之下。但在实践中,“领导”与“干预”难以界分。

与之相伴随的,是由省级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的职务安排模式,极易改变公检法三家的关系。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之后,配合的色彩更加凸显,制约的成色则大大削弱。客观上法院、检察院得听兼任公安厅职务的政法委书记的。”曾在司法机关任职的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陈春龙分析说。

据财新记者统计,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省级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的情况。90年代末、新世纪之初,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的职务安排曾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

“但是,随着赵作海、佘祥林等案件中因政法委协调导致的问题被媒体曝光,兼之学术界多有批评之声,这一职务安排模式的弊端引起中央高层重视,所以近些年来多有调整。”有法学界权威学者曾向财新记者这样分析。

从2011年至本轮换届后,有20省份政法委书记履新,出现的新现象是,兼任公安厅(局)长的政法委书记在减少,目前仅安徽、河北、甘肃、宁夏、江西、湖南、云南、贵州八省份;由省级党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的增多。同期,履新的11位公安厅(局)长中,4位由省级政府副职兼任,4位由省长助理兼任,由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的仅有1人。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政法委书记大部分缺乏政法工作经历。据财新记者统计,现任省级政法委书记中,有13人此前并无从事政法工作的经历,有过法学等专业教育背景者更为鲜见。

本轮换届后的31位省级政法委书记中,河北的张越、新疆的熊选国和山西的王建明曾分别任职于公安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具备政法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此外,四川高院原院长刘玉顺、陕西高院院长安东,也晋升省委常委并任政法委书记。

其中,熊选国在连续读完西南政法大学本科、硕士和武汉大学刑法学博士之后,进入最高法院并任职至副院长。同为法学科班出身的王建明本科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律系,之后一直在最高检察院任职,并在任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期间攻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

这是近年来尚不多见的“法律人”担任省级政法委书记职务的例子。

陈春龙认为,这一现象值得期待。不过,是否意味着法治手段在新的维稳格局中得到重视,尚待观察。

年龄结构

“40后”逐步淡出,“50后”已成主导,“60后”异军突起

对中国当前省部级官员群体而言,“60后”是实实在在的“年轻人”。

与上一轮换届相比,省级常委年龄段呈现“40后”逐步淡出、“50后”已成主导、“60后”异军突起的特点。本轮换届后,省级常委中“40后”仅有8人,占1.99%;“50后”277人,占68.91%,;“60后”117人,占29.10%。

目前的31位省级党委书记平均年龄59岁,形成了“四五六”梯队——“40后”6人,“50后”22人,“60后”3人。

在64位副书记中,则有2位“40后”、51位“50后”和11位“60后”;31位纪委书记中,有“50后”28人,“60后”3人;31位组织部长中,有“50后”21人,“60后”10人;31位政法委书记中,有“50后”23人,“60后”8人。

“60后”省级常委中,有三位省级党委书记,有三位省级政府正职;在专职副书记中,则有“60后”八位。

此外,“60后”省级常委中还包括3位纪委书记、10位组织部长、8位政法委书记、16位宣传部长、7位秘书长、四位统战部长、32位重要城市(地区)书记、18位省级政府副职等。

此轮换届后的117名“60后”中,有44人是新晋常委。其中,1967年8月出生的吉林省宣传部长庄严、西藏自治区政法委书记邓小刚最为年轻。

而1968年7月出生的杨岳,2008年底即任福建省委常委,此次换届后继续当选,为目前最年轻的省级党委常委。2008年底,他由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任福建省委常委,时年40岁。

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共青团是中共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军”。本轮省级党委换届后,402位常委中有167人曾在各级共青团工作,占41.5%;其中贵州、广东和天津各有八人,山东和陕西各有七人。按照地区划分,东、中、西部分别有63位、44位、60位常委曾任职于各级共青团系统。

目前31个省份的60位省级党政“一把手”(北京、贵州的党委书记还未卸去市长、省长的职务——编者注),有过各级共青团工作经历的35人。其中曾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有周强、胡春华,曾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有张宝顺、袁纯清、吉炳轩、刘奇葆和姜大明。

在“60后”省级常委中,新疆、西藏和贵州数量最多,各有七人;其次是内蒙古、安徽、黑龙江,各有六人,山西、吉林、宁夏各有五人。从地区分布看,东、中、西部的数量分别是35人、32人、50人,明显体现出向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倾斜的特点,亦符合历练年轻干部的考量。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分析说,省级党委常委调整体现出明显的代际传承特点,其中既有自然规律使然,也有“干部年轻化”的政策考虑。

不过,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干部年轻化”也出现形式主义的特点,在有的地方异变为“任选干部以年轻为重”,对干部不加分析地采取“一刀切”,强调班子中必须保证一定数量的低龄者。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提醒说,过分强调干部年轻化,也易出现不良倾向,比如短期行为。年轻只是一种年龄相互比较的结果,年轻的很快也会变得不再年轻,于是在很短时期内快出政绩以引起上级关注,成为能够被迅速提拔的关键,一些年轻干部往往更注重创政绩的短期行为。此外,片面强调“年轻化”也易造成干部队伍不稳定,甚至会有将年龄作为排斥异己或近亲繁殖借口的情况。

学历与专业

新一届省级常委中,拥有博士头衔者达100位

“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干部政策,在本轮换届中集中体现在“博士常委”群体的涌现。

据财新记者统计,新一届省级常委中,拥有博士头衔者达100位,占总数的24.88%。

这意味着几乎每四位常委中就有一位“博士常委”。其中,天津有七位排名居首,其次是山西有六位,河北、陕西、甘肃则分别有五位。

百位“博士常委”中有男性92人,女性8人;“50后”62人,“60后”38人;从任职状况看,有10位正省级官员、90位副省级官员。其中包括“博士书记”4人,“博士副书记”17人,“博士纪委书记”4人,“博士组织部长”8人,“博士政法委书记”9人。

此外,还有六位省级常委曾在任领导职务时有博士后经历,分别是山西的袁纯清、江西的姚亚平、贵州的李军、重庆的翁杰明、河北的赵勇和聂辰席。其中袁纯清是惟一的“博士后”省委书记,1999年至2001年间他在北京大学从事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此前他已完成湖南大学在职管理学博士学习。

少数“博士常委”是在从政之前已完成了博士学习,之后走上“学而优则仕”之路。

如王珉在44岁之前的角色是学者:从本科一直到获南京航空学院工学博士学位,此后陆续被评为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常务副校长;44岁时从政,两年后成为副省级官员;54岁时由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升任吉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后任省长、省委书记;59岁时改任辽宁省委书记至今。

目前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孙政才本是“甜玉米专家”。他自山东莱阳农学院毕业后考入北京农林科学院,师从玉米栽培界带头人陈国平,后获硕士、博士学位,再踏上仕途。

类似的还有辽宁的夏德仁、江西的尚勇、广东的王荣、湖南的陈肇雄、山西的李兆前、福建的杨岳、新疆的黄卫和熊选国、海南的李秀领等。

另外,有78名“博士常委”是在任政学商界职务时获博士学位的。在本省或临近省份攻读在职博士,成为不少“博士常委”的选择,而一些人获得博士学位的耗时较快。例如,有的常委边工作边在职攻读管理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总计用时三年七个月。最快获得博士学位的仅一年九个月。

博士头衔与官员短时间内的升迁有较大关联。据财新记者统计,在完成读博的一年内,有33人被安排到更加重要的岗位,有的人则是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告别学院而走上仕途。

对于“博士常委”的涌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分析说,从积极的方面看,这反映了干部“知识化”和“专业化”的要求,但也要防止消极方面的影响,如“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是不正常的。

汪玉凯也认为,在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的背景下,官员在职博士头衔的含金量值得商榷,一味追求高学历、高学位是“本末倒置”,不宜受到热捧。

与学业相关的,值得注意的是“新三届”现象。1977年10月因全国恢复高考而被称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77级、78级、79级大学生被定格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干部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也从此越上新台阶。

经过30多年的历练,不少人步入省部级高官行列,成为中国政坛颇具影响力的人群。据财新记者统计,在现任省级党委书记中,除四人的第一学历不详,在恢复高考前上大学的有14人,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有13人;其中在恢复高考后的13人中,77级、78级、79级共6人。在64位副书记中,除一人第一学历资料不详,有49人在恢复高考后上大学;其中77级、78级、79级共28人;此外还有14人在恢复高考前上大学。

从专业背景看,31位省级党委书记中除3人资料不详,有理工科9人,人文社科类19人;64位副书记中,除3人资料不详,有理工科20人,人文社科类41人。

百位“博士常委”所学专业更是多元化。据财新记者统计,共有经济学博士32位,管理学博士28位,法学博士15位,工学博士12位,哲学博士和农学博士各3位,教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和文学博士各2位,理学博士和荣誉博士各1位;其中山西省纪委书记李兆前是惟一的工学和管理学“双博士”。

对此,汪玉凯认为,这体现出从“革命家治国”到“工程师治国”再到“人文社科专家治国”的发展脉络。在干部选派任用中,人文社科知识背景的权重增加,有利于班子内部知识结构的优化。

女常委

女常委往往集中于副职、纪检、组织、宣传、统战和群众团体等岗位

本轮省级党委换届后,出现37位女性常委,占全部常委的9.20%,比上届增加4人。其中17人是上轮换届后连任,9人是届中调整时产生,11人通过本轮换届新当选。

从37位女常委的所在省份而言,江苏在换届后罕有地出现3名女常委,这在最近十几年来的省级党委换届中首次出现;福建、安徽、辽宁、贵州和甘肃各有两名女常委;山东等24省份各有1人;因崔玉英调离,西藏目前没有女常委。而在上轮换届后,河北、河南、海南三省没有女性常委。

在37位女性常委中,有17届中央委员2人,中央候补委员11人,中央纪委委员1人。

在中国政坛,由于各种历史、文化和现实因素的制约,女性高官如凤毛麟角,从人数比例看,与“半边天”地位仍未相称。

来自中组部的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女性干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比例有所上升。2009年,全国省部及以上级干部中,女性比例为11%;地厅级干部中,女性占13.7%;县处级干部中,女性占16.6%。这个比例在2000年时,分别为8%、10.8%、15.1%。

中组部在2001年时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省和地市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要各配一名以上女干部;“要选拔一批优秀女干部进入地厅级和省部级领导班子。”该《意见》还明确了选拔女干部的若干标准,如“年纪较轻”“知识层次较高”“发展潜力较大”等。

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统战(群工)部开展了“中央国家机关女干部成长规律研究”。

这项研究发现,女官员成长存在辅助性岗位多、重要岗位少,虚职多、实职少,本职多、兼职少等问题。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分析认为,女性官员在晋升过程中常常会碰到“天花板”,从中层向高层走很不容易。

这一现象在此轮换届后亦然。女常委往往集中于副职、纪检、组织、宣传、统战和群众团体等岗位,但也有少数女常委已跻身党政“一把手”位置。

孙春兰是1949年以来第三位女省委书记。她早年任职于辽宁,1995年任省委常委,成为副省级官员;1997年当选省委副书记,2001年兼任大连市委书记;后转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2009年任福建省委书记至今;是15届、16届中央候补委员,17届中央委员。

在孙春兰之前,吕玉兰在1977年曾任河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85年万绍芬任江西省委书记,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正部长级)。

李斌是现任惟一女性省级政府正职。她46岁即任吉林省副省长,2007年5月任省委常委,旋即奉调进京,转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成为正部级官员;次年3月出任该委主任,为当时国务院部委正职中的三位女性之一;2011年12月转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后任省长,是17届中央委员。

在李斌之前,曾任省级政府正职的女性,还有1982年至1989年的江苏省省长顾秀莲,2000年至2003年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代主席、主席乌云其木格和2004年至2010年的青海省长宋秀岩。

在现任专职副书记任上,上海的殷一璀自2002年以来已任三届,重庆的张轩则是2007年由重庆高院院长改任至今。

在其他女性常委中,任省级政府副职的七人,任宣传部长和统战部长的各六人,任纪委书记的五人,任组织部长和省总工会主席的各三人,任省委秘书长和地级市市委书记的各两人,任政法委书记和专任教育工委书记的各一人。

据财新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换届年份产生的女性省级常委数量,远多于其他年份。如2001年至2002年、2006年至2007年均新产生14人,2011年至2012年产生七人。而在其他年份中最多的是2004年和2012年,均为四人。

“五湖四海”

出自山东的省级常委达53人,其次是河北、江苏和浙江

干部任用中的“五湖四海”原则,最早来自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到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后来,“五湖四海”成为中共选人用人的指导方针,它针对的是“山头主义”、拉帮结派、小圈子,强调干部的任用要打破地域、行业等界限,并在实践中形成原籍回避和成长地回避两种基本方式。

各省份“出产”常委数量的多寡,受各地人口基数、特定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本轮省级党委换届后,籍贯来自东、中、西部地区的常委分别有195人、122人、85人。这显示干部储备培养的地区差别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别大致暗合。

本次换届后,“鲁籍高官多”的现象引起关注。截至本刊发稿时,出自山东的省级常委达53人(包括6名省委书记、10名省委副书记、5位省纪委书记、5名组织部长、4名政法委书记、3名宣传部长)。其次是河北、江苏和浙江,分别“出产”省级常委29人、29人和28人,河南、湖北、安徽、辽宁、湖南则有20人左右。

不过,据财新记者统计,虽同为某一省籍,情形又有不同。比如山东,在外省份任职的鲁籍常委中,仕途始自本省,后通过交流转任外地的有10人;仕途与山东无“交集”的有34人。在后者中,有的是因为青少年时期上学、从军等辗转各地,有的是因为某些特定历史地域文化因素,如祖辈闯关东、南下、援藏等随迁。

在本省任职的鲁籍常委中,一直没离开过山东任职的有五人,仕途起自外地后交流回本省的有四人;再加上在鲁的外省籍常委四人,改变了山东常委班子的结构。

“五湖四海”选官最常被谈及的原因,是“加强官员异地交流调整”“切断裙带关系和当地瓜葛”。

200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据此,在任职过程中的姻亲关系、成长地回避成为刚性要求。

回避制度旨在防止裙带利益关系,包括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和公务回避。

依据《公务员法》,以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等规定,地域回避仅限于县级及以下党政正职;对省级党政官员任职是否遵循地域回避,则并无明确规定。

按照原籍和成长地回避原则,除陕西、辽宁、青海,28省份纪委书记均不在原籍或成长地任职;31位组织部长则全部实现了异地任职。

汪玉凯认为,中央“空降”或异地交流官员,一定程度上可以对裙带关系、用人腐败及由于官员任用不当导致的其他腐败问题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

差额选举

“做而不宣”的情况在多数省份都存在

据各地官方媒体公开报道,在本轮换届中,江苏、福建、黑龙江、广东、北京实行差额选举省级党委常委,河北实行差额选举产生省纪委常委,湖南则是等额选举省委委员、省纪委委员,差额选举候补委员。

来自西北某省的一位省委委员向财新记者透露,该省省委常委实行差额选举,但并未见诸公开报道。据财新记者了解,“做而不宣”的情况在多数省份都存在。

差额选举首次进入党章,要追溯到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该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选举,“可以不经过预选,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

上海学者陈丽凤在其著作中分析说,差额选举并没有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贯穿到选举制度中去,只是作为在“不经过预选”环节的选举中应采用的一种选举形式提出来的。

此后,中共十三大首次对全国党代会代表、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实行差额选举,其中代表差额比例为20%,中央委员差额比例为5%,候补中央委员差额比例为12%。十三大报告还明确提出:“近期,应当把差额选举的范围首先扩大到各级党代会代表,基层党组织委员、书记,地方各级党委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

1988年3月,中组部印发《关于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实行差额选举的暂行办法》,规定省一级党代会代表、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纪委委员和常委实行差额选举,并规定代表候选人的差额不少于应选代表名额的20%,党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委委员候选人的差额不少于应选名额的10%,党委常委、纪委常委候选人的名额要比应选名额多一至二人。

这一办法中也同时规定,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副书记暂不实行差额选举。

在改革开放之初到1994年之前,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北京、青海、山东等省份党委常委实行差额选举。

1994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规定,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委候选人数,应分别多于应选人数一至两人。

由此,省委党委常委差额选举的规定就更加明确,地方党委常委候选人落选也成为“有章可循”的事情。山西、湖南、贵州等省份实行差额选举省委常委的做法也见诸报端。在进入21世纪后首次全国省级党委换届中,福建省委七届一次全会就差额选举产生了14名省委常委。

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盛克勤曾向财新记者介绍,本轮换届中,江苏实行的差额选举,不存在特殊背景下的特定安排,是“党内民主、科学选人用人的成功实践,是制度化安排和成熟做法”。

他认为,差额选举“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已经形成的制度,它对基层的党内选举、民主选举是很明确的引领。”据其披露,江苏实行省委常委差额选举已有数届。

省级党委常委差额选举,能否为差额选举向更高层面推进做好准备?

对此问题,盛克勤表示,这属于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安排,是由更高层面来考虑的。

“这说明党内民主推进的难度。”汪玉凯分析认为,本轮省级党委换届为十八大做好了准备,希望中央加大力度,以此来带动地方,扩大党内民主。

原文刊载于2012年7月24日的财新网,标题为“换届大局”。本文由财新网授权提供,未经书面许可不得部分或全文翻印、转载。

2012年7月20日星期五

研究发现:常吃草莓可防心脏病和糖尿病

研究发现:常吃草莓可防心脏病和糖尿病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7月20日转载)

来源:人民网

英国华威大学一项新研究发现,经常吃草莓可以预防心脏病和糖尿病。

华威大学医学院教授保罗·索纳利及其同事就草莓对心血管健康问题(特别是草莓预防心脏病和糖尿病进程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新研究发现,草莓提取物可以激活人体中的Nrf2蛋白质,增强人体内抗氧化及其他保护作用。该蛋白质可降低血脂和胆固醇水平,进而降低心血管疾病危险。

索纳利教授表示,早期研究表明,常吃草莓可以降低饭后血糖水平和低密度脂蛋白(LDL,坏胆固醇)水平,进而降低糖尿病和心脏病风险。但是新研究首次发现,草莓提取物可以有效刺激防病蛋白质,揭示了草莓预防糖尿病和心脏病的科学机理。吃草莓可增强人体免疫能力,保持人体细胞、器官及血管健康,降低罹患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危险。

2012年7月4日星期三

杭州维权律师王成转所遇刁难

杭州律师王成,由于曾参与多项维权抗争,受压与原签约律师所解约,但在转往新律所时,却遭遇杭州市司法局刁难,面临吊销执业资格的危险。

中国维权律师在工作中时常遇到来自政府的阻力

(德国之声中文网)王成对德国之声记者透露,他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合同到期后,由于长期参与维权活动所方受到压力,故没有续签合同。此后,他因独立参选杭州市区县人大代表,为避免给其他单位但来压力,当时没有找单位。
今年2月23日王成和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新的合同,2月底,王成到浙江省直律师协会办理了转所手续,当时泽厚律师事务所就受到了相关压力。此后,并且向杭州市司法局申报转所。
但杭州市司法局告知,二月中到五月底是律师事务所的年检时间,在此期间不办理转所手续。王成在微博上说,"由于无法正式上班执业,只好枯坐家中导致案子流失"。近日,他却接到杭州市司法局人员电话,声称王成与原律师事务所解除劳动合同后6个月未与新律所签订合同,因此要吊销他的执业资格证。昨天,他对记者表示目前仍与杭州市司法局交涉中,"希望事情能有圆满的解决。"

神秘电话

4月5日上午,王成接到一名女子的电话,此人自称是杭州市司法局律管处工作人员,告知王成在与原律师事务所解除劳动合同后6个月未与新律所签订合同,因此要吊销他的执业资格证。
在上述电话沟通中,司法局官员称,电话中,王成原执业律师事务所没有为其申请"暂缓考核",因此构成了"6个月未与新律所签订合同"的事实。
对此,王成表示不解和愤怒。王城对记者回忆,他对这位官员解释,他和原单位是"正常履行合同到期",跟"解除合同"是两码事,不符合司法部注销执业资格的条件。
王成回忆说,3月,他与各单位和原律师事务所联系后确认,由原律师事务所申请暂缓考核,待办理完转所手续后,再去新律师事务所参加年度考核。
随后,王成与原执业的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联系,该所主任吕思源对其确认,3月19日已经为王成申请了暂缓考核。向其确认已申报暂缓考核。
吕思源主任对王成透露,说曾经有一位杭州司法局领导找到思源律师事务所,称没有必要办理暂缓考核,于是思源律师事务所为王成开具了表现良好,无违法违纪行为的证明。
吕思源律师还告诉王成,杭州市司法局对思源昆仑律所的年检也暂停了,要等到王成的问题处理后再说。
王成在对德国之声记者表示:"当时主任在电话里讲的时候也很生气,也不明白政府机关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单位,因为这件事本身跟他们无关,明明是我的事情,好像有一点株连的味道。"

或与独立参选有关


4月5日下午,王成与杭州市司法局律管处处长取得联系,确认了打电话女子的确系律管处人员。该处长对王成说他们"只是在了解情况",王成在申明之前因为转所曾经有过联系,这名处长又改口说办理转所程序中"沟通有问题"。
对于目前转所遇到的诸多困难,王成认为直接原因是他参与了去年7月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当时,王成与另外两名律师倡议成立律师观察团,提供一些法律帮助。
他说,"我们的本意是想把选举搞得更规范一点,想把国家的法律落实到位,也都是出于善意。当时司法厅可能并不太赞成这件事情,他把我们的主任叫过去,让我把成立观察团的事情撤掉,说是不能搞,独立参选人是非法的。"
王成认为独立参选人并不违法,故没有同意。据王成介绍,司法厅的领导曾经告知律所主任,像这样的律师不要让他上班,"当时他们似乎想逼迫我们单位和我解除合同"。
去年11月,王成公开参选杭州市滨江区人大代表。滨江区选举委员会拒绝登记,于是起诉选举委员会。最后王成败诉,官方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呼吁法治

由于王成曾参与多起维权活动,例如2010不买房运动、废除劳教运动,2011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中国公民诉选举委员会等,业界怀疑这一连串事件与他积极参与维权工作有关。业界普遍担心,当局可能以技术理由,对其进行整肃,王成的遭遇引发律师界的广泛关注。
对目前遇到的困难,他表示,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律师应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把各种冲突放在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完善法律,促进社会的进步。他说,对律师来说,没有什么敏感不敏感,所有的事情就是法律。
曾经被吊销执照的唐吉田律师在新浪微博说:"惊闻王成律师有可能被注销执业证,我极为愤慨。这些年有司利用潜规则没少秋后算账。"
学者李悔之则呼吁:"如果杭州司法局因王成律师参选人大代表而吊销王成律师执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必须介入调查此事,必作出应有的反应。但愿王成律师在此事上不要轻易妥协,要依法抗争到底。"
对此,王成表示自己并不后悔,"这种事情总是背后有些力量,我是按照法律来办事,按照良心来办事,后悔是谈不上的。"

作者:皮埃尔
责编:任琛

日期 07.0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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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日星期日

热传的图片热帖题为《这样的学校》


凯迪网等知名网站昨日(2012年7月1日)竞相转载一图片热帖,

热传的图片热帖题为《这样的学校》——一间黄泥脱落的乡间小学破教室里,三个小学低年级学生破衣烂衫地坐在歪倒的课桌前,一个枯瘦如柴的男老师在一块洗衣板大的黑木板上,用粉笔疾书了几个大字:“贪官,我操你妈!”三个小学生一边大声念,一边学着写。旁边还有一个瘦骨伶丁的幼儿在一旁呀呀学语……

网民热议:这幅新闻照片绝了!任何人看到它,都会对吹嘘“神九”“蛟龙”的胡锦涛怒冲云霄——从照片上一组数据可清晰地发现,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总收入的35.6%,而日本只有2.8% ,美国只有3.4%,都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连印度也只有中国的六分之一。反过来,教育投资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日本是23.3%,美国是21.5%,印度是19.7%,只有中国仅仅为2.8%!

2012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