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反对的道路与中国的未来

文章来源：观察

1989年的悲剧事件既结束了官方主导的政治改革，也使得民间异议反对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低潮：在1980年代活跃的积极分子不是流亡海外，就是身陷牢狱，又或者是星散在国内各地；在惨剧过后的数年内，积极分子们也缺乏可资利用的言论平台和活动空间。在可见的公共空间中，异议反对似乎已经被彻底消灭了。

但是，1989年民主运动毕竟是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为壮阔的一次全民运动，残酷的镇压并未能将所有积极人士一网打尽，残余的地火仍在燃烧，高压态势和资源的匮乏，使得积极分子们更多地选择了秘密活动的方式，并试图通过结社的方式凝聚仅存的力量。

这一尝试很快招来了严厉的打击，1992年，中共先后抓捕了“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胡石根、刘文胜以下数十人，并给予了最高20年的重刑。在此后几年中，又将魏京生、王丹、李海、陈西等人送入监狱，经此持续打击，64后中国大陆仅余的异议反对力量更加陷入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

1998年中共15大前后后，为了申请加入WTO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共做出了一系列的姿态：流放魏京生、王丹；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废除反革命罪……在所谓的小阳春政治气候下，全国各地的异议反对人士开始尝试筹备组建中国民主党，1998年6月25日，以浙江为发端，在多地民政厅递送了申请书。中共经过短暂的观望，展开严厉打压，自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以下，数十人被判处最高14年的重刑。

整个1990年代，承继1989年镇压而来的高压政策仍在继续，对于一切有组织反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1980年代积累起来的反对资源几乎荡然无存，这意味着中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面临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挑战。此外，1992年开始的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政治反对力量的再度崛起。

新极权体制下的反对空间

中国异议反对运动确实陷入到了长期的低潮当中。但是，中国的异议反对力量并不曾完全沉寂下去。与1990年代的政治高压相伴随的，是中共所推行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并未如许多人指望那样朝向东亚形态的威权体制转化，体制权力依然顽固地保持着对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全面控制，这一新极权或者后极权成功地实现了其维稳目的，但在另一方面，市场化全球化的现实运行也为中国的异议反对运动提供了一定的存活空间。

首先，市场化全球化削弱了中共对资源的集中控制，和对社会力量的垄断。1992年邓南巡之后，一方面，中共仍然维系着统治集团的统一、继续占有关键性资源、积极吸纳社会精英、努力控制社会，并表现出适应新情势的韧性。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单位和公社的束缚而流动起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掌握在私人手中，随着经济复杂程度的提高，也涌现出来数以千万计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自由职业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在统治集团的统一性、整个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占有比例、吸纳社会精英的能力、对社会的控制等四个方面，都呈现越来越弱的态势。这一变化削弱了直接控制体系的效能，并使得威权体制的社会控制越来越困难1.

其次，正是有鉴于上述态势，中共越来越将其统治建立在直接的控制体系之上，也就是俗称的维稳。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维稳体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改革前支撑这一社会控制体系的，是威权体制对资源的绝对垄断。随着上述四方面条件的改变，执政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不得不调整为有选择性地对一些被认为可能危害社会稳定的个人和群体进行直接控制。由此建立了“维稳体制”，提出了“将一切不稳定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目标。维稳体制开展的工作，包括国内保卫部门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控制，各级政府的截访，层层包干的维稳责任等。

1989年之后，这种以强力手段为后盾的预防体系，作为控制社会的主要方式，运行得相当成功，但是，其局限性也是显然存在的。随着时月的流逝，原本强烈的政治恐惧正在消散，敢于抗争的人数增多了，强力手段为后盾的预防方法不再那么游刃有余了。以强力手段为后盾的预防措施，也与威权体制所推行的法制进程之间存在矛盾。这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预防措施的合法性，并提升了抗争者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有利于抗争者获得社会同情。随着抗争人群的扩大，即使是惩治手段也未必能起到预想的作用。此外，相互支持的人际网络也降低了对风险的估计，参与者不仅有望得到人际网络的救助，也使得被打压成为一种荣耀，甚至是可积累的政治资本，这也促成了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冒险。对2006年初维权绝食群体的打压没过两年，声势更加浩大的零八宪章运动就出现了，而在重判刘晓波之后，中国民间抗争的势头也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这表明，以强力为后盾，以预防为手段，被称作刚性维稳的社会控制手段，尽管在1989年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成效显著，但却呈现效能下降的趋势，体现出威权体制韧性背后的局限。

最后，市场化、全球化为的现实运行为中国的异议反对提供了新的资源、平台和技术为有组织抗争的涌现提供了可能。

1、市场化媒体和网络舆论；威权体制社会控制的主要环节之一是对言论表达的压制：通过主管主办制的媒体设立规程，禁止非官方媒体的出现；但官办媒体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开办了以满足民众资讯需求为目的的“市场化媒体”，相当多“市场化媒体”的从业者并不具备体制身份，他们具有一定的职业理想，愿意主动地宣传和倡导一些价值理念，由此，尽管仍隶属于官办媒体集团，“市场化媒体”还是为有别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化表达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平台，使得威权当局的言论控制日趋失效。

1990年代末期，网络舆论开始兴起，由于官方管制的相对滞后，网络舆论在短期之内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迭经BBS、博客和微博等多种平台的聚合，网络舆论已经取得了相对于官方媒体乃至市场化媒体的优势地位，而相对而言，网络舆论中，亲自由化的言论又占据了优势地位。

2、法制维权；原有的直接控制体系越来越不敷应用，威权当局不得不将法制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并于1990年代后期正式提出了“以法治国”的目标，作为其威权体制的重要补充。

作为治理手段的法制体系，犹如一柄双刃剑，也给予了民众一定的保护。在利益被剥夺和表达被压抑的情况下，民众除使用传统的信访手段外，也逐步开始利用现行法制所能提供的手段进行“依法抗争”2，“维权”这一崭新的词汇被创造了出来3.

由于维权群体涉及人数众多，阶层芜杂、议题广泛，不仅催生了以维权案件为专职工作的维权律师团体，也有相当多的民众从主张自己的利益转变为了职业的维权人士，此外，维权运动还将知识分子、NGO社会活动者、媒体人等等卷入了进来，形成了若干可成长的维权“微生态”。在这个松散的微生态系统中，大家具有高度的价值共识，他们主要通过人际联系和互联网进行沟通和动员，他们之中有具有很强活动能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精英人物，因此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近年来，如因北大孙东东不当言论而引发的围观行动、福建三网民案件法院围观行动等等，都展现出维权微生态日益增长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

3、政治异议；既便是在严酷的政治控制之下，政治异议人士依然存在。1989年事件之后，催生了一批异议人士。网络的兴起让很多普通民众得到了启蒙而成为异议人士或同情者。异议群体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尽管没有形成明确的组织，但他们会进行频繁的联系，积极参与各种公共事务和维权活动，对很多问题以发表公开信的形式表明态度，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发起了如《08宪章》运动。这个群体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意志坚定，是社会的精英人物，从中出现了一些具有很高的道德感召力的道义领袖。这个群体获得了来自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比如刘晓波、胡佳不断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刘晓波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异议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

抗争网络的浮现

尽管在当局的严厉控制之下，公开化的抗争活动仍处于分散化状态。但通过互联网和现实的人际交流，各种抗争力量能彼此相互联系，在具体的典型性事件中进行集体性的抗争行动。可以认为，已经出现了一个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抗争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抗争不再是某个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事，而会得到网络中其他力量的支持。

在目前，可观察到的把分散的抗争者联系起来的动员方式有两种，通过互联网进行动员和通过人际网络进行动员。威权体制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对有危害的人际交往实施隔离和孤立，但互联网的出现有效打破了这种封锁。网络已经成为最及时的信息发布平台、最尖锐大胆的言论平台，和最具有影响力的动员平台。维权民众、政治异议人士和各种社会活动者迅速地发现了这一便利工具。从2000年开始，带有政治异议色彩的网络签名开始兴起4，并于2008年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08宪章》这份囊括了上述三个方面活跃人士的签名文本诞生了，随即获得了数以千计人士的响应。

同时，在时政类BBS、政治话题为主的即时通讯软件群组里，人们充分交流，彼此熟识，一旦时机成熟，又走到线下，面对面进行各种名目的带有政治意味的聚会，如聚餐、举办研讨会、开办讲座，进行各种“围观”行动。

中国抗争民众走向联合的第二种途径是人际联系。通过日常生活交往和互联网上的充分交流，以及对具体维权事件的参与，抗争人士之间开始彼此熟识起来，且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个群体，这就为通过人际动员采取一致行动提供了可能。

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维权事件，一个个网络连接的微生态环境，逐步串联成了彼此相通相连的人际网络，也拥有了包括零八宪章在内的相对清晰的政治主张和身份认同，各种迹象表明，一个社会抗争网络正在浮现，并已经开始对威权体制的社会控制发起挑战。

异议反对运动与中国的未来

抗争网络的浮现能否转化为有组织的反对运动，并通过持续的施加压力以达成民主转型？这一类似台湾民主转型的前景有没有可能在大陆出现？从上述分析来看，应该说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前提是执政者对社会的控制有其基本的法制底线，对异议反对有最基本的容忍。

但是，现实却正好与之相反，自1989年以来，执政者运用直接控制体系控制社会，压制了反对集团的兴起，在目前为止仍然相当成功。面对正在浮现的社会抗争网络，后极权体制则采用网格化维稳的方式加以应对，这一意图，在2011年初针对“茉莉花行动”行动的打压后显得格外清晰，通过将一个个积极分子交付一个个网格加以约束控制，有效地限制了积极分子之间的人际交往和联合，从而有效地遏制了一致行动的产生，减少了社会抗争网络对后极权维稳体制的挑战。

在这一情形下，民间抗争网络在打压下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暂时放慢了脚步。联合—压制—再联合—再压制的螺旋上升进程受到了强力打压，从目前的态势来看，由民间抗争网络顽强发展并最终完成其街头化、组织化的动员整合的可能性并不太大。人们期待的通过有组织抗争的渐次扩大，实现权利的渐次落实，并相对平稳转型的期望，已经被网格化维稳体制降到了最低。

在网格化维稳之下，无论怎样乐观地看待民间抗争网络的发展，由于长期的威权压制，民间抗争网络的规模及其拥有的社会支持都很弱小，而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心理所带来的危机可能不期而至，在民间抗争网络实现街头化组织化，又或是大规模有组织抗争出现之前，因偶然事件而引发的群体无序暴力很可能先期而至。

拉萨、乌鲁木齐、瓮安、石首、陇南等大规模群体事件表明，因为偶然事件而引发的群体性聚集，无论是动员人数还是暴力倾向，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放大，一旦经济或社会危机的征兆显现，那么，10倍乃至更高于此的群体性事件都有可能发生，一旦这样的群体性事件走向无序暴力，威权当局将别无选择，唯有使用强力镇压的方法。

强力镇压将可能引发内外两种效应，外部世界可能会因镇压的严酷而选择制裁，这将进一步加剧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而对内，强力镇压也会强化统治集团内部强硬派的地位，并附带对民间抗争网络的压制，中国将进入到类似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的政治僵化、经济停滞状态，与1989年后不同的是，无论怎样压制，社会力量已经拥有一定的自主能力，面对政治僵化和经济停滞，在有组织抗争被压制的情况下，取而代之的将可能是分散而带有暴力特征的城市游击，以及随时爆发的小规模骚乱，中国将由此进入到一个威权压制与零星反抗此起彼伏的长期动荡时期。

也存在一种勉强可以称之为乐观的可能。即上述的群体无序暴力对体制的冲击，可能带来一次大规模有组织抗争，并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而威权体制内部由于最高统治权位随着代际更迭不可避免的削弱、以及追求集体领导所带来的权威分散，加上多年来财政联邦主义带来的地方权力上升，加之无序暴力的威胁在前，威权体制面对大规模有组织抗张，很难统一其意志而出现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排除一次大规模有组织抗争促使威权体制放弃其全面控制，允许自由化改革的可能性。而在这个时候，长期的异议反对运动将为民主转型提供不可缺少的道义资源和组织基础。

（本文主体内容来自笔者与苏振华博士于2010年8月间完成的论文“退化的威权体制与有组织抗争”，最后部分中笔者对网格化维稳及其后果的分析，则是独立完成的，对原文有较大修正）

郭玉闪：有一些道理

按：本文颇长，愿朋友们有耐心看完。

目录：一、从一些恩怨谈起；二、彻底的政治反对派；三、政治与人道；四、送饭党；五、我的提名四原则。

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

——题记，康斯坦丁·卡瓦菲斯《伊萨卡岛》

从一些恩怨谈起

这几年，最感慨莫过于看到莫之许与肉唐僧，莫之许与笑蜀之间的风风雨雨。他们原来都是极好的朋友，老莫甚至与笑蜀同居过，结果呢，闹到今天互相翻脸的地步。

问题是，他们有什么实质性分歧吗？老莫说笑蜀是理中客，说对体制的态度决定一切，说没有中间路线，可是–笑蜀从来不反对中国"下一秒就应该全国大选"呀。对体制的态度他们有什么根本不同？笑蜀无非想说，不管政治怎么变化，社会总归要努力去建设，尤其要更组织化一些，如此才能避免最坏的社会全盘崩坏的结局。多一点建设性的态度，就与对体制的态度矛盾了吗？

所以其实两人之间还是私怨。笑蜀对老莫的最大意见并不来自于老莫公开的各种批评与嘲笑，而是来自于一桩公案。2012年某日，老莫深夜被有司请去喝茶，隔日上午莫夫人公开激烈的骂笑蜀，让围观的人都觉得似乎笑蜀与有司勾结才将老莫送进去，这对于笑蜀当然是一种巨大的冤枉甚至于侮辱，而事后无论莫之许或者莫夫人都没有就此误会公开澄清并道歉。笑蜀耿耿于怀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老莫缘何对笑蜀有那么深的愤恨呢？不得而知。

老莫与唐僧之间的矛盾，说起来更搞笑。老莫与唐僧之间有一些各种因素引发的恩怨，但怎么能把火烧到送饭党以及送饭一事上？老莫说，他对送饭没意见，但对用送饭来装逼有意见。唐僧这个人，骂人嘴脏，骄傲，浑等等，简而言之，一堆毛病，他自己也承认。但要说他用送饭装逼，尤其对推特"口炮党"（我至今没搞明白所谓"口炮党"到底是哪些人）装逼，就很难找到事实根据了。仔细看唐僧的言论，他无非是说，口炮党赶紧上街啊，如果被抓，我们送饭党给你们送饭。这算挑衅，但不算装逼。如果是装逼，唐僧应该说，我在送饭，我在行动，你们屁都没干。但唐僧一贯的逻辑都是中产阶级应该给冲上街头的人解决后顾之忧，从不以上街行动自居，遑论以送饭装逼指责口炮党不送饭？

当然，如果唐僧说，推特上的人都不送饭（不仅仅口炮党），只有我在送饭，那也算唐僧装逼。这也是一个事实认定的问题。唐僧并没有说过这样装逼的话，他只是说，在他给冉云飞送饭的时候，100个出钱的人中没有一个来自推特的。这是一个事实陈述，谈不上对推特党的冒犯。因为我们都知道，自有推特以来，推特党发起的送饭活动比比皆是。但他当时经手给冉匪送饭的这100人，确实都是他私下找来的，说没有一个来自推特，有事实错误吗？

所以，老莫说唐僧用送饭装逼，在事实上站立不住。至于唐僧因为与老莫之间的爱恨情仇，要老莫归还之前他捐给莫的那笔5万元，这种浑话与烂事，与送饭党何干？与送饭又何干？当年唐僧给老莫这笔钱的时候，还完全没有今天送饭的概念，也基本不了解公民社会以及民间社会的抗争历史，这只是他与老莫的私人恩怨，扯到今天我们送饭的事情干吗？

私人恩怨就是私人恩怨，不能用公义包装。在这点上，唐僧是清楚的，老莫是不清楚的，甚至故意搅浑水。唐僧清楚，因为唐僧从来不觉得自己是高尚的。他虽然送饭，但经常与人吵架，这些吵架都很糟糕，很无聊（包括这次与老莫的吵架），不过，他对那些因此对他痛心疾首希望他能保持良好形象的人说，你要支持的是送饭这件事情，而不是我这个人。说白了，作为个人，他就是要快意恩仇，肆无忌惮表现情绪。很清楚。你要不高兴，你可以不支持，支持了也可以退款；你要高兴支持，那也是你愿意支持送饭，不代表他需要对你卑躬屈膝。所以，他参与的事情里，他是他，送饭是送饭。

老莫呢？老莫说，"能送饭还是好事，但有两个判断可以留待检验：1、不会太持久，会被灭掉；2、其实不需要集中送饭，现有的信息传播和金融支付手段，自发分散也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所以，送饭这事就是一短暂游戏，少他妈装逼"。这段话最典型反映老莫态度。如果这是老莫对送饭党活动的评论，那么这个评论水平实在够呛，一点看不出很多人夸他在时事评论上的"犀利"。因为送饭党这件事情，被灭掉是正常的，不被灭掉才是奇迹。常识是知识吗？说送饭党会被灭掉，就好比说你我作为人都会死，有信息量吗？如果要表现他对唐僧个人的极度鄙视，要唐僧"少他妈装逼"，那评论的依据应该是唐僧用送饭装逼的事实（上面说过，这是找不出来的），而非"送饭党会被灭掉，送饭这事是一短暂游戏"的常识。–这是简单的逻辑。

而且，就算老莫找到了肉唐僧用送饭装逼的事实，进而通过严密的推理下结论说：唐僧，你少他妈装逼。那也不过在他与肉唐僧的个人骂架中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犀利"的基础，换言之，他骂唐僧是王八蛋，也证明了唐僧是王八蛋。但是，逻辑上，也不等于推导出送饭就是王八，下出了唐僧这个王八蛋。因为送饭是送饭，唐僧是唐僧。老莫为了骂唐僧是王八蛋把送饭扯上，不但跳跃了事实，还跳跃了逻辑。最后为了"增加"他推理的"犀利"，他说，其实不需要集中送饭…真的不需要吗？四川好汉许万平，老莫多次呼吁过对他处境的关注，那么他不需要送饭党第一次12万的这笔钱吗？他的送饭问题已经被老莫"自发分散"的送饭活动解决了吗？这其实不是一个评论与推理问题了，又是一个事实问题了。

所以，在老莫与唐僧的个人恩怨对决中，老莫的跳跃与搅浑水，送饭党躺着中枪了。老莫虽然一直说，他不反对送饭党的送饭，没有一个字反对；的确，你很犀利，没有直接说；可是，在你说了（A）送饭是短命的（B）集中送饭是不需要的（C）送饭被唐僧用来装逼这三个ABC后，尽管我们没有你的犀利，逻辑结论难道不是你反对送饭吗？

其实，你不过想反对唐僧而已。只是，分不清唐僧与送饭党活动的区别，有时候就是一个智商的问题。我不相信老莫有智商问题，所以是情绪蒙蔽了他的逻辑与智商。

由唐僧创始的送饭党一事，从效果来说，是标准的帕累托改进：没有人受损的情况下还有一些人受益。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内心有偏见或情绪有问题，如果不挖空心思，能找到批评的角度吗？唐僧虽然口碑不好，而且也不是送饭的受益者，但依然自带干粮干的起劲，在微博上又卖萌又秀腿照，不就为了多引来一些钱以便那些真正的勇士可以得到一些支持嘛。何必为了骂他来贬低送饭以及他的努力？作为"犀利"的时事评论员，老莫如果要表现出水平，反而应该是提前评价或预测出"只有怎么样才能让送饭活的更久一点"。老莫，你能不辜负老朋友对你的期望，作出如此水平的评论吗？

更何况，送饭这件事情，唐僧也只负责筹钱这个环节。送饭名单则是由我提交，决策由一个随机产生的委员会负责。并不是只唐僧一个人从头负责到尾。一叶障目，何至于斯！

彻底的政治反对派

诸位朋友，如果你耐心看到这里，我必须向你道歉，以上都是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情，不值得花时间。其实，我自己如果不是看到老莫特意转发的那位叫@malavivo的评论，也不会想到写这篇长文来说一些道理。但是，有一些道理总是需要明确阐述的，无法逃避，哪怕会引起一些不快。

这位@malavivo的一个核心观点是，送饭这件事情，"自带干粮灭火，自费维稳，花自己的钱和精力，干的工作是中髸中央的同构镜像"，换言之，为什么要反对送饭，因为送饭在给体制补台："钱财的转移、分配的再平衡，同时缓解了两种紧张，受难家属的经济窘迫，中产小资肉猪的时局担忧、良心不安、'要做点什么'冲动，可本来，这两种紧张（同时也是痛苦、愤怒和仇恨）的释放目标是当政者，在此得到了抚慰和缓解，成为和谐社会的一个注脚"。

我们当然得承认，彻底的政治反对确实包含这个逻辑。因为所谓政治反对，目标只有一个，即政权转移。所以要利用一切因素逼当权者，让他手忙脚乱。最好危机越多越好，灾难越多越好，让社会充满怨言，让当权者焦头烂额直到崩溃下台。为此还应该消灭一切补台的力量（如果@malavivo能做到消灭"补台"派的话）。

晚清末年，暗杀团也是如此心态。所以暗杀团的目标，不是那些腐烂透了的官员，而是那些能维持局面、有能力补台的干吏，比如满洲少壮派的铁良，汉人大臣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等。吴樾暗杀立宪五大臣，王汉暗杀铁良，汪精卫刺杀载沣都属于此类。毫无疑问，晚清末年，汉人反对满人政权的血气与血性，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被这帮壮怀激烈、轻赴死地的壮士给鼓舞起来。

从历史的角度看，彻底的政治反对派也确实意义重大。如果这群人的价值观与现代政治素养足够，那他们就是能主动创造正面历史的那批少数人。而且，即使他们价值观与政治素养不够，他们也依然是改变历史的少部分人。民国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都属于此少部分人。自他们卷入社会事务以来，他们的目标就没动摇过，即转移政权、让当权者下台。

民国以降，依然还有这样的人。杨小凯在他的《牛鬼蛇神录》里提到的刘凤祥即是一例。与当时糊里糊涂卷入群众运动互相斗来斗去的各色政治人物不同，刘凤祥是一个既清楚明白又彻底的反对派。他在六十年代文革期间就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各种政治权谋说的一清二楚，对文革的罪恶有最清楚的判定，也清楚预测了林彪与毛泽东之后的矛盾。他也同时清楚的知道要推翻现政权"任何武装斗争都不可能。这是因为在铁路运兵和公路运兵的条件下，当局能在短时期内集中大量兵力"，但是他自己依然在努力（包括设法去制造中共党内高层矛盾与分裂），直到被以组织反革命组织罪杀死。

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革确实捍卫了体制的安全，因为那些真正的敌人如刘凤祥这样的人才，在文革期间基本没逃过，都被杀了。而且，在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极权社会里，正如刘凤祥所言，因为有现代交通条件，基本不可能出现满清以及民国会出现的武装反抗。较之先辈，这些彻底的政治反对派处境难得多。这可以部分解释，在当代，为何彻底的政治反对派没有以前的局面，虽然并没有断绝这一脉：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组党并不罕见。

然而，必须指出，如今，尤其2003年以后，彻底的政治反对派基本被收监或者赶出大陆，虽然民间并不缺乏有这种彻底政治反对心态的人。但是，与以前的彻底政治反对派相比，这些人空有心态，并无相对应的直接的彻底的政治反对行动，无论是组党，或暗杀。

粗略的说，这批人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人，默默以待。知道当前事不可为，大势未到，所以选择了埋藏自己。

第二部分人，既然直接彻底的政治反对不可行（当然，也是没有勇气），就做了相应调整。他们将政治上的目标预期定为0，不理会政治变动，但以人道行动为努力内容。这部分人基本包括在2003年以后兴起的公民社会活动家里。不过，要区分的是，03年后的公民社会活动家群体要远大于这部分人，这部分人只是他们的一个小子集。

第三部分人，依然将政权变动设定为唯一目标，也在努力遥遥呼应过去所有真正的彻底的政治反对派，然而，因为这部分人终究没敢踏出第一步，与过去先辈一样进行实质性的彻底的政治反抗（比如暗杀或组党或起义），所以他们的言行出现了一定的撕裂。这部分人包括了上述的@malavivo以及老莫本人等。他们将所有看到的社会行动都按满分100分为标准来衡量与评议。所谓满分，指政权成功变动。在这样的评价标准下，结果当然是所有的社会行动永远或者几乎永远的差评了。

第一部分人因为基本淡出公共空间，且不去评论。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人的分野，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目前民间吵架的背景。因为往往一个人道诉求的社会活动，第二部分人以零分衡量，认为得了正分，第三部分人就会讥笑，说这么一个负分，也值得你们如此感恩戴德云云。

比如，2013年初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第二部分人以0分期待，会认为这个事件虽过程有一些遗憾，最终能得20分，这是正分；第三部分人马上虎眼一瞪，说，这个事件是负80分，有啥好吹牛的。你们是理中客，对体制没有决定性态度等等。此时，只要互相涵养不够，必然吵架。

因为，对第二部分人来说，在政治反对的心态或者对体制的态度上，他们自己也是彻底的，所以，第三部分人引以为傲的犀利评论，对这部分人来说其实是常识与出发点，有啥犀利可言？只是你们第三部分人不能或者不愿理解第二部分人选择的人道路径的重要性罢了。而对于第三部分人来说，他们触目所及，公民社会里做人道救助的但在头脑上不能保持彻底政治反对态度的活动家比比皆是，有些甚至对体制保持了一种暧昧的色彩（当然，他们看到的也的确是事实）于是，他们对所谓人道路径一棍子打死，嗤之以鼻，认为"傻逼"，连带着对第二部分人也不加区别的冷嘲暗讽。

显然，在第二部分人与第三部分人之间的冲突上，第三部分人并不占理。因为第二部分人彻底，第三部分人不彻底。第二部分人承认自己在直接进行彻底的政治反对行动上的胆怯，故而即搁置此狭义政治问题，转向另一条路径：彻底的人道活动。而第三部分人同样胆怯，但不肯承认，也不肯寻找替代方式，只对第二部分人指手画脚，叫骂不休。

这里的关键词是彻底。

如果第三部分人的行动排序中，始终将直接的彻底的政治反抗列为唯一的选项，那就应该接着过去无数先辈的足迹继续往前走。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跟辛亥前暗杀团一样铁血、一样让人感动的颤抖，那不仅第二部分人会尊重他们，会被他们刺激与鼓舞，甚至部分人会离开人道路径重新跟进政治路径，如同辛亥故事一样，而且，毫无疑问，第一部分沉默的人，也会受刺激与鼓舞而发生转变。

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的"彻底"只体现在攻击一切非政治行动上的彻底，而非贯彻自己心意的彻底。所以，在公共表达的空间里，你看到这帮人似乎头脑上完全要与体制死磕，实际上，他们绝多数的行为只是与第二部分人死磕。

以此观之，他们与他们仰慕的先辈差的太远。

晚清，吴樾在启程进京、舍生暗杀的时候问他的革命同志赵伯先（赵声），"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伯先回答说："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樾于是慨然说："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他都舍出生命了，依然认为自己做的是更容易的事情，而将更难的事情留给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汪精卫决定进京刺杀载沣时，对志同道合的同志也大抵抱同样的态度。他说："革命之事譬如煮饭，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之为德，在一恒字。薪之为德，在一烈字"，无论豁出生命的暗杀，还是默默努力做革命工作，都是革命必须的道德。只是在恒德与烈德之间，他自己"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但是，他选择了"烈德"后，对将更繁重的工作留给了那些选择"恒德"的同志深感愧疚，他说："然死者长已矣，至于生者，因将来革命之风潮日高，而其所负之责任亦日重，其劳瘁苦况，必有十倍于今日者。弟不敏，先诸同志而死，不获共尝将来之艰难，此诚所深自愧恧者"。

大家说，看看吴樾、汪精卫的心态，再看看上面所言及的第三部分人，是不是差距很大？这种差距，不仅在政治反对行动的彻底上，而且还在心态上。

其实，这第三部分人，他们有没有"烈德"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他们对第二部分在默默做"恒德"工作的人缺乏基本的同道之间的宽容心，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愿意去理解第二部人选择人道路径的原因与心态。而第二部分人选择彻底投入到人道路径，背后当然有很好的道理。

为什么呢？

政治与人道

因为人性才是最永恒的力量。什么样的政治，都挡不住人性。

2012年四月份，当我将陈光诚悄悄接进北京时，我们俩在车里谈了个通宵。我问他，你被迫害都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能保持这样的乐观精神？他回答说，我不相信人们心底的善良能被暴力打败。

这是一句具有巨大历史穿透力的名言。自秦治以来，数千年中国在政治类型上都属于帝王专制国家（当然，如钱穆所言，传统政治结构里也有一些制衡的力量，此处不深论），统治者即使对国家有最大的掌控力，也依然无时不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等，因为人心是专制唯一不能掌握的力量。

那么多人喜欢王小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作品里时代与政治只是背景，人性才是前台的主角。"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读过王二这句诗的人，要看多久的《新闻联播》才能缓过劲？

也有很多人喜欢王朔，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文字也直指人性，异常痛快。看过《痴人》里的阮琳，练气功终于把全身活动都统一在绝对权威后却除了忙于给身体下指令什么都干不了，能不会心一笑吗？

政治博弈终究要讲实力。当在极权国家，直接彻底的政治反对被不断镇压，后继的人们又裹足不前，不敢继续直接挑战反抗（暗杀或组党或造反）从而日渐式微时，或许唯一能抗衡的是人性的力量。

很多人对中国人的道德感有担忧。我虽然对未来中国政治走向悲观到底，但在中国人的道德感上却很有信心。互联网带来了信息突破后，你看看，多了多少自发的慈善组织与公益事业？在一些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上，看看互联网的评论，人们的道德共识也都很明明白白。

人性、人心俱在，无法被暴力与强制消灭，正是上面提及的第二部分人将政治搁置转而做人道活动的意义所在。从广义的政治角度说，如果中国社会能在各个领域，各种人群里都坚持住人道底线，那中国的底裤还在，未来或许可以做一些乐观的预期。如果中国社会里，连被最严厉打击的群体（宗教信仰群体，政治反对派群体等等）都能有最底线的人道照顾存在，那么中国必不至于有一天糟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当然，必须清楚，第二部分人在做人道路径尝试的时候，最有挑战性、也是最具重要性的逻辑问题是：如何能让行动严格、彻底的只限于人道，而不与（狭义）政治发生关联。

这不仅仅是关系到让人道活动能长久持续的策略问题，而且还关系到一些重要的道理。

越彻底远离狭义的政治，人道活动才越是人们人性的自然选择。越是人们自然选择的人道行动，就越能激发人们人性中最美的一面。狭义政治之外，体制之外，是人性带来的广阔良善空间。所以，在行动上投入到人道的，应该首先将对政治的预期调整为零。当你把预期调为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坚持人性是一件多么自然而然的事情。

将政治预期调整为零，看来悲观，其实乐观。因为悲观到底了，做什么都是进步，都是得分。悲观到底了，如果你对自己人生还有一点坚持，你就会想，撇开政治，我还能为社会变化做些什么？悲观到底了，你看待所有的社会问题就能回归到自身的社会选择上，回归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于是一切皆有可能了。

但是，从人性出发作出选择，这种人道表达并不容易。

一个原因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政治记忆太过恐怖，压倒了人们的人性表达；战胜这种政治恐惧，需要首先从理智上告别狭义政治，重新培养服从人性的习惯。告别恐惧，拥抱人性。

另一个原因是，总有一些时刻，我们需要在政治与人道间作出选择，而对很多满脑子只有政治没有人性的人来说，这其实也不容易。比如回到前面@malavivo所提到的观点：送饭党实际上在补台，在帮助官方消解矛盾，在与官方配合维稳。显然，对@malavivo这样满脑子政治的人来说，要在自己的人生选择中恢复一点人性是有一定困难的。在他所幻想的政治对抗中，那些比他走的更远、抗争的更激烈的人，是不能去人道救援的，因为他需要让官方累积这种人道罪恶，直至垮台。这样的人是悲哀的，因为在实践中，他也没干出什么政治反对与挑战的事情，但已经学会为了政治将人性丢到脑后，抛的远远的。

而且，同样视角，你会发现，近十年里公民社会最活跃的部分–维权与法律援助–也是在补台。因为假如法律援助成功，不就消弭了社会灾难从而让官方少了一些罪恶累积了吗？

所有个案的维权，都是人道活动。政治上在补台。

所有针对具体社会问题的援助与介入活动，都是人道活动。政治上，补台。

那么，为了彻底的拆台，我们需要否定以上所有这些有具体指向的人道活动吗？我们忍心吗？

幸好，实际的公民社会发育里，人道压倒了政治。所以才会有这十几年来法律界对人道灾难的持续援助，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在各种大灾难（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难）面前，各种蓬勃发展的人性以及各种人性闪光点。

但是，遗憾的是，即便公民社会自2003年以来已经很好的发展了10年，至今在维权律师界，在公民社会，在个案维权以及社会救助运动上，政治与人道的分野与边际还是一个迷迷糊糊的问题。

比如，有些人将维权律师分为政治化（指高调律师）与非政治化律师（指技术派律师），言下之意，政治化律师是更道德的：一个NB的政治化律师如高智晟能顶十个NB的非政治化律师×××。

其实，只要是律师打案子，就都有具体当事人以及当事人想争取的利益，都需要用现有体制的法律来辩护，如果打赢了都是在解决社会矛盾因而政治上都是补台：从过程到结果，哪来什么政治化与非政治化之区分？技术区分当然是有的，因为不同律师打同一个案子可能结果不同。当然，的确，在律师中间可以用是否有明确的政治反对意识来区分出不同群体，但那与个案援助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而且，技术派律师又何尝就没有政治心思甚至抱负？不能因为一个技术派律师在做案子时严格遵守专业伦理，不高调谈政治抱负，就说他是非政治化律师，在道德上矮一头。

个案援助只是人道救助。将律师在个案援助上区分出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绝多数情况下，只是为了掩饰律师专业性的不足。国内维权界的这笔糊涂账，哪天有空，我会单独写篇文章来说说，这次就不展开说了。

还有一些重大社会事件中，一些知识分子参与进去，也往往分不清政治与人道的差别，结果将人道事件变成了政治事件，于是边缘化了这些重大事件的受害者。比如结石宝宝事件，全国有30万受害儿童，如此庞大的群体，政府也重视，受害家庭也只是想得到救助，最后为什么会成为敏感事件？这里面的经验教训，作为当年的参与者，有一天我也想详细写出来。

不仅是结石宝宝事件，还有最近的教育平权活动等，所有类似的公共大事件，只要参与的知识分子不把握好，都有把好端端一个能纳入社会主流解决的人道事件带到沟里、成为敏感政治事件的风险。除了政治与人道的区别外，还有知识分子的民粹化问题，也等以后再仔细叨扰吧。

送饭党

再说回到送饭党。送饭党这件事情，当然应该是标准的人道事件。必须如此。

难道我们社会上一些人，因为做了帮助别人的事情，结果自己身陷绝境，他就活该饿死冻死吗？送饭党的人道救助，其实就是要对这种情况说NO的。而且也只限于此。受助对象自有其人生原则，以及因为坚持这些人生原则而必然面对的一些困境，这都不是送饭党能管的，也不是送饭党能负责的。

但是，送饭党必须克服对受助对象所谓政治敏感身份的恐惧。因为在人道问题上，无所谓政治敏感人物（其实就是那些过去选择了直接政治反抗的勇士）与否。而理论上，这帮政治敏感人物陷于绝境的比例与悲惨程度远比其他群体要高，这导致这个群体会是重点送饭对象。这是为什么我在第一次提名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有一群人》来介绍他们，也是为什么我在第一次提名的时候要把四川好汉许万平，一个死硬的政治反对派放在候选名单上。一个合格的送饭党人，必须清楚的知道我们要送饭的对象应该包括哪些人，也必须清楚的知道，我们所做的送饭这件事情，首先需要我们自己用人道战胜对政治的恐惧。

我很高兴，第一届宝格丽委员会的九位委员，毫不犹豫的将票投向了许万平。唐僧说，第一届宝格丽委员会太靠谱了，我完全同意他的判断。随机产生出来的第一届送饭党委员会就有如此水平，可见送饭党人作为整体多好。

正因为如此，老莫跳出来说唐僧用送饭装逼时，然后其他一帮不知何处冒出来的人纷纷附和，添盐加醋说唐僧送饭市恩，送饭党有恩主心态，这种莫须有的指责确实让人发怒。如果说送饭党有恩主心态，因为目前才送出第一份给许万平，那等于说送饭党对许万平有恩主心态，老莫的这些支持者，哪个能站出来举出证据？

如果说唐僧在过去的送饭活动中有恩主心态，那等于说，唐僧对过去送过饭的冉云飞、唐吉田、肖勇、王登朝有恩主心态，作出这种指责的人，有谁能举出唐僧对其中任何一个人有恩主心态的证据吗？

他们当然举不出来。除非他们能捏造。于是，他们又指责，唐僧搞送饭是为了求名求利，可是，既然送饭有这样的好处，为什么你们不去捞这个好处呢？你们个个都比唐僧道德高尚，只要你们也做一个送饭党出来，替代他难道不是轻而易举吗？如果你这也不做，那也不做，但是依然要指责唐僧求名求利，那如果唐僧索性承认自己就是求名求利，你们能安静下来让送饭党人好好的将饭送给需要饭的人吗？能闭嘴吗？

最脆弱的还是老莫。他与唐僧之间的个人恩怨，拌嘴，本与送饭无关。他硬扯到送饭上，然后宣布说推特上早有各种送饭，无需微博上的送饭党。照这个逻辑，那共产党把什么都管了，你怎么还不满意？

老朋友啊，你的情绪与偏颇，已经将你带到unknownplace，连逻辑与事实都不讲究，把攻击送饭胡乱抓在手里当做救命稻草。就算你与唐僧真有了不得的私怨，也不要一杆子把送饭党整个打翻啊。知道送饭党人的规模是多少吗？冉云飞时100人，唐吉田时200人，肖勇时1000人，王登朝时4603人，现在已经超过5000人了。唐僧只是数千份之一，何必把跟他的私怨扩大5000倍？

我的提名四原则

最后，再说说我负责的提名工作。首先当然要感谢第一届宝格丽委员会的信任，继续委托我提名送饭名单。现在也到了给第二届"我爱你们"委员会提交三个候选送饭名单的时候了。

提名这件事情，挺烦挺难的，何况唐僧还痛心疾首的要求我做好看的视频出来。不过看在他整天火急火燎、上窜下跳的在网络上辛苦张罗，而且还经常遭各种板砖，我也只能埋头苦干。

需要送饭的人很多，分布在各地，要收集核对信息并不算容易。而且我个人接触范围有限，难免会落下很多需要送饭的人。因此，我还想呼吁各位朋友都来参与提供信息，把你认为需要送饭的人的信息提交给我，发到我专门注册的邮箱：songfandang@gmail.com。提交的信息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新闻报道（如果有的话），第二，受助人自己的一些文字，第三，朋友们写他的文字；同时要附上照片图片等。多多益善。

最关键的是，请提交信息的朋友们注意我的提名原则，有四条，如下：

原则一，送饭名单限于那些或因拔刀相助、或因为公义出头而遭厄的人们。

原则二，送饭名单上的候选人，要处于绝境或接近绝境。送饭只解决饿死、冻死之绝境问题，不解决困境。

原则三，每一轮提名我只提3个人，会为每个人提交一份文字材料，一个8分钟左右的视频。如果遇到3个人中有所谓敏感人士，他们的名字或许会隐去，以×替代。

原则四，候选人如果本次落选，那么三次（包含三次）以后可以再次提名。所以第一次落选，第四次开始可以重新提交。

送饭一事，任重道远，与大家共勉，谢谢大家。

郭玉闪
2013/4/29于知春路

郭玉闪：有一群人

1

他们离我们并不遥远，却几乎不为人所知，他们因打抱不平，受尽了折磨。

这是我向宝格丽委员会汇报时所作PPT的第一段话。老实说，我写这段话时心里唏嘘不已。这一群人，他们的生活，在他们人生的某个时刻，在他们决定为别人或者更高的公义做点事情时，彻底改变了。从此以后，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不仅被伤害、侮辱，而且彻底被边缘化。

不要笑他们轴，不懂得妥协。全靠着这群轴的人托底，我们才敢说我们中国人也有精神上的历史。如果中国人个个都不轴，个个都只会趋利避害，那中国人的历史只会剩下精神病历史。比如郭沫若，1966年写“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赞美江青“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到了1976年5月份，还写诗《水调歌头·四海〈通知〉遍》拍文革马屁“...文革卷风云...十载春风化雨...走资派，奋螳臂...”，五个月后，四人帮被粉碎，他立即一百八十度大掉头，写了《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前后十年，郭沫若留下了一段典型的精神病历史。当然，他绝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得精神病的，也不是最后一个。最近在扬州就有一个最新的例子，几个精神病人围绕一首《满江红·江上青百年诞辰祭》这个夸“六个特别”，那个赞“让山川为之屏息，让日月为之动容”，好不羞脸！

历史上最有名的轴人之一，当属文天祥。从1278年底在汕尾海丰县的五坡岭被捕，到1283年初在北京被忽必烈杀害，4年时间里，他多次服毒、绝食，试图自杀未成，也经历了元朝的各种劝降以及折磨，始终不放弃死志，“惟可死，不可生”。在“求死不得”的情况下，保持死志一周、一个月甚至半年，都还是可以想象的，可保持死志四年，这得多轴才能做到啊。

在一些生死关头，因为道德的激愤，有些人也可以与文天祥一样选择从容就义，然而，只要他们哪怕有那么一点不轴，多那么一点灵活劲，都熬不过四年，都无法做到四年如一的保持死志。明代末年的洪承畴即是例子，1642年3月兵败受俘，被送到沈阳后开始还能心怀死志，“延颈承刃，始终不屈”，拒绝下跪，称“吾天朝大臣，岂拜小邦王子乎！”，对劝降的人“科跣谩骂”，然而因为皇太极对他的重视（满清入关需要专业的带路党），下了各种功夫劝降，他在“求死不得“后，不过坚持了一个月就投降了。投降后，当时另外一位汉人降臣张存仁形容他“ 臣观洪承畴欣欣自得，侥幸再生，是能审天时，达世务，仰慕皇上为天授福德之真主”，前后反差之大，令人瞠目。两个月后就同意“薙发”，即剃发，正式成为满清奴才。

洪承畴成就了满清的霸业，文天祥则成就了汉人的精神高度。但满清的霸业不过277年就灰飞烟灭，而文天祥死去730年了，对中国人的精神影响依然巨大。以此言之，在历史面前，只怕轴的人更笑到最后。

文天祥临终《衣带铭》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从孔子的“杀身成仁”，到孟子的“舍身就义”，到文天祥的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再到今日的这一群轴人，中华的精神一脉自有传承与延续。所以，不要笑这一群人不够聪明，不懂得审时度势，不要以为他们不知道在这个国度过一种道德生活会付出巨大代价：他们只是对自己的要求高了些，他们要自己对生活“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2

伤感的是，这一群人，虽然不会在中国的精神史上失踪，但他们中的绝多数，却会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语），成为我们“主流社会”的失踪者。身处和平时代，我们的主流社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哪有耐心去关心这些边缘化的抗争者？北岛在《回答》里写道：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当镀金的社会只在意成败论英雄时，又岂会在意“死者弯曲的倒影”？

而且，成败论英雄，又何止在主流社会！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民国肇建，可是，朋友们，除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黎元洪、袁世凯等外，你知道王汉、史坚如、禹之谟、孙竹丹、熊成基、刘静庵、万福华、吴兆麟、刘公与李淑卿吗？

王汉是湖北的读书人，熊十力的好友，他愤于“革命空气何其岑寂，而天下之祸已亟，士大夫犹昏昏然无所知觉，如之奈何！“，乃特意去刺杀满清重臣铁良，失败后投井自尽。他的死，刺激了熊十力走出书斋参军闹革命外，还让原本能力极强但主张温和推进的刘静庵愤而成立革命性的日知会，才真正奠定了两湖的革命基础。我曾写过一首古诗《济天下险》咏王汉：散人间世如栎社，山木无用终天年。王汉若思养生主，华夏得谁涉大川？

孙竹丹，安徽革命元老，但因熊成基之死，被日本的同志误以为清朝特务，用哑铃击脑而死，死后被截尸数段抛入日本海，民国成立后如果不是柳亚子为他鸣冤申雪，他不仅失踪于近代史，而且还背负污名。两年前所谓茉莉花时期，感于很多被失踪人士根本不为外界所知，我也写了一首古诗《失踪》咏孙竹丹：忍看朋辈成新囚，山阳笛声未足悲。向使亚子无义愤，伯符英锐有谁知？

是的，朋友们，这一群人，从过去到现在，他们的失踪是一种常态。他们中绝大多数被人视为Loser，视为幼稚，视为脑筋有问题，被体制赶杀，被主流社会排斥与提防，被民间遗忘。而且往往反抗越彻底，失踪的也越彻底。

体制赶杀，原因是他们的死硬反抗；主流社会排斥，原因是他们“敏感“；民间遗忘，原因是他们在事功上不显著。于是，他们被体制赶尽杀绝，被社会逼至墙角。目之所视，唯环堵萧然，凄恻之极。

当然，对这一群人来说，陷于此境地乃文天祥式之求仁得仁、求义得义、义尽仁至之结果，不必叫屈，何必喊冤。然而，我们与他们，与这一群人，身处同一时代，我们真可以无动于衷吗？

让我们重新来想想，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一群人陷入绝境。

当这一群人开始迈出拔刀而起、打抱不平的这一步后，毫无疑问，体制的自然反应是逼迫威压。然而，体制的恶意未必会让这一群人陷入绝境，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体制不会在一开始就直接下达赶尽杀绝的命令。把这些人赶尽杀绝的恶都是具体的，来自于体制内的一个个执行命令的个体。因为要完成体制逼迫这一群人的“公事“，他们与这一群人开始有个体化的接触，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带来了剧烈的冲突，这种冲突转化为私仇，又在体制所提供的一种“坏事可以做尽“的便利下，将私仇又转化为升级版的公事，于是这一些体制内执行命令的个体最终得以用公事的名义来实现他们个体的恶意，将这一群人逼入绝境的墙角。

一个例子是北京的胡佳。他的性格是文天祥式的轴，与执行命令的各路警察、国保不断发生个体间的冲突，包括肢体冲突。于是，对他的体制迫害也开始不断升级，以至于最后当他入狱服刑时，他的妻子曾金燕连一份正常的工作都难以找到。曾金燕非常有能力，但当她每找到一份工作或试图自己创业时，都会有国保不辞辛苦的专门对她的工作进行定点破坏。在这种额外的工作上，国保的动力能是直接来自于体制的命令吗？

主流社会奉行的信条是闷声发财，所以当体制开始逼迫这一群人时，主流社会立即会将这一群人贴上“敏感”的红色便签条，然后心安理得的转身而去。于是，当体制内个体，将私仇公事合二为一对这一群人肆意逞恶时，主流社会表现出最大的配合。好吧，不让他们在我公司里工作；好吧，不能让他们租我的房子；好吧，好吧…

这一群人的遭际，民间当然不会没有反应，但是民间在多数情况下也会情不自禁的计算。抱歉啊，我们的关注度有限，我们必须选择有代表性的个案来关注，抱歉啊，我们必须考虑主流社会的接受程度，从而让一些个案能真正成为大案，成为推动改变社会的力量，抱歉啊，抱歉啊…

民间弱小是事实，社会害怕也是事实，可是体制为什么强大呢？体制内一些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个体，他们往往爱说的口头禅是，你们这一群人，就算有100万人，相比于中国13亿人，也不过一小撮，算个老几！确实，相比13亿人，这一群人确实是一小撮，可是同样相比于13亿人，体制内这一群有制度自信的人不更是一小撮？以前是9个人，现在不过是7个人。在地方上，一个县甚至不就一个人嘛。

朋友们，我们想想，如果没有主流社会的主动“敏感化”这一群人，没有民间的功利计算，来自体制内一些渺小个体的恶意，真能横扫一切、坏事做绝吗？这一群挑战体制、对世上的坏事不忿因而打抱不平的人们，会这么容易陷入绝境吗？请注意，我说的是绝境，不是困境。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想，发自内心的想想，如果这一群人陷入绝境而我们无动于衷，我们究竟对自己做了什么。



3

当然，如今事情看起来有好转，大家送的饭来了。

毫无疑问，这首先要归功于@肉唐僧 肉哥出众的能力，让送饭这件事情变得那么有趣，那么好玩儿，让人不知不觉的参与进来，一点儿不觉得有为难和纠结。

可是，依然存在为难与纠结。在看到我提交给宝格丽委员会第一批三人候选名单的长达一个小时的汇报视频后，肉哥第一个开始感到纠结。半夜发短信给我，说我提交的其中一个人，“太吓人了，我怕送饭党没第二次了”。

朋友们，这个很吓人的候选人，是来自重庆的许万平。你们中99%的人不会知道他。尽管他从89年开始连续被捕，第一次因为组织“中国行动党”，被判刑8年；第二次，1998年因筹组中国民主党被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行政拘留,其后劳教3年；第三次，因为被冠以反日游行之莫须有黑手，2005年底再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要到2017年才能出狱。他目前被关押在重庆江北区渝州监狱，数下来，已经坐满了近19年的牢。

他的一家陷入绝境很久了。他的妈妈因为他的遭遇得了精神病，现在老年痴呆；他的妻子陈贤英，现在他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只能打零工来维持住整个家庭，可是她也在2011年双腿浮肿严重，腿上长满大疙瘩无法正常行走，被医生确诊为静脉曲张；他的儿子，现在刚上初中，也身上有病，先天性尿道口下裂，动过手术，第一次手术失败，为第二次手术筹集的6000元，在许万平被抓时抄家抄走了…

是不是很惨？和1989年以及1998年的组党有关，是不是很吓人？是不是很难以置信？

更吓人的是，我在提交另外两位候选人唐吉田律师以及福建范燕琼的时候，又提到了2011年的茉莉花，提到了为轮子功的基本人权辩护，提到了2008年北京律协直选，提到了各种各样的维权事件，提到了福建“三网民”案以及随后2010年发生在马尾法院门口数百名网友的围观抗议事件，提到了范燕琼介入维权的两起耸人听闻的迫害事件，等等，等等。一个小时的汇报视频里，到处是这些被我们主流社会用红色标签贴上“敏感”字样的信息。

但是，朋友们，在倒吸一口冷气之后，我恳求大家，还是要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纠结什么？

是送饭对象吗？送饭活动，如果不是送给这一群人，那应该送给谁呢？而这一群人，他们的背景就是这么吓人啊。从逻辑上说，他们越死硬反抗，下场就越惨，被整个社会遗忘且身陷绝境，就越需要送饭。

是送饭活动的可持续性吗？肉哥担心的正是这一条。这一条又与上一条有关，隐含的逻辑是，如果我们选择了高风险高敏感的人群送饭，那么送饭活动会像兔子的尾巴一样长不了。

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是这种担心？如果是，那么我想恳请你再想想，到底什么是送饭？

逻辑上，送饭，指的是对因为打抱不平陷入绝境的这一群人，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提供一种帮助，让他们免于饿死冻死。所以，送饭解决的是这一群人的绝境而非困境。如果没有一些体制内的个人恶意，这一群人也许只会陷入困境而不会陷入绝境。比如，曾金燕，她有能力在胡佳入狱后找到一份工作维持家庭，但当工作机会一再被一些有恶意的个人破坏后，她就陷入绝境。再比如许万平，如果不是有一些体制内个体有恶意，他家里那一点可怜的财产为什么要被抄走不归还呢？为什么在他妻子带孩子去探监的时候，还会有一帮体制内恶徒无缘无故殴打他妻子呢？如果没有这些来自体制内个体的具体的恶，他一家不至于陷入绝境，而只会是困境。

所以，朋友们，从逻辑上，送饭活动，针对的只是这一群人的基本人道，送饭只是支持这一群人的家庭不至于陷入绝境，而非支持这一群人对社会的各种见解以及基于这些见解之上的各种行动。送饭，只体现一种最基本的善，与观念或价值观无关。

那么，朋友们，在送饭时，我们能忘掉他们的背景而只关心他们的基本生存问题吗？虽然我们需要通过了解背景来了解他们。

我迫切的想知道各位朋友们的意见。今晚（周一晚），宝格丽委员会将会对我提交的三人名单进行决策，决定出唐吉田律师、范燕琼以及许万平中的一个得到这第一笔12万的饭。这个决策当然是艰难的，因为决定了其中一个，另外两个就失去了这一轮吃到饭的机会。同样，我想请朋友们做一个艰难的决定，战胜心里的纠结，告诉我，我那一个小时的充满了各种“敏感”信息的汇报视频能否直接公布？如果不能，是不是要再专门制作一个半小时长且去除敏感信息的公开汇报视频？

朋友们，我将顺从你们的判断。

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在改善事情，让这个时代多一些温暖的亮色。而如果送饭活动，这种针对人道底线（不管当事人是如何吓人的背景）的活动，可以在微博上，在社会上公开且广泛的进行，那么我们对中国的未来总可以多一些扎扎实实的温暖的期待，而非一场美丽的中国梦。

去年五月，陈光诚顺利出国，六月份时我写了一首诗送别：

炎炎五月出邦畿，

客寓异乡时叹违。

别后风波犹未止，

身先忧患最堪稀。

人间豪气依然在，

世道民心岂必微。

壮士临渊只当浅，

栏杆拍遍莫歔欷。





朋友们，莫歔欷。



郭玉闪

2013/4/15于知春路

李竹阳于当地时间2013年4月11日深夜抵达多伦多

盛雪、李竹阳、秦永年

近年来中国十大冤假错案（排名不分先后）

2013年4月5日星期五

这几日，张高平张辉叔侄俩蒙冤十载终得雪的新闻抢尽媒体的版面。十年之后，张氏叔侄俩收到了来自浙江省公安和法院的先后道歉，也最终以清白之身结束了这段长达十年的冤狱之灾。

冤狱常有，而洗冤昭雪却是一个长期的偶然性结果。想想两年前的赵作海案，本粪不感唏嘘。于是粪哥又去网上扒拉扒拉了下，找出了这些年那些同样激起舆论风潮的 冤假错案，制成下图。本图本着谦虚谨慎的态度，列出近些年来的十大冤假错案，为少惹口水板砖，本粪连十大里排名也不敢分先后，还列出了备选名单，以飨读者。

基本上都是真凶落网之后，冤情才得以昭雪！想想还有多少真凶没有落网，又有多少真凶即便是落网了也不交代？？其实这里的纠偏机制以完全丧失！还有多少冤情只有老天知道！！

作者：挖粪不涂墙，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