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新标准：
撒过娇、出过轨、勾引领导下过水；
装过神、弄过鬼，跟别人老公亲过嘴；
傍过款、出过洋，带着网友开过房；
翻过窗、跳过墙，一夜睡过三张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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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是牛，女人是地，没有耕坏的地，只有累死的牛；牛越耕越瘦，地越耕越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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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告男性哥们一句，好火费炭，好女废汉，好车费油，好菜费饭，兄弟们千万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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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战斗在宾馆、浴场、K房、迪厅、酒吧等娱乐场所第一线、撒谎不回家的男人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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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要做陈冠希，开房要带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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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饿狼觅食，听到有女人在训孩子：“再哭就把你扔出去喂狼！”
孩子哭一夜，狼在门外癡癡等至天亮，长歎一声：“骗子，女人都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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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人被执行枪决，由於子弹是劣质的，第一枪没放出，接着又放了第二枪……第三枪……
这时犯人哭了：“大哥你掐死我吧，太他妈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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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太太看完黑人百米赛后，抹着眼泪说：“吓死人！几个挖煤的跪成一排被枪毙，没瞄准就开了枪，娃儿们吓得那个跑呀，绳子都拦不住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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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生热爱革命，为纪念红军，给儿子取名为“军”。一天送儿子上课，见公交 8 路进站，於是冲着儿子大喊：“黄军（”皇军“指日本兵）快跑，八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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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小熊去山里创业，农夫给了他一把镰刀，木匠给了他一把锤子。小熊来到山里遇到老虎，吓得把镰刀、锤子举在头顶。
老虎说：“没看出来，就你这熊样还是个党员来！”（註：镰刀和锤子是共产党党旗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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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挑担大粪，老外看到后问：“大爷，这酱多少钱一斤？”
农夫不语，老外用手沾了点放进嘴里，心想：“你不告诉我多少钱一斤，我也不告诉你你的酱都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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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高境界：拿沙特工资，住英国房子，用瑞典手机，戴瑞士手錶，娶韩国女人，看台湾101，包日本二奶，做泰国按摩，开德国轿车，坐美国飞机，喝法国红酒，吃澳洲海鲜，抽古巴雪茄，穿义大利皮鞋，玩西班牙女郎，看奥地利歌剧，买俄罗斯别墅，雇菲律宾女佣，配以色列保镖，洗土耳其桑拿，当中国干部。（註：做到最后一点，前面皆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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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恋人在散步，男的想试探女友是否能做到守身如玉！
便问女友：“如果你深夜一人在街上走，突然来了一个男人要和你亲嘴，你怎么办？”
女友答道：“我会反抗，并打他一个耳光。”
男的又问：“如果又来一个喝醉酒了的男人一下子要抱住你，你怎么办？”
女友答道：“我会全力反抗，不让他得逞。”
男的听了，高兴地连连点头！继续问道：“假如又走来一个很帅的男人，向你提出那种要求，你怎么办？”
女友听了回答说：“你要知道，一个女人反抗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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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老师气愤地对一上课睡觉的女生说：“我在上面累的要死，你在下面一动不动！不配合也就罢了，连点反应都没有，将来要是肚子里没东西，可别怪老师不行！”结果全班晕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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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有一对恋人正在甜蜜，女孩撒娇说：“我牙痛～～！”
男孩於是吻了女孩一口问：“还疼吗？”
女孩说：“不痛了！”
一会，女孩又撒娇的说：“我脖子痛！”
男孩又吻了吻女孩的脖子，又问：“还疼吗？”
女孩很开心的说：“不痛了！”
旁边一老太太站着看了半天了忍不住了上前就问小夥子说：“小夥子你真神了，你能治痔疮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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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 7 年，总算接了个大工程，造一根 30 米烟囱，工期 2 个月，造价 30 万，不过要垫资。总算在去年年底搞完了，今天人家去验收，被人骂得要死，还没有钱拿。妈的图纸看反了，人家是要挖一口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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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龟受伤，让蜗牛去买药，过了 2 个小时，蜗牛还没回来。
乌龟急了骂道：“他妈的再不回来老子就死了。”
这时门外传来了蜗牛的声音：“你他妈再说老子不去了。”
2013年8月21日星期三
假如哪天被强行抓进精神病院，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假如很不幸你被当成精神病被逮进了精神病院，你有什么办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呢？前不久，一名叫格雷·贝克的记者去意大利采访了三个特殊的人物，事情是这样的：一名负责运送精神病人的司机因为疏忽，中途让三名患者逃掉了。为了不至于丢掉工作，他把车开到一个巴士站，许诺可以免费搭车。最后，他把乘客中的三个人充作患者送进了医院。
格雷·贝克关心的不是这个故事，他想了解的是，这三个人是通过什么方式证明自己，从而成功走出精神病院的。
下面是他对甲的采访：
格：当你被关进精神病院时，你想了些什么办法来解救自己呢？
甲：我想，要想走出去，首先得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
格：你是怎样证明的？
甲：我说:“地球是圆的”，这句话是真理。我想，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是精神病吧！
格：最后你成功了吗？
甲：没有。当我第14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护理人员就在我屁股上注射了一针。
下面是对乙的采访
格：你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
乙：我和甲是被丙救出来的。他成功走出精神病院，报了警。
格：当时，你是否想办法逃出去呢？
乙：是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社会学家。我说我知道美国前总统是克林顿，英国前首相是布莱尔。当我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领袖的名字时，他们就给我打了一针。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了！
格：那丙是怎样把你们救出去的？
乙：他进来之后，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医护人员给他刮脸的时候，他会说声谢谢。第28天的时候，他们就让他出院了。
格雷·贝克在评论里发表这样的感慨：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人。
后来，有许多人在该文的网络版上留言。
有一个人的留言令人感触颇深：那些用某种方式去证明自己真理在握的人，那些用某种方式证明自己知识丰富的人，包括那些用某种方式证明自己很有钱的人，都可能被认为是个疯子，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
所以我认为要证明自己是正常人最好不要有太多动作。
http://is.gd/i4PRw
格雷·贝克关心的不是这个故事，他想了解的是，这三个人是通过什么方式证明自己，从而成功走出精神病院的。
下面是他对甲的采访：
格：当你被关进精神病院时，你想了些什么办法来解救自己呢？
甲：我想，要想走出去，首先得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
格：你是怎样证明的？
甲：我说:“地球是圆的”，这句话是真理。我想，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是精神病吧！
格：最后你成功了吗？
甲：没有。当我第14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护理人员就在我屁股上注射了一针。
下面是对乙的采访
格：你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
乙：我和甲是被丙救出来的。他成功走出精神病院，报了警。
格：当时，你是否想办法逃出去呢？
乙：是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社会学家。我说我知道美国前总统是克林顿，英国前首相是布莱尔。当我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领袖的名字时，他们就给我打了一针。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了！
格：那丙是怎样把你们救出去的？
乙：他进来之后，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医护人员给他刮脸的时候，他会说声谢谢。第28天的时候，他们就让他出院了。
格雷·贝克在评论里发表这样的感慨：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人。
后来，有许多人在该文的网络版上留言。
有一个人的留言令人感触颇深：那些用某种方式去证明自己真理在握的人，那些用某种方式证明自己知识丰富的人，包括那些用某种方式证明自己很有钱的人，都可能被认为是个疯子，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
所以我认为要证明自己是正常人最好不要有太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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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短信大全
■在别人家上厕所的四大尴尬：拉完了没纸；拉完了檫完了没水；拉完了檫完了有水没冲下去；拉完了檫完了有水也冲下去了可是又飘上来了。
■自我觉得智商蛮高的往下按，觉得自己还蛮幽默的往下按，觉得自己蛮有魅力的往下按。测试结果：蛮不要脸的！
■你的一笑，狼都上吊；你的一叹，猫跑鼠窜；你的一叫，鸡飞狗跳；你的一站，臭味弥漫；你一出汗，虱子遭难；你不打扮，比鬼难看；你不打扮，把鬼吓瘫。
■四大会来事儿：领导讲话，带头鼓掌。领导唱歌，调好音响。领导洗澡，撮背挠痒。领导泡妞，放哨站岗。
■开会三要点：一、直接对下级讲话要说“我强调几点”；二、平级讲话后要发言说“我补充几点”；三、上级领导讲你必须发言要说“我的体会有几点”。
■一新兵起床总落后挨骂，边买染料途身上，酷似米才装，半夜军号响，他首先重出营房，长官表扬：很好！但下次注意手榴弹要挂在后面
■昨天我梦见你了，真的，天空那么明静，阳光那么明媚，大海那么一望无垠，你在蔚蓝海边，我拿棍一捅，嘿这小王八，壳还挺硬
■谨代表全国地图委员会，地址办，地名司，海峡交流协会，两岸贸促委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你昨天晚上尿床后留下的中国地图上为什么没有台湾？？？今天补上！！！
■某日，路上行驶，见前面一车上贴：新手，老纯了！随后，我便在车后写到：杀手，老狠了！
■动物园里来了一只猩猩长的奇丑无比，游客见了没有不吐的，第一天我去看，我吐了，第二天你去看猩猩吐了，我就纳闷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我真的绝望了：花果山被国家开发成旅游区，师父前几天也和白骨精结婚了，昨天没钱吃饭，我把金箍棒也卖了。真怀念我们一起取经的日子！二师弟你好吗？
■忙碌生活很容易消磨人热情，对任何事都没有兴趣，所以偶尔也要停下脚步，以远见卓识的姿态，认真的想想是否应该去尿尿了
■两只青蛙相爱了，结婚后生了一个蛤嫫，公青蛙见状大怒说：贱人，怎么回事母青蛙哭着说：他爹，认识你之前我整过容。
■小驴问老驴：为啥咱们天天吃干草，而奶牛顿顿精饲料？老驴叹到：咱爷们比不了，我们是靠跑腿吃饭，人家是靠胸脯吃饭！
■鸭子和螃蟹赛跑，一起到达终点，难分胜负，裁判说：你们来个剪刀石头布吧鸭子大怒：妈的，算计我？我一出是布，他总是剪刀。
■老鳖调戏河蚌，被咬，老鳖忍痛拖着河蚌来回爬，青蛙见了敬佩的说：乖乖，鳖哥混大了，出入都加着公文包。
■蜜蜂狂追蝴蝶，蝴蝶却嫁给了蜗牛。蜜蜂不解：他哪里比我好蝴蝶回答：人家好歹有自己的房子，哪像你住在集体宿舍。
■做男人就要做金刚那样的男人——在世界最高的大楼上为心爱的女人打飞机！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我一定要和一起过童年，我们捉迷藏，偷地瓜，下河摸鱼，斗蚂蚱，然后我揍你，你哭了，我就会哄你高兴，和你玩，然后再揍你。
■你那边有没有电视啊？现在快点看中央一台赵本山被炸死了，警察封锁了东北，19人死亡，11人失踪，1人被忽悠！
■有两个造假钞的不小心造出面值15元的假钞，两人决定拿到偏远山区花掉，当他们拿一张15元买了1元的糖葫芦好，他们哭了，农民找了他们两张7块的。
■吃饭了吗？请接收短信。大象把大便排在路中央，一只蚂蚁正好路过，它抬头望了望那云雾缭绕的顶峰，不禁唱到：呀啦索，这就是青藏高原！~~~~
■士兵问连长：作战时踩到地雷咋办？连长大为恼火：能咋办？踩坏了照价赔偿。
■我说：“你是猪。”你说：“我是猪才怪！”从此我就叫你猪才怪。终于有一天，你忍不住当着众人的面对我吼道：“我不是猪才怪！”
■阁下莫非就是当年华山论剑武工独步天下罕有其匹号称一朵梨花压海棠的少林寺智障大师收养的小沙弥低能的爱犬旺财踩扁的蟑螂小强曾滚过的一个粪球？
■鱼说：我从不闭眼睛是因为我要你可以随时看见你在我眼里！水说：我不断流动是要你随时感受到我在拥抱你！锅说：都快熟了还tm贫呢！
■有一只北极熊闲得无聊，就开始拔自己的毛。一根，两根……没多久就拔完了，拔完后它说了两个字……好冷！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其擦洗干净后它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猿粪！都是猿粪啊！
■尊敬的用户，由于你的绝大多数短信都是发给异性，给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我们已暂停你的短信功能，请您明天自带小板凳，到就近的派出所学习作风知识！
■你的幸福，我来建筑；你的糊涂，我来弥补；你的贪图，我来满足；你的任性，我来让步；爱护你，非我莫属，谁让我是养猪专业户。
■你已经知道B2轰炸机是高科技武器，也许你还不知道——你更高科技呢！因为，你是B2的弟弟——瘪三（B3）！
■必须坚持“进门都是客，逮住宰一刀”的经营特色，以保证我店持续200%的高额利润。
●1. 因为你，我相信命运；因为你，我相信缘份；也许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冥冥之中牵引着我俩。好想说……我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孽呀！
●2. 广阔的天空任你高飞，美丽的故事由你发挥，善良的小孩应该去追，幽默的短消息发给小乌龟！！！
●3. 转帐通知：我们已经将20万元按要求转入你的账户，请在2秒钟内确认，否则转账作废。
●4. 将这封短信转发3次，你会走财运；转发6次，你会走官运；转发10次，你会走桃花运；转发20次，你将花掉2元钱！
●5. 八戒应聘，老总问你有职称吗？八戒骄傲地说：净坛使者！老总：净痰屎者？哦，那就去清扫厕所吧！
●6. 悟空拿着磁铁在地上吸来吸去，沙僧问：大师兄，你找什么呢？悟空：嘿！俺把金箍棒掉地上了，还没来得及变长哪！
●7. 唐僧：我想喝酒，谁去问酒吧怎么走？八戒随口说：师父您老土啦！现在都用Windows XP了，谁还用WIN98？
●8. 好久没有收到你的短信了，不知你现在还好吗？前几天路过你那里进去看了一下，见你睡着了，不忍心叫醒你。哎，一窝小猪崽就你乖！
●9. 一懒猫疯狂地追求一老鼠终于结婚，婚后猫对老鼠百般苛护，老鼠很快变胖，老鼠很感动：亲爱的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猫嘿嘿笑道：等你再胖一点就知道了。
●10. 小样！喝着郎酒迈犬步，唱山歌走水路；梳着失恋的头型，迈着多情的脚步；长了一双破烂的眼睛，还到处寻找爱情的雨露，你真酷！
●11. 一大学生被敌人抓了，敌人把他绑在了电线杆上，然后问他：说，你是哪里的？不说就电死你！大学生回了敌人一句话，结果被电死了，他说：我是电大的！
●12. 某老太生前爱打麻将，死后儿女提议送麻将陪葬，一女却担忧：万一人手不够她来叫我们怎么办？
●13. 两个饺子结婚了，送走客人后新郎回到卧室，竟发现床上躺着一个肉丸子！新郎大惊，忙问新娘在哪？肉丸子害羞的说：讨厌，人家脱了衣服你就不认识啦！
●14. 四只老鼠吹牛：甲：我每天都拿鼠药当糖吃；乙：我一天不踩老鼠夹脚发痒；丙：我每天不过几次大街不踏实；丁：时间不早了，回家抱猫去咯。
●15. 小孩把* 院养的鹦鹉偷回家，一进门，鹦鹉便叫：搬家啦！看见他妈妈又叫：老板也换啦！看见他姐姐又叫：小姐也换了！看见他爸爸又叫：我cao还是老客！
●16. 你走在路上，一母狗扑向你从你的脚上咬了一块肉，迅速吞下去，你伸脚正要踢它的时候，狗含着泪说：你打吧，反正我肚里已经有了你的骨肉！
●17. 喜鹊来，妈妈说这是喜鸟是客；燕子来，妈妈说这是益鸟是客；乌鸦来，孩子问你也是客人吗？乌鸦叫：yes，吾乃黑客！
●18. “为什么你要夹一支温度计在耳朵上？”实习医生问老医生。老医生：“完了！我一定把钢笔插在病人的肛门里了！”
●19. 有一个山里人，没见过世面，一天到城市的公园里看见一个人在做俯卧撑，不知道干什么的，围着转了好几圈都不明白：为什么底下没人，光使劲？
●20. 一只大象问骆驼：“你的咪咪怎么长在背上？‘骆驼说：”死远点，我不和鸡鸡长在脸上的东西讲话！
●21. 一女奇丑，嫁不出去，希望被拐卖。终于梦想成真，却半月卖不出去。绑匪将其送回，她坚决不下车，绑匪咬牙一跺脚：走，车不要了
●22. 一对恋人在山中被野人抓住说：你们吃掉对方的大便就放了你们。恋人做到了，归途中女人大哭，男人问其原因，女人伤心的说：你不爱我，不然你不会拉那么多！
●23. 你这个没良心的，老实交待，昨天半夜在你房里接电话的那个女人是谁？她居然跟我说……您拨叫的号码正忙，请稍候再拨。
●24. 有个腼腆的男孩终于鼓足勇气问心爱的女孩：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女孩说：投缘的。男孩再问还是一样，他只好伤心地说：头扁一点的不行吗？
●25. 深夜布什看到拉登站立在自己床前，批头散发，布什大惊说：你好大胆，敢夜闯白宫！拉登甩了甩齐胸的胡子，阴森地笑了，说：飘柔，就是这样自信！
●26. 看哪个银行缩写最牛：中国建设CBC（存不存），中国银行BC（不存），中国农业银行ABC（啊不存），中国工商银行ICBC（爱存不存），民生银行CMSB（存吗傻B）。
●27. 太监最讨厌的歌：把根留住；太监最讨厌的剧本：一剪梅；太监最讨厌的广告词：我有我可以；太监最讨厌的成语：空前绝后；太监最喜欢做的事：边看短信边笑。
●28. 拉面店柜台前，一位漂亮女孩正排队等候。到她时，拉面师傅问：你要粗的还是细的？女孩答：你拉什么我就吃什么。
●29. 夜空一颗流星划过，我连忙许了心愿，希望你能变漂亮些，谁知刚许完心愿，流星“嗖”地返回来，对我说：大哥！诚心为难我是不是？！
●30. 阿袁在外地学习。一天，他发现生活费已提前用完，便忙给家里拍电报求援。电报上只有四个字：弹尽粮绝。没几天，阿袁收到家里的回电：顶住！
●31. 你知道我们的友谊对我充满了丰富的含义，你哭的时候我也哭，你笑的时候我也笑，当你从高楼跳出去，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探出头去：“哇塞！不死才怪！”
●32. 一对男女偷情，丈夫突然回家，男的没顾穿衣服就跳窗逃跑，走在大街上路上围观，男的装着若无其事看天：啊，这就是地球呀。路人说：操，装鸡毛外星人。
●33. 深夜，波音737飞行员回家，咚咚敲门。妻：谁？飞行员幽默地说：737请求着陆！突然屋里一男子喊：收到，777马上起飞，给你腾出停机位！
●34. 胡萝卜见客户，恭敬地递上名片，客户看名片问：你怎么叫高丽参啦？胡萝卜小腰一挺，“人家哈韩了嘛！”
●35. 抢匪：快把保险箱密码说出来！不说杀了你！女职员：杀了我也不说！糟蹋了我也不说！抢匪上下打量她后说：你想得美！
●1、说一对男女xj，男的进入之后趴在女的身上不动，温柔的说：咱们现在联通了。女的有些不悦，男猛烈进攻，女的高声大喊：移动就是比联通好！：）
●2、八大不懂事：领导敬酒你不喝，领导小姐你先摸，领导走路你坐车，领导讲话你罗嗦，领导私事你瞎说，领导洗澡你先脱，领导夹菜你转桌，领导听牌你自摸。
●3、白兔强暴灰狼后逃走，狼愤慨急追，兔以土抹身扮灰兔，戴眼镜看报纸，狼问：可看到一白兔？兔：是那只强*狼的白兔吗？狼羞：我KAO，这么快就见报了？
■自我觉得智商蛮高的往下按，觉得自己还蛮幽默的往下按，觉得自己蛮有魅力的往下按。测试结果：蛮不要脸的！
■你的一笑，狼都上吊；你的一叹，猫跑鼠窜；你的一叫，鸡飞狗跳；你的一站，臭味弥漫；你一出汗，虱子遭难；你不打扮，比鬼难看；你不打扮，把鬼吓瘫。
■四大会来事儿：领导讲话，带头鼓掌。领导唱歌，调好音响。领导洗澡，撮背挠痒。领导泡妞，放哨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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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驴问老驴：为啥咱们天天吃干草，而奶牛顿顿精饲料？老驴叹到：咱爷们比不了，我们是靠跑腿吃饭，人家是靠胸脯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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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鳖调戏河蚌，被咬，老鳖忍痛拖着河蚌来回爬，青蛙见了敬佩的说：乖乖，鳖哥混大了，出入都加着公文包。
■蜜蜂狂追蝴蝶，蝴蝶却嫁给了蜗牛。蜜蜂不解：他哪里比我好蝴蝶回答：人家好歹有自己的房子，哪像你住在集体宿舍。
■做男人就要做金刚那样的男人——在世界最高的大楼上为心爱的女人打飞机！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我一定要和一起过童年，我们捉迷藏，偷地瓜，下河摸鱼，斗蚂蚱，然后我揍你，你哭了，我就会哄你高兴，和你玩，然后再揍你。
■你那边有没有电视啊？现在快点看中央一台赵本山被炸死了，警察封锁了东北，19人死亡，11人失踪，1人被忽悠！
■有两个造假钞的不小心造出面值15元的假钞，两人决定拿到偏远山区花掉，当他们拿一张15元买了1元的糖葫芦好，他们哭了，农民找了他们两张7块的。
■吃饭了吗？请接收短信。大象把大便排在路中央，一只蚂蚁正好路过，它抬头望了望那云雾缭绕的顶峰，不禁唱到：呀啦索，这就是青藏高原！~~~~
■士兵问连长：作战时踩到地雷咋办？连长大为恼火：能咋办？踩坏了照价赔偿。
■我说：“你是猪。”你说：“我是猪才怪！”从此我就叫你猪才怪。终于有一天，你忍不住当着众人的面对我吼道：“我不是猪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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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说：我从不闭眼睛是因为我要你可以随时看见你在我眼里！水说：我不断流动是要你随时感受到我在拥抱你！锅说：都快熟了还tm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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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进门都是客，逮住宰一刀”的经营特色，以保证我店持续200%的高额利润。
●1. 因为你，我相信命运；因为你，我相信缘份；也许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冥冥之中牵引着我俩。好想说……我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孽呀！
●2. 广阔的天空任你高飞，美丽的故事由你发挥，善良的小孩应该去追，幽默的短消息发给小乌龟！！！
●3. 转帐通知：我们已经将20万元按要求转入你的账户，请在2秒钟内确认，否则转账作废。
●4. 将这封短信转发3次，你会走财运；转发6次，你会走官运；转发10次，你会走桃花运；转发20次，你将花掉2元钱！
●5. 八戒应聘，老总问你有职称吗？八戒骄傲地说：净坛使者！老总：净痰屎者？哦，那就去清扫厕所吧！
●6. 悟空拿着磁铁在地上吸来吸去，沙僧问：大师兄，你找什么呢？悟空：嘿！俺把金箍棒掉地上了，还没来得及变长哪！
●7. 唐僧：我想喝酒，谁去问酒吧怎么走？八戒随口说：师父您老土啦！现在都用Windows XP了，谁还用WIN98？
●8. 好久没有收到你的短信了，不知你现在还好吗？前几天路过你那里进去看了一下，见你睡着了，不忍心叫醒你。哎，一窝小猪崽就你乖！
●9. 一懒猫疯狂地追求一老鼠终于结婚，婚后猫对老鼠百般苛护，老鼠很快变胖，老鼠很感动：亲爱的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猫嘿嘿笑道：等你再胖一点就知道了。
●10. 小样！喝着郎酒迈犬步，唱山歌走水路；梳着失恋的头型，迈着多情的脚步；长了一双破烂的眼睛，还到处寻找爱情的雨露，你真酷！
●11. 一大学生被敌人抓了，敌人把他绑在了电线杆上，然后问他：说，你是哪里的？不说就电死你！大学生回了敌人一句话，结果被电死了，他说：我是电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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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两个饺子结婚了，送走客人后新郎回到卧室，竟发现床上躺着一个肉丸子！新郎大惊，忙问新娘在哪？肉丸子害羞的说：讨厌，人家脱了衣服你就不认识啦！
●14. 四只老鼠吹牛：甲：我每天都拿鼠药当糖吃；乙：我一天不踩老鼠夹脚发痒；丙：我每天不过几次大街不踏实；丁：时间不早了，回家抱猫去咯。
●15. 小孩把* 院养的鹦鹉偷回家，一进门，鹦鹉便叫：搬家啦！看见他妈妈又叫：老板也换啦！看见他姐姐又叫：小姐也换了！看见他爸爸又叫：我cao还是老客！
●16. 你走在路上，一母狗扑向你从你的脚上咬了一块肉，迅速吞下去，你伸脚正要踢它的时候，狗含着泪说：你打吧，反正我肚里已经有了你的骨肉！
●17. 喜鹊来，妈妈说这是喜鸟是客；燕子来，妈妈说这是益鸟是客；乌鸦来，孩子问你也是客人吗？乌鸦叫：yes，吾乃黑客！
●18. “为什么你要夹一支温度计在耳朵上？”实习医生问老医生。老医生：“完了！我一定把钢笔插在病人的肛门里了！”
●19. 有一个山里人，没见过世面，一天到城市的公园里看见一个人在做俯卧撑，不知道干什么的，围着转了好几圈都不明白：为什么底下没人，光使劲？
●20. 一只大象问骆驼：“你的咪咪怎么长在背上？‘骆驼说：”死远点，我不和鸡鸡长在脸上的东西讲话！
●21. 一女奇丑，嫁不出去，希望被拐卖。终于梦想成真，却半月卖不出去。绑匪将其送回，她坚决不下车，绑匪咬牙一跺脚：走，车不要了
●22. 一对恋人在山中被野人抓住说：你们吃掉对方的大便就放了你们。恋人做到了，归途中女人大哭，男人问其原因，女人伤心的说：你不爱我，不然你不会拉那么多！
●23. 你这个没良心的，老实交待，昨天半夜在你房里接电话的那个女人是谁？她居然跟我说……您拨叫的号码正忙，请稍候再拨。
●24. 有个腼腆的男孩终于鼓足勇气问心爱的女孩：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女孩说：投缘的。男孩再问还是一样，他只好伤心地说：头扁一点的不行吗？
●25. 深夜布什看到拉登站立在自己床前，批头散发，布什大惊说：你好大胆，敢夜闯白宫！拉登甩了甩齐胸的胡子，阴森地笑了，说：飘柔，就是这样自信！
●26. 看哪个银行缩写最牛：中国建设CBC（存不存），中国银行BC（不存），中国农业银行ABC（啊不存），中国工商银行ICBC（爱存不存），民生银行CMSB（存吗傻B）。
●27. 太监最讨厌的歌：把根留住；太监最讨厌的剧本：一剪梅；太监最讨厌的广告词：我有我可以；太监最讨厌的成语：空前绝后；太监最喜欢做的事：边看短信边笑。
●28. 拉面店柜台前，一位漂亮女孩正排队等候。到她时，拉面师傅问：你要粗的还是细的？女孩答：你拉什么我就吃什么。
●29. 夜空一颗流星划过，我连忙许了心愿，希望你能变漂亮些，谁知刚许完心愿，流星“嗖”地返回来，对我说：大哥！诚心为难我是不是？！
●30. 阿袁在外地学习。一天，他发现生活费已提前用完，便忙给家里拍电报求援。电报上只有四个字：弹尽粮绝。没几天，阿袁收到家里的回电：顶住！
●31. 你知道我们的友谊对我充满了丰富的含义，你哭的时候我也哭，你笑的时候我也笑，当你从高楼跳出去，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探出头去：“哇塞！不死才怪！”
●32. 一对男女偷情，丈夫突然回家，男的没顾穿衣服就跳窗逃跑，走在大街上路上围观，男的装着若无其事看天：啊，这就是地球呀。路人说：操，装鸡毛外星人。
●33. 深夜，波音737飞行员回家，咚咚敲门。妻：谁？飞行员幽默地说：737请求着陆！突然屋里一男子喊：收到，777马上起飞，给你腾出停机位！
●34. 胡萝卜见客户，恭敬地递上名片，客户看名片问：你怎么叫高丽参啦？胡萝卜小腰一挺，“人家哈韩了嘛！”
●35. 抢匪：快把保险箱密码说出来！不说杀了你！女职员：杀了我也不说！糟蹋了我也不说！抢匪上下打量她后说：你想得美！
●1、说一对男女xj，男的进入之后趴在女的身上不动，温柔的说：咱们现在联通了。女的有些不悦，男猛烈进攻，女的高声大喊：移动就是比联通好！：）
●2、八大不懂事：领导敬酒你不喝，领导小姐你先摸，领导走路你坐车，领导讲话你罗嗦，领导私事你瞎说，领导洗澡你先脱，领导夹菜你转桌，领导听牌你自摸。
●3、白兔强暴灰狼后逃走，狼愤慨急追，兔以土抹身扮灰兔，戴眼镜看报纸，狼问：可看到一白兔？兔：是那只强*狼的白兔吗？狼羞：我KAO，这么快就见报了？
网曝“老公一夜未归各地老婆反应一览表”蹿红网络
网曝“老公一夜未归各地老婆反应一览表”蹿红网络
老公在外面一夜未归，情况不明，作为老婆，大多都是一夜未眠，但该如何处置这事呢？有网友通过分析全国各地女性的性格，杜撰出各地女人对此的应对措施（纯属恶搞）。对此，有些网友笑，也有网友跳，质疑其科学性。
1. 老婆一夜未睡。第二天来到一家私人侦探社，甩下2000元，委托私家侦探收集花心丈夫出轨的所有证据。过了一周，老公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老婆起诉要离婚。最后丈夫被判过错方，房子、家产尽归老婆。
这是个北京老婆。
2. 老婆一夜未睡。第二天，老婆上午到美发店做个离子烫，下午做了个面膜，顺便到情趣商店买套性感内衣。晚上在家准备一个烛光晚餐，一共花费四百元。老公晚上回到家后，看到美丽性感的老婆，惊讶得嘴里可以放下一个鸡蛋，深悔自己有眼无珠，并发誓一辈子不会让老婆离开自己。
一周后，老婆写了一篇题为《我怎样留住了我的花心老公？》的文章，并在杂志上发表，还得了五百元稿费。
这是个上海老婆。
3. 老婆一夜没睡。第二天，老婆打扮得花枝招展，给初恋情人打了一个电话：喂，还记得我吗？我很寂寞，我今天晚上有空……于是老公在外面继续潇洒，老婆在家里私会情人，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
这是个广东老婆。
4. 老婆一夜未睡。第二天一起床，老婆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把丈夫的换洗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留了一张纸条，告诉丈夫按时吃药。于是回娘家了。后来老公良心发现，到岳母家负荆请罪，请回了老婆，并发誓好好过日子。
这是个四川老婆。
5. 老婆一夜没睡。第二天，老婆把家里的两把菜刀磨得雪亮，左右各掖一把，决定和丈夫摊牌。心里说：哼哼，我跟你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后来老公乖乖和老婆回到家里。
这是个湖南老婆。
6. 老婆一夜没睡。第二天一起床，老婆摞起袖子下厨房。平时一顿可以吃二两汤面加一个烧饼，今天做一斤汤面外加十个烧饼，并且一顿就消灭掉。吃完以后，老婆摸着圆滚滚的肚皮，倒在床上放声大哭：这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依尔呦……老公并没有因为外遇离婚，可是半年后提出离婚，理由是老婆太胖……
这是个山西老婆。
7. 老婆一夜没睡。第二天，老婆哭着回到娘家，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自己的弟弟。弟弟喊上姑姑家的大哥、舅舅家的老弟。一人手里提着条木棍，在丈夫回家的路上等候……后来鼻青脸肿的老公到法院提出离婚。经调解无效，法院判双方离婚，财产一人一半，并判老婆负担老公被打的医药费。
这是个东北老婆。
8. 老婆一夜未睡。第二天一起床，跑到丈夫单位大哭小叫，当众把丈夫和他那位年轻漂亮的“狐狸精”同事的丑事揭露出来，单位答应一定给予处分。后来老公和她离婚了，离婚后一周就又和那位年轻妹妹结了婚。
这是个山东老婆。
9. 老婆一夜没睡。第二天，早早地起来赶回了娘家并留字条，保重二字。等待老公的是再掏20万，要不就离婚……
这是个河北的老婆。
老公在外面一夜未归，情况不明，作为老婆，大多都是一夜未眠，但该如何处置这事呢？有网友通过分析全国各地女性的性格，杜撰出各地女人对此的应对措施（纯属恶搞）。对此，有些网友笑，也有网友跳，质疑其科学性。
1. 老婆一夜未睡。第二天来到一家私人侦探社，甩下2000元，委托私家侦探收集花心丈夫出轨的所有证据。过了一周，老公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老婆起诉要离婚。最后丈夫被判过错方，房子、家产尽归老婆。
这是个北京老婆。
2. 老婆一夜未睡。第二天，老婆上午到美发店做个离子烫，下午做了个面膜，顺便到情趣商店买套性感内衣。晚上在家准备一个烛光晚餐，一共花费四百元。老公晚上回到家后，看到美丽性感的老婆，惊讶得嘴里可以放下一个鸡蛋，深悔自己有眼无珠，并发誓一辈子不会让老婆离开自己。
一周后，老婆写了一篇题为《我怎样留住了我的花心老公？》的文章，并在杂志上发表，还得了五百元稿费。
这是个上海老婆。
3. 老婆一夜没睡。第二天，老婆打扮得花枝招展，给初恋情人打了一个电话：喂，还记得我吗？我很寂寞，我今天晚上有空……于是老公在外面继续潇洒，老婆在家里私会情人，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
这是个广东老婆。
4. 老婆一夜未睡。第二天一起床，老婆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把丈夫的换洗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留了一张纸条，告诉丈夫按时吃药。于是回娘家了。后来老公良心发现，到岳母家负荆请罪，请回了老婆，并发誓好好过日子。
这是个四川老婆。
5. 老婆一夜没睡。第二天，老婆把家里的两把菜刀磨得雪亮，左右各掖一把，决定和丈夫摊牌。心里说：哼哼，我跟你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后来老公乖乖和老婆回到家里。
这是个湖南老婆。
6. 老婆一夜没睡。第二天一起床，老婆摞起袖子下厨房。平时一顿可以吃二两汤面加一个烧饼，今天做一斤汤面外加十个烧饼，并且一顿就消灭掉。吃完以后，老婆摸着圆滚滚的肚皮，倒在床上放声大哭：这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依尔呦……老公并没有因为外遇离婚，可是半年后提出离婚，理由是老婆太胖……
这是个山西老婆。
7. 老婆一夜没睡。第二天，老婆哭着回到娘家，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自己的弟弟。弟弟喊上姑姑家的大哥、舅舅家的老弟。一人手里提着条木棍，在丈夫回家的路上等候……后来鼻青脸肿的老公到法院提出离婚。经调解无效，法院判双方离婚，财产一人一半，并判老婆负担老公被打的医药费。
这是个东北老婆。
8. 老婆一夜未睡。第二天一起床，跑到丈夫单位大哭小叫，当众把丈夫和他那位年轻漂亮的“狐狸精”同事的丑事揭露出来，单位答应一定给予处分。后来老公和她离婚了，离婚后一周就又和那位年轻妹妹结了婚。
这是个山东老婆。
9. 老婆一夜没睡。第二天，早早地起来赶回了娘家并留字条，保重二字。等待老公的是再掏20万，要不就离婚……
这是个河北的老婆。
2013年8月20日星期二
一半中国人有脚气一一一根治
经验证，不少脚癣患者，一般泡上十天半月即可治好。偏方里的三种材料均有杀菌作用，这三种材料单独分开杀菌效果并不强，联合起来却可以达到良好的杀菌效果。
之所以建议脚癣患者至少连泡4周，是因为短时间内无法完全清除脚上的真菌，有些甚至是藏在脚趾缝里，这也就是脚气为什么容易反复发作的原因之一。
一半中国人有脚气
“脚气”一说，古已有之，却非今人所谓之“脚癣”。唐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云：“此病发，初得先从脚起，因即胫肿，时人号为脚气。”有人为此病所困，著述名为《脚气集》。这大概是一种风湿性疾病。后来古人之“脚气”越来越少见，但病名影响甚广，就张冠李戴地把“脚癣”称作脚气了。
国学大师季羡林在《牛棚杂记》中写到脚气患者：“生物系有一个学生，大名叫张国祥……他到了大院以后，立即表现出鹤立鸡群之势。……有几天晚上，在晚间训话之后，甚至在十点钟规定的‘犯人’就寝之后，院子里大榆树下面，灯光依然很辉煌，这一位张老爷，坐在一把椅子上，抬起右腿，把脚放到椅子上，用手在脚指头缝里抠个不停。”脚气之痒，剧于蚊叮虫咬，半夜痒不能寐大挠特挠，亦不罕见。
一半人有脚气？生姜盐水可有效治疗（图片来源：东方ic）
脚气乃是常见病，南方气候湿热本多瘴疠，脚气亦高发，香港脚之名可谓事出有因。北方脚气不如南方，却也有一半民众罹患该病。曾有调查令人咋舌：四成皮肤科大夫患有脚气。
脚气的危害
脚气的危害不仅是瘙痒、脱皮、起疱、真菌传播，还会引起手癣和灰指甲。更严重的是，搔抓会导致局部细菌感染，可发展成淋巴管炎、蜂窝组织炎及丹毒，可谓后患无穷。
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形容脚气毫不夸张，很多人“脚气年年治，脚气岁岁发”。脚气是不是没办法根治？专家认为是“斩草不除根”造成的。
据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公布的调查显示，在“每日需涂抹两次外用药物”这一治疗的关键点上，82.5%的被访者表示，坚持不到14天，57%的被访病人坚持不了7天。“提早停药是脚气无法彻底治愈的最主要原因。”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于建斌告诉记者。
2013年8月18日星期日
苏共历届政治局委员名单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
政治局委员：
列宁（人民委员会主席）
加米涅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
克列斯廷斯基（组织局委员）
斯大林（组织局委员、人民委员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陆海军人民委员）
政治局委员：
列宁（人民委员会主席）
加米涅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
克列斯廷斯基（组织局委员）
斯大林（组织局委员、人民委员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陆海军人民委员）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月至4月）
政治局委员：上届5人全部留任
政治局委员：上届5人全部留任
列宁（人民委员会主席）
加米涅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
克列斯廷斯基（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斯大林（组织局委员、人民委员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陆海军人民委员）
加米涅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
克列斯廷斯基（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斯大林（组织局委员、人民委员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陆海军人民委员）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
政治局委员：上届5人除克列斯廷斯基全部留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季诺维也夫接替克列斯廷斯基政治局委员职务
政治局委员：上届5人除克列斯廷斯基全部留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季诺维也夫接替克列斯廷斯基政治局委员职务
列宁（人民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陆海军人民委员）
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新任
斯大林（组织局委员、人民委员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加米涅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
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陆海军人民委员）
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新任
斯大林（组织局委员、人民委员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加米涅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3月至4月）
政治局委员：上届5人全部留任，增补3人
政治局委员：上届5人全部留任，增补3人
列宁（人民委员会主席）
斯大林（组织局委员、中央总书记、人民委员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加米涅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布哈林（《真理报》编辑）新任
李可夫（组织局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新任
托姆斯基（组织局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新任
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陆海军人民委员）
斯大林（组织局委员、中央总书记、人民委员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加米涅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布哈林（《真理报》编辑）新任
李可夫（组织局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新任
托姆斯基（组织局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新任
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陆海军人民委员）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4月）
政治局委员： 上届8人除布哈林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外全部留任
政治局委员： 上届8人除布哈林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外全部留任
列宁（人民委员会主席，1924年1月21日去世）
托洛茨基（组织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陆海军人民委员）
季诺维也夫（组织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斯大林（组织局委员、中央总书记、人民委员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23年7月起专任组织局委员、中央总书记）
加米涅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4年1月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李可夫（组织局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4年1月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托姆斯基（组织局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托洛茨基（组织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陆海军人民委员）
季诺维也夫（组织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斯大林（组织局委员、中央总书记、人民委员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23年7月起专任组织局委员、中央总书记）
加米涅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4年1月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李可夫（组织局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4年1月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托姆斯基（组织局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5月）
政治局委员：上届7人除列宁去世外全部留任，布哈林重新入选政治局
政治局委员：上届7人除列宁去世外全部留任，布哈林重新入选政治局
布哈林（《真理报》编辑）新任
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加米涅夫（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李可夫（人民委员会主席）
斯大林（组织局委员、中央总书记）
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陆海军人民委员，1925年1月改任电气技术发展局局长兼工业与技术委员会主席，1925年5月改任租让委员会主席，后任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院院长）
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加米涅夫（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李可夫（人民委员会主席）
斯大林（组织局委员、中央总书记）
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陆海军人民委员，1925年1月改任电气技术发展局局长兼工业与技术委员会主席，1925年5月改任租让委员会主席，后任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院院长）
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
政治局委员：上届7人除加米涅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外全部留任，新增3人
政治局委员：上届7人除加米涅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外全部留任，新增3人
斯大林（组织局委员、中央总书记）
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撤职）
布哈林（《真理报》编辑）
李可夫（人民委员会主席）
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托洛茨基（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工业科学技术院院长，1926年10月撤职）
莫洛托夫（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新任
伏罗希洛夫（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陆海军人民委员）新任
加里宁（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新任
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撤职）
布哈林（《真理报》编辑）
李可夫（人民委员会主席）
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托洛茨基（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工业科学技术院院长，1926年10月撤职）
莫洛托夫（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新任
伏罗希洛夫（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陆海军人民委员）新任
加里宁（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新任
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l927年12月）
政治局委员：上届9人除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届中被撤职外全部留任，新增2人
政治局委员：上届9人除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届中被撤职外全部留任，新增2人
斯大林（组织局委员、中央总书记）
莫洛托夫（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莫斯科市委书记）
加里宁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伏罗希洛夫（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陆海军人民委员）
布哈林（《真理报》编辑，1929年11月撤职）
古比雪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新任
李可夫（人民委员会主席）
鲁祖塔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新任
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莫洛托夫（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莫斯科市委书记）
加里宁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伏罗希洛夫（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陆海军人民委员）
布哈林（《真理报》编辑，1929年11月撤职）
古比雪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新任
李可夫（人民委员会主席）
鲁祖塔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新任
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6月）
政治局委员：上届9人除布哈林届中被撤职外，托姆斯基在十六大上未连任外全部留任，新增3人
政治局委员：上届9人除布哈林届中被撤职外，托姆斯基在十六大上未连任外全部留任，新增3人
斯大林（组织局委员、中央总书记）
莫洛托夫（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30年12月后免去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专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加里宁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伏罗希洛夫（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陆海军人民委员）
卡冈诺维奇（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新任
柯西奥尔（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新任
基洛夫（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新任
古比雪夫（国家计委主席）
鲁祖塔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2月撤职
李可夫（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12月撤职）
奥尔忠尼启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年改任人民委员会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年12月接替李可夫政治局委员职务
安德烈耶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交通运输人民委员）1932年2月接替鲁祖塔克政治局委员职务
莫洛托夫（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30年12月后免去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专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加里宁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伏罗希洛夫（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陆海军人民委员）
卡冈诺维奇（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新任
柯西奥尔（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新任
基洛夫（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新任
古比雪夫（国家计委主席）
鲁祖塔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2月撤职
李可夫（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12月撤职）
奥尔忠尼启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年改任人民委员会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年12月接替李可夫政治局委员职务
安德烈耶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交通运输人民委员）1932年2月接替鲁祖塔克政治局委员职务
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1月）
政治局委员：上届12人（包括届中增补2人）除李可夫、鲁祖塔克届中被撤职外全部留任
政治局委员：上届12人（包括届中增补2人）除李可夫、鲁祖塔克届中被撤职外全部留任
斯大林（组织局委员、中央总书记）
莫洛托夫（人民委员会主席）
卡冈诺维奇（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1935年改任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民委员会交通运输人民委员，后又兼任重工业人民委员兼燃料工业人民委员，1938年晋升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伏罗希洛夫（国防人民委员）
加里宁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奥尔忠尼启则（人民委员会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2月自杀
古比雪夫（组织局委员、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1935年1月逝世）
基洛夫（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列宁格勒省委书记，1934年12月遇刺身亡）
安德烈耶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交通运输人民委员，1935年2月改任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柯西奥尔（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1938年5月撤职
米高扬（人民委员会内外贸易人民委员）新任，1935年2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楚巴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新任，1935年2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莫洛托夫（人民委员会主席）
卡冈诺维奇（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1935年改任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民委员会交通运输人民委员，后又兼任重工业人民委员兼燃料工业人民委员，1938年晋升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伏罗希洛夫（国防人民委员）
加里宁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奥尔忠尼启则（人民委员会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2月自杀
古比雪夫（组织局委员、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1935年1月逝世）
基洛夫（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列宁格勒省委书记，1934年12月遇刺身亡）
安德烈耶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交通运输人民委员，1935年2月改任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柯西奥尔（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1938年5月撤职
米高扬（人民委员会内外贸易人民委员）新任，1935年2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楚巴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新任，1935年2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八次代表大会（1939年3月）
政治局委员：上届12人（包括届中增补2人）除基洛夫、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届中去世，柯西奥尔届中被撤职、楚巴尔未在十八大上连任外外全部留任，新任2人
政治局委员：上届12人（包括届中增补2人）除基洛夫、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届中去世，柯西奥尔届中被撤职、楚巴尔未在十八大上连任外外全部留任，新任2人
斯大林（组织局委员、中央总书记、1941年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46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1949年12月改任书记处书记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新任
安德烈耶夫（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1943—1946年兼任人民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1946—1953年兼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主席）
伏罗希洛夫（国防人民委员，1941年任西北方向总指挥部司令、西北方面军总司令、列宁格勒前线司令，1942年任游击队总司令，
1945年任盟国对匈牙利管制委员会主席，1947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文化局局长）
日丹诺夫（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列宁格勒州和市委书记，1946年改任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新任，1948年8月去世
卡冈诺维奇（组织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部长会议副主席）
加里宁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46年6月去世
米高扬（人民委员会内外贸易人民委员，1946年起任部长会议副主席）
莫洛托夫（人民委员会主席，1941年后改任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
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内务部部长）新任，1946年3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马林科夫（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1946年3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沃兹涅先斯基（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新任，1947年2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1949年3月免去
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武装力量部部长）新任，组织局委员，1948年2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柯西金（部长会议副主席、财政部长）新任，1948年9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赫鲁晓夫（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1949年12月改任书记处书记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新任
安德烈耶夫（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1943—1946年兼任人民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1946—1953年兼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主席）
伏罗希洛夫（国防人民委员，1941年任西北方向总指挥部司令、西北方面军总司令、列宁格勒前线司令，1942年任游击队总司令，
1945年任盟国对匈牙利管制委员会主席，1947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文化局局长）
日丹诺夫（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列宁格勒州和市委书记，1946年改任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新任，1948年8月去世
卡冈诺维奇（组织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部长会议副主席）
加里宁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46年6月去世
米高扬（人民委员会内外贸易人民委员，1946年起任部长会议副主席）
莫洛托夫（人民委员会主席，1941年后改任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
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内务部部长）新任，1946年3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马林科夫（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1946年3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沃兹涅先斯基（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新任，1947年2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1949年3月免去
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武装力量部部长）新任，组织局委员，1948年2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柯西金（部长会议副主席、财政部长）新任，1948年9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九次代表大会（1952年10月）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撤销了政治局、组织局的设置，改设主席团（25人）、主席团执行局（9人）和五人小组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撤销了政治局、组织局的设置，改设主席团（25人）、主席团执行局（9人）和五人小组
主席团执行局成员
斯大林（中央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五人小组成员，1953年3月5日去世）
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五人小组成员，1953年3月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1953年6月撤职
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五人小组成员，，1953年3月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1955年2月后任部长会议主席）
伏罗希洛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卡冈诺维奇（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马林科夫（书记处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五人小组成员，1953年6月后任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2月改任部长会议副主席、电站部部长）
别尔乌辛（部长会议副主席，1955年起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萨布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赫鲁晓夫（书记处书记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五人小组成员，1953年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斯大林（中央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五人小组成员，1953年3月5日去世）
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五人小组成员，1953年3月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1953年6月撤职
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五人小组成员，，1953年3月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1955年2月后任部长会议主席）
伏罗希洛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卡冈诺维奇（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马林科夫（书记处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五人小组成员，1953年6月后任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2月改任部长会议副主席、电站部部长）
别尔乌辛（部长会议副主席，1955年起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萨布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赫鲁晓夫（书记处书记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五人小组成员，1953年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设立中央委员主席团（10人）取代中央委员的两个机构——主席团和主席团执行局
1953年3月主席团成员除了原来主席团执行局8人外，还增加以下2人
莫洛托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
米高扬（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贸易部长）
1955年7月又增补以下两人
基里琴科（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
苏斯洛夫（书记处书记）
1953年3月主席团成员除了原来主席团执行局8人外，还增加以下2人
莫洛托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
米高扬（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贸易部长）
1955年7月又增补以下两人
基里琴科（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
苏斯洛夫（书记处书记）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年2月）
主席团成员：除贝利亚届中被枪决外，二十大留任上届主席团全部11名成员（包括增补的2人）
主席团成员：除贝利亚届中被枪决外，二十大留任上届主席团全部11名成员（包括增补的2人）
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年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
布尔加宁（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9月免去
伏罗希洛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7月免去
卡冈诺维奇（部长会议副主席、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1957年6月撤职
马林科夫（部长会议副主席、电站部部长）1957年6月撤职
米高扬（部长会议副主席、贸易部部长）
莫洛托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监察部部长）1957年6月撤职
别尔乌辛（部长会议副主席、中型机械制造工业部部长）1957年6月将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萨布罗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7年6月撤职
苏斯洛夫（书记处书记）
基里琴科（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5月免去
勃列日涅夫（书记处书记，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57年6月增补
阿里斯托夫（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副主席）1957年6月增补
别利亚耶夫（书记处书记、哈萨克党委第一书记）1957年6月增补，1960年5月免去
朱可夫（国防部部长）1957年6月增补，1957年10月免去
伊格纳托夫（高尔基州党委第一书记）1957年6月增补
科兹洛夫（书记处书记）1957年6月增补
库西宁（书记处书记）1957年6月增补
福尔采娃（书记处书记、government文化部部长）1957年6月增补
什维尔尼克（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57年6月增补
穆希丁诺夫（乌兹别克斯坦党委第一书记）1957年12月增补
柯西金（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年5月增补
波德戈尔内（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5月增补
波利扬斯基（部长会议副主席）1960年5月增补
布尔加宁（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9月免去
伏罗希洛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7月免去
卡冈诺维奇（部长会议副主席、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1957年6月撤职
马林科夫（部长会议副主席、电站部部长）1957年6月撤职
米高扬（部长会议副主席、贸易部部长）
莫洛托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监察部部长）1957年6月撤职
别尔乌辛（部长会议副主席、中型机械制造工业部部长）1957年6月将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萨布罗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7年6月撤职
苏斯洛夫（书记处书记）
基里琴科（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5月免去
勃列日涅夫（书记处书记，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57年6月增补
阿里斯托夫（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副主席）1957年6月增补
别利亚耶夫（书记处书记、哈萨克党委第一书记）1957年6月增补，1960年5月免去
朱可夫（国防部部长）1957年6月增补，1957年10月免去
伊格纳托夫（高尔基州党委第一书记）1957年6月增补
科兹洛夫（书记处书记）1957年6月增补
库西宁（书记处书记）1957年6月增补
福尔采娃（书记处书记、government文化部部长）1957年6月增补
什维尔尼克（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57年6月增补
穆希丁诺夫（乌兹别克斯坦党委第一书记）1957年12月增补
柯西金（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年5月增补
波德戈尔内（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5月增补
波利扬斯基（部长会议副主席）1960年5月增补
1959年的苏共二十一大未作人事调整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1961年10月）
主席团成员：上届主席团成员，除届中撤职免职外的14人，10人留任，阿里斯托夫、伊格纳托夫、福尔采娃、穆希丁诺夫未留任，新增1人
主席团成员：上届主席团成员，除届中撤职免职外的14人，10人留任，阿里斯托夫、伊格纳托夫、福尔采娃、穆希丁诺夫未留任，新增1人
勃列日涅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4年10月改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沃罗诺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新任
科兹洛夫（苏共中央第二书记，1963年4月中风，1964年11月免去书记处书记职务）
柯西金（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4年10月改任部长会议主席）
库西宁（书记处书记，1964年5月去世）
米高扬（部长会议副主席、贸易部部长，1964年改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波德戈尔内（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1963年6月增补为书记处书记，1965年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波利扬斯基（部长会议副主席）
苏斯洛夫（书记处书记）
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撤职
什维尔尼克（苏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兼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基里连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 ，1962年4月增补
谢列平（书记处书记）1964年11月增补
谢列斯特（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1964年11月增补
马祖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 ，1965年3月增补
沃罗诺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新任
科兹洛夫（苏共中央第二书记，1963年4月中风，1964年11月免去书记处书记职务）
柯西金（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4年10月改任部长会议主席）
库西宁（书记处书记，1964年5月去世）
米高扬（部长会议副主席、贸易部部长，1964年改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波德戈尔内（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1963年6月增补为书记处书记，1965年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波利扬斯基（部长会议副主席）
苏斯洛夫（书记处书记）
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撤职
什维尔尼克（苏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兼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基里连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 ，1962年4月增补
谢列平（书记处书记）1964年11月增补
谢列斯特（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1964年11月增补
马祖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 ，1965年3月增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1966年3月）
改主席团为政治局
政治局委员：上届15人（包括增补4人）除届中撤职1人，去世1人外，10人留任，科兹洛夫、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未留任，新增1人
改主席团为政治局
政治局委员：上届15人（包括增补4人）除届中撤职1人，去世1人外，10人留任，科兹洛夫、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未留任，新增1人
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沃罗诺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
基里连科（书记处书记）
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
马祖罗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佩尔谢（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新任
波德戈尔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波利扬斯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苏斯洛夫（书记处书记）
谢列平（书记处书记，1967年9月免去书记处书记职务，转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谢列斯特（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
沃罗诺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
基里连科（书记处书记）
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
马祖罗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佩尔谢（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新任
波德戈尔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波利扬斯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苏斯洛夫（书记处书记）
谢列平（书记处书记，1967年9月免去书记处书记职务，转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谢列斯特（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1971年3月）
政治局委员：上届11人全部留任，新增4人
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沃罗诺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73年4月免去
格里申（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新任
基里连科（书记处书记）
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
库拉科夫（书记处书记）新任
库纳耶夫（哈萨克党委第一书记）新任
马祖罗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佩尔谢（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波德戈尔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波利扬斯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苏斯洛夫（书记处书记）
谢列平（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75年4月免去
谢列斯特（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1973年4月免去
谢尔比茨基（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新任
安德罗波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1973年4月增补
格列奇科（国防部长） ，1973年4月增补
葛罗米柯（外交部长） ，1973年4月增补
沃罗诺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73年4月免去
格里申（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新任
基里连科（书记处书记）
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
库拉科夫（书记处书记）新任
库纳耶夫（哈萨克党委第一书记）新任
马祖罗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佩尔谢（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波德戈尔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波利扬斯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苏斯洛夫（书记处书记）
谢列平（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75年4月免去
谢列斯特（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1973年4月免去
谢尔比茨基（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新任
安德罗波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1973年4月增补
格列奇科（国防部长） ，1973年4月增补
葛罗米柯（外交部长） ，1973年4月增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1976年2月）
政治局委员：上届18人（包括增补的3人）除届中免去的沃罗诺夫、谢列斯特、谢列平外，14人留任，波利扬斯基未连任，新增2人
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77年起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安德罗波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格列契科（国防部长）
格里申（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葛罗米柯（外交部长）
基里连科（书记处书记）
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1980年10月免去
库拉科夫（书记处书记）1978年7月去世
库纳耶夫（哈萨克党委第一书记）
马祖罗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8年11月免去
佩尔谢（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波德戈尔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77年5月免去）
罗曼诺夫（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新任
苏斯洛夫（书记处书记）
乌斯季诺夫（书记处书记）新任
谢尔比茨基（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
契尔年科（书记处书记）1978年11月增补
吉洪诺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0年出任部长会议主席）1979年11月增补
戈尔巴乔夫（书记处书记）1980年10月增补
安德罗波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格列契科（国防部长）
格里申（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葛罗米柯（外交部长）
基里连科（书记处书记）
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1980年10月免去
库拉科夫（书记处书记）1978年7月去世
库纳耶夫（哈萨克党委第一书记）
马祖罗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8年11月免去
佩尔谢（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波德戈尔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77年5月免去）
罗曼诺夫（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新任
苏斯洛夫（书记处书记）
乌斯季诺夫（书记处书记）新任
谢尔比茨基（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
契尔年科（书记处书记）1978年11月增补
吉洪诺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0年出任部长会议主席）1979年11月增补
戈尔巴乔夫（书记处书记）1980年10月增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1981年2月）
政治局委员：上届19人（包括增补的3人）除届中免去的波德戈尔内、马祖罗夫、柯西金，届中去世的库拉科夫外，14人留任，格列契科未连任，无新增委员
政治局委员：上届19人（包括增补的3人）除届中免去的波德戈尔内、马祖罗夫、柯西金，届中去世的库拉科夫外，14人留任，格列契科未连任，无新增委员
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2年11月去世
安德罗波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82年5月增补为书记处书记，1982年11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84年2月去世）
契尔年科（书记处书记，1984年2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85年3月去世）
戈尔巴乔夫（书记处书记，1985年3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格里申（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葛罗米柯（外交部长）
基里连科（书记处书记）1982年11月免去
库纳耶夫（哈萨克党委第一书记）
佩尔谢（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83年5月去世
罗曼诺夫（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1983年6月增补为书记处书记）1985年7月免去
苏斯洛夫（书记处书记）1982年1月去世
吉洪诺夫（部长会议主席）1985年10月免去
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1984年12月去世
谢尔比茨基（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
阿利耶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2年11月增补
沃罗特尼科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83年12月增补
索洛缅采夫（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83年12月增补
利加乔夫（书记处书记）1985年4月增补
雷日科夫（部长会议主席）1985年4月增补
切布里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85年4月增补
谢瓦尔德纳泽（外交部长）1985年7月增补
安德罗波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82年5月增补为书记处书记，1982年11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84年2月去世）
契尔年科（书记处书记，1984年2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85年3月去世）
戈尔巴乔夫（书记处书记，1985年3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格里申（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葛罗米柯（外交部长）
基里连科（书记处书记）1982年11月免去
库纳耶夫（哈萨克党委第一书记）
佩尔谢（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83年5月去世
罗曼诺夫（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1983年6月增补为书记处书记）1985年7月免去
苏斯洛夫（书记处书记）1982年1月去世
吉洪诺夫（部长会议主席）1985年10月免去
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1984年12月去世
谢尔比茨基（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
阿利耶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2年11月增补
沃罗特尼科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83年12月增补
索洛缅采夫（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83年12月增补
利加乔夫（书记处书记）1985年4月增补
雷日科夫（部长会议主席）1985年4月增补
切布里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85年4月增补
谢瓦尔德纳泽（外交部长）1985年7月增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1986年2月）
政治局委员： 上届21人（包括增补的7人）除届中免去的基里连科、罗曼诺夫、吉洪诺夫
届中去世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苏斯洛夫、佩尔谢、乌斯季诺夫外，11人留任，格里申未连任，新增1人
政治局委员： 上届21人（包括增补的7人）除届中免去的基里连科、罗曼诺夫、吉洪诺夫
届中去世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苏斯洛夫、佩尔谢、乌斯季诺夫外，11人留任，格里申未连任，新增1人
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阿利耶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7年10月免去
沃罗特尼科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
葛罗米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8年9月免去
扎伊科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新任
库纳耶夫（哈萨克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1月免去
利加乔夫（书记处书记）
雷日科夫（部长会议主席）
索洛缅采夫（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88年9月免去
切勃利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89年9月免去
谢瓦尔德纳泽（外交部长）
谢尔比茨基（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1989年9月免去
斯柳尼科夫（苏共中央社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1987年6月增补
雅科夫列夫（苏共中央国际政策委员会主席）1987年6月增补
尼科诺夫（书记处书记）1987年6月增补，1989年9月免去
梅德维捷夫（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1988年9月增补
克留奇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89年9月增补
马斯柳科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9年9月增补
伊瓦什科（苏共中央副总书记）1988年12月增补
阿利耶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7年10月免去
沃罗特尼科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
葛罗米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8年9月免去
扎伊科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新任
库纳耶夫（哈萨克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1月免去
利加乔夫（书记处书记）
雷日科夫（部长会议主席）
索洛缅采夫（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88年9月免去
切勃利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89年9月免去
谢瓦尔德纳泽（外交部长）
谢尔比茨基（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1989年9月免去
斯柳尼科夫（苏共中央社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1987年6月增补
雅科夫列夫（苏共中央国际政策委员会主席）1987年6月增补
尼科诺夫（书记处书记）1987年6月增补，1989年9月免去
梅德维捷夫（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1988年9月增补
克留奇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89年9月增补
马斯柳科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9年9月增补
伊瓦什科（苏共中央副总书记）1988年12月增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
政治局委员：上届19人（包括增补的7人）除届中免去的阿利耶夫、葛罗米柯、库纳耶夫、索洛缅采夫、切勃利科夫、谢尔比茨基外，仅戈尔巴乔夫、伊瓦什科留任
政治局委员：上届19人（包括增补的7人）除届中免去的阿利耶夫、葛罗米柯、库纳耶夫、索洛缅采夫、切勃利科夫、谢尔比茨基外，仅戈尔巴乔夫、伊瓦什科留任
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伊瓦什科（苏共中央副总书记）
布罗基亚维丘斯（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贡巴里泽（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1991年1月撤职
古伦科（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扎索霍夫（书记处书记）新任
卡里莫夫（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卢钦斯基（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马萨利耶夫（吉尔吉斯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马赫卡莫夫（塔吉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莫夫西相（亚美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1990年12月撤职
穆塔利博夫（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纳扎尔巴耶夫（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尼亚佐夫（土库曼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波洛兹科夫（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新任
普罗科菲耶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新任
鲁比克斯（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谢苗诺娃（书记处书记）
西拉里（政治局委员）新任
索科洛夫（白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1990年12月撤职
斯特罗耶夫（书记处书记）新任
弗罗洛夫（《共产党人》主编）新任
舍宁（书记处书记）新任
亚纳耶夫（书记处书记、副总统）新任，1991年1月撤职
马洛费耶夫（白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波戈相（亚美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1991年7月撤职
安努斯（政治局委员）1991年1月增补
阿曼巴耶夫（吉尔吉斯共产党第一书记）1991年4月增补
叶列梅（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1991年4月增补
苏尔科夫（苏军全军党委书记）1991年4月增补
伊瓦什科（苏共中央副总书记）
布罗基亚维丘斯（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贡巴里泽（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1991年1月撤职
古伦科（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扎索霍夫（书记处书记）新任
卡里莫夫（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卢钦斯基（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马萨利耶夫（吉尔吉斯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马赫卡莫夫（塔吉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莫夫西相（亚美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1990年12月撤职
穆塔利博夫（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纳扎尔巴耶夫（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尼亚佐夫（土库曼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波洛兹科夫（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新任
普罗科菲耶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新任
鲁比克斯（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谢苗诺娃（书记处书记）
西拉里（政治局委员）新任
索科洛夫（白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1990年12月撤职
斯特罗耶夫（书记处书记）新任
弗罗洛夫（《共产党人》主编）新任
舍宁（书记处书记）新任
亚纳耶夫（书记处书记、副总统）新任，1991年1月撤职
马洛费耶夫（白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
波戈相（亚美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新任，1991年7月撤职
安努斯（政治局委员）1991年1月增补
阿曼巴耶夫（吉尔吉斯共产党第一书记）1991年4月增补
叶列梅（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1991年4月增补
苏尔科夫（苏军全军党委书记）1991年4月增补
苏俄、苏联历任外交部长
列夫.托洛茨基1917年11月—1918年3月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齐切林1918年5 月—1930年7月任苏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1930年7月—1939年5月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939年5月—1949年3月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安德烈.雅奴阿列维奇.维辛斯基1949年3月 —–1953年3月任苏联外交部长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953年5月—1956年6月任苏联外交部长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1956年6月—1957年2月任苏联外交部长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1957年2月 —1985年7月任苏联外交部长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85年7月—1990年12月任苏联外交部长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90年12月—1991年1月（被挽留至新外长上任）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斯梅尔特内赫1991年月—1991年8月任苏联外交部长
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潘金1991年8月—1991年11月任苏联外交部长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91年11月—1991 年12月任苏联对外关系部部长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齐切林1918年5 月—1930年7月任苏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1930年7月—1939年5月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939年5月—1949年3月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安德烈.雅奴阿列维奇.维辛斯基1949年3月 —–1953年3月任苏联外交部长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953年5月—1956年6月任苏联外交部长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1956年6月—1957年2月任苏联外交部长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1957年2月 —1985年7月任苏联外交部长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85年7月—1990年12月任苏联外交部长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90年12月—1991年1月（被挽留至新外长上任）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斯梅尔特内赫1991年月—1991年8月任苏联外交部长
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潘金1991年8月—1991年11月任苏联外交部长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91年11月—1991 年12月任苏联对外关系部部长
苏联驻新中国历任大使
罗申(1949 – 1952)
帕纽什金(1952 – 1953)
库兹涅佐夫1953
尤金(1953 – 1959)
契尔沃年科(1959 – 1965)
拉宾(1965 – 1967)
拉兹杜夫(临时代办)1967 – 1968
叶利扎韦京(临时代办)1968 – 1970
托尔斯季科夫(1970 – 1978)
谢尔巴科夫(1978 – 1986)
特罗扬诺夫斯基(1986 – 1990)
索洛维约夫(1990 – 1992)
罗申(1949 – 1952)
帕纽什金(1952 – 1953)
库兹涅佐夫1953
尤金(1953 – 1959)
契尔沃年科(1959 – 1965)
拉宾(1965 – 1967)
拉兹杜夫(临时代办)1967 – 1968
叶利扎韦京(临时代办)1968 – 1970
托尔斯季科夫(1970 – 1978)
谢尔巴科夫(1978 – 1986)
特罗扬诺夫斯基(1986 – 1990)
索洛维约夫(1990 – 1992)
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名单:
1918年4月 -1919年安东诺夫—奥弗谢延科
1922 年-1924年古谢夫
1924年 -1929年布勃诺夫
1929年 -1937年加马尔尼克一级集团军政委级
1937 年-1940年梅赫利斯一级集团军政委级
1940 年-1941年扎波罗热茨一级集团军政委级
1942 年6月-1946年5月谢尔巴科夫上将
1946 年5月-1949年2月希金上将
1949 年2月-1950年3月库兹涅佐夫上将
1950 年7月-1953年4月库兹涅佐夫上将
1953年-1958年热尔托夫上将上将
1958年-1962年戈利科夫苏联元帅
1962年-1985年叶皮谢夫大将
1985年-1990年利济切夫大将
1990年-1991年8月什利亚加上将
1918年4月 -1919年安东诺夫—奥弗谢延科
1922 年-1924年古谢夫
1924年 -1929年布勃诺夫
1929年 -1937年加马尔尼克一级集团军政委级
1937 年-1940年梅赫利斯一级集团军政委级
1940 年-1941年扎波罗热茨一级集团军政委级
1942 年6月-1946年5月谢尔巴科夫上将
1946 年5月-1949年2月希金上将
1949 年2月-1950年3月库兹涅佐夫上将
1950 年7月-1953年4月库兹涅佐夫上将
1953年-1958年热尔托夫上将上将
1958年-1962年戈利科夫苏联元帅
1962年-1985年叶皮谢夫大将
1985年-1990年利济切夫大将
1990年-1991年8月什利亚加上将
苏联总后勤部历任部长：
1941年8月—1953年赫鲁廖夫大将
1953年—1958年维诺格拉多夫上将
1958年—1968年巴格拉米扬苏联元帅
1968年—1972年马里亚欣大将
1972年—1988年库尔科特金苏联元帅
1988年—1991年阿尔希波夫大将
1941年8月—1953年赫鲁廖夫大将
1953年—1958年维诺格拉多夫上将
1958年—1968年巴格拉米扬苏联元帅
1968年—1972年马里亚欣大将
1972年—1988年库尔科特金苏联元帅
1988年—1991年阿尔希波夫大将
苏共历届政治局委员 姓名及任职起止时间：
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1919年3月25日–1926年1月1日降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廷斯基(1919年3月25日–1921年3月16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919年3月25日–1924年1月21日)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1919年3月25日–1953年3月5日)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1919年3月25日–1926年10月23日)
叶莲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斯塔索娃(临时)(1919年7月–1919年9月)
格里戈里.叶弗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1921年3月16日–1926年7月23日)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1922年4月3日–1930年12月21日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1922年4月3日–1930年7月13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924年6月2日–1929年11月17日)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廷斯基(1919年3月25日–1921年3月16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919年3月25日–1924年1月21日)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1919年3月25日–1953年3月5日)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1919年3月25日–1926年10月23日)
叶莲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斯塔索娃(临时)(1919年7月–1919年9月)
格里戈里.叶弗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1921年3月16日–1926年7月23日)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1922年4月3日–1930年12月21日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1922年4月3日–1930年7月13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924年6月2日–1929年11月17日)
克里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1926年1月1日–1960年7月16日)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1926年1月1日–1946年6月3日)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926年1月1日–1957年6月29日)
扬.埃内斯托维奇.鲁祖塔克(1926年7月23日–1932年2月4日)
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1927年12月19日–1935年1月25日)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1930年7月13日–1957年6月29日)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1930年7月13日–1934年12月1日)
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1930年7月13日–1938年4月29日)
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1930年12月21日–1937年2月18日)
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1932年2月4日–1952年10月16日)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1935年2月1日–1966年4月8日)
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邱巴尔(1935年2月1日–1938年6月16日)
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1939年3月22日–1948年8月31日)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939年3月22日–1964年10月14日)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1946年3月18日–1953年7月7日)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1946年3月18日–1957年6月29日)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1947年2月26日–1949年3月7日)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1948年2月18日–1958年9月5日)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第1次)(1948年9月4日–1952年10月16日)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安德里阿诺夫(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阿韦尔基.鲍里索维奇.阿里斯托夫(第1次)(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杰米扬.谢尔盖耶维奇.科罗琴科(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第1次)(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维亚切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利舍夫(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列昂尼德.格奥尔基耶维奇.梅利尼科夫(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降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米哈伊洛夫(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米哈伊尔.格奥尔基耶维奇.别尔乌辛(1952年10月16日–1957年6月29日降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潘捷列伊蒙.康德拉季耶维奇.波诺马连科(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降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马克西姆.扎哈罗维奇.萨布罗夫(1952年10月16日–1957年6月29日) ,
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苏斯洛夫(第1次)(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切斯诺科夫(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第1次)(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马特维.费多洛维奇.什基里亚托夫(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
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维奇.基里琴科(1955年7月12日–1960年5月4日)
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苏斯洛夫(第2次)(1955年7月12日–1982年1月25日)
阿韦尔基.鲍里索维奇.阿里斯托夫(第2次)(1957年6月29日–1961年10月31日)
尼古拉.伊里奇.别利亚耶夫(1957年6月29日–1960年5月4日)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1957年6月29日–1982年11月10日)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957年6月29日–1957年10月29日)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托夫(1957年6月29日–1961年10月31日)
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1957年6月29日–1964年11月16日)
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第2次)(1957年6月29日–1964年5月17日)
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福尔采娃(1957年6月29日–1961年10月31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第2次)(1957年6月29日–1966年4月8日)
努里金.阿克拉莫维奇.毛希丁诺夫(1957年12月17日–1961年10月31日)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第2次)(1960年5月4日–1980年10月21日)
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1960年5月4日–1977年5月24日)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里扬斯基(1960年5月4日–1976年3月5日)
根纳季.伊万诺维奇.沃罗诺夫(1961年10月31日–1973年4月27日)
安德列.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1962年4月23日–1982年11月22日)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1964年10月16日–1975年4月16日)
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1964年10月16日–1973年4月27日)
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马祖罗夫(1965年3月26日–1978年11月27日)
阿尔维德.雅诺维奇.佩尔谢(1966年4月8日–1983年5月29日)
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格里申(1971年4月9日–1986年2月18日)
费多尔.达维多维奇.库拉科夫 (1971年4月9日–1978年7月17日)
丁穆罕默德.阿赫梅多维奇.库纳耶夫(1971年4月9日–1987年1月28日)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1971年4月9日–1989年9月20日)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73年4月27日–1984年2月9日)
安德列.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1973年4月27日–1976年4月26日)
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葛罗米柯(1973年4月27日–1988年9月30日)
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罗曼诺夫(1976年3月5日–1985年7月1日) ^
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乌斯季诺夫(1976年3月5日–1984年12月20日)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1978年11月27日–1985年3月10日)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1979年11月27日–1985年10月15日)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80年10月21日–1991年8月23日)
盖达尔.阿利耶维奇.阿利耶夫(1982年11月22日–1987年10月21日)
维塔里.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1983年12月26日–1990年7月14日)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缅采夫(1983年12月26日–1988年9月30日)
伊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1985年4月23日–1990年7月14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1985年4月23日–1990年7月14日)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勃里科夫(1985年4月23日–1989年9月20日)
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1985年7月1日–1990年7月14日)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扎伊科夫(1986年3月6日–1990年7月14日)
维克托.彼得洛维奇.尼科诺夫(1987年6月26日–1989年9月20日)
尼古拉.尼基托维奇.斯柳尼科夫(1987年6月26日–1990年7月14日)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1987年6月26日–1990年7月14日)
瓦吉姆.安德列耶维奇.梅德维捷夫(1988年9月30日–1990年7月14日)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1989年9月20日–1990年7月14日)
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马斯柳科夫(1989年9月20日–1990年7月14日)
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伊瓦什科(1989年12月9日–1991年8月23日)
米克拉斯.马尔季诺维奇.布罗克扬维奇乌斯(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吉维.格里戈里耶维奇.贡巴利德杰(1990年7月14日–1991年1月31日)
斯塔尼斯拉夫.伊万诺维奇.古连科(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扎索霍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伊斯拉姆.阿卜杜加尼耶维奇.卡里莫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彼得.基里洛维奇.卢钦斯基(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阿卜卡马特.马卡利耶维奇.马卡利耶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4月25日)
卡哈尔.马赫卡莫维奇.马赫卡莫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弗拉基米尔.米克拉诺维奇.莫夫西相(1990年7月14日–1990年12月11日)
阿亚兹.尼亚兹-奥克雷.穆塔利勃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萨帕尔穆拉特.阿塔耶维奇.尼亚佐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伊万.库兹米奇.波洛兹科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尤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艾尔弗雷德.彼得洛维奇.鲁比克斯(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加利娜.弗拉基米罗芙娜.谢苗诺芙娜(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埃恩-阿伦.奥古斯托维奇.西拉利(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叶弗列姆.叶弗谢耶维奇.索科洛夫(1990年7月14日–1990年12月11日)
伊戈尔.谢苗诺维奇.斯特罗耶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伊万.季莫费耶维奇.弗罗洛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奥列格.谢苗诺维奇.舍宁(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1月31日)
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马洛费耶夫(1990年12月11日–1991年8月23日)
斯捷潘.卡拉佩托维奇.波戈相(1990年12月11日–1991年7月26日)
连比特.埃利马洛维奇.安努斯(1991年1月31日–1991年8月23日)
朱姆加尔别克.别克库塔诺维奇.阿曼巴耶夫(1991年4月25日–1991年8月23日)
格里戈里.伊西多洛维奇.叶列梅(1991年4月25日–1991年8月23日)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苏尔科夫(1991年4月25日–1991年8月23日)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1926年1月1日–1946年6月3日)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926年1月1日–1957年6月29日)
扬.埃内斯托维奇.鲁祖塔克(1926年7月23日–1932年2月4日)
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1927年12月19日–1935年1月25日)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1930年7月13日–1957年6月29日)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1930年7月13日–1934年12月1日)
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1930年7月13日–1938年4月29日)
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1930年12月21日–1937年2月18日)
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1932年2月4日–1952年10月16日)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1935年2月1日–1966年4月8日)
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邱巴尔(1935年2月1日–1938年6月16日)
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1939年3月22日–1948年8月31日)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939年3月22日–1964年10月14日)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1946年3月18日–1953年7月7日)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1946年3月18日–1957年6月29日)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1947年2月26日–1949年3月7日)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1948年2月18日–1958年9月5日)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第1次)(1948年9月4日–1952年10月16日)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安德里阿诺夫(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阿韦尔基.鲍里索维奇.阿里斯托夫(第1次)(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杰米扬.谢尔盖耶维奇.科罗琴科(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第1次)(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维亚切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利舍夫(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列昂尼德.格奥尔基耶维奇.梅利尼科夫(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降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米哈伊洛夫(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米哈伊尔.格奥尔基耶维奇.别尔乌辛(1952年10月16日–1957年6月29日降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潘捷列伊蒙.康德拉季耶维奇.波诺马连科(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降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马克西姆.扎哈罗维奇.萨布罗夫(1952年10月16日–1957年6月29日) ,
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苏斯洛夫(第1次)(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切斯诺科夫(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第1次)(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马特维.费多洛维奇.什基里亚托夫(1952年10月16日–1953年3月5日) ;
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维奇.基里琴科(1955年7月12日–1960年5月4日)
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苏斯洛夫(第2次)(1955年7月12日–1982年1月25日)
阿韦尔基.鲍里索维奇.阿里斯托夫(第2次)(1957年6月29日–1961年10月31日)
尼古拉.伊里奇.别利亚耶夫(1957年6月29日–1960年5月4日)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1957年6月29日–1982年11月10日)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957年6月29日–1957年10月29日)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托夫(1957年6月29日–1961年10月31日)
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1957年6月29日–1964年11月16日)
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第2次)(1957年6月29日–1964年5月17日)
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福尔采娃(1957年6月29日–1961年10月31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第2次)(1957年6月29日–1966年4月8日)
努里金.阿克拉莫维奇.毛希丁诺夫(1957年12月17日–1961年10月31日)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第2次)(1960年5月4日–1980年10月21日)
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1960年5月4日–1977年5月24日)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里扬斯基(1960年5月4日–1976年3月5日)
根纳季.伊万诺维奇.沃罗诺夫(1961年10月31日–1973年4月27日)
安德列.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1962年4月23日–1982年11月22日)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1964年10月16日–1975年4月16日)
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1964年10月16日–1973年4月27日)
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马祖罗夫(1965年3月26日–1978年11月27日)
阿尔维德.雅诺维奇.佩尔谢(1966年4月8日–1983年5月29日)
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格里申(1971年4月9日–1986年2月18日)
费多尔.达维多维奇.库拉科夫 (1971年4月9日–1978年7月17日)
丁穆罕默德.阿赫梅多维奇.库纳耶夫(1971年4月9日–1987年1月28日)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1971年4月9日–1989年9月20日)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73年4月27日–1984年2月9日)
安德列.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1973年4月27日–1976年4月26日)
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葛罗米柯(1973年4月27日–1988年9月30日)
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罗曼诺夫(1976年3月5日–1985年7月1日) ^
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乌斯季诺夫(1976年3月5日–1984年12月20日)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1978年11月27日–1985年3月10日)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1979年11月27日–1985年10月15日)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80年10月21日–1991年8月23日)
盖达尔.阿利耶维奇.阿利耶夫(1982年11月22日–1987年10月21日)
维塔里.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1983年12月26日–1990年7月14日)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缅采夫(1983年12月26日–1988年9月30日)
伊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1985年4月23日–1990年7月14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1985年4月23日–1990年7月14日)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勃里科夫(1985年4月23日–1989年9月20日)
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1985年7月1日–1990年7月14日)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扎伊科夫(1986年3月6日–1990年7月14日)
维克托.彼得洛维奇.尼科诺夫(1987年6月26日–1989年9月20日)
尼古拉.尼基托维奇.斯柳尼科夫(1987年6月26日–1990年7月14日)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1987年6月26日–1990年7月14日)
瓦吉姆.安德列耶维奇.梅德维捷夫(1988年9月30日–1990年7月14日)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1989年9月20日–1990年7月14日)
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马斯柳科夫(1989年9月20日–1990年7月14日)
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伊瓦什科(1989年12月9日–1991年8月23日)
米克拉斯.马尔季诺维奇.布罗克扬维奇乌斯(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吉维.格里戈里耶维奇.贡巴利德杰(1990年7月14日–1991年1月31日)
斯塔尼斯拉夫.伊万诺维奇.古连科(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扎索霍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伊斯拉姆.阿卜杜加尼耶维奇.卡里莫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彼得.基里洛维奇.卢钦斯基(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阿卜卡马特.马卡利耶维奇.马卡利耶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4月25日)
卡哈尔.马赫卡莫维奇.马赫卡莫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弗拉基米尔.米克拉诺维奇.莫夫西相(1990年7月14日–1990年12月11日)
阿亚兹.尼亚兹-奥克雷.穆塔利勃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萨帕尔穆拉特.阿塔耶维奇.尼亚佐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伊万.库兹米奇.波洛兹科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尤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艾尔弗雷德.彼得洛维奇.鲁比克斯(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加利娜.弗拉基米罗芙娜.谢苗诺芙娜(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埃恩-阿伦.奥古斯托维奇.西拉利(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叶弗列姆.叶弗谢耶维奇.索科洛夫(1990年7月14日–1990年12月11日)
伊戈尔.谢苗诺维奇.斯特罗耶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伊万.季莫费耶维奇.弗罗洛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奥列格.谢苗诺维奇.舍宁(1990年7月14日–1991年8月23日)
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1990年7月14日–1991年1月31日)
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马洛费耶夫(1990年12月11日–1991年8月23日)
斯捷潘.卡拉佩托维奇.波戈相(1990年12月11日–1991年7月26日)
连比特.埃利马洛维奇.安努斯(1991年1月31日–1991年8月23日)
朱姆加尔别克.别克库塔诺维奇.阿曼巴耶夫(1991年4月25日–1991年8月23日)
格里戈里.伊西多洛维奇.叶列梅(1991年4月25日–1991年8月23日)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苏尔科夫(1991年4月25日–1991年8月23日)
http://www.cccpism.com/book/lishi/buzhang.htm
《请愤怒吧》译文
法国著名人士斯特法纳·黑塞尔（Stephane Hessel）于昨天逝世，享年95岁。2010年他出版的小册子《请愤怒吧！》，发行于100多个国家，销售400多万册，在西班牙、美国等地掀起“愤怒者”运动。他指控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犯下不仅是“战争罪”，而是“真正的反人类罪”，引起法国犹太人组织的愤怒……
本人早已将黑塞尔的《请愤怒吧！》翻译成中文，但一直未能在国内出版……黑塞尔曾批评以色列：“犹太人自己竟然犯下战争罪，这不可容忍！”……2011年一场黑塞尔要参加的讨论会原本要在巴黎高师举办，后来在法国犹太人组织的施压阻挠下被取消，引发法国知识界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论……
《请愤怒吧！》Indignez-vous！（全译本）
“法”斯特法纳·黑塞尔Stéphane Hessel
保尔·克利：《新之天使》，1920年，水彩，31，8×24，2cm，以色列博物馆，耶路撒冷
斯特法纳·黑塞尔在书中提到了保尔·克利（Paul Klee）的这幅画，以及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对此画的评论。本杰明是在1940年，震惊于苏德协约而写作《历史哲学论纲》。瓦尔特·本杰明是这幅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他在这幅画中看到一个天使，在抗拒“我们名之为‘进步’的风暴”。*
*瓦尔特·本杰明《历史哲学论纲》的原文为：“克利有一幅名为《新之天使》的画。画中的天使好象有意离开他眼光凝神的对象。他瞪大双眼，嘴巴张开，翅膀扬起。这正是历史天使应有的形象。它的脸朝向过去。在那里，一连串的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它看到的过去只是灾难。灾难叠灾难，废墟叠废墟，摔到了天使脚前。天使很愿意停下来，去唤醒死者，召集失败者。但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鼓起了天使的翅膀，以至它无法将翅膀合上。这风暴不停地把它推向他所背对的未来。他面对的废墟已堆到了天上。这风暴，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译注
这套丛书的名字，“顶风而行的人”，是取自一个北美平原的印第安部落之名——奥马哈斯。人们都是用这个名字来指称这个属于西乌族的部落。
93岁，可以说是人生最后的阶段。归宿已不太远了。多么幸运，我能利用这点光阴，来重申我政治生命的基础：抵抗运动岁月和60年前全国抵抗委员会撰写的纲领！是让·穆兰（Jean Moulin）召集组成了这个委员会，把沦陷法国的所有抵抗运动、党派和工会组合在一起，宣布参加战斗法国，承认其唯一的首领戴高乐将军。1941年3月，我投奔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我是在伦敦得知全国抵抗委员会拟定了一个纲领，并于1944年3月15日通过，为法国解放后提出一整套原则和价值，作为我国现代民主的基础。（1）
这些原则和价值，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我们大家有责任维护我们的社会，保证它还是一个我们感到骄傲的社会，而不是这个无居留证者、驱逐猜疑移民的社会，不是这个减少退休金、责难社会保险制度的社会，不是这个富人掌控媒体[按1]的社会。这个社会不应该有这些我们拒绝接受的事物，如果我们是全国抵抗委员会真正继承人的话，
在一场残酷的战乱之后，从1945年起，抵抗委员会的各派力量进行了一场抱负宏大的国家复兴。请注意，正是在那时建立了社会保险（Sécuritésociale）。这是抵抗委员会所要求，也是其纲领所宣示：“建立一个社会保险的完整计划，旨在保证所有公民，在任何以劳动无法获得生存手段的情况下，获得一些基本的生存手段”：“建立一个退休制度，使年老的劳动者能有尊严地度过晚年”。能源（电力、煤气、煤炭）和大银行，都被国有化。这也是这个纲领所提出：“将那些被垄断的大生产手段，集体劳动的成果，以及能源、地下资源、保险公司和大银行收归国有”[按2]：“建立一种真正的经济和社会民主，避免那些经济和金融大封建主控制经济。”普遍利益应当高于私人利益，公平分配劳动世界创造的财富应当高于金钱的强权。抵抗委员会建议“理性地组织经济，以保证个人利益从属于普遍利益，解脱法西斯国家那样的职业专制”。后来的共和国临时政府继承了这些条款。
一个真正的民主需要一个独立的新闻媒体。抵抗委员会深知并力求这一点，捍卫“新闻媒体的自由和尊严，独立于国家、金权和外国势力的影响[按3]”。1944年颁布的新闻法继承了这些要求。而今天，正是媒体的独立性处于危险中。
抵抗委员会呼吁“所有的法国孩子真正能够享受最良好的教育”，没有种族歧视。然而，2008年政府提出的教育改革，完全背离这个计划。一些年轻的教师（我支持他们行动），甚至拒绝实施改革，但他们的工资被削减，受到惩罚。他们愤然“拒绝服从”，认为这些改革太远离公立学校的理想，太为金钱社会服务，不再发展一种创造和批判精神。
抵抗运动的整个社会成果的基石，在今天受到了质疑。（2）
抵抗的原因，是愤怒
人们竟敢告诉我们，国家不复能保障公民福利措施的费用。当初的欧洲是一片衰败。而解放后财富的生产得到巨大的增长，今天的国家怎么会缺钱来维持这些社会保障的成果？只能是因为，曾经被抵抗运动打倒的金钱权力，如今已变得空前强大、傲慢、自私。它在国家的最高级岗位上都有其自己的仆从。今天被私有化的银行，首先考虑的是利润，是经理们的巨额工资，而不是公众利益。穷人和富人的差距，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巨大。对金钱的追求和竞争，从未像今天那样被鼓励[按4].
抵抗运动的基本理由是愤怒。我们，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部队的老战士，我们呼吁年轻一代起来维护、继承抵抗运动的理想和遗产。我们告诉他们：要接力下去，请愤怒吧！那些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的负责人，所有社会的人，不应该放弃，不要被当今金融市场的国际专制[按5]所吓倒。这个专制威胁着和平与民主。
我愿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愤怒的理由。这很珍贵。当某个东西让你感到愤怒，就像当年我被纳粹所愤怒，人们就会起来斗争，变得强大和参与。人们就会投身于这股历史的洪流。历史洪流的延续，要靠每一个人。这股洪流奔向更公正、更自由的方向。而不是这种狐狸闯入鸡窝的不受控的自由。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所撰写的纲领权利是普世的。如果你遇到某个人没有享有这些权利，请爱怜他，帮助他获得这些权利。
两种历史观
我们曾经遭受法西斯主义和维希政府统治。当我试图理解法西斯主义的缘起时，我对自己说，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因为自私而极度恐惧布尔什维克革命。他们被自己的恐惧所驱使。今天就像那时一样，如果有一小部分人积极奋起，这就够了。我们有足够的酵母让面团膨大起来。当然，像我这样出生于1917年的老人的经验，不同于今天年轻人的经验。我经常向一些中学老师要求，去那里跟他们的学生讲话。我对他们说，你们显然没有跟我一样的参与行动的理由。对于我们，抵抗，就是拒绝德国占领，拒绝失败。这相对简单。后来的非殖民化运动也简单。然后是阿尔及利亚战争。阿尔及利亚应当独立，这显而易见。至于斯大林，我们曾经欢迎1943年红军对纳粹的胜利。但一旦我们获悉1935年斯大林的那些大审判，那么，必须反对这种不能容忍的极权主义形式也显而易见，尽管我们对共产主义应当保留一只开放的耳朵以制衡美国的资本主义。我漫长的一生给了我一连串愤怒的理由。
这些愤怒的理由不是缘于情感，而是缘于参与行动的意志。我当时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深受萨特这位前届校友的影响。萨特的《恶心》和《墙》，不是他的《存在与虚无》，对于形成我的思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萨特教导我们对自己说：“你们作为个人要有责任感。”这是一个自由者的使命。这是人的责任。作为人，我们既不能信赖一种权力，也不能信赖一个神灵。相反，应当以人的责任之名义参与斗争。当我在1939年进入乌尔姆街的巴黎高师时，我是一个黑格尔的狂热信徒。我去听莫里斯·梅尔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研究班。他的课是研究具体的经验，身体以及与感官关系的经验，单数的感觉面对复数的感觉。但我天生的乐观主义，要求一切所愿皆成为可能，又让我转向黑格尔。黑格尔主义解释漫长的人类历史有一个方向：人的自由一阶段一阶段地向前进步。历史由这些连续的突变所组成，这是重视挑战。社会的历史向前进步，在终点，当人达到完全自由时，我们就达于理想形态的民主国家。
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的历史观。由自由竞争、追求“多而更多”构成的进步，可以被经受为一种毁灭性的风暴。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的历史观。我父亲与他一起把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翻译成德语。这个人就是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杰明。他从瑞士画家保尔·克利的《新之天使》这幅画中，得出一个悲观主义的解读。画面上，天使张开双臂，好像要顶住和推拒一个他名之为进步的风暴。本杰明在1940年9月为逃避纳粹而自杀。对于他来说，历史的方向，是不可抗拒地从灾难走向灾难。
冷漠：最恶劣的态度
的确，愤怒的理由在今天可以显得不那么明显，或者说世界显得太复杂。谁在主导，谁在决策？要明辨那些统治我们的暗流，并非易事。我们所面对的，不再是一小部分我们能清楚了解其活动的精英。这是一个巨大的世界，我们切实感知到这是一个互为依存的世界。我们生活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相互关联性之中。但是在这个世界，有一些不能容忍的事物。要看到这些事物，需要仔细观察和探寻。我对青年们说：作一些探寻，你们就会发现。最恶劣的态度，就是冷漠，说“我无能为力，我管自己应付。”如果你这样行为，你就失去了作为人类最本质的一个要素。这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愤怒的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参与行动的能力。
人们已经可以明辨两个新的大挑战：
1. 贫者和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不停地增大。这是20和21世纪的一项创新。那些今日世界的穷困者，每天只挣两美元。人们不能放任这个差距继续扩大。仅仅这个事实就应当引起人们起来行动。
2. 人权和地球的状况。我有幸在解放后参与撰写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11月10日，在巴黎夏约宫，联合国组织通过了这个宣言。我当时的身份是联合国副秘书长和人权委员会秘书亨利·洛基耶（Henri Laugier）的办公室主任。我是以这个身份，与其他人一起，参与了这个宣言的撰写。我不会忘记洛内·卡森（RenéCassin）在宣言起草过程中的作用。他是1941年伦敦自由法国政府的司法和教育全国专员，1968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我也不会忘记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在经济和社会委员会里的作用。我们草拟的文字先交给他，然后再递交给负责社会、人文和文化问题的大会第三委员会审读。这个委员会包括了当时联合国的54个成员国，我负责秘书处。我们要感谢洛内·卡森提出了“世界”（universel）人权这个词，而不是我们的盎格鲁撒克逊朋友们提出的“国际”（international）人权。这正是世界大战之后的首要任务：解脱极权主义强加给人类的威胁。为了解脱这个威胁，应当让联合国的成员国保证遵守这些普世权利。这是一种挫败国家主权论的方式。根据这个主权，一个国家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实施一些反人类的罪行。这正是希特勒所做的。他自认是自己国家的主人，合法导致一场种族灭绝。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很大程度是缘于对纳粹、法西斯和极权主义的普遍厌恶，甚至是由于我们在场，缘于抵抗运动的精神。当时我觉得应当赶快行动，不要被那些胜利者宣布赞同这些价值而暗含的虚伪所欺骗。当时并非所有人都有意真心推动这些价值，而是我们试图强加给他们这些价值。（3）
我禁不住想引用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5条：“任何人都有权享有国籍”；第22条：“任何人作为社会的成员，都有权享有社会保障，并有权获得满足那些为他的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这种满足需要国家的努力和国际的合作，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组织和资源。”如果说这个宣言只有宣告性意义而无法律意义，但自1948年以来它仍然起到很大作用。人们看到一些殖民地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援用了这个宣言。宣言播种于人心，鼓舞他们为自由而战。
我高兴地看到，在最近几十年中，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日益增多，诸如金融交易税协会（Attac）[按6]，国际人权联合会（FIDH），大赦组织等……它们一直在活动并卓有成效。显然，今天为了效率，人们必须形成网络联合行动，利用一切现代通讯手段。
我对青年们说：请看看周围，你们就会发现让你们愤怒的主题——那些对付移民、无居留证者和罗姆人的行径。你们会发现一些具体的情景，让你们投身一场盛大的公民行动。寻找吧，你们会有发现！
我对巴勒斯坦现状的愤怒
今天，我主要的愤怒是有关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这里的冲突就是愤怒的根源本身。人们必须要读一读理查德·戈德斯通（Richard Goldstone）2009年9月关于加沙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这位南非的法官，犹太人，甚至自称犹太复国主义者，指控以色列军队在持续三周的“铸铅行动”中，犯下了“可归为战争罪，也许在某些情况下可归为反人类罪的行径”。2009年，我曾亲往加沙。我与妻子幸亏持有外交护照，得以进入加沙亲眼调研这个报告所说的情况。陪同我们的人没有被允许一起去加沙地带，也不允许去约旦河西岸。我们参观了1948年以来联合国机构（UNRWA）设立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那里，300万被以色列从自己土地上驱赶出来的巴勒斯坦人，在等待着日益没有希望的返乡。至于加沙，那是一个150万巴勒斯坦人的露天监狱[按7].在这个监狱里，他们组织起来继续活下去。比“铸铅行动”炸毁红十字会医院那样的物质摧毁更强大的，是加沙人的生存表现，他们的爱国主义，他们对大海和海滩的爱，他们为孩子们过得好的竭力关照。无数面带笑容的孩子，萦回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被迫应对各种物品匮乏的巧妙方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看到他们因没有水泥而制作砖块，以重建几千座被以色列坦克摧毁的房屋。人们向我们证实，在以色列军队发动的这个“铸铅行动”过程中，有1400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而以色列这边，只有50几人受伤。我赞同南非法官的结论：犹太人自己竟然犯下战争罪，这不可容忍。可叹，历史给出例证：很少有能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的人民。[按8]
我知道，赢得最近几次立法选举的哈马斯，不能保障没有火箭弹射向以色列城市，作为加沙人处于封锁隔绝状态的报复。我当然认为恐怖主义不可接受，但应当承认，当你被军事手段无限优于自己的对手占领时，民众的反应不可能仅仅是非暴力的。
向斯德洛特市发射火箭弹，对哈马斯有益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对哈马斯的事业并无益处。但人们可以解释，这样的举动是因为加沙人的激愤（exaspération）。对于激愤的概念，我们应当把暴力理解为一种令人遗憾的结果，因为实施者遭受了不可接受的境况。因此人们可以说，恐怖主义是一种激愤的形式。这个激愤，是一个否定性词语。人们不应该去掉希望，而是去希望。激愤是一种对希望的否定。它可以被理解，我甚至说它很自然，但它不可接受。因为它不能得到希望可能产生的结果。
非暴力，我们应该学会走的道路
我坚信，未来属于非暴力，属于不同文化的和解。只有通过这条道路，人类才能跨越一个新阶段。在这里，我赞同萨特。人们不能原谅恐怖分子扔炸弹，但人们可以理解他们。萨特在1947年写道：“我承认，暴力，不管以任何形式表现，都是一种失败。但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失败，因为我们处于一个暴力的世界。诚然使用暴力是一种使暴力可能延续的暴力，但依然真确的是，使用暴力是终止暴力的唯一手段。”（4）对此我要补充，非暴力是一种更有效的终止暴力的手段。人们不能像萨特那样，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或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运动员遭袭击之时，以此原则的名义支持恐怖主义者。这并不有效。萨特自己在晚年终于自问恐怖主义的意义，怀疑其存在理由。说出“暴力并不有效”，比知道是否要谴责使用暴力者重要得多。对有效性这个概念，应当有一种非暴力的希望。如果说存在一种暴烈的希望，那是在吉约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的诗歌中：“希望是多么暴烈！”而不是在政治中。1980年3月，萨特在离去世三星期之前告诉世人：“应该试图解释为什么当今这个可怕的世界只是漫长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瞬间，希望仍是革命和暴动的主导力量之一。我还感到我的未来观是希望。”（5）
应当明白，暴力与希望背道而驰。应该舍暴力取希望，非暴力的希望。这是我们应该学会走的路。无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都应该走向谈判，来消除压迫。唯如此才有可能不再发生恐怖主义暴力。因此，人们不应该让太多的仇恨堆积起来。
曼德拉和马丁·路德·金的启示，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适合。这个世界已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抗，超越了极权主义征服。这是一种希望的启示，现代社会能够通过互相理解和耐心细致，来超越冲突。为达此目的，必须要基于权利。不管任何人侵犯了权利，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愤怒。对于权利绝不妥协。
为了一种和平的暴动
我注意到以色列政府对一件事的反应（我不是唯一注意这一反应的人）。事情是：每个星期五，比尔伊德的巴勒斯坦村民不扔石块，不使用暴力，行走到隔离墙前进行抗议。以色列当局把这样的行走称为“非暴力恐怖主义”。不错嘛……只有以色列才说得出把非暴力称作恐怖主义。非暴力的有效性让以色列政府很为难，其有效是因为非暴力激起了全世界反对压迫的人的同情、支持和理解。
西方提出的生产主义思维，已把世界带入一种危机。要走出危机，人们必须与金融领域和科技领域“多而越多”的加速前行作彻底的决裂。是时候了，人们应该把关注伦理、公正和持久的平衡放到最重要位置[按9].因为，一些最严重的风险在威胁着我们。这些风险可以中断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冒险，让这个星球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
的确，1949年以来，还是实现了一些重要的进步：非殖民化，结束种族隔离，苏联帝国被摧毁，柏林墙倒塌。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一个倒退的阶段。对于这个倒退，部分的解释是：乔治·布什当选美国总统，911，以及美国由此引出的灾难性后果，比如军事干预伊拉克。我们遭遇这场经济危机，但我们没有想出一个新的发展政策。同样，预防气候变暖的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也没有让大家开展一项真正保存地球的政策。我们正处于一个门槛，在第一个十年的恐怖和后一些十年的可能性之间。不过，应该抱有希望，应该始终抱有希望。之前，1990年代的十年，曾实现了巨大的进步。联合国召开了许多会议，如1992年里约热内卢关于环境的会议，1995年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2000年9月，在联合国秘书长柯非·安南的的创议下，191个成员国通过了《千年发展8个目标》宣言，尤其保证从今天到2015年减少世界一半的贫困。我很遗憾，奥巴马和欧盟都还没有表现出以他们的贡献来支持这个建设性的阶段，依据那些根本的价值观。
怎样总结这个让大家起来愤怒的呼吁？2004年3月8日，值全国抵抗委员会纲领60周年之际，我们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1940-1945）部队的老战士声明：的确，“依靠抵抗运动兄弟姐妹和盟国反对法西斯主义野蛮的牺牲，纳粹主义已被战胜。但这个威胁并没有完全消失，我们反对不公正的愤怒依然如故。”
没有，这个威胁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让我们始终呼吁“一种真正的和平暴动，反对那些大众传媒，给我们年轻人的视野提供的只是大众消费，蔑视贫弱者，蔑视文化，普遍的失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过度竞争。”
我们要对造就21世纪的青年男女们深情地说：
“创造，就是抵抗。
抵抗，就是创造。“
注释（出版者与作者协商）
（1）全国抵抗委员会于1943年5月27日在巴黎秘密成立，参加者是八大抵抗运动的代表。八大抵抗运动是：两大战前工会——CGT（全国劳工联盟）和CFTC（法国基督教劳工联盟）和六个第三共和的主要政党（包括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全国抵抗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让·穆兰的主持下召开的。让·穆兰是戴高乐将军的特使。戴高乐将军设立这个委员会是为了使抵抗纳粹的斗争更加有效，并加强他在盟友面前的合法性。戴高乐委托这个全国抵抗委员会拟定一个法国解放后的政府纲领。这个纲领在全国抵抗委员会和自由法国政府之间来回磋商了好几次，在伦敦也在阿尔及尔，最终于1944年3月15日被全国抵抗委员会全会通过。这个纲领，1944年8月25日，由全国抵抗委员会在巴黎市政厅隆重交给戴高乐将军。要注意的是，关于新闻的法令8月26日就予以颁布。纲领的主要撰写者之一是罗热·庚斯布热尔（Roger Ginsburger）。他是阿尔萨斯拉比的儿子。当时，他的化名叫皮埃尔·维庸（Pierre Villon）。他是法国共产党1941年创建的抵抗运动“法国独立全国阵线”的总书记，他在全国抵抗委员会及其常任局里代表这个运动。
（2）根据一个工会会员的估计，大致规模上，退休金从原工资的75-80%降到50%左右。兰斯-香槟-阿登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让-保尔·多曼（Jean-Paul Domin），2010年给欧洲工资研究院撰写了一份关于“补加性疾病保险”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透露，如今交得起补加性保险的，是良好职业地位的特权。那些贫弱者因没有补加性保险和需支付昂贵费用而放弃治疗。问题的原因是没有把工资作为社会权利的支撑。而这点正是1945年10月4日和15日法令的中心要点。这个法令宣告设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并把社会保险的管理，置于劳工代表和国家的双重权威之下。但自从1995年颁布的儒佩改革和2004年的杜斯特·布拉吉（Douste Blazy专业医生）法令以后，是国家单方管理社会保险。比如，是国家元首签署法令任命疾病保险全国储蓄金库（CNAM）总裁，而不是像解放后初期，是工会会员领导管理行省一级的初级储蓄金库，国家是通过省长来管理。如今，劳工代表只起到一种顾问的作用。
（3）世界人权宣言是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由联合国大会通过。58个成员国有48个国家投了赞成投票，8票弃权：南非（因为实行宣言谴责的种族隔离）、沙特阿拉伯（因为男女平等的原因），还有苏联（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这些国家弃权是认为人权宣言关注经济和社会权利以及关注少数民族权利问题不够。人们可以注意到苏联特别反对奥地利提议建立一个国际人权法庭，负责研究提交给联合国的各种情愿。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宣言第8条引入了个人可以起诉国家的原则，如果个人的根本权利受到侵害。这个原则1998年在欧洲得到实现，建立了常设欧洲人权法庭，为8亿欧洲人保障这个起诉权。
（4）让-保尔·萨特：？1947年作家的状况？，刊于《形势II》，巴黎，伽里马尔出版社，1948年。
（5）让-保尔·萨特：？维持希望……III？，刊于《新观察家》，1980年3月24日.
（6）2004年3月8日呼吁书的签名者是：吕西·奥布拉克（Lucie Aubrac）、雷蒙·奥布拉克（Raymond Aubrac）、亨利·巴罗利（Henri Barroli）、丹尼尔·高尔蒂叶（Daniel Cordier）、菲利普·德夏特（Philippe Dechartre）、乔治·甘古安（Georges Guingouin）、斯特法纳·黑塞尔、莫里斯·克利格尔-瓦里蒙（Maurice Kriegel-Valrimont）、丽丝·伦敦（Lise London）、乔治·塞吉（Georges Séguy）、热尔曼娜·蒂庸（Germaine Tillon）、让-皮埃尔·维尔南（Rean-Pierre Vernant）、莫里斯·伏特（Maurice Voutey）。这个呼吁在年轻人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响。同样，2009年5月17日在格利叶尔（Glières）高地一年一度由“今昔抵抗公民协会”发起的“抵抗言论”论坛上，斯特法纳·黑塞尔的即兴发言，也引起年轻人的很大反响。黑塞尔除了重申抵抗的原因是愤怒，还呼吁：“去寻找你们自己愤怒的理由吧！来加入这股历史的大洪流之中！”黑塞尔的这次即兴发言，被吉勒·贝雷（Gilles Perret）录制到了他的纪录片《瓦尔特，回归抵抗》当中。而这次发言，正是这里发表的文字的起点。人们可以登录协会的网址：www.citoyens-resistants.fr
出版者后记
斯特法纳·黑塞尔1917年出生于柏林，父亲弗朗茨·黑塞尔（Franz Hessel）是一位犹太作家、翻译家，母亲海伦·格伦德（Helen Grund）是一位画家，爱好音乐，也是一位作家。他父母于1924年来巴黎定居，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哥哥乌利希和斯特法纳。由于家庭氛围，两人都接触了当时巴黎的先锋运动，其中有达达主义者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和美国雕塑家阿勒克桑德·卡尔徳（Alexandre Calder）。斯特法纳于1939年进入乌尔姆街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但战争中断了他的学习。因为他已在1937年加入法国国籍，他被征兵，遭遇了战争的荒诞。他看到贝当元帅贱卖了法国主权。1941年5月，他去了伦敦，加入了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他在反间谍、情报和行动处（BCRA）工作。在1944年3月底的一个夜晚，他秘密潜回法国，代号“希腊人”，任务是与巴黎各抵抗运动体系取得联系，找到新的无线电发射地点，把收集到的情报发回伦敦，以便盟军登陆。1944年7月10日，他在巴黎被告密，遭盖世太保逮捕。他在1997年出版的回忆录《与世纪共舞》中写道：“敌人是不会追捕已在刑罚下招供的人。”他受到了刑讯，尤其是浴缸刑。但是他对施刑者讲德语，自己的母语，一下把他们搞懵了。于是1944年8月8日，他被送到了德国布痕瓦尔徳集中营，与巴黎解放只差几天时间。在将被绞死的前夜，他在最后时刻竟然得以与一个集中营里已死于伤寒的法国人替换了身份。他有了一个新名字：米歇尔·布瓦特尔（Michel Boitel），职业铣工。他被转到罗特勒贝罗德（Rottleberode）集中营，就在制造德国容克52型轰炸机起落架的工厂附近。幸运的是——他永远有运气——他精通会计工作。他越狱逃出了集中营。但被抓获，又被送到了多拉（Dora）劳改集中营。那里，是制造V-1、V-2火箭的地方。纳粹还想靠这两种火箭来赢得战争。他被分到训导队，又一次越狱逃跑。这一次，他逃跑真地成功。盟军的部队靠近了多拉。最后，他回到了巴黎，与他妻子维西娅和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团聚。
这位自由法国的老战士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条捡回的命，应该用来参与行动。”1946年，斯特法纳·黑塞尔通过了法国外交部的考试，成为一个外交家。他的第一个工作，就在联合国。那一年，联合国副秘书长和人权委员会秘书亨利·洛基耶邀请他成为他的办公室秘书。斯特法纳·黑塞尔是以这个身份，参与了起草人权宣言的委员会。人们发现，在这个委员会12个成员中，有6个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爱蕾诺尔·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1945年去世的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她主持了委员会；张博士（蒋介石而非毛泽东的中国），委员会副主任，他声明人权宣言不应当只是西方观念的反映；黎巴嫩的查尔斯·哈比布·马立克（Charles Habib Malik），是委员会的报告人，经常与爱蕾诺尔·罗斯福一起被称为委员会的“动力”；法国的洛内·卡森，法学家和外交家，法国外交部人权咨询委员会主任，他撰写了好几个条款，并善于与某些国家包括法国的担忧（担心宣言威胁到它们的殖民主权）相协调，他有一种严厉和干涉主义的人权观；加拿大的约翰·皮特斯·洪弗利（J. P. Humphrey），律师和外交家，洛基耶的密切合作者，他撰写了宣言第一稿400页文字；最后是法国的黑塞尔，外交家和洛基耶办公室主任，他最年轻。人们看到，自由法国的精神气息如何影响了这个委员会。人权宣言是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夏约宫被联合国大会通过。后来大量新职员涌来，许多人是贪图薪水丰厚的职位，“挑肥拒瘦”，就像黑塞尔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评述的那样，他就离开了巴黎的联合国职位。他被法国外交部派往一些国际机构内任法国代表。以这个身份，他短期去了纽约和联合国总部。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1977年，他在爱丽舍宫秘书长克洛德·布洛索莱特（Claude Brossolette）（其父皮埃尔是自由法国反间谍、情报和行动处处长）的推荐下，德斯坦总统委任他担任法国驻日内瓦的联合国大使。他不掩饰，在法国所有政治家中他最感亲近的是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P. M. France）。他是在伦敦自由法国时期认识弗朗斯，又于1946年在纽约联合国重逢。当时弗朗斯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任法国代表。黑塞尔写道，他作为外交家身份的确认，缘于1981年“密特朗入主爱丽舍宫这个法国政府的变化。它把一个离退休还有两年、专于多边合作的外交人员变成一个法国大使。”他参加了社会党[按10].“我自问为什么？首先一个答案：是1995年的冲击。我不能想象法国人会那么轻率把希拉克选为总统。”从此，黑塞尔拥有一本外交护照。他与他的新妻子于2008和2009年两度去加沙地带，回来后作证描述加沙人民的苦难生活。当时他说：“我始终站在抗议者一边。”
正是这个人，93岁，在这里说话。
S.C.
译者按语
[按1] 富人掌控媒体
黑塞尔指责西方“富人掌控媒体”，揭示了一个隐蔽但非常真实的西方现实。哪儿有什么“中立”“客观”“公正”的媒体？西方主要媒体背后都是大财团和跨国公司。媒体都要为背后的主人说话，成为这些主人的“新看家狗”。（参阅Les Nouveaux Chiens de Garde一书）
法国的主要媒体，电视台、报纸、杂志、出版业，也都被大财团所控制。法国电视一台（TF1）后面有Bouygues财团。《快报》周刊先后属于Alcatel和Havas财团。法国的出版业相当程度被Matra-Hachette集团操控。法国一家“通用水务公司”（La generale des Eaux，近年掌控了大量中国城市的自来水业务），也大举收购传媒企业，1998年更名“威旺迪”（Vivendi），成为西方传媒业巨子之一。
还需要指出的是，犹太财团对世界主要媒体的控制和影响。犹太财团对美国和世界主流媒体的控制和影响，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
张国庆先生在新著《话语权》一书中指出：“犹太人掌控和影响的媒体数量十分惊人。”（第114页）记者王瑶在“美国政治血统中的犹太基因”一文中指出：“犹太人直接操控着美国的新闻舆论。”（《国际先驱导报》2009.1.15）美国“人民之声”（thepeoplesvoice.org）等网站，有文章认为“六大犹太传媒公司控制世界96%的媒体”。迪斯尼集团、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时代华纳，还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还有好莱坞电影业……都是犹太裔老版或由犹太裔掌控。
正因为犹太势力控制着世界主要媒体，所以世人很少听到对以色列不利的新闻消息，也很少有巴勒斯坦人民真实状况的报道，终于引起黑塞尔的愤怒……
同时也可以说，我们每天看的报刊和电视电影，还有知识界的书籍和教育界的课本，当今世界的“主流媒体”和“主流知识”都深受犹太财团势力的影响。我们长年都在接受这样的“媒体”“知识”洗脑。
[按2] 地下资源、保险公司和大银行收归国有
可是在中国，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思想影响下，地下资源也开始“私有”。私人煤矿名正言顺地开，私人也可以开采其他矿产。这对于已经有过公有制经历的中国人民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尤其，这种地下资源私有化，其实是给国际资本开了绿灯。据有关报道，中国的许多重要黄金矿藏，都被外国资本购控。
[按3] 新闻媒体……独立于国家、金权和外国势力的影响
当今中国的新闻媒体，深受“外国势力的影响”，尚没有一种独立意识。中央电视台大量采用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有时，连解说词都不加处理，直接翻译过来，就向13亿中国观众播报了。
以色列特工在阿联酋暗杀哈马斯高官，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谴责的话，反而称赞以色列摩萨德如何精干，“声名鹊起”。而报道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劫持以色列运动员，则一口一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最近央视报道利比亚战事，派出的一位此前在香港凤凰台工作的特派记者，明显站在西方立场，对利比亚政府持批评刁难态度。
更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媒体还创造了“多国部队”的说法，来代替西方媒体使用的“联军”（coalition）一词，显然是为了避免让中国老百姓联想起“八国联军”！
本来，西方主流媒体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呈高度一致。这时非常需要一个独立的媒体声音，就像当年的半岛电视台，传播一些西方主流媒体有意遮蔽的信息。中国媒体也应当这样，独立地向全世界传达中国对世界新闻事件的立场和看法。
国家的新闻媒体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在相当意义上，也是一种国家的主权。
除了被动受西方媒体的影响，“外国势力”也主动地对中国的报纸、网站发生影响。中国的南方报业背后，有外国资本的影子（通过广告资金来影响一份报纸在美国司空见惯）。中国的许多门户网站，也相当程度被外国资本操控。腾讯网的历史栏，充斥了歪曲中国现代历史的言论……“外国势力”对中国知识界、舆论界的影响，制造了巨量的“有毒知识”，已到了祸国、亡国的凶险地步。
欲灭一国必先灭其史。中国近代史和新中国历史如今已被灭殆尽！
近年，又传出中国新闻出版业要“产业化”。这实际上，是为“金权”和外国资本影响控制中国新闻出版业提供方便，非常危险。
[按4] 穷人和富人的差距，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巨大。对金钱的追求和竞争，从未像今天那样被鼓励
这是最近十几年西方推行新自由主义、清算福利国家带来的普遍现象。
中国的经济“精英”也大力引进新自由主义，推行全面“私有化”、“市场化”。所以这也是中国正在发生的现象。贫富鸿沟日益扩大，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
新自由主义鼓吹国家减少对经济、对社会的干预。中国应当反思新自由主义给西方和中国带来的结果。
[按5] 当今金融市场的国际专制
要感谢宋鸿兵先生对国际金融历史的深刻剖析，让我们了解了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的国际银行家们在金融上对世界的控制。黑塞尔对国际金融市场非常痛恨，称之为“专制”。
法国《外交世界报》主编伊尼阿西奥·拉莫奈（Ignacio Ramonet）认为：“金融全球化建立了自己的王国（Etat），有其自己的工具、影响网络和行动手段。但这是一个与任何社会完全无关的王国。金融全球化扰乱民族国家的经济，蔑视其民主原则，强迫各国负债，要求企业支付越来越高的股息，到处都带来不安定……”（维基百科）
拉莫奈对国际金融“王国”的描述，可以说是对黑塞尔“金融市场国际专制”的最好解释。
国际金融“王国”是一个超越各个主权国家之上的独立王国。它像一个世界政府，对各国发号施令。
这个国际金融“王国”有自己的工具，比如美联储（私人银行），比如各国“独立”的央行，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各国负债”，或者说是引诱、鼓励各国政府负债，全世界各国政府为他们打工，他们永远大赚其钱……这样的故事不停地在上演。
这个国际金融“王国”，通过金融手段，到全世界各国吸血，到处都带来社会不安定。如今中国加入世贸，金融边疆日益陷落，国际金融“王国”也对今日中国构成了最凶险的威胁！
“全球化”口号的炮制出笼，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揭露，正是为了金融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全球化。（参阅布迪厄《遏制野火》）
这些国际银行家是一些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一些不需要祖国的人，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全世界。他们最容不得人们有“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容不得民族国家保护自己的国民而妨碍他们吸血。所以他们一直鼓吹世界主义，鼓吹全球化！
而中国人喝了西方“知识”的蒙汗药，以为“全球化”是个宝，浑然不知“全球化”口号的背后，首先是这个危害全世界的国际金融“王国”的“专制”。
[按6]金融交易税和公民行动协会——Attac （Association pour la taxation des transations financières et pour l‘action citoyenne）
黑塞尔非常肯定Attac（金融交易税和公民行动协会）的活动。
这个协会是于1998年，正值亚洲金融风暴，由前面提及的法国《外交世界报》主编伊尼阿西奥·拉莫奈倡议，在法国巴黎成立。这个协会的最初宗旨，是要求实行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提出的对全球金融交易征税。
当今世界金融市场，每天的金融交易达1.5万亿美元，而实际用于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只占总交易量的5%.世界金融高度虚拟化，金融投机猖獗。为此托宾提出对所有金融交易征收0.2%的税，以打击金融投机，将所得资金用于资助世界的贫困人口。
所以最早Attac的名称，是“倡议托宾税帮助公民协会”（Association pour une taxe Tobin d'aide aux citoyens）。
后来该协会的内涵逐渐扩大。除了继续要求征收金融交易税，更有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全球化”、生态主义等要求，带有左派色彩。所以现在改名为“金融交易税和公民行动协会”。
现在Attac协会已在世界38个国家设有分会，是一个世界性的非政府组织，尤其以法国和德国势力最强盛。其主要要求：
- 要求更严密地控制国际金融市场，反对“经济金融化”。
- 反对全球化，抗议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实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不“世界”也不“国际”，两家都属于美国财政部！尤其后者专门为新自由主义服务，搞垮俄罗斯，让穷国负债，干尽坏事。不明白，中国的“精英”还对这两家打着“世界”旗号的美国机构那么在意？）
- 捍卫人类共同资源：水、食物、信息，倡扬生态意识。
- 反对转基因作物。（在中国，受那些“有毒知识”的影响，中国农业部全力支持转基因技术，为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开绿灯）
- 取消穷国债务，取消避税天堂。
……
很可惜，在世界主流媒体的信息遮蔽下，中国知识界很少知道“Attac”的活动。事实上，目前中国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最大受害者，应当全力支持征收“托宾税”。或学巴西正在做的那样，对所有进入国内的热钱征税。
有意思的是，在法国不仅有Attac总会，还有各地区各城市的Attac分会，独立行动。有个巴黎第15区Attac分会，提出“反对股市”，分析股市的危害性，非常有见地：
原先，企业大都是通过银行融资。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企业趋于不再通过银行，自己直接发行股票来融资。西方股市蓬勃发展，带来了经济“金融化”，经济投机化，也带来经济的不稳定。
“股市监管做不好，也不可能做到。系统性的投机，导致股市泡沫的出现。股市机制对其他经济机制的统治，带来一种食利者经济……全球运作的股市现象，导致世界国家及其公民令人忧心的无能为力。”
“金融市场并不中性。它对真实经济发生确实的影响。说股市是一个纯粹竞争的完美世界，说金融是企业经济状况的准确反映，这样的理论站不住脚……股市不是一个信息完美透明的世界。股市行为是根本非理性的……”（Attac，Paris 15me，2001.11.27）
其实，股市带来了一个“食利者”的投机经济，大家都不去从事实体经济的生产。股市就像一个巨大的赌场，全民参赌，全民投机。资本的收益大大增加，而劳动的收益，则微不足道，培养了不劳而获的社会心理。
王小强先生写过一本《投机赌博新经济》的书，把当今中国的股市经济称作“投机赌博新经济”，非常准确而形象。
中国股市养肥了一批庄家和做局者，害惨了大批的股民。中国股市培养了全民赌博投机的心态，尤其也影响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于国家、于经济、于国民心理健康有百害而无一利。
尤其，如今的美国已将实体经济转移到“新兴国家”，自己专营金融业和服务业。中国开设股市，很大程度上只是成为国际银行家们的提款机！巨额投机资金进进出出，滚滚卷走中国人民辛苦创造出来的财富。
一些重要企业股份化，有朝一日，被国际资本购得大比例股份，董事会以及企业本身都将落入国际资本之手，就像“娃哈哈”品牌险些换成法国东家，就像巴菲特经常用大比例购买股份的方式吃掉一家企业……中国企业股份化，事实上就把自己放到了国际金融家们的砧板上了！
郑重建议取消中国股市！
增加中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独立，刻不容缓。
[按7] 加沙地带……露天监狱
这是黑塞尔对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民的最强烈控诉。
[按8] 很少有能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的人民
这里黑塞尔是批评以色列犹太人忘记了当年受德国纳粹压迫，被关入集中营，现在反过来压迫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种族隔离，并轰炸打击。黑塞尔的正义感令人钦佩：“犹太人自己竟然犯下战争罪，这不可容忍！”
“很少有能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的人民”，这话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适用。
一百年来，中国人尝试西方的“共和”“民主”，全面西化，代价惨重终不悔。新中国前三十年，走的是法国苏联模式，后三十年又全身心地走美国模式。左的西方乌托邦破灭了，对右的西方乌托邦依然执迷不醒。中国知识界已全面反思、或反思了太多“左”的创痛，却不明白向“右”跟美国走，将把中国推向更大的灾难！
既不从苏联亡国惨剧得到殷鉴，也“不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可叹。
中国只有重返中国自己文化的源流，才能真正复兴。（参阅河清《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
[按9] 关注伦理、公正和持久的平衡放到最重要位置
黑塞尔批评了“生产主义”“多而越多”思维，更强调社会分配的伦理和公正。
中国长期以来追求“GDP”主义，日益显示其片面性。重视社会公正，真正为最大多数的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服务”，以民为本，才是最要紧的。
[按10] 他加入了社会党
黑塞尔加入社会党，属于左派知识分子。
与著名左派知识分子布迪厄一样，黑塞尔批评西方新自由主义削弱福利国家的做法。左派知识分子更强调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性，强调国家对弱势人群的福利政策。
黑塞尔代表了法国抵抗运动的老战士和法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纲领。众所周知，法国共产党和工会在法国抵抗运动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所以抵抗运动的纲领是一个左派纲领，要求资源能源、大银行国有化，实行社会福利。
黑塞尔重新提出抵抗运动的纲领原则，是对法国近二十几年来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也与布迪厄一样，黑塞尔反对全球化，反对全球化带来的“金融市场的国际专制”，谴责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的危害。
黑塞尔的思想，对今日中国经济“精英”全面奉行“新自由主义”，一根筋迷信“全球化”，应该有所启示。
http://blog.artron.net/space.php?uid=62953&do=blog&id=1066253
本人早已将黑塞尔的《请愤怒吧！》翻译成中文，但一直未能在国内出版……黑塞尔曾批评以色列：“犹太人自己竟然犯下战争罪，这不可容忍！”……2011年一场黑塞尔要参加的讨论会原本要在巴黎高师举办，后来在法国犹太人组织的施压阻挠下被取消，引发法国知识界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论……
《请愤怒吧！》Indignez-vous！（全译本）
“法”斯特法纳·黑塞尔Stéphane Hessel
保尔·克利：《新之天使》，1920年，水彩，31，8×24，2cm，以色列博物馆，耶路撒冷
斯特法纳·黑塞尔在书中提到了保尔·克利（Paul Klee）的这幅画，以及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对此画的评论。本杰明是在1940年，震惊于苏德协约而写作《历史哲学论纲》。瓦尔特·本杰明是这幅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他在这幅画中看到一个天使，在抗拒“我们名之为‘进步’的风暴”。*
*瓦尔特·本杰明《历史哲学论纲》的原文为：“克利有一幅名为《新之天使》的画。画中的天使好象有意离开他眼光凝神的对象。他瞪大双眼，嘴巴张开，翅膀扬起。这正是历史天使应有的形象。它的脸朝向过去。在那里，一连串的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它看到的过去只是灾难。灾难叠灾难，废墟叠废墟，摔到了天使脚前。天使很愿意停下来，去唤醒死者，召集失败者。但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鼓起了天使的翅膀，以至它无法将翅膀合上。这风暴不停地把它推向他所背对的未来。他面对的废墟已堆到了天上。这风暴，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译注
这套丛书的名字，“顶风而行的人”，是取自一个北美平原的印第安部落之名——奥马哈斯。人们都是用这个名字来指称这个属于西乌族的部落。
93岁，可以说是人生最后的阶段。归宿已不太远了。多么幸运，我能利用这点光阴，来重申我政治生命的基础：抵抗运动岁月和60年前全国抵抗委员会撰写的纲领！是让·穆兰（Jean Moulin）召集组成了这个委员会，把沦陷法国的所有抵抗运动、党派和工会组合在一起，宣布参加战斗法国，承认其唯一的首领戴高乐将军。1941年3月，我投奔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我是在伦敦得知全国抵抗委员会拟定了一个纲领，并于1944年3月15日通过，为法国解放后提出一整套原则和价值，作为我国现代民主的基础。（1）
这些原则和价值，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我们大家有责任维护我们的社会，保证它还是一个我们感到骄傲的社会，而不是这个无居留证者、驱逐猜疑移民的社会，不是这个减少退休金、责难社会保险制度的社会，不是这个富人掌控媒体[按1]的社会。这个社会不应该有这些我们拒绝接受的事物，如果我们是全国抵抗委员会真正继承人的话，
在一场残酷的战乱之后，从1945年起，抵抗委员会的各派力量进行了一场抱负宏大的国家复兴。请注意，正是在那时建立了社会保险（Sécuritésociale）。这是抵抗委员会所要求，也是其纲领所宣示：“建立一个社会保险的完整计划，旨在保证所有公民，在任何以劳动无法获得生存手段的情况下，获得一些基本的生存手段”：“建立一个退休制度，使年老的劳动者能有尊严地度过晚年”。能源（电力、煤气、煤炭）和大银行，都被国有化。这也是这个纲领所提出：“将那些被垄断的大生产手段，集体劳动的成果，以及能源、地下资源、保险公司和大银行收归国有”[按2]：“建立一种真正的经济和社会民主，避免那些经济和金融大封建主控制经济。”普遍利益应当高于私人利益，公平分配劳动世界创造的财富应当高于金钱的强权。抵抗委员会建议“理性地组织经济，以保证个人利益从属于普遍利益，解脱法西斯国家那样的职业专制”。后来的共和国临时政府继承了这些条款。
一个真正的民主需要一个独立的新闻媒体。抵抗委员会深知并力求这一点，捍卫“新闻媒体的自由和尊严，独立于国家、金权和外国势力的影响[按3]”。1944年颁布的新闻法继承了这些要求。而今天，正是媒体的独立性处于危险中。
抵抗委员会呼吁“所有的法国孩子真正能够享受最良好的教育”，没有种族歧视。然而，2008年政府提出的教育改革，完全背离这个计划。一些年轻的教师（我支持他们行动），甚至拒绝实施改革，但他们的工资被削减，受到惩罚。他们愤然“拒绝服从”，认为这些改革太远离公立学校的理想，太为金钱社会服务，不再发展一种创造和批判精神。
抵抗运动的整个社会成果的基石，在今天受到了质疑。（2）
抵抗的原因，是愤怒
人们竟敢告诉我们，国家不复能保障公民福利措施的费用。当初的欧洲是一片衰败。而解放后财富的生产得到巨大的增长，今天的国家怎么会缺钱来维持这些社会保障的成果？只能是因为，曾经被抵抗运动打倒的金钱权力，如今已变得空前强大、傲慢、自私。它在国家的最高级岗位上都有其自己的仆从。今天被私有化的银行，首先考虑的是利润，是经理们的巨额工资，而不是公众利益。穷人和富人的差距，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巨大。对金钱的追求和竞争，从未像今天那样被鼓励[按4].
抵抗运动的基本理由是愤怒。我们，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部队的老战士，我们呼吁年轻一代起来维护、继承抵抗运动的理想和遗产。我们告诉他们：要接力下去，请愤怒吧！那些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的负责人，所有社会的人，不应该放弃，不要被当今金融市场的国际专制[按5]所吓倒。这个专制威胁着和平与民主。
我愿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愤怒的理由。这很珍贵。当某个东西让你感到愤怒，就像当年我被纳粹所愤怒，人们就会起来斗争，变得强大和参与。人们就会投身于这股历史的洪流。历史洪流的延续，要靠每一个人。这股洪流奔向更公正、更自由的方向。而不是这种狐狸闯入鸡窝的不受控的自由。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所撰写的纲领权利是普世的。如果你遇到某个人没有享有这些权利，请爱怜他，帮助他获得这些权利。
两种历史观
我们曾经遭受法西斯主义和维希政府统治。当我试图理解法西斯主义的缘起时，我对自己说，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因为自私而极度恐惧布尔什维克革命。他们被自己的恐惧所驱使。今天就像那时一样，如果有一小部分人积极奋起，这就够了。我们有足够的酵母让面团膨大起来。当然，像我这样出生于1917年的老人的经验，不同于今天年轻人的经验。我经常向一些中学老师要求，去那里跟他们的学生讲话。我对他们说，你们显然没有跟我一样的参与行动的理由。对于我们，抵抗，就是拒绝德国占领，拒绝失败。这相对简单。后来的非殖民化运动也简单。然后是阿尔及利亚战争。阿尔及利亚应当独立，这显而易见。至于斯大林，我们曾经欢迎1943年红军对纳粹的胜利。但一旦我们获悉1935年斯大林的那些大审判，那么，必须反对这种不能容忍的极权主义形式也显而易见，尽管我们对共产主义应当保留一只开放的耳朵以制衡美国的资本主义。我漫长的一生给了我一连串愤怒的理由。
这些愤怒的理由不是缘于情感，而是缘于参与行动的意志。我当时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深受萨特这位前届校友的影响。萨特的《恶心》和《墙》，不是他的《存在与虚无》，对于形成我的思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萨特教导我们对自己说：“你们作为个人要有责任感。”这是一个自由者的使命。这是人的责任。作为人，我们既不能信赖一种权力，也不能信赖一个神灵。相反，应当以人的责任之名义参与斗争。当我在1939年进入乌尔姆街的巴黎高师时，我是一个黑格尔的狂热信徒。我去听莫里斯·梅尔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研究班。他的课是研究具体的经验，身体以及与感官关系的经验，单数的感觉面对复数的感觉。但我天生的乐观主义，要求一切所愿皆成为可能，又让我转向黑格尔。黑格尔主义解释漫长的人类历史有一个方向：人的自由一阶段一阶段地向前进步。历史由这些连续的突变所组成，这是重视挑战。社会的历史向前进步，在终点，当人达到完全自由时，我们就达于理想形态的民主国家。
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的历史观。由自由竞争、追求“多而更多”构成的进步，可以被经受为一种毁灭性的风暴。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的历史观。我父亲与他一起把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翻译成德语。这个人就是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杰明。他从瑞士画家保尔·克利的《新之天使》这幅画中，得出一个悲观主义的解读。画面上，天使张开双臂，好像要顶住和推拒一个他名之为进步的风暴。本杰明在1940年9月为逃避纳粹而自杀。对于他来说，历史的方向，是不可抗拒地从灾难走向灾难。
冷漠：最恶劣的态度
的确，愤怒的理由在今天可以显得不那么明显，或者说世界显得太复杂。谁在主导，谁在决策？要明辨那些统治我们的暗流，并非易事。我们所面对的，不再是一小部分我们能清楚了解其活动的精英。这是一个巨大的世界，我们切实感知到这是一个互为依存的世界。我们生活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相互关联性之中。但是在这个世界，有一些不能容忍的事物。要看到这些事物，需要仔细观察和探寻。我对青年们说：作一些探寻，你们就会发现。最恶劣的态度，就是冷漠，说“我无能为力，我管自己应付。”如果你这样行为，你就失去了作为人类最本质的一个要素。这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愤怒的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参与行动的能力。
人们已经可以明辨两个新的大挑战：
1. 贫者和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不停地增大。这是20和21世纪的一项创新。那些今日世界的穷困者，每天只挣两美元。人们不能放任这个差距继续扩大。仅仅这个事实就应当引起人们起来行动。
2. 人权和地球的状况。我有幸在解放后参与撰写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11月10日，在巴黎夏约宫，联合国组织通过了这个宣言。我当时的身份是联合国副秘书长和人权委员会秘书亨利·洛基耶（Henri Laugier）的办公室主任。我是以这个身份，与其他人一起，参与了这个宣言的撰写。我不会忘记洛内·卡森（RenéCassin）在宣言起草过程中的作用。他是1941年伦敦自由法国政府的司法和教育全国专员，1968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我也不会忘记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在经济和社会委员会里的作用。我们草拟的文字先交给他，然后再递交给负责社会、人文和文化问题的大会第三委员会审读。这个委员会包括了当时联合国的54个成员国，我负责秘书处。我们要感谢洛内·卡森提出了“世界”（universel）人权这个词，而不是我们的盎格鲁撒克逊朋友们提出的“国际”（international）人权。这正是世界大战之后的首要任务：解脱极权主义强加给人类的威胁。为了解脱这个威胁，应当让联合国的成员国保证遵守这些普世权利。这是一种挫败国家主权论的方式。根据这个主权，一个国家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实施一些反人类的罪行。这正是希特勒所做的。他自认是自己国家的主人，合法导致一场种族灭绝。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很大程度是缘于对纳粹、法西斯和极权主义的普遍厌恶，甚至是由于我们在场，缘于抵抗运动的精神。当时我觉得应当赶快行动，不要被那些胜利者宣布赞同这些价值而暗含的虚伪所欺骗。当时并非所有人都有意真心推动这些价值，而是我们试图强加给他们这些价值。（3）
我禁不住想引用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5条：“任何人都有权享有国籍”；第22条：“任何人作为社会的成员，都有权享有社会保障，并有权获得满足那些为他的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这种满足需要国家的努力和国际的合作，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组织和资源。”如果说这个宣言只有宣告性意义而无法律意义，但自1948年以来它仍然起到很大作用。人们看到一些殖民地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援用了这个宣言。宣言播种于人心，鼓舞他们为自由而战。
我高兴地看到，在最近几十年中，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日益增多，诸如金融交易税协会（Attac）[按6]，国际人权联合会（FIDH），大赦组织等……它们一直在活动并卓有成效。显然，今天为了效率，人们必须形成网络联合行动，利用一切现代通讯手段。
我对青年们说：请看看周围，你们就会发现让你们愤怒的主题——那些对付移民、无居留证者和罗姆人的行径。你们会发现一些具体的情景，让你们投身一场盛大的公民行动。寻找吧，你们会有发现！
我对巴勒斯坦现状的愤怒
今天，我主要的愤怒是有关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这里的冲突就是愤怒的根源本身。人们必须要读一读理查德·戈德斯通（Richard Goldstone）2009年9月关于加沙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这位南非的法官，犹太人，甚至自称犹太复国主义者，指控以色列军队在持续三周的“铸铅行动”中，犯下了“可归为战争罪，也许在某些情况下可归为反人类罪的行径”。2009年，我曾亲往加沙。我与妻子幸亏持有外交护照，得以进入加沙亲眼调研这个报告所说的情况。陪同我们的人没有被允许一起去加沙地带，也不允许去约旦河西岸。我们参观了1948年以来联合国机构（UNRWA）设立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那里，300万被以色列从自己土地上驱赶出来的巴勒斯坦人，在等待着日益没有希望的返乡。至于加沙，那是一个150万巴勒斯坦人的露天监狱[按7].在这个监狱里，他们组织起来继续活下去。比“铸铅行动”炸毁红十字会医院那样的物质摧毁更强大的，是加沙人的生存表现，他们的爱国主义，他们对大海和海滩的爱，他们为孩子们过得好的竭力关照。无数面带笑容的孩子，萦回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被迫应对各种物品匮乏的巧妙方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看到他们因没有水泥而制作砖块，以重建几千座被以色列坦克摧毁的房屋。人们向我们证实，在以色列军队发动的这个“铸铅行动”过程中，有1400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而以色列这边，只有50几人受伤。我赞同南非法官的结论：犹太人自己竟然犯下战争罪，这不可容忍。可叹，历史给出例证：很少有能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的人民。[按8]
我知道，赢得最近几次立法选举的哈马斯，不能保障没有火箭弹射向以色列城市，作为加沙人处于封锁隔绝状态的报复。我当然认为恐怖主义不可接受，但应当承认，当你被军事手段无限优于自己的对手占领时，民众的反应不可能仅仅是非暴力的。
向斯德洛特市发射火箭弹，对哈马斯有益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对哈马斯的事业并无益处。但人们可以解释，这样的举动是因为加沙人的激愤（exaspération）。对于激愤的概念，我们应当把暴力理解为一种令人遗憾的结果，因为实施者遭受了不可接受的境况。因此人们可以说，恐怖主义是一种激愤的形式。这个激愤，是一个否定性词语。人们不应该去掉希望，而是去希望。激愤是一种对希望的否定。它可以被理解，我甚至说它很自然，但它不可接受。因为它不能得到希望可能产生的结果。
非暴力，我们应该学会走的道路
我坚信，未来属于非暴力，属于不同文化的和解。只有通过这条道路，人类才能跨越一个新阶段。在这里，我赞同萨特。人们不能原谅恐怖分子扔炸弹，但人们可以理解他们。萨特在1947年写道：“我承认，暴力，不管以任何形式表现，都是一种失败。但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失败，因为我们处于一个暴力的世界。诚然使用暴力是一种使暴力可能延续的暴力，但依然真确的是，使用暴力是终止暴力的唯一手段。”（4）对此我要补充，非暴力是一种更有效的终止暴力的手段。人们不能像萨特那样，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或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运动员遭袭击之时，以此原则的名义支持恐怖主义者。这并不有效。萨特自己在晚年终于自问恐怖主义的意义，怀疑其存在理由。说出“暴力并不有效”，比知道是否要谴责使用暴力者重要得多。对有效性这个概念，应当有一种非暴力的希望。如果说存在一种暴烈的希望，那是在吉约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的诗歌中：“希望是多么暴烈！”而不是在政治中。1980年3月，萨特在离去世三星期之前告诉世人：“应该试图解释为什么当今这个可怕的世界只是漫长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瞬间，希望仍是革命和暴动的主导力量之一。我还感到我的未来观是希望。”（5）
应当明白，暴力与希望背道而驰。应该舍暴力取希望，非暴力的希望。这是我们应该学会走的路。无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都应该走向谈判，来消除压迫。唯如此才有可能不再发生恐怖主义暴力。因此，人们不应该让太多的仇恨堆积起来。
曼德拉和马丁·路德·金的启示，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适合。这个世界已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抗，超越了极权主义征服。这是一种希望的启示，现代社会能够通过互相理解和耐心细致，来超越冲突。为达此目的，必须要基于权利。不管任何人侵犯了权利，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愤怒。对于权利绝不妥协。
为了一种和平的暴动
我注意到以色列政府对一件事的反应（我不是唯一注意这一反应的人）。事情是：每个星期五，比尔伊德的巴勒斯坦村民不扔石块，不使用暴力，行走到隔离墙前进行抗议。以色列当局把这样的行走称为“非暴力恐怖主义”。不错嘛……只有以色列才说得出把非暴力称作恐怖主义。非暴力的有效性让以色列政府很为难，其有效是因为非暴力激起了全世界反对压迫的人的同情、支持和理解。
西方提出的生产主义思维，已把世界带入一种危机。要走出危机，人们必须与金融领域和科技领域“多而越多”的加速前行作彻底的决裂。是时候了，人们应该把关注伦理、公正和持久的平衡放到最重要位置[按9].因为，一些最严重的风险在威胁着我们。这些风险可以中断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冒险，让这个星球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
的确，1949年以来，还是实现了一些重要的进步：非殖民化，结束种族隔离，苏联帝国被摧毁，柏林墙倒塌。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一个倒退的阶段。对于这个倒退，部分的解释是：乔治·布什当选美国总统，911，以及美国由此引出的灾难性后果，比如军事干预伊拉克。我们遭遇这场经济危机，但我们没有想出一个新的发展政策。同样，预防气候变暖的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也没有让大家开展一项真正保存地球的政策。我们正处于一个门槛，在第一个十年的恐怖和后一些十年的可能性之间。不过，应该抱有希望，应该始终抱有希望。之前，1990年代的十年，曾实现了巨大的进步。联合国召开了许多会议，如1992年里约热内卢关于环境的会议，1995年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2000年9月，在联合国秘书长柯非·安南的的创议下，191个成员国通过了《千年发展8个目标》宣言，尤其保证从今天到2015年减少世界一半的贫困。我很遗憾，奥巴马和欧盟都还没有表现出以他们的贡献来支持这个建设性的阶段，依据那些根本的价值观。
怎样总结这个让大家起来愤怒的呼吁？2004年3月8日，值全国抵抗委员会纲领60周年之际，我们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1940-1945）部队的老战士声明：的确，“依靠抵抗运动兄弟姐妹和盟国反对法西斯主义野蛮的牺牲，纳粹主义已被战胜。但这个威胁并没有完全消失，我们反对不公正的愤怒依然如故。”
没有，这个威胁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让我们始终呼吁“一种真正的和平暴动，反对那些大众传媒，给我们年轻人的视野提供的只是大众消费，蔑视贫弱者，蔑视文化，普遍的失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过度竞争。”
我们要对造就21世纪的青年男女们深情地说：
“创造，就是抵抗。
抵抗，就是创造。“
注释（出版者与作者协商）
（1）全国抵抗委员会于1943年5月27日在巴黎秘密成立，参加者是八大抵抗运动的代表。八大抵抗运动是：两大战前工会——CGT（全国劳工联盟）和CFTC（法国基督教劳工联盟）和六个第三共和的主要政党（包括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全国抵抗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让·穆兰的主持下召开的。让·穆兰是戴高乐将军的特使。戴高乐将军设立这个委员会是为了使抵抗纳粹的斗争更加有效，并加强他在盟友面前的合法性。戴高乐委托这个全国抵抗委员会拟定一个法国解放后的政府纲领。这个纲领在全国抵抗委员会和自由法国政府之间来回磋商了好几次，在伦敦也在阿尔及尔，最终于1944年3月15日被全国抵抗委员会全会通过。这个纲领，1944年8月25日，由全国抵抗委员会在巴黎市政厅隆重交给戴高乐将军。要注意的是，关于新闻的法令8月26日就予以颁布。纲领的主要撰写者之一是罗热·庚斯布热尔（Roger Ginsburger）。他是阿尔萨斯拉比的儿子。当时，他的化名叫皮埃尔·维庸（Pierre Villon）。他是法国共产党1941年创建的抵抗运动“法国独立全国阵线”的总书记，他在全国抵抗委员会及其常任局里代表这个运动。
（2）根据一个工会会员的估计，大致规模上，退休金从原工资的75-80%降到50%左右。兰斯-香槟-阿登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让-保尔·多曼（Jean-Paul Domin），2010年给欧洲工资研究院撰写了一份关于“补加性疾病保险”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透露，如今交得起补加性保险的，是良好职业地位的特权。那些贫弱者因没有补加性保险和需支付昂贵费用而放弃治疗。问题的原因是没有把工资作为社会权利的支撑。而这点正是1945年10月4日和15日法令的中心要点。这个法令宣告设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并把社会保险的管理，置于劳工代表和国家的双重权威之下。但自从1995年颁布的儒佩改革和2004年的杜斯特·布拉吉（Douste Blazy专业医生）法令以后，是国家单方管理社会保险。比如，是国家元首签署法令任命疾病保险全国储蓄金库（CNAM）总裁，而不是像解放后初期，是工会会员领导管理行省一级的初级储蓄金库，国家是通过省长来管理。如今，劳工代表只起到一种顾问的作用。
（3）世界人权宣言是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由联合国大会通过。58个成员国有48个国家投了赞成投票，8票弃权：南非（因为实行宣言谴责的种族隔离）、沙特阿拉伯（因为男女平等的原因），还有苏联（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这些国家弃权是认为人权宣言关注经济和社会权利以及关注少数民族权利问题不够。人们可以注意到苏联特别反对奥地利提议建立一个国际人权法庭，负责研究提交给联合国的各种情愿。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宣言第8条引入了个人可以起诉国家的原则，如果个人的根本权利受到侵害。这个原则1998年在欧洲得到实现，建立了常设欧洲人权法庭，为8亿欧洲人保障这个起诉权。
（4）让-保尔·萨特：？1947年作家的状况？，刊于《形势II》，巴黎，伽里马尔出版社，1948年。
（5）让-保尔·萨特：？维持希望……III？，刊于《新观察家》，1980年3月24日.
（6）2004年3月8日呼吁书的签名者是：吕西·奥布拉克（Lucie Aubrac）、雷蒙·奥布拉克（Raymond Aubrac）、亨利·巴罗利（Henri Barroli）、丹尼尔·高尔蒂叶（Daniel Cordier）、菲利普·德夏特（Philippe Dechartre）、乔治·甘古安（Georges Guingouin）、斯特法纳·黑塞尔、莫里斯·克利格尔-瓦里蒙（Maurice Kriegel-Valrimont）、丽丝·伦敦（Lise London）、乔治·塞吉（Georges Séguy）、热尔曼娜·蒂庸（Germaine Tillon）、让-皮埃尔·维尔南（Rean-Pierre Vernant）、莫里斯·伏特（Maurice Voutey）。这个呼吁在年轻人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响。同样，2009年5月17日在格利叶尔（Glières）高地一年一度由“今昔抵抗公民协会”发起的“抵抗言论”论坛上，斯特法纳·黑塞尔的即兴发言，也引起年轻人的很大反响。黑塞尔除了重申抵抗的原因是愤怒，还呼吁：“去寻找你们自己愤怒的理由吧！来加入这股历史的大洪流之中！”黑塞尔的这次即兴发言，被吉勒·贝雷（Gilles Perret）录制到了他的纪录片《瓦尔特，回归抵抗》当中。而这次发言，正是这里发表的文字的起点。人们可以登录协会的网址：www.citoyens-resistants.fr
出版者后记
斯特法纳·黑塞尔1917年出生于柏林，父亲弗朗茨·黑塞尔（Franz Hessel）是一位犹太作家、翻译家，母亲海伦·格伦德（Helen Grund）是一位画家，爱好音乐，也是一位作家。他父母于1924年来巴黎定居，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哥哥乌利希和斯特法纳。由于家庭氛围，两人都接触了当时巴黎的先锋运动，其中有达达主义者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和美国雕塑家阿勒克桑德·卡尔徳（Alexandre Calder）。斯特法纳于1939年进入乌尔姆街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但战争中断了他的学习。因为他已在1937年加入法国国籍，他被征兵，遭遇了战争的荒诞。他看到贝当元帅贱卖了法国主权。1941年5月，他去了伦敦，加入了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他在反间谍、情报和行动处（BCRA）工作。在1944年3月底的一个夜晚，他秘密潜回法国，代号“希腊人”，任务是与巴黎各抵抗运动体系取得联系，找到新的无线电发射地点，把收集到的情报发回伦敦，以便盟军登陆。1944年7月10日，他在巴黎被告密，遭盖世太保逮捕。他在1997年出版的回忆录《与世纪共舞》中写道：“敌人是不会追捕已在刑罚下招供的人。”他受到了刑讯，尤其是浴缸刑。但是他对施刑者讲德语，自己的母语，一下把他们搞懵了。于是1944年8月8日，他被送到了德国布痕瓦尔徳集中营，与巴黎解放只差几天时间。在将被绞死的前夜，他在最后时刻竟然得以与一个集中营里已死于伤寒的法国人替换了身份。他有了一个新名字：米歇尔·布瓦特尔（Michel Boitel），职业铣工。他被转到罗特勒贝罗德（Rottleberode）集中营，就在制造德国容克52型轰炸机起落架的工厂附近。幸运的是——他永远有运气——他精通会计工作。他越狱逃出了集中营。但被抓获，又被送到了多拉（Dora）劳改集中营。那里，是制造V-1、V-2火箭的地方。纳粹还想靠这两种火箭来赢得战争。他被分到训导队，又一次越狱逃跑。这一次，他逃跑真地成功。盟军的部队靠近了多拉。最后，他回到了巴黎，与他妻子维西娅和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团聚。
这位自由法国的老战士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条捡回的命，应该用来参与行动。”1946年，斯特法纳·黑塞尔通过了法国外交部的考试，成为一个外交家。他的第一个工作，就在联合国。那一年，联合国副秘书长和人权委员会秘书亨利·洛基耶邀请他成为他的办公室秘书。斯特法纳·黑塞尔是以这个身份，参与了起草人权宣言的委员会。人们发现，在这个委员会12个成员中，有6个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爱蕾诺尔·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1945年去世的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她主持了委员会；张博士（蒋介石而非毛泽东的中国），委员会副主任，他声明人权宣言不应当只是西方观念的反映；黎巴嫩的查尔斯·哈比布·马立克（Charles Habib Malik），是委员会的报告人，经常与爱蕾诺尔·罗斯福一起被称为委员会的“动力”；法国的洛内·卡森，法学家和外交家，法国外交部人权咨询委员会主任，他撰写了好几个条款，并善于与某些国家包括法国的担忧（担心宣言威胁到它们的殖民主权）相协调，他有一种严厉和干涉主义的人权观；加拿大的约翰·皮特斯·洪弗利（J. P. Humphrey），律师和外交家，洛基耶的密切合作者，他撰写了宣言第一稿400页文字；最后是法国的黑塞尔，外交家和洛基耶办公室主任，他最年轻。人们看到，自由法国的精神气息如何影响了这个委员会。人权宣言是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夏约宫被联合国大会通过。后来大量新职员涌来，许多人是贪图薪水丰厚的职位，“挑肥拒瘦”，就像黑塞尔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评述的那样，他就离开了巴黎的联合国职位。他被法国外交部派往一些国际机构内任法国代表。以这个身份，他短期去了纽约和联合国总部。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1977年，他在爱丽舍宫秘书长克洛德·布洛索莱特（Claude Brossolette）（其父皮埃尔是自由法国反间谍、情报和行动处处长）的推荐下，德斯坦总统委任他担任法国驻日内瓦的联合国大使。他不掩饰，在法国所有政治家中他最感亲近的是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P. M. France）。他是在伦敦自由法国时期认识弗朗斯，又于1946年在纽约联合国重逢。当时弗朗斯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任法国代表。黑塞尔写道，他作为外交家身份的确认，缘于1981年“密特朗入主爱丽舍宫这个法国政府的变化。它把一个离退休还有两年、专于多边合作的外交人员变成一个法国大使。”他参加了社会党[按10].“我自问为什么？首先一个答案：是1995年的冲击。我不能想象法国人会那么轻率把希拉克选为总统。”从此，黑塞尔拥有一本外交护照。他与他的新妻子于2008和2009年两度去加沙地带，回来后作证描述加沙人民的苦难生活。当时他说：“我始终站在抗议者一边。”
正是这个人，93岁，在这里说话。
S.C.
译者按语
[按1] 富人掌控媒体
黑塞尔指责西方“富人掌控媒体”，揭示了一个隐蔽但非常真实的西方现实。哪儿有什么“中立”“客观”“公正”的媒体？西方主要媒体背后都是大财团和跨国公司。媒体都要为背后的主人说话，成为这些主人的“新看家狗”。（参阅Les Nouveaux Chiens de Garde一书）
法国的主要媒体，电视台、报纸、杂志、出版业，也都被大财团所控制。法国电视一台（TF1）后面有Bouygues财团。《快报》周刊先后属于Alcatel和Havas财团。法国的出版业相当程度被Matra-Hachette集团操控。法国一家“通用水务公司”（La generale des Eaux，近年掌控了大量中国城市的自来水业务），也大举收购传媒企业，1998年更名“威旺迪”（Vivendi），成为西方传媒业巨子之一。
还需要指出的是，犹太财团对世界主要媒体的控制和影响。犹太财团对美国和世界主流媒体的控制和影响，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
张国庆先生在新著《话语权》一书中指出：“犹太人掌控和影响的媒体数量十分惊人。”（第114页）记者王瑶在“美国政治血统中的犹太基因”一文中指出：“犹太人直接操控着美国的新闻舆论。”（《国际先驱导报》2009.1.15）美国“人民之声”（thepeoplesvoice.org）等网站，有文章认为“六大犹太传媒公司控制世界96%的媒体”。迪斯尼集团、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时代华纳，还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还有好莱坞电影业……都是犹太裔老版或由犹太裔掌控。
正因为犹太势力控制着世界主要媒体，所以世人很少听到对以色列不利的新闻消息，也很少有巴勒斯坦人民真实状况的报道，终于引起黑塞尔的愤怒……
同时也可以说，我们每天看的报刊和电视电影，还有知识界的书籍和教育界的课本，当今世界的“主流媒体”和“主流知识”都深受犹太财团势力的影响。我们长年都在接受这样的“媒体”“知识”洗脑。
[按2] 地下资源、保险公司和大银行收归国有
可是在中国，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思想影响下，地下资源也开始“私有”。私人煤矿名正言顺地开，私人也可以开采其他矿产。这对于已经有过公有制经历的中国人民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尤其，这种地下资源私有化，其实是给国际资本开了绿灯。据有关报道，中国的许多重要黄金矿藏，都被外国资本购控。
[按3] 新闻媒体……独立于国家、金权和外国势力的影响
当今中国的新闻媒体，深受“外国势力的影响”，尚没有一种独立意识。中央电视台大量采用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有时，连解说词都不加处理，直接翻译过来，就向13亿中国观众播报了。
以色列特工在阿联酋暗杀哈马斯高官，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谴责的话，反而称赞以色列摩萨德如何精干，“声名鹊起”。而报道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劫持以色列运动员，则一口一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最近央视报道利比亚战事，派出的一位此前在香港凤凰台工作的特派记者，明显站在西方立场，对利比亚政府持批评刁难态度。
更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媒体还创造了“多国部队”的说法，来代替西方媒体使用的“联军”（coalition）一词，显然是为了避免让中国老百姓联想起“八国联军”！
本来，西方主流媒体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呈高度一致。这时非常需要一个独立的媒体声音，就像当年的半岛电视台，传播一些西方主流媒体有意遮蔽的信息。中国媒体也应当这样，独立地向全世界传达中国对世界新闻事件的立场和看法。
国家的新闻媒体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在相当意义上，也是一种国家的主权。
除了被动受西方媒体的影响，“外国势力”也主动地对中国的报纸、网站发生影响。中国的南方报业背后，有外国资本的影子（通过广告资金来影响一份报纸在美国司空见惯）。中国的许多门户网站，也相当程度被外国资本操控。腾讯网的历史栏，充斥了歪曲中国现代历史的言论……“外国势力”对中国知识界、舆论界的影响，制造了巨量的“有毒知识”，已到了祸国、亡国的凶险地步。
欲灭一国必先灭其史。中国近代史和新中国历史如今已被灭殆尽！
近年，又传出中国新闻出版业要“产业化”。这实际上，是为“金权”和外国资本影响控制中国新闻出版业提供方便，非常危险。
[按4] 穷人和富人的差距，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巨大。对金钱的追求和竞争，从未像今天那样被鼓励
这是最近十几年西方推行新自由主义、清算福利国家带来的普遍现象。
中国的经济“精英”也大力引进新自由主义，推行全面“私有化”、“市场化”。所以这也是中国正在发生的现象。贫富鸿沟日益扩大，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
新自由主义鼓吹国家减少对经济、对社会的干预。中国应当反思新自由主义给西方和中国带来的结果。
[按5] 当今金融市场的国际专制
要感谢宋鸿兵先生对国际金融历史的深刻剖析，让我们了解了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的国际银行家们在金融上对世界的控制。黑塞尔对国际金融市场非常痛恨，称之为“专制”。
法国《外交世界报》主编伊尼阿西奥·拉莫奈（Ignacio Ramonet）认为：“金融全球化建立了自己的王国（Etat），有其自己的工具、影响网络和行动手段。但这是一个与任何社会完全无关的王国。金融全球化扰乱民族国家的经济，蔑视其民主原则，强迫各国负债，要求企业支付越来越高的股息，到处都带来不安定……”（维基百科）
拉莫奈对国际金融“王国”的描述，可以说是对黑塞尔“金融市场国际专制”的最好解释。
国际金融“王国”是一个超越各个主权国家之上的独立王国。它像一个世界政府，对各国发号施令。
这个国际金融“王国”有自己的工具，比如美联储（私人银行），比如各国“独立”的央行，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各国负债”，或者说是引诱、鼓励各国政府负债，全世界各国政府为他们打工，他们永远大赚其钱……这样的故事不停地在上演。
这个国际金融“王国”，通过金融手段，到全世界各国吸血，到处都带来社会不安定。如今中国加入世贸，金融边疆日益陷落，国际金融“王国”也对今日中国构成了最凶险的威胁！
“全球化”口号的炮制出笼，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揭露，正是为了金融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全球化。（参阅布迪厄《遏制野火》）
这些国际银行家是一些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一些不需要祖国的人，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全世界。他们最容不得人们有“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容不得民族国家保护自己的国民而妨碍他们吸血。所以他们一直鼓吹世界主义，鼓吹全球化！
而中国人喝了西方“知识”的蒙汗药，以为“全球化”是个宝，浑然不知“全球化”口号的背后，首先是这个危害全世界的国际金融“王国”的“专制”。
[按6]金融交易税和公民行动协会——Attac （Association pour la taxation des transations financières et pour l‘action citoyenne）
黑塞尔非常肯定Attac（金融交易税和公民行动协会）的活动。
这个协会是于1998年，正值亚洲金融风暴，由前面提及的法国《外交世界报》主编伊尼阿西奥·拉莫奈倡议，在法国巴黎成立。这个协会的最初宗旨，是要求实行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提出的对全球金融交易征税。
当今世界金融市场，每天的金融交易达1.5万亿美元，而实际用于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只占总交易量的5%.世界金融高度虚拟化，金融投机猖獗。为此托宾提出对所有金融交易征收0.2%的税，以打击金融投机，将所得资金用于资助世界的贫困人口。
所以最早Attac的名称，是“倡议托宾税帮助公民协会”（Association pour une taxe Tobin d'aide aux citoyens）。
后来该协会的内涵逐渐扩大。除了继续要求征收金融交易税，更有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全球化”、生态主义等要求，带有左派色彩。所以现在改名为“金融交易税和公民行动协会”。
现在Attac协会已在世界38个国家设有分会，是一个世界性的非政府组织，尤其以法国和德国势力最强盛。其主要要求：
- 要求更严密地控制国际金融市场，反对“经济金融化”。
- 反对全球化，抗议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实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不“世界”也不“国际”，两家都属于美国财政部！尤其后者专门为新自由主义服务，搞垮俄罗斯，让穷国负债，干尽坏事。不明白，中国的“精英”还对这两家打着“世界”旗号的美国机构那么在意？）
- 捍卫人类共同资源：水、食物、信息，倡扬生态意识。
- 反对转基因作物。（在中国，受那些“有毒知识”的影响，中国农业部全力支持转基因技术，为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开绿灯）
- 取消穷国债务，取消避税天堂。
……
很可惜，在世界主流媒体的信息遮蔽下，中国知识界很少知道“Attac”的活动。事实上，目前中国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最大受害者，应当全力支持征收“托宾税”。或学巴西正在做的那样，对所有进入国内的热钱征税。
有意思的是，在法国不仅有Attac总会，还有各地区各城市的Attac分会，独立行动。有个巴黎第15区Attac分会，提出“反对股市”，分析股市的危害性，非常有见地：
原先，企业大都是通过银行融资。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企业趋于不再通过银行，自己直接发行股票来融资。西方股市蓬勃发展，带来了经济“金融化”，经济投机化，也带来经济的不稳定。
“股市监管做不好，也不可能做到。系统性的投机，导致股市泡沫的出现。股市机制对其他经济机制的统治，带来一种食利者经济……全球运作的股市现象，导致世界国家及其公民令人忧心的无能为力。”
“金融市场并不中性。它对真实经济发生确实的影响。说股市是一个纯粹竞争的完美世界，说金融是企业经济状况的准确反映，这样的理论站不住脚……股市不是一个信息完美透明的世界。股市行为是根本非理性的……”（Attac，Paris 15me，2001.11.27）
其实，股市带来了一个“食利者”的投机经济，大家都不去从事实体经济的生产。股市就像一个巨大的赌场，全民参赌，全民投机。资本的收益大大增加，而劳动的收益，则微不足道，培养了不劳而获的社会心理。
王小强先生写过一本《投机赌博新经济》的书，把当今中国的股市经济称作“投机赌博新经济”，非常准确而形象。
中国股市养肥了一批庄家和做局者，害惨了大批的股民。中国股市培养了全民赌博投机的心态，尤其也影响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于国家、于经济、于国民心理健康有百害而无一利。
尤其，如今的美国已将实体经济转移到“新兴国家”，自己专营金融业和服务业。中国开设股市，很大程度上只是成为国际银行家们的提款机！巨额投机资金进进出出，滚滚卷走中国人民辛苦创造出来的财富。
一些重要企业股份化，有朝一日，被国际资本购得大比例股份，董事会以及企业本身都将落入国际资本之手，就像“娃哈哈”品牌险些换成法国东家，就像巴菲特经常用大比例购买股份的方式吃掉一家企业……中国企业股份化，事实上就把自己放到了国际金融家们的砧板上了！
郑重建议取消中国股市！
增加中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独立，刻不容缓。
[按7] 加沙地带……露天监狱
这是黑塞尔对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民的最强烈控诉。
[按8] 很少有能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的人民
这里黑塞尔是批评以色列犹太人忘记了当年受德国纳粹压迫，被关入集中营，现在反过来压迫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种族隔离，并轰炸打击。黑塞尔的正义感令人钦佩：“犹太人自己竟然犯下战争罪，这不可容忍！”
“很少有能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的人民”，这话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适用。
一百年来，中国人尝试西方的“共和”“民主”，全面西化，代价惨重终不悔。新中国前三十年，走的是法国苏联模式，后三十年又全身心地走美国模式。左的西方乌托邦破灭了，对右的西方乌托邦依然执迷不醒。中国知识界已全面反思、或反思了太多“左”的创痛，却不明白向“右”跟美国走，将把中国推向更大的灾难！
既不从苏联亡国惨剧得到殷鉴，也“不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可叹。
中国只有重返中国自己文化的源流，才能真正复兴。（参阅河清《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
[按9] 关注伦理、公正和持久的平衡放到最重要位置
黑塞尔批评了“生产主义”“多而越多”思维，更强调社会分配的伦理和公正。
中国长期以来追求“GDP”主义，日益显示其片面性。重视社会公正，真正为最大多数的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服务”，以民为本，才是最要紧的。
[按10] 他加入了社会党
黑塞尔加入社会党，属于左派知识分子。
与著名左派知识分子布迪厄一样，黑塞尔批评西方新自由主义削弱福利国家的做法。左派知识分子更强调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性，强调国家对弱势人群的福利政策。
黑塞尔代表了法国抵抗运动的老战士和法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纲领。众所周知，法国共产党和工会在法国抵抗运动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所以抵抗运动的纲领是一个左派纲领，要求资源能源、大银行国有化，实行社会福利。
黑塞尔重新提出抵抗运动的纲领原则，是对法国近二十几年来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也与布迪厄一样，黑塞尔反对全球化，反对全球化带来的“金融市场的国际专制”，谴责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的危害。
黑塞尔的思想，对今日中国经济“精英”全面奉行“新自由主义”，一根筋迷信“全球化”，应该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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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7日星期六
孙立平：极权主义杂谈
孙立平：极权主义杂谈
（一）：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
极权主义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它是一场富有感召力的运动，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于诱人的理想和不容质疑的正义，却酿造了无尽的罪恶；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践踏着人性，其中却又夹杂着动人的故事；它是无数人的希望，又是无数人的厄运。可以说，没有极权主义，人类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将会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
这是一个怎样的谜？
阿伦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因此，有人认为，可以说极权主义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是因为它具有此前任何统治都不具备的那些基本要素。
首先，极权主义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乌托邦基础上的对社会的系统改造，推进这场改造的是激昂的社会运动，结果是一套在逻辑上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体制。无论是其强调的意志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原子弹，深层的也许是理性的自信。
其次，极权主义打破了传统的“统治”或“治理”边界，传统专制主义的统治与治理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再暴虐的统治也仍然在其他的非政治领域留有自由，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总体性的，弥漫于全部的社会生活。它垄断的不仅是权力，也不仅是财富，它还垄断着社会的“场所”和“空间”，换言之，它是对全部社会生活的重新组装。
再次，极权主义模糊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不可缺少的要素。鲍曼注意到，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专制主义仅仅要求被统治者的“服从”，而极权主义要求的是“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合作”。为此，它要求对人的改造或“新人”的塑造。换言之，传统专制主义是一部由车头牵引的列车，而极权主义则是在每节车厢上都安装了发动机。
（二）极权主义的能量来源于对社会情绪的乌托邦式系统整理
极权主义最令人惊异之处，是它的巨大诱惑力和能量。正因为如此，许多讨论极权主义的文献都使用了“极权主义的诱惑”这样的字眼，而在现实中，人们更能感受到极权主义的巨大能量。而这种诱惑和能量，最突出地体现在它能使被统治者成为营造统治关系的积极参与者，甚至使极权体制中受害最深的人成为它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捍卫者。
这样的诱惑或能量来自哪里？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诱惑都一定是在苦难和无望中升起的灯塔。德国纳粹上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甚至更多，通货膨胀达到四十多亿马克兑换一个美元。构成这种灾难性现实的背景有两个。一是一战后作为战败国受到的严厉惩罚，二是席卷西方的30年代大萧条。无疑，一个能够结束这种灾难的力量，就是人们的救星。
但这样说，并不能解释极权主义为什么是一个现代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灾难，甚至更一般意义上的苦难，都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形成如此强有力的极权主义？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沟通了天国与地气的现代乌托邦对社会情绪的系统整理。从极权主义形成的历史来看，通过意识形态对困惑、孤独、怨恨、欲望、失落、恐惧、无力感等社会情绪进行系统整理，并以跳过人性的办法形成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是极权主义的诱惑和能量形成的重要因素。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的组织技术、信息技术等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这个问题将另文探讨。
极权主义最容易发生在苦难深重的地方。因此，对于苦难的整理总会给社会运动以巨大的动力。希特勒在一场著名的演讲中说，“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欧洲大陆上最高贵的民族地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本杰明·马丁一样去做一个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奴隶？！”无论在个人的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唤醒苦难的记忆，激发摆脱苦难的激情，都是最有鼓动力的。我们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忆苦思甜，也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散射的自然状态的苦难转变成可以将社会动员起来的系统的苦难，这里需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框架。比如，如何将婆婆对媳妇的虐待引申到社会的框架之中。
苦难的诉说有两个指向，一是奔向消除苦难的理想主义目标，二是制造出有利于内部整合的敌人。而制造敌人依赖的就是从苦难向怨恨的很容易完成的转化。许多西方哲学家都从学理的角度对怨恨进行过探讨，甚至认为怨恨是现代性的重要因素。尼采断言，怨恨牵制着整个欧洲的现代性的颓废与虚无。舍勒则认为怨恨与现代性同构。然而，怨恨只有到了极权主义这里才发挥了其最大的潜力。因为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需要不断地制造敌人。制造敌人的意义，一是可以在社会中制造紧张状态，为那些似乎是不符合常规的统治措施提供依据；二可以在内部制造紧张感，从而强化内部的整合。
其实极权主义进行整理的社会情绪远远不止这些。转型期人们会特有的孤独、困惑、失落、恐惧、无力感等更是富有潜力的社会情绪。达伦多夫的研究表明，极权主义诱惑的对象，往往是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达伦多夫指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很容易掉进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如果考察一下极权主义的许诺，就可以看出，其具体内容往往都是针对这些情绪的。
（三）极权主义诱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其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无疑是其力量的源泉。梁文道曾经提出一个问题：纳粹人怎么可能那么成功？他认为唯一的答案就是，其实当时那个第三帝国里面的人，尤其是少数德国人是真心拥戴他们的元首，真心相信纳粹的。
而最令人感叹的是，极权主义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历史奇观：它的最狂热的拥护者，最后也成了它的最深重的受害者；甚至在其成了受害者之后仍然是它的狂热的拥护者。
那么谁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人们最熟悉的当然是阿伦特的观点。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础就是无结构的群众。极权主义不仅得到群众空前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有时甚至具有无私、超功利的特点，他们不但愿意牺牲自己，而且愿意牺牲家人和朋友。当然，从极权主义垮台是过程看，群众对其的抛弃也是迅速的。按照阿伦特的分析逻辑，以利益为号召的动员只能是理性的而有结构的群体，而极权主义动员的则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
阿伦特认为，“群众”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发现被自己的同胞抛弃，被社会孤立，跟其生活世界疏离，丧失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漂泊无根，甚至成为现实社会中多余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希望跟某种永恒的、操纵万事万物的巨大势力结合成一体，因为惟有攀住这股力量，他们才能感觉安全妥当。他们甘心为任何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运动或意识形态服务，以便获得起码的“尊严”。在投身极权主义运动的时候，群众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所以阿伦特说，群众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识形态提供给他们的最具抽象形式的胜利与成就之结局。
但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不同意这样的分析。他认为，早期美国有着原子化的特征，但美国既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未因为受到诱惑想成为这两种主义的国家。而革命前的俄国显然也不是原子化的。达伦多夫认为，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而是诱惑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达伦多夫继续分析到，成为极权主义基础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就出身于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同时，也包括这样的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
而哈耶克和波普尔等人的分析，则揭示了极权主义更深层的基础。哈耶克指出，毫无疑问，不但在德国和其它地方为极权主义作准备的那些思想，而且极权主义本身的许多原则都已成为在很多其它国家里产生日益增长的吸引力的那种东西。日益崇拜国家，倾慕权力，好大喜功，热衷于使任何事情都“组织化”（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计划”）和“不能让任何事情听命于有机发展的简单力量，”这样的思维和逻辑，在很多社会中盛行。这是产生极权主义的深厚基础。对此，哈耶克甚至用了“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这样提法，用意在于提醒人们，极权主义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无数人的思维中。
有一位网友这样写道：有一次，我看到身边农村穷苦的人们，生了很多孩子，我心里就骂：你们养不活这些孩子，不能给这些孩子好的生活，为什么还要生他们？你们不应该生！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是个理想主义者。过后我就反思：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有权力，是不是就要阻止他们生孩子？我凭什么剥夺穷人生孩子的权力？剥夺穷人的天伦之乐？这个事件对我影响重大。我就是波尔布特。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波尔布特。当我看到BBC关于红色高棉的纪录片，一对中国北京情侣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投奔柬埔寨，脸上洋溢着理想与希望的光辉时，再看到那些累累白骨，从心底里我就开始试图原谅他了。其实，与其说作者在原谅极权主义的追随者，不如说是在检讨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因素。
更令人惊异的是极权主义受害者对极权主义死心塌地的拥护，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概念移用到他们身上。
197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大出人们的意料，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很难进行充分解释的现象。其中依赖与认同是最基本的因素。具体说，第一，对象是能掌握你生死命运的。第二，他身上有让你能产生认同或吸引你的东西。第三，他对你有某种意义上的恩惠，特别是在可以处死你的时候没有处死你。第四，他能够控制你得到的信息。第五，现实的情境或他构建出的情境能让你觉得你们是在同生死共安危。有人将其总结为下列的心理过程：被害的弱势者在长期受到侵害他们的强势者支配之下，最后终于放弃了反抗，转而认同强势者以期获得安全感的一种心理转变。受害者尽最大的努力不去激怒或挑衅加害者；而受害者这样做的时候，也渐渐失去自我意识，直到完全接受加害者的观点。假如受害者现在用加害者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就不再渴望自由，结果是当救援到来时，受害人可能会抗拒营救。
安替：革命的推特、维稳的微博
2011年阿拉伯之春，社交媒体如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在推翻突尼斯、埃及独裁政权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决定作用的话。所以全世界都把目光上转向了全球最大的非民主国家中国，和全球用户最多的社交媒体“微博”，大部分相关研究和报道，都在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微博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作用到底会是如何？
简单地回答：只要中国政权不发生质变，微博不被新技术取代，它就一直在帮助中国政府把信息控制权集中到中央，对中国民主化的作用不但复杂，而且很可能会是负面。
推特虽然诞生于2006年，但真正进入中国网友视界，是2009年2月的央视大火。很快大家发现，推特上每一条推的140字限制，简直就是在给中国人开后门：140个字母的英文大约20个单词，也就是一句话，而140个字的中文是完整一段话，不但可以完全涵盖新闻报道五元素，还可以当成BBS来简单讨论事情。根据统计，中文在推特上的信息有效性是英文的3.6倍。很快，推特和中国的第一个高度克隆产品“饭否”，被中国网友当成新闻工具。例如，当年7月发生新疆骚乱时，推特用户郭怡广（@kaiserkuo）和我联手第一个把消息在新华社之前用英文在推特上发了出去。
也因为新疆骚乱，饭否被关（之前6月推特已经被“中华防火墙”GFW封锁）。8月，新浪推出“微博”，除了克隆推特基本功能之外，还创新地增加了评论区、自动显示图片，后来还把新浪博客的名人策略移植到了微博上，有了所谓的大V用户。当时负责微博的新浪副总裁陈彤本身就是管理四通利方BBS起家，经营新浪新闻门户和新浪博客风生水起，他把BBS、门户、博客的所有中国用户喜欢的特点都一股脑放在了微博上。
对推特更大的打击是2011年2月-6月的茉莉花镇压，全国上百人因为推特上所谓的2月20日茉莉花街头运动被拘，特别是艾未未事件，对整个推特中文圈产生了“寒蟾效应”，很多和体制有关的用户心生退意，舍弃推特，全心投入微博。同时，推特本身的安全升级和GFW不断高耸，让中国用户上推难度大幅度增加。
一边各种天时地利人和，一边各种打压和麻烦，很快全民上微博，结果就是今天，单新浪微博就号称3亿用户，而依然被封的推特，中文用户估计只有30万人以上，后者只有前者的千分之一。这三亿用户的微博，也的确成为中国民众言论自由实践的训练平台，揭黑不断，官不聊生。
不过，任何人由此对微博在中国作用产生了乐观估计，认为最终会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那就错了。因为虽然原始克隆自推特，微博和推特却因结构上的不同，对社会政治的作用，有了天差地别。
推特、脸书、Youtube这些社会媒体，之所以能推动阿拉伯革命，关键在于两个因素：分散（De-centralized）信息产生机制和服务器独立于政权之外。Web 2.0的用户产生内容（UGC）这样的分散信息产生机制，让每一个埃及网友都成为记者和新闻官，而这些服务器一直放在信息自由的美国西岸，导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没办法控制这些网友的关系和信息。国家地理边界，因为这些Web 2.0服务，在虚拟空间拉开了一个大豁口，而这些服务器在海外的Web2.0服务，就成为一个“信息自由租界”，本国公民可以在此虚拟聚合、讨论和组织，政权之手鞭长莫及。
微博却是不折不扣另外的东西。它虽然有分散信息产生机制，每个微博用户的确也像一个记者和新闻官，但微博服务器却是位于北京，被中国中央政府牢牢控制，不但对信息管理有牲杀大权，而且甚至有计算机接口可以直接操作服务器。
互联网世界的权力斗争，本质上是服务器控制权之争。控制了3亿微博用户的服务器，就是控制了中国所有微博用户的所有信息和关系。这等于假设把维基解密的服务器放在白宫办公室里面，那样阿桑奇再厉害，也没办法对美国政府有任何造次。用网络分析、数据挖掘（Datamining）、地理标记这些计算机技术，中国中央政府不但能根据彼此互动情况准确画出全国异议人士的关系网，而且能通过关键字监控和语义分析，提前预测可能会发生的公民行动，乃至用户的意识形态倾向，通知各地公安机构，及早进行网格化布控，把对政权的威胁消灭在摇篮里。服务器放在言论自由法治国家的推特，是革命的工具，但服务器放在不民主国家的微博，却是《1984》的第一次实践。
但这不是微博故事的全部。微博服务器，是被“中国中央政府”控制，所以，互联网进入中国后第一次，地方政府官员完全没办法删除批评自身的帖子，必须有求与中央。在中国，有事发生，删贴是常规，不删贴才是政治异动。2012年2月王立军叛逃时，重庆市当然希望删除微博上所有关于王立军甚至薄熙来的传闻，而采用“休假式治疗”的官方解释。但此刻政治斗争已经产生，负责舆论和互联网管理的宣传官员乐于围观，在之后两个月内，微博成了击毁薄熙来重庆派系的言论市场，流言四起，成了薄熙来王国覆滅的重大推力。
不仅是地方政府，连一些不听话的部委也被中央微博监管机构抛弃。2011年7月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五天之内没有任何删除命令，新浪微博用户对此事的讨论超过了1000万条，动员了几乎全部媒体对铁道部展开彻底批评，一直到温家宝去现场视察，禁令才到。这显然对前部长刘志军的处理有关，铁道部这样的独立王国，如果要打散，舆论的支持是必须的政治安排。
和薄熙来与刘志军相比，“带表哥”、“房哥”、“房姐”那样的地方官员，自然更没资格获得中央微博舆论管理机构的奥援，在亿万网友的攻击下，如待宰羔羊。微博，正如十年多前的央视《焦点访谈》，成了中央治理地方、镇压派系的最佳舆论工具，简单说，微博就是央视2.0，而网友进入了一个几乎可以自由批评地方官员的时代。
如果说1994年朱镕基税制改革，是实践陈云的主张“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的话，那么2009年后的微博管理，是“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信息控制权威作基础”，从此，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影响全国舆论，中国的舆论控制，比2009年之前更加“中央集中化（Centralized）”，从某种意义上说，微博是共产党政权控制地方的高级维稳工具。
简单说，删微博，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做。地方政府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只能通过三个方法，第一是建立现代信息发布机制，雇佣专业上被成为Spin Doctor的“微博发言人”；第二，被迫接受压力，道歉，并且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和透明化努力；第三，如果地方领导人没有深厚中南海关系，就得雇佣专业上被成为Lobbyist的中央代理人，说服中央微博舆论管理机构删贴。《新世纪周刊》揭露的一些所谓“非法删贴”现象，就是这些中央代理人的生意，这个产业，每年都是数亿人民币。
微博不是公民社会的福音。信息发布分散化造就了微博成为国民言论自由训练场，但信息控制精密化、中央集中化造成了公民社会空间缩小。政治改革转型，大都伴随着地方分权（Devolution）的过程，即便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从安徽农村和沿海城市开始，公民社会的成长，往往是对这些分权造成权力空隙的利用。但今天的中国，微博覆盖了全部舆论场，而能被审查通过的市民运动，也就是类似名人发起的慈善活动、以及针对地方政府的邻避环保运动。这种不会积累公民社会组织能力、不会损伤中央权威并且一切在中央可控之下的活动，能推动中国社会的程度也非常有限。
微博的中国，是信息过载、愤怒漫溢，但行动受限、也无法组织的三亿网民。他们是活火山，随时会爆发，但却会毫无章法。这造就了一个危险并且无法完全预测的中国社会未来。
简单地回答：只要中国政权不发生质变，微博不被新技术取代，它就一直在帮助中国政府把信息控制权集中到中央，对中国民主化的作用不但复杂，而且很可能会是负面。
推特虽然诞生于2006年，但真正进入中国网友视界，是2009年2月的央视大火。很快大家发现，推特上每一条推的140字限制，简直就是在给中国人开后门：140个字母的英文大约20个单词，也就是一句话，而140个字的中文是完整一段话，不但可以完全涵盖新闻报道五元素，还可以当成BBS来简单讨论事情。根据统计，中文在推特上的信息有效性是英文的3.6倍。很快，推特和中国的第一个高度克隆产品“饭否”，被中国网友当成新闻工具。例如，当年7月发生新疆骚乱时，推特用户郭怡广（@kaiserkuo）和我联手第一个把消息在新华社之前用英文在推特上发了出去。
也因为新疆骚乱，饭否被关（之前6月推特已经被“中华防火墙”GFW封锁）。8月，新浪推出“微博”，除了克隆推特基本功能之外，还创新地增加了评论区、自动显示图片，后来还把新浪博客的名人策略移植到了微博上，有了所谓的大V用户。当时负责微博的新浪副总裁陈彤本身就是管理四通利方BBS起家，经营新浪新闻门户和新浪博客风生水起，他把BBS、门户、博客的所有中国用户喜欢的特点都一股脑放在了微博上。
对推特更大的打击是2011年2月-6月的茉莉花镇压，全国上百人因为推特上所谓的2月20日茉莉花街头运动被拘，特别是艾未未事件，对整个推特中文圈产生了“寒蟾效应”，很多和体制有关的用户心生退意，舍弃推特，全心投入微博。同时，推特本身的安全升级和GFW不断高耸，让中国用户上推难度大幅度增加。
一边各种天时地利人和，一边各种打压和麻烦，很快全民上微博，结果就是今天，单新浪微博就号称3亿用户，而依然被封的推特，中文用户估计只有30万人以上，后者只有前者的千分之一。这三亿用户的微博，也的确成为中国民众言论自由实践的训练平台，揭黑不断，官不聊生。
不过，任何人由此对微博在中国作用产生了乐观估计，认为最终会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那就错了。因为虽然原始克隆自推特，微博和推特却因结构上的不同，对社会政治的作用，有了天差地别。
推特、脸书、Youtube这些社会媒体，之所以能推动阿拉伯革命，关键在于两个因素：分散（De-centralized）信息产生机制和服务器独立于政权之外。Web 2.0的用户产生内容（UGC）这样的分散信息产生机制，让每一个埃及网友都成为记者和新闻官，而这些服务器一直放在信息自由的美国西岸，导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没办法控制这些网友的关系和信息。国家地理边界，因为这些Web 2.0服务，在虚拟空间拉开了一个大豁口，而这些服务器在海外的Web2.0服务，就成为一个“信息自由租界”，本国公民可以在此虚拟聚合、讨论和组织，政权之手鞭长莫及。
微博却是不折不扣另外的东西。它虽然有分散信息产生机制，每个微博用户的确也像一个记者和新闻官，但微博服务器却是位于北京，被中国中央政府牢牢控制，不但对信息管理有牲杀大权，而且甚至有计算机接口可以直接操作服务器。
互联网世界的权力斗争，本质上是服务器控制权之争。控制了3亿微博用户的服务器，就是控制了中国所有微博用户的所有信息和关系。这等于假设把维基解密的服务器放在白宫办公室里面，那样阿桑奇再厉害，也没办法对美国政府有任何造次。用网络分析、数据挖掘（Datamining）、地理标记这些计算机技术，中国中央政府不但能根据彼此互动情况准确画出全国异议人士的关系网，而且能通过关键字监控和语义分析，提前预测可能会发生的公民行动，乃至用户的意识形态倾向，通知各地公安机构，及早进行网格化布控，把对政权的威胁消灭在摇篮里。服务器放在言论自由法治国家的推特，是革命的工具，但服务器放在不民主国家的微博，却是《1984》的第一次实践。
但这不是微博故事的全部。微博服务器，是被“中国中央政府”控制，所以，互联网进入中国后第一次，地方政府官员完全没办法删除批评自身的帖子，必须有求与中央。在中国，有事发生，删贴是常规，不删贴才是政治异动。2012年2月王立军叛逃时，重庆市当然希望删除微博上所有关于王立军甚至薄熙来的传闻，而采用“休假式治疗”的官方解释。但此刻政治斗争已经产生，负责舆论和互联网管理的宣传官员乐于围观，在之后两个月内，微博成了击毁薄熙来重庆派系的言论市场，流言四起，成了薄熙来王国覆滅的重大推力。
不仅是地方政府，连一些不听话的部委也被中央微博监管机构抛弃。2011年7月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五天之内没有任何删除命令，新浪微博用户对此事的讨论超过了1000万条，动员了几乎全部媒体对铁道部展开彻底批评，一直到温家宝去现场视察，禁令才到。这显然对前部长刘志军的处理有关，铁道部这样的独立王国，如果要打散，舆论的支持是必须的政治安排。
和薄熙来与刘志军相比，“带表哥”、“房哥”、“房姐”那样的地方官员，自然更没资格获得中央微博舆论管理机构的奥援，在亿万网友的攻击下，如待宰羔羊。微博，正如十年多前的央视《焦点访谈》，成了中央治理地方、镇压派系的最佳舆论工具，简单说，微博就是央视2.0，而网友进入了一个几乎可以自由批评地方官员的时代。
如果说1994年朱镕基税制改革，是实践陈云的主张“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的话，那么2009年后的微博管理，是“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信息控制权威作基础”，从此，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影响全国舆论，中国的舆论控制，比2009年之前更加“中央集中化（Centralized）”，从某种意义上说，微博是共产党政权控制地方的高级维稳工具。
简单说，删微博，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做。地方政府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只能通过三个方法，第一是建立现代信息发布机制，雇佣专业上被成为Spin Doctor的“微博发言人”；第二，被迫接受压力，道歉，并且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和透明化努力；第三，如果地方领导人没有深厚中南海关系，就得雇佣专业上被成为Lobbyist的中央代理人，说服中央微博舆论管理机构删贴。《新世纪周刊》揭露的一些所谓“非法删贴”现象，就是这些中央代理人的生意，这个产业，每年都是数亿人民币。
微博不是公民社会的福音。信息发布分散化造就了微博成为国民言论自由训练场，但信息控制精密化、中央集中化造成了公民社会空间缩小。政治改革转型，大都伴随着地方分权（Devolution）的过程，即便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从安徽农村和沿海城市开始，公民社会的成长，往往是对这些分权造成权力空隙的利用。但今天的中国，微博覆盖了全部舆论场，而能被审查通过的市民运动，也就是类似名人发起的慈善活动、以及针对地方政府的邻避环保运动。这种不会积累公民社会组织能力、不会损伤中央权威并且一切在中央可控之下的活动，能推动中国社会的程度也非常有限。
微博的中国，是信息过载、愤怒漫溢，但行动受限、也无法组织的三亿网民。他们是活火山，随时会爆发，但却会毫无章法。这造就了一个危险并且无法完全预测的中国社会未来。
亚当·米奇尼克《狱中书简》英译本序言
亚当·米奇尼克《狱中书简》英译本序言
Jonathan Schell
刘荻译
政治活动中的原创性远比科学和艺术中的原创性更为罕见。而更加罕见的是，原创性的政治活动扩展了人类的潜能，而不是损害或摧毁它们。波兰的反对派运动，在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且禁止了独立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之后，继续活动了四年，在我看来，它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迄今为止，这个世纪在政治领域最有独创性的发明大概就是灾难性的极权主义，不幸的是，它极大地扩展了人类在组织起来的罪恶方面的能力。至目前，在付出至少数十年和上千万生命的代价之后，在人类精神中产生了在全部每个方面相应的回应。这一回应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由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极权主义体系——苏联共产主义体系在波兰的翻版——在约瑟夫·斯大林时代达到了其野蛮的顶峰之后，有了相当程度的缓和，这是事实。当然，极权政府也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武力击败并最终摧毁纳粹政权的同盟国前所未有的有效抵制，这也是事实。但是现在极权政府从其国家内部召唤出了强大的对手。波兰的自我限制的革命——所谓“自我限制”，顾名思义，即尽管得到了波兰公众潮水般的支持，它还是从推翻政府的企图中抽身而出——有着很多新的特征。它有着至关紧要的工人阶级的广泛和持续的参与，有着世俗反对派和天主教会的联盟，有着献身于自由和运动内部的民主精神。但是比这些都重要的，是新的行动方式的发现，这是一个使得所有这些成为可能的巨大贡献。尽管在反对极权统治方面训练有素，波兰的运动却没有变得和其对手相似；它对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欺骗的回答不是花样翻新的暴力和欺骗。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变革，完全放弃这些年代久远的手段，把它们留给政府中的敌人，而从完全不同的源头中寻求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旨在正常的公民生活的大量的和平活动。这样做不仅背离了极权主义的惯例，也背离了大多数其他革命的暴力实践。有人质疑波兰的反对运动是否真的算得上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没有推翻政权，甚至也不谋求推翻政权，它也许被看作很快就失败了。而仿佛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它在生活的其他领域更全面地得以展开——社会、文化、道德甚至精神领域。说到底，一个领域自身的实践是最为彻底的，它并不亚于革命历史中的一个新章节。从这方面来说，不仅仅是发生了一场革命；而是发生了一场关于革命的革命。这场革命于1980年引人注目地突然爆发；随后在1981年12月，其组织团结工会被宣布为非法并被迫转入地下；此后虽然没有再次成功地组织戏剧性的全国示威，但它以许多方式再次浮出水面，有时比以往更加有力。对波兰来说，革命的最终成果迟早会被释放出来，但是对于总的世界政治史中的章节来说，它已经被写入由在政治和道德生活中的大量发明和发现所组成的记录之中，不会被后来发生的事件所淹没。波兰仍然在其地缘政治的牢笼中踱步，但是它已经越过障碍，送给我们其余的人一份难以估量的礼物。
在今天来自波兰的声音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亚当·米奇尼克的声音。他作出了一个预测，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相信专制独裁统治注定要失败。现在没有人相信他们虚伪的诺言。他们仍然拥有监禁和杀人的力量，但是几乎没有其他力量了。我说“几乎”是因为他们还留有用自己的仇恨和耻辱来污染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用尽全力来抵抗这些污染，在我们面临的全部斗争中，这是最艰难的。
米奇尼克目前呆在极权政府的监狱之中，而他最关心的——这给我们提供了理解他的思想和人格的一把钥匙——是运用他自己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品格，连同当下局势中的其他受害者的品行一道，在某一天为极权主义崩溃之后的政治制度定下基调。他的文章是我们了解这场革命的发源以及更重要的其革新性实践最有价值的指南。米奇尼克1946年生于华沙，他把自己的父母描述为“犹太裔波兰共产党人”。在二战前的波兰，他的父亲曾因政治活动而坐牢。从少年时起，亚当就证明自己是一个活跃的政治活动家——但是与其父母的倾向明显不同（1977年，他父亲参加了在一个教堂中举行的支持呼吁从监狱释放亚当等人的绝食抗议活动，从而成为了儿子的反对共产主义活动的充分支持者。）十五岁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叫做“矛盾寻找者”的政治俱乐部，却被很多波兰人非正式地叫做“修正主义苗子”。（后来，政府给这些年轻人起了个更加可怕的称呼，开始管这个俱乐部叫“恐怖小组”。）十八岁时他第一次被捕，原因是卷入书写和散发一封批评政府的“致党中央公开信”，由雅采克·库隆和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牵头署名，这两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因正在浮出水面的反对运动而崭露头角。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分别被判刑三年和三年半；米奇尼克被关押在监狱中两个月。此后他的生活完全在政治活动和坐牢之间循环。1964年他进入华沙大学历史系学习，1966年他因为参加其中有哲学教授克拉科夫斯基批评政权的讨论而被停学。1968年他因为协助组织抗议当局禁止上演备受崇敬的十九世纪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戏剧《先人祭》，而在高教部的命令下被开除出大学。大学中发起抗议他的被开除；因此官方阵营发起一个带有反犹主义色彩的运动来攻击抗议者。1969年2月，他因为加入一个企图推翻政府的地下组织而被判入狱三年，尽管实际上这个组织并不存在。服刑一年半之后他被释放，在华沙生产灯泡的罗莎·卢森堡工厂工作。1971年他离职，并且最终以扩招生的身份进入波兹南大学，直到1975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1977年5月他再次被捕，但是由于知识分子群体大面积地抗议此次逮捕，他和其他人两个月之后就获得释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协助建立独立出版社，还协助建立称之为“飞行大学”，在人们的公寓等地方讲授未经审查的课程。1980年8月，他和另外几个人再次被捕，这次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把他们的获释作为与政府达成的历史性协议的最终条件——这个协议以团结工会合法化为基础。实行军管之后，他再次被投入监狱（未经审判），并被关押超过两年半。他获释六个月之后再次被逮捕，审讯，并被判刑三年，目前正在服刑。
米奇尼克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当然也不是一个“政治科学家”——或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体系的倡导者。他的写作，像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或甘地的文章和书信一样，不仅仅是对行动的反映，而且本身就是行动的一种方式。同样公正地说，他的行动——以及其他无数波兰人的行动——也是一种写作，这些行动因其创造力而有一种力量来揭示新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它们像任何一部伟大的着作一样伟大。米奇尼克的着作既反映、又帮助塑造了波兰人民曾经拥有和正在被带入现实的新的可能性。在描写的同时又参与历史事件的能力是不寻常的。写作就其本性来说需要孤独，而政治行动就其本性来说需要永远与他人交往。对米奇尼克来说，这一两难问题似乎被当权者解决了，因为他们反复把他关进监狱。在写于1985年春天的《狱中书简》中，他提到，当他得到六个月的自由的时候，他无法写作，但是他发现自己再次入狱时，创作马上重新开始了，他还用与众不同的反语和幽默告诉把他监禁起来的将军：“感谢您严密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并给我提供合适的地方来沉思。”（米奇尼克的文章让人愉快的地方之一，是主题的沉重和风格的轻松结合在一起。）总的来说，米奇尼克给政府惹了这么多麻烦，以至于他们必须他监禁起来；但是一旦被监禁，他便开始写作，他的信被偷带到外面，被整个波兰以及外国阅读，没有比这给政权找的麻烦更多了。其中的一个困境在于——而且决不是最后一个——是这个政权弄不清楚对手在哪里。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评论道，最好的小说家不仅仅证实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还能够揭示存在的新面貌。这可以用来形容米奇尼克的政治写作。他从不仅仅为已有的争论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的声音增加分贝，从不仅仅是卷入用语言向一个固定的目标开火。其可能的结果就是，他的文章虽然写于政治斗争之中，却是平衡和公正的典范。他致力于加深自己和他人的相互理解，而不把精力浪费在出于偏见而歪曲对方的观点上。他文字上的爱好也有效地阻止了粉饰的倾向。当他发现在一位作家所描绘的当代生活图景中，将政治过分狭隘化，他声称这个人遗忘了：“整个社会和政治现实中激动人心的部分……混杂着失败与希望、理智与天真、恐惧与虚张声势的迷人的全景。”一次，当团结工会的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一群被激怒的暴民在奥特维克城包围了一个他们认为殴打过两个醉汉的警察。米奇尼克从别处被叫到现场，他自我介绍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他帮助使人群平静下来，并且救了那个警察免遭伤害。他的文章中也充满了同样的精神，不愿意看到发生不公正的事，即使是发生在那些正在不公正地对待自己的人身上。他不愿意在任何政权面前屈服，同样不愿意在任何竞争的派系或习俗面前放弃自己的思想或良心。他用行动和语言提醒我们，尽管自由可能也许是必须由制度来加以保证，但是人类的自由最终永远靠个人精神来实现。
在1976年，团结工会诞生的四年前，米奇尼克写了一篇富有预见的文章，名为《新演进》，在文中他推荐了一个政治反对运动的新方向，在当时相对弱小。这篇文章展现在波兰“对其盟友的义务”的背景之上——这是提到波兰政治生活的基本现实时的委婉说法之一，这个现实是苏联军队的压倒性力量，以及苏联经常利用军队来展示令社会主义卫星国服从其政治统治的决心（世界上没有地方能够比东欧国家在听到“我们的盟友”这个词语时有更多不详的感觉。）如果这一威胁以某种方式消失了，似乎可以谨慎地说，波兰的共产党政府马上就会倒台（当然实际上，这一威胁的在这世界上消失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被外国力量，尤其是被邻国俄罗斯统治，对波兰来说很难说是件新鲜事：它曾经被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分割超过一个世纪——从1795年到1918年，而且抵抗这些武装的敌人几乎和今天抵抗苏联一样无望。今天，一个新的因素更加钳制了寻求确立自身的波兰——核武器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波兰处于被核对峙所冻结的重要位置，在军事和外交上不得动弹。在过去，尽管反抗是徒劳的，波兰还可以梦想被外国军队或激烈的国际秩序重组所导致的战争所拯救；而且，事实上本世纪波兰有两次是被战争从统治者手中解放的：先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波兰获得了独立，而后是纳粹被赶出波兰，不幸的是，这只是为苏联统治这个国家让位。今天，无论如何波兰必须认识到整个欧洲都认识到的事实：在核时代，欧洲的版图几乎不再可能被进发的军队所改写。我们的时代还告诉我们在核对峙和核灭绝之间两者必居其一，而不管其中哪一种，都不存在拯救波兰的希望。总之，波兰人被三重力量所征服：在地方的层面上，是华沙的极权政府；在国家的层面上，是苏联侵略的直接威胁；在国际层面上，是核武器导致了军队的瘫痪，这使整个糟糕的现状得以维持。
对大多数战后观察家来说，如此纠结的情况意味着毫无希望，他们毫不犹豫地宣称波兰的情况不可能有巨大的改善。问题在于（任何人都会为说出如此不言而喻的事实而烦恼）因为波兰无望击败部署在其周围压倒性的军队和警察部队，所以任何抵抗都注定要失败。米奇尼克的天才在于把这一见解分成两个部分，并且接受前者（不可能击败军队和警察部队），而拒绝后者（任何抵抗都没有希望）。如果说我们能够从所面临的可怕逆境中获得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幻想的破灭：避免了把精力和体力浪费在追寻不可能的目标上。从历史上看，波兰人是最浪漫的民族，习惯于追寻遥远的机会和梦想，但是经历了苏军用来维护其极权统治的两百个师做后盾的核武器这种挫折，即使是最狂热的武装抵抗的梦想也不能幸存。对这一立场的最终接受，为新的探索和一种新思想方式扫清了道路。因为暂时没有越狱的希望，波兰反对派运动的成员开始更加仔细地检查里面的牢房，看上去生活在一个无法定义的时期，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这就是说，认识到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军事行动能拯救波兰，他们开始仔细审查局部环境中的微小细节。很清楚，苏联军队无法被赶出波兰；但是十个人聚在某人的公寓里聆听未经审查的波兰历史课又如何呢？在国事上，共产党可能无法被从其“领导地位”上赶下来；但是一群工人开始出版一份真实全面地描述工厂情况的简讯，又如何呢？而当数以百万计的人丢掉恐惧，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诸如此类的局部行动，又会发生什么？这一新的发酵剂，用伊琳娜。格鲁金斯卡-格罗斯（Irena Grudzinska-Gross）在《团结工会的艺术》中的话来说，就是“努力超越政治范围的限制，但又保留在自身地缘学的界限之内。”
把政治显微镜的镜片对准这些问题的最敏锐的头脑，可能就是米奇尼克。在《新演进》中，他考察了政治情景，并提出了一种行动的新途径。他的工作开始于这样一个预设之上：“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独裁统治……既不现实，又危险”。他渴望波兰的完全独立，但是也接受这一事实：任何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没有希望成功的。然而他看到一种行动的机会，他相信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在苏联强权的巨石与当代波兰生活中坚硬地带之间，他发现了空隙。按照惯常的观点，无论如何，苏联的利益和波兰社会的利益都是永远截然相反的。米奇尼克得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苏联的政治领导层、波兰的政治领导层，和波兰民主的反对派的利益”他写到，“基本是共存的。”因为对三者来说，苏军的干涉都是一场灾难：对苏联领导层来说，这将会导致国际威望上会遭到巨大而持久的损失；对波兰领导层来说，这将会失去其正享有的有限的统治权，甚至可能会被“废黜”；而对波兰反对派来说，这将产生流血和苏联更严酷的直接统治。这样一场侵略，会导致“一场战争，波兰……不可能在战场上取胜，而苏联不可能在政治上取胜”。他总结到，三方利益的统一，划出了“一个容许政治运作的领域……一个可能妥协的范围”。
着手回答“能够做什么”这个问题时，米奇尼克研究了以往的努力，这体现了他的写作的全部精神特征，那就是尽管他对某种努力的最后评价是否定的，他还是对所取得的任何好结果都给予慷慨的赞扬。米奇尼克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信奉“历史暗藏在人的背后起作用”的人——但是他永远关注大的历史事件，任何个别的行动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永远热情地注视着一个时期的一个脚步，虽然它并不完善，还可能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但它也许会使下一个阶段的下一个脚步成为可能。他把波兰当代历史上的改革派分成两种：修正主义者，他们谋求激发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理论的人道的那些方面，来使共产主义统治温和化和自由化；和所谓的新实证主义者，即天主教派别，他们从原则上拒绝共产主义，但是寻求通过与其合作来使其松动的实际政策，他们甚至也参加波兰议会。米奇尼克写到，修正主义者是“忠于圣经（即马克思主义），但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释它”，而新实证主义者“忠于教堂（即现实的共产政府），希望它迟早会不复存在”。二者都是在体制内做工作的方法——呼吁“共产党高层的理性思考”的方法，而且在一段时间内——通常是以书籍和文章的方式，在稍微自由一些的知识界中——都取得了有限的积极成果。这两派都必须付出那些选择在体制内做工作的人永远要付出的代价：为了保持他们的影响，他们需要放弃同那些致力于从体制外来改变体制的人之间的联系。因此，当体制外的抗议沸腾的时候，改革派的致命危机就到来了：对修正主义者来说是在1968年，当支持高校自由化的学生运动发生，而后遭到镇压——撤消大学中的一些系，开除学生和报复他们的父母——的时候；而对新实证主义者来说是在1976年，当工人们示威抗议政府宣布食品价格上涨，而政府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报复的时候。在这些时候，任何希望保持其最大限度地站在社会一边的反对派，都必须表明自己支持哪一边——“镇压者的那边还是被镇压者的那边”——因为上述两种改革都不能这样去做，因而它们都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米奇尼克分析了制度内部改革努力的失败，从中得出了一条关键的看法：“我相信，使今天的反对派与过去的改革倡导者不同是如下信念：渐进的纲领应该面对的是独立的公众舆论，而不是极权政府。这样一个纲领应该为人们提供应该如何行动的建议，而不是向政府提供如何改革的建议。这个建议是简单的，但其内涵是激进的。行动的着眼点的改变导致实质的改变。那些走上层路线的人想要达到任何目的，都必须依靠上层的讨论和心血来潮。而那些在社会之中并且和社会并行的人们则能够直接行动。然后政府有责任做出对应。第一种方法基于的信念是：政府通过垄断暴力工具也垄断了政治权力，认为与政府合作是分享权力的唯一方法。第二种方法基于的信念是：权力还来源于其他地方，来源于公众舆论，并且寻求发展它们。而米奇尼克不像其他那些在曾经放弃政府中的权力、转向公众作为补偿的人，他不谋求推翻政府。准确地说，他希望，社会立即和直接地接管起自己的命运，扎根于生活的领域，只有在谈判时才与政府打交道。他希望最后的结果会是一个以妥协为基础的”混合体“：政府在执掌国家政权的同时应该承认和接受社会中的其他独立机构。米奇尼克列出了那些他希望能够推进”新演进“的社会团体。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工人，他们的参与是”公共生活向民主演进的必要条件“。他异常准确地预见到，关键是独立的”代表工人利益的团体“的建立。第二是天主教会，它一向保持独立，但是近来对捍卫他人——包括工人——的独立和权利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心。在教会中，米奇尼克注意到，”在反对‘唯一的无神论上帝’的同时，他们已经在采用“人权宣言”中的原则。“第三是知识界，他们的职责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捍卫道德和政治的基本原则。
米奇尼克按照自己的见解行动，并且很快就忙于组织和参与大量的独立团体。值得一提的是保护工人委员会，通常称为KOR——其波兰语名字的字母缩写。KOR并不作政治煽动，或以其他方式向政府进言。相反，它为那些以种种方式受到政府镇压的工人及其家庭提供具体的帮助——经济上、法律上和医疗上的。的确，委员会明确宣布，其目的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并且将其活动限制在其创建者之一里普斯基（他写了一部精彩的关于这个组织的历史着作）所说的“社会工作”之内。但是在KOR眼中被认为是社会的东西，却被政府定义为政治的，对极权政府来说，它要求集体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政府来组织，并在其管理之下。由于极权政府深入到通常被视作其力量来源的日常生活中，KOR发现了它的一个弱点：恰恰由于极权政府把日常生活政治化，日常生活才能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广阔天地。在这里，KOR暗暗地与政府较量。结果，KOR成员很快开始遭到和他们想要保护的工人同样的镇压——失业、逮捕、监禁、殴打，有些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组织不寻常的特点之一是，其成员情愿遭到政府报复，并不是为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政治纲领或是远大的目标，而是为了把钱放在失去父亲的家庭手中，或者在审判一个工人的时候为他准备有利的证词。似乎只有伟大的目标才能证明牺牲的意义，可是KOR工作者却准备为不大的目标做出巨大的牺牲。“在一些异议人士的圈子中，KOR成员被嘲笑为‘社会工作者’，”里普斯基写到，“但是在KOR内部，得到同事这样的称呼，被视为是一种荣誉。”
采取一种“在社会中直接行动”总体政策，意味着一系列对封闭的波兰社会来说十分新颖的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公开性。当KOR在1976年9月刚成立的时候，其成员写了一份有关目标的声明，他们不仅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这在波兰的反对派团体中是没有先例的——还加上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之后，委员会尽最大可能按照公开性、公开行动的政策去做。与公开性关系密切的是真实性。在其全部的报告和出版物中，KOR努力一丝不苟地做到事实准确。就其本性来说，这项政策既有理想主义的原因，也有实用的考虑。成员们相信，说真话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还估计，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社会中，一个组织努力开辟通向真实的小路，会赢得支持和力量。另一项新政策是“行动的自主性”。自主性是反对派希望整个波兰和每个波兰人都做到的。KOR成员将其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从而开创了这一政策。“不可能由组织来吩咐某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里普斯基写道，并补充道，“这个原则是：如果有些人想做一件事，而又不违反KOR的原则，他们应该被允许追寻自己的理念。而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件成功的工作都是由那些受自己的主动和热情所驱使的人完成的，而这产生了最好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波兰的反对派活动家们谈论自主性——即每个人自由行动的能力——像谈论自由——即一个人行动的权利——一样多（你可能会说，在西方，我们有很多个人自由，但是几乎没有自主性。我们有决定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权利，但是我们不大愿意使用这种权利来使自己烦恼）。最后一项政策是信任。我们一般多少把对某个人的信任当作一种副产品，是由他人值得信任的行为无意中导致的，而不将其看作是某项政策、或者是我们有目的造成的结果。但是对KOR来说，信任确实是一项政策。理由之一是秘密警察的渗透：每做出一步决定都要防范这个。KOR决定拒绝怀疑，和怀疑所带来的所有装置和程序，“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
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的政策，可能被放在一起简单地形容为高尚地战斗的政策，它们不是任何主导计划的组成元素，但它们是一致的。它们让KOR更多地在政府旁边工作，而不仅仅是与政府斗争。尽管KOR没有任何夺取国家政权的计划，但他们确实希望独立于政府的行动能够扩散开来——这就像封闭社会中发生了一场自由的传染病。里普斯基评论到：“KOR的长期目标，是在独立于KOR之外的不同领域和的不同的社会团体中，促成自主行动新的中心点。KOR不仅同意它们的独立，而且还希望它们独立。”这一希望在过去的几年里完全实现了。
KOR的内在精神朴实无华，它作为我们时代的楷模组织，比起最终决定性的行动更加杰出和鲜明。1981年9月，KOR成员决定，其角色由团结工会来完成，并投票决定KOR解散。KOR的完全消失，从表面上看，其中似乎混杂着个人利益、派系竞争和官僚势力，这些单独起作用的外因，往往取代了一个组织成立时的目标，并且将其变成这个世界上一个呆板的负担。当KOR存在的理由消失时，它也就消失了。这可以用乔治·奥威尔对甘地的评论来解释：“被成功地甩在后面的气味是多么干净呀！”
1980年8月，KOR的小溪流入了团结工会的大河，但是它已经为决定这条河的流向做出许多。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的政策被保留了下来。像米奇尼克在监狱中写的那样，运动的“本质”仍然“基于重建社会、在官方机构之外恢复社会联系的纽带。”紧跟着的是贯穿全社会的、多种多样的公民行动的全面爆发，覆盖了从团结工会自身到要求停止污染和保护消费者的社团（这些领域以前都受到政府极度忽视）。有人回想起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描述：“所有时代、所有环境和所有性格的美国人，都不断地结社。他们不仅有每个人都参与的商业和制造业公司，还有一千种其他的社团：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聊的、宽容的或严格的、极大的或极小的。美国人通过社团来提供娱乐，建中学、盖客栈、建设教堂、发行书籍、向地球的另一面派传教士。”（当然，明显的区别是，在托克维尔的美国，地方团体的工作多少是与国家政府相协调一致的，而在波兰则是恰恰相反。）在这次行动大爆发中，政治生活的真正要素，它曾经被四十年的极权统治捣得粉碎，现在以新的、生气勃勃的形式重新聚合了起来。革命的经典程序是首先夺取国家权力，然后利用权力去做你相信是好的事情。波兰革命的顺序是相反的。它从做好事开始，之后才把注意力转向国家。按照一种享乐主义信条“Carpe diem”的政治和道德观点，反对派直接行动，毫不迟疑、直达目标。这是个简单但是激进的指导原则：开始去做那些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开始做你心中的理想社会中的人。你相信言论自由？那就自由地说吧。你热爱真相？那就说出真相吧。你相信开放社会？那就开放地去做吧。你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那就体面而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用米奇尼克的话来说：“新演进，”“每一个反抗行动都让我们在此刻建立起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不仅是一个宪政架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真正的、日益增进的一个自由人们的共同体。”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在他们追求真理的斗争中，或者引用克拉科夫斯基的话说——‘过有尊严的生活，’反对派知识分子不仅像俗话说的，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且也为了更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波兰革命：团结工会》的作者Timothy Garton Ash恰当地注意到，反对派的做法是“如同”（as if）波兰已经是一个自由社会那样去做。而当反对派开始以这种方式去做的时候，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当他们开始按照“如同”去做的时候，这个“如同”就开始烟消云散了。随后他们就真的在保护工人（而且经常成功），演讲或出版书籍。不是“如同”它是一本书，它就是一本书，而且人们不久就能真正阅读它。当然，总的来说这个国家中的“如同”并没有烟消云散。当书被没收，当演讲被政府雇佣的打手们强行驱散，或者尽管反对派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无辜的工人还是被投入监狱的时候，“如同”就变得清晰起来。在直接的行动空间中——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个空间在稳步扩大——这些“如同”依然不是假的。一个自由的小王国被创造出来了。而且“自由，当人们身体力行时，”柏克写到，“就是力量。”这是反对派创造的第二个惊人的发现——只要无所畏惧地做日常生活中的事，就能够变得强有力。但是所获得的这些权力，并不是曾经由他人行使、现在被从他们手中夺过来的；这是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新的权力。因此，他们的纲领不是为了从国家手中夺取政治权力，而是为了建设社会。1970年，示威工人曾经被警察激怒，随后其中一些游行到党委大楼——在波兰被简单地叫做委员会——并且将其焚为平地。雅采克·库隆提出了一条为他赢得了声誉、并且预示了事件的未来发展的建议：“建设你们自己，而不要焚毁委员会。”
“社会”（要通过运动来更新）和“权力”（这要留给政府的）之间的区别，成为反对派内部的流行话题和许多讨论的主题。虽然没有人像旧时的列宁主义者梦想的那样，希望政府垮台，但是在反对派成员之间确实产生了一种常见的、对政府嗤之以鼻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漠不关心，在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所表现出的非凡的个人勇气中，体现了自己的光辉，这些人有时做得如同波兰没有一个压制性的政府一样；在预料将要强制实行军管——军管令人吃惊地接管了团结工会的领导权，几乎和十六个月以前团结工会令人吃惊地接管政府的方法一样——即运动的彻底失败时，它仍然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尽管不那么令人愉快。就像社会集合了数百万人行动而没有得到政府的注意一样，因此现在政府集合的士兵和警察行动了，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注意。两边都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力量，可能是因为它们拥有不同种类的力量，而且两边都是以自己这种的力量为基础判断对方的力量：对政府来说，反对派很脆弱，因为它缺少军队和警察力量，而对反对派来说，政府很脆弱，因为它缺少公众的支持。根据政府赖以生存的“现实主义”法则，团结工会运动是件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同样，根据团结工会赖以生存的更加“理想主义”的法则，军管是不可能的。米奇尼克令人难忘地刻画了二者的区别：
这个强大的、自发的社会运动，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陷入了与当局日复一日的持续冲突当中，它没有清晰阐述过一个具体目标，也没有精确表明过一个与政府共存的理念。它任凭自己因为一些小争端卷入斗争，陷入无关紧要的冲突；它经常无序和无能；缺乏对敌人以及敌人思维的了解。团结工会知道怎样罢工，但不知道怎样忍耐；知道怎样迎头痛击却不知道怎样撤退；只有大致的概念，但是没有一个短期行动的纲领。它是一个有着钢腿和泥手的巨人，在工人中间是有力的，而在谈判桌上却孺弱无能。桌子对面的对手，不可能是诚实的，不可能弄好经济或者信守诺言。它只会做一件事：破坏社会团结。这名对手在它长达37年的统治中掌握了这门艺术。这名对手——权力精英——现在无论在道德上还是经济上都破了产，正因为它政治上的脆弱性，它无法再实施任何形式的政治纲领。团结工会把这个政治弱点当作它的整体弱点，忘记了这个并没有受到民主侵蚀的高压机构，在专制权力手中，仍然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尤其是一个目前正遭受冲击的独裁政府手中。波兰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一个有着泥腿钢手的巨人。
强制实行军管这件事中最让人惊讶的一点，可能就是惊讶自身。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团结工会已经成功地将其“理想”变为现实，因此，经过时间考验的富有效率的谋略，像军管一样拥有压倒性的支配力量，几乎赢得了一切而又被整个国家所遗忘。团结工会因信任而生，又因信任而死。当然，这一代价高昂的对政府阴谋的疏忽，是运动的一个失败，但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失败。
在《华沙日记》中，理查德。卡普辛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写到：“这里，一切都建立在某种不对称证明的原则之上：这个制度承诺将来证明自己（宣布只有将来才有普遍的幸福），但是它要求你现在、今天就要通过表现你的忠诚、赞同和勤勉来证明自己。你自己对每件事作出承担；而制度不做任何承担。”反对派的做法是以一种与此前的做法正好相反的途径，它在今天证明自己，而把未来交付给它自己。这种做法，为解决政治生活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即从政治上来考虑，坏手段和好目的之间往往不一致（通常认为政治上必须的残忍和欺骗的手段，与这些方法直接导致的高尚和智慧的结果之间的不一致）。在波兰反对派运动直接的社会行动中，手段与目的合而为一。每一个手段都是目的，反之亦然。例如，KOR的每个“手段”——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都同时是一个目的。一个勇敢的行动和一句真话就是好的“目的”，它们能使生活更充实、更美好——对人们的不满作出补偿和改进工厂的产品，对于进一步的完成来说，就是一个好的“手段”。改造对手可能要花一些时间，但是在自己行动的空间之内，能够立刻建立起公正的社会。接下来的是，坏的手段不能再被用来实现好的目的。如果路程和目的是统一的，就没有理由毁掉你正在乘坐的车子。我相信，这就是这场运动的非暴力的源头，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他们所做的比所宣称的更为严格。而使用暴力、破坏性的手段和目的，会污染这场运动的美德及其力量的源头。这场运动在行动上的特点——其直接面向社会及其问题、其对局部的强调、其对暴力和谎言的拒绝，和其他为高尚目的而奋斗的基本手段——形成了一个前后一致的整体。如果你希望局部地做，有什么能比你自己更“局部”？如果你希望今天就能产生结果，生活中的哪个领域能比你自己的行动更加伸手可及，更加彻底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如果你以改造社会作为自己和自己的行动的出发点，那你怎么能允许这些行动被残酷、欺骗和其他破坏行为所玷污？这种行动方法就是非暴力，“非暴力”这个词对它所描述的对象来说，过于约束也过于消极：过于约束，是因为这场运动在非暴力的同时，也没有欺骗、保密和许多其他可憎的东西；过于消极，是因为其最深厚的资源不是任何形式的禁忌，而是积极的、有活力的，通过米奇尼克所倡导的那种持续不断的公开行动，来实现一个自由而公正的社会的公开追求。这场运动的精神，在于其使用的方法不依赖于暴力和那些使用暴力的力量。一点点暴力对团结工会的伤害，可能就像一点点和平主义对战争中的军队的伤害一样大。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反对派运动的非暴力性，是其得到天主教会强烈支持的先决条件——无论如何，这一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多数观察家同意，导致团结工会产生的某种民族精神出现于一年多以前：1979年6月，当第一位波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首次返回波兰的时候。这次访问过后不久，米奇尼克描述了其后导致的公众心态关键性的内在变化：
尤利安。司徒科夫斯基（Julian Strykowski）所说的“波兰的第二次洗礼”正在慢慢进入我们的脑海。一些奇怪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同样那些排队买东西的人们，通常是沮丧的、好争吵的，现在变成了兴高采烈的、快乐的集体，一个人充满了尊严。警察从华沙的主要街道上消失了，但是到处都秩序良好。被长时间剥夺了真正的权力的人们，突然又拥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这就是能够概括出来的约翰·保罗二世的朝圣之旅的社会影响。
一场诞生于“第二次洗礼”的运动必须保持对其精神来源的忠诚，否则就会失去力量，而这场运动所采取的新的行动方式，使其有能力保持忠诚。在当今时代，将精神性的东西或者纯粹是道德的维度，引进政治生活中，始终受到可以理解的深深怀疑。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间的争论仍然存在，其本质在于二者基于的原则如此不同，以至其中任何一方采取另一方的原则，都被证明会带来巨大损失。上帝之城的危险在于：将自身与被认为是政治生活中固有且必须的坏手段联系在一起，从而变得残忍和失去精神上的纯粹。世俗之城的危险在于：采取和平主义的原则——甚至是采取体现《登山宝训》上教导的温和——会使它遭到削弱和毁灭；但是如果相反，试图将政治生活中的坏手段与精神生活中的纯洁目的联姻，坏手段又会得到比往常更多的放纵，而且会增加狂热和暴力（在今天的伊朗——此岸世界的野蛮在追杀彼岸世界的纯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在我们的时代，这种危险与在任何其他时代一样真实）。鉴于这些严重危险，很多聪明的观察家建议将这二者分开，但将其分开也要付出代价。如果在人类事务的核心有一个领域——政治——是不能涉足的，那么宗教的道德教诲就失去了半壁江山。同样，如果将适用于个人生活的道德立场排除在外，政治生活就失去了道德的控制。尝试制定只与政治世界有关的道德立场，一般是可能的，但是每当有人做出真正激进的尝试时——马基雅维利的着作可能是最突出的例子——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个人标准被亵渎了，我们被打败了。如果在政治领域中采用某种行为方式，并不提供邪恶手段用于高尚目的的正当理由，乃至区别手段和目的，精神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古老对立也就解决了。
其后精神和道德的能量就能够流入政治的世界，而并不必然被污染。二者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之上，即尊重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拒绝为了“明天”的一些高尚目的而玷污“今天”。这并不是说从今以后政治生活会变得完美，乌托邦式的革命所许诺的美满生活马上就能实现，而仅仅是说，政治领域中的演员们用来评价自己行为的标准，与每个人在其个人生活中都接受的标准相同。政治生活不会比个人生活更接近完美，但是也不再会是这样一个独特领域，于其中某种邪恶从原则上说必须这样，因而被认为是正当的。
自从甘地通过非暴力行动领导印度获得独立以来，就有一个陈词滥调，说非暴力只有在反对一个像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国家时才能成功，而当反对一个极权政府，如斯大林的苏联或希特勒的德国时就会失败。由于波兰没有赢得独立——甚至也没有谋求独立——这一假说仍然存在。考虑到今天的波兰政府虽然野蛮，但是比斯大林或希特勒的政权要温和得多时，这种看法似乎更加强了。然而，现在大概有了一个记录：到目前为止，对极权政府的最有效的抵抗，完全是非暴力的。非暴力行动，面对极权主义时不但不是无助的，而且被证明特别适合与其斗争。因此，说波兰人自由地选择了非暴力而不是暴力——虽然他们有机会用暴力推翻政府，但是由于人民支持非暴力的道德原则而拒绝这样做——是一种误导。相反，从一开始，暴力就被几乎所有人认为是对这场运动完全无益的。为了回答为什么这场运动采用非暴力手段这个问题，米奇尼克写道：“在波兰的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暴力能够帮助我们把苏联军队从波兰赶出去，或者剥夺共产党的权力。苏联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其对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枪。”反对暴力的决定，与其说是由波兰人自己做出的，不如说是由历史条件做出的。波兰运动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决定放弃暴力——虽然在斗争的激情和愤怒中，完美无暇地坚持非暴力政策所要求的自律，应该受到很高的赞扬——而在于其发现了和平手段也能给我们希望。
从历史上看，暴力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终极力量——人们在最后的、绝望的时刻，当所有的和平手段都尝试过并且失败时，才寻求最后的裁决者。“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希望的武力是神圣的。”李维写到。但当神圣的武力失败了的时候，人们相信，剩下的就只有沉默：或者是因为屈服，或者是因为死亡。在波兰，这一顺序似乎是相反的：暴力手段的无效——这种无效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所有这类的手段都没有得到尝试，甚至也不必尝试——导致了人们求助于非暴力手段。在传统的最终解决手段之外，发现了新的、和平的方法。政府宣布了“战争状态”，用它所垄断的暴力手段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社会，它“赢得”了战争（米奇尼克讽刺性地叙述道：“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通过占领和包围波兰广播电视大楼来给波兰武装力量的名字上增添光彩，更不用说他们还占领了电话局”）。按照传统的规律，这就是故事的结尾了；最后的手段用完了，最后一张牌打出来了，人民会甘心失败。但这并没有发生。看样子，米奇尼克写道，好象“波兰民族并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就不会做得如同自己已经被打败了，并且，不做得失败，就不是失败。“我获释以后看到的东西，不仅超出了我的期望，甚至超出了我的梦想，”于1984年4月4日米奇尼克记述道，“我发现团结工会的人聪明、意志坚定，准备好了长期的斗争。”政府的镇压消灭了它，但是反对派的精神永存。压制伴随着行动。逮捕在进行，但是人们不怕恐吓。现在他们生活在波兰已经发育许久的、最奇特的状态下：没有自由的自主性——伴随着监狱的自由。
波兰在非暴力行动上的未完成的实验，在这个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要最终毁灭人类为暴力形式的世界上，引起了特殊的兴趣。虽然波兰革命似乎对核问题无能为力，但是对我来说，波兰在苏联统治之下的困境，与世界在核时代的困境之间，似乎可以画出两条有趣的平行线。对波兰和这个世界来说，理智的思考都必须从认识到使用暴力的无益、自我毁灭，和如此的“不可想象”（米奇尼克用的这个词显得意味深长）起步。波兰和这个世界都因此被迫为自己的困境寻找非暴力的解决方法。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共存，而非暴力——常常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的选择——是最大的现实主义。波兰和这个世界也都得到过专家的意见，说它们的困境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必须接受现状；另外二者也都被告知，要“不安于”现状。波兰最终找到了一条道路，而在这条路上也有着这个世界的希望。这让我们怀疑，在国际事物和外交领域，未必不存在像团结工会那样，超越了暴力的某些解决方案，它们既是务实的，又是理想主义的；尤其是暴力，这个古老的解决方案，现在变得无用和破产。
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并且如果能用它来把分裂的欧洲再次联合起来，那么它就不仅是波兰运动的翻版，而且是它的补充。那么，波兰和世界就能够以同样的途径摆脱困境。
这样的概括十分诱人——将波兰革命看成实践了基于生活的一种政治，采用公众同意和支持的形式，自然和自发地扩展了人类成员共同行动、从事建设和创造的能力；而相比而言，政府则实践了一种死亡的政治，政治权力采用了恐惧的形式，扩展了人类分裂和毁灭、最终是互相杀人的能力。但是米奇尼克似乎对这样的描述感到愤怒，这最早出现在他的文章《蛆虫和天使》中，他把这称作政治上的摩尼教价值观的罪孽，即一个人把一切恶都安在对手的头上，而把一切善都安在自己头上。米奇尼克拒绝政治上的摩尼教价值观，无论它出现在哪里，而他发现它对波兰尤其不合适。他承认苏联政权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从波兰的生活中消失，他认识到每个人，即使是最勇敢的人，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适应这一现实。因此，不可能把波兰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一个恶，一个善。相反，恶与善的分布是广泛和微妙的。在政府官员必须衡量其作决定时是多点残忍和意识形态，还是多点人道和务实时，在教授必须衡量在专业文章中应该说多少真话时，或者在一个被监禁的活动家必须衡量是否在政府作为释放他的条件放在他面前的“效忠誓言”上签字时，都会发现善与恶。第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个贪婪和自私的人；第二个人基本上可能是个相当好的、但是胆怯的人；第三个人可能是个英勇但是动摇的人。但是在他们身上都存在着善与恶，而且在每一个案例中，米奇尼克都愿意看到善获得胜利——至少前进一步。按照这种社会改良观点，没有人会被整个当成“蛆虫”，也没有人能因为是“天使”从人类的境遇中得到豁免。
“蛆虫”这个说法不是米奇尼克自己的，而是源于同一时代的作家彼得·威尔兹比克（Piotr Wierzbicki）的讽刺文章《论蛆虫》，其中列举了自私的、伪善的或意志薄弱的人用来逃避自己反对政权的责任的种种合理化手段。米奇尼克做了一个新颖的智力练习来回答他。他钻研了波兰历史，问自己哪些人根据威尔兹比克的标准会被称作蛆虫，并且得出结论：许多最受人们崇敬的人物，在其部分生涯中都是有资格被称作蛆虫。米奇尼克的目的不是为了诋毁波兰历史上的英雄，而是为了鼓励人们对今天的妥协行为有更多宽容的理解。历史常常被那些满腹牢骚和谴责的人所拷问。米奇尼克的意图恰恰相反：他用历史来宽恕现在。他的论点的中心是，认识到在这些政治形势下，有着需要妥协的源头：“波兰民族受到外国统治是长期的，所有运用武装抵抗来捍卫民族价值的希望，都变成彻底的泡影，为了保存民族整体的生存，与瓜分的权力寻求妥协变成必不可少的。”在这种环境中——当然也是波兰现在的环境——与政府妥协，甚至参与其中，永远不可能会断然拒绝。“完全接受妥协方案会导致道德上的妥协和精神上的投降”这是事实，而“完全拒绝这一方案或多或少会导致孤立”这也是事实。米奇尼克用历史上的例子，展示出不同的——甚至表面看上去是相反的——立场都有自己的优点。那些体制内的人可能会修建对国家有真正和持久的用途的设施——铁路、大学；那些在体制外造反反对政权的人们，可能会在将来一些时候保卫国家的尊严和抵抗占领。做出这些抉择的杰出人物进行了激烈的、常常是苦苦的讨论（米奇尼克在他的历史文章里对这些讨论进行了有趣的描写），但是现在米奇尼克在寻找——引自作家安东尼·斯洛尼姆斯基（Antoni Slonimski）的话来说是“没有愤怒的智慧”，于其中，那些承认选择上的差异，并且在今天面临着相同选择的人中间鼓励更加宽容与合作的人物，会做出贡献。按这种观点，理解、宽容和谅解，是每个人在与他人打交道时的口号，但是也有一个领域需要严苛的评价——当一个人与自己打交道时的领域。米奇尼克在一个雄辩的段落中暗示了同样的观点，坦率地说是：没有人能够代替另一个人作出道德选择。
亚历山大。瓦特（Alekander Wat）曾经写道，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莎士比亚说出来的：他们应该去死。
也许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是我相信这个答案一个人只能自己得出，这个方法只能一个人自己采用，一个人只能要求自己做出牺牲。一个人要求别人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就是专横地赋予了自己决定他人生命的权利。这通常会导致非常糟糕的结果。
米奇尼克没有说他准备好了去死，但是他感到不用这么说，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给其他任何人提建议。无论如何，当需要做出牺牲时，行动比言语更有力量。米奇尼克劝告我们不要要求他人的自我牺牲，但是他往往是从监狱中提出这一劝告的。
人类鲜血的洪流一直在永无休止地流淌着，贯穿政治事件的历史始终。有时膨胀为急流，冲走面前的一切，有时收缩成细流，但是永远不会完全干涸。在我们的时代，它最后一次威胁冲出堤岸，而且冲垮了历史本身。一些人可能勉强接受流血是政治生活的需要，一些人可能会谴责它，另一些人可能欣然接受它，但是进入政治世界中的每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其打交道。波兰的反对派运动——米奇尼克为它写作——除了从其成员的血管中流出来血的以外，没有在这个洪流中增加一滴鲜血。并且，虽然运动对遏制其对手的暴力和压制无能为力，但是其在斗争中将属于世界上有记录的最荣耀、最具独创性和最成功者之列——无畏地、有准备地用行动支持自己的信念；不愿以效率的名义，把自己的立场降低到对手的水平；准备为追求有限的目标作出无限的牺牲；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准备去死但是不愿杀人；甚至在看来是失败的、一些美好和有价值的东西被世界抛弃的时刻，不动摇支持其信念的决心。在他的牢房里，违抗了看守的命令，亚当·米奇尼克在写作，而他的句子将一代代流传下去：
对这些有着死气沉沉、目光闪烁的眼睛，迟钝但是精于折磨人的思维，和渴望社会认可的肮脏灵魂的人来说，你只是原材料，他们可以对你为所欲为。他们有自己特殊的心理学：他们相信任何人都能够被说服去做任何事（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和恐吓）。对他们来说，这只是要支付多高的价格，和要施加多大的痛苦的问题。虽然他们的行动是例行公事，但是你的每个失误，每次失败都给他们的生命带来了意义。你的投降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职业上的成就——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目的。因此，你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与他们进行的，关于你的人生意义、关于他们人生意义的被剥夺、关于使每个人的存在有意义的哲学讨论。你卷入了乔尔丹诺·布鲁诺与宗教裁判官、十二月党人与沙皇的警察总长、瓦列里安。卢卡辛斯基（Walerian Lukasinski）与沙皇的灭绝天使、卡尔。冯。奥西耶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与金发的盖世太保军官、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与身着内务部蓝色滚边制服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之间的辩论；你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对此，亨利·爱雷茨贝格（Henryk Elezberg）曾经说过，你的成就有多大价值，不能用你的理想有多大的胜算来衡量，而应该用理想本身的价值来衡量。换句话说，你获得胜利不是因为你战胜了权力，而是因为你保持了对自己的忠诚。
Jonathan Schell
刘荻译
政治活动中的原创性远比科学和艺术中的原创性更为罕见。而更加罕见的是，原创性的政治活动扩展了人类的潜能，而不是损害或摧毁它们。波兰的反对派运动，在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且禁止了独立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之后，继续活动了四年，在我看来，它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迄今为止，这个世纪在政治领域最有独创性的发明大概就是灾难性的极权主义，不幸的是，它极大地扩展了人类在组织起来的罪恶方面的能力。至目前，在付出至少数十年和上千万生命的代价之后，在人类精神中产生了在全部每个方面相应的回应。这一回应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由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极权主义体系——苏联共产主义体系在波兰的翻版——在约瑟夫·斯大林时代达到了其野蛮的顶峰之后，有了相当程度的缓和，这是事实。当然，极权政府也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武力击败并最终摧毁纳粹政权的同盟国前所未有的有效抵制，这也是事实。但是现在极权政府从其国家内部召唤出了强大的对手。波兰的自我限制的革命——所谓“自我限制”，顾名思义，即尽管得到了波兰公众潮水般的支持，它还是从推翻政府的企图中抽身而出——有着很多新的特征。它有着至关紧要的工人阶级的广泛和持续的参与，有着世俗反对派和天主教会的联盟，有着献身于自由和运动内部的民主精神。但是比这些都重要的，是新的行动方式的发现，这是一个使得所有这些成为可能的巨大贡献。尽管在反对极权统治方面训练有素，波兰的运动却没有变得和其对手相似；它对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欺骗的回答不是花样翻新的暴力和欺骗。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变革，完全放弃这些年代久远的手段，把它们留给政府中的敌人，而从完全不同的源头中寻求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旨在正常的公民生活的大量的和平活动。这样做不仅背离了极权主义的惯例，也背离了大多数其他革命的暴力实践。有人质疑波兰的反对运动是否真的算得上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没有推翻政权，甚至也不谋求推翻政权，它也许被看作很快就失败了。而仿佛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它在生活的其他领域更全面地得以展开——社会、文化、道德甚至精神领域。说到底，一个领域自身的实践是最为彻底的，它并不亚于革命历史中的一个新章节。从这方面来说，不仅仅是发生了一场革命；而是发生了一场关于革命的革命。这场革命于1980年引人注目地突然爆发；随后在1981年12月，其组织团结工会被宣布为非法并被迫转入地下；此后虽然没有再次成功地组织戏剧性的全国示威，但它以许多方式再次浮出水面，有时比以往更加有力。对波兰来说，革命的最终成果迟早会被释放出来，但是对于总的世界政治史中的章节来说，它已经被写入由在政治和道德生活中的大量发明和发现所组成的记录之中，不会被后来发生的事件所淹没。波兰仍然在其地缘政治的牢笼中踱步，但是它已经越过障碍，送给我们其余的人一份难以估量的礼物。
在今天来自波兰的声音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亚当·米奇尼克的声音。他作出了一个预测，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相信专制独裁统治注定要失败。现在没有人相信他们虚伪的诺言。他们仍然拥有监禁和杀人的力量，但是几乎没有其他力量了。我说“几乎”是因为他们还留有用自己的仇恨和耻辱来污染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用尽全力来抵抗这些污染，在我们面临的全部斗争中，这是最艰难的。
米奇尼克目前呆在极权政府的监狱之中，而他最关心的——这给我们提供了理解他的思想和人格的一把钥匙——是运用他自己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品格，连同当下局势中的其他受害者的品行一道，在某一天为极权主义崩溃之后的政治制度定下基调。他的文章是我们了解这场革命的发源以及更重要的其革新性实践最有价值的指南。米奇尼克1946年生于华沙，他把自己的父母描述为“犹太裔波兰共产党人”。在二战前的波兰，他的父亲曾因政治活动而坐牢。从少年时起，亚当就证明自己是一个活跃的政治活动家——但是与其父母的倾向明显不同（1977年，他父亲参加了在一个教堂中举行的支持呼吁从监狱释放亚当等人的绝食抗议活动，从而成为了儿子的反对共产主义活动的充分支持者。）十五岁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叫做“矛盾寻找者”的政治俱乐部，却被很多波兰人非正式地叫做“修正主义苗子”。（后来，政府给这些年轻人起了个更加可怕的称呼，开始管这个俱乐部叫“恐怖小组”。）十八岁时他第一次被捕，原因是卷入书写和散发一封批评政府的“致党中央公开信”，由雅采克·库隆和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牵头署名，这两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因正在浮出水面的反对运动而崭露头角。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分别被判刑三年和三年半；米奇尼克被关押在监狱中两个月。此后他的生活完全在政治活动和坐牢之间循环。1964年他进入华沙大学历史系学习，1966年他因为参加其中有哲学教授克拉科夫斯基批评政权的讨论而被停学。1968年他因为协助组织抗议当局禁止上演备受崇敬的十九世纪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戏剧《先人祭》，而在高教部的命令下被开除出大学。大学中发起抗议他的被开除；因此官方阵营发起一个带有反犹主义色彩的运动来攻击抗议者。1969年2月，他因为加入一个企图推翻政府的地下组织而被判入狱三年，尽管实际上这个组织并不存在。服刑一年半之后他被释放，在华沙生产灯泡的罗莎·卢森堡工厂工作。1971年他离职，并且最终以扩招生的身份进入波兹南大学，直到1975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1977年5月他再次被捕，但是由于知识分子群体大面积地抗议此次逮捕，他和其他人两个月之后就获得释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协助建立独立出版社，还协助建立称之为“飞行大学”，在人们的公寓等地方讲授未经审查的课程。1980年8月，他和另外几个人再次被捕，这次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把他们的获释作为与政府达成的历史性协议的最终条件——这个协议以团结工会合法化为基础。实行军管之后，他再次被投入监狱（未经审判），并被关押超过两年半。他获释六个月之后再次被逮捕，审讯，并被判刑三年，目前正在服刑。
米奇尼克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当然也不是一个“政治科学家”——或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体系的倡导者。他的写作，像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或甘地的文章和书信一样，不仅仅是对行动的反映，而且本身就是行动的一种方式。同样公正地说，他的行动——以及其他无数波兰人的行动——也是一种写作，这些行动因其创造力而有一种力量来揭示新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它们像任何一部伟大的着作一样伟大。米奇尼克的着作既反映、又帮助塑造了波兰人民曾经拥有和正在被带入现实的新的可能性。在描写的同时又参与历史事件的能力是不寻常的。写作就其本性来说需要孤独，而政治行动就其本性来说需要永远与他人交往。对米奇尼克来说，这一两难问题似乎被当权者解决了，因为他们反复把他关进监狱。在写于1985年春天的《狱中书简》中，他提到，当他得到六个月的自由的时候，他无法写作，但是他发现自己再次入狱时，创作马上重新开始了，他还用与众不同的反语和幽默告诉把他监禁起来的将军：“感谢您严密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并给我提供合适的地方来沉思。”（米奇尼克的文章让人愉快的地方之一，是主题的沉重和风格的轻松结合在一起。）总的来说，米奇尼克给政府惹了这么多麻烦，以至于他们必须他监禁起来；但是一旦被监禁，他便开始写作，他的信被偷带到外面，被整个波兰以及外国阅读，没有比这给政权找的麻烦更多了。其中的一个困境在于——而且决不是最后一个——是这个政权弄不清楚对手在哪里。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评论道，最好的小说家不仅仅证实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还能够揭示存在的新面貌。这可以用来形容米奇尼克的政治写作。他从不仅仅为已有的争论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的声音增加分贝，从不仅仅是卷入用语言向一个固定的目标开火。其可能的结果就是，他的文章虽然写于政治斗争之中，却是平衡和公正的典范。他致力于加深自己和他人的相互理解，而不把精力浪费在出于偏见而歪曲对方的观点上。他文字上的爱好也有效地阻止了粉饰的倾向。当他发现在一位作家所描绘的当代生活图景中，将政治过分狭隘化，他声称这个人遗忘了：“整个社会和政治现实中激动人心的部分……混杂着失败与希望、理智与天真、恐惧与虚张声势的迷人的全景。”一次，当团结工会的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一群被激怒的暴民在奥特维克城包围了一个他们认为殴打过两个醉汉的警察。米奇尼克从别处被叫到现场，他自我介绍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他帮助使人群平静下来，并且救了那个警察免遭伤害。他的文章中也充满了同样的精神，不愿意看到发生不公正的事，即使是发生在那些正在不公正地对待自己的人身上。他不愿意在任何政权面前屈服，同样不愿意在任何竞争的派系或习俗面前放弃自己的思想或良心。他用行动和语言提醒我们，尽管自由可能也许是必须由制度来加以保证，但是人类的自由最终永远靠个人精神来实现。
在1976年，团结工会诞生的四年前，米奇尼克写了一篇富有预见的文章，名为《新演进》，在文中他推荐了一个政治反对运动的新方向，在当时相对弱小。这篇文章展现在波兰“对其盟友的义务”的背景之上——这是提到波兰政治生活的基本现实时的委婉说法之一，这个现实是苏联军队的压倒性力量，以及苏联经常利用军队来展示令社会主义卫星国服从其政治统治的决心（世界上没有地方能够比东欧国家在听到“我们的盟友”这个词语时有更多不详的感觉。）如果这一威胁以某种方式消失了，似乎可以谨慎地说，波兰的共产党政府马上就会倒台（当然实际上，这一威胁的在这世界上消失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被外国力量，尤其是被邻国俄罗斯统治，对波兰来说很难说是件新鲜事：它曾经被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分割超过一个世纪——从1795年到1918年，而且抵抗这些武装的敌人几乎和今天抵抗苏联一样无望。今天，一个新的因素更加钳制了寻求确立自身的波兰——核武器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波兰处于被核对峙所冻结的重要位置，在军事和外交上不得动弹。在过去，尽管反抗是徒劳的，波兰还可以梦想被外国军队或激烈的国际秩序重组所导致的战争所拯救；而且，事实上本世纪波兰有两次是被战争从统治者手中解放的：先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波兰获得了独立，而后是纳粹被赶出波兰，不幸的是，这只是为苏联统治这个国家让位。今天，无论如何波兰必须认识到整个欧洲都认识到的事实：在核时代，欧洲的版图几乎不再可能被进发的军队所改写。我们的时代还告诉我们在核对峙和核灭绝之间两者必居其一，而不管其中哪一种，都不存在拯救波兰的希望。总之，波兰人被三重力量所征服：在地方的层面上，是华沙的极权政府；在国家的层面上，是苏联侵略的直接威胁；在国际层面上，是核武器导致了军队的瘫痪，这使整个糟糕的现状得以维持。
对大多数战后观察家来说，如此纠结的情况意味着毫无希望，他们毫不犹豫地宣称波兰的情况不可能有巨大的改善。问题在于（任何人都会为说出如此不言而喻的事实而烦恼）因为波兰无望击败部署在其周围压倒性的军队和警察部队，所以任何抵抗都注定要失败。米奇尼克的天才在于把这一见解分成两个部分，并且接受前者（不可能击败军队和警察部队），而拒绝后者（任何抵抗都没有希望）。如果说我们能够从所面临的可怕逆境中获得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幻想的破灭：避免了把精力和体力浪费在追寻不可能的目标上。从历史上看，波兰人是最浪漫的民族，习惯于追寻遥远的机会和梦想，但是经历了苏军用来维护其极权统治的两百个师做后盾的核武器这种挫折，即使是最狂热的武装抵抗的梦想也不能幸存。对这一立场的最终接受，为新的探索和一种新思想方式扫清了道路。因为暂时没有越狱的希望，波兰反对派运动的成员开始更加仔细地检查里面的牢房，看上去生活在一个无法定义的时期，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这就是说，认识到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军事行动能拯救波兰，他们开始仔细审查局部环境中的微小细节。很清楚，苏联军队无法被赶出波兰；但是十个人聚在某人的公寓里聆听未经审查的波兰历史课又如何呢？在国事上，共产党可能无法被从其“领导地位”上赶下来；但是一群工人开始出版一份真实全面地描述工厂情况的简讯，又如何呢？而当数以百万计的人丢掉恐惧，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诸如此类的局部行动，又会发生什么？这一新的发酵剂，用伊琳娜。格鲁金斯卡-格罗斯（Irena Grudzinska-Gross）在《团结工会的艺术》中的话来说，就是“努力超越政治范围的限制，但又保留在自身地缘学的界限之内。”
把政治显微镜的镜片对准这些问题的最敏锐的头脑，可能就是米奇尼克。在《新演进》中，他考察了政治情景，并提出了一种行动的新途径。他的工作开始于这样一个预设之上：“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独裁统治……既不现实，又危险”。他渴望波兰的完全独立，但是也接受这一事实：任何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没有希望成功的。然而他看到一种行动的机会，他相信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在苏联强权的巨石与当代波兰生活中坚硬地带之间，他发现了空隙。按照惯常的观点，无论如何，苏联的利益和波兰社会的利益都是永远截然相反的。米奇尼克得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苏联的政治领导层、波兰的政治领导层，和波兰民主的反对派的利益”他写到，“基本是共存的。”因为对三者来说，苏军的干涉都是一场灾难：对苏联领导层来说，这将会导致国际威望上会遭到巨大而持久的损失；对波兰领导层来说，这将会失去其正享有的有限的统治权，甚至可能会被“废黜”；而对波兰反对派来说，这将产生流血和苏联更严酷的直接统治。这样一场侵略，会导致“一场战争，波兰……不可能在战场上取胜，而苏联不可能在政治上取胜”。他总结到，三方利益的统一，划出了“一个容许政治运作的领域……一个可能妥协的范围”。
着手回答“能够做什么”这个问题时，米奇尼克研究了以往的努力，这体现了他的写作的全部精神特征，那就是尽管他对某种努力的最后评价是否定的，他还是对所取得的任何好结果都给予慷慨的赞扬。米奇尼克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信奉“历史暗藏在人的背后起作用”的人——但是他永远关注大的历史事件，任何个别的行动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永远热情地注视着一个时期的一个脚步，虽然它并不完善，还可能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但它也许会使下一个阶段的下一个脚步成为可能。他把波兰当代历史上的改革派分成两种：修正主义者，他们谋求激发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理论的人道的那些方面，来使共产主义统治温和化和自由化；和所谓的新实证主义者，即天主教派别，他们从原则上拒绝共产主义，但是寻求通过与其合作来使其松动的实际政策，他们甚至也参加波兰议会。米奇尼克写到，修正主义者是“忠于圣经（即马克思主义），但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释它”，而新实证主义者“忠于教堂（即现实的共产政府），希望它迟早会不复存在”。二者都是在体制内做工作的方法——呼吁“共产党高层的理性思考”的方法，而且在一段时间内——通常是以书籍和文章的方式，在稍微自由一些的知识界中——都取得了有限的积极成果。这两派都必须付出那些选择在体制内做工作的人永远要付出的代价：为了保持他们的影响，他们需要放弃同那些致力于从体制外来改变体制的人之间的联系。因此，当体制外的抗议沸腾的时候，改革派的致命危机就到来了：对修正主义者来说是在1968年，当支持高校自由化的学生运动发生，而后遭到镇压——撤消大学中的一些系，开除学生和报复他们的父母——的时候；而对新实证主义者来说是在1976年，当工人们示威抗议政府宣布食品价格上涨，而政府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报复的时候。在这些时候，任何希望保持其最大限度地站在社会一边的反对派，都必须表明自己支持哪一边——“镇压者的那边还是被镇压者的那边”——因为上述两种改革都不能这样去做，因而它们都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米奇尼克分析了制度内部改革努力的失败，从中得出了一条关键的看法：“我相信，使今天的反对派与过去的改革倡导者不同是如下信念：渐进的纲领应该面对的是独立的公众舆论，而不是极权政府。这样一个纲领应该为人们提供应该如何行动的建议，而不是向政府提供如何改革的建议。这个建议是简单的，但其内涵是激进的。行动的着眼点的改变导致实质的改变。那些走上层路线的人想要达到任何目的，都必须依靠上层的讨论和心血来潮。而那些在社会之中并且和社会并行的人们则能够直接行动。然后政府有责任做出对应。第一种方法基于的信念是：政府通过垄断暴力工具也垄断了政治权力，认为与政府合作是分享权力的唯一方法。第二种方法基于的信念是：权力还来源于其他地方，来源于公众舆论，并且寻求发展它们。而米奇尼克不像其他那些在曾经放弃政府中的权力、转向公众作为补偿的人，他不谋求推翻政府。准确地说，他希望，社会立即和直接地接管起自己的命运，扎根于生活的领域，只有在谈判时才与政府打交道。他希望最后的结果会是一个以妥协为基础的”混合体“：政府在执掌国家政权的同时应该承认和接受社会中的其他独立机构。米奇尼克列出了那些他希望能够推进”新演进“的社会团体。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工人，他们的参与是”公共生活向民主演进的必要条件“。他异常准确地预见到，关键是独立的”代表工人利益的团体“的建立。第二是天主教会，它一向保持独立，但是近来对捍卫他人——包括工人——的独立和权利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心。在教会中，米奇尼克注意到，”在反对‘唯一的无神论上帝’的同时，他们已经在采用“人权宣言”中的原则。“第三是知识界，他们的职责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捍卫道德和政治的基本原则。
米奇尼克按照自己的见解行动，并且很快就忙于组织和参与大量的独立团体。值得一提的是保护工人委员会，通常称为KOR——其波兰语名字的字母缩写。KOR并不作政治煽动，或以其他方式向政府进言。相反，它为那些以种种方式受到政府镇压的工人及其家庭提供具体的帮助——经济上、法律上和医疗上的。的确，委员会明确宣布，其目的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并且将其活动限制在其创建者之一里普斯基（他写了一部精彩的关于这个组织的历史着作）所说的“社会工作”之内。但是在KOR眼中被认为是社会的东西，却被政府定义为政治的，对极权政府来说，它要求集体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政府来组织，并在其管理之下。由于极权政府深入到通常被视作其力量来源的日常生活中，KOR发现了它的一个弱点：恰恰由于极权政府把日常生活政治化，日常生活才能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广阔天地。在这里，KOR暗暗地与政府较量。结果，KOR成员很快开始遭到和他们想要保护的工人同样的镇压——失业、逮捕、监禁、殴打，有些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组织不寻常的特点之一是，其成员情愿遭到政府报复，并不是为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政治纲领或是远大的目标，而是为了把钱放在失去父亲的家庭手中，或者在审判一个工人的时候为他准备有利的证词。似乎只有伟大的目标才能证明牺牲的意义，可是KOR工作者却准备为不大的目标做出巨大的牺牲。“在一些异议人士的圈子中，KOR成员被嘲笑为‘社会工作者’，”里普斯基写到，“但是在KOR内部，得到同事这样的称呼，被视为是一种荣誉。”
采取一种“在社会中直接行动”总体政策，意味着一系列对封闭的波兰社会来说十分新颖的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公开性。当KOR在1976年9月刚成立的时候，其成员写了一份有关目标的声明，他们不仅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这在波兰的反对派团体中是没有先例的——还加上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之后，委员会尽最大可能按照公开性、公开行动的政策去做。与公开性关系密切的是真实性。在其全部的报告和出版物中，KOR努力一丝不苟地做到事实准确。就其本性来说，这项政策既有理想主义的原因，也有实用的考虑。成员们相信，说真话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还估计，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社会中，一个组织努力开辟通向真实的小路，会赢得支持和力量。另一项新政策是“行动的自主性”。自主性是反对派希望整个波兰和每个波兰人都做到的。KOR成员将其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从而开创了这一政策。“不可能由组织来吩咐某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里普斯基写道，并补充道，“这个原则是：如果有些人想做一件事，而又不违反KOR的原则，他们应该被允许追寻自己的理念。而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件成功的工作都是由那些受自己的主动和热情所驱使的人完成的，而这产生了最好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波兰的反对派活动家们谈论自主性——即每个人自由行动的能力——像谈论自由——即一个人行动的权利——一样多（你可能会说，在西方，我们有很多个人自由，但是几乎没有自主性。我们有决定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权利，但是我们不大愿意使用这种权利来使自己烦恼）。最后一项政策是信任。我们一般多少把对某个人的信任当作一种副产品，是由他人值得信任的行为无意中导致的，而不将其看作是某项政策、或者是我们有目的造成的结果。但是对KOR来说，信任确实是一项政策。理由之一是秘密警察的渗透：每做出一步决定都要防范这个。KOR决定拒绝怀疑，和怀疑所带来的所有装置和程序，“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
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的政策，可能被放在一起简单地形容为高尚地战斗的政策，它们不是任何主导计划的组成元素，但它们是一致的。它们让KOR更多地在政府旁边工作，而不仅仅是与政府斗争。尽管KOR没有任何夺取国家政权的计划，但他们确实希望独立于政府的行动能够扩散开来——这就像封闭社会中发生了一场自由的传染病。里普斯基评论到：“KOR的长期目标，是在独立于KOR之外的不同领域和的不同的社会团体中，促成自主行动新的中心点。KOR不仅同意它们的独立，而且还希望它们独立。”这一希望在过去的几年里完全实现了。
KOR的内在精神朴实无华，它作为我们时代的楷模组织，比起最终决定性的行动更加杰出和鲜明。1981年9月，KOR成员决定，其角色由团结工会来完成，并投票决定KOR解散。KOR的完全消失，从表面上看，其中似乎混杂着个人利益、派系竞争和官僚势力，这些单独起作用的外因，往往取代了一个组织成立时的目标，并且将其变成这个世界上一个呆板的负担。当KOR存在的理由消失时，它也就消失了。这可以用乔治·奥威尔对甘地的评论来解释：“被成功地甩在后面的气味是多么干净呀！”
1980年8月，KOR的小溪流入了团结工会的大河，但是它已经为决定这条河的流向做出许多。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的政策被保留了下来。像米奇尼克在监狱中写的那样，运动的“本质”仍然“基于重建社会、在官方机构之外恢复社会联系的纽带。”紧跟着的是贯穿全社会的、多种多样的公民行动的全面爆发，覆盖了从团结工会自身到要求停止污染和保护消费者的社团（这些领域以前都受到政府极度忽视）。有人回想起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描述：“所有时代、所有环境和所有性格的美国人，都不断地结社。他们不仅有每个人都参与的商业和制造业公司，还有一千种其他的社团：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聊的、宽容的或严格的、极大的或极小的。美国人通过社团来提供娱乐，建中学、盖客栈、建设教堂、发行书籍、向地球的另一面派传教士。”（当然，明显的区别是，在托克维尔的美国，地方团体的工作多少是与国家政府相协调一致的，而在波兰则是恰恰相反。）在这次行动大爆发中，政治生活的真正要素，它曾经被四十年的极权统治捣得粉碎，现在以新的、生气勃勃的形式重新聚合了起来。革命的经典程序是首先夺取国家权力，然后利用权力去做你相信是好的事情。波兰革命的顺序是相反的。它从做好事开始，之后才把注意力转向国家。按照一种享乐主义信条“Carpe diem”的政治和道德观点，反对派直接行动，毫不迟疑、直达目标。这是个简单但是激进的指导原则：开始去做那些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开始做你心中的理想社会中的人。你相信言论自由？那就自由地说吧。你热爱真相？那就说出真相吧。你相信开放社会？那就开放地去做吧。你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那就体面而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用米奇尼克的话来说：“新演进，”“每一个反抗行动都让我们在此刻建立起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不仅是一个宪政架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真正的、日益增进的一个自由人们的共同体。”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在他们追求真理的斗争中，或者引用克拉科夫斯基的话说——‘过有尊严的生活，’反对派知识分子不仅像俗话说的，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且也为了更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波兰革命：团结工会》的作者Timothy Garton Ash恰当地注意到，反对派的做法是“如同”（as if）波兰已经是一个自由社会那样去做。而当反对派开始以这种方式去做的时候，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当他们开始按照“如同”去做的时候，这个“如同”就开始烟消云散了。随后他们就真的在保护工人（而且经常成功），演讲或出版书籍。不是“如同”它是一本书，它就是一本书，而且人们不久就能真正阅读它。当然，总的来说这个国家中的“如同”并没有烟消云散。当书被没收，当演讲被政府雇佣的打手们强行驱散，或者尽管反对派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无辜的工人还是被投入监狱的时候，“如同”就变得清晰起来。在直接的行动空间中——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个空间在稳步扩大——这些“如同”依然不是假的。一个自由的小王国被创造出来了。而且“自由，当人们身体力行时，”柏克写到，“就是力量。”这是反对派创造的第二个惊人的发现——只要无所畏惧地做日常生活中的事，就能够变得强有力。但是所获得的这些权力，并不是曾经由他人行使、现在被从他们手中夺过来的；这是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新的权力。因此，他们的纲领不是为了从国家手中夺取政治权力，而是为了建设社会。1970年，示威工人曾经被警察激怒，随后其中一些游行到党委大楼——在波兰被简单地叫做委员会——并且将其焚为平地。雅采克·库隆提出了一条为他赢得了声誉、并且预示了事件的未来发展的建议：“建设你们自己，而不要焚毁委员会。”
“社会”（要通过运动来更新）和“权力”（这要留给政府的）之间的区别，成为反对派内部的流行话题和许多讨论的主题。虽然没有人像旧时的列宁主义者梦想的那样，希望政府垮台，但是在反对派成员之间确实产生了一种常见的、对政府嗤之以鼻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漠不关心，在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所表现出的非凡的个人勇气中，体现了自己的光辉，这些人有时做得如同波兰没有一个压制性的政府一样；在预料将要强制实行军管——军管令人吃惊地接管了团结工会的领导权，几乎和十六个月以前团结工会令人吃惊地接管政府的方法一样——即运动的彻底失败时，它仍然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尽管不那么令人愉快。就像社会集合了数百万人行动而没有得到政府的注意一样，因此现在政府集合的士兵和警察行动了，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注意。两边都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力量，可能是因为它们拥有不同种类的力量，而且两边都是以自己这种的力量为基础判断对方的力量：对政府来说，反对派很脆弱，因为它缺少军队和警察力量，而对反对派来说，政府很脆弱，因为它缺少公众的支持。根据政府赖以生存的“现实主义”法则，团结工会运动是件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同样，根据团结工会赖以生存的更加“理想主义”的法则，军管是不可能的。米奇尼克令人难忘地刻画了二者的区别：
这个强大的、自发的社会运动，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陷入了与当局日复一日的持续冲突当中，它没有清晰阐述过一个具体目标，也没有精确表明过一个与政府共存的理念。它任凭自己因为一些小争端卷入斗争，陷入无关紧要的冲突；它经常无序和无能；缺乏对敌人以及敌人思维的了解。团结工会知道怎样罢工，但不知道怎样忍耐；知道怎样迎头痛击却不知道怎样撤退；只有大致的概念，但是没有一个短期行动的纲领。它是一个有着钢腿和泥手的巨人，在工人中间是有力的，而在谈判桌上却孺弱无能。桌子对面的对手，不可能是诚实的，不可能弄好经济或者信守诺言。它只会做一件事：破坏社会团结。这名对手在它长达37年的统治中掌握了这门艺术。这名对手——权力精英——现在无论在道德上还是经济上都破了产，正因为它政治上的脆弱性，它无法再实施任何形式的政治纲领。团结工会把这个政治弱点当作它的整体弱点，忘记了这个并没有受到民主侵蚀的高压机构，在专制权力手中，仍然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尤其是一个目前正遭受冲击的独裁政府手中。波兰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一个有着泥腿钢手的巨人。
强制实行军管这件事中最让人惊讶的一点，可能就是惊讶自身。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团结工会已经成功地将其“理想”变为现实，因此，经过时间考验的富有效率的谋略，像军管一样拥有压倒性的支配力量，几乎赢得了一切而又被整个国家所遗忘。团结工会因信任而生，又因信任而死。当然，这一代价高昂的对政府阴谋的疏忽，是运动的一个失败，但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失败。
在《华沙日记》中，理查德。卡普辛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写到：“这里，一切都建立在某种不对称证明的原则之上：这个制度承诺将来证明自己（宣布只有将来才有普遍的幸福），但是它要求你现在、今天就要通过表现你的忠诚、赞同和勤勉来证明自己。你自己对每件事作出承担；而制度不做任何承担。”反对派的做法是以一种与此前的做法正好相反的途径，它在今天证明自己，而把未来交付给它自己。这种做法，为解决政治生活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即从政治上来考虑，坏手段和好目的之间往往不一致（通常认为政治上必须的残忍和欺骗的手段，与这些方法直接导致的高尚和智慧的结果之间的不一致）。在波兰反对派运动直接的社会行动中，手段与目的合而为一。每一个手段都是目的，反之亦然。例如，KOR的每个“手段”——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都同时是一个目的。一个勇敢的行动和一句真话就是好的“目的”，它们能使生活更充实、更美好——对人们的不满作出补偿和改进工厂的产品，对于进一步的完成来说，就是一个好的“手段”。改造对手可能要花一些时间，但是在自己行动的空间之内，能够立刻建立起公正的社会。接下来的是，坏的手段不能再被用来实现好的目的。如果路程和目的是统一的，就没有理由毁掉你正在乘坐的车子。我相信，这就是这场运动的非暴力的源头，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他们所做的比所宣称的更为严格。而使用暴力、破坏性的手段和目的，会污染这场运动的美德及其力量的源头。这场运动在行动上的特点——其直接面向社会及其问题、其对局部的强调、其对暴力和谎言的拒绝，和其他为高尚目的而奋斗的基本手段——形成了一个前后一致的整体。如果你希望局部地做，有什么能比你自己更“局部”？如果你希望今天就能产生结果，生活中的哪个领域能比你自己的行动更加伸手可及，更加彻底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如果你以改造社会作为自己和自己的行动的出发点，那你怎么能允许这些行动被残酷、欺骗和其他破坏行为所玷污？这种行动方法就是非暴力，“非暴力”这个词对它所描述的对象来说，过于约束也过于消极：过于约束，是因为这场运动在非暴力的同时，也没有欺骗、保密和许多其他可憎的东西；过于消极，是因为其最深厚的资源不是任何形式的禁忌，而是积极的、有活力的，通过米奇尼克所倡导的那种持续不断的公开行动，来实现一个自由而公正的社会的公开追求。这场运动的精神，在于其使用的方法不依赖于暴力和那些使用暴力的力量。一点点暴力对团结工会的伤害，可能就像一点点和平主义对战争中的军队的伤害一样大。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反对派运动的非暴力性，是其得到天主教会强烈支持的先决条件——无论如何，这一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多数观察家同意，导致团结工会产生的某种民族精神出现于一年多以前：1979年6月，当第一位波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首次返回波兰的时候。这次访问过后不久，米奇尼克描述了其后导致的公众心态关键性的内在变化：
尤利安。司徒科夫斯基（Julian Strykowski）所说的“波兰的第二次洗礼”正在慢慢进入我们的脑海。一些奇怪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同样那些排队买东西的人们，通常是沮丧的、好争吵的，现在变成了兴高采烈的、快乐的集体，一个人充满了尊严。警察从华沙的主要街道上消失了，但是到处都秩序良好。被长时间剥夺了真正的权力的人们，突然又拥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这就是能够概括出来的约翰·保罗二世的朝圣之旅的社会影响。
一场诞生于“第二次洗礼”的运动必须保持对其精神来源的忠诚，否则就会失去力量，而这场运动所采取的新的行动方式，使其有能力保持忠诚。在当今时代，将精神性的东西或者纯粹是道德的维度，引进政治生活中，始终受到可以理解的深深怀疑。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间的争论仍然存在，其本质在于二者基于的原则如此不同，以至其中任何一方采取另一方的原则，都被证明会带来巨大损失。上帝之城的危险在于：将自身与被认为是政治生活中固有且必须的坏手段联系在一起，从而变得残忍和失去精神上的纯粹。世俗之城的危险在于：采取和平主义的原则——甚至是采取体现《登山宝训》上教导的温和——会使它遭到削弱和毁灭；但是如果相反，试图将政治生活中的坏手段与精神生活中的纯洁目的联姻，坏手段又会得到比往常更多的放纵，而且会增加狂热和暴力（在今天的伊朗——此岸世界的野蛮在追杀彼岸世界的纯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在我们的时代，这种危险与在任何其他时代一样真实）。鉴于这些严重危险，很多聪明的观察家建议将这二者分开，但将其分开也要付出代价。如果在人类事务的核心有一个领域——政治——是不能涉足的，那么宗教的道德教诲就失去了半壁江山。同样，如果将适用于个人生活的道德立场排除在外，政治生活就失去了道德的控制。尝试制定只与政治世界有关的道德立场，一般是可能的，但是每当有人做出真正激进的尝试时——马基雅维利的着作可能是最突出的例子——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个人标准被亵渎了，我们被打败了。如果在政治领域中采用某种行为方式，并不提供邪恶手段用于高尚目的的正当理由，乃至区别手段和目的，精神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古老对立也就解决了。
其后精神和道德的能量就能够流入政治的世界，而并不必然被污染。二者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之上，即尊重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拒绝为了“明天”的一些高尚目的而玷污“今天”。这并不是说从今以后政治生活会变得完美，乌托邦式的革命所许诺的美满生活马上就能实现，而仅仅是说，政治领域中的演员们用来评价自己行为的标准，与每个人在其个人生活中都接受的标准相同。政治生活不会比个人生活更接近完美，但是也不再会是这样一个独特领域，于其中某种邪恶从原则上说必须这样，因而被认为是正当的。
自从甘地通过非暴力行动领导印度获得独立以来，就有一个陈词滥调，说非暴力只有在反对一个像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国家时才能成功，而当反对一个极权政府，如斯大林的苏联或希特勒的德国时就会失败。由于波兰没有赢得独立——甚至也没有谋求独立——这一假说仍然存在。考虑到今天的波兰政府虽然野蛮，但是比斯大林或希特勒的政权要温和得多时，这种看法似乎更加强了。然而，现在大概有了一个记录：到目前为止，对极权政府的最有效的抵抗，完全是非暴力的。非暴力行动，面对极权主义时不但不是无助的，而且被证明特别适合与其斗争。因此，说波兰人自由地选择了非暴力而不是暴力——虽然他们有机会用暴力推翻政府，但是由于人民支持非暴力的道德原则而拒绝这样做——是一种误导。相反，从一开始，暴力就被几乎所有人认为是对这场运动完全无益的。为了回答为什么这场运动采用非暴力手段这个问题，米奇尼克写道：“在波兰的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暴力能够帮助我们把苏联军队从波兰赶出去，或者剥夺共产党的权力。苏联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其对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枪。”反对暴力的决定，与其说是由波兰人自己做出的，不如说是由历史条件做出的。波兰运动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决定放弃暴力——虽然在斗争的激情和愤怒中，完美无暇地坚持非暴力政策所要求的自律，应该受到很高的赞扬——而在于其发现了和平手段也能给我们希望。
从历史上看，暴力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终极力量——人们在最后的、绝望的时刻，当所有的和平手段都尝试过并且失败时，才寻求最后的裁决者。“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希望的武力是神圣的。”李维写到。但当神圣的武力失败了的时候，人们相信，剩下的就只有沉默：或者是因为屈服，或者是因为死亡。在波兰，这一顺序似乎是相反的：暴力手段的无效——这种无效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所有这类的手段都没有得到尝试，甚至也不必尝试——导致了人们求助于非暴力手段。在传统的最终解决手段之外，发现了新的、和平的方法。政府宣布了“战争状态”，用它所垄断的暴力手段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社会，它“赢得”了战争（米奇尼克讽刺性地叙述道：“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通过占领和包围波兰广播电视大楼来给波兰武装力量的名字上增添光彩，更不用说他们还占领了电话局”）。按照传统的规律，这就是故事的结尾了；最后的手段用完了，最后一张牌打出来了，人民会甘心失败。但这并没有发生。看样子，米奇尼克写道，好象“波兰民族并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就不会做得如同自己已经被打败了，并且，不做得失败，就不是失败。“我获释以后看到的东西，不仅超出了我的期望，甚至超出了我的梦想，”于1984年4月4日米奇尼克记述道，“我发现团结工会的人聪明、意志坚定，准备好了长期的斗争。”政府的镇压消灭了它，但是反对派的精神永存。压制伴随着行动。逮捕在进行，但是人们不怕恐吓。现在他们生活在波兰已经发育许久的、最奇特的状态下：没有自由的自主性——伴随着监狱的自由。
波兰在非暴力行动上的未完成的实验，在这个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要最终毁灭人类为暴力形式的世界上，引起了特殊的兴趣。虽然波兰革命似乎对核问题无能为力，但是对我来说，波兰在苏联统治之下的困境，与世界在核时代的困境之间，似乎可以画出两条有趣的平行线。对波兰和这个世界来说，理智的思考都必须从认识到使用暴力的无益、自我毁灭，和如此的“不可想象”（米奇尼克用的这个词显得意味深长）起步。波兰和这个世界都因此被迫为自己的困境寻找非暴力的解决方法。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共存，而非暴力——常常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的选择——是最大的现实主义。波兰和这个世界也都得到过专家的意见，说它们的困境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必须接受现状；另外二者也都被告知，要“不安于”现状。波兰最终找到了一条道路，而在这条路上也有着这个世界的希望。这让我们怀疑，在国际事物和外交领域，未必不存在像团结工会那样，超越了暴力的某些解决方案，它们既是务实的，又是理想主义的；尤其是暴力，这个古老的解决方案，现在变得无用和破产。
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并且如果能用它来把分裂的欧洲再次联合起来，那么它就不仅是波兰运动的翻版，而且是它的补充。那么，波兰和世界就能够以同样的途径摆脱困境。
这样的概括十分诱人——将波兰革命看成实践了基于生活的一种政治，采用公众同意和支持的形式，自然和自发地扩展了人类成员共同行动、从事建设和创造的能力；而相比而言，政府则实践了一种死亡的政治，政治权力采用了恐惧的形式，扩展了人类分裂和毁灭、最终是互相杀人的能力。但是米奇尼克似乎对这样的描述感到愤怒，这最早出现在他的文章《蛆虫和天使》中，他把这称作政治上的摩尼教价值观的罪孽，即一个人把一切恶都安在对手的头上，而把一切善都安在自己头上。米奇尼克拒绝政治上的摩尼教价值观，无论它出现在哪里，而他发现它对波兰尤其不合适。他承认苏联政权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从波兰的生活中消失，他认识到每个人，即使是最勇敢的人，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适应这一现实。因此，不可能把波兰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一个恶，一个善。相反，恶与善的分布是广泛和微妙的。在政府官员必须衡量其作决定时是多点残忍和意识形态，还是多点人道和务实时，在教授必须衡量在专业文章中应该说多少真话时，或者在一个被监禁的活动家必须衡量是否在政府作为释放他的条件放在他面前的“效忠誓言”上签字时，都会发现善与恶。第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个贪婪和自私的人；第二个人基本上可能是个相当好的、但是胆怯的人；第三个人可能是个英勇但是动摇的人。但是在他们身上都存在着善与恶，而且在每一个案例中，米奇尼克都愿意看到善获得胜利——至少前进一步。按照这种社会改良观点，没有人会被整个当成“蛆虫”，也没有人能因为是“天使”从人类的境遇中得到豁免。
“蛆虫”这个说法不是米奇尼克自己的，而是源于同一时代的作家彼得·威尔兹比克（Piotr Wierzbicki）的讽刺文章《论蛆虫》，其中列举了自私的、伪善的或意志薄弱的人用来逃避自己反对政权的责任的种种合理化手段。米奇尼克做了一个新颖的智力练习来回答他。他钻研了波兰历史，问自己哪些人根据威尔兹比克的标准会被称作蛆虫，并且得出结论：许多最受人们崇敬的人物，在其部分生涯中都是有资格被称作蛆虫。米奇尼克的目的不是为了诋毁波兰历史上的英雄，而是为了鼓励人们对今天的妥协行为有更多宽容的理解。历史常常被那些满腹牢骚和谴责的人所拷问。米奇尼克的意图恰恰相反：他用历史来宽恕现在。他的论点的中心是，认识到在这些政治形势下，有着需要妥协的源头：“波兰民族受到外国统治是长期的，所有运用武装抵抗来捍卫民族价值的希望，都变成彻底的泡影，为了保存民族整体的生存，与瓜分的权力寻求妥协变成必不可少的。”在这种环境中——当然也是波兰现在的环境——与政府妥协，甚至参与其中，永远不可能会断然拒绝。“完全接受妥协方案会导致道德上的妥协和精神上的投降”这是事实，而“完全拒绝这一方案或多或少会导致孤立”这也是事实。米奇尼克用历史上的例子，展示出不同的——甚至表面看上去是相反的——立场都有自己的优点。那些体制内的人可能会修建对国家有真正和持久的用途的设施——铁路、大学；那些在体制外造反反对政权的人们，可能会在将来一些时候保卫国家的尊严和抵抗占领。做出这些抉择的杰出人物进行了激烈的、常常是苦苦的讨论（米奇尼克在他的历史文章里对这些讨论进行了有趣的描写），但是现在米奇尼克在寻找——引自作家安东尼·斯洛尼姆斯基（Antoni Slonimski）的话来说是“没有愤怒的智慧”，于其中，那些承认选择上的差异，并且在今天面临着相同选择的人中间鼓励更加宽容与合作的人物，会做出贡献。按这种观点，理解、宽容和谅解，是每个人在与他人打交道时的口号，但是也有一个领域需要严苛的评价——当一个人与自己打交道时的领域。米奇尼克在一个雄辩的段落中暗示了同样的观点，坦率地说是：没有人能够代替另一个人作出道德选择。
亚历山大。瓦特（Alekander Wat）曾经写道，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莎士比亚说出来的：他们应该去死。
也许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是我相信这个答案一个人只能自己得出，这个方法只能一个人自己采用，一个人只能要求自己做出牺牲。一个人要求别人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就是专横地赋予了自己决定他人生命的权利。这通常会导致非常糟糕的结果。
米奇尼克没有说他准备好了去死，但是他感到不用这么说，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给其他任何人提建议。无论如何，当需要做出牺牲时，行动比言语更有力量。米奇尼克劝告我们不要要求他人的自我牺牲，但是他往往是从监狱中提出这一劝告的。
人类鲜血的洪流一直在永无休止地流淌着，贯穿政治事件的历史始终。有时膨胀为急流，冲走面前的一切，有时收缩成细流，但是永远不会完全干涸。在我们的时代，它最后一次威胁冲出堤岸，而且冲垮了历史本身。一些人可能勉强接受流血是政治生活的需要，一些人可能会谴责它，另一些人可能欣然接受它，但是进入政治世界中的每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其打交道。波兰的反对派运动——米奇尼克为它写作——除了从其成员的血管中流出来血的以外，没有在这个洪流中增加一滴鲜血。并且，虽然运动对遏制其对手的暴力和压制无能为力，但是其在斗争中将属于世界上有记录的最荣耀、最具独创性和最成功者之列——无畏地、有准备地用行动支持自己的信念；不愿以效率的名义，把自己的立场降低到对手的水平；准备为追求有限的目标作出无限的牺牲；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准备去死但是不愿杀人；甚至在看来是失败的、一些美好和有价值的东西被世界抛弃的时刻，不动摇支持其信念的决心。在他的牢房里，违抗了看守的命令，亚当·米奇尼克在写作，而他的句子将一代代流传下去：
对这些有着死气沉沉、目光闪烁的眼睛，迟钝但是精于折磨人的思维，和渴望社会认可的肮脏灵魂的人来说，你只是原材料，他们可以对你为所欲为。他们有自己特殊的心理学：他们相信任何人都能够被说服去做任何事（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和恐吓）。对他们来说，这只是要支付多高的价格，和要施加多大的痛苦的问题。虽然他们的行动是例行公事，但是你的每个失误，每次失败都给他们的生命带来了意义。你的投降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职业上的成就——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目的。因此，你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与他们进行的，关于你的人生意义、关于他们人生意义的被剥夺、关于使每个人的存在有意义的哲学讨论。你卷入了乔尔丹诺·布鲁诺与宗教裁判官、十二月党人与沙皇的警察总长、瓦列里安。卢卡辛斯基（Walerian Lukasinski）与沙皇的灭绝天使、卡尔。冯。奥西耶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与金发的盖世太保军官、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与身着内务部蓝色滚边制服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之间的辩论；你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对此，亨利·爱雷茨贝格（Henryk Elezberg）曾经说过，你的成就有多大价值，不能用你的理想有多大的胜算来衡量，而应该用理想本身的价值来衡量。换句话说，你获得胜利不是因为你战胜了权力，而是因为你保持了对自己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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