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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2日星期六

如厕实名制


看图说话:#天津滨海爆炸 前后对比 #China #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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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812照片




美国非营利机构的历史(精简版)

本文取自哈佛大学豪泽中心为CFC-基金会高层访美团所提供的课程资料


Peter Dobkin Hall

作者简介:
Peter Dobkin Hall 是哈佛大学豪泽非盈利组织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学者和纽约城市大学Baruch 学院公共事务教授。他退休前曾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豪泽非营利组织主座讲师,并曾在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他是豪泽中心非营利领域新闻和评论博客的编辑。该博客主要发布每周新闻摘编,纪录来自全球40 个新闻机构关于慈善、志愿行动、非营盈利组织和公民社会等有关新闻。他于1968 年在纽约州立Stony Brook 大学获得美国研究本科学位,并分别于1970 年和1973 年获得美国历史硕士和博士学位。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统一的行业概念历史可追溯到18 世纪70 年代。事实上,90%以上当前存在的非营利组织都是在1950 年后创建的。非营利和非政府组织是当今世界上最快速成长的组织领域。很难界定什么是非营利机构,它们的职责以及它们如何履行职责。它们在工作范围和规模上差异很大,既有没有人和资产和雇员的草根组织,也有资产几十亿,雇用大量雇员的基金会、大学、宗教机构和卫生保健机构。
因为非营利机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非营利机构本身就拥有不同的定义。非营利组织可以指美国国内税收法规501(c)3 中所界定的可以免税的慈善机构,或更宽泛地说,还包括501(c)4 中所指的公民组织,该组织可以享受免税,但捐赠除外。国内税收法规中关于非盈利机构的有关规定是比较局限的,因为此定义并不包括教会和其他宗教机构,虽然这些机构享受501(c)3s 中的有关权利,但依照法律规定不具备免税资格。同时,还有其他很多协会虽然履行非盈利机构的职能,如慈善、教育和宗教服务,但其资产并不被视为非盈利机构性质。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即非营利机构的复杂性、多样性、及业界对于如何定义非营利机构存在争议,因此学者很难解释清楚非营利机构的发展历史。但是通过研究非营利机构发展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当今非营利领域发展过程中不同的观念和机制,以及这些观念和机制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发展的。
早期美国协会
早在殖民时代的美国,当今非营利的合法载体,包括公司和信托,就已经存在。慈善和自愿服务也是早起美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殖民者对政府的作用以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这些载体和实践与当今美国非营利的载体和实践大相迳庭。
公共和私营领域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当时允许存在的所有公司其实均被视为公共机构,最普遍的就是市政公司。我们今天所谓的公司概念其实在16 世纪80 年代前的美国根本不存在。公民参与维修道路,修建聚会场所,抗击民兵,及其他公共任务。虽然这与当今的自愿者工作表面相似,但实际上他们是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从事有关工作。这些殖民时代的机构在很多方面与今天的非营利机构性质相似。它们是自制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没有所有者或股东。作为公共机构它们享受免税待遇,并且能够接受慈善捐赠。
18 世纪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和与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紧密联系,美国机构的性质在发生变化。美国革命正是基于随之而来的思想和机构变革,即宗教的复兴以及注重个人权利和在政治中利用自愿协会的政治理论。象自由之子等组织在帮助动员民众争取美国独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独立战争后(17801830)的自愿者协会组织
尽管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志愿者组织现出他们的重要性,但美国民众对这些组织仍不信任,并且害怕这些富有的组织。当美国民众看到参加独立战争的一些志愿者团体企图建立贵族和富有阶层式的团体,同时企图制定一些法律以便更容易地注册和和使这些团体合法时,他们就开始抵触和反对。
南方各州大都反对私人慈善组织。弗吉尼亚在1792年废除了允许成立慈善团体的英国法律之后,于1818年建立了第一个州立大学,这为南方和西部的一些州树理了榜样。纽约州后来也如此。并且,纽约州还通过一条法律,限制那些志愿者慈善团体拥有资金的款项数量。
可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情况正好想反,麻省、康州都鼓励志愿者慈善团体。不同地区对私人社团、志愿者组织和慈善团体的对待方法自然产生政治后果。后来一些事件促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法律,根据美国宪法精神,允许并保护私人财产、也保护私人慈善组织不受政府管辖。可是,美国宪法也允许各州有自己的法律。所以在实际情况中,并不因为有了联邦保护私人慈善活动的法律,大家都把钱捐给了私人团体,许多州的政府的公立学校、图书馆和政府办得机构其实得到了很多捐款。
十九世纪下半部份,志愿者团体和慈善组织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美国大众对奴隶问题、酗酒问题、不遵守安息日的问题、对待精神不正常的人的问题等等社会问题的关注,美国的教会团体形成全国性的宗派领导机构并且积极地推动慈善工作和在国内、向海外开展的传教工作。
随着因战争和灾荒造成欧洲不同国家向美国移民,而这些移民又将自己的慈善工作方式带到美国。这样,美国的慈善工作和志愿者团体形形色色,很有生气和活力,在整个美国社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著名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他的书中对美国的志愿者团体和慈善工作有很清楚的描写,认为美国大众积极参加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和慈善活动,可在当时的法国和英国是由社会上层和贵族推动慈善活动。实际上,在美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州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公立的、政府办的福利机构发挥了很大作用,在那些地方并不是由私人团个体主导慈善工作。
国家建设时期,18601920
在美国的南北战争时期,志愿者团体,私人慈善组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北方,志愿者团体实际上最早加入到一些军事和与军事相关的活动,他们认为这样作是保护自己的国家。在战争期间,他们组织提供了大量的医疗救助工作。
南北战争后,北方地区作为胜利的一方依靠志愿者和慈善组织开展了大量的社会救助原先的奴隶、提供职业培训的工作。在南方的重建过程中,当地的一些志愿者组织起KKK 机构威胁原先的黑人奴隶和帮助奴隶的北方志愿者,这是黑暗的一面。
南北战争改变了美国。战争之后,美国全国的交通、工业、农业、金融业都需要发展。
当时,在战争年代期间曾在欧洲学习回到美国新上任的哈佛大学校长Eliot 呼吁人们为了建设好这个国家,必须重视教育、接受教育。他的呼吁得到了积极响应,哈佛大学接受的私人捐助的资金数量有了极大的提高。在战前,哈佛只是一个普通的地区性小型学院,战后变成现代研究性大学。战前从18451865年,哈佛收到的捐款是一百六十万美元,战后的18661869年哈佛收到了五百九十万美元。学校扩大了,课程开的多了,不同的专业学校和科系开始提供高级训练。与此同时,慈善工作也推动了全国各地的教育和文化工作。一批大学、博物馆、医院就是这样建立并走上现代化的。
1870年代,美国的经济出现了大萧条,许多地方的经济崩溃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为题,失业和社会动乱现象非常严重。在那个特别的时期,在匹兹堡出现了一位特别的人,他就是卡内基。卡内基原是苏格兰移民,出身贫寒,以后非常富有。他不仅积极参与慈善工作,而且细心研究过去慈善工作的不足和需要提高的地方,推动改变社会提高普通人的生活和教育质量的工作,正是他的影响,大批图书馆、公园、博物馆、公共会议中心和学校得以建立。美国在内战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能够战胜不同的困难变得强大富饶与美国的大学、教育机构发挥作用有着直接关系,在推动美国教育文化发展的工作上有幸出现向卡内基这样的一批杰出的热衷于社会和教育工作的慈善人士。
新型慈善媒介, 1890-1930
卡内基提出的巨额定向捐赠遇到了几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纽约州等地区私人慈善的法律障碍。类似的问题还有大规模慈善缺乏组织媒介。John D. Rockefeller等许多控制着美国石油产业的有钱人希望能够将自己的资产有效捐赠,于是他们建立法人实体,并聘用专业人员,科学地分配自己的剩余财富。问题在于美国慈善法规定慈善托拉斯在指定受益人时要做到细致具体。
Tilden托拉斯的失败,以及普通美国民众对有利可图的行业的期待,加速了在主要工业州重塑慈善法律的努力。在1911年,卡内基建立了当时最大的基金会,纽约卡内基公司,其目的是“推动和传播知识与理解”(Lagemann, 1992)。1913年,洛克菲勒也终于从纽约州政府获得许可证。
除资助型基金会以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产生了许多新的慈善媒介。1910年在克里夫兰,俄亥俄州商会成立专门委员会讨论慈善欺诈问题。该委员会最终提出建立一种新型的慈善——公益金(Seeley, 1957; Cutlip, 1965)。公益金由商人管理,旨在组织为克里夫兰所有慈善组织提供资金的年度筹款活动。公益金委员会会评估城市各慈善组织,并根据其价值分配善款。公益金的理念公开后广为传播,到1930年,数百座城市采用这种形式筹集慈善款项。公益金是今天“联合劝募”的前身。
克里夫兰市还促进市内社会机构通过慈善总会相互合作。帮助机构之间建立交流,这让它们得以协调活动,提高管理,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克里夫兰还建立私人机构,与政府紧密合作解决社会问题。与这一变革伴随发生的是有关筹款的转型。随着医院、大学和其他慈善组织的成长,筹款活动更加专业化。以促进改革为目的的社会运动和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的宣传活动在这一时期也继续发展。
大政府,非营利领域,以及公共生活的转型, 1930-1980
1930年至1980年间,美国公共生活发生了转型,主要表现在政府管辖领域和力度的巨大增长;这一转型也促进私人组织的相应增长。
1935年,作为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方案之一,罗斯福政府提出税收转型,引入较高的收入和不动产税,目的是通过税收系统将最为富裕的美国人的部分资产进行再分配。这一税收转型并没有对普通美国民众造成很大影响,但它促使富人为了避开税收而捐赠大额善款。
罗斯福的“新政”虽使得政府权力大大提升,但许多联邦政策,如税收等,依旧由州和市政府机构实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随着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的确立,联邦政府政策在促进非营利组织产生和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要数税收政策(Witte, 1985; Webber and Wildavsky, 1986)。20世纪40年代前,几乎少有美国人需要缴纳所得税,而40年代以后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已经非常普遍。同时,不动产和商业公司需要缴纳的税率也大为增长。新的税收政策不仅旨在增加政府收入,而且通过税收“漏洞”——免税、减税和税收积分——税收政策鼓励对私人机构的慈善捐款并获得国税局(IRS)的税收减免(Howard, 1997)。政府拨款、合作和代币券(如GI Bill)也促进了这一时期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这些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Weisbrod, 1988)。1940 1980 年间,在国税局注册的慈善类可免税机构、宗教组织(无需申请免税),以及非慈善类非营利组织(如工会和兄弟会)的数目都大为增长。政府政策促进非营利组织在数量和种类方面的增加,或是通过税收政策鼓励面向私人机构的捐款从而获得税收减免的间接政策,或是通过直接的合作或联邦政府拨款。
第三方政府:美国福利国家通过国家及当地政府的政策激励私立部门吸收并利用资源
      l  战后时期最受关注的非营利机构是基金部门:主要原因是用来避免缴税(政策及相关法规的支持)
ü  案例:福特基金会:福特公司延续到下一代时没有缴一分钱的税
ü   1959 年,共有2058 资产超过一百万美元的基金会
ü  这一免税行为遭到一些政治家及记者的质疑:民众对于这些大的私利机构公然免税之后是否能够履行其社会责任感到质疑,在1952 1969年,加强对这些机构的关注及质疑
ü  艺术及保健:自1950 之后从盈利转向非营利
ü  老年护理:随着医疗保险的普及,从非营利转向盈利
l  基金组织的增加促进了草根运动以影响公共政策
ü  20 世纪早期这些草根组织主要有志愿者及当地公益人士组成
ü  20 世纪后期这些组织主要由各行业专家及政策专家领导
l  传统志愿资助组织逐渐减少
ü  兄弟会、共济会减少
ü  公民活动组织的减少:如投票、公共会议、礼拜活动、运动会
l  20 世纪后期由各专家主导的这些机构主张关注细分的、个人的服务
l  宗教组织稳定增加
ü  虽然主流的组织在减少,但一些自由的、以传教为主的宗教结社再增加,这些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宗教组织
ü  新的宗教组织跨越阶级、职业、教育、种族等界限,有利于公民价值观的传播
ü  作为重要的非营利机构的分支:占据40%的比例,对于组织社会公益活动的平台发挥重要作用,到21 世纪与政府增强关联
    1980 2000:保守派运动
         ü  保守派意识到需要转变对于非营利组织的态度
ü  西南地区的保守派在经济利益方面急需政府的支持
ü  南方地区的保守派宗教运动,促使保守派人士制定新的政策以对抗自由派
ü  1980 年,保守派代表里根上任,他没有意识到非营利机构的资金极大地依赖于政府,里根削减资金支持对非营利机构打击很大
ü  1980 年至1990 年,保守派政策强调权力下放以及私有化,极大增加了非营利机构对于专业管理者的需求
ü  1992 年克林顿上台,共和党提倡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及资助,增加了与非营利机构尤其是宗教组织的合作——如1996Section 104 of the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96
尽管保守改革在很多方面都有利于非营利企业,但这也的确加强了各种组织间的竞争,因为它使营利组织要与有政府帮助的非营利组织竞争,也使优惠从生产者转移到了消费者一面。但改革也同样让非营利组织要跟有融资渠道的盈利机构竞争。在这样的环境下,管理技巧、创业精神和政治敏感对非盈利组织的生存尤为重要。
20 世纪70 年代前,医疗保健主要是非营利机构掌控,但随着政府对不断增长成本的担心,医院运营变得更商业化,其中许多转变成了盈利机构。让非营利和营利组织竞争,对减少政府资助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指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机构的许多界限消失了。为了生存,非盈利机构变得更商业化也更具有企业家精神。
慈善事业的转变和新世纪
20 世纪中叶的“现在”慈善模式大多是接受那些民主政治和社会中富人为慷慨捐助因
此政府也更有责任改革税收,减少捐款限制,支持与公共政策一致的活动。这也促进了对基金会专业化管理的要求,因为我们认为训练有素的专家会更好的分配这些资产。
20 世纪80 年代之前人们更容易在慈善事业的管理和目的上达成共识,因为大多基金会集中在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管理人也有相似的贵族背景。虽然20 世纪80 年代的保守改革拓展了慈善领袖的视野,但这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慈善事业是如何完成的,人们仍遵从着以前的模式。真正改变慈善事业是一股新财富积累的浪潮,这源于信息技术的改革、全球化和经济体制的金融化。还活跃在各自领域的新生的富豪在管理财富方面也有更积极的观点,他们期望用慈善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产生深远的作用。他们的财富来自世界各地,所以相应的他们对全球的饥饿、疾病、环境和经济增长问题也更有兴趣。
自称是“世界最大的跨国经营的私人基金”,价值350 亿的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体现了很多当代慈善改革的特征。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的基金虽然没那么大规模,但他也是影响全球的慈善家。谷歌创始人也用跟他们不同的方式来演绎他们的慈善哲学,他们通过社会创业,把对商业和改变社会的责任有机结合,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慈善理念。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慈善都是由发达国家的富人来帮助落后贫穷的地区。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新慈善形式的特点不容忽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移民或者具有双重国籍的人,他们正在更多的精力和慈善对象放在了自己曾经的国家,如印度人、中国人,当然还有犹太人。在25 年的时间,慈善由在北美和西欧为中心、由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转变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国资本积累,多方向的相互帮助和影响。
非营利机构和全球挑战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非政府组织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国际间的货物、信息、劳务交换日益增多,国家仍是政府机构的主体,国际政府机构还很薄弱。正因如此,跨国经营的非政府组织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机制。
这些机构组织形式多样,许多机构总部在美国但主要业务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其他为了促进人权、可持续发展等目的的真正跨国机构,与准政府机构不同,他们直接和当地社团组织有效合作。也有像盖茨基金会一样致力于发展中国家教育、健康等问题的全球项目。911 惨剧引起人们对非政府组织和跟宗教运动组织有关的网络的注意,比如基地组织网络,背后有世界各地运营的基金组织来支持穆斯林经济政治发展。某种角度讲,跨国组织并不是新事物,比如跨国人权维护早在18 世纪末的反奴隶交易运动中就有了。但当今全球非政府组织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往日,他们是真正意义的跨国,用实体的或者非实体的方式深入安置在许多国家,这超出了国家和警察可以管制的范围。同等正要的是跨国非盈利组织在欧洲和北美以外的进展突破,他们表达受害者声音,抵制经济剥削,抵抗强权等能力已经大大改变了全球的公共决策机制,信息技术的进步大大加强了跨国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全球化的本质和跨国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并不那么清楚,但至少一点很清楚,20 世纪在美国高度发展的非营利组织提供给了那些渴望创造自己文明社会的国家实现目标的可能性。 
结论
早在17 世纪,国家很多方面处于比较原始状态,但志愿团体和慈善机构已经变成美国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了。这说明不管是商业还是政府都不能独善其身,他们都需要大家广泛的参与和活动以及过程中创造出的那些价值,他们是商业和政府正常运转的保障。18301950 期间,非营利组织的私有性、志愿性很明显的区别于公共事务,但在20 世纪后半叶,这些性质逐渐消退,因为非盈利组织变得更依赖于政府补贴,同时也变得更商业化和具有企业家精神。
全球化使得非盈利组织跨国界运营,也进一步模糊了公共和私人、商业和慈善之间的界限。非政府组织在服务、发展等方面正在取代国家、政府的作用,很多活动也更商业化而非慈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全球秩序方面的作用也比政府实体大。很明显,现在非政府和非盈利机构的角色和责任更像三个世纪前国家刚建立的时候,十分重要但界限不清。而不像一个世纪前那样慈善组织的特点和功能有相对比较清晰的定义和界定。

历史至少表明非盈利组织非常灵活,可以被运用到很多众多不懂方面,比如不管是加强民主,为精英阶层塑造公众观点,还是贯彻政府任务,促进和平和繁荣,抑或是散布恐怖等。未来非盈利组织能带来什么仍扑朔迷离。
http://crm.foundationcenter.org.cn/html/2012-05/184.html

2015年8月20日星期四

适量饮用啤酒有益健康

[适量饮用啤酒有益健康]
>有益心血管健康
与不饮用啤酒的人相比,适量饮用啤酒的人患上心脏病的风险会低42%。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保健作用,饮用酒精含量为5%的啤酒最为稳妥。

>预防II型糖尿病
针对3.8万名健康男性的追踪调查表明,适量饮用啤酒会显著降低患上II型糖尿病的风险。

>对肾脏健康有益
男性每天饮用1瓶啤酒患上肾结石的风险会降低40%。此外,啤酒中含有的啤酒花能延缓钙质从骨头中的释放过程。

>视觉更清晰
每天饮用一杯啤酒(特别是淡啤酒或烈性黑啤酒)有益于视觉功能,因为啤酒所具有的抗氧化活性能可以避免白内障的形成。然而,每天饮用3杯或更多杯啤酒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抵御感染
每天饮用1-2杯啤酒能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和抵御感染的能力。然而,过度饮酒会降低免疫反应。

不知:为什么人们怀念长者?长者风靡网络背后的制度难题


网络图片:万寿吾疆
【转者按:本文梳理了近三十年中国政治的脉络,值得一读。可惜文中尚欠习、江关系之剖析,其实,在目前的中共体制和党文化里,试图把江、习区隔开来的做法是幼稚可笑的(别有用心者当然不在此列),习完全可以算是江选的传人——哪怕江现在后悔了,那也只是他个人的报应——本质上他们都是上乘的极端"政治投机者",还有剪不断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没有江泽民就不会有今日习近平,习充其量只是一个"新版江泽民",其无能、任性和屁民愚昧、国际绥靖、天朝崩塌的速度是成正比的。即便有一天习真的对江动手,难道会比华国锋抓江青带来的变化更大吗……别再做白日梦了。】

长者的生日,从前一天就开始在网上预热。
昨儿,"长江学者"码码又写了一篇神作《一名老派文艺青年的自我修养》,文章对长者的文艺才华赞赏有加,引发社交网络的热传,此前的神作《一朝天子,一朝逼格》,对比了民国走来的长者、与文革走来的包,当然也被疯传。
在知乎上,一度出现了"如何看待网上对长者的祝寿行为"的问题(虽然被秒删)。早前,更有一个名为"长者今天死了吗"的微博账号,每天更新一条微博"没有!"的奇葩行径(后被销号)。
长者被网友们玩儿坏了的同时,其本人被很多人目为1949年以来"最好的leader"。而网友纷纷创作了诸如"垂死病中惊坐起,谈笑风生又一天"、"天若有情天亦老,我为长者续一秒"的诗句来为其"续命",盼望长者不要过早的离开我们——"长者学"俨然已经成为了"神学"。
不同的意见当然存在,一个朋友对此异议——"某人上台就是靠关闭World Economy导报,其在任期间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总体来说对中国政治、法治的进步无甚助益,和任何形式的开明都沾不上关系。虽然经济改革得到推动,但主要还是基于邓路线的惯性,其间的许多不当做法给下岗工人和农民还带来了深重的伤害。别的人得十分二十分,不等于一个自己也不及格的政治投机分子就是好人。"
而"长江学者"码码也曾对我说,其写长者的动机,很大的原因是不喜欢包。这个思路一直贯穿他的写作,最新的神作中也多有暗示,比如这一句:
(长者)不认为在公开场合放声高歌有失体统,相反他觉得自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性化的一面,中国的leader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皇帝。一个略显可笑的leader要比一个骄傲自大、不近人情、自以为是的leader好得多。
长者本身是一个好的leader吗?石扉客说到了重点,"怀念woha的热潮,是在和包的比较之中自然呈现的,所谓人比人,气死人。不过也没啥可怀念的,过去三十年就是这么一个一蟹不如一蟹的态势。H、Z比J、Z强,J、Z比H、W强,H、W比……"
造成这种奇葩现象的背后,除了长者个人的多才多艺、且热衷于卖弄才华以外,其在今天竟然能受到网络上一批"自由派"人士的颂扬和怀念,最深层次的原因,我想还是因为"socialist state的接班人难题",这个难题必然会导致领导人的"荼蘼效应",以至于"一代不如一代"。
1949—1976,太祖时代的接班人更换定律
最高权力的更迭一般有三种模式:世袭制,禅让制,民选制。采取世袭制的国家最稳定,君主专制的前现代国家自不必说,在socialism兄弟里面,古巴的兄弟世袭,朝鲜的父子世袭都比较稳定,当然最稳定的还是父死子继,这一点朝鲜很坚定,没有出现修正主义。
而一些socialism大国,采取的是禅让制,而禅让制是一种过渡制度,要么回到神授的世袭制,要么进到民选的民主制,不然不确定性极大,而成为内生动荡、最不稳定的接班制度。
之所以不稳定,最大的原因,还是没有解决权力来源的问题。世袭的国家,大大方方兄终弟及,父死子继,那是因为神授给我的。民选的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不需多说。而禅让制,权力来源不清不白,可能来自于意识形态,可能来自于民族主义,可能来自于奇里斯玛的个人魅力,也可能因为以上几种因素全都消失,沦为权威合法性真空,而靠经济绩效来填补。
在吴稼祥先生洞察力还非常敏捷的时候(斯巴达以前),他在台湾出过一本研究政治转型的著作《头对着墙:论大国的民主化》。根据该书的论述,在传统的socialist state,一直存在着"二把手更换定律"(或者叫"接班人更换定律")——
即传统socialist state,其第二号人物通常是老大的指定接班人,而作为接班人的老二,会让老大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老二越有能力,越有权威,就越危险,越会被不断地替换。在太祖时代,二把手从卫黄、彪子替换到小华,即是如此。
而老二的替换,不仅仅是老二本人的替换,而是老二及其集团被整体的替换,这会造成人才的系统流失,亦即逆向淘汰,顺位淘汰。吴稼祥称之为"荼蘼现象"——开到荼靡花事了。花开荼蘼,春天就完了,所以一代不如一代,这是政治治理的不断退化,政治制度的不断衰败。
在太祖活着的时候,这种"禅让制"是"终身禅让制",亦即从来没实行过。我们只看见二把手不断地被替换,直到替换到对老大完全不构成任何威胁的人,彻底成为老大的"陪衬人"(左拉语),与此同时,也没有任何权威。老大一死,他便什么也不是了,比如小华。太祖一去,尽管小华拿着"你办事,我放心"的手谕,还是很快就被搞下去了。
80年代,寡头体制的无规则分权
一个极权政体发展到极限,如果不因为毫无活力而灭亡,其社会的自由化便会启动,全权政体会变为威权政体,个人独裁政体因为权威极大的老大去世,变成数个权威稍弱"准老大"的寡头政体——八十年代就是如此。
寡头是若干"寡人"分享最高政治权力的体制。在邓时代早期,至少是四大元老分享最高权力;在核心外围,是颖、真、波、震参与分享。
吴稼祥总结,寡头政体的特征,是无规则分权。无规则,所以混乱,不稳定;而分权,则增加了政治自由和政治活力。八十年代的另一个特征,即是名义最高权威(H、Z)和实际最高权威(D、C)的分离。
虽然分权了,但权力来源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所有分享权力的寡头都没有安全感,退居二线的实际最高权威更缺乏安全感,他们要防范人民要回自己的权力,也防范在第一线的名义最高领导人背叛他们。那一年的最终爆发,是元老们"双重忧虑症"(吴稼祥语)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是,人民没有得到权力,名义最高权威的赵失去了权力,元老们用镇压把权力拿回来,但用力过猛,又年事已高,终于相继去世,无法使用权力了。死神带走了掌握实际权力的元老们,而恰好此时,本来是一个过渡角色的长者(华莱士在与其谈笑风生中也提到了此事),作为本来的名义最高权威,意外捡到了最大的权力,从此实现了名义最高权力与实际最高权力的合一。
15大是长者确立自己法统与道统合一的时候。在15大上,长者基本完成了组织上一统CCP的工作。外王之后,长者随后几年中则完成了内圣:"三讲"让全党宣誓效忠;打击"邪教"让全民接受唯一精神领袖;"三个代表理论"成为长者"思想",在思想上成为新任教主。
长者就是在这时候,彻底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登上了历史舞台。其后的谈笑风生,都在此后发生。
而长者的"功绩",确实更多的还是如一位好友所说,"虽然经济改革得到推动,但主要还是基于邓路线的惯性,其间的许多不当做法给下岗工人和农民还带来了深重的伤害。"而其虽然在爱好、生活方式上非常西化,也热衷于表达自己的西式才艺,但对于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改革,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的努力。
长者的早年受教育程度为其加分不少,其个人才华,比如一口好英语,比如对文学艺术的热爱,这些,都让他不像一个共产主义领导人,而更像一个自由世界的领导人,但也只是更像而已。
本质上来说,如果没有邓临死一搏的"谁不改革谁下台",他的路线很可能就不是继承邓的惯性了,所以好友说他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是恰当的。
后长者时代,"贤人政治"还是"不断荼蘼"?
老人们在最高权力的夺回战中耗尽精力,终于同归于尽——死神结束了寡头僭主政体,而其后,一个每隔十年的"任期禅让制"开始了。"终身禅让制"变成了"任期禅让制",自己主动退休,不是临死再禅让。
于是长者之后,胡四来了。
这个任期禅让制在形式上的首度成功实施,还是要归功于邓。除了早在八十年代就一直提的废除终身制以外,他还亲自隔代指定了小四,以保证"废除终身制"的实行。
这样在形式上,比终身制进步多了,类似于萧功秦这样的"新权威主义"学者把其称为"贤人政治",但在实际上,这种接班制度仍然是政治不稳定的巨大来源。
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四的这十年,可谓掣肘甚多,长者才是真正的老大。而小四的十年,被《iSun Affairs》封面称为"胡搞十年"。
这也是"任期禅让制"在胡时代的最大缺点之一——国家最高领袖虽然好不容易没有被搞下去,按期接班了,但是无法组阁。无法组阁,就无法治国。所以没有自己的班子,十年过去,胡四几乎毫无作为。典型的例子是,刚刚才因为一些迹象被媒体鼓吹"HW新政",过不多久,小四就要在压力下,公开讲"学朝鲜、学古巴"。
而胡四外号面瘫,缺乏长者的独特魅力与个人才华,看上去古板生硬,谨小慎微。而实际上,据罗小朋先生在斯巴达之前,写的《党天下的总理难题》一文所记载,小四在当储君之时,为了防止被指控"自由化倾向",连一本西方的书都不敢读,所以在出访俄罗斯时,被问及读过什么俄国文学时,他想了半天只能说出《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这种惹人发笑的事迹来。
这就是"任期禅让制"的第二大缺点,在担任储君的这五年当中,你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敢做,浪费时间,也没有足够权威服众。很大程度上,其实这是为了避免接班人权威过大,而触碰接班人更换定律,所必然产生的逻辑结果。在形式的安排上,接班人也从太祖时代的第二号人物,通常排到第五号、第六号人物。
萧功秦先生认为,"中国将来的民主不会像西方那样,而是会出现贤人政治,十年轮换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了贤人政治的萌芽。贤人政治加上协商民主,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
这是萧功秦在论述包的新权威主义2.0版之后,面对秦晖先生质疑的当面回应,他非常坦诚的放弃"经由新权威主义达到宪政民主"的主张,而是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亦即目前实行的十年轮换的"贤人政治加上协商民主"。
如果说小四是隔代指定的产物,包是"贤人政治"下的产物,先不论是否是"贤人",这样十年轮换的接班,真的如萧功秦所说,已经发展成长治久安的制度了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吴思先生在2014年香港书展讲到这一点时,说这种接班制度下,五年一次小动荡,十年一次大动荡。这恐怕才是准确的观察,萧功秦先生不可能不知道,斯巴达之前的几年时间,发生在西红市的那场惊天动地的"选战"。若不是护士长的反水叛逃,如今恐怕中国又是另一番面貌了。当时的歌谣都在唱,"斯巴达,真可怕,老爷都在打群架。输的去休假,赢的当老大。"
而按照"政治规矩",包2007年就已经确定是储君了。可是人家不厚就是不服气啊,凭什么?对啊,凭什么啊?政治规矩?
除却不稳定因素,这样的"贤人轮替",真的能够选贤任能,还是只能"不断荼蘼"呢?
在现在的吴稼祥先生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觉得包简直是最好的领导人。他依然坚定地主张宪政民主,并且认为包一定会走向宪政民主——纪念毛,反宪政,七不讲,打压民间社会,那是包打着左灯向右转;打大V,打压舆论,打压媒体,抬周带鱼花主席,那是宣传部门的长者党羽在抹黑;抓记者抓律师,那也是最高法的长者党羽在抹黑——
但是现在的吴稼祥先生,看不到他十几年前就已经看到的东西,以至于把一切与他想法不和的官方行为,都理解为政敌对你包的"陷害"。张博树先生认为,吴稼祥没有看到,包"上台后的权力集中化趋势,政府既打击贪腐、又打压民间声音的'双管齐下'手法,官方掀起的反宪政逆流,迅速上升中的新国家主义和咄咄逼人的外交强势……"
相比起来,荣剑先生的忧虑则更为痛切,他认为极权体制不会通过威权主义走向宪政,而只会走向法西斯主义。
在长者当政的时候,吴稼祥先生在《头对着墙:论大国的民主化》一书中就暗示了长者有走向法西斯化的危险。他提到,四个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走向法西斯:
一、是国家实力与威望的上升;
二、是出现反民主的反动;
三、国威指数越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越进入世界前几位,对外侵略扩张的可能性越大;
四、越是后来居上,在历史上受其他强国淩辱越深的大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可能性越大。
"在当今世界,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是少之又少,但千万不要以为一个都没有。"以此看来,从前的吴稼祥先生是何等的睿智啊。
关于包是不是"贤人",有多少才干,有多少眼界,有什么样的理想,除了看已经做了什么以外,也推荐马勇先生的《从领导集团知识背景看未来十年中国政治走向》一文,该文提到——
"由于这一代领导人很小就离开了校园,离开了书本,特别是那时最盛行的价值观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因而不论这一批年轻人多么爱读书,他们差不多都具有严重的知识缺陷,不知道世界,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所知道的世界是被改铸过的世界,是意识形态重塑的世界,而且具有浓厚的苏俄倾向。"
所以,这不是什么"贤人政治",而只是"社会主义国家接班人难题"的又一个变体而已。本质上它仍然是高度不稳定的过渡体制,而这种体制除了不稳定,也在不断地产生"荼蘼效益",领导人注定一代不如一代,而随着国力的增长,他们还不再韬光养晦,而是要"有所作为",是以蛮横霸道,就暴露无遗了——
这就是人们为何会如此怀念长者的最大原因之一吧。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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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2日星期三

革命者教义问答

革命者教义问答

I 革命者的自我态度

1.革命者注定是牺牲的人。他既不应有个人需要,也不应有个人利益、个人私事、个人情感、个人恋情和个人财产,甚至不应当有姓名。他身上的一切都被惟一的兴趣、惟一的思想、惟一的热情——革命所吞没。他的一切都应当贡献给唯一的绝对的事业——革命事业,将革命事业视为自己独一无二的利益、独一无二的思想和激情。要冷酷无情,但不要期待宽恕,要准备赴死。他对自己是残酷的,对别人也应该如此。他应该准备随时牺牲自己,并且准备亲手毁灭妨碍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东西。

2.革命者应当从本质上,在行动中,而不仅仅是在口头上,与一般国民的公民秩序,与整个有教养的阶层,与所有当今世界的法律、礼仪、约定束成的习俗和道德观念断绝一切联系。对于当今这个世界而言,革命者应当是它的最无情的敌人,如果革命者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那也只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将它摧毁掉。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3.革命者应当鄙视任何教条主义学说,应当拒绝世俗的科学,只把它留给后辈们去从事。革命者应该只懂得一种科学——破坏的科学。正是为了这门特殊的科学,也仅只是为了它,革命者才会去学习机械、物理、化学,以及医学。同时,为了这门特殊的科学,革命者还必须夜以继目地学习一门活的科学——研究人,包括研究人的性格和社会状态,通过一切可能的阶层来研究现今社会体制的存在条件。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途径摧毁这个万恶的制度。

4.革命者必须高度蔑视社会公共观念。革命者应该在一切方面,在任何时候都要鄙视和仇视现存的社会道德准则。他在内心深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社会习俗、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及其全部准则、礼仪、通行的规则和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念彻底决裂。革命者蔑视任何尊严,拒绝和平科学……对于革命者来说,一切能促进革命胜利的都是高尚的,而一切起阻碍作用的则都是不道德的,都是有罪的。

5.革命者是注定要牺牲的人。他应当对国家政权,对整个有教养的社会阶层毫不留情。革命者不应该期待任何来自国家和上层社会的怜悯。革命者与整个现存社会之间应当存在着永不间断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无论这斗争是隐秘的还是显在的,都是殊死的斗争。革命者必须学会经受各种磨难的考验。我只是进行斗争,不是要杀人。个体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包括他们自己,他们神圣的目标才是最重要的。“如果目标很重要,那达到目标的手段就无关紧要。”这也是一位革命先行者的名言。

6.革命者既要冷酷地对待自己,也要冷酷地对待别人。一切温柔的、温馨的亲情、友情、爱情和感激之情都应当被唯一冷酷的激情所压倒——对革命事业的激情。对于革命者来说,只存在一种温情、一种欣慰、一种奖赏和满足,那就是革命事业的成功。任何时候,革命者都应当只有一个思想,一个目的——无情地破坏。在冷酷而不知疲倦地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革命者必须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并亲手消灭所有企图阻碍这一目标实现的人。

7.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当天然地摒弃一切浪漫情怀,摒弃一切多情善感,摒弃一切热情和兴致;革命者的天性甚至要摒弃个人的仇恨和报复。革命者必须将革命的激情融化到自己的血液中去,这种革命的激情应当是与冷静的判断相结合的。这就意味着,革命者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应当依据个人的好恶行事,而应当根据革命的利益行动。

Ⅱ 革命者与革命同志的关系

8.对于真正的革命者而言,只有那些在工作中以实际革命行动表明自己是志同道合者的人,才能成为我们的朋友和亲近之人。而与这种同志保持何种友谊,对他真诚相待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尽其他义务,必须视他对整个摧毁旧世界的革命实践究竟有多大益处而定。他并非把其追随者引向堕落,而是相反,将他们导向他所定义的崇高。

9.革命者之间的团结是确定无疑的:这种团结是整个革命事业得以成功的全部力量之源。具有相同的认识水平和革命激情的革命同志应当尽可能地共同讨论所有重大事件并步调一致地完成任务。而在随后的行动中,每一位革命者应当尽可能地单独去完成指定的计划,应当只考虑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在执行一系列破坏性行动中,每一个人必须自行独立去完成任务,只有在迫不得已、单独靠自己的力量无法保证胜利完成任务之时,才能去寻求同志们的帮助和建议。组织要求铁的纪律和极端的集中。

10.每个有觉悟的革命家手下应有若干个二三流的革命者,即不大有觉悟的革命者。他应当把他们看作归他全权支配的总资本的一部分。每一个革命者手上都必须掌握这些第二、第三梯队的革命者。这些人都不是最忠诚的革命者。但你必须把这些人看作是由你经管的整个革命资本的一部分。革命者应当节省地花费属于自己掌管的那部分资本,应当总是尽可能地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同时,革命者也要把自己看作是资本,是革命事业取得最后胜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只是,这个资本革命者自己在没有争得全体最忠诚的革命者联盟的同意下无权自行做主动用。

11.当某一位同志落难时,是否要营救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考虑必须完全摒弃任何个人情感,必须只从整个革命事业的利益出发。因此,革命者必须慎重估量,营救出这位同志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多大好处,而另一方面,营救行动本身又会使革命力量付出多大的损失。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革命者才可以做出最终的决定。

Ⅲ 革命者与社会的关系

12.接纳一个新的成员进入革命组织,必须是全体成员完全一致同意的结果。同时,这个新成员也必须用他的实际行动表明自己不是口头上的革命者。我们否定一切不见诸行动的言论,我们将用强力迫使一切不懂得这一点的饶舌家沉默!一个视死如归的人连生命都不顾惜了,还有什么不能信赖、追随并为之奉献的呢?然而历史也能证明,一个对生命极端冷酷的人,他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为保证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威,整肃组织纪律,“委员会”有权“清除”不服从命令的成员。

13.革命者进入国家政府机构、上层贵族社会和所谓的有教养的阶层并在其间生活,只是为了能尽快地彻底消灭这些阶层。其间,倘若革命者有任何恻隐之心,那他就不配做一名真正名副其实的革命者。他应当不断地对那个阶层中的人或现存社会状态、社会关系实施歼灭行动。他应当仇恨其间的一切人与事。最糟糕不过的就是其间有他的亲人、朋友和爱人。倘若这些亲情、友情或爱情能够阻止他的革命行动,那他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14.为了能无情地消灭现存的社会,革命者可以甚至必须在这个社会中生存,把自己完全伪装起来。革命者应当无孔不入,应当渗透到社会的所有上层和中层阶级中去,渗透到商贩、教会、贵族、官僚、军人、文人、第三厅(即秘密警察)甚至皇宫里去。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在关键时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谋,可以夺取国家政权……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大多数旧居民都要被消灭掉,以免妨碍新一代俄国人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

15.社会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应当把整个罪恶的社会划分为若干等级:第一等级中的入是那些应当立即被处死的人。革命组织将拟定一个将被处死之人的大名单,这份名单的顺序将依据这些人对革命事业的成功究竟有多大危害而定。拟定这份名单的作用在于,根据名单上这些人对革命事业之危害性的大小而决定暗杀他们的先后顺序。

16.在拟定这样的名单并确立执行暗杀顺序的过程中,革命者绝不是依据这些人个人的罪行,甚至也不是这些人在革命团体或人民群众中所引起的广泛的仇恨。他们的暴行和引起的仇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益的,因为可以更好地唤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催生人民的暴动。革命者应当根据有利原则拟定名单,即判断出,杀死一位名人究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多少利益。因此,应当最先被处死的是那些对革命组织特别有危害的人,以及那些因其突然的暴死会给政府造成极度恐慌之人。将政府中有头脑、有能量的人消灭掉,就会动摇政府的力量。或设法操控和利用,也可以假装追随以逐步支配。

17.第二等级当中的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革命组织之所以暂时保留他们的性命,只是为了让他们的恶行能够唤醒人民群众,促成不可逆转的人民暴动。

18.第三等级中包括了许多前两个等级中的人。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智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精力,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他们往往拥有大量财富,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社会影响和能量。革命者必须尽一切可能利用他们;必须将他们牢牢地控制住,把他们弄糊涂,尽量掌握他们个人那些肮脏的见不得人的隐私,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奴仆。这样一来,他们手上的权利、他们的影响力、关系,以及财富和能量就会成为各项革命事业用之不尽的资源宝库和有力的帮助。

19.第四等级由一些贪求功名利禄的政府官员和各色自由主义者构成。革命者可以与他们合作,依照他们的计划活动,做出盲目听从他们指挥的假象,而后,在实际们功中将他们牢牢地掌握在手中,掌握他们的秘密,极力损害他们的名声致无法挽回的地步,从而迫使他们义无反顾地追随我们,借他们的力量削弱国家力量,搅乱政府。

20.第五等级包括教条主义者、地下工作者等革命人士。他们都是一些纸上谈兵者,只会在革命内部高谈阔论。应当将他们不停地推向革命的前沿阵地,不断地逼迫他们在革命实践中抛头露面,逼迫他们去应对冬种伤脑筋的困难局面,以此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声无患地消亡,从而使为数不多的真正的革命精英得以保存下来。

21.第六等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等级,.专指各类妇女。应当将她们分成三个主要类别:第一类是一些头脑空空的、没有主见、缺乏精神支柱的女人,对于这类妇女,完全可以按第三和第四类男人去利用;另一类妇女是一些热情似火的,忠心耿耿的,能力很强的女人,但她们还不是我们阵营中的人,因为她们尚未形成真正的革命理念,尚不能自觉地从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去履行革命的职责。对于这类妇女,应当按第五类男人去利用;最后一类是我们自己的妇女同志,也即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完全接受我们的革命纲领的妇女。我们应当把她们视为我们最珍贵的财富,没有她们,我们将无法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Ⅳ 革命组织与人民的关系

22.除了人民彻底的解放和幸福,革命组织没有别的目的。但是,必须清楚,这种解放和幸福只有通过摧毁现有的一切的人民暴力革命才有可能实现。革命组织必须想方设法全力促进社会的灾难与罪恶的加深,并使它们彼此分离,从而使这些苦难与罪恶能够最终逼迫人民失去耐性而自觉地起来暴动。

23.革命组织不应当按照西欧的经典模式来理解俄国的人民革命运动。西欧的革命运动总是在私有财产问题和社会秩序即所谓文明与道德的传统问题面前停滞不前。因此,到目前为止,西欧各国的革命运动总是局限在推翻一种政治形式,并用另一种政治形式来替代它,企图建立起所谓的革命政体。真正能够拯救俄国人民的只有那种从根本上消灭一切国家政体,颠覆一切国家政体的传统秩序和俄国所有阶级的暴力革命。

24.因此,革命组织并非有意将某个组织自上而下地强加于人民。未来的革命组织毫无疑问将从人民运动和生活中产生。不过,这已经是后辈们的事情了。我们目前的任务只是从事那可怕的、彻底的、无所不在的和毫不留情的破坏活动。如果革命需要,连魔鬼也可以利用。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如果同盗匪结盟能加速革命胜利,那么不妨结盟吧;如果人民不觉悟,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促其起义……要想尽办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与不幸,使之忍无可忍,促其起义。最后,同犯罪分子结成同盟:同俄国唯一的革命者们——野蛮的匪盗世界联合。

25.因此,革命者在接近人民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团结那些在生活中最有反抗精神的群众。他们自莫斯科大公国时期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并且从不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以实际行动反抗与国家政权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一切:反抗贵族阶层、官僚制度、神甫、商业阶层、小摊贩和人民的剥削者。我们必须与残忍的强盗团伙相联合,因为他们是俄罗斯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

26.把强盗团伙团结成为一股不可战胜的、无坚不摧的力量——这就是我们革命组织的目的、活动和任务。抛弃文明世界的法律,我们的事业是恐怖的,四处破坏。为了破坏现制度,要深入社会各界,包括警察。驱使富人和有影响的人服从自己。将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都可以置之度外的人,他有着很纯洁的理想,即杀死沙皇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这也是他的最高理想,世上的一切东西都必须为它服务,哪怕是他个人的生命。

27.在这样一个信念坚定百折不挠的革命者那里,所谓“欺骗”、“暗杀”等等并不具有常识上的意义,它们不过是社会变革的手段。如果有人要给这些活动套上“道德”、“不道德”的帽子,我会嗤之以鼻。因为毒药、战刀和绞索是革命的圣物。

路透社:人民币被要求贬值10%

路透社:人民币被要求贬值10%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8月12日 转载)
   
北京时间12日消息,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中国央行进行人民币贬值的决定反映了政府内部要求通过货币贬值支持出口商的声音,意味着未来几个月中国央行仍面临进一步货币贬值的压力。

自从中国央行周二宣布货币贬值以来,人民币两天贬值接近4%,但接近决策圈的消息人士称政府内部有强大的声音要求人民币继续贬值,总贬值幅度将近10%。
   
一位政府智囊团的高级经济学家表示:“一直以来政府内部有一种声音,要求汇率变得更具灵活性,或适度贬值,以稳定外需和增长。我认为人民币贬值在10%以内是可控的。人民币应该有一次充分贬值,否则不足以刺激出口。”
   
中国商务部一直牵头推动政府放弃此前的强势人民币政策,周三商务部公开对人民币贬值的举措表示了欢迎,因为此举可以刺激出口。
   
目前还难以确定商务部官员在达成驱动人民币贬值这一决策的过程中施加了多少影响力。
   
中国央行此前一直保持强势人民币政策,以求达成将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从出口转向国内需求的目标。
   
较强的人民币可以增加国内购买力,帮助中国公司进行借贷和海外投资,同时有利于鼓励国外企业和政府增强人民币的使用量。
   
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在本周二开始贬值前,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过去12个月升值了14%。

来源:路透社

西城学区房


两只相爱的猫·尾巴


猫头鹰捕食俯冲瞬间


京B·J8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