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1日星期一
赫尔曼-哈米特奖
赫尔曼-哈米特奖（Hellman-Hammett Grants），是美国剧作家赫尔曼和小说家哈米特生前设立的，目的是表彰那些因发表批评政府而受到迫害，生活陷入困境的异议作家。这个奖项不仅是对一种价值观的认可，同时也希望能够多少解决获奖人及其家人的经济困难。不过，这个奖项的总奖金只有17万美元左右，获奖作家个人奖金最多为一万美元。
该奖项的评选和发放由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具体操作。1989年以来，来自92个国家的700多名作家获得这个奖项，近年来，刘宾雁、王力雄、包遵信、廖义武等一批中国异议作家获奖。2010年赫尔曼-哈米特奖的得奖者名单日包括六名中国大陆异议作家：胡石根、滕彪、吕耿松、张林、杨天水和祝正明。
2012年中国的12名获奖者来自汉族、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他们是：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维语部记者买买提江·阿布杜拉（Memetjan Abdulla）；萨尔金网站维吾尔族女记者古尔米热·伊明（Gulmire Imin），据维吾尔在线的消息，上述二人人士是因通过网络报道“6·26”韶关事件和“七五事件”而遭到当局的逮捕并被判刑；内蒙古网络异见者、南蒙古民主联盟（SMDA）成员呼群特古斯（Huuchinhuu Govruud）；曾组建中国民主党、并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狱的何德普；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黄琦也曾于2007年获得过该奖；因揭露山东省腐败情况而被判刑的《法制早报》记者齐崇怀；山东大学退休物理教授孙文广；积极参与维权事件的维权人士王荔蕻。
1990雪迪
1991刘晓波、雪迪
1992刘晓波
1994黄翔
2003刘宾雁、王力雄、廖亦武
2005包遵信、余世存、郭庆海、郭罗基
2009胡佳、师涛、唯色、亚森
2010胡石根、滕彪、吕耿松、张林、杨天水、祝正明
2011哈达、杜导斌、范燕琼、高瑜、郭泉、刘贤斌、谭作人、朱虞夫、图门-巴彦门德（内蒙）、崔子恩
2012王荔蕻、齐崇淮、黄琦、何德普、孙文广
2013李必丰
该奖项的评选和发放由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具体操作。1989年以来，来自92个国家的700多名作家获得这个奖项，近年来，刘宾雁、王力雄、包遵信、廖义武等一批中国异议作家获奖。2010年赫尔曼-哈米特奖的得奖者名单日包括六名中国大陆异议作家：胡石根、滕彪、吕耿松、张林、杨天水和祝正明。
2012年中国的12名获奖者来自汉族、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他们是：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维语部记者买买提江·阿布杜拉（Memetjan Abdulla）；萨尔金网站维吾尔族女记者古尔米热·伊明（Gulmire Imin），据维吾尔在线的消息，上述二人人士是因通过网络报道“6·26”韶关事件和“七五事件”而遭到当局的逮捕并被判刑；内蒙古网络异见者、南蒙古民主联盟（SMDA）成员呼群特古斯（Huuchinhuu Govruud）；曾组建中国民主党、并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狱的何德普；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黄琦也曾于2007年获得过该奖；因揭露山东省腐败情况而被判刑的《法制早报》记者齐崇怀；山东大学退休物理教授孙文广；积极参与维权事件的维权人士王荔蕻。
1990雪迪
1991刘晓波、雪迪
1992刘晓波
1994黄翔
2003刘宾雁、王力雄、廖亦武
2005包遵信、余世存、郭庆海、郭罗基
2009胡佳、师涛、唯色、亚森
2010胡石根、滕彪、吕耿松、张林、杨天水、祝正明
2011哈达、杜导斌、范燕琼、高瑜、郭泉、刘贤斌、谭作人、朱虞夫、图门-巴彦门德（内蒙）、崔子恩
2012王荔蕻、齐崇淮、黄琦、何德普、孙文广
2013李必丰
2014年3月18日星期二
吕耿松：中国民运先驱遗孤遭奸商欺凌，致函妇联求助
王东海先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也是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1997年，王东海与程云惠女士结为伉俪，次年女儿王芷怡出生。因对王东海的崇拜和敬仰，程云惠虽然比王东海小22岁，但她温柔娴淑，与王东海相敬如宾。王东海是浙江民运人士心目中的“民主大哥”，程云惠也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大嫂”。但是，由于当局对浙江民主党人的严酷打压，王东海夫妇为使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王芷怡读书不受影响，2008年他们协议离婚，王东海搬到外面去住。虽然离了婚，但两人感情仍笃。
王东海一家居住的房屋，是他父亲单位的房改房，以他父母的工龄参加房改，但房产证上写的是他父亲王志良的名字。一个叫唐柳卿的二手房投机商不知从何处得知王志良手上有一套产权是自己却由离了婚的儿媳和孙女居住的房子，于是千方百计找到王志良，利用王志良的年迈昏庸（王志良当时82岁），花了35万元从王志良手中买走了这套房子（合同价写成68万，上市标价125万元）。卖走房子后，唐柳卿先是雇佣流氓地痞上门威胁，用各种下流的手段逼程云惠母女走，继之又卖通供电局和有关方面对程云惠母女断电断水。
王东海在世时，和唐柳卿打了三年官司，但唐柳卿做了几十套二手房生意，早就和法院、房产局关系密切，法院只认房产证，故意忽略房产证的严重瑕疵，枉法裁判。因判决实在不公，王东海于2012年4月28日死于突发性心脏病。
王东海去世后，留下孤儿寡母，唐柳卿每天都来逼房，停电已三年多，实在无法过日子。王芷怡万般无奈，只好向浙江省妇联投书，希望省妇联能帮助她找一个好一点的律师，打赢这场官司。
下面是王芷怡请求司法援助的申请书。
我叫王芷怡，是杭六中初三（一）班学生。我爸爸于前年去世，现在我和母亲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几年来，一个投机房产商闯入我家的生活，搅得我们不得安宁。万般无奈，我只好向你们求助，希望你们伸出援助之手。
我家住在杭州市上城区东太平巷12号236室。这里原来是我爷爷单位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的房子，2004年以我爷爷王志良的名义参加房改购进。当时我爷爷已经在其他地方购进一套房改房，因我爸爸从1991起一直住在那里，爷爷的单位没有收回这套房子，2004年又因为我们一家人住在这里，我家又购进了这套房子（房改房）。申请房改房的时候，是以我爷爷、奶奶和我爸爸三个家庭成员的名义申请的，爷爷单位批准的时候，在《房改公有住房价格申报表》上，也是以爷爷、奶奶和我爸爸三人的名义购买的，购房价包含爷爷和奶奶两个人57年的工龄和现金38623.50元（爸爸以一张古画折价给爷爷垫付的现金）。非常明显，这幢房子是我爷爷、奶奶和我爸爸共有的财产。2008年我爸爸跟我妈妈离婚，搬到另外地方居住，我和妈妈仍住在东太平巷12号236室。这时，一个专做二手房生意的投机商人唐柳卿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爷爷有两套房产证上写着他个人名字的房改房，于是千方百计地找到我爷爷，要求买这套房子。我爷爷当时已经82岁，奶奶已经去世，他对房地产交易的知识一点也没有，认为我爸爸和妈妈已离婚，这套房子是“外人”住的，所以就买给了唐柳卿。唐是个十分精明的奸商，二手房生意已经做了几十套，跟法院、房管局的关系非常好。于是以极快的速度成交（两天时间），拿到了房产证。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爷爷王志良的名字，唐柳卿只要拿到了房产证，不管房产证有多少瑕疵，凭他和法院的关系，官司肯定能打赢。他欺骗爷爷，将交易款35万在合同上写成68万，以便将来房子高价卖出时好逃税。
由于事前我们毫不知情，唐柳卿突然上门要我母女俩腾房子，我们断然拒绝。于是唐柳卿叫了几个彪形大汉来威胁我孤儿寡母。那几个人听了我们的诉说后，还抱怨唐柳卿不该叫他们做这种事。唐柳卿又通过城南供电站的关系，对我家断电。他还试图断水，但因我家用的是公用水表，断水没有断成。至今我家一直没有电用，几年来都是从邻居那里接过来的电，但下个月邻居就要将房屋出租给他人，我家电没有地方接了。今年我就要参加中考了，没有电怎么办？我心急如焚。
据了解，唐柳卿倒腾二手房，是和房产管理部门、法院“一条龙”的，有关人员利益均沾。房产部门不审查王志良房产证的瑕疵，没有我们同户籍居住人同意就将房产证过户到了唐柳卿名下。唐柳卿凭房产证到杭州市上城区法院起诉我们，法院不顾我们是房屋共有人的事实，只凭房产证就判我们败诉。我母亲程云惠拿了《杭州市区房改房上市交易管理试行办法》（杭房改【1999】第6号文）对审判长孙丽说，根据该《办法》第八条的规定，转让房改房必须有同户籍居住成年人共同签字同意转让的书面意见。但孙丽却说，这是法规，又不是宪法，我们不予采信。众所周知，在征地拆迁的案子中，法院适用的基本上都浙江省和杭州市的地方法规和规章，而不是宪法和法律，因为按照宪法和法律，征地拆迁绝大部分是违法的。怎么为了保护奸商利益，地方法规就不予采信了呢？“人民法院”到底是保护谁的利益的？
非常明显，东太平巷12号236室是我父亲王东海和爷爷、奶奶的共同财产，父亲去世后，我有合法的继承权，爷爷王志良一个人无权处置，连省房改办政策科的人也说，这套房子明显不是王志良一个人的。现在，法院为了保护奸商的利益，枉法裁判，我要申诉。房改办和中级法院个别有良知的叔叔叫我去请个好点的律师。但是，我只是一个未成年人，享受政府的低保，没有钱请律师。因此，我希望妇联作为保妇女儿童权利的组织，能够帮我一点忙，给我找个法律援助的律师。谢谢了！
此致
敬礼！
求助人：杭六中初三学生王芷怡
2014年3月18日
王东海一家居住的房屋，是他父亲单位的房改房，以他父母的工龄参加房改，但房产证上写的是他父亲王志良的名字。一个叫唐柳卿的二手房投机商不知从何处得知王志良手上有一套产权是自己却由离了婚的儿媳和孙女居住的房子，于是千方百计找到王志良，利用王志良的年迈昏庸（王志良当时82岁），花了35万元从王志良手中买走了这套房子（合同价写成68万，上市标价125万元）。卖走房子后，唐柳卿先是雇佣流氓地痞上门威胁，用各种下流的手段逼程云惠母女走，继之又卖通供电局和有关方面对程云惠母女断电断水。
王东海在世时，和唐柳卿打了三年官司，但唐柳卿做了几十套二手房生意，早就和法院、房产局关系密切，法院只认房产证，故意忽略房产证的严重瑕疵，枉法裁判。因判决实在不公，王东海于2012年4月28日死于突发性心脏病。
王东海去世后，留下孤儿寡母，唐柳卿每天都来逼房，停电已三年多，实在无法过日子。王芷怡万般无奈，只好向浙江省妇联投书，希望省妇联能帮助她找一个好一点的律师，打赢这场官司。
下面是王芷怡请求司法援助的申请书。
法律援助申请书
浙江省妇联
我叫王芷怡，是杭六中初三（一）班学生。我爸爸于前年去世，现在我和母亲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几年来，一个投机房产商闯入我家的生活，搅得我们不得安宁。万般无奈，我只好向你们求助，希望你们伸出援助之手。
我家住在杭州市上城区东太平巷12号236室。这里原来是我爷爷单位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的房子，2004年以我爷爷王志良的名义参加房改购进。当时我爷爷已经在其他地方购进一套房改房，因我爸爸从1991起一直住在那里，爷爷的单位没有收回这套房子，2004年又因为我们一家人住在这里，我家又购进了这套房子（房改房）。申请房改房的时候，是以我爷爷、奶奶和我爸爸三个家庭成员的名义申请的，爷爷单位批准的时候，在《房改公有住房价格申报表》上，也是以爷爷、奶奶和我爸爸三人的名义购买的，购房价包含爷爷和奶奶两个人57年的工龄和现金38623.50元（爸爸以一张古画折价给爷爷垫付的现金）。非常明显，这幢房子是我爷爷、奶奶和我爸爸共有的财产。2008年我爸爸跟我妈妈离婚，搬到另外地方居住，我和妈妈仍住在东太平巷12号236室。这时，一个专做二手房生意的投机商人唐柳卿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爷爷有两套房产证上写着他个人名字的房改房，于是千方百计地找到我爷爷，要求买这套房子。我爷爷当时已经82岁，奶奶已经去世，他对房地产交易的知识一点也没有，认为我爸爸和妈妈已离婚，这套房子是“外人”住的，所以就买给了唐柳卿。唐是个十分精明的奸商，二手房生意已经做了几十套，跟法院、房管局的关系非常好。于是以极快的速度成交（两天时间），拿到了房产证。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爷爷王志良的名字，唐柳卿只要拿到了房产证，不管房产证有多少瑕疵，凭他和法院的关系，官司肯定能打赢。他欺骗爷爷，将交易款35万在合同上写成68万，以便将来房子高价卖出时好逃税。
由于事前我们毫不知情，唐柳卿突然上门要我母女俩腾房子，我们断然拒绝。于是唐柳卿叫了几个彪形大汉来威胁我孤儿寡母。那几个人听了我们的诉说后，还抱怨唐柳卿不该叫他们做这种事。唐柳卿又通过城南供电站的关系，对我家断电。他还试图断水，但因我家用的是公用水表，断水没有断成。至今我家一直没有电用，几年来都是从邻居那里接过来的电，但下个月邻居就要将房屋出租给他人，我家电没有地方接了。今年我就要参加中考了，没有电怎么办？我心急如焚。
据了解，唐柳卿倒腾二手房，是和房产管理部门、法院“一条龙”的，有关人员利益均沾。房产部门不审查王志良房产证的瑕疵，没有我们同户籍居住人同意就将房产证过户到了唐柳卿名下。唐柳卿凭房产证到杭州市上城区法院起诉我们，法院不顾我们是房屋共有人的事实，只凭房产证就判我们败诉。我母亲程云惠拿了《杭州市区房改房上市交易管理试行办法》（杭房改【1999】第6号文）对审判长孙丽说，根据该《办法》第八条的规定，转让房改房必须有同户籍居住成年人共同签字同意转让的书面意见。但孙丽却说，这是法规，又不是宪法，我们不予采信。众所周知，在征地拆迁的案子中，法院适用的基本上都浙江省和杭州市的地方法规和规章，而不是宪法和法律，因为按照宪法和法律，征地拆迁绝大部分是违法的。怎么为了保护奸商利益，地方法规就不予采信了呢？“人民法院”到底是保护谁的利益的？
非常明显，东太平巷12号236室是我父亲王东海和爷爷、奶奶的共同财产，父亲去世后，我有合法的继承权，爷爷王志良一个人无权处置，连省房改办政策科的人也说，这套房子明显不是王志良一个人的。现在，法院为了保护奸商的利益，枉法裁判，我要申诉。房改办和中级法院个别有良知的叔叔叫我去请个好点的律师。但是，我只是一个未成年人，享受政府的低保，没有钱请律师。因此，我希望妇联作为保妇女儿童权利的组织，能够帮我一点忙，给我找个法律援助的律师。谢谢了！
此致
敬礼！
求助人：杭六中初三学生王芷怡
2014年3月18日
震惊全国！赶紧卖掉房子，一套都不能留！
震惊全国！赶紧卖掉房子，一套都不能留！
2014-03-18 官方微信认证 伦敦时报
??订阅伦敦时报，了解英国华人生活状况。微信号：lundunshibao
发改委顾问国世平特别提示
国世平，清华资本经营（投融资与公司管控）总裁班的授课老师，为清华资本经营总裁班授课《资产证券化与投资银行》；现任国家发改委顾问、深圳市政府经济顾问、深圳大学当代金融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及博士后导师。
国世平曾经预测1997年香港房价会下跌30%，那时没人当真，最后跌了80%。
在去年，他做的四个预测，三个预测全部应验：
第一个预测，煤炭及大众商品价格很快就要暴跌，应验；
第二个预测，黄金很快就要暴跌，应验；
第三个预测，银行里缺钱，应验；他的第四个预测，房地产很快就要崩盘……
以下内容为国世平教授为资本19班的部分授课内容：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探讨我们的宏观经济形势，包括我们未来的走势。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过去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未来十年我们又将要发生什么。
我一直在讲，如果你2000年开始投资，你是个傻瓜都赚钱。因为2000年到现在的投资，是中国财富的总爆发时期。我们知道，如果第一步你的投资买了房地产，2000年深圳的房价才只有多少
2200多，最高涨到多少啊，均价3万块钱，整整涨了11倍，你投资房地产，获利多大，你说房地产赚不赚钱？……
现在看到房价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告诉大家对中国的经济伤害有多大：第一，实体经济的利润只有5-10%，而房地产的利润高达100%。这种结果说明什么？所有的实体经济，只要有可能都朝房地产转移。上市公司“湘粤情”做什么的？餐馆的，现在餐馆不大做了，转到房地产去。上市公司雅戈尔做什么的？服装的，现在服装也不做了，也朝房地产转移。中国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房地产的国家。一个国家以房地产作为立国之本，你得注意。
第二，我们的实体经济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希望银行的钱多一点救助实体经济。但是我们银行的钱80%是流到房地产的，我们的实体经济根本就得不到救助。德国之所以可以抗衡全球两次金融危机，就是德国有非常坚挺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才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在哪里？
第三，我们的产能过剩多么严重，我们的彩电、冰箱十年不生产都卖不掉。我们希望老百姓多一点的消费，但是我们中国的钱全部都去买房子。我们算了一下给老百姓1000块钱，其中800块就是买房子。祖孙三代的钱交给了首付，然后全家按揭，你还有多少钱消费?
我告诉你房地产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令我们国家领导人感到非常的忧虑。我想问大家，房地产到底是在涨还是跌？全国的报道都在涨，你真的以为房子在涨吗？
我们的媒体，谁敢说房子跌？你一跌我就不给你广告！现在媒体的广告，都是地产的广告。我想问大家，现在媒体是不是冒（没有）德?
中国大中城市70个城市在涨，那老百姓说房子肯定要涨。我想问大家，中国的大中城市怎么定义？比如说我们广东韶关、阳江、东莞、珠海、汕头、江门，这都是属于大中城市；讲地级市，中国有多少地级市？648个。
我想问大家，中国648个大中城市，只有70个城市在涨，364个房子在跌，你怎么不报道，还有120个城市不涨不跌？如果你全部报道出来，那时老百姓说，中国的大中城市70个城市在涨，364个城市在跌，还有120个城市不涨不跌，老百姓会怎么想？但媒体对老百姓就报道第一个。
现在我告诉你，中央还不是担心房子暴涨，现在中央最担心房子像断崖式的下滑。现在中央内部预计的房子很快就要崩盘，已经崩盘或很快就要崩盘的110个城市，很快就要崩盘。
第一个崩盘的，鄂尔多斯。我是内蒙古鄂尔多斯政府的高级顾问，我去年3月份到鄂尔多斯市去演讲的时候，鄂尔多斯的房价是22000块钱一平，我就给鄂尔多斯的市长、市委书记云峰书记说，我说鄂尔多斯的房价很快就要暴跌，他怎么说：教授，我们知道要跌，但最低也不能低于17000。我说谁说的。现在上一个月，鄂尔多斯政府给我的报告是多少，鄂尔多斯的房价跌到1700块钱一平方米，全崩盘了，地产商全逃跑了。我的一个学生上个月从鄂尔多斯开回了36辆路虎车。
第二个崩盘的城市是温州。温州是中国炒房的，谁相信温州的房子跌？现在温州的房子砍掉60%还在跌，都在抛房子。
第三个崩盘的城市海南。我们限价限的最高价，海南是限的最低价，不能低于17000元。
第四个崩盘的城市是贵阳。贵阳房子贵到什么样，平均每个人能分到30多套房子。
现在中央内部预警的房价要崩盘的：大连、沈阳、营口、烟台、青岛、唐山、常州、宁波、石家庄、长沙、海南、丽江、北海、惠州、珠海很快就要崩盘。
将来的情况是什么？
房地产崩盘，地方政府崩盘，高铁崩盘，地铁崩盘，那么我们的银行一定崩盘。中央就一定要出手救啊。中央说房地产不要了，地铁不要了，高铁不要了，但是中央一定要救银行啊。不救银行怎么办，老百姓把你一辈子的血汗钱存到银行，第二天早上说没有银行了，你不杀人放火才怪呢！
那么中央还要救地方政府，你不救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没有了，那不就乱套了嘛。中央也没有钱，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大量的印钞，我们国家将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
我们来看现在令中国领导人感到最为焦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房地产。因为中国老百姓十年赚的钱全都买在房地产上了。我知道中国的老百姓都相信房子不跌，谁说的？经济学家是数字说明问题。
在这里，我选的是亚洲最具典型的三个国家和地区房地产走势图，大家看一下这三个走势图是不是惊人的相似？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房地产走势，基本上是一样的，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会走出自己独立的痕迹。历史是有惊人的相似，大家看，日本的房地产是不是1982年开始涨，香港的房地产92年开始涨，我们国家的房地产是2002年开始涨。我们香港比日本晚多少年？晚十年；我们比香港晚多少年？十年；我们比日本呢？晚二十年。
大家看，日本的房价从1982年大涨到1987年，涨了多少年？5年，在这5年里，日本的房子整整涨了10倍，香港的房子从1992年大涨到1997年，涨了几年？5年也涨了10倍。我们深圳的房子从2002年大涨到2007年，也涨了5年，整整涨了11倍。但是房子是不可能永远涨的，没有哪个国家的房子一直涨。
日本没有想到，在1987年日本的房子暴跌。到1993年，日本人极度悲观失望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的房子强劲的反弹，在1994年日本人又拼命的买房子，没有想到1994年日本房子再次暴跌。到1995年，日本的房子整整跌了80%。
我们看看香港，香港的房子在1992年发展到1997年，涨了10倍。谁相信香港的房子跌？我不是吹，我是成功的预测香港的房子在1997年跌。我在1997年1月份在香港的信报和香港的电视台发表演讲，我说房子很快就要暴跌，李嘉诚一看非常的愤怒，在香港的经济日报连续4天登广告，名字就叫，质问国世平教授。
我的预测完全准确，香港的房子在1997年暴跌的到2003年，香港人极度的悲观失望，后来没想到房子强劲的反弹，在2004年香港人又拼命的买房子，没有想到房子第二次探底到2005年。从1997年到2005年，香港的房子整整跌了80%。2005年，李嘉诚又在香港经济日报整版的登广告，向国世平道歉，同时聘请我为李嘉诚公司的高级顾问。
2007年，我又一次成功的预测中国的房产在2008年开始暴跌。结果，2008年北京的房子像断崖一样跌了40%，上海的房子跌的最少，跌了30%；我们深圳的房子像断崖似的跌了30%，东莞的房子直接跌60%。
但是，国老师犯了一个最重要的错误：我没有想到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这么乱来。大家看看，日本的房子跌了6年，香港的房子跌了6年，我们国家的房子至少要跌4年吧？刚刚跌到第三个月，到了2009年3月份，中央像发神经一样宣布救市，也就是温家宝搞的4万亿投资。
4万亿投资要命啊！我们国家为此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那时候地产商响应中央的号召，主动的把房价往下调，我们的地方政府和老百姓配合中央不买房子，没有想到我们国家领导人这么乱来，4万亿投资救了地产一把。
如果大家想一想，2008年让房子慢慢跌下来，我们不会有这么困难。非常可惜，现在中国老百姓都不相信中国房子会跌，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今天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中国老百姓再靠买房子赚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为什么？房地产的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去年我们国家大中城市190个城市在这里，今年有多少，几十个，可能明年只有多少，50个，可能后面30个，最后20个，最后10个。
深圳、北京、上海的房子可能最后跌，因为我是万科的高级顾问，我是李嘉诚公司的高级顾问。我问李嘉诚，为什么深圳、北京、上海的房子泡沫最多，反而最后跌。他说教授，你想想就知道了，要保卫中心城市，我们首先把四线城市房子卖掉，救三线的；如果三线救不了，卖掉三线救二线；二线还不行就卖二线救一线；如果一线崩盘了，中国就全崩盘了。
我们中国的房地产所得税是20%，这是个什么概念？在座的你以后买房子，如果房子不涨30%，你一分钱都赚不到。为什么？20%交了所得税，还有5%的契税，你还要买房子，还要按揭吗？再交5%的按揭，你说房子涨30%多难涨啊。那房子难涨，你不赚钱，你还买房子干什么啊！那你说好，你去买房子，你代我交税。
我告诉你房地产所得税是直接税，直接税是不能转让的，只有间接税可以转让！比如说我把我的房子卖给赵总，赵总代我交了30万的税，他到税务局去举报，国教授的房产税是我交的，税务局把我抓起来，把钱退给他，还坐牢。
那把房价涨上去？开玩笑，房子贵谁买你的。我们国家明年全方位征收房产税。中国的房产税是多少？0.6%-6%。如果中央想把房产税涨到6%是个什么概念？那意味着在座的你住一百万的房子，你一年交6万的税，你交就行了。
国老师在深圳的房子700万，我一年要交42万的税。李嘉诚一年交的房产税是1700万，他的豪宅17个亿。
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居民都要做一个选择，根据你的收入水平决定你住房的大小。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很可怜，我们根本就不是买房子，我们是买房子的居住权，因为土地不是你的，我们就买了70年居住权。我想问大家，谁住满过70年？中国住满30年拔掉，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房子连土地都是你的，人家才叫买房子。
房子很快就要崩盘，我必须警告在座各位：如果这个时候你胆敢再去买房，你将成为中国房地产史上最后一批解放军，把别人彻底解放了，在上面站岗十年都下不来。
本文转自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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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18 官方微信认证 伦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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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顾问国世平特别提示
国世平，清华资本经营（投融资与公司管控）总裁班的授课老师，为清华资本经营总裁班授课《资产证券化与投资银行》；现任国家发改委顾问、深圳市政府经济顾问、深圳大学当代金融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及博士后导师。
国世平曾经预测1997年香港房价会下跌30%，那时没人当真，最后跌了80%。
在去年，他做的四个预测，三个预测全部应验：
第一个预测，煤炭及大众商品价格很快就要暴跌，应验；
第二个预测，黄金很快就要暴跌，应验；
第三个预测，银行里缺钱，应验；他的第四个预测，房地产很快就要崩盘……
以下内容为国世平教授为资本19班的部分授课内容：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探讨我们的宏观经济形势，包括我们未来的走势。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过去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未来十年我们又将要发生什么。
我一直在讲，如果你2000年开始投资，你是个傻瓜都赚钱。因为2000年到现在的投资，是中国财富的总爆发时期。我们知道，如果第一步你的投资买了房地产，2000年深圳的房价才只有多少
2200多，最高涨到多少啊，均价3万块钱，整整涨了11倍，你投资房地产，获利多大，你说房地产赚不赚钱？……
现在看到房价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告诉大家对中国的经济伤害有多大：第一，实体经济的利润只有5-10%，而房地产的利润高达100%。这种结果说明什么？所有的实体经济，只要有可能都朝房地产转移。上市公司“湘粤情”做什么的？餐馆的，现在餐馆不大做了，转到房地产去。上市公司雅戈尔做什么的？服装的，现在服装也不做了，也朝房地产转移。中国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房地产的国家。一个国家以房地产作为立国之本，你得注意。
第二，我们的实体经济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希望银行的钱多一点救助实体经济。但是我们银行的钱80%是流到房地产的，我们的实体经济根本就得不到救助。德国之所以可以抗衡全球两次金融危机，就是德国有非常坚挺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才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在哪里？
第三，我们的产能过剩多么严重，我们的彩电、冰箱十年不生产都卖不掉。我们希望老百姓多一点的消费，但是我们中国的钱全部都去买房子。我们算了一下给老百姓1000块钱，其中800块就是买房子。祖孙三代的钱交给了首付，然后全家按揭，你还有多少钱消费?
我告诉你房地产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令我们国家领导人感到非常的忧虑。我想问大家，房地产到底是在涨还是跌？全国的报道都在涨，你真的以为房子在涨吗？
我们的媒体，谁敢说房子跌？你一跌我就不给你广告！现在媒体的广告，都是地产的广告。我想问大家，现在媒体是不是冒（没有）德?
中国大中城市70个城市在涨，那老百姓说房子肯定要涨。我想问大家，中国的大中城市怎么定义？比如说我们广东韶关、阳江、东莞、珠海、汕头、江门，这都是属于大中城市；讲地级市，中国有多少地级市？648个。
我想问大家，中国648个大中城市，只有70个城市在涨，364个房子在跌，你怎么不报道，还有120个城市不涨不跌？如果你全部报道出来，那时老百姓说，中国的大中城市70个城市在涨，364个城市在跌，还有120个城市不涨不跌，老百姓会怎么想？但媒体对老百姓就报道第一个。
现在我告诉你，中央还不是担心房子暴涨，现在中央最担心房子像断崖式的下滑。现在中央内部预计的房子很快就要崩盘，已经崩盘或很快就要崩盘的110个城市，很快就要崩盘。
第一个崩盘的，鄂尔多斯。我是内蒙古鄂尔多斯政府的高级顾问，我去年3月份到鄂尔多斯市去演讲的时候，鄂尔多斯的房价是22000块钱一平，我就给鄂尔多斯的市长、市委书记云峰书记说，我说鄂尔多斯的房价很快就要暴跌，他怎么说：教授，我们知道要跌，但最低也不能低于17000。我说谁说的。现在上一个月，鄂尔多斯政府给我的报告是多少，鄂尔多斯的房价跌到1700块钱一平方米，全崩盘了，地产商全逃跑了。我的一个学生上个月从鄂尔多斯开回了36辆路虎车。
第二个崩盘的城市是温州。温州是中国炒房的，谁相信温州的房子跌？现在温州的房子砍掉60%还在跌，都在抛房子。
第三个崩盘的城市海南。我们限价限的最高价，海南是限的最低价，不能低于17000元。
第四个崩盘的城市是贵阳。贵阳房子贵到什么样，平均每个人能分到30多套房子。
现在中央内部预警的房价要崩盘的：大连、沈阳、营口、烟台、青岛、唐山、常州、宁波、石家庄、长沙、海南、丽江、北海、惠州、珠海很快就要崩盘。
将来的情况是什么？
房地产崩盘，地方政府崩盘，高铁崩盘，地铁崩盘，那么我们的银行一定崩盘。中央就一定要出手救啊。中央说房地产不要了，地铁不要了，高铁不要了，但是中央一定要救银行啊。不救银行怎么办，老百姓把你一辈子的血汗钱存到银行，第二天早上说没有银行了，你不杀人放火才怪呢！
那么中央还要救地方政府，你不救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没有了，那不就乱套了嘛。中央也没有钱，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大量的印钞，我们国家将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
我们来看现在令中国领导人感到最为焦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房地产。因为中国老百姓十年赚的钱全都买在房地产上了。我知道中国的老百姓都相信房子不跌，谁说的？经济学家是数字说明问题。
在这里，我选的是亚洲最具典型的三个国家和地区房地产走势图，大家看一下这三个走势图是不是惊人的相似？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房地产走势，基本上是一样的，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会走出自己独立的痕迹。历史是有惊人的相似，大家看，日本的房地产是不是1982年开始涨，香港的房地产92年开始涨，我们国家的房地产是2002年开始涨。我们香港比日本晚多少年？晚十年；我们比香港晚多少年？十年；我们比日本呢？晚二十年。
大家看，日本的房价从1982年大涨到1987年，涨了多少年？5年，在这5年里，日本的房子整整涨了10倍，香港的房子从1992年大涨到1997年，涨了几年？5年也涨了10倍。我们深圳的房子从2002年大涨到2007年，也涨了5年，整整涨了11倍。但是房子是不可能永远涨的，没有哪个国家的房子一直涨。
日本没有想到，在1987年日本的房子暴跌。到1993年，日本人极度悲观失望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的房子强劲的反弹，在1994年日本人又拼命的买房子，没有想到1994年日本房子再次暴跌。到1995年，日本的房子整整跌了80%。
我们看看香港，香港的房子在1992年发展到1997年，涨了10倍。谁相信香港的房子跌？我不是吹，我是成功的预测香港的房子在1997年跌。我在1997年1月份在香港的信报和香港的电视台发表演讲，我说房子很快就要暴跌，李嘉诚一看非常的愤怒，在香港的经济日报连续4天登广告，名字就叫，质问国世平教授。
我的预测完全准确，香港的房子在1997年暴跌的到2003年，香港人极度的悲观失望，后来没想到房子强劲的反弹，在2004年香港人又拼命的买房子，没有想到房子第二次探底到2005年。从1997年到2005年，香港的房子整整跌了80%。2005年，李嘉诚又在香港经济日报整版的登广告，向国世平道歉，同时聘请我为李嘉诚公司的高级顾问。
2007年，我又一次成功的预测中国的房产在2008年开始暴跌。结果，2008年北京的房子像断崖一样跌了40%，上海的房子跌的最少，跌了30%；我们深圳的房子像断崖似的跌了30%，东莞的房子直接跌60%。
但是，国老师犯了一个最重要的错误：我没有想到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这么乱来。大家看看，日本的房子跌了6年，香港的房子跌了6年，我们国家的房子至少要跌4年吧？刚刚跌到第三个月，到了2009年3月份，中央像发神经一样宣布救市，也就是温家宝搞的4万亿投资。
4万亿投资要命啊！我们国家为此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那时候地产商响应中央的号召，主动的把房价往下调，我们的地方政府和老百姓配合中央不买房子，没有想到我们国家领导人这么乱来，4万亿投资救了地产一把。
如果大家想一想，2008年让房子慢慢跌下来，我们不会有这么困难。非常可惜，现在中国老百姓都不相信中国房子会跌，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今天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中国老百姓再靠买房子赚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为什么？房地产的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去年我们国家大中城市190个城市在这里，今年有多少，几十个，可能明年只有多少，50个，可能后面30个，最后20个，最后10个。
深圳、北京、上海的房子可能最后跌，因为我是万科的高级顾问，我是李嘉诚公司的高级顾问。我问李嘉诚，为什么深圳、北京、上海的房子泡沫最多，反而最后跌。他说教授，你想想就知道了，要保卫中心城市，我们首先把四线城市房子卖掉，救三线的；如果三线救不了，卖掉三线救二线；二线还不行就卖二线救一线；如果一线崩盘了，中国就全崩盘了。
我们中国的房地产所得税是20%，这是个什么概念？在座的你以后买房子，如果房子不涨30%，你一分钱都赚不到。为什么？20%交了所得税，还有5%的契税，你还要买房子，还要按揭吗？再交5%的按揭，你说房子涨30%多难涨啊。那房子难涨，你不赚钱，你还买房子干什么啊！那你说好，你去买房子，你代我交税。
我告诉你房地产所得税是直接税，直接税是不能转让的，只有间接税可以转让！比如说我把我的房子卖给赵总，赵总代我交了30万的税，他到税务局去举报，国教授的房产税是我交的，税务局把我抓起来，把钱退给他，还坐牢。
那把房价涨上去？开玩笑，房子贵谁买你的。我们国家明年全方位征收房产税。中国的房产税是多少？0.6%-6%。如果中央想把房产税涨到6%是个什么概念？那意味着在座的你住一百万的房子，你一年交6万的税，你交就行了。
国老师在深圳的房子700万，我一年要交42万的税。李嘉诚一年交的房产税是1700万，他的豪宅17个亿。
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居民都要做一个选择，根据你的收入水平决定你住房的大小。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很可怜，我们根本就不是买房子，我们是买房子的居住权，因为土地不是你的，我们就买了70年居住权。我想问大家，谁住满过70年？中国住满30年拔掉，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房子连土地都是你的，人家才叫买房子。
房子很快就要崩盘，我必须警告在座各位：如果这个时候你胆敢再去买房，你将成为中国房地产史上最后一批解放军，把别人彻底解放了，在上面站岗十年都下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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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3日星期四
严家其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严家其 (严家祺)（1942年12月25日－），社会科学学者。生于江苏武进，1959年至1964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系理论物理专业基本粒子物理专门组学习，毕业后进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79年2月，在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严家其提出“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严家其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北京市人民代表，以及中国行为科学学会副会长；1986至1987年，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六四事件后流亡美国；1989年，任总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1994年，从法国移居纽约后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2009年出版了《普遍进化论》一书，提出了一种新的“三个世界”学说。
[编辑]主要著作
《能源》 科学出版社，北京，1976年6月
《探索和开发新能源》 全国科学大会编《现代科学技术简介》中一章，北京，1979年
《跨越时代的旅行——宗教·理性·实践三个法庭访问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四五运动记实》（与刘长林等人合写，发行8万册）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4月
《漫游历史和未来——专制·立宪·共和三种政体考察记》 福建教育出版社，1980
《国家政体》 人民出版社，北京，1982年
《终身制和限任制》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
《首脑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发行14万册，共发行数十万册）；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与高皋合写，高皋为主要作者）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发行100万册以上），香港、台湾出版多种版本
《权力与真理》 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88年
《联邦中国构想》 明报出版社，香港，1992年；联经出版社，台北，1992年
《第三共和》 八方文化企业公司，美国，1992年
《我的思想自传》 三联书店，香港，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9年，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9年
《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 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
《生命树的分叉》 夏菲尓出版社，香港，2006年
《霸权论》 星克尓出版社，香港，2006年
《普遍进化论》 明镜出版社，纽约，2009年
[编辑]英文著作
《Turbulent Decade》Co-authored with Gao Gao，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W.Y.Kwok.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1996 Pp.659
《Toward a Democracy China》Translated by David S. K.Hong and Denis C. Mair,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1992 Pp285
《Yan Jiaqi and China’s Struggle For Democrac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avid Bachman and Dali L. Yang. M.E.Sharpe Inc. 1992 Pp201
日文译本四种，韩国文译本一种。
严家其 (严家祺)（1942年12月25日－），社会科学学者。生于江苏武进，1959年至1964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系理论物理专业基本粒子物理专门组学习，毕业后进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79年2月，在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严家其提出“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严家其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北京市人民代表，以及中国行为科学学会副会长；1986至1987年，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六四事件后流亡美国；1989年，任总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1994年，从法国移居纽约后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2009年出版了《普遍进化论》一书，提出了一种新的“三个世界”学说。
[编辑]主要著作
《能源》 科学出版社，北京，1976年6月
《探索和开发新能源》 全国科学大会编《现代科学技术简介》中一章，北京，1979年
《跨越时代的旅行——宗教·理性·实践三个法庭访问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四五运动记实》（与刘长林等人合写，发行8万册）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4月
《漫游历史和未来——专制·立宪·共和三种政体考察记》 福建教育出版社，1980
《国家政体》 人民出版社，北京，1982年
《终身制和限任制》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
《首脑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发行14万册，共发行数十万册）；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与高皋合写，高皋为主要作者）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发行100万册以上），香港、台湾出版多种版本
《权力与真理》 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88年
《联邦中国构想》 明报出版社，香港，1992年；联经出版社，台北，1992年
《第三共和》 八方文化企业公司，美国，1992年
《我的思想自传》 三联书店，香港，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9年，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9年
《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 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
《生命树的分叉》 夏菲尓出版社，香港，2006年
《霸权论》 星克尓出版社，香港，2006年
《普遍进化论》 明镜出版社，纽约，2009年
[编辑]英文著作
《Turbulent Decade》Co-authored with Gao Gao，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W.Y.Kwok.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1996 Pp.659
《Toward a Democracy China》Translated by David S. K.Hong and Denis C. Mair,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1992 Pp285
《Yan Jiaqi and China’s Struggle For Democrac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avid Bachman and Dali L. Yang. M.E.Sharpe Inc. 1992 Pp201
日文译本四种，韩国文译本一种。
王丹简历
王丹，男，1969年2月26日生於北京。祖籍山东，生长於北京。1987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1988年9月转入该校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在校期间，主持“民主沙龙”，组织“当代社会问题研究社”，编辑《新五四》，《燕园风》等民办刊物，从事校园民主运动。
1989年参与参与组织八九民运，任“北大学生筹委会”常委，“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召集人，为绝食发起人之一，并曾经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六四后在当局全国通缉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上名列第一，同年7月2日在北京被捕，关押於秦城监狱.1991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4年徒刑。
1993年2月获释后继续在大陆从事政治反对派运动，筹集“互助捐款”资助政治犯家属，发起公民上书运动，并担任总部设於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的理事。1995年5月21日再次被捕，并於1996年10月30日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中共当局判刑11年，先后关押於北京半步桥看守所和辽宁锦州监狱.1998年4月19日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提前释放，被从监狱直接流放到美国。曾三次获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并获美国民主基金会人权奖，民主教育基金会“傑出民主人士”奖，万人傑新闻奖等多项奖项。
1998年7月进入哈佛大学，2001年6月10日获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学位。2008年6月5日获得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2004年8月－2005年4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访问研究，2005年4月-2006年4月起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8年11月-2009年9月为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客座研究员.同时担任中国宪政协进会主席，《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青年中国”主席，中华学人联谊会会长，国际组织“亚洲改革与民主联盟”（ARDA）执委会委员，《新闻自由导报》理事会理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台湾澄社社员，海外华文作家协会会员，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为北美，港台多家媒体撰写专栏。出版有《王丹狱中回忆录》，《王丹观点》，《听风随笔》，《在梵谷的星空下沈思》，《我异乡人的身份逐渐清晰》，《我与深夜一起清醒》，《我在寒冷中独行》，《我们在写历史》，《众弦寂静时的喧哗》，《王丹狱中家书》，《不确定的时代》，《穿行在潮湿的记忆中》，《丹程路》，《Chine Le Defi》（法文），《我的青春岁月》，《我在哈佛的日子》，《王丹访谈录》，《我听见雨声》，《王丹看美国的人文与自由》，《在夜雨中素描》等政治及文学等着作二十余种，曾为台北市驻市作家，并获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奖诗歌首奖。
1989年参与参与组织八九民运，任“北大学生筹委会”常委，“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召集人，为绝食发起人之一，并曾经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六四后在当局全国通缉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上名列第一，同年7月2日在北京被捕，关押於秦城监狱.1991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4年徒刑。
1993年2月获释后继续在大陆从事政治反对派运动，筹集“互助捐款”资助政治犯家属，发起公民上书运动，并担任总部设於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的理事。1995年5月21日再次被捕，并於1996年10月30日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中共当局判刑11年，先后关押於北京半步桥看守所和辽宁锦州监狱.1998年4月19日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提前释放，被从监狱直接流放到美国。曾三次获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并获美国民主基金会人权奖，民主教育基金会“傑出民主人士”奖，万人傑新闻奖等多项奖项。
1998年7月进入哈佛大学，2001年6月10日获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学位。2008年6月5日获得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2004年8月－2005年4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访问研究，2005年4月-2006年4月起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8年11月-2009年9月为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客座研究员.同时担任中国宪政协进会主席，《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青年中国”主席，中华学人联谊会会长，国际组织“亚洲改革与民主联盟”（ARDA）执委会委员，《新闻自由导报》理事会理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台湾澄社社员，海外华文作家协会会员，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为北美，港台多家媒体撰写专栏。出版有《王丹狱中回忆录》，《王丹观点》，《听风随笔》，《在梵谷的星空下沈思》，《我异乡人的身份逐渐清晰》，《我与深夜一起清醒》，《我在寒冷中独行》，《我们在写历史》，《众弦寂静时的喧哗》，《王丹狱中家书》，《不确定的时代》，《穿行在潮湿的记忆中》，《丹程路》，《Chine Le Defi》（法文），《我的青春岁月》，《我在哈佛的日子》，《王丹访谈录》，《我听见雨声》，《王丹看美国的人文与自由》，《在夜雨中素描》等政治及文学等着作二十余种，曾为台北市驻市作家，并获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奖诗歌首奖。
2014年3月12日星期三
亚当·米奇尼克：原教旨主义的三种形式——给乔纳森·席尔
译者按：在对于后共产主义的几种原教旨主义形式进行反思时，米奇尼克将来自前团结工会人们可能出现的原教旨主义危险也纳入其中。那是一种道德主义，混淆了道德规范和政治斗争规则之间的界限。而在反对前制度中培养起来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是如此地不适合正在进行的民主社会的建设。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波兰人的历史意识。没有必要解释，对波兰历史的阐述，对我们前进的方向和卷入政治，已经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需要对于波兰的老一套，尤其是第二共和国进行冷静地分析。到目前为止，在很大程度上，第二共和国的整个历史，已经堕落为神化和陈规陋习的牺牲品，从中产生了要么是共产党官方宣传的黑暗传奇，要么是试图保卫他们自身来对抗共产党篡改历史的光明传奇。看来我们需要对过去提出新的质疑。总的来说，我们需要考虑1922年，当加布里埃尔·纳鲁图维奇（Gabriel Narutowicz）被谋杀时发生过什么。这个行动过程建立在什么样的动机之上？暗杀发生时的氛围是怎样的？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为什么那天没有变成波兰历史意识的里程碑？为什么这个事件毫无困难地被遗忘掉？
我们同样需要重新审视当时主要政治力量的行为。我们需要将政治舞台，当作超越了国家和民主的形式一个冲突的竞技场所，来重新检视；提出下列问题：是什么样的扭曲和转折，标志着毕苏斯基和他的追随者们，以及“民族民主运动”
和波兰社会党的追随者们，他们的反民主的演变？我们同样需要分析内战期间的天主教教会的历史。没有这种再评估，我们注定要美化我们的过去，注定地担负起神化般的历史感而不是清醒的判断，注定无力反抗记忆的复仇，那样的记忆多少年埋没在我们的意识当中。
如果我必须就当下出现的新现象下定义，或多或少地，在当今政治争论当中，存在着原教旨主义重新浮出的危险。原教旨主义确信人拥有一种组织世界的药方，一个摆脱了冲突的世界，而不是处于善恶的冲突之中，例如，处于民主秩序中的各种观点和利益的冲突之中。依我看，我们可以指出三种原教旨主义的形式。
第一，是民族原教旨主义。存在一种诱惑，让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臣服于民族利益之下。这种利益总是依据一种相当特定的政治观点来加以解释。根据这种观点，一个好的波兰人有责任和立陶宛的少数波兰人团结一致，而不管他们的所作所为，无论他们是聪明还是愚蠢，是前苏联人还是前立陶宛人。之所以这样做，仅仅因为他们也是波兰人这个简单的原因。任何企图批评立陶宛少数派领袖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反波兰的。这种想法对我们自身和我们的邻居们呈现出一种免于冲突的景象，除了在我们民族利益的“正确的、天主教”的阐释与左翼世界主义虚无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冲突之外，再无别的冲突。在这种民族利益的定义结构中，被视作反波兰人而指向反犹太人的倾向，可见于波兰的政治争论，或者在波兰我们对于吉普赛人的集体屠杀不应该保持沉默的辩论当中。
我在这里提到的带有某种民族主义运动和教义特征的原教旨主义，不仅在波兰，并且在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也扮演着主要角色。在现代社会，这种原教旨主义正重新苏醒，例如在阿拉伯国家；它在以色列和其右边的西欧国家中也被发现。
在法国的关于勒庞（Le Pen）及其拥护者的讨论中，或是在德国历史上的关于纳粹主义的争论中，我们都可以注意到对这种原教旨主义复活的担心。因此，它值得被当作一个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波兰的。
第二，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这种现象与现今波兰教会寻找自身位置有关，在这种新情况下发现神圣无处不在。这不是新的发现，现代世界的病态之一是神圣的消失，是整个共同体可能吁求的社会共同的神圣价值的消失。这可与铭文相比较，铭文的毁灭象征着我们根植于其中的共同的价值基础的崩溃。
对于这种趋势，现在教会已经给出一种确切的回应。我们也许怀疑它是否确实有可能构成一种回应。无论如何，尝试回应已经作出。其中之一是梵蒂冈二世，他倾向于对世界采取开放的态度，承认在教会或者在人们的信仰或文明之外，有可能出现某种可信的价值。而原教旨主义也提供了一种十分不同的回应。它倾向于重新模糊神圣和亵渎、自然法和刑法、道德原则和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的界限。
有关辩论，使得我们面临着最基本的、其意义绝不亚于重返欧洲的辩论。当谈论重返欧洲时，不同的人们在谈论完全不同的事情，例如，教会僧侣集团的一些代表在谈论这个话题时，他们谈论的是重返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欧洲。
第三，今天的波兰存在着第三种原教旨主义。大多数具有这些危险的人们，是那些来自前团结工会的人们，和团结工会的反对派，笔者是其中之一。我头脑中考虑的是这样的做法，模糊了道德规范和政治斗争规则之间的区别。地下斗争可能提升了某种牺牲的价值，因此这种区别根本不存在，每一种政治行为都可以被翻译成道德价值语言。在民主秩序中的情况不是这样。这种原教旨主义者——让我们称之为道德家——其头脑可能导致很大的混乱。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在政治或标准的政治话语中，不存在道德的位置。很显然地，它有一个位置，然而是很特殊的位置。正如教会不应该成为一个政党，宗教标准不应该变成法律标准。
所以，形成于反共产主义地下政治活动的道德标准——那是摩尼教的典范——不应该自动应用于一种民主当中。它们被证实为对民主和我们自己是致命的。道德很容易转变成一种狂热和变成一种手段，凭借它虽能达成目的却并非高贵。
我们应该考虑的另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威胁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新现象，然而值得重新审视。例如，值得重新检验庇隆主义（Peronism）的教训。
庇隆主义是什么？它所使用的是什么语言？它所喜欢的步骤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机制把它推上权力，又使它离开权力，以及保证其运转的机制是什么？
在波兰，民粹主义是工人起而反抗极权国家的语言，这点必须清楚说明。当然，这是一种以自由和尊严的名义的反抗，但是这些价值观是以民粹主义的语言表现出来的。那个著名的概念“他们”，是取自民粹主义的话语，而不是取自任何政治或社会利益的分析。可以争议的是，这种反叛基于一种平均主义的意识。
这种意识几十年来合法化了共产党政权。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场共产主义影响下的、以平均价值为名义的反共产主义的造反。它并不是借助于一种持续不断的价值观，尽管社会正义总是其关键概念之一。
现时正在形成的波兰市场并没有容纳社会正义作为其关键理念。市场的角色不是实现正义而是迫使人们有效率和创新。正义可能由于商品的重新分配而得到促进，而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无论如何，这种由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团结工会所培育的平均主义，在每个工会的民粹主义话语中可以找到，不管是国家的工会还是在团结工会当中。比较国家的工会和团结工会在过去这些年内所使用的语言，将会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同样必须告诫自己，在波兰反共产主义的造反，虽如此成功，但是却是群众性的造反。当共产党人仅仅必须面对其精英集团，他们会忽视群众的要求。
只要民主法治的程序还是一个问题，他们就会这样做。共产党人拿反对派当一回事，仅仅在于它背后有群众的支持——因为有群众，共产党人被迫谈判。这种情况提升了这种感情：在群众中，我们是有效的，或者不如说，我们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我们用群众的语言说话。
群众语言是一种民粹主义话语的语言。今天，似乎我们目击着这种群众语言的回潮，回复到反对共产主义期间获得的行为方式，回复到曾经在一种非理性的制度框架里所使用的某些方式，它们提供了将政治制度非合法化的手段。今天，这种相同的行为方式正在取消议会民主的合法性，和通向独裁主义的大门。我们正在抵达一种没有什么政治文化（能）与之相适应的一种民主秩序，这有点像在一个野蛮人面前放上一部电脑。这并不是说，一个野蛮人不如一个人类成员，在灌木丛中他也许比文明的美国人做得好上一千倍。正如在丛林中很少用到电脑一样。
存在着一种危险，人们将对民主感到失望，这在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这是一种我们曾经听到过的以不同语言表达的危险，人们说“Sejmocracy”，这是一种Sanacja的语言；而当人们说“议会侏儒症”，这是一种共产主义语言，当人们说腐臭的“恶魔的自由主义”，这是一种法西斯语言。
存在着一种危险，民主的进程将会伴随着一系列危机——公共生活的无政府状态，生活质量的下降和增长着的不安全感。很有可能，我们将听到日益大声的争论，是时候了结束这种混乱和腐败，即我们需要某人以强有力的手腕来恢复秩序。这样的理念可能被包装成总统角色或者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的理念，这样的包装也可能伴随着历史地理学的分析，在18世纪，由于无政府主义、争吵等，波兰因此而分崩离析，结论是，我们必须结束这种情况。换句话来说，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人们当中将会出现某个人来回应这样的危机，这对我们并不陌生。
当传统惯例和文化模式破碎，当沟通渠道失去了它们的可信性，一个承载着我们希望的救世主便将现身，出来结束混乱。
我要再次强调，这不仅是波兰的现象，也不是从未经历过的东西。无论如何，我们需要重新检视它，需要考虑这种催生着威权诱惑及其结果的机制，需要询问什么是威权政府可能解决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不仅仅将决定波兰知识界的头脑状态——这种状态如同于最坏时代的那种迷失，失去了自身的精神气质，自身的视野和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如果我们承担这个反思的过程，我们可能会增加用民主思想来抵制正在谈论的这些原教旨主义的机会。在民主思想中，没有任何原教旨主义的空间，无论是民族主义的、还是宗教的或者道德家的。根据民主思想，没有任何人天生具有特权。在民主话语的框架里，威权没有任何位置。然而，如果有人争辩道，因为自然法则或者国家利益，某种事态必须存在；而这种事态也许可以不服从于公民投票，他就侵犯了民主话语的基本原则。民主的秩序建立在有可能使得任何关乎每个人的事情，采取公民投票。
这也许决定了无论哪一种民粹主义——造反的语言——都将遭遇到适合于议会民主和法治的语言。这也许同样决定了不管哪一种极权的诱惑——对于强腕的崇拜——将遭遇理性的民主，即强有力的头脑。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波兰人的历史意识。没有必要解释，对波兰历史的阐述，对我们前进的方向和卷入政治，已经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需要对于波兰的老一套，尤其是第二共和国进行冷静地分析。到目前为止，在很大程度上，第二共和国的整个历史，已经堕落为神化和陈规陋习的牺牲品，从中产生了要么是共产党官方宣传的黑暗传奇，要么是试图保卫他们自身来对抗共产党篡改历史的光明传奇。看来我们需要对过去提出新的质疑。总的来说，我们需要考虑1922年，当加布里埃尔·纳鲁图维奇（Gabriel Narutowicz）被谋杀时发生过什么。这个行动过程建立在什么样的动机之上？暗杀发生时的氛围是怎样的？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为什么那天没有变成波兰历史意识的里程碑？为什么这个事件毫无困难地被遗忘掉？
我们同样需要重新审视当时主要政治力量的行为。我们需要将政治舞台，当作超越了国家和民主的形式一个冲突的竞技场所，来重新检视；提出下列问题：是什么样的扭曲和转折，标志着毕苏斯基和他的追随者们，以及“民族民主运动”
和波兰社会党的追随者们，他们的反民主的演变？我们同样需要分析内战期间的天主教教会的历史。没有这种再评估，我们注定要美化我们的过去，注定地担负起神化般的历史感而不是清醒的判断，注定无力反抗记忆的复仇，那样的记忆多少年埋没在我们的意识当中。
如果我必须就当下出现的新现象下定义，或多或少地，在当今政治争论当中，存在着原教旨主义重新浮出的危险。原教旨主义确信人拥有一种组织世界的药方，一个摆脱了冲突的世界，而不是处于善恶的冲突之中，例如，处于民主秩序中的各种观点和利益的冲突之中。依我看，我们可以指出三种原教旨主义的形式。
第一，是民族原教旨主义。存在一种诱惑，让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臣服于民族利益之下。这种利益总是依据一种相当特定的政治观点来加以解释。根据这种观点，一个好的波兰人有责任和立陶宛的少数波兰人团结一致，而不管他们的所作所为，无论他们是聪明还是愚蠢，是前苏联人还是前立陶宛人。之所以这样做，仅仅因为他们也是波兰人这个简单的原因。任何企图批评立陶宛少数派领袖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反波兰的。这种想法对我们自身和我们的邻居们呈现出一种免于冲突的景象，除了在我们民族利益的“正确的、天主教”的阐释与左翼世界主义虚无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冲突之外，再无别的冲突。在这种民族利益的定义结构中，被视作反波兰人而指向反犹太人的倾向，可见于波兰的政治争论，或者在波兰我们对于吉普赛人的集体屠杀不应该保持沉默的辩论当中。
我在这里提到的带有某种民族主义运动和教义特征的原教旨主义，不仅在波兰，并且在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也扮演着主要角色。在现代社会，这种原教旨主义正重新苏醒，例如在阿拉伯国家；它在以色列和其右边的西欧国家中也被发现。
在法国的关于勒庞（Le Pen）及其拥护者的讨论中，或是在德国历史上的关于纳粹主义的争论中，我们都可以注意到对这种原教旨主义复活的担心。因此，它值得被当作一个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波兰的。
第二，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这种现象与现今波兰教会寻找自身位置有关，在这种新情况下发现神圣无处不在。这不是新的发现，现代世界的病态之一是神圣的消失，是整个共同体可能吁求的社会共同的神圣价值的消失。这可与铭文相比较，铭文的毁灭象征着我们根植于其中的共同的价值基础的崩溃。
对于这种趋势，现在教会已经给出一种确切的回应。我们也许怀疑它是否确实有可能构成一种回应。无论如何，尝试回应已经作出。其中之一是梵蒂冈二世，他倾向于对世界采取开放的态度，承认在教会或者在人们的信仰或文明之外，有可能出现某种可信的价值。而原教旨主义也提供了一种十分不同的回应。它倾向于重新模糊神圣和亵渎、自然法和刑法、道德原则和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的界限。
有关辩论，使得我们面临着最基本的、其意义绝不亚于重返欧洲的辩论。当谈论重返欧洲时，不同的人们在谈论完全不同的事情，例如，教会僧侣集团的一些代表在谈论这个话题时，他们谈论的是重返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欧洲。
第三，今天的波兰存在着第三种原教旨主义。大多数具有这些危险的人们，是那些来自前团结工会的人们，和团结工会的反对派，笔者是其中之一。我头脑中考虑的是这样的做法，模糊了道德规范和政治斗争规则之间的区别。地下斗争可能提升了某种牺牲的价值，因此这种区别根本不存在，每一种政治行为都可以被翻译成道德价值语言。在民主秩序中的情况不是这样。这种原教旨主义者——让我们称之为道德家——其头脑可能导致很大的混乱。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在政治或标准的政治话语中，不存在道德的位置。很显然地，它有一个位置，然而是很特殊的位置。正如教会不应该成为一个政党，宗教标准不应该变成法律标准。
所以，形成于反共产主义地下政治活动的道德标准——那是摩尼教的典范——不应该自动应用于一种民主当中。它们被证实为对民主和我们自己是致命的。道德很容易转变成一种狂热和变成一种手段，凭借它虽能达成目的却并非高贵。
我们应该考虑的另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威胁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新现象，然而值得重新审视。例如，值得重新检验庇隆主义（Peronism）的教训。
庇隆主义是什么？它所使用的是什么语言？它所喜欢的步骤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机制把它推上权力，又使它离开权力，以及保证其运转的机制是什么？
在波兰，民粹主义是工人起而反抗极权国家的语言，这点必须清楚说明。当然，这是一种以自由和尊严的名义的反抗，但是这些价值观是以民粹主义的语言表现出来的。那个著名的概念“他们”，是取自民粹主义的话语，而不是取自任何政治或社会利益的分析。可以争议的是，这种反叛基于一种平均主义的意识。
这种意识几十年来合法化了共产党政权。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场共产主义影响下的、以平均价值为名义的反共产主义的造反。它并不是借助于一种持续不断的价值观，尽管社会正义总是其关键概念之一。
现时正在形成的波兰市场并没有容纳社会正义作为其关键理念。市场的角色不是实现正义而是迫使人们有效率和创新。正义可能由于商品的重新分配而得到促进，而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无论如何，这种由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团结工会所培育的平均主义，在每个工会的民粹主义话语中可以找到，不管是国家的工会还是在团结工会当中。比较国家的工会和团结工会在过去这些年内所使用的语言，将会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同样必须告诫自己，在波兰反共产主义的造反，虽如此成功，但是却是群众性的造反。当共产党人仅仅必须面对其精英集团，他们会忽视群众的要求。
只要民主法治的程序还是一个问题，他们就会这样做。共产党人拿反对派当一回事，仅仅在于它背后有群众的支持——因为有群众，共产党人被迫谈判。这种情况提升了这种感情：在群众中，我们是有效的，或者不如说，我们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我们用群众的语言说话。
群众语言是一种民粹主义话语的语言。今天，似乎我们目击着这种群众语言的回潮，回复到反对共产主义期间获得的行为方式，回复到曾经在一种非理性的制度框架里所使用的某些方式，它们提供了将政治制度非合法化的手段。今天，这种相同的行为方式正在取消议会民主的合法性，和通向独裁主义的大门。我们正在抵达一种没有什么政治文化（能）与之相适应的一种民主秩序，这有点像在一个野蛮人面前放上一部电脑。这并不是说，一个野蛮人不如一个人类成员，在灌木丛中他也许比文明的美国人做得好上一千倍。正如在丛林中很少用到电脑一样。
存在着一种危险，人们将对民主感到失望，这在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这是一种我们曾经听到过的以不同语言表达的危险，人们说“Sejmocracy”，这是一种Sanacja的语言；而当人们说“议会侏儒症”，这是一种共产主义语言，当人们说腐臭的“恶魔的自由主义”，这是一种法西斯语言。
存在着一种危险，民主的进程将会伴随着一系列危机——公共生活的无政府状态，生活质量的下降和增长着的不安全感。很有可能，我们将听到日益大声的争论，是时候了结束这种混乱和腐败，即我们需要某人以强有力的手腕来恢复秩序。这样的理念可能被包装成总统角色或者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的理念，这样的包装也可能伴随着历史地理学的分析，在18世纪，由于无政府主义、争吵等，波兰因此而分崩离析，结论是，我们必须结束这种情况。换句话来说，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人们当中将会出现某个人来回应这样的危机，这对我们并不陌生。
当传统惯例和文化模式破碎，当沟通渠道失去了它们的可信性，一个承载着我们希望的救世主便将现身，出来结束混乱。
我要再次强调，这不仅是波兰的现象，也不是从未经历过的东西。无论如何，我们需要重新检视它，需要考虑这种催生着威权诱惑及其结果的机制，需要询问什么是威权政府可能解决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不仅仅将决定波兰知识界的头脑状态——这种状态如同于最坏时代的那种迷失，失去了自身的精神气质，自身的视野和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如果我们承担这个反思的过程，我们可能会增加用民主思想来抵制正在谈论的这些原教旨主义的机会。在民主思想中，没有任何原教旨主义的空间，无论是民族主义的、还是宗教的或者道德家的。根据民主思想，没有任何人天生具有特权。在民主话语的框架里，威权没有任何位置。然而，如果有人争辩道，因为自然法则或者国家利益，某种事态必须存在；而这种事态也许可以不服从于公民投票，他就侵犯了民主话语的基本原则。民主的秩序建立在有可能使得任何关乎每个人的事情，采取公民投票。
这也许决定了无论哪一种民粹主义——造反的语言——都将遭遇到适合于议会民主和法治的语言。这也许同样决定了不管哪一种极权的诱惑——对于强腕的崇拜——将遭遇理性的民主，即强有力的头脑。
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目录）
米奇尼克文集
通往公民社会
[波兰] 亚当·米奇尼克著
崔卫平译
目录
谁是亚当·米奇尼克（崔卫平）
1、我投票反对瓦文萨（1990）
2、灰色是美丽的（1996）
3、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
4、原教旨主义的三种形式
5、新演进（1976）
6、可以谈话，没有仇恨（1991）
7、通往公民社会：展望波兰民主（1988）
8、反权威的造反（1987）
9、革命散记（1990）
10、后共产主义的奇特纪元（1991）
通往公民社会
[波兰] 亚当·米奇尼克著
崔卫平译
目录
谁是亚当·米奇尼克（崔卫平）
1、我投票反对瓦文萨（1990）
2、灰色是美丽的（1996）
3、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
4、原教旨主义的三种形式
5、新演进（1976）
6、可以谈话，没有仇恨（1991）
7、通往公民社会：展望波兰民主（1988）
8、反权威的造反（1987）
9、革命散记（1990）
10、后共产主义的奇特纪元（1991）
哈维尔《对话守则》：八条八十一字
20多年前，捷克人哈维尔等人，写了简单的《对话守则》，在布拉格四处张贴，内容是：
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
2、不做人身攻击。
3、保持主题。
4、辩论时要用证据。
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
7、对话要有记录。
8、尽量理解对方。
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
2、不做人身攻击。
3、保持主题。
4、辩论时要用证据。
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
7、对话要有记录。
8、尽量理解对方。
2014年3月11日星期二
2014年3月8日星期六
徐友渔：晚霞消失之后的正义
30年前，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出版，引起轰动，并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最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北岛等人编的《暴风雨的回忆：1965-1970的北京四中》，其中多篇回忆提到当年四中学生刘辉宣（即礼平）的这篇小说，还收录了他本人的文章。这使我再次把《晚霞消失的时候》找出来细细品读，我深感，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但小说提出的问题，争论反映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而且与今日中国充满矛盾的社会密切相关。
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表达的主题是，对于人世间的冲突、痛苦，对于过去的不公不义，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以尘世的善恶是非标准来评判和追究，用超脱出世的宗教情怀淡然视之更为根本。这个故事讲的是，出身于中共军队高级干部家庭的中学生李淮平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成了红卫兵头领，在抄一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家时，发觉他还面对这个将领的孙女南珊，而他前不久与这位容貌、教养、风度俱佳的女学生邂逅相遇，双方萌生了爱情；当被悔恨和旧情折磨了12年的李淮平突然与南珊意外重逢时，李急切地祈求宽恕：
“南珊，你从前受过我那样的对待，难道你连一个歉意的表示都不想看到吗？……你应该理解，那件事，就是那次抄家，它对于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小的折磨。你应该给我一个解脱的机会。”
她真诚地看着我，轻轻叹了一口气：“真想不到，你把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看得这样沉重。其实，如果公正地看待你们的话，我更感谢你们。在那个时候，当整个社会都被敌视和警惕武装起来的时候，你们能那样对待我们一家人，应该说是很难得了。真的，你在那件事中给我的印象是相当好的。毕竟，你是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在为理想而奋斗，虽然它并不正确。”
这么轻易的宽恕并不是李淮平所希冀的，这不符合他“忏悔—解脱—求爱”三部曲的预想，但南珊下面的话使他相信，忏悔真的是没有必要：
“破坏的，可以恢复；撕碎的，可以弥合。你以为那样一次冲击，就能使人永远不息地悲伤下去吗？”……
我已经看出来，虽然我自己的情绪从那次抄家以后就一直陷入痛苦的波澜中，可是南珊却在第一次冲击以后就镇静了下来。不，她并不需要任何抱歉和悔恨的表示。因为她的心从来就不曾在那件事情上徘徊过。
读完《晚霞消失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是一个施虐者编造出来安慰自己良心的故事，它并不反映受虐者的心声。确实，如果天下的受害者都像南珊这么宽容大度，这个世界该是多么美妙呀！这种受害者的逻辑是：你做了坏事，但还不是最坏的；你做了坏事，但那是为了你的理想。而且，这些受害者的境界提升到了哲理与宗教的高度，他们早已不在意尘世的是非和恩怨了。曾经的作恶与施虐者多么巴望这样的逻辑成立啊：我不必忏悔，因为受害者早已宽恕了我。但是，这样廉价的解脱难道不是只在虚构的故事中才有吗？这是真正的、应有的宽恕，还是施虐者一厢情愿的自我宽恕？
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看，这篇小说不过是重复了古今中外史诗或其他叙事的老套：征服者不但要奴役被征服的敌人，而且还要占有他们貌美的妻女。礼平的不落俗套之处在于，胜利之后的占有没有成功，也许，这是因为征服者只有强大的武力而在精神文化上是低下的；也许，这就是《晚霞消失的时候》深刻和有价值的地方：曾经的征服者-野蛮人感悟到了文明的内在力量。
总的来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想表达一种忏悔意识，但是，作者认识的局限和缺乏足够的反思，作者力不从心地追求忏悔所要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使得这种忏悔像是在做表面文章，使得忏悔的真诚性大打折扣。
根据小说，主人公具有强大的忏悔冲动，但是，读者可能怀疑，这主要是因为，施虐者伤害的是自己的心上人，这妨碍了他获取爱情。另外，施虐的直接对象是曾经与自己父亲地位相当的敌对阵营的将军，而主人公多少知道，在统治阶级成员之间，在贵族之间——哪怕他们曾经敌对，有战胜者和失败者之分，还是有一定的规矩与礼节的，他对政协旧将领的虐待与羞辱实际上会使自己的父亲丢脸（不是不正义而是不优雅，违背了“优待”的承诺，有损“宽宏大量”的形象）。主人公-作者对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打人暴行的认识，停留在“这违反了党的政策”水平上。作者在《暴风雨的回忆》中回顾1966年9月北京红卫兵对社会上另一部分人的暴力行为时，就是另一种心态和口气：“火力全部集中在流氓身上，这才是真正血肉横飞的时刻……在大约半个月内，北京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倾泻我们无情的暴力。北京城究竟打死多少龌龊之辈，谁也不知道。”我感到震惊的是，这话是在事发之后近半个世纪回顾与反思文革的今天说的！
在上世纪60年代（也许还在更广阔的时间段）的中国，人们在政治上被划分为领导阶级和“群众”，而群众在政策上被区分为可以依靠的，可以团结的和应该打击的。打击了应该团结的人，这是“违反了党的政策”。《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者今天还是在“党的政策”这个层次思考。而从宪法、法律的角度，从人权的角度看，任何人的权利和尊严都不容侵犯，这与人们的出身、社会地位、政治态度无关，与他们的过往历史，是否有“劣迹”无关。
反思过去的不幸与痛苦，人们可能达到各种各样的层次，在小说作者看来，宗教的、形而上的层次是最高的。中国人腾挪躲闪的功夫一向了得，禅宗也很普及，轻轻松松就可以上升到宗教与形而上层面。但问题在于，据作者的描述，在这个层次除了减轻受伤者的忿怒、仇恨与创痛，达到超脱境界外，还模糊了是非善恶的界线，淡化了恶行本身，卸下了作恶者的责任。对于文革中的抄家、打人和打死人，我们常见的是反思和批判是从政策角度、道德角度，也有《晚霞消失的时候》提供的宗教与形而上角度，法律的角度不是缺位，就是罕见，而这个角度却是最基本和首要的。
施虐者自我宽恕的说辞不但在社会上有市场，甚至得到了受虐者的响应，这真是咄咄怪事。刘辉宣在《暴风雨的回忆》中说：“四中校庆我们纷纷回到学校，校长和老师见到同学们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在文革中都表现得很不错，对老师很好，从来没有批斗过老师，更没有打过老师。”他说，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他本人和其他作者都讲了发生在校园中对师长的殴打和人身侮辱事件。《南方周末》在2010年11月4日报道，在44年之后，终于有红卫兵站出来对被迫害的师长道歉，这罕见得几乎就是孤例。然而遗憾的还不仅是这一点，被道歉的师长们不但不讨论和分析当年的虐待与暴行，反而回避，他们纷纷对曾经施暴的学生说：“你们都是好学生”，“孩子们都很优秀”，“你们也是受害者，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巴金在晚年反思文革时不断被一个问题折磨：“为什么那些可爱的年轻人在一夜就从人变成了兽？”这是一个天真无知的问题，从人变成兽不是一夜的功夫，而是长年累月喝狼奶的结果。巴金和那些采取回避态度的校长老师们没有想到自问一下：“我是否参与了对孩子们灌喂狼奶的工作？”而想到下面这一点则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思考能力：也许，文革中受虐的校长、教师得到的正是他们自己种下的苦果。当然，主要的原因和责任并不在他们那里。
幸好，以前的教育者中还是有人想到了这一层。《南方周末》的文章中说：“当时受到迫害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的校长万邦如，曾在90年代反思检讨过文革前的教育方式。他怀疑文革前的教育和文革暴力迫害有关。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在压力下，清华附中的校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还单独给他们开会听政治报告，强调阶级斗争和所谓‘培养接班人’，给他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待遇。文革开始，这些高干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开始了大规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为。”
由于缺乏反思，缺乏直面历史和苦难的勇气，过去的一页被匆忙地翻过，但过去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近半个世纪之后以新的形式存在。
北岛在《暴风雨的回忆：1965-1970的北京四中》中也收入了自己的文章，他说：
在两派冲突的背后，传来“老兵”意味深长的挑战，什么“二十年后见高低”，“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无论在校园小路或字里行间，到处投下他们傲慢的身影。这来自“血统”的傲慢，僭越历史的傲慢，年幼无知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从未有过什么反省（除少数例外）。这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包括对他们自己，这伤害四十年来依然有效——“平民”与“贵族”的界限有如历史的伤疤，至今没有愈合。
当今的事实证明，反血统论烈士遇罗克以生命为代价取得的胜利仅仅是道义上的，而血统论者取得了实质性的、体制性的胜利。
结论：我们的文化道德观是需要改造的。
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表达的主题是，对于人世间的冲突、痛苦，对于过去的不公不义，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以尘世的善恶是非标准来评判和追究，用超脱出世的宗教情怀淡然视之更为根本。这个故事讲的是，出身于中共军队高级干部家庭的中学生李淮平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成了红卫兵头领，在抄一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家时，发觉他还面对这个将领的孙女南珊，而他前不久与这位容貌、教养、风度俱佳的女学生邂逅相遇，双方萌生了爱情；当被悔恨和旧情折磨了12年的李淮平突然与南珊意外重逢时，李急切地祈求宽恕：
“南珊，你从前受过我那样的对待，难道你连一个歉意的表示都不想看到吗？……你应该理解，那件事，就是那次抄家，它对于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小的折磨。你应该给我一个解脱的机会。”
她真诚地看着我，轻轻叹了一口气：“真想不到，你把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看得这样沉重。其实，如果公正地看待你们的话，我更感谢你们。在那个时候，当整个社会都被敌视和警惕武装起来的时候，你们能那样对待我们一家人，应该说是很难得了。真的，你在那件事中给我的印象是相当好的。毕竟，你是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在为理想而奋斗，虽然它并不正确。”
这么轻易的宽恕并不是李淮平所希冀的，这不符合他“忏悔—解脱—求爱”三部曲的预想，但南珊下面的话使他相信，忏悔真的是没有必要：
“破坏的，可以恢复；撕碎的，可以弥合。你以为那样一次冲击，就能使人永远不息地悲伤下去吗？”……
我已经看出来，虽然我自己的情绪从那次抄家以后就一直陷入痛苦的波澜中，可是南珊却在第一次冲击以后就镇静了下来。不，她并不需要任何抱歉和悔恨的表示。因为她的心从来就不曾在那件事情上徘徊过。
读完《晚霞消失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是一个施虐者编造出来安慰自己良心的故事，它并不反映受虐者的心声。确实，如果天下的受害者都像南珊这么宽容大度，这个世界该是多么美妙呀！这种受害者的逻辑是：你做了坏事，但还不是最坏的；你做了坏事，但那是为了你的理想。而且，这些受害者的境界提升到了哲理与宗教的高度，他们早已不在意尘世的是非和恩怨了。曾经的作恶与施虐者多么巴望这样的逻辑成立啊：我不必忏悔，因为受害者早已宽恕了我。但是，这样廉价的解脱难道不是只在虚构的故事中才有吗？这是真正的、应有的宽恕，还是施虐者一厢情愿的自我宽恕？
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看，这篇小说不过是重复了古今中外史诗或其他叙事的老套：征服者不但要奴役被征服的敌人，而且还要占有他们貌美的妻女。礼平的不落俗套之处在于，胜利之后的占有没有成功，也许，这是因为征服者只有强大的武力而在精神文化上是低下的；也许，这就是《晚霞消失的时候》深刻和有价值的地方：曾经的征服者-野蛮人感悟到了文明的内在力量。
总的来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想表达一种忏悔意识，但是，作者认识的局限和缺乏足够的反思，作者力不从心地追求忏悔所要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使得这种忏悔像是在做表面文章，使得忏悔的真诚性大打折扣。
根据小说，主人公具有强大的忏悔冲动，但是，读者可能怀疑，这主要是因为，施虐者伤害的是自己的心上人，这妨碍了他获取爱情。另外，施虐的直接对象是曾经与自己父亲地位相当的敌对阵营的将军，而主人公多少知道，在统治阶级成员之间，在贵族之间——哪怕他们曾经敌对，有战胜者和失败者之分，还是有一定的规矩与礼节的，他对政协旧将领的虐待与羞辱实际上会使自己的父亲丢脸（不是不正义而是不优雅，违背了“优待”的承诺，有损“宽宏大量”的形象）。主人公-作者对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打人暴行的认识，停留在“这违反了党的政策”水平上。作者在《暴风雨的回忆》中回顾1966年9月北京红卫兵对社会上另一部分人的暴力行为时，就是另一种心态和口气：“火力全部集中在流氓身上，这才是真正血肉横飞的时刻……在大约半个月内，北京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倾泻我们无情的暴力。北京城究竟打死多少龌龊之辈，谁也不知道。”我感到震惊的是，这话是在事发之后近半个世纪回顾与反思文革的今天说的！
在上世纪60年代（也许还在更广阔的时间段）的中国，人们在政治上被划分为领导阶级和“群众”，而群众在政策上被区分为可以依靠的，可以团结的和应该打击的。打击了应该团结的人，这是“违反了党的政策”。《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者今天还是在“党的政策”这个层次思考。而从宪法、法律的角度，从人权的角度看，任何人的权利和尊严都不容侵犯，这与人们的出身、社会地位、政治态度无关，与他们的过往历史，是否有“劣迹”无关。
反思过去的不幸与痛苦，人们可能达到各种各样的层次，在小说作者看来，宗教的、形而上的层次是最高的。中国人腾挪躲闪的功夫一向了得，禅宗也很普及，轻轻松松就可以上升到宗教与形而上层面。但问题在于，据作者的描述，在这个层次除了减轻受伤者的忿怒、仇恨与创痛，达到超脱境界外，还模糊了是非善恶的界线，淡化了恶行本身，卸下了作恶者的责任。对于文革中的抄家、打人和打死人，我们常见的是反思和批判是从政策角度、道德角度，也有《晚霞消失的时候》提供的宗教与形而上角度，法律的角度不是缺位，就是罕见，而这个角度却是最基本和首要的。
施虐者自我宽恕的说辞不但在社会上有市场，甚至得到了受虐者的响应，这真是咄咄怪事。刘辉宣在《暴风雨的回忆》中说：“四中校庆我们纷纷回到学校，校长和老师见到同学们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在文革中都表现得很不错，对老师很好，从来没有批斗过老师，更没有打过老师。”他说，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他本人和其他作者都讲了发生在校园中对师长的殴打和人身侮辱事件。《南方周末》在2010年11月4日报道，在44年之后，终于有红卫兵站出来对被迫害的师长道歉，这罕见得几乎就是孤例。然而遗憾的还不仅是这一点，被道歉的师长们不但不讨论和分析当年的虐待与暴行，反而回避，他们纷纷对曾经施暴的学生说：“你们都是好学生”，“孩子们都很优秀”，“你们也是受害者，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巴金在晚年反思文革时不断被一个问题折磨：“为什么那些可爱的年轻人在一夜就从人变成了兽？”这是一个天真无知的问题，从人变成兽不是一夜的功夫，而是长年累月喝狼奶的结果。巴金和那些采取回避态度的校长老师们没有想到自问一下：“我是否参与了对孩子们灌喂狼奶的工作？”而想到下面这一点则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思考能力：也许，文革中受虐的校长、教师得到的正是他们自己种下的苦果。当然，主要的原因和责任并不在他们那里。
幸好，以前的教育者中还是有人想到了这一层。《南方周末》的文章中说：“当时受到迫害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的校长万邦如，曾在90年代反思检讨过文革前的教育方式。他怀疑文革前的教育和文革暴力迫害有关。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在压力下，清华附中的校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还单独给他们开会听政治报告，强调阶级斗争和所谓‘培养接班人’，给他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待遇。文革开始，这些高干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开始了大规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为。”
由于缺乏反思，缺乏直面历史和苦难的勇气，过去的一页被匆忙地翻过，但过去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近半个世纪之后以新的形式存在。
北岛在《暴风雨的回忆：1965-1970的北京四中》中也收入了自己的文章，他说：
在两派冲突的背后，传来“老兵”意味深长的挑战，什么“二十年后见高低”，“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无论在校园小路或字里行间，到处投下他们傲慢的身影。这来自“血统”的傲慢，僭越历史的傲慢，年幼无知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从未有过什么反省（除少数例外）。这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包括对他们自己，这伤害四十年来依然有效——“平民”与“贵族”的界限有如历史的伤疤，至今没有愈合。
当今的事实证明，反血统论烈士遇罗克以生命为代价取得的胜利仅仅是道义上的，而血统论者取得了实质性的、体制性的胜利。
结论：我们的文化道德观是需要改造的。
2014年3月7日星期五
2014年3月3日星期一
【特稿】富商周滨的叔叔们
2014年03月03日 17:02 来源于 财新网
周滨二叔家经销五粮液、替人平事捞人；三叔家开奥迪4S店、与中石油合伙做液化天然气生意。在被两次抄家后，2014年春节过后，二叔周元兴病逝家中
周滨二叔周元兴的出殡仪式。
【财新网】（记者 谢海涛）2014年2月12日，元宵节前两日，江南已有雪。
无锡锡山区厚桥街道的西前头村，雪花东一片西一片的，不时落在村民周元兴院里的花圈上。
虚岁七十的周元兴，患骨癌于2月10日晨5时，病故于一幢四墙装有探头的二层小楼里。
探头之下，吊唁者挤满院子。似乎历经劫波，亲情犹在，年前的两次抄家未显凄凉。只是，与以往贵客盈门的盛况相比，送殡者从长相和穿着上大多就能看出农民身份。
周家兄弟三个，周元兴行二，一直守在家乡。驾鹤西游之时，160多名亲友赶来送殡，唯大房长兄周元根、嫂贾晓晔、侄周滨、周涵、三房弟周元青、弟媳周玲英、侄周峰，无一露面。
财新网之前曾多次报道的北京商人周滨，其父周元根(后读书时因与同学重名，改掉了这个乡土气的名字)，也就是周元兴的大哥，早年即赴京读书，之后一直在外工作，举家定居北京。周元兴的三弟周元青曾任无锡市惠山区国土局副局长，在厚桥供销社当过营业员的三婶周玲英后来也在无锡、北京、四川等地开公司，常居无锡市内。
他们目前大多数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
2月12日上午11点，一辆乡村礼炮车鸣炮开道，一辆满载花圈的卡车紧随其后，十几个村民抬着花圈出村。财新记者在现场看到，周元兴的儿子周晓华捧着火盆，面无表情，走在前头，一名少年沿路撒下黄色纸钱，一名少女捧着周元兴的照片跟随其后，8个村民抬着红色棺木，缓缓走上村南的厚东路。
这是一场规模不大的出殡仪式，人群中除了周元兴的老妻泣不成声，其他人面色严峻，只是在走着。那条曾经象征着周家影响力的马路，如今仿佛也成为一个家族谢幕的舞台。
卖五粮液的周家二房
1960年代初，周滨的祖父病逝于西前头村东的数间平房里。彼时周滨的父亲周元根作为家中大哥，在北京石油学院就读，周滨的二叔周元兴、三叔周元青都是初中毕业后在乡务农。
之后，周元青当过大队支书、又娶了官员之女周玲英。周玲英是西前头村北安乐桥人，个矮，人称“矮玲英”，其父做过无锡县坊前镇党委书记、无锡县商业局长。因此，周元青也走上了仕途，从大队书记做到无锡县厚桥镇副镇长，后落选，被调往其他镇任职。1995年6月，无锡县撤销，设锡山市，周元青曾任锡山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2000年12月，锡山市拆分为锡山区和惠山区，周元青为惠山区国土局副局长，周玲英则长袖善舞。她先在厚桥供销社做营业员，后去厚桥食品站，做过站长，再调至无锡县食品公司。近些年，周玲英和儿子周峰开始开公司，住到无锡市区一栋复式住宅里。
周元兴则一直留在西前头村看护祖庐。在兄弟相继发迹之后，周元兴家也迅速脱胎换骨。
“周元兴家发得太快了。他大哥在中石油时，他们家已有钱了；周家大哥到四川以后，二房就更有钱了。”附近乡人还记得，周元兴从前抽的是两块五的烟，打5毛钱的麻将，两圈牌打下来，就输得拿不出钱来，“现在不得了，他抽的是软中华，吃的老酒是五粮液，要吃多少有多少”。
周元兴父子俩经常去厚桥镇上的老K水暖店，在那里吃茶，抽香烟。他认识的，都敬上一根软中华，排场很大。他常去吃喝的地方，是镇上最好的花园酒店，别人送来的甲鱼、黑鱼，他吃不完，也寄存于此。
有人曾经去他家，看到五粮液很多，茅台很多，香烟很多。还有三块翡翠，都是五公斤一块，其中一块雕佛，一块雕鹰。
厚桥的人一开始还搞不清楚，他的钱从哪里来？慢慢地，关于他做五粮液代理的事在镇上流传。
故事的一个版本称，当时周元兴的儿子周晓华去四川，想做五粮液的外包装，五粮液酒厂的盒子有专业防伪标识，有自己的彩印厂，就发了一车五粮液，让他去销售。周晓华联系无锡市糖烟酒公司，后者担心五粮液是假的，还请了江南大学的品酒师去鉴定，而且要正规发票。周晓华又去宜宾拿发票，糖烟酒公司这下相信了，吃下半车五粮液，还有半车转至上海销售。之后，周家父子就做了五粮液代理。此举给周元兴带来滚滚财源，“不出门就可以赚钞票”。
周家发家的另一路径，是替人摆平事情，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比如有人要安排工作，企业有事情搞不定了，他去说合。”村民称。
再往后，随着周元根权势日长，周家的“公关”生意，还包括了替人在打官司时说情和捞人。该项收费的价格不菲。知情者透露，无锡某镇党委书记出事，面临判刑，亲戚到周家去求，周家开价15万，还不打包票。
周家的业务还包括向江苏某警校输送学生。学生的成绩达不到录取线，周家父子去讲讲情，就送进去了。
周家的财源滚滚，让厚桥人印象深刻。村民称，周元兴曾经吹牛：我只要出去走一次，回来40万稳拿。也有人反映，周家“职业”口碑不算好，有的事情没办好，拿了人家钞票也不退。
发达之后的周元兴，见了人还是很客气，一人一根软中华。但曾经一起喝酒的村民称，“我们高攀不上了”。
其子周晓华经常开一辆车牌尾号为001的车子，出现在厚桥镇上，大伯父步步高升，周晓华在当地也被戏称为“部长”。
“部长”文化不高，但是胆大。厚桥人传说，他去四川找大伯时，传达室说没有这个人，他回到宾馆里砸了电视机，警察出动了，后来他被车子接走。
与四川寻亲传闻相比，“部长”打警察更为乡人所知。村民称，周晓华有一次开车，遇警察拦车检查，发生争执，周晓华顺手打了警察两个耳光，“叫你们局长来”。结果警察向周晓华赔礼道歉，赔偿周被拉坏的衣服。
“无锡的警察只要知道车子是厚桥西前头的，都很注意，害怕他们是周家亲戚。”知情者称，附近村民如果在马路上违章，一说是厚桥西前头的，问题不大。
卖奥迪的周家三房
对于老三周元青一家，厚桥人更觉深不可测。尽管很少能看到他们回乡，但关于其妻周玲英等人开矿、卖消防器材、替油田采购设备、在全国有3000加油站等传闻，混杂着村民对周家财富的想象，在厚桥漫天飞，真假难辨。
乡人们所说的开矿，指的应当是周家三房在四川的一笔生意。中石油案爆发后，四川邛崃市鸿丰钾矿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鸿丰钾肥）与中石油及周家三房的特殊关系被暴露出来。四川邛崃市鸿丰钾矿肥有限公司于2007年由北京鸿丰投资和中石油四川石油管理局旗下的四川华油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3亿元，其中四川华油出资3000万元，占10%股份。北京鸿丰投资的第二大股东北京宏汉的实际控制人为周玲英，周玲英的儿子周峰是北京宏汉董事长。在北京宏汉的工商资料中，周峰使用的是身份证名是“周锋”。
2011年9月，成都高投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高新发展（000628.SZ）发布资产置入公告，被置入的资产即鸿丰钾肥。截至2011年6月30日，鸿丰钾肥的资产预估中，无形资产一项的账目价值为5071.25万元，预估的价值却到了7.6亿元，最为核心的增值资产是平落坝的采矿权，从账目价值仅有300.41万元增值到7.15亿元，预估增值率达到236倍。值得注意的是，鸿丰钾肥最初的探矿权由持股10%的四川华油作价出资投入，经四川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将该探矿权变更到鸿丰钾肥，并颁发了探矿权许可证，该探矿权的有效存续时间为截至2012年4月18日。2010年11月19日，鸿丰钾肥又获得四川省国土厅核发的《采矿许可证》，许可开采的矿种为钾盐、硼、石盐、锂、溴、碘，矿区面积13.7603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为五年，截至2015年11月19日。
但乡里乡亲不知道的是，周家三房还有更挣钱的生意：开奥迪4S店、与中石油合伙做液化气生意。2010年2月，周玲英出资1900万元，在临近的无锡江阴市设立江阴奔跃汽车有限公司（下称江阴奔跃），占股95%，法人代表和总经理为周军。2010年10月，江阴奔跃的工商资料上，经营范围从汽车、汽车配件变更为“一汽大众奥迪品牌汽车”，周玲英从此成为有中国第一官车之称的奥迪品牌4S店老板娘。
奥迪好卖、苏南富庶人所共知，这家江阴市唯一的奥迪4S经销商发展异常迅速。2011年1月，该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了汽车维修、机动车保险代理等汽车后服务内容；同年12月，在江阴市高技术园区附近的东外环路上，江阴奔跃奥迪4S店分出第二家店；2012年7月，经营范围又增加了汽车租赁。
“汽车经销行业里都知道，奥迪4S店是含金量最高的。2010年基本上是当年盈利，即使这两年竞争很激烈，开店两年以上的肯定都盈利。”北京一位汽车经销商说，“不是有钱就能开的，你的关系得足够有撼动力，甚至据说大众中国和奥迪中国的高层都插不上手。”
工商资料还显示，周玲英控股的江阴奔跃，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旗下的昆仑能源（00135.HK）有液化天然气的合作。2012年，由昆仑能源控股97.26%的新疆新捷股份公司在江苏成立江苏中油昆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江苏中油）；2012年11月，江阴奔跃与江苏中油合资成立无锡中油昆仑能源有限公司，江阴奔跃占49%的股份。不过，当地一位能源界人士认为，这家公司基本没有开展业务，“可能是还没来得及吧”。昆仑能源是中石油旗下负责开拓天然气综合利用终端市场的红筹股公司，2013年8月27日，其董事局主席、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李华林落马。
周家墓地
知情者还称，身在官场的周元青，成为当地一些官员攀龙附凤的桥梁，进京拜见周家大哥，多是周元青陪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有越来越多挂外地车牌的黑色轿车来到西前头，拜祭周家的祖坟。
周家祖坟位于西前头以北数百米外，陆家湾河边。和葬在这里的其他乡亲一样，周家祖坟原为土坟，默默湮没于一片桑树林中。
早年，苦出身的周家并没有风水概念。厚桥人传说，1990年代周滨之父在北京时，曾请一老和尚看相，老和尚称其面相是好的，但做干部之后，到目前都是副职，是祖坟有问题。周氏为此数次打电话，叮嘱弟弟修坟。
当地乡人称，1995年左右，厚桥镇派人为周家扩坟，砍掉周围一些桑树，种上了四棵无锡市树樟树。同年6月，周家为先祖、先祖父母，立了三块碑。此外，周家还填了祖坟旁一个水塘，后为水塘主人家里装了自来水，作为补偿。
周家祖坟的热闹，是在周滨之父的官越做越大之后。每至清明，扫墓者络绎不绝。来者多是干部，不仅有无锡本地、江苏其他地市，甚至还有来自上海、武警的车辆。扫墓时，周家人多半陪着，扫墓者临走时，一般叫他们“跟周首长讲一声”。
当地多名乡人告诉财新记者，十多年前，曾看到周滨生母王淑华在周家祖坟哭了一场，周家人请她回家吃饭，被她拒绝。后来王淑华不幸死于车祸。
2009年，因为扫墓者太多了，政府在西前头村以北的公路边修了一个小型停车场。在周家祖坟所在的树林里，以青砖铺地，修了一条小路。周家祖坟也得以整修，外砌半米高石墙，围成近圆形，占地约120余平方米，园内以青砖铺地，四座大坟之后，种有十余棵松柏，顿显肃穆。
2009年秋天的一个雨夜，周家祖坟突然发现被人挖了洞，不仅惊动了无锡警方，而且江苏省公安厅、上海公安局，乃至公安部如临大敌，动用警力侦破。
对于侦查结果，附近居民多不知详。一说该案并未侦破，一说是经济纠纷引发。此后，警方在周家祖坟四周和前往周家祖坟的两个路口，都安了探头。周家的4个土坟也用石头砌起，在厚桥附近村民祖坟多被搬到公墓的情况下，仍继续享受着膜拜。
抄家
周元兴去年秋天查出了癌症，女儿陪他到北京治病，但治疗并不理想。知情者称，医生跟家属讲，最多能活10-11个月。这时，他的故乡，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2013年12月7日上午，周元兴家前夜被抄家的消息，震动了西前头周边村落，抄家者的说法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历不明”。
村民称，当晚周家被查封的财物，包括保险箱等，以及大量的茅台、五粮液。
12月18日，周家再遭抄家。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次抄家，周元兴的三弟周元青、弟媳周玲英也被带回西前头村，在其指认下，抄走金条等财物。
无锡多个信源均证实，2013年12月，周元青全家被带往北京。
抄家给周元兴带来沉重打击。2014年2月10日下午，大年十一，夕阳欲坠，冷雪飘零，太阳雪的奇观下，财新记者在厚桥镇街头看到，一辆电动三轮拉着花圈，向西前头村驶去。周元兴在这天早晨5点离开了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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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王军涛：关于“零八宪章”的四问，供朋友们参考
近天来在电邮信箱中发现海外民主阵营内部对“零八宪章”产生严重分歧。对此我提以下四点意见供朋友们参考。
一、中共政权是“极权”还是“威权”？
我认为是“极权”。
军涛引经据典对此作了一些解释。其实社会科学大不同于经典自然科学。后者可以有明确界定，前者则常常不能。军涛虽讲了那么多，但我想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中共政权系“极权”而非“威权”。那就是它以军队和警察及整个司法系统为保镖来铁定垄断社会公权力，仅此一条就够了。
对政治异议人士镇压的烈度不能成为判定其“极权”与否的标志。那只能说“极权”政治的“极”度有所不不同。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是“极”到“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深挖细找”去镇压“阶级敌人”，而胡锦涛时代的“极权”政治主要打击那些敢于公开站出来以言论从整体原则上批判中共体制的人士（如郭泉），或敢于参与到实际运动中的民主志士（如郭飞雄）。对于一般的发牢骚，骂大街则佯作不知。而在毛时代不知多少人只因为发牢骚而坐牢甚至掉脑袋。
什么样的政权是威权？大陆时期的国民党政权可算。国民党党外有党，国民党的党报、党刊之外有大量的民间报刊杂志。国民党蒋介石毫无疑问是竭力使他们持续执政。但这一愿望主要是以其掌握的社会资源，使出浑身解数去实现，而不是使用赤裸裸的政治绞杀。
我对“极权”、“威权”的界定是我一家之言，并不指望得到别人的认同。正如军涛后来也讲了这样一段话：“最早提出极权政体的概念是为了描述法西斯主义的德国。比较法西斯主义的德国， 中共垄断资源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的德国还有独立的大学\教会\社团，现在中国，这些非经济的社会组织都在中共直接控制之下。 就此而言，你也可以说中共现在还是极权政体。因为极权体制本来就是从以政治迫害方式高度控制社会资源来描述的。”
自然科学中加就是加，减就是减，混合物就是混合物、化合物就是化合物。而在社会学科中的“极权”和“威权”真的就可以界定得那么泾渭分明吗？又有必要非弄个泾渭分明不可吗？
二、“零八宪章”中的“威权”一词可以成为我们评价“零八宪章”的焦点吗？
我认为不可！
如果我参与“零八宪章”的起草，我会建议把“威权”改为“极权”。但是，这份文件是国内人士起草的。他们使用“威权”一词无论是出于认识上的局限，还是出于策略上的考量，我都不会责怪他们。因为我觉得对“零八宪章”评价的焦点并不在这个词的使用上，而在于它的内容。我们可以看看，无论是“零八宪章”的“基本理念”还是“基本主张”，都是正确的。它的“基本主张”有19条。而只要实现其中的某几条（如2、3、4、5、6、7），中共政权就瓦解了，中国社会也就脱胎换骨为相当完善的民主法制社会了。
有朋友发出诘问，对中共应是分权还是夺权？我建议发出这个诘问的朋友细心看看宪章的行文。它所讲的分权不是与中共分权，而是说未来的民主体制是采取了分权形式。
还有，宪章里的“共生”并不是与中共“共生”。民主与专制是无法“共生”的。宪章里的“共生”是说在民主的原则和体制下，各派政治力量、社会阶层、群体都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
至于共产党，如果它认同、皈依了民主原则，它当然也有存在的权利，也可参与“共生”。但这并不排除在民主的体制下，按法律原则和程序追究共产党中某些人过往得罪责，而且目前还丝毫看不出共产党有认同、皈依民主原则的迹象。
三、起草“零八宪章”的人士有被“招安”的意图吗？
我认为探讨这个问题是没有必要的。
首先，我认为对一个政治文件的评价应就此文件的本身来进行，不能把参与起草者过往的处事行为作为评价文件的根据，更不能抛开文件的本身去追索文件起草者的动机。否则会使评价走入迷途歧路。
其次，我想告诉大家，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招安”的意识与记录。
文革中，曾“奉旨”或“乘机”造反的某些突出人物从平民身份进入体制内当官。这有点“招安”的迹象。可是早的在1968年夏秋就被肃整下来（在两广是被镇压屠杀），迟的在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中被肃整出局。而1976年十月事变是残存被“招安”者的大限。甚至到了80年代，共产党还担心有漏网之鱼，从82年到87年不断地清理“文革三种人”。
七九民运在高潮时，广东共青团省委向我示意，如果我停掉< 人民之声>，他们可以考虑我的工作。出于坚持理念和人格我予以婉拒。后来的事实是，凡是因参加七九民运被“安排”了工作的都重新被甄别出局，甚至遭到严酷处置。
共产党会花大价钱去收买某个社会群体。如文革中的几届大学生和中学老三届中77-79年考上大学者曾是共产党的主要收买群体。现在这一代人已逐渐老去淡出社会，新的知识阶层又成为收买对象。这有如军涛所说威权政权“为了自己的执政，为了维护执政地位，也让渡资源给某些阶层发展经济和社会以换取政治支持巩固执政地位。”
但是，共产党只信任、信用“身家青白”的、由他们的伯乐遴选上来的千里马，而绝不会把异议阵营中的突出分子“招安”到自己的营盘中来。
四、共产党会采纳“零八宪章”吗？
绝对不会！
可是难道可以因为不会就该予以否定吗？
对中共极权政治的高墙只有以持续的、各式各样的方式予以冲击，才有最终摧毁它的希望。撰写发表“零八宪章”就是冲击它的一个行动。至于这个行动有多大的效果是难以用尺去量度、用秤去称的。
我们看看墙上的挂钟。分针和时针好像都是静止不动的。可是一个钟头里，分针就走了一圈。而在一天里，分针是走了二十四圈，时针也走了两圈。这可以说是一个累积效应吧。
对中共政权的冲击也需要有累积效应。虽然各种冲击的力度有大有小，但都应该得到肯定和鼓励。谁能说“零八宪章”的发表不会对民主思想的传播，不会对激发民众的民主意识和追求，都起到一定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呢
生活在中共专制政权下的人们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种状态。
一是为中共效力、涂脂抹粉、以图从中分一杯羹者。对这种人应予以鄙视。
二是只顾自己，既不投靠中共当局，也不予以冲击。对这些人应予谅解。
三是敢于在观念上否定中共，但却无公开言行者。对这些人应予鼓励。
四是敢于在不同程度上冲击共产党专制主义高墙者。对这些人应予钦佩赞扬。钦佩赞扬的程度大致会因其冲击程度和所作牺牲而有所不同。我们当然会对郭飞雄、胡佳、郭泉等万分钦佩赞扬，但对“零八宪章”的发起者、撰写者们，我们又如何能不有所钦佩赞扬呢？
以上意见谨供各界朋友参考。
刘国凯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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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凯的讨论有助于缓解大家的情绪。我再跟一帖，主要是在国凯之后，创造好的讨氛围，同时国凯在意理论建设。
我主要讨论国凯的第一点。
首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这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所有讨论必须从清晰定义的概念出发。而且，与许多业界外人士印象不同，业界内部关于许多基本概念的基本特征，是有共识的。没有对基本概念的清楚的界定，就不能进入学术讨论。这是学术讨论与非学术讨论的基本差异之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念的基本差异在于，前者基本变量的概念是可测量的，因此易于用定量研究判断然否。后者是不可测量的概念，因而在选择事实验证时，常常有许多争议。
关于极权与威权政体的差异，不是对公权力的垄断，而是对社会稀缺价值和资源的垄断。这里，社会稀缺价值不仅是经济的，还有文化的（荣誉等）、社会的（地位）和政治的（权力）；资源也不仅仅是经济的，包括其他领域的手段。所有这些资源，在一个极权社会，即使名义上掌握在民间手中，实际上也是必须服从极权力量的社会改造方案；没有违背极权统治者意愿的运作的空间。
希特勒与斯大林这两个极权力量之管理社会间存在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他们关于理想社会的理念的差异，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异。前者的理想社会理念允许一些民间力量存在，但是要符合一定的道德要求；后者是不准许非公有力量存在的，而公有就是国家所有。但是，他们对不服从的力量（不仅是挑战的力量）都是要政治迫害方式去消灭。
当然，我这里介绍的只是一些学界的看法。这些都不是立法规定必须遵从的。但是，理解这些，至少对我们在主流社会交流有一定的益处。否则，我们会由于语境的误解而失去本可以抓住的机会。
祝大家节日愉快！
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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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东：
节日愉快！
如果我没理解错， 我们今天的兴趣不是专业， 这里也不是专业圈。 没有人真的关心极权和威权讨论中的那些概念及其间的差异。 讨论的气氛从开始也不是为了弄清一个专业问题。 不过，你引入了专家的评价以及误导的问题。 我想从专业角度说几句。 我觉得，专业的态度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审慎地思考政治问题。 而审慎地对自己人作政治结论， 是在高压下的反对运动所需要的。
为了不被误导， 我介绍一点。 在美国， 我是研究政体转型的。 我修课和大考的方向，都是政体转型理论和实践。 我论文时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和障碍。 这些都已经被业界经过专业程序认可了。 你说的专家，是第一个说我没有研究过极权政体的专家。
既然经过专业程序认可， 我对个别专家的评语不介意。 这也不是专家讨论问题应有的规则和态度。这更像是专栏作家或政治家说话的口吻。 虽然这里不是政治学者地园地，但是不少人也有自己的专业。 专业讨论的基本规范，都不陌生。
其实， 专家不专家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是创造历史的，专家不过是研究我们的实践的。 在与一个非民主政体斗争时， 我们的感受比那些威权极权的定义和概念更真切。 我们的感受才最有发言权。 但是，既然这个问题进入了专业讨论，我们应该尊重那些业界的规范和标准。
回到我的三条标准和对中国的评价。 由于极权政体是给人类带来最为深重灾难的政治实践， 人们对它的议论是首先在于政治迫害的残酷性和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 但是，专家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要考虑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主导特性。 他们有一个自己相信的关于理想社会的信念。 他们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和高度垄断社会资源 是想利用国家作为政治工具推行自己的理念， 粉碎社会阻力， 改变社会和修理人性。
当我说中国共产党不配极权体制时，是说他们丧失了维护一个非民主政体的任何理由。 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中有不少人，在年轻时加入共产党时，是有个理想社会的信念。 但是， 今天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信念了， 他们并不是为了一个美好社会的理念去进行迫害和垄断资源，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你说的他们标榜或誓言，其实都是假的。 你也知道这一点。
由于执政是他们的唯一目的， 他们要考虑怎样可以更好地维持统治。 经济发展是他们想到的一个途径。 为了经济发展和政治支持， 他们给与某些社会集团资源、机会和利益。放松对社会资源高度垄断的统制经济体制，转而实施某种市场经济，并加入全球化进程。威权政体由此获得一定的弹性，社会力量和资源有了某种多元性。执政者开始学习理性，为了最大化自己的执政利益，如何小成本地获得大收益，仔细权衡取舍政策，阴险地作腐败的政治交易，精致地控制各类挑战。
民主运动、反对运动或者民间运动，要不要看到这些变化，怎样去应对这些变化，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不应该对不同的角度持过激的看法。其实，当我用这些词汇时，我已经区分这些想改变中共体制并被中共镇压的不同力量了。民主运动是要建立民主政制体制；体制诉求是主要关怀。反对运动是反对中共的治理，可以是思想、学说、制度、政策、人事或具体案例。民间运动是非政府的而且坚持非政府的独立原则。这些运动不同，但是可以交流和合作。只要彼此没有相互迫害，就不去采取激烈的态度相互对待。
最后，我想谈一点自我感受，当我接触西方对极权政体的实证研究时，让我震撼并引以为戒的是，他们对极权政体的根源的探讨。其中，政治心理根源之一是，对异议的不宽容。极权主义开始并不是执政力量，他们对异议的不宽容，在在野时就有表现。出于对理想和正义的纯正追求，把所有不同的意见都视为有害的，加以斥责和打压。中国研究极权主义者，大都从政治道义角度去审视极权政治力量执政后迫害的各种形式。这些研究都很宝贵，是西方学者无法做好的。但是，对极权主义的研究需要对其起源、发展和解体过程的完整研究。这是实践者应该了解并用以制定自己的行动策略。
再次祝大家节日好！
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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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东：
你提的问题挺好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问题。 关于极权体制与理想主义的关系，我们可以深化讨论。
极权主义是以国家垄断资源和实施迫害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并不是所有的理想主义都是要用极权体制实施自己的理想，就像不是所有的宗教都主张政教合一一样。我们这些宪政民主的主张者，就没有打算用极权体制实施自己的理想。
当前苏联和东欧的执政者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但仍然维持极权主义政体时，专家用了个词儿，叫后极权。 在这个时代，极权主义政治发生了蜕变。 例如，勃列日涅夫时期，他们不再大规模肉体上消灭政治犯，而且可以有流放出国的举措。 他们主要是封锁政治犯使其成为良心孤岛。 对于社会多数人，他们是通过个人物质和发展机会的奖惩来控制。
有时， 我也用后极权来描述中国情形。 只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造成一个民间社会和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使现在的中国与前苏联和东欧的差别挺大。
关于台湾民主转型前的政治体制，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如果台湾真相信三民主义， 就不会建立什么威权政体，那就应该是宪政民主政体。 但是，中华民国一直是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中， 先是苏日帝国主义压迫，后来又有中共的威胁。他们一直在戡乱。 即使宪政民主国家，在面临外部生死存亡的斗争时， 也要建立管制和军事动员体制； 在内部发生违法骚乱威胁政体安全时，还要实施军事戒烟和管制。 因此，台湾国民党不认为自己是威权政体。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同，反对非民主的政体；国民党是以危急状态的临时措施来为自己的非民主政体辩护的。那些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托辞的人，则认为蒋介石心中理想政体模式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台湾是极权政治体制。但是，为什么还说是威权呢？那些坚持蒋介石不想搞民主的人说，因为美国的干预，使得台湾保留了有限的社会乃至政治空间，使其成为威权而不是极权政体。
如果因为美国教授确认极权政体是实施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就说美国教授是左派，这恐怕是荒唐到家的说法。美国的政治理论教授中，左派不少；但是，研究转型的是比较政治学者，大都是右派。因为转型理论假定，宪政民主是理想政体。他们进行实证研究，开放讨论。如果你不同意，可以与之争辩，但是，不要在没读基本材料和不了解基本讨论的情况下，给专业问题作结论。以政治需要和好恶，对学术和专业问题作政治结论，这是极权主义的政治特征之一。
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但是我觉得共产主义也是可以讨论的。这也是宪政民主国家中主流意见。我们反对共产主义政治实践，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讨论而是迫害的方式强迫别人接受他们的学说。 如果他们愿意讨论，例如像欧洲共产主义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那么他们在宪政民主体制中可以有合法地位，得到任何公民都平等享受的尊敬。
关于你提到最后一点疑虑，也就是我的自相矛盾，我在答复国凯时解释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允许教会、学校及其他社会组织存在，但是要服从他们的社会改造目标。因此，德国法西斯主义有一定的独立社会空间。政治迫害没有消灭这些空间。中国的统治者，为了执政，虽然让渡部分资源给社会力量，但是也是为了执政，严密控制这些力量。至于这个空间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空间孰大孰小，这要看具体议题和情势。
好，我先讨论这么多。其他问题，后面再说。我只有一个希望，讨论改进我们的认识。谢谢晓东给大家一个机会。
还是祝节日愉快！
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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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东：
极权政治当然可以转型，而且一定会转型。因为极权政治不符合人性和现代社会的需要。
不过，我估计，你对于转型的概念有误解。转型可以是蜕变，可以是演变，也可以是革命。也可以是三者的混合与前后衔接。
你可能不喜欢这些事实，但这还是事实：不仅苏东波、而且整个第三波民主化都表明，现在的人类政治转型比前两波民主化要更和平、理性和有序。不少是通过执政力量中的改革派和反对力量的理性成份之间的达成协议而展开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的那套政治转型的绿皮书和亨廷顿的《第三波》中有详细的描述和介绍。
如果你有朋友研究极权政体，如果他们的研究包括极权政体的蜕变、演化和转型，那他们应该可以告诉有你这些。这是比较政治的主流学派。
千万不要在没有任何研究时就说这是左派。因为，在转型研究中，左派是固执地认为只有革命才能解决政体问题的革命派。右派是理性选择派，左派是结构派。
不少学者对这样的主流意见中的模式持保留态度，他们还在争论暴力、底层运动和激进革命的威胁在转型中的正面作用和效果。
当然，这些不说明中国未来的转型也一定这样。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探讨，为什么中国不是这样的道路。我毕业后的研究也越来越让我感到，中国可能是逆第三波主流而动，运动、革命和暴力即使不是未来转型的决定性模式，也会在未来转型中起重大推动作用。
本来不想讨论这些，因为气氛有些不对。如果讨论不是为了改进我们的认知，那不如再等等。但是，你的诚恳和我对专业的起码的诚实，都不能不让我坦率地介绍这些。希望这些不会引起误解。
还是祝节日快乐！有些问题不妨暂时放下，慢慢澄清。
军涛
一、中共政权是“极权”还是“威权”？
我认为是“极权”。
军涛引经据典对此作了一些解释。其实社会科学大不同于经典自然科学。后者可以有明确界定，前者则常常不能。军涛虽讲了那么多，但我想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中共政权系“极权”而非“威权”。那就是它以军队和警察及整个司法系统为保镖来铁定垄断社会公权力，仅此一条就够了。
对政治异议人士镇压的烈度不能成为判定其“极权”与否的标志。那只能说“极权”政治的“极”度有所不不同。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是“极”到“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深挖细找”去镇压“阶级敌人”，而胡锦涛时代的“极权”政治主要打击那些敢于公开站出来以言论从整体原则上批判中共体制的人士（如郭泉），或敢于参与到实际运动中的民主志士（如郭飞雄）。对于一般的发牢骚，骂大街则佯作不知。而在毛时代不知多少人只因为发牢骚而坐牢甚至掉脑袋。
什么样的政权是威权？大陆时期的国民党政权可算。国民党党外有党，国民党的党报、党刊之外有大量的民间报刊杂志。国民党蒋介石毫无疑问是竭力使他们持续执政。但这一愿望主要是以其掌握的社会资源，使出浑身解数去实现，而不是使用赤裸裸的政治绞杀。
我对“极权”、“威权”的界定是我一家之言，并不指望得到别人的认同。正如军涛后来也讲了这样一段话：“最早提出极权政体的概念是为了描述法西斯主义的德国。比较法西斯主义的德国， 中共垄断资源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的德国还有独立的大学\教会\社团，现在中国，这些非经济的社会组织都在中共直接控制之下。 就此而言，你也可以说中共现在还是极权政体。因为极权体制本来就是从以政治迫害方式高度控制社会资源来描述的。”
自然科学中加就是加，减就是减，混合物就是混合物、化合物就是化合物。而在社会学科中的“极权”和“威权”真的就可以界定得那么泾渭分明吗？又有必要非弄个泾渭分明不可吗？
二、“零八宪章”中的“威权”一词可以成为我们评价“零八宪章”的焦点吗？
我认为不可！
如果我参与“零八宪章”的起草，我会建议把“威权”改为“极权”。但是，这份文件是国内人士起草的。他们使用“威权”一词无论是出于认识上的局限，还是出于策略上的考量，我都不会责怪他们。因为我觉得对“零八宪章”评价的焦点并不在这个词的使用上，而在于它的内容。我们可以看看，无论是“零八宪章”的“基本理念”还是“基本主张”，都是正确的。它的“基本主张”有19条。而只要实现其中的某几条（如2、3、4、5、6、7），中共政权就瓦解了，中国社会也就脱胎换骨为相当完善的民主法制社会了。
有朋友发出诘问，对中共应是分权还是夺权？我建议发出这个诘问的朋友细心看看宪章的行文。它所讲的分权不是与中共分权，而是说未来的民主体制是采取了分权形式。
还有，宪章里的“共生”并不是与中共“共生”。民主与专制是无法“共生”的。宪章里的“共生”是说在民主的原则和体制下，各派政治力量、社会阶层、群体都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
至于共产党，如果它认同、皈依了民主原则，它当然也有存在的权利，也可参与“共生”。但这并不排除在民主的体制下，按法律原则和程序追究共产党中某些人过往得罪责，而且目前还丝毫看不出共产党有认同、皈依民主原则的迹象。
三、起草“零八宪章”的人士有被“招安”的意图吗？
我认为探讨这个问题是没有必要的。
首先，我认为对一个政治文件的评价应就此文件的本身来进行，不能把参与起草者过往的处事行为作为评价文件的根据，更不能抛开文件的本身去追索文件起草者的动机。否则会使评价走入迷途歧路。
其次，我想告诉大家，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招安”的意识与记录。
文革中，曾“奉旨”或“乘机”造反的某些突出人物从平民身份进入体制内当官。这有点“招安”的迹象。可是早的在1968年夏秋就被肃整下来（在两广是被镇压屠杀），迟的在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中被肃整出局。而1976年十月事变是残存被“招安”者的大限。甚至到了80年代，共产党还担心有漏网之鱼，从82年到87年不断地清理“文革三种人”。
七九民运在高潮时，广东共青团省委向我示意，如果我停掉< 人民之声>，他们可以考虑我的工作。出于坚持理念和人格我予以婉拒。后来的事实是，凡是因参加七九民运被“安排”了工作的都重新被甄别出局，甚至遭到严酷处置。
共产党会花大价钱去收买某个社会群体。如文革中的几届大学生和中学老三届中77-79年考上大学者曾是共产党的主要收买群体。现在这一代人已逐渐老去淡出社会，新的知识阶层又成为收买对象。这有如军涛所说威权政权“为了自己的执政，为了维护执政地位，也让渡资源给某些阶层发展经济和社会以换取政治支持巩固执政地位。”
但是，共产党只信任、信用“身家青白”的、由他们的伯乐遴选上来的千里马，而绝不会把异议阵营中的突出分子“招安”到自己的营盘中来。
四、共产党会采纳“零八宪章”吗？
绝对不会！
可是难道可以因为不会就该予以否定吗？
对中共极权政治的高墙只有以持续的、各式各样的方式予以冲击，才有最终摧毁它的希望。撰写发表“零八宪章”就是冲击它的一个行动。至于这个行动有多大的效果是难以用尺去量度、用秤去称的。
我们看看墙上的挂钟。分针和时针好像都是静止不动的。可是一个钟头里，分针就走了一圈。而在一天里，分针是走了二十四圈，时针也走了两圈。这可以说是一个累积效应吧。
对中共政权的冲击也需要有累积效应。虽然各种冲击的力度有大有小，但都应该得到肯定和鼓励。谁能说“零八宪章”的发表不会对民主思想的传播，不会对激发民众的民主意识和追求，都起到一定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呢
生活在中共专制政权下的人们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种状态。
一是为中共效力、涂脂抹粉、以图从中分一杯羹者。对这种人应予以鄙视。
二是只顾自己，既不投靠中共当局，也不予以冲击。对这些人应予谅解。
三是敢于在观念上否定中共，但却无公开言行者。对这些人应予鼓励。
四是敢于在不同程度上冲击共产党专制主义高墙者。对这些人应予钦佩赞扬。钦佩赞扬的程度大致会因其冲击程度和所作牺牲而有所不同。我们当然会对郭飞雄、胡佳、郭泉等万分钦佩赞扬，但对“零八宪章”的发起者、撰写者们，我们又如何能不有所钦佩赞扬呢？
以上意见谨供各界朋友参考。
刘国凯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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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凯的讨论有助于缓解大家的情绪。我再跟一帖，主要是在国凯之后，创造好的讨氛围，同时国凯在意理论建设。
我主要讨论国凯的第一点。
首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这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所有讨论必须从清晰定义的概念出发。而且，与许多业界外人士印象不同，业界内部关于许多基本概念的基本特征，是有共识的。没有对基本概念的清楚的界定，就不能进入学术讨论。这是学术讨论与非学术讨论的基本差异之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念的基本差异在于，前者基本变量的概念是可测量的，因此易于用定量研究判断然否。后者是不可测量的概念，因而在选择事实验证时，常常有许多争议。
关于极权与威权政体的差异，不是对公权力的垄断，而是对社会稀缺价值和资源的垄断。这里，社会稀缺价值不仅是经济的，还有文化的（荣誉等）、社会的（地位）和政治的（权力）；资源也不仅仅是经济的，包括其他领域的手段。所有这些资源，在一个极权社会，即使名义上掌握在民间手中，实际上也是必须服从极权力量的社会改造方案；没有违背极权统治者意愿的运作的空间。
希特勒与斯大林这两个极权力量之管理社会间存在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他们关于理想社会的理念的差异，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异。前者的理想社会理念允许一些民间力量存在，但是要符合一定的道德要求；后者是不准许非公有力量存在的，而公有就是国家所有。但是，他们对不服从的力量（不仅是挑战的力量）都是要政治迫害方式去消灭。
当然，我这里介绍的只是一些学界的看法。这些都不是立法规定必须遵从的。但是，理解这些，至少对我们在主流社会交流有一定的益处。否则，我们会由于语境的误解而失去本可以抓住的机会。
祝大家节日愉快！
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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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东：
节日愉快！
如果我没理解错， 我们今天的兴趣不是专业， 这里也不是专业圈。 没有人真的关心极权和威权讨论中的那些概念及其间的差异。 讨论的气氛从开始也不是为了弄清一个专业问题。 不过，你引入了专家的评价以及误导的问题。 我想从专业角度说几句。 我觉得，专业的态度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审慎地思考政治问题。 而审慎地对自己人作政治结论， 是在高压下的反对运动所需要的。
为了不被误导， 我介绍一点。 在美国， 我是研究政体转型的。 我修课和大考的方向，都是政体转型理论和实践。 我论文时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和障碍。 这些都已经被业界经过专业程序认可了。 你说的专家，是第一个说我没有研究过极权政体的专家。
既然经过专业程序认可， 我对个别专家的评语不介意。 这也不是专家讨论问题应有的规则和态度。这更像是专栏作家或政治家说话的口吻。 虽然这里不是政治学者地园地，但是不少人也有自己的专业。 专业讨论的基本规范，都不陌生。
其实， 专家不专家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是创造历史的，专家不过是研究我们的实践的。 在与一个非民主政体斗争时， 我们的感受比那些威权极权的定义和概念更真切。 我们的感受才最有发言权。 但是，既然这个问题进入了专业讨论，我们应该尊重那些业界的规范和标准。
回到我的三条标准和对中国的评价。 由于极权政体是给人类带来最为深重灾难的政治实践， 人们对它的议论是首先在于政治迫害的残酷性和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 但是，专家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要考虑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主导特性。 他们有一个自己相信的关于理想社会的信念。 他们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和高度垄断社会资源 是想利用国家作为政治工具推行自己的理念， 粉碎社会阻力， 改变社会和修理人性。
当我说中国共产党不配极权体制时，是说他们丧失了维护一个非民主政体的任何理由。 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中有不少人，在年轻时加入共产党时，是有个理想社会的信念。 但是， 今天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信念了， 他们并不是为了一个美好社会的理念去进行迫害和垄断资源，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你说的他们标榜或誓言，其实都是假的。 你也知道这一点。
由于执政是他们的唯一目的， 他们要考虑怎样可以更好地维持统治。 经济发展是他们想到的一个途径。 为了经济发展和政治支持， 他们给与某些社会集团资源、机会和利益。放松对社会资源高度垄断的统制经济体制，转而实施某种市场经济，并加入全球化进程。威权政体由此获得一定的弹性，社会力量和资源有了某种多元性。执政者开始学习理性，为了最大化自己的执政利益，如何小成本地获得大收益，仔细权衡取舍政策，阴险地作腐败的政治交易，精致地控制各类挑战。
民主运动、反对运动或者民间运动，要不要看到这些变化，怎样去应对这些变化，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不应该对不同的角度持过激的看法。其实，当我用这些词汇时，我已经区分这些想改变中共体制并被中共镇压的不同力量了。民主运动是要建立民主政制体制；体制诉求是主要关怀。反对运动是反对中共的治理，可以是思想、学说、制度、政策、人事或具体案例。民间运动是非政府的而且坚持非政府的独立原则。这些运动不同，但是可以交流和合作。只要彼此没有相互迫害，就不去采取激烈的态度相互对待。
最后，我想谈一点自我感受，当我接触西方对极权政体的实证研究时，让我震撼并引以为戒的是，他们对极权政体的根源的探讨。其中，政治心理根源之一是，对异议的不宽容。极权主义开始并不是执政力量，他们对异议的不宽容，在在野时就有表现。出于对理想和正义的纯正追求，把所有不同的意见都视为有害的，加以斥责和打压。中国研究极权主义者，大都从政治道义角度去审视极权政治力量执政后迫害的各种形式。这些研究都很宝贵，是西方学者无法做好的。但是，对极权主义的研究需要对其起源、发展和解体过程的完整研究。这是实践者应该了解并用以制定自己的行动策略。
再次祝大家节日好！
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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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东：
你提的问题挺好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问题。 关于极权体制与理想主义的关系，我们可以深化讨论。
极权主义是以国家垄断资源和实施迫害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并不是所有的理想主义都是要用极权体制实施自己的理想，就像不是所有的宗教都主张政教合一一样。我们这些宪政民主的主张者，就没有打算用极权体制实施自己的理想。
当前苏联和东欧的执政者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但仍然维持极权主义政体时，专家用了个词儿，叫后极权。 在这个时代，极权主义政治发生了蜕变。 例如，勃列日涅夫时期，他们不再大规模肉体上消灭政治犯，而且可以有流放出国的举措。 他们主要是封锁政治犯使其成为良心孤岛。 对于社会多数人，他们是通过个人物质和发展机会的奖惩来控制。
有时， 我也用后极权来描述中国情形。 只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造成一个民间社会和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使现在的中国与前苏联和东欧的差别挺大。
关于台湾民主转型前的政治体制，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如果台湾真相信三民主义， 就不会建立什么威权政体，那就应该是宪政民主政体。 但是，中华民国一直是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中， 先是苏日帝国主义压迫，后来又有中共的威胁。他们一直在戡乱。 即使宪政民主国家，在面临外部生死存亡的斗争时， 也要建立管制和军事动员体制； 在内部发生违法骚乱威胁政体安全时，还要实施军事戒烟和管制。 因此，台湾国民党不认为自己是威权政体。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同，反对非民主的政体；国民党是以危急状态的临时措施来为自己的非民主政体辩护的。那些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托辞的人，则认为蒋介石心中理想政体模式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台湾是极权政治体制。但是，为什么还说是威权呢？那些坚持蒋介石不想搞民主的人说，因为美国的干预，使得台湾保留了有限的社会乃至政治空间，使其成为威权而不是极权政体。
如果因为美国教授确认极权政体是实施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就说美国教授是左派，这恐怕是荒唐到家的说法。美国的政治理论教授中，左派不少；但是，研究转型的是比较政治学者，大都是右派。因为转型理论假定，宪政民主是理想政体。他们进行实证研究，开放讨论。如果你不同意，可以与之争辩，但是，不要在没读基本材料和不了解基本讨论的情况下，给专业问题作结论。以政治需要和好恶，对学术和专业问题作政治结论，这是极权主义的政治特征之一。
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但是我觉得共产主义也是可以讨论的。这也是宪政民主国家中主流意见。我们反对共产主义政治实践，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讨论而是迫害的方式强迫别人接受他们的学说。 如果他们愿意讨论，例如像欧洲共产主义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那么他们在宪政民主体制中可以有合法地位，得到任何公民都平等享受的尊敬。
关于你提到最后一点疑虑，也就是我的自相矛盾，我在答复国凯时解释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允许教会、学校及其他社会组织存在，但是要服从他们的社会改造目标。因此，德国法西斯主义有一定的独立社会空间。政治迫害没有消灭这些空间。中国的统治者，为了执政，虽然让渡部分资源给社会力量，但是也是为了执政，严密控制这些力量。至于这个空间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空间孰大孰小，这要看具体议题和情势。
好，我先讨论这么多。其他问题，后面再说。我只有一个希望，讨论改进我们的认识。谢谢晓东给大家一个机会。
还是祝节日愉快！
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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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东：
极权政治当然可以转型，而且一定会转型。因为极权政治不符合人性和现代社会的需要。
不过，我估计，你对于转型的概念有误解。转型可以是蜕变，可以是演变，也可以是革命。也可以是三者的混合与前后衔接。
你可能不喜欢这些事实，但这还是事实：不仅苏东波、而且整个第三波民主化都表明，现在的人类政治转型比前两波民主化要更和平、理性和有序。不少是通过执政力量中的改革派和反对力量的理性成份之间的达成协议而展开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的那套政治转型的绿皮书和亨廷顿的《第三波》中有详细的描述和介绍。
如果你有朋友研究极权政体，如果他们的研究包括极权政体的蜕变、演化和转型，那他们应该可以告诉有你这些。这是比较政治的主流学派。
千万不要在没有任何研究时就说这是左派。因为，在转型研究中，左派是固执地认为只有革命才能解决政体问题的革命派。右派是理性选择派，左派是结构派。
不少学者对这样的主流意见中的模式持保留态度，他们还在争论暴力、底层运动和激进革命的威胁在转型中的正面作用和效果。
当然，这些不说明中国未来的转型也一定这样。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探讨，为什么中国不是这样的道路。我毕业后的研究也越来越让我感到，中国可能是逆第三波主流而动，运动、革命和暴力即使不是未来转型的决定性模式，也会在未来转型中起重大推动作用。
本来不想讨论这些，因为气氛有些不对。如果讨论不是为了改进我们的认知，那不如再等等。但是，你的诚恳和我对专业的起码的诚实，都不能不让我坦率地介绍这些。希望这些不会引起误解。
还是祝节日快乐！有些问题不妨暂时放下，慢慢澄清。
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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