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2013年1月23日星期三国保约谈记

2013年1月23日星期三国保约谈记

北京李蔚

2013年1月23日星期三 19:33分接到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派出所电话，称：分局人找我。电话那头警官态度和蔼，恰好本人又刚刚吃完晚饭，收拾完毕，正好想出门溜达一圈，因此爽利答应立即前往。十几分钟后即抵达派出所。

十来分钟后，两位便衣男子抵达。年长者约40岁，面色稍黑，身高约170cm，体型中等偏瘦；年轻者估计不到30岁，身高约180，体型苗条。其中年长者与本人曾经于2012年10月份见过面，那次做了笔录，时以商量的口吻要求我取消当月的聚餐，理由是：保卫十八大，安保形式严峻，上面的压力大，请求配合。当时我答应了，但是同时明确指出，以后聚餐决不妥协！

见面后即进入询问室，谈话伊始，气氛融洽。

年轻者主谈（以后简称“年轻便衣”，年长者简称“年长便衣”），开始问：您做什么工作？
本人（以后简称：“我”）：无业。时不时接点小活干干。
便衣：有媳妇孩子吗？
我：无。“三无”人员。（问这个什么意思？好在我无任何顾虑。）
年轻便衣：你最近有什么活动？
我：见朋友，总见朋友。
年轻便衣：后天有什么活动？
我：见朋友。
年轻便衣：周六晚上有什么活动？
我：聚餐。（知道他们已经监控到我们的短信甚至邮件。）
年轻便衣：在什么地方？
我：我不说。（知道不说他们也已经知道。）
年轻便衣：多少人？
我：不多，也就一桌。
年轻便衣：能不能取消？
我：不能。
年轻便衣：（开始苦口婆心）去聚餐的人中，有些人不适合你接触，有坏人。
我：我就是“坏人”，呵呵。
年轻便衣：……（苦口婆心劝说，省略，因为没记住。期间，年轻便衣起身出门）
我：（问年长便衣）请问，怎么称呼？
年长便衣：姓张。
我：我能看看您的警官证吗?
年长便衣：等会吧。
我：如不给看，我将拒绝谈话。
年长便衣：等会吧。
（年轻便衣回来后，继续说话。）
我：（对年轻便衣）我想先看看您的警官证，否则拒绝谈话。
年轻便衣：（见我实在坚持，犹豫了一下，拿过棕色小文件包，伸到里面摸了摸）我没带。……（磨叽有没有必要看证件，省略。）
我：对不起，不给看警官证不谈话。
年轻便衣：………
我：（沉默，总是沉默）。
年轻便衣：（无奈，摸出手机拿在手上出门，20多分钟未归）
年长便衣：（企图跟我聊）
我：（做封嘴手势）
沉默……..
年轻便衣：（回来后，继续说话）…….
我仍是沉默。
我：（看到时间是20:58）还有两分钟9点，如果不给看证件，我将回家睡觉。
年轻便衣：好吧。

总结：
1、便衣们怕给被谈话对象出示证件，但我们一定要在谈话前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并拿纸笔详细记录他们的名字、证件编号、出生年月、籍贯等。
2、他们本次谈话之目的，就是想在3月两会前，压制下公民聚餐！

望大家与我一样，详细将与国保谈话的经过记录并与大家分享。


北京李蔚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吾尔开希：浅论“体制内改革”

常常在网络上以及民运界听到一种声音，那就是不能对体制内改革抱有任何希望，对于这种说法，需要深入分析，需要将一些观念厘清，尤其需要摒弃一些情绪。

首先让我们确定体制内政治改革的定义。如果体制内改革是指共产党专制本质不变，但在共产党体制之内进行政治改革，走越南的路线，即所谓的党内民主，我们是否能够接受呢？

应该说，我们会对此欢迎，但是，欢迎的前提是这只是中国走向全面民主化的第一步，最终，中国的民主化是要以贯彻宪法之中的言论、结社自由；开放媒体和选举为目标。对于这样的体制内政治改革没有必要反对，甚至应该把它看作走向全面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小小胜利，至于要不要参加这样的政治改革，这也毋需过多的担心，一定会有人参加，也一定会有人坚守体制外反对派阵营，民主运动如果因此出现不同走向，应该看作分进合击。

其次，如果体制内政治改革是指由共产党体制内的力量发动的全面民主化变革，也就是叶尔钦现象，那就更没有必要反对。至于那时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随着局势而变化。我相信那一定是个即合作又竞争的局面。

第三，由体制外反对派策动体制内发生变革，也就是民运内部多年前曾争执过的所谓“建设性反对派”路线，虽然听起来与第二种路线差别不大，而且困难重重，成功的机会也不大，但如果有人觉得这也是一部活棋，不妨飞一子，埋个伏笔，我不仅不反对，还认为的确有出奇制胜的可能性，倘若成功可以说是为中国民主化抄了近路，当然举双手双脚赞成。

但如果以此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并把所有希望寄托于这种变革，并希望民运为了配合这种策略而放弃与中共专制政权的对立性，那我就要坚决反对了。体制外的独立性绝对不可放弃，这是中国走向全面民主化的重要需求，中国民主运动多年来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不能因为一些人对于民运策略的幻想而付之东流。我相信，很多民运界的朋友反对体制内政治改革的初衷正是如此，但这其实也是杞人忧天，值得提出来，说上一句，不必过分纠结，因为民运的现状决定了即使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也无法改变大多数人的清晰立场，更不用说改变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了。

第四，完全放弃任何对体制进行改革的想法，以重建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为诉求，而这种诉求又分为非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两种。

非暴力革命就是主张推动全民性民主运动，以街头运动，静坐绝食，最多到占领媒体、瘫痪社会的方式来推动政权更迭。这种现象不是没有发生过，当年东欧不少国家走的就是这样的路线，阿拉伯革命之中也有非暴力抗争导致政权更迭成功的例子。当然，如果这样的情况果然在中国发生了，我们也不该忽略政权更迭所带来的社会震荡是要由全民共同承担的，民主运动不能只考虑一个政治目标而忽略全民整体利益。但这条路要走成功需要的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非常多，可以说可遇而不可求，既然不可求，把这条路线当作民主运动的策略，无论主张或批判，都显得幼稚了，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认清这种虽不大，但确实存在的可能性，并作好思想准备。

还有不少人主张走武装革命的路线，这种人通常会非常慷慨激昂，批判其它立场不同的人软弱、投降、机会主义。但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也没看到任何主张这种立场的人，在一些场合得到一些情绪性的鼓噪掌声之外，作出过任何除了主张以外的成绩，也不曾拿出任何具体计划，所以，不仅反对，根本觉得不需要花时间讨论。

吾尔开希：浅论“体制内改革”

首先让我们确定体制内政治改革的定义。如果体制内改革是指共产党专制本质不变，但在共产党体制之内进行政治改革，走越南的路线，即所谓的党内民主，我们是否能够接受呢？

应该说，我们会对此欢迎，但是，欢迎的前提是这只是中国走向全面民主化的第一步，最终，中国的民主化是要以贯彻宪法之中的言论、结社自由；开放媒体和选举为目标。对于这样的体制内政治改革没有必要反对，甚至应该把它看作走向全面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小小胜利，至于要不要参加这样的政治改革，这也毋需过多的担心，一定会有人参加，也一定会有人坚守体制外反对派阵营，民主运动如果因此出现不同走向，应该看作分进合击。

其次，如果体制内政治改革是指由共产党体制内的力量发动的全面民主化变革，也就是叶尔钦现象，那就更没有必要反对。至于那时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随着局势而变化。我相信那一定是个即合作又竞争的局面。

第三，由体制外反对派策动体制内发生变革，也就是民运内部多年前曾争执过的所谓“建设性反对派”路线，虽然听起来与第二种路线差别不大，而且困难重重，成功的机会也不大，但如果有人觉得这也是一部活棋，不妨飞一子，埋个伏笔，我不仅不反对，还认为的确有出奇制胜的可能性，倘若成功可以说是为中国民主化抄了近路，当然举双手双脚赞成。

但如果以此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并把所有希望寄托于这种变革，并希望民运为了配合这种策略而放弃与中共专制政权的对立性，那我就要坚决反对了。体制外的独立性绝对不可放弃，这是中国走向全面民主化的重要需求，中国民主运动多年来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不能因为一些人对于民运策略的幻想而付之东流。我相信，很多民运界的朋友反对体制内政治改革的初衷正是如此，但这其实也是杞人忧天，值得提出来，说上一句，不必过分纠结，因为民运的现状决定了即使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也无法改变大多数人的清晰立场，更不用说改变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了。

第四，完全放弃任何对体制进行改革的想法，以重建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为诉求，而这种诉求又分为非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两种。

非暴力革命就是主张推动全民性民主运动，以街头运动，静坐绝食，最多到占领媒体、瘫痪社会的方式来推动政权更迭。这种现象不是没有发生过，当年东欧不少国家走的就是这样的路线，阿拉伯革命之中也有非暴力抗争导致政权更迭成功的例子。当然，如果这样的情况果然在中国发生了，我们也不该忽略政权更迭所带来的社会震荡是要由全民共同承担的，民主运动不能只考虑一个政治目标而忽略全民整体利益。但这条路要走成功需要的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非常多，可以说可遇而不可求，既然不可求，把这条路线当作民主运动的策略，无论主张或批判，都显得幼稚了，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认清这种虽不大，但确实存在的可能性，并作好思想准备。

还有不少人主张走武装革命的路线，这种人通常会非常慷慨激昂，批判其它立场不同的人软弱、投降、机会主义。但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也没看到任何主张这种立场的人，在一些场合得到一些情绪性的鼓噪掌声之外，作出过任何除了主张以外的成绩，也不曾拿出任何具体计划，所以，不仅反对，根本觉得不需要花时间讨论。

2013-01-18

RFA

盘点教材中错误：张作霖照片非本人，韩愈只活15岁

2013年01月17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历史教材张作霖照片闹乌龙

中新网北京1月17日电（刘欢）近日，张作霖之孙指称人教社高中历史教材中，张作霖的照片其实并非本人。

近年来教科书中的各类错误频出，引发强烈反响。对此媒体呼吁，对于教科书错误不能容忍，一方面要严格把关，另一方面及时纠错并道歉，“让教材真正保持权威”。

类型一：文史常识错误

16日，张作霖之孙张闾实向媒体爆料，称2007年前人教社高中历史教材中，祖父张作霖的照片并非张作霖本人，而是一位湖南督军何海清。这一指认得到了何海清后人的证实。人教社工作人员对此表示，此前在网上看到过关于用错照片的欣喜，但现在的历史书已经改版，照片已删除。

之前，曾有网友在微博上传一组插画，称秦始皇、汉光武帝、诸葛亮、唐玄宗、颜真卿等多位古人的画像相似度极高，只是有胡子和没胡子的区别，感觉自己上学那会儿被糊弄了。此外，屈原、祖冲之的衣襟被指穿反，战国时期的孙膑“穿越”坐上轮椅，荀子坐凳子读纸质书等错误也层出不穷。

教科书如何能少些常识性错误？有评论称，搞语文的不懂历史，似乎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不用严谨的态度编写教材，教授出来的学生只能是“差不多学生”，将贻害无穷。

类型二：名家收入教材作品被挑错

名家收入教科书的作品也频频被挑错。贵阳一位老师2011年指出，北京师大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教材中，巴金的散文《索桥的故事》介绍的索桥建设时间，与历史资料不符。这位老师呼吁，教材编辑者应尊重史实，修改文中的错误。“巴老若泉下有知，他也一定会支持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更正的，盲目地‘尊重’名人，反而是对巴老最大的不敬。”

同样被质疑的还有鲁迅的作品。2010年，在人教社高中语文教材中，有一位高一学生在鲁迅的《祝福》中找出10个明显的“错别字”。虽然教材中对以上各处“错别字”进行了注解，说明了规范书写方式，但“改还是不改”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论。有专家表示，鲁迅文章中的异体字，可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色，有研究价值，可予以保留。

当代作家冯骥才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一位初二学生指出，冯骥才在作品《捅马蜂窝》的描述，并不科学，“马蜂蜇人后不会死亡。”冯骥才认真听取了一件，并请教专家，将文章进行了修改。冯骥才表示，向这位中学生表示感谢。

类型三：低级失误贻笑大方

与前文相比，教科书中被曝出的一些低级错误，更是不可原谅。2010年9月，有家长指出鄂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材篡改李白名句。在书中，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成为“我寄悉心与明月”，有老师分析称，二字字形相似，有可能是使用五笔输入法时候的误操作。

更严重的错误出现在高教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有媒体报道，该书附录漏排内容达八九页，字数达八千字之多。不仅如此，书中显示，韩愈生于768年，卒于783年，只活了15岁。这版错误教材，一直从2005年7月延续到2009年6月，累计印数至少在十万套以上。有老教授愤怒质疑，像这样的错误，撰稿人和出版社的编校人员以及使用这部教材的数以十万计的教师和学生，难道没有一个人发现？

由各领域专家和教授集体编写，经过多次修订，本该在人们心目中有崇高地位的教材，却出现以上种种失误。出错范围之广，形式之多样，让人瞠目结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被很多人挑错，有的出版社依然“沉默是金”，有的则表示，只是小错无伤大雅。

有评论称，马虎草率、不负责任的态度，比错误本身更贻害无穷。对此，媒体呼吁，对于教科书错误不能容忍，一方面要严格把关，另一方面及时纠错并道歉，让教材真正保持权威。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3/01-17/4494739.shtml

夺命激素瓜菜，青瓜放冰箱还在疯长

2013年01月12日网络消息：

“大约长长了四至五厘米，很吓人。”近日，广州的李先生从菜市场买回几根青瓜，拿出一根咬了几口后放进冰箱，没想到几天后，那条被咬过的青瓜竟然长长了一节。专家称，摄入过量植物激素，严重者可致命。

据《羊城晚报》报导，除了李先生之外，广州荔湾区的周先生也遇到了奇怪事，他买了两根苦瓜，“刚买的时候都很靓，当天吃了一根。另一根第二天全部变黄并开始腐烂。”周先生称不知用了什么激素药。

据了解，问题蔬菜都与一种叫920的农药有关，打了920后的蔬菜长得大，卖相好，不仅能增产，还能提前上市，而在菜农、菜贩眼中，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且，他们都不吃这些菜。

广州白云区太和镇的菜农老曾表示，他种了近三十年的菜，对种菜的各种“门道”了如指掌，老曾透露，一直以来，村里其他农户都用920农药，主要是为了菜长得大，卖个好价钱，那种药在农药店里都有卖。

老曾的妻子说，吃那些“猛长的菜，对人肯定不好，”“我把菜放在砧板上都觉得它还在长。”

老曾表示，自己在外上学的几个孩子，一日三餐在外面吃那些打了激素的菜，着实他让人担心，只好每次打电话叮嘱孩子们，“有虫眼的菜好，买菜别买太大的，生脆的不要吃。”

张某在广州天河区某大型农贸市场从事蔬菜生意近十年，谈及激素蔬菜的问题，张某表示，920主要用在蔬菜快收获的时候，像韭菜、青瓜、香菜、叶菜等都会施用。用后，能让这些菜不褪色，韭菜长得高大粗壮，青瓜顶花带刺，又长又直，香菜又高又嫩。

张某还透露，菜喷了920后三天就得收割，不收的话，很快就长老了。有的时候农药配比不对，菜也会烂在地里。

该报记者详细查看了农药920的批准标签，该农药有农药登记号、产品标准号以及生产许可证，“三证”齐全是合法农药，也不在农业部公布的“禁止和限止使用农药”名单中。

菜农和农药店的老板都称，蔬菜喷920一般三天后就要收，这给蔬菜农药残留超标带来了隐患。

目前国家对920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等，没有相关规定。

医学界人士警告，摄入过量植物激素，会影响儿童成长，引致骨枯，甚至癌症，严重可致命。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生物系植物学教授因萨尔曾在一份报告中警告说，果菜中含有的过量激素，聚集在人体内对健康非常有害。

一位食品安全专家表示，人们常吃的无籽西瓜、无籽葡萄、无籽橘子，大多数都是在920的作用下变成无籽。人们长期食用这些食品，是否会有不良后果，需要不同学科专家的综合评定。

民众“gyug”表示，这些都是政府的失职，税收已经高过很多发达国家了，设置了那么多的行政部门难道只负责收钱？即便是黑社会你交了保护费被人欺负了他也得帮你主持公道吧。什么都不管公民还有义务交税吗？（当然天朝实行的是隐性税收，你就算买瓶1块钱的矿泉水那里面都包含了要给政府的2毛钱。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Made in China 的东西，在美国买会远远便宜于在中国买）真是活不起，死不起啊。

民众“老虎发威”说，和老百姓关系不大啊。这个有市场，政府又不管，只顾每天收钱，反正政府有特供，它哪管你老百姓死活。

民众“争议”认为，中国人的良心坏透了，不用原子弹，不用战争，很快自己就杀自己了。农民不吃自己种的菜，化验自来水的不喝自来水，做毒牛奶的不喝自己的奶粉，可你们不是万能生产者，照样避不开别的产品的毒素啊，太愚蠢了！

（责任编辑：吴凯琳）

移民朝鲜

移民美国的申请再一次被驳回，而且这事儿还让父亲知道了。

父亲是个老愤青，盲目的爱国者，从小教育我忠党、爱国，在他眼里我向往美国的想法，就是不折不扣的叛国。这也许是他的职业病，多年从事国家保密工作的父亲，需要这种极端的爱国素质。

“叛徒！”一回到家，就听到父亲刺耳的吼叫。

“我有选择国籍的权力！”我的声音中透着倔强。

“叛徒。”父亲的声音降低了几个分贝，但依然刺耳。

“我说中国有什么好？”我大声与父亲叫板，要知道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我就是要离开这个狗屁国家。房价高，社会福利差，贪官遍地抓，我就不知道这个国家有什么理由让你如此爱它？”

“放屁，一派胡言，你知道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你以为我还是小孩子吗？我已经二十六岁了，我有选择权！这个国家已经烂到根了，我就是要去美国！”

“放屁！根本就没有美国！”父亲突然站了起来，但又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猛然坐下，整个人陷入一种沉思状。

“你说什么？”我没太听明白父亲的意思。

“我说，根——本——就——没——有——美——国！”父亲一字一顿地说道，吐字清晰。随即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又缓慢地坐下，眉头紧锁，表情也变得凝重，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根中华牌香烟，点上，放在嘴边深吸一口，几秒钟后烟雾弥漫了房间，熏得我咳嗽，整个世界只剩下客厅里电视机的声音。经历了这样一段时间的沉默后，父亲平静地说道：“是时候让你知道真相了。”父亲的声音缓和了许多，脸上也露出义正言辞般的神情。

“真相？”我糊涂了，但看父亲样子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而且父亲是党员，党员从不儿戏。我等待着父亲接下来的说词。

“你已经二十六岁了，有些事情是时候让你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美国这个国家，事实上不光美国，包括但不限于，日本、韩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所有你知道的这些国家都不存在。一切都是编造出来的！”

我没有做声，虽然我知道身为党员的父亲从不儿戏，但我也一时间无法接受并相信父亲的这番言论，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继续把话说完。

“我知道你无法一时间相信这个事实，当年你爷爷告诉我真相的时候，我也如你现在的表情一样。”父亲深吸一口气，仿佛需要足够的勇气才能继续把下面的话说完，我就这么看着父亲，心跳都听得见。“是的，美国，不，是所有的中国以外的国家，都是政府编造的谎言，目的是，激励起中国人的进取之心，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幻想竞争对手，中华民族才能实现真正的伟大复兴！”

“可——可我有朋友真得去过美国啊，美国是存在的！”

“傻孩子，那都是中国建造的。中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制造了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相信这是真的！”父亲说着，眼睛里闪烁着泪花。

“啊，怪不得美国欠了中国那么多钱！”

“你以为呢？要不然中国为什么给美国那么多的钱？新闻报出来的是中国持有美国上万亿国债，其实真实数字十倍都不止。美国是中国境外最大的省之一。”

“省？”

“是的，美利坚省！其实早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已经统治了大半个地球，但伟大的领袖却没有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因为中华民族必须要树立无数个竞争对手才可以实现真正的进步，若人民知道了这一消息，还有什么动力继续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呢？政府用心良苦啊！”

“那你的意思是说美国二战之后，之所以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其实是中国建设的？”

“是的。不光美国！伟大领袖早在建国之初，就提出了‘十五年赶超英美’这一宏伟目标，其实早在这个目标提出之前，中国就已经超越了。后来的英美省都是中国在建设。”

“可——可，中国哪来如此之大的财力物力呢？”

父亲微微一笑说道：“你见过中国的财政收入真正透明地公开过吗？”

“没有。”

“那你凭什么说中国没这个能力呢？我告诉你，政府之所以不公开财政收入，或者说不真正公开财政收入，是有目的。你知道我们每年交得税，救灾捐得款，上学交得费，看病花得钱，都干吗用了吗？”

“不是让贪官都贪去买车，买房，包养情妇去了吗？”

“一派胡言！中国根本没有贪官！”

“没有贪官？那每年国家反腐打掉的那些肥头大耳的家伙们是干嘛的？”

“都是演员！他们是真正值得敬佩的人！必须有人做出牺牲，才能掩盖这个美丽的谎言！”父亲说着长叹了一口气。

“怪不得他们个个长得就像贪官！”

“废话，演员当然要专业，找个正人君子长相的来演，会引起公众怀疑。”父亲义正言辞地说。

“那这些演员最后都去哪了呢？”

“朝鲜，那个天堂一样的国家。这是对他们忍辱负重的最大奖励！”

“难道有朝鲜这个国家吗？”

“当然有！”父亲双眼目视前方，仿佛在看到了什么，眼球都在放着光！脸上全是敬仰！“朝鲜是最伟大的国家！孩子，你记住，这个世界上现今为止只有，中国、朝鲜、巴基斯坦、伊朗、古巴这几个国家了。之前还有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但这些国家近些年来都相继被强大的中国推翻了。”

“不是被美国吗？”

“废话，美国不就是中国吗？”

“哦，对！”我立即纠正了自己这个愚蠢的错误。“那朝鲜似乎不如中国啊。”

“别胡说，朝鲜比中国强大多了。中国只是统治了除朝鲜以外的世界，朝鲜根本不屑于统治世界，因为他们早就统治了宇宙，你所了解到的是1969年美国人首次登上月球，美国即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在1969年登月……”

“那你的意思朝鲜比这个时间还要更早？”我有点迫不及待打断了父亲的话。

“朝鲜根本就不用登月！因为月球就是朝鲜造的！”父亲的声音变得哽咽，目光中闪烁着敬畏。“早在上亿年前，朝鲜就统治了地球，这个神一样的民族建造了月球，目的是为了帮地球抵御其他行星可能对地球的撞击，一旦有其他行星撞击地球，月球就会在那个行星撞击地球之前为地球挡住一劫。这样的事情恐龙时代发生了一回，朝鲜人不会让其发生第二次。”

“那也就是说，朝鲜人拯救了地球？”

“1999年和2012年两次被人类认为的世界末日之所以没发生，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朝鲜？”

“聪明！就在距离玛雅预言的2012年世界末日的前几天，朝鲜发射了光明星3号卫星，你认为是巧合吗？”

“肯定不是！朝鲜真伟大！”

“是的。我们还停留在民族复兴的阶段，朝鲜早就为人类做了不少事儿了！我们的差距还很大！”

说到这里，我心中有种莫名的兴奋感，这种兴奋感宛如上世纪70年底初红卫兵见到毛主席一样兴奋。我对父亲说：“我决定了，我要移民朝鲜！你觉得我是一个合格的演员吗？”（完）

吴志硕

2013年1月8日写于北京

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出刊过程

一，新年特刊签版定样后被删改过程

南方周末编辑部完成2013年新年特刊全部编辑工作，是在2013年1月1日凌晨3点。
依照南方周末报纸出版流程，五名责任编辑在新年特刊“家国梦”部分共十二个版上集
体署名签版、常务副总编辑伍小峰对红签可出片后，已走完所有流程。1月1日南方周末开始放假，已经连续加班三个通宵的五名编辑回家休假。

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出刊过程

1月1日，总编辑黄灿和常务副总编辑伍小峰被要求到位于广东省委大院的宣传部晤谈
A副部长（兼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和新闻处B处长在场。

A副部长提出对“中国梦”部分的内容要修改。黄灿提出版面均已排妥签样，记者均已放假。伍小峰提醒，由于半年多来的事前审查，采编已有怨气，如不敏感题材都要审改，恐引反弹。

但要求被拒绝，提出的主要修改部分包括：

1，新年献辞要送审。应上述官员要求，1日傍晚由南方周末照排人员从已经发排完毕的版样上拷贝后，发到省委宣传部新闻处邮箱，审毕发回，审后稿被删除几十字、加入一百余字。此稿即为见报稿。

2，封面大禹治水图被要求拿下。黄伍认为，因为此封面大图无政治问题，无端换掉会引起反弹。

宣传部A副部长说，如一定要保图，图必须缩小，必须加一个说明以限制和解说大禹治水精神，如从大禹治水精神，到共产党人井冈山精神……到改革开放精神等等。黄灿让伍小峰现场记录并草拟一个文本给新闻处，伍用手机草拟约百字短信发给B处长。

1月1日当夜收到B处长用手机发回的改定稿，此稿对梦想的阐述有增加，改变了结尾部分的提法。此即为见报封面导言。

在此过程中，导言稿还经过哪些层级领导修改，未予解释。

3，三版原“广州少年理性爱国”这篇文章被要求撤掉，理性爱国这篇报道以“正能量”统领贯穿全文，年底发应该没有风险，但最终依然被撤。此稿被删后版面出现空白，临时增加报社形象广告才填满版面。

　　还有一些涉及内文的文字与标题的改动。

　　1月1日夜，黄灿接到上面要求，将专题名字由“家国梦”改为“追梦”。

由于报纸出版流程已结束，1月2日为法定节假日，编辑和校对没来上班，只有黄灿和伍小峰在出版室临时加班，匆忙间共有六个版面有改动，以上所有程序均未经过正常报纸出版流程。

以上过程，由黄、伍二人在1月5日晚上紧急召开的南方周末编委扩大会议第一次向一线采编员工首次公开具体叙述。在此根据会议记录整理、补充和核定。

二，新年特刊制订过程中被删改过程

实际上，南方周末新年特刊遭遇的干涉，早从策划之初便已开始。

12月初，编辑部讨论南方周末2013新年特刊，初步决定主题为“过河”。该方案在报总编辑黄灿后，未得到回应。12月中旬，总编辑黄灿提议，以“中国梦”作为新年特刊关键词，此后新年特刊制作即围绕“中国梦”展开。

传统南方周末新年特刊的主要板块包括新年献辞、年度人物、记者行动、年度传媒致敬、开年十大猜等板块。其中，新年献辞在社会上享有普遍美誉；年度传媒致敬在传媒圈内具有很高专业价值。

但此前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被再三命令不允许设置年度人物和年度传媒致敬板块，编辑部决定改变相关板块包装形式。

2012年12月23日晚,南方周末编辑部经讨论完成了中国梦新年特刊的具体操作文案。文案包括

1、新年献辞：即解决“中国梦当下到了哪个阶段，现阶段的中国梦应该是什么样一个梦。”后来形成送审初稿《中国梦，宪政梦》。
2、中国夙梦：回溯过去百年中国人从“天朝梦”到“中国梦”的历史演变。
3、梦想照进现实：2012年对推动社会进步做出杰出贡献、体现“中国梦”精神的人物。
4、记者行动：回访去年新闻热点中及平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反映他们的生活及梦想。
5、开年10大猜：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对2013年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趋势作出预测。
6、南方周末历届“中国梦践行者”集萃。
7、年度新闻事件盘点：盘点2012年热点新闻事件与相关报道。

2012年12月24日下午，总编辑黄灿要求编辑部将策划文案交给他，由他转交给广东省委宣传部审阅。

2012年12月26日，黄灿对编辑部说，省宣对文案的第一次意见包括：
1、“中国夙梦”部分不许提毛泽东等伟人；历史上的法治人物要求替换、缩减。
2、“梦想照进现实”板块人物，被删除三个：任建宇、反日游行中的理性爱国者、钱理群，对微信张也表示一定的顾虑；
3、“开年十大猜”被删除4条：A，二胎会不会全国放开；B，会否有其他省跟进财产公开试点；C，劳教制度会否松动；D，中国护照的免签国会否增加。
4、历届“中国梦践行者”集萃部分不许出现白岩松、刘吉等多人。

2012年12月26日之后，在南方周末美术设计部门的设计下，编辑部开始策划整个特刊的美术包装。初步设计是：用线条硬朗的大禹治水国画作为头版大图。

12月29日，南方周末评论员戴志勇撰写题为《中国梦、宪政梦》的新年献辞稿交给黄灿。次日下午，总编辑黄灿对此稿很不满意：“改了开头部分，就改不下去了。现在这个版本，都不敢往上送，会让省宣把整个特刊毙掉。”黄认为原因是过多提及宪政。

12月31日凌晨，为保证特刊完整性，南方周末评论部主任史哲连夜重新改写，以中国人一百七十多年以来为实现民族复兴奋斗不息为主旨，标题为《中国梦 梦之难》的新年献辞（约1800字），彰显中国梦筚路蓝缕、不懈不止的主题，交给黄灿后上报宣传部。

12月31日下午，黄灿向史哲传达省宣关于献辞的审核意见。黄灿表示，他对文章进行了一些结构调整和修改。标题改为《梦想，让生命迸射光芒》，进一步压缩了对有关宪政和权利的阐述，文章字数大约1400字。黄灿说，“这篇文章一通过，我的心就定了一半多。”黄灿传达了来自上面的进一步的指示，再扩充有关成就的内容。

史哲作了初步处理之后，交给编辑曹、杨，并告知此为省宣审后稿及有关修改指示，并告知编辑的修改只能在既定框架内进行，不可以再自行增加内容。曹、杨觉得改后献辞与传统风格存在较大差异，于是对文章做了修饰、处理，最终文章约为1000字，标题为《梦想是我们对应然之事的承诺》。（在1月5日紧急召开的编委扩大会议上，黄灿说，其将新年献辞标题修改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后上报省宣。）

31日晚9点，根据黄灿传达的意见，“早就说了不准回顾”，于是，年度新闻事件盘点整个板块被删除。黄灿表示，这是当初为了能继续做新年特刊，他向上面做出的保证。为此，编辑对前16版在版式已经基本完成情况下进行了重新调版。

不料，稍后又有新的指示下达，记者行动板块中什邡90后、夏俊峰妻子张晶两篇报道被撤。

最终，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中国梦”部分计划中的16个版，至此只能缩减到12个版。为此，南方周末编辑部不得不对花近两个小时已经重新调好的版面，再次重新调版。

在编辑做版期间，黄灿用手机拍摄头版版样，发给广东省委宣传部请示。

2013年1月1日零点前后，黄灿又突然转达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最新意见：第一，头版大图格调偏暗，且易被外界做歪曲解读，要求换成一张航母的图片；第二，不能采用新年献辞标题“中国梦 梦之难”这六个字作为特刊标题。

但当时早已超过预订签版定样时间，临时更换特刊包装，从技术上几无可能。

史哲、曹筠武、杨继斌、苏永通、叶伟民五名在场编辑随即向黄灿表示：仅从时间上考虑即无可能。

黄灿表示电话请示，请示后提出：头版“大禹治水”大图保留，但必须放弃“中国梦 梦之难”总标题。最终头版标题改成“家国梦”。

凌晨3点左右，新年特刊走完所有流程，制作完毕。

南周编辑部第一次公开声明，要求立即彻查新年特刊出版事故；第二次公开声明，再次表示希望以具有公信力的方式成立调查组,彻查事故并向社会公布。但五天来，要求没有得到任何层级的回应，反而持续遭遇诸多不公，甚至被蓄意抹黑。鉴于此形势，南方周末采编员工出于及时披露真相的目的，以严谨客观的态度自行制作调查报告并向社会公布。我们再次呼吁：为彻底还原真相，需要以深具公信力的方式成立中立调查组，完成调查报告，以不负公众。

南方周末新闻职业伦理委员会
2013年1月7日

夏明：习近平的权力基础

出乎意料中的“黑马”

五年前的十月，十七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围绕李克强、习近平能否入常的问题，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位记者采访了我。由于李克强与胡锦涛早在团中央就结下的关系，当时受到胡的力挺，被普遍视为“王储”和“太子”。在预测李和习近平都会进入政治局和常委会后，我认为习更可能会成为抢头标的“黑马”。两天后，常委会名单揭晓，习近平名列榜首，成为下一代中共接班人。今天，十八大已落幕十来天，习近平顺利地全面接班，成为中共党、军最高领导人。明年春季，拿下国家主席的位置也没有任何悬念。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大权转移过程将画上一个句号。

从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来看，习近平的颖出是必然的。在中共的领导人选拔体系里，中共中央委员会是选拔团。里面的权力板块形成的权力格局决定了未来接班人的权力基础。当中国的强人政治逐渐向弱主政治过渡时，一人占据顶端、一言九鼎的等级金字塔决策模式演化到了权力核心为主导的网络化结构和磨合决策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在有许多小集团（或派系）组成的权力网络中，占位得当，不仅成为连接各个小集团的桥梁型人物（也是网络分析所说的“结构性桥梁”），而且，积聚了最高的中心性，理所当然为选拔团所青睐。

具体说来，习近平享有一些先天的优势。例如，他是“太子党”中的佼佼者；同样托父之福，他与胡耀邦、赵紫阳派系都维持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作为清华的毕业生和博士，容易被作为工程师治国核心的“清华帮”所接纳。他也享有许多地利：例如，沿海大省（从广东、福建到浙江、上海，再到河北）或因他父亲早期建特区的关系，或他自己的工作经历，都会把他视为宠儿。“上海帮”对习的接纳尤其重要。最后，作为政治局常委里唯一一位真正穿过军装的，而且还有军旅引以为豪的军级“唱红”歌唱家为妻（很长一段时间，习近平是被人们以“彭丽媛的老公”而记住的），军队自然把习近平看作自家人。

纵览中央委员会的重量级板块：“太子党”、“上海帮”、军队、“省级利益集团”，胡、赵期间培植的势力和“清华帮”，习近平独占鳌头，就再也自然不过了。

预估型民主

如果单纯把习近平的接班归于人脉关系也太简单化。事实上，中国政府尽管非民主选举的，对公共舆论经常置之不顾，甚至践踏，但它的运作也并非完全不考虑中国的未来进步和中国人的普遍期盼。因此，有人把它夸大为“中国民主”，也有人更进一步称之为“预估型民主”，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还具有前瞻性和先导性。未来对它还有一定的约束力。

习近平的颖出反映出了“预估型民主”的一个实践。据说，在提出常委会名单前，中共在高层搞了一个摸底。在这项“官意”调查中，习近平名列前茅。作为弱主的胡锦涛没有企图、恐怕也没有实力轻易忽视这一现实，所以并未硬撑李克强。

在竞争十八大政治局和常委职务的所谓“四大天王”（李克强、习近平、李源潮和薄熙来）中，习近平的政策取向最大程度地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未来景象。他作为一个有着工商管理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官员，长期在沿海工作，熟悉中国最有活力的地区和接触到了最有成长可能的经济部门。在浙江任书记期间，他倡导把“浙江模式”提升到决策层次。我们知道，所谓的“浙江模式”就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自发的“温州模式”。它体现的是政府尊重、扶持和管理市场，而不是扰乱、压抑和掠夺市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他转任上海市委书记后，他还带领上海党政代表团到浙江去学习“浙江模式”。

如果我们意识到，五年前薄熙来在重庆高调推出“重庆模式”，试图复兴毛主义和文革的许多做法，而且在重庆带来普遍的“国进民退”，中共选择了习近平就是一个历史进步。薄熙来的最终倒台也说明中国历史还在艰苦努力地向前走。中国的普遍民意还是愿意选择继续改革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公有制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体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习近平的权力基础又是建立在他过去推动“浙江模式”的业绩之上的。

派系争斗和沉默的大多数

显然，中国政治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派系竞争和平衡，同时也有众意的影响。派系政治产生的最为常见的行为模式是“权力均衡”，例如人们曾经津津乐道的“团派”、“太子党”、“上海帮”和“新左派”之间的恩恩怨怨。然而，一旦核心明晰，权力均衡就会很快被“跟风”所替代。原来脚踏几只船的人，现在也会跳上胜家的彩车。

可以说，习近平被任命为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和国家副主席后，胜局已奠定。但引起权力均衡向“跟风”转变的拐点是一年前他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这与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还是军委副主席相比，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尤其习近平是真正穿过军装、八十年代早期在军委工作过三年的，这可以堵住“扶上马、送一程”的陈规，为习近平一步到位、全面接班铺平了道路。胡锦涛的全面“裸退”一方面反映了胡锦涛在长期的党性教育下培养出的顾全大局观的一点残存，同时，也是中国急剧变化的时局产生的压力的结果。

对薄熙来来说，在十七大上派系争斗败局已定，唯一能让他最后一搏的机会来自比“模式”孰优孰劣之争。薄熙来估计，他的“新左派”导向加上民粹主义的作风可以挟民意为自己博得上位。但在中国跟他跑的实际上是声音大、人数少的一拨。他的倒台应念了一句老话：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灵。当然，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尽管不能投票参与，但他们的民意还是能在网络和微博上流传，制造出公共舆论。习近平未来执政的合法性有赖于“沉默的大多数”的继续支持。现在他们还继续被排挤在权力精英垄断的牌局外。如何通过赋予选票、人大民选等方式把他们纳入制度内，恐怕是习近平执政的历史挑战。这也是中共党国可能找到有序民主化的唯一途径。

意志决定行动

习近平接手的摊子是好日子已经过完的政权。他的前任留下了难下的一盘残局。下面如何走出活棋，全有赖于来自新的领导层和民间的政治意志。在2012年11月15日与新当选常委共同会见媒体的见面会上，习近平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他在里面里出了一个“新三民主义”“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他所提到的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美好生活，都是不错的施政目标。但是，如果中国人不仅仅只满足于温饱，而是向往有自由、有民主、有精神提升和道德升华的生活；那么，习近平就不应该忽略两年前他曾提出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允诺。对民主、自由、免于恐惧、法治、宪政和尊严的忽略，是否是在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未来政治还将继续沿着“温饱政治”、“维稳政治”的轨道上走老路。对此，我们还必须继续观察，同时还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如果中国的领导层能够立志让人民多一点自由和尊严、少一点奴役和恐惧，让政府多一点效能和服务、少一点掠夺和贪腐，中国人才会真正有机会实现生命的意义，中国也才能在世界上赢得更多的尊重、减少邻国的猜疑和离异。对习近平来说，这不是一个利益的选择，而是一个道德的选择。它不仅关乎亿万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关乎习近平自己的未来生命：生理和政治双重意义上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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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January 06, 2013

丁子霖、蒋培坤：天蒙蒙雾重重良师诤友已去矣——悼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女士

丁子霖、蒋培坤：天蒙蒙雾重重良师诤友已去矣——悼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女士

1994年，摄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43号丁子霖、蒋培坤家中

在农历龙年岁末，北京浓重的雾霾中，我们遽然痛失了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女士。

自从1992年结识以来，他们一直是我们的良师诤友；二十多年来，我们与他们的交往从未间断过。

1月30日下午，北京依然是雾霾重重。这天是首都各界人士与许先生遗体告别的日子。

在这个日子，我们想起了去年九月下旬，我们回南方前去看望他们夫妇的情景。那时王老师脸部有些消瘦，她的癌症已渐渐得到控制；许先生精神尚好，只是行动有些缓慢。他劝我们不要回南方，岁数大了，不宜常走动。我们告诉他们，时间不长，不到年底就回，回来后再来看你们。没有想到，这居然是我们最后一次与他们见面。他们走得太匆忙，没有等到我们再见上一面、说上几句话就离去了。

去年12月初我们从南方农村回到北京后，因为忙，一直拖到下旬才给他们家里去电话，这才知道他们两人都住进了医院。第二天，我们赶到海淀医院去看望他们。许先生已经处于长时间昏睡之中，我们一个劲儿地在他耳旁叫“许先生，许先生……”，叫了好久才见他两只眼睛先后睁开一条缝（后据其小儿媳讲，这就算醒了），喉间发出细微的声音，但就是说不出一句话。他似乎已经意识到有人来看他了。接着我们又去看望了王老师，她已经失去知觉，任凭我们怎麽呼喊，都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只能默默地在她身旁站了一会儿……。第二天，她平静地过世了。我们盼望许先生能出现奇迹。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他的“病情报告”（他长子许成钢给我们留的“博客”）。有一段时间病情似乎平稳些，我们也稍稍宽心。1月23日他长子要回香港，说两周后再回来。没有想到，成钢离开的第二天，许先生病情恶化，接着就停止了呼吸。王老师殁于去年12月31日，许先生殁于今年1月28日，一前一后俩人相随而去，相差还不到一个月。

如今与许先生的遗体告别，不由得回想起这二十多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在我们脑海里像电影般闪动，禁不住悲恸欲绝，难以自拔。

感谢上苍，让我们在苦难中有缘结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历史上这对启蒙思想家夫妇。

回顾许先生和王老师在一生中做过什么事、出过什么著作；追索许先生青年时代怎样十六岁就“把脑袋別在裤带上”（许先生对我们这样说过）参加了地下党斗争；中共建政后又怎样成为“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当“右派”后又怎样在老家农村“掙工分”苦苦熬过二十年，后来又怎样一边务农、一边从事整理、研究爱因斯坦著作，由此走上科学、民主的坦途，成为上一个世纪中华民族史上的启蒙思想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一直为中国的民主、人权、法治奔走呼号……，这不是几篇文章几本书所能尽述的。许先生生前说过他要写一部回忆录，但据了解只写到1958年，他本打算余下的部分要到他95岁以后再完成，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写完。

我们在这里只想以个人的角度，讲述他们夫妇自1992年以后这二十多年里与我们交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们认为，这也许能让人们了解许良英夫妇平时为人处事的准则，更清晰地体会到什么是许良英精神。

（一）

回想1992年，这一年对于我们两家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年10月，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未来与发展》刊物上读到许良英先生的一篇文章：《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该文掷地有声地打破了“六四”血腥镇压和随后的大清洗所造成的万马齐喑、一片沉寂的氛围。为此，在党员重新登记时当局不准许他登记为党员，就此结束了他46年的党龄。而我们也同他一样，遭受到类似的命运。在这一年以及此前因接受美国ABC等海外媒体采访，披露了儿子和其他遇难者被害的真相，公开谴责了“六四”大屠杀而遭受当局剥夺教席、停止招收研究生、禁止发表文章等一系列处罚，丁更因拒绝党员重新登记而被中共除名，从此也就结束了32年的党龄。

我们正是在备受丧子之痛和行政打压的情况下，读到本系一位青年教师传来的许先生的那篇震耳发聩的文章，读后受到极大震动。当即托他帮助联系，请求拜见。没过几天，我们就获得了许先生的热情相邀。

第一次是在他们家中见面。那时的许、丁两人均已无中共党藉。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没有客套，没有寒暄，气氛亲切、坦诚。他们夫妇俩除了详询我们儿子遇难前后和家庭的情况，还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苦难经历和思想变化过程。在这两位前辈面前，丁也毫无顾虑地向他们坦诚了“六四”开枪前自己对中共政权的愚忠以及对自由、民主的无知……。

与许先生夫妇的相见、相识，对我们当时的走向来说确实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在当时，发出公开抗争第一声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高压，如何坚持下去。可以说，那时我们又一次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苦痛、困惑、渺茫，无所适从。

中国人民大学与中科院黄庄宿舍相距不远，骑自行车只需要十来分钟。从此，我们就经常去许先生夫妇家。

在我们的观察中，这二十年中的前十年，他们家几乎是遭受中共迫害的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心灵港湾和驿站。从五十年代的“右派”，到七十年代“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运动的政治犯，八十年代“六四”惨案的良心犯，九十年代的各种政治反抗者……，对于来访者，他们总是一一热情接待，有些还在他家里住下。这段时间许先生常常接到民运人士的来电、来信，不论其声名显赫还是地位低微，他们总是有电必回、有信必复，绝不拖延。像魏京生、徐文立夫妇、刘念春夫妇、王丹及其父母、刘刚弟弟……等等，都是许先生夫妇介绍我们认识的。而当魏、徐、王、刘等人在狱中时，他们的家人又都是许先生家的常客。

许先生夫妇对我们“六四”受难者群体更有着一份特殊的关爱。他们始终如一地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他们不仅帮助各方朋友向我们转达捐款，而且自己拿出钱来捐给难属。他们默默地为我们这个受难的弱势群体做了许许多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实事。许先生夫妇不仅是个呼吁民主、人权的启蒙思想家，而且还是个充满爱心的人权践行者。

他们一直帮助我们寻访同命运者，初期一些重要的受难者线索，如体院学生“六四”重残者方政，北大遇难讲师肖波的孪生遗孤等线索都是他向我们提供的。不仅如此，他还委托身边一些年轻人来协助我们寻访。记得九十年代中期那几年寻访到的人数急剧增加，眼看着不少受难家庭遭受精神和经济困难双重折磨，而我们所能募集到的捐款又极其有限，常常陷于对新找到的家庭无捐款可转的窘境，许先生夫妇得知后常常在我们去拜访时从书柜中抽出书中夹着的捐款交给我们，有美元、德国马克、日元、人民币……这都是海外友人托他转交的人道捐款。当然，那时我们更多是处于“断炊绝粮”的状态。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他家，王老师到里屋拿出一个白信封，内中装着5000元人民币，说明是他们自己捐的。我们实在不忍心收下，因为我们太清楚他们日常俭朴的生活了——布衣布裤，粗茶淡饭。老俩口脚上穿的塑料拖鞋都是5元一双的。此后，他们还从自己身边的同事、老友处为我们募集到一笔又一笔捐款。其中有一笔十分感人，那时单位搞房补（改善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有一对已退休的老知识分子，从他们那里得知我们难属的艰难境况后，决定不买新房子，从房补中拿出10000元托许先生夫妇捐给了我们。王老师罹患鼻癌后还惦着难属，知道我们每年都举行新春餐会，她连续数年早早准备好一些营养品让我转交给其他患病的老年难属。

北京体院学生方政在当年的“六四”凌晨从天安门广场和平撤出时遭坦克碾压失去双腿，被撵出北京后去海南谋生又一直厄运连连，许先生夫妇始终挂念着他的处境。当他们得知方政远在海南日子艰难，想回合肥父母身边，但屡次申请均遭当局拒绝。老俩心急了，要丁一定想方设法帮方解决户口问题，后来丁终于找人了结了这个难题。方政是个重情义的人，在他几年前被迫去国赴美前夕从安徽来京与“天安门母亲”话别后，已经很疲乏了，他还是执意让其妹夫推着他坐的那辆破旧轮椅从万柳地区走了一个多小时到黄庄许家，与许先生夫妇亲自告别——现在许先生夫妇过世了，那次一别竟成永诀。

北京青年工人黄宁“六四”中遭枪击，双目失明，就此失业。妻子怀孕在身，黄宁自强不息，伤愈后即上了按摩学校，但结业后苦于找不到工作。许先生得知后主动通过老友帮他托关系、找门路，终于在市内一所按摩医院谋得了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许先生夫妇虽是高龄老人，但从来都笔耕不辍，每次我们拜访，他俩都是停笔从伏案几头站起，在我们身上不知耗费了他们多少宝贵的时光。他们对于难属群体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总是耐心地倾听我们事无巨细的诉说：新寻访到的难属及其家庭状况，人道捐款的收转，难属间的交流，当局的阻拦，骚扰和破坏，以及我们的应对……我们报喜亦报忧，从不向他们隐瞒，有时许先生会听得爽朗大笑，而王老师则在一旁会心地微笑。

（二）

蒋同许先生一样，出生在南方农村，从来就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自从我们成家后，生活清苦，孩子多，只有在孩子生日那一天全家吃面，从来都轮不上他。我们与许先生相识后的第二个冬天，他们知道1993年11月15日是蒋的生日。于是，他们夫妇在家中特意为蒋张罗过六十岁生日，不仅准备了奶油蛋糕，还按我们南方人的习俗吃了面。这都是老俩口亲手操持的，友人小齐为我们摄下了当时的珍贵镜头，至今翻看那张包括他们小孙女在一起的合影，真是不胜唏嘘！那天谁都未提“六四”，更未提我们的亡儿，但大家心里都惦着。许先生夫妇以他们博大的爱默默地抚慰我们的丧子之痛。此情此景，怎能忘怀！？



1993年11月15日，摄于中关村中国科学院黄庄宿舍楼许良英、王来棣先生家中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我们住在无锡乡下。这年8月18日至9月30日，无锡市国家安全局以“经济来源不清”的莫须有罪名，把我们秘密关押在无锡某处达43天之久，重获自由后回到北京，得知除了周淑庄等难友为我们呼吁外，许先生也挺身而出，对西方媒体说：说丁子霖贪污捐款？岂有此理！他怒斥当局无道！

这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常常遭受到国安部门的盯梢、骚扰、监控，甚至长时间的监视居住，有时一年中便衣在门口会累积看守达三个月之久。而许先生夫妇也几乎与我们同时，受到海淀警察的把门监视、上门盘问，一碰到敏感时间、敏感事件就要把眼睛紧盯着他们，甚至病得不能出门仍依然如故。他们把这看做家常便饭，有时气极了就斥责他们没有人性。

许先生为人处事经纬分明，只求真理、不认亲疏。有时也会对我们当面批评，毫不客气。记得有次为了一位民运人士，他严肃地批评丁：“你根本不懂政治！”“你太轻信了！”丁不服气顶撞他：“我怎么不懂政治了？我一辈子吃了政治多少亏，我儿子都被政治害死了，我厌恶透政治了！”丁越说越激动，竟从座上站起来，许先生亦被气得站了起来。王老师急得忙在一边拉劝：“你们两人心脏都不好，干嘛这么激动，都给我坐下。”

这场争执过后不久，许先生为了说服丁，一天突然亲自步行到我们人大宿舍家中，一进门就对丁说：“你不是要事实吗？我求证过了，我给***的父亲打了电话，他父亲亲口在电话中讲的，他们家从来没有在中南海住过……，更谈不上江青抱过***.原来那天他老人家步行来我们家就为了这一件事。在事实面前，丁不得不口服。过了些日子，丁又获悉那位民运人士的一些表现，证实了许先生对人对事的判断。当时我们在无锡，等不及回北京，丁立即拨通了长途，在电话里对许先生说：”您是对的，我错了！“这回丁确实是心服了。

（三）

1994年3月，那时北京、上海等地逮捕了一大批人，包括北京的魏京生，国内再度风声鹤唳。我们万分焦急，蒋建议由许先生牵头发一份公开信，呼吁释放政治犯，并带去了蒋草拟的呼吁书文本。许先生说这个主意与他不谋而合，完全赞同。但看过蒋草拟的文本后对蒋说：“这样写不行！你们搞文学专业的，文字不够理性、简明……。”他很快亲自动手写出了那份世人所知的《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而且运用他的影响力征集到了邵燕祥、刘辽、张抗抗等人的签名，刊登在当时的《纽约时报》，被人们称之为“七君子上书”。

许先生政治嗅觉极其敏锐。此后，他又不失时机地在联合国宽容年发起了《迎接国际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公开信。征集了王淦昌、杨宪益、周辅成、林牧、吴祖光等45人签名。这封公开信影响很大，得到了国际上上千名科学家乃至10名诺贝尔奖得主签名，可谓上个世纪90年代中华民族史上的一项壮举。

许先生对人对事疾恶如仇，眼皮底下容不得半粒沙子，不管是谁，只要在他面前撒了谎，他都要一追到底，丝毫不留情面。曾有一位民运圈里的老人，自称曾担任过前中共书记胡耀邦的秘书，当时他拥有很多群众（现称粉丝），他先识许先生，后许又把他介绍给我们。在我们的印象中，许多与他相识的人（包括我们在内）从未怀疑过此人这段光荣历史，国内民运人士这样口口相传，海外媒体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介绍他的身份。可唯独许先生较了真。他以一位科学家的求真精神写信向其本人直接求索真相（许先生好傻啊！）逼得对方气恨不已，但又不得不做出书面答复。那年元旦，正好我们去向许先生夫妇拜年，两位老人正在打笔仗呢，你来我往。那天一进门，许先生就对我们说：“这个元旦我倒霉透了，不得不给他写这样的长信。”我们听了挺纳闷，随后他给我们看了对方的来信。我们记得此信开头是这样写的：“好吧！我来向你交代历史……。”然后是哪年哪月干了什么，哪年至哪年……。果然，从此以后，这位老人在有生之年，再也不向人提起那段光荣历史了。其实，今天想来，许先生这样做，又何尝不是对他人的爱护呢！

许先生夫妇俩都是原则性极强的人，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许先生刚直不阿，坚定不屈，王老师则柔中有刚，韧性不折，他们俩都是民主理念的忠实践行者。

记得在1998年，国内涌动组建反对党。许先生夫妇和我们都持不赞成的态度，认为当时组党条件尚不成熟，不能轻信当局去民政局申请那一套鬼话，弄不好就会自投罗网，把89年“六四”之后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那批民主火种被当局像割韭菜那样一起割光。我们与许先生夫妇不约而同，都持有同样的看法，用不着讨论即成共识。我们都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劝诫身边的朋友。

一天突然获悉，继王有才在杭州之后，徐文立在北京也宣布成立民主党了，而且这两人都去当地民政局申请登记。我们来到许先生家，他连声埋怨：“徐文立不该上当，他年岁也不小了，又多年坐牢，有从政的经验，怎么会这样误判形势呢！”许先生接着对我们说：就在前一天，徐文立还在他家里信誓旦旦地说：他自己是“广交友，不结社”。可是泼水难收啊！

此后一些日子里，我们再去许家，他拿出徐文立每天给他发来抬头写着“徐办”的文告给我们看，大家都哭笑不得。终于，最担心的事不久就发生了，浙江王有才与北京的徐文立等一些同道们先后相继被捕并被判了重刑。

我们再去许先生家时，他不仅不再责备与埋怨，而是拿出一份为徐文立他们辩护要求释放的呼吁书，征集我们签名，丁甚是不解，快语道：“这样不听劝，一意孤行……。”许先生一脸正气，站起来严肃地对我们说：“不！伏尔泰曾经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

感谢许先生，他又给我们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民主教育课。

（四）

在我们所了解的人之中，最典型的是他对刘晓波的态度。许先生是个爱才、惜才的人，平素对刘晓波并无成见。那是因为刘在“八九。六四”后在秦城监狱以“见证人”身份对狱方说了“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这句话。官方利用此话在海内外媒体广为散布，以图抵消血腥屠杀的罪行。许先生对刘的这番言论极为愤怒，说他是在为当局说话。刘晓波出了秦城监狱后又写了《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倒》一文。许先生更为光火。他认为这是学运参加者自己跳出来对“八九”运动采取否定态度。当时，我们与许先生不谋而合，也不同意此文的立场、观点，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愿见刘。后来在刘经人一再转达要求同我们见面的意向后，我们才终于在1996年夏天同他见了面，通过当面直接交谈才渐渐消除了一些隔阂。然而，许先生却始终坚持不见。据刘亲自告诉我们：在屡次请求拒见之后，一天他和周舵两人请包遵信（那时许先生刚为包的文集做了序）领着他们叩开了许先生的门。没想到，许先生一点面子都不给，连包先生在内三人一起都被他轰出了家门。

事后，我们曾试着问过许先生：“您不是信奉伏尔泰的名言吗？为什么不给刘晓波他们见面的机会呢？他说：”这不同于观点的争论。“他平生最看不得背叛或变节（我们分析这也许是他青少年时代做地下党工作所形成的观念）。其实，我们后来之所以原谅刘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话，是因为当时他在广场，确实没有亲眼见过死人；而我们寻找到的广场旗杆下的死难者也是后来才发现的。至于《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倒》一文，最多只是观点上的不同而已。

同在北京住，刘晓波在2008年底失去自由前始终未能如愿与许先生见面，也许正因如此，所以他在文章中总是反复忏悔、反思，也多次请求我们在许先生面前多作解释，也许在他内心深处一直在期盼着老人的宽恕和原谅吧！

据我们从旁观察，许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已不再批评刘晓波了，但毕竟心结未曾解开。2008年底我们返京后得知，由刘晓波参加起草和发起的《零八宪章》，总体上许先生是支持的，但认为在某些方面还需要斟酌、修改，可惜当时时间已来不及了，所以他们夫妇俩没有签名。事后我们曾设想过，如果当年不是蒋在无锡发作脑梗，早日回京参与征集签名与沟通的话，说不定许先生夫妇会签上自己的名字。

（五）

自从我们认识了许先生夫妇，他们俩就热心地把我们介绍给他们所信赖的老朋友，如杨宪益、李慎之、于浩成、胡绩伟、方励之等人，这些人中我们有些没有能来得及见上面就去世了。他们还把一些新朋友介绍给我们。在我门面前似乎又出现了另一番天地境界，让我们学了不少、懂了不少。在逆境中也得到了不少关爱与安慰。

李慎之先生与许先生夫妇之间是交情很深的老朋友，许先生早就向李先生推荐我们，只是那几年我们总是南来北往，留在北京的时间不多，因此一再错过，未曾见上面。但在1999年李发表《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后，许先生很高兴地把文章复印了给我们看。读后丁直率地提出：“文章写得很好，但既然是写五十年，为什么其间发生的‘八九。六四’这样重大的事件只字不提呢？”许先生听了默默无语。

未隔多久便有了回音。一天，我们在许先生家，他对我们说：李先生接受我们的意见，而且坦然相告：“他对邓小平起用他复出工作有知遇之恩，所以才在‘五十年’里回避了。”其实，李对“六四”屠杀的评价是负面的。他如此坦陈，我们就能理解。许先生看我们平静地接受了对方的解释，显然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商量日后安排我们与李的相见。（人民大学谢韬老校长在他生前也曾力促我们与李见面）。未料李猝然离世，竞成了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许先生每次忆及李先生都难掩黯然神伤之色。

许先生与方励之先生的友谊也是人所共知的。我们与方的交往，也是靠许先生的介绍。在1995年5月，许先生与丁同获纽约科学院“佩格尔斯科学家人权奖”，丁对此感到忐忑不安。当年该院委托许先生征求丁意见是否愿意接受时，丁就表示自己不够资格获此殊荣，但在许先生一再鼓励下，由他联系请方励之夫妇代表他和丁领奖并代致答词。1995年夏丁写好答词交给了许先生便回南方乡下。就此，我们也建立起了与方励之先生夫妇未曾谋面的联系和友谊。

在2000年冬，我们住在无锡乡下尚未返京，一天夜里突然接到方励之先生的电话，交谈甚短，他只是问丁的出生年月、地点及父母亲的姓名。因电话是遭窃听的，丁据实告所问后不便进一步问他为何要了解这些。方听了只是爽朗地告诉丁，他也是1936年出生在上海。

当年回京后按惯例立即向许先生夫妇电话报到，约定过几天待我们安顿下来后再去拜访，未料，次日早上许先生便叩门前来了。那时我们还住人民大学宿舍，年底隆冬，天气极冷，而许先生竟是一如既往靠一路步行走来的。我们看着他身上穿着棉衣，但腿部单薄，而且，大概由于走的急，袜子往棉鞋中缩，以致袜子与棉毛裤脱节，裸露出了一段脚踝骨。我们十分不安，本应该是我们过去的，怎能这么冷天让他跑来呢！

我们纳闷莫非有什么急事啊？

坐定，他急着告诉我们是受方励之先生之托，来向我们说明那天夜里在南方给我们去电的用意。询问简况是为了推荐我们申请诺贝尔和平奖，而且还特意说明，天体物理专业不能推荐此类奖项，方是受文史哲方面推荐人之托来了解的。原来如此！

面对许先生这位热情正直的老人，丁必需敞开心扉，告诉他：早在1999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先是瑞典的茉莉，后是中国人权的刘青，在电话里都不约而同地告诉丁，要推荐丁申请诺奖。丁当时明确告诉对方，请不要推荐我，还是让我做自己该做的事吧。后来又有海外媒体采访提起这件事，就都是这个态度。

许先生十分坚决，一再鼓励和说服丁。最后丁表示：请他转告方先生及国外的朋友们：“我感谢他们的好意；若提名，千万不要再提我个人，请提天安门母亲群体”。

（六）

2006年2月，高智晟律师因发起“反迫害维权接力绝食”，并在网上发表绝食日记，一时间各地纷纷响应，声势很大。当时丁总有一种不祥之感，仿佛眼前又出现了十六年前那些寝食难安的日日夜夜……，更担心重蹈八年前民间组党的复辙。于是以个人名义给高智晟律师写了一封公开信：《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致高智晟先生的公开信》。未料所及，这封信捅了马蜂窝，立即招致海内外铺天盖地的质疑、批判。后来又旁及其他（丁真如许先生所说的“不懂政治”啊！）。在众多质疑批判者之中，有一位是与我们有过交往的仲维光。他曾是许先生的学生，也是许先生把他介绍给我们。他曾来过我们家，与我们多次通过信。其实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正常讨论，何止于如此攻击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把仲维光夫妇俩写的批判文章特意复印了送给许先生过目。那知许先生连正眼都不屑瞧一眼，斩钉截铁地对丁说：我们不看这些东西，你拿回去！仲维光确实曾经是我的学生，但现在不是，我与他没有来往。

我们震住了。王老师在一旁做了解释。她说，原来许先生早就与仲产生了观点分歧，许先生不同意他那极端激进的一套，并且批评了他。他就没完没了地来长信，无理狡辩，大大地刺伤了老先生，许先生就不再理他了。原来早年仲维光与许先生的长子许成钢是清华附中的同学，后来由许成钢出面要求仲不要再给许先生来信，说明他父亲有严重的心脏病且年事已高，此事方才罢休。

我听了心情也随之开朗，从此对仲维光等也就不再在意。还是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

在我们所敬重、所信赖的许先生生命岁月的最后十年里，他们的日子过得孤独与寂寞。他们家里再也不像前十年那样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他们的一些老友或已离世，或已年老多病，行动不便；原来一些著名的政治犯及其家属或刑满归家团聚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去了异国他乡，生活在自由的世界里；再有或者另作选择，在国内自谋生路，忙于经营，人们再也不需要来求助于他们了。所以许先生夫妇家的心灵港湾和驿站，渐渐亦告历史终结。现在世界已从外电时代转入互联网时代，人们的信息来得容易，且来源广泛。许先生夫妇不会电脑，信息来源逐渐缩小。再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闻热点，上个世纪或本世纪前些年的热点慢慢让位给了今天的热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关怀，上世纪70后被后起80后、90后所代替了。现在70、80的人逐渐走入历史。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我们自2003年搬出人民大学宿舍，离他们家也远了些，尤其这十年，因身体原因，我们已不再能骑自行车了，每年春秋两季在南方乡下度过，所以也不可能像前十年那样勤去他们家了。但每次离京前、返京后都会去看望他们，其间在外地也会通电话，这已成为惯例。

尽管如此，在我们最后与他们几次交往中，发现两位老人虽然与外界交往少了，来访者也少了，但他们心情淡定、从容，倒可以抓紧时间集中精力从事民主理论研究和回忆录的撰写。

这里顺便记下一件趣事：

2011年3月，我们返锡前去他们家拜访，顺告当年2月1日中东爆发茉莉花革命的局势，以及当日某公安部门找到我们某难属征询赔偿一事。许先生夫妇听后对我们说：“怪不得前几天（应是2月8日前）片警来吩咐许不要出门。许很不解，问对方”为什么？“答曰：”茉莉花革命，2月8日那天要在北京好几个地方示威，其中就有中关村。“许先生忙问：”中关村什么地方？“答曰：”中关村图书大厦。“许先生闻声说：”好极了！那里正在我家对面，走过人行天桥就不远了，明天我一定去看看。“吓得那小警察慌忙劝说：”老先生，您千万别去；您如去了，我可闯了大祸饭碗不保了。“

讲完这件趣事，许先生开怀大笑，王老师在一旁也忍俊不住。

许先生趁此机会还问那位警察，我们这个院里你们除了“看”我还要“看谁啊？”小警察倒是挺坦率，告知除了你们家还有一家地下宗教的。

如今回忆起来，恍如昨日，但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2013.1.3.夜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