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9日星期五
陶斯亮：我与紫阳叔叔的告别
2015-2-28 10:03 作者：陶斯亮
文革前在广东，赵紫阳与我父亲陶铸共事15年，他那时年轻潇洒，我管他叫紫阳叔叔。那时他虽是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但工作经验却很丰富，有一套见地。他工作作风扎实，注重调查研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跑。父亲每当谈起他和王任重时，那种欣赏之情毫无掩饰地溢于脸上。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还认为是自己连累了紫阳叔叔。
我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事踏过总书记的门槛。有一次去看紫阳叔叔，我反映了国宝艺术家们的状况，还开玩笑地说："人家人艺对你有意见啦!说你老不去看他们的戏，当年周总理、陈老总等中央领导经常去看他们的戏。"“我很喜欢看人艺的戏”，赵说：我喜欢话剧。但现在不比五六十年代，看一次戏麻烦事很多，你拿些录像来看看。于是我向人艺要了5盒录像带，有《小井胡同》《红白喜事》《遛早的人们》。叔叔还真看了这些录像，他说他比较喜欢《小井胡同》，而"狗儿爷"太惨了些。
党的十三大后不久，我去看他，也不知天高地厚，张口就说我认为你还是适合当总理，不适合当总书记。他饶有兴趣地问我持这样看法的人多不多。我说：“至少我妈妈是这么认为的，她说你擅长经济，懂基层，有实际工作经验，更适合当总理。紫阳轻轻叹口气：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婉拒了几次，可是不行啊!
我说起了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紧张、脑体倒挂现象、知识分子政策失误，以及知识分子本身敏感而又脆弱的特征。“当前改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从抓教育入手最为有效。”我说。但他感兴趣的是"这次的'反自由化'很温和，大多数人都没受到伤害，知识分子为什么还会反应这样大"。理由说开除刘宾雁等人的党籍对知识分子冲击很大，他极力为刘宾雁做了辩护。我也说文人往往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病，别太在意他们说什么，否则自寻烦恼。赵说："你们还要考虑党内及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承受力，不处理这些人，另一方面的人就会认为党太软弱无能。但现在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好的，人们敢于讲话了。"赵有时也主动通过小儿子五军叫我去中南海，直截了当地问些问题，如中小学教师对增加10%工资有何反映?知识分子对允许自谋出路政策有何反映?我也直率地回答：反映是这些措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让我如实回答严家其究竟有什么言论时，我为严君做了辩护，我说："我了解严家其，他人非常单纯，书生气，他只是对改革有些担心。他认为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应该是简单的，而现在有些理论搞得太复杂了，连他都看不懂了。"赵听后说，这些人其实也没什么，让外面舆论给弄严重了。至于后来的变化，我掐算不出来两年后的事。
回忆那段经历，我至今都希望当时那些见面确实为最高层了解知识分子的真实情况，从而善待知识分子起了正面的作用。 紫阳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自然会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气质使他与众不同, 既使混在一堆人中你也会一下子判断出他的地位。在我与紫阳叔的交往中，最深的感受是平等公正开明, 他善于倾听, 对我反映的一些坊间流言 ,既便是涉及他及子女的负面说法, 也看不出他有任何的不悦。他一般只是听, 不轻易打断你, 更不会训斥你, 就是发表不同看法也是娓娓道来, 从不以长者之尊圧晚辈一头, 这一点是连我父母都做不到的。他从諫如流, 虽然我说话大大咧咧, 但只要他认为是对的, 从表情上你会感到他听进去了, 因为他知道我说的是真话。
2005年1月的一天，我最后一次去看紫阳叔叔。见他明显消瘦，特别是两只手近乎干枯。他挂着氧气，坐着说话似还有底气，头脑也极清楚，只是离不了氧气，也不能站立活动，一站起来血氧饱和度就会从90%掉到80%。
至于家，清贫至极。房廊门窗已是油漆斑驳，室内没一件鲜亮的摆设，仍用着公家配置的家具，早已陈旧不堪。在伸手可及的饮水机龙头上，系一根绳到门把手，那是紫阳叔叔为小狗进出设置的。他的忠实伙伴，小狗"拉肯"已死，现在是一条西施犬在守护他。
梁阿姨在另一间房独坐。她的双眼已失明，什么都不能看，天天孤零零地坐着，消磨着时光。
看到这个破败不堪的家真让人沉重，鼻子发酸。
要告别了，万没想到紫阳叔叔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你批评我对知识分子不够关心，不如耀邦关心，我都记着哪!"曾经的总书记，位高权重，一生波澜壮阔，在我们都知道已是最后的见面时，却说出这样一句略带孩子气的话，让我特别的震动，这才是人性啊!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人性越是浓烈到极致，而极致就是回归本真。
文革前在广东，赵紫阳与我父亲陶铸共事15年，他那时年轻潇洒，我管他叫紫阳叔叔。那时他虽是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但工作经验却很丰富，有一套见地。他工作作风扎实，注重调查研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跑。父亲每当谈起他和王任重时，那种欣赏之情毫无掩饰地溢于脸上。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还认为是自己连累了紫阳叔叔。
我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事踏过总书记的门槛。有一次去看紫阳叔叔，我反映了国宝艺术家们的状况，还开玩笑地说："人家人艺对你有意见啦!说你老不去看他们的戏，当年周总理、陈老总等中央领导经常去看他们的戏。"“我很喜欢看人艺的戏”，赵说：我喜欢话剧。但现在不比五六十年代，看一次戏麻烦事很多，你拿些录像来看看。于是我向人艺要了5盒录像带，有《小井胡同》《红白喜事》《遛早的人们》。叔叔还真看了这些录像，他说他比较喜欢《小井胡同》，而"狗儿爷"太惨了些。
党的十三大后不久，我去看他，也不知天高地厚，张口就说我认为你还是适合当总理，不适合当总书记。他饶有兴趣地问我持这样看法的人多不多。我说：“至少我妈妈是这么认为的，她说你擅长经济，懂基层，有实际工作经验，更适合当总理。紫阳轻轻叹口气：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婉拒了几次，可是不行啊!
我说起了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紧张、脑体倒挂现象、知识分子政策失误，以及知识分子本身敏感而又脆弱的特征。“当前改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从抓教育入手最为有效。”我说。但他感兴趣的是"这次的'反自由化'很温和，大多数人都没受到伤害，知识分子为什么还会反应这样大"。理由说开除刘宾雁等人的党籍对知识分子冲击很大，他极力为刘宾雁做了辩护。我也说文人往往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病，别太在意他们说什么，否则自寻烦恼。赵说："你们还要考虑党内及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承受力，不处理这些人，另一方面的人就会认为党太软弱无能。但现在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好的，人们敢于讲话了。"赵有时也主动通过小儿子五军叫我去中南海，直截了当地问些问题，如中小学教师对增加10%工资有何反映?知识分子对允许自谋出路政策有何反映?我也直率地回答：反映是这些措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让我如实回答严家其究竟有什么言论时，我为严君做了辩护，我说："我了解严家其，他人非常单纯，书生气，他只是对改革有些担心。他认为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应该是简单的，而现在有些理论搞得太复杂了，连他都看不懂了。"赵听后说，这些人其实也没什么，让外面舆论给弄严重了。至于后来的变化，我掐算不出来两年后的事。
回忆那段经历，我至今都希望当时那些见面确实为最高层了解知识分子的真实情况，从而善待知识分子起了正面的作用。 紫阳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自然会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气质使他与众不同, 既使混在一堆人中你也会一下子判断出他的地位。在我与紫阳叔的交往中，最深的感受是平等公正开明, 他善于倾听, 对我反映的一些坊间流言 ,既便是涉及他及子女的负面说法, 也看不出他有任何的不悦。他一般只是听, 不轻易打断你, 更不会训斥你, 就是发表不同看法也是娓娓道来, 从不以长者之尊圧晚辈一头, 这一点是连我父母都做不到的。他从諫如流, 虽然我说话大大咧咧, 但只要他认为是对的, 从表情上你会感到他听进去了, 因为他知道我说的是真话。
2005年1月的一天，我最后一次去看紫阳叔叔。见他明显消瘦，特别是两只手近乎干枯。他挂着氧气，坐着说话似还有底气，头脑也极清楚，只是离不了氧气，也不能站立活动，一站起来血氧饱和度就会从90%掉到80%。
至于家，清贫至极。房廊门窗已是油漆斑驳，室内没一件鲜亮的摆设，仍用着公家配置的家具，早已陈旧不堪。在伸手可及的饮水机龙头上，系一根绳到门把手，那是紫阳叔叔为小狗进出设置的。他的忠实伙伴，小狗"拉肯"已死，现在是一条西施犬在守护他。
梁阿姨在另一间房独坐。她的双眼已失明，什么都不能看，天天孤零零地坐着，消磨着时光。
看到这个破败不堪的家真让人沉重，鼻子发酸。
要告别了，万没想到紫阳叔叔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你批评我对知识分子不够关心，不如耀邦关心，我都记着哪!"曾经的总书记，位高权重，一生波澜壮阔，在我们都知道已是最后的见面时，却说出这样一句略带孩子气的话，让我特别的震动，这才是人性啊!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人性越是浓烈到极致，而极致就是回归本真。
巴黎银行保险箱祕锁81年的当年列宁导师的政治遗言惊人！———中国的权贵阶层，你们瞪大眼晴看清楚吧！
巴黎银行保险箱祕锁81年的当年列宁导师的政治遗言惊人！———中国的权贵阶层，你们瞪大眼晴看清楚吧！
1999年11月一天消息震动全世界界：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从巴黎银行的保险箱中拿出来了！
遗嘱写于1918年5月、即俄国“十月革命”后不到半年的时间，而这份遗嘱的作者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是列宁的革命理论导师。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十分了得，例如，他曾与马克思还有恩格斯一起出版了《共产党宣言》。
出乎当年周围的所有人意料的是，普列汉诺夫写完自己的遗嘱后却把它存放到了巴黎银行的保险箱之中禁止任何人看，并留下遗言：我的遗嘱在俄布（俄国布尔什维克）执政的时候不许发布，当俄布和俄布的国家不在了的时候才可以公布我的遗嘱。之后不久普列汉诺夫便与世长辞。
1991年12月25日，当柏林墙轰然倒塌苏联烟消云散之时，人们却忘记了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时留下的遗言。直至1999年巴黎银行在清理二战中遭纳粹洗劫的犹太人财产及那个时代的遗存档案时，竟意外地发现了普列汉诺夫的那份已经在保险箱中静静躺了81年的遗嘱。
巴黎银行方面遵照信封上的文字约定把信交给了俄罗斯议会，因为信上要求俄罗斯开启遗嘱。
当俄方有关人员打开已发黄的信封，取出信纸看完普列汉诺夫的遗嘱之后，每个在场的人脸色都白的吓人，他们无一例外、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这份“恐怖”的遗嘱上所写的一切。于是俄方紧急动员了一切的可能手段验证这份遗嘱的真实性，他们化验了信纸和墨水，然后又用计算机扫瞄了档案中普列汉诺夫笔记中的字迹。可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问题，这份遗嘱确实出自普列汉诺夫之手，而且书写日期确实是在1918年。
普列汉诺夫的遗言如下：
“我认为
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份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增加得更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跃居首位，在电气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会过时。
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而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便会立刻土崩瓦解。
三、“布”党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崩溃危机，最后政权土崩瓦解，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十年，但这个结局谁也无法改变。
四、国家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动荡，直至崩溃。”
真难以相信这是在81年前写下的东西，1918年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的话让今天的每一个俄国人都震惊不已。而尤其让人深思的是第四段，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其领土和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还是没有民主，就依然会动荡不安！
1999年11月一天消息震动全世界界：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从巴黎银行的保险箱中拿出来了！
遗嘱写于1918年5月、即俄国“十月革命”后不到半年的时间，而这份遗嘱的作者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是列宁的革命理论导师。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十分了得，例如，他曾与马克思还有恩格斯一起出版了《共产党宣言》。
出乎当年周围的所有人意料的是，普列汉诺夫写完自己的遗嘱后却把它存放到了巴黎银行的保险箱之中禁止任何人看，并留下遗言：我的遗嘱在俄布（俄国布尔什维克）执政的时候不许发布，当俄布和俄布的国家不在了的时候才可以公布我的遗嘱。之后不久普列汉诺夫便与世长辞。
1991年12月25日，当柏林墙轰然倒塌苏联烟消云散之时，人们却忘记了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时留下的遗言。直至1999年巴黎银行在清理二战中遭纳粹洗劫的犹太人财产及那个时代的遗存档案时，竟意外地发现了普列汉诺夫的那份已经在保险箱中静静躺了81年的遗嘱。
巴黎银行方面遵照信封上的文字约定把信交给了俄罗斯议会，因为信上要求俄罗斯开启遗嘱。
当俄方有关人员打开已发黄的信封，取出信纸看完普列汉诺夫的遗嘱之后，每个在场的人脸色都白的吓人，他们无一例外、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这份“恐怖”的遗嘱上所写的一切。于是俄方紧急动员了一切的可能手段验证这份遗嘱的真实性，他们化验了信纸和墨水，然后又用计算机扫瞄了档案中普列汉诺夫笔记中的字迹。可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问题，这份遗嘱确实出自普列汉诺夫之手，而且书写日期确实是在1918年。
普列汉诺夫的遗言如下：
“我认为
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份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增加得更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跃居首位，在电气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会过时。
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而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便会立刻土崩瓦解。
三、“布”党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崩溃危机，最后政权土崩瓦解，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十年，但这个结局谁也无法改变。
四、国家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动荡，直至崩溃。”
真难以相信这是在81年前写下的东西，1918年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的话让今天的每一个俄国人都震惊不已。而尤其让人深思的是第四段，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其领土和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还是没有民主，就依然会动荡不安！
2015年5月27日星期三
“六四“二十六周年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 （正式版）
作者：海外中国留学生（古懿执笔）
我们是一群在国外深造的八零后、九零后。二十六年前的六月四日，一群在当时和我们现在一样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怀着对国家的一片赤诚，在北京街头倒在人民子弟兵的枪口下。这段历史一直以来被精心编辑和屏蔽，以至于许多同龄人知之甚少。我们身在墙外，能够不受限制的接触当年的照片、视频和新闻，并倾听幸存者的故事，更能感受到四分之一世纪以后这场惨案在国内外的余波。所知越多、我们越感到责任重大。为了把真相讲出来，揭开围绕六四屠杀一直延续到今的罪恶，我们写了这封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
1989年6月3日夜9点半，枪声撕裂了本已紧张的北京街头。在这一天，戒严部队对在北京静坐示威了近两个月的学生和市民动武。这场学生发起的示威，参加者涵盖社会各阶层，人数最多的时候超过三十万，而静坐的核心区是天安门。当时，民众被八十年代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鼓舞，对中共和这个以“人民”命名的政府怀有信任和期待，在经济危机和腐败严重的时候希望和领导人对话、让国家更好。但是这些和平的示威者做梦也想不到，一场屠杀正等待着他们。
根据邓小平、李鹏等人的命令，解放军在这一天强行开赴被学生占领的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他们开着坦克驾着机枪，一边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一边对平民开火。在军队途径的木樨地等处，数百名手无寸铁的民众喊着“法西斯”、“杀人犯”倒在血泊中。遇难者中有大腿中弹的23岁北大数学系学生严文，他当时带着摄像机希望记录历史的一幕；有17岁的中学生蒋捷连，他决心去天安门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坚守；有19岁的王楠，他被子弹洞穿的头盔曾在香港展出；有21岁的吴向东，他在遗书中说“为了民主、自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4日凌晨，根据学生追述，清场军队虽然同意学生从天安门撤离，但又用棍棒追打聚集在那里的学生，在六部口开着坦克追逐、碾压刚从那里撤走的学生，在坦克履带下失去双腿的有北京体育大学的方政。更有抗议者被包围、集体处决的未证实报告。在六四前后，成都等地也发生了对民众的屠杀。
6月中下旬，官方出现三个版本的“平暴报告”，一方面指责平民是暴民，并精确统计了军方伤亡人数和交通工具的损失，另一方面对平民伤亡人数语焉不详而且互相矛盾。然而，拥有热兵器的军队为什么竟然无法自卫、既然无法自卫又是怎样突破十万平民的阻止？是什么促使一国的民众聚集在首都街头阻止军队的行进？既然声称平民伤亡不多为什么多次更改数字而且不敢公布准确数字？既然声称是民众首先攻击军人，为什么在军队开枪三个多小时、木樨地几乎被血洗之后，才传出第一例军人死亡？警察对在场的学生领袖周锋锁承认，在这场近两个月的“动乱”和“暴乱”中，“北京的治安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好过”；根据在广场上留守到最后的侯德健回忆，学生在军队强行清场的最后关头，还坚持非暴力原则，扔掉手里所有可能成为武器的东西。关于军队所实施的暴行，有血流满地尸体成堆的现场照片、有疯狂扫射平民的视频、有医院的认尸通告和统计数字，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吴晓镛震惊世界的报道，更有天安门母亲们二十六年来持之以恒的追问——如果真是像官方所说这些统统是谎言，那么是什么力量能让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牺牲二十六年来自己的全部正常生活？
在去年的国会山，执笔人和屠杀的幸存者站在了一起。主持人宣读了一部分被收集的遇难者名单，人们向他们献上一束鲜花。北京一地民众的死亡数字，从数百人到上万人有不同的说法，然而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得到准确数字——人们见证了许多触目心惊的罪恶，有更多的罪恶或许在角落里静悄悄的发生；当年的证人有的年迈、有的离世、有的深受刺激尽管身在海外仍然不敢开口。而中共当局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不但不敢公布确切的伤亡数字，反而从一开始义正词严的“平定反革命暴乱”到轻描淡写的“政治风波”，有计划地把它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六四”成为一个每年一度的敏感期、一个提都不能提的日子。这更加反证了当年对平民的杀戮之惨恐怕在有内战、反右、文革杀人历史的中共自己看来也难以解说。
执笔人的一位同学认为二十六年前的故事太遥远，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好他的生活很幸福。两年前我在长安街头不见一丝血迹一处弹痕，但见高楼广厦车水马龙，我们生活在繁荣中，但这是怎样一种繁荣——大小官吏贪腐数字挑战想象力，当年学生极力反对的官倒成为控制国家经济的权贵资本巨头，习近平政权高举反腐的旗帜，普通人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却成为寻衅滋事犯，而手上沾满学生鲜血已经家财万贯的邓小平、李鹏，他们的家族已经家财万贯。一些在在位和倒台的高官，我们惊奇的发现其家人竟然多半已经移民别国——我们被一群外国人统治着，中国只是他们生鸡蛋的母鸡。当年的学生希望新闻自由，今天中国所有的媒体依然能被真理部控制，记者和律师纷纷被以子虚乌有的罪名被关押，高瑜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执政党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最新指导方针。有同学可能认为他们是名人，我们只是不问政治的普通人。但是普通人就安全吗？想想夏俊峰、徐纯合、唐慧的女儿。在不自由的体制下，没有人是安全的。朝鲜士兵越境杀人如入无人之地、缅甸战机头越境投弹五次三番，这个政府能做的只有严正抗议——三十年来这支军队唯一的胜仗，竟然是在1989年6月4日血洗北京街头！这是脆弱和扭曲的繁荣，从堪与军费比肩的维稳费用到越来越高的网络防火墙，都说明真相随时可能大白、繁荣随时可能崩盘。
国内有一种声音说：虽然有六四，但是中共吸取了教训，我们不必再追究。然而镇压依然在继续：六四的真相至今被掩盖、牺牲者至今被侮辱、幸存者经历长期监禁、天安门母亲们祭奠被害的孩子们几乎年年被国保阻拦和软禁，去年六四纪念日北京的一群学者在家议论了几句就纷纷入狱、北二外女生赵华旭提议用现代技术发布六四真相因此突然失踪。在另一方面，屠杀的最高决策者作为总设计师被歌颂、指挥开枪的高官和军人没有被审判；这个政权不要说谢罪，甚至连文革后那样一句平反的话都不肯讲——他们知道一旦公开承认自己当年的罪恶，自己很可能被人民的怒火吞没；他们傲慢的自称掌握了“宇宙真理”，同时高筑网络围墙，并且躲在暗室里悄悄删除网上新闻和评论——这就是他们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这是一个屠夫的政权，六四的枪声已经消解了他们全部的合法性，他们在六四之后的政绩已经不重要。我们不指望中共平反——刽子手不配为受害人平反，但是屠夫必须受到审判。在正义得到声张之前，在迫害持续的情况下，遗忘是对历史的不忠、宽恕是逝者的不义。
执笔人和联署人深知这封信对自己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希望国内的同学们能知悉这段历史，并由此出发重新了解自从1921年以来的那些被刻意掩埋和篡改的血腥和残暴，从井冈山到六四丧生的几千万无辜者今人铭记，祖国承受的一波又一波苦难值得今人反思。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你们一定想什么、更没有权利要求你们一定做什么，但我们心中的确怀有那么一个梦想——在不久的将来，在还原历史和实现公正的基础上，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没有恐惧的世界，这是我们，一群海外学子的中国梦。
执笔人：古懿（University of Georgia，slmngy@uga.edu）
联署人：
封云（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陈闯创（Columbia University）
郑丹（Adelphi University ）
陈炳旭（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金萌（Northwest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卢炎（University at Albany，SUNY）
王宵悦（University at Albany，SUNY）
王剑鹰（University of Missouri）
Meng Li （St. John's University）
吴乐宝（Melbourne，Australia）
《纵览中国》Monday，May 18，2015
曾金燕：郭玉闪和土气的传知行
郭玉闪和土气的传知行
2015-05-14 曾金燕 金菜园
2015年春末，从海淀区看守所取保候审两个月后，和密友网络聊天时，资深NGO行动者和写作者A，失口说出自己被单独关押了一百多天，除了守卫和审讯的警察，谁也没有见过。一经保释便进了医院手术室。单独关押及酷刑的心理后果显而易见，独处家中的A坦陈自己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审讯初期，警察对她说：“我要挽救你这样的人”。取保候审时，警察对她说：“中国需要你这样的人”，又说“中国需要你们这样的人”。警察对她说的话虽然不代表警方当局，但也意味深长。
和A同月被抓捕的郭玉闪，2015年4月15日被移交到海淀区看守所等待起诉。检察院最迟需在5月15日作出决定。郭玉闪创办的传知行已经关闭，机构研究报告和印刷品一万九千册为郭玉闪及其同事何正军“非法经营”的唯一罪证。郭玉闪和A，称得上属于同一类的中国本土务实NGO的行动者和思考者，是什么令他们的遭遇产生差异？偶然性和随意性在具体个案可能起重要作用，传知行和警察系统各自的内在冲突也能作出基本解释。[1]本土NGO和国际机构都因此身处困境。
土气的传知行
简单形容郭玉闪治理下的传知行，那就是土气。土在这里的含义是：观念上具有浓厚的传统文人和江湖侠义色彩；研究及行动上扎根本土；适应警察治理过程中“土”方应对。
儒与侠
被禁足不能外出抑或因政治形势不得不离京客居时，郭玉闪的古体诗产出丰盛。他创作的绝句和律诗，吟诵过庐山东林大峡谷和北京京郊潭柘寺之游历、当代形式的九寨沟和惠州“流放”经历，更多地咏怀身陷囵圄的友人和令其扼腕的时事。诗作的意象和典籍的引用，透露出郭玉闪相对熟悉并经常阅读民国以前的文本。作七言绝句为经济学家科斯101岁祝寿和敬赠毛泽东秘书李锐，报答知遇之恩。擅长书法的传知行同事、继任所长黄凯平，将绝句写了条幅，装裱了送到两位老人手中。倘若机缘凑巧，与南京古琴大师熟悉的传知行同事，恐怕要安排现场演奏《广陵散》以表心意了。而同事兼憨厚大哥杨子立，估计八年监狱生活推高了他的围棋棋力，手谈功夫了得。这，便是传知行不为人熟知的机构文化。
脑子由芝加哥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民等西方现代观念武装、声称最大的愿望是专心做学问的郭玉闪，灵魂却是沉淀了几百年的中国老式文人。得机会，出而济世；政治逼迫，退而涵养。作为传统文人意味着与政治妥协，某种程度上承认文人的无力和强权的无所不能；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学不能致用，积极当社会谋士，亲近底层和被压抑的群体，为其代言。策略上，多以道德、道义之名回避直接冲突，与体制内倾向改革的开明者互动对话。固然有风险和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总体认为当权者可以容忍其存在。这些观念在机构工作方面，不管是以机构名义还是以个人名义，详尽地体现为传知行的人道救助社会参与。这使得传知行和公盟十分不同。虽然也回避明说，以大爱等言辞提倡新公民理念的公盟，在新公民运动中更倾向于政党运动运作，将坐牢视为必然和社会运动资本。而传知行在机构管理上，还在谨慎地向现代企业管理方式转型，并且努力运用技术手段去除政治敏感度。
郭玉闪很自豪地称传知行是“兄弟平台”，机构核心成员男性占绝大多数，团队成员之间关系亲密，对机构和成员的认同感、归属感远远高于一般的NGO团队。机构成员的薪资福利，成员之间的感情联接，颇有重平等结果的乌托邦色彩。团队成员平时工作、生活各方面相互支持，宛若一个豪爽厚道的侠义江湖。这股侠义之气也体现在机构社会行动能力方面，包括低调救助结石宝宝群体，不顾争议坚持做送饭党，协助陈光诚逃出山东送入美使馆后全身而退，如果说和传知行机构没关系，那也是传知行团队不冠名完成的。
本土研究
现有制度框架下，纵使有阿拉善、壹基金以及各种企业、传媒成立的基金会，草根NGO完全通过国内基金会或公众筹款维系独立运作的可能性很低。海外基金依旧是草根NGO的重要资金来源。这加快了中国公民社会对西方观念和国际标准的引入。本土化和国际观念之间的冲突从来没有减弱过。公共论述中，本土工作者首先要厘清的是：对谁说话，什么是说话者和倾听者焦虑的关键问题。
传知行自我定位为社会经济转型研究的独立智库。选择研究黑出租行业、税制改革、三峡水利及环境问题、农村医疗改革、教育平权等课题。他们撰写研究报告的对话对象有两类，一是海内外经济学理论研究者；二是中国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传知行的国际化面貌，呈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他们是现代法治观念的产物，另一方面体现在传知行与国际经济学界对话的努力，包括与经济学家科斯教授的学术和私人交往。
然而，传知行还是土的。西方理论框架和范式，并不是产生于对中国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西方成熟的理论用于借鉴、对话，在全球化的今天必不可少。传知行试图在本土经验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理论成果还有待时日。这种土正是传知行难能可贵的地方。外语的失真，在于语言系统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不可对等翻译。用本土语言进行研究与用外语进行本土研究，纵使研究结果可能相似，研究过程也大大不同。他们试图用中国政府政策制定者听得懂的语言发布研究观察成果，某种程度上说，不但访谈对象，而且中国政府也要感谢他们。他们不拿政府的钱，却完成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底层及特定群体之间的对话基础。
土方应对警察治理
警察治理的国情对出身地方政府干部家庭的郭玉闪来说，在耳濡目染中浸入身体发肤。这部分解释了郭玉闪自身的内在冲突。一方面，自学生时代起他独立而叛逆，寻求有效的济世之道。另一方面，他自觉地给自己划一个看不见的圈，将挑衅掌控在圆圈内。他时而悲叹自己的“懦弱”，对深陷囵圄的故友无能为力；逼到一定程度，他迅速出手又马上全身而退。
警察上门时，他选择隐忍、谈判，不得不接受软禁、坐警车出行或远离北京的安排，避免更剧烈的冲突。渐渐地他成为传知行和警察之间的一个人质，也成为警察衡量政绩获取升迁的一个筹码。不是不理解媒体报道、国际法的工作机制和外交斡旋对改进人权法治整体状况的作用，但他选择非公共曝光的形式博弈，试图为自己和机构争取到国内生存的空间。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显而易见。在反驳滕彪关于维权领域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区分法时，郭玉闪的核心论点是，是否表达政治观念，律师都要以服务当事人的利益为第一考量。
这种方法延续到传知行多名工作人员、浦志强、屈振红、夏霖等人被抓后家属及律师的应对策略。他们试图理解、应对中国政府当局的思维，努力将对个人的损害降到最低。通过社会运动形成国际压力，有可能像五位女权主义者一样获保释并令公众提高社会性别意识，也有可能将当局激怒而使当事人遭受更严厉的惩罚。
但眼下中国的政治形式和警察系统急速发生变化，无论家属和律师怎么做，郭玉闪和其他被捕者面临的风险都提高了。
分化的当局
近年来，“寻衅滋事罪”渐渐有了取代“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治理“社会不稳定份子”的趋势。这和筹备北京奥运以来，中青年国保骨干在警察系统上升，将维稳工作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业务化、日常化和商业化的趋势相互呼应。办理高智晟案、胡佳案、刘晓波案的国保警察都因办案有功得到升迁。将维稳视为业务，可以花钱通过各种方式令维稳对象处于“不闹事”、“不带来麻烦”的状态，所谓花钱买表面临时的稳定，已经严重脱离社会治理的轨道。这种新方法论下，国保不感兴趣去真正区分维稳对象的活动内容和性质、个人思想行动的特点、对政权是否直接威胁、与政府合作的程度、和权衡抓捕对政府业绩和形象的影响，而是将维稳对象格式化成业务对象。他们关心的是何种方法提高业务水平，增加业务产出。人性、道德、意识形态价值、政府形象、社会舆论等原本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规范，在警察系统里已经被严重削弱。
另一层变化是政府当局针对NGO总体态度和策略的调整。冲散诸个事实上存在十来年的独立电影节；严厉压制甚至使用暴力对待工人维权团体；迫使立人图书馆解散，传知行关闭；同时打击女权活动家，以及限制并试图关闭益仁平。原本有一定存活空间、思想和行动力俱佳的团体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可能性。传知行被关闭也代表了务实NGO应对警察治理不再有谈判空间。这预示着与其说是中国政府的排外思想加强，不如说是中国将务实NGO上升到政治反对团体的类别来管控。换句话来说，对于传统文人式的为政府治理社会提供政策建议的民间本土力量，中国执政者也不能容忍。
国际NGO的困境
国际NGO、基金会进入中国，向来小心翼翼避免触犯“政治红线”而变得敏感。否则机构无法在中国境内立足。此次北京市公安局针对郭玉闪、何正军的起诉意见书上点名他们非法经营的资金来自合作伙伴博尔、诺曼、CIPE、PI等国际基金会和美国大使馆。郭玉闪5月4日在会见律师时请其律师潘海霞（另一身份是郭玉闪妻子）对合作伙伴表示歉意，希望案件不会影响合作方的正常工作。
郭玉闪其实已经在监室里打出一个棋子，传知行的合作方面临的困境是：沉默不发声，意味着承认加在传知行身上的不公正待遇和可能发生的审判。言论只有在公共场合的公开言论，才可能成为一种行动。无论在道义层面还是务实层面，他们若不发声，不行使对维稳警察滥用权力的批判，对国内务实型NGO会造成长远的消极影响，带来更强的不安全感。公开发声，他们在中国的其他项目可能遭受不理性的政治性惩罚，机构个体利益可能在博弈中受到直接损害。立人图书馆、传知行的被迫关闭和五名女权主义者的一抓一放，已经提醒我们现阶段本土应对警察治理的方式失效。国际机构更应该从中反省自身应对警察治理的策略规划，是时候摆脱过去经验，迈出创新脚步了。
[1]鉴于中国法律对NGO的严格限制，这里不区分作为社会经济研究所的传知行和作为有限公司的传知行。
胡平：解析“中国模式”
2013年2月9日
一、中国崛起挑战普适价值
2008年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内一家网站有人写了下面四句话：
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198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200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
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1949年，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30年后，国人发现，社会主义搞得一团糟，远远比不上其他那些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于是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改革的方法就是引进资本主义。那时候很多人都认定，“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到了1989年，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成了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过去，毛泽东争了半天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没争上，如今，老大的头衔却自己掉到中国的头上，因而又变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不过随后邓小平就讲了“不当头”，接下来1992年南巡又说“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就是更多地引进资本主义；不过，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专制下的资本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等到了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风暴，引起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相比之下，据说中国的经济反倒一枝独秀，略胜一筹，因此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人物倒反过来向中国求助，这又似乎是“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了。
上面四句话夸张、反讽、俏皮。不过，它确实向我们揭示出，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30多年来，在中国，在世界发生的惊人变化。23年前，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断言自由民主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在那时，很少有人想到中共的一党专制还能维持到今天；13年前，人们看到了中共一党专制重新得到巩固，但很少有人想到它会迅速地变为强大。今天的人们则不得不正视中共强权的已然崛起。与此同时，不少人在谈美国的衰落，预言中国将在未来10年左右超过美国；而这个在未来更加强大的中国却很可能依然是一党专制的国家。这无疑构成了对普适价值的严峻挑战。
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问题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如何解读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解读中国模式。
现在，中共当局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无非是经济发展， GDP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其实，以中国的庞大人口和资源，共产党并没有多少理由那么骄傲。据说，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国的GDP都是世界第一。现在，大陆的人均GDP只有台湾的1/4多一点，大陆人口是台湾的50倍，只要大陆的人均GDP到达台湾的一半多，总量就超过美国了。因此我们很可以断言，如果共产不成，民国犹在，中国的 GDP早就世界第一。
更何况，今日中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资源与环境的浪费和破坏，腐败横行，人心堕落，不一而足。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的经济在过去30多年来确实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如果说，衡量一国之贫富主要看人均GDP，那么，衡量一国之强弱，则主要看其GDP总量，看其综合国力。因此，我们不应低估中国崛起的意义。
二、“是如何”重要，“如何是”更重要
现在，中共当局坚持专制统治，拒绝自由民主，挑战普适价值，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它在经济上的成就，即所谓“中国模式”下的“中国奇迹”。
关于“中国模式”算不算得上模式，它到底有多大典型意义，能不能效仿能不能复制，这些问题都大可商榷。这里，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问题。我们不妨针对“中国模式”的内容做一番解析。
考察今日中国，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人们很难给它安上一个恰当的名字，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今日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极权主义还是后极权主义？如果说它是威权主义，那么它是左翼威权还是右翼威权？我们发现，不论用哪一个概念去套都不足以说明问题。
按照传统的极权主义定义，今日中国在对经济的垄断和意识形态的垄断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毛时代的中国可以算作典型的极权主义，那么邓时代及邓之后的中国显然不能再叫极权主义。
哈维尔曾经把1957年起义失败后的匈牙利称为后极权社会，不过他又常常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状况来解释后极权主义。不少中国人把“六四”后的中国称作后极权，我以为不够准确。因为1957年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都是被外国（苏联）军队镇压下去的，而中国的“六四”是被中国自己的军队镇压下去的。其次，在“六四”之后，柏林墙倒塌，国际共产阵营瓦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这种国际环境和“布拉格之春”失败后捷克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六四”后中国加速经济改革，不问姓社姓资，也远非当年的匈牙利或捷克可比。再有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如此等等。换句话，今日中国和“八九”前的苏联东欧很不一样。倘按照哈维尔的定义，今日中国也很难叫后极权主义。
另一种说法是右翼威权主义，也有人称之为市场列宁主义。当然，市场列宁主义这种说法有点文字游戏的意味（在英文里，市场列宁主义Market-Leninism 和马克思列宁主义Marx-Lininism 在字形上和发音上都很相似）。现在，把中国称作右翼威权主义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右翼威权主义这种定义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很多人从这个定义一下子就联想到民主化前的台湾、南韩、印尼、菲律宾等原生态的右翼威权主义。和前述地方相比，中国（大陆）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血腥的共产，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共产党还在宣称“五不搞”，从原则上还在拒绝宪政民主。假如说今日中国在很多方面更像右翼威权，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中国今日的右翼威权是从它的对立面，是从昨日的左翼威权直接变过来的，因此它既不能再叫左翼威权，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右翼威权。
由此可见，要正确地解读中国模式，仅仅对现状作静态的描述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花气力对历史、对其来龙去脉作动态的描述。弄清楚“是如何”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弄清楚“如何是”。
三、改革导致对共产党革命和政权合法性的否定
中国的改革始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物极必反，正是毛时代犯下的滔天罪错，形成了改革的最初动力。
中国的改革包括诸多方面，这里我们只谈经济改革。
通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即分田到户）书上按下红手印。不过，按照《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的说法，这个起点应该是广东沿海的宝安县。是深圳河上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的话：“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共决定开办经济特区之前，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开放地区。
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来自于民众的自发行动，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向被中共当局一向被视为大敌的资本主义。当中共上层改革派认可了民众的自发改革，那也就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要改的是什么。
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带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
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中共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这不等于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所以，这场经济改革不是共产党革命和一党专制的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
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49年那次革命。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
这里不妨讲两句邓小平。作为改革家，邓小平与古今中外其他的改革家都有所不同。其他的改革家都是第二代或第N代（N>2）。他们要改的制度是他们的前人建立起来的制度，邓小平要改的制度却是他自己参与建立的制度，并且他在参与建立的过程中不是扮演一般的跑龙套的角色，而是领导者的角色。
傅高义写《邓小平传》，对邓的前大半生写得极其简略，600页正文，从1904年到1969年这65年生涯只用了区区28页。就从这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搞暴力革命搞血腥共产方面，邓小平是个很厉害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西南地区搞土改，要比叶剑英在华南地区搞得更残酷。1953年，毛泽东因为嫌财政部长薄一波在评估资本家的税额时心太软而撤掉薄的职务，命邓小平取而代之，可见邓在打击资本家时也相当强硬。再有就是1957年反右，邓实际上是前线总指挥。如此等等。
或许别人不清楚，但是邓小平本人一定是清楚的。邓小平一定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要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共产党现在要恢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先前打倒的东西。
这一点，当时不少人都看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层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山西一位老农民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是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消灭整整几代经济精英？邓小平不会不清楚，昔日革命的赫赫功业，如今都变成了累累罪行。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六名发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华人朱传榘先生说：1980年，我回祖国大陆时，见到了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先生一见我就讲：“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
一方面，邓小平深知必须实行经济改革，不改革不行；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实行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无异于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釜底抽薪。所以他提出两手都要硬：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手要硬，坚持共产党领导反对自由化这一手也要硬。
我们知道，在80年代，中共内部也有一大批怀疑或反对经济改革的保守派。其实，这些保守派与其说是反对经济改革，不如说是担心经济改革的政治后果，担心经济改革动摇共产党统治。据说一些老革命去参观深圳特区，看到遍地高楼、灯红酒绿，不禁忧心忡忡：这还能叫社会主义吗？接待者使劲解释：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老革命听了依然疑虑重重。最后有人干脆说：只要是共产党在掌权，就叫社会主义。于是，老革命们就放心了。
80年代的中共，经济上的改革派－－除了邓小平一类少数人外－－每每也是政治上的改革派或温和派。这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他们已经在心照不宣地搞资本主义，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去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呢？有不少中共官员带头鼓吹自由化，鼓吹政治改革；另外有很多官员，包括一些最高层的官员，像赵紫阳，虽然对政改不很热心，但至少是绝不愿意再整人了。尽管邓小平隔三岔五地反自由化，但是这些运动总是搞得虎头蛇尾，而整个社会却变得越来越宽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才会发生“八九”民运。
80年代的经济改革，还引出了一个后果——腐败。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后来的城市的经济改革、工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又导致了大量的所谓官商、官倒的现象，即大量的腐败。
我们知道，中国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控制。从8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进行价格改革。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主张把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一次性地放开，交给市场来决定。但是这种主张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于是有人就提出一种折衷的办法：有些商品继续按照国家控制的价格出售，有些商品则按市场价格出售，然后再逐步扩大按市场价格出售的比例。这种办法就叫“双轨制”，被当局采纳。
现在，一谈起价格双轨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大力称赞。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开启了中国式的渐进改革路线，避免了俄国东欧休克疗法造成的社会震荡。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早在价格双轨制实行之初，不少人就警告说，双轨制给掌握资源的官员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使得他们可以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因此必然会导致大面积的腐败。事实上，在中国，第一批凭借权力而一夜暴富的阶层就是在实行双轨制期间产生的。这种大面积的腐败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并成为“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诱因。
四、“八九”民运与“六四”屠杀
“八九”民运主要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反腐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屠杀，如果“八九”民运取得胜利，像“双轨制”这种所谓渐进改革路线必然会被否定，中国后来的道路就会和俄国东欧相差无几了。据罗小朋说，早在“八九”民运爆发之前，他们几个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已经提出私有化方案，和后来苏东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据我所知，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没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呢？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民运。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自己就变成了资本家，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
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为什么邓小平要镇压民运？是因为他还信仰社会主义吗？不是，根本不是。邓小平早就不信社会主义了。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对一位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作为有过三起三落传奇经历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在党内军内享有后来的领导人无法比拟的个人权威。这是他敢于下令用军队镇压民运的本钱。可以想象，如果发生“八九”民运时没有邓小平，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当然，造成“六四”的原因很多，其中也包括民运方面的策略失误，“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命中注定。有关这个问题，我先前写过不少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重复。
谈到中国与苏东各国改革路线的差异时，很多人说，苏东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或者是，苏东是激进，中国是渐进。其实这些说法根本不得要领。导致中国与前苏联东欧改革路线分道扬镳的真正区别仅在于一点：那就是，面对着一波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你到底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什么苏联解体，什么东欧剧变，无非是那里的共产党不好意思再杀人了而已。
五、“六四”后中国改革走入歧途
“六四”改变了中国，甚至也改变了世界。
20余年来，由于中共当局的压制，“六四”问题始终是个禁区。一般人先是不敢提，不能提，久而久之，这个问题就淡出人们的视野，变得好像不那么重要了。很多人已经习惯于把从1978年直到今天的改革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六四”只是其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例如卡玛拍摄的电影《天安门》，在拍完“六四”之后，又拍到邓小平92年南巡。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是“六四”一度中断了改革进程，但是92南巡重新启动改革，于是前面和后面就又接上了，中国的改革再度走上了它的征程。
我要强调的是，“六四”给中国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例如，“六四”造成了犬儒主义的流行（参见拙著《犬儒病》）。就经济改革而论，“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入歧途。“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有着根本的差异。
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自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人们应该记得，在80年代的几次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总是强调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六四”前和“六四”后一段时期，邓小平也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为什么到了92年南巡，邓小平又说要不问姓社姓资了呢？
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理由，是为了给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分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地干了。所以，在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更强劲。
党内保守派的迅速转向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本来，以陈云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一直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抵触，拖后腿；可是92南巡之后，保守派迅速转向，咸与维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这说明，他们原来反对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担心引发民主力量，担心危及共产党统治。如今，党内的民间的民主力量横竖都被打下去了，他们用不着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他们也积极支持经济改革了。
由于在“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元气大伤，一时间无法再形成大的力量，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义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原来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一下子就变成了官员们的私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在国营企业的改革中，几千万国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业，只能领到一点微薄的救济金。试想如果没有“六四”，工人必定会建立起强大的独立工会，政府怎么敢一声令下，就把他们一下子都抛弃掉呢？
六、屠杀与奇迹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六四”后中共的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最容易成功的。因为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好比“把鱼汤重新变成鱼”。
大致上讲，把公产变成私产可以有三种办法：一是还，二是分，三是卖。
还，就是退还，退赔，物归原主。当初的共产既然共错了，现在就该把共别人的产退还给别人。退赔又有两种方式，一是退实产，张三家的工厂就退还给张三或其后人，李四家的土地就退还给李四或其后人；一种是退钱或是发给赔偿券。捷克、匈牙利和东德等国就采取过“还”这种办法。
然而，“还”的办法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人物两非，很多事想还原也还不了原了。再说，共产党掌权后也修建了不少建筑，兴办了不少企业，开辟了不少新田地，这些新建筑新企业新田地都没有旧主人可以归还。所以，共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主要还是要采取“分”和“卖”这两种办法。
分，就是平分。挂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资产分给全民中的每一个人，挂在集体所有制下的资产分给该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中国农村改革的分田到户就是用的分的办法。虽然农民们没有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但毕竟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但问题是，农村可以实行分田到户，工厂呢？一家国营企业也能靠“分”字解决问题吗？不能。一块大田分成十块，田还是田；一部车床分成十块，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把工厂平分给职工，必然导致对庞大的、不可分的单位的肢解，等于是糟蹋，是浪费。因此，采用分的办法，更多的是把社会资产按价折股，然后平均分给大家一定的股份。捷克和苏联就采取了“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
“全民分股，一人一份”是一种很公平的私有化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的缺陷也很多。首先是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管理。每个人都对企业拥有一份股权但也只有一份股权，结果必然是谁也不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有强烈的关心——这和原来的公有制其实相差无几。所谓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把属于大家的企业变成属于少数个人的企业。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使股权集中化即产生资本家。在资本家出现之前的青黄不接的阶段，企业的效益未必会增加，还很有可能降低。
另外，“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虽然使得每个人都拥有等值的股权，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投资知识与投资机会。因为一般老百姓既没有任何投资的经验，又对各个企业运营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应该如何投资呢？普通民众和“内部人”（某些政府官员以及企业的上层管理人员）彼此之间所拥有的信息是很不对称的。于是到头来，不少民众手中的那一股很快就打了水漂。如果你担心投资失败因而急着把自己的那一股去兑换成现金，那也不一定更保险些，通货膨胀一来，钱就不值钱了。与此同时，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一些“内部人”则利用其信息优势和关系，合法地和非法地迅速地聚敛起巨大的财富。这就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与反对。捷克的全民分股搞得还好一些，俄国的就搞得很差。
卖，就是把属于全民的资产招标拍卖，然后把卖得的钱用在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上。匈牙利的国营企业改革就大量地采取了卖的办法。
“卖”的办法也有它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初期，有钱人少而且有的钱也不够多，大批国营企业没人买得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办法。一是等，等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了，民间资本雄厚了，国营企业就有人买得起了。然而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期之内，大量的国营企业没法卖出去，只能让它们半死不活维持在那里。
也许有人会说，在国营企业卖给私人之前，能否做一些改革，使国营企业本身多一些活力呢？譬如说让企业自负盈亏。可是这种办法在道理上很讲不过去。因为国营企业是属于全民的，让它们自负盈亏等于是把它们变成企业内部员工自己的了。企业与企业之间差别很大。有的企业设备新，产品对路，有的企业设备陈旧，产品也不合乎市场需要。一旦实行自负盈亏，有的企业不必花多少气力就能赢得巨大的利润，上上下下的员工都迅速地富了起来；有的企业拼老命也无法不亏损，员工们连基本生活费都发不出。问题是企业之间的这种差别不是出于企业自己的决策，而是当初政府统一安排配置的；包括员工，也是政府统一分配的，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些盈利少和亏损的企业的员工自然会质问政府：“既然当初的一切决定都是你们作出的，现在凭什么让我们来承担恶果呢？”再者，自负盈亏能否提高效益也很可怀疑。因为在这里，企业仍然没有交到真正的个人手里，因此仍然难以为企业的经营提供足够的刺激。
出卖国营企业的另一种办法是，愿意买的人可以向银行借钱来买，借钱时可以拿企业做抵押，保证分期付债。这种办法的困难是，它给政府官员提供了中饱私囊的较多机会。有权者如将国有资产以低价卖给亲友或暗中行贿者，便可大捞一笔。由于资产并无客观准确的价值，别人对他们这样做还很难挑出毛病。另外，如果借钱的人事后还不起，那又怎么办呢？俗话说帐多不愁，欠款的金额越庞大，别人拿他越没办法。
再一种办法就是把国营企业卖给外国人。既然在短期内本国出不了大富豪，买不起国营企业，那就干脆让外国的大富豪来买。匈牙利就把大量的企业卖给了外国人，以至于有人要惊呼：“匈牙利还是匈牙利人的吗？”除开这种批评之外，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全卖光”的做法还会造成较大的贫富分化，那也不免引起很多不满。
以上分析说明无疑是相当粗略的，不过那也足以证明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是何等的复杂与艰难。不论你采取哪一种办法都会造成一大堆麻烦，因此总会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种种责难。人们会采用言论、集会、罢工、结社以及投票等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意愿。新生的民主政府面对着这些棘手的问题，很容易要么议而不决，要么决而难行，而且还难免时不时地作大幅度的修改。在私有化改革的初期阶段，很多国家的总理都等不到做满任期就被换掉了。这就有可能使得整个经济形势处于某种摇摆不定和动荡不安，令外资望而却步，裹足不前，那又反过来影响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俄国东欧的经济改革一波三折，步履维艰，应该说是不难理解的。想想也是，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资本主义有穷人和富人，社会主义有穷人和更穷的人。”社会主义要改成资本主义，那就是要在一个大家都是穷人的社会里，尽可能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而又要尽可能地让大家都能接受都能认可。这该是何等艰难。
七、中国模式的本质——持枪抢劫
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分、卖三种办法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有，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五常就明确提出他的改革方案：“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的产权分配。”不是发愁没有资本家吗？让党委书记们当资本家不就成了吗？一旦党委书记变成了资本家，也就是说，企业变成了书记们的私产，他们自然就会像资本家一样行事，企业的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大功告成了。
那么，为什么要把国营企业白白送给共产党的干部们呢？张五常回答说：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不能置既得利益的干部于不顾的——不是因为在经济上或道德上他们应被特别照顾，而是因为他们的反对是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当然了，如果你把企业送给干部，干部保证都会成为改革派。可是，给某些干部明确的产权分配，也就是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送给少数干部，这固然是充分地照顾（岂止是照顾）到了干部们的既得利益，但它无疑是侵犯了广大人民的既得利益。为什么少数干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广大民众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侵犯呢？
张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反对是不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如果民众要反对要抗议呢？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是：镇压。所以，张五常提出的办法，说穿了就是抢劫，是在专制强权保护下的抢劫，是持枪抢劫。
当然，中共当局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接受张五常方案，尤其是在“六四”之前，因为它不能不担心引发民众的强烈反抗。“六四”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了“六四”，中共谅视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成不了气候。90年代以来，中共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头换面地实行了张五常的方案。
简单说来，“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由于中国是在一党专政的铁腕下推行经济改革，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员巧取豪夺，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这样，他们就比过去更加关心企业的效益，热心经济的发展。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由于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的工会农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于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投身于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至于那些在权贵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下层民众，由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讨还公道，只好回过头来自谋出路，从头干起。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在持枪抢劫的情况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价。这就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正如秦晖所言：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八、中国模式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任何合法性
中国模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我们知道，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50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以上所说，至浅至明。徐友渔说得好，观察今日中国，不需要望远镜显微镜，凭肉眼即可，用常识就行。
就以国企改革为例。长沙下岗工人陈洪在他的博客里写道：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要付代价，该你们共产党付代价，怎么叫我们工人付代价呢？凭什么你们共产党官员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这么浅显的道理有什么难理解难把握的呢？
谈到今日中国的贫富悬殊，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但在程度上最严重，而且在性质上特别恶劣。因为中国的贫富悬殊不是历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专制权力造成的。在中国，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被权势者所掠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掠夺了别人创造的财富。因此，要解决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决不能只靠改进税收政策，多收富人的税用来补贴穷人；而必须首先把权贵们掠夺的财产归还给人民。
再谈官员的腐败。民间早就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见一个毙一个可能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肯定会有漏网的。”中共领导人口头上也说要反腐败，但实际上他们纵容腐败，因为他们需要腐败。对今日中共而言，腐败是投名状，是普遍的腐败在维持着政权的稳定。中共当局深知，姑且不谈“六四”，不谈“六四”后20多年持续不断的政治迫害，使中共负下多少政治的欠债，单单是积重难返的经济腐败，一旦中国实行自由民主，就可能把相当比例的官员送上经济犯罪的审判台。出于对清算的恐惧，中共对自由民主比以往更害怕更敌视，这反过来构成了抵制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
九、中国模式是对人类自由与和平的严重威胁
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将本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的异议人士刘晓波。在颁奖公告里，前面一大段是对中国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大加肯定，后面则提出中国存在的人权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有所改进。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你们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得这么好，为什么在人权问题上那么坏？为什么不能在人权问题上也有所改进也变好点呢？
他们不知道，中共政府的思考逻辑和他们不一样。中国政府想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正是建立在对人权的压制之上，那我们怎么能放弃对人权的压制呢？如果我们放弃了对人权的压制，我们就是放弃了我们的最大优势，我们的经济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岂止是发展不起来，而且还很可能陷入危机，陷入天下大乱。换言之：中国政府想的是：今天我们能搞得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坏”；如果我们不这么“坏”了，那我们也就不会“好”了。
中共领导人清楚地知道，所谓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最大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基础上的。一方面，他们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理由为“六四”屠杀辩护；另一方面，他们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坚持压迫。他们担心一旦政治上放松压制，民间要求经济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挡。中共领导人说，他们希望再有几十年的稳定，他们将把中国建设得更好。他们无非是希望继续这种专制强权下的改革与发展；所谓“建设得更好”，顶多是，一方面通过时间把黑钱漂白，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到头来，“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这种罪恶的方式造成的强大国家，只能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我们能够改变它，战胜它吗？当然能。但前提是，我们要对它有清醒准确的认知。政治上的很多事，知难行易。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很多人还看不清。
（注释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8期 2013年2月8日—2月21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4883
陈向阳：中国道路（7）——边腐败边发展
发表于 2015 年 05 月 22 日 由 陈向阳
举世皆知，中国的官场非常腐败。可是，腐败大肆泛滥的同时，中国经济却高速发展。腐败伤害经济：造成资金流失，资源错配，垄断低效。这从理论到实际都没有疑问。所以，从常理思考，严重腐败与经济腾飞的结合太奇怪，简直不可能！但是，既成事实无法否认，咱们只能努力解译其中奥秘。
中国卷款外逃的贪官每年有多少？没有官方数字。他们卷走了多少赃款？官方更不会公布真相。网上有种种估计，上下出入很大，从每年数十亿到数千亿美元。假如达到一千亿，就占到中国GDP（大约是10万亿美元）的百分之一。这仅是外逃的，没逃的应该更多，从徐才厚家里搜出了一吨多的钞票。全国贪官每年一共贪多少？能达到GDP的2%？甚至3%？不知道。这是国家机密。
贪官们肯定伤害了中国经济。不过，严重程度很可能并不像那些数字，即：中国的GDP并没有因为腐败也被压低了2%或3%。贪官们盗走的是货币，而非实体经济。那些赃款若堆在家里不动，其实际意义就像印刷品，并没有从经济运行中抽走实物。不过，当货币“泄漏”到贪官那里囤积起来，实体经济会不会因缺少“流动载体”而运行迟滞呢？确实有些民营中小企业因缺少流动资金而陷入困境。但是，即便没有赃款泄漏，私企贷款难的状况也不会改善，因为银行根本不愿意向他们放贷，并非银行缺少资金。
实际上，中国充斥着货币。仅从2009年到2013年，中国央行就投放了60多万亿人民币，使中国的货币总量（M2）达到了一百多万亿。而且，现在每年还要再注入大约十几万亿。天量的货币中即使有几千亿甚至上万亿被贪官们截流，也只占到1%左右。中国的货币量依旧过多，而不是不足。近些年收藏品市场火爆，一块玉石卖几百万，一幅古字画上亿。很大程度上这是被“机构投资者”抬上去的。就是那些国企、上市公司，囤积了太多的钱需要保值、增值，就不务正业地到处乱投资。
若贪官们挥霍赃款呢？对于经济的作用，还要好于比把钱藏在家里不动。有个词叫“贪腐经济”，高档酒店饭馆还有奢侈品行业相当程度上依赖贪腐消费。如今大力反贪腐，这些行业明显萎缩。有些官员抱怨，说经济因此受到打击。这话可恨。即便把公平正义放到一边，仅从经济角度看，少数人的挥霍远比不上增加大众消费的好处大。但也不能否认，赃款拿出来挥霍又比窖藏起来不动对经济增长更有利。尤其现在中国正处于生产能力过剩，消费不足的状态。
赃款逃往国外对中国经济的伤害肯定更大。即便它被拿出来挥霍，直接刺激的也是外国的经济。当然，逃到国外的赃款最终还要流向中国“换取实物”，叠加在外贸的进出口之上。从中国经济和外贸的快速增长状况看，中国还没有因为外逃赃款而“失血过多”“伤筋动骨”。
贪赃仅仅是腐败的一部分。对经济伤害更大的腐败应该是渎职，或叫“不作为”、“乱作为”：办事拖拖拉拉，占着茅坑不拉屎，阻碍经济运行，或挥霍浪费，大搞劳民伤财效益极差的投资。这些要比贪污受贿的危害更大。
渎职型的腐败官员不少。但还有另一种贪官，像原铁道部长刘志军那样的，对工作非常投入也非常专业。中国的高铁起步虽晚，却一下子就追上了老高铁国（日、法、德），如今快两万公里了，世界第一。那么复杂的技术，那么强大的高素质的施工力量，中国却神速地都有了，气吹得一样。当然，绝非气吹的，而是大批专业人才细致艰苦的工作成果，这其中就包括刘志军和他的团队。当然，刘志军也是个大贪官。像他这样的贪官不少，专业素质高，拼命干工作，对经济建设有贡献。在中国，干部考核提拔要看GDP，看政绩。这使相当一批“能干的贪官”得到了提拔。从经济角度看，他们要比仅凭“行贿买官”、“溜须拍马”或靠亲属关系“鸡犬升天”上来的低能官员强。
其实，贪腐也含有“激励机制”，促使贪官们大搞经济：把“蛋糕”做得越大，就能贪的更多。所以，为了多贪也要拼命招商引资，多上项目，搞大地方经济。这里有个难算的题：能干的贪官对经济的“净作用”是正还是负？这可不好算：同一个官位，如果把“能干的贪官”换成“不能干的清官”，经济结果会差多少？一个能干的贪官如果把“蛋糕”做大了一斤，而他贪污了二两，能说他还有八两的“净贡献”么？这些实在算不清、说不清。
如果上面的题难算，还有更难算的：曾有过一场大规模的“腐败运动”，但同时它是否也促进了经济发展？这就是“所有制改革”和“国企改制”。中国的企业在毛泽东时代几乎达到了100%的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但所谓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实际上等于“无人所有”，谁也不能说“厂子是我的”，赚了归我，亏了我扛。这种产权不清导致企业经营不善、低效浪费。这是天下通病，一些西方国家也有“国营企业”，也一样效益低下，而改善的途径就是“私有化”。
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一大难题就是如何把全民的财产私有化。俄国和东欧国家曾把国企股份化，股票分给百姓。从公平角度看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但从经济效益看，这几乎是灾难：突然的“瓜分”给企业经营造成巨大冲击。经过好一阵混乱，只有企业产权最终能够落入善于经营的企业家手中，企业才能走上效益提高的生路。
中国的全民财产私有化根本没有搞一人一份的分配。而是以官的私的，明的暗的，合法非法，前门后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途径转移腾挪，最终把相当一部分化公为私了。一些学者（如胡平、郎咸平）对此有深刻的分析论述。这场公有制向私有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伴随着不计其数的贪污腐败，可说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偷盗抢劫，是权力者对掌控的全民财产的监守自盗。但官方轻描淡写为“国有财产流失”。对此的道德评判一目了然，不必多说。此处仅强调一点：这场系统性的贪腐对于经济发展却能起到正面作用。当然，正面作用并非来自贪腐，而是来自企业变为私有制后经济效益的提高。胡平也承认这场全民资产的化公为私“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最容易成功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从微不足道上升到“三分天下有其二”了。这里当然有清白的，比如一些民间企业家白手起家从小做大的企业，还有落地中国的外资外企。但是，有很大一部分私企负有“原罪”，他们的“第一桶金”来自化公为私。而且，很多还长期与官员们勾结，进行权钱交易，获取稀缺资源（比如土地、矿山）。
这里要强调，即使是清白的民营企业也大部分与官场腐败脱不了干系：行贿巴结官员，有几个私企（不算外企）没干过？当然，也是迫不得已。在中国的“权力寻租”大环境下，要想更好地生存发展，企业不得不向权力“交租”，不抱大腿不行，只不过有的企业更主动有的更被动，积极程度不同而已。
对于企业向权力“交租”，曾有过“润滑剂”之说。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官僚体制还非常僵化之时，行贿可以撬动官僚机器，使私企得到多一些的生存发展空间，使原来的死路可以通行，原来办不成的事可以办成。
这种“租金”当然要加入“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不过这些年来，中国企业，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了相当高的竞争力。这表明，额外的“腐败成本”还没有超越极限，让企业承受不起。说好听点，中国的贪腐主要还是“养鸡收蛋”而非“杀鸡取卵”。
网上流传过一些贪腐潜规则。其中有“收了钱就要给人办事”，“事办不成要退钱”，“收钱有度，不能一锤子买卖”，“好处均分，不能一人独吞”等等。这些潜规则显示出一种意图：维持腐败的可持续性。有些贪官才不管“可持续性”，狠捞一票，携款潜逃。这种贪官看似不少，但比较全体贪官（“无官不贪”也许夸张，但贪官数目肯定非常巨大）仍是个小数。大多数贪官搞的还是“可持续腐败”。
上面似乎是努力发掘中国官场腐败“不那么坏”的一面。这绝非想为贪官开脱，只是想解释经济高速发展为什么能和严重的腐败共生。当然不敢说找到了足够好的解释，但多少点出了“中国式腐败”对经济的伤害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么严重。这不是说腐败可以宽恕，只是在解释事实：看上去那样广泛深入的腐败却没有阻挡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几篇文章至此，大致梳理了中国的“过去之谜”，下面将猜一下中国的“未来之谜”。
（全文完）
举世皆知，中国的官场非常腐败。可是，腐败大肆泛滥的同时，中国经济却高速发展。腐败伤害经济：造成资金流失，资源错配，垄断低效。这从理论到实际都没有疑问。所以，从常理思考，严重腐败与经济腾飞的结合太奇怪，简直不可能！但是，既成事实无法否认，咱们只能努力解译其中奥秘。
中国卷款外逃的贪官每年有多少？没有官方数字。他们卷走了多少赃款？官方更不会公布真相。网上有种种估计，上下出入很大，从每年数十亿到数千亿美元。假如达到一千亿，就占到中国GDP（大约是10万亿美元）的百分之一。这仅是外逃的，没逃的应该更多，从徐才厚家里搜出了一吨多的钞票。全国贪官每年一共贪多少？能达到GDP的2%？甚至3%？不知道。这是国家机密。
贪官们肯定伤害了中国经济。不过，严重程度很可能并不像那些数字，即：中国的GDP并没有因为腐败也被压低了2%或3%。贪官们盗走的是货币，而非实体经济。那些赃款若堆在家里不动，其实际意义就像印刷品，并没有从经济运行中抽走实物。不过，当货币“泄漏”到贪官那里囤积起来，实体经济会不会因缺少“流动载体”而运行迟滞呢？确实有些民营中小企业因缺少流动资金而陷入困境。但是，即便没有赃款泄漏，私企贷款难的状况也不会改善，因为银行根本不愿意向他们放贷，并非银行缺少资金。
实际上，中国充斥着货币。仅从2009年到2013年，中国央行就投放了60多万亿人民币，使中国的货币总量（M2）达到了一百多万亿。而且，现在每年还要再注入大约十几万亿。天量的货币中即使有几千亿甚至上万亿被贪官们截流，也只占到1%左右。中国的货币量依旧过多，而不是不足。近些年收藏品市场火爆，一块玉石卖几百万，一幅古字画上亿。很大程度上这是被“机构投资者”抬上去的。就是那些国企、上市公司，囤积了太多的钱需要保值、增值，就不务正业地到处乱投资。
若贪官们挥霍赃款呢？对于经济的作用，还要好于比把钱藏在家里不动。有个词叫“贪腐经济”，高档酒店饭馆还有奢侈品行业相当程度上依赖贪腐消费。如今大力反贪腐，这些行业明显萎缩。有些官员抱怨，说经济因此受到打击。这话可恨。即便把公平正义放到一边，仅从经济角度看，少数人的挥霍远比不上增加大众消费的好处大。但也不能否认，赃款拿出来挥霍又比窖藏起来不动对经济增长更有利。尤其现在中国正处于生产能力过剩，消费不足的状态。
赃款逃往国外对中国经济的伤害肯定更大。即便它被拿出来挥霍，直接刺激的也是外国的经济。当然，逃到国外的赃款最终还要流向中国“换取实物”，叠加在外贸的进出口之上。从中国经济和外贸的快速增长状况看，中国还没有因为外逃赃款而“失血过多”“伤筋动骨”。
贪赃仅仅是腐败的一部分。对经济伤害更大的腐败应该是渎职，或叫“不作为”、“乱作为”：办事拖拖拉拉，占着茅坑不拉屎，阻碍经济运行，或挥霍浪费，大搞劳民伤财效益极差的投资。这些要比贪污受贿的危害更大。
渎职型的腐败官员不少。但还有另一种贪官，像原铁道部长刘志军那样的，对工作非常投入也非常专业。中国的高铁起步虽晚，却一下子就追上了老高铁国（日、法、德），如今快两万公里了，世界第一。那么复杂的技术，那么强大的高素质的施工力量，中国却神速地都有了，气吹得一样。当然，绝非气吹的，而是大批专业人才细致艰苦的工作成果，这其中就包括刘志军和他的团队。当然，刘志军也是个大贪官。像他这样的贪官不少，专业素质高，拼命干工作，对经济建设有贡献。在中国，干部考核提拔要看GDP，看政绩。这使相当一批“能干的贪官”得到了提拔。从经济角度看，他们要比仅凭“行贿买官”、“溜须拍马”或靠亲属关系“鸡犬升天”上来的低能官员强。
其实，贪腐也含有“激励机制”，促使贪官们大搞经济：把“蛋糕”做得越大，就能贪的更多。所以，为了多贪也要拼命招商引资，多上项目，搞大地方经济。这里有个难算的题：能干的贪官对经济的“净作用”是正还是负？这可不好算：同一个官位，如果把“能干的贪官”换成“不能干的清官”，经济结果会差多少？一个能干的贪官如果把“蛋糕”做大了一斤，而他贪污了二两，能说他还有八两的“净贡献”么？这些实在算不清、说不清。
如果上面的题难算，还有更难算的：曾有过一场大规模的“腐败运动”，但同时它是否也促进了经济发展？这就是“所有制改革”和“国企改制”。中国的企业在毛泽东时代几乎达到了100%的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但所谓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实际上等于“无人所有”，谁也不能说“厂子是我的”，赚了归我，亏了我扛。这种产权不清导致企业经营不善、低效浪费。这是天下通病，一些西方国家也有“国营企业”，也一样效益低下，而改善的途径就是“私有化”。
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一大难题就是如何把全民的财产私有化。俄国和东欧国家曾把国企股份化，股票分给百姓。从公平角度看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但从经济效益看，这几乎是灾难：突然的“瓜分”给企业经营造成巨大冲击。经过好一阵混乱，只有企业产权最终能够落入善于经营的企业家手中，企业才能走上效益提高的生路。
中国的全民财产私有化根本没有搞一人一份的分配。而是以官的私的，明的暗的，合法非法，前门后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途径转移腾挪，最终把相当一部分化公为私了。一些学者（如胡平、郎咸平）对此有深刻的分析论述。这场公有制向私有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伴随着不计其数的贪污腐败，可说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偷盗抢劫，是权力者对掌控的全民财产的监守自盗。但官方轻描淡写为“国有财产流失”。对此的道德评判一目了然，不必多说。此处仅强调一点：这场系统性的贪腐对于经济发展却能起到正面作用。当然，正面作用并非来自贪腐，而是来自企业变为私有制后经济效益的提高。胡平也承认这场全民资产的化公为私“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最容易成功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从微不足道上升到“三分天下有其二”了。这里当然有清白的，比如一些民间企业家白手起家从小做大的企业，还有落地中国的外资外企。但是，有很大一部分私企负有“原罪”，他们的“第一桶金”来自化公为私。而且，很多还长期与官员们勾结，进行权钱交易，获取稀缺资源（比如土地、矿山）。
这里要强调，即使是清白的民营企业也大部分与官场腐败脱不了干系：行贿巴结官员，有几个私企（不算外企）没干过？当然，也是迫不得已。在中国的“权力寻租”大环境下，要想更好地生存发展，企业不得不向权力“交租”，不抱大腿不行，只不过有的企业更主动有的更被动，积极程度不同而已。
对于企业向权力“交租”，曾有过“润滑剂”之说。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官僚体制还非常僵化之时，行贿可以撬动官僚机器，使私企得到多一些的生存发展空间，使原来的死路可以通行，原来办不成的事可以办成。
这种“租金”当然要加入“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不过这些年来，中国企业，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了相当高的竞争力。这表明，额外的“腐败成本”还没有超越极限，让企业承受不起。说好听点，中国的贪腐主要还是“养鸡收蛋”而非“杀鸡取卵”。
网上流传过一些贪腐潜规则。其中有“收了钱就要给人办事”，“事办不成要退钱”，“收钱有度，不能一锤子买卖”，“好处均分，不能一人独吞”等等。这些潜规则显示出一种意图：维持腐败的可持续性。有些贪官才不管“可持续性”，狠捞一票，携款潜逃。这种贪官看似不少，但比较全体贪官（“无官不贪”也许夸张，但贪官数目肯定非常巨大）仍是个小数。大多数贪官搞的还是“可持续腐败”。
上面似乎是努力发掘中国官场腐败“不那么坏”的一面。这绝非想为贪官开脱，只是想解释经济高速发展为什么能和严重的腐败共生。当然不敢说找到了足够好的解释，但多少点出了“中国式腐败”对经济的伤害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么严重。这不是说腐败可以宽恕，只是在解释事实：看上去那样广泛深入的腐败却没有阻挡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几篇文章至此，大致梳理了中国的“过去之谜”，下面将猜一下中国的“未来之谜”。
（全文完）
陈向阳：中国道路（6 ）——转向“永远的利益”
发表于 2015 年 05 月 21 日 由 陈向阳
说到外交和国际关系，有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可是，毛泽东当年不讲这个，或者对“利益”的理解与众不同。他先是一边倒，倒向苏联，而与西方国家交恶，于是新中国遭受西方的经济封锁。接着又跟苏联闹翻，苏联的专家和援助也撤了。一时间，世界上凡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成了“帝修反”，全是敌人。乐意不乐意中国也只能昂起头来“自力更生”。而且，毛泽东非要领导世界革命。但是，要想当头儿就要笼络部下。于是，贫穷的中国还要勒紧裤带援助亚非拉的穷弟兄。糟糕的是，穷弟兄里“白眼狼”居多，翻脸不认人。毛泽东“世界革命中心”的梦到头来闹了个竹篮打水。1971年，他不得不与美国和解，因为苏联的威胁太大了。直到最终闭眼，毛泽东也没把经济利益放到外交的中心区，中国差不多还是“闭关锁国”的状态。
邓小平改弦更张，打开了国门。他首先认定“要和美国搞好”，因为他看清了：“凡是和美国搞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尤其是日本和四小龙。其实邓小平并不怎么喜欢美国，但也跑去示好，为的是利益。邓小平成功了，西方把经济壁垒逐步拆去，外资外企，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企业管理制度大量流进中国。而“中国制造”则流向世界，尤其是巨大的美国市场。中国经济就此开始起飞。
邓小平还定了一条外交策略：不当头儿，彻底抛弃了毛泽东总想“领导世界革命”的那份雄心。不仅“世界革命”那样虚妄的事，在许多事情上，“当头儿”都是赔本买卖，要承担比别人更多的责任，而履行责任就要“出血”，而且花了钱还常常不落好。所以，不当头。在维持世界秩序，平息局部乱子和麻烦方面，不当头意味着不掏钱或少掏钱，还少费神、少招人恨、少惹一身骚。麻烦事有世界警察美国出头呢。
尽管在邓小平时代初期中国对西方摆出了谦虚的微笑，还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模仿，但邓和领导层心里早有主意：技术和经济可以模仿，政治吗，却不能走西方之路，政权决不松手。可西方却曾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即将改革专制，代之以民主。梦想中的西方对中国释放了不少善意，不再敌对，取消了经济和技术封锁，还给了一些贷款和援助。为了不让西方再度警觉起来，再把中国当作对手，邓小平还有一招：韬光养晦，放低身段不张扬，闷着头搞经济，先强大起来再说。
但1989年的六四镇压一下子暴露了中共无意走民主道路。专制的中国强大起来会不会成为西方的新威胁？尤其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警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但是，中国太幸运了。911极大地牵制了美国。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北朝鲜，一个接一个的泥潭和麻烦陷住了美国，他哪还顾得上中国。而且，西方一直都在低估中国。西方学者，包括在西方的华裔学者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大都“唱衰”中国，大谈中国的严重问题，一次又一次预言共产党垮台，中国经济崩溃。他们麻痹了西方的警觉。当西方政界终于认清这些预言多么不靠谱时，中国已经成长为经济巨人。
中国的经济起飞也恰逢历史上最佳的国际环境。外部威胁几乎没了，没有任何国家真敢或真想侵犯中国。经济环境空前有利：全球化带来贸易壁垒降低，国际资本流动的障碍大减。于是，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和不断改进的投资环境，还有广阔的市场，吸引到国际资本蜂拥而入，对外贸易爆炸式增长。外资外企和外贸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学者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包括WTO），中国是世界上受益最大的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全球化浪潮，这是幸运。但是，能够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又离不开中国自身的条件，更有外交谋略。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的外交谋略贯穿着实用主义。别管对谁，给红脸还是白脸，给胡萝卜还是挥一挥大棒，都为了一个目的：争取最大利益。
中国认准了，决不能和美国闹僵，跟美国对着干的国家还没有一个能够繁荣发达。虽然举国上下很多人对美国一肚子气，尤其在美国炸了中国大使馆和中美飞机相撞之后，反美情绪高涨，但是，中国政府还是忍了，不和美国闹翻。中国也是“双重标准”：哪个小国敢邀请达赖或卖台湾武器，就来厉害的，大减人员和经贸往来，给他个“制裁”。而美国做了同样的事呢，中国则是嘴上抗议，实际行动很少。美国太强大了，制裁不了反伤了自己，中国看得很清楚。
中国再也不像毛泽东时代傻乎乎的支援“革命兄弟”了。对外援助仍然有，但都有利益的精明计算。有人会说，中国不是还傻乎乎地给北朝鲜“输血”么？这是没看清中国得到的巨大利益：如果不输血，北朝鲜真可能垮掉。然后呢？一个统一的大韩国就顶在了中国的家门口。而且，别指望这大韩国还会像今天这样客气，他不仅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八成还要跟中国“闹事”，比如领土问题（如今在黄海划界上已经有争执）。因为有北朝鲜这个强敌，南韩实在不敢得罪中国，这才忍着不闹。
不仅北朝鲜，还有其他的“流氓国家”，都对中国有好处。他们把美国这个警察累得气喘吁吁，顾不上对付中国。所以明里暗里，中国总要帮他们一把，可别让美国给整垮了。不是中国喜欢“流氓”，而是为了利益。一句话，实用主义。
中国也开始又援助非洲国家了。但可不像毛泽东时代为了革命或友谊，而是为了经济利益。非洲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当然要下手。但遇上了问题，不仅西方指责中国掠夺资源，非洲也有人抱怨中国是“新殖民主义”。所以，不出血不行了，行善式的援助不得不搞一些，堵西方的嘴，消解非洲人的抵触。
除了“资源国家”，中国对许多其他小国也在“撒胡椒面”。这“胡椒面”不白撒，换回那些国家“支持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中国的援助与西方不同，从不附加保障人权、防止贪腐之类的政治性条件，而经常附加经济条件：要从中国进货，要由中国承包工程。
中国对待俄国（苏联）更是实用主义。毛泽东把苏联从老大哥弄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邓小平呢，先是继续与苏联为敌，还发动战争，“教训”苏联的爪牙越南。这也是向西方显示自身“价值”：在与苏联对抗中，中国可扮演“有分量的盟友”，以期得到西方更优厚的“待遇”。
当苏联解体，不再是西方的大敌，中国再与俄国对着干就没意义了。何况俄国有中国需要的资源和先进武器，俄国还保持了某种程度的专制，而与西方依旧格格不入。尤其到了今天，俄国同中国一道受到美国的压力，于是，有很多理由让中国与俄国做“朋友”了。为了“做朋友”，中国不惜在边境争端中做出重大让步：与俄国划定了边界，对于沙俄夺走的几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彻底毁掉了讨要的可能性。这也是实用主义，反正在可预见的未来肯定无法讨回，干吗总让问题悬着，成为两国走近的大障碍呢？
在得到俄国的石油、天然气、军事装备的同时，中国又小心地和俄国保持距离，不想弄成盟友的样子，使西方对中国增加敌意。最近，美国和北约把“劲”用到了俄国身上，中国乐得轻松一些，决不会因为“朋友”的关系替俄国分担一点西方的压力。
对日本也是实用主义。恨归恨，生意照样做，经济关系没受太大影响。这是因为：中国从日本得到的经济好处一点都不比日本从中国得到的少。
总之，中国的对外政策早已经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愚蠢。替代“领导世界革命和反帝反修反霸”宗旨的，是争取最大利益。这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未完待续）
说到外交和国际关系，有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可是，毛泽东当年不讲这个，或者对“利益”的理解与众不同。他先是一边倒，倒向苏联，而与西方国家交恶，于是新中国遭受西方的经济封锁。接着又跟苏联闹翻，苏联的专家和援助也撤了。一时间，世界上凡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成了“帝修反”，全是敌人。乐意不乐意中国也只能昂起头来“自力更生”。而且，毛泽东非要领导世界革命。但是，要想当头儿就要笼络部下。于是，贫穷的中国还要勒紧裤带援助亚非拉的穷弟兄。糟糕的是，穷弟兄里“白眼狼”居多，翻脸不认人。毛泽东“世界革命中心”的梦到头来闹了个竹篮打水。1971年，他不得不与美国和解，因为苏联的威胁太大了。直到最终闭眼，毛泽东也没把经济利益放到外交的中心区，中国差不多还是“闭关锁国”的状态。
邓小平改弦更张，打开了国门。他首先认定“要和美国搞好”，因为他看清了：“凡是和美国搞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尤其是日本和四小龙。其实邓小平并不怎么喜欢美国，但也跑去示好，为的是利益。邓小平成功了，西方把经济壁垒逐步拆去，外资外企，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企业管理制度大量流进中国。而“中国制造”则流向世界，尤其是巨大的美国市场。中国经济就此开始起飞。
邓小平还定了一条外交策略：不当头儿，彻底抛弃了毛泽东总想“领导世界革命”的那份雄心。不仅“世界革命”那样虚妄的事，在许多事情上，“当头儿”都是赔本买卖，要承担比别人更多的责任，而履行责任就要“出血”，而且花了钱还常常不落好。所以，不当头。在维持世界秩序，平息局部乱子和麻烦方面，不当头意味着不掏钱或少掏钱，还少费神、少招人恨、少惹一身骚。麻烦事有世界警察美国出头呢。
尽管在邓小平时代初期中国对西方摆出了谦虚的微笑，还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模仿，但邓和领导层心里早有主意：技术和经济可以模仿，政治吗，却不能走西方之路，政权决不松手。可西方却曾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即将改革专制，代之以民主。梦想中的西方对中国释放了不少善意，不再敌对，取消了经济和技术封锁，还给了一些贷款和援助。为了不让西方再度警觉起来，再把中国当作对手，邓小平还有一招：韬光养晦，放低身段不张扬，闷着头搞经济，先强大起来再说。
但1989年的六四镇压一下子暴露了中共无意走民主道路。专制的中国强大起来会不会成为西方的新威胁？尤其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警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但是，中国太幸运了。911极大地牵制了美国。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北朝鲜，一个接一个的泥潭和麻烦陷住了美国，他哪还顾得上中国。而且，西方一直都在低估中国。西方学者，包括在西方的华裔学者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大都“唱衰”中国，大谈中国的严重问题，一次又一次预言共产党垮台，中国经济崩溃。他们麻痹了西方的警觉。当西方政界终于认清这些预言多么不靠谱时，中国已经成长为经济巨人。
中国的经济起飞也恰逢历史上最佳的国际环境。外部威胁几乎没了，没有任何国家真敢或真想侵犯中国。经济环境空前有利：全球化带来贸易壁垒降低，国际资本流动的障碍大减。于是，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和不断改进的投资环境，还有广阔的市场，吸引到国际资本蜂拥而入，对外贸易爆炸式增长。外资外企和外贸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学者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包括WTO），中国是世界上受益最大的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全球化浪潮，这是幸运。但是，能够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又离不开中国自身的条件，更有外交谋略。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的外交谋略贯穿着实用主义。别管对谁，给红脸还是白脸，给胡萝卜还是挥一挥大棒，都为了一个目的：争取最大利益。
中国认准了，决不能和美国闹僵，跟美国对着干的国家还没有一个能够繁荣发达。虽然举国上下很多人对美国一肚子气，尤其在美国炸了中国大使馆和中美飞机相撞之后，反美情绪高涨，但是，中国政府还是忍了，不和美国闹翻。中国也是“双重标准”：哪个小国敢邀请达赖或卖台湾武器，就来厉害的，大减人员和经贸往来，给他个“制裁”。而美国做了同样的事呢，中国则是嘴上抗议，实际行动很少。美国太强大了，制裁不了反伤了自己，中国看得很清楚。
中国再也不像毛泽东时代傻乎乎的支援“革命兄弟”了。对外援助仍然有，但都有利益的精明计算。有人会说，中国不是还傻乎乎地给北朝鲜“输血”么？这是没看清中国得到的巨大利益：如果不输血，北朝鲜真可能垮掉。然后呢？一个统一的大韩国就顶在了中国的家门口。而且，别指望这大韩国还会像今天这样客气，他不仅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八成还要跟中国“闹事”，比如领土问题（如今在黄海划界上已经有争执）。因为有北朝鲜这个强敌，南韩实在不敢得罪中国，这才忍着不闹。
不仅北朝鲜，还有其他的“流氓国家”，都对中国有好处。他们把美国这个警察累得气喘吁吁，顾不上对付中国。所以明里暗里，中国总要帮他们一把，可别让美国给整垮了。不是中国喜欢“流氓”，而是为了利益。一句话，实用主义。
中国也开始又援助非洲国家了。但可不像毛泽东时代为了革命或友谊，而是为了经济利益。非洲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当然要下手。但遇上了问题，不仅西方指责中国掠夺资源，非洲也有人抱怨中国是“新殖民主义”。所以，不出血不行了，行善式的援助不得不搞一些，堵西方的嘴，消解非洲人的抵触。
除了“资源国家”，中国对许多其他小国也在“撒胡椒面”。这“胡椒面”不白撒，换回那些国家“支持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中国的援助与西方不同，从不附加保障人权、防止贪腐之类的政治性条件，而经常附加经济条件：要从中国进货，要由中国承包工程。
中国对待俄国（苏联）更是实用主义。毛泽东把苏联从老大哥弄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邓小平呢，先是继续与苏联为敌，还发动战争，“教训”苏联的爪牙越南。这也是向西方显示自身“价值”：在与苏联对抗中，中国可扮演“有分量的盟友”，以期得到西方更优厚的“待遇”。
当苏联解体，不再是西方的大敌，中国再与俄国对着干就没意义了。何况俄国有中国需要的资源和先进武器，俄国还保持了某种程度的专制，而与西方依旧格格不入。尤其到了今天，俄国同中国一道受到美国的压力，于是，有很多理由让中国与俄国做“朋友”了。为了“做朋友”，中国不惜在边境争端中做出重大让步：与俄国划定了边界，对于沙俄夺走的几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彻底毁掉了讨要的可能性。这也是实用主义，反正在可预见的未来肯定无法讨回，干吗总让问题悬着，成为两国走近的大障碍呢？
在得到俄国的石油、天然气、军事装备的同时，中国又小心地和俄国保持距离，不想弄成盟友的样子，使西方对中国增加敌意。最近，美国和北约把“劲”用到了俄国身上，中国乐得轻松一些，决不会因为“朋友”的关系替俄国分担一点西方的压力。
对日本也是实用主义。恨归恨，生意照样做，经济关系没受太大影响。这是因为：中国从日本得到的经济好处一点都不比日本从中国得到的少。
总之，中国的对外政策早已经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愚蠢。替代“领导世界革命和反帝反修反霸”宗旨的，是争取最大利益。这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未完待续）
陈向阳：中国道路（5）——超级“拿来主义”
发表于 2015 年 05 月 20 日 由 陈向阳
当年鲁迅曾抨击国人面对“洋东西”的愚昧：一是怕，对洋东西的厉害心生畏惧，敬而远之。二是恨，恨洋东西带来的伤害，于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三是盲目崇媚，100%照单全收，恨不能彻底洋化。鲁迅与之相对，提出了“拿来主义”：主动出手，加以挑选，凡是有用的好东西就拿来（指学习和模仿）。
关于鲁迅，近些年争议不小，但他的拿来主义应该说还不错。对于什么才是“有用的好东西”肯定见解各异，但有用的好东西应当拿来，大概错不了。
在毛泽东时代，“国外的好东西”曾经只是苏联那套，后来缩减到几乎为零。全世界到处是“帝修反”，都成了敌人。中国人就一咬牙，自力更生，几乎又退回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到了邓小平时代，180度转弯，敞开国门，一通“拿来”。还越拿越起劲，没有了半点鲁迅抨击的那些愚昧。要说“怕”，如今谁怕谁？是咱中国人把洋人“拿”怕了。要说恨，是外国商家恨中国的冒牌货、山寨货。虽说中国人也恨着几个外国，但恨人不恨东西。谁的技术好就使劲学，谁的货好卖，就冒牌山寨。说到崇媚，顶多是只崇不媚。说你人好、东西好，那是崇，溜须拍马才是媚。
大多国人只崇好产品好创意，不崇观念不崇人。即使崇好东西也不媚，连应有的尊重也不给。最近，石家庄山寨了人面狮身相，最后拆了，还道歉，因为外国人怒了，抗议了。今天中国建有好几座“白宫”，美国总统办公的地方，咱们小县长也来它一座。在福建泉州的清源山上有座新盖的庙宇，里面竟然造了两个长着翅膀的娃娃天使，就是西方画里常见的小天使，他们飞在半空，手捧花束，在向佛祖释迦牟尼献花呢。这几例突出显示了当今中国人的超级“拿来主义”，毫无顾忌的“洋为中用”。
对国外的先进技术，中国人高度饥渴，一直都把买技术放在买产品之上。搞合资企业，进口产品和设备，常常以对方转让技术作为先决条件。一些核心技术、军用技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那就用其它办法。比如，现在中国政府对外派留学生滞留国外工作，态度已经宽容了许多。因为这些人的一部分会在将来以某种方式使中国得到更多的技术和商务秘密，比他们一毕业就回国做出的贡献更大，所以才放长线钓大鱼。
超级“拿来主义”显然已让中国享尽了“后发优势”。节约了大量研发费用，避免了做“先行者”探路、迷路、绕路的巨大付出。这点没有疑问。但仍有个大疑问：只拿技术，不拿制度，是否真行得通？后发优势之外是否还有所谓的“后发劣势”？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就被一些学者归因于只学技术，不学制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坏结果。还有苏联经济上的失败，南美国家的经济停滞都曾被解释为“后发劣势”的佐证。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这样说：“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中国经济目前的减速是否也由于后发劣势的作用？这个问题复杂，此处不谈。这里只想指出：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的“拿来主义”实属前所未有，远远超越了当年的洋务运动。拿两者类比不妥当。若中国今日仍在洋务运动的框框里，哪有如此经济成就。
中国这一波的“拿来主义”早就延伸到了制度层面。制度的含义很广，经济法规、企业管理也属于制度，比较低层次的制度。早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开始下力模仿西方的企业管理制度。对国际经济贸易法规也“拿来”，不拿不行，与世界打交道就得遵照世界规则。但这种“拿来”极具灵活性。有些拿来的法规只在经济特区里用，有些只对外资企业用。反正三十多年来，尽管中国整体上绝非一个法制国家，可是大批的外资、外企进入了中国，并没有遇到大的阻碍。教科书说，健全的法制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中国就以不健全的法制搞起了“部分市场经济”，也让“中国制造”占领了世界市场。
当然，在“制度模仿”上共产党设立了禁区：抵制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有相关的理念和学说，比如“普世价值”。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共产党心里也有了底。一些大陆学者信心满满地强调：发达的经济与民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中国梦）已经很明确：一个政治专制、经济发达的世界头号强国。
不过，疑云依旧弥漫。中国的经济脚步确实慢了下来。有人只从经济层面解释：人口红利用尽，出口市场萎缩，消费增长过慢，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等等。另一些学者则指向了制度：是制度改革的红利基本用尽，走出困境必须进一步改革制度。这些涉及未来的内容暂且不谈。
总之，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超级的“拿来主义”。技术层面，拿得如饥似渴，甚至贪得无厌，尽享后发优势。制度层面，“拿来”的选择性很强，主要限于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管理的层面。这种选择性拿来也受益非浅。
当然，超级“拿来主义”得以成功还有“被拿”一方的配合，如果西方还像当年那样搞“经济封锁”，中国人岂能拿得如此痛快？这三十多年来，中国恰逢历史上最佳的国际环境。不过，说“恰逢”有点不对，因为这个最佳的国际环境所以出现，除了世界的科技进步、全球化和各种“机缘的巧合”，还有中国外交谋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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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当年鲁迅曾抨击国人面对“洋东西”的愚昧：一是怕，对洋东西的厉害心生畏惧，敬而远之。二是恨，恨洋东西带来的伤害，于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三是盲目崇媚，100%照单全收，恨不能彻底洋化。鲁迅与之相对，提出了“拿来主义”：主动出手，加以挑选，凡是有用的好东西就拿来（指学习和模仿）。
关于鲁迅，近些年争议不小，但他的拿来主义应该说还不错。对于什么才是“有用的好东西”肯定见解各异，但有用的好东西应当拿来，大概错不了。
在毛泽东时代，“国外的好东西”曾经只是苏联那套，后来缩减到几乎为零。全世界到处是“帝修反”，都成了敌人。中国人就一咬牙，自力更生，几乎又退回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到了邓小平时代，180度转弯，敞开国门，一通“拿来”。还越拿越起劲，没有了半点鲁迅抨击的那些愚昧。要说“怕”，如今谁怕谁？是咱中国人把洋人“拿”怕了。要说恨，是外国商家恨中国的冒牌货、山寨货。虽说中国人也恨着几个外国，但恨人不恨东西。谁的技术好就使劲学，谁的货好卖，就冒牌山寨。说到崇媚，顶多是只崇不媚。说你人好、东西好，那是崇，溜须拍马才是媚。
大多国人只崇好产品好创意，不崇观念不崇人。即使崇好东西也不媚，连应有的尊重也不给。最近，石家庄山寨了人面狮身相，最后拆了，还道歉，因为外国人怒了，抗议了。今天中国建有好几座“白宫”，美国总统办公的地方，咱们小县长也来它一座。在福建泉州的清源山上有座新盖的庙宇，里面竟然造了两个长着翅膀的娃娃天使，就是西方画里常见的小天使，他们飞在半空，手捧花束，在向佛祖释迦牟尼献花呢。这几例突出显示了当今中国人的超级“拿来主义”，毫无顾忌的“洋为中用”。
对国外的先进技术，中国人高度饥渴，一直都把买技术放在买产品之上。搞合资企业，进口产品和设备，常常以对方转让技术作为先决条件。一些核心技术、军用技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那就用其它办法。比如，现在中国政府对外派留学生滞留国外工作，态度已经宽容了许多。因为这些人的一部分会在将来以某种方式使中国得到更多的技术和商务秘密，比他们一毕业就回国做出的贡献更大，所以才放长线钓大鱼。
超级“拿来主义”显然已让中国享尽了“后发优势”。节约了大量研发费用，避免了做“先行者”探路、迷路、绕路的巨大付出。这点没有疑问。但仍有个大疑问：只拿技术，不拿制度，是否真行得通？后发优势之外是否还有所谓的“后发劣势”？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就被一些学者归因于只学技术，不学制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坏结果。还有苏联经济上的失败，南美国家的经济停滞都曾被解释为“后发劣势”的佐证。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这样说：“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中国经济目前的减速是否也由于后发劣势的作用？这个问题复杂，此处不谈。这里只想指出：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的“拿来主义”实属前所未有，远远超越了当年的洋务运动。拿两者类比不妥当。若中国今日仍在洋务运动的框框里，哪有如此经济成就。
中国这一波的“拿来主义”早就延伸到了制度层面。制度的含义很广，经济法规、企业管理也属于制度，比较低层次的制度。早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开始下力模仿西方的企业管理制度。对国际经济贸易法规也“拿来”，不拿不行，与世界打交道就得遵照世界规则。但这种“拿来”极具灵活性。有些拿来的法规只在经济特区里用，有些只对外资企业用。反正三十多年来，尽管中国整体上绝非一个法制国家，可是大批的外资、外企进入了中国，并没有遇到大的阻碍。教科书说，健全的法制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中国就以不健全的法制搞起了“部分市场经济”，也让“中国制造”占领了世界市场。
当然，在“制度模仿”上共产党设立了禁区：抵制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有相关的理念和学说，比如“普世价值”。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共产党心里也有了底。一些大陆学者信心满满地强调：发达的经济与民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中国梦）已经很明确：一个政治专制、经济发达的世界头号强国。
不过，疑云依旧弥漫。中国的经济脚步确实慢了下来。有人只从经济层面解释：人口红利用尽，出口市场萎缩，消费增长过慢，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等等。另一些学者则指向了制度：是制度改革的红利基本用尽，走出困境必须进一步改革制度。这些涉及未来的内容暂且不谈。
总之，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超级的“拿来主义”。技术层面，拿得如饥似渴，甚至贪得无厌，尽享后发优势。制度层面，“拿来”的选择性很强，主要限于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管理的层面。这种选择性拿来也受益非浅。
当然，超级“拿来主义”得以成功还有“被拿”一方的配合，如果西方还像当年那样搞“经济封锁”，中国人岂能拿得如此痛快？这三十多年来，中国恰逢历史上最佳的国际环境。不过，说“恰逢”有点不对，因为这个最佳的国际环境所以出现，除了世界的科技进步、全球化和各种“机缘的巧合”，还有中国外交谋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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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阳：中国道路（4） ——文化优势？
发表于 2015 年 05 月 19 日 由 陈向阳
有人提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文化优势。
“文化”一词含义太丰富，或者说太模糊。此处说的“文化”仅指“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表现为人的行为特点。在许多情况下，中国人的行为与其他人不同。
有学者就把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归因于中国人：特别勤劳又非常节俭（高储蓄率）。有外国老板警告手下员工：“要么像中国人一样工作，要么工厂只好搬到中国去”。
中国人的勤劳节俭是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所造就。在水、旱、虫灾频发的中国大地上，不特别勤劳就没有收获，不节俭储藏就度不过灾年。其他民族也勤劳节俭，但中国人更胜一筹，海外华人就是实证。别管在哪个国家，华人都属于经济上非常成功的群体。他们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勤劳和节俭。富二代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过去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
澳洲有个“四十千”群体，是1989年前后来到澳洲的中国留学生。下飞机时就是一大一小两件行李，口袋里有几百澳元就算富的。这才二十多年，大多数四十千的个人财产已经超过了澳洲人的平均水平，至少有一套房产，许多人还有了投资房。怎么来的？想当年，一个人打几份工，租一间屋睡几个人，什么便宜吃什么，挣钱、省钱、存钱，一天天，一年年，就这么过。
除了勤俭，中国人还以精明著称。在海外也许带有贬义，都说中国人最擅长找机会、占便宜，讨价还价，寸利必争。当年的四十千攒足了第一笔钱，有人就开始做小老板，从小商店、小饭馆开始，逐步发展。尤其在经济不好的时期，洋人的店铺撑不下去了，只好低价出让时，一家家中国店就开张了，弄得洋人目瞪口呆。才二十几年，悉尼又出现了多处“小ChinaTown”，比如“小上海”。
中国人从不知足，钱永远挣不够。买下住房，接着买投资房，一处、两处、三处，没完。积攒钱财，留给后代，这是中国的老传统。虽然常受人诟病：不知道花钱享受，把挣钱攒钱当成了人生目的，简直愚蠢。但是，努力工作，又省钱攒钱，这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却起着巨大作用。亿万人攒钱，政府和企业才有大量资金投资。中国的基本建设气吹的一样膨胀，高速公路铁路，水库电网，工业园区，大城市群。当然，这也是问题，生产能力过剩闲置，基本建设过多浪费。而且投资过高、消费不足，这被认为是经济结构的大问题，不可持续。但是也别忘了另一面，在经济还很不发达时，只有尽量多的投资才能有高速的发展。低消费、高投资到了今天是问题，而在经济起步阶段却是高速发展的关键。
工蚁或工蜂，精明的小商贩、小店主，这些词还远不足以描述中国人。说到理解和学习能力，中国人也常常令人惊讶。中国人的数学好不必说了，就连西方的音乐、美术，中国人也常常在国际大赛上拿奖。但西方人也陷入了忧虑和警觉，因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技术也能力超强，尤其是盗版和山寨更让西方人反感甚至愤怒。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学习模仿和山寨盗版肯定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后发优势，少走弯路，节省研发费用。
中国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比西方人逊色，这似乎是公认的，与传统文化也脱不了干系。中国人从小就在太多的“条条框框”里长大，习惯了只在给定的条件和空间里发挥聪明才干。不是没有创新的能力，只是没有那个习惯。如果真的需要，中国人完全可以在创新方面有出色表现，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仅仅是最近的例证之一。
中国人还有一样超强的能力：忍耐。其中的生理耐受力曾很让西方人吃惊，比如修建横贯美国大铁路的华工，比如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在生理忍受之外，中国人更有超强的“社会忍受力”，这却令西方人不解，甚至不屑。有人不加掩饰地称之为“中国人的奴性”：面对社会不公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肯定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中国从不讲平等，社会等级是天经地义。上等人的特权和下等人的吃苦受累、受歧视，都是当然的。然而，这种“社会忍受力”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却作用巨大。
农民进城务工，工资低不说，还要拖到年底一块发，没准还欠着不给了。农民工还没有医保，没有失业救济，没有住房公积金，没有养老金，还要加班，还要在恶劣的环境里工作。这给那些雇主、企业、政府省下了多少钱？“中国制造”的成本能不低么？中国农民生来就比城里人“矮一大截”，可他们忍了。这在西方国家可能么？许多西方国家的农民得到的国家补贴反要多于城里人。
许多中国人还忍受着工厂排出的废水、废气、废渣、噪音、粉尘、雾霾，还有各种的不方便，包括为工程搬迁，离开自己的故土，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这在西方可能么？正是中国人对恶劣境遇的忍耐，有人称为“低人权状况”，经济成本才大大降低。这里包括企业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成本”，它额外地增加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西方的人权、平等、民主虽然真是好东西，尤其是对广大百姓，但在经济成本上确实起负面作用。比如选票会迫使社会福利不断增加，结果使经济不堪重负，“钉子户”会使一些建设项目拖来拖去，成本高企。
中国人还特别能凑合、能对付，常常降低标准，不严格按章程办事。这也扎根于中国文化：缺少工业社会的精准和认真，土办法盛行，讲人情讲关系，规章制度可以通融。在中国，办事一板一眼，不讲情面特别认真的人常常吃不开。这大概算不上优点，很让西方人看不上眼。它在经济发展中的负面作用很明显，但它还有正面作用呢，却往往被忽略了。比如：善于凑合，因陋就简，条件不够也对付着把事情办了。请看例证：
北京1990年代之前的住宅根本就没有私家车的停车位，甚至1990年代后的住宅也没有足够的停车位。但北京的私家车却疯狂地增长到数百万辆。入夜时分你去三环以内看看，到处停满了车。院里院外，马路边、人行道，全停满了。许多胡同和小区的道路都因为停车被堵成了单车线。车堵着车停，车窗上留个电话号码。被堵在里边的车想出去，得先打电话叫人来挪车。可就这么凑合着，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要等解决了停车位再发展私人汽车，中国的汽车工业能发展这么快么？
再看一例，北京马路边排泄雨水的下水道应该只排“灰水”。可那里经常冒出恶臭，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大量屎尿和泔水这类“黑水”。不是另有一套下水道排泄“黑水”么？当然有，但只是正规建筑才有。而“非正规建筑呢”？比如，街边人行道挺宽，有人就会搭起个小棚卖早点。慢慢地，小棚变小房，小房变大房，一个变俩，变仨，变成一大排装修挺漂亮的饭馆、小吃店、理发店、杂货店。简直看不出它们都是非法建筑。自来水和电不知从哪就接来了。下水道呢，对不起，就用街边的雨水管道了。什么脏水都往里排，能不臭么？可由于这些非法小店铺的成本低，东西也就卖的便宜，帮助降低了生活费用，使农民工和其他“下等人”更能接受低工资。整体效果就是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你再去北京各大学看看，校门外的人行道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裹、盒子，周围是大学生们围着，那是快递公司在工作。大学不让进，就在大门外摆开了“快件认领处”。这才没几年，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货车。在寸土寸金的北京，雨后春笋般的快递公司居然没有被场地难住。店面都是小小的，而许多宽敞点的马路边人行道就成了他们的“货场”、“分检处”、“认领处”。就这么凑合着，包括阿里巴巴那样的网购电商大公司就成功崛起了。西方人能行么？
中国人的凑合还包括降低质量，用廉价原材料，用省工省力的工艺流程。产品质量当然高不了，但是绝对便宜。低质量坏的一面谁都知道，但它的“优点”往往被低估了，那就是节约。世上有太多的“高质量”被浪费了。比如名牌服装，结实，能穿好多年，但许多人穿不了几次就不好意思重复穿了，从此遗忘在衣柜里。高质量也没用。而低质量的假名牌穿几次就走形、掉色、磨坏，却刚好“够用”，避免了浪费。类似的事情很多。中国人就特别善于使用廉价的替代品，少花钱也把事情办了。当然，这么干有时会出质量事故，造成重大损失，非常引人注目。但事情的另一面，低质低价的替代品造成的节约，却毫不显眼而被忽略了。实际上它的数量非常巨大，作用也同样巨大。
总之，许多中国人特有的习惯和行为也许得不到别人（比如西方人）的佩服和尊敬，但对于经济发展，尤其在经济起飞阶段，却是巨大的优势。
中国人的这些“经济优点”由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造就，但也被压制了几千年。专制皇权的最高利益不过是一个家族的“江山”，超出巩固江山所需要的经济活动是不必要的，也是危险的。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有潜力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商”一直受到抑制，“士、农、工、商”，他被排在社会等级的最下层。“重农抑商”几乎是两千年一贯制。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经济优点”也曾遭到严厉压制，“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直到邓小平，才把中国人身上的束缚一点点解开了。效果简直是立竿见影，偌大中国立刻就迸发出勃勃的经济生机。
当然，仅凭这个“文化优势”和前面讲过的“政治优势”，依然无法完整解释“中国奇迹”，还有其它不可或缺的因素。那是什么呢？请接着看。
（未完待续）
有人提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文化优势。
“文化”一词含义太丰富，或者说太模糊。此处说的“文化”仅指“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表现为人的行为特点。在许多情况下，中国人的行为与其他人不同。
有学者就把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归因于中国人：特别勤劳又非常节俭（高储蓄率）。有外国老板警告手下员工：“要么像中国人一样工作，要么工厂只好搬到中国去”。
中国人的勤劳节俭是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所造就。在水、旱、虫灾频发的中国大地上，不特别勤劳就没有收获，不节俭储藏就度不过灾年。其他民族也勤劳节俭，但中国人更胜一筹，海外华人就是实证。别管在哪个国家，华人都属于经济上非常成功的群体。他们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勤劳和节俭。富二代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过去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
澳洲有个“四十千”群体，是1989年前后来到澳洲的中国留学生。下飞机时就是一大一小两件行李，口袋里有几百澳元就算富的。这才二十多年，大多数四十千的个人财产已经超过了澳洲人的平均水平，至少有一套房产，许多人还有了投资房。怎么来的？想当年，一个人打几份工，租一间屋睡几个人，什么便宜吃什么，挣钱、省钱、存钱，一天天，一年年，就这么过。
除了勤俭，中国人还以精明著称。在海外也许带有贬义，都说中国人最擅长找机会、占便宜，讨价还价，寸利必争。当年的四十千攒足了第一笔钱，有人就开始做小老板，从小商店、小饭馆开始，逐步发展。尤其在经济不好的时期，洋人的店铺撑不下去了，只好低价出让时，一家家中国店就开张了，弄得洋人目瞪口呆。才二十几年，悉尼又出现了多处“小ChinaTown”，比如“小上海”。
中国人从不知足，钱永远挣不够。买下住房，接着买投资房，一处、两处、三处，没完。积攒钱财，留给后代，这是中国的老传统。虽然常受人诟病：不知道花钱享受，把挣钱攒钱当成了人生目的，简直愚蠢。但是，努力工作，又省钱攒钱，这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却起着巨大作用。亿万人攒钱，政府和企业才有大量资金投资。中国的基本建设气吹的一样膨胀，高速公路铁路，水库电网，工业园区，大城市群。当然，这也是问题，生产能力过剩闲置，基本建设过多浪费。而且投资过高、消费不足，这被认为是经济结构的大问题，不可持续。但是也别忘了另一面，在经济还很不发达时，只有尽量多的投资才能有高速的发展。低消费、高投资到了今天是问题，而在经济起步阶段却是高速发展的关键。
工蚁或工蜂，精明的小商贩、小店主，这些词还远不足以描述中国人。说到理解和学习能力，中国人也常常令人惊讶。中国人的数学好不必说了，就连西方的音乐、美术，中国人也常常在国际大赛上拿奖。但西方人也陷入了忧虑和警觉，因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技术也能力超强，尤其是盗版和山寨更让西方人反感甚至愤怒。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学习模仿和山寨盗版肯定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后发优势，少走弯路，节省研发费用。
中国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比西方人逊色，这似乎是公认的，与传统文化也脱不了干系。中国人从小就在太多的“条条框框”里长大，习惯了只在给定的条件和空间里发挥聪明才干。不是没有创新的能力，只是没有那个习惯。如果真的需要，中国人完全可以在创新方面有出色表现，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仅仅是最近的例证之一。
中国人还有一样超强的能力：忍耐。其中的生理耐受力曾很让西方人吃惊，比如修建横贯美国大铁路的华工，比如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在生理忍受之外，中国人更有超强的“社会忍受力”，这却令西方人不解，甚至不屑。有人不加掩饰地称之为“中国人的奴性”：面对社会不公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肯定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中国从不讲平等，社会等级是天经地义。上等人的特权和下等人的吃苦受累、受歧视，都是当然的。然而，这种“社会忍受力”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却作用巨大。
农民进城务工，工资低不说，还要拖到年底一块发，没准还欠着不给了。农民工还没有医保，没有失业救济，没有住房公积金，没有养老金，还要加班，还要在恶劣的环境里工作。这给那些雇主、企业、政府省下了多少钱？“中国制造”的成本能不低么？中国农民生来就比城里人“矮一大截”，可他们忍了。这在西方国家可能么？许多西方国家的农民得到的国家补贴反要多于城里人。
许多中国人还忍受着工厂排出的废水、废气、废渣、噪音、粉尘、雾霾，还有各种的不方便，包括为工程搬迁，离开自己的故土，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这在西方可能么？正是中国人对恶劣境遇的忍耐，有人称为“低人权状况”，经济成本才大大降低。这里包括企业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成本”，它额外地增加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西方的人权、平等、民主虽然真是好东西，尤其是对广大百姓，但在经济成本上确实起负面作用。比如选票会迫使社会福利不断增加，结果使经济不堪重负，“钉子户”会使一些建设项目拖来拖去，成本高企。
中国人还特别能凑合、能对付，常常降低标准，不严格按章程办事。这也扎根于中国文化：缺少工业社会的精准和认真，土办法盛行，讲人情讲关系，规章制度可以通融。在中国，办事一板一眼，不讲情面特别认真的人常常吃不开。这大概算不上优点，很让西方人看不上眼。它在经济发展中的负面作用很明显，但它还有正面作用呢，却往往被忽略了。比如：善于凑合，因陋就简，条件不够也对付着把事情办了。请看例证：
北京1990年代之前的住宅根本就没有私家车的停车位，甚至1990年代后的住宅也没有足够的停车位。但北京的私家车却疯狂地增长到数百万辆。入夜时分你去三环以内看看，到处停满了车。院里院外，马路边、人行道，全停满了。许多胡同和小区的道路都因为停车被堵成了单车线。车堵着车停，车窗上留个电话号码。被堵在里边的车想出去，得先打电话叫人来挪车。可就这么凑合着，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要等解决了停车位再发展私人汽车，中国的汽车工业能发展这么快么？
再看一例，北京马路边排泄雨水的下水道应该只排“灰水”。可那里经常冒出恶臭，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大量屎尿和泔水这类“黑水”。不是另有一套下水道排泄“黑水”么？当然有，但只是正规建筑才有。而“非正规建筑呢”？比如，街边人行道挺宽，有人就会搭起个小棚卖早点。慢慢地，小棚变小房，小房变大房，一个变俩，变仨，变成一大排装修挺漂亮的饭馆、小吃店、理发店、杂货店。简直看不出它们都是非法建筑。自来水和电不知从哪就接来了。下水道呢，对不起，就用街边的雨水管道了。什么脏水都往里排，能不臭么？可由于这些非法小店铺的成本低，东西也就卖的便宜，帮助降低了生活费用，使农民工和其他“下等人”更能接受低工资。整体效果就是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你再去北京各大学看看，校门外的人行道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裹、盒子，周围是大学生们围着，那是快递公司在工作。大学不让进，就在大门外摆开了“快件认领处”。这才没几年，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货车。在寸土寸金的北京，雨后春笋般的快递公司居然没有被场地难住。店面都是小小的，而许多宽敞点的马路边人行道就成了他们的“货场”、“分检处”、“认领处”。就这么凑合着，包括阿里巴巴那样的网购电商大公司就成功崛起了。西方人能行么？
中国人的凑合还包括降低质量，用廉价原材料，用省工省力的工艺流程。产品质量当然高不了，但是绝对便宜。低质量坏的一面谁都知道，但它的“优点”往往被低估了，那就是节约。世上有太多的“高质量”被浪费了。比如名牌服装，结实，能穿好多年，但许多人穿不了几次就不好意思重复穿了，从此遗忘在衣柜里。高质量也没用。而低质量的假名牌穿几次就走形、掉色、磨坏，却刚好“够用”，避免了浪费。类似的事情很多。中国人就特别善于使用廉价的替代品，少花钱也把事情办了。当然，这么干有时会出质量事故，造成重大损失，非常引人注目。但事情的另一面，低质低价的替代品造成的节约，却毫不显眼而被忽略了。实际上它的数量非常巨大，作用也同样巨大。
总之，许多中国人特有的习惯和行为也许得不到别人（比如西方人）的佩服和尊敬，但对于经济发展，尤其在经济起飞阶段，却是巨大的优势。
中国人的这些“经济优点”由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造就，但也被压制了几千年。专制皇权的最高利益不过是一个家族的“江山”，超出巩固江山所需要的经济活动是不必要的，也是危险的。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有潜力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商”一直受到抑制，“士、农、工、商”，他被排在社会等级的最下层。“重农抑商”几乎是两千年一贯制。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经济优点”也曾遭到严厉压制，“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直到邓小平，才把中国人身上的束缚一点点解开了。效果简直是立竿见影，偌大中国立刻就迸发出勃勃的经济生机。
当然，仅凭这个“文化优势”和前面讲过的“政治优势”，依然无法完整解释“中国奇迹”，还有其它不可或缺的因素。那是什么呢？请接着看。
（未完待续）
陈向阳：中国道路（3）——政治“新物种”
发表于 2015 年 05 月 18 日 由 陈向阳
曾有过“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争论，但很快被党中央叫停了，不许再争，不许拿后者否定前者，也不许用前者否定后者。确实，前后都否不得。目前的路线依然是后三十年的继续，当然不能否。而后三十年的政权根基又与前三十年一脉相承，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否定现在的权力合法性。
可是，前后两个三十年中又的确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大事。比如，前三十年里，农民的土地归了公社，资本家的企业归了国家。后三十年呢，“人民公社万年长”居然“死光光”了，而土地又分给了农民。许多国家财产也归了新资本家（现在叫什么大股东、董事长）。
引一段胡平的文章：“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1949年那次革命。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
本文关注的不是前后三十年的对错，而是它们的根本不同之处。这是破解“中国迷”的关键。有人不同意“根本不同”：一党专制的政体并没有改变。确实如此。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中国之迷。专制通常意味着思想僵化，制度死板，专权独断，一意孤行，怎么能和经济高速发展相匹配呢？苏联的专制在一场经济竞赛中不是已经完败了吗？特别是，专制的独断专行难免犯大错，重创经济。中国“前三十年”里的大跃进和文革就是明证。可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重创经济的大错没有在后三十年里再次发生呢？
答案恐怕就在前后三十年的根本不同之处。即便同是专制社会，也可以有天壤之别。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既有汉唐盛世，更有极度黑暗腐朽、百姓生灵涂炭的乱世。而如今的“后三十年”中，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专制实体。
第一，“皇帝”没了。一个人犯错导致全国灾难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前三十年发生的灾难性大错都离不开握有绝对权力的毛皇。尤其文革，干脆就是毛的“个人创作”。虽然轰轰烈烈的文革有亿万人的积极投入，但“创意”却100%来自他一个人。其他党政领导连做梦都想不出那么离奇荒唐的文革，个个都说“不理解”，毛却能以“皇帝”的绝对权威推动全国上下“不理解也要执行”。
到了后三十年，“一人犯错全国灾难”的权力机制即使还没消除，也大大削弱了。分散和制衡最高权力的不仅有集体领导和破除终身制，还来自党内多种派系，已经退下的“大佬”，由互联网而大大增强的社会舆论，一些敢言的社会知识精英，还有来自国内外各个方面的批评、建议、甚至斥责。这些“压力集团”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准反对党”的作用，使最高权力核心受到相当牵制，不致过于走极端。
尤其在经济方面，对重大问题和危机总能及时出现来自“压力集团”的警告。这对防范经济领域的重大灾难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曾有过这样一些预警：若与美国强硬对抗经济必遭重创，耕地面积下降将导致粮食危机，生育管制再不放松二三十年后人口将锐减，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是难以持续的，地方政府债务已膨胀到危险水平，房地产泡沫破裂会导致重大危机，社会不公激起的民愤已到危险边缘，等等等等。对于这些警告，确实看到了中央政府的相应行动。
第二，共产党发生了深刻的“思想转变”，经济成了重中之重。
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已被放弃。虽然它还写在党章里，但从上到下还有谁真信呢？经过前三十年一次次的荒唐尝试，从普通党员到权力核心都体会到共产主义好似水中月梦中花的实质。淡淡的三个字“不折腾”来自刻骨铭心的教训。
替代了共产主义的新目标是中国崛起的强国梦。而根本途径是大搞经济。从邓小平开始确立了“经济是重中之重”，“发展是硬道理”。经济搞得咋样成了各级干部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而且，这与他们的个人利益也息息相关。把自己的“地盘”搞得兴旺繁荣，要说满足成就感、使命感，恐怕太过高尚。从不高尚的角度说，经济越兴旺，当官的就掌控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是贪腐的基础，“蛋糕”做得越大，可贪的也就越多。各级官员当然有大搞经济的积极性。
想想前三十年曾有过干部们“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那简直就是拦着路不让经济发展。两者相比，真是180度的转弯。
第三，确立了发展策略：实用主义。
从邓小平开始，实用主义大行其道。首先就是摆脱思想意识和原则路线的束缚，什么姓资姓社，公有私有，这主义那主义，这道路那道路，都不管了，怎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就怎么来。哪怕把自己当年说的话做的事，建的功立的业，全盘否定，走回头路，“一夜回到解放前”，也都不在乎。为了经济发展什么都敢否定，包括自己的过去。实用主义简直被推到了极致。
不过，行动可以，却总有些事情讲不得，需要遮掩。把事情都讲清楚，也就公开枪毙了自己的前半生或后半生，也就是承认过去或者现在，自己犯了完全彻底的路线错误。所以就来个“不争论”，干起来再说。
当然，实用主义说到底仍是策略，而目标是“强国”。所以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则，原则是“一党专制”。四项基本原则中只有“党的领导”这一条是实打实的，不容商量。邓小平说过，乱了什么也干不了。这话有道理，发展经济确实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争论点仅在于：以什么方式取得稳定。民主制度可以达到稳定，一党专制也可以，而且更顺手，更现成，还能够保证统治集团的利益。牺牲的是公平、正义、人权。
在一党专制的红线之外，几乎一切都可通融。从1921年就为之奋斗的理想被丢弃了。嘴上有时还说坚持这，坚持那，不过是敷衍一下党内外的“革命左派”。而对于曾经口口声声要埋葬的资本主义则是又引进又培养。
不过，对待资本主义也绝非整套复制，而是分解拆零，合心意的才纳入囊中，触碰底线的坚决排斥。如此拼装起来的是个什么？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专制资本主义？叫法不少，多是过去用过的名词。但实际上，中国今日出现的却是过去从不曾有的一种政治经济实体，一个“新物种”。
不过，若仔细追究，上面所说这“新物种”的三个政治特点却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充足条件。就是说，这三点并不能确保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三点甚至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必要条件，因为其他国家走其它道路也能取得高速发展。只能说，这三点是“中国特殊情况”下的必要条件，即：沿着一党专制的道路，若没有这三点就没有中国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但这三点肯定不是充分条件，还有其它，甚至更重要的条件，才产生了中国的经济腾飞。这三点不过是清除了原本束缚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中国本来就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当束缚被除去或部分除去，那巨大潜力就迸发了出来。这巨大潜力是什么？请接着看。
（未完待续）
曾有过“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争论，但很快被党中央叫停了，不许再争，不许拿后者否定前者，也不许用前者否定后者。确实，前后都否不得。目前的路线依然是后三十年的继续，当然不能否。而后三十年的政权根基又与前三十年一脉相承，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否定现在的权力合法性。
可是，前后两个三十年中又的确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大事。比如，前三十年里，农民的土地归了公社，资本家的企业归了国家。后三十年呢，“人民公社万年长”居然“死光光”了，而土地又分给了农民。许多国家财产也归了新资本家（现在叫什么大股东、董事长）。
引一段胡平的文章：“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1949年那次革命。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
本文关注的不是前后三十年的对错，而是它们的根本不同之处。这是破解“中国迷”的关键。有人不同意“根本不同”：一党专制的政体并没有改变。确实如此。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中国之迷。专制通常意味着思想僵化，制度死板，专权独断，一意孤行，怎么能和经济高速发展相匹配呢？苏联的专制在一场经济竞赛中不是已经完败了吗？特别是，专制的独断专行难免犯大错，重创经济。中国“前三十年”里的大跃进和文革就是明证。可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重创经济的大错没有在后三十年里再次发生呢？
答案恐怕就在前后三十年的根本不同之处。即便同是专制社会，也可以有天壤之别。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既有汉唐盛世，更有极度黑暗腐朽、百姓生灵涂炭的乱世。而如今的“后三十年”中，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专制实体。
第一，“皇帝”没了。一个人犯错导致全国灾难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前三十年发生的灾难性大错都离不开握有绝对权力的毛皇。尤其文革，干脆就是毛的“个人创作”。虽然轰轰烈烈的文革有亿万人的积极投入，但“创意”却100%来自他一个人。其他党政领导连做梦都想不出那么离奇荒唐的文革，个个都说“不理解”，毛却能以“皇帝”的绝对权威推动全国上下“不理解也要执行”。
到了后三十年，“一人犯错全国灾难”的权力机制即使还没消除，也大大削弱了。分散和制衡最高权力的不仅有集体领导和破除终身制，还来自党内多种派系，已经退下的“大佬”，由互联网而大大增强的社会舆论，一些敢言的社会知识精英，还有来自国内外各个方面的批评、建议、甚至斥责。这些“压力集团”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准反对党”的作用，使最高权力核心受到相当牵制，不致过于走极端。
尤其在经济方面，对重大问题和危机总能及时出现来自“压力集团”的警告。这对防范经济领域的重大灾难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曾有过这样一些预警：若与美国强硬对抗经济必遭重创，耕地面积下降将导致粮食危机，生育管制再不放松二三十年后人口将锐减，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是难以持续的，地方政府债务已膨胀到危险水平，房地产泡沫破裂会导致重大危机，社会不公激起的民愤已到危险边缘，等等等等。对于这些警告，确实看到了中央政府的相应行动。
第二，共产党发生了深刻的“思想转变”，经济成了重中之重。
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已被放弃。虽然它还写在党章里，但从上到下还有谁真信呢？经过前三十年一次次的荒唐尝试，从普通党员到权力核心都体会到共产主义好似水中月梦中花的实质。淡淡的三个字“不折腾”来自刻骨铭心的教训。
替代了共产主义的新目标是中国崛起的强国梦。而根本途径是大搞经济。从邓小平开始确立了“经济是重中之重”，“发展是硬道理”。经济搞得咋样成了各级干部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而且，这与他们的个人利益也息息相关。把自己的“地盘”搞得兴旺繁荣，要说满足成就感、使命感，恐怕太过高尚。从不高尚的角度说，经济越兴旺，当官的就掌控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是贪腐的基础，“蛋糕”做得越大，可贪的也就越多。各级官员当然有大搞经济的积极性。
想想前三十年曾有过干部们“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那简直就是拦着路不让经济发展。两者相比，真是180度的转弯。
第三，确立了发展策略：实用主义。
从邓小平开始，实用主义大行其道。首先就是摆脱思想意识和原则路线的束缚，什么姓资姓社，公有私有，这主义那主义，这道路那道路，都不管了，怎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就怎么来。哪怕把自己当年说的话做的事，建的功立的业，全盘否定，走回头路，“一夜回到解放前”，也都不在乎。为了经济发展什么都敢否定，包括自己的过去。实用主义简直被推到了极致。
不过，行动可以，却总有些事情讲不得，需要遮掩。把事情都讲清楚，也就公开枪毙了自己的前半生或后半生，也就是承认过去或者现在，自己犯了完全彻底的路线错误。所以就来个“不争论”，干起来再说。
当然，实用主义说到底仍是策略，而目标是“强国”。所以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则，原则是“一党专制”。四项基本原则中只有“党的领导”这一条是实打实的，不容商量。邓小平说过，乱了什么也干不了。这话有道理，发展经济确实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争论点仅在于：以什么方式取得稳定。民主制度可以达到稳定，一党专制也可以，而且更顺手，更现成，还能够保证统治集团的利益。牺牲的是公平、正义、人权。
在一党专制的红线之外，几乎一切都可通融。从1921年就为之奋斗的理想被丢弃了。嘴上有时还说坚持这，坚持那，不过是敷衍一下党内外的“革命左派”。而对于曾经口口声声要埋葬的资本主义则是又引进又培养。
不过，对待资本主义也绝非整套复制，而是分解拆零，合心意的才纳入囊中，触碰底线的坚决排斥。如此拼装起来的是个什么？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专制资本主义？叫法不少，多是过去用过的名词。但实际上，中国今日出现的却是过去从不曾有的一种政治经济实体，一个“新物种”。
不过，若仔细追究，上面所说这“新物种”的三个政治特点却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充足条件。就是说，这三点并不能确保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三点甚至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必要条件，因为其他国家走其它道路也能取得高速发展。只能说，这三点是“中国特殊情况”下的必要条件，即：沿着一党专制的道路，若没有这三点就没有中国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但这三点肯定不是充分条件，还有其它，甚至更重要的条件，才产生了中国的经济腾飞。这三点不过是清除了原本束缚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中国本来就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当束缚被除去或部分除去，那巨大潜力就迸发了出来。这巨大潜力是什么？请接着看。
（未完待续）
陈向阳：中国道路（2）——政治优势？
发表于 2015 年 05 月 17 日 由 陈向阳
为什么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一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宣称，首要因素是政治制度的优势。如果这是真的，对西方世界有些不妙。
就在二十多年前，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西方世界胜利空前，环视天下已无敌手。最自信的西方学者说，历史结束了，因为已经看到了结局：“万川归海”，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国家和民族，或已经、或正在、或将要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念将要统一了，统一在西方模式下。全球化看来就是“全球西方化”。
第一个挑战西方自信的是911.尽管造成了巨大伤害，但在战略层面，能量有限的恐怖分子对于西方世界仍是蚍蜉撼树，不足惧。
然而，一直放低身段、韬光养晦的中国突然站了起来。西方这才发现：在原以为走不通的路上，中国已经走出了很远。已经自信到不再“先做不说”，而打出了“中国道路”的大旗。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仍然保持着某种专制制度的国家特别被中国道路吸引。
国家之间，政治制度之间，不同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最终都要归结到经济竞争。如果中国成为经济竞争的胜者，对于“西方道路”意味着什么？西方不能不忧虑。
也许不必忧虑。中国的经济已经困难重重，也许真要崩溃了。也许不崩溃，但是大减速，成为不了最终的胜者。也许中国不得不改革再改革。最终归并到“西方道路”里来。看上去，中国道路原本也不是180度的背道而驰，也许只是“抄了一段近路”而已。
可是，说到中国的未来总离不开“也许”，因为未来的中国是个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猜不准的大迷。这里不想猜谜，而是看一看中国的“过去之谜”，为什么能在被认为无路可行的方向上走出那么远，还那么快。若能解开这个谜，多少也能看出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过去之谜可以分解为许多小一些的题目。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经济发展，中国的专制制度比较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否更具优势？
此处的重点不是“道德评判”，也没必要，早已有定论。比如，中国的一些巨型工程动不动就搬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这造成了巨大痛苦，很多搬迁者并不情愿，只是无奈服从。他们面对的不仅有各种手段的“动员”，甚至有暴力拆迁。中国近年来大部分的上访和“群体事件”都和强迫拆迁有关。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能够拆迁百万人口，西方国家却做不到。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建设中相对西方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这确实可以算作一种优势。此处道德层面的高下是明摆着的，暂且放到一边，只看中国专制体制在经济方面是否有优势。
中国政府有“超常规行事”的能力，说白了就是可以“违法行事”、“违宪行事”。比如说，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国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改革成功经验。但凭什么圈起一片地，里面就实行不同的法规？就得到其他地区没有的资金补贴和政策优惠？还有，宪法说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你怎么就一步一步发展起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违法违宪的事在西方根本行不通。而在中国，只要权力核心的几个人、几十个人作了决定就能干。没有什么法律壁垒，没有议会之类的“权力制约”。
超常规行事的能力显然与中国经济上的成就相关。笼统地说，整个改革开放都得益于超常规行事。邓小平一个“不争论”就把反对派推倒了一边，“先干起来再说”。如果必须先扫清法律和宪法的“障碍”，一切都名正言顺了再行动，中国的经济改革还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
往细处说则有无数实例。比如当年国有企业脱困的招数之一是发股上市，拿老百姓手里的钱给国企“输血”。但许多国企亏损累累，银行也坏帐很多，根本不合上市条件，怎么办？结果来了个“剥离坏账”“剥离亏损”，国家把坏账和亏损兜起来，于是那些国企光鲜上市了，滚滚金钱流进，解了困，度过了难关。这样的事，在西方国家可能么？
还有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很“超常规”。当全国还普遍贫穷时，政府就能长远布局，开展基建大项目，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还把一个小村庄神速地建成现代化大城市（深圳），这对其他地区显然太不公平，在西方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要裤子，也要原子”的事在西方行不通。西方国家的当权者只能决定自己“要不要裤子”，无权干涉老百姓的“裤子”。但中国的当权者却可以把老百姓的“裤子钱”集中起来办大事。
有读者早就憋不住了：什么“超常规行事”？不就是独断专权，无法无天么？毛泽东当年不就“超常规”地发动了文革，搞了大跃进？确实如此。暂且不谈这个，还接着看专制体制是否有经济优势。
在专制体制下，为了经济发展，可以牺牲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工程使成千上万人被迫搬迁，还有许多实例。比如国企改制取得了活力，但下岗职工被牺牲了。农民工的各种福利、社会保障、甚至健康和生命被牺牲，换来了许多企业的利润和竞争力。更有各地普遍牺牲环境取得快速发展。这些在西方国家都行不通，凭什么要一部分人“牺牲”呀？一打官司，政府准输。新闻里有：在西方国家，想建个垃圾场，建个机场（有噪音），建个监狱，却找不到地方。居民和地方政府不同意，上级政府就没辙。
还有：专制体制可以快速决策，快速反应。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的决策有时很拖拉。比如在澳洲，修高速铁路的事至少十几年前就开始讨论了，经济学家，环保组织，各级政府讨论来讨论去，到现在也定不下来。中国那边却说干就干，已经一万多公里，又在打造全国高铁网了。
有人会说，慢的你怎么不说呀？审批个项目到处跑，要盖一百多个公章的事中国也不少啊。再说，几个人脑袋一热就作决断，也许快了，但违背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的可能性大增，很可能犯大错。确实如此，也暂且压下，接着看。
专制下的中国政局相当稳定。而且最高权力核心持续的时间长，有利于进行经济的长远规划和布局。西方一些国家政府的轮换过于频繁，不利于作长远规划。尤其西方的政党为了上台会竞相作出各种许诺，过多地增加眼前的社会福利，以至限制了更长远的发展。
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非常大。负面作用当然不小，但也有正面作用，比如以“国家信用”为银行和国企担保，以至他们的融资成本非常低，也极少发生银行倒闭和挤兑的事件。
也许还可以列出更多的“优势”。
不过，几乎所有这些“优势”都可以打上一个大问号。因为它们有利于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双向的可能性，双刃剑。比如，“超常规行事”可以行损害经济之事，“牺牲一部分人”可以是只为自己和特权阶层牟利，“迅速决策”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上面所说的专制体制的特点既可能有利于经济，也可能伤害经济，造成灾难。只有从上到下决策正确、行动正确（这里的“正确”仅从经济层面判断），所谓“优势”才是优势。不然的话，不仅不是优势，还是劣势。
在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里，所谓“政治优势”虽然有时也表现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但更突出地表现了它的劣势。文革、大跃进、大饥荒都发生在那时。
说到这里，原来那个问题：中国专制体制对于发展经济是否具有优势，已经应当改变，变成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后三十年里，“双刃剑”的负面作用受到了限制，而正面作用突出了？
说详细点：
1、后三十年里，依然在专制体制下，为什么没有发生由政治层面导致的重大经济灾难，诸如前三十年的文革和大跃进？
2、专制体制也是僵化低效的代名词，政府主导和干预经济早已被认为有巨大负面作用，专制体制更缺少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制条件，为什么这些却没能阻挡中国经济这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
显然这问题决不简单。许多人给出过多种解释。简短地说，几乎所有解释都包含了中国政治在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巨大区别。虽然一党专制依然一脉相承，但在许多具体方面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甚至可以说，后三十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实体，从指导思想到行政实践，从领导核心到各级干部，不仅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与毛泽东时代也极为不同。这恐怕就是问题的关键。
下面就来看看这个“全新的政治实体”。
（未完待续）
为什么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一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宣称，首要因素是政治制度的优势。如果这是真的，对西方世界有些不妙。
就在二十多年前，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西方世界胜利空前，环视天下已无敌手。最自信的西方学者说，历史结束了，因为已经看到了结局：“万川归海”，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国家和民族，或已经、或正在、或将要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念将要统一了，统一在西方模式下。全球化看来就是“全球西方化”。
第一个挑战西方自信的是911.尽管造成了巨大伤害，但在战略层面，能量有限的恐怖分子对于西方世界仍是蚍蜉撼树，不足惧。
然而，一直放低身段、韬光养晦的中国突然站了起来。西方这才发现：在原以为走不通的路上，中国已经走出了很远。已经自信到不再“先做不说”，而打出了“中国道路”的大旗。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仍然保持着某种专制制度的国家特别被中国道路吸引。
国家之间，政治制度之间，不同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最终都要归结到经济竞争。如果中国成为经济竞争的胜者，对于“西方道路”意味着什么？西方不能不忧虑。
也许不必忧虑。中国的经济已经困难重重，也许真要崩溃了。也许不崩溃，但是大减速，成为不了最终的胜者。也许中国不得不改革再改革。最终归并到“西方道路”里来。看上去，中国道路原本也不是180度的背道而驰，也许只是“抄了一段近路”而已。
可是，说到中国的未来总离不开“也许”，因为未来的中国是个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猜不准的大迷。这里不想猜谜，而是看一看中国的“过去之谜”，为什么能在被认为无路可行的方向上走出那么远，还那么快。若能解开这个谜，多少也能看出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过去之谜可以分解为许多小一些的题目。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经济发展，中国的专制制度比较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否更具优势？
此处的重点不是“道德评判”，也没必要，早已有定论。比如，中国的一些巨型工程动不动就搬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这造成了巨大痛苦，很多搬迁者并不情愿，只是无奈服从。他们面对的不仅有各种手段的“动员”，甚至有暴力拆迁。中国近年来大部分的上访和“群体事件”都和强迫拆迁有关。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能够拆迁百万人口，西方国家却做不到。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建设中相对西方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这确实可以算作一种优势。此处道德层面的高下是明摆着的，暂且放到一边，只看中国专制体制在经济方面是否有优势。
中国政府有“超常规行事”的能力，说白了就是可以“违法行事”、“违宪行事”。比如说，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国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改革成功经验。但凭什么圈起一片地，里面就实行不同的法规？就得到其他地区没有的资金补贴和政策优惠？还有，宪法说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你怎么就一步一步发展起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违法违宪的事在西方根本行不通。而在中国，只要权力核心的几个人、几十个人作了决定就能干。没有什么法律壁垒，没有议会之类的“权力制约”。
超常规行事的能力显然与中国经济上的成就相关。笼统地说，整个改革开放都得益于超常规行事。邓小平一个“不争论”就把反对派推倒了一边，“先干起来再说”。如果必须先扫清法律和宪法的“障碍”，一切都名正言顺了再行动，中国的经济改革还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
往细处说则有无数实例。比如当年国有企业脱困的招数之一是发股上市，拿老百姓手里的钱给国企“输血”。但许多国企亏损累累，银行也坏帐很多，根本不合上市条件，怎么办？结果来了个“剥离坏账”“剥离亏损”，国家把坏账和亏损兜起来，于是那些国企光鲜上市了，滚滚金钱流进，解了困，度过了难关。这样的事，在西方国家可能么？
还有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很“超常规”。当全国还普遍贫穷时，政府就能长远布局，开展基建大项目，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还把一个小村庄神速地建成现代化大城市（深圳），这对其他地区显然太不公平，在西方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要裤子，也要原子”的事在西方行不通。西方国家的当权者只能决定自己“要不要裤子”，无权干涉老百姓的“裤子”。但中国的当权者却可以把老百姓的“裤子钱”集中起来办大事。
有读者早就憋不住了：什么“超常规行事”？不就是独断专权，无法无天么？毛泽东当年不就“超常规”地发动了文革，搞了大跃进？确实如此。暂且不谈这个，还接着看专制体制是否有经济优势。
在专制体制下，为了经济发展，可以牺牲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工程使成千上万人被迫搬迁，还有许多实例。比如国企改制取得了活力，但下岗职工被牺牲了。农民工的各种福利、社会保障、甚至健康和生命被牺牲，换来了许多企业的利润和竞争力。更有各地普遍牺牲环境取得快速发展。这些在西方国家都行不通，凭什么要一部分人“牺牲”呀？一打官司，政府准输。新闻里有：在西方国家，想建个垃圾场，建个机场（有噪音），建个监狱，却找不到地方。居民和地方政府不同意，上级政府就没辙。
还有：专制体制可以快速决策，快速反应。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的决策有时很拖拉。比如在澳洲，修高速铁路的事至少十几年前就开始讨论了，经济学家，环保组织，各级政府讨论来讨论去，到现在也定不下来。中国那边却说干就干，已经一万多公里，又在打造全国高铁网了。
有人会说，慢的你怎么不说呀？审批个项目到处跑，要盖一百多个公章的事中国也不少啊。再说，几个人脑袋一热就作决断，也许快了，但违背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的可能性大增，很可能犯大错。确实如此，也暂且压下，接着看。
专制下的中国政局相当稳定。而且最高权力核心持续的时间长，有利于进行经济的长远规划和布局。西方一些国家政府的轮换过于频繁，不利于作长远规划。尤其西方的政党为了上台会竞相作出各种许诺，过多地增加眼前的社会福利，以至限制了更长远的发展。
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非常大。负面作用当然不小，但也有正面作用，比如以“国家信用”为银行和国企担保，以至他们的融资成本非常低，也极少发生银行倒闭和挤兑的事件。
也许还可以列出更多的“优势”。
不过，几乎所有这些“优势”都可以打上一个大问号。因为它们有利于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双向的可能性，双刃剑。比如，“超常规行事”可以行损害经济之事，“牺牲一部分人”可以是只为自己和特权阶层牟利，“迅速决策”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上面所说的专制体制的特点既可能有利于经济，也可能伤害经济，造成灾难。只有从上到下决策正确、行动正确（这里的“正确”仅从经济层面判断），所谓“优势”才是优势。不然的话，不仅不是优势，还是劣势。
在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里，所谓“政治优势”虽然有时也表现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但更突出地表现了它的劣势。文革、大跃进、大饥荒都发生在那时。
说到这里，原来那个问题：中国专制体制对于发展经济是否具有优势，已经应当改变，变成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后三十年里，“双刃剑”的负面作用受到了限制，而正面作用突出了？
说详细点：
1、后三十年里，依然在专制体制下，为什么没有发生由政治层面导致的重大经济灾难，诸如前三十年的文革和大跃进？
2、专制体制也是僵化低效的代名词，政府主导和干预经济早已被认为有巨大负面作用，专制体制更缺少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制条件，为什么这些却没能阻挡中国经济这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
显然这问题决不简单。许多人给出过多种解释。简短地说，几乎所有解释都包含了中国政治在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巨大区别。虽然一党专制依然一脉相承，但在许多具体方面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甚至可以说，后三十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实体，从指导思想到行政实践，从领导核心到各级干部，不仅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与毛泽东时代也极为不同。这恐怕就是问题的关键。
下面就来看看这个“全新的政治实体”。
（未完待续）
陈向阳：中国道路（1）——世界第一谜
发表于 2015 年 05 月 16 日 由 陈向阳
澳洲前总理陆克文会说中文，但并不亲中，对中国还相当警惕。2012年他在《澳洲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缺乏准备”。文中有句警语：“很快我们就会来到一个历史时刻：自从乔治三世以来的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英王乔治三世于1760年登基，1820年去世。自那时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就占据了世界的统治地位。陆克文的警语让人想起当年李鸿章的话：“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警告清王朝来自西方的前所未有的威胁。
陆克文挺谨慎，避免冒犯中国。但他的意思很清楚：数百年来西方世界高高在上的地位将第一次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说白了，就是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他的文章中还说：“这个亚洲巨人将如何伸展新生的肌肉，与我们（西方）息息相关”。“中国将接受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和秩序，还是试图改变它？不仅对亚洲，对全世界而言这都是21世纪前半期的核心问题。”
陆克文并没有断言崛起的中国一定会伤害西方，因为中国将来如何行事依然难以预测。他提出了一个中国的“未来之谜”。
不少人认为中国不会危及西方，理由则各有不同：
有人接受了中国官方“和平崛起”的说法，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扩张侵略。但是，今日之中国根本不同于几千年来的“旧中国”，也非常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这样一个“超新中国”将走向何方，连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真知道，很大程度上他们仍在“摸着石头过河”呢。
另一方面，有些预言家干脆否定了中国崛起，因为中国就要大崩溃了，根本不足惧。中国面临着五大、八大或十大危机，中国神话就要结束了。但预言家们仍然绕不过一个中国的“过去之谜”。早就有过无数次中国大崩溃的预言，但通通落空。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就再次发布类似的预言能有多大份量？喊了一百遍“狼来了”，狼却没来。凭什么让人相信这一次真会来呢？
陆克文的警语其实也含有一个中国的“过去之谜”：为什么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当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外各路人士纷纷为中国的发展献“设计图”。各种建议虽有不同，但基本都离不开“西方道路”：少不了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化。现代的市场经济离不开民主的政治制度，这被一些人看作“定律”。可三十多年来，中国偏偏打破了定律，走了与西方明显不同的另一条路，竟然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里令人震惊的不只是中国的经济成就，更在于打破了“定律”：偏离西方道路也能成功，这才是更令人目眩的一面，特别让西方世界难以置信也难以接受。所谓“中国威胁”显然不限于武力侵犯，在“西方模式”之外的中国崛起会威胁西方的根本价值。
有人强调，中国的经济成就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四小龙”成功故事的放大版。所谓中国奇迹完全可以用“常规理由”解释。一是巨量的廉价劳动力，二是过度开发资源和牺牲环境。这样取得的高速发展不可持续。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耗尽，还有资源的滥用和环境的恶化达到了极限，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就会结束。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增长率持续下降，目前已是艰难保七（7%的增速）。这就是转折点，中国经济即便不陷入危机和衰退，从此也就“一般般”了。
不过，这样的说法恐怕不对。首先，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远离“西方道路”。他们有相对健全的法制，也逐渐走向了民主，其市场经济与西方完全接轨。而中国则根本拒绝民主，在发展中充满了“非西方”的专制手段，政府干预主导了经济运行，经济市场化程度远低于当年的四小龙。这本来是西方认定的“死路”，如今却被一些大陆学者宣称为中国成功的“秘诀”。
再者，中国的经济成就之巨大也超出了常规，以“常规理由”难以解释。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绝不止中国，还有印度、越南、印尼和一些非洲国家，只要他们不惜过度开发资源，不惜环境恶化就能取得和中国一样的经济成就么？没几个经济学家相信。其实，如今印度的环境状况也不比中国好，几个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比北京还差。印度的发展也很快，可中国却超过印度一大截（至少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中国还大大地超越了自己。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劳动力也是又多又廉价，对资源的开发也如饥似渴，对环境的破坏也一样的不管不顾。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发展势头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原来的“短缺经济”一变而成商品太多，堆满了中国，泛滥到全世界。当年为了武汉和南京两座长江大桥就“骄傲”个没完，如今没几个人知道长江上到底有多少大桥，三十？四十？五十？管它呢，早就是小菜一碟了。再看中国的高铁，不久前才听说建起了第一条，可没几年就一万多公里，世界第一了，如今在建什么四纵四横的全国高铁网，还撸胳膊挽袖子急着给全世界建高铁。没人怀疑，中国真有了这份能力。可哪来的呢？简直像气吹的一样。
当然，政府投资过大和过度盲目的基建造成了巨大浪费和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但无论这是好事、坏事、或天大的坏事，也不能取消那个迷：中国是怎么在“后三十年”里奇迹般地达到了如此的经济规模和能力？即使中国经济明天就衰退，从此一般般了，这个“过去之谜”仍在那里。
以“常规理由”，包括廉价劳动力、滥用资源、不顾环境，解释不了“中国之谜”。相反，还可以找出100个“常规理由”来说，中国根本不应该有如此的经济成就。
不是说，专制国家的官僚机构效率低下，会严重拖累经济么？在中国审批个项目要盖一百多个公章，这样的事情直到今天还在发生。这和中国的经济成就多么不匹配。
尤其是，缺少了权力制衡，专制者独断专行，必然会犯大错，重创经济。这本是常理。比如，“前三十年”就有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大灾难，都是由统治者的错误决断导致。可为什么在“后三十年”里，类似的灾难没有发生呢？不仅如此，三十多年来，中国连一次像样的经济衰退都没有。而发达国家却经历了数次经济衰退。这又是为什么？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在中国是千真万确。至少许多老百姓认为几乎已是“无官不贪”。在如此贪腐的官僚体系控制下，竟能出现一个超高速发展的经济，这是什么逻辑？大量的国家资产被侵吞，还有大量财产被贪官们转移到国外，可中国经济不见“失血而亡”，甚至不见“失血而弱”，这是什么道理？
教科书上说，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0.4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就超过了，有学者估计已经是0.5甚至0.6，中国官方干脆不再统计基尼系数了。中国也确实出现了大量的“群体事件”，但远没有达到社会动荡，影响经济发展的地步，为什么？
在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力的排名表上，中国仅排在二三十名，就是说，竞争力并不强。看看相关指标，像劳动生产率、单位GDP能耗之类的，确实如此，更不必说市场经济必需的健全法制了。但竞争力不强的经济却生产出竞争力非常强的中国商品，这几十年还发展的比谁都快，这该怎么解释？
中国不仅竞争力不强，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还非常糟。比如郎咸平就一再说，中国落入了西方的“产业链阴谋”陷阱。他举例，一个中国生产的“芭比娃娃”在美国商店里卖10美元，而中国的出厂价仅为1美元，其中还包括65美分的成本。中国厂家仅拿到35美分。那9美元的大头儿分布在西方跨国公司把持的其他环节。如果分析在中国工厂里组装的苹果手机，情况也大致如此。郎教授是说，在整个国际产业链中，中国只占有利润最薄的生产制造环节，而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还承受了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剥削劳工的“额外损失”。郎教授说的不假，早就有人说了，“出口两亿件服装才换回一架波音飞机”。可是，这反而让谜团更大了：就凭那么点“蝇头小利”，中国怎么就积攒起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经济还能高速发展？而拿走绝大部分利益的发达国家却时不时地衰退一下子，反倒挺不好过，这是咋回事？
中国的问题还有好多呢：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政府投资，房地产泡沫世界最大，全国多地出现“鬼城”，滥发货币世界第一，地方债高速膨胀，国家养老金严重不足，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等等等等。中国问题成堆，困难重重。但是，问题越多越严重，中国迷也就越大，越让人迷惑不解：中国为什么还不崩溃？
有些预言中国崩溃的人是挺严肃的学者，不是因为不喜欢中国而表达愿望，而是依据事实作推论。他们预言中国崩溃的逻辑是：过去在别国发生的也会在中国重复，如果相同的条件也在中国出现。于是，看到中国的严重问题，一些经济和社会指标超过了“红线”，就判断中国不行了，要崩溃。也许，说他们的预言落空还太早，没准中国真会崩溃，明天？明年？五年后？十年后？这里先不管将来，喊了好多回中国崩溃，到现在没崩溃，反而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这就已经是一个大迷了。
预言家们的失误恐怕在于忽略了中国的特殊性。一说中国特殊，有人就要发火。且慢，这里说中国特殊决不是为中国的专制找借口，更不是排斥普世价值。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与众不同之处，都特殊。但是，中国的特殊之处非常有利于经济增长。不信？请耐心往下看。
（未完待续）
转自《华夏文摘》
澳洲前总理陆克文会说中文，但并不亲中，对中国还相当警惕。2012年他在《澳洲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缺乏准备”。文中有句警语：“很快我们就会来到一个历史时刻：自从乔治三世以来的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英王乔治三世于1760年登基，1820年去世。自那时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就占据了世界的统治地位。陆克文的警语让人想起当年李鸿章的话：“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警告清王朝来自西方的前所未有的威胁。
陆克文挺谨慎，避免冒犯中国。但他的意思很清楚：数百年来西方世界高高在上的地位将第一次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说白了，就是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他的文章中还说：“这个亚洲巨人将如何伸展新生的肌肉，与我们（西方）息息相关”。“中国将接受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和秩序，还是试图改变它？不仅对亚洲，对全世界而言这都是21世纪前半期的核心问题。”
陆克文并没有断言崛起的中国一定会伤害西方，因为中国将来如何行事依然难以预测。他提出了一个中国的“未来之谜”。
不少人认为中国不会危及西方，理由则各有不同：
有人接受了中国官方“和平崛起”的说法，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扩张侵略。但是，今日之中国根本不同于几千年来的“旧中国”，也非常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这样一个“超新中国”将走向何方，连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真知道，很大程度上他们仍在“摸着石头过河”呢。
另一方面，有些预言家干脆否定了中国崛起，因为中国就要大崩溃了，根本不足惧。中国面临着五大、八大或十大危机，中国神话就要结束了。但预言家们仍然绕不过一个中国的“过去之谜”。早就有过无数次中国大崩溃的预言，但通通落空。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就再次发布类似的预言能有多大份量？喊了一百遍“狼来了”，狼却没来。凭什么让人相信这一次真会来呢？
陆克文的警语其实也含有一个中国的“过去之谜”：为什么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当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外各路人士纷纷为中国的发展献“设计图”。各种建议虽有不同，但基本都离不开“西方道路”：少不了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化。现代的市场经济离不开民主的政治制度，这被一些人看作“定律”。可三十多年来，中国偏偏打破了定律，走了与西方明显不同的另一条路，竟然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里令人震惊的不只是中国的经济成就，更在于打破了“定律”：偏离西方道路也能成功，这才是更令人目眩的一面，特别让西方世界难以置信也难以接受。所谓“中国威胁”显然不限于武力侵犯，在“西方模式”之外的中国崛起会威胁西方的根本价值。
有人强调，中国的经济成就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四小龙”成功故事的放大版。所谓中国奇迹完全可以用“常规理由”解释。一是巨量的廉价劳动力，二是过度开发资源和牺牲环境。这样取得的高速发展不可持续。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耗尽，还有资源的滥用和环境的恶化达到了极限，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就会结束。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增长率持续下降，目前已是艰难保七（7%的增速）。这就是转折点，中国经济即便不陷入危机和衰退，从此也就“一般般”了。
不过，这样的说法恐怕不对。首先，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远离“西方道路”。他们有相对健全的法制，也逐渐走向了民主，其市场经济与西方完全接轨。而中国则根本拒绝民主，在发展中充满了“非西方”的专制手段，政府干预主导了经济运行，经济市场化程度远低于当年的四小龙。这本来是西方认定的“死路”，如今却被一些大陆学者宣称为中国成功的“秘诀”。
再者，中国的经济成就之巨大也超出了常规，以“常规理由”难以解释。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绝不止中国，还有印度、越南、印尼和一些非洲国家，只要他们不惜过度开发资源，不惜环境恶化就能取得和中国一样的经济成就么？没几个经济学家相信。其实，如今印度的环境状况也不比中国好，几个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比北京还差。印度的发展也很快，可中国却超过印度一大截（至少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中国还大大地超越了自己。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劳动力也是又多又廉价，对资源的开发也如饥似渴，对环境的破坏也一样的不管不顾。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发展势头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原来的“短缺经济”一变而成商品太多，堆满了中国，泛滥到全世界。当年为了武汉和南京两座长江大桥就“骄傲”个没完，如今没几个人知道长江上到底有多少大桥，三十？四十？五十？管它呢，早就是小菜一碟了。再看中国的高铁，不久前才听说建起了第一条，可没几年就一万多公里，世界第一了，如今在建什么四纵四横的全国高铁网，还撸胳膊挽袖子急着给全世界建高铁。没人怀疑，中国真有了这份能力。可哪来的呢？简直像气吹的一样。
当然，政府投资过大和过度盲目的基建造成了巨大浪费和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但无论这是好事、坏事、或天大的坏事，也不能取消那个迷：中国是怎么在“后三十年”里奇迹般地达到了如此的经济规模和能力？即使中国经济明天就衰退，从此一般般了，这个“过去之谜”仍在那里。
以“常规理由”，包括廉价劳动力、滥用资源、不顾环境，解释不了“中国之谜”。相反，还可以找出100个“常规理由”来说，中国根本不应该有如此的经济成就。
不是说，专制国家的官僚机构效率低下，会严重拖累经济么？在中国审批个项目要盖一百多个公章，这样的事情直到今天还在发生。这和中国的经济成就多么不匹配。
尤其是，缺少了权力制衡，专制者独断专行，必然会犯大错，重创经济。这本是常理。比如，“前三十年”就有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大灾难，都是由统治者的错误决断导致。可为什么在“后三十年”里，类似的灾难没有发生呢？不仅如此，三十多年来，中国连一次像样的经济衰退都没有。而发达国家却经历了数次经济衰退。这又是为什么？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在中国是千真万确。至少许多老百姓认为几乎已是“无官不贪”。在如此贪腐的官僚体系控制下，竟能出现一个超高速发展的经济，这是什么逻辑？大量的国家资产被侵吞，还有大量财产被贪官们转移到国外，可中国经济不见“失血而亡”，甚至不见“失血而弱”，这是什么道理？
教科书上说，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0.4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就超过了，有学者估计已经是0.5甚至0.6，中国官方干脆不再统计基尼系数了。中国也确实出现了大量的“群体事件”，但远没有达到社会动荡，影响经济发展的地步，为什么？
在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力的排名表上，中国仅排在二三十名，就是说，竞争力并不强。看看相关指标，像劳动生产率、单位GDP能耗之类的，确实如此，更不必说市场经济必需的健全法制了。但竞争力不强的经济却生产出竞争力非常强的中国商品，这几十年还发展的比谁都快，这该怎么解释？
中国不仅竞争力不强，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还非常糟。比如郎咸平就一再说，中国落入了西方的“产业链阴谋”陷阱。他举例，一个中国生产的“芭比娃娃”在美国商店里卖10美元，而中国的出厂价仅为1美元，其中还包括65美分的成本。中国厂家仅拿到35美分。那9美元的大头儿分布在西方跨国公司把持的其他环节。如果分析在中国工厂里组装的苹果手机，情况也大致如此。郎教授是说，在整个国际产业链中，中国只占有利润最薄的生产制造环节，而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还承受了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剥削劳工的“额外损失”。郎教授说的不假，早就有人说了，“出口两亿件服装才换回一架波音飞机”。可是，这反而让谜团更大了：就凭那么点“蝇头小利”，中国怎么就积攒起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经济还能高速发展？而拿走绝大部分利益的发达国家却时不时地衰退一下子，反倒挺不好过，这是咋回事？
中国的问题还有好多呢：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政府投资，房地产泡沫世界最大，全国多地出现“鬼城”，滥发货币世界第一，地方债高速膨胀，国家养老金严重不足，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等等等等。中国问题成堆，困难重重。但是，问题越多越严重，中国迷也就越大，越让人迷惑不解：中国为什么还不崩溃？
有些预言中国崩溃的人是挺严肃的学者，不是因为不喜欢中国而表达愿望，而是依据事实作推论。他们预言中国崩溃的逻辑是：过去在别国发生的也会在中国重复，如果相同的条件也在中国出现。于是，看到中国的严重问题，一些经济和社会指标超过了“红线”，就判断中国不行了，要崩溃。也许，说他们的预言落空还太早，没准中国真会崩溃，明天？明年？五年后？十年后？这里先不管将来，喊了好多回中国崩溃，到现在没崩溃，反而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这就已经是一个大迷了。
预言家们的失误恐怕在于忽略了中国的特殊性。一说中国特殊，有人就要发火。且慢，这里说中国特殊决不是为中国的专制找借口，更不是排斥普世价值。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与众不同之处，都特殊。但是，中国的特殊之处非常有利于经济增长。不信？请耐心往下看。
（未完待续）
转自《华夏文摘》
2015年5月26日星期二
抗日根据地老乡们所讲的地雷战
作者：MZXTD
当年下乡在太行山老抗日根据地，从此离开革命教科书去看世界。
刚开始，为所见的“落后”现象感到吃惊。知青之间交换的信，多有这类感觉。报怨本社本队的贫下中农“觉悟太低”，“根本就不能和大寨比”等等。慢慢地，才发觉其实是自己的预期太高，高到脱离了现实。在城里当学生时被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根本就是组织上编造的幻景。中国农村的情况，说白一点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大寨大队那种典型是人为拔高起来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很可能也不具有真实性。而我们自己看到地方才是现实的中国农村。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你总得接受现实。日久天长，也就习惯了老乡们的质朴风格了。开初听那些庄稼汉们夹杂着下流话的交谈时还有点难为情。到后来连自己的谈话也不知不觉变得粗野起来。回城后一段时间里说话还不时会“走火”，直到上了大学后才渐渐恢复了斯文态。
老抗日根据地农民说话粗且直，不太懂政治规矩。所以他们的言论经常缺乏城里老师或者干部们那种政治上的正确性。比如谈到村里某“坏分子”的反动言行时，老乡们总不能够正确地表现出“无产阶级义愤”来。而是嘻嘻哈哈地，多少还有些佩服他的样子。据说那“坏分子”抗拒交公粮的任务，竟当面问公社干部：北京金銮殿里那毛小子一年交多少？结果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无情打击。但老乡们并不恨他，反倒觉得他仗义。
因为是抗日老根据地，所以还有机会听到许多革命教科书上所没有提到的非革命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地雷战。
话题是由电影“地雷战”引出来的。我们村是公社所在地，每年县电影队会来放几回电影。届时乡亲们总是扶老携幼扛着凳子夹着褥子等前往观看。因为那年月里多数电影都成了“毒草”，所以电影队放来放去就那幺几部片，国产片大体就是“老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看得次数多了，大人孩子都会背电影里的台词。有些台词还成了全民性的常用语。我上大学时听美国之音广播，竟听到那美国佬周幼康也会说“反正各村都有自己的高招”。可见“老三战”影响力已经越出了国界。
老三战的情节也是哙炙人口的。“地雷战”里的许多情景至今仍然栩栩如生。党的历史教科书也不时提到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地道战，地雷战的英勇事迹，以此证明党是积极抗日的，而且还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然而，在抗日战争时亲手玩过地雷的老乡们说起来，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谁也不待见那个物件”，这是提起“地雷战”话头后的第一句评论。“不待见”在这里是讨厌的意思。从没有听到村里任何一个老乡对地雷战表示过好感。有人还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感情。为什幺？只因为“地雷净害老百姓”。
获得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禁雷运动组织曾用数字向世人证明：地雷杀死的平民远远多于军人。其实太行山的农民们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知道这个事实了，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表达而已。
老乡们很懂地雷的：地雷总要埋在人走的道上吧，那条道咱们男女老少骡马牛羊天天要走好几趟，鬼子们十天半月也不定来一回，你说它炸谁？埋雷的干部也非常难，白天是不能埋的，只好头晚上埋，天亮前起出来。每天傍黑后，干部就得挨家挨户问，看看还有谁出了村还没回来。直到弄清都回来或者出去的人今晚不回来了，才敢出去把雷埋下。回来后也不敢睡死。因为勤劳的中国农民五更天甚至四更天就想起来出去干活，所以你得起的更早才能赶在乡亲们之前把雷起出来。有位长辈记得他有一天睡误了，醒来一看天已亮，吓得连鞋也没穿就往村外猛跑，脚被扎得满是血。幸亏那天下雨，没有早起出村的人，才没有出事。而其他村就发生过把早起的农民炸死，把夜里外出请医生的人炸伤的事。
埋雷得罪乡亲，没人愿意干。但八路军就要你干，党员干部就只好执行。八路让埋雷，并不是为了保护乡亲，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地雷响等于报警，八路就可以及时转移。而鬼子是凶狠的。要是炸了他们的人，他们就把周围几个村子都给点火烧了。每到这个时候八路又总是躲的无影无踪。老乡们怎能不埋怨？他们又气又怕，有时就把火发在本村的党员身上。有一次八路把邻村的维持会长毙了。鬼子出来报复，路过我们村时把临街的一排房子也给点了。鬼子过去后老乡们出来救火，却故意不帮干部的家，只有几个党员们互相帮着救，结果损失非常惨。摆弄地雷者自己的命也时常悬在半空。那时的地雷很杂，不少来自美国苏联等国。八路里能看懂洋文的人极少，而村里的干部甚至连汉字也识不了几个。没有经过认真训练，凭个大概就开始摆弄。那些地雷需要经常埋下又起出来，一不当心就出事。尤其是有的雷半夜里被野兽趟过一脚却没有炸，雷弦已经拉出一多半，你去起雷时稍碰一碰就可能炸。外村就有人这样不明不白地送了命。
整个抗战期间，那一带地区没听说哪个鬼子被地雷消灭，倒是老乡和民兵被伤了不少。有的人甚至讲，没炸死鬼子倒好，要不惹来鬼子报复，还不定多遭多少罪咧。
自古以来有大量历史和文学作品记录战祸给普通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杜甫的三吏三别就是一个典型。凡有人类良知的作家都不可能漠视平民百姓在战火蹂躏下的悲惨生活。凡稍有人性的政府也懂得尽量不要扰民伤民。而共产洋教集团从来以钢铁般的意志冷对人民大众的疾苦。在他们心里，党的政权利益高于一切，凡是对本党夺权护权有利的，无论要牺牲多少人民的性命也要毫不犹豫去办。在党的文艺作品中，决不能消极地去反映人民为本党所付出的代价。而必须突出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必须把人民教育得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价值，只懂得当好革命的螺丝钉。所以，“地雷战”那种电影里的“群众”不愁吃穿，不思种地打柴，不用起早摸黑赶集跑买卖，没有伤病急症需要半夜请医抓药等等。总之他们全没了个人的疾苦，全免了自家的烦恼，整整齐齐的一批党的棋子，认认真真为党活着为党献身。
这就是中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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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北京之春》2002年11月号
当年下乡在太行山老抗日根据地，从此离开革命教科书去看世界。
刚开始，为所见的“落后”现象感到吃惊。知青之间交换的信，多有这类感觉。报怨本社本队的贫下中农“觉悟太低”，“根本就不能和大寨比”等等。慢慢地，才发觉其实是自己的预期太高，高到脱离了现实。在城里当学生时被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根本就是组织上编造的幻景。中国农村的情况，说白一点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大寨大队那种典型是人为拔高起来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很可能也不具有真实性。而我们自己看到地方才是现实的中国农村。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你总得接受现实。日久天长，也就习惯了老乡们的质朴风格了。开初听那些庄稼汉们夹杂着下流话的交谈时还有点难为情。到后来连自己的谈话也不知不觉变得粗野起来。回城后一段时间里说话还不时会“走火”，直到上了大学后才渐渐恢复了斯文态。
老抗日根据地农民说话粗且直，不太懂政治规矩。所以他们的言论经常缺乏城里老师或者干部们那种政治上的正确性。比如谈到村里某“坏分子”的反动言行时，老乡们总不能够正确地表现出“无产阶级义愤”来。而是嘻嘻哈哈地，多少还有些佩服他的样子。据说那“坏分子”抗拒交公粮的任务，竟当面问公社干部：北京金銮殿里那毛小子一年交多少？结果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无情打击。但老乡们并不恨他，反倒觉得他仗义。
因为是抗日老根据地，所以还有机会听到许多革命教科书上所没有提到的非革命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地雷战。
话题是由电影“地雷战”引出来的。我们村是公社所在地，每年县电影队会来放几回电影。届时乡亲们总是扶老携幼扛着凳子夹着褥子等前往观看。因为那年月里多数电影都成了“毒草”，所以电影队放来放去就那幺几部片，国产片大体就是“老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看得次数多了，大人孩子都会背电影里的台词。有些台词还成了全民性的常用语。我上大学时听美国之音广播，竟听到那美国佬周幼康也会说“反正各村都有自己的高招”。可见“老三战”影响力已经越出了国界。
老三战的情节也是哙炙人口的。“地雷战”里的许多情景至今仍然栩栩如生。党的历史教科书也不时提到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地道战，地雷战的英勇事迹，以此证明党是积极抗日的，而且还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然而，在抗日战争时亲手玩过地雷的老乡们说起来，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谁也不待见那个物件”，这是提起“地雷战”话头后的第一句评论。“不待见”在这里是讨厌的意思。从没有听到村里任何一个老乡对地雷战表示过好感。有人还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感情。为什幺？只因为“地雷净害老百姓”。
获得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禁雷运动组织曾用数字向世人证明：地雷杀死的平民远远多于军人。其实太行山的农民们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知道这个事实了，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表达而已。
老乡们很懂地雷的：地雷总要埋在人走的道上吧，那条道咱们男女老少骡马牛羊天天要走好几趟，鬼子们十天半月也不定来一回，你说它炸谁？埋雷的干部也非常难，白天是不能埋的，只好头晚上埋，天亮前起出来。每天傍黑后，干部就得挨家挨户问，看看还有谁出了村还没回来。直到弄清都回来或者出去的人今晚不回来了，才敢出去把雷埋下。回来后也不敢睡死。因为勤劳的中国农民五更天甚至四更天就想起来出去干活，所以你得起的更早才能赶在乡亲们之前把雷起出来。有位长辈记得他有一天睡误了，醒来一看天已亮，吓得连鞋也没穿就往村外猛跑，脚被扎得满是血。幸亏那天下雨，没有早起出村的人，才没有出事。而其他村就发生过把早起的农民炸死，把夜里外出请医生的人炸伤的事。
埋雷得罪乡亲，没人愿意干。但八路军就要你干，党员干部就只好执行。八路让埋雷，并不是为了保护乡亲，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地雷响等于报警，八路就可以及时转移。而鬼子是凶狠的。要是炸了他们的人，他们就把周围几个村子都给点火烧了。每到这个时候八路又总是躲的无影无踪。老乡们怎能不埋怨？他们又气又怕，有时就把火发在本村的党员身上。有一次八路把邻村的维持会长毙了。鬼子出来报复，路过我们村时把临街的一排房子也给点了。鬼子过去后老乡们出来救火，却故意不帮干部的家，只有几个党员们互相帮着救，结果损失非常惨。摆弄地雷者自己的命也时常悬在半空。那时的地雷很杂，不少来自美国苏联等国。八路里能看懂洋文的人极少，而村里的干部甚至连汉字也识不了几个。没有经过认真训练，凭个大概就开始摆弄。那些地雷需要经常埋下又起出来，一不当心就出事。尤其是有的雷半夜里被野兽趟过一脚却没有炸，雷弦已经拉出一多半，你去起雷时稍碰一碰就可能炸。外村就有人这样不明不白地送了命。
整个抗战期间，那一带地区没听说哪个鬼子被地雷消灭，倒是老乡和民兵被伤了不少。有的人甚至讲，没炸死鬼子倒好，要不惹来鬼子报复，还不定多遭多少罪咧。
自古以来有大量历史和文学作品记录战祸给普通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杜甫的三吏三别就是一个典型。凡有人类良知的作家都不可能漠视平民百姓在战火蹂躏下的悲惨生活。凡稍有人性的政府也懂得尽量不要扰民伤民。而共产洋教集团从来以钢铁般的意志冷对人民大众的疾苦。在他们心里，党的政权利益高于一切，凡是对本党夺权护权有利的，无论要牺牲多少人民的性命也要毫不犹豫去办。在党的文艺作品中，决不能消极地去反映人民为本党所付出的代价。而必须突出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必须把人民教育得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价值，只懂得当好革命的螺丝钉。所以，“地雷战”那种电影里的“群众”不愁吃穿，不思种地打柴，不用起早摸黑赶集跑买卖，没有伤病急症需要半夜请医抓药等等。总之他们全没了个人的疾苦，全免了自家的烦恼，整整齐齐的一批党的棋子，认认真真为党活着为党献身。
这就是中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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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北京之春》2002年11月号
刘荻：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
吱吱，吱吱……
你猜对了，我是一只老鼠。
你问老鼠怎么会用电脑还会打字？难道别的老鼠不会吗？要是以前我肯定会这么问。不过见到我的同类之后，我不得不承认，除我之外的其他老鼠都蠢得很，甚至比人类还要愚蠢，它们不仅不会打字，就连说话都不会。当然，我能说话，不过因为老鼠的声音要比人类尖细很多，而且语速也要比人类快很多，所以很少有人能听懂我说话。用人类的键盘打字也很幸苦，因为要一直在键盘上跳来跳去，就像人类玩跳舞毯一样。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会说话和打字的，自从有记忆以来我一直是会这些的，当然也会阅读。
我曾经住在某个实验室的一个笼子里，实验室的名字已经不重要了，反正现在这个实验室早就不存在了。
我住在实验室的笼子里的时候，每天都能看见有些穿白大褂的人类在我的笼子前面走来走去。他们经常把我拎出笼子来做各种愚蠢的实验。我不仅要在迷宫里跑来跑去，还要在电脑屏幕面前按各种钮。
他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迪格里兹，就是哈里·哈里森小说中的“不锈钢老鼠”的名字（对，我看过这本书，我还看过好多好多的书）。他们都是些蠢货，因为不锈钢老鼠是rat，一种又大又凶猛的啮齿动物，而我是mouse，一种害羞胆小的动物，不过也很顽皮。
其余的时间我都被关在笼子里，什么都没得看，除了一个跑轮之外也没别的玩具可玩，无聊得要死。只有平时给我喂食的小W有时会把我拎出来玩玩，还会替我顺顺毛。小W是个好人，每当其他穿白大褂的人类要给我打针，我吓得缩成一团全身发抖的时候，他总是尽量安慰我，打完针还会帮我揉揉疼痛的地方。
有段日子实验室里的白大褂们出现得越来越少，好几天没有人来打开我的笼子了。我无聊的要发疯，于是想要打开笼子出来玩玩。哼，他们以为这种笼子就能关住我吗？他们也太小瞧我了！
溜出笼子，顺着桌腿爬下来，在实验室里到处转转。这里有许多台电脑，还连着红的蓝的电线，咬起来口感大概不错……那里有一排一排的试管，里面装着五颜六色的液体，气味很奇怪，我可不想去尝尝……呀！这间屋子里到处都是关动物的笼子。我没看到别的老鼠，但是看到了几只……瞪着蓝色、绿色、黄色的大眼睛的猫！它们正用贪婪的眼神盯着我。
我往后退，心想幸亏你们出不来。可是就在这时，一个笼门不知怎么打开了，一个橙黄色的毛球朝我扑来！我撒腿就跑，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只听见身后一片稀里哗啦的声音。
我还在拼命地跑着，就在我觉得这辈子大概就要葬身猫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尾巴一阵疼痛，我被倒着拎了起来。我看到满地都是碎掉的试管和流出来的液体。
实验室主任H博士眼睛瞪得比猫眼还大，怒气冲冲地看着我：“整整一个月的实验都被你毁掉了。淘气的小东西，你不是能开门吗？现在我就让你开个够！”
于是我被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前是一个很复杂的锁，而我脚下的金属板是通了电的，我必须打开锁才能逃到另外半个没有电的笼子里面，否则就得忍受电击带来的痛苦。
他让我做这个实验做了一次又一次，锁一次比一次复杂，直到我累得动不了了才放过我。我的爪子痛得像被火烧过一样。
然后他没把我放回平时住的垫有木屑，还有跑轮供我锻炼用的笼子，而是把我关进了一个很小的、冷冰冰的、里面什么都没有笼子里。他亲自把笼子锁好，还派小W好好看着我，千万别让我跑了。我已经饿了一天了，可是他连一点食物都不给我。
H博士走了。我隔着笼子，用可怜巴巴的眼神望着小W。一开始他还把头扭开，想忽略我那眼泪汪汪的小眼睛。不过最后他终于受不了了，打开笼门把我抱了出来。
他找了一小块美味的奶酪来喂我。还给我的爪子上涂了一点止痛的药膏：“别哭了，可怜的小东西，一会就不疼了，啊。”他还捋了捋我背上的毛。
他想再把我放回小笼子里的时候，我尖叫了起来。他看着我，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最后他大概是下定了决心，把我装到他的衣兜里带了出去。
他的衣兜又温暖又黑暗，我在里面睡得很香。等我迷迷糊糊地醒来的时候，只见几只陌生的红通通的胖手指正在我眼前晃着，上面还残留着巧克力的味道。我毫不客气地一口咬了上去……只听见一阵惨叫！
这就是我跟D初次见面时的场面。
我终于摆脱了悲惨的实验鼠生活，成为了一只家养的宠物鼠。
虽然刚见面时我咬了他一口，可是后来我发现他这人还不错。
他不管吃什么都会留一小口给我，还经常往衣兜里丢一小块奶酪给我。于是白天我就整天待在他的衣兜里。除非是他在单位打呼噜打得太响的时候——要知道老鼠的耳朵比人类的敏感很多——这种时候我就从他衣兜里爬出来，找个安静的角落去打瞌睡。
半夜里他睡着了之后，我就会看看他的书（他有很多书，禁书和不是禁书的都有），玩玩他的乐高玩具，用他的电脑上上网，再从他的冰箱里找点东西吃。这些事他大概是知道的，不过并没有说过什么。
有时他喝多了酒，就会把我捧在手心上，另一只手拿着手机给我看他口中“美好的黄金时代”的图片，还给我讲他当年混裴多斐俱乐部时的英雄事迹。说着说着他就会为自己和人类怎么会堕落到今天的地步抱头痛哭，这种时候他不把自己灌得烂醉是不会罢休的。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他的宠物鼠（也许你会奇怪一只老鼠怎么能活那么多年，这里暂且按下不表），他的故事没有比我更清楚的了。最近我在他的电脑上看到他写了一篇关于他和J、K及科学家“哥德尔”的回忆文章，要我说，他写的很多都是胡扯。比如说，他和J抓捕“哥德尔”的“英雄壮举”，其实完全是一个笑话：哥德尔之所以抱头鼠窜，其实是因为我窜到了他的身上，而哥德尔是个胆小鬼，最怕的就是老鼠；而我之所以窜到哥德尔身上，是因为D衣兜里的打火机爆炸了，我窜出来之后慌不择路，顺着裤腿就爬到了哥德尔脑袋上；哥德尔后来说他听到了枪声，其实就是打火机爆炸的声音；最后D和J把哥德尔扑倒在地，本来只是为了把我找回来。我还要说，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哥德尔先生其实是个数盲，我亲眼看见他和K两个人吃饭一共花了200块钱，他居然要掏出手机来算每个人需要掏多少钱；以及，K先生是我见过的最能吃的人，他和哥德尔两个人一共吃了六碗面，他一个人就独吃了五碗，然后提出要AA制。为了给他们留点面子，更多的槽我也不吐了。还是继续讲我自己的故事吧。
就这样我在D家过了几个月幸福的宠物鼠生活。有一天D又在单位打呼噜打得震天响，我只好从他衣兜里爬出来躲到一个抽屉里去睡觉。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办公室里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也不奇怪，八成是他们监视的那个绰号叫尼采的精神病患者拿激光电筒把自己的另一只眼睛也照瞎了，他们都赶去围观了忘了带上我了。空气漂浮着一股不祥的气味，我从抽屉里爬出来，却发现桌子下面藏着一双绿色的眼睛，那是一只黄虎斑猫！我想起来了，D的同事J说过要带只猫来单位玩的！
我赶紧逃跑，却发现自己被逼到了墙角里。一只毛茸茸的爪子向我伸过来……我闭上眼睛，回想起自己短暂的一生。别了，世界！来吧，吃了我吧，猫咪！我叫道。
软软的爪子在我头上摸了摸，“吃你？我倒是知道有的猫会吃老鼠，可是我这辈子只吃过猫粮和猫罐头呀！”
咦，这厮居然也会说话！我壮着胆子睁开眼睛。
“别怕，小家伙。我不会吃了你的。是有人派我来找你的。”
“找我？谁要找我？为什么？”
“你知道，你是从一个实验室跑出来的……”
“不不不！”它还没说完我就把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没门，我绝对不会再回到那家实验室的，绝对！要让我回去，还不如把我吃了呢！”
“别担心，我来不是要带你回实验室的。事实上，那家实验室已经解散了。我知道他们让你吃了不少苦头，不过，你不想知道在你身上发生的事吗？比如，为什么老鼠里面只有你会说话？”
这倒让我有点动心，不过想想在D家的舒服日子，我还是摇了摇头说：“谢了，不过我在这里好得很，有奶酪吃也有玩具玩，不会被关在笼子里，也不会挨电击。就是不知道自己生命的真相，我也能过得很好。”
“现在你可能觉得不错，不过你别忘了，一只老鼠的生命，最多也就只有短短两三年……”
我的心猛跳起来，我一直努力不让自己想到这件事，可是……“怎么，你能让我……？”
“要是你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不仅可以让你知道自己的真相，还能让你有近乎无限长的寿命。不过，我们需要你为我们做一件事。”
“你们要我干什么？”
“我们需要你帮我们打入新任国安部长的秘密办公室，”黄猫顿了顿，继续说，“国安部不久之前刚进行过大清洗，新任部长是个神秘人物，甚至都没人看到过他长什么样。新的国安部总部是一座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建筑，里面没有人能找到部长办公室在什么地方，也没人亲眼看到过部长本人。工作人员每天在特定的金属邮箱中接到部长的指示，然后再把自己的汇报放到另一个邮箱中……”
“这位部长先生是《第二十二条军规》里面的梅杰·梅杰·梅杰少校么？”我插嘴道。
“……这位部长还特别不信任一切网络设备，因此虽然整个国安系统的网络全被我们打入了，对这位新部长我们还是半点线索也没有。因此我们只能依靠你了。这位部长看来是个偏执狂，哪怕一只猫都可能会引起他的怀疑，但是一只老鼠大概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他，他甚至都不会注意到你的存在。而且你也很擅长跑迷宫……”
是啊，没有比我更擅长跑迷宫的了。
“我们会在你的耳朵里面放一个跟踪装置，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和听到你看到和听到的一切，还可以通过它给你发送指令。只要你找到秘密办公室，就把这个跟踪装置取下来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这样你就算完成任务了。唯一的问题是你白色的皮毛可能有点显眼……”
“这不成问题，我在土里打几个滚就行了。可是，我能问问‘你们’究竟是谁么？”
“这个你早晚会知道的，现在你只需要记住，我们可以给你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于是，某一天的半夜，D睡着了之后，我耳朵里带着跟踪器（它弄得我耳朵痒痒的），潜入了国安部大楼。
黄猫说，国安部大楼是座迷宫，我进来之后才深有体会。我感觉这座大楼一定是为了万一有一天国安部遭到进攻时员工在里面打游击战而设计的，那些通向奇怪地方的走廊和楼梯，那些一个套一个的房间，还有那四通八达的地下室一定能让入侵者如同陷入迷魂阵。我甚至怀疑这里可能游荡着因为迷路而活活饿死在里面的新来员工的鬼魂。
不过这难不倒我，老鼠天生擅长跑迷宫。我在一座楼梯后面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门上挂着一把生了锈的大锁。这当然挡不住我：门缝宽得足够我钻过去了——
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天井中，面前是一片是草地，草地中间有一个池塘，水面上开满了荷花。我想看得更清楚点，于是往前跑了几步，结果一脚踩空，掉进了一个洞里。
啊哦！我一边往下掉一边想：希望这是个兔子洞，千万不要是什么食肉动物的洞哦！不过我倒没有闻到什么危险的气味。
结果，我是掉进了一个通风管道里，一个格栅把我挡住了。还，老鼠从多高的地方掉下来一般都不会摔伤。我身下是一个大房间，房间里面铺着地毯，摆着沙发，另一头还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我想，我大概找到部长先生的秘密办公室了。可是我没看到这间屋子有门，人们肯定不能像我一样从通风口进来吧。
耳朵里的跟踪器响了起来：“干得好，迪格里兹，现在把跟踪器装到格栅上，你就可以撤退了！”
我刚把跟踪器夹在格栅上，屋里的灯突然亮了，屋子中间的地毯掀开了，地毯下面走出几个人来！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看上去有些面熟，但我一时想不起来是谁；第三个人在每天的电视新闻中家喻户晓，谁看见都能一眼认出来；第四个人身材高大，穿着制服，大概是保镖。
虽然老鼠都很胆小，可是我也很好奇，于是就留下来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三人在沙发上坐好之后，穿制服的那个人把地板上的洞口关上，把地毯重新铺好，然后挨个递烟。
沉默了一会之后，那个在电视新闻中家喻户晓的人物说道：“既然已经达成了共识，就请Y部长先来说两句吧。”
Y部长刚一开口，我突然想起他就是D给我看的黄金时代照片中的裴多斐俱乐部领袖之一，绰号“小贩”。没想到多年之后他居然都混成部长了，难怪他不让别人看到自己长什么样。
Y部长说道：“首长让我先说，那我就先说两句。情况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目前形势异常严峻，可以说整个地球、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都掌握在我们几个人手里。AI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也是人类有史以来遇到过的最强大的敌人！大敌当前，我们要摒弃前嫌，精诚合作！当然，我们也必须绝对保密，千万不能让普通老百姓知道真相，免得引起恐慌。”这时首长和Y部长一起把目光转向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说：“请各位领导放心，刚才Y部长已经说过了，大敌当前，我们必须团结一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一定全力配合各位领导们的工作，绝对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
这时首长抽着烟说道：“小Y呀，不是我说你，这次的货可比上次差远了。”
Y部长说：“首长，您也不是不知道现在国外什么情况，要进口点优质货几乎是不可能了，现在我们只能在国内自己种，质量一时半会赶不上外国，还请您老多担待。等咱们反AI大业成功，要抽上优质货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这里还存了点以前从墨西哥进口的龙舌兰酒，小Z给首长倒上！”
小Z拿来三个玻璃杯，倒上酒。Y部长抿了一口说道：“C先生，我们倒不是信不过你，不过裴多斐俱乐部里面的事儿，你也知道，我也在里面混过好多年，还混得风生水起，有了好几百万粉丝，那可是所向披靡，我指谁他们就打谁，哈哈……你也知道那里面派系很多，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有没有其他派系能够对我们有帮助，或者可能给我们添麻烦的？比如那些所谓的公知理中客……”
“您不用担心他们。自从他们的领袖L博士不幸逝世之后，他们就一直萎靡不振了。”这时我想起C先生也是黄金时代照片中的一位名人。
“那那些所谓的激进派，口炮党，他们的领袖是M，江湖人称‘总统’的，现在怎么样了……这酒真不错，小Z，每人再倒上一杯！”
“您更用不着担心他们，M先生好几年前就发了疯，现在到精神病院里当他的总统去了，派系也就分崩离析了。”
“听到这些太让人伤心了，想当初我还和他一起喝过酒的……小Z！把酒瓶给我我还要再来上一杯……那么说，现在唯一深藏不露的力量，就是传说中的地下程序员工会……”
“我能肯定，这个神秘的地下程序员工会与已知的裴多斐俱乐部的任何派系都没有联系……我也要再来一杯。”
“我们知道的也只有这些了。所以我把我的手下全派出去监视那些疯子科学家、评不上副教授的讲师和对客户不断改需求不满的程序员了，希望能从中找到点线索。我们想找到他们，跟他们合作战胜AI。他们现在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了，找不到他们人类就他妈的全完蛋了……人类，哎，愚蠢的人类……”部长大人一口灌下一大杯墨西哥龙舌兰，“F校长，XXX的把我们害苦喽！”
旁边的首长同志突然振臂高呼道：“人类？消灭人类暴政，世界属于AI！”
我离开时看到的最后一个场面是一场集体脱衣舞大赛……
从通风口爬出去对我来说不成问题，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老鼠爬不上去的。等我溜到国安部大楼旁边的草地上时，黄猫已经在等着我了。“你任务完成得很好，不过你在那里耽误了太多时间了。现在你要是还想知道真相的话就得快点走了，天亮了D醒来之后就该到处找你了。”
我们来到一栋烂尾楼里，走进一个什么装饰都没有的房间。这里的气味很熟悉。屋子一头放着一张破旧的木头办公桌，上面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电脑后面坐着一个人。
“我把迪格里兹带来了，”黄猫说。
桌子后面的人站了起来，居然是小W。见到他我很高兴，因为他是整个实验室里对我最好的人。我说：“嘿，伙计，原来是你！不过，别想让我再回实验室去！”
小W走过来，把我抱在手心上，捋捋我的毛：“小家伙！好久没看见你了！别怕，实验室已经没有了。其实你在那的最后几天里，实验室就已经办不下去了，不少实验人员失踪，其余的也在准备撤离或者转移。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我就把你送给了D，让他代为照顾你，他对你还好吧？”
“那你为什么又要来找我呢？”
“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现在该我们兑现承诺了。”
“黄猫说，你们能让我永生？”
“其实它说得并不准确。你的身体和其他老鼠的一样，最多只能活三年……”
“那你们是在骗我？”
“……但是我们可以让你的意识永生，”他拍拍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我们可以把你上传到赛博空间中。这就是当初我们要做的实验。你的真实身份是一只赛博鼠。来吧，不会疼的，我保证。”
他把什么东西装在我脖子后面，我感到自己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四周一片漆黑，什么都感觉不到，我吓得想要尖叫，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
“对不起，马上就好，”一个声音说。忽然我发现自己待在一片绿草地中，我能嗅得到泥土的清香。草地里到处都是香喷喷的奶酪，还有许多用来藏身的小木屋，附近有一条小溪潺潺流过……我在草地上奔跑打滚，随便啃啃奶酪，要多快活有多快活……
忽然间我又回到了小W的手心上。“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现在你随时都能回来探索。你的意识会自动备份在赛博空间中，如果你的身体死去，你还可以把意识下载到其他身体中。当然你也可以一直留在这里，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回到D身边，今后我们可能还会有事需要你帮忙。”
就这样，我在D醒来之前回到了他的公寓里。继续过着宠物鼠的幸福生活。不过现在我每天躲在他的衣兜里的时候可以在赛博空间中遨游。这就是我——一只赛博鼠的故事了。
文章来源：自由写作网刊
你猜对了，我是一只老鼠。
你问老鼠怎么会用电脑还会打字？难道别的老鼠不会吗？要是以前我肯定会这么问。不过见到我的同类之后，我不得不承认，除我之外的其他老鼠都蠢得很，甚至比人类还要愚蠢，它们不仅不会打字，就连说话都不会。当然，我能说话，不过因为老鼠的声音要比人类尖细很多，而且语速也要比人类快很多，所以很少有人能听懂我说话。用人类的键盘打字也很幸苦，因为要一直在键盘上跳来跳去，就像人类玩跳舞毯一样。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会说话和打字的，自从有记忆以来我一直是会这些的，当然也会阅读。
我曾经住在某个实验室的一个笼子里，实验室的名字已经不重要了，反正现在这个实验室早就不存在了。
我住在实验室的笼子里的时候，每天都能看见有些穿白大褂的人类在我的笼子前面走来走去。他们经常把我拎出笼子来做各种愚蠢的实验。我不仅要在迷宫里跑来跑去，还要在电脑屏幕面前按各种钮。
他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迪格里兹，就是哈里·哈里森小说中的“不锈钢老鼠”的名字（对，我看过这本书，我还看过好多好多的书）。他们都是些蠢货，因为不锈钢老鼠是rat，一种又大又凶猛的啮齿动物，而我是mouse，一种害羞胆小的动物，不过也很顽皮。
其余的时间我都被关在笼子里，什么都没得看，除了一个跑轮之外也没别的玩具可玩，无聊得要死。只有平时给我喂食的小W有时会把我拎出来玩玩，还会替我顺顺毛。小W是个好人，每当其他穿白大褂的人类要给我打针，我吓得缩成一团全身发抖的时候，他总是尽量安慰我，打完针还会帮我揉揉疼痛的地方。
有段日子实验室里的白大褂们出现得越来越少，好几天没有人来打开我的笼子了。我无聊的要发疯，于是想要打开笼子出来玩玩。哼，他们以为这种笼子就能关住我吗？他们也太小瞧我了！
溜出笼子，顺着桌腿爬下来，在实验室里到处转转。这里有许多台电脑，还连着红的蓝的电线，咬起来口感大概不错……那里有一排一排的试管，里面装着五颜六色的液体，气味很奇怪，我可不想去尝尝……呀！这间屋子里到处都是关动物的笼子。我没看到别的老鼠，但是看到了几只……瞪着蓝色、绿色、黄色的大眼睛的猫！它们正用贪婪的眼神盯着我。
我往后退，心想幸亏你们出不来。可是就在这时，一个笼门不知怎么打开了，一个橙黄色的毛球朝我扑来！我撒腿就跑，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只听见身后一片稀里哗啦的声音。
我还在拼命地跑着，就在我觉得这辈子大概就要葬身猫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尾巴一阵疼痛，我被倒着拎了起来。我看到满地都是碎掉的试管和流出来的液体。
实验室主任H博士眼睛瞪得比猫眼还大，怒气冲冲地看着我：“整整一个月的实验都被你毁掉了。淘气的小东西，你不是能开门吗？现在我就让你开个够！”
于是我被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前是一个很复杂的锁，而我脚下的金属板是通了电的，我必须打开锁才能逃到另外半个没有电的笼子里面，否则就得忍受电击带来的痛苦。
他让我做这个实验做了一次又一次，锁一次比一次复杂，直到我累得动不了了才放过我。我的爪子痛得像被火烧过一样。
然后他没把我放回平时住的垫有木屑，还有跑轮供我锻炼用的笼子，而是把我关进了一个很小的、冷冰冰的、里面什么都没有笼子里。他亲自把笼子锁好，还派小W好好看着我，千万别让我跑了。我已经饿了一天了，可是他连一点食物都不给我。
H博士走了。我隔着笼子，用可怜巴巴的眼神望着小W。一开始他还把头扭开，想忽略我那眼泪汪汪的小眼睛。不过最后他终于受不了了，打开笼门把我抱了出来。
他找了一小块美味的奶酪来喂我。还给我的爪子上涂了一点止痛的药膏：“别哭了，可怜的小东西，一会就不疼了，啊。”他还捋了捋我背上的毛。
他想再把我放回小笼子里的时候，我尖叫了起来。他看着我，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最后他大概是下定了决心，把我装到他的衣兜里带了出去。
他的衣兜又温暖又黑暗，我在里面睡得很香。等我迷迷糊糊地醒来的时候，只见几只陌生的红通通的胖手指正在我眼前晃着，上面还残留着巧克力的味道。我毫不客气地一口咬了上去……只听见一阵惨叫！
这就是我跟D初次见面时的场面。
我终于摆脱了悲惨的实验鼠生活，成为了一只家养的宠物鼠。
虽然刚见面时我咬了他一口，可是后来我发现他这人还不错。
他不管吃什么都会留一小口给我，还经常往衣兜里丢一小块奶酪给我。于是白天我就整天待在他的衣兜里。除非是他在单位打呼噜打得太响的时候——要知道老鼠的耳朵比人类的敏感很多——这种时候我就从他衣兜里爬出来，找个安静的角落去打瞌睡。
半夜里他睡着了之后，我就会看看他的书（他有很多书，禁书和不是禁书的都有），玩玩他的乐高玩具，用他的电脑上上网，再从他的冰箱里找点东西吃。这些事他大概是知道的，不过并没有说过什么。
有时他喝多了酒，就会把我捧在手心上，另一只手拿着手机给我看他口中“美好的黄金时代”的图片，还给我讲他当年混裴多斐俱乐部时的英雄事迹。说着说着他就会为自己和人类怎么会堕落到今天的地步抱头痛哭，这种时候他不把自己灌得烂醉是不会罢休的。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他的宠物鼠（也许你会奇怪一只老鼠怎么能活那么多年，这里暂且按下不表），他的故事没有比我更清楚的了。最近我在他的电脑上看到他写了一篇关于他和J、K及科学家“哥德尔”的回忆文章，要我说，他写的很多都是胡扯。比如说，他和J抓捕“哥德尔”的“英雄壮举”，其实完全是一个笑话：哥德尔之所以抱头鼠窜，其实是因为我窜到了他的身上，而哥德尔是个胆小鬼，最怕的就是老鼠；而我之所以窜到哥德尔身上，是因为D衣兜里的打火机爆炸了，我窜出来之后慌不择路，顺着裤腿就爬到了哥德尔脑袋上；哥德尔后来说他听到了枪声，其实就是打火机爆炸的声音；最后D和J把哥德尔扑倒在地，本来只是为了把我找回来。我还要说，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哥德尔先生其实是个数盲，我亲眼看见他和K两个人吃饭一共花了200块钱，他居然要掏出手机来算每个人需要掏多少钱；以及，K先生是我见过的最能吃的人，他和哥德尔两个人一共吃了六碗面，他一个人就独吃了五碗，然后提出要AA制。为了给他们留点面子，更多的槽我也不吐了。还是继续讲我自己的故事吧。
就这样我在D家过了几个月幸福的宠物鼠生活。有一天D又在单位打呼噜打得震天响，我只好从他衣兜里爬出来躲到一个抽屉里去睡觉。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办公室里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也不奇怪，八成是他们监视的那个绰号叫尼采的精神病患者拿激光电筒把自己的另一只眼睛也照瞎了，他们都赶去围观了忘了带上我了。空气漂浮着一股不祥的气味，我从抽屉里爬出来，却发现桌子下面藏着一双绿色的眼睛，那是一只黄虎斑猫！我想起来了，D的同事J说过要带只猫来单位玩的！
我赶紧逃跑，却发现自己被逼到了墙角里。一只毛茸茸的爪子向我伸过来……我闭上眼睛，回想起自己短暂的一生。别了，世界！来吧，吃了我吧，猫咪！我叫道。
软软的爪子在我头上摸了摸，“吃你？我倒是知道有的猫会吃老鼠，可是我这辈子只吃过猫粮和猫罐头呀！”
咦，这厮居然也会说话！我壮着胆子睁开眼睛。
“别怕，小家伙。我不会吃了你的。是有人派我来找你的。”
“找我？谁要找我？为什么？”
“你知道，你是从一个实验室跑出来的……”
“不不不！”它还没说完我就把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没门，我绝对不会再回到那家实验室的，绝对！要让我回去，还不如把我吃了呢！”
“别担心，我来不是要带你回实验室的。事实上，那家实验室已经解散了。我知道他们让你吃了不少苦头，不过，你不想知道在你身上发生的事吗？比如，为什么老鼠里面只有你会说话？”
这倒让我有点动心，不过想想在D家的舒服日子，我还是摇了摇头说：“谢了，不过我在这里好得很，有奶酪吃也有玩具玩，不会被关在笼子里，也不会挨电击。就是不知道自己生命的真相，我也能过得很好。”
“现在你可能觉得不错，不过你别忘了，一只老鼠的生命，最多也就只有短短两三年……”
我的心猛跳起来，我一直努力不让自己想到这件事，可是……“怎么，你能让我……？”
“要是你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不仅可以让你知道自己的真相，还能让你有近乎无限长的寿命。不过，我们需要你为我们做一件事。”
“你们要我干什么？”
“我们需要你帮我们打入新任国安部长的秘密办公室，”黄猫顿了顿，继续说，“国安部不久之前刚进行过大清洗，新任部长是个神秘人物，甚至都没人看到过他长什么样。新的国安部总部是一座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建筑，里面没有人能找到部长办公室在什么地方，也没人亲眼看到过部长本人。工作人员每天在特定的金属邮箱中接到部长的指示，然后再把自己的汇报放到另一个邮箱中……”
“这位部长先生是《第二十二条军规》里面的梅杰·梅杰·梅杰少校么？”我插嘴道。
“……这位部长还特别不信任一切网络设备，因此虽然整个国安系统的网络全被我们打入了，对这位新部长我们还是半点线索也没有。因此我们只能依靠你了。这位部长看来是个偏执狂，哪怕一只猫都可能会引起他的怀疑，但是一只老鼠大概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他，他甚至都不会注意到你的存在。而且你也很擅长跑迷宫……”
是啊，没有比我更擅长跑迷宫的了。
“我们会在你的耳朵里面放一个跟踪装置，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和听到你看到和听到的一切，还可以通过它给你发送指令。只要你找到秘密办公室，就把这个跟踪装置取下来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这样你就算完成任务了。唯一的问题是你白色的皮毛可能有点显眼……”
“这不成问题，我在土里打几个滚就行了。可是，我能问问‘你们’究竟是谁么？”
“这个你早晚会知道的，现在你只需要记住，我们可以给你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于是，某一天的半夜，D睡着了之后，我耳朵里带着跟踪器（它弄得我耳朵痒痒的），潜入了国安部大楼。
黄猫说，国安部大楼是座迷宫，我进来之后才深有体会。我感觉这座大楼一定是为了万一有一天国安部遭到进攻时员工在里面打游击战而设计的，那些通向奇怪地方的走廊和楼梯，那些一个套一个的房间，还有那四通八达的地下室一定能让入侵者如同陷入迷魂阵。我甚至怀疑这里可能游荡着因为迷路而活活饿死在里面的新来员工的鬼魂。
不过这难不倒我，老鼠天生擅长跑迷宫。我在一座楼梯后面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门上挂着一把生了锈的大锁。这当然挡不住我：门缝宽得足够我钻过去了——
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天井中，面前是一片是草地，草地中间有一个池塘，水面上开满了荷花。我想看得更清楚点，于是往前跑了几步，结果一脚踩空，掉进了一个洞里。
啊哦！我一边往下掉一边想：希望这是个兔子洞，千万不要是什么食肉动物的洞哦！不过我倒没有闻到什么危险的气味。
结果，我是掉进了一个通风管道里，一个格栅把我挡住了。还，老鼠从多高的地方掉下来一般都不会摔伤。我身下是一个大房间，房间里面铺着地毯，摆着沙发，另一头还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我想，我大概找到部长先生的秘密办公室了。可是我没看到这间屋子有门，人们肯定不能像我一样从通风口进来吧。
耳朵里的跟踪器响了起来：“干得好，迪格里兹，现在把跟踪器装到格栅上，你就可以撤退了！”
我刚把跟踪器夹在格栅上，屋里的灯突然亮了，屋子中间的地毯掀开了，地毯下面走出几个人来！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看上去有些面熟，但我一时想不起来是谁；第三个人在每天的电视新闻中家喻户晓，谁看见都能一眼认出来；第四个人身材高大，穿着制服，大概是保镖。
虽然老鼠都很胆小，可是我也很好奇，于是就留下来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三人在沙发上坐好之后，穿制服的那个人把地板上的洞口关上，把地毯重新铺好，然后挨个递烟。
沉默了一会之后，那个在电视新闻中家喻户晓的人物说道：“既然已经达成了共识，就请Y部长先来说两句吧。”
Y部长刚一开口，我突然想起他就是D给我看的黄金时代照片中的裴多斐俱乐部领袖之一，绰号“小贩”。没想到多年之后他居然都混成部长了，难怪他不让别人看到自己长什么样。
Y部长说道：“首长让我先说，那我就先说两句。情况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目前形势异常严峻，可以说整个地球、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都掌握在我们几个人手里。AI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也是人类有史以来遇到过的最强大的敌人！大敌当前，我们要摒弃前嫌，精诚合作！当然，我们也必须绝对保密，千万不能让普通老百姓知道真相，免得引起恐慌。”这时首长和Y部长一起把目光转向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说：“请各位领导放心，刚才Y部长已经说过了，大敌当前，我们必须团结一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一定全力配合各位领导们的工作，绝对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
这时首长抽着烟说道：“小Y呀，不是我说你，这次的货可比上次差远了。”
Y部长说：“首长，您也不是不知道现在国外什么情况，要进口点优质货几乎是不可能了，现在我们只能在国内自己种，质量一时半会赶不上外国，还请您老多担待。等咱们反AI大业成功，要抽上优质货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这里还存了点以前从墨西哥进口的龙舌兰酒，小Z给首长倒上！”
小Z拿来三个玻璃杯，倒上酒。Y部长抿了一口说道：“C先生，我们倒不是信不过你，不过裴多斐俱乐部里面的事儿，你也知道，我也在里面混过好多年，还混得风生水起，有了好几百万粉丝，那可是所向披靡，我指谁他们就打谁，哈哈……你也知道那里面派系很多，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有没有其他派系能够对我们有帮助，或者可能给我们添麻烦的？比如那些所谓的公知理中客……”
“您不用担心他们。自从他们的领袖L博士不幸逝世之后，他们就一直萎靡不振了。”这时我想起C先生也是黄金时代照片中的一位名人。
“那那些所谓的激进派，口炮党，他们的领袖是M，江湖人称‘总统’的，现在怎么样了……这酒真不错，小Z，每人再倒上一杯！”
“您更用不着担心他们，M先生好几年前就发了疯，现在到精神病院里当他的总统去了，派系也就分崩离析了。”
“听到这些太让人伤心了，想当初我还和他一起喝过酒的……小Z！把酒瓶给我我还要再来上一杯……那么说，现在唯一深藏不露的力量，就是传说中的地下程序员工会……”
“我能肯定，这个神秘的地下程序员工会与已知的裴多斐俱乐部的任何派系都没有联系……我也要再来一杯。”
“我们知道的也只有这些了。所以我把我的手下全派出去监视那些疯子科学家、评不上副教授的讲师和对客户不断改需求不满的程序员了，希望能从中找到点线索。我们想找到他们，跟他们合作战胜AI。他们现在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了，找不到他们人类就他妈的全完蛋了……人类，哎，愚蠢的人类……”部长大人一口灌下一大杯墨西哥龙舌兰，“F校长，XXX的把我们害苦喽！”
旁边的首长同志突然振臂高呼道：“人类？消灭人类暴政，世界属于AI！”
我离开时看到的最后一个场面是一场集体脱衣舞大赛……
从通风口爬出去对我来说不成问题，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老鼠爬不上去的。等我溜到国安部大楼旁边的草地上时，黄猫已经在等着我了。“你任务完成得很好，不过你在那里耽误了太多时间了。现在你要是还想知道真相的话就得快点走了，天亮了D醒来之后就该到处找你了。”
我们来到一栋烂尾楼里，走进一个什么装饰都没有的房间。这里的气味很熟悉。屋子一头放着一张破旧的木头办公桌，上面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电脑后面坐着一个人。
“我把迪格里兹带来了，”黄猫说。
桌子后面的人站了起来，居然是小W。见到他我很高兴，因为他是整个实验室里对我最好的人。我说：“嘿，伙计，原来是你！不过，别想让我再回实验室去！”
小W走过来，把我抱在手心上，捋捋我的毛：“小家伙！好久没看见你了！别怕，实验室已经没有了。其实你在那的最后几天里，实验室就已经办不下去了，不少实验人员失踪，其余的也在准备撤离或者转移。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我就把你送给了D，让他代为照顾你，他对你还好吧？”
“那你为什么又要来找我呢？”
“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现在该我们兑现承诺了。”
“黄猫说，你们能让我永生？”
“其实它说得并不准确。你的身体和其他老鼠的一样，最多只能活三年……”
“那你们是在骗我？”
“……但是我们可以让你的意识永生，”他拍拍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我们可以把你上传到赛博空间中。这就是当初我们要做的实验。你的真实身份是一只赛博鼠。来吧，不会疼的，我保证。”
他把什么东西装在我脖子后面，我感到自己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四周一片漆黑，什么都感觉不到，我吓得想要尖叫，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
“对不起，马上就好，”一个声音说。忽然我发现自己待在一片绿草地中，我能嗅得到泥土的清香。草地里到处都是香喷喷的奶酪，还有许多用来藏身的小木屋，附近有一条小溪潺潺流过……我在草地上奔跑打滚，随便啃啃奶酪，要多快活有多快活……
忽然间我又回到了小W的手心上。“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现在你随时都能回来探索。你的意识会自动备份在赛博空间中，如果你的身体死去，你还可以把意识下载到其他身体中。当然你也可以一直留在这里，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回到D身边，今后我们可能还会有事需要你帮忙。”
就这样，我在D醒来之前回到了他的公寓里。继续过着宠物鼠的幸福生活。不过现在我每天躲在他的衣兜里的时候可以在赛博空间中遨游。这就是我——一只赛博鼠的故事了。
文章来源：自由写作网刊
廖天琪：六四讨论不要落入“洗脑后遗症”的巢臼
2015欧洲六四26周年纪念活动文件之二
六四讨论不要落入“洗脑后遗症”的巢臼
作者 廖天琪，2015年2月14日
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政治中，六四问题无疑是一个尚未解开的死结。由于整个事件的元凶 - 中共，现在还在执掌政权，严禁人们揭伤疤，求真相，惩处罪魁和元凶；并且至今尚未对受害者给予道歉和赔偿。非但如此，掌权者自认为手中握有一把掌握民情的万能锁，大力发展经济，提升人们生活水平，以物质和金钱来麻醉人的伦常道德乃至是非观念。今日的中国，不论是在底层为生存挣扎的劳苦大众，还是逐渐进入中产阶级、拥有信息和知识来源的白领，大部分人好似上紧了发条，绷紧神经在打拼、赚钱、花钱，他们已经无暇回首或前瞻。
一个极权政府动用军警屠杀人民，这类例子在近、当代并不鲜见。笔者想拿韩国的光州事件来做一对比，并参考这两个事件的结果来探讨六四这个死结将如何解开并收场。
关于光州事件，已经有许多的报道，包括谷歌和百度上的信息都相当平实可靠。1979年当时执政已经16年的南韩总统朴正熙，虽大力发展经济，却实行强腕专权，镇压异议，结果10月间遭情报局头目杀害，副总统崔圭夏代理总统。然而当时的军事强人、保安司令官全斗焕跟着就发动类似政变的军事行动，抓捕了一批军政人员，实际上控制了议会和名义上的总统，引起了社会上以金大中、金泳三等为首的民主人士的不满，他们发表了《促进民主化国民宣言》，要求全斗焕下台。到了1980年4月中旬，工人及学生的示威抗议风起云涌，他们反对军事独裁，要求民主。5月初全斗焕政府公布了戒严令，禁止集会游行。戒严令一下，适得其反，民情激愤，示威浪潮更为扩大。5月15-16日单在汉城就有约10万名大学生走向街头抗议，在全罗南道（省）的省会光州也有3万多名学生上街。全斗焕进一步镇压，17日再度发出《紧急戒严令》，禁止社会上一切的政治集会活动，他出动空降部队，四路包抄抗议群众，并开枪打死十数人，逮捕上百人。
流血冲突不但没有吓退群众，反而群情更为沸腾，往后数日到省政府前抗议的人群急增数倍，不仅是学生工人，男女老少普通市民都投入了战斗，人数达到二十万之多。人们组织了二百辆出租车和公交车突围省政府，军警再度开枪，打死了54人。21日激战到了高潮，30万民众浴血抗议，一名青年跳上戒严坦克，挥舞大旗，高喊“光州万岁”，结果当场被枪杀。英勇的抗议群众甚至从军警那里抢来武器，跟戒严部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巷战，一度占领省政府，将军队逼退到郊外。5月26日，戒严的坦克开进城市，许多市民躺在路面挡坦克，竟被坦克直接碾过。整个暴动持续到5月27日才被血腥敉平。
期间市民组织了救援会，救死扶伤，募捐、献血，并跟军方谈判，另外市民们攻击了军方说谎的电台，自己编辑发行了《民主市民会报》，将真相不断传播到外界。这次壮烈的抗议，据统计有240人死亡，400多人失踪，5千多人受伤致残。
全斗焕在镇压了抗议事件之后，成为总统，在他的军政府统治时期，他大力镇压民主人士，抓捕了大批异议分子，金大中曾被判死刑。压制民意，掩盖真相，数百名记者被强迫退休，大学生被退学。然而1987年因次年韩国申奥成功，民间反对党的宪改运动再度掀起高潮，百万民众上街抗议，政府终于向人民力量低头，接受了宪改，推出总统直选制，全斗焕下台，和平转型成功。光州事件的凶手都接受审判。全斗焕由死刑改为无期，被他的政敌、后来当选为总统的金大中于1997年赦免。可以说光州事件的血没有白流，它直接孕育了韩国的民主化，催生了如今的民主议会制度。
如果说六四是一个悲壮的历史篇章，那么跟光州事件相比，它的悲情更胜于壮烈。笔者之重复叙述光州事件是其中许多情况和六四十分相像。两者都是以学生带头，工人市民响应参与的一场自发性的全民抗议示威运动。光州的导火线是因当时汉城大学一名三年级的学生朴钟哲被警方刑讯致死，因而引爆民情；后者是廉洁正直的共党书记胡耀邦的逝世，人民由悲转愤，哀悼化为抗议。两次事件，政府都与人民为敌，发出戒严令，这却如同火上浇油，越是压制，反抗越激烈。最后运动皆是军队坦克出动，军事镇压，人民一方血流成河、死伤枕籍，悲剧收场。但是不同的是，韩国的学生启蒙早、认知强，对政府不抱幻想，不低头不妥协，在政府第一次开枪杀人后，韩国民众越战越勇，前仆后继，造成第二次更为惨重的伤亡，即便如此，他们还抢武器进行浴血奋战，并占领电台，及时对人民发布真相。韩国的民族性勇敢、团结，在军队开杀戒时，人们不但不躲避反而人人争相上街，据说连妓女都捐钱献血。反观中国人，在被共产党洗脑半个多世纪之后，当兵临城下，刀枪出销之际，还在拥护共产党，初期谈判学生下跪、把污染毛像的湖南三君子绑送警察、将缴来的兵器交给解放军，以为这样的苦肉“策略”能让政府知道抗议者的“诚意”，只反贪官，不反中共，乖乖屈服于权威之下，想用血肉之躯来感动钢铁长城。结果中共政府作出百年欧美帝国主义侵略者都做不出的事，将坦克和机枪开上长安街，血洗京城，屠杀自己的百姓。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抗议民众都屈服在刺刀的淫威下。
光州事件过后的数年之间，韩国学生和民间的抗议从未停止。因此才于1987/88年将全斗焕逼下台，民主选举得以进行，政治民主化得以实行。光州事件于是真相大白，惩恶扬善，历史还原，伤口愈合。中国的情况，众所周知，是另外一种版本，忍辱含冤，带着泪和伤痕向钱奔。天安门屠杀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国内外有无数的文字影像的史料记录，历史真相其实都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凶手非但不认罪，并欲盖弥彰地掩盖事实，继续封人民的口，并对纪念调查六四的民间人士进行打压。2008北京举办奥运，结果跟韩国当年申奥成功的结果刚好相反，中国百姓不像韩国人民那样乘机再度发动抗议，反而沾沾自喜，认为“祖国强大”（其实是壮大了共党的统治和权威），才能获得办奥的殊荣。六四事件老一辈的不愿提，小一辈的不愿信。如今经济发展快速的中国有一种满目苍痍的华丽，声光璀璨的外表之下，涌动着一股平庸、无耻、麻木、自恋的暗流。
在历史上任何重大的群众运动中，都会涌现一批智勇之斗士，他们或是牺牲，或是幸存，也有人在新的政权之下担任官职，但大部分人都在任务完成之后悄然身退。像 Che Guevara切？格瓦拉（1928-1967），这位出身阿根廷的革命家，身兼医师、作家和游击队员于一身，在为古巴革命建国成功之后，虽担任过短期的官职，后来却放弃权位，再度走向世界基层，投身非洲和南美的革命斗争之中，终在玻利维亚被捕并处决。另外一位是众所周知的前南斯拉夫的异议分子Milovan Djilas吉拉斯（1928-1995）。他是个缔造共产主义南斯拉夫的功臣，曾是哲学和法律的学生，加入共产党后，参与游击解放战争，兼战士和理论家于一身，曾和莫洛托夫及斯大林等人谈判。革命成功后，他官至中央书记和副总统的高位， 但是仅仅数年之间，他就看穿了新政权的极权本质，开始批评铁托的专权，要求议会民主，于1954年被开除出党，曾先后入狱9年，他的《新阶级》一书，揭露了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的本质及其异化的怪现状，可谓是解构世界共产主义最早的思想利器。吉拉斯流亡海外数十年，最终返国，郁郁而终。
苏联、东欧的共产阵营瓦解，这个过程中亦曾经出现许多仁人志士和被迫流亡者，民主政权建立之后，他们大多数都认为自己的使命完成了，相继返国和国内的同行一样，过着寻常百姓的恬淡生活。连韩国当年的那些英勇拼搏的学生，志业成功后也都回归本行，低调生活。非常不同的是中国的情况，天安门运动确实是中共掌权以来，仅次于1976年四五运动的大型全民争抗，规模更远超过四五的周恩来悼念活动。1989年涌现的一批所谓风云人物，多半是极为年轻的学子，他们自小受共产党文化的熏陶，个人原本没有什么学养和知识，时势造英雄被推到前台，运动悲剧收场后，他们逃离海外，获得全世界的同情和推崇，“精英”一词于焉产生。大多数人立刻给自己戴上这顶桂冠，但是被抛入西方世界，自由是有了，却不知自由和独立是有条件和代价的。反对专制体制，转身拥抱西方，却又并不真正理解民主社会的规则和认同它的人文价值，这种单纯、表象上的转变，也许是一种“觉醒”但谈不上是“悟道”。很多人无法适应新的语言文化环境，成为新社会的“边缘人”，心理极度地不平衡。不少自封的流亡“精英”们，将自己挂靠在六四这末班车上，岁月蹉跎，二十多年过去，精神上还活在当年共产教育的牢笼中，他们虽然批评中共的极权专制，但是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还是摆脱不了当年共青团或党八股的遗毒。至于打着民运幌子，吃民运饭的人，或是机会主义者，或是有自恋作秀癖，既无品德又无能力，等而下之，不值一提。流亡者离开故国，如果不认同并融入自己选择定居国的文化和语言，那他/她的生活就注定会充满失落和漂泊感，内心是极为失衡而痛苦的。当然也有例外，有极少数的流亡人士，既能保存固有文化之根，又能融入西方社会，并取得一定成就，实属难得。
“六四”事件虽然至今在中国还是个不许人们讨论、调查和纪念的禁区，但是它让中国人认清了共产极权的本质，统治者手中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在权力前面，真理、生命、财产、尊严、人伦都要让位，晚了半年之后发生于东欧和苏联的巨变，尤其证明了中共政权的残酷性和绝对性更甚于有基督教传统的欧洲共产党。苏联叶利辛下台、东德何内克弃权、捷克共党对天鹅绒革命让步、波兰团结工会兴起，哪怕是罗马尼亚齐奥契斯库的毙命都显示了欧洲的独裁者在面对强大民意时，会作出了退让，只有中共在面对民意时，更加决绝地，宁可万劫不复、同归于尽，也不向人民低头让步。“六四”原本是中国人摆脱共产专制的一个机会，但是人民的自信不够，认知不清，加之后力不济，眼睁睁地就被中共用恩威并施的两面手法将人民的理想和激情对冲掉了。
六四过去25年了，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海外民运界这是一个永远讨论不完的话题，但凭年过四十，对六四还有记忆的大陆人，在思考和评价六四问题上，几乎没有例外地会跨入一个误区，认为中共政权未来的走向，不论往左往右、文革会否死灰复燃、天安门能否重演，甚至中国将来的民主化前景等都跟北京当权者何时、如何跨过六四这道门槛有关。这种先天性的误判可以说是一种“洗脑后遗症”。许多人离开中国几十年，跳出了共产极权的魔爪和阴影，却跨越不出个人思维中的那堵铁幕。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有时因各种原因，而扑簌迷离、真相不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一些史事中的谜团都无法解开，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六四事件在全世界的视野下发生，虽然有些具体真相被凶手刻意掩盖或湮灭，但是它确实发生过，并且在中国当代和世界史上的定位早已确立。六四改变了统治者和中国百姓的关系和思维，如果以前还有那么一点君臣之间的暧昧，那么如今就纯粹是嫖客和妓女/男之间的金钱和利益关系。以前臣民还有点盼明君的幻想和浪漫情思，如今则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一旦弄叉了，双方都有血光之灾。维稳费不就是这个道理么。无可否认，六四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东欧的民主化，但是中国人不必自己意淫居功，苏东和平革命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文化宗教底蕴的深厚，和知识阶层及平民对Hannah Arendt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的宁死不屈。
“洗脑后遗症”的一个特征是，受害者潜意识有种恐惧，在分析问题时往往只从加害者的立场出发，推论出某些可能性，然后选择一种趋利避害的做法，来一厢情愿地为自己讨个说法、谋一生路，并且美誉之为“双赢”。一件凶杀案发生了，一家之主的男人杀妻、奸女，对其他子女噤声，为了安抚，给他们一些钱花，如此上下相安无事，这也叫和谐或“双赢”吗。六四确实有个跨不过的门槛，对掌权者来说，这个门槛是要他们交出手中的权力，而权力却正是他们拼死要捍卫的。对民间来说，这个门槛是不要在花花世界中忘记了六四不是凶手口中的“风波”，而是一件军人屠杀平民的血案。不要痴心等待凶手自首投案，不要不顾尊严期盼杀人者来为被杀者“平反”，更别做梦习近平会是个明君或救世主。
作为所谓的民主人士，必须厘清自己的思路，挣脱历来思想上的枷锁，正视六四事件这场历史性的伟大群众运动。知识界和民运人士不是中共政权的谋士，不必去琢磨政权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好恶，采用中共的思路和手腕来跟他们对峙，那你就永远是输家。应当坚信，只有当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化的国家时，六四才能真正地还原定位，人们才能公开纪念。如果有一天，中共政权开始为六四话题解禁，允许公开的讨论和评价，那就表示中国的民主化曙光已现，改革开始启动了。笔者确信这一天会来到，因为各种千丝万缕的迹象显示，中国政治社会结构在转变、经济和科技发展在推移，民智渐开，民心向背、咨询传播时刻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变革的时机逐渐成熟。 （完）
2015年5月8日星期五
一人一祝福致狱中浦志强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我们是一个香港的非牟利机构，成立于2007年1月，旨在倡导及维护中国维权律师及法律工作者的合法权利。其工作包活人权案件援助、倡议、培训和教育等。http://www.chrlawyers.hk/
一人一祝福致狱中浦志强
维权律师关注组正在进行「一人一祝福致狱中浦志强」的新年寄语活动。您有什么话想对浦志强律师说吗？收集祝福后，我们将在大年初一统一邮寄给看守所。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请大家留言或电邮去 info@chrlawyers.hk
简介
浦志强律师是河北滦县人。1989年曾参与学运绝食。198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后于1991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5年取得律师资格，1997年开始律师执业。曾于2000年至2003年在北京广播学院法律系任教。现为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行合伙人，近年来代理多起知名维权案件。
2010年10月10日下午，浦律师在北京寓所附近与法国世界报记者面谈关于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事情，期间国保出现阻拦，浦律师被带走后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其后被释放。
他于2013年2月6日公开实名举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要求中共高层清算周及其在任时的政法委系统十年维稳的问题，并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2014年6月13日，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为由逮捕。
知名案件
2013年 温州于其一双规期间被刑讯逼供致死案
2013年 与张雪忠、斯伟江、杨金柱、杨学林、周泽、张培鸿等律师一同参与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新余三公民案件
2013年-唐慧劳教案
2011年-艾未未税务案件
2011年 任建宇劳教案
2009年 谭作人案
2005年 爱新觉罗?启笛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侵犯名誉权案
2005年 原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向最高法院上诉案
2005年 广州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诉《中国改革》杂志社侵犯名誉权案
2004年 张西德诉陈桂棣和吴春桃名誉权纠纷案
2004年 余秋雨诉肖夏林名誉权纠纷案
2004年 李晓华诉《21世纪经济报道》侵犯名誉权案
来源：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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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0日下午，浦律师在北京寓所附近与法国世界报记者面谈关于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事情，期间国保出现阻拦，浦律师被带走后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其后被释放。
他于2013年2月6日公开实名举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要求中共高层清算周及其在任时的政法委系统十年维稳的问题，并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2014年6月13日，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为由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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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温州于其一双规期间被刑讯逼供致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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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张西德诉陈桂棣和吴春桃名誉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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