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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7日星期二

破壁灵芝孢子粉


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执行枪决


1989罗马尼亚革命


坦克羊


世界名画:等待房价下跌的年轻人


苏州码


蒂芬妮


赫鲁晓夫这个共产主义的务实者原来是这样私下评价毛的


跋涉者


take your Ma to some exciting places


波尔布特

内容简介

波尔布特几十年来是红色高棉无可争辩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为神秘的政府首脑,曾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为“不可接触者”。他出身贫寒,曾经远涉重洋,到法国求学,归来后成为柬埔寨激进组织红色高棉的领导者之一。他以渊博的学识,富有感染力的个人魁力和毫不妥协的铁腕统治,在柬埔寨开创了一个“从零年开始的波尔布特时代”,对柬埔寨和东南亚历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西方一些国家认为波尔布特执政期间导致了成百万人的死亡,要求国际法庭以种族灭绝罪对他进行审判。在金边,洪森政府时期早已对他实行了缺席审判,宣布了他的死刑。

波尔布特的个人经历,他的生活背景,政治理想,统治手段,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乃至情报专家们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之一。由于柬埔寨所处的特殊战略地位和至今没有熄灭的战火,波尔布特的动态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最近发生在红色高棉内部的动乱,似乎宣布了这位铁腕统治者政治生命的结束,但是,波尔布特这个名字,将永远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深烙在柬埔寨和世界历史上。

本书以传记的形式,记叙波尔布特一生的经历。作者尽可能用客观的材料,把波尔布特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官,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展现描写,同时充分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战友们的信仰。

波尔布特

第一章 辉煌的吴哥文明

要认识波尔布特和他的红色高棉,必须首先了解位于东南亚的柬埔寨,了解这个国家的生存环境,同时也了解波尔布特及以他为代表的一代柬埔寨人奋斗的背景。

1860年,一个名叫亨利?穆奥(HENRIMOUHAUT)的博物学家,拿着一张巴黎地理学会绘制的地图,脖子上吊着一个红色的指北针,从当时的法国殖民地河内出发,经西贡,走入了一片地势平坦,密林如海的地区。从地图上看,他似乎已从越南进入到这个被法国殖民主义者叫做KAMPUCHEA的国家,但从地形特征上见不到任何国与国之间的分界线。

但是直觉告诉他,他已进到另一种文明。面前的茅草屋全都垫撑着高高的本脚,人们说话不分声调,一律为单音,遇见的和尚一律身披黄色袈裟,偶尔听到的歌声充满抑扬跌宕,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悠扬……

亨利?穆奥有一种成功前的喜悦。他找了个当地向导,继续前进。一年之前,他在巴黎多次听人说起,遥远的东南亚丛林里,有一座古代王朝的城垣。它是在2000多年前由一位从印度来的甘布亲王和娜亚(海蛇)建立起来的。“甘布”和“娜亚”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甘布亚”,高棉人把它读成了“柬埔寨”,英国人则读成“肯波迪亚”,而法国人则读作“甘彼兹”。

据人们说它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具有灿烂的文明,但不知为什么衰落了,至今没有任何人窥见过它的真实面目,唯一的线索是民间的传说。职业的敏感和强烈的好奇心,驱穆奥踏上了漫漫途程,走入了这片热带丛林。

他们先是往东,到了一个现在叫上丁(STUINGTRENG)的地方,然后再往西,沿着平原上崎岖的小道,进入了另一片丛林。眼前的景象令穆奥惊诧不已:郁郁葱葱的灌木丛拥着一片遮天蔽日的丛林,里面藤葛蔓延,树根盘缠,一条小径通向密林深处;路旁知名与不知名的花朵与腐烂的树干以及长有苔薛的大树干傍在一起,衬现出腐朽中灿烂的美丽;飞禽清脆的鸣叫和丛林中野兽沉闷的低吼混在一起,让人觉得进入了一个野生动物园。

丛林里艰难行走令穆奥感到疲乏。他决定坐下来歇息一阵,尽管天空烈日如火,但丛林里却凉爽宜人。穆奥靠在一棵大树干上,目光漫无目的地寻望四周,掠过鲜艳的花朵,斑斓的野果,蒲扇般大的树叶和四处伸展的树根……

穆奥的目光突然凝固了。他发现,一簇树根突然遇见了无法穿透的坚硬物质。它们在一个被苔薛覆盖的平面上四散分开,伸延进细小的缝隙,还有一些根茎继续沿平面往前,勾勒出一段类似墙一般的轮廓。

穆奥一跃而起,抓过向导手中开路的砍刀,斩断树根,剥去苔薛,露出了坚硬的石块。上面那些像是文字的刻痕令穆奥惊喜不已,虽然见到的还是个散落的零星石块,他相信他已接近了那个传说。一个古老文明史的依稀光芒,令穆臭因长途跋涉而虚弱的身体顿时坚强起来。

越往前走,石块越来越多,时不时还可看到方形和圆形的石柱。有的地方像是当年的门梁,虽然它已经倒塌,但紧紧裹住石头门架的树依然竖立,彼此缠绕,形成一个阳光也难以穿透、节瘤赘生而又柔软的拱顶。他用砍刀斩开眼前遮住光亮的草叶树枝,面前现出一个聚满树叶的透光的洞口,阳光从洞口射进来,让他一下子感到目眩,过了好一阵才适应过来。

方像是当年的门梁,虽然它已经倒塌,但紧紧裹住石头门架的树依然竖立,彼此缠绕,形成一个阳光也难以穿透、节瘤赘生而又柔软的拱顶。他用砍刀斩开眼前遮住光亮的草叶树枝,面前现出一个聚满树叶的透光的洞口,阳光从洞口射进来,让他一下子感到目眩,过了好一阵才适应过来。

身边有什么落下来,悉悉嗦嗦地坠入草丛。穆奥打量一阵,发现是这些浮雕已经出现风化,稍稍一动就有碎石块往下掉落,像是已经不堪岁月的重负了。

穆奥相信,前方一定还会有惊人的发现。他带着向导继续往前,经过一大片沼泽后,他发现地上松软的腐叶道路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坚硬起来,像是都市里坚硬的道路。他用砍刀使劲往下挖掘,碰到了石块,他猜测到这一定是一条用岩石铺展的道路。穆奥一阵欣喜:他正步入一个古老城廓的中心。

向导用手碰碰他,穆奥转过身,循着向导手指的方向望去。眼前的景象令他惊呆了:一座宏大的石砌庙宇出现在眼前。它高耸的座座塔尖,造形别致的雕塑,宫廷般宽敞考究的建筑,是如此的恢宏傲岸,壮丽非凡。一种生机勃勃的古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令穆奥几乎有些支持不住,连忙扶住了一棵树干。

天哪!这是一个被迫弃的王朝,一个被热带丛林湮设的庞贝城,一个堪同任何一种欧州古文明相媲美的东方文明中心!

穆奥强抑住激动,开始在四周古城里探寻、漫游,心里想象当年这里的情形:庙宇林立,市井整饬、车马舟揖,辐辏穿梭。宗教和艺术品混合在一起,在这里构成一种生机勃勃的辉煌!

亨利?穆奥回到巴黎的时候,成了殖民制度的英雄。吴哥王朝遗址的重见天日,使他成为学术界的泰斗。

艰难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开始了。人们挥舞利斧砍断树枝荆藤,现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城,一条长达一英里的石铺大道通向标志着城市中心的巴容寺(BAYON)。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到,这两旁当年是如何的繁荣熙攘,肯定堆挤着众多的宫殿官府,娱乐场所,马厩,浴池,旅店,兵营以及市民奴隶的住宅。但现在,华丽的王宫连同臣民们的住宅已经无影无踪了,只余下了一个冷峻宏大的石台基。从台基的规模和造型,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年的王宫有何等的不凡气势!

惊人的发现不断出现。面对这座巨大的石雕石殿,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古代的高棉人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些每块足有数吨重的巨石从50英里外的库伦山(PHNOMKOULEN)运到这里,又用什么办法让它们全都垒得如此整齐规则?

长廊上的浮雕艺术水准,可以与欧州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媲美,而这里的浮雕显然要早于欧州几百年。刻绘下它们的大师是谁?古王宫的周围有两个巨大的湖,后来勘明是人工水库,是一套能灌溉千里沃野的水利系统。这个技艺精湛的水利专家是谁?再勘测一下庙宇的位置,人们更是惊得瞠目结舌:所有的庙宇居然都丝毫不差地压在东西走向的轴线上,其天文学的水准足以令当代科学家羡叹不已!人们激动非常。他们发现了一个密林淹没了的古巴比伦,一座东南亚的金字塔。

于是,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研究宫殿遗址里的浮雕,研究那些用古巴利文写下的碑文,笼罩着吴哥王朝的神秘雾幛才被层层揭开——

远古时代。一位被放逐的印度王子,乘船渡海,来到柬埔寨。

他爱上了释迹牟尼的护卫者蛇王(NAGA)的女儿,并与之成婚,由此建立了一个王朝。王子与女蛇神的结合构成柬埔寨神话与传说的中心,这个国家的全部艺术中,七头蛇(NAGA)的雕像四处可见。被奉为女始祖和女保护神。

一个国家开始在这片热带丛林蓬勃发展起来,到9世纪,以吴哥为中心的帝国疆界,从缅甸一直延到中国南海边。在中国的古书中,这个帝国被称作扶南(FUNAN)。

令人感慨的是,对吴哥王朝昔日盛景的记录,出自于一个中国人之手。

此人叫周达观(CHOUTAKUAN),于元贞之乙未年(1295年),随元使赴柬埔寨,以一管狼毫记叙了这个古都的风貌——

吴哥王城各城门的四方,均有至今犹在的佛头塔相镇,各城门正中一塔饰之以金。靠近王城中央有金塔一座,周围是二十余座石塔。往东是一座金桥,两只金狮分列桥之左右,另有金佛八尊,列于石室之下。王宫、官舍、府第皆面东而建,正室的瓦用铅所铸,其余的为黄色土瓦。这里的桥柱巨大,上面均有佛形雕画,宫内外游廊曲复。国王上朝的王台,装有纯金窗根,左右的方柱上,装有四五十面镜。四周防卫森严,一般人不得越雷池一步。

周达观见到过国王。在这位中国使者眼里,国王身穿铠甲,刀箭不入。

他的头上是一顶巨大的金冠,若不戴之时,髻间便饰带茉莉一类的香花环,项上戴大若数斤的珍珠。国王的手足和各指头皆有金镯戒指,上面嵌着贵重的猫眼石。他足上没有鞋袜,脚掌与手掌上皆染成赤色。但凡出门,国王定持一柄象征王权的金剑;前后左右,环绕持金银器皿与各种文器的宫女;随行的羊车马车,皆以金为饰,镶金凉伞多达百余顶。

除了国王之外,无论男女,包括国王的嫔妃,都是上身赤裸,只用一条缠腰带遮住下体,但几乎人人都戴金戒指金手镯,身上涂着以檀麝等香合成的香药。

这么一个花团锦簇,风光无限的王朝,从13世纪起,因为北面泰族人(古称暹罗)接连不断的入侵,开始衰落了。国王们把首都迁到了金边(PHNOMPENH),后来辗转又到了菩萨(PURSAT)、洛韦(LOVEK)、乌东(WUTONG),后来又迁回到金边至今。

一个强大的帝国在历史隆隆滚动声中消亡了。镌刻有光荣历史的碑铭已经无人理解,一些珍贵的石碑石柱被推倒打碎,抛进寺庙池塘的烂泥里。王室保存的许多档案,又在1587年泰族攻占井焚烧王都洛韦时全被毁。尽管有少数僧侣还住在吴哥城,每日烧香拜佛,但以此为中心的昔日王城渐渐被密林所包围,强大帝国的繁荣首都,深深地埋没于热带植物之中,与世隔绝,并且全部被人遗忘。

到17、18世纪,北面的泰族人和东面不断强大起来的安南人(今越南)大块大块地分割昔日王朝的国土。1700年,现在的西贡还不过是柬埔寨的一个村镇。

束埔寨国王在暹罗人进攻时,曾设法逃到邻国老挝,但暹罗王在起兵之时,曾发誓要“以柬埔寨王之血洗足”。他攻下了柬埔寨的王都,其誓言也如愿以偿。这个屈辱的插曲至今仍使柬埔寨人无不扼腕叹息。到18世纪末,柬埔寨的疆域同当年放弃王都吴哥时相较,只剩下了一半。

1833年,安南人基本征服了柬埔寨,立他们所中意的人为王,而为人们所接受的王位继承人则被排斥在外。眼看仅剩的半壁河山和神圣宗教即将为安南人所灭绝,佛教僧侣们首先揭竿而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作为征服者的安南人一个个头颅落地,安南将军战死沙场。这场起义的结果是,柬埔寨人有了自己拥戴的国君——安东国王(KINGANGDUONG)。

由于有以上这段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柬埔寨与暹罗人和安南人结下了夙怨。相较而言,柬埔寨人对安南人更怀有一种恨意与畏惧。后来一直到今天,这两个国家间的纠葛,似乎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剑戟的碰撞之声。

1874年,安东国王进行一系列改革,力图复兴国家,再现昔日辉煌。但连年的战争,瘟疫和暹罗、安南人的骚扰,使这位雄心勃勃的国王无力回天。

这时候,已将殖民之手伸到亚洲的法国人,盯住了这个他们称作KAMPUCHEA的国家。当1859年伟大的安东国王去世之后,柬埔寨开始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殖民统治持续了90年。1941年,王室中一位年仅19岁的成员诺罗敦?西哈努克被选中,继位成为柬埔寨国王。

源于吴哥王朝的历史,被翻开了新的一页。

应当提到的是,那一年波尔布特13岁,他刚刚从他的家乡来到首都,以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国家发生的变化。年轻的国王在他心目中至高无尚的神圣。

接着是这位年轻的国王八方奔走,肩负人民意愿,从法国人手中赢回了独立。

刀来枪往的国际纷争中,柬埔寨小心翼翼地保持了自己的中立。千里沃野之上,是平宁丰腴的田园风光。西哈努克兴味盎然地用摄影机摄下了他的子民伴歌而作的劳动场面,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了一个东方的“和平绿洲”。

进入20世纪70年代,轰然一声巨响,平静被打破了。枪声、火光、杀戮随之而起,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浸染在血泊中。

23年过去了。在巨响中诞生的婴儿已在硝烟中长大成人,他的初生幼子一如父亲当年,用惊恐的目光望着被子弹射得千疮百孔的家园。

第二章 西哈努克时代

1970年3月。

法国格腊斯蓝色海岸边,一幢幢色泽柔和的别墅掩映在绿树浓荫之中。

阳光下,海滩展露出明丽的淡黄色,衬托着前来这里度假的红男绿女和远处湛蓝的海水,以及海滩近处的帆船游艇,呈现出旅游度假胜地的幽静雅致景象。

西哈努克,就住在海岸边的一幢白色花园别墅里。多年来为国事的奔波,特别是近一个时期来国内外局势的恶化,使他的健康状况趋于恶化,过去就有的糖尿病、胆固醇过高、尿酸过多和肝功能弱化等等,日益折磨着这位一国之君。直到住进了这里的别墅,见到了乔治?帕泰博士,西哈努克才觉得真正摆脱了纷乱如麻的大小事务的纠缠,得以稳定下情绪调整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在西哈努克眼里,帕泰博士是一位举世无双的杰出医学专家和实践家。

他同西哈努克建立了真挚的友情,被亲王看作是忠实的朋友和最好的顾问。

白日里,亲王一边接受帕泰博士的治疗,一边同夫人和他的顾问到海滩进行日光浴,游泳,乘游艇巡游海岸,间或,也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会见一些在法国的朋友。晚上,西哈努克则集中精力阅读各种报刊,听秘书汇报收到的各种文电,同顾问们讨论国际局势。当然,他最为关心的,还是自己的祖国。这一次他的远行,当然是因为身体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国内日渐恶化的经济和日趋复杂的政治纷争,使他感到有必要离开一个时期。他相信,一个没有西哈努克的柬埔寨,将会发现在纷乱的国际社会中几乎无法立足,尤其是现在,在施里玛达、朗诺控制下的国家,很快就会处于举步维艰、四处碰壁的艰难境地。

亲王在等待自己的祖国发出那声必然的呼声:柬埔寨不能没有西哈努克。

长期以来,西哈努克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柬埔寨现代历史的象征,对本国人民来说,国家与西哈努克,几乎是同一种意义。这印证了他的曾祖父——著名的诺罗敦国王的预言。西哈努克的母亲是当时的国王西索瓦?莫尼旺陛下之女。当西哈努克于1922年10月31日呱呱坠地后,酷信星象学的母亲专门请星象学家为这个孩子占卜。祖父诺罗敦?苏他罗亲王是个巴利文专家,未及西哈努克来到人间,他便引经据典,模仿一位印度佛教传奇式的王子的名字,为即将降生的孙子起名为“西哈”(亦可读为“星哈”或“新加”),巴利文的意思是“狮子”之意。他希望这个新生儿有朝一日成为高棉的一位“狮心王查理”(英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国王)。

而国王莫尼旺则预言道:诺罗敦?西哈努克将会占据柬埔寨最高的职位。

他的一生将非凡无比,而且具有足以对付一切要毁灭他的敌人的意志。

为了把西哈努克培养成王国栋梁之才,在他14岁那年,父亲的达尔波小轿车驶过铺满沥青的窄窄公路,将他从金边载往西贡,送进了法国人办的沙士鲁?罗巴贵族中学。在度过了5年被他自己称作“一生中最美好和最富有教益的岁月”之后,一个重大的转折出现在西哈努克面前。

1941年复活节刚过,莫尼旺国王去世了。当时,一般人都以为,继承人将会是国王的长子莫尼勒亲王。但操纵着柬埔寨政局的法国人却认为这位亲王和他周围的那些“青年激进分子”有违背法国当局的意志的倾向。于是,他们的目光越过莫尼勒和其他早就对金灿灿的宝座心向往之的亲王们,选中了刚刚19岁、受过法国的良好教育、热情温顺的西哈努克,认为他将会维持一个完全服从法国人意志的王国,从而保持住法国在柬埔寨的利益。

对西哈努克的父母来说,原来对儿子的期望不过是在政府机关谋一个体面的职位。现在,金闪闪的王冠突然降临,自然令他们喜出望外。但对于年轻的西哈努克,继承王位则是一种近于恐惧的担忧。多年之后,西哈努克仍清晰地记得当时他的心情。由于预感到痛苦的命运、莫名其妙的害怕以及本能的不安,他大哭了一场,满心恐惧,全身发凉。他抽泣着对父母说,他无法承担这个担子。他太年轻了,同这个职位不相称。

正处于喜悦之中的苏拉马里特亲王和夫人被儿子面对王位的拒绝惊呆了,两人轮番对儿子进行劝说,母亲更是热泪涟涟。

在强大的感情攻势面前,西哈努克终于作了让步。当晚,苏拉马里特亲王为国王儿子准备了一顿晚餐,并第一次让儿子坐在了主人的首位。望着他所尊敬和爱戴的父亲因为他的身份的变化而“降低地位”,年轻的国王惭愧万分。

1941年10月31日,也即西哈努克19岁生日那天,盛大的加冕典礼在金边举行。自此,西哈努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几乎从就任国王的那一刻起,西哈努克便开始思考如何从法国殖民主义的阴影下挣脱出来,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经过长时间的斗争,终于在1953年11月同法国签定了标志着最终恢复柬埔寨独立的协定。年轻的西哈努克由此被人民称呼为“独立之父”。他非常清晰地记得独立斗争中那个辉煌的尾声——法国、柬埔寨军事权力移交仪式。11月9日上午,法兰西联邦军队最后一次出现在金边的街道上,准备列队离开柬埔寨。临时设立的检阅台上,法国高级专员里斯特?鲁西、驻柬法军司令朗格拉得将军和西哈努克国王,都身子笔挺地经历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法国人的《巴黎竞赛画报》后来以悲伤的口吻描绘道:在闪电和雷鸣伴随着倾盆大雨的天气下,法国军队离开了柬埔寨。队伍出发时,检阅台上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刚刚成了民族英雄。

独立的获得,使西哈努克上任之初的最大愿望得到了实现。于是,他开始考虑如何让柬埔寨适应新的时代潮流,走向真正的民主繁荣的目标。同时也考虑如何让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在国内外的政治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1955年3月3日,西哈努克爆炸了他的“原子弹”:放弃王位。

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感悟到,他实际上是想以这种方式来结束君主制在柬埔寨的统治,并直接参加到国事活动中去。为了使君主制的完结有个过渡时期,他同意由他父亲苏拉马里特做国王。由于苏拉马里特没有其他男性继承人,而西哈努克自己又反对当国王,柬埔寨的君主政体的辉光将随着他父母的去世而彻底消失。

放弃王位,是西哈努克走向政治舞台的一个大跨步。为了让国内外了解他放弃王位的真实意图,两星期后,他发表了一次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他说,过去,他在同外国的统治进行斗争的时候,国王的权力是必要的。要是他不以柬埔寨国王的身份讲话,那么,外国统治者就可以说,他并不代表束埔寨,而只代表一个集团或者国家意见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形势已经变化,独立已经到来,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转向了国家的内部。

西哈努克的父亲苏拉马里特国王和母亲哥莎玛王后的加冕典礼,一如当年儿子成为国王的盛大仪式。在父母亲忙着登基的时候,西哈努克办了两件对他以后的政治和个人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事情:第一是创立他自己的政党“人民社会同盟”;第二是在两天之内结了两次婚,前者是他心恋已久的姨表妹诺罗敦?诺丽亚公主,后者是后来全世界都熟悉的莫尼克?依吉。

5年后,苏拉马里特国王驾崩。西哈努克信守自己不再当国王的诺言,被议会选举为国家元首,填补父亲去世留下的权力真空。

其后,他风尘仆仆,奔波于国内国外,历经数度政治风波,受到了广泛的赞扬。1966年,法国总统戴高乐访问柬埔寨,称西哈努克亲王为“伟大的爱国者。”

当年说这句话的法国总统已经逝世,安葬于科龙贝大教堂,而亲王却来到了法国,在戴高乐将军曾经陪同他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时光的地方,沉思默想。

西哈努克出国后,国内的所有事务由首相朗诺和副首相施里玛达处理。

他们治下的柬埔寨,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一位国内的朋友给西哈努克来信,说亲王的远行,带走了金边的灵魂。整个柬埔寨都开始感到无助和茫然。

可是,他能立即回到国内吗?

西哈努克想起他刚到欧洲时,正在法国治病的朗诺专程来到西哈努克作短暂停留的罗马,觐见亲王。临回国前,他又来到格腊斯海岸边,就国是问题征询西哈努克的意见,同时也向亲王道别。这位柬埔寨的政府首脑再一次向西哈努克垂首鞠躬,“重申永远忠于西哈努克”。朗诺的态度使西哈努克多少有些安慰,他至少认为,这位他一手提拔井相当倚重的军人政治家不会把他一脚踢开,在柬埔寨重新开始一个时代。所以,当朗诺希望西哈努克尽早回国时,亲王没有明确表示接受。

何时回国远非只是个时间问题。西哈努克要在万里之外,遥遥注视国内发生的一切,然后才迈出他的下一步。

朗诺2月间回国了。紧接着,国内反越活动升温的电文如雪片般地传到法国。据报,朗诺回国后采取了三个具有强烈反越倾向的举动。一是下令回收所有500瑞尔面值的现钞。表面上,这是为了杜绝市面上出现的伪钞,实际上是为了对付在柬埔寨边境地区活动的的越南抗美武装。多年来,他们一直在用这些当时最大面值的钞票在柬境内进行采购。据说,这一次的回收使越方损失了7000万美元。

朗诺的第二个举动是秘密同“自由高棉”的头子山玉成合作。从50年代起,“自由高棉”所从事的分裂国家的活动,一直受到西哈努克和全国人民的唾弃。山玉成拉上他的武装,常年活动在与南越交界的边境地区,山玉成本人则住在西贡,靠南越政权的支持和施舍过活。朗诺早就有心利用这支难以剿灭的武装,现在,他派人同山玉成进行联系,要求山玉成的部队在打击柬埔寨边境的越南共产党部队时,予以合作。

为了在舆论上造出声势,朗诺授意金边的传播媒介,对历史上柬越两国的领土问题、民族问题等作文章,煽动对越仇恨。正在此时,美国的轰炸机以柬埔寨境内有越南共产党部队为由,对柬边境地区进行轰炸,造成多人死亡,国内舆论大哗。右翼报纸不去指责美国的轰炸,只一味地抨击是越南人引来了美国人的炸弹,在本来就紧张的对越对立情绪上又烧了一把大火。

的领土问题、民族问题等作文章,煽动对越仇恨。正在此时,美国的轰炸机以柬埔寨境内有越南共产党部队为由,对柬边境地区进行轰炸,造成多人死亡,国内舆论大哗。右翼报纸不去指责美国的轰炸,只一味地抨击是越南人引来了美国人的炸弹,在本来就紧张的对越对立情绪上又烧了一把大火。

更令西哈努克揪心的是,朗诺给柬埔寨军队下令:对在柬边境地区的越共部队进行炮击。

隆隆的炮声,击碎了柬埔寨王国的平安之梦。西哈努克奉行多年的中立政策,就此被朗诺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3月初起,政府官员们开始策动靠近柬越边境省份的学生和群众举行反对在柬境内居住的越南人的游行示威,高呼:越共滚出去!柬埔寨不是越盟的领土!杀死越南佬!3月11日,经过精心的谋划,金边爆发了大中学生的大规模“自发性”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经过国民议会,经过王宫,最后冲进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大使馆,疯狂地进行捣毁活动,张贴反越标语。令人奇怪的是,平日里的这类骚乱,朗诺的警察从来都不让西方记者进行采访报道,但这一次,却准许外国记者及时赶到现场,不仅进行了录音采访,而且还很悠闲有序地拍摄了电影电视。由于一切都好像事先演练过,完全是程序化的节奏,所以一名英国电视摄制人员在拍摄完毕后得意他说:“看来更像是一部电影,而不像是一部纪录片。”

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在西哈努克预定离开巴黎飞往莫斯科前的几小时。

值得人深思的是,24小时以前,西哈努克在巴黎刚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即将对束埔寨进行国事访问。这显然是一个反对亲王政策的行动。在结束法国之行前,亲王对记者们说:在束埔寨的议员中间,真正爱国者的声音受到了压制,占上风的是一些“美元爱国者”(PATRIOTSOFTHEDOLLAR)。

心事重重的西哈努克离开法国,踏上了去莫斯科和北京之路。他要再次通过自己的外交努力,使他的国家免受战火刀兵之灾。

第三章 震惊世界的政变

按照原订日程,西哈努克在访问莫斯科之后应当访问北京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被推翻的国家元首,中国还会像以往一样对待他吗?

西哈努克曾被西方记者称为“红色亲王”或“粉红色亲王”,是很值得玩味的。

在1963年柬埔寨同美国断绝经济和军事援助、两年后又断绝了外交关系之后,美国人和整个西方世界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料到这个受过西方教育、看上去颇为温和的亲王,居然有同“自由世界”抗衡的勇气和胆量。西方记者们发表言论,说这位红色亲王的行为“太轻率了,如同一个三岁的孩子”。

更让西方惊讶的是,自此,西哈努克把国家中立政策的保障建筑在同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基点上。他动身前往南斯拉夫、北朝鲜、苏联、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访问,又邀请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访问柬埔寨。令许多人都感到奇怪的是:把消灭封建王朝当作己任的共产党领袖们,同这位出身皇族的亲王打得火热,甚至引以为友。有人困惑他说:真不知这是亲王拥有的魅力还是共产党人使用的计谋?

在同共产党国家的交往中,西哈努克对中国情有独钟。

自1956年首次访问中国后,他又数次到过这个幅员辽阔的共产党国家。

1964年,他在放弃了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后,于9月间到了北京。回国后,他对议会作过一次让人印象很深的讲话。他说,中国人考虑了他的请求,决定给柬埔寨大规模的无条件援助和道义支持。中国的大度和慷慨显得是那么自然和富于人情味。

“我想把话说得直白一些,”西哈努克告诉议员们,“即使我们走上门去恳求,人民中国也不会接受我们为她的仆从,她不会赞成这种不平等。我们高棉民族是幸运的,而这种幸运确实是千载难逢。对别的国家,中国也许会一口把它吞掉。可是对于我们,即便是我们苦苦恳求,她也不会这么做。我打个比方:我国就像是一位对中国脉脉含情的少女,她眼里纯情的秋波使得中国不忍心去碰她,不忍心破坏了她的贞操。”

无论这个比喻是否恰当,人们发现,亲王对中国的感情与日俱增。后来的历史见证了这种感情,西哈努克成为中国人民最为熟悉的一位外国元首。

如果说,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飞机上,西哈努克还曾想过利用苏联作为他所领导的抵抗政府的一个指挥中心的话,那么,一个月之后,他已完全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中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于因为失去了祖国而变得分外敏感的西哈努克来说,民族自尊心与对他国家元首地位的尊重与否,成为他尤其关注的问题,否则,他宁可退出政治漩涡,隐居流亡。

朗诺政变之后,虽然柯西金总理当面向他保证,苏联将给他以坚决支持,可是,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从金边撤走自己的大使,以示对政变当局的抵制的时候,苏联人却留了下来。他们还劝北朝鲜的外交官,不要轻率地撤离金边。苏联人的这种暧昧态度使西哈努克生出极大的反感。

环顾茫茫世界,寻遍斑斓地图,他的目光最后只能落在他的可靠邻邦中国的版图之上。

他征询他的同事、顾问和随员们的意见,得到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回答:这是世界上最适合的抵抗政府中心。

西哈努克对他的顾问们说:“这些天了,我一直在考虑抵抗政府的地点问题。我认真把中国领导人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作过比较,我发现,中国领导人在谴责帝国主义方面是从不留一点情面的。但是,她从来没有干涉过我们的中立政策。在给我们援助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样子,从来不说:独立吗当然可以,但必须是‘红色的’独立,中立必须是‘左派的’中立。他们不光对我们,对整个东南亚都是这样。我在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面的时候,他们从来不对我进行说教,更没有训斥、警告,或者给以什么‘友好忠告’之类的东西。”西哈努克望着他身边的这些同事、朋友和秘书们,显得有些激动:“中国人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压力。如果我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总是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先声明说‘当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不过,中国是中国,柬埔寨是柬埔寨,我们的方法对你们不一定能适用。’一想起这些,我就觉得我坚持来北京是正确的,而且,中国这几天的态度也表明他们是坚决支持我们的,把范文同也专程从河内请到了北京。至少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支持我们下步的斗争方面,是可以信赖的。”

但是,无论是西哈努克还是其他人,都注意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自1949年毛泽东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在北京建立过流亡政府或抵抗政府。他西哈努克虽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朋友,但是,事关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形象问题,中国是否会同意他西哈努克在北京领导一个这样的政府呢?再一点,反对朗诺—施里玛达的斗争决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胜利的,这就是说,他的这个抵抗政府,将可能在北京活动好些年。这是否能为中国人所接受?

无论是西哈努克还是他的朋友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担忧。这种担忧通过中国外交部的人员,转达给了周恩来。

1970年的周恩来,一面紧张地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掌握“文化大革命”的动向,竭尽全力,挽中国这幢大厦于危亡之中;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和老资格的外交家,他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世界风云的变幻。

当他从外交部同志那里得知,西哈努克决定将抵抗政府的中心设在北京,而亲王又担心中国会拒绝的消息时,将手中的铅笔扔到桌上,微微笑了。

“西哈努克同我们打了多年交道,他对我们应该是了解的。”周恩来说,“不过,就现在他的处境而言,有这种担心是一件自然的事,这也提醒我们,在接待和礼遇方面,要做得更加一丝不苟,千万不能出差错,伤害了别人的感情。”

“亲王提出,想见见总理。”外交部的同志汇报。

“立刻给他答复,我同意与他见面。”周恩来回答,“不过,你们先告诉亲王:中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亲王和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朗诺集团的斗争,中国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如果亲王决定,把抵抗政府的中心设在北京或中国任何地方,中国政府都表示同意。在这一点上,亲王不要有任何担心或者顾虑。

中国的正式答复,把笼罩在西哈努克心上的阴云一扫而光。中国的态度实际上成了整个抵抗政府如何开始运转的关键。解决了抵抗政府的所在地,一场武装抵抗运动的指挥系统也就得到了相应的保障。从现在起,什么政治避难,什么退出政治,远避他乡,都统统见鬼去吧!

当天晚上,工作人员向西哈努克报告:周恩来总理前来看望亲王。西哈努克立即起身,赶到门口迎接。

“非常感谢毛主席!非常感谢总理!”一见面,西哈努克便说道。

“这种感谢是相互的,亲王陛下。”周恩来握着西哈努克的手说,“中国的力量有限,但是我们对柬埔寨人民和亲王的斗争的支持,是全心全意的。只要是你们的斗争所需要的,我们都会尽一切力量给以保障。”

周恩来同亲王握过手,又同一些他所熟悉和新认识的柬埔寨朋友打招呼。为了使气氛轻松一些,总理同大家问候寒暄,谈起一些往事,比如他和陈毅元帅在1960年访问柬埔寨时,哥莎玛王后专门为他们准备了高棉式的早餐,两位中国领导人对之赞不绝口,结果,居然连作为米粥香料的茉莉花都给吃光了。

以这种轻松的气氛为起始,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开始讨论在北京设立柬埔寨抵抗政府以及中国将以何种方式来支援柬埔寨人民斗争的问题。

周恩来保证中国将对西哈努克领导的这个抵抗政府提供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周恩来说,他同毛泽东主席商量过后,决定把北京“反帝路”一个新近落成的建筑群的一翼提供给抵抗政府使用。“其他的各种附属设施都由我们负责,”周恩来说,“包括你们的日常必需品,另外还有一支车队。至于工作人员嘛,”周恩来征询式地看着西哈努克,说:“在你的所有人员到位配齐之前,我们可以给您提供一些,比如担任临时的文书。一旦你物色到了合适的人,当然最好是柬埔寨人,那我们的人就撤出来。”

这次周恩来同西哈努克的会谈,延续了四个小时。亲王详细谈了抵抗政府成立后他的种种计划,以及如何同柬埔寨国内的抵抗领导人协调的问题。

周恩来听得很仔细,同时也帮助亲王分析着将要出现的局势的利弊。当两人分手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关于抵抗政府的政策性问题,是你们的内政。”临走时周恩来告诉西哈努克,“我们决不进行干预。我们会非常尊重亲王做出的所有决定。”

“请总理转告毛主席,我对中国给予的无比珍贵的支持非常感谢。”

“我一定会转达亲王的意思。”周恩来与亲王握手,“毛主席也让我告诉亲王,他本来想马上与您进行一次会谈,但考虑到您刚到北京,抵抗运动的事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他想在您的事务稍微轻松一点后,和您见面。”

当西哈努克双手合十,以高棉礼节同中国总理道别时,在场的人都注意到,这位被非法废黜的国家元首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泪光。

1970年4月24日至25日,由西哈努克发起,在越南、老挝和中国边境地区的某地举行了印度支那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

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老挝的苏发努冯主席、越南北方的范文同总理、越南南方的阮友寿主席,都在会上讲话,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越战争和发生在金边的政变,强调三国人民要相互支持,长期合作,积极开展抵抗斗争。会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三国抵抗斗争的一个历史性发展。

越南南方的阮友寿主席,都在会上讲话,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越战争和发生在金边的政变,强调三国人民要相互支持,长期合作,积极开展抵抗斗争。会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三国抵抗斗争的一个历史性发展。

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会议闭幕之后,设宴招待三国四方代表团。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后来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两句名言:七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

有了中国和印度支那另外两个国家的支持,国内的红色高棉武装力量又表示拥护西哈努克领导抵抗运动,另外他还接连不断地收到世界许多国家政府或领导人对他的道义和政治上的声援,这样一来,西哈努克原来担忧的外部环境基本得到了保障。现在,他开始着手建立他抵抗运动的核心——民族团结政府。

5月初,西哈努克在北京召集了柬埔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是柬埔寨境内的武装抵抗力量的领导人——即红色高棉的首脑和海外的柬埔寨爱国者们组成的。大会的结果是诞生了四项决定:一、拟定了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推选西哈努克担任统一战线的主席;选出了由11个人组成的统一战线政治局;任命了以宾努亲王为首相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翻开当年的这份第一届民族团结政府的名单,可以发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了——有的去世了,有的受到了清洗,有的在监狱里结束了生命,有的则远走他乡,但也有的至今仍活跃在柬埔寨政坛,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物。

在这份名单上,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成员有12人。首相宾努是老资格的政治家,在60年代就曾担任过首相,颇具威望,是西哈努克的密友和高级顾问;前驻开罗大使沙林察,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前外交大臣秀木,担任财政大臣;前驻莫斯科大使谢桑,任司法大臣;曾担任西哈努克私人秘书的周成,担任特别使命大臣。内阁成员中,引人注目的有两位将军:曾任过国防大臣的杨森安少将,和曾担任过武装部队参谋长与空军司令的努呼中将。36岁的江裕朗,在此之前、是驻塞内加尔大使,这次担任人民教育和青年大臣。十几年后,他担任民柬政府驻北京大使,中国的广播电视中时有露面,中国人对他并不陌生。

内阁之中,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一宣布仍然使人感慨顿生的,是三位一直在国内从事武装斗争的柬埔寨前议员——乔森潘、胡荣、符宁。三人自50年代后期便是柬埔寨左翼思潮的代表人物,颇得青年知识分子的拥戴。由于他们与西哈努克政府的对立,被迫离开金边,到丛林之中加入了游击队。

金边街头因三人的失踪而深感失落。人们以为他们受到了暗算,命丧黄泉了,点上蜡烛为他们的灵魂送行。现在,他们从丛林中走进了西哈努克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可谓是从地下转入了公开。40岁的乔森潘被任命为国防大臣;41岁的符宁担任了新闻、宣传大臣;42岁的胡荣成为内政、乡村改革与合作社大臣。

当这三位被称作“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名字公布之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曾经是反对西哈努克政权的武装斗争,被历史又引导进了西哈努克的阵营,成为反对朗诺政权的有生力量。当年被通缉、被逮捕的人物,成为今日抵抗政府的实力大臣。

他当然不会提及往事。当年,西哈努克为了争取这位在青年中颇有影响的议员,曾赠送他一辆梅塞德斯高级轿车,可是却被乔森潘当场拒绝了。他依然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金边走街穿巷,宣传他的革命真理。

同样引起注意的是这个内阁中的两个特征:相当年轻,平均年龄48岁;文化程度相当高,基本全到国外留过学,受到过西方文化的熏染。

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1993年担任柬埔寨第二首相的洪森,执政党人民党主席的韩桑林,以及议会主席谢辛,当时都是乔森潘所在的“红色高棉”游击队里的下级军官,算得是反对朗诺的“抵抗战士”。洪森还为此失去了一只眼睛。

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柬埔寨人民反对朗诺集团的武装斗争有了一个合法正式的领导机构。对广大人民来说,西哈努克就意味着政府,就意味着法律,金边的朗诺政府则被看作是一个反叛的政权。

但是,也有人问:既然有了政府,那这个政府怎么不在国内领导斗争,反而在另外一个国家发号施令呢?西方的一些记者甚至直接向西哈努克提问:为什么您不离开北京回到柬埔寨去领导战场上的抵抗部队?西哈努克的一些大臣们认为: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继续阴谋削弱亲王影响的新动向。

就西哈努克本人而言,他那种容易冲动的性格常常在驱使他立即动身,往南回到自己的祖国,到解放区去,以证明自己的勇敢。但是,他不能这么做。

他很巧妙地回答西方记者说:“当纳粹入侵法国时,戴高乐将军也没有在他自己国内领导抵抗运动嘛!他是在伦敦进行领导的,因为英国是个盟国,而且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后方根据地。事实上,戴高乐是一直到法国解放之后才回到法国去的。难道有人怀疑过戴高乐的勇气和爱国主义吗?”

对于设在北京的民族团结政府根据地和柬国内的抵抗运动领导彼此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西哈努克明确表示:

“由于通讯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我们在北京同我们在柬埔寨境内抵抗运动总部的联系,也许比戴高乐当时从伦敦同他的法国境内抵抗根据地的联系要迅速得多、经常得多。中国人让我们自由使用一套极其卓越的电讯联系设备。

“把事情说得更确切一些,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国内的部分,同在国外的部分是有分工的。这两个部分完全是一个整体。在北京有一个大臣,在解放区就有一个相应的副大臣。在解放区的三个主要大臣也在北京有副大臣,或派驻北京总部的代表。在成立抵抗政府之前交换意见时就曾决定,只有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那半个政府才掌握必要的情况来决定哪个大臣,包括国家元首,应该在国内行使他的职权,以及何时回到国内。来回旅行显然是有困难的。我在外交和情报宣传方面负有责任,而在我现在的根据地,我能把我的任务完成得最好。恐怕朗诺和他的中央情报局主子们是最希望我把北京根据地关掉的。”

中国人的支持成了西哈努克同意进行这场艰苦抗战的前提。每一谈到这点,西哈努克就会说:我的人民和我们坚强的抵抗战士们,知道我们已经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坚强的后方根据地,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鼓舞的源泉。任何抵抗运动都不可能想象有这样好的条件:中国领导人无条件地给我们创造了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和斗争条件。

点,西哈努克就会说:我的人民和我们坚强的抵抗战士们,知道我们已经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坚强的后方根据地,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鼓舞的源泉。任何抵抗运动都不可能想象有这样好的条件:中国领导人无条件地给我们创造了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和斗争条件。

第四章 法国培养出来的革命者

40年代未的印度支那,还处于法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船上的上等舱里,坐满了返回法国的官员、商人、军官。只有极少穷途潦倒的欧洲人,才和低等舱里的亚洲人混在一起,忍受着船舱里的闷热和各种难闻的气味。

旅途是极其枯燥乏味的。从西贡到马赛需要一个月的航行。低等舱里的人打发时光的方式非常简单,要么聊夭,要么睡觉,或者坐望茫茫大海,一整天不发一语。不公正的命运和茫然的选择,使人对未来产生种种哀怨的愁绪。

唯有一帮从金边赶到西贡上船的学生不一样。他们虽然呆在低等舱里,但一个个却情绪饱满,兴致勃勃。这21个柬埔寨学生刚刚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10天之前政府教育大臣在给他们送行的宴会上的讲话犹在耳畔:从法国回来,你们将成为柬埔寨社会的栋梁。

年轻人们——其中最大的仅21岁——当然为此行感到兴奋。须知自1946年以来,只有100个柬埔寨人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他们出发之前,已有几个赴法留学生学成回国,立即被委以重任,而他们的年纪不过才二十几岁。在这21位学生中,大多数都出身豪门望族,他们的父辈已经为他们将来在柬埔寨社会里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到法国的学习,实际上是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若干年以后,在柬埔寨社会叱咤风云的人物中,果然有许多人就在此时的这条船上。

在这群年轻人中,有一个相貌朴实、沉默寡言的的学生。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由于对未来踌躇满志而夸夸其谈,一眼看去,他更像是个刚从农村出来的人,由于对身边的事物难以适应而显得腼腆,怯于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

为了打发时光,他大多数时间都在读随身所带的书,偶尔到甲板上走走,望波涛起伏的大海,看一望无垠的蓝天。

这个学生的名字叫沙洛特绍(SALOTHSAR),20年以后,他名扬天下,在柬埔寨开创了一个时代。在执掌政权之前,他接受了部下的进谏:一个伟大的革命者要有一个革命的名字,像苏联的斯大林,这是革命后的名字,意思是“钢铁”;像越南的胡志明,意思是“光明伟大”。他同意了这个建议,改了名字,但是并没有赋予它特别的意义,反而让其更象一个普通农民的姓氏。

这个名字叫波尔布特(POLPOT)。

关于他名字的问题,曾经使西方世界感到过茫然。1975年,他领导的革命成功之时,外界对这位革命家几乎毫不知情。分析家们和情报人员花了足足一年时间,才弄清他的履历和真实身份。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感慨万端他说:波尔布特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凡的挑战,当今世界没有一个革命家曾像他那样,如此处心积虑而又成功地隐藏了自己。

但在“牙买加”号上的这个21岁的沙洛特绍,毫不引人注目,甚至有点寒酸。

这位柬埔寨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出身农家,其父宾沙洛特是磅同省(KOMPONGTHOM)城外普里克沙波村(PREKSBAUV)的一个富裕农民,拥有9公顷稻田和好几头耕牛。波尔布特的母亲叫索克妮,因其贤良能干,在当地享有良好名声。由于家境良好,这家人生育了9个子女,波尔布特排行第八。

这与周围儿女成群的家庭比起来,并没有什么两样。宾沙洛特和索克妮的9个子女,有5个活到了90年代。

使这家人与村里其他农民划分开来的,是这家人与金边皇宫的联系。波尔布特有位叫密克(MEAK)的表姐,因其长相身材娇好而被选进宫中的王家舞蹈团。不久,她成了国王的大儿子西索瓦?莫尼旺王子(PRINCESISOWATHMONIVONG)的妃子,1927年,莫尼旺当上了国王,密克自然也身价倍增,当上了管理宫中所有嫔妃的女官。

由于有了这层关系,波尔布特的大哥洛特颂(LOTHSUONG)成人后到了金边,在王宫里谋了一个差事,一干数十年,直到1975年他弟弟波尔布特率领的部队打下金边,这才离开王宫,成为乡下农民。洛特颂进王宫后不久,波尔布特的姐姐沙洛恩(SAROEUN)也加入了王家舞蹈团,并且一度成为莫尼旺国王的妃子。莫尼旺的去世带给沙洛恩无比的悲伤,也使她失去了在王宫里的地位,不久,她离开金边回到故乡,嫁给了当地的一位警察,过上了平民的日子。

1934年,当波尔布特6岁的时候,他和他的一个哥哥被父母送到金边,同在王宫里的密克和大哥洛特颂住在一起。在柬埔寨,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富裕的亲戚家抚养是件很常见的事。就波尔布特个性来讲,他似乎更宁愿在乡下过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后来作为革命家的波尔布特,对这段生活只字未提。革命家和王宫之间,毕竟有着难以调和的鸿沟。

按柬埔寨的习俗,每个男人——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要出家当几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的和尚,了解作为国教的佛教宗旨教义。7岁那年,波尔布特和其他同龄孩子一道,剃发出家,进到王宫附近的一座寺庙。身披杏黄色袈裟的生活无疑是清苦枯燥的,但他在这里第一次体验了集体生活,知道了什么叫清规戒律。就在这座寺庙里,他开始读书识字。作为法国殖民地的柬埔寨,教育显然是以法国文明为标准的,所以,寺庙里的这个阶段,是波尔布特接受的唯一的正规高棉语教育。在人们的眼里,这个叫沙洛特绍的孩子腼腆胆小,循规蹈矩,从不与人争吵打架,是个“很可爱的孩子”。

波尔布特成长的30年代正是欧洲和美洲飞速发展的时期,但柬埔寨仿佛是另一个世界。自从1863年柬埔寨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保护国之后,法国人就把这里当作是法兰西的另一个翻版,无论是建筑、邮局、图书馆,还是火车站,都是法国南部的缩影,但柬埔寨人似乎更乐意居住在他们芒果树和香蕉树围绕的木楼竹楼里。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除了柬埔寨人,还有中国和越南移民,一般来说,柬埔寨人大多在衙门当差,务农,做僧侣,而华侨和越侨则从事经济贸易活动。由于法国人在越南的殖民时间要长得多,在他们眼里,越南人比柬埔寨人更懂得法国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因此,法国人鼓励越南人移民柬埔寨。波尔布特在他的成长时期目睹了首都的落后、愚昧和王宫里的腐朽生活,对身边那些为人嫔妃、争风吃醋。坐逝红颜的舞蹈演员们苦闷的生活深为同情。1975年波尔布特掌权之后,他下达的最初一批指示中就有解散王宫舞蹈团的命令。在他眼里,舞蹈团是腐败的象征。

到1942年,波尔布特开始接受他的小学教育。这是法国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叫ECOLEMICHE,距离王宫仅一箭之遥。学生大多是法国人机构里的当地人后代,也有信奉天主教的越南人的孩子。学费当然是表姐密克为他交的,而波尔布特的学习成绩也没有辜负表姐的辛勤付出。可惜的是他在这一段的生活没有人能够详细地回忆出来,比如他如何学习法语,如何接受的天主教教义等等。只有一位他当年的同学还记得幼年波尔布特的模样,说他像他表姐密克一样,非常可爱。

1941年,年仅19岁的西哈努克成为国王,随即在磅湛省新建了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初中学校。由于波尔布特与王家的关系,已经在王宫附近的一所学校上学的他被挑选出来,和从其他省份挑选的19名孩子们一道,成为这所新国王命名的学校的首批学生。

孩子们对这所新学校充满了好奇心。这里的课程是仿照欧洲式教育设置的,有文学、历史,地理、数学、自然科学、哲学等,一切教学统统使用法语,高棉语反而受到抑制。课余时间,孩子们踢足球和打棒球,学习戏剧和乐器。波尔布特选修了小提琴课,在别人都到操场玩的儿时候,独自到教室背后练琴。但他对足球和棒球同样热心,一上场便非常卖力。这个时期的波尔布特在同学和老师们的眼里、是一个直率、热情和有礼貌的学生,不善言谈,喜欢独立思考。

在当时没有任何人注意,但后来却让人大吃一惊的是,在这20个学生里,许多人都有资格被写入柬埔寨历史。他们中有符宁(HUNIM),当时一个对莫里哀的戏剧颇为热心的爱好者,后来是柬埔寨共产党的首脑人物之一,曾任民主柬埔寨政府的新闻和宣传部长。乔森潘(KHIEUSAMPHAN),如今全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当时磅湛省一个法官的长子,给人的印象是头脑机敏,落落寡合,雄心勃勃。后来他也是柬共的首脑人物之一,当过民柬政府的总理和党名义上的书记。胡荣(HOUYOUN),一度是柬共的第二号人物,担任过民柬政府的内政部长。此外还有好几个学生都成了共产党人。后来有人把“西哈努克学校”称作“柬埔寨共产党的摇篮”,一点也不过分。

在这所学校里,波尔布特有个最要好的朋友,叫朗农(LONNON)。提到这个名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朗农的哥哥朗诺自50年代后期,就开始在柬埔寨政坛占有一席之地,当过国防部长,陆军总司令、首相,后来领导了反对西哈努克的政变,成为“高棉共和国”的总统。依仗着这个哥哥,朗农的仕途一帆风顺,经常在他哥哥举棋不定的时候,干净利落地解决了矛盾。1975年,共产党在柬埔寨的胜利己成定局,已身为将军的朗农没有逃走,他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在他当年要好的同学、如今共产党军队的首脑人物身上。但不到48小时,这个徘徊于金边的将军便遭到了处决。

1947年,波尔布特和他的同学们离开“西哈努克学校”,有的进了金边的“西索瓦高级中学”,有的放弃了学业开始独立谋生。波尔布特进了法国人在金边办的埃科利技校(ECOLETECHNIQUE)。40年代末的柬埔寨,仅有几千人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就此而言,波尔布特也算是进入了社会的精英之列。

如果要从柬共编年史来讲的话,有一件事情是不可遗忘的,就是在这一年中,波尔布特结识了另一个年轻人——在“西索瓦高级中学”上学的英萨利(IENGSARY)。两人相见恨晚,很快成为密友。

于1945年获得在“西索瓦高级中学”学习的奖学金。他敏捷的思维、雄辩的口才和对政治的热情,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同波尔布特比起来,他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而且也更有前途。

1947年的一个黄昏,两人因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在一间破旧的学生宿舍里相遇,由此有了一次长谈。从第二天起,这两个人的命运就连在了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柬埔寨共产党的发展,也影响了柬埔寨的历史。

只是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一年之后,波尔布特会考取到法国学习的奖学金,两年之后英萨利也步其后尘,在巴黎的那些日子,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共同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后来,他们娶了两姊妹,成了姻亲,50年代后期,英萨利从法国归来后,他们在金边共同组织了共产党小组,1963年,两人一同离开金边,进入丛林,开始秘密地下活动。从60年代初期起,他们两人一直是柬埔寨共产党的核心。

21岁的波尔布特在1949年9月,经过海上一个月的航行后到达了法国马赛。

此时的马赛正是烟雨蒙蒙的时节,一阵凉风吹来,让这些从亚洲热带地区来的年轻人忍不住打了个寒颤。21位学生要去的地方是柬埔寨教育部早就安排好的,下船之后大家便各奔东西,到不同的学校报到注册。波尔布特的目的地是法国首都巴黎。

从港口到火车站,需经过一条宽敞的楼道。楼道的两旁是一些寓言式的巨大雕塑,描绘了法国在海外的殖民地情况。写有“我们在亚洲的领地”字样的那尊雕塑,是一位斜躺的柬埔寨青春少女,旁边是一些象征老挝和越南的半裸少女,托举着一尊佛像和一些水果。第一次到异国的波尔布特站在这尊塑像前,久久没有挪步。他发现,法国人通过这尊雕塑,反映出他们眼中的东方和柬埔寨的三种倾向:原始幼稚、异国风情、性的诱惑。

他为自己的国家沦为法国人的领地感到悲哀和耻辱。

波尔布特的留学生生活就在这种强烈的恢复民族尊严的情绪中开始。他像其他外国学生一样,在城南租了一间房子,然后到学校报了到,在电学与无线电系注册成为正式学生。“头一年我的学习相当用功,”许多年以后,波尔布特回忆起他在巴黎的这段生活时说,“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他当年的几位同学则回忆说,在巴黎的波尔布特嗜书如命,文学、哲学、历史,几乎成为他的全部生活内容。他对19世纪文学的偏爱使得他花了不少时间来背诵其中的名篇,卢梭的哲学思想也成为他苦苦钻研的对象。他的另一位同学则回忆说,波尔布特当时还有另一种爱好,那就是频繁地去电影院。

波尔布特在巴黎共呆了3年多时间。第一年之后,他对学习的热情就淡漠下来了,对学业不再在乎,也没有参加任何毕业文凭考试。当他在1952年回到柬埔寨时,作为学生的波尔布特没有任何正式的学业证明。

对于柬埔茶来讲,是否有一张文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法国期间波尔布特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的理论。他在这里结识了几位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比如先于他三年到达法国的著名激进派人物秀木(IHIOUNNMUMM),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钻研共产主义,用新的眼光对柬埔寨社会进行分析。1950年暑假期间,他和另外十几位柬埔寨籍学生和法国学生一道,到了铁托领导的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参加义务劳动,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的真实面貌。等他回到巴黎时,他的朋友、后来的姻弟英萨利已经到了法国,这对他精神上的孤独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不过在当时,河内的共产党人认为,革命高潮主要在越南,即使在成立了柬埔寨自己的革命党后,其中的大部分人也去了越南参加革命。

就此,波尔布特对于学业的兴趣减弱了,代之以对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和文学、历史,如饥似渴的钻研。就个人兴趣来讲,他似乎特别青睐19世纪的法国诗歌,后来他在金边当教师时,经常向他的学生们背诵那些优美的诗篇。在所有的法国作家中。卢梭的作品最令他爱不释手。

1951年,两位柬埔寨女子到了巴黎。这是毕业于“西索瓦高级中学”的一双姐妹,姐姐叫乔帕娜莉,妹妹叫乔蒂丽。女子能进柬埔寨的高级中学是极少见的事,她们的经历成为金边的一段传说。

毕业之后,两人结伴来到巴黎,妹妹的首要目的是与自己的未婚夫英萨利相会,同时学习英国语言文学;姐姐却是专程来这里学习高棉语言学,不期与身材高大、彬彬有礼的波尔布特相识。虽然乔帕那莉比这位未来民主柬埔寨的总理年长8岁,但两人还是很快坠入了情网。

谈情说爱并没有分散波尔布特对政治的热情。每次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的柬埔寨学生开会讨论,波尔布特总是发言最为热烈,论点论据最为充分的人之一。在波尔布特成为民主柬埔寨政府的总理之前,当年曾留学巴黎的一位柬埔寨人撰文回忆他们当初讨论的情形,他谈到那个叫沙洛特绍的学生一段很有说服力的发言:“要是没有一个组织巩固、方向坚定的党,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得到贯彻,而社会主义的敌人一定会想方设法篡夺领导权。”年轻的波尔布特大胆道出自己的雄心:“我将来要挺身而出,领导一个革命组织;我要成为它的总书记;我要把一切掌握在手中,所有的部长都要听从我的命令,我要监督他们是不是背离了中央委员会制定的符合人民利益的路线。”

这位波尔布特当年的同学在70年代写下这段回忆的时候,决不会想到曾经坐在自己对面说这段话的沙洛特绍,已经基本实现了当年的抱负。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波尔布特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其中的内情却一直不为外界所知。比如,他入党的确切日期?谁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在党内的直接领导者是谁?他在何处参加党的小组会议?他入党后承担的任务是什么?

1952年,西哈努克解散了由民主党人控制的内阁和国民会议。消息传到巴黎,波尔布特提笔写下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君主还是民主?》,揭露君主制度的腐朽没落,赞赏民主思想的传播。这篇文章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此后他基本不再过问学业,成为一个全心从事革命活动的活动家。1978年他曾告诉记者说:“我不再对学业感兴趣,所以学校当局也就没有考虑我的学位问题。”而当时在巴黎的乔森潘、胡荣、符宁、宋成,以及后来英萨利的妻子乔蒂丽等,革命、学业两不误,前三位年轻人在成为共产党骨干的同时,居然获得了博士学位。

1952年12月15日,波尔布特离开巴黎到了马赛,还是搭乘那艘“牙买加”号轮船,开始他回返祖国的航程。

临上船前,他再次来到那尊巨大的雕塑前,久久地凝注着那位象征着柬埔寨的少女。难道她要永远地矗立在这里,作为法国的殖民象征吗?如果她此时有灵,是否会同他一起回柬埔寨,创造一个光明自由的社会呢?

汽笛鸣响,轮船出港。波尔布特下意识地向法国最后一次挥手告别,然后转过身来,望向通往祖国的漫漫航程。他的身边还是那个出国时带的皮箱,不同的是,里面现在装的几乎全是他所喜欢的书籍。他相信,这些书籍,将帮助他改变祖国的命运。

法国的40个月留学生活,没有培养出一个学者或博士,但却造就了一个将使柬埔寨翻天覆地的革命者。

第五章 神秘的中学教师

1953年1月,波尔布特抵达金边。他找到仍在王宫里当差的哥哥洛特颂,暂时寄住在哥哥家中。

洛特颂注意到,同过去相比,弟弟似乎开始热衷于政治了。当他为此询问波尔布特的时候,这位留学生回答说:“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柬埔寨人民。”他在哥哥面前大肆赞扬俄国,说起他在南斯拉夫的经历。不到一个月,他就离开了哥哥的家。

波尔市特很快同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抵抗运动取得了联系,并将他的法国共产党员身份转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员。由于组织的领导者们仍将革命重点放在越南,因此,波尔布特加入了越南共产党领导的运动。他的勤勉、好学、朴实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注意。考虑到他出身农家,但在金边有上层关系,既能与越柬两国的共产党人联系,又能同法国共产党拉上关系。因此,不到半年,他成为指挥部的重要联络人员。

工作无疑是繁重的,有时还有生命之虞,但波尔布特没有过丝毫退缩,工作之余,对从巴黎带回来的那些革命书籍仍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攻读。

他此时的一位同伴评价他说:波尔布特的个人天资一般,但却具有对权力的明确欲望。

一位重要人物注意到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此人叫杜斯木(TOUSAMOUTH),出身于一个富豪之家,比波尔布特年长10岁。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杜斯木是个僧侣。1945年,他脱下袈裟,参加了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成为印度支那共产党一位重要人物,他的爱国热情、雄辩演说和献身精神,吸引了一大批崇拜者,其对柬埔寨的影响如同胡志明之于越南。

波尔布特很快成为杜斯木的崇拜者和亲密助手。

从1953年起,波尔布特那些在巴黎的朋友相继回国。柬埔寨的左派力量陡然增加了生力军。

根据杜斯木发动城市群众、准备革命力量和制造舆论的指示,波尔布特回到了金边。从这时候起,他开始频繁使用他的假名“波”(POL)。在这之前,他曾经在巴黎使用过一次这个名字。

与他相恋的乔帕娜莉此时已在“西索瓦高级中学”当了几年的柬埔寨文学女教师了。1956年,当波尔布特28岁时,他的恋人已经是个36岁的中年妇女了。在学生们的眼里,这个身材瘦小、爱好整洁的老师,有一种淑女的风范。平日里,她不施粉黛,不戴首饰,衣着朴实,一头短发很显得精明强干。她颇受人尊敬,但难免让人感到深不可测,背地里被人叫作“老处女”。

他们的结合颇让人们吃惊。在那个年代,很少有男人娶比自己年长的女人为妻;反过来,乔帕娜莉已有一份值得骄傲的职业,难得有女人嫁给一个显得穷困潦倒的男人。只有他们自己和很少的朋友明白,这是一种杰出辉煌的结合。只有乔帕娜莉才非常清晰地意识到,终有一天,这个默默无闻的丈夫会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婚后的生活是相当清苦的。两人在城南租了一间中国式的房屋,屋子里家具陈旧,但却一尘不染,桌椅板凳摆放有序,靠墙的书架十分引人注目。但以两位法国留学生的身份来说,实在是找不到一件可以称之为奢侈品的东西。

一位在1962年上过波尔布特教授的历史课的学生回忆说,当时他讲课的内容即便是西哈努克本人听了肯定也大加欢迎,因为他对亲王为柬埔寨争得独立的功绩大加赞扬。他说,波尔布特讲课时使用的是柔和、缓慢和清晰地道的法语,尽量地深入浅出,学生们很容易抓住他授课的要点,考试时几乎能清楚地复述出他讲课的内容。“他在学生中很有声望,是位无可挑剔的教师。”

另一位学生则回忆起60年代波尔布特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说他脸上总是浮现着微笑,衣服的样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总是穿一件白色的衬衫,袖子卷到胳膊的地方;他的裤子是海军蓝的……虽然他从来不说,但人人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在50年代的柬埔寨,“共产党人”这个名词一般是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生活朴实,憎恨腐败的人物。有人用一句话来形容柬埔寨的共产党:“他们是那些唯一关心穷人疾苦的人。”

尽管如此,但波尔布特从来没有把他的主义与他的教学混淆起来,比如他几乎从来不在课堂上宣扬激进观点或猛烈抨击政府,这类的语言和思想他总是局限在他所认定的一个限定的范围之内。

新婚夫妇的家,很快成了一个进步青年的聚会之地。军队的下级军官,教师,学生,政府里的小公务员,常聚集在他们的屋里,听波尔布特用低沉缓慢的语调,讲述对人类理想的追求和对政府腐败现象的痛恨。身为教师的波尔布特已在自己身边团结了一大批青年,他相信,只要他振臂一呼,他们便会跟随他开展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

这位穿着短袖白衬衣、蓝色长裤的教师,成为金边青年人的偶像。

1957年,已经结婚的英萨利和乔蒂丽回到了金边,他们加入波尔布特夫妇,住在王宫以西一所租来的房子里。英萨利在著名的“柬埔寨之子”中学谋到了教师的差事,乔蒂丽则在家照顾出生不久的女儿范妮(VANNY)。邻居们感到奇怪的是,以他们的经济条件,完全可以雇请一个佣人来料理繁琐的家务。但是这四个神秘的人物拒绝了任何可能的干扰和泄密。

正是因为他们的谨慎和受人尊敬的合法身份,到60年代初,这几位柬共的重要领导者没有上过秘密警察的黑名单。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袖不同,波尔布特从没有尝过铁窗的滋味。

在这段时间里,另一个与波尔布特过从甚密的人是农谢(NUONCHEA)。

这是个有中国血统的马德望省人,与波尔布特同年出生。由于二战时期,马德望尚还被泰国占领,所以他的教育是在曼谷完成的。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农谢加入了印度支那共产党,于1954年来到金边,开始从事秘密地下工作。

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乔帕娜莉姊妹,自此成为数十年生死与共的朋友。

就性格而言,农谢和英萨利,后来民主柬埔寨政府的副总理和外交部长,更显得尖锐鲜明,咄咄逼人,而波尔布特则沉稳、和善,更讲求政治谋略。在60年代初,没有人能预见到这个不显山露水的人会成为柬埔寨共产党的“大哥大”(BROTHERNUMBERONE)。这正应了一句英国谚语:静水则深。

第六章 政变转移了敌手——与政敌西哈努克结盟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全世界共产党的头号敌人无疑都是统一的:美帝国主义。

在柬埔寨,主政的西哈努克对美国可以说是若即若离,尽管接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并不怎么买美国人的帐。美国人对西哈努克恨之入骨的政敌山玉成的支持,使亲王甚感恼怒,时不时就要对美国人来几句嘲讽揶揄。

这一点很得一些以公开身份活动的共产党人的赞赏,已经当上议员的乔森潘、符宁、胡荣等人就发表演讲,支持西哈努克的反美举动。

控制着整个印度支那共产党运动进程的河内,给柬埔寨的“部下”发来指示:与西哈努克政府的关系是既联合又斗争,但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开展武装斗争。印度支那革命的高潮集中在越南。

杜斯木和波尔布特等人看着河内的指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面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完全按越南人的意志办;要么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但其结果是与越南人分裂。

杜斯木环顾左右,接受了第一种命运。柬埔寨左派的力量,实在是还不足以独立作战。但几乎人人都明白,他们心向往之的,是第二种选择。

这种按照别人意志开展革命活动的方式,给许多人的心里带来了阴影。

与越南人的隔阂和对立,就此加深,导致了后来的公开对抗。

这时的波尔布特开始频繁地变换身份。与他熟识的人们一般都称呼他为“波尔”,而在朋友圈子之外,人们则仍称呼他的本名“沙洛特绍”。他当时的任务之一仍然是与印度支那共产党保持联系,而在1951年建立的高棉人民革命党是否还在活动,即便在后来的柬埔寨共产党内也是争论的话题。比较可信的答案是革命党的主要成员都已经被吸收到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内,参加了由河内统一部署的活动。党内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波尔布特承担着与河内联系的重任。

随着革命活动的频繁,波尔布特基本割断了与曾经养育和收留过他的哥哥一家的联系,不过他仍遵从柬埔寨人的习惯,每年的9月间总要回到他的出生地,很认真地参加追念家族亡人的佛教仪式。他最后一次回故乡的时间是在1959年、他父亲去世,他回家参加葬礼和料理后事。

多年后,波尔布特在谈到他为何不再与家人联系的问题时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很少谈论自己。我是不爱张扬的,我不想告诉人们我是一个领袖,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兄弟姐妹,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事实的确如此,他的亲人数十年没有见过他。在他的家乡,亲友们印象中的波尔布特是个安静、有礼貌的小男孩。后来,他们与其他柬埔寨人一样,受到了由波尔布特发动的红色高棉运动的冲击,有的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到50年代末,波尔布特工作的重要性和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无疑是相当引人注目的,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西哈努克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在政府提到激进活动的文件中,波尔布特的名字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虽然人们都知道他是个有反政府倾向的人,但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警察的盘问。美国大使馆里存有几乎所有参加革命活动人物的材料,唯独波尔布特在这里没有只字片言。

波尔布特还有一点与其他国家从事激进活动的革命家不同:他从来没有尝过铁窗的滋味。

引人注目的,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西哈努克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在政府提到激进活动的文件中,波尔布特的名字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虽然人们都知道他是个有反政府倾向的人,但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警察的盘问。美国大使馆里存有几乎所有参加革命活动人物的材料,唯独波尔布特在这里没有只字片言。

波尔布特还有一点与其他国家从事激进活动的革命家不同:他从来没有尝过铁窗的滋味。

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1960年9月初,越南劳动党在河内作出决议:为把南方从美帝国主义和其走狗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越南南方民族阵线,在广大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为配合这场斗争,老挝和柬埔寨分别建立独立的共产党团体。

当月30日夜里,金边已经陷入沉寂。市中心电杆上昏黄的路灯,映照着这座城市的刚刚铺上的柏油马路,使人对这里熟悉的环境生出一种陌生。由于是雨季,四处都可见到淤积的水洼,在街灯的映照下,发出明晃晃的光亮。

行人已经少见了,街上只偶尔有汽车驶过。整座城市显得十分平静寂寥。

在距市中心不远的火车站的一间小房子里,此时正在召开一次关系到柬埔寨命运的秘密会议。波尔布特的良师益友秀木的弟弟秀蒲拉西(THIOUNNPRASI-TH),当时的铁路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后来的民柬政府常驻联合国代表,找了一间工友们白天休息用的房间,供这次特别会议使用。1977年,当上了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的波尔布特把这次会议称作:“党代会”,他说:“参加这次会议的21人中,负责各地区农村工作的代表有14名,负责城市工作的有7名。这次会议关系到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要是敌人发现了会议地址,党的领导核心将被全部摧毁,党的路线就不会得到确立,革命将由此陷入困境,未来将是一团漆黑。”

对于柬埔寨历史来讲,这是一次划时代的重要会议。它确定党的名称为“柬埔寨劳动党”;选举了党中央委员会,杜斯木当选为总书记,农谢、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人被选为中央委员。会议通过了党的路线,战略与指导思想,确定了每位中央委员负责的工作地区。会议确定:党的名称和其存在,都须处于绝对保密的状态。

当时的波尔布特、农谢和英萨利,都是刚刚30岁出头的热血男儿。到1977年,当年参加这次“建党会议”的21人中,唯有此3人仍然留在中央委员会里。其余的人要么去世作古,要么遭到了党内运动的清洗。

关于这次党代会的时间后来成为判别对党态度的分水岭。1975年柬共掌权之后,官方把这次代表大会称作是第一次党代会,而有的人却认为这只能算作是第二次党代会,第一次党代会的时间应当是在1951年。所有把1960年党代会看作是第二次会议的人全部遭到了清洗。

可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从召开会议的时间,党的名称,党的路线,以及其后12年的活动来看,柬劳动党毫无疑问深受越南党的影响。

左派的活动渐渐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不久,几家批判社会激烈的报纸遭到查封,主编被逮捕。

年7月20日,总书记杜斯木也神秘地失踪了。在党的文件上,关于这个事件的描述是这样的:“总书记杜斯木同志遭到敌人绑架后失踪,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这是党的重大损失。”

杜斯木之死引起了多种猜测。一般的意见认为,他确实是被秘密警察逮捕,而后遭到杀害。但是,有人提出疑问:即便是他被警察逮捕,以党当时的秘密程度而言,他们决不可能知道他是劳动党的总书记,除非是他自己招供。如果是他招供,那为什么没有其他党员遭到逮捕呢?

西哈努克的警察既然可以宣传逮捕了这个左派,那个左派,那他们又怎么不可以宣布,还逮捕了一个叫杜斯木的左派呢?

因此有人提出:此事与波尔布特有关。原因有二:一是杜斯木执行亲越路线;二是杜斯木一死,波尔布特便可以取而代之。

这显然是反对波尔布特的人制造的一种舆论。

1990年,金边终于有人出来证实:杜斯木确系警察所捕。他被五花大绑,身上又被捆上石头,从一条小船上推入了湄公河中。

1975年柬埔寨共产党执政之后,金边最繁华的一条街被更名为“杜斯木大道”,牺牲了的总书记的肖像,出现在面值为一百瑞尔的钞票上。

杜斯木失踪后,他的助手波尔布特一跃而成为党的代理总书记。不久,党的代表大会又将他正式选为总书记。

劳动党在城市和农村的活动引起了秘密警察和政府的注意。这次党代会不久,西哈努克公布了一份“34个颠覆分子”名单,其中有一直在从事秘密地下活动的中央委员波尔布特、英萨利,和后来成为民柬国民军总司令的宋成(SONSEN)。但是,西哈努克并没有对波尔布特发生兴趣,提供名单的朗诺之所以把波尔布特的名字列上,只是因为在他授课的学校,频繁发生反政府的学生游行活动。

于是,1963年5月,三人相继离开金边,避入位于金边东部的磅湛省的丛林地区,在一所被称作“100号办公室”的隐蔽地区,开始了他们革命生涯的新阶段。

1978年,身为政府总理的波尔布特在接见南斯拉夫记者采访时回忆起了他当时的处境:“1963年,我在金边已经无法呆下去了。我避入丛林是不得已的事情。当时外界对我并不怎么了解,只是朗诺的警察对我的活动穷追不舍,他们知道我这个人,但对我的真实身份却毫无了解。在金边,我是首都革命活动的总负责人,同时还负责与农村活动的联络工作。”

波尔布特就此放弃自1953年以来所持有的双重身份,成为职业革命家。

避入丛林使他的活动范围受限,单就他的圈子而言,他却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他现在可以纵情地展望革命前景,挥洒自如地部署他夺取政权的活动了。

1963年9月之后,人们开始正式称呼他为“书记兄弟”或“一号兄弟”。

由于完全处于地下,他由此开始的历史让人难以捕捉描写。

与此同时,身份尚未暴露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仍在首都公开活动。乔森潘和胡荣因与西哈努克发生冲突,虽然不再担任政府的部长职务,但仍是国会议员,在议会内外受到广泛尊重。

60年代的乔森潘,虽贵为政府大臣,但生活朴实、坚持原则、为人正派,在国会议员和政府高级高员中,能有如此的操守实属难得,因此颇受青年人拥护。但他那种落落寡合、不苟言笑的性格,使人们对他敬而远之。平日里,他与久寡的母亲住在一起,每天公事完毕便是读书。因主编了那份观点左倾的《观察家报》,乔森潘时常被带到警察局接受盘问,有时在大街上突然会遭到莫名其妙的一顿毒打,甚至被扒光衣服,当众受辱,便衣警察拿着现场拍摄的照片,竭力搞臭他的名声。右派议员们为了阻止乔森潘再次当选,居然散布谣言,说他是个性无能者和同性恋者。

1966年,三位左派议员不仅身份没有暴露,而且在议会再度当选。在一次特别国民会议上,乔森潘当面指责西哈努克领导下的政府腐败,惹得亲王大为光火。

1964年到1966年,是波尔布特所度过的最为艰难的岁月。为了躲避朗诺的秘密警察的搜捕,和美国飞机对柬边境地区的轰炸,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地转移,在丛林里艰难跋涉,忍受着饥饿和疾病的袭击。他的指挥部有时不得不驻扎于柬越边界,在国境线上来回迁移。与他朝夕相处的只有十几个人,其中只有4人拥有武器。在这些人中,有党的高级领导人高密(KEOMEAS),黎萨南(NEYSARAN)。后来担任柬共大区书记的朱杰的妻子英宁(IMNAEM)专门担任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厨师。为了报偿她的革命热情和周到服务,1966年英萨利介绍她加入了柬埔寨共产党。

后来朱杰因所谓的“叛徒”罪遭到逮捕,他交代的主要罪行,就是他妻子曾经想毒死波尔布特。

越南战争的升级,对波尔布特所领导的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向来既担忧共产主义运动又希望利用共产党遏制美国人的西哈努克,这时候为了保持住柬埔寨的中立,开始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运动联系。1963年,西哈努克拒绝了美国的军事援助,第二年,他同越南人达成秘密协议,在充分尊重柬埔寨主权的前提下,准允越南共产党军队驻扎在柬领土,作为回报,越南人将在战争结束后尊重柬埔寨的独立和维护其边界安宁。随着战争的升级,柬埔寨的越南基地变得至关重要,从1966年下半年起,外界支援越南的武器装备开始通过西哈努克港运到越南人手中。

既然西哈努克与越南人之间有了协议,越南人也开始使唤起柬埔寨人来。他们要求柬埔寨共产党为越南人提供军事和后勤支援。好几百名柬埔寨人秘密进入北越,接受军事和政治训练。

使波尔布特受益的还有城市里日益增长的对战争的恐惧和中上层对西哈努克政策的不满。由于受到激进思潮的影响,这些人的孩子希望打破死气沉沉的社会气氛,到1969年,上百名年轻人离开城市,加入到了波尔布特领导的运动之中。

1964年,沙洛特绍和他的同事们开始部署一场真正的革命。当年底,他在基地举办了一次训练班,提出要准备反抗由美国策动的一场政变。他认为,美国可能会指使朗诺或者流亡的山玉成推翻西哈努克,如果这种局面出现,他们就得准备同时开展军事和政治斗争。

不过这时候,柬共还谈不上拥有真正的武装。他们距离胜利似乎还有相当遥远的路程。

1966年,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人受到残酷镇压,近50万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被杀害。消息传到柬埔寨,使丛林里的革命者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处境来一番审慎的分析。在1966年9月波尔布特主持的形势研究会议上,这位因为艰苦生活而变得瘦弱的“书记兄弟”(BROTHERSECRETARY)作出了两项决定:将原来的“革命工人党”(REVOLUTIONARYWORKERS‘PARTY)更名为“柬埔寨共产党”(THECOMMUNISTPARTYOFKAMPUCHEA——CPK);将一些党的重要领导人分散到偏远的东北部地区。

到1968年,这些地区已经成为牢固的革命根据地。

1967年初,在西北部马德望省(BATTAMBANG)一个叫三洛(SAMLAUT)的地方,由于征粮等问题,当地农民同地方政府官员、警察等发生冲突。两百多个农民打着旗帜,攻击了当地一个军队的据点,两名士兵被杀死,他们的武器被抢走。这次事件如同一粒火星,点燃了当地群众对政府不满情绪的烈火,几天之内,周围的村镇都发生了骚乱,共有13支枪被暴动的农民所抢。

西哈努克当时正在国外,朗诺领导的政府对此的反应是快速而严厉的。军队荷枪实弹地冲进村庄,数百名嫌疑暴乱分子遭到逮捕、审讯和拷打,几百名村民落荒而逃,到丛林深处躲避灾祸。

当亲王从国外归来后,他听信了朗诺的报告,肯定了这位将军采取的果断镇压措施,同时,他对议会里的三位“红色议员”进行了严厉抨击,指责他们鼓动金边的学生对暴乱进行声援,威胁说对红色高棉分子要像当年对待自由高棉分子一样严厉镇压。他指名道姓地要乔森潘和胡荣上军事法庭,回答法官的质询。

金边对待左派人物的风声是越来越紧了。本来就受到监视的乔森潘发现,他家的周围经常都有陌生人在转悠。为逃避随时都可能降临的杀身之祸,一个月之后,他告别老母,和胡荣逃离了金边。4个月之后,最后一个在议会里的柬共领导人符宁也步了他们的后尘。

三位左派人物的消失,在金边制造出一个巨大的悬念。人人都以为他们被秘密杀害了,对他们的哀悼之情一时笼罩了整个金边的学校。在干丹省(KANDAL),1500多名学生走进各个寺庙,悼念三位革命者的英灵。在磅湛省,学生们举行了哀悼“革命志士”、声讨当局镇压的示威游行。

进入丛林根据地的三位“幽灵”(THREEGHOSTS)默默地听着人们对他们的怀念,开始从事陌生的地下工作。

三洛暴动给丛林里的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启示: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波尔布特对他的部下们感叹说:“如果我们不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就无法保卫革命力量。”

当波尔布特说这番话的时候,整个柬共中央委员会,仅有4个警卫员。

1968年1月17日,柬共正式成立“柬埔寨革命军”,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

为将武装斗争推向高潮,毫无任何军事经历的波尔布特担任了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在腊塔纳基里省境内举办了首期军事训练班。而后,领导者们又分散到各个地区,同当地的根据地或游击队首脑谈话,鼓舞士气,讲述战术,分析战略。

对曾经是法国留学生的柬共领导人们来讲,这是个非常困难、但又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时期。“革命”二字从书本和城市里的清谈,变成为非常现实的残酷斗争,一种艰苦的受难。1972年,波尔布特对人谈起了开展武装斗争之初的艰难处境:“在有的地区,敌人控制了群众,我们完全孤立无援,又缺乏人手。经济上没有任何可靠的来源。我们缺乏军事实力,无处藏身。偌大的丛林山地,可是却难有栖身之地。群众对我们虽然同情,但却受到压制和监视,无法给我们提供援助。要是群众对我们怀有敌意,那他们就会听从敌人的命令,对我们冷眼相视。敌人对丛林了若指掌,无论我们到哪里,他们都会追踪而来。我们虽然有寥寥可数的几条枪,但是我们没有牢固的根据地,没有完全由我们领导的群众。”

但烈火终于还是燃烧起来了。从朗诺军队手中缴获的武器在不断的增多,到1969年底,几乎每个省都响起了反抗的枪声,波尔布特指挥的柬共武装已达到3000多人。

但是,越南人似乎并不急于打破柬埔寨的平衡。西哈努克的中立,他对越南抵抗部队进入边境地区的默许,通过西哈努克港运往越南的武器运输线等等,无疑都是越南共产党人与美国人殊死拼斗的难得保证。一位越南领导人对派到河内报告柬埔寨国内局势的柬共中央委员说:柬埔寨的革命时机尚未成熟,它的成功须得等到越南南方完全解放之后。

就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越南战争已经事实上破坏了柬埔寨的平衡。经济逐渐滑坡,右派掌握实权,西哈努克开始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1970年3月,朗诺-施里玛达发动政变,罢黜了国家元首西哈努克。

形势急转直下。西哈努克从莫斯科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正在河内的波尔布特随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到了北京。在民族团结阵线的成立和开展抵抗运动等一系列问题的协商过程中,波尔布特始终没有露面,但他无疑了解整个会谈进程。

实际上,即使波尔布特就站在西哈努克的面前,亲王也不知道这就是他曾经通缉过的沙洛特绍。

由于中国和越南坚决支持以亲王为主席的民族团结政府领导的抵抗斗争,波尔布特明白,他的丛林战士们自此将成为一场新型斗争的主角。

自1953年从法国返回柬埔寨以来,波尔布特和他的同学、同事、战友们,靠着信念和希望,支撑着度过了艰难岁月,现在,他们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执掌柬埔寨命运的大权,终于成为现实的可能。波尔布特没有在北京同他昔日的敌人西哈努克握手就踏上了经河内返回柬埔寨的途程。当亲王宣布他的民族团结政府内阁大臣名单的时候,里面并没有波尔布特的名字。只有很少人才知道,将指挥打击朗诺军队战争的,是这个被同事们称作“大哥大”的柬共总书记,此时的又一个新头衔是:柬埔寨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总司令。

回到柬埔寨,他给他的丛林战士们下达了第一道命令:停止攻击西哈努克。高举亲王的旗帜,狠狠打击朗诺伪军。

总司令的中军帐,从偏远的腊塔纳基里省迁至中心腹地磅同省。他手上的红色铅笔,开始在地图上很不熟练地标划作战箭头。

柬埔寨的历史,随着这些箭头的指向,开始发生剧烈的演变。

第七章 波尔布特的故略:戒备越南打击朗诺

金边的朗诺政权在打击下日趋衰弱,朗诺本人笃信魔法,怪招迭出,军队士气一落千久。

当朗诺接受大批美国军事援助,并亲自在金边观看美军特战队军官训练他的士兵的时候,柬埔寨抵抗组织在国内的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正拄着一根木杆削成的拐杖,艰难地行走在沿越、老、柬边境伸延的“胡志明小道”上。

由于朗诺政变,原来外界支持越南抗美武装力量的重要武器运输线西哈努克港被关闭了。波尔布特一行戴着插有伪装的斗笠,穿过南越、老挝,向南走向柬埔寨的东北部地区。旅途是相当艰苦的。头上是炎热的太阳,身边是接连不断隆隆的汽车队,卷起的尘土一会儿就将人弄得面目全非。当然,最让人担心的是头顶上不时呼啸而过的美国B-52轰炸机,每天都如鹰群般地扑来,将成吨成吨的炸弹下雨一般倾泻在这条道路上。有时候,他们能搭一程汽车,但绝大部分时间是依靠步行。为走近道,他们有时得进入森林小路,踏着腐叶和沼泽缓缓而行。如果碰巧遇上了当地的大象运输队,经一番口舌,他们会爬上象背,摇摇晃晃地行上一段。夜幕降临,他们走进村子,交上点钱,在老百姓家里借住一宿。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自己动手,搭上一个临时窝棚,歇上一夜。

旅途中,波尔布特曾两次险些掉命。一次是得了疟疾,浑身无力,只得由随从们用担架抬上行走;第二次是偶然吃了毒性很大的“孔雀蘑菇”熬的汤,一行人几乎全部躺倒。幸运的是,波尔布特熬过了这两次灾难,否则,柬埔寨后来的历史,将因为疟疾和蘑菇而被改写。

从河内到柬埔寨,足足走了一个半月。

回到国内的第一天,波尔布特要处理的是如何与在柬境内的越南军队合作的问题。在他离开期间,农谢在东北部地区负责了党内各项事务的领导工作;英萨利则在腊塔纳基里省的第二根据地负责。一位越南师长找到英萨利,要他为以后的行动提供支援,特别是后勤输送和伤员问题。英萨利对波尔布特在河内与越南人达成的协议并不了解,只是原则性地接受了越南人的要求。对于建立联合军事指挥部的问题,他则无能为力了。

波尔布特听了英萨利的汇报后,久久沉默不语。几年之后,当柬埔寨共产党与越南共产党公开冲突之后,波尔布特说:他早就看出了越南人想要吞并柬埔寨的祸心,“越南人急于需要柬埔寨的友谊、援助与支持。”“在越南当权者眼里,解放越南南方并非他们的首要关注点。他们对柬埔寨问题的兴趣要大得多。”(THEPROBLEMOFCAMBODIAWASMUCHMOREIMPORTANT.)但在当时,大敌当前,双方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他同时也承认,越南人答应给他的游击队提供5000条枪和国际上的道义支持。这显然是无法拒绝的条件。

波尔布特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思索后,决定接受越南人的条件,为他们提供后勤支援,成立联合指挥部,同意由越南人参与训练柬埔寨游击队。不久,他派英萨利到河内,专门充当柬共与越南人之间的首席联络官。

波尔布特当时别无选择。他最为关注的是,如何动员尽可能多的柬埔寨人投入到这场反对朗诺政权的斗争之中。

不久,波尔布特在杉索克山(PHNOMSANTHUK)举行了一次柬共抵抗力量高级干部训练班。在这个只有柬埔寨人参加的会上,波尔布特告诫大家:“我们决不能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权,它们只能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我们应当为农民、工人和所有受压迫的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应当“清醒地意识到革命要靠自己,而不能靠别人或者外国人。大家应当保持清醒头脑,明白这场革命是柬埔寨人民的革命,它需要人民自己来进行,掌握住我们民族的命运。我们决不能躺着等待外国人来推动革命。”

波尔布特已经向他的部下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即使在这个阶段必须同越南人合作,但一切必须有自己的主张。他丝毫没有提诸如对越南人要保持戒心之类的话,但人人似乎从他的话中明白了什么。

与此同时,上千名长期留在越南的柬埔寨人回到了国内。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毕业于越-柬友谊学校,在那里接受过系统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

政变一发生,他们便摩拳擦掌,要求回国参加抵抗运动。

返国者每一百人一队,往南踏上了抵抗之路。艰难的路程使他们在途中耗费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待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因为敌机轰炸、事故和疾病而亡于途中。

由于这批人受过一定的训练,他们的加入为抵抗运动增添了有生力量,但同时也给柬共的高层领导带来了戒心。后来在柬共党内进行的清洗,第一批对象大都是这些从越南归国的人。

提及这一点,是为这本书后面章节的叙述开一个头。抵抗运动的发展令所有的人都感到吃惊。在西哈努克为主席的抵抗政府成立一周年时,美联社的记者凯特?韦布小姐写了一篇综合报道,其中说:

柬埔寨中部和西部现在有几百个柬埔寨共产党训练营。近几个月来,许多红色高棉分子出现在柬埔寨战场上,这就说明,宣传和训练很有成效。柬埔寨人在开展武装破坏活动。柬埔寨共产党人和西哈努克分子……颇为机动灵活,到处活动,进行骚扰,切断道路,阻截供应,几乎为所欲为。

这段报道虽不无偏颇之辞,但它大致反映出了当时抵抗运动的进展情况。实际上,政变不到一年,已经有近80%的乡村和一半以上的人口掌握在民族团结政府的手中。在控制了桔井省后,抵抗力量又解放了腊塔基里、上丁、蒙多基里、柏威夏四个省。这些地区的解放区和其它省的游击区遥相呼应,形成了浩大的声势。西哈努克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到1971年3月,全国100个行政区有70个得到解放,1129个村庄中有751个牢固地掌握在我们手中。6个月之后,我们抵抗政府已经能这样宣布:全部国土的五分之四,全国700万人口中的500万,都在我们民族团结政府的治理之下。”

当抵抗力量一步步向金边和各大城市逼近的同时,朗诺和他身边的人反而变得不求实际的浮夸起来,在一种全然自己制造的气氛中度日。

朗诺虽然一次都没有见过尼克松,但他经常给这位美国总统写信。他对部下们说,他同尼克松之间,有着深厚的个人友谊,美国对他的援助就是证明。他号召人们参加他的军队,以学习祖先曾经使用过的隐身术(OCCULTSCIENCES),这样面对敌人,就可以刀枪不入。他还具体解释说,这种隐身术包括符咒,纹身,占星术,以及他早年在西贡上高中时就着迷的徒手搏斗技巧。他在颁发给士兵的指示中写道:“我们高棉民族从来都有赢得战争胜利的魔力。这就是遵循佛祖的戒律,同时又留心于现代科学的发展。”魔法的威力究竟如何呢?朗诺说:“我们可以将石头和木材变成牛排、衣服和别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可以穿越太空到星球上去旅行,可以使用电脑,隔洋通讯,在一天之内绕地球一圈。”

公元12世纪柬埔寨国王的转世再生。

朗诺的这番话居然有人相信。金边的寺庙,香火很是兴旺了一阵。人们来到和尚们的面前,听他们讲述如何得到佛祖的真传,如何靠焚香敬佛而驱灾避祸。人们忍住疼痛,纷纷在胸口臂上纹身。有的人在腰上或臂上拴一圈红线或斜着由肩头捆一根带子,称这样可以避开敌人子弹的攻击。

更多的人看中的是朗诺所宣扬的那种点石成金的魔法。一个下级军官不无骄傲地对一位西方记者说:“我参加朗诺的军队就是为了学习魔法。学会了魔法,等于就打开了流出金钱的水龙头。”他希望这个水龙头永远都不要关上。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军官的话一点都不错。当美国的军事援助源源不断地运到柬埔寨时,朗诺的许多军官发现了一条迅捷的发财之路。既然每个月的军饱是由美国人的钱来支付的,那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多支付一点呢?

很快,花名册上的名字越来越多,许多人根本不存在,有的军官把自己仅几岁的兄弟的名字写在了名册上,有的甚至写上了姐妹的名字;阵亡或者开小差的士兵从来没有除名这一说,虽然他们早已不在人世或到了抵抗地区,可是他们每月的军饷照样有人享受。

合众国际社的记者从金边发回报道说:

在新成立不久的柬埔寨军队里,最常见的贪污现象之一,就是各营的花名册都超出实有的人数,而且有时竟有整营整营根本不存在的军队。于是,负责的军官就把薪饷据为己有。……有消息说,最高指挥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困难,就是指挥官从各省抽调部队去增援六号公路或防卫金边时,竟发现那些部队只存在于纸上。

政变之前,朗诺的部队只有3.5万人,不到一年,居然膨胀到了十多万人。西方记者把这种只存在于薪饱单上的队伍称为“鬼影部队”(PHANTOMTROOPS)。

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可称之为奇闻的是,朗诺的高级军官们居然敢把美国的武器、汽油、药品、弹药和其它设备,私下里卖给敌人。在与抵抗部队交界的某些地段,两军虽然对峙,但却从不发生战斗,与其说这里是战场,不如说这里是通商口岸。美国人的武器弹药头天运到,第二天这里就有一笔交易,第三天这些武器就在别的地方轰然作响,令朗诺的士兵躲之不及。西哈努克在北京非常骄傲地对记者们说:“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从朋友和敌人那里获得武器。”

有50万人。

美军和南越军队对柬埔寨的入侵给了摇摇欲坠的朗诺政权一个喘息之机。朗诺深为四处受敌感到恼火,在占卜问卦之后,他决定在9月初发动一次主动进攻的战役,挥师北上,击退抵抗武装对距金边85公里的军事重镇磅同省的压力。

为了从昔日荣耀的真腊王国祖先那里借得一分幸运,他把这次战役命名为“真腊一号”(CHENLA1),而且亲任总指挥。

战役开始那天,一身白色军装、戴着白手套的朗诺恭恭敬敬地站在佛像前,焚香鞠躬,口里念念有词。然后,他转过身来,很是庄严地登上汽车,检阅了先头部队。在一个大约只有十五六岁的小兵面前,朗诺停下来,走上前用手碰了碰小士兵的肩头,据说这样就把自己拥有的力量传给了对方。人们默默地注视着他的举动,不知这位士兵是不是会因为朗诺的法力,可以逃避战场上的子弹和杀戮。

实际上,“真腊一号”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次失败。从没有指挥过战争的将军毫不考虑雨季对作战的影响,结果,部队一出城才发现,他们只能踏着公路上的泥泞和坑洼行走,公路以下,基本都是水淹的泽国,行走尚且不能,又如何谈得上清扫沿途的抵抗力量据点?让人不可理喻的是,这支以蜗牛般速度行进的部队除了拖拽着大量重武器外,居然还拖儿带女的携带着家眷。结果,队伍中不时发出小孩的哭泣和女人们的埋怨声,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士气。沿途基本没有什么抵抗和骚扰,只是在一个叫坦轲克(TAINGKAUK)的小镇,抵抗部队向他们进行了持续的袭击,足足将这支朗诺的主力阻滞了一个星期,直到美国的战斗机前来帮忙,这才给他们解了围。

先头部队到达磅同省时,已是10月中旬了,后续部队至少有一个礼拜才能跟上。整个战役到11月上旬结束时,毫无战果可言。仅仅是由于它没有导致往常那种巨大的伤亡,因此“真腊一号”被说成是一次非凡的胜利。得意洋洋的朗诺似乎从这次作战中悟到了什么,命令他的参谋们开始着手下一个战役——“真腊二号”。

10月9日,当参加“真腊一号”战役的士兵们正在雨水泥泞中艰难进行之时,策划已久的“高棉共和国”(THEKHMERREPUBLIC)在金边宣告成立了。

朗诺自任“总统”。

在总统府“桑园”前,一身西装的朗诺到旗杆前,亲手拉动绳索,升上了一面新国旗。这面旗帜设计为红底,左上角的蓝色色块内,是吴哥古都的塔影。升完旗,朗诺发表讲话,宣布他由此结束了延续近两千年的君主统治。

广场上举行了阅兵式。当一个个由士兵组成的方队从总统面前通过的时候,朗诺受过伤的右臂艰难地抬起来,向他的军队致礼。军人出身的总统自然要顾及到军队的利益。在高棉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之后,朗诺宣布了一大批军官的提升命令。一时间,金边将星如云。

但是,战争的阴云仍在每个人的心头飘浮,无法驱散。

1971年1月下旬,一项由一位在朗诺军队中的工程军官制定的袭击计划辗转送到了北京西哈努克亲王手中,请求批准。这是对距金边市中心仅10公里的波成东国际机场进行大规模攻击的详细计划,它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周密的策划。准备参与攻击的都是原来居住在金边市里的居民,政变之后,他们参加了抵抗运动,在技术突击队里受过越南教官的训练。这时,他们秘密潜回到自己家门口,准备一次对朗诺政权的沉重打击。

前48小时前用无线电发回了柬国内的抵抗组织指挥部。机场周围的住户在袭击即将开始时被秘密告知:为了安全,请立即远离机场。

21日午夜,当机场的守卫士兵正困得打呵欠时,一连串巨响震得山摇地动,炽烈的火光烧红了半边天空。火箭弹、炸药、炮弹,一齐扑向停机坪上的飞机和军用航空设施,十几分钟之内,朗诺军队95%以上的空军力量——10架战斗机、4架直升机,消灭在战火之中。战斗中,有40人被当场打死,200多人受伤。

这次袭击令国际社会感到震惊。包括美国人在内,都没有预计到抵抗力量居然可以打到首都附近,轻而易举地消灭了朗诺苦心经营的空军。朗诺更是大发雷霆,指示手下立即进行调查。当他得知这次袭击是一项“有内线的事件”时,他怒不可遏地下令,将嫌疑犯通通逮捕,同时加强机场的保卫力量,24小时不能闭眼。

一批与这次袭击毫无干系的军官被逮捕了。而朗诺真正想要抓的人——一位能干的工程兵军官,在袭击的当晚携带着家属,踏上了通向解放区之路。

朗诺对前途的乐观态度大受打击。两个星期后,朗诺在国民会议作了两个小时的演讲,刚刚结束,他的左半边身体就开始出现中风征兆。他的副官说,一连几个星期,朗诺每天只睡三个小时,他的中风是劳累过度引起的。

可是,由于这次发病正是在机场被袭之后,人们难免要想到,他的空军的覆灭,给他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巨大打击。人们从他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这个刚刚开场的政权的命运。

尽管他的中风未必太严重,美国的飞机还是迅速把他运去了火诺努鲁的美国海军医院。

政变一周年的日子是悄声无息地度过的。政府官员们在这种清冷的气氛中感到了一丝惶惑。他们抬头望着在旗杆上孤独飘着的“高棉共和国”的旗帜,心上不由得掠过一阵凄怆。

为了给这个已无生气的政权打气,也是为了避免它的早日垮台,影响美军在越南的撤出,美国对朗诺的援助大幅度增加了。政变之初,美国的援助还不到2000万美元,现在则增至1.8亿美元。

夏威夷岛上的一个风景疗养区,朗诺经常独自坐在海边的椅子上,望着波涛万顷的大海出神。驻地离此不远的麦凯恩海军上将经常来看望这位显得有些抑郁的病人,聊起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担忧。朗诺对这位直率、乐观的将军说,他一直在考虑召开一次有泰国、老挝、束埔寨、缅甸几个国家参加的佛教代表团会议,讨论共产主义对东南亚的威胁。在给代理他职务的施里玛达的一封电报中,朗诺要他“尽一切可能推行以佛教宗旨为指导的斗争,准备在金边召开一次佛教代表会议。”施里玛达把朗诺的电报念给他的同事们听后,没有一个人作声。于是,在回电中,施里玛达丝毫不提什么佛教会议的事,只是祝愿他早日康复。

那段时间里,朗诺脑子里是怪招迭出。他向来看望他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麦凯恩将军建议说:美国可以在柬埔寨的上丁省(STUNGTRENG)修一个拦河大坝,阻止下游的越南人使用湄公河水。如果越南人要来进攻大坝的话,那美国人可以明正言顺地进行还击,这样,战争就国际化了。麦凯恩真不相信这话是从一个国家领导人口里说出的。首先,他太不了解美国的政策是千方百计地想从印度支那撤出去,怎么可能再卷入什么大坝的国际化冲突呢?第二,要是筑了大坝,水往哪里流,整个柬埔寨还不成一片汪洋了。

1971年4月,拄着拐杖的朗诺回到了金边。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电台发表讲话,提醒国民们说,佛教已经延续了5000年,而诸如共产主义之类的异端邪说是不堪一击的。

回到金边的朗诺多少有了一些令一般人难以察觉的变化。《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在多次采访他之后发现,朗诺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从不予关注,他具有全世界领导人中少见的怪癖:他不读报纸,不听收音机,也不看电视。更让人吃惊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军事统帅,他从来不使用电话。

每天,朗诺只花一个小时听他身边的人讲述政府内部情况,其余的时间,他全用在政治权谋的策划上。到他办公室来参见的人川流不息,其中主要是军官和佛教僧侣。令朗诺高兴的是,他面前的这些人都对他表示了极端的忠诚,连美国人也一再对他进行赞扬。他根本不了解,这种现象背后是复杂的政治目的:部下和僧侣们的忠诚是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美国人的赞扬是为了给他打气,在结束越战之前,他们还需要这个将军。

7月间,美国大使斯瓦克拜访朗诺,同他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斯瓦克吃惊的发现,这位新任的元帅精神上高度紧张。两人在谈过美国对柬埔寨的援助之后,自然转到了国内问题。刚一提及这个话题,朗诺突然变得敏感起来,居然当着美国大使的面,说起高棉民族要远远优越于这个国家的东西两面的邻国。

“你知道我们后来为什么落后了吗?”朗诺问斯瓦克。

美国大使哪知道他要说什么,只得摇头。

“过去,高棉民族有一条凝聚着我们创造性灵魂的圣牛,它被泰国人俘获了,我们就此失去了圣牛几个世纪,国家也落后了。”

“是吗?”斯瓦克觉得是在听一个神话故事。

“当然,”朗诺肯定地说,“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民族的灵魂。”

斯瓦克发现,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他从没有经历过如此让人百思难得其解的国家领导人的对话。回到使馆,他在日记上写道:“我无法抹去我从朗诺身上得出的印象:柬埔寨的前途已经开始暗淡。”

1971年9月20日,金边城在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中醒来。人们惊恐地跑出屋外,发现城边腾起了几柱巨大的黑色浓烟。抵抗武装以火箭筒和迫击炮开道,同时袭击了金边郊区的几个油库。这次袭击摧毁了朗诺75%的石油储备,包括全部的航空燃料。

不久,西哈努克亲自提议:炸毁国内唯一的炼油厂。亲王后来告诉人们说:“根据我个人的建议,按照我的北京总部制定的计划,炸毁了西哈努克城(即磅逊港KOMPONGSOM)里我们唯一的炼油厂。这次的成就很大。事后有人问我,毁掉这样一些耗资巨大的设施,我能不痛心吗?当然我是痛心的。我们大家也是痛心的。但是,我们并不犹豫。因为油库和炼油厂的汽油会灌满飞机和坦克的油箱,用来屠杀我们的同胞。所以,我们别无选择。”

由于抵抗部队不断的袭击,朗诺军队已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真腊二号”战役实际上是“真腊一号”战役的翻版。上次的战役结束后不久,抵抗力量重又控制了从金边到磅同的6号公路,并在周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对金边的巨大威胁。由美国军事顾问参与制定的“真腊二号”战役,设定了两个目标:一是重新控制从距金边40公里处的斯昆到磅同省那一段50公里长的战役性6号公路;二是重新占领6号公路、7号公路和21号公路之间的三角地带。这一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占领这一地区可以占有它的资源,控制人口,并使之成为进攻磅湛、磅同、柏威夏、暹粒等抵抗力量控制区的前沿基地,具有很高的军事和政治价值。由于“真腊二号”战役是在6号公路和其附近进行,所以它也称之为“6号公路战役”。

这个战役是朗诺策划已久的行动,他为之投入了14个步兵旅和各种保障部队,并有美国空军和朗诺自己的海军、坦克、火炮的支援,总兵力达70多个营,2万多人。

先头部队在10月中旬抵达磅同。朗诺得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异常,当即让他的发言人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这次战役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抵抗部队受到毁灭性打击。这个消息被西贡、华盛顿和西方的新闻媒介大量转发,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西哈努克的抵抗力量已经基本失去抵抗能力了。

实际上,当朗诺在金边举行“真腊二号”战役的庆祝活动的时候,真正的战斗尚未打响。

从11月26日开始,抵抗力量炸毁了位与斯昆于磅同中间的布雷德拉大桥,以此为第一记反击,对沿6号公路的敌军进行了猛烈袭击,切断了通往金边的补给线。参加“真腊二号”战役的朗诺精锐部队被分割包围,大约5万名正规的抵抗武装和游击队对其主要指挥据点发起全面进攻,全歼了设在伦隆的朗诺第四十六步兵旅,并使全线朗诺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到12月1日,频频接到告急呼救的朗诺下令,所有沿6号公路的部队向金边撤退。但当他们惊惶不已地沿开进时的道路返回时,发现自己已被分割包围了。更为糟糕的是,指挥系统出现混乱,部队之间失去联系,上级的命令无法贯彻,致使朗诺的又一批精锐主力部队(BESTTRAINEDTROOPS)被歼灭,另有几千名呻吟不已的伤员躺在路旁,更使军心大乱。混乱中,一万多名士兵扔下包袱般的武器装备,四散奔逃。

当剩余部队终于逃回金边时,人人都看得出来,朗诺军队的元气已经损失一尽。他的精锐部队的一半已经永远不存在了,他的剩余部队已经无法作为一线部队用来增援其他各省的告急。

“真腊二号”战役的悲惨结局,标志着美国人战争“柬埔寨化”的失败,同时,也是柬埔寨军事形势的第一个战略转折点。他是“高棉共和国”军队的最后一次进攻战。自此,朗诺的主力部队再难走出过金边。

“真腊二号”战役结束后不久,美国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莫尔海军上将(ADMIRALTHOMASMOORER)访问了金边,试图为朗诺鼓气。

朗诺步履蹒跚地会见了他的美国朋友。莫尔将一个精美的盒子递给朗诺,打开来递到他面前,里面是一支闪闪发亮的手枪。

“我把这支堪称美国历史上英雄时代的牛仔手枪送给您,希望您将来可以用它来庆贺您的胜利。”

朗诺口上说了声“谢谢”,看也没看就放到了一边。既然他战胜不了抵抗力量,那么,他显然永远没有使用这支枪的机会。

尼克松讲这番话的目的,显然是要安慰美国民众,不管柬埔寨的战争升级到何种程度,都不会有美国人在那里受到伤亡。

反言之,这里的所有伤亡,都是柬埔寨人自己。朗诺瞥一眼他的部队的实力统计表,伤亡人数在呈直线上升。照这么打下去,他能支撑过今年吗?

身为“元帅”和国家“总统”的朗诺,竟然放声大哭。

第八章 让西哈努克看看解放区

1973年3月初,一个由吉普车组成的长长车队,驶出中国南方,进入到越南境内。车队穿越过越南北方后,继续往南,进入老挝,开上了随时处于美国人轰炸机威胁下的“胡志明小道”,然后再往西,进入到了柬埔寨境内。

这是一个即将引起国际社会重视的车队。它的出发与行踪是秘密的,处于层层保卫之下,因为其中的一辆汽车上的乘客,是担任柬埔寨民族团结阵线主席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此行的目的,是亲王以主席身份,视察解放区。

从随行人员中有摄影师、摄像师、记者、医生等配备来看,西哈努克此行显然是要在国际社会制造影响,表现抵抗武装的实力和其受国内人民欢迎的程度,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阻止美国及其盟国为接受朗诺的“高棉共和国”所作的努力。(后来所出版的电影纪录片、像册以及大量的文字材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西哈努克所走的道路,基本上重复了3年前波尔布特从河内回束埔寨时的路线。只是当年波尔布特没有任何专车,他不时得停下来,给在胡志明小道上运送武器弹药的卡车司机们说好话,临时搭一段路;有时候要钻进丛林,随大象运输队走上一程;晚上,常常借住于农家,有时甚至在丛林里绑一条尼龙吊床,凑合着过上一夜。皇族出身的西哈努克没有经历这些。即使是在途中,亲王夫妇每个晚上都会住在沿途专门为他们此行所建的小木屋里。这些小屋尽管简陋,但已是战争条件下的天堂了,至少他们可以享用到抽水马桶,每天都有新鲜面包和蔬菜的法式食物。

为了适应这次旅行和到解放区时的活动,亲王一改平时的习惯,换上了中国毛式服装,莫尼克公主也给人以简朴的印象。颠簸的道路和一路的风尘,使他们的旅行充满了艰辛。当然,最令人担心的,还是美国飞机的轰炸。每当天上有飞机的呼啸传来,车队就会立即停下,警卫们将西哈努克夫妇紧紧地围在中央,或者就近找一个防空工事、丛林,隐身其中。后来,亲王的一个随员在回忆这次旅行时说:3000公里的路程,每一步几乎都是踮着脚尖走出来的。

从1971年下半年起,老、柬界一直处于抵抗武装的控制之下。亲王一行将要行走的路线,经过了国内抵抗运动领导者们反复的研究,沿途进行了严密的警卫布置。在边界迎接的人马,好些天前就等候在此了,连迎接时的程序,也由抵抗武装的士兵们演习了好些遍。

踏上阔别三年之久的故土时,西哈努克禁不住心潮澎湃。他深深地伏下,亲吻祖国的土地,然后又站起身来,双手合十,如同向久别的老朋友一般,向面前葱郁的丛林和山峰原野躬身致意。做完这个仪式,他这才抬起头,满脸笑容地走向前来迎接他的抵抗运动国内领导人。

西哈努克回解放区视察的全过程都被拍摄成了电影,配了音乐,英文解说。从录像带上看,西哈努克朝抵抗运动领导人走去的时候,发现他要面对的三位人物其实相当熟悉:一位是乔森潘,一位是符宁,一位是胡荣。他们曾经是他政府中的部长副部长,担任过国会议员。1967年,他们共产党人的身份暴露,生命不保,被迫相继逃入丛林,开展武装斗争。朗诺政变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在西哈努克于北京公布的民族团结政府的名单上,他们都被委以要职。

车队继续向柬西北部前行,两天后,到达抵抗武装北部司令部。在这里,亲王见到了担任抵抗政府部长职务、后来是民柬方面军队总司令的宋成,柬共北部地区的书记贵通(KOYTHUON),担任抵抗武装力量总司令(实际上是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的波尔布特及其妻乔帕娜莉。

对波尔布特,亲王无疑是生疏的。这位当年的留法学生从巴黎归来后,一直从事秘密地下活动,担任柬共总书记后,更是把“秘密”二字奉为首要。

即使是西哈努克,对波尔布特的所有了解,不过是知道他是柬共的领导人之一而已。在亲王视察解放区的电影、照片公诸于世之后,外界对这个身材高大的人仍然一无所知。无论是西哈努克还是西方观察家,都认为领导着柬埔寨国内抵抗斗争的是乔森潘、符宁和胡荣等人。

波尔布特小心翼翼地让自己处于聚光灯的边缘,将显要的位置暂时让给他的同事们。他同西哈努克拥抱时,脸上的笑容有些矜持,但仍让人感到他的热情似乎完全出于真诚。然后,他便退到了一旁。照像的时候,他总是站在最边上的人之一,坐下来看表演的时候,他的位置居然退到了第三排。从录像上可以看出,他似乎很注意亲王的一举一动,总是站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当年他的头号敌人、现在的抵抗阵线上的主席。他给西哈努克留下的印象是,他是领导层中的一个人物,但决不是重要人物。亲王哪里知道,在柬埔寨解放区所发生的一切,和以后柬埔寨将要发生的一切,总导演就是这个当时还叫沙洛特绍的大个子。旅程的第15天,亲王在众抵抗运动领导人的簇拥下,到达了北部的古伦山(PHNOMKOULEN)。

这里是西哈努克此行的最远点,也是他视察的目的地。幽深的丛林中,瀑布飞溅,花果飘香,凉爽宜人。乔森潘引着西哈努克夫妇,来到了一幢看上去十分简朴,但却显然非常牢固漂亮的木屋。

“得知亲王陛下要来视察,我们的战士们主动修了这座房子,想让您休息得好一些。”乔森潘说。

“非常感谢战士们,感谢他们。”亲王合十微微躬了下身。莫尼克公主在后来写下的这次解放区之行的回忆录中谈到:“那真是我们在解放区的白宫啊!我非常喜欢这座高棉风格的房子。它的内部装饰得十分漂亮,有一间书房,一间小客厅,中间用帘子把它同卧室隔开。屋子里,甚至还有一块地毯,几面窗户上装有窗帘,一个大银碗里盛满了凉水……说实在的,国内的弟兄们对我们的照顾确实太周到了……要凭我自己的意愿的话,我真想同亲王在那里住下去,一直到全国解放!”

西哈努克对抵抗运动国内领导人对他们的照顾也是深怀感激。刚刚住进“白宫”,亲王便掩不住他对这里的喜欢之情。过惯了贵族生活的亲王,这时也像柬埔寨的农民一样,脱光衣服,下身只围一条“纱笼”,到屋外的“洗澡间”淋浴。这里所谓的淋浴,不过是用一个木瓢,舀一个大瓦缸里的水进行冲洗。西哈努克对这种简单到极点的洗浴方式似乎充满兴趣,一面淋浴一面朝拍摄他此时生活实景的摄影师们大声说着什么。哗哗的冲洗声中,亲王感受到了解放区勃勃的生气。

是3年前的20倍。而由抵抗力量控制的土地,已经达85%.

一连几天,亲王同国内抵抗运动领导人们举行了会谈,向这些坚持艰苦武装斗争的人们介绍了他所领导的抵抗政府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也同附近的僧侣们进行了会见。乔森潘等人一再告诉亲王,柬埔寨的抵抗运动完全是在亲王的号召下开展起来的,所有的抵抗战士都是在为西哈努克和高棉民族而战。对此,亲王认为这些他过去的政敌现在的朋友说的是实话。返回北京后,他在接受意大利著名记者奥里亚娜?法拉齐(ORIANAFALLACI)的采访时说:“我百分之百地同红色高棉站在一起。我对他们非常有用,因为要是没有我,他们就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而在柬埔寨,没有农民的支持,你就不可能进行革命。”

当法拉齐提出一些尖刻的问题要亲王回答时,亲王表现出了一个爱国者的情操,将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即使某一天,他们暗杀了我,那又怎么样?难道他们不是在同我的敌人而战吗?要是我仅仅以个人好恶来判断是非,那我成了什么样的爱国者了?”

在亲王解放区的“白宫”外,西哈努克度过了几个难忘的夜晚。夜幕降临,乔森潘等人陪同亲王夫妇,在发电机供电的电灯照得通明的舞台前,观赏高棉音乐、民族舞蹈。热烈的气氛,使亲王也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加入到舞蹈者们的行列中,同抵抗阵线的国内领导人们一起载歌载舞。

在抵抗战士们的护卫下,一身游击战士军装、戴着中国式解放帽的亲王出现在象征柬埔寨古代辉煌历史的吴哥王城。当亲王走进那些他再也熟悉不过的石雕建筑、望着那些四面佛像塔时,禁不住感慨万端。七年前,就是在亲王所站的地方,他为来柬埔寨访问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举行了“声与光”晚会:一盏盏探照灯照亮了阴暗的塔面,每个特殊布置的场景都站立着一位身穿黄色袈裟的僧侣。神秘的气氛中,“画外音”开始讲述高棉的文明历史。

几十头大象,载着数百名身着古代武士服装的人,从夜色茫茫的森林中走出来,行进在当年吴哥王朝的王家大道上,犹如许多个世纪前高棉国王的仪仗队。美丽的高棉少女们,跳起了古典舞蹈,两个儿童身着金丝织品,扮演着国王和王后。西哈努克至今仍记得戴高乐将军为眼前的表演深深打动,连声赞叹:“太出色了!真是神话般的意境!”

抵抗领导者们显然发现了亲王对这里的深厚感情和此时此刻的心情。他们远远地注视着亲王走向一尊尊佛像,伸手抚摸着那些历经数百年而仍栩栩如生的雕像。他在一个石门口坐下来,神情庄重地望着远处的山峰、旷野、丛林……

4月15日,亲王一行在抵抗战士们的护卫下,由原路回到了河内。在告别身边这些淳朴的游击战士和可爱的“白宫”之前,西哈努克为他的这次解放区之行谱写了一首歌《谢谢你,胡志明小道》。

艰难而又令人难忘的视察结束了。一回到北京,莫尼克公主对前来看望他们的法国大使说:此次的解放区之行,她整整消瘦了10磅。

从解放区归来的西哈努克开始了一系列的宣传抵抗运动成就、反映柬埔寨国内真实局势的活动。他回答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苏兹贝克的一段话,真实地反映了西哈努克在同柬国内抵抗运动领导人会谈、接触之后的印象和自己的心里状况。

苏兹贝克过去曾写过一些有关柬埔寨和亲王本人的文章,其中有几篇专栏文章使亲王感到不快,为此,亲王同苏兹贝克之间曾多次互通电报。虽然这位作家的文章多有得罪之处,但西哈努克觉得他是友善的。这次见到苏兹贝克,亲王便说:“有各式各样的记者。总的来说,我认为美国记者是最客观的。我知道你搞错过一些事,但我仍然觉得你是一个尽力弄清事实真相的人。因此见到你我很高兴。”

苏兹贝克的这次采访,自然会问到红色高棉和北越的情况,亲王非常爽快地回答:

“红色高棉不是北越的傀儡。开始时河内对我们帮助很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领导过我们,指挥过我们。就像你们帮助戴高乐和法国抵抗运动反对纳粹那样。你们是一个盟友,而不是主人。

“此外,我还可以向你证实,1972年6月以后,北越就不跟我们并肩作战了。他们撤出了军队。1973年1月,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签定,那时北越人已全部撤离了柬埔寨,转入南越的越共地区。他们只在柬埔寨境内的那段胡志明小道两侧留下一些部队。我并不想向你隐瞒,他们仍然使用着那些小道。此外,只有少数的联络、军械和经济机构以及一些军事顾问,没有作战部队。

“目前河内没有给我们武器。他们怕这样做会妨碍战后重建中从美国得到美元援助的计划。其次,河内接到华盛顿的警告,不得过多地改变柬埔寨目前的局势。这话的意思是,让柬埔寨人自己打出个高低,不要进行干预。否则美国空军将会再次干预柬埔寨和北越。”

“如果北越人不支持你们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没有北越的支援,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上月我参加了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我曾要红色高棉在会议期间攻克磅逊港(西哈努克城)。我们占领了那里但是由于缺少弹药而又不得不撤离。每当我们袭击一个重要城市,北越就停止对我们的供应。我们得到了一个教训,就是不能依赖他们。我们取胜就会干扰他们的计划。因此我们必须作长期作战的准备。我们告诉红色高棉,在1976年底尼克松任期结束以前,战争是不会结束的。如果美国抛弃朗诺,我准备让他和其他12个卖国集团首要分子连同他们的家属一起离开柬埔寨,这是次要的条件。首要战犯都可以乘美国飞机离开。他们在国外有大量存款,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至于那些朗诺的无赖追随者们,次要的卖国分子,我们将予赦免。我们还承诺进行一次大赦。我们是通情达理的。但是、尼克松却不想接受我们的建议。因此我们必须战斗到1976年年底尼克松下台为止。”

“那么,那时候亲王陛下是否准备重新执政,或者是同红色高棉组成联合政府呢?”

西哈努克看着苏兹贝克,久久没有回答,刚才眼里流露出的激动光亮渐渐暗淡下去了。

亲王无声地摇头,说道:“红色势力和我称之为蓝色势力的保守分子之间,到处充满了根本性的矛盾。我知道,战后我自己也不能与红色高棉在一起共事,因为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你是不可能同共产主义相融合的。”

“那你是准备离开政治,还是担任一个名义上的职务呢?”苏兹贝克问,“我认为,对一个从事国家政治几十年的人,要一下子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似乎也是痛苦的。”

“一旦问题解决,和平到来,我将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了。重新独立之后,我不会再当国家元首了。那时,由红色高棉来领导,西哈努克将退休。我非常累,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年轻了。我讨厌政治。”说到这里,亲王摇了摇头,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从脑海里抛掉。“我已经决定在中国度过我的余生。

我母亲已经年迈,她现在在金边病得很厉害。如果在她去世以前我没有能见她一面——这是她的愿望——那么我将永远不再回到我的祖国。朗诺不许我去见她,对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宽恕他。“

苏兹贝克发现,西哈努克一提到生病的母亲,眼里便涌出了泪水。他对这位不能回国探望母亲的儿子感到同情。他想说点什么来安慰亲王,但又感到无论说什么,都无法驱散笼罩在西哈努克心头的阴影。“我将在这里度过我的余生。”还是西哈努克自己打破了哀伤的沉默,“我将支持红色高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亲王摇摇头,“我已经失去了干劲和勇气。”

苏兹贝克发现,亲王的内心充满了矛盾。

第九章 法国记者眼中的波尔布特王国

从外貌上看,这个人更接近于印度人或孟加拉人,皮肤黧黑,胡须浓密。

浓黑卷发下的黛瑁眼镜使他看上去有几分书卷气,但也遮住了他西方人深陷的眼窝。穿一身蓝色的衣服,围一条高棉人用来防晒和灰尘的小方格围巾,乍眼一看,像个道地的柬埔寨人。也许正是他的这种接近于高棉人的服饰,使得他常常在金边街头被人误认为是同胞,在一些敏感的场合也逃避了人们的特别注意。这使他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至少他很轻易地获得了人们的好感,而这种好感又使他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社会调查材料。当柬埔寨因为战争,因为社会分裂,因为大量的死亡而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时候,他也成为西方社会颇有分量和名气的柬埔寨问题专家。

这个人就是法国人萨基?索恩(SERGETHION)。此人在大学念的是社会学,毕业之后对政治发生热情,经常对国内外政局发表评论。后来,他的政治热情、学术追求和周游世界的所见所闻,构成了他写作的“三位一体”支撑点。他是踏着越南战争的硝烟来到东南亚的。他先后在西贡、金边教书,同时观察战争进展,了解风土人情,写了大量有关东南亚和柬埔寨的研究材料和论文。至少到目前为止,如果要研究柬埔寨,人们就不得不去读他的书。

但萨基?索恩是个很不讨当权者喜欢的人。西哈努克时期,他多次受到批评,在金边不受欢迎;朗诺政变之后,他因为如实报道了柬埔寨国内人民对当局的反感,被朗诺的秘密警察列入了黑名单。1971年底,他离开柬埔寨回国,就此被禁止踏上高棉土地。

但他时时关注着柬埔寨。那片土地铸就了他的名声,带给他了名利,同时,那也是一个他倾注了生命热情的国度。

1972年初、他收到朋友的来信,说有一个到柬埔寨的机会,不知他愿不愿意冒险。索恩立即同朋友联系,得知金边的那些同柬埔寨共产党,即红色高棉有联系的“地下工作者”传出话来,说红色高棉特区(KHMERROUGESPECIALZONE)——即解放区,想邀请一位外国记者报道解放区的情况。索恩闻之兴奋异常,当即便开始收拾行李,飞到了曼谷,然后转乘火车到了泰、柬边境。如何踏进柬埔寨很费了他一番心思。由于他已被列入黑名单,如果朗诺的人发现了他的踪迹,根据他对柬埔寨的了解,那肯定是凶多吉少。

这些年来,曾经有许多西方人尝试过到解放区去,但大多都是空手而回——要么根本没有抵达解放区,就被挡了回来;要么就是被抵抗武装抓获,除了牢房经历外,别无它得;要么就是遇上战斗或炮火轰炸,丢了性命。索恩读到一些报道,说是西方人在解放区根本就不受欢迎,有20多个新闻机构的人为采写解放区而丧生。

但巨大的诱惑终于使他挺而走险。要是在金边,可能他刚出门,就被嗅觉灵敏的秘密警察逮捕关监了。但这里是边境,朗诺的人能想得到他会从这里重返柬埔寨吗?他提上装着简单行李的小包,穿上一身再普通不过的柬埔寨村民装束,胆颤心惊地跨过了标志着泰、柬边境的木桥。幸运得很,柬境内的桥头上,只有一个睡眼惺忪的士兵,只瞟了他一眼便让他过去了。从这时开始,索恩开始了他的冒险。他有时搭老百姓的牛车,有时睡在寺庙,历经辗转,终于在一个黑夜到了金边,藏到了一个朋友的家里。

20天后,一个名叫洛切托的“地下工作”年轻人,来到索恩正睡觉的房间,要他赶快拿上行李,立即出城去解放区。望眼欲穿的索恩翻身而起,拉上洛切托的手,立即踏上了去解放区之路。

一辆汽车东拐西弯地出了城,往西插入了郊区的道路。索恩原以为,这趟旅途将会很漫长,但没料想出城仅两公里,过了一个检查站后,他们便下了车,开始穿越荒芜的稻田。没走多远,就有几个人迎上来,很警觉地看着他们。担任联络和翻译的洛切托忙笑着向这几个人说起了柬语。一位显然是头领的人又打量了索恩几眼,没有吭声,只扬扬手,让他们跟上,转身就踏上了另一条道。洛切托告诉索恩,这几个人就是游击队的人了,他们白天常在这一带巡逻。索恩一听大吃一惊。他绝对没有想到,抵抗力量已经渗透到了离金边如此近的地域。实际上,金边已经成了一个完全被抵抗力量包围的城市,要是有足够的兵力,金边已成了伸手可及的目标。

接下来,他们搭过牛车,摩托车,有时候是步行,往复穿行于干裂的田野。不时有手持武器的人从他们身边走过,一个个都信心十足的样子。不论是村民还是游击队员,似乎都对他们行色匆匆的模样不感兴趣。

漫长的行程中,他们有时会停下来歇上一阵,抽几口烟,同附近的农民交谈上几句,或看看村子边上美国飞机轰炸留下的弹坑。每一天,他们只能吃上两顿饭,早上7点一餐,下午5点一餐。村民们对扛枪的游击战士似乎很厚道,常常把自己家里最好的食物拿出来款待他们。索恩不禁感到,抵抗运动有着良好的民众基础,这与金边当权者与民众的对立,形成鲜明的对比。

越往前走,索恩觉得他逐步有了安全感。在民族团结阵线的防区内,人身安全好像根本不是问题,有的干部模样的人赤手空拳在村里转悠,没有任何紧张感;部队的行动也不作任何回避。这使索恩也不知不觉放松下来,不再回避自己的外国人身份。

根据索恩的描述,他在解放区的那些日子,真正的危险并不是来自朗诺军队的进攻,因为自1970年夏天起,朗诺军队控制的地区就一天天缩小了,稍大一点的战斗,基本都发生在金边郊外或各省城郊外,尤其是“真腊一号”和“真腊二号”战役之后,朗诺的部队进行了收缩,他们很难得到乡下进行扫荡,丛林和村民们对朗诺政权的反感使指挥官们真切地感觉到,在广袤的农村作战,正规军一点也占不了上风。

对解放区最大的威胁来自空中。索恩所到之处,几乎每个村庄都遭受过美国人飞机的轰炸,有时候,凝固汽油弹把整个村子烧得一千二净,人被烧得像一段段的木炭。在田野里,人们时常可以看到足有6码深、25码宽的弹坑。村民们告诉索恩,每次轰炸前,一般是先见到一两架侦察飞机,两三分钟后,美国的“幻影”式飞机就来了,一连几个小时向地面射击,轰炸,一分钟倾泻6000发子弹。

所以,一当看见天上有飞机到来,人们便四处奔逃,隐入丛林,躲进简易防空壕。被炸死炸伤的往往是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病人和小孩子们。他们要么躲避不及,要么胡乱奔跑,成为直接袭击的目标。待飞机消失,人们从躲避的地方出来,发现整个村子己被炸得七零八落,创痕累累。自己的房屋被炸毁了,烧掉了,养的牛或其它牲畜也被炸死了。他们沉默一阵,咒骂一阵,然后开始在废墟里寻找自己破损的家当,到村边的树林里搭盖窝棚。

战争给本来就艰辛的生活,又添上了苦难。

边25公里的巴东镇(BATDOEUNG),一场激烈的战斗刚刚结束,索恩看到了弹痕累累的房屋、炸得七零八落的村子市场和一些尚在痛苦呻吟的人们。有人告诉他,这里原来是朗诺军队的一个据点,后来被抵抗武装攻下。由于此地位置重要,朗诺的部队向此地发动了数次反扑,但都没有夺回据点。索恩走进被炸毁的据点设施,见到了一些零星破损的武器、弹壳、电台、四散的文件、地图等。让索恩惊诧的是,他在一堆弹壳中发现了半个头颅。陪同的人告诉他,这是上一次战斗中的阵亡人。“我们一直让村民把这些尸体挖坑埋掉,可是总有一些尸体被遗忘。现在这个样子,肯定是一些野狗给啃的。”

在这个战斗据点上,索恩见到了一个抵抗力量正规营的营长范立特(VANRIT)。范告诉索恩说,原来这里驻扎的是朗诺的第396步兵营,归属金边特别军区指挥,官兵加一起有250人。这些人原来都是山玉成的“自由高棉”分子,后来向朗诺投诚,被部署到对付抵抗武装的第一线。这些人无恶不作,让人痛恨不已。为了拔掉这颗钉子,抵抗部队白天用广播进行宣传攻势,晚上就用炮火攻击,一步步向这个据点接近。抵抗部队挖地道、清除地雷、剪断铁丝网,一直逼到了敌人的鼻子底下。后来,抵抗组织终于发起了总攻,由于双方距离太近,美国人的飞机帮不上忙,抵抗武装很快占了上风,396步兵营的营长被捉,130人被俘,其余的人要么被打死,要么受了重伤。这个被群众视为眼中钉的据点就此落到了抵抗组织手中,成为进攻金边的一个重要出发阵地。

离此不远的,是一座被凝固汽油炸弹焚毁一尽的索克哈兰寺庙(WATSOKKHARAM)。寺里的老和尚告诉人们说,美国飞机轰炸的时候,寺里有一个年轻和尚被炸死,好几个和尚受了伤。寺庙的院墙上至今仍是弹痕累累。主持说到这里,禁不住老泪纵横,说他在这里已经度过了20多年,一直在募捐修建这座寺庙。他把这里当成是他的唯一家园,也当成他未来的归宿之地。1969年,西哈努克亲王曾亲临这里焚香祭奠佛祖,让全寺的人甚感荣光。老主持说,他现在朝思暮想的是亲王能早一天回到国内,再度驾临索克哈兰寺庙,为他们赐福。

让索恩惊异的是,严酷的战争并没有毁灭人们生存的欲望和热情。虽然战争使生活现出苦难的面目,但人们一如既往地耕田种地。索恩问一个往田里挑水的老农,问他战争中的生活状况怎样,老农望望天,说:“今年的收成肯定比去年的要少了。该死的飞机轰炸弄得人不得安宁,不过真正影响收成的还是老天下雨太少了。”

索恩递了一支香烟给老农,两人蹲在田边聊了起来。老农告诉索恩,临近收成的时候,村里将召开会议,决定当年的粮食怎么分配,一般是自留、存种和交给解放阵线各三分之一。如果还有剩余,可以卖给阵线或其他村子,但决不能卖给朗诺的人。“阵线的干部反复告诉我们这件事。如果我们让敌人吃饱喝足,他们就有足够的能力来宰割我们了。“老农很认真地对索恩说。

国M—16冲锋枪。而有组织的阵线的部队,则是清一色的中国的AK—47冲锋枪,看着都让人羡慕。村民们还很兴奋地展示他们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一箱箱弹药,几乎全是刚运到的美国货。

由于有了枪支禅药,村里根据阵线的命令,成立了游击民兵队,平日里的任务是观察敌人的动向,检查陌生人的身份,对零星敌人进行伏击。如果有了大的军事行动,那民兵们就成了支援和后勤保障队伍。索恩在硝烟刚散的一个村子边上,见到了一些拉着牛车、背着枪支的民兵。他们动作快捷地在田野里搜寻,把散落的枪支、弹药收集拢来,装上牛车拉回抵抗武装的指挥部。有时候头上有美国飞机飞过,他们像习惯了一般,根本连头都不抬。

一位陪同的抵抗武装干部对索恩说,开始的时候,民兵们不知道电台是干什么用的,捡到以后就往石头上摔,砸得稀烂。后来,干部们把大家召集起来,讲明这个方匣子的用途,他们这才把它们收起来装上牛车。

让索恩感到兴趣的是,妇女们也参加到了民兵的行列中,而且一边打扫战场,一边笑声歌声不断。一位妇女干部给索恩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们收拾散落武器的时候,在河边发现了一个赤身裸体的敌人,另一个敌人只捆有一条腰带。妇女们走上前去,喊道:嘿,你不是住在这儿的吧……弄得众人大笑不已。有时候,妇女们也参与押送敌人的任务,常常发现所带的尼龙绳少了,不够把所有的敌人都捆上。她们不得不到丛林里砍些藤葛之类的东西,把敌人绑成一串。孩子们似乎也很乐意同他们的父母一道参与打击敌人的工作。他们常常顺着敌人撤退的道路寻找,往往能发现一些敌人扔下的武器弹药。

索恩闻之感叹不已。从这里的状况完全可以推算得出,金边四周有多少这样的巴东啊!被这样的巴东村围困的金边,又支撑得了多久呢?

不过,他也注意到,抵抗武装在军事素质上和武器装备上,算不得先进。

索恩记得有位越南共产党军官在政变后不久对他说的话:要在柬埔寨训练出一个像样的营和其指挥官,需要两年的时间。现在,两年过去了,抵抗力量的建制营作战单位初具规模,并且有了一些火炮之类的重武器,但要打垮朗诺装备良好的军队,显然还有距离。比如,游击队没有正规的火炮部队,缺乏对空打击武器。对付敌人的装甲车,他们只有射程很近的B—40火箭筒发射器。通信手段还比较落后,后勤供应也相当成问题。这与索恩听得来的共产党国家正全力支援抵抗运动的消息有些矛盾。索恩曾小心翼翼地问一位抵抗干部,说他听说有大量的中国现代化武器通过老挝抵达柬埔寨,他们的游击队怎么看不到这类武器呢?一听这话,抵抗干部就连连摇头,说:“那些好武器全部都由越南人收下了,我们这里,你都看到了……”他没多说什么,但索恩感觉得到,波尔布特指挥的抵抗组织和越南人之间,在合作上已经出现了些问题。

他的这个感觉在抵抗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证实。指挥官号召士兵们:“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敌人。我们不需要别人来为我们作战,我们也不把希望只寄托在武器上。我们的胜利是靠我们的勇气、牺牲、团结、士气,同时也是靠我们严密的纪律。”

开始,索恩的注意力放在解放区的武器、人力和作战手段上。但是,他渐渐发现,真正构成解放区特色和抵抗运动强大的似乎远不止这些。抵抗运动的真正力量来自于另外一种他很不熟悉、让他感到非常新鲜的气息。

一个没有战事的傍晚,索恩参加了在一所破旧的学校举行的会议。主持者是区里抵抗阵线委员会的主席,坐在下面木凳上的大约有80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妇女。陪同者告诉索恩,这是一个训练班,白天学习八个小时,晚上两个小时用于讨论。学习结束之后,这些人将担任从区到省里的干部职务,有的将被分配到游击队里担任领导。

令索恩惊异的是,这些将担任抵抗运动领导职务的人绝大多数是只有初小文化的农民,仅有几个从金边投奔解放区的人上过中学。因此,整个课程的语言非常简朴,主要集中在阵线的政治路线方面。由于授课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因此,关于国际问题只作了短短的讲述,其他时间全都集中在阵线与人民的关系、尊重宗教和土地问题上。

作为一个西方人,索恩不得不惊叹柬埔寨抵抗运动领导者们在将自己的目标与人民的愿望相结合方面所作出的决策的高明。这些刚进入训练班时可能连民族团结阵线是怎么回事都说不清楚的农民,居然能够在半个月后,满口的政治术语,对敌、我关系和各派矛盾能够说出一套完整的看法。虽然所有人的说法都出自于政治教员的课本,但就此,这些人已成了阵线最忠实的追随者,他们在捍卫这些课堂上学来的语言的时候,自然也就捍卫了阵线的利益。过去单纯的村民,变成了村子里的政治家。

索恩的另一个重大发现,是在阵线通信手段落后的情况下,广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每个村子都有由阵线干部管理的收音机,定时地收听民族团结阵线和北京广播电台用高棉语播送的节目,从中了解局势的最新发展和阵线的政策。这实在是一个极其高明的手段,仅仅通过一个收音机,就把战争的进程和所有的对策告诉给了所有的追随者,这样,只要广播不停,抵抗运动就可以非常正常地进行。

在发动群众和贯彻阵线的政策方面,索恩发现,抵抗运动的领导者们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往往是在太阳落山时分,得到开会通知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拢来。原来空空的村子边上,搭起了一个临时的讲台,几盏小发电机供电的电灯映着台上悬挂的几幅标语:“扩大解放区!”“欢迎敌占区人民加入我们的队伍!”“英雄的人民武装解放力量万岁!”等等。随着夜幕的降临,人们越聚越多,黑压压在村边坐成一片。坐在最前面的照例是和尚们,面对着台上的领导者们。这些指挥着当地武装抵抗运动的人们从穿着到相貌看起来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抵达这里时,乘坐的是摩托车,有专门的驾驶员兼警卫员。

会议开始之前,和尚们要诵念经文,然后就是区、省和武装力量的领导人讲话,有时候,当地的一些爱国组织和妇女爱国联合会之类的代表也要上台讲上几句。会议的后半部分,是群众们围在一起,唱歌跳舞,表演传统的民族艺术,只是加上了一些爱国内容而已。给人以极为深刻印象的一点,是阵线的发言者们都十分强调干部和抵抗战士与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一位军官在台上说:“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是你们这些爱国者们的儿子,是我们尊敬的僧侣们的学生。你们曾经用心血抚养了我们,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为人民和民族服务!”

由于佛教是柬埔寨的国教,因此索恩很注意僧侣们对阵线领导者们发言的反应。他发现,大多数僧侣对阵线的热情甚至超过了一般的民众。在一次大会上,一位僧侣代表发言说:

“民族、宗教和王权,是不可分离的三位一体。民族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的解放阵线。攻击我们的民族就是攻击我们的宗教和王权。现在,敌人胡说什么这是一场共产主义战争,恐吓我们信奉佛教的人民。他们忘记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真理的权利。如果我们的干部们说的是正确的,那么他们一定会有辉煌的收成。”

另一位刚从朗诺控制区逃来解放区的僧侣发言说:

“我从金边逃到解放区已经三个月了。我是被迫离开我的寺院的,因为我无法忍受朗诺政权的压榨。我现在要向所有人呼吁:到解放区来,把你们的心同阵线连在一起,决不要同朗诺作任何妥协。如果你们仅仅为了得到敌人给予的几杯牛奶、几件破衣服,就对他们心存幻想,那么,这场战争就长久地得不到停息。以我在解放区的亲眼所见,这里有足够的土地供人耕种,有足够的粮食供人们生活。”

由于佛教在柬埔寨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可以3日无粮,但不可3日不敬僧侣或听从寺院的归劝,因此僧侣们的话对广大农民无疑有极大的号召力。有许多人趁着星夜走几十里路,就是为了听听他们尊敬的僧侣们说些什么。待他们踏上归途的时候,思想已经起了变化,甚至开始谋划如何离开朗诺控制区,投奔解放区的细节问题了。

索恩曾经不太理解,为何僧侣们会如此热诚地笃信高举着西哈努克的旗帜、由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发现,抵抗运动的领导者们非常尊重僧侣,常常把他们的建议当作大事进行讨论。索恩在解放区期间,不时地会见到来农村或战场视察的抵抗阵线领导人,如柬共中央委员、民族团结政府的部长、副部长胡永(HOUYUON)、温威(VORNVET)等人。他们每到一地,必去看望寺院的和尚们,听听他们的意见。有时候,当谈话正在进行之时,逢有和尚从身边走过,这些贵为中央委员、部长,副部长的领导人,居然会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跪下身来向和尚致意。索恩不禁想,尽管朗诺本人也笃信佛教,但他和他手下的那些将军、部长们,面对僧侣时也会跪下身来吗?

当然,对农民们来说,他们眼中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他们尊奉了几十年的西哈努克亲王。边远山区的村民们对国家政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哈努克的政策。所谓民族的独立、国家的中立政策,以及民族的团结,全部包容在西哈努克这个名字里了。这里面既有老百姓们对于王权历行千年的习惯性接受,也有政教合一根深蒂固观念的盛行。政变一发生,老百姓一
听有人推翻了西哈努克,这等于是颠倒了他们的世界,自然要群起而维护他们朴实而不可动摇的真理。当西哈努克在北京发出号召,要他的子民们参加抵抗运动,到丛林去,到游击队里去,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把亲王同抵抗运动连在了一起。亲王是阵线的领袖,阵线履行亲王的旨意,广大农民当然会揭竿而起,自觉集合在阵线的旗帜之下了,再由于僧侣们的加入,佛教的灵光又为这场抵抗战争赋予了神圣的意义。“三位一体”的构成,成为柬埔寨民众不可动摇的信念。

了6万多人。

在金边被列上黑名单的萨基?索恩继续在丛林里穿行,观察和体验着解放区里的生活。一个偶然,他也看到了柬埔寨共产党的机关刊物《革命旗帜》。

这是发给抵抗运动干部们的书籍,上面谈到了高棉社会的划分、阶级斗争、虚心与骄傲问题、树立无产阶级原则观念等。他很深切地感受到了干部们解放祖国的那种真诚的爱国热情,对他们建立一个纯净社会的理想表示敬意。

他很想知道,如果朗诺本人来到解放区,看到在农村发生的这一切变化,他会作何感想呢?

第十章 美国失去了柬埔寨

1973年1月23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黎德寿,草签了从1968年就开始谈判、历尽波折而诞生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四天之后,这项协议得以正式签署,从而正式地结束了二次大战后世界上最激烈的武装冲突,同时也是美国历时最长、引起最严重国内分歧的战争。

在这项协议里,柬埔寨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被美越双方共同认可应受到尊重,同时保证不使用其土地来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据朗诺得到的情报,在柬埔寨境内的越南部队开始撤退回自己的领土,庇护区里的部队和重武器明显减少。这本来是值得他高兴的事,因为长期以来,包括美国在内,一直认为对朗诺军队的打击大都是由越南军队进行的。

但是,当越南军队撤离之后,朗诺元帅发现,他面临的军事压力一点没有减小,相反,在某些地方,比过去还更为严重得多了。这表明,仅仅3年间,柬埔寨抵抗运动所拥有的军队作为独立的武装力量,已经具有远超出他预料的作战能力。

“一想到这点他就感到悲哀。看看他的军队,看看他身边的这些将军们,一个个争权夺利,谋官发财,哪里有人在想着如何战胜共产党?政变近3年,他的”高棉共和国“的领土越变越小,现在仅有15%的土地在他的控制之下。

再往后怎么办?只剩一个金边给他吗?随着邻国战争的结束,美国对他的援助还能否继续下去?一旦没有了美援,他的军队恐怕连一个星期都支撑不朗诺坐在总统府的游廊上,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山峰,呆呆地出神。由于中风症的影响,他右边的脸在不时地抽搐。

失败主义的情绪笼罩着金边。有人开始私下里议论同西哈努克谈判的事,有人则在谈论朗诺应当辞职,以便使停战谈判能够进行。朗诺身边的政客松山提出,总统到国外去治病,以缓解日益紧张的局势,拯救百姓。他甚至跑到美国大使馆,要迪安大使给朗诺施加压力,促成停火谈判的进行。刚刚上任不久的迪安还没干出点眉目,哪能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让柬埔寨政府陷入危机。他宽慰松山道:“这场战争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你不要操之过急。

最好还是等几个月,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

朗诺得知朝野内外都有人要他辞职或者“出国治病”,禁不住大发雷霆,“我这个总统是民选出来的,我为什么要辞职?”他朝一帮手下人大吼。见没有人吭声,他又拿出那张表示政府军和抵抗力量作战态势的地图,用手拍打着说:“不要只看到敌人有多么强大,我们还控制着主要的城市和人口嘛,我们的实力并不比红色高棉差,美国人还在给我们提供援助嘛,我们怎么可能就这么输给共产党呢?”

朗诺命令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费尔南德将军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准备同城外的敌人来一场大战。费尔南德曾是西哈努克看重的将军,政变时被剥夺军权。但他对朗诺的效忠和服从很快又使他回到了军界,并且重掌军队大权。为了感谢朗诺的重新起用之恩,这几年他也算是尽职尽忠了,“真腊战役”期间,他亲自到第一线督促战斗,好几次死里逃生。可是时运不济,仗越打越糟,地盘越打越小,即便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是无力回天,何况费尔南德在军事上毫无建树,在大多数柬埔寨将军们的眼里,他只是个相当会溜须拍马的庸才。

仅30公里的故都乌东。

消息传来,引起金边一片恐慌。货币汇率直线下降;通货膨胀率高达150%;弄一本出国护照要价100万瑞尔,价值600美元。许多人把故都的陷落看成是朗诺政权垮台的象征,对这个政权上台几年来所导致的暴力、腐败、外国干预、经济崩溃的不满,顷刻间爆发出来。以学生和教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又站到了反抗的前列。持续的游行示威到6月初发展到了与警察的冲突。

金边城再度处于恐慌与混乱之中。

1974年7月初,费尔南德指挥着政府军向落在抵抗武装手中的乌东大举进攻,在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后,终于在7月9日夺回了这个古城。

但这个悲惨的胜利再也不能令人激动了。金边城与外界的陆上通道全部被抵抗武装封锁,维持着金边生存的粮食、药品、弹药,全靠美国人从空中支援,或通过湄公河航运。一般老百姓家中,已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手里那一与可怜的瑞尔几近废纸。难民,乞丐云集街头,制造出让人一见就颓丧的氛围。

对朗诺来说,金边以外几乎是没有任何指望了。在距首都西南方向78英里的磅士拉镇(KOMPONGSEILA),朗诺的守军已被围困了9个月,被断绝了任何外来援助。可怕的饥饿导致了可怕的人性扭曲,士兵们开始吃人肉充饥。据当时在金边的外国记者们统计,每天至少有300人因战事死亡或受伤,至于饿毙者则根本无法统计了。

时间对于朗诺来讲,确实是太苛刻了。1974年8月8日,朗诺的“私人朋友”、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遭到国会弹劾,被迫辞职。接替尼克松的杰拉德?福特总统当然不愿意背上他的前任留下的包袱,上任伊始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急于摆脱金边这个不可救药的政权,但又要避免一次使美国大丢脸面的失败。于是,白宫一再给朗诺施加压力,要他在最后的失败到来之前,尽快结束战争。通过迪安大使转达的美国政府的立场越来越严厉,傲慢的朗诺终于提出同西哈努克举行无条件的谈判。

但此举立即遭到了亲王的拒绝。8月22日,正在布加勒斯特的西哈努克对记者说:“我根本不可能同朗诺进行任何谈判。我对他的这个请求没有任何兴趣。目前的战争就如同把一头老虎和一只狗关进了同一个笼子,老虎吃掉狗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亲王说完,脸上漾起了胜利者的微笑。

自1970年3月他被朗诺的政变推翻以来,人们从没有见过他如此开心的笑容。

拥有一支近8万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军队,波尔布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胜利充满信心。1974年9月30日,领导着国内抵抗运动的柬埔寨共产党在干丹省的安林镇(AMLEANG)召开庆祝柬共成立23周年大会。仅从会议地点距金边20英里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柬共领导人们对自己的力量和胜利是多么的自信。

这次会议刚一结束,柬共总书记波尔布特就病倒了。由于长期在丛林山地生活,自1966年起,波尔布特就一直染疾在身,这次显得更为严重,半身麻木,半边脸部亦出现冰凉和颤抖的症状。这种病症持续了好几天才缓过劲来。自此,他每年都要因为疟疾和内分泌紊乱等倒床一些日子。这位自法国归来的留学生为信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等波尔布特离开病榻,重新站到作战地图前的时候,这位柬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便开始夜以继日地“大策划”,准备发起一场决定柬埔寨命运的大决战。

在磅清扬省的一个小镇上,波尔布特给一个高级政治、军事人员学习班讲话,发出了总攻的动员令:“我们已经完全把握了敌人的动向,掌握了战场主动;我们的抵抗部队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奋战之后,已经站到了前沿阵地,将向敌人发起最后的总攻!”波尔布特话音未落,下面已是掌声如雷。

1975年的新年到来之前,波尔布特视察了部分抵抗武装的进攻准备和部署情况。

就军事实力来讲,抵抗武装早已今非昔比,过去游击队的概念已代之为正规军队的战略战术。但是,朗诺的主力部队从两年前起就一直呆在城里,没有遭受到重创,加之他们所用的全都是美国入援助的武器,有相当多的军队受过美国人的训练,因此,远不能说可以轻而易举攻进金边。因此,波尔布特用了一个古老但是相当管用的战术:围城。

自1975年元旦那天起,抵抗武装对金边的炮击加强了,这给已被切断了所有陆路的金边增添了新的恐慌。原来往在湄公河东岸的部队匆匆忙忙撤回到金边城里,丧失了首都最后的外围防线。原来政府军驻扎的地方当天就住上了抵抗武装,整个金边城,被围得尤如铁桶一般。

空中和水陆,成为金边与外界联系的仅有通道。

2月底,抵抗武装开始在湄公河布设水雷。当运送补给品和武器弹药的船只再次冒着炮火从湄公河上驶过的时候,水雷爆炸激起的巨大水柱使船只顷刻覆没在河水之中。连着两天,4条船触上水雷,无一幸免。

水路被迫关闭了,所有的粮食等补给品顿时减少了一半。按当时的需要量,每天金边要消耗1000吨粮食,可是抵达金边的仅有一半,这意味着有一半的人将在饥饿中苦苦度日。受打击最烈的当然还是儿童们,在笔者保存的记录着当时境况的录相带上,有小孩在街头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就此再也没能起来;有的孩子骨瘦如柴躺在哭泣的母亲怀里,双眼无光地望着天空,连扬手赶走盯在他们眼角的苍蝇的力气也没有了……在朗诺政权的最后几个月里,共有几千名儿童死于饥饿。

金边的唯一通路只剩下了飞机。

既然不能同西哈努克进行谈判,从而尽快结束战争,那美国就只有回过头来,寻求新的解决办法:让朗诺离开这个国家。迪安大使来见朗诺,委婉地表达了这个意思。“总统先生,就目前情形而言,我们不能不考虑尽快结束战争的一切办法。”迪安对朗诺说道,“我认为,同西哈努克谈判恐怕是所有解决方案中比较现实的。如果他不愿意同这个人谈,我们未尝不可以换一个人同他面对面地坐下来。”

朗诺听了这话,只望着迪安,一声不吭。

通过朗诺望着他的眼神,迪安明白朗诺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他尽可能地把语气放得和缓,继续说道:“如果柬埔寨注定要出现一个共产党政权,那从美国的角度、也是从东南亚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们倾向于这个政权是个亲北京的政权,而不是越南人的傀儡。毫无疑问,西哈努克对北京的话是听得进去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使西哈努克的实力和地位得到加强,使他在回到金边来的时候真正拥有一些实权。我认为,这样做总比把柬埔寨推到越南人怀里要好得多。”

“总统先生,我认为我们当前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如何结束战争,让和平重新回到这个国家。”

朗诺不再说话。迪安发现,这位总统的眼里,有一汪泪水在打转。在严酷的形势和美国人的压力之下,朗诺终于妥协。在政变五周年的日子即将来临之际,朗诺邀请了部分新闻记者到他的湄公河边的别墅,准备就他的退隐先造些舆论。一走进戒备森严的别墅,人们立即感觉到了一种颓丧的气氛。

朗诺独自拄着拐杖在花园里来回走动,似乎丝毫没有注意到不远处已经有那么多人在等待着他,他的走动牵扯着那么多双眼睛。终于,他回过头来,朝向众人站定,用英语说了声“早上好”,接着便喉头咽哽,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此时的朗诺,哪里还有当初的一派傲慢和自信!

3月12比武装部队总司令费尔南德向朗诺递交了辞呈,以身体、年纪,形势等诸多理由说明他无法再担任总司令一职。真实的原因他当然是不会写在辞职书上的。民族团结政府的副首相乔森潘2月24日至25日在解放区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大会,在大会结束的声明中,其第一项就是认定朗诺、施里玛达,费尔南德等7人为卖国贼头目,指控他们是破坏柬埔寨独立,和平与中立的政变策动者。他们带来了对柬埔寨的大肆烧杀,带来了造成无数人死亡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费尔南德不得不在抵抗武装把他作为卖国贼押上审判台之前匆匆逃走。

在递交辞呈后的第三天,他携带家人飞往法国。他在那里早就有一幢漂亮的别墅和几辆高级轿车。

第5个政变纪念日是在沉闷中度过的。隆隆的炮声和酷热、饥饿、停电停水、死亡,使人们忘记了这个日子的特殊。过去,官方还在某个会议厅举行一个纪念会或者招待会,这一次,一切都省略了。失败即将到来之际,眼下的所有苦难都追溯到了5年前的那个开端。当年对政变的所有赞美都成了腐烂的陈词。

朗诺拄着拐杖,步履沉重地走向他的那辆鼠灰色的劳斯莱斯轿车,到他的总统府召开内阁会议。由于严峻的局势和一些阁员的相继离任,所谓的内阁已无法履行其职责。朗诺主持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宣布了对内阁成员的调整名单。到这个时候,他开始避免作出强硬的决定。当有人提出终止对几名在押闹事学生的判刑、执行枪决的决定时,朗诺微闭着双眼,不予表态;接着又有人提出枪毙几名罪大恶极的政府中的贪污受贿官员,朗诺仍然没有吭声。末了,他轻声嘟哝了一句:“死人太多了,到这个时候,不要再死人了。”

阁员们注视着总统用力撑着拐杖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向了等候的汽车。

长时间笼罩着他们的不祥之兆这时候如重槌一般擂击着他们。当晚,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听到风声:朗诺已在3月22日为他自己和他的全家办好了出国护照。

人人都感觉得到,最后的尾声正在到来。

的4月,战争的热浪和酷热的天气合在一起,使整个东南亚的局势呈现出白热化的状态。

自2月份起,越南南方的局势出现了重大变化。越南总参谋长文进勇将军和政治局委员黎德寿,换上农民服装,骑着自行车奔赴南方战场,于3月中旬对阮文绍的军队发起了总攻。用“横扫千军如卷席”来描述这次攻击一点也不过分。一个一个的大城市、有时是一个个的省,在顷刻之间被攻克。4月19日,福特总统在把10亿美元的最后援助拨给南越阮文绍总统的同时,给美国驻西贡使馆发了一封电报,要求马丁大使在两周内完成在越所有美国人及其眷属的撤退。也是在同一天,西贡附近最大的边河空军基地在遭到连续4天的饱和炮击后被放弃。通过军用机场撤退的道路被切断了。

抱着最后一线侥幸,福特让国会通过了向束埔寨拨款1.22亿美元的议案。总统这种为东南亚局势而手忙脚乱的姿态引起许多国会议员的嘲笑:用这笔钱能拯救柬埔寨吗?福特在说明这笔款项的用途时说,该款用于支援朗诺军队的弹药。可是没有人说得出,有了这批弹药又能怎么样?柬埔寨的紧张局面会不会因为有了这批弹药而出现奇迹?

第十一章 历史翻开崭新一页

1975年4月5日,朗诺和他的全家离开柬埔寨,其名目是到印度尼西亚作非正式访问,另外到夏威夷进行身体治疗。当消息在金边传开,人人都意识到,这位“高棉共和国”的缔造者,将一去永不复返了。

朗诺提拔的政府官员们最后一次向他们的“恩公”效忠。他们以政府的名义,赠给朗诺100万美元,同时授予他“民族英雄”的称号。

从当年的影片上,可以看到朗诺的流亡相当凄凉。不可一势的元帅抛开了所有的自信与傲慢,泪眼模糊地同他的朋友、亲属和部下告别。政府官员们组织了欢送仪式,到机场的大道上排列着学生和军人。但是,忧心忡忡的市民们已经对这位总统的远行没有了任何兴趣,只麻木地看着那辆鼠灰色的劳斯莱斯轿车从他们面前滑过,永远地消失了。

朗诺的飞机尚未起飞,金边南面仅12公里的重镇肋克龙被攻克了。抵抗运动对这里已经实行了几个月的包围,现在攻克它显然是一个精心的安排:在朗诺离开柬埔寨之前,向他施以最后一个打击。

由于金边每一天都处于抵抗武装的炮火打击之下,美国减少了飞机援助的架次。4月5日,迪安大使就提出美国使馆从金边撤离的建议,但是却遭到了国务卿基辛格的拒绝,理由是等待西哈努克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主意。到4月10日,抵抗武装已经开始攻城了,亲王仍没有任何新的信息。在迪安的默许下,在金边的美国人、包括使馆人员,开始了代号为“大鹏撤退行动”的撤离计划。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荷枪实弹守卫在美国使馆门前,让直升机直接在使馆草坪降落,然后飞向波城东国际机场在那里,美国士兵们用枪护卫着美国人和他们的眷属,又从直机上到运输飞机上。他们身后留下的,是一个个不堪回首的恶梦。

从4月10日起,柬埔寨内阁的大多数阁员,都携家带口乘飞机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踏上了海外流亡之路。朗诺离开后,总统职位空缺,新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索哈科(SAUKHAMKHOY)没来得及登上总统座位,便匆忙登上一架直升机,在国外做寓公去了。

剩下的内阁成员已寥寥无几。与那些匆匆逃命的政客们相反,施里玛达拒绝离开。他在目睹了撤离的混乱之后给迪安大使写信,称:“我绝对没有想到你们美国会抛弃一个选择了自由的民族。你们拒绝为我们提供保护,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4月12日,虽然才是早上6点,但太阳已把人们的皮肤烤灼得发烫了。

1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穿上礼服,整齐地站在使馆前面的白色旗杆下。7点钟,迪安大使从使馆楼里走到旗杆下,抬头久久地凝望着在晨风中飘扬的美国星条旗。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的音乐声中,迪安大使降下了这面自50年代初就飘扬在柬埔寨的旗帜。

迪安一年半前继任驻柬大使的时候,曾经雄心勃勃,想要在美国扶持的“自由大厦”崩塌之前,力搏狂澜,挽大厦于将倾之时。可是,仅几个月,他就被残酷的现实击得没有了一点信心。最后的那几个月,他度日如年,只是由于外交官的职业道德和对国家的忠诚使他继续与朗诺这个已不可救药的政权打着交道。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迪安将头深深地埋到叠好的旗帜上,然后头也不回地上了直升机。

的276人——其中82名是美国人——撤出金边。

美国在柬埔寨的使命就此告终。

被列为卖国贼之一的总理隆波烈(LONGBORET),在朗诺离开时忠实地陪同总统到了印度尼西亚,然后又飞回了金边,将自己的头颅放到了死亡的铡刀上。4月15日晚,一名叫JEANJACQUESCAZEAU的法国记者在他的官邸拜会了总理。在3个小时的谈话中,记者向总理建议说,为何不可以宣布金边为不设防城市,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抵抗武装再对金边实施大规模攻击,减少伤亡。隆波烈当即对这个建议表示同意。但当记者回到自己住处4个小时后,隆波烈给他打来电话,说:“我的将军们不同意无条件的投降。”“那么,你们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记者问。

隆波烈无言以对。

其实,将军们对“不设防城市”建议的拒绝是相当脆弱的。他们慷慨激昂的拒绝发出仅几个小时,就有几位将军表示反悔,同意接受隆波烈总理的意见,然后乘上他们控制的直升机,逃之夭夭。

这就到来了1975年4月17日。

太阳依旧,风景依旧,空气依旧。唯一给人以不同感觉的是,整个金边处于一片寂静中。两百多万人在注视着通往城外的道路,等待着天翻地覆的一刻。

下面是美国合众国际社的记者明灵(MEANLEANG)从金边发回的最后一篇报道。他断断续续的英语由于这篇报道而写入了美国在柬埔寨的历史篇章。

此后多年,美国人再没有从这个国家发回过任何新闻。

下面是这篇报道:

“我现在独自一人在邮局。我和我们的人失去了联系。我要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感觉到浑身在发抖,连如何发报道都弄不清了。现在街道上一片寂静,但每一分钟局势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当地时间13点,我妻子到邮局告诉我说,攻进城的士兵威胁我的一家离开我们的住处……我感谢指示。我现在带着一台打字机,在邮局和我的住处间来回奔跑。这也许是我今天、也许是我今生最后的一篇报道了。”

在明灵呆在邮局发报的时候,抵抗部队的士兵们正乘坐坦克、装甲车,或是排着队,步行至金边的市中心。他们全部荷枪实弹,有的士兵警惕地端着枪,巡望着街头的那些工事,制高点上的那些防御沙袋,随时准备反击。

早已忍受不了艰难时世的市民和难民们拥到街头,欢迎抵抗战士们最终占领这个城市。但是,抵抗战士们——有的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仿佛来自另外一个星球,对眼前出现的一切场面无动于衷,只警惕地准备反击任何攻击。

先前还是兴高采烈准备迎接时代变迁的人们,开始沉默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来对待这支军队。

他们更不知道,24小时后,他们将被命令全部撤出这座城市,到乡村成为农民。

柬埔寨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4月13日是柬埔寨的新年。像中国人一样,每到新年,人们都要抛开手中的活计,用至少3天的时间,载歌载舞,庆贺新年的到来。

在新年庆贺活动刚刚结束的时候攻入金边,是一种处心积虑的安排,同时也反映出抵抗力量的自信:可以在任何时候拿下首都。

于1975年4月17日抵抗武装攻入金边的情形,除了像灵明那样由外国记者发出的断续报道外,外界很少有资料。研究者们来到柬埔寨,进行了大量采访,人们的生动描述终于使外界大致明白了那天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最为珍贵的是,一盘当时的录相带,真实纪录了当年的实况。

身着黑色或橄榄绿军装、脖子上围着红色小方格围巾的抵抗战士们全副武装从几个方向进入到城市中心。城里的市民们、各地涌入的难民纷纷走上街头,欢迎这支打败了朗诺政权的军队对他们而言,战争夺去了几十万同胞的生命,足足有一年,他们是生活在炮弹和火箭的爆炸声中。城里的粮食早已告罄,两百万人口的城市里饿殍随处可见,疾病也造成了大量死亡。从乡下逃到城里的难民们由于没有工作,没有粮食,早就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对他们而言,战争的结束展现出了新生活的光芒,意味着苦难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如果革命意味着政权的廉洁,物质的富足,意味着诚实自尊地生活,那大多数人毫无疑问地会与革命热烈拥抱。就此而言,人们对朗诺政府的垮台和抵抗力量的胜利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出于本能地表现出了热情。但由于人们对这支队伍毕竟知之甚少,加之朗诺政权的反面宣传,人们对抵抗武装的态度是相当谨慎的。城里没有出现敲锣打鼓或彩旗飞舞的景象,人们对革命的最初给予是脸上的笑容。他们眼里流露的光亮足以表达他们对艰难生活的结束、新生活开始的兴奋心情。

令市民们吃惊的是,这些扛着机枪、迫击炮,身上挂满子弹的战士们,大都数其实都还是孩子,仅十四五岁。同样令人们吃惊的是他们脸上流露出来的冷漠与警惕。当有的外国记者上前准备采访这些踏着胜利脚步的战士时,他们像看外星人一般盯着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后来,这些士兵们说:谁知道站在面前的这些人当中,有没有共和政府的人或者士兵呢?

革命开始降临金边,人们于不知不觉之间,便被卷入到洪流之中。

几乎就在抵抗部队攻入金边的当天,一个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计划便开始实施:将城市里的所有居民——包括难民——疏散出城,全部撤往农村。

这是一项极富想象力同时又非常简单的政策。在1975年2月发起大进攻前,抵抗力量的国内领导人们就在制定胜利之后将要采取的几个政策:将原来共和政府占据的金边和各城市的居民全部撤往乡下,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以获新生。与这项政策同时提出的还有废除货币、废除市场和废除私有财产制度。

抵抗部队没来得及在城里安营扎寨,士兵们便开始贯彻“空城政策”。

广播里开始播送抵抗政府的决定:由于美帝国主义对他们在柬埔寨的失败不甘心,千方百计要阻扰革命的成功,他们将派出轰炸机群对金边进行猛烈轰炸,希望市民们作好充分准备,尽快从城里撤出。抵抗部队的官兵们将帮助大家有秩序地疏散。

市民们尚未来得及适应政权更迭的重大变化,又被这个广播弄得忙乱不堪。对飞机轰炸的悲惨后果,在爆炸声中生活了将近两年的金边市民们是深有体会的。一听广播,人们便开始收拾行李,同亲戚朋友联系,确定去向。

从4月17日下午开始,从金边通往各地农村的道路上,便出现了扶老携幼的人群。

从当年保留下来的录相上可以看出,官兵们在部署了必要的防御措施后,几人一组,将抵抗部队的政策传达到各家各户,“帮助大家有秩序地疏散”。有的士兵摆动着冲锋枪,告诉茫然不知所措的市民们如何执行命令;军官们挥动手枪,督促着士兵们加快执行速度。但绝大多数的士兵的态度是十分友好的,他们一边帮助市民们收拾,一边真诚地对他们说:“你们赶快撤退吧,由我们来对付美国人的飞机。”

有700多万人,城镇人口约30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左右,仅在金边就有200多万人。柬共官方对撤民这件事情的解释是,当时美帝和朗诺在金边等城市潜伏下2万多特务和武装匪徒,旧社会基础在城市尤其是在金边特别强大,这对新执政的柬共是极大的威胁;同时,300多万城镇人口,粮食和供应是很大的负担。于是,他们便作出了这个“战略决策”,把城市人口全部疏散到乡下,打散潜伏下的特务系统,彻底摧毁旧社会的基础,也解决城镇人口的吃饭问题。就金边而言,200多万毫无思想准备的人,无论老弱病残,均在惊恐中弃城而去。疏散的人群背着包袱、挑着担子,由向东、向北、向西三个方向出城。在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近两百万人如同蚂蚁般在缓慢地移动。虽然沿途有抵抗部队在帮助维持秩序、指点方向,但漫长的道路和炎炎赤日,很快就使疏散者们中间有人中暑倒下,一些原来就有疾病的人和老人们,不得不走走停停,沿途到处是坐在地上满身尘土的人。整个撤民过程中伤亡离散者甚多。有小孩走失了,父母亲四下里疯狂地寻找,长长的呐喊让人们的心上生出了最初的阴影。

在所有这三个方向的人群中,往北方向的疏散显得最为缺乏秩序。当人们来到一个叫磅龙(KOMPONGLUONG)的小镇的时候,人们如同来到了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由此往东,沿6号公路通往磅同省;而由此往北沿5号公路,则通往磅清扬省、菩萨省、马德望省,再往前,便可到达柬泰边境。

人群在这里停了下来,被要求说出自己的出身和经历,由抵抗部队的军官和当地的抵抗干部甄别判定他们的阶级属性和他们是否同农村有所联系。

凡是在东部农村有亲戚的便继续往东,反之则往北。由于人人都明白往北最终可以到达泰国,所以大多数人选择了5号公路。后来在泰国的难民大多是这一批从金边撤到北部的城市居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中产阶层。

在担心美国飞机轰炸的恐惧中,近两百万人用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撤离了城市。原来拥挤不堪的金边突然间清静得有如废弃的古城。

市场再没有了一个人影,商店不再营业,学校没有了学生,工厂的机器不再转动。街上偶尔走过的,只有巡逻的士兵,唯一轰鸣的声响是汽车的发动机声。仍留在金边的外国外交官们说:金边成了全世界最安静的城市,大街上没有人,没有汽车,没有红绿灯,没有交通警察,也没有电话。全国除金边到磅逊港的电话线还存在外,其他所有的电话线都被扯断。驻金边的各外交使馆的电话也告中断,使馆人员到民柬外交部办理公务全部徒步而行。

对于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有一种失去了根基的虚空感。他们如同落叶一般,被刮到了被指定的村子。原来赖以生存的一切都在顷刻之间被彻底打破了,金钱、地位、职业、教育、财产以及个人拥有的荣誉、影响,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全都变得毫无意义。他们中间,只有根少人略懂一点农活儿,大多数人在这方面属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之辈。

面对这些浑身尘土,满面惊恐的人们,农民们一脸的不屑。偶然有人在村子里遇到亲戚或者朋友,那份激动和庆幸足以令旁人掉泪。柬埔寨是个农业国家,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在农村有些关系,所以撤离城市的人们大多到了有人关照的村子,只有少数人属于“插队”,他们要么被安插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乡村,要么到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由这些从城里来的人新建立一个村子。当他们生平第一次动手修建住房,接触到完全生疏的大锯、斧头的时候,他们才真正意识到,生活从此完全变了个模样。

是4月17日,因此,这批从城市疏散到乡村的人,被称作“四?一七人”,“新生者”,或者“安置者”。

对于为什么抵抗武装要在攻占金边等大城市后疏散城市居民,许多研究柬埔寨历史的人都感到困惑。按照抵抗力量官方的解释,先是说防止美国飞机轰炸;后来说是避免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反抗暴乱;再后来说是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城市。在这几个理由中间,人们对后两个理由似乎更相信一些,因为它更接近于事实。抵抗武装对金边和其他一些朗诺政府军占据的城市已经进行了至少一年多的围困,粮食早已成了珍稀之物,美国飞机虽然拼命运送,也最多不过满足需要的一半而已。4月17日抵抗武装攻占金边之后,新政权的电台就宣布,柬埔寨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国家从此将走上独立自主之路。因此,从1975年初开始的外国援助将被拒绝接受。这意味着不再有外国的粮食和药品抵达柬埔寨,在生产尚未完全从战争的摧残下恢复过来的条件下,这也意味着相当多的人将因为饥饿和疾病死亡。

在许多红色高棉士兵们的眼里,抵抗武装国内领导者们的英明已经由1975年4月17日的胜利给予了证实,前人们的伟大同这个巨大的胜利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这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居然打败了美国,而巨是先于越南人打败美国人两个星期!空城政策是他们一连串胜利中的又一个英明举措。

在一份发给中层指挥员们的文件中,波尔布特说:“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语气里有掩不住的自豪。

第十二章 坚持秘密革命

边12年的中学教师以国家最高领导者的身份回到了首都。牢记秘密工作原则的波尔布特把指挥部设在火车站一幢旧楼房里,让这里成为国家的中心。他反对任何公开党组织活动的建议,道出多年信奉的名言:秘密工作是一切的关键。他建立起了自己无可动摇的权威,是党内的“一号兄弟”、“书记大叔”、“党的心脏”,有的人干脆称呼他为“组织”。

虽然战争暂时停止了,但由于复杂的形势和敌我难以分清的阵容,使得那些从丛林中走出来的战士们仍然对手中的武器充满了依赖,战争的轮子仍在继续滚动。时不时的,“新生者”们中间流传有人被秘密处决的消息,说是有人因为保护家里的人而作假证,窝藏粮食;说受过高等教育,抱怨劳动生活条件等等,就会被带到拘留室,被施以刑罚后处死。又有人说,在战争停止后的一个星期里,有好几百名前政府的官员和军人,被抵抗武装的士兵们用锄头砸头而死。5月初,马德望省的几百名前政府军军官被要求穿上他们的军装,说是去“欢迎西哈努克”,结果被带到城郊统统枪毙。这些消息不胫而走,在“四?一七人”中引起很大波动,使人们参与革命的热情大大减退,并且变得警觉起来。无奈的是,没有任何人能对这些消息予以证实。

外国的观察家们开始分析这个国家出现的情况。他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杀戮现象,很可能是因为革命军队的复仇和戒备心理。过去的政权往往用最为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共产党,再加上美军自1969年以来对柬埔寨的狂轰滥炸,使仇恨成了红色高棉斗争的精神支柱。它的领袖们虽然大多是知识分子,但已长期习惯于在山区和丛林打游击,与农民的关系较为密切亲近,相反,他们过去在巴黎和金边生活时感受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和腐化,加强了他们对旧式大城市的猜疑和憎恶,所以处死那些他们认为罪大恶极的人,是毫不奇怪的事。

多年以后的1989年4月,民柬国民军总参谋长塔莫?切春在会见外国记者时,承认民柬在执政期间,内政和外交均犯过一些错误。他在谈到疏散城市人口的时候说:当时金边做生意的全是华侨、越侨,还有旧政府人员,旧警察,越南和美国特务,朗诺军队的官兵。负责城市工作的农谢和温威,工作比较薄弱,无力搞清敌我情况,因此只好把城里人统统撤到农村,想以此一举搞乱敌人。当时许多城市居民被赶到农村地区,因缺粮而饿死,其中金边迁出的人死得最多。但切春又为自己辩护说:“但是我不承认我是一个大刽子手。”“我们的确也杀了一些人,但他们都是坏人。哪个政权不镇压它的敌人?死人的数字是几十万,真正杀害柬埔寨人民最多的是越南。”

切春是民柬方面的实力派,他的话说明了当时疏散城市人口的真实原因。

指挥着金边和各城市行动的波尔布特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于胜利那天出现在金边街头,接受人们的欢呼和鲜花彩带。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出现在这些城市人面前,因为其中充满了反革命分子。这些人对革命犯下了累累罪行,不可能寄之以信任,也无法予以控制。对波尔布特来说,疏散金边和个城市的人口是胜利的链环之一,是诸多战役中的一个而已,它再次展示了革命力量的能量与信心。

空空荡荡的城市成为历史的零点,一个新的柬埔寨由此开创新的纪元。

4月23日,波尔布特由距金边40公里的磅士碑省出发,乘车秘密抵达金边。

从那时候。他除了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外,几乎一无所有。12年来,当他在丛林里忍受饥饿、酷热、疟疾,忍受“胡志明小道”上空美国飞机的轰炸,为敌人的追捕而东躲西藏的时候,他曾无数次想起过金边,想起过他度过少年时代的皇官高墙和繁华街头。革命的终极目标当然是政权,这就意味着他将把金边变成革命的红色之都,让他这佯的革命者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

在历尽艰辛之后,胜利终于到来。“光辉的4月17日”闹得天翻地覆,美国人被打跑了,朗诺流亡海外了,这个城市以及整个国家都成为革命的胜利果实,他将责无旁贷地担负起领导高棉民族的伟大责任。

柬埔寨的历史,将由他的手翻开新的篇章。

汽车按照他的指示,缓缓地在已经没有任何生机的城市里巡游。眼前是他曾经非常熟悉的首都,但在这一天之前,一想到这个城市,他心理上就充满了排斥感。它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合物,处在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影响之下,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昔日的一切在4月17日这天统统结束了。作为领导革命成功的政党的总书记,他将倾竭全力彻底改变这个城市这个国家。从4月17日起,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将出自于他微笑着下达的命令。

看着眼前仍在冒烟的垃圾,烧毁的车辆,废弃的商店,空荡的房屋以及空无一人的街道,波尔布特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被赶走了,喧闹了几百年的城市被疏空了,隐藏在两百万人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也被赶到了乡下。革命的成功再一次证实,他所领导的党在这些年里所采取的战略战术是完全正确的。20年来,他第一次感到身边没有了可怕的威胁。

尽管如此,他丝毫没有掉以轻心,也没有因为革命胜利而轻易地将党公开。一切都将像过去一样在秘密中进行,党操纵一切但并不展现一切。

也许是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个夜晚,他和战友们在火车站召仟了那次有决定意义的党代表大会,当汽车经过火车站时,他让司机把车停下,指着车站上的一幢破旧的楼房说:“我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接着,他又在打开的地图上划了一个圈,命令道:在城市四周建立防御线,严防任何敌人的反扑。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波尔布特在进城之后寻找过曾经在幼时抚养过他的哥哥洛特颂和嫂子切萨密(CHEASAMY)。他从法国归来后,也曾长期住在哥哥家里,直到同乔帕娜莉结婚后才搬了出去。自那时起,他和哥哥一家就少了来往,他的忙碌和礼貌只是让他们觉得他是个敬业的教师,哪里想象得到这个有血缘之连的弟弟是个将会改天换地的重要人物。1963年波尔布特避入丛林之后,洛特颂就再没有得到过他的任何消息。他们曾经为此寻找过,猜想过,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弟弟会是一个革命家。

月18日那天,洛特颂一家和波尔布特的另一个哥哥沙洛特切(SALOTHCHHAY),与成千上万市民一道,踏上了他弟弟标定的疏散之路。在炽热的太阳曝晒下,他们先是往向东,后来又向北走了一个多月,沙洛特切终于忍受不了这份苦难,倒在了一个泛黄的水塘边上,再也没有起来。

洛特颂和妻子切萨密埋葬了哥哥的尸体,擦一把眼泪,又继续前行,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生身之地磅同省。故乡亲切的山水拥抱了他们,抚慰了他们离开金边和失去亲人的痛苦。从此,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也开始拿起了锄头镰刀,躬耕田垄,以艰苦的劳动和汗水养活自己。当然,由于世界整个翻了个儿,往日骄傲的一切成为耻辱,他们没有任何人敢于说出这个家庭同王宫的联系。

胜利后的几个月里,波尔布特完全是在旋风般的案头工作、生病、国事访问中度过的,几乎没有一丝空闲。用他的战友秀蒲拉西的话来说,波尔布特一天24小时都是个革命者,即便是睡觉,他梦见的也是革命。

尽管夺取政权与运用政权需要不同的方式与才能,但如同绝大多数国家的革命者一样,波尔布特对在和平时期运用政权怀有充分的自信。既然他们的双手能打下江山,那同样的双手也能够保住江山建设江山,即便这个江山可能已经因为战争变成了废墟。面对着如小山般堆积在桌上的文件,波尔布特常常报以庄重的微笑:这里的每一页纸都意味着责任,意味着明天的柬埔寨,他决不会在历史在选择面前有丝毫的犹豫和退缩。

当然,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们最为担心的还是敌人的反扑。这些长期作地下工作的人养成了一种职业的本能:除了党内的同志之外,谁也不敢相信。

革命的成功是千万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如何能够把胜利的彩带撒给城市里的“新生者”和外国人。为了扩大战果,稳定政权,他们选择了继续将革命推向前进的战略。曾经有人提出,是否先对城里的市民进行一番了解甄别,然后再确定下一步骤。此举立即遭到反对。人们反问:有谁可以信任呢?我们有时间来一个一个地了解市民们的出身和政治态度吗?要想不葬送革命就必须付出代价,任何旧时代的人物都必须被彻底地清扫干净!

结果,连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也被撤到了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领导者们认为,他们虽是工人,但长期生活在城市,受到了资产阶级的影响,需要到农村改造。至于城市需要的工人阶级,基本全部抽调农民和革命军士兵重新“组建”。

当然,也并非所有旧时代的人都遭到了清扫。由于军队急需武器弹药,原来朗诺政府的军工厂在4月之后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工厂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仍然被允许留在城里上班。8月份,波尔布特亲自到金边城西一家军工厂进行视察,了解武器弹药的生产情况。当时在场的一个工人若干年后回忆道:

“沙洛特绍走进车间,要我们都到他身边去。他问我们说,有没有办法制造出新机器来,而且要我们自己设计。他说,柬埔寨的技术已经大大落后了,我们还没有制造出新的机器来,当然,过去社会里也没有人发明出我们需要的机器来。他说话的时候,我们都感到他非常诚恳,善良。他说话很慢,但十分坦率。由于天气太热,他的手上拿着一把折扇,时不时地,他会打开扇上一阵。他在我们面前来回踱步,有时舞动他的扇子对他的话进行强调。那天他穿着一件非常普通的黑衣服,看上去十分朴素。”

如同曾经当过他学生的人们一样,波尔布特的个性深深地吸引了大家。

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的友好态度,轻缓的语调,柔和的目光,让人们不由自主地去想革命为何胜利的缘由:它有一个通达善良的领袖。

千头万绪之中,波尔布特没有忘了用一种特别方式来确认这个尚还没有正式名称的政权。

4月25日至27日,由乔森潘以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的名义,在金边主持了特别国民大会。为了体现这次会议的代表性,会议代表中有群众组织、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僧侣、民族团结统一阵线、民族团结政府的代表共300多人。这次会议作出了四项决议,其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认这个柬埔寨劳苦大众及其儿女——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的胜利,初步确定了胜利之后的国家发展方向。会议专门对西哈努克和他的密友宾努亲王作了一条决议,确认西哈努克在新的历史阶段仍是国家元首,仍然担任柬民族统一阵线主席;宾努亲王仍然担任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和民族统一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

特别国民大会的公报是由乔森潘宣读的,但其中几乎每个字,都经过了波尔布待的反复推敲。4月28日清晨,当广播里传出乔森潘宣读公报的声音时,波尔布特的脸上漾起了笑容。

一个崭新的柬埔寨已经露出雏型。

仅仅在10天以前,金边还是一个充满了喧闹、燥热、拥挤的都市,现在,随着朗诺的共和国的旗帜的降落,这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由于差不多所有的市民和难民都被疏散,金边实际上成了一个空城,与之相伴的是几百年来第一次出现的陌生平静。王宫前看不到来往熙攘的人群,市中心的莫尼旺大道如一条死街,见不到了任何营业的商店和游人。凝聚着古老而优美的民族传说的“奔姑娘”山下,再也没有人在黄昏日落之时,围聚在老人们的旁边,听他们说起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往事,在一个个故事的动人意境中沉入夜晚……

火车站位于市中心偏西一侧。这条连接着金边至磅逊港、马德望等主要省份的铁路,由于抵抗武装对首都的包围,实际是早在两年前就停开了。窄小的车站上,几个破旧的火车头已是锈迹斑斑,变成一堆堆废铁;那些往日里尚能闪亮的灯光信号,成了永远紧闭的眼睛;候车厅里的长条椅已经荡然无存,整个大厅如同一个被遗弃的乡村市场,散发出一股潮湿的气味……

一夜之间,这个已被人遗忘的角落突然成为这个国家的中心,所有关系到国内国外政策的指令统统从这里发出,指导着柬埔寨从新的零点创造历史。车站大楼顶上,架上了密如蛛网的无线电天线;楼下停放着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另有几辆吉普车在繁忙地进出:所有的入口都被布上了重兵,另外还有一些荷枪实弹的士兵在不定时地巡逻;有几个房间的门口还站着笔挺的武装警卫。车站靠西一方的高墙,好些已经崩塌,一眼就可望见外面的农田。

现在这些缺口都被拉上了铁丝网,形成一道严密的安全屏障。

波尔布特站在他办公室的窗口,望着四下里严如铁桶的安全地带,嘴角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容。作为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革命者,一个长期在通缉中生活战斗的地下工作者,没有人更能比他明白“安全”二字的重要性。

这决不是仅仅为了顾全个人的生命——他们中的好些人,在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已把生命置之度外了——他们要顾及的是他们所投身的伟大事业,如

果没有了他们的存在,实际上也就等于没有了革命的中坚,抹杀了革命事业本身。他的导师、也是他的前任杜斯木1962年7月的失踪,给当时尚还年轻的党造成沉重的一击,酿成了一场危机。至今,波尔布特还常常想起杜斯木那张亲切而严肃的脸庞,心底生出一阵真诚的怀念。还在当时,波尔布特就私下里对人谈起,如果有一天革命胜利了,他一定要为杜斯木立一块碑,纪念他的革命功绩。现在,革命果然胜利了,当他以胜利者的身份重回金边的第一天,当年那些艰苦奋斗的日子突然若浪涛般地冲击着他的脑海,杜斯木的形象也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没有忘记当年立下的诺言,只是他觉得要把这块碑立得更大一些,更壮观一些,让人们永不忘怀。

当时分管城市工作的温威正好在他身边,波尔布特对他说道:“我当年说过,胜利了就要给杜斯木同志立碑。我想是不是可以把金边一条主要的街道命名为杜斯木大街或杜斯木大道?”

“我完全同意,波尔大哥(BROTHERPOL)。”温威连忙点头,“我建议,我们还可以把所有的街道都重新命名,把帝国主义和朗诺集团称呼过的街道全部换成有革命意义的名字。”温威的迎和获得了波尔布特一句淡淡的赞扬。

没过多久,金边最繁华的莫尼旺大道便被更名为杜斯木大道,与此同时更名的还有一大批街名。

但这种胜利后可以为所欲为的自由并没有使波尔布特产生出政治暴发户心理。他不相信朗诺的近10万部队可以在一天之内统统消失,更不相信曾经为朗诺政权服务的那些大小官僚会在一夜之间就成为拥护革命的群众。虽然这些人已经随着城市人口疏散被撤到了乡下,但是精神上的东西又哪里是一朝一夕可以转变的呢?

所以,他不得不小心谨慎。过去在丛林里,是在暗处,而敌人反倒在明处,敌我阵线分明;但随着胜利同时到来的,是他们这些革命家们处于国家的核心地位,由丛林到城市,由隐蔽到公开,如果有人要想对他们实行攻击的话,下手并不太难。因此,长期紧绷的警惕的神经一点不能松开,甚至要绷得比过去在丛林里还要紧才行。因此,他在有人提出对党的活动和党领导人身份公开的建议时,当即不客气地予以了否定。他盯着提建议的人,只说了一句话:“秘密工作是一切的关键。”

他的副手农谢同他一样,也是个深谙秘密工作之道的人。他附合波尔布特的意见,说:“秘密工作的传统绝对不能丢。我们哪能把我们领导人选举这样重大的事情公开呢?再比如,党领导人的住处能够公开吗?难道我们还要再走杜斯木同志的道路吗?只要有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秘密工作就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只有通过秘密工作,我们才能掌握局势,措败敌人的阴谋。我们就是不能让敌人弄清我们的真实身份。”

从此再无人敢言党的公开。

新政权领导层的秘密活动方式让国外的观察家们困惑不解。细心的人很认真地研究了特别国民大会的公报,在大会作出的四条决定中,第二条尤为引人注意:

“特别国民大会庄严宣布,承认并尊重柬埔寨人民和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要求:他们要建立一个独立、和平、中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的柬埔寨,他们要生活在充满真正幸福、平等、正义和民主的民族大家庭中。在那里不再有贫富、剥削和被剥削的阶层,是一个全体人民生活和谐、和平,全民族大团结中的社会。在那里,全体居民从事劳动,致力于生产,建设和保卫祖国。”

一开始,有人把这种对自己功绩秘而下宣的现象归结为柬埔寨共产党尚未有作执政党的意识,还没有作好上台执掌国家权力的准备。但这很难解释得通。从1968年起,柬埔寨共产党就开始了武装斗争,其间风风雨雨七八年,算得是历尽了艰辛,最后攥住了印把子,可是,外界居然不知道谁是这个党的真正领导人。他们是不是在回避什么,或者是这个党有什么难言之隐?

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看法相当幼稚。发生在柬埔寨的一切,无论是城市居民的撤离政策,还是对“新生者”们的特殊关照,以及对市场、货币的打击取缔,全部出自于一个有着严密纪律、相当有效的组织机构——革命组织(REVOLUTIONARYORGANIZATION),高棉语读作“安卡”(ANGKAR)。

而安卡的代表者就是在火车站指挥部里指导着整个柬埔寨改天换地的“大兄弟”波尔布特,“二兄弟”农谢。

在火车站原来用作调度室的房间里,波尔布特主持了好几次重要的会议。

像往常一样,“大兄弟”脸泛微笑,语调轻缓,像当年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一般向他的同事们阐述着他的思想。如果说现在的波尔布特与在丛林时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这时候的他脱下了汗渍斑斑的黑色外衣,换上了熨烫得平平整整的白色衬衣,显得比往日容光焕发,笑容里也更多了几分自信。

他对同事们说,柬埔寨历史被掀开了新的一页,但在新的纸上写些什么,很值得大家深思,“我考虑了很久。我想了两句口号,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导方向,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波尔布特用目光扫视了一遍在座的人,见大家都很认真地看着他,等待着下文,“我看是不是可以用‘建设国家,保卫国家’来概括我们今后的任务。”他没有对他的这句话作任何阐述就停了下来。同事们对他的这种谈话方式相当熟悉:波尔布特向来是提出一种思想,一种政策,至于完善的问题,需要大家的参与。

人们在沉默中咀嚼着“大兄弟”这句话的意思,尽力去理解它背后的深层含义。气氛慢慢变得热烈起来,人们认为“大兄弟”这两句话是对当前任务的高度概括,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他们完全同意。

“柬埔寨革命的胜利是一个独创。”农谢说,“我们今后的事业中也要贯彻独创的观念。比如从金边和各大城市疏散人口,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这点,但是我们做到了。这就说明,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别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坐在一旁的英萨利对此点头表示同意。“现在宣称我们国家正在发生什么确实太早了一点。但我们可以很有信心他说,我们下需要有任何模式,我们可以在实践中摸索和学习。”停了停,他又补充了一句:“高棉革命前无古人。就这个意义来讲,我认为建设国家和保卫国家的提法是相当有理论高度的。”

领导者们的宏论很快就被高棉革命的理论家们予以诠释和阐述,并具体到了一个村子应当如何来贯彻这句口号。比如建设国家一说,首先是在政权建设上,彻底摧毁;日政府的政权机构,由那些皮肤黧黑,无立锥之地的赤贫阶层来掌握各级政权的印把子;过去那些朗诺政权统治下得势或者过着悠闲日子的人,将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在艰苦的体力劳动中洗心革面;在经济上,过去通行的一切基本都要打碎,代之以新的经济模式,比如,货币和市场要废除,推行配给制,按需求分配,避免有人掠夺财富;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化和集体化;尽量减小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包括吃饭都在公共食堂进行。在保卫国家方面,首先重视的是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把那些挡住革命道路的人统统踩到脚下”;为了明确阶级阵线,对所有人都需要来一次甄别,通过其阶级出身确定他的阶级属性;同时,要严防国外帝国主义和仇视柬埔寨革命的敌对势力的进攻,因此这支8万人的人民解放武装部队不仅不能裁减,相反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用革命的武力挫败敌人的进攻。在柬、泰和柬、越边境,柬埔寨军队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一支强大军队的威慑力量,不仅可以防止外敌的入侵,同时也给领导层提供了一种安全保证。

仅仅在几个月内,“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的观念便传达到了全国的疹一个角落,成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新政权的政策。

曾经有一些西方的观察家们认为,从1978年下半年起,柬国内似乎出现了一种对波尔布特进行个人崇拜的倾向。他们说,如果民柬政权执政的时间再稍长一点,那么它肯定会放弃保持多年的秘密工作方式,使它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如同革命前的柬埔寨政权所做的那样。

从全球范围来看,对革命领导人进行个人崇拜的事例并不鲜见,它己成了一些国家政权得以有效运转的方式之一。波尔布特完全可能做到这一点,在清除了党内的反对派和政变阴谋之后,他似乎更有理由来对自己的形象进行一番装点,因为毕竟是他的领导,才使得柬埔寨挣脱了美国和其傀儡的控制;由于他的洞察力,才使柬埔寨共产党避免了阴谋分子的颠覆;也是因为他,才确立了气势宏伟的四年计划,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超大跃进”运动。他的同亨和部下都把这些成就的取得归功于这位党内的“大哥大”(BROTHER NO.l)。

从1977年开始,人们在提及波尔布特的时候,对他在长期从事秘密活动和革命胜利后所使用的称呼有了微小的变化。过去人们常称他为“大哥大”、“波尔兄”、“总理”。但到1977年后期,人们开始称呼他为“书记大叔”、“党心”、“领导者”,或直接称他为“组织”。从1978年中期开始,他的巨幅肖像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里。

有趣的是,波尔布特的哥哥洛特颂——这个由金边被遣送回磅同省故乡的“新生者”,居然奇迹般地发现失踪已久的弟弟尚还在人世!

洛特颂有一天从劳动工地拖着沉重的双腿走进食堂,工看见几个干部在往墙上挂波尔布特的大像框。洛特颂无意识地望了一眼,立刻被惊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人们恭恭敬敬挂上墙的,工是他的兄弟沙洛特绍。

小时候,洛特颂尽力照料了弟弟;50年代,沙洛特绍从法国回来,有好长一段时间也是住在哥哥的家中。波尔布特和乔帕娜莉结婚后,兄弟之间便少了来往,到后来完全没有了音信,洛特颂和妻子切萨密还以为弟弟已经不在人世了呢。没想到,这个已经从他们生活中完全消失了的亲人现在居然管理着这个国家,而且以这种方式重又唤起了他的记忆。

洛特颂怯生生地走上前,对一位干部指指墙上的画像:“这个人我认识。”

干部有些不屑地看他:“当然,谁都认识。他是我们国家的总理。”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洛特颂分辩说,“我是说我和他……有关系。”

“他是我弟弟!”洛特颂鼓足勇气,一口气说出了他当年如何照料沙洛特绍,如何送他去西贡上船赴法国学习,又如何在他从法国回来后为他提供生活保障。

问话的干部和围上来的人们大力惊讶,他们对洛特颂的话不敢轻易置以是否,但又确实难以把面前这个“四月十六日人”同国家总理和柬共总书记联系起来。但这个消息毕竟不是一般的发现,有人提出,说不定总理也正在寻找他的家人呢,于是,波尔。布特的哥哥和其他亲属在磅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金边。

但回讯迟迟没有到来。人们开始以为,波尔布特大忙,这个消息他没有收到。后来拖久了,有人开始认为洛特颂是自己编造了一个故事,是想逃避艰苦劳动而耍的一个花招。但是,没有人提出来要对洛特颂进行处罚,他们毕竟还是担心,万一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不等于侮辱了总理本人吗?

几个月后,省里有人带来了信,说是要请洛特颂去城里见一个人。干部们心里有数:波尔布特到了省城,他要见他的哥哥了。果然,当天下午,洛特颂兴冲冲地回到了村里,满脸的喜庆之色。

但是,波尔布特并没有因为承认了这个哥哥就让他享受什么特权,只是从此洛特颂一家从“四月十六臼人”的另册中解放了出来,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这个生动的故事说明,波尔布特等掌权的领导人在个人事务上是相当注意和有分寸的。

但坚持说存在一种个人崇拜倾向的人又举出了其他一些例子,比如在S一21里发现了一些波尔布特的油画肖像,一些半身雕像和一尊银像等,1993年,笔者在S一21当年的牢房里也见到厂这些雕像,它们大都被人打了大大的又。

但是,同曾经管理统治这个国家的前往们所进行过的领袖形象宣传活动比起来,这实在是算不了什么,而且没有确切的迹象表明,波尔布特本人卷入了任何对他的“造神运动”之中。无论是在他执政之前还是执政期间,金边的宣传机器从来没有公布过波尔布特的生平,党的刊物和报纸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他的照片。在政治会议上,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生活,他的童年和轶事、他在进入丛林之前的职业等等。此外,在全柬没有出现歌颂他的故事、歌曲,戏剧,没有出版任何他的“思想”,而这是对领袖人物的崇拜所必不可少的,1997年10月,已经被他待日战友所羁押的波尔布特在对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道出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从我少年时代起,我就很少谈论自己。我是不爱张扬的,我不想告诉人们我是:一个领袖,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兄弟姊妹乙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谈到革命和党的事业的时候,并不提及领袖的功绩;即使非提不可,那也是以集体领导来一言以蔽之。

波尔布特在小心翼翼回避聚光灯的同时,也不允许任何人追求公众效应或从中央核心分割权力。胡荣、符宁、索平等在柬社会各阶层有很大影响的人遭到清洗这种现象,已经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了波尔布特的权力核心观念。

年9月,柬共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失去执政权力前柬共的最后一次全国大会,参加者均力中央和地方掌握实际权力的60名代表。波尔布特当然地坐在主席台的中央,左右两旁是农谢和后来的民柬国民军总参谋长塔莫(TAMOK),他当时是西南大区的党书记,公认的波尔布特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向其他地区提供和输送了大量对党忠贞不二的干部。

在这次会议上,波尔布持作了长篇讲话,对加紧实施四年计划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在1980年前,三分之一的合作社都能够成为自给自足的模范。这次会议在政治上并没有作出什么大的决定,它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经济问题。

会议结束之后,波尔布特来到一个力回国知识分子举办的学习班,给年轻知识分子们讲厂4天课程。一位参加过这次学习的人多年后回忆说:“波尔布特一连给我们上了4天课。他希望柬埔寨能够成为不结盟国家的榜样,希望我国的农业产量能超过日本。他对我们这些刚从外国回来的人说,柬埔寨是个下发达国家,需要赶快苏醒过来,大踏步地前进。一开始,我们对他的话,有点吃惊,后来,他生动的语言把我们全吸引住了。他讲话的时候完全是循循善诱的方式,就像是位父亲在对他的孩子们说话。”

波尔布特在这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了国家强大的根本途径是经济发展,不然便谈不上国家的进步与尊严,也没有足够的国力来抵御外来侵略或干预。

柬共每年9月30日的诞辰是全党乃至全国的一件大事,它18周年的庆祝活动是民柬建立政权以来最为有声有色的。为了装点节日,让人们铭记党的恩情,节日期间,人们得到了充足的食物;在国家机关里,每个工作人员还可以领到特别的食品;出入意料的是,金边的电影院里,居然破夭荒地放映了外国电影。

党日前3天,即9月27日,波尔布特出席了在金边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的有2万人参加的盛大会议。在“洋溢着全民族大团结和伟大胜利”的气氛中,波尔布特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强调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迅速建设国家,提出在15年到20年内,把柬埔寨从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具有工业基础的国家。根据柬埔寨的实际状况,这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目标。

在这篇讲话中,波尔布特用词十分强硬地谈到了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南在政治,经济和财政各方面,在国内外,都困难重重。这是它侵略柬埔寨遭到惨重失败的必然恶果。如果它继续侵略柬埔寨,它将陷入灭顶之灾。”

波尔布特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部队在东部和西南边界已经同越南人展开激战,有的地方已经失守。

虽然金边一片平和,既无枪炮又无硝烟,但人们已经感到一场战争的阴影在向他们逼近。

第十三章 波尔布特开始亮相——超大跃进

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开始在这块土地上展开。

怀着巨大革命热情的领导者们深入到广大农村,动员人民参加到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运动之中,成为新时代的主人。在发动群众方面,柬埔寨共产党的领袖们简直可以说人人都是专家。在一次动员人们修建水坝的会议上,一位领导者即席发表讲话。他说:

“在过去的年代里,那些大人物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拥有独立。可那是什么样的独立呢?我们又建造了什么呢?是的,他们修建了一个独立纪念碑。可是在哪里修建的呢?在首都。谁能看见它呢?那些大人物的孩子们。

农民们看见过它吗?没有。他们只看见过它的照片。大人物的孩子们在这个国家那个国家进进出出,然后又回来统治穷人。那么现在我们应当做些什么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事情呢?我们并不去修建什么独立纪念碑。我们要做的是筑高水坝、挖掘运河这类的事,让我们向己能够。看见我们自己都做厂些什么,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见他们的祖先曾经做过什么:我们修建了一座座属于自己的独立纪念碑!“

如此强有力的椎辩唤起了在朗诺政权统治后人们对国家和前途的信心,人们很真诚地行动起来,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和大革命。柬埔寨是个农业国,85%的国民产值来自于农村,因此,根据从金边火车站发出的指示,广大农村立即开始了农业合作运动。

对中国人来说,因为我们的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段经历,所以对当时的情况并不难理解——所有的生产资料全部收归集体所有;祖祖辈辈的农民和刚刚从城里疏散到乡下的“新生者”们每天踏着哨音下田劳动、再踏着哨音收工回家;吃饭是在集体食堂、人们无须再在各自的厨房里花费时间;市场和货币被同时废除了,因为一切必须品都由集体配给,无须再由个人用货币购买;胜利前夕在外国印制的钞票全部作废,存放在没有人看管的仓库里。有时大风一吹,钞票满天飞,没有任何人对这种特殊的纸张感兴趣。整个国家,几乎一夜之间,所有的商店、市场,贸易交换都消失了。全国只剩下唯——家“友谊商店”,是供应驻金边外国使馆一些日用品的。就是外国使馆人员到这里买东西也不用货币,而是通过记帐的办法结算。

上层建筑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的地主资本家被打倒了,从理论上废除了主仆的存在,所有的法令和规定都由经过革命考验的干部们来执行;教育普及受到鼓励,小学开始上课,但中学以上的教育暂时还没有提上日程。领导者们认为,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柬埔寨,就必须建立崭新的柬埔寨文化,而这必须从扫盲做起。他们从革命军中选拔优秀战士作教师,结合实践进行教学,所有的大学被视为旧文化的象征而遭关闭,除小学外,只开办中学。由于急需一些实用技术,因此恢复了中等技术学校和电工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是重政治质量,不强调技术的高低。他们认为,技术下会可以学习,而政治质量的高低则是重大问题。过去的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全部受到排斥,被认为是受到敌人很深影响的人,对革命缺乏感情。对这些入,基本上全部送到乡下,为担心他们搞破坏,就让他们干一些不易受破坏的活,比如打石头,砍树等。他们中有的人为此走上了自杀道路。

有3个旧知识分子和旧技术人员受到正式录用。

在抵抗运动中,宗教曾经被视为“三位一体”的组成部分。革命胜利后,这个观点立即改变。宗教被视为精神鸦片,原来奉为国教的佛教传统受到挑战,寺庙里的僧侣们也被动员起来到田里参加劳动;为防止反革命串联,邮政通信暂时终止;为体现革命者的纯洁和朴素,人们不得再佩带首饰和穿华贵的服装……

尽管人们对这些涉及到生活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一时还难以适应,但同1977年以后的严峻经历相比,这个时期被称为“金色年代”,因为维持人们生活最为关键的粮食还比较充足,人们很少听说有人因为饥饿而死。

1975年5月,一艘叫马亚克斯(MAYAGUEZ)的美国货船满载军事物资从美国出发前往泰国,在柬埔寨水域内搁浅。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柬人民解放武装部队怀疑这是一艘对新生革命政权进行破坏的问谍船,立即作出了反应。货船受到攻击的消息立即在白宫引起强烈反响,刚刚被迫撤出柬埔寨的美国人本来就心存恼怒,这一下找到了借口。很快,五角大楼就提出了报复计划,并立即得到福特总统的批准:立即在就近的美国军事基地派出两百名海军陆战队员,赶往估计关押着美国船员的岛屿,实施营救。

附近海域的柬埔寨军队早已对美国人的进攻严阵以待。没等海军陆战队员们上岸,便遭到了激烈的人力压制,当场有18人被打死。

令美国人难堪不已的是,那些船员根本没有被抓作人质,更不在这个岛上。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发现进攻错了地方,准备撤出前,他们就己被释放。

但在美国,白宫对这次事件似乎特别关注,在等待船员们释放的同时,另一个作战行动也开始实施:美国的飞机轰炸了云壤(REAM)的柬埔寨海军设施,并袭击了柬埔寨设在磅逊的唯一的炼油厂。

虽然双方都宣布在此次事件赢得了胜利,但事实上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有赢家。就美国人来说,战后的撤离在心里窝了一团火,如鲠在喉,马亚克斯事件反映出美国人的苦涩与敏感;对柬埔寨的新政权来讲,此事反映了胜利后的骄做和自豪,美国人被看作手下败将,是一只根本不经打的纸老虎。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也暴露出了金边与外部世界的隔膜和通信上的障碍。

据说波尔布特和农谢这两位主要的领导人在整个事件中恰恰电病在身,没有参与对此事的处置,这可能也是金边方面在处理此们上反应迟缓的一个因素。波尔布特直到病情好转才读到整个事件的报告,久久未置一声,后来,军队中传达了他的指示:此事反映出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野心不死,我革命军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接下来的那些夭里,柬埔寨全国很是紧张了一阵,以为美国人会卷土重来,至少会重新开始轰炸。一想到刚刚消失的剧烈爆炸声又会响起,人们不禁愁云满面。

值得老百姓们庆幸的是,可怕的爆炸声没有响起。美国白宫发言人在宣布此事获胜后,就转向了国内人民蝶蝶不休的经济问题;福特总统很是为他在此事上的得分感到得意:在事件处理过程中,他的支持率猛然上升了近十个百分点。所以他逢人就讲:“这粒火星为我们的信心作了美妙的装点。”

从病房回到办公室的波尔布特长长地舒了口气。

胜利后的8个月是在充满自信与乐观的气氛中度过的。从发现的波尔布特和农谢、英萨利等人在这个时期的讲话来看,他们深为自己的胜利所陶醉,认为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革命的坚定性纯洁性可以同柬埔寨相比;他们不止一次地表示,柬埔寨革命已。使这个国家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的革命中学到很多经验。有一篇内部转发的文件便这么写道:“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东南亚的革命也会变得强大起来。如果东南亚的革命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同那些理解我们的朋友们展开竞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叮以对那些缺乏我们这样成就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特和农谢、英萨利等人在这个时期的讲话来看,他们深为自己的胜利所陶醉,认为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革命的坚定性纯洁性可以同柬埔寨相比;他们不止一次地表示,柬埔寨革命已。使这个国家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的革命中学到很多经验。有一篇内部转发的文件便这么写道:“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东南亚的革命也会变得强大起来。如果东南亚的革命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同那些理解我们的朋友们展开竞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叮以对那些缺乏我们这样成就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胜利两个月后,波尔布特终于接受了部下的建议,搬进了靠近独立纪念碑的一幢别墅。农谢。英萨利。乔森潘也分别拥有了自己的漂亮住房。领导人们自此少有见面了,过去那种同一口锅里吃饭,同一顶帐篷里睡觉的生活由此结束。

10月9日,柬共中央委员会下发了一系列文件,诸如:“关于任务与作战问题”:“总体安排计划”:“对几个特殊问题的处理方法”等。党的名称和存在仍没有公开,担任了新任务的党员都起用了化名开展工作。对一般的老百姓而言,那时只隐约听说有个权力很大的“革命组织”,对其真实情况却一无所知。表面上,出头露面的仍是民族阵线,国家元首仍是西哈努克亲王。

到10月底,虽然政府还没有成立,但柬共已开始确定人员担负政府阁员工作。第一批担任这种秘密部长职务的有13人。“书记同志”波尔布特,负责经济和国防:“副书记同志”农谢,负责党的组织和教育;英萨利负责党和政府的外交书务;乔森潘仍然担任与民族阵线、也即同西哈努克之间的联络工作。鉴于他在60年代曾担任过西哈努克政府的商务大臣,因此他同时还负责商业的统计与物价工作;贵通负责国内和国外的贸易;宋成负责安全与军书参谋部工作。其他被委以重任的还有温威,负责工业,铁路和渔业;苏瓦西(sOEUVASI)负责党中央政治办公室;农顺(NONSUON)负责农业;青萨莫(CHHIM.sAMAUK)负责总理办公室;顺颂(SEUMSON),后来的驻朝鲜大使,负责中央委员会的新闻和宣传;英萨利的妻子英蒂丽(KHIEUTHIRITH)负责社会福利;宋成的妻子云亚(YUNYAT)负责教育,文化和宣传工作。

这13人中,大多数是在5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人。算得是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但在后来的3年中,只有8人活了下来,其中有5个人因为这样那样的罪名而被清洗。当然,这是后话了。

第三届国民大会于1975年底在金边召开,紧接着又在1976年初召开了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会议。两次会议的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审议和颁布新宪法。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扣任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的西哈努克亲王和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参加了内阁会议。根据1976年1月5日金边发布的新闻公报,西哈努克对这部经过“全国的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和柬埔寨革命军队”讨论了四次的宪法表示“由衷的满意”,并感慨他说:“我谨以崇高的爱国精神,对全国战士和劳动人民的牺牲精神和建设与保卫国家的活动表示尊敬和钦佩,我对这部新宪法表示由衷的满意。新宪法充分体现了柬埔寨人民的愿望并具有国际水平。它明白易懂,简单扼要,并已完全遵循了人民民主革命路线。这部宪法很好。我完全和衷心地拥护国歌、国旗和?国徽。“据公报讲,”宾努亲王对新宪法鼓掌祝贺,并说,内容极其完善。“乔森潘在解释这部宪法的写作过程时说:”这部宪法并不是对外国宪法研究的结果,也不是学者专家们闭门造车的产物。它是我们的人民——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用他们自己的双手写下的。“

但好歹这部宪法通过了。在夺取政权后近一年才成立新政府,通过新宪法,这在世界上是较少见的,其中的延误、耽搁,很令人寻味。

根据宪法,柬埔寨的合法政府更名为“民主柬埔寨政府”,由原来宾努亲王为首相的民族团结政府自然过渡。很显然,这并非是令革命组织满意的政府,但在1970年朗诺政变后有这么一个总部驻地北京的政府,为抗美救国提供了重要的领导机构和国际地位。现在革命成功了,这个政府的使命也告结束。但结束这个政府又花了4个月的时间。直到1976年的4月,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这才任命了真正在柬埔寨发生实际领导作用的新政府。

“民主柬哺寨政府”的历史应当从1976年的4月14日算起。这一天,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作出了好凡项重大决定:

——确定了人大常务委员会,由农谢担任委员长;
——决定接受西哈努克的退休要求;
——决定接受宾努力首的前政府的辞职;
——决定任命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为乔森潘;
——决定任命民主柬埔寨新政府。总理为波尔布特,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为英萨利,负责经济的副总理为温威,负责国防的副总理为宋成,新闻和宣传部长为符宁,卫生部长为秀臣,社会事务部长为英蒂丽,公共工程部长为笃澎,文化教育部长为云亚。

从名单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不完整的政府,比如,没有财政部长,没有农业部长,没有工业部长,没有商业部长。不知为何,这几个本来应当有的部长变动成了几个委员会,隶属关系为“直属副总理府的负责经济的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的主席相当于政府部长的地位”。

柬埔寨成立的新政府引起了国外的重视。当观察家们对新政府进行研究时,他们对很多第一次公开的名字感到陌生,即使是柬埔寨问题专家们也对政府成员的名单感到困惑。尤其是担任总哩的波尔布特,此为何许人?多大年纪?什么地方人?有什么经理?过去为何没有听说过此人?他为什么能当上总理?人们关于他的唯一的了解是他参加了人民代表的选举,其身份是东部地区的橡胶工人代表,他是真正的农业工人吗?

一连串的问题都让人费解。

细心的观察家们寻遍了有关柬埔寨共产党的历史,发现在50年代曾有人用过“波尔”这个名字,但“布特”二字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在巴黎,当新政府的名单公布后,波尔布特的老朋友秀蒲拉西(THIOUNNPRAsITH)告诉在法闷的柬埔寨留学生们说,这个新任总理出身于柬越边境,曾纤叁加过反对日本人和法国人的斗争,是个真正的橡胶工人。

实际上秀蒲拉西根本不知道,这个新总理是他的老朋友沙洛特绍,他不得个编出一个故事来让青年们接受一个高大的人物。

在1973年驾驶飞机轰炸了朗诺总统府的皮金龙(PECHKIMLUON),在新政府成立后不久逃往泰国。由于他曾经长期接触过柬共的领导人、所有人们极力想从他口中得知彼尔布特为何许人也。皮金龙说,毫无疑问,沙洛特绍是柬共最有权势的人物;第二号人物是农谢,英萨利排位第三,第四为宋成。他说他曾经为沙洛特绍驾驶飞机在各地视察,并描绘这个一号人物的特征是“身体肥胖,个子高大”。皮金龙特别提到,在4月17日庆祝胜利一周年的大会上,沙洛特绍和乔森潘都作了讲话,只是后来电台只广播了乔森潘的讲话。此时,皮金龙还不知道沙洛特绍的新名字,他一再同人们争辩,说波尔布特肯定不重要,只有沙洛特绍才是真正的实权人物。

过了几个月,当报纸上开始对波尔布特进行描述时,皮金龙才猛拍脑袋:波尔布特和沙洛特绍原来是同一个人!

一位历史学家对此大发感慨,“波尔布特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凡的挑战。在当代社会中,从没有哪个国家的革命领导人像他那样,如此成功地隐匿了自己。”

自1963年他逃出金边进入丛林以来,波尔布特第一次由幕后走上了前台。

接下来的凡个月,波尔布特的新政府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一项空前绝后的伟大计划之中,这就是将从1977年开始实施的“四年计划”。后来,这个计划被你作“超大跃进”。

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一个雄心勃勃,豪情万丈但同时又充满急躁情绪的国家发展规划。在8月间召开的党中央会议上,波尔布特充满信心地对与会代表们说:“只要实行了这个计划,我们就能通过集体化运动,在4年之内实现大规模的粮食出口,从而进一步发展农业、轻工业甚至重工业。”

他的话赢得一片掌声。

认真研究这个计划便可以发现,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们在很多方面还是很清醒的。比如,他客观地分析了柬埔寨是个农业国家这个本质和稳定社会的基本措施,一再说“有了粮食,就有了一切”。鉴于国家曾受外国控制的教训,波尔布特非常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坚决反对模仿外国模式,柬共中央还十分重视清除;日文比和外国文化的影响,注重发展属于新时代的革命文化。

但是,这个“四年计划”的缺陷和弱点也一望而知。比如,在确定生产指标方面过于乐观,根本就不可能完成。1970年前的和平环境内,柬埔寨的粮食产量为每公顷1吨,而四年计划将此提高到了3吨;过于强调精神力量的作用,把政治运动作为发展生产的主要动力。波尔布特告诉人们说:“我们是否能完成这个计划呢?回答是在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达到目标,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柬埔寨缺乏矿业资源,但领导者们却对发展重工业寄予厚望。以他们的设想,用不了多久,在平整的农田旁,将崛起一座座烟囱高耸的工厂,人民代表大会里将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来自产业工人。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暴露了领导者们无视于国家的资源、财政和客观条件,只盲目地定计划、提指标的情况。

四年计划非常核心的一点是集体化运动。对于农村的合作化集体化运动,中国入理解起来并不困难,它意味着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意味着农民们将踏着同一个哨音走向农田,意味着所有农民家庭的厨房将不再存在,

人们全都在同一个大屋子里吃着同一种食物,喝着同一种汤水。根据中央的文件,每30—40户人办一集体食堂,每10人一桌,饭菜统一定量。在农村,社员家庭所饲养的家禽、家畜,以及房前屋后栽种的瓜果蔬菜,全归集体所有,社员家里除了必需的碗筷、衣物、桌椅、床和烧水锅外,基本没有其他东西。工厂和橡胶园的工人也享受供给制,一级劳动力每人每天3罐大米,二级2.5罐,三级2罐。每人每年发给衣服两套,背心裤视两套,帽子一顶,水布一条。农村的集体化被看作是富裕的同名词,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组织里度日。7—15岁组成少年组,离开家庭集体食宿;15岁以上的青年男女组成流动生产队,男女分别食宿,以当时领导人们的解释,实行。了集体比以后,“到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将会是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越往后走,情况会越变越好。”

为了表现实现这个“四年计划”的决心,领导人们提出了“超大跃进”(SUPERGREATLEFORwARD)的口号,大兴水利,筑建堤坝,改造农田。为了实现粮食均产,人们开始对农田进行统一改造,把所有的田地部整挖成100平方米一块。通过录相,我们至今仍可见到当年人热的劳动场面:成千上万人穿着统一的黑衣,围着汗巾,在田野里来回挑土奔忙。附近的田地边上,插着一杆杆红旗,广播里播放着激昂的革命歌曲,对这种场面,中国人也相当熟悉,因为它非常接近于70年代修大寨田的情形。

关于“四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各方面的看法和报道有着巨大的差异。

笔者查阅了1977年的报刊资料,如果这些报道是实事求是的话,那么说明这个计划还是取得厂重大的成就。比如过去小农经济造成的零散小块土地,变成了大面积的整齐的稻田;由于水利工程的普及,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耕地初步解决了灌溉问题;原来的一季稻普遍改成了两季或三季;粮食已经做到了自给有余;像农具厂,水泥厂等中小型企业在各地纷纷建立起来,全国有了200多个工厂和车间,一座炼钢厂正在兴建,其产量可以满足全国需求的四分之一……

1978年,柬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在全国开展先进合作社运动。这是一个规定非常细致具体的决定,比如“合作社的学习规定”一项,便力:

“1、10天学习一次,每次1小时30分钟。

2、1个月讨论一次,用一个上午(3—4小时)总结经验。

3、3个月召开一次大会,用文件对照合作社的具体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大会时间1天。

在经济标准方面,规定要种植“战略蔬菜园地和战术蔬菜园地:战略蔬菜如冬瓜,南瓜和空心菜;战术蔬菜如青菜,菜豆角和茄子。”

在“社员生活”方面的规定为:“合作社社员身体好。强壮。人口增加;社员有衣着;社员的饮食制度为:1天两顿干饭、一顿稀饭;3天一次甜食;按党的规定有休息制度。”

研究柬埔寨历史的人们大都认为“四年计划”是个大失败。比如在实现集体化,破除私有化方面,人们原来拥有的一切统统被视为公有,连田边地头的野草荡和食用菜根也被当作集体财产;在破除旧观念方面,凡是戴眼镜的人、皮肤白净和双手柔软的人,均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妇女们不得再留长发,不得佩带首饰,衣服穿着必须符合新的规范,连衣领都必须牢牢扣上;田地里的劳动量增加之后,劳动时间反而更长了,早出晚归已成家常便饭。

于是,人们被要求在往返工地的路上齐声唱歌,说是歌声可以解除疲乏;由于过分强调传统医学,农村里基本没有了西医,充任医生的大都是只经过简单培训的十几岁男女孩子,造成厂一些不必要的伤残和死亡……

次45天。

如有特殊情况,也不得再超过10天,而且还要事先提出申请,领导特别批准。

若生了小孩,是革命的后代和财富,哺乳期满后,孩子便送进幼稚园,母亲可每月探望一次,父亲每半年探望一次……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人们不得随意批评干部,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人们生活得颤颤兢兢,不敢越雷他一步,因为“革命组织有上千双眼睛,如同菠萝一般”……

以上这些说法,可能有偏颇之处,属于站在局外、道听途说的产物。

由于“四年计划”所定的目标太高,有的指标根本不能完成,而有的地方干部为了迎合上层的喜欢,便虚报浮夸,报喜不报忧。本来每公顷产量为

1.5吨,但在上报数字上,硬是按“四年计划”的标准写成3吨,甚至更多。

上层在接到这些虚数后。没有深入调查,很为人们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

大量的粮食被运走了,种田的人们反而缺粮少吃,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疾病,洪水袭击,以及越南军队在边境地区的骚扰,饥饿开始出现,死人的啊也频频发生。

这个时期究竟死了多少人,已经无法证实。研究者们的结论也各自下一,有的说死厂几千人,有的说死了几万人;最多者说是死了十几万人,全部是饿殍。

民柬在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建设上面,一再强调自己的道路完全是独创,既没有过去的经验,也没有照搬外国的模式。但是,认真研究一下这个时期民柬的社会结构,不难看出,他们实际上也是在蹈人覆辙。集体化合作化运动,是苏联1919—1921年情况的翻版:“四年计划”有着苏联30年代初期新经济计划的影子;其“超大跃进”的口号实际上是中国50年代末期“大跃进”运动的重复。另外,在政治口号上、理论上,精神和意志的认识上,民柬方面也决不是版权所有者。

胜利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民柬领导者们对自己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波尔布特、英萨利和农谢等人在这个时期的心态,应当说是“踌躇满志”。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波尔布特非常自豪地告诉人们:“在柬埔寨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柬埔寨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是新的、大的胜利,它具有我们柬埔寨革现阶段的跃进特色。”

但令他感到烦恼的事情并不是没有。比如,他对人口只减少不增长就很有看法。他告诫人们说,全国的人口将近800万,但党的计划是增长到2000

多万,还差得远呢!怎么办?说到这里,彼尔布特笑了,又显得信心十足地发出号召:我们的目标是要尽快增加人口!

第十四章 如何对待西哈努克

北京的4月正是春光烂漫的季节。人们脱厂厚厚的冬装,开始在和煦的轻风和温暖的阳光下展露自己的轻盈。

在民柬政府和柬埔寨民族团结统一阵线北京总部的大楼里,此时洋溢出与气候很相适宜的轻快气氛。攻占金边和马德望等大城市,意味着这场战争已经走到了尽头,也意味着从1970年3月开始的流亡生活即将结束。有的人已经着手收拾行装,随时准备回归祖国。

看到国内于攻占金边当天发来的电报,西哈努克十分激动,当即回电,对柬人民和抵抗武装战胜朗诺集团。掀开柬埔寨新的历史篇章表示热烈祝贺。在这份电报中,亲王提到:柬埔寨是世界上第一叫对丁败有史以来最为傲慢的帝国主义、也即美帝国主义的国家。5月1日,西哈努克又在北京发表声明,宣布攻占金边的4月17日为柬埔寨国庆节。

在此之前,柬埔寨的国庆为11月9日。1953年,法国结束厂在柬埔寨的殖民统治,在这天全部撤出了它在柬的所有武装部?队,将国家的所有权力交给了柬埔寨人民。西哈努克由于在争取独立中的功绩,被人称作“独立之父”,每一年的11月9日,西哈努克都要举行盛大的庆典。

但昔日的荣光为新的辉煌取代了。因为“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首都金边光荣地被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解放的日子。”“这是柬埔寨2000年历史的最伟大,最美好和最完全的胜利……因此,4月17日应作为柬埔寨历史和民族生活的最光荣的日子来纪念。”

但驻北京的外国观察家们注意到,西哈努克似乎并不急于回国。攻占金边之日,正是其母哥莎玛王后病重之时。医院里的检查证实,王后己身患绝症,生命去日无多。西哈努克从来对母亲就孝敬尊重,郎诺政变时,哥莎玛王后被困金边,令西哈努克日日牵肠挂肚,经多方努力,才得以使朗诺对王后放行,到北京与儿子团聚。现在,胜利到来,而母亲却难以在王宫里与子民们共同庆愤了,想到这里,亲王不禁热泪盈眶。

当然,西哈努克没有立即返回金边决不仅仅因为母亲的疾病。由于战火甫熄,百废待兴,出于种种考虑,住在金边火车站二楼上的波尔布持没有向亲王发出口国的邀请。但是,无论是红色高棉的领导者们还是普通的柬埔寨村民,人人都在胜利之日想到了来王,有的人公开找出在朗诺时期藏匿起来的亲王的肖像,恭恭敬敬地挂到墙上。

尽管朗诺早已否定了西哈努克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否定了亲王所代表的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但在一个君主制实行了上千年的国家,怎么可能让人们在一夜之间就抛开国王王后,进入到另一种社会形态之中呢?尽管西哈努克其父去世后,亲王没有再归王位,但是他以亲王身份担任国家元首,在人民心目中,实际上一如他当年担任国上时的情形。所以,西哈努克的画像、红墙黄瓦的王宫,都是君主上权和国家统一的象征,令人们顶礼膜拜。朗诺政变之后,宣布废除君主制,实行共和,切断了君主与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在笃信王权的人民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国家不再有了统一的象征,奉行千年的权威顷刻之间丧失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注定了朗诺得不到人民支持从而必定垮台的命运。

由于朗诺政权实际上已不存在,旧政权在国际各类机构中所占据的位置自然要由新政权取代。8月份,英萨利代表新政权参加了在利马召开的下结盟国家会议,初露头角。但是,入们对于这个政权和代表这个政权的人实在是了解得大少了,而新政权又迫不及待地需要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因此,在如何组成将于10月召开的第30届联合国大会柬埔寨代表团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有一番热烈的议论,最后决定:由西哈努克代表柬埔寨前往纽约出席大会。

这是柬埔寨新政权在联合国的第一次亮相,关系到国际社会对这个政权的最初印象。按照波尔布特的想法,在联合国大会结束之后,亲王还将到一些对新政权持友好态度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访问。由于西哈努克远在北京,而新政权如何在国际讲坛上展示自己的形象、如何表述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确需要一番反反复复的认真研究;再则,西哈努克对于新政权有些什么看法,他会如何看待自己的这次外交使命,对波尔布特等人而言,也是一个急需了解的问题。

为了显示新政权对亲王的尊重和诚意,同时也表示此次使命的重大意义,波尔布特决定派出乔森潘,英萨利夫人英蒂丽前往北京,邀请亲王返回金边。

两位特使在亲王的豪华别墅里一讲明来意,西哈努克便毫不犹豫地点头应允,并双手合十向两位特使表示感谢。“这些年来,我朝思暮想回到祖国,回到我热爱的人民中间。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个人的私利考虑。”

停了停,他又说道:“我非常感谢革命组织对我的信任,交给我这样的任务,使我能实实在在地为我国人民作一些事情。我相信我能够圆满地做好这次联合国工作”

“我们想请亲工尽快动身,早一点回国,以便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我们的外交政策。”乔森潘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亲王。

“在我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西哈努克很爽快地答应,“只是,我想在回国前,去向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辞行。这些年来,中国给了我们全力支持,我也想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

乔森潘和英蒂丽相互对视一眼,彼此都点头表示同意。

当天,西哈努克就收到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答复:同意会见,时间由亲王决定。同时,也邀请乔森潘和英蒂丽参加。

作为东方君上制代表人物的西哈努克和共产党中国两位领袖的特殊友谊,是世人尽知的。自从1955年亲王同周恩来第一次会见起,两个国家的关系一直在稳定地发展。1970年朗诺政变,使两国的关系经受了严峻考验,中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自己支持弱小国家维护独立和尊严、

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的严正立场。在北京的许多外交场合上,只要一有机会,周恩来总是要尽可能地邀请西哈努克参加,热情地把他介绍给一些中国的新知故旧。对于西哈努克在中国期间的生活和他外出访问参观等活动,事无巨细,周恩来都要亲自过问,并让人为亲王的外出安排舒适的专列或专机。从1970年西哈努克到中国至1975年亲王离华回柬埔寨的5年中,他访问了朝鲜,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伊拉克、埃及,苏丹、但桑尼亚,赞比亚。乌干达、索马里等国,全部都是乘坐周恩来总理特别为他安排的专机,另外还有一架货运飞机装运亲王在访问中要赠送的礼品。每一次西哈努克出访,周恩来都坚持亲自到机场送行,归来时又亲自到机场迎接,关怀之情让人感动不已。

许多年后,西哈努克在他的回忆录《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一书中,非常详细地记述了他到医院里向周恩来告别时的情形。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身染沉菏,虚弱不堪地躺在医院病床上。几十年来为革命辛勤操劳、呕心沥血,已耗尽了这位伟大革命家的心神,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近十年翻天覆地的浩劫,周恩来在长久地苦撑危局之后,终于累倒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岗位上。当时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个曾代表了一个时代风范的伟大灵魂,即将熄灭沉寂。

当西哈努克、莫尼克公主、宾努亲王、乔森潘以及英蒂丽来到医院时,身穿长袍睡衣的周恩来正倚靠在沙发上闭目休息。在护士的搀扶下,周恩来撑起身子,按柬埔寨礼节一一向人们双手合十致意。

尽管周恩来已经非常疲惫虚弱,但他神志仍一如往常清醒,一双眼睛炯炯闪亮。西哈努克告诉周恩来,他即将返回祖国并代表新政权前往联合国,周总理一听显得十分高兴,连连向亲王表示祝贺。然后,他转向了乔森潘和英蒂丽。

作为一个革命者,乔森潘对中国总理充满了敬佩之情。1958年,周恩来访问柬埔寨时,乔森潘还是一所中学的教师。他骑着自行车跑了10公里,到机场的栏杆外,目睹了机场欢迎仪式上周恩来的风采。此后多年,周恩来的形象都在他脑子里难以磨灭。此时望着病房里的周恩来,乔森潘心上滚过一丝不祥的阴云。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朝乔森潘说道。由于呼吸不畅,周恩来每说几个字,就要略作停顿,“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对此引起的灾难性后果负责。我们想对你们提出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能抵达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你们的国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做法,那肯定会给你们的人民带来灾难。“说到这里,周恩来停下来,在护士的帮助下服下几粒药片,然后重转向刚才的话题,”共产主义应当是给人民带来幸福、繁荣、主权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和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有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再蹈我们的覆辙。“

乔森潘和英蒂丽对周恩来的话频频点头。但当时谁都不可能意识到,中国总理已经多么准确地预见了将在柬埔寨发生的灾难。

3个多月后,周恩来逝世。消息传到柬埔寨时,正处于创建新国家运动核心的乔森潘想起了这次与周恩来最后的会见,心上不由得一震。那几天,民主柬埔寨的新宪法刚刚公布,柬埔寨的历史正要开始新的飞跃,从封建主义、殖民主义的阴影下大踏步迈进社会主义,并将共产主义视为整个革命的最高目标。周恩来难道真的看准了柬埔寨将要经历的道路?

在世界政治人物中,毛泽东和西哈努克是具有少见的巨大政治背景反差但却相处非常友好的两位领导人。让所有西方人都感到吃惊的是。中国这位革命领袖在毫不留情地扫除所有封建帝下的残渣余孽的同时,却友好地紧握西哈努克这位柬埔寨王权代表人的手,与他谈笑风声,并一再说,他喜欢同西哈努克这样的人打交道。在中国各种最高规格的外交场合中,西哈努克总要受到被中国人民奉为神一般的毛泽东的礼遇。

西哈努克早就听说,81岁的毛泽东也像周恩来一样,重病在身了过去,每当西哈努克到毛汗东的住处拜访时,毛泽东都要夹到门口迎接,锌别时再执手相送到门口。直看着汽车驶出视线才回转过身。可是这一次,重病己使毛泽东不可能再重复过去的礼节了。当亲下一行走进他所熟悉的那所游泳池旁边的住所时,正仰靠在一个大沙发上的毛泽东在两位护士的搀扶下站起身来,久久地握住西哈努克的尹,然后又同乔森潘等人一一握手。

由于重病,毛泽个说话己非常困难了,要费很大劲才吐出儿个音节,随行的柬埔寨语翻译感到十分为难。好在有一位语言专家在场,能够队毛泽东的嘴唇蠕动和他的手势运动判断出话语的意思,毛泽东那天显得有些疲惫,但他还是微笑地青着西哈努克,兄出他对亲王一如既往的好感。

面对这位伟人,所有在场的人部显得十分恭敬,认真聆听他的教诲。他希望乔森潘和英蒂丽能够转达他的意思,不得虐侍莫尼克公主和亲王的两个儿子西哈莫尼和纳林卡朋,不得强迫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然后。他转向西哈努克,希望他不要辞去红色高棉政权(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席职务。

说到此,毛泽东做了个手势。他伸出左手,用右手往里扳回一个指头,以形象的说明他话里的含义。他说,在红色高棉和西哈努克之间,只有一点分歧,但却有口点一致。他重复说,亲王不应该与红色高棉分道扬镳,而应当在高棉人民和国际社会中表现出对这个新政权的坚决支持。

对毛泽东的话,西哈努克似乎早有准备,没有作任何回答,只是礼貌地报以微笑。他知道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怎么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告诉毛主席所有他此时的感想,而期望主席能另有一番说法呢?而且当时谁也想象不到,波尔布待和他的追随者们会采取一种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给柬埔寨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毛泽东本人也绝不会想到,亲王一家一回到柬埔寨,就会处于软禁之中,与外界完全失去厂联系,以至于一年后毛泽东逝世时,西哈努克竟然无法向北京发出一封唁电!

西哈努电在阔别5年的上宫里停留了19天,然后启程前往纽约,参加第30届联合国大会。

站在宽敞的联合国会大厅的讲坛上,西哈努克激动不已,直望着大厅熟悉的场景和下面各种肤色的代表,好久没有出声。50年代和60年代,他曾代表国家。在这里慷慨激昂地表达过柬埔寨的声音,多次参加决定世界命运的讨论和表决。5年的阔别之后,他终于又回到了这个国际舞台的中心。当大会主席宣布、下而由柬埔寨的两哈努克亲王讲话时,全场一片掌声。

5年以来,柬埔寨的席位一直由朗诺政权所占据,现在,西哈努克扬眉吐气地宣布:“我作为国家元首的、并且自1950年以来就是联合国成员国的柬埔泰国家不会承认在1970年3月18日和1975年4月17日之间非法占据柬埔寨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或有联系的各组织中的席位的所谓‘高棉共和国’的发言、声明、投票、保证和其他行动的有效性。”

这份由波尔布恃等人审定的讲稿,共13个部分,洋洋万言,涉及到了国际国内的各个方面。由于金边解放后基本处于对外封闭状态,外国人很难了解柬国内的局势,所以西哈努克的讲话自然引人注目,至少它提供了这个国家政策的基调。比如,它强烈抨击了支持朗诺政权的美国;认为柬埔寨是第三世界斗争的榜样;柬埔寨在重建中所走的自力更生、彻底独立的道路;它支持越南进入联合同的姿态;它在外交上的基本政策等等。

西哈努克在联合国的出现是他个人也是红色高棉新政权的成功,至少让亲王在被排斥5年之后,长长地出了口恶气。会议结束之后,他又去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为缔结新政权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不遗余力。

回到北京时,已是10月中旬了。他把跟随他多年的属下们召集拢来,对他们说、由于柬埔寨的战争已经结束,新政权已经建立,设在北京的民族团结阵线和民族团结政府总部的使命已告完结,他已经决定回到柬埔寨,回到人民中间,“当初我发过誓,一旦推翻了朗诺政变集团,我就会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到人民中间。现在,我必须实践诺言。但是,”西哈努克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用柔和的目光看着他再熟悉不过的这些同胞们:“我愿意让大家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或青跟我返回柬埔茶,或者另择他路,我一定会尊重人家的选佯。”

亲王的这番话让人们感到意外。队情感和民族精神方面来讲,人们当然会选择跟随西哈努电的道路,但是,人们似乎对目前金边的新政权缺乏了解,对他们自4月攻占金边以来的所作所为——诸如疏散城市人口,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等——难以理解,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大多数人作出了离开亲王,到西方国家生活的选择。眼看朝夕相处的这些亲戚,朋友即将别离,亲王难以抑制感情,庄专门举行的告别宴会上热泪横流。

1975年底,西哈努克携着夫人莫尼克公主,莫尼克的母亲以及几个忠心耿耿的随员返回金边。与9月份西哈努克因公务返回金边不同的是,他这次是关闭了民族团结阵线和政府在北京的,总部、以柬埔寨普通公民的身份返回自己祖国的。为了表达对这位民族统一阵线主席的欢迎,让具有忠君观念的民众获得安慰,波尔布特组织了欢迎仪式,让上千名群众在波成东机场和金边市中心挥舞鲜花向亲王致意。乔森潘、宋成和一些高级官员亲到机场,迎接为高棉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前国王和国家元首。

机场欢迎的情景应与说还是很热烈的,至少双方都感到十分真诚。1973年西哈努克从中国经“胡志明小道”回柬埔寨视察解放区的时候,到柬、老边境迎接亲王的就是乔森潘和宋成,这一回,担负迎接使命的仍是这两位与亲王有过多年交往的红色高棉重要人物。当亲王走下飞机,满面笑容的乔森潘和宋成立即迎上前,双手合十,向亲王致意,然后与西哈努克热烈拥抱。

汽车在遭受过飞机与炮火轰炸、尚未完全修复的公路上行进,不时可以听到群众在干部的带领下高呼口号。几年前,每当身为国家元首的西哈努克从国外归来时,从机场到王宫途中所听到的大都是“亲王父亲万岁”,“我们永远忠于亲王”一类的口号,但这次不同,人们虽然是欢迎亲王回国,但没有一句口号跟亲王有关,全部是“革命组织万岁”,“永远忠于革命组织”,“英勇的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战无不胜”等等。事隔多年,西哈努克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那天的场面总让人感到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它显得有些不真实。

西哈努克在莫尼克公主的陪伴下,踏着银色月光在王城里散步。与前几年相比,王城里的情景有了很多变化。由于失修,宫殿的有些部位已经出现了破漏,装饰壁画出现了污损,石阶出现\了断裂,让人一看就感到这里似乎是被遗弃多年的古迹。宫里最华贵的银宫,以铺砌约4700块镂花银砖和描绘有柬埔寨历代战争故事的彩色壁画而著称于世。过去,这里是王族朝圣拜佛之地,9月份西哈努克回柬准备赴联合国讲话时,曾在这里主持了悲悼仪式,对在6月份逝世于北京的母亲哥莎玛王后进行高棉风俗的祭奠。此刻,西哈努克站在殿内的上千尊大小金佛面前,禁不住想起了与他最爱戴的母亲绝别时的情景,想起了他早逝的父亲苏拉马里特国王和祖父苏他罗亲王的谆谆教诲,由此又想到了许许多多发生在这个宫中的往事,心中一阵阵浪潮翻涌。

新年刚过,西哈努克看到了特别国民大会所属的新宪法起草委员会送来的新宪法草案。在这部宪法里,柬埔寨被正式命名为“民主柬埔寨”,确定了新的国旗、国徽、国歌,设立了拥有立法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主席团,设立了执法和司法机构。宪法丝毫没有提到君主制度和国家元首,实际上也就宣布了君主制和国家元首制度遭到废除。

1月5日,新闻和宣传大臣符宁通过民族统一阵线之声电台亲自宣读了关于实施新宪法的新闻公报,其中提到:1月3日,西哈努克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他对新宪法表示由衷的满意,认为它体现了柬埔寨人民的愿望并具有国际水平。

但是,西哈努克将在新政权中担任什么职务,起什么样的作用,从宪法中一点也看不出来。

1月6日,西哈努克的亲密朋友、中国总理周恩来去世。消息传来,亲王悲痛万分,一再要求前往北京参加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但是,这个要求没有获得批准。西哈努克被告知,他有必要到农村看看,了解一下人民群众建设新国家的革命热情。

许多年以后,西哈努克谈到了他在带领下去北部地区参观的情形。劳动场面是前所未有的,给人的震憾也是从没有过的。成千上万人在红旗的辉映下,挑着担予奔跑在修筑水利工程的工地上,他们身穿的几乎完全一样的黑衣和搭在肩头的红色汗巾,也同样给了西哈努克深刻的印象。

3月初,西哈努克主动向“革命组织”递交了自己的辞职信。对柬共中央委员会而言,这多少是个意外,当天,波尔布特便召集会议,研究西哈努克辞职可能会在国内外造成的影响。

西哈努克为何要辞职一事,外界传得沸沸扬扬。许多持偏见的人认为,亲王是对红色高棉政权失望之后做出的抉择;还有的人认为,这是亲王在威胁和逼迫下的举动。

年10月5日,美国著名记者苏兹贝克在采访西哈努克时,请亲王谈谈抵抗运动如果获得胜利,他准备如何来治理国家和安排政治生活。西哈努克出乎意料地回答说道:一旦问题解决,和平到来,他将不再扣仔任何职务。“在我们重新获得独立之后,我就不再当国家元首了。”

“那么,由谁来领导国家呢?您又准备怎么安排您的政治生活呢?”苏兹贝克问。

“那时候嘛,由红色高棉来领导,西哈努克将退休。”亲王回答,“我非常累,已经不再那样年轻了。我讨厌政治。我已决定在中护国度过我的余生……我将支持红色高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我已经失去了干劲和勇气。”

后来,西哈努克又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要退休的事情。从1941年担任国王以来,他已经从事政治活动35年,累了,也厌倦了。

“革命组织”是如何研究西哈努克辞职一事的,实在是众说纷坛,这涉及到一个政权当时的最高机密。流传甚广的关于这件事的内幕,据说是来自于民柬政权败出金边后所遗下的文件。

在柬共内部,乔森潘一直负责与北京总部、也即与西哈努克之间进行联系,所以亲王要求退休的信,也交到了乔森潘的手中。在专门为此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乔森潘告诉人们说,西哈努克向“组织”写了两封信。如同他往常一样,这种正式的文件全是用法语写成的。其中一封信是说“因健康原因辞职”;第二封信是给全柬人民的公开信,落款日期为1976年3月20日,这正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日子。

乔森潘在读完两封信后,会场上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结果还是波尔布特结束了核心领导层会议的冷场:他认为西哈努克的辞职毫无意义。“西哈努克并不是现在才辞职,早在1971年他就辞职了。”波尔布特此话是指从1971年以来,英萨利就被派驻北京,在红色高棉的眼里,是在督导着西哈努克的所有政治活动。波尔布特告诉人们,他完全同意西哈努克辞职。他所依据的理由是“西哈努克、他的妻子和革命之间形成的阶级矛盾。他不再与我们同路了。”第二点是如果让西哈努克继续在柬埔寨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将会使民柬政府感到为难。依据柬埔寨问题专家钱德勒(DAVIDP.CHANDLER)的说法,柬埔寨的革命已经成功了,不再需要西哈努克了,亲王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但是,波尔布特也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依西哈努克的愿望让他离开这个国家,会使中国人感到不快,但如果让他留在金边,他若有不满或发表对当局的批评,又将会使政府感到难堪。“不过,西哈努克至少是个爱国主义者,虽然他妻子并非适合这个称号。”

会议最后采纳了波尔布特的建议:由乔森潘安排一次同西哈努克的会见,对他的辞职建议给以充分的赞扬和高度评价,然后让他暂时收回辞职报告,待所有问题都安排妥当之后再提出来不迟。会议在认真研究了亲王去留问题的利弊之后决定,西哈努克继续留在金边。

两天之后,乔森潘同西哈努克进行了会面。这么些年来,两人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比较深的了解,乔森潘感到,西哈努克辞职确实是出自于个人的意愿,而且亲王一再声明,他的信决无意于使组织感到难堪。波尔市特在听过乔森潘的汇报之后,决定召开一次民族阵线的内阁会议,以对亲王的要求予以批准;另外,亲王要作一个讲话录音,说明辞职原因并表示对新政权的支持。鉴于西哈努克为柬埔寨革命的胜利也作出了贡献,因此他不会受到伤害。

4月5日,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了西哈努克于4月2日发表的退休声明。

在这份1000多字的讲话中,西哈努克首先对人民代表大会、民柬宪法进行了赞誉,认为“这个新时代无疑将是我们两千年的民族历史上光辉灿烂和最光荣的时代。”

西哈努克对人们说:“当1970年3月18日朗诺及其集团在金边发动政变时,我曾对自己和柬埔寨人民发誓,当我成功地伴随柬埔寨人民到达对美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取得了完全胜利的彼岸,也就是到达了新的革命时代的门口时,我就将完全永久地退出政治舞台。因为,按任何理由来说,我的作用都将应该在这个时候结束。”

亲王在对革命形势作了高度评价、又对新政权给了他崇高的待遇表示感谢之后说:“从1941年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以来,我已经服务了35年,从1970年3月18日(朗诺反民族政变的日子)到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队完全和最终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历史性日子),卖国贼集团对我百般中伤,并且对我进行诽谤和侮辱。我将永远感激柬埔寨人民及其男、女英雄和革命组织,他们给我洗刷了这一切诽谤,并使我在世界和历史面前完全恢复了名誉。我怀着这种感情,相信我们的人民和革命组织对我兄弟般的谅解,谨请他们允许我从今天起退休。同时向他们保证,我将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永远热情支持柬埔寨人民,民主柬埔寨的革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主席团、革命组织和伟大革命军队。”

在同一天的广播中,发表了民主柬埔寨政府4月4日发表的关于西哈努克亲王请求退休声明的声明。

它没有提到西哈努克自1941年从政以来的政绩和成就,只谨慎地评价“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位卓越的爱国亲王,他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极其野蛮的侵略战争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作出了积极贡献。内阁会议对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这一退休要求表示惋惜,但同时也尊重他的崇高愿望。

内阁会议决定接受这一要求,同时,内闸会议决定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如下建议:

一、鉴于西哈努克亲王在过去5年……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对柬埔寨民族所作出的贡献,内阁会议一致建议授予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伟大爱国英雄的称号。与此同时,内阁会议建议树立一个纪念碑纪念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所作出的功绩。

二、民主柬埔寨政府将完全保证亲王和他的家庭享受到与前国家元首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前主要头衔相你的生活条件。同时,民主柬埔寨政府建议发给亲王每个季度2000美元,即每年8000美元的退休金。政府将把上述建议提交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

在4月11日至13日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这个建议没有任何疑义地得到了通过。

后来的33个月里,西哈努克完全从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在金边王宫由政府划定的区域内,西哈努克和他的妻子莫尼克公主开始过上了事实上的软禁生活。他不能与外界通邮,到柬埔寨访问的外国人士如果提出会见西哈努克的要求,会被政府告知亲王拒绝会见;有时候,外国领导人送给西哈努克的书籍和纪念品。也会遭到扣留。

令亲王和莫尼克公主更为悲伤的,是他们的许多儿孙被分开了。西哈努克与他的两个成年儿子、两个女儿和大约10个孙儿孙女失去了联系,不知他们身在何处,是否安好。

告别了繁忙政务的西哈努克亲王开始接触过去在位时决不可能担负的体力劳动,在宫中每日自已打扫房间,做力所能及的体力活儿。闲下来,他除了读书,便是在宫内划定的地域散步,看眼前的雕梁画栋,红墙黄瓦,远望银宫里翠玉雕成的玉佛和塑有千尊金佛的辉煌佛殿,心中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祖先的伟业功勋。

时不时的,亲王会想起他作为这个国家君王和国家元首期间的许多往事。有的事情在当时就显出了预兆,只不过被忽视掉了。事过多年,尤其是在自已的生命又处于一个低潮期的时候,那种预兆就显得更为明显了——

1941年10月30日,西哈努克就任柬埔寨国王的加冕典礼在他19岁生日这天举行。盛大加冕庆典之后的当天晚上,命运给了他一个不祥的预兆:一场大风吹灭了象征着胜利的蜡烛,而那是当天上午他当着佛教僧侣和宫廷及全国达官显宦们的面点燃起来的。按照惯例,这支蜡烛应该保持3天3夜的长明。

王宫和金边王权维护者们都为这个意外惊呆了。人们顶言。大难大灾将要降临到西哈努克的头上,降临到国家和高棉民族。而后来,西哈努克把被朗诺废黜看成是这个预言的应验,君主制被那些从君主制捞到好处的人废除了。

这个凶兆多年来一直缠绕着西哈努克。他曾一次次地自句:难道从登基那一天开始,我扰是一个不幸的君主吗?

第十五章 大清洗

从1976年9月开始,波尔布特开始在党内和军内开展大清洗运动,为此专门设立了审判机构。一大批老战士和担任领导职务的高级领导人遭到逮捕。英萨利透露说,当时曾经发生过一场政变。波尔布特再次强调秘密工作的高度重要性,任何靠近他的人都要受到搜身。

为关押“反革命”罪犯,一所中学被改造成临时监狱。

如今被当作“波尔布特种族屠杀展览馆”对外开放。

对于民柬政府来说,1976年的9月10日带来一个多事之秋。

9月5日,党的青年杂志在9月号上刊登了一篇长达10页的文章,庆祝党的25周年生日。以这篇文章的观点和纪念日来看,显然把党的成立时间定在1951年9月了,而这与波尔布特等党中央领导人的观点大大相左。在波尔布特等领导人看来,建党的确切时间是在1960年9月30日,在那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等现任党的主要领导人均进入中央委员会,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从1974年起,党的文件在提到建党日的时候,统统把1960年作为党的诞辰时间。在1976年党中央常委会议上,专门对党的诞辰日作了一个决议:“不要再用1951年这个概念,从此对之进行明确分划。”

文章发表后仅几天,9月10日,担任民柬总理的波尔布特突然以健康原因宣布辞职,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农谢代理总理职务。此决议由金边广播电台对外宣布后,国内外颇感茫然。

9月11日,柬共东北大区的书记黎萨南(NEYSARAN)以叛国罪遭到逮捕。

几天之后,党的元老、波尔布特的老战友高密(KEOMEAS)也以同样的罪名被捕。

不久,以同样罪名被捕的还有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老战友、前中央委员科莫立(KEOMONI),柬埔寨驻河内大使善安(SIENAN),以及东大区好几位资深的高级官员。

10月份,波尔布特又出人意料地恢复了工作,而顶替过他职务的农谢并没有什么被打击清洗的迹象。这说明,波尔布特短暂的辞职可能确实是因为身体原因。但许多国外的观察家们认为,波尔布特此举的目的在于迷惑政敌,让他们统统跳出来,然后再一网打尽。

后来,人们根据黎萨南和高密在监狱里不完整的供词判断,两人并非要策划阴谋推翻波尔布特,而是因为两人都是老革命,他们和他们手下的人对波尔布特所持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四年计划”所反映出来的左倾政策感到不满。

英萨利后来对人说,1976年9月曾发生过一次政变。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当时并没有异常的军事行动,也没有重要的军事将须被捕,所以这个说法让人难以相信。研究柬埔寨问题的专家们分析:波尔布特很可能是通过对两位颇有分量的人物的逮捕,来对党内的不满和反对情绪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如果不是发生了这次所谓的“政变”,民柬政府原来是准备将“四年计划”公诸于世的,在当年9月30日党的生日那天,原本还计划宣布柬埔寨共产党的公开。由于“杂志事件”和随之而来的清洗,党的公开被推迟了一年,而“四年计划”根本就没有公布。当年党的生日那天,所有的庆祝活动都被取消了,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们,将大量时间花在判断分析党内外敌人推翻民柬政府的阴谋上。

自此,民柬政府和柬共内部,开始了一场清洗运动。这场运动的代名词是一个叫图士伦(TUOLSLENG)的地方,代号为S—21.

关于S—21的情况传说颇多,研究者们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证实和分辨。可以肯定的是,地处金边东北的S—21原来是个高级中学,叫乔蓬亚(CHAUPONHEAYAT),1975年底被用作为民柬关押犯人的看守所,主任为康克尤(KAINGKEKIEU)。这里的工作人员大多为受过战火考验的农村战士。1975年起用这个地方的时候,只有200多个犯人:1976年被关进2000多人;1977年又增加了6000多人;1978年关进这里的人超过了l0000人。

总和起来,这里至少关押过近20000人,其中肩14000人有明确记载。所有犯人和他们所犯罪行的档案是留在这里的手写和打印审讯记录与供词,一共4000多份,有的仅仅几页纸,有的则长达几百页。

攻击民柬政府执政时期政策的人,把这里称作为“种族屠杀展览馆”(GENOCIDEMUSEUM),声言在近2万被关押的犯人中,仅仅只有6人生还,其余全部遭到处死。因此,他们把此地比作为纳粹当年的集中营。

而民柬方面对此的解释是:不承认是刽子手。当时的确杀了一些人,但他们都是坏人。并反问道:哪个政权不镇压它的敌人?

有一点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被关押在这里的犯人,除了一些朗诺政府的官员、刑事犯罪分子外,绝大多数是民柬政权自己的官员或柬共党员,其中不乏党的元老,高级军事指挥官,大区一级(一个大区管几个省)的党书记,知识分子等等。让人惊讶不已的是,几乎所有的供词全部承认犯有反党罪行,并供认自己是外国情报机构的派遣特务。80年代以来,这里的好些供词流传到了外界历史学家和研究者们的手中,其中曾担任新闻宣传部长的符宁的供词被翻译公开发表。由此,研究者们判断,自柬共掌权以来,在民柬内部,尤其是柬共高层,曾经历了一连串尖锐的斗争。

由于民柬执政时期执行封闭政策,外界对这个国家的内部情况了解甚少,因此,这4000份供词自然成了研究民束政府的珍贵材料。但是,要依据这些供词来对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作任何论断都是相当片面的,因为即便是这些供词全都成立,研究者们到1991年也仅只阅读了其中的十分之一。

但纵观整个民柬执政时期,为稳固政权而进行的党内党外斗争肯定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页,从这个意义来讲,这段历中显然是值得研究的。

队1975年底到1976年初,被关押到S—21来的人大都是朗诺政权的官兵,在国外受过训而被怀疑的人,零星的外园浪人和为数不多的在党的农村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

1976年5月,一支隶属于柬共170中央师、1975年底刚队东大区调驻于金边的部队,在靠近党中央总部附近,引爆了一个军火库,这次爆炸的起因不明,有可能是意外事故,也可能是人为的破坏,因为当时正值这支部队的士兵要求退伍,解甲归田。各级指挥官立即被撤职并受到看管,其政委蓬桑巴(PROMSOMBAT)——一位33岁的前僧侣——遭到逮捕关入S—21,在一桩定性为“阴谋”的案件中,他被用罗马数字编号为1,到年底,这个案件牵涉到的人已编号到了19.

蓬桑巴出身于一个中农之家,1963年走出寺庙到丛林参加了革命。1968年,他在磅同省加入了柬埔寨共产党。战争期间,他一直在东部大区工作,调入金边还不满半年。有人传说他被捕的真实原因是冈为他在1968年的时候

冒犯过一位柬共高级官员,但也有人说,在1976年4月,金边郊外已经架起大炮,瞄准了波尔布特的指挥部,这才使得政府抢先一步在政变前下手。

蓬桑巴在S—21里受到两个多月的审讯,写下了几百页的供词。他招供说,他一直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越南和革命前极其活跃的亲美,反对西哈努克的“自由高棉”工作。他供词的真实程度很难分辨,因为他同时所说的“自由高棉”得到了苏联和越南的支持这点,让人不可思议。在70年代,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越南情报机构扯到一起显然是荒谬的。

但S—21的主任康克尤却据此整理出了一份报告,报送给他的顶头上司宋成,再通过宋成转送给中央各位领导人。蓬桑巴被判定为发动一次反对政府的政变,由他而起,牵连至他的同事和战友,引起了一场大逮捕。1980年,后来任金边政权总理、现任柬埔寨第二首相洪森说,蓬桑巴当时招认说要拿下金边,他的同事们则拿下波萝勉省(PREYVENG)和柴桢省(SVAYRIENG),这是在严刑拷打下供认的。

在柬共青年杂志出现了关于建党日期错误之后被捕的柬共创始人之一高密(KEOMEAS)MEAS)和东北大区书记黎萨南(NEYSARAN)被关进了S—21.

两人对被捕毫无思想准备,当局也没有履行正式的逮捕手续。两人当时显然都认为这是个误会,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被释放。他们持这种想法是相当有根据的,因为两人都是“大哥大”波尔布特的老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可以追溯到50年代。高密还曾同英萨利的妻子乔蒂丽在河内同事,后来又随英萨利一同在北京的民族解放阵线总部工作。黎萨南曾经长期跟随波尔布特,他的妻子在丛林艰苦斗争环境中尽职尽责地担任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厨帅。在他们两人的供词中,充满了被捕后的苦恼和惊讶。同时也流露出了对波尔布特很真切的感情。

高密在狱中给老朋友波尔布特写了好几封信,极力声辩自己的无辜,同时又回顾往事,试图唤起“大哥大”对友谊的珍惜。每封信的开头几乎都是同样的话:“不久前我给您写了一封信,不知您是否收到?”后来,当审讯者指控他组建反对党时,他愤怒不已:“我感到这些指控相当荒唐。”他在供词中写道,“这简直不可理喻。我从来没有作过这种事情……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您认为不能放过我,那么我的前途只能是死路一条。”

可是,60年代与他在同一个办公室分析地图的老朋友,没有任何回音。

黎萨南在60年代也是波尔布特在“100号”办公室的老朋友。1970年以后的战争中,他在东北部颇具名声。被捕10天后,他在他的供词后面附了一个说明:“我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写下以下这段话:我谨郑重声明,从9月28日起,我的所有供词均是在严刑之下作出的。”但这句话被康克尤用笔划掉,批示道:“不能写这样的话。你没有权利向组织报告这样的问题。”

黎萨南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自己的不满,他在他的供词旁重又写了一句:“如果你们要强迫我照你们需要的回答,那你们就只有用折磨我的办法来达到目的。”

对康克尤来说,黎萨南的固执确实太过分了。在10月月1日看守所的会议上,他告诉负责黎萨南一案的人员:“组织已经对黎萨南的案子作出了决定,如果此人继续隐瞒他的叛国罪行,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不能容忍他继续同我们玩把戏。组织认为,他的行为是在蔑视党。”康克尤向部下们交代:对黎萨南继续使用强制手段,即便这导致他的死亡,也不被看作为违犯组织纪律。

黎萨南又被审讯了一个星期,然后遭到处决。

进S—21,如何交代,交代什么,是真是假,已没有什么关系了。一跨进那道铁门,等于你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既然像高密、黎萨南这佯的资深高级官员同时又同波尔布特有过密切交往的人也不能幸免被捕,那就等于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组织的审查而被关进S—21.

当年11月,在柬共党内颇有威信的农顺(NONSUON)从国外访问归来,刚踏上祖国土地便遭到逮捕,其罪名仍是叛国。

到1976年底,党内的斗争似乎变得非常激烈,而且有公开化的趋向。对波尔布特、英萨利等领导人来讲,头等大事当然是稳固权力,保住党的地位。

波尔布特身边的人为了保住自己,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和推断能力,在队伍内部拼命深挖“病菌”,在打击“叛徒”们的同时,使自己免被清洗。当时颇为流行的观点是,党永远英明,洞察,一切,党对任何入的指控具有百分之百的权威和正确性。对革命而言,它是阶段性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朋友和敌人。既然如此,当年的革命者今天成为反革命就没何什么感到奇怪的了。

到12月份,又有一批高级官员遭到逮捕,其中有曾驻莫斯科和北京的外交部官员韩森雷(HAKSIENGLENY)。他在供词中交代了某些国家时柬埔寨的领土和政权的企图。他的交代更使领导层相信,在柬共党内确实存在一个受到外国操纵的敌对势力,一有时机,他们就会蠢蠢欲动,试图取而代之。

在韩森雷受审的同时,一些曾在与越南交界的东部大区工作过的高级官员或在外国受过训的人也遭到逮捕。当时的驻越大使森安(SIENAN)是英萨利在西索瓦高级中学的同学,50年代又与波尔布特一同留学巴黎。但与领导人长期的文往并没有使他得到豁免。他没有能等过1976年就被召唤回国,并很快在S—21被处决。

随着来自S—21的供同不断在新政权的办公桌上垒高,党的核心领导层越加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生死存亡。新年到来前夕,柬共在金边召开了一次回顾一年来成就和问题的总结大会。会上,在党内挖反革命的调子大大升温。

波尔市特在作报告的时候,往常那种自信和乐观的语调已很难听到,流露出来的是深深的忧虑和担心。他告诉人们说:“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病菌在何处还不能确切判断,但它一定会冒出来被我们发现。我们寻找病菌的努力还没有获得成功。它们隐藏在党的躯体内部,如果我们听之任之,那这些病茵就会产生真正的危害。”

由于党的干部们听惯了波尔布特大讲特讲成功和胜利的讲话,所以,总书记的这番话让人们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没有等人们反应过来,他又说:“在我们党内,是否还有埋藏很深的秘密叛徒分子呢?他们是不是全部消失了呢?根据我们过去十年来所作的观察,可以很清楚地回答,他们并没有全部消失。这是因为我们的党发展太快,一些不可信赖的人也一直在不断地向党渗透,敌人很容易就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他们也许只有一个人。两个人,但他们肯定存在。”

因此,波尔布特由此也推论出,党的秘密工作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国内形势的全面发展已经使我们党可以公开活动了,兄弟党也一再要求我们公开……敌人也想我们公开,这样他们就可以清楚地看清我们以达到他们长久

没有实现的目标。公开党会带来保卫党的领导核心的问题。在9月和10月份,我们已经考虑公开,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材料反映出敌人正千方百计想打败我们。如果党在这时候公开了,那在一些人中间,就会出现额外的矛盾。“接着他便道出了党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值得信赖的干部严重缺乏,全国合作社的负责人中,只有一半人是党员。在有的地区,”四月十七日人“、”新生者“居然也担任了领导职务,而造成劳动产量下降的正是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所以,要加快革命步伐,就要对党的队伍进行纯洁,就要开展阶级斗争,重新审查个人历史,充实各地的干部队伍,强调集体食堂、集体劳动和集体领导的重要性。

波尔布特的这番话让人们感到紧张。既然像高密、农顺这样的资深官员都不能保住自己,那么在座的又有谁能保证与S—21永远无缘呢?

果然,一两个月之后,又有几个大人物被捕。其中有当时在政府中担任商务部长的的贵通(KOYTHUON),苏瓦西(SOEUVANSI),茂金农(MAOKHEMNUON)以及克篷(KHEKPEN)。指控他们的罪名是阴谋发动政变。

贵通是柬共掌权后很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他生于磅湛省,曾作过宋成的学生,1963年追随老师进入丛林参加革命。到1970年,他己是柬共的中央委员,是北部大区的党书记,朗诺政变后,担任过民族团结政府的经济与财政副大臣。1973年西哈努克由中国回柬解放区视察,到北部暹粒省吴哥窟拜竭祖先的辉煌,其行程和安全保卫均是由贵通安排的。

贵通被关进S—21后,写下了厚厚的供词,交代他于1958年就参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1960年,他根据一个同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越南情报人员的双重间谍的指示,参加了柬埔寨共产党,1970年11月,贵通在他控制的北部地区,为柬、越双方安排了一次会见,讨论加强合作团结、共同打击美国侵略者和朗诺集团的问题。代表柬埔黎一方参加会议的是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由贵通的妻子亲自力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做饭。事过6年,贵通在供词中交代,他当时想通过他妻子做饭的便利,在食物里下毒。

这当然很难令人相信。

但合乎逻辑的推论接踵而来。1974年,抵抗武装对磅湛省发起猛烈攻击,但却没有取得成功。现在看来,答案是相当清楚了,因为那次战役的指挥官是贵通,一个美国特务。逮捕贵通的另一条重要理由,是他同被判定为试图发动政变的阴谋分子蓬桑巴、乃萨南过从甚密,根据人以群分的原则,贵通肯定也是阴谋的组织者之一。如果5个月后被捕的新闻宣传部长符宁的供词可信的话,1975年波尔布特就对贵通不正当的性关系颇为不满,后来又怀疑他所领导的地区暹粒省发生的炸弹爆炸案与他有牵连。另外的可能是贵通与北大区部队的司令盖博(KEPAUK)多年来一直有矛盾,下排除盖博在贵通被捕一事上应负的责任。

在S—21阴暗的牢房里,贵通向“敬爱的党”一一交代自己所犯的“严重罪行”。S—21的主任康克尤在审讯中对贵通说:“请你老老实实地向党交代,你为什么要拼命地追随臭名远扬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你过去一直在回避,现在一定要交代清楚。”

他的供词牵涉面相当广,党内的同事、过去的学生、亲戚、朋友都有涉及。由于他在50年代末期曾与乔森潘共同编辑一张报纸,因此民柬国家主席团主席的名字多次在贵通的供词中出现;符宁因为曾与贵通在磅湛以北共事,因此也有了牵连。

贵通一案导致了一场大逮捕,被捕者中有许多人是知识分子,是多年来党所倚重的智囊。到1977年,贵通一案仅在他所工作过的北部大区,就招致了32位重要干部被关进S—21.

贵通被捕后仅两周,顶替他商务部长职务的苏瓦西(SOEUVANSI)也被关进了S—21,在度过5个多月牢狱生涯后被处死。而在此之前,人们无不认为他是个坚定的革命者,60年代活跃于东部的磅湛省一带;朗诺政变后积极投身武装斗争,在东北部担任高级指挥官,曾与越南军队共同作战。和贵通一样,金边解放不久即受命率部队进驻首都。坐上贵通那把倒霉的商务部长椅子之前,他是柬共中央委员会的行政事务部主任,与其他官员们相比,他享有更大的行动和支配自由,也因之更有理由被怀疑策划一场政变。他在交代自己的罪行时,承认从1976年初起,他便与贵通和担任交通部长的笃平(TOUCHPHOEUN)策划一场政变,但他却没有供认出他们政变计划的细节和他们政变的动机。不过令康克尤满意的是,他供认出好些个与他共谋政变的民柬高级官员,他们后来全都锒铛入狱。

后来,笃平又对自己的罪行追根寻源,供认在60年代他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招募,一直从事颠覆活动。

当康克尤把笃平的供词整理呈送给中央委员会之后,波尔布特等人大吃一惊。笃平在柬共中央算得是核心人物之一,他的妻子在外交部的地位仅次于英萨利;笃平被捕之后,他的中央委员会行政办公室主任的位置,由当时的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暂时代理。笃平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所以他给人们造成的震撼也就不怎么奇怪了。

由于被逮捕的人越来越多,所揭露的问题越来越惊人,所涉及的人物越来越接近中央核心,这使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感到十分紧张。他们没有料到他们的身边居然有那么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他们深为没有被这些敌人干掉而庆幸,但也因此使他们本就紧绷的警惕之弦又拧紧了几度。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核心领导人是否安全,关系到整个党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柬埔寨的命运,因此,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等人把他们的个人安全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以高度警惕的状态防避党内或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的袭击。

作为柬共中央的第一号人物,同时也作为民主柬埔寨政府的总理,波尔布特的安全防卫措施可谓是万无一失。在他靠近独立纪念碑附近的别墅内外,警卫森严,一般人根本无法靠近;虽然作了总理,但他仍保持多年来做秘密地下工作的习惯,深居简出,决不轻易在公开场合露面,连住处也经常更换,除了负责他安全工作的警卫局长外,难得有人了解他的行踪;在他身边工作的司机、警卫、打字员、炊事员、技工等人员,并非他的同乡或亲友,而是全部来自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汉子。从60年代起。波尔布特就在蒙多基里这样的偏僻地区开展地下活动,一直受到这些地方人民的庇护和支持,在他看来,这些缺少文化的年轻人,要比那些从外国归来的留学生要值得信赖得多。

为防止行刺,所有参加有波尔布特出席活动的人们,在进入会场之前,都要无一例外的被搜身;波尔布特患病频繁,胃疼不止,这导致了他对所吃食物是否有毒产生了联想,连续地更换自己的私人厨师。

1976年,波尔布特的岳母(也是英萨利的岳母))从法国回到柬埔寨。

由于她对自己的两个女婿领导的这场革命并不欣赏,并对民柬杜绝家庭生活的做法进行尖刻批评,这导致了她的两个女儿乔帕娜莉和乔蒂丽长达两个月没有去探望自己的母亲,只打发孩于们去看看他们的外祖母。1977年,乔帕娜莉和乔蒂丽的大姐乔蒂娜因病死亡。乔蒂丽认为她们的大姐是被谋杀的,要求进行调查,引起了一场不必要的恐慌。

在吴哥古迹的所在地暹粒省,波尔布特很是为这里人们的生产热情所感动,一再对当地的领导干部们提出了表扬,但同时他并没有忘记当前党所面临的重大危机是清除队伍中的敌对分子。他用表扬人们所使用的语调,又谈起了纯洁党组织的问题。在人们眼里,“他谈话时让人感觉到他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和蔼了。”当时听过波尔布特讲话的人们回忆说。波尔布特视察后不久,北部和西北部许多军官和文职官员翻身落马,要么撤职,要么被捕,有的被就地处决。这些官员的空缺被来自西南部的干部们所填补,那里是康克尤在70年代初工作的地区,后来那里的最高权威是康克尤的老上司、民柬军队总参谋长塔马克(TAMOK)。在人们的印象中,那里的官员大都比较直率粗鲁,但对革命却忠贞不二。他们很快就成为新政权闪闪发亮的利刃。

到1977年中期,S—21已成为新政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为加快审讯速度、使供词更为规范、容易辨认,这里又增添了好几台打字机;录音机也开始在审讯中使用。这样,新的敌人不断被揭露出来,S—21的档案越来越厚,而且也越来越有分量。

一份份供词招致越来越多的逮捕,而逮捕又增加了新的供词。雪球越滚越大。党内一度人人自危,已经没有了基本的信任。由于偏重于抓纯洁党组织,其他真正维持国家运转的大事反倒受到冷落,在金边的某些部里,工作已经被废弛了,人们关注的是如何保住自己,如何揭露身边的敌人。

在S—21所在的那条狭窄小路上,每一天都有军用汽车进进出出,每一声响动都反映出当时柬埔寨形势的趋向。在许多人的眼里,被关进S—21的叛徒、卖国贼、间谍和破坏分子,大都是原来的城里人,靠转动脑子而不是靠自己的双手谋生,有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的几百名原来的教师、从外国归来的留学生在目睹了许多同伴的命运之后,如履薄冰,以加倍的虔诚和勤奋投入工作,回避任何可能导致灾难后果的社会关系和言行举止。

由于被捕者中许多人都供认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或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有所牵连,这导致了领导层对任何与外国人接触活动都持怀疑眼光,即便外国人这个概念有时候是民柬的友好国家。如何清除外交部里的异己分子是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外交问题又不是简单用讲求阶级斗争、外交人员的出身和他们的革命意志可以解决的。但为了保持一个纯洁的国家形象,牢牢把外交大权掌握在忠诚者的手中,这里仍受到了严密的清洗,像笃砍敦(TOUCHKAMDOEUN)这样为柬埔寨的外交做出过重要贡献,后来又曾担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资深外交官也遭到了清洗。从1977年到1978年这一年间,外交部一半以上的人员都受到了各种处理,新近走入湄公河边外交部小洋楼的外交官们大多是受过革命战火考验的农民。那些年里,民柬对如何在国际上赢得各种支持、树立自己的地位并不怎么看重,驻金边的外交使团只有不到十个国家,外交任务似乎并不繁重,不然,真不知他们如何来应付繁琐的外交礼仪和公文。

到1977年,北部地区的干部被发现有70%与敌人有牵连,原北部地区党的书记就是坏人;原东部地区各级组织中的书记有些也是坏人。为此中央一直忙于对各级组织进行调整,清理基层队伍,有的地方连续撤换了三批干部,仍然感到不甚放心。波尔布特认为,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没有被挖出的潜在敌人还在继续进行破坏活动。

1954年抗法战争结束后,约有几千名柬埔寨人去了国外。1975年全国解放后,这些人纷纷回国,其中不乏热忱报国者。但柬共却认为,这些人回国来是企图篡夺各级领导权。于是,几乎所有回国的人都立即被遣送到了农村,一边对他们进行甄别。一边让他们通过繁重的劳动改造思想。

到1978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遭到处决。

1996年,柬埔寨政府将S—21旧址作为“波尔布特种族屠杀展览馆”对外开放。

1977年10月27日,大雨初歇,艳阳复出,整个金边在一如既往的热浪中显出两年来少有的热闹。城西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内,红旗遍地,人流如潮。

政府的机关和高大建筑物的顶端,出人意料地挂上了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柬共党旗。赶着打印的歌唱党和其使命的歌词发到了各个阶层的党员手中,这一天又被人们频频掏出来反复温习。自从1975年4月17日金边的居民们被疏散之后,这是首都第一次出现如此热闹的场面。无论对于民主柬埔寨政府还是柬共来说,这一天都有些不同寻常,因为波尔布特决定在这天隆重庆祝柬共成立17周年,同时将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党公开。

上午10点,大会开始,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农谢等领导人“健步进入会场,全场掌声雷动。”波尔布特看上去精神很好,满脸微笑,向人们致意。

接着便翻开早已准备好的稿纸,开始了他长达5个小时的讲话。

“在纪念我们柬埔寨共产党诞生17周年之际,我要在这里正式宣布今年纪念活动的一个特点,我们党决定宣布:柬埔寨共产党在国内和国际上正式公开。

“我们的各阶层人民都清楚地知道,领导我们柬埔寨革命的,只有柬埔茶共产党是真正的领导。我们的人民更加清楚地知道。为了不断地夺取革命胜利、直到赢得1975年4月17日的伟大胜利,也正是由于有了柬埔寨共产党的真正领导。多年来,尽管这个党没有公开,然而我们的人民、各社会阶层,特别是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秆,都认识,都看到、都熟悉柬埔寨共产党的形象、17年来,我们党没有公开,使得我们的各阶层人民,特别是贫苦人民部在盼望着柬埔寨共产党宣布公开的时刻的到来,以便欢庆在领导全体柬埔寨人民进行人民民族解放革命中作出的各种贡献和功绩。因此,我们大家相信,从今以后,我们全国人民纵情地欢呼光荣、正确的柬埔寨共产党的欢呼声必定胜过过去称之为‘柬埔寨革命组织’的欢呼声。

“因此,在我们党在国内和国外正式宣布公开的时刻,我们全体人民一定会兴高采烈地欢呼,世界五大洲远近的朋友们也会热烈欢呼,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我们柬埔寨共产党的威望面前必将更加沮丧。”

通过这段话,人们可以看出悬挂在波尔布特等人心灵天空上的太阳是多么的明丽灿烂,荡漾在他们心中的波澜是多么的热烈欢畅。如果革命发展顺利的话,他们一定会顺理成章地把柬埔寨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篇5个小时的讲话无疑是柬共的一个宣言书,共分为3个部分:关于柬埔寨共产党诞生以前从奴隶社会到1960年柬埔寨共产党诞生这一时期人民的斗争运动;关于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关于柬埔寨革命的新阶段,即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保卫民主柬埔寨的任务。

在波尔市特的这篇讲话中,一直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因此从头到尾丝毫没有提到外国时他们革命和建设的援助和支持;一直强调柬埔寨目前的社会状况是柬共的独创,没有任何国内外先例可循;在柬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实施的“四年计划”,在这篇讲话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及。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在讲话中占的分量很重。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是“山于每个人本来所固行的原阶级的阶级烙印,而他们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刚刚开始按照革命和无产者的面貌改造自己”。

敌我矛盾的存在是由于“国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各种特务还潜伏在暗地里进行破坏革命的活动,还有一叫撮反动组织继续反对和破坏我们柬埔寨的革命。这些人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根据这个估计,在全柬的敌人和特务的数量大约为14万人。

在S—21关押的只是他们中的十分之一。

公开柬共算是作了一件大事。第二天,波尔布特率领着在他讲话时坐在其左右的几位柬埔寨主要领导人,以柬埔寨政府总理和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开始对外国进行友好访问。

当波尔布特的讲话于9月30日党的生日那天通过金边广播电台传播到外界的时候,波尔布特一行已经在国外呆了两天了。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受到高规格的接待而感动的同时,却一点静不下心来享受外国的湖光山色和美味佳肴,因为多灾多难的柬埔寨又面临了新的挑战:同越南的边界战争。

即使远在千里万里之外,他们似乎都能听到隆隆的枪炮声。

柬埔寨是不是又要陷入一场战争呢?

第十六章 反叛力量与两国交兵

1978年11月14日,越南的新闻机构第一次以“来自柬埔寨解放区的消息”,说是柬境内的人民已不堪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的压榨,开始起义。两天之后,报纸又以“来自解放区的消息”首次刊登了原柬埔寨东部大区区委员、第四师副师长韩桑林的“传单”,呼吁柬埔寨各地人民奋起斗争,推翻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

12月2日,以韩桑林为主席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宣告成立。

在发布的声明中,这个阵线称:1975年4月17日的伟大胜利,开创了柬埔寨民族的一个独立、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但在过去三年里,一个历史上空前残暴的军阀独裁制度在柬埔寨得以建立。他们把所有权力掌握在他们家庭之中,走向叛国殃民的道路,给同胞们制造了无数的痛苦和凄惨情景,把我们的民族驱入种族灭绝的危险境地。

这份声明很详细地列举了“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的罪行”:解放刚几天,就取消城市,强迫数百万城市、市镇人民到农村,在苦役劳动制度下过着穷困、极度劳累致死的生活;

割断了对父母,兄弟姐妹、夫妻、亲戚和邻居的一切神圣的情感;

搞集体吃、集体住、取消货币、取消集市,使人民食不裹腹,衣不蔽体;他们还制定把人民分类的政策,以便于控制和指使,也使人民互相杀害;

无数爱国者革命者,以及建立过功勋的老战土,只因为不赞成他们的反动路线和残暴政策而在各级、各地方遭到成批的杀害;他们甚至企图把东部地区约170万人全部杀掉;他门禁止宗教信仰,强迫僧侣还俗;组织强迫性的集体结婚。制造了无数家庭离散、伤风败俗的情景;

他们将从小学到大学的几乎所有学校全部取消,迫使十三四岁的所有儿童不能上学,而去队军,这份声明宣布,为推翻这个家长式的统治集团,把国家和民族队奴隶枷锁和灭亡灾祸中拯救出来,“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

宣告成立,并号召人民同他们一道,奋起斗争。

这份声明公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一共有11项,基本与现行全边政权的完全相反。比如,解散人民代表大会,举行普选选举闰会;所有柬埔寨人可以重返家园,自由居住和来往;取消“集体劳动、集体吃饭”的制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按劳取酬工资制;恢复市场:取消强迫婚姻制度,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取消“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的反动文化,发展国民教育,设立普通学校、大专和中等专业学校,重用科学家、技术人员和文化艺术家等等。

这个“阵线”成立之后,世界各国反应冷淡,只有苏联、匈牙利、东德、捷克、古巴等国的报刊刊登了对这个“阵线”支持性报道,但大都比较谨慎,不过300多字而已。

但敏感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越南将要采取下个步骤而拉开的序幕。

西方各国的记者云集于柬埔寨的邻国泰国首都曼谷,密切注意着发生在周边国家的每一个举动——

美国《纽约时报》认为:成立“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是越南“在其对西部邻国的战争中的一个决定性步骤,这预兆着越南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发动全面攻势。”而成立所谓的“阵线”,只不过是“给这种行动披上柬埔寨的外衣”。

“路透社”报道:曼谷的观察家们认为,建立这个组织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设法使“越南军队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具有合法地位,而不是外国人入侵”。

人们注意到,这个“阵线”虽然声称拥有自己的通讯社和电台,可是在宣布成立组织那天,他的通讯社和电台都没有发出任何消息,而是由越南包办了一切。

不过当时人们还没有想到,仅仅一个月之后,这个“阵线”便将成为一个新的政权“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核心。

只有民柬的领导人们,从种种迹象中感觉到了越南人有可能将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在这个阵线成立前的10天,乔森潘以国家主席团主席的身份,写信给各友好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提出,在越南近日同苏联之间签定越苏“友好合作条约”之后,将对柬埔寨加紧侵略和扩张活动,希望友好国家的政府“将为制止越南时民主柬埔寨的干涉和侵略、扩张和吞并行径,作出贡献。”在这份呼吁书中,乔森潘准确地预见了越南人的计划:“在今年11月开始的旱季里,越南将再次冒险向民主柬埔寨发动大规模的侵略。越南军队许多个师已经准备就绪;而苏联由于有‘友好合作条约’,它便合法地把许多军事顾问和军事物资输送给越南。”

为对付即将到来的大战,在东部、西南部的丛林和金边附近的军事训练营地里,从来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年轻战士们正在接受“闪电训练”,学会操纵坦克、飞机、大炮,许多人因为训练中的事故而受伤甚至丧生。

1977年,本来已经平静下来的印度支那地区轰然爆发巨响。硝烟战事随之而起。全世界都注意到,柬埔寨和越南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美国的《时代》杂志幸灾乐祸地在封面写了一行大字:共产党与共产党开战啦((COM-MUNISTSATWAR)!

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众说纷坛。越南方面认为,在柬埔寨抵抗运动反对朗诺政权和美国入侵的战争中,越南给予了大量人力物力支援,包括反击美国顾问策划的朗诺“真腊战役”这样的大战役,都有大量的越南军队参加,有的战役的指挥官本来就是越南军官。似在柬埔寨解放后、波尔布特等人不仅不对越南表示感谢,反倒恩将仇报,在边境地区不断挑起冲突,杀害了大批越南侨民。

但在柬共看来,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柬埔寨给予越南人的支持要远远大过越南人对柬埔寨的支持。比如在越南-柬埔寨边境的“庇护区”问题上,要不是柬埔寨让越南人在这里修整集训。那越南南方的军队早就被美国人消灭了。根据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说法,早从1930年起越南就梦想取得柬埔寨,建立了一个“印度艾那共产党”的组织,其目的是建立一个越南的“印度支那联邦”来代替法国的“印度支那联邦”,把柬埔寨和老挝都集合到那个联邦里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越南又吞并了叫做下柬埔寨的领土,其面积为6.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400万,1975年,越南大肆宣扬“特殊的友谊和特殊的团结”,欲把柬埔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畴。1977年以后,越南和苏联国际扩张主义者有了夺取柬埔寨的具体战略。越南根据它的“印支联邦“战略和它的”在一个党的领导下只有一个国家、一国人民“的政策,想做印度支那的大国,还想做东南亚的大国。

在50年代曾经参加过活动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割断一切联系,把建党的日期定在1960年了。

为了证明他的话的确切性,波尔布特说:柬埔寨刚刚解放,越南就侵占了属于柬埔寨的威岛。同时,越南人又不断从陆上对柬埔寨发动进攻,以进行威吓。到1977年底,越南集中了14个师的兵力,包括5个精锐师,想通过速战速决的战略一举拿下柬埔寨。在这支侵略军中,有大量的苏联大炮和坦克,苏联顾问还直接到战场进行指挥。越南人之所以要对柬埔寨发动进攻,是因为它在军事、政治、经济和财政各个方面,在国内外,都困难重重。

1977年12月,柬埔寨外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和散发了民柬政府的声明。声明说:自1977年9月以来,越南就对柬埔寨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入侵,派军队在边境骚扰,抢夺将近上万公顷的稻谷;烧毁森林,枪杀居民,焚烧民房,偷劫人民的财产和牲口,强奸妇女,真是比以前的阮文绍、阮高其和南朝鲜雇佣军更甚。根据这份声明,越南这样做的重要原因是要用柬埔寨的稻谷,牲畜和鸡鸭来解决自已的饥荒。据说越南教育起军队的口号是:你们不去打柬埔寨也将饿死!你们去打柬埔寨抢夺稻谷才能生存!

这份声明也有一些让外国人不太明白的地方。比如:“自1965年越有军队要求在柬埔寨领土上建亢庇护所和驻扎以来,特别是1970年3月18日政变以后,越南秘密把一批坏分子组织起来,单独成立一支柬埔寨军队,作为越南在柬埔寨的工具;他们另立了一个柬埔寨政权,作为越南在柬埔寨的工具和力量,反对和打击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的柬埔寨革命政权,他们分裂、破坏柬埔寨革命军等等。”“在1975年和1976年,越南企图通过一小撮叛徒——越南的代理人策动政变,推翻民主柬埔寨。但是,”越南的这些计划不断被柬埔寨人民、柬埔寨革命军措败……柬埔寨一解放,越南军队就偷偷地侵占了柬埔寨的威岛。与此同时他们不断地在边境挑起争端,夺取柬埔寨土地,从一寸土地直到几十公里,他们扫射、炮轰民主柬埔寨国土并无耻地在几个省、东部大区、西南大区等很多地方进行扩张和建立据点。事实上,这些地方都是柬埔寨的领土,都是1965年至1975年越南在柬埔寨领土上建立庇护所的地方,那时他们在越南南方找不到可以隐蔽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鳄鱼本性。“

这个由坏分子组成的党和这支由坏分子组成的军队在什么地方呢?他们是被消灭了还是退回到越南去了?抑或这是指被关押在S-21里的那些人员?难道由代理人策动的政变真有其事?

在到底是谁侵略了谁的问题上,两国各执一端,在国际上大造舆论。威岛含有石油的消息传出后,关于两国的海岸分界线的争论亦日渐尖锐。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怎么指责,但没有哪国公开宣布处于战争状态。

越南和柬埔寨的民族矛盾由来以久,如果要算上历史上的占领和冲突,那两国的民族纷争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了。1975年3月18日的政变起因之一就是反对越南人驻扎柬埔寨领土,群众上街游行,并焚烧了越南大使馆。朗诺上台后,大批的越南人被遣返回国,余下的越南人大都是已经嫁给柬埔寨人的越南妇女。实事求是地讲,自70年代以来,在柬埔寨生活的越南人的境况是相当差的。朗诺刚上台,金边就发生了大规模杀害越南侨民的骚乱,原来在金边谋生的越南人一个个陈尸街头,好久没有人收尸。后来由军队出面,用军用大卡车把早已腐烂发臭的尸体运去了乱坟岗。1975年以后,在柬的越南人仍受到严密的控制,属于“另册”人物。直到90年代初,在柬的越南人仍生活无定,经常遭到伤害。

就1977年来讲,发生了这么一连串的边境争端,两国又没有走政治解决的道路(这一点让人感到尤其不解),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波尔布特,当然要想方设法保卫国家的主权。在东部地区正参加农业生产的部队接到命令,立即整装,开赴与越南接壤的东部边境,准备反击越南的进攻。

柬埔寨国家的电台开始播放关于如何保卫国家,唤起人们民族自尊心的节目。到年底,所有的宣传材料,已开始指名道姓地公开指责越南人的侵略行为。虽然还没有宣战,实际上,整个国家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在金边,人们从驻着越南大使馆的大街走过的时候,都要朝那面炽热阳光下的越南国旗怒目而视。

1977年12月31日,民主柬埔寨外交部发表声明,暂时中断与越南的外交关系。声明称:由于越南对柬埔寨领土进行的入侵,当年越南由从金边撤走了大使,只留下一个代办,表现了不友好和恶意,因此在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领土和两国恢复友好气氛之前,从当日起中断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外交关系,越南的所有外交人员须在一周内离开柬埔寨。

越南大使馆的人员撩开办公室的窗帘,便可以看到街对面的马路上,已经开始部署了军警人员。有人的脑海里禁不住掠过一丝阴影:1970年3月金边市民袭击焚烧越南大使馆的事件该不会重演吧?

与越南人断交的决定实际上在12月25日就已经作出了,同时作出的决定还有向被进攻地区派出增援部队。之所以拖到5天后才广播,一是因为把这份声明翻译成外文在外交部耽误了些时日,更主要的,是要看在这些天里局势是否会发生某些意想不到的转机。

随这份与越南的断交书同时在电台广播的,是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的《民主柬埔寨政府致柬埔寨革命军和全国人民书》。在这份洋洋万言的公告中,乔森潘一再指出了越南的虚弱本性,和柬埔寨人民、革命军在党的领导下战胜越南侵略军的必胜信心。乔森潘用很具体的数字来说明越南军队和柬埔寨军队不可同日而语的质量差异:从1975年到1976年,敌人伤亡100人,柬埔寨革命军只伤亡5人,比率为100比5,到1977年,这种比率为100比3,只个别时候才达到100比5.这个数字是极其惊人的。如果真是这佯,柬埔寨完全不必惊慌。

就在乔森潘发表他的广播讲话的同时,越南军队已经在某些地方深入进了柬埔寨领土20公里,抵达了柴桢省。据柬埔寨方面称,越南军队的这次入侵,一共动用了5万人。

边境的激烈战斗持续了一个星期,1978年元月6日,越南人开始撤军。

当这个消息传到金边,正在为越南人的猛烈打击而坐卧不安的人们顿时松了口气。电台、报纸、杂志一齐出动,欢呼这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1978年元月17日,波尔布特很豪迈地讲:“世界上大多数舆论都认为,我们既然已经打败了美帝国主义,那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败和消灭越南。”

西方对发生在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武力争端持另外一种看法。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布热津斯基把它说成是一场“代理人战争”。

越南对柬埔寨的这次越境入侵,更使党的高层对越南人的阴谋提高了警惕,同时也对在民柬国内和党内存在的亲越集团和亲越情绪更加敏感。

在1976年12月被捕的原民柬外交部高级官员韩森雷利在S-21中的供词。供词称:越南一直在从事推翻民柬、以亲越分子取而代之的活动。这个阴谋涉及到一些前政权的政客、当年‘印支共产党’的一些成员和部分柬共高级官员。令人惊诧的是,1976年被捕的韩森雷利居然准确地说出了越南将在1977年3月或4月对威岛等柬属岛屿进行占领,因为这些地方储有石油。另外,越南军队还将越过边界攻击柴桢省一带。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份供词的准确性都是令人吃惊的。它使人们更加深信:在民柬国内和柬共党内,确实存在一个颠覆阴谋集团。

S-21的主任康克尤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第十七章 攘外与安内

由于在这次越南人的入侵中,与越南接壤的东部大区的部队缺乏良好的表现,引起了党内普遍不快,同时,来自S-21的报告也使波尔布特等人对东部大区的领导人开始产生怀疑。

当时的东部大区党的书记、东部大区为人民服务委员会主席是索平(SAOPHIM),一个从40年代起就投身于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统治斗争的老党员。他同时是柬共党中央委员,柬共中央第二副书记,并担任仅次于乔森潘的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一职。

根据1977年被捕的柬共党校校长莫金龙的供词,党内的反对派一直在策划政变,而这场拟议中的政变的指挥部就在东部大区,暗示当时权倾朝野的索平和他东部大区的那些各区、社的书记们,都与这场政变有关。

在党中央的秘密会议上,人们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已心照不宣地把目光转向了索平和他的东部大区。

此时的东部大区,不仅人口数量在全国居较高地位,而且因其物产丰富而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举足轻重,索平本人在东部大区有较深厚的基础,即使在一般民众中也有较大影响。在民柬政策的贯彻执行上,索平也表现出了较大的灵活性。比如,当局所提倡的服装色彩一定是黑色的,汗巾是红色方格的。但在索平的管区内,人们的服装样式和色彩却没有那么严格的管制;在公共食堂、集体开伙的执行上,虽然当局在1977年有了明文规定,但在东部大区好些地方,仍迟迟没有落实,索平对此睁只眼闭只眼。

到1977年中期,索平的名字已经频繁地出现在S-21犯人们的供词中,他身边的一些军事指挥官和地方官员也开始遭到逮捕。即便是这样,在越南人入侵之前,仍然没有人敢于公开指控势力雄厚的国家主席团副主席。

但对他的监视已经开始。

1978年5月,一份被捕的东部大区军事指挥官的供词,终于导致高层下决心解决索平。

这个名叫桑辉(SAMHUOY)的军官在他的供词中说:从1977年起,东部大区的军官们就己开始策划政变,准备在9月柬共党的生日那天对首都发起攻击。按照桑辉的说法,索平是整个政变计划的总指挥和协调人,政变一开始,进行策应的有西北大区的党书记、西部大区为人民服务委员会主席、柬共中央候补常委、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二副委员长宁罗(ROSNHIM)

——他也是从40年代起就开始反对法国人统治的老党员。索平与罗宁之间除了政治上的共识之外,两人还是姻亲,这就使他们之间的合作更多了一分理由。

桑辉在他的供词中对索平的活动交代得非常详细。桑辉说:索平想要建立一个反对党,他曾告诉手下的人:“我们必须小心谨慎行事,建立一个与目前的柬共路线完全不同的政党。我们计划要重新恢复使用货币,发放薪金,实行军衔,建立起市场。这些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努力。”

但是,索平在1977年9月动用军队实行政变的计划却由于越南人在这个月开始的入侵活动而告吹。到10月份,索平又改变了战略,把原先推翻金边柬共政权的军事政变更改为打开国门,让越南人轻而易举就从东部攻入柬埔寨领土。

这个供词在金边看来很有说服力,因为它解释了在反对越南人1977年12月份入侵时,柬埔寨军队抵抗无力的原因。根据桑辉的说法,1978年1月越南军队从柬埔寨领土撤退之后,政变的计划仍没有停止。据传,已有柬埔寨人开始在越南南方接受训练。

金边经过慎密考虑,决定对东部大区的政变阴谋进行镇压。

为了迷惑政变的组织者们,波尔布特专程来到东部大区,对刚刚遭受越南人侵略的东部人民表示慰问,同时高度赞扬东部大区军民的英雄主义精神。

波尔布特前脚刚走,镇压反叛者的行动便开始实行。1978年5月,大批从柬埔寨中部和其它地区调集的部队开始向东部开进,把受到索平信任、参与政变活动的各级军事指挥官和各级党的干部予以逮捕。一个月内,整个东部大区的领导层基本都换上了新面孔。为防止越南再度进攻,金边决定对东部进行移民,将几万人从东部迁往西北地区。

索平本人已经预见到他所面临的灾难结局,于6月3日自杀身亡。

另一些与索平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军官或党的干部,在逮捕的枪口对准他们之前仓促出逃,有的直接越境逃到了越南,寻求政治避难。其中就有当时民柬军队某师的副政委、后来“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主席韩桑林。

6月底,整个东部大区的局势完全控制在了金边的手中。英萨利这时候才宣布,一起集中在东部大区的政变阴谋被英勇的柬埔寨军民所挫败。

1977年底与越南人在边界上的冲突使波尔布特对民柬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调整,一是将封闭已久的大门稍稍打开,寻求更多的外国支持,欢迎外国访问者到柬埔寨参观访问;二是致力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四月十七日人”、“新生者”们在政治上给予出路,实行宽松政策。

虽然这并不是什么翻天覆地的变革,但就当时和已经在现行政策下度过了两年的民柬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倒退回10个月,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代表要求直接会见民柬驻北京大使,提出派一个美国代表团去民柬进行正式访问,如果不能进行访问的话,也可以在东南亚某一个地方会见柬埔寨的代表。但这个要求汇报到金边之后,遭到了断然拒绝。所以有人评论说,开放宽松政策实际上是民柬早就应当实行的路线。如果这个政策早一年开始实行,那么民柬政权完全可能不至于遭致后来的结局。

虽然这种开放还只是初始阶段,但已有许多国家和政党朝这扇半掩半开的大门走来。从1977年底到1978年底,来自缅甸、马来西亚、泰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官方代表团对民柬进行了正式访问。一些新闻记者——持友好观点或敌对观点的——包括一个电视新闻报道组也来到了这片对于外界来说是神秘的土地。另外,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法国、意大利、日本、挪威、美国等国家的一些左派政党,也到了柬埔寨考察这场革命的成就。访问者们大都要被带去参观展示高棉民族辉煌历史的吴哥窟古迹,参观一些组织较好的大规模农业劳动场面。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突然变得忙碌起来,因为大多数代表团都要由他亲自陪同。为了让外界了解民柬领导层的思想和观点,有时候农谢或波尔布特本人也参加一些会见甚至陪同。

随着这个开放政策的实行,原来封闭很严的民柬开始同外界有了交往,国家、政党之间逢到什么节日或庆典,波尔布特等人也以民柬政府或柬共的名义打电报致意。作为开放政策的一部分,民柬开始用英文、法文和高棉文印刷出版介绍自己国家的资料。

年3月,在接见南斯拉夫电视采访组的时候,波尔布特出人意料地谈起了自己的生平。“你们是第一批知道我生活经历的人。”波尔布特倚在靠椅上,满面笑容。随即,他又变得严肃,慢慢追忆起了他不平凡的一生,说起了他的真正姓名,他享受的特权教育,他如何得到政府的奖学金到了法国,又如何在假期到南斯拉夫参加义务劳动。在谈到回国后的经历时,他说他在中学孝过历史、地理、公民道德课程。“这个时期,朗诺的警察一直在跟踪我的活动。

他们知道有这么个人,但并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波尔布特说,言谈中对他成功的秘密活动感到自得。

采访者们当然也问起了民柬的政策。对这一点,波尔布特好像不愿多谈,只是让大家到处走走看看。“不过,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任何模式的,我们也不想对别人的经验照搬照抄。我们的政策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同过去的历史彻底决裂!”

波尔布特笑着把记者们迎进采访的房间,又笑着把他们送出门上车。其中的一位记者后来对人说:在他们10天的采访过程中,波尔布特是唯一一个露出真实笑容的人。

电视采访组到一些农村地区和城市进行了采访,发现粮食在这个国家并不缺乏,在有的地方还相当充裕。电视报道员的解说词为:“这里的人民并没有饥饿现象,但同时也并不显得幸福。我们在采访中没有听到歌声,也没有看到任何民间舞蹈。”

采访组在金边发现,整个金边的市民大约只有2万人,供水和供电系统只保障几个政府部门和8个外国使团,其中有7个使馆在同一条大街。工厂里的工人看上去像是孩子,有的人需得站到台上才能操作机器。王宫内外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但往日香火旺盛的寺庙大都用作了堆放物品的仓库。陪同采访组的文化部长、宋成的夫人云亚对他们说:“佛教根本不能同革命相提并论。”

这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视采访组注意到,整个民柬没有出版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农村地区,党仍然处于秘密活动状态,没有人能确切说出谁是党员;同样的是,没有任何人对国家总理波尔布特有深入的了解。

在西北部地区,采访组深为群众修筑水利工程的壮观场面所感动,对流动突击队的劳动热忱和他们的工作效率大为赞叹。他们发现,在这个国家里,仍有许多东西是值得赞扬和值得相当肯定的。

对波尔布特的第一次电视采访在南斯拉夫播出后,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极大兴趣,接着又分别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播出。波尔布特当年的一位学生此时成了巴黎的出租车司机,当电视上出现这位民柬政府总理的图像时,他简直惊呆了:这不是我当年在金边的老师吗?他抓起电话就拨电视台,记者们随即又对这位出租车司机进行了采访,终于证实今日的民柬总理和柬共总书记,确实是当年金边中学的教师沙洛特绍。

1978年7月,民柬的第二号人物农谢会见了来访的丹麦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团。在谈话中,农谢回答了外界十分不解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越南人联合推翻民柬的阴谋。这段对话很能反映当时民柬领导人在防备颠覆问题上的思维。

答:两者都有。一方面他们合作,另一方面他们又互相争夺,争夺控制权。这是一种公开的方式。但在私下里,一些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又同越南人勾结起来,以打进柬埔寨。因为美国人进不来,所以就要靠越南人了。

在选择颠覆柬埔寨的特务分子方面,越南人是不分对象的。

在回答党的秘密活动方式的时候,农谢讲述了柬共的经验:“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卫党的领导人。如果我们失去党员而党的领导层没有受到破坏,我们照样可以赢得胜利。只要党的核心存在,党就不会消亡。失去两三个党的领导人和失去200到300名党员之间,简直都无法比较。建立一个优秀的党的领导层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失去一个领导人,等于失去了一大批人,而党的秘密也就失去了。”

继丹麦人之后,日本社会主义党的代表团访问了金边。在问及1975年对金边等城市的疏散时,日本人被告知:从城市被疏散到乡村的300万人中,大多数原来是农民,虽然他们被迫回到了农村,但并没有因为重新干上农活而吃什么苦头。“在革命政权的领导下,不允许任何人再抓住革命前他们享有的那些特权。同样不可忘记的是,革命前的柬埔寨人中,有90%以上的人是农民,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特权。”

这个日本代表团访问了西南部地区,沿途受到的热烈欢迎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时候,他们的汽车会受到在路上慢吞吞行走的牛或水车的阻碍,有时候孩子们会跑上前来向外国人热情问候。看上去,人们似乎对新的政权和形势非常适应。当然,他们也注意到,在农民的房间里除了睡觉的物品外,其它再无所有。于是,代表团问起陪同的干部们,在集体化生活和农民在过去自己拥有土地的基础上产生的家庭生活观念方面有没有什么矛盾?

一位陪同访问的外交部官员回答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取决于革命觉悟。

农民们已经受到教育,集体化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尽管如此,代表团的人们对上千人在大食堂里同吃一种食物仍然感到难以理解。访问者中有人揣想:考虑到柬共领导者中大多数人都曾当过教师,他们是不是希望把当年管理学生的经验也应用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呢?

与对外开放政策同时并举的是对内的宽松政策。执政两年之后波尔布特意识到,建设和保卫柬埔寨需要全体国民的充分合作。这就意味着要放宽和松弛对从城市疏散到乡村的“四月十七日人”和“新生者”们的敌意和控制,同时解除对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或商业人士的隔离。从1976年到1977年间,有几百名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怀着对革命的敬意和对新生活的向往,从法国、美国等地回到了祖国。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不能很充分地证明自己的历史和回国动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处死。其余的人被送到工厂和农村干活,1976年底,又全部被送往磅湛省西部的一个特殊营地承担农业劳动。这里的艰苦和芳累可能是他们一生中从未体验过的,但同其他地区的“新生者”们所承担的体力劳动相比,又轻松了许多。波尔布特的仟放政策实行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返回金边,有了充裕的食物,并且受到了英萨利和乔森潘的接见。10月份,有15位归国的知识分子被挑

选出来,组成了民柬成立以来的第一所“技术大学”,由老资格的革命家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秀木(THIOUNNMUMM)担任校长。这所大学的学生名额被定为300人,年龄从10岁到16岁不等。

引人注目的是,柬共中央这时做出决定,计划在1979年重新使用货币和实行综合经济。换言之,市场也将重新开放。

作为新的国内政策的组成部分,文化教育问题被提到了应有的地位。这方面,民柬以前的政策是“我们的学校主要是建立在合作社和工厂”。“通过群众的伟大革命运动来扫除文盲,而不是通过开办一两所学校来扫除文盲”。但到1978年,小学已在许多合作社建立起来,开始学习孩子们生疏的地理、数学等课程。

在某些地区,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化。比如人们已可以穿着色彩比较鲜亮的服装,改变了黑色一统天下的枯燥局面。工厂里的工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1978年5月,对人们的等级区分有了变化,自1975年起对疏散到农村的城市居民划分的“全权享有公民”、“选民权公民”

和“安置者”(即受管制者)被取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对原先划分到敌人范畴的一些人实行了赦免,不再对他们实行专政式的管理。但是,农业合作化、集体食堂仍然没有丝毫的松动,宗教活动和家庭生活以及血缘联系仍受到严格限制。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柬共中央委员会下发了一份重要文件,对尚未被捕的嫌疑犯人们给予大赦,其对象为在过去不同时期参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越南人活动的人员,但对其时间和活动状况作了划分,比如,从1946年到1967年间——即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到柬共开始武装斗争之间——为外国情报机构工作的人,如果后来不再犯有叛国罪行,那将不再被追究。从1967年柬共开始武装斗争至1970年朗诺政变、从1970年朗诺政变到1975年柬共取得政权之间犯有罪行的人——其中大量是同西哈努克政府和朗诺政权有联系的人,也将受到赦免。但是,文件规定:自1975年4月柬共夺取政权以来“公然纠集起来反对柬埔寨共产党,反对工农政权,反对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反对柬埔寨人民和民主柬埔寨国家的人,仍将受到惩处。”

这份文件下发之后,党的机关刊物上又发表了一篇解释性的文章,称:即使是在1975年以后从事了反党活动的人,“只要他们洗心革面、勤奋工作,”那也不在受惩之列。“这符合党的救人政策,因为我们每打击一个人,受影响的往往还有四五个人,而我们总是想增加朋友,减少敌人。”

但是,这个政权的机器有自己的运转方式,它并不因为有了大赦和有限的开放就完全放弃自己固有的轨道。在党的文件中,提高警惕和预防党内、军内和合作社里的“病菌”仍一直受到强调。1978年初,全国开展了一场新的“个人自传自述自查”活动,过去生活在城里的那些“新生者”们自然又处于难堪的境地。

S-21仍一如既往地正常运转。1978年上半年,有5760人被送进了这个大门,其数量相当于整个1977年全年关进这里的人。下半年关进这里的人基本与上半年的人数相同。这些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与东部大区的政变活动和清洗有关。索平自杀后,他的姻兄莫桑巴,西北大区的书记遭到逮捕,关进了S-21.

关于1978年受到处分和逮捕、处决的人的数量,各种资料之间相互差别

很大,最高的数字说是仅在东部大区就有10万干部、军人和与他们有牵连的人遭到杀害。东北部也遭到了清洗,只是规模要小得多。相反的意见是,这里虽然遭到了清洗,但并没有发生多少杀人的事件。整个1978年间,遭到处决的人不过几千人。由于缺乏官方记载,所得来的数字都是幸存者们的回忆或从一些当年的文件中的推论,所以很难说哪个数字更有权威性。

到1978年中期,与越南人的对峙相对平稳下来,这使波尔布特下决心加快建设步伐,尽快把柬埔寨从农业社会改变为工业社会。而当时负责工业的是副总理温威(VORNVET)。

1978年11月中旬,处于民柬领导层核心圈的温威突然遭到逮捕,被关进S-21.在黑乎乎的牢房里,这位从40年代起就参加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老战士招供说他自1956年起就加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虽然我的外表是革命的,但我的本质却不是。”50年代后期,他是党的城市支部里的活跃分子,1967年曾设法帮助乔森潘、符宁、胡荣逃出金边,到丛林加入游击队。两年之后,他自己也逃到西南部的丛林加入了游击队,后来又转到金边附近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据他的交代:“到1974年,革命进展十分顺利,我无法完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计划。”

当上负责经济的副总理之后,温威在1977年的工作似乎并不令波尔布特等人满意,尤其是在波尔布特提出将柬埔寨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口号后,温威并没有为之制定出得力的措施。但是,温威是否真的在从事阴谋活动或意欲出卖柬埔寨,从他的供词里确实还难以得出结论。

在1978年被捕和遭到处决的高级官员,除了温威之外,还有西部大区的书记朱杰(CHOUCHET),西北大区的书记莫桑巴(MUOLSAMBATH)。这三人自50年代起就同波尔布特和农谢有过密切关系,他们的被捕和处决,令全党都颇感意外,波尔布特也很为自己的老朋友们一个个先后背叛了他而愤怒不已先是胡荣,这位当年西哈努克政府里的部长和国会里的左翼议员,朗诺政变后他被西哈努克任命为内政、乡村改革、合作社大臣,在柬埔寨社会颇有影响。柬共胜利不久,他便遭到清洗接着是一大批被怀疑是外国特务、策划颠覆柬共政权的高级官员,他们中有资深革命者高密和农顺,东北大区书记黎萨南,中央党校校长莫金龙,北部大区书记贵通,商务部长苏瓦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索平,交通部长笃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宁罗,外交部高级官员韩森雷利,西部大区书记朱杰,东部大区司令桑辉,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笃砍敦,西北部大区书记莫桑巴还有一个当年中国人民十分熟悉的名字:符宁。他曾是西哈努克政府里的部长,国会议员;朗诺政变后,担任民族团结政府的新闻和宣传大臣;1975年柬共掌权后,担任新闻部长。他在1977年的大清洗中被捕,在S-21中遭受艰难折磨,精神已完全崩溃。在一份供词的边上,他用笔颤抖着写了一句话:“我不是人,我是畜生。”1977年7月6日,他在S-21中被处死。

随着这几位老战士的消失,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文章,指出:“在我们的各级各类机构里都有敌人在活动。中央有,军队的总参谋部有,各地区有,各基层也有。”

本来已经开始宽松的国内气氛顿时又变得紧张起来。让人惊诧不已的是,在S-21审讯所得到的供词中,有一个人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这就是当时的民柬国防部部长、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S-21的顶头上司宋成。

第十八章 执政的最后日子

月7日,金边陷落,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们仓促撤离首都,由此告别历时将近四年的波尔布特时代。

在民柬政权失去金边前的两个星期,三位西方人经过艰难历程来到了这个古老的首都。三人中,有两人——伊莉莎白?贝克尔(ELIZABETHBECKER)

和理查德?杜曼(RICHARDDUD-MAN)——是持非社会主义观点的美国的记者,这也是民柬接待的第一批来访的“资产阶级记者”。他们两人曾在70年代初来到过柬埔寨,向西方世界报道了那场最后由柬共取胜的战争。他们此次之所以获准来到柬埔寨,是因为在接待了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或持社会主义观点的新闻界人士之后,民柬希望建立公正对待新闻界的形象。

第三位西方人叫马尔科姆?科德威尔(MALCOLMCALD-WELL),一位供职于伦敦大学的苏格兰学者,自民柬成立以来便成为它坚定的支持者,几年间写了大量的文章为民柬的政策辩护。此次是作为“朋友”受到友好邀请。

为了他们的这次访问,民柬方面作了详细周到的安排,他们的向寻兼翻译是后来民柬派驻联合国的大使秀蒲拉西,外出乘坐的是一辆高级的梅塞德斯轿车。

对于曾经在柬埔寨生活过一些年头、而此次又带有明显挑剔眼光的贝克尔来说,这个国家的情况与几年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外表上让她明显感觉得到的,是当年那些零星的天主教堂不见了;人们的表情显得冷漠,难露笑容;所到之处,沉寂无声,缺乏生气;孩子们也少有活蹦乱跳了;人们的服装全一个色彩,单调沉闷。

尽管如此,但他们发现,这个政权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在茶胶省,贝克尔和社曼见到了已经被改造得整整齐齐的农田,充裕的粮食收成,运转有序的经济制度,都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尤其让他们感叹的是,农民们,特别是西南部地区的农民,似乎对这个政权感到满意,认为他们现在自给自足的生活得益于发生在这个国家的革命。

12月22日,在他们结束访问柬埔寨的头一天,波尔布特决定接受他们的要求,同意对他个人进行采访。

一辆比他们访问途中乘坐的更为大型的梅塞德斯轿车将贝克尔和杜曼拉到了位于城北的国宾馆,这里曾经是50年代法国总督的官邸。波尔布特早已到达。他穿一件银灰色的外套,坐在一个巨大的扶手椅中,身边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秀蒲拉西和另一名翻译。

令贝克尔不解的是,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三个人一直站立在一旁。一见客人们到来,波尔布特站起来表示欢迎。多年后,贝克尔在她描述柬埔寨的书中写道:波尔布特“显得温文尔雅,脸上浮现着笑容,看上去虽不英俊却具有吸引力;从身体上看,他显得高大强壮,让人感觉到他是生活在舒适的环境之中。他的举止言谈有着良好的教养,一点也不显得粗鲁。”

在相互问候致意过,又接过服务员送上的鲜橙汁后,波尔布特开始了他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内容几乎全是越南对柬埔寨侵略的历史。而当时贝克尔和杜曼最想要的是波尔布特谈谈西哈努克、他的政府、他身边的同事、人权、国内发展计划、发生在柬共党内的清洗等等。

汽车将贝克尔和杜曼载回旅馆的同时,另一辆车又把科德威尔送到了波尔布特的面前。与这位西方朋友的谈话,波尔布特的话题就显得宽泛多了。

两个年纪相仿的人谈起了农业政策问题和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滔滔不绝。

直到晚饭时间,谈话才不得不结束。

科德威尔回到旅馆的时候,容光焕发,对贝克尔和杜曼说,他同波尔布特之间的谈话非常坦率,而且像朋友般的真诚。波尔布特邀请他在1979年再来柬埔寨,来“衡量一下革命在柬埔寨创造了什么样的成功”。科德威尔非常兴奋,一再把柬埔寨比作他的故乡苏格兰。

三个人兴味盎然地谈到晚上11点,这才各自回房,整理当天的笔记,同时收拾一下行装。按照日程,他们第一二天就将离开金边,飞往北京。

两小时之后,也即午夜1点,随着几声巨响,旅馆的房门被强行撞开。

黑暗中,一伙荷枪实弹的人闯了进来,房间里发出了乒乒乓乓的撞击声和吵闹声。接下来便响起了枪声,科德威尔和一个闯入者被当场打死。

贝克尔和杜曼被吓得躲在房间的角落里,连大气也不敢出。所幸的是,闯入者们好像并不是奔他们而来,科德威尔一死,他们便迅速撤离了旅馆。

一切都发生得是那么突然,贝克尔和杜曼脑子里好长时间都是一片空白。直到一个小时之后,才有警察赶来,封锁现场,查看死者,询问两个惊魂未定的外国人。

第二天,12月24日,显然是根据波尔布特的指示,在金边举行了对科德威尔的悼念,英萨利出席并且作了一个简短的悼念感怀。下午,贝克尔和杜曼仍按计划飞往北京,科德威尔仍然与他们结伴同行,只不过是一具躺在棺材里再也不会说话和激动了的尸体。

这次晚间的袭击对贝克尔两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难解之谜。他们离开后几天,有两个中级官员以谋杀罪而被捕。在他们交代的罪行中,他们把策划者的罪名推到了已经被清洗处死的副总理温威身上,同时也提到了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宋成和几位高级官员。可是,在供词中涉及到的这几个人,后来一个也没有遭到清洗。

于是,科德威尔的死案便引起了好多种猜测。一是说科德威尔之死是波尔布特亲自下令干的,是不希望这个苏格兰人抨击柬埔寨革命。但这显然站不住脚,因为波尔布特对科德威尔的态度明显要比对贝克尔两人好得多,而当时科德威尔对柬埔寨革命赞不绝口,把这里比作他的第二故乡。仅从波尔布特邀请科德威尔在1979年再访柬埔寨就可以看出,波尔布特显然是希望科德威尔成为柬埔寨革命最忠实的宣传者。从哪个角度来讲,波尔布特都没有必要杀害这个英国人。

第二种猜测是,科德威尔死于波尔布特的对立面之手,他们杀这个被波尔布特视为朋友的外国人,是要给党内的“大哥大”难堪,使这个政权在国际上出丑。那么,是谁才可能知道科德威尔被波尔布特当做朋友呢?只有党内或政府内的高级官员,他们策划了这次袭击,使波尔布特大丢面子。但问题是,此事之后,并没有高级官员被清洗,也就否定了这种说法。

这件事由于后来越南人的入侵,没有人再对此追究,从而也就成了千古之谜。

当几位西方记者正在柬埔寨领土上进行访问的时候,柬埔寨与越南对峙的局势实际上已经非常严峻了。12月21日,负责国防事务的宋成在同一个外国记者组的谈话中说道:柬埔寨军队一直在边界上同入侵的越南军队战斗。越南人开始使用飞机轰炸柬埔寨领土,并且不顾国际公法使用毒气弹。

不过,“这说明越南缺乏步兵力量。也说明越南走投无路。柬埔寨根本不怕越南那几架飞机。实际上,越南的飞机和毒气弹发挥不了什么效力。”

宋成很有胜利把握地对记者们说:“我们估计到了苏联帮助越南的各种可能性,并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实际上,苏联已派顾问指挥战争。”对此,宋成并没有感到有任何担心的必要,他一再对战局表示乐观和必胜信心。

金边似乎也没有为即将到来的越南进攻感到恐慌。12月23日,金边的电台还在不紧不慢地广播柬共中央10月31日作出的一项决定:建设先进的合作社。提出每个合作社要十天学习一次,每次一小时三十分钟;合作社将来要做到社员一天两顿干饭,一顿稀饭;三天一次甜食……

贝克尔和杜曼离开金边的第二天,1978年12月24日深夜,也即西方的圣诞节的凌晨,越南以14个师、超过12万人的部队向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受过良好训练、武器装备精良的越南部队从与柬埔寨接壤的东部几个地区同时发动进攻,战斗机、直升机,重型火炮等同时支援。隆隆的炮声顿时将边境撕开一个个的大口,蜂拥而入的坦克、装甲车在地上碾出沉重的痕迹。

部署在边境一线的柬埔寨军队——许多是从西南大区调防不久的部队——立即还击,拚死作战。但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作战能力上,柬埔寨军队都处于劣势,况且又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和后援方案。12月29日,茶胶省(KRATIE)陷落。两天之后,上丁省(STUNGTRENG)也落入越军之手,上千名柬埔寨士兵死于越军的炮火和飞机的轰炸之下。到1979年元月4日,越南军队已经控制了整个湄公河东岸的地区,与金边隔岸相望。

金边此时处于一片紧张的气氛之中,但最高当局对于取胜似乎并没有失去信心。12月29日,即在茶胶陷落的当天,波尔布特会见了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友好代表团,在一个小时的会谈中,波尔布特说,越南军队遭受了“巨大打击”,而柬埔寨军队正在收复被越南人占据的领土。

到元月1日,1979年的新年之日,金边城里已可听到远处隆隆的炮声,住在王宫里的西哈努克已经明显感到他的玻璃窗在炮声的震动中发出瑟瑟的声响。

据柬埔寨军队情报部门的报告,越军在发起边境攻击的同时,派出了一支由特种兵组成的特遣队,乘橡皮艇横跨湄公河,直袭金边,企图到王宫绑架西哈努克亲工。当这支部队到达金边外围时,被柬埔寨部队发现,越军寡不敌众,当场被打死多人,绑架计划也就此搁浅。当人们从被捕的越军特遣队士兵口中得知绑架计划后,立即上报总参谋部,由宋成直接报告波尔布特。

当天,一辆漂亮的黑色梅塞德斯高级轿车到王宫接走了西哈努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等人,与从金边撤退的包括南斯拉夫大使在内的外交人员车队一道,急奔西北部的马德望省而去。

了3天,直到宋成确信那支越南绑架特遣队都被消灭之后,元月5日,一行人才又从西北部撤退回了金边。

虽然如此熊熊的战火已经映红了金边以东的天空,但这里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任何陷落前的忙乱与慌张。金边广播电台仍一如既往地宣布柬埔寨军队在反击越南入侵战斗中的重大胜利;总理府所属的各部仍如同往常一样在正常运转,甚至比过去的效率还要高得多;波尔布特等高级领导人时不时的在一些场合露一下面,人们一看领导人还在坚持工作,心里也就安稳了许多。

只是波成东国际机场上,援助这个国家的几千名外国技术人员和专家们从新年那天开始撤离,标示着这个城市即将遭遇的命运。

元月5日晚,与西哈努克和家人刚刚从马德望返回金边后不久,乔森潘便来到了王宫。他对亲王说,波尔布特希望见见亲王,并同亲王一起品茶,希望亲王不要拒绝。莫尼克在刚刚经历了旅途劳顿之后,尚未来得及休息,一听要叫丈夫出外,心里顿时掠过一丝阴影,生怕大乱之际,亲王会遭遇不测,一时间紧抓住亲王的手不忍放开,直到乔森潘向她保证亲王不会有任何安全上的问题,莫尼克公主这才让亲王进了他的梅塞德斯轿车。

当车抵达法国总督官邸时,波尔布特来到门口迎住亲王,甚至还向亲王躬了一下身。两人当时都穿着短袖的白色衬衫和黑色的长裤,这种装束是波尔布特多年前就很中意提倡的。波尔布特用他当年在宫中生活时就学会的那中宫廷语言称呼亲王,显得十分恭敬和尊重。后来,亲王对人谈起了波尔布特同他的这次会见,说:波尔布特身上反映出来的领导人气质十分让人着迷,对他的招待无可挑剔。

两个人的这次谈话持续了4个小时。他们先是互相问候、致意,使用着彼此认为对对方充满恭敬的词汇。波尔布特喝着桔子汁,回顾起了他们5年前——1973年在解放区的会见,同时他很真诚地向亲王抱歉,说自全国解放以来,他忙得不可开交,没有能去王宫看看亲王,对此他深表谦意。

亲王笑着接受了波尔布特的这种解释,很有礼貌地对波尔布特工作的繁忙程度表示理解,说他不必为没有能去王宫感到抱歉。

在对亲王的理解表示感谢后,波尔布特开始谈起了当前的形势,接着建议说:亲王去联合国的讲坛,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向全世界呼吁。他告诉亲王,第二天,也就是1月6日,一架大型客机将从金边起飞,同机的还有一些驻柬埔寨的外国外交官和他们的亲属、随员。亲王的亲属也将乘这架飞机离开。

亲王几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使命。在他看来,任何矛盾都比不上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为了国家他愿意承担任何责任。

看亲王接受了他的建议,波尔布特显得十分高兴。正是晚饭时间,波尔布特请亲王入席,第一次同亲王共进晚餐。面对摆满了可口佳肴的餐桌,两人并没有什么兴致,只继续接着刚才的话题谈起对今后局势的预测。晚饭一过,波尔布特又带亲王来到一间挂有一张巨大地图的房间,给西哈努克介绍当前的军事形势。亲王发现,波尔布特对打败越南人充满信心,言谈间尽是乐观的语气。

“由于我们的严密部署,”波尔布特告诉亲王,“我们可望在两个月内,干净彻底地歼灭入侵的越南人。到那时候,我将会非常高兴地欢迎亲王重新回到金边。”

“我相信我们的军队可以打垮任何侵略者。”亲王道,“我也将非常高兴回到没有任何外国侵略者的祖国。”

第二天下午,亲王乘坐的飞机准时离开波成东国际机场,正好是越南军队到达金边郊外的前24小时。这是从金边撤退的最后一架班机,上面除了西哈努克和家人之外,如同波尔布特头天告诉亲王的,还有驻金边的外国使馆的余留人员。它起飞之后,整个波成东机场除了几架直升机和几架待修的飞机外,再没有任何固定翼飞机从这里升空。

金边各个部门的人们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乘火车离开金边。

1979年元月7日,这是民柬政权在金边执政的最后一天。

上午8点,在外交部工作的女官员、法国血统的劳伦斯?皮克(LAURENCEPICQ)像往常一样,按时来到外交部上班。9年前,出于对这个国家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以及发生在柬埔寨这个土地上的革命的倾慕,皮克嫁给了一位丛林里的革命者、后来民柬政府里的一位高级官员。她在这里的主要任务,是将民柬政府的公文、公告和文件,翻译成法文,或将法文的文件翻译成高棉文。

此刻,大楼里除了她之外,还有几位同她一样尽职尽责的年轻人。虽然大炮的声音已经很响了,但笃信自己的军队会胜利的皮克并没有怎么在意,到桌前坐下来,很认真地将头天的战报翻译成法文。大约两个小时后,翻译完成,她像往日一样去把译文稿交人油印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没有人干这项工作了。“我当时感到非常悲哀,”她后来写道,“我身边的人们对什么都保密,我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到中午时分,皮克才接到通知,带上家属离开金边,这是最后的机会。她匆忙跑回家中,抱起年幼的女儿就赶往等候的大卡车,随着惊慌失措的人们,前往马德望省。

皮克到外交部上班的时候,金边的最后一列火车正鸣响汽笛,驶离金边。

这列火车上有几百个政府机构里的中下级官员,有几十个从外国回来的知识分子,另外就是从医院里撤出的伤员。火车开动之际,挤在火车站入口处的人们飞奔而来,拼命爬上了车。

除了警卫人员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英萨利也在这列火车上。当时,越南人离金边的距离只剩下了5英里。(数日之后,当他长途跋涉来到柬、泰边境丛林的时候,脚上的鞋已经磨破,他索性赤着脚艰难行进。)

火车启动后约一个小时,车上的人们注意到,天空中出现了两架直升飞机,朝着与火车头相同的方向疾飞。人们后来才知道,这两架飞机运载的是波尔布特和他的家人、警卫和亲密同事。

1979年元月7日晚上,越南军队攻入金边。

由波尔布特和他的丛林战士们在1975年4月17日开创的一个时代就此结束,历时将近4年。

另一个时代在炮声中拉开了序幕。

第十九章 另一个时代的开端

1979年元月6日的金边,除了一些特殊部门外,撤离的消息开始传达到每一个人,要求是按照政府的布置有组织地撤离。但执行起来难度很大,车辆、人员的集中都有很多困难,结果造成了很多人脱离或失踪。6日晚上,炮声已经响得很厉害了,有些人冒险私自逃离了金边,他就是这天晚上从金边离开,先是到了郊外的一个亲戚家,后来又辗转到了磅士卑省。省里原来住的一些“新生者”们很多都在炮声中逃散了,留下了空荡荡的房子,根本没有人管,随便就可以找到一个安身之处。

元月7日的金边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没有抵抗力量的城市,惊慌失措的柬共领导者们根本没有想的越南人会来得那么快,没有来得及组织哪怕形式上的抵抗,甚至连大批珍贵的档案都没有来得及带走。当天,越军在炮火的和飞机的掩护下,以坦克和装甲车开道,占领了金边。

本来就缺少居民的柬埔寨首都,因为越南军队的到来,人们仓皇撤走,又成了一座空城。至少在头一个星期里,除了穿越南军装的人外,很少有其他人出现在坦克林立的金边街头,更谈不上平民百姓了。

在其他地区,越南人快速向柬埔寨的纵深地区推进。在有的省、区、合作社,干部们突然一夜之间不见了,原来部署在附近的军队也一下子消失了。

人们一开始尚还难以习惯这种取消了严格管理的生活,但仅仅一两天之后,他们便意识到了什么,一方面为越南军队即将到来忧心忡忡,一方面开始不受任何人管辖地离开抛洒了他们辛勤汗水的村庄田地,寻找亲属、朋友。

数十万人如同当初他们被疏散到乡下时一样,又开始扶老携幼,背包挑担,踏上了漫漫征途,只不过方向刚好完全相反而已。数十万人的又一次大迁徙,足有上千人因为疾病、饥饿和劳累,死于返归家园途中。

1979年元月7日,成为柬埔寨历史上的一个分界点。

根据许多柬埔寨问题研究者们提供的资料,越军在占领湄公河东岸之后,曾打算隔岸而治,像过去柬埔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扶植一个亲越政权,然后再走政治解决道路。但是,由于军事上的进展非常顺利,使得战争的决策者们很仓促地下决心跨过了湄公河。

但是,按民柬正式文件的说法,越南出兵的目的是志在必得,就是要“速战速决”地攻占金边和整个柬埔寨。越南当时出动的兵力与民柬军队的比例是六比一或七比一。如果当时民柬的军队是10万人的话,那么,越南投入的兵力就是60到70万人。

很多人认为这个数字是夸大了的,是为了掩饰民柬军队兵败如山的窘境。他们认为,越南当时出动的兵力是20万人。

为了配合战场上的军事行动,政治方面面出现了一系列的举动。

元旦当天,“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中央委员会”公布了“目前解放区的8项政策”。它宣布,彻底废除波尔布特-英萨利把人民分作三类的作法,任何人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中享有同等的权利;人民可以返回自己的原籍生活;废除原来政权的所有组织和秘密组织,建立“人民自管委员会”;经济上许诺保证人民的吃、穿和耕地;对伤兵和有功人员实行照顾;建立幼儿园和小学校,开展扫盲;所有人都可以在解放区自由往来;保护信仰自由;欢迎在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中任职的人员加入救国阵线;对俘虏等人实行宽大政策。

在越南军队攻占金边前两天,即元月5日,以韩桑林为主席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召开了一次名为“柬埔寨人民革命党”(KAMPUCHEANPEOPLE‘SREVOLUTIONARYPAR-TY)的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政治上要达到的目的在于,当金边和其他的柬埔寨领土被攻占之后,其胜利者将以这个组织机构和其领导下的军队的面目出现,而非由越南人出面扮演占领者的角色。同时,这个举动也似乎向外界显示了,在民柬政权和接着将要成立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任何过渡期。

这些天里的“救国民族团结阵线”是相当繁忙和兴奋的。在连续拟发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公告”之后,元月7日,即越南军队攻占金边的当天,这个阵线的中央委员会又发布了一份“号召书”。眼看金边已经到手,越军在各地的进展顺利,这份全是口号似的文书高喊“良机已经到来”,号召人民团结在阵线的救国旗帜之下,直至民柬政权彻底失败。

这份“号召书”发布后的第二天,一个称作“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宣布成立。在发布的新闻中,这个委员会称:1979年1月7日,柬埔寨革命武装部队和人民完全解放了首都金边并控制了全国。为了按照柬埔寨各族人民的意愿处理内政外交事务和管理这个国家,因此成立了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这个后来更名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这政权被西方称作越南政府的傀儡或卫星国。

分析一下这个政权人员的组成是很有意思的。从政治倾向上看,它实际上是柬埔寨社会几十年各个政治派别的混合体,其主要人员基本上都是原来民柬政权的中高级官员或军事指挥官,比如担任主席职务的韩桑林(HENGSAMRIN)、外交部长洪森(HUNSEN)和担任内政部长的谢辛(CHEASIM),他们或者是因为担心被关进S-21,或者是同波尔布特有政见上的分歧而逃往越南或退出民柬,另组政党;第二类人物是从40年代起就在越南生活、并参加了“印度支那共产党”的老战士,如新闻文化部长高占达(kEOCHANDA);第三类人物是致力于柬埔寨社会民主运动的老社会活动家,并非共产党人,有的曾在西哈努克政府和朗诺政府中担任过高级职务,如任教育部长的姜万(CHHEANVAN)教授和任卫生部长的努本(NUBRNG)博士。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新政权中,有一个年仅30来岁的青年政治家、担任副主席和国防部氏的宾索万(PENSOVAN)。据说起用他担任政府高级职务和新建立的“人民党”(CAMBO-DIANPEOPLE‘SREVOLUTIONARYPARTY)总书记的目的,在于培养下一代的年轻领导音,但没想到此人在新政权中落落寡合,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尤其是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开始培植个人势力,走独立路线,于是,在1981年遭到撤职清洗。在隆隆炮声中仓促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政治观点混杂的政权,被事实证明是短命的。实际上,这个一开始被称作“人民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刚刚在狼藉遍地的政府大楼里摊开文件夹,就有人不满越南军人在柬埔寨领土上的作为和长期“保护”的战略,拂袖离座而去。像姜万等人不仅辞官不作,而且还参加了反抗越南人对柬埔寨占领的抵抗组织,成为“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的副主席(主席为西哈努克时期的前总理宋双)。到1983年,这个政权的权力逐渐向前民柬官员们集中,

后来成为他们的一统天下。

后来成为他们的一统天下。

在1979年1月7日把柬埔寨人民从民柬政权的严厉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个被涂成红色的纪念碑竖立于金边城南,与王宫遥遥相对。此后多年,虽有人多次提出这个碑实际上意味着越南对柬埔寨领土的占领和征服,应当予以捣毁,但终没有成功。至今,它作为金边的一个特殊景致,默默地为这个多难国家的一段历史作着注脚。

新的金边政权开初的日子,是相当谨慎的。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政治和经济上加码,千方百计地赢获民心。随着人们逐渐返回到金边和一些城镇,荒芜已久的市场开始有了人声。新政权派人到老市场的附近贴告示:恢复市场,市民可以自由交易。开头几天,人们只是试探性地到这里来看看,后来就有人扛了水果、烟,蔬菜到市场,再后来,这里成了人群熙攘、喧声不断之处,沉寂的城镇开始慢慢恢复生气。与此同时,学校开始重建,准备招收新生;民柬时期的医院,由于片面强调发掘民间医药遗产,基本上不使用西医治病方法,就地培养的乡村医生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六岁。新政权没有正式取缔民柬的医疗系统和制度,但已开始恢复和引入西医,并在金边建立一家综合的大型医院;过去“新生者”不能自由走动的戒律开始被打破,人们怯生生地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便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狂奔,他们好久没有获得自由奔跑的感觉了。集体劳动、集体吃饭的制度,一度被看成是民柬实行合作化的基本政策,越南人一来,人们开始退回到自己家中,重又拿起生锈了的工具,返归到古老而有效的家庭式劳动方式中;一度被禁止的宗教活动逐渐冒头,人们看形势一宽松,便偷偷地进入到寺庙里,朝着落满灰尘的佛像和神龛拜上几拜,说一些久违了的佛事语言。新政权对此没有禁止,但也决没有鼓励,后来干脆规定,进行宗教活动的人,年龄必须在50岁以上……

随着大规模战事的平息和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逐渐恢复,人们开始重新鼓起勇气,尽力去捕捉和感觉生活的光亮。

但是,新政权面对的问题是相当艰巨的。

由于自1977年底就开始的越、柬之战,与越南接壤的东部地区的庄稼根本没有耕种;越军1978年的进攻,人们四处逃亡,即便是种下了的庄稼也没有人收割,这导致了1979年的严重饥馑。从我收集的录相上可以看出,大片大片的田地成了荒野,人们扶老携幼,从大路小道上匆匆而过,许多人由于饥饿,走着走着就倒在了路旁,再也没有起来。家人们或者亲戚木然地在一旁守候一阵,掉几滴泪,甚至无力掩埋,只找一些树枝盖一盖尸体,就又上路了。有一个让人掉泪的画面,是一个皮包骨头的小孩坐在已经饿死的母亲身旁,哇哇大哭,用手拼命摇动逐渐僵硬的身驱,想让沉睡中的她醒过来。

他根本不知道,他的母亲永远不可能苏醒了。

新政权虽然作出了种种许诺,可是,要让它们变成现实,靠它的努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比如,这个国家的通信、电力、医院、学校、灌溉系统等等,基本需要重建,而新政权立足未稳,它自身的生存尚是问题,又如何可能解决问题成堆的国计民生呢?到1991年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开始之际,这个国家与外界的通信基本处于原始状态,除了军队装备了陈旧的报话机外,一般老百姓根本谈不上什么电话电报通信。从北部地区写一封信到300公里之外的首都金边,要耗时一个礼拜,超过了步行投递邮件。

从1970年开始的抗击美国和朗诺集团的战争,给这个国家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便是大量的地雷,随着新政权上台而同时开始的抗击越南侵略的游击战争,又在过去的地雷层上建立了新的雷区,每一个月,都有数百人死于伤于雷炸和炮击,以及各式各类的武装冲突;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在长期的战争和动乱中失去了亲人、朋友。在有的地区,成年女人中寡妇的比例高得惊人:有三个寡妇,才有一个有丈大的女人。

到1981年,逃到泰国和其他国家的难民人数达到了40万人之众。

对新政权来说,自1979年开始的掌权的日子并不好过。首先,它要听从占领军越南人的指挥,事事处处看越南人的脸色行事,据说每次内阁开会,文件首先是送给越南顾问,然后内阁成员们才可以传看;再者,国际社会对这个由越南人支撑的政权从没有露过笑脸。无论是亚洲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对越南这种向别的国家派遣占领军的行径感到愤慨,对此举所包含的战略意图和由此对国际局势带来的影响感到不安。美国和其盟国把越南出兵柬埔寨看成是苏联国际扩张主义战略的一部分,对此高度警惕。联合国大会上,一片谴责之声。在当年召开的第34届联合国大会上,谴责越南出兵柬埔寨成了重要议题之一,于11月14日通过了决议,要求越南立即从柬埔寨撤军,让柬埔寨人民在联合国秘书长或秘书长代表的直接监督之下,通过自由的、直接的、秘密的普选,选择自己的政府和政治制度。

这个比较公允的决议赢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拥护,而越南和支持越南的国家则相对孤立。金边新政权在公布了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之后,只有越南、苏联、捷克、波兰等几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并派出了外交使节,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唯有印度承认了金边政权。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你控制了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拥有了首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各种政权机构,但是却得不到世界的承认。在人们的眼光里,这个占据了首都的政权是非法的,违反民族意志的。用贴切的中国话来表示,是一个“伪政权”。

尽管许多国家并不喜欢波尔布特的民柬政权,但是,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上。由于拒绝承认“伪政权”,于是,仍就认为民柬是柬埔寨合法的代表。

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广场上,民柬的旗帜仍同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旗帜在一起迎风飘扬。

在过去民柬时期的东部大区里,无论作为区委员还是第四师的副师长,韩桑林都以果断著称。现在,他脱下军装,开始学习作一名政治家,面对乱如麻团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问题,已经不是靠果断就可以解决得了问题了。对一个游击战士和军人出身的人来说,金边会议桌上的文件并不需要付出汗水和鲜血,但它们有时候比战场上的抉择还要困难得多,让人有点不堪重负。有趣的是,韩桑林和好几位新政权的要员的住宅,也像他们的前任们一样,大都选择在独立纪念碑或城南王宫附近,每一天,当他们驱车从住宅到政府办公大楼的时候,他们都要看到大街上人们面对越南军人的冷漠的目光,以及人们面对他们的时候流露出的复杂的表情,这里面既有普通人的真诚,也有隐藏得很深的怀疑、诘问和不满,甚至僧恨。对此,他常常一次次地闭目。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极力回避或躲闪越南军队驻扎柬埔寨的问题。

4月21日,“人民革命委员会公布”了一项关于审判那些在波尔布特时期对人民犯有罪行的人的决定。

7月28日下午,金边政权负责新闻、通讯和文化部的委员、法律委员高占达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在金边成立审判波尔布特一英萨利集团的灭绝种族罪行的人民革命法庭的法令”。他在招待会上说:这次审判“首先是为了动员国内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努力巩固人民政权,保卫一切革命成果,同时,为了使世界舆论进一步认清波尔布特一英萨利集团反动的和残暴的本性,由此让人们承认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只有当前金边的政权才是柬埔寨人民真正唯一的代表。”

在这次招待会上,高占达称:在波尔布特一英萨利集团执政期间,野蛮地残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人民,迫使全体束埔寨人民生活在肉体和精神被毁灭的状况里。他们破坏经济、文化和社会设施,导致种族灭绝的危险。

于是,根据国际法中所规定的灭绝种族的罪行,金边政权决定成立一个法庭,对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进行审判,其起诉罪名是:有计划地残杀大批无辜人民,驱赶人民离开城市和村庄,在摧毁肉体和精神的条件下把他们集中起来,并强迫他们从事苦役劳动,取消宗教,破坏经济、文化设施和家庭与社会关系。

以“种族屠杀”的罪名起诉波尔布特和英萨利,这个构想是颇费心思的。

为了表示这个审判的公正和正义性,金边请来了几位国际法学家参与审判,并因此把这此审判称之为“国际法庭”。考虑到波尔布特和英萨刊不可能到庭,法庭准备了长达1000多页的起诉书,准备了若干证据和证人,并为这个缺席审判指定了所谓的辩护人。

审判的结果是早就可以料到的: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因种族大屠杀之罪被判处死刑。

由于许多国家认为这次审判是越南人操纵和组织的,因此拒绝予以任何重视,甚至连新闻界都拒绝予以报道。对于美国和在联合国大会上大声疾呼越南撤军的国家来说,对越南的侵略行径进行惩罚远比把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带上法庭有兴趣得多。

几乎在这个审判的同时,金边政权将托士楞审讯所S-21作为民柬时期种族大屠杀的展览馆,对外开放。

S-21作为一个政权的中心审讯所或监狱,其作用本来只限于法律方面。

但是,由于曾经关押在这里的人中间,有许多是柬共的高级官员,像符宁、索平、宁罗等人,已经是最高权力阶层的人物,他们的历史和经历,他们在关入S-21后的交代材料和供词,无疑透露了大量可以视之为党和国家机密的东西。由于民柬政权执政期间所奉行的对外关闭政策,外部世界十分难以了解这个政权的内幕,无法得知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因此,S-21里那些写在粗糙纸上的文字,就成了了解民柬和柬共高层情况的丰富来源,其第一手资料的价值极其珍贵。

的4000多份供词带走,唯一的解释是撤退过于匆忙。他们很可能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得到通知撤出金边,而在撤退之前,他们压根儿不相,信越南人会攻入金边。得到这个审讯所及其供词,是越南人和韩桑林的一笔政治上的意外之财,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充分开发利用。占领金边的第二天,一支越军部队的政治指挥官就视察了这个地方,指示部队严密防卫,不得让其中的东西有任何丢失。很快,在波兰受过训练的越南工兵被派到了这里,对这里的“形象”进行改造。这里原本是一所中学,当年的所有教室基本都被一间间地隔开成了牢房。特别是二楼,每个“号子”大约只有两三平方米大小,仅能容一人,上面的铁镣说明有些“重犯”曾被紧紧铐住,连翻身也不容。一楼的部分审讯室里的恐怖是很难用言语描述的,各种刑具和阴森的气氛让人强烈地感觉到这里曾经出现过的可怕场面。根据挂在墙壁上的照片,说是在金边落入越南军队之手时,这里仍有14人被铐在刑具上或关在牢房中,有的早已死亡。

凡是研究柬埔寨问题的专家们,没有一个未曾阅读过有关S-21的资料。

对这里发生的故事大致都有所了解。当他们在联合国进驻之后达到金边,身临其境走进S—21的时候,他们都会为一个问题感到困惑:这里的场景哪些是廉克尤的发明,哪些是越南工兵的“作品”?在陈列室里,用人的头骨组合成的一幅巨大的柬埔寨地图让人毛骨悚然,但仔细一看,这里的一切都太有秩序太讲究陈列效果了,反而让人感到这里的不真实。考虑到这里曾被越南工兵整修过,不免让人觉得这只是一个特殊的宣传场所。历史遗迹本应提供的那种浓烈的对过去时日和气氛的感怀,反而得到了削弱。这种印象随着前去参观的次数增多而感觉日深。

不过,对外界来说,s-21仍是一个可怕的所在,人们在看到那些刑具和牢房、血衣、头骨、供词的时候,受到的震憾是很难用言语描述的。我在第二次去S-21的时候,特别留意陈列室一个厚厚本子上的留言,以外国人的留言居多。这里的一切对来自法制国家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有人把这里比作二战时期纳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把受害者们比作当年的犹太人。旁边的地上,堆放着当年3-21里悬挂的彼尔布特的肖像和他的几尊半身塑像,每一个都被人打上了大大的又。在人口处的墙壁上,有人用英语写道:“让这个叫波尔布特的人逍遥法外继续生活在世界上是全人类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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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一个叫安东尼?巴利待(ANTHONYBARNETT)的研究柬埔寨问题的学秆访问了金边,在当局尚未来得及意识到的情况下,从这里的4000份供词中带走了一部分,其中有一摞珍贵的材料是当年西哈努克政府的大臣、后来民柬政府的新闻宣传部长的符宁的供词。1980年5月,这份供词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它被人们看成是所有供词中的典型:是真实历史和半真半假有时甚至全部是临时想象编造的混合物。我前面提到过,在他某页的供词边沿上,他写了一行字:“我不是人,我是畜生!”这显然是他承受不了折磨时的心灵呐喊。1977年7月6日。他在S-21中被处死。

S-21的存在和它所提供的形象,使人们对民柬时期的社会产生了强烈的贬斥印象,同时,为金边的这个新政权大大的赢了一分。

对波尔布恃一英萨利的“种族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指责更加强烈。

而乔森潘对此的回答是不屑一顾。他在回答记者关于民柬时期究竟有多少人死亡的时候说:从1975年到1977年,由于民柬的“错误”,导致了大约3000人的死亡,而与此同时,乔森潘加重语气说,有3万人被“越南特务”判处死刑。此外,有1.1万的死亡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是越南人的特务。1980年,乔森潘又对同一个问题回答说:全国有150万人死亡,他们是越南侵略者的牺牲者。

1997年10月、深患重病的波尔布特说:红色高棉时代的确有大批柬埔寨人死亡,但其中大部分人是死于饥荒,说死亡人数以百万计,那是夸大。

他坚持认为,河内的特务是造成人民死亡的真凶,而对他自己来说,则是,“我只是进行斗争,不是要杀人。”

第二十章让西哈努克再次站到抵抗运动的潮头

在民柬政府撤出金边前的元月2日,民主束埔寨电台广播了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的政府声明。他提到了越南从1930年至1977年的47年里,越南以各种形式对柬埔寨进行扩张吞并的战略,认为越南是苏联国际扩张主义的傀儡和雇佣军的面目,呼吁“远近朋友在各方面以各种方式,支持我们抵抗越南、苏联国际扩张主义和华沙军事同盟对民主柬埔寨侵略的正义斗争”,并请国际社会以各种形式和方法阻止越南的侵略行为。这份主要是写给国际社会的声明很有点悲壮的意味,也很能引人同情。在声明的最后,乔森潘高呼口号:“民主柬埔寨,柬埔寨人民与种族万古长存!”“打倒国际大刽子手苏联国际扩张主义与华沙军事同盟!”

这份声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国家发表声明,要求越南终止其对柬埔寨的侵略行动。与越南、柬埔寨相邻的东盟国家在外交上采取了多种行动,对柬埔寨发生的政局动乱表现出极大的关切。

1月10日,西哈努克亲王抵达美国纽约城,参加联合国大会,此时距他离开金边仅仅4天,与波尔布特的会见也仅5天。作为政治家,在外国的干涉和侵略面前,西哈努克表现出了爱国秆的高尚情操和战士的勇气。他履行了他于元月5日在波尔布特面前所作的许诺:为了国家利益,他愿意到任何地方任何场合,为捍卫高棉民族的生存而战。

1月12日,西哈努克亲王来到安理会的会议大厅,就越南入侵柬埔寨一事进行答辩发言。

无论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还是从文学、演说的角度看,这篇发言都非常精彩,而这种精彩是由于西哈努克是个习惯于畅所欲言的人,在关键论点方面,亲工有时候宁愿放弃修辞也要直截了当地表达所思所想:

“从1970年3月18日到1975年4月17日,经过5年零1个月之后,我们终于赶走了美国人和朗诺等所有卖国贼,我们就此恢复了我们的自由。

当时帮助我们的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有阿拉伯和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他们尽力帮助我们。极尽所能来援助我们,所以我们的胜利实际上也就是他们的胜利……

“柬埔寨人民是强大的越南大国野蛮侵略的受害者,而众所周知,越南是得到苏联支持的。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越南就不可能对我们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越南由于不能生产人民所需要的足够大米,人民几乎都快饿死了。

正是靠了苏联,越南今天才得以征服几乎我国的全部领土。

“作为一个爱国者,作为前柬埔寨国王,作为一个热爱自己的人民胜过自己生命的人,我不能在我的国家失去国格的时候坐视不管,我不能无视我的国家被越南化的可能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允许自己变成希特勒化的国家了吗?它甚至宣判前凡尔登战役的英雄贝当元帅是有罪的,法国因为他同德国占领军勾结而将他判处了死刑。

“而金边现在的当权者又是怎样呢?他们比贝当还不如——远远不如。

他们在我们国家是个无名之辈。我们国家谁都从未听说过这个莫斯科和河内的傀儡……

“我现在谈谈所谓我同波尔布特政权的勾结或合作的问题。吉米?卡特总统说得对,他说:波尔布待政权是‘世界上对人权较严重的侵犯者’。

“正如安理会理事们所知道的那样,我遭受到很大痛苦,这并不是因为波尔布特先生把我软禁起来了,也不是因为我不能通过邮件或其他手段同我的朋友们联系。拜访波尔布特先生和英萨利先生的外国人不能够见到我,尽管他们再三向波尔布特政府要求会见我。波尔布特先生甚至还对我的朋友说,西哈努克亲王拒绝见他们。昨天,几内亚大使阁下对我说:几个月前我住在金边期间,他曾带给我一本书,是我亲爱的和尊敬的朋友塞古?社尔总统赠送给我的。然而,我国金边政府始终没有让我收到那本书。因此,塞古?杜尔总统可能认为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忠实的朋友,甚至中国人民也可能认为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因为就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不久,中国收到的唁电和唁函堆积如山,而其中却没有西哈努克发去的唁电。我曾经写过一封悼念毛主席的长信,表达了自己对这位主席的最深切的感情。我非常感谢他,他为我国做了许许多多事,以使我国能够打败美国的侵略和新殖民主义。但是,我国政府一直不让我表达对这位伟大的中国人的悼念。因此,在我到达北京时,许多中国人问我:”亲王,你为什么不对我们的父亲毛主席的逝世发一份表示一下悼念的唁电呢?‘这使我感到非常痛苦。

“长时间来,我国政府似乎表明我是一个不懂国际事务、失礼的忘恩负义的人。更可悲的是我们在金边的政府,波尔布特政府,在我们共同战胜美帝国主义和朗诺之后,立即把我同我的许多儿孙分开了。我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两个成年的女儿和大约10个孙儿孙女不见了,他们被送到了合作社,和我失去了联系。我没法给他们写信,他们也设法给我写信。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我想弄清他们究竟怎么样了,但是没有办法。

“接着,发生了越南人的入侵,一次苏联的变相入侵,因此我也就不知道我的儿孙们的情况了。现在只有两个孩子和我在一起,是我现在的夫人所生的两个年龄较小的孩子。

“于是,英萨利和波尔布特给了我这种特权,就是允许我把我的两个最小的孩子带在身边,就是美貌举世瞩目的莫尼克公主所生的孩子。

“我是痛苦的……我非常痛苦,内心十分痛苦……”

1979年7月12日,住在平壤的西哈努克亲王连续向柬埔寨的海外同胞发出了三封公开信。从信的内容来看,亲王对越南根本无意从柬埔寨撤军和韩桑林政权在金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的现象十分焦急。他向海外的同胞们呼吁:时间正有利于韩桑林政权和越南在柬埔寨的保护国统治的巩固,为此,有必要尽快建立一个高棉救国统一阵线,和一个独立。中立柬埔寨国临时政府。亲王认为,虽然现在联合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还承认民柬政权,但是,如果它无力击败越南侵略的话,那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韩桑林政权;在不结盟国家中,大多数希望能够选择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不是罪犯和充当越南走狗的第三个政府。西哈努克的想法是,既然国际社会既不喜欢波尔布特政权,也拒绝承认韩桑林政权,那么,如果出现一个有一定代表性的组织或政治机构,很可能得到世界各国的积极承认。

这个阵线就是后来于1993年5月在联合国主持的全国大选中获得胜利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更为人知的是其英文缩写的读音“奉辛比克党”,后来称作团结党。1991年在西哈努克担任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主席后,阵线的领导权交给了他的儿子、担任独立柬埔寨民族军最高司令的拉那烈王子。

在同一天发出的第二封信里,亲王十分热情地介绍了他头脑中的这个新国家的政体,说它既不是君主国,也不是共和国,直截了当就叫柬埔寨。政府首脑为国家元首,使用过去古老的国旗。他认为,朗诺、波尔布特、韩桑林这三个政权的国旗都是“极其可恶的,并且意味着血、血,不断流血直至灭绝我们的种族和今天已经回到石器时代的国家。”在谈到国歌的时候,西哈努克深情地在信中唱了起来:庙宇沉睡在森林中,使人想起莫哈诺戈的伟大;高棉种族像岩石一样永存;我们相信自古以来无所畏惧的帝国柬埔寨的命运……

西哈努克的信件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自1970年朗诺发动政变至1979年越南攻占柬埔寨,柬全国至少有上百万人逃亡世界各地,在异国他乡或作寓公,或寄人篱下,或出卖苦力,勉强维持生计。一见到西哈努克的信,他们恢复个人和国家尊严的愿望又在心底燃烧起来。各地的柬埔寨人纷纷行动起来,在当地聚会,商讨如何响应亲王的号召,如何实现祖国的和平独立。

作为一个已经退出政治3年的前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又一次站到了国家政治斗争的潮头。

与西哈努克的斗争同时呼应的,是国内正在兴起的反对侵略的抵抗斗争。短短时间里,就有数十个称呼各异的政治或军事组织宣告成立,并明确其抵抗越南入侵的斗争目标。耐人寻味的是,大多数这样的组织都表示了对红色高棉的憎恶,但同时也表示,不排除与波尔布特联合抗越。

除了西哈努克任主席的“高棉救国统一阵线”外,在柬埔寨人心目中产生较大影响的,就要数曾经担任过西哈努克时期首相的宋双领导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了。这个组织在柬19个古中有13个省的人员参加,拥有3000多武装力量。

一篇发表在《柬埔寨时代》报上的文章把宋双称为“高棉人的骄傲”,认为这位身材瘦高、长耳宽额的老人是高棉人智慧的象征,自从登上政治舞台以来,几十年间从没有向困难和邪恶势力有过任何退缩。

由于宋双无比着重高棉民族的统一和独立,所以当越南军队的坦克隆隆开进柬埔寨的时候,68岁的宋双拍案而起,坚定地站到了抗越第一线。

在“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应当采取的战略上,宋双认为他不能在战场上同越南人真正较量,因此他认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是在外交上施加压力。过去,宋双一直是西哈努克政权的支柱,颇受器重,1970年3月朗诺政变后,他仍坚决支持西哈努克。对红色高棉,宋双一度声称要“击败”,但面对外敌的入侵,民族矛盾上升到第一位,于是宋双开始同柬共妥协,同意“目前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先挂起来,停止互相射击。”

在所有的抵抗侵略的政治组织和武装中,影响最大、实力最强的,当然还是柬共领导的民柬机构。就武装而言,作为一支国防军,虽然在越南人攻占柬埔寨领土时它受到了一些重创,但是其元气尚存,只是分散成若干的小部队,潜入山地丛林,开展游击战,打击越南和韩桑林政权。

在茫茫的丛林中,这支部队又将重复他们在反击美国军队当年入侵和对付朗诺军队时的战术,放弃城市,立足乡村,争取民心,建立根据地,逐步向敌人的心脏地区实行打击。

1979年的下半年,在西部、北部和柬、泰边境地区、具有很强实力的柬共部队开始了他们的战略转变。

本来就很神秘的波尔布特、英萨利和农谢等人,又开始重复他们当年丛林革命家的生涯,在秘密地制定束共在失去政权后的战略方针。民柬的广播电台日复一日地播送着民柬的新政策和打击侵略者的号召,决不承认自己的政权已经结束使命。

他们坚定地相信,历史的聚光灯注定还要投射在他们身上,他们有朝一日一定会打回金边,像1975年4月17日一样,在王宫前高高地升起自己的旗帜。

第二十一章丛林革命家的第二轮苦斗

价30万美元进行采访却遭到拒绝。1981年12月,柬埔寨共产党宣布解散。1982年6月,联合抗越的“民柬联合政府”宣告成立。

历史有时候呈现出一种惊人的重复,虽然背景可能有所变化,但过程却几乎完全相同。至少在柬埔寨是如此。

从60年代到1975年,柬埔寨共产党由城市转入农村地区,在丛林旷野中开展斗争。那里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都留下了游击战士们的足迹,乡村土地上的道路终于通向了首都和国家政权。将近4年之后,这些当年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沿着几乎完全相同的道路,折了一个方向,又回到了广袤的乡间。

柬埔寨著名的豆蔻山,巍巍莽莽,绵延数百里。蓝天白云之下,波涛般起伏的山峦上,密林浓荫层层覆盖,现出一片摇弋的林海。火红的太阳被阻隔在了厚厚的层林之外,偶尔透隙而过的阳光如同散落的金子一般,铺撒在山坡的林地上,使凉爽的山峰显得格外明丽。十几年前,位于北部地区的豆蔻山是丛林革命家们从事游击战的极好隐蔽所,1970年朗诺发动政变之后,这里成为抵抗力量的大本营之一。游击战士们从丛林里悄然走出,袭击敌人的据点兵营,然后又无影无踪地回到密林之中。绵延的山峦和青翠的森林灌木,给了战士们天然的庇护。

1979年越南占领柬埔寨之后,民柬部队和部分抵抗运动游击队,再次把这里当成了大本营。密林之中,搭起了一个个的草棚和木房,往日沉寂的山林,被游击战士们的训练和集会声打破,显得活跃而富有生气。

民柬政府的办公机构也从金边撤到了这里。

越军对金边和各大城市的攻击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战术。猛然间全线打击。作为国防军的民柬部队虽然已经进行了战备,但是对敌情估计不足,没有完全作好战斗准备,有的部队甚至还来不及将炮弹搬出仓库。就金边而言,像S-21这样的机密地方也没有来得及把保密材料搬走;越军进入金边的时候,有的民柬官员们的家中,饭菜还摆在桌上没有动,说明主人是在匆忙之中撤走的,而在这之前,他们还准备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吃一顿饭。正是由于估计不足,防御计划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部队被打乱打散,遭受了很大的伤亡。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等人都是在越南军队攻入金边的当天撤出的,从战术上来讲,算是走了一步险棋。不过民柬的高级官员们,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丛林革命家出身,对游击战术和崇山密林相当熟悉也相当适应。面对来势凶猛的越军,他们选择的退路毫无疑问的是乡村山区。

波尔布特、英萨利、农谢、乔森潘的办公室,从金边的楼房搬到了林间的小草屋中。

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权和军队来讲,需要从这场余音未息的战争中吸取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没有等安定下来,民束政府便又开始了运转,在豆蔻山中召开一系列的会议,部署抵抗运动。对于一个政府或者一个政治机构来说,在外国军队的打击之下,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存在和决不屈服的决心。

1979年元月13日,也即在越南军队攻占金边等大城市的第6天,民柬驻外使馆散发了政府的声明,公布了这次战争的真相。声明中说:“现在,我们保存了全部的有生力量。以柬共中央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彼尔布特为首的所有领导人,正在神圣的柬埔寨领土上,领导柬埔寨人民进行英勇的斗争。”

声明还以“对整个柬埔寨民族和全体柬埔寨人民的命运负有责任的、以波尔布特为总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的呼吁”,要求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政府和人民以各种形式支援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斗争,迫使越南撤出柬埔寨,呼吁国内外的束埔寨人团结起来,决不让越南灭绝自己的种族。

由于不再掌握全国政权,严重缺乏经济、财政、交通运输条件,武器和军事物资相当紧张,部队也不像过去一样具有成团、成师作战的可能性,民柬过去使用的作战原则被迫进行改变,由原来的正规作战形式转为游击战。

民柬军队中,凡团以上的干部都是从游击战中打出来的,所以,这一改变并没有让人们感到别扭或不适应。6月1日到6月2日,民柬在豆蔻山中举行了负责游击战争的干部大会,并作出了重要决议。

这份题为《更加有效地执行游击战争路线,最后打败越南侵略者》的文件,与其说它是一次会议的决议,还不如说它是一份游击战争的军事文献。

它很详细地分析论述了游击战争、游击队和游击战的性质;游击队和游击战的重要性;游击战战术;从哪儿寻找游击力量;如何武装我们的游击队;游击队使用什么武器;更大力和有效地领导游击战争的观点和立场。能够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起草通过这份战争指导文件,说明当时民柬领导人对整个战局和自己地位的认识,是相当清醒的。

到年底,按照民柬广播电台的说法,越南军队控制了柬全国一半的土地和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另有一半领土掌握在民柬武装和各游击队的手里。

由于越南在美国撤出之后,接收了价值儿十亿的美国武器,同时又在接受苏联的援助,在武器装备上无疑远远胜过游击队。要把越南军队赶出柬埔寨,凭借民柬或其他任何一方的力量都是不可能的。

为了尽快把抗越战场联成一片,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12月份。民柬在西部地区召开了人大常委会、民柬政府、民柬国家军队的联席会议,制定新的战略性的政治路线,其核心就是联合社会各阶层力量,开展广泛的政治、外交和武装斗争,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这次大会有几项令全世界瞩目的决议:

一、中止执行民主柬埔寨宪法,不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二、以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的政治纲领作为临时的基本法令,农谢继续留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三、乔森潘担任柬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临时主席,同时继续留任国家主席团主席;

四、改组民主柬埔寨政府,波尔布特让出总理一职,由乔森潘担任;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和国防事务的副总理仍由英萨利和宋成担任;鉴于温威已被清洗,不再设负责经济的副总理;贵通和苏瓦西死后,经济和财政部长由秀宗担任;卫生部长为秀臣;社会事务部长为英萨利的夫人英蒂丽担任;文化教育部长为宋成的夫人云亚;总理府部长为吉春;国家科委主席为秀木;新闻部国务秘书为屠林;供给运输部国务秘书为绍金洛莫;邮电交通部国务秘书为春海。

五、成立民主柬埔寨国家军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为波尔布特;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塔莫?切春;秘书长为宋成;副秘书长为盖博。

引人注目的是,担任国家军队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这一实权职务的并不是宋成,而是原来负责西南大区行政军务的切春。他与宋成一样,也是小学教师出身,但是,他因为对波尔布特的政治路线从来都是坚定不移地执行,处事果断、作战凶猛,对党内党外的敌人毫不留情,被看作是波尔布特在中央委员会和军队的坚强助手。用人之际,他的地位明显地得到了上升。他的一条腿因踏上地雷而被炸断,因此被人称作“独腿将军”。在1992年到1993年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持和平行动期间,切春指挥他的部队在西北部地区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声名大振。驻扎在暹粒省和磅同省的联合国军事观察队与他在北部的指挥部靠近,多次领略过他和他的士兵们的“杰作”。

联合国第二战区那位叫洛克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把一幅从美国使馆搞来的切春的照片用复印机放大挂在办公室里,每天都看上几眼。从这个戴着解放帽、面庞清瘦、目光冷峻的老人(他生于1927年,比波尔布特年长一岁)

的脸上,人们不难看出一个在丛林里度过了大半辈子的将军的艰难历程和刚毅意志。

在民柬的这个决议公布之前,波尔布特在豆蔻山区的一个秘密指挥部,接见了好几批来自日本、瑞士、美国的新闻记者。离开了总理府的波尔布特,对民柬的前途好像充满了信心,脸上一直洋溢着自信的笑容。有记者问他,说外界传闻民柬部队大都被打散了,剩余的部队都逃到了泰国境内的难民营。波尔布特一听哈哈大笑,说:“你们在这里都看到了,部队要都去了泰国,那我身边的这些战士是哪里来的呢?”他告诉记者们,说在8万民柬国防军中,现在还有5万人在柬埔寨土地上坚持战斗,狠狠打击了越军,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使差不多相同数量的越南人丧失了战斗力。

记者们问起了他执政期间发生在国内的杀人的事和死亡人数问题。波尔布特沉吟一阵,回答说:“从1975年到1979年初,我们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目的是要尽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改变国家面貌,但我们也犯了错误,死了几千人。”停了停,他很愤然他说:“越南人指责我,说我杀死了上百万的柬埔寨人,这是个弥天大谎。他们入侵我们的国家,造成了上百万人的死亡,他们是把自己犯下的罪恶都推到我头上来了。另外,从1976年到1978年,我们国家发生了6次反对政府的政变,如果我们要处决那些阴谋分子,那就会有几千人死亡。”

没有等记者问他到底这几千人是不是被杀了,波尔布特又转向了另一个话题。他说,他在执政期间唯一的遗憾是取消了货币。这个措施不合时宜,对社会造成的动荡太大了。

几天之后,波尔布特又会见了一个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组。面对着摄相机,波尔布特大声呼吁国际社会声援柬埔寨抵抗越南侵略的战争,因为越南正在进行一场“种族灭绝”战争。“他们比希特勒还要坏。希特勒杀犹太人和那些反对他的人。可是越南人呢,他们既杀死反对他们的人,也杀死那些并没有参加抵抗运动的无辜的老百姓。”

特30万美元进行一次电视采访,但是却遭到了拒绝。

作为一个政权和一种制度的象征,彼尔布特至今仍是国际新闻界的热点。

由于民柬中止了宪法,又改组了政府,确立了军队的领导,在山区和农村也逐步站稳了脚踉,越南军队攻击之初的打击造成的损伤开始慢慢得到恢复。现在,他们全力要作的,就是如何同其他的抵抗运动组织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拉开抗越的大幕。

联合抗越尽管从大局来说,符合各方的利益,但在具体的合作过程中,却是充满坎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翻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历史,便会发现,各派存在着很深的成见,而且主旨各有不同,联合的条件尚还不够成熟,就“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的主席宋双而言,深知自己虽然只有几千人的部队,而且纪律松懈,但是,由于他和姜万等几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在高棉社会的中上层颇有影响,又受到东盟和美国等国家的支持,因此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宋双本人并没有经历民柬执政时期,但出于对民柬的戒心,对民柬一再发出的呼吁一直持观望态度。到1979年11月,他开始与民柬接触,但直到1981年1月,双方才达成谅解,彼此采取措施,避免发生冲突。但这个高棉政坛的资深政治家很强硬地提出了参加联合政府的条件:由宋双担任联合政府的总理,内阁的大多数主要部长的职位也要由宋双的人担任;民柬的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主要领导人要放弃在联合政府中任职,并离开柬埔寨;各派武装力量必须置于由宋双担任总理的联合政府的控制之下。

对这样的条件,民柬当然不能接受。但是,他们却从没有放弃将宋双衷括进一个抗越联合政府的努力。

由西哈努克自任主席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一开始虽然只有几百人的武装,但是由于西哈努克的王室背景和西哈努克本人在柬埔寨历史上的贡献和作用,在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村中,有着很强的号召力。如果出现一个联合政府,西哈努克毫无疑问是一个中心。

在民柬发出联合的开初阶段,亲王似乎仍没有从民柬执政期间对待他的态度中解脱出来,公开宣布不与民柬合作。直到1981年初,越南人没有撤军的迹象,而又没有任何一支抵抗武装有足够的能力把越南人赶出柬埔寨,这才使亲土捐弃前嫌,发表声明和谈话,表示愿意出来“领导一个有红色高棉参加的联合阵线”,说“我们必须承认红色高棉,这是一种需要。”

西哈努克成了联合政府是否能够建立的关键。

有人间西哈努克说:“民柬执政期间,你吃了那么多苦头,为什么还要同波尔布特这些人合作呢?”

西哈努克听完提问好一阵沉默。过了好久他才回答说:“我知道他(波尔布特)是恐怖阴森的代名词。我有14个孩子,其中有5个在红色高棉执政期间离开了人世,我受到了巨大的精神伤害。但是,现在是大敌当前,我劝他们变得仁慈一些。他们表示接受我的劝告,不再履行过去的政策。”

作为联合抗越的实际步骤,西哈努克、宋双、乔森潘代表抗越的三方力量,进行了反复谈判,同意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坚持民柬国家体制的合法性。

在1981年12月6日又作出一项重大决议:解散柬埔寨共产党。

这份由波尔布特亲自起草的解散声明称:从1960年到1981年的21年间,柬共始终坚持了高度的牺牲精神、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对民族和人民负责的精神、尽管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出现过曲折和复杂的情况,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柬埔寨共产党还是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光荣使命。现在,面临新的斗争形势,正在执行不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的战略路线,从1979年2月以来全党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仔细斟酌,决定柬埔寨共产党彻底解散;民柬政府机关继续履行其使命。声明特别提到“柬埔寨共产党在自身宣布解散的时侯,要求全体党员有秩序地结束作为柬埔寨共产党及以该党党员身份所进行的活动。”

人人看过这份声明,都可以从中读出一种悲壮的气息。但西方却有些入认为,在面临如此重大斗争的时候,柬共根本不可能解散,它只不过像1978年前一样,转入秘密状态而已。

1982年6月22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在国会大厦附近的一座乳白色会议大厅里,100多名电视和摄影记者的灯光把大厅映得光灿明亮。下午4时,西哈努克、宋双和乔森潘出现在大厅会议桌旁,提笔在历经波折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宣言》上签字。几分钟后,三位领导人站起身,互相拥抱,拳拳相握,高高举起,大厅里一片热烈的掌声。

根据这份宣言,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自签字之日起正式成立,由西哈努克亲王任主席,乔森潘任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宋双任总理。联合内阁设财政和经济,国防,文化和教育,卫生和社会事务四个协调委员会。它的成立,标志着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救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签字仪式结束之后,三位领导人发表了谈话。西哈努克主席说:“我们只有联合才有希望,三派必须珍视和谐一致、合作、友谊和相互谅解。”乔森潘副主席指出:“现在要做的是执行联合宣言的原则,推动柬埔寨人民的爱国斗争。”宋双总理在讲话中说:“希望团结一致把侵略者赶出去。联合政府不仅有利于维护束埔寨在联合国的席位,在政治上乃至军事上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

就此,在高高树起的这面联合抗越的旗帜下,柬埔寨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唯有越南对此不屑一顾。认为民柬联合政府是“沙滩上的城堡,”定会在涨潮时被冲得七零八落。

战争在轰隆隆地进行,柬埔寨的天空没有一日不笼罩着灰黑色的战争烟云。

在战场的另一端,西北部的梅莱山脚下,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正在接待来访的外国记者。

对于英萨利在柬共中的地位,人人都知道他是波尔布特的姻弟,是法国留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回国后是坚定的武装斗争领导者之一。民柬执政时期,英萨利被看作是强有力的二号人物,虽然在排名上,他往往处于农谢之后。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民柬的外交政策基本都出自于他之手,在柬共中央,他的话也往往举足轻重。越南进攻金边时,他是坚定地“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的发起人,带着几个部下和警卫,在总理府和洞里萨河边的外交部来回穿梭。

他的出现,使人们的紧张情绪稳定了下来,在金边城里视死如归般地继续从事日常工作。一大批民柬高级官员也效仿英萨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直到越军从两个方向开始进入金边,人们才动身撤退。英萨利撤走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飞机了,他不得不带领几个警卫,像普通的老百姓和政府低级职员一样,爬上破烂不堪的火车,向马德望方向撤离。在又脏又闷的车厢里,即使与他对面坐着的人,也想象不到这就是名扬四海的民柬政府副总理。而且,同样没有人能想到,这位声威赫赫的民柬实力派人物在走下火车后,历经艰难困苦,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衣衫破烂、空手赤足的汉子了。

一眼望去,任何人都会把他当成一个附近村里的农民。

经过几年的游击战,在金边期间显得白胖的英萨利明显地晒黑了、瘦了,但似乎显得更为精神。由于民柬抛开了诸多的清规戒律,过去一年四季均是黑色服装的英萨利也穿上了短袖的白色衬衣。面对着外国的记者,他依然是当年外交场合那种很自信的模样,只是言谈中多了些沉思和凝重。

“我现在的身份有点变化,”英萨利笑着告诉记者们,“我过去是民柬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现在,民柬依然存在,而且还壮大了,有了西哈努克和宋双的参加,成立了民柬联合政府,我仍然是政府的阁员,是部长级成员。”他笑笑,喝了口水,继续说:“我感到我的工作同过去比,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办公的地占变了。不过,我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应。过去我就打过游击,长年住在丛林或村子里,同当地的老百姓相处得很好。”

记者问英萨利,越军已经侵入柬埔寨好几年了,现在的战场局势同过去相比,是不是有所变化。

“当然有变化,而且还变化很大。”英萨利把手一挥,形容这种变化的不可忽视,“现在的战场出现了三个新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过去我们的部队只是袭扰敌人边远地区的据点,打一些小规模的仗。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城市地区,比如马德望、菩萨、暹粒、磅同省的省会。

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解放和控制这些城市。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和军用物资。另外,这些仗在政治上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那么越南军队呢?”记者问,“据说越南在柬埔寨的军队有20来万。”

“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英萨利朝记者点点头,“越军在攻进柬埔寨的时候,显得有些气势汹汹,但很快,他们就暴露出了兵力不足、士气低落的弱点。越南虽然向我国派出了20来万军队,但要控制整个柬埔寨,他们仍然显得兵力不足,而且士气低落。”英萨利停下来,翻了翻手边的几份资

料,又接着说:“目前,越军兵源很缺乏,不得不把边界地区的军队调到内地对付民柬军队的进攻。他们试图用金边政权的军队来代替他们作战,但不行。这些兵是刚招收的,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也没有作战经验,一上战场就溜,而且是常常成批成批的逃跑。”

料,又接着说:“目前,越军兵源很缺乏,不得不把边界地区的军队调到内地对付民柬军队的进攻。他们试图用金边政权的军队来代替他们作战,但不行。这些兵是刚招收的,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也没有作战经验,一上战场就溜,而且是常常成批成批的逃跑。”

“地面不行之后,他们开始使用了战斗机和直升机,主要是在洞里萨湖一带。但是,没有取得什么效果。”英萨利回答。

“我想问一点关于人民群众的情况。对你们抗击越南人的战争,他们是不是非常支持,甚至直接参加军事行动呢?”一位外国记者问。

英萨利一听这个问题,脸上现出了一种欣慰的笑容:“民柬国民军深入内地特别是深入敌人重兵控制的省会及县城打击敌人的勇敢精神和行动,使群众受到很大教育,进而大力支持国民军。他们给我们的军队送饭、报信,协助国民军搞运输,使国民军的军事行动得以顺利进行。”

远处似有枪炮声传来,人们都抬起头来,向山下望去。英萨利告诉大家,这是民柬国民军在对一个城镇发起攻击,准备开辟一条新的通路。

“我想明年这个时候邀请大家再到柬埔寨来。那个时候,我想整个局面会有很大的改观,大家也不至于走那么远的山路了。”英萨利很自信地对记者们说。

夜渐渐降临,山林中开始弥漫起凉爽的气息。记者们跟随守卫在指挥部外的警卫战士们来到不远处的小木屋。这里的一切都十分简陋,除了用木头搭建的床外,只有一张小木桌和小木凳。战士们对这种生活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很熟练地把武器放在床边,然后把木凳端到屋外让记者们坐下,通过翻译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不远处有几位战士围着一个收音机,正收听民柬广播电台的节目。里面传出的柬埔寨的民间音乐在这个幽静的林间显得格外悠扬动人,好些战士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

记者们发现,在这些抵抗战士们的身上有一种非常鲜明的民族自尊观念、他们对为什么而战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一位年轻战士告诉记者,等战争胜利之后,他要学习汽车修理,用自己赚来的钱养活已经年迈的父母;而更多的人是希望回到故乡,收拾被战争摧残的家园,与家人们一道,同享久违了的和平与宁静。在他们接触到的人中,没有任何人向往战争。

一位记者在给自己国内的报道中写道:“在一个并不强大的国家里,为自己民族生存而战的精神是最大的财富和力量。它可以超越一切,直到赢回应有的自主和尊严。”

从外入侵入柬埔寨领土的那一刻起,反抗的枪声就没有过止息。当时很少有人预见到,越南军队在柬埔寨一呆就是10年。整个80年代的历史,都熏染着浓烈的硝烟。

第二十二章巴黎协定——向夺回权力迈进了一步

1989年8月29日,金边市中心的广场上,入侵柬埔寨的越南军队举行了最后的撤军仪式。广场中央的旗杆上,飘扬着洪森伞边政权与越南的旗帜,广播喇叭里也交替播放着越南和柬埔寨的歌曲。1979年初越军侵入柬埔寨后修建的“解放碑”经过10年的风尘,已经显露出陈旧的迹象,但这天还是被扎上了红绸彩带。广场上,最后撤离柬埔寨的越南军队以及他们的坦克、装甲车排列成几行纵队,旁边是他们的“亲密战友”,金边政权的一个团队。

比之于当年2月间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显得不同的是,越南人还能够在别国首都举行这么一个“撤军仪式”。侵柬越军的最高指挥官黎德英早已回国,并且已经开始为他后来成为越南国家主席从事政治方面的活动,参加仪式的只是他的副手。而在柬埔寨方面则是所有的高级官员一起出动,韩桑林、洪森、谢辛都站立在主席台上,并且高声致词,说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团结”,他们感谢“越南人民军对柬埔寨人民的无私支援”,而越南人则在讲话中大谈越柬之间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他们的讲话后来一连几天都成为金边与河内的广播内容,并且被写入了小学生的课本。(到1993年,柬埔寨小学3年级的语文课本上,还有专门讲述越南束埔寨特殊友谊的课文,所配的插图是一个越南人民军战士正和一个柬埔寨士兵一道,追击一名据认为是红色高棉的武装分子。)

在长时间的广播歌声和口号声中,由金边政权选出来的姑娘们走上前去,为站在前排的越军士兵和将军们套上花环。

仪式之后举行了阅兵式。这些在柬埔寨战斗了将近10年的越南士兵们,怀着即将回家的兴奋,大踏着步子向这个被战争摧残得贫穷不堪的国家告别。隆隆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最后一次在金边街头通过。

身着橄榄绿军装的越南军人们绕着“解放碑”转了一圈,向东拐上了一号公路,踏上了归国之路。他们身后,留下了无数同伴的遗体。

当天,越南官方宣布说,至1989年9月26日,它已从柬埔寨撤出了所有越南军队和装备。但此话受到普遍质疑。民柬等三方抗越联盟指责说,越南在柬境内的总兵员超过10万人,这次只是部分撤军,很多越军已编入金边部队和各地民兵。一些重型武器仍由越南军人控制。

越南对柬埔寨的公开入侵和占领虽然结束了,但它给柬埔寨社会带来的影响远远没有随越南军队的离去而消失。它作为历史,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柬埔寨的肌体,形成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疤痕。在柬埔寨人民的记忆中,一提到这段历史,老人们便细眯着眼睛,回忆起被外族占领的痛楚:“越南人侵略的那年啊……”

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标志着柬埔寨局势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就越南一方来看,它需要的是一个“友好的”、有着悠久“传统友谊”的邻国,而不是一个剑拔弯张、充满敌意的对手。因此,长达10年的占领(用越南人和金边政权的话说是“无私援助”)留下的是一个令越南人感到基本满意的局面:

在政治上,控制着全柬领土80%的金边政权中没有反越派;在军事上,柬埔寨军队可以自己抵御红色高棉及其他抗越武装力量的打击,尽管这种抵御有时显得十分力不从心;在经济上,越南从60年代起就认为在柬埔寨推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并不成熟,所以它在柬期间并不主张集体化,有时还故意打开口子,有限度地向外开放市场。

但是,无论是越南人还是洪森、韩桑林,以及深知柬埔寨的国际问题专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十分清醒的:无论金边政权的军队被武装到何种程度,都不可能打败身经百战的红色高棉。这些在丛林战中壮大起来的游击战士们实在是太具战斗力了。许多人预测,如果没有外来的干预,不出3年时间,红色高棉肯定会再度攻入金边,重新成为国家政权的主宰。

这种前景令西方的许多人大感吃惊,也令越南人大伤脑筋。

撤军与谈判几乎在同时进行。1989年7月,由红色高棉、金边政权、拉那烈派和宋双派四方圆桌会议以及关于柬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举行,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各派至少明确了对方的立场,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谅解。

1990年1月15日至8月28日,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了关于柬题的一揽子计划文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个《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框架文件》。内容分为5个部分:

一、柬埔寨大选前行政机构的过渡性安排,即组成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联合国驻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将对柬埔寨的选举结果产生直接影响的行政机构置于其直接监督或控制之下,特别是外交、国防、财政、公安和宣传;

二、过渡时期的军事安排,即建立联合国束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执行维持和平任务,监督停火,核查外国军队撤出,集结所有柬埔寨军事力量,监督、储存和处理其武器;

三、联合国主持下的选举;

四、保护人权;

五、国际保证。

会议确定:由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和法国副外长埃德维热?阿维斯夫人担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两主席,负责在柬埔寨四大派政治力量间进行协调,并敦促柬各方尽快选出新成立的柬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主席。

五大国一起发表声明,呼吁越南及柬埔寨各方接受这一揽子方案。

1990年9月9日至10日,这是解决柬埔寨问题过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日子。在上述两位主席的联合主持下,金边洪森政权的代表、红色高棉的代表、西哈努克派的代表、宋双派的代表齐聚印尼首都雅加达,共同达成协议,宣布成立柬全国最高委员会,以此作为全柬的最高权力机构。四方代表还以声明的形式宣布接受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通过的文件,保证将文件作为解决柬埔寨冲突的基础。

成立最高委员会的重大意义之一在于它在认可金边洪森政权存在的同时,承认了其他参与抗越斗争的三方组成的柬埔寨民族政府在柬埔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新政府成立之前,这个委员会将是唯一的合法机构和权力来源,体现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统一。这个委员会共有成员12名,金边政权方面6名,其它三派各两名。除了西哈努克外,金边政权方面有后来的首相洪森、国防部长迪班、外交部长贺南洪,红色棉则是乔森潘和宋成等人。

1991年4月22日,巴黎会议两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于1991年4月22日发出呼吁,要求柬埔寨四方自5月1日起实行暂时停火。此举得到了柬四方的立即响应,暂时停火于5月1日零时生效。

但有一件事情使得和平协定的签字复杂化了:1991年6月4日的雅加达会议上,金边方面提出设立国际法庭,对红色高棉在统治柬埔寨期间犯下的大屠杀罪行进行审判。

这又导致了无休无止的争论和谈判。但当各方对和平有了真诚的意愿,事情的进展也就显得快得多了几天之后的6月7日,柬埔寨最高委员会在椰影婆娑的“东方夏威夷”泰国的帕塔雅举行会议,对和平进程进行具体磋商。

四方达成了无限期停火的协议。金边方面出席会议的洪森表示,不反对五大国的框架文件,也不反对解除其军队的武装,但坚持不能“全部接受”框架文件。乔森潘和宋双提出由联合国派人监督停火,而洪森一听便拐了个弯,提出请“友好国家”派人监督停火。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关系到柬埔寨未来的关键时刻,已经宣布退休的波尔布特亲自出马了。他乘坐直升飞机来到帕塔雅,住进一家保安措施严密的饭店,近距离地关注着谈判。每一天,乔森播都要将会谈的情况向他当面作详细汇报,聆听这位铁腕人物发出的一道道指示。

和平的步伐在逐渐加快。1991年的6月24日,四方终于一致同意西哈努克担任柬全国最高委员会今后各次会议的主持人和召集人,并由他率领柬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同意在金边设立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的总部。

会议还同意在新政府成立以前,统一最高委员会的国旗:旗面为长方形,天蓝底色,中间是白色的柬埔寨地图,地图中间用柬文书写“柬埔寨”字样。

会议一结束,西哈努克便喜形于色地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了以上的决定,并说:“柬埔寨不再会有战争了。”

一个多月之后,1991年的7月16日,柬全国最高委员会的12名代表集聚于北京。选举西哈努克亲王为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主席,并重申接受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关于柬埔寨问题的框架文件。

这次会议对日后的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达成了六个至关重要的协议:

一、在全国大选前各派裁减70%的军队和武器装备;

二、各派保留的30%的军队和武器装备由联合国将要派出的权力机构控制;

三、同意联合国派出观察员协助最高委员会监督停火;

四、各派停止一切外国军事援助;

五、今后在柬实行多党的自由民主制度;

六、鉴于各派对国庆日的确定日期不同,有损国家尊严,决定将由全体全国最高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并确定西哈努克为主持人召集人的1991年6月24日作为国庆日。

国际社会对柬埔寨问题出现的大踏步进展反响热烈。1991年10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充分肯定柬各方所做出的和平努力,并一致同意在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冲突的协议签署后,立即向柬埔寨派出联合国先遣团,监督停火。

柬埔寨和平的光芒历经层层雾幛之后,终于显露在吴哥窟的上空。

与巴黎的香舍利榭大街比较起来,克勒贝尔(AvENUEKLEBER)大道既不宽绰也不显华丽,行人也明显少于其他的商业区,但其知名度却远甚于巴黎的其他任何街道。对于全球的政治家们来说,克勒贝尔大道意味着谈判、协议、磋商,意味着战争与争端的结束或者重新升级。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几乎每一次冲突的各派首脑,最后都在克勒贝尔大道留下了足迹。

现在,关于越南邻国柬埔寨的谈判也终于移到了克勒贝尔。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两主席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和法国副外长埃德维热?阿维斯夫人来往穿梭于法国、泰国、北京、金边、西贡,与有关各方频频商榷,最后终于在最高委员会的反复辩论之后,达成了一致:尽快结束战争状态,签署历尽波折的《巴黎协定》。

1991年10月23日,无论对于柬埔寨还是这个纷争四起的世界,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巴黎协定》由四个重要文件组成:《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关于柬埔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其不可侵犯、中立和国家统一协定》、《柬埔寨恢复与重建宣言》,以及一份《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最后文件》。

其中《全面政治解决协定》有5个附件,包括: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的授权,撤军、停火和有关措施,选举,柬埔寨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返回和柬埔寨新宪法原则。这些文件的每一条款项都经过了反复的讨论修正,参与起草协议的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也对该协议进行了认定。除了5大国之外,还有澳大利亚等13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反复讨论了以上文件。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其实早已不仅仅取决于金边或者哪一个派别、它必须在国际大范围里进行解决。

与往日相比,这一天的克勒贝尔大道相当热闹。太阳如往常一样早早升起,为街道两旁灰色和红色相间的高大建筑轻轻抹上了一层淡黄颜色。楼前的街心花园里,各色花卉开放得五彩缤纷,在水泥和砖瓦楼群问制造着难得的自然生气。警察和宪乓们早在天色未明之时就开始在这条街道巡逻了,随着日头的升起,他们的脸上也更显出紧张的神色。

随着阳光同时降临克勒贝尔大道的是手忙脚乱的新闻记者们。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克勒贝尔似乎好长时间没有谈论过战争了。柬埔寨问题无论从战争程度、规模、涉及到的对象以及对世界的影响来看,都无法与越南战争相比,但是,这毕竟是战争,毕竟在联合国内外讨论了将近20年,毕竟导致了上百万人的死亡,毕竟牵涉到了若干个大国的利益、它的解决无疑是当今世界的一件大事。所以,报道国际问题的记者们相继从世界各地飞到巴黎,高举着照相机镜头,准备记录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

虽然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协定》无法与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协定》相比,但是,从场面上来说,1991年的10月23日要比当年基辛格和范文同面临的热闹得多。参加签字仪式的除了解决束问题的巴黎会议两主席外,还有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兹?德奎利亚尔(PEREZDECUELLAR),有法国外长罗兰德?迪马(ROLANDDUMAS),美国国务卿詹姆士?贝克(JAMESBAKER),以及来自中国、越南和东盟的外交代表,可谓是国际名流汇集,济济一堂。

当然,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柬埔寨四大派的领导人:西哈努克方面的是亲王本人,他的儿子拉那烈亲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洪森方面是洪森本人以及他的“外长”贺南洪;宋双方面是宋双这位已经年迈的政治家以及他的不出名的副手。红色高棉派出的是它在国际社会中频频露脸的民柬总理乔森潘,民柬军队的总司令宋成将军。当他们两人在严密的护卫下抵达会议地点时,早已等候多时的记者们举起相机闪光灯,对着两人一阵猛照。巴黎和世界各地第二天的报纸上,照片数量最多的并不是签字仪式上的其他国际外交明星,而是这两位皮肤黧黑、来自丛林的民柬领袖。

统1970年仍还掌权的话,金边决,不会发生政变,他也决不会被推翻,从而也不会有今天这一切麻烦。

上午10点,签字仪式正式开始。签字桌上摆放着厚厚的《巴黎协定》,旁边是金光闪闪的签字笔。远处,扎着蝴蝶结的服务生们已经手托装着香槟的水晶盘,一旦签字结束,他们就将把这些佳酿递上前去,让人们高举酒杯,在细碎的碰杯声中领略艰难谈判后的喜悦。尽管记者们作了很大努力,但是他们要求在签字现场的请求还是没有得到批准。作为妥协,他们获准来到相邻的一间“电视采访室”,通过这里的闭路电视,观看签字仪式的实况。

通过电视屏幕,人们看见外交家政治家们相继走向签字桌,挥动金笔,为长达20年的柬埔寨战乱划上句号。

人们注意到,脸色严峻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在签字时有过好一阵的沉思。他拿起桌上的笔,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协定文字上。他似乎在斟酌什么,又像是什么也没有看,眼里透出一种虚茫的光。在签字桌后面的人们为红色高棉领导人的这种停顿感到诧异,继而又生出紧张。难道在最后一分钟,《巴黎协定》要成为一堆废纸?不过,这种可怕的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乔森潘的笔重重地落在了文件上。他的签字比其他人似乎更为有力,也似乎更为艰难。

当细碎的碰杯声真的在签字大厅里响起的时候,在场的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快乐的联合国秘书长高举着酒杯来到西哈努克面前,祝贺他的国家终于结束战争。“如果换一个场合,”德奎利亚尔对亲王说道,“我真想邀请殿下漂亮的夫人跳一个舞。”

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签字之后均相互紧紧握手。

签字仪式一结束,记者们便蜂拥入新闻发布会大厅,参加以法国外长、联合国秘书长、西哈努克亲王名义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德奎利亚尔的讲话有点千篇一律,无非是叙述了柬埔寨多年战争的状况以及对国际社会和平的影响,强调这是世界和平进程的又一大步。作为巴黎会议两主席之一,法国外长迪马为他外交生涯中的一个成功感到兴奋,赞扬《巴黎协定》揭开了柬埔寨历史新的一页。

中国外长钱其深发表了热情讲话,称赞柬埔寨实现和平是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

真正让记者们感兴趣的是亲王的讲话。他用幼年时代就已经非常熟练的法语,讲述了自从1970年他被朗诺将军发动的政变推翻之后他和他的国家蒙受的苦难,他遭遇的监禁之苦,他失去亲人的悲哀。在场的人们都能感觉到,亲王对国家和自己人民的思念之切,忧虑之深。现在能够签署《巴黎协定》,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整个国家,都是一大幸事。

记者们在招待会上的提问是各式各样的。几个西方记者穷迫不舍的一个问题是:根据联合国的有关章程,对犯有种族灭绝罪行的战争罪犯要给以严厉惩罚,每个国家都有责任在发现这样的罪犯时予以拘留,并引渡给国际法庭。法国作为该章程的签字国之一,应当对前来法国参加《巴黎协定》签字仪式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和宋成予以拘留,并根据国际法,以犯有种族屠杀罪行对他们进行起诉。记者们说,至少大多数法国人认为,乔森潘和宋成对发生在柬埔寨的血腥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这个事前没有想到的问题,无论是德奎利亚尔还是迪马,包括西哈努克都感到意外,一时间不免面面相觑。过了好一阵,还是东道主迪马打破了沉默。他很西方化地耸耸肩,像是在平息什么怨气一般。“不要急,不要急,”

他似乎很有自信地说道,“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律师。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我们与这样的人签署了什么样的文件,到最后,结果总是会令我们称心如意的。”

记者们对迪马的回答心领神会,但却并不表示满意。许多对红色高棉怀有仇视心理的记者们认为,《巴黎协定》获利最大的是这个急进的政治派别,它在柬埔寨内外已经声名狼藉,它所犯下的罪行应当进行彻底清算,而《巴黎协定》的签署,使得它与其他三派一样,在政治上获得了合法地位,有了分享柬政治果实的权利。

美国国务卿在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回答得有点漫不经心。他说,他的政府对把那些曾经在柬埔寨制造过杀戮和恐怖的人押上法庭毫无异议。但现在,为了和平进程顺利进行,他不得不与这样的人打交道,把他们椎到有可能获得未来柬埔寨政治权力的地位上去。

贝克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脸上分外严肃。在道德与政治的选择上,他首先服从了政治。外界评介说,贝克是在用他的右手否定他左手的所作所为。

这是第一次有美国高级官员对红色高棉未来的地位发表明确的看法。

那一天的记者招待会开得很长。对于一个在战乱中度过了20年的国家,人们要想知道和要想提出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西哈努克笑着对拥挤在他面前的记者们说:一想到他的国家将要获得和平,他就激动得夜难成寐。他希望,等国家和平之后,邀请当天在场的所有记者到柬埔寨访问作客。

就在记者招待会召开的同时,被某些记者提出应当先予以羁留并押送上法庭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和宋成,静悄悄地登机离开法国,经泰国回到他们的大本营——柬埔寨北部马德望省的拜林。第二天,洪森和他的助手们也启程返回金边。只有西哈努克和他的儿子拉那烈王子仍在法国。在西哈努克的法国南部格腊斯海岸边的别墅里,这位已经离开国家20年的元首开始重新规划他执掌国家大权的蓝图。据说,身在拜林的波尔布特看到有各方签字的《巴黎协定》、脸上漾出了人们熟悉的笑容。他对乔森潘说:“看来,我们向夺回政权又迈进了一步。”

“是的。”乔森潘回答,脸上却没有任何轻松的表情。

第二十三章乔森潘血洒金边

鲜血染红了这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一头银发,他的所有个人物品遭到烧毁。西方记者从火堆中抢出部分文件,说:“这在曼谷可以卖到大价钱啊!”

从泰国首都曼谷乘飞机到柬埔寨首都金边,仅仅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航程。虽然自从1970年以来柬埔寨战乱不断,但是,泰国航空公司的老板们仍固执地开通和维持了这条似乎赚不了多少钱的航线。

1991年11月27日,对于泰航327班机来说,是个一如既住的日子。无论是机长还是空中小姐,仍像往常一样准时登机,到舱内进行各种检查,作好起飞和服务准备。如果说这天与过去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航空公司的头儿特别打了声招呼,说是这天有几个“特别客人”要乘这架飞机,希望安全检查和服务方面特别谨慎和周到一些。对这种“招呼”,机组听得多了。

柬埔寨是世界的“热点”,搭乘泰航来来往往的各国首脑和外交人物,这些年来多得不胜枚举,这类“招呼”自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激不起机组人员的特殊热情。

直到旅客们全都登上飞机,舱门被“乒”地关上之后,机组才正式得知,今天在这架飞机上的特别客人是民主柬埔寨的总理、举世闻名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

听到这个名字,即使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空姐也不由得心上轻轻一震。

作为柬埔寨的邻国,这些年来一直关注着这个战乱国家的一举一动,乔森潘的名字几乎没有一天不出现在报纸、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介上。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个名字已经同柬埔寨这个国家以及东南亚是否和平连在一起。

头等舱里,漂亮婀娜的空姐端着盛有各种饮料的托盘走向一个个客人。

在一个脸色严峻、满头白发的客人座前,空姐应其要求,递上了一杯浓浓的咖啡。临离开时,客人似乎笑了笑,但这丝笑容很快就消失了,留给空姐的,仍然是一副严肃沉思的神色。

不过,年轻的泰国空姐对这丝稍纵即逝的笑容已经满心感激了。因为这位满头白发的客人,就是他们今天要特别关照的世界级人物乔森潘。

此时的乔森潘,对波音飞机舒适的机舱,漂亮的空姐,以及周围各式各样的动静,全都漠然置之。他的目光不时地飘向窗外,望向机翼旁如白棉般飘浮的云朵,思绪也荡游得遥远,而且愈变纷繁。

将近13年,他没有能回到自己的首都金边,而在此之前,他是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担任着民主柬埔寨政府的总理,在这里开创着一代柬埔寨革命者的光辉业绩。外界把他们这批革命者称作“红色高棉”,他对这个称呼并不恼怒。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一样,他也把红色看成是革命的象征,看成是烧毁旧世界的火焰。1975年4月17日,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权在金边诞生,自那一刻起,他的革命生涯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执政的几年间,他早起晚睡,夜以继日,期望在这个国家开辟一个崭新的时代,再现古吴哥王朝的辉煌。

可是,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突然间受到了挫折。1978年圣诞节的前夜,邻国越南向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闪电般的突袭让民主柬埔寨人民军措手不及,而在此之前,连乔森潘自己也相信,他们高棉军队的战斗力绝对远胜于饥饱不匀的越南军队。

到1991年的10月,《巴黎协定》终得签署,在实现全国大选前,柬埔寨的国家权力,交给由西哈努克任主席、有红色高棉、洪森派、拉那烈派、宋双派等四支柬主要政治力量组成的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乔森潘这次得以重返金边,便是应西哈努克之令,参加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会议。

时隔10多年,终于又要踏上这块熟悉的土地了。想到此,这位资深政治家仍禁不住有点隐隐的激动。

随着空中小姐轻柔的提醒声,飞机在金边波成东国际机场平稳降落。

乔森潘抬腕看看表:刚好上午8点30分。透过刚打开的舱门,刺眼的阳光挟着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当世界知名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从飞机舷梯上缓缓走下时,停机坪上的一行人已经站好了迎接的序列。排在第一的,是金边方面的内政部副部长辛森,接着是全国最高委员会秘书处的成员春文龙、索安,西哈努克的秘书张明理等。从迎接规格来说,似乎是低调了一些,但在一个敌手控制的土地上,你怎么能够指望会得到鲜花礼炮的欢迎呢?

乔森潘不失礼节地同众人一一握手,用浓重的磅同省家乡话说“萨波瑟拜”(柬语:你好)。没等他迈步走向等候的汽车,早已等候多时的国内外记者们已蜂拥而上,将相机、镜头和录音机朝向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在记者们眼中,乔森潘确实是老了。丛林战争、艰苦生活、繁重的外交使命,已使他满头华发,只是他的目光仍一如既往的那么机敏警惕。

乔森潘显然没有准备机场讲话,但此时面对众多的记者,不说一两句话似乎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而且,重归故里,也确实有万千感慨。于是,一向沉默寡言的乔森潘面露微笑,用缓慢的语调说:“我作为柬埔寨最高委员会成员来到金边,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渴望和平与独立。我与最高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将同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一起,全面执行落实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和平协议。”

只几句话,乔森潘便道出了他此时的心情和民柬方面的立场,并暗示出一种“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心境。

前来迎接乔森潘的,还有民柬方面的国防部长、后来任民柬人民军总司令的宋成将军。作为民柬方面加入全国最高委员会的另一位代表,他于一周前便抵达了金边,就此次关系重大的会议进行前期准备。为了在乔森潘到达后有一个工作生活的便利环境,经与金边政权交涉,两天前,他在离王宫不远的214号街买下了一幢十分现代化的白色别墅式楼房。乔森潘一到,别墅就有了主人,宋成也将搬到这幢房子,使之从此成为民柬方面在金边的办事处。

从波成东国际机场到金边市中心仅仅8公里路程。乔森潘一行上车后,100多名保安人员便各就各位,开始履行他们的护卫使命。一队警察摩托卫队轰隆隆地将车发动起来,引导车队开向市区。

13年没有踏上过这块土地了,按常理说,乔森潘似应有几分悠悠故人之情,看看窗外的田野村庄,看看路旁的建筑和行人、寻到些许风雨岁月的沧桑演变。可是,汽车后座上的这位政治家却目不旁视,只一言不发地靠在座位上,对一切都置之漠然。

所以,乔氏此行大有深入虎穴之意,不可掉以轻心。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尤其是在经历了几十年武装斗争洗礼之后,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要算上各式各样“法庭”对他的“缺席审判”的后,他已经是死过好些次的人了。

一直急行的汽车好像慢了下来。车窗虽然紧闭,但仍然可以隐隐听见阵阵呼喊声。汽车司机望了望后视镜,发现他车上的这位乘客面容仍像先前一样,镇定自若,冷峻严肃,毫无向车窗两旁张望之意。但是司机相信,乔森潘直愣愣望着车前方的眼睛一定看清了此时汽车减速的原因:一大群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拥挤在道路两旁,一边喊着什么,一边狂怒地挥动着手臂。

即使听不见任何声音,只从这些年轻人的脸上和他们的口型,乔森潘也判断得出他们在呼喊什么。

这就是金边政权组织的对他的“欢迎”仪式吗?

乔森潘脸上露出冷冷的一笑。

汽车继续前行,慢慢开上了苏维埃大道,杜斯木大道。对这两条金边的主要街道,乔森潘是再熟悉不过了。他的政治生涯,这些大道无疑是最好的见证。当年,他意气风发地从法国巴黎获得经济学博士归来时,这两条大道上的民众以热情的双臂拥抱了这位襟怀远大的青年。回国后不久,他便创办了一份名为《观察家》的报纸,抨击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号召民众为自己的民主和自由斗争。后来,他进了国会,当上了部长,并受到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赞赏。亲王曾要把一辆名贵的梅塞德斯派轿车赠送给乔森潘,却受到了拒绝。红色的国会议员仍坚持骑一辆自行车奔走于金边的大街小巷。

1975年,红色高棉夺取了政权,成了执政党,曾经当过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兼国防大臣和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的乔森潘,当上了民族柬埔寨国家主席团的主席,后来又成了政府总理。执政的那些日月里,他几乎每天都要从这两条大街上经过。现在,星移斗转,13年弹指一挥间。这两条大道似乎还是那么宽,只是多了一些店铺,商业化气氛浓了许多。更惹人眼目的,是几幢色彩斑斓的现代化的建筑,有的似乎还没有竣工。街头上到处可见携带武器的人,有的穿着军装,有的则随意地穿着背心或汗衫,难以断定其真实身份。看见车队驶来,人们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投来含义复杂的目光。他们知道这个车队中有红色高棉的乔森潘吗?

车队抵达金边华人居住区214号街93号。乔森潘很从容地下车,略略驻足望望这幢漂亮的小洋楼,接着就在人们的簇拥下进入了庭院。

随同他进到小洋楼的还有9位随员,其中有3名是身手矫健、百步穿杨的北朝鲜贴身卫士。

就在随员们忙着打开行李、巡看四周环境之际,乔森潘坐到一张白色的凉椅上,想略略放松一下。从机场到金边只8公里,但对这个政治家来说,却仿佛走过了一条漫漫路程。乔森潘微微闭目,眼前立刻风云漫漫,涌出十几年的艰难卓绝,生死苦斗!

没等他想得更多,一位秘书俯到他身边,轻声报告说:别墅外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有的人显然心怀叵测。他们是不是该采取点儿措施?“措施?什么措施?”乔森潘有些不以为然地回答。他转头看着秘书:“到了金边,一切措施都归洪森负责。”

就在头一天,洪森的内政部副部长还约见了宋成,就派出警察保卫93号别墅等问题,进行了细节商谈。刚才他们进入别墅时,确实看到了十几个身穿警察制服的人把在大门两旁。

安全之事,似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到上午10点,情况变得有些不妙了。别墅前围聚的人已是黑压压一片,估计有好几千人。炽热的日头使室外的温度在急剧上升,人群中情绪的温度也在上升。先前在途中举标语、喊口号的那群学生模样的人,开始以为乔森潘的住处是在金边最豪华的饭店“金宝殿”(CAMBODIANA),到了那儿一看才知道走错了方向。等他们赶到相反方向的214号街的时候,已经是10点半钟了。

这群人的加入,等于是在火上浇了一桶油。叫喊声、口号声顿时响成一片。一个20多岁的青年突然扬起手,将一块砖头猛地投向别墅。随着“哗啦啦”的碎裂声,别墅一扇窗子的玻璃被砸得粉碎。

这似乎是一个信号,也是骚乱升级的标志。

人群先是一愣,接着纷纷躁动起来,石块、木棍、钝器雨点般地飞进院子,砸在楼房的窗户、大门和玻璃上,发出纷乱的声响。顷刻之间,楼房所有的窗户玻璃都被砸得粉碎,只余下一根根竖立的防盗铁栅。

在场的警察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动作。有人拿起报话机,声嘶力竭地向他们的上峰报告,试图得到什么指示。但可能他们的上司也不知该如何行事,当然也就没有明确的命令传来。警察们的沉默和退避,被某些骚乱者看成是一种默许甚至鼓励,他们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在掷物打击别墅的浪潮稍稍减弱之时,一个年轻人猛然冲向别墅大门。

两名看守警察尚未来得及反应,铁门已被打开。人群一阵骚动,纷纷捅向洞开的别墅。四周的警察这才慌了,急忙扑过来试图阻止人群。即使在这关键性的一刻,头戴钢盔的警察们对待骚乱者的态度仍然是相当温和的,没有采用任何强硬措施。结果,不到10分钟,不仅守在门口的警察被统统推开,而且装有铁栏的院墙亦被推倒。

混乱之中,有个人拿出打火机,在几个同伙的鼓动声中试图纵火烧毁楼房,被一名警察发现,受到制止。但是,此时的现场已是一片混乱,上百人冲入到楼内,破毁门窗,在室内一阵狠砸,将凡是能搬动的物品统统扔向门外。家具、被褥、行李、文件、炊事用具等,在别墅外被火点燃,升起一股蓝色的浓烟。

随着几声叫喊声,有人高举着几个小本扔进了火堆。这是乔森潘和他的随员们的护照,与其一起被扔进火堆的,还有随身所带的美元及一些个人用品。

在场的许多外国记者纷纷用相机摄下这个威胁到柬埔寨和平前程的场面。一位法国记者挤近火堆,硬是从火中抢出了部分文件。他挤出人群,拍打着文件对他的同行们说:“这在曼谷可卖到大价钱啊!”

院内和别墅底楼的骚乱仍在进行,但有那么一瞬,曾试图冲上二楼的人犹豫地缩回了脚。因为他们听见人群中有人说,楼上的房间里埋伏有很多乔森潘请来的武装警卫。这种传说使他们不得不考虑到了子弹的威力。有几个充“好汉”的人试着上了二楼的几级阶梯。没有听到枪声。再上了几级,仍没有射击声。这时,一个显然是想扩大事态的人高呼了一声:“波尔布特在楼上!”

“波尔布特”这个名字一出,真可谓是在火上浇了油。多少年来,人们只知道红色高棉的真正领导人是波尔布特,但极少有人目睹过他的真实面目,以致于当年西方许多国家在得知红色高棉执掌了政权之后,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掌权者都是些什么人,让其情报机构好一阵忙乱。即使在执政以后,波尔布特仍保持了他多年秘密地下工作的习惯,深居简出,从不轻易露面,他的行踪几乎是执政党的一项高度机密。在许多束埔寨人的心目中,他只是在幕后发号施令,将这个国家导入了一段非常的历史时期。现在,人们想要见到这个与柬埔寨一个时代紧紧相连的神秘人物的欲望,刹那间居然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

但真正上楼的人毕竟没有多少,大多数人都呆在楼下或者远远地望着事态的进展,以叫喊声来与之呼应。就在上楼的人们冲进二楼的第一间屋子,将屋里的被褥从楼上高高地抛下,并接受楼下人群欢呼的时候,从别墅对面一幢小楼传来了无线电喇叭的高声喊话。人们的注意力短暂地转向了喊话声,发现此时站在小楼阳台、手持无线电话筒的,竟然是金边政权的“总理”洪森。他的身边站着金边的武警司令和几个头面人物。

柬埔寨的历史无论对政治家还是历史学家而言,都是颇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要论从政的时间和政治经历,洪森都要算是后辈。乔森潘成为西哈努克时代的国会议员的时候,洪森才是个小学生;乔森潘作为国家主席团主席在金边执政的时候,洪森才是乔森潘领导下的红色高棉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并在一次战斗中被地雷炸伤,从而失去了一只眼睛。1977年底,洪森背离红色高棉,逃往越南,那时侯,他才仅仅是个营级军官。因此,在红色高棉内部,很多人从来不把已成为敌人的洪森看在眼里,但也正因为如此,洪森在金边政权中一步步稳固了自己的地位,成为这个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此时,太阳光正斜照在洪森所站的阳台上,人们眼里的这位“总理”,汗流浃背地紧握话筒,向着人群高声呼喊,声音几近嘶哑。他说,他完全理解和体谅大家的心情,但是他是一个月前《巴黎协定》的签署人之一,他必须要遵守协定,保证红色高棉代表的安全。他还希望大家不看僧面看佛面,为了西哈努克亲王,大家不要使用暴力手段,不要扩大事端。同时,他也向乔森潘和宋成表示了他的态度,要他们尽快返回曼谷。

在洪森喊话的同时,两辆装甲车开近了出事现场。阳光下,墨绿色的车身、车上的机枪,以及车上士兵头戴的钢盔,都发出一种足以让人感到恐惧的光亮。但是,周围军警们的神情,包括装甲车上士兵那副松懈的模样,给了人们足够的暗示:洪森不会用武力来制止事件。士兵们不会开枪。

于是,楼上楼下的人不再理会“总理”的喊话,重又掉转过头来。在楼下人们的呼喊声的鼓励下,刚才从二楼上扔下被褥的几个人干得更加起劲。

在场的西方记者都意识到,事件的高潮即将到来。几个年轻的记者拼命挤上了楼梯,一些有这类经验的记者,则站在有利的观望地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楼上的动静。

血腥的高潮果然到来了。

众目腰腰之下,几个青年猛力撞向一间不大的卧室。门“嘭”地开了,就在那一瞬间,屋里屋外的人都惊得定住了神。乔森潘出现在面前,背靠着墙,身子挺直地望着这群汗流满面、怒气冲冲的人,两旁是两位北朝鲜的警卫。双方这种透不过气来的对视只持续了几秒,没等别墅外的人们从看见乔森潘的惊愕中缓过气来,冲进房内的人几乎同时扑向了两名警卫,顷刻之间,一名警卫被打倒在地,另一名警卫被抵到墙上,数根木棍铁棒顶住他们的脖子。其余的人冲进室内,一阵乱搜乱砸。混乱之中,有人用铁棍猛击乔森潘的头部,将他打翻在地。一缕鲜血从乔氏的头上渗出,银发顿时被染得通红。

当众人扭头看他时,人们看到的是一张血迹斑斑的脸庞,并且显得是那么疲惫、苍老。这时,有人还在往房里冲,试图用脚踢乔森潘,被跟着挤进的几个警察和摄影记者挡住,他们用手臂和身体奋力将乔森潘围在了屋子中央。

乔森潘倒地之后,屋外的人只见人群涌动而不知实际状况,各种传说纷纷不胫而走。有的说乔氏已受了重伤,有的说他正在遭受拳脚之苦。他们的议论被一阵突然的轰响所打断:屋外的装甲车全部开动起来,向别墅运动,并将尾部对着大门。散在四周的警察也像是接到了什么命令,纷纷开始了有组织的行动,从别墅院子往外清理人群,将他们推出大门。记者们虽然抱怨不已,但仍然被突然间六亲不认的警察们赶出了别墅。

金边方面终于在打砸抢的闹剧都统统上演之后,采取了实际的有效行动。在派出军警强行清理现场之前,洪森已经派其外长贺南洪、副外长翁桑与泰国外交部联络,请求泰国外交部准许柬埔寨飞机运送乔森潘和宋成一行返回曼谷。

此时,已是下午2点20分,距乔森潘抵达金边近6个小时。

也许是为了渲泄一下此时心里的感受,也许是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与这次事件无关,并且让人感觉到他制止事端的公正态度,洪森派人从纷乱的人群中找到了他熟识的法国远东研究所的研究员。作家萨基?塞恩和法新社的一名女记者。两人气喘吁吁地来到对面楼上,这位金边方面最具实力的人物满身大汗,朝着报话机话筒有气无力地发号施令,其精疲力竭的模样,与他平日那种斯文的姿态判若两人。一见两人到来,“柬埔寨国”的总理便滔滔不绝地大讲起来。他说他早就预见过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而他对此却无能为力。

“的确,要是我动用武力的话,事件在10分钟就可以结束。可是,我能朝我的人民开枪吗?我完全了解他们的感情。这说明,对(乔森潘)这类人,在柬埔寨不会有任何安全地带……现在,他们已经同意回到曼谷,我们准备马上送他们去机场。”

“可是,我觉得你完全可以为他们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说军营里。”塞恩说。

“不行,”洪森连着摇头,“这保不了密。人们早晚回找到他,事情照样会这么发生。”

“总理先生,今天的事件对和平进程会有什么影响?”法新社的那位女记者问。

这时,街道上的人群发出了一阵骚动,洪森和记者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对面的别墅。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出现在别墅的大门,走向车尾对着门口的装甲车。他头上和脸上的血迹已经擦干,血迹斑斑的背心也已脱下,换上了一件干净衣服。从别墅的房内到大门口仅仅20来米的距离,可是他却走得十分沉重艰难。一见乔森潘出现,石块和棍棒又飞舞起来,围在乔森潘四周的军警们不得不加快了脚步,扶着他登上了装甲车。

此时,已是下午4点。对红色高棉这位资深的政治家、曾经在柬埔寨国内外演出过许多精彩外交剧目的民柬政府总理来说,这噩梦般的一天总算到了尽头。

波成东国际机场上,两名洪森政府雇佣的苏联飞行员被急令召来驾驶这架前往曼谷的特殊专机。当长长的一列装甲车、小轿车还在机场大门口拐弯,飞机便已发动起来,准备升空。可是,乔森潘并不急于离开金边。他提出要打电话,要向在北京的西哈努克报告在金边所发生的这次事件。电话接通了,一向持重的乔森潘言语激动他讲述了他在金边的遭遇,并暗示这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和平。长途电话讲了足有半个小时,候在电话房外的金边政权的官员们也许这时候才真正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包括洪森在内,都显出十分紧张的神情。

乔森潘确实不愧为一个政治家。当他从屋里出来,走向停饥坪时,他已完全恢复了镇静,一路上居然还主动伸出手来与金边政权中一些熟识的人握手。但对近在身边的洪森,他却视而不见,冷眼相向。今天的事件在他看来,是一个早有预谋的陷阱,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他当然不可原谅金边的主宰洪森。

4点10分,飞机呼啸着腾空而起。长达8个小时的暴力事件终告完结。

望着飞机逐渐远去,消失在天空深处之后,浑身汗湿的洪森才长长地吐了口气。这一天无论对乔森潘还是对他这位金边的当权者来讲,都将永生难忘。

可是,这会不会危及到实际上已经开始的和平进程?刚才乔森潘在电话里同西哈努克讲了些什么?红色高棉会不会利用此事大作文章,从而把他洪森推到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上?一想到这些,洪森不禁心上一紧。

原定在金边举行的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首次会议,由于安全原因,不得不于1991年12月3日改在泰国的帕塔雅召开。

回国仅半个月的西哈努克亲王,只得又坐上军用飞机离开金边,到泰国去讨论向民柬代表提供安全保障和执行和平协议的问题。为了使首次会议产生影响,他特地邀请联合国秘书长派特别代表、邀请巴黎和会两主席,以及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出席会议,继续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推动和平进程。在会议对11月27日乔森潘抵金边遭打伤一事进行讨论时,民柬一方对金边政权进行了严厉指责:金边方面一再声称对全国80%以上的土地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怎么在控制最严密的首都就保护不了一个人的安全?

这是金边方面的无能还是有意所为?

洪森对乔森潘在金边受伤一事作了长时间的辩解,声言这是民众所为,他和他的部下没有任何干系。他愿意进行担保:在民柬人员再度抵金边的时候,一定负责保证安全。

洪森静听着亲王的讲话,一言不发。当他发现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脸上时,这才不由自主地点头表示接受。

柬埔寨的和平又度过了一次危机。

第二十四章给维和首脑的第一个回答

1992年2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厅里,12个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对在柬执行维持和平行动的方案进行了反复商议,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从1992年3月2日起,开始在柬埔寨实施维和行动,维和部队从该日起陆续到达部署。为此和平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检查外国军事人员和顾问以及武器装备的撤出;监督执行各冲突派别问的停火,解除各方武装;检查收缴各方的武器,调查外国停止军事援助的情况;排除地雷,协助遣返柬埔寨难民。

除了军事人员之外,参与维和的还有文职人员,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组织和监督选举;安排难民重返家园;进行战后的重建工作。

这便是著名的联合国向柬埔寨派遣维持和平部队的第745号决议。它也是出自于负责维持和平行动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安南先生的杰作。

根据这个决议,派遣维和部队分为两个阶段:自3月2日起,派出“联合国驻柬先遣团”,英文称呼为UNITEDNATIONSADVANCEDMISSIONINCAMBODIA,简称为UNAM-IC.待部队基本部署完毕,成立“联合国驻柬临时权力机构”,英文称呼为UNITEDNATIONSTRANSITIONALAUTHOURI-TYINCAMBODIA,简称为UNTAC.

由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副秘书长提出建议:为确保这次维持和平行动的成功,联合国应当投入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和经费预算,具体的说,将投入11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和34个国家的军事人员(即军事观察员),加上文职人员,总人数为22300人;经费预算为19亿美元,另外1991年6月23日由33个国际机构在东京会议上保证向柬浦寨重建提供费用8.8亿美元,两项合计27.8亿美元。

在联合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规模巨大的维和行动,也从来没有投入过如此巨大的经费。尽管在纽约的这幢大楼里几乎年年都在闹经费严重不足的事,但这一回,安理会的12个国家,尤其是其中的5个常任理事国,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

所以有记者评论说:柬埔寨问题到了联合国,享受了一切优先的待遇。

如此巨大的经费预算,居然没有人站出来说“不”。

可是,由谁来领导这个驻柬机构,由谁来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执行联合国关于束埔寨问题的决议呢?

早在柬四派请求联合国在柬实施维持和平行动的时候,各派私下里都对这位代表联合国驻柬的最高长官提出了希望:首先他不能与任何派别有过任何的瓜葛;不出自于参与《巴黎协定》的签字国;有高度的公正性;具有长期从事外交和国际活动的经验;具有良好的协商精神,能与四派友好相处……

1992年1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签署命令:任命联合国副秘书长明石康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兼联合国驻柬临时权力机构团长。同时,任命澳大利亚陆军中将约翰?桑德森为驻柬副团长兼维持和平部队司令。

1992年3月5日,明石康手握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给他的尚方主剑,乘机赴抵柬埔寨。

前来机场迎接的有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代表们,也有金边政权和四大派的代表。一边与他们握着手,听着他们用英语、法语或高棉语同自己说话,明石康心里暗暗自语:古老的吴哥文化至今是否还在这些高棉人的血液里流淌呢?

明石康的到来,意味着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持和平行动正式开始,也意味着这个叫作UNTAC的机构正式开始运转。从此,柬埔寨的和平就与这个机构和明石康这个名字紧紧连在一起。

3月16日,明石康抵柬的第二天。

金边卡玛林宫前的广场上,蓝色的联合国旗帜高高飘扬。先期抵柬的印度尼西亚、法国、泰国的1000多名维持和平部队的官兵,接受西哈努克、明石康和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的检阅。

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穿迷彩作战服、脚蹬高腰作战靴的官兵们,紧握钢枪,迈着根据不同操典训练出来的整齐步伐,通过检阅台。阅兵式后,西哈努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热烈欢迎联合国临时权力机构和维持和平部队来柬埔寨执行和平使命。“这一历史使命就是要拯救经历20多年苦难的柬埔寨民族和人民。”西哈努克向蓝色的联合国旗帜深深鞠躬。

整个柬埔寨都把期待和平的目光投注在维持和平的斗士们身上。

战乱初歇,维和使命任重道远。

到1992年3月下旬,联合国的维和人员基本全部到齐,各种部署在紧张进行。

无论是明石康还是桑德森中将,都对各国在柬埔寨维和行动问题上给以的合作态度表示赞赏。4月2日,明石康在联合国驻束临时权力机构的新闻发布中心发表讲话,宣布在柬的维和行动进展顺利。他引用了一句英国谚语:好的开始等于成功了一半,其乐观心情溢于言表。

明石康在新闻中心讲话的同时,维和部队司令桑德森中将却处于一种烦躁和不安的心情之中。

按照军事机构的计划,需在全柬部署485名军事观察员,分成72个观察队,驻扎所有冲突和敏感地区。可是,近几天来,他接连收到先遣团的报告,说部署军事观察队的行动一再受到阻挠,有个别军事观察员在抵达标定的目的地后,受到当地武装的威胁,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更为严重的是,2月26日,联合国先遣团驻磅同首席军官、澳大利亚上校斯图尔特,乘坐直升机在磅同省上空执行任务,突然遭到地面枪炮袭击。

斯图尔特的右腿、左臂均被击伤,直升机螺旋浆被击中,但还是安全降落。

是谁对联合国的飞机进行了枪击?这是有组织的敌对行为,还是停人后散兵游勇胡乱发泄的恶作剧?

有舆论说,这是波尔布特指挥的民束部队所为,因为飞机当时就在民柬控制地区上空。

可是民柬2月29日发表声明说:民柬根本不知道射击联合国先遣团这件事;民柬方面一直在为国家的解放和民族的生存作斗争,为达成《巴黎协定》而奋斗,民柬方面为联合国部队进驻柬埔寨做出了努力,怎么会射击联合国的飞机呢?

柬四派都同意对此事进行调查。

但是,还有拒绝联合国人员进入的事情。

虽然桑德森司令派出专门人员对此事进行调查,究竟是谁射击了飞机根本没有结果,谁也不承认干下了这件蠢事;但对阻挠维和行动事件进行的调查,结果很快反馈回来:凡是民柬政府控制的地区,一律不准联合国人员进入。

这是明显违背《巴黎协定》的行为、而民柬是这个协定的主要签字方之一。

经过同明石康的紧急协商,桑德森在联合国军事总部约见了民柬在金边的全国最高委员会代表、总司令宋成。

从外貌上看,宋成是个典型的高棉知识分子,身材微胖,皮肤黧黑,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初一接触让人感觉他性格有些软弱,似乎是经不起大风大浪的人。但如同西哈努克所说:宋成的外貌与他的内心有着巨大的差异,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他都是个硬汉子。

同宋成的谈话实际上也是同红色高棉的军队谈话。桑德森早已读过有关宋成的资料,他对面前这个说几句话就要推一下滑到鼻梁上眼镜的人抱着相当尊重也相当慎重的态度。

简单的寒暄之后,桑德森立即进入正题。

“宋成将军,我们都是军人,我想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更直接坦率一些。”

桑德森望着坐在对面的红色高棉高级领导人,边说边示意他用面前已经摆上的一杯冰咖啡。宋成没有穿军装,他那件浅灰色的短袖衬衣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机械修理厂的技术员,只是仔细看他的眼睛,才可以发现里面蓄藏的机警和勇气。

“桑德森将军,我同意您的说法。而且我们高棉民族向来都非常坦率。”

宋成几乎没有思索就回答道,“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好了,我将尽我所能予以配合。”

“宋成将军,《巴黎协定》您是签字人之一,整个条文毫无疑问您都相当熟悉。按照各方同意的计划,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已在一个月前开始部署到各个地区。目前,我们的大多数部署已经完成,而且进展顺利,但是,我们在宋成将军您的部队控制的地区却遇到了麻烦。”桑德森直端端地望着宋成。

宋成好一阵没有吭声。两人对视片刻,宋成移动了一下身子,顺手推了推面前的咖啡。

“桑德森将军,如你所言,我是参加《巴黎协定》签字的民柬政府代表之一,对协定的各项条款当然非常熟悉。我建议,在提出我方地区不接受联合国人员进驻的问题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下别的违背协议的情况。不知将军意下如何?”桑德森双手一摊,表示没有异议。

“根据《巴黎协定》,所有驻扎在束埔寨土地上的外国军事人员必须全

部撤出,所有的外国援助、干涉必须立即停止。对吧,将军?“宋成征询式

部撤出,所有的外国援助、干涉必须立即停止。对吧,将军?“宋成征询式

桑德森点了点头。

“根据我们的了解,越南军队并没有完全撤出我国。”宋成非常肯定地说,“他们有的化整为零,加入到了金边政权的部队,有的还在其中担任了高级职务。同样严重的是,随着越南入侵柬埔寨,大约有两百万的越南人涌入我国,企图对我们高棉民族实行全盘的‘越南化’。我们认为,这是对我国最大的威胁,也是完全违背《巴黎协定》的,只有在外国势力完全撤出柬埔寨之后,我们才可能坐下来谈如何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这就是你们拒绝联合国人员进入的理由?”桑德森问。

“可以这么认为。问题必须一个一个的解决。外国人撤出柬埔寨是解决其它问题的前提,不然,不仅我们民束方面不答应,所有柬埔寨人民也不答应,在柬埔寨实现和平也就成了空话。”宋成显得相当咄咄逼人。

桑德森沉默一阵,缓缓回答道:“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作为联柬机构方面,我们当然希望各方都严格遵守《巴黎协定》,因为这是经你们各大派反复协商达成的。外国人撤出柬埔寨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情况是否如阁下所说,我们需要调查,也需要证据。但我们更希望的是,各方都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抱以合作态度。”桑德森望一眼翻译,请他把刚才的意思翻译给宋成,端起面前的咖啡喝了一口,继续道:“目前,其他三派对我们派驻军事观察员的事情是持合作态度的,事实上我们的人员已经开始工作了。我们对贵方拒绝联合国人员进入的事表示遗憾,同时也希望贵方从现在起,履行你们曾经做出的承诺,让我们的人员到贵方控制的地区开始工作。我个人认为,这是符合柬埔寨人民意愿的。”

“说到柬埔寨人民的意愿,首先是憎恨外国势力对我们的干涉,在历史上,我们的教训太多了……”宋成变得滔滔不绝。

桑德森很耐心地听着宋成非常民族主义化的理论。

“所以,桑德森将军,我们现在首先应当讨论的是越南人——包括军人和其他非法移民——撤走的问题,然后才谈得上在我们的地区进驻联合国人员的问题。不然,”宋成缓缓起身,示意他将离开,“柬埔寨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桑德森与宋成的第一次会谈就此结束,双方没有达成任何谅解,但是,联合国方面开始明白了民柬方面的真正意图。

桑德森与宋成会晤之后,约见了明石康,把会晤情况作了通报。明石康听完后一言不发,直到桑德森临告别,才说道:“我认为,这是民柬方面深思熟虑的战略性行动,它可能会使我们在柬埔寨的行动一开始就走入死胡同。”他摘下眼镜,用一张绒布反反复复地的擦拭:“我会把这个情况向纽约,向加利秘书长报几天之后,加利秘书长把在柬埔寨发生的情况通报给了联合国安理会。冗长的讨论之后,没有做出任何有效决议。

在与明石康的通话中,加利明确指示:一定要各方严格履行《巴黎协定》,所有地区必须对联合国人员开放。明石康当即把来自纽约的指示传达给了桑德森司令。

“这话应当对宋成或者乔森潘说,而不是对我。”桑德森在放下电话时自言自语。第二十五章法国方案:以200各土兵打败波尔布特

波尔布特拒绝裁军和上缴武器,担任维和部队副司令的法国少将大光其火,提出以200名法国士兵的代价,消灭红色高棉或者把他打回和平进程中来。但此方案遭到否决,法国少将悻悻辞职。安理会表决:制裁红色高棉。

但红色高棉却通过泰国进行经济活动,买卖武器。激烈的争论中,波尔布特再出奇招:成立了没有他名字的民族团结党。

就在这种闹哄哄的局面中,柬埔寨的和平进程进入了第二阶段:解除各派武装,收缴武器,逍返军事人员。核心就是解决枪杆子问题。

1992年6月13日,维持和平部队司令桑德森中将宣布:柬和平计划第二阶段于当日上午8时正式开始。

在此之前,联合国驻柬临时权力机构军事司令部发布的通令中,公布了柬四大派的军事实力:

金边政权:

总兵力34.69万人,其中陆军4.2万,空军950人,海军4000人,地方部队8万人,民兵22万人,编制为6个师(每师3900人),1个独立旅(每旅3500人),1个装甲团,50个独立团。装备有坦克60辆,装甲运兵车173辆。

民柬国民军。

总兵力2.7万人,其中正规军2.5万人,游击队2100人。编制为25个师和两个独立团。

独立柬埔寨民族军(拉那烈派):

总兵力1.75万人(到1992年实际兵力为5000人),编制5个师,4个独立团。

高棉人民民族解放军(宋双派):

总兵力2.77万人(到1992年实际兵力为5000人),编制5个师,3个旅和1个支援团。

以上是各派自己上报的数字。

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柬埔寨各派的实力统计就要实在得多了。1992年2月19日提出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报告中称:柬四派的军卡总实力为20万入,分驻于650个集结点。另有25万的民兵力量,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乡村寨子。

各类武器的数量达30万件,各类弹药8000万发。

按照各派的实有军事力量,UNTAC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解除武装计划。依据这个计划,四派的集结点和遣返地如下:

金边政权方面的“束埔寨人民武装部队”将设立48个集结点,33个遣返地;

红色高棉方面的“民主柬埔寨国民军”将设立30个集结点,10个遣返地;

拉那烈王子领导的“高棉人民解放军”设立8个集结点,6个遣返地;

宋双领导的“独立柬埔寨国民军”设立9个集结点,3个遣返地。

在宣布第二阶段裁军计划开始的一周后,联合国的蓝盔军人们便穿梭于茫茫丛林里,等待着各派军队到指定营地集结。为修建这些集结地点,联合国方面拿出了一大笔经费。联合国驻柬总部和各战区司令部源源不断地收到各派报来的裁军人员名单,武器型号,弹药数量等等。整个柬埔寨处于一种忙乱而又令人激动的气氛中。

UNTAC的首脑明石康先生、联合国的军事司令桑德森中将参加了诗梳风

地区班迭棉烈兵营的交枪仪式。那里是UNTAC设立的中心点,他们由宋双领导的高棉民族解放军有2778名官兵上交了各种武器7640件。

无论是人员还是武器,这是相当可观的了。交枪仪式后,几位大人物都发表了讲话。明石康先生说:“维持和平可能比参加战斗更为艰难。”仪式结束之后,明石康和UNTAC的司令桑德森将军还往天上放了十几只鸽子,以示和平的到来。

1992年7月18日,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在金边王宫举行会议,讨论实施第二阶段和平计划和柬埔寨的重建问题。

明石康作为联柬机构的首脑出席了会议,他向出席的代表们宣布说:从6月13日进入第二阶段开始,柬埔寨三方已集结军队9003人,上交武器7371件,子弹44万发;联合国对全国行政机构的控制已开始实施。“遗憾的是,”

明石康说到这里,看了一眼民柬的代表席,“民柬一方没有参加第二阶段的和平进程,没有裁军,也没有上交任何武器。”“

会场上起了一阵哄哄。“

实际上,为了拒绝参加第二阶段的和平进程,拒绝裁军,民柬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强调全国最高委员会是柬唯一的权力机构,否认金边现政权的任何权力。

在第二阶段开始前的6月10日,民柬的24个师、3个独立团联合发表声明,声称从当月的7日到10日他们的代表参加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了过去7个月来全柬执行《巴黎协定》的情况,完全同意他们的领导人乔森潘在6月3日写给西哈努克亲王的信件,认为他们决不能接受越南占领军继续留在柬埔寨,同时也决不能容忍一个靠越南人扶植起来的政权继续存在,而使最高委员会徒有虚名。

民柬方面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声明当然是有所考虑的,其言外之意就是说:由于金边政权还在行使职权,违背了《巴黎协定》,那么,民柬方面当然也就不参与第二阶段的和平进程了。

1992年7月15日,也就是明石康和桑德森赶到来双的营地参加交枪裁军仪式的那天,在波尔布特的指导下,民柬又提出了一个和平计划新建议。

这项建议提出两点:一、确保越军撤出柬埔寨;二、确保最高委员会是唯一合法机构和权力来源。

如果说有什么新东西的话,那就是乔森潘提出的一个具体的裁军条件和步骤:

一旦金边政权同意解散它的国防部,民柬将在第一周内集结10%的军队;

一旦金边政权同意解散它的外交部和财政部,民柬方面将在第二周集结20%的军队;

一旦金边政权同意解散新闻部,民柬方面将集结30%的军队;

一旦金边政权同意解散国民议会和部长会议,民柬方面将集结其余40%军队。

金边方面对民柬的这个建议根本没有理会。

民柬当然也没有集结一兵一卒。

对红色高棉的这个声明和拒绝参加第二阶段和平进程的作法,UNTAC军事机构的副司令、法国少将米歇尔?洛里东(MICHEALLORIDON)大光其火。

由于历史的原因,法国对柬埔寨问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964年西哈努

克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访问法国的时候,戴高乐总统和夫人亲往奥利机场迎接,进入市区时,戴高乐专门安排共和国的骑兵护卫,下榻之处是英国女王曾经住过的凯道赛。1966年8月,戴高乐对柬埔寨进行回访,西哈努克宣布,因为高棉的王家武装部队是从法国军队中派生出来的,因而任命戴高乐为高棉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此外,西哈努克宣布戴高乐为金边的第一位荣誉公民,接受了一把金钥匙和一条独立钻石项链。

当年戴高乐曾颇带感情色彩地描述过法国和柬埔寨的关系。他说:“柬埔寨和法国之间,尽管血统不同,地区有别,但我们仍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都有一部既光荣又悲惨的历史;都有精湛的文化和艺术;都有肥沃的土地和脆弱的边界……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强烈的友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生命力,也因为金边这样的地方能给人留下永远难忘的回忆。”

所以,来到柬埔寨参加维持和平行动的法国人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这块土地上的主宰,是这里的“保护者”。将近40年之后,他们又来到了这里,维护这里的和平与重建。从头发花白的高棉老人口里,他们听到了父辈留在这里的法语,见到了当年法国人在这里留下的建筑,见到了法国文化在这里的丝丝缕缕的痕迹。由此他们生出一种骄傲:这里曾经属于法国,现在法国还将在这里留下印记。

法国对共产党的波尔布特政权从来没有好感,在各种场合都把这段历史称为“黑暗时期”(THEDARKAGE)。在《巴黎协定》签署前,巴黎曾经举行过一次有政治家、学者和记者参加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研讨会。在这次会上,有人大谈特谈在柬埔寨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如果它不解决,其他一切问题都是空谈:从军事上彻底打垮红色高棉。

现在,当红色高棉拒绝参加和平进程而且态度异常强硬之时,在柬埔寨的法国人又打人开始想起了这次会议上的论调,由此而把它提到了UNTAC的会议桌上。

持这种观点的人之一就是米歇尔?洛里东(MICHELLORI-DON)。当洛里东在得知民柬方面一再拒绝联合国人员进入其控制区并向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发出威胁,并且又反复发表声明拒绝参与第二阶段的和平进程之后;这位将军火冒三丈,大叫大嚷:“这绝对不能容忍!”

1992年7月8日,全国最高委员会在金边的克马林宫举行会议,作最后一次努力想使民柬方面加入到和平进程中来。但民柬的代表毫不退让,又一如既往地念起了冗长的声明:要求全柬除全国最高委员会外不承认其它任何政权;要求联合国方面核查越南军队滞留柬埔寨的情况……

洛里东已经预料到UNTAC的努力会遭失败。在第二天的军事机构的例行会议上,这位副司令突然对桑德森中将说道:“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尝试另外一种方式来对付红色高棉呢?”

“什么方式?”桑德森问。他对这位副司令火爆的脾气早有所闻,所以说话时尽量使自己的语气和缓。

“我是军人,搞不来什么政治。”洛里东直冲冲地说,“我要说的方式就是用军事手段对付他们,把他们打到谈判桌上来,打到和平进程中来。”

听闻此言,与会的人都吃了一惊。须知在维持和平的原则中,最为基本的一条就是维和部队不能成为战斗部队,加入驻在国的政治纷争。维和部队的存在实际上只是保持一种军事压力,同时维护联合国人员的安全。

“这可能么?”参加会议的混合军事工作小组的赫利中校问道,“越南

人打了十年也没有消灭他们,靠我们有限的维和部队去打败他们谈何容易!“

人打了十年也没有消灭他们,靠我们有限的维和部队去打败他们谈何容易!“

以200名法国士兵的代价,消灭红色高棉,或者把他们打回到第二阶段的和平进程中来,从而换取柬埔寨永久的和平。“

“我很难同意副司令的观点。”桑德森终于开了口,“柬埔寨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形势都十分复杂。这里有四个主要政党,有四支军队,仅军事形势而言就够麻烦了,如果我们的维和士兵再加入进去,等于是五支武装力量在这块土地上较量……”

“我的意思并不是全面开战……”洛里东想要继续说明他的观点。

“如果允许我打个比喻的话,我认为我们的维和部队像一支只能发射一次的枪。”桑德森没有理会洛里东,顾自讲述自己的又贿:“只要你不开枪,对对方而言,这种威胁就永远存在,但一旦开枪,就等于把自己暴露给了对方,任由对方攻击了。”

“你这么说很像外交官,不像军人。”洛里东语言变得冲动起来。

“是的,在这里每个人都要作外交官。”桑德森回答道,他微偏过脸朝向法国人,“洛里东先生,我相信你在率领先遣团出发之前,一定阅读过联合国关于维和行动的有关规则,其中有一条就明确指出: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外交行动,参与维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军人还是文职人员,都要尽力作出外交努力。”桑德森略略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在谈到军队在维和行动中的作用时,规则提出:像军参观察员这样的军事人员,在维和行动中执行的更多的是军事外交任务。所以,说我像外交官,我认为并不过分。”

这次会议以两位军事机构首长的对峙而不欢而散。会后,洛里东直接找到了UNTAC的首脑明石康,再次提出了他使用部队攻击红色高棉的方案。

明石康听完洛里东的话,好长时间没有说话。他实在难以把自己的思维归结到这位法国将军的思路上。

“将军,”明石康说道,仍然是很缓慢的语调,“你是否考虑过。一旦维和部队——无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向民柬武装部队开火,就把UNTAC置于了与他们完全对立的地位,那么,他们完全有理由任意攻击我们在柬埔寨的所有维和人员。而目前,你知道,我们的军事和文职人员遍布整个柬埔寨,他们要攻击我们大容易了。”

“可是,如果我们消灭了他们,所谓攻击维和人员的事情就根本不存在了。”洛里东争辩道。

“你能在一天之内消灭民柬武装部队吗?”明石康问道,“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作战的,先生。说得明确一点,维和部队没有使命在柬埔寨杀人或者被杀。”

“我不是想要杀人,而只是把他们推回到和平进程中来。”将军说道。

“可是不能使用军队来干。”明石康声音不大,但却难以动摇,“还有一个问题,将军。如果联合国部队发起攻势,势必造成国际社会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分裂,比如,中国和东盟就有可能脱离《巴黎协定》,使我们长久的努力功亏一匮。再说,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我不能让一次维和行动成为一次血流成河的屠杀。”

几天之后,洛里东卸任,准备离开柬埔寨。

有人把洛里东的去职看成是UNTAC军事机构内两位高级首长个人之间的冲突的结果,也有人认为它反映出法国和澳大利亚在柬埔寨问题上日渐增大的分歧。

回国前夕,洛里东接受了《远东经济评论》记者的采访。一谈到如何对付红色高棉的问题,这位将军便显得冲动。

“我这么离开柬埔寨感到很沮丧,因为我无力贯彻联合国的意志。”洛里东一边整着他领口的领带结一边说道,“我们本来是有机会的,抓住这个机会对付红色高棉,把他们推回到他们签过字的和平进程中来。可是,”洛里东做了个无奈的手势,“我没有能说服我的上司同意我的观点。”

在联合国军事司令部里,人们对洛里东的去职议论纷纷。一位美国中校认为,洛里东像“一门失去控制的大炮”,他的离职势在必然。而一位桑德森的手下说:“我喜欢洛里东。他这人不错,也很好相处。不过,他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军人外交官。”

而洛里东本人对这种说法则反唇相讥。他嘲弄他说:“UN-TAC的人都太忙了,人人部在奉行外交使命,反而忘记了红色高棉的战略。他们是想争得时间,最后让你们都统统败在他们的手下。”

1992年7月29日,洛里东少将正式去职离开柬埔寨。在机场,有记者想让他发表讲话,洛里东表示了拒绝:“该说的我已经说过了,不该说的我永远也不会说。”走了几步,他朝向一个他熟悉的记者:“我相信,有一天你们会记起我所说过的话来。”

飞机拔地而起,载着这位法国将军的遗憾渐渐隐去。

裁军的第二阶段一直在进行。截止到1992年11月4日,柬埔寨三方已有5万军人在联合国权力机构登记,并上交了武器。

遗憾的是,民柬一方仍然拒绝参与。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在民柬控制区连续受到威胁和民柬方面拒绝参与第二阶段和平进程的消息,不仅令金边感到沮丧,也令纽约大吃一惊。8月5日,一名民柬武装部队的准将又率领一帮武装人员闯入设在磅同省克莱亚地区的525军事观察队,威胁说他们驻扎这里没有得到民柬方面的许可,必须在三天之内撤走,如果违反他们的命令,他们将杀死该地的所有联合国军事人员。

局势似乎变得越来越严重,民柬方面的对抗意图也似乎越来越明显。所以明石康向联合国报告联束方面计划将不顾民柬的反对、坚持进驻民柬控制区的方案时,加利秘书长没有同意。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认为,要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向民柬方面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再派出人员接近民柬控制区。如果他们再不作让步的话,那最大的可能是像上两次一样,坚持把联合国人员堵在他们的控制区之外。

难道红色高棉真的要说到做到,甘冒违反《巴黎协定》的指责,不顾国际声誉和影响了吗?

关键问题在于:如果红色高棉坚持不开放其控制区,那么,将会有20%的柬埔寨人得不到选举登记,同时,也意味着民柬武装方面不参与和平进程的第二阶段——收缴武器,遣返军事人员,第三阶段的选举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巴黎协定》对民柬来说,不过是一张废纸,如果其他三派也效而仿之,那柬埔寨的和平由何进行?

《巴黎协定》对民柬来说,不过是一张废纸,如果其他三派也效而仿之,那柬埔寨的和平由何进行?

金边,联束机构总部。桑德森中将已经同明石康进行了3次会谈,就如何迫使红色高棉开放其控制区问题进行磋商。桑德森的助手赫利中校和作战处的美国中校处长已经为司令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是以武力对付武力,派遣维和部队进逼红色高棉控制区,制造军事压力;二是继续同民柬在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代表及民柬派驻在各战区的联络官接触,力求政治解决。

设在金边第214大街的民束驻金边联络处,联柬机构的两位联络官已经同红色高棉的一位将军谈判了6个小时,得到的实质性回答只有一句:他们的政策一如既往,先解决了越南人在柬埔寨的问题和最高委员会应当获得唯一权力问题之后,才谈得上什么第二阶段的和平进程。

纽约对这种回答极感恼火。美国人在安理会上提出:红色高棉无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明目张胆地封闭其控制区,又采取混淆视听的手法,如果不加以制裁,将从此开创武力对付联合国的先例。

美国的说法立即得到了英国、法国的附合。

1992年11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一份对红色高棉不合作深表遗憾的报告,交安理会15个国家的代表传阅。

在美国、法国的促动下,一份制裁民柬的决议草案开始形成:冻结民柬在国外的资产;禁止其制区出口矿产品和宝石;禁止柬邻国从柬进口原木。

11月30日,安理会以14票赞成、1票弃权通过了第792号决议,对柬埔寨实行贸易制裁,要求各国切断民柬控制区的石油进口和药材出口。

决议还确定:柬埔寨制宪会议的选举在1993年5月以前进行,联柬要在1993年1月31日前在其可以全面、自由出入的地区筹备选举。这意味着,如果民柬还不合作,那将被排除在新政府之外。

在表决时投弃权票的是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李道豫。他告诉记者说:“制裁不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深分歧和矛盾,也可能使柬局势出现新的复杂问题。因此,我们不赞成对柬任何一派采取任何形式的制裁措施。”

有趣的是,整个文件中没有出现任何“红色高棉”或“民柬政府”等字眼,而是以“柬四派中的某一方”代之。比如“从现在起,联合国将保证提供给柬埔寨重建与和平的任何国际性援助只给予充分履行《巴黎协定》并积极与联合国驻柬机构合作的政党派别。”

就当时的情势来看,这是安理会能够做出的最为严厉的反应和惩罚了。

可是,这种惩罚却很难被付诸实施。

在防备外来援助被切断问题上,波尔布特可谓是个战略家。他早就在民柬高级干部会议上讲:凡事不可过多依赖别人。一旦外来援助断绝,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只有依靠自己。武器弹药怎么办?另找途径。

这个途径就是泰国。

多年来,泰国政府对于民柬的态度基本上是依据联合国决议而行的。但是在私下里,泰国的商人们一直在泰柬边境同民柬进行着大规模的交易,在宝石、木材、金融、武器买卖等方面都有频繁活动。民柬从事商业活动的部门实际上已经成为部分泰国商人须臾不可离开的依靠。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91年10月5日的报道,民柬每年从上述的贸易中所获的利润估计高

达一亿美元。这么高的利益足已使泰国商人和民柬方面不惜一切地维系住双方的来往交易。

达一亿美元。这么高的利益足已使泰国商人和民柬方面不惜一切地维系住双方的来往交易。

可是,他们的担心很快就烟消云散。联合国除了发了一通措辞讲究得近乎含混的声明外,并没有实际的行动。美国人尽管叫得厉害,泰柬边境上千公里,你禁得过来吗?泰国方面会出动如此众多的兵力来封锁错综复杂的边界吗?

过去的国际援助进入柬埔寨往往通过三个渠道:一是空中,抵达波成东国际机场;二是海上抵达磅逊港;三是通过泰国,穿越泰柬边界抵达边界上的难民营和山村。

前两个渠道在金边政权的控制之下,对民柬的封锁主要是对泰柬边境的封锁。到1992年6月,柬埔寨仍有35万难民生活在泰柬边境的泰国一侧,接受国际难民署的援助。英国当时的首相撒切尔夫人、泰国王后、法国总统密特朗等国际著名人物都曾访问过这些难民营,对这里的惨状表示过深切的同情。国际难民署的日籍首脑绪芳贞子多次来到难民营,了解这些流离失所者的悲切生活。

随着这些人物的到来,大量的国际援助也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些难民营。

据难民营方面的统计,1991年中,平均每个难民都得到了三件以上的衣物。

当联合国维和行动开始后,来到这个国家的维和人员们都无不吃惊地发现,即便在最偏远的山村,这里蓬头垢面的山民却穿着非常艳丽或时髦的衣服。

金边方面攻击说,在泰国一侧的柬埔寨难民营大都受到红色高棉游击队的控制,无论什么国际援助到达这里,都要首先经过藏匿在难民营中的红色高棉指挥官的认可,先给游击队留存够了,然后才分发给这里的难民。

可是,这只是一方的传言,没法得到证实。但自联合国宣布了对红色高棉的制裁议案后,国际援助的车队抵达这些难民营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原来已经洽谈好的一些援助项目也悄悄地取消了。

联合国驻柬权力机构方面在泰柬边境设立了检查站(CHECKPOINT),对进出这里的所有人员和车辆进行严密检查。

如同上面所言,这么长的边境线,你检查得过来吗?无论是联合国方面还是金边政权方面,能力这种制裁提供多少封锁边境的兵力?何况这里重峦叠障,许多地方根本没法设立封锁线。而游击队最有效的作战方式之一,就是化整为零,小股活动,即便是一座山,他们也能采用蚂蚁搬骨头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消除掉。

在谈到对红色高棉的经济封锁问题的时候,人们不可忘记一个事实:红色高棉有的是自己的生财之道,他们的实力使他们根本无须外来的任何援助就可以生存,除非攻下他们的总部拜林,切断他们的生存来源。即便这样,积攒多年的财富和武器装备也足够他们生存和战斗多年了。

在国际上热闹了一阵的对民柬的封锁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对红色高棉形成事实上的打击。

维持和平行动的第二阶段计划,实际上中途流了产。即便是那些交了枪、领了安家费的遣返军事人员,也有相当数量的人重新回到了军营。

完全可能是一种巧合,就在纽约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红色高棉制裁决议的同一天,民柬方面公布了一个重大举措:准备成立“柬埔寨民族团结党”(NATIONALUNITYOFCAMBODIAPARTY),并公布了它的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名单。

在70年代执政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仍然不对外公开。这在全世界是没有先例的。直到1977年10月27日,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尔布特才在一个专门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宣布这个成立于1960的政党在国内和国际上正式公开,以取代过去的笼统称呼“柬埔寨革命组织”。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民柬政府从事的爱国抗越斗争中来,柬埔寨共产党宣布解散,波尔布特公开宣布退出政治,改而由乔森潘在民柬政府和军队中担任最高首脑。在人们的印象中,曾经使柬埔寨翻天覆地的“柬埔寨共产党”这个称呼已经淡漠了,可突然间出自于拜林的这个“柬埔寨民族团结党”叫人不得不认真地研究一番。

直到现在,人们对这个党的了解实际上也是相当有限的,就联合国驻柬机构而言,对它的所有印象不过是来源于这个党筹备委员会的一份七点宣言。

如同往常一样,宣言的第一点概述了形势,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让所有入侵的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以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中立,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

第二点谈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加强民族团结,由此必须成立这个叫“柬埔寨民族团结党”的组织领导全国人民。

宣言的第三点声明这个党的目标是建立民族团结,而决非要制造冲突,或者为了拉取选票,夺取政权。

在第四点声明中,这个党明确提出:它可以参加全国大选,但前提是必须严格贯彻《巴黎协定》,尤其是所有越南军队必须撤出柬埔寨。

第五点宣言是针对其他政治派别的,说是它尊重所有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和组织。

第六点是这个党的领导机构名单,党的主席由乔森潘担任,民柬武装部队总司令宋成担任副主席。其他还有8个领导成员。

宣言的最后一点宣布,该党的总部设于拜林。

这个党的成立一度引起广泛和强烈的关注。引人注目的是,过去曾经活跃在民柬中的老资格政治家们,如波尔布特、农谢、切春都在筹备委员会中消失了,代之以一些年轻和陌生的名字,比如排在第三位的姜裕朗(CHANYOURAN),他曾经担任过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办公厅主任,在政府中当过部长,民柬执政时期到非洲和中东出任过大使,最后的职务是驻华大使;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党容纳了一批负责技术和干过外交的官员,比如排在第四和第五位的萨金?洛莫特(SARKIMIOMOUTH)和排在第五位的辛云(HINGUN),前者曾是金边最著名的西索瓦高级中学的教师,在皇家铁道部担任过高级官员,后来出任运输与供给部的首脑;后者是学工程出身,在农业部担任过农业机械局的局长,后来被派往纽约,出任民柬驻联合国的部长级顾问。此外,在民柬中比较活跃的马本(MAKBRN),这个留学巴黎的高材生,民柬在全国最高委员会秘书处的代表,后来兼任民柬的发言入,也拥有了显赫的职务。

民柬的这个动向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桑德森对他长期打交道的民柬总司

令宋成担任这个党筹备委员会主席的消息,表示了谨慎的祝贺。他专门给宋成写了封信,说:“听说您将筹备建立‘柬埔寨民族团结党’并将在其中担任主要职务,我很受鼓舞,并向您致以祝贺,我希望这将有助于为你们参加大选创造一个合适的气氛,我也盼望能有机会与您共商大计。”

令宋成担任这个党筹备委员会主席的消息,表示了谨慎的祝贺。他专门给宋成写了封信,说:“听说您将筹备建立‘柬埔寨民族团结党’并将在其中担任主要职务,我很受鼓舞,并向您致以祝贺,我希望这将有助于为你们参加大选创造一个合适的气氛,我也盼望能有机会与您共商大计。”

柬埔寨的和平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第二十六章波尔布特下令:全线收缩

第二十六章波尔布特下令:全线收缩

北部丛林中,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们为红色高棉的前景已经开了将近一个月的会议。

在会议上占主导地位的是波尔布特和农谢,以及总参谋长切春。他们认为,自14年前他们失去政权以来,简单通过武装斗争来夺回政权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了,政治解决是必须的途径,于是这才签署了《巴黎协定》。波尔布特非常清楚他执政期间的失误造成了人民对他的不信任,连他波尔布特这个名字也成为暴政的代名词。这常常令他感到悲哀。后来反抗越南入侵略的斗争为他多少赢回了些民心,全国大多数人民都把民柬国民军看成是抵抗侵略的主力军,他决不愿破坏这个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形象。但是,他们绝不能简单地服从非常刻板机械的联合国和平日程。那些外国来的外交官和军人们,他们对柬埔到底了解多少?

经过反复研究,会议在波尔布特的主持下形成了如下决议:

——政治上,继续要求解散金边政权,强调最高全国委员会的权力问题,以此作为参与第二阶段和平进程和大选的先决条件;拉那烈派也有同样的要求;

——继续在农村地区加强政治攻势,扩大政治影响,通过揭露金边政权地方官员的腐败行径来争取民众;

——外交上加强与泰国的联系,尤其是与泰国军方的合作。通过宝石与木材交易继续积累资金,为今后的武装斗争购买武器,同时充分考虑到最坏情况的出现,通过泰国为领导人物们安排后路;

——军事上继续扩大由于裁军而出现的控制区,其重点放在东部地区,以此为基地逐步向外扩展;

——开展一系列政治与军事活动,任何时候都要让人们感觉到民柬的存在。

摆在加利、明石康和桑德森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红色高棉?眼看就要开始大选,联合国方面将采取何种行动,既不把和平之门关死,也要表明联合国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大选的决心。

1993年年4月4日,加利收到明石康发来的一份电报,说是临近竞选,乔森潘在全国最高委员会上发表了一份公告式的讲话,再次声明了民柬不参加大选的理由,并提出了一些旨在抵制大选的建议。尽管这份用高棉语发表的讲话经过翻译已经失去了许多原本的意味、但加利还是能从字里行间感觉得出民柬渐渐沉不住气的焦虑。

加利在1992年访柬时见过乔森潘,同这位红色高棉的政治家进行过会谈。凭感觉,这个满头白发、在世界上知名度极高的民柬主席在长久的战斗和期待之后,并没有丧失抱负和敏锐,在重大问题上寸步不让,在枝节问题上又毫不纠缠。加利当时就感叹,可惜当年他们制定的政策太不柬埔寨化了,否则,加利相信,乔森潘是一个可以在柬埔寨历史上受到相当高评价的人物。

曾经有人给加利说,就人格来讲,乔森潘是颇有魅力的,尽管他与波尔布特

同属红色高棉的高层领导,但人们普遍认为,那些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事是波尔布特干的,乔森潘只是无力反对而已。加利不知道乔森潘该对过去执政时期的事情负多少责任,但他相信,这个人至少是个爱国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者。

同属红色高棉的高层领导,但人们普遍认为,那些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事是波尔布特干的,乔森潘只是无力反对而已。加利不知道乔森潘该对过去执政时期的事情负多少责任,但他相信,这个人至少是个爱国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者。

加UN-TAC主持的大选,因为柬埔寨没有出现《巴黎协定》规定的那种公正的气氛,越南军队也没有完全撤出柬埔寨,全国的局势还在日趋恶化。

代表红色高棉最新政策的声明把其反对大选的立场定在越南人留柬的问题上,同时攻击在越南人扶植下建立的金边政权已经摆出了一副获胜者的模佯,人们的印象是洪森胜利已成定局,如果他人获胜,那么金边政权将毫不犹豫地破坏选举结果。面对国家主权、独立、政治、经济、军事等成堆的问题,一场不公正的大选闹剧又能解决什么?乔森潘在他的声明中预言:其他的政党将会及时地退出大选,转而响应民柬发出的呼吁——寄希望于西哈努克,由亲王站出来收拾国家的混乱局面,让人民重新生活在1969年前那种和平与安宁的社会中。

在看完金边传真来的这份乔森潘在全国最高委员会上的讲话之后,加利凭直觉感到红色高棉已经决定彻底与大选绝缘了。不过他很奇怪的是,作为柬埔寨的革命家们,在西哈努克当政时立志推翻亲王的“腐朽、反动统治”,在丛林里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政治与武装斗争,而现在他们对西哈努克时代的评价完全变了。他想,如果他问乔森潘:既然当年西哈努克领导下的柬埔寨既和平又安宁,那你们当初为何要破坏这种大好局面呢?难道红色高棉决定否定自己当年的历史了吗?

当然,这句话他永远问不出口。政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投身政治有时意味着重新组装自己或否定自己。世界上的政治家大都如此,乔森潘也不例外。

既然民柬方面采取这种态度,那么联合国主持的这次大选就意味着1991年10月23日在巴黎签署协议的四大派将缺席一方加利忍不住一声长叹。他为红色高棉感到遗憾,也为乔森潘感到遗憾。

4月12日下午,联柬军事机构的总司令桑德森中将像往常一样,准时走进了UNTAC军事司令部办公室。一看桌上堆满的那些文件,将军心里便不由得掠过一丝阴影。随着大选的临近,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了,坏消息一个接一个:暴力事件、暗杀、抢劫、UNTAC人员日渐增多的伤亡,有的国家已扬言要撤回其驻柬的部队和民事人员,UNTAC内部也有些军心不稳……

在他37年的军旅生涯中,担任联合国驻柬军事司令官是最艰难的挑战。

想想他刚接受任命之初,还颇有些踌躇满志,认定他的名字将与远东历史的发展连在一起,他的军旅生涯也将因之被染上辉煌。可是现在,驻柬才刚刚一年,所有的自负与傲慢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一天,他都感到自己神疲力竭,举步维艰。

“泥潭。”他脑子里不知怎么突然冒出了这个被用来形容当年美军在越南处境的词汇。从历史、文化。宗教、地理、民族等方面来讲,柬埔寨与越南是太相近了。美国当年在越南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无可自拔。现在,UNTAC,还有他自己,是否也陷入了另一个泥潭?

当年,身为少校的他在阅读驻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那本风靡世

界的著作《出类拔萃之辈》时,对那位美军中将在书中一次又一次的叹息感到很难理解,现在,他恍然一悟,发现在事过20年之后,他居然对这位前辈将军的每一声哀息都体会得淋漓尽至,甚至还有过之。将来某一天,他肯定也会写下一本书,记叙他此刻在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日日夜夜。为此事他曾经同他信任的老部下赫利中校谈起过,赫利拍了一下手,说将军若不握笔撰著,那未来世界研究的人们可就要少一本参考研究资料了。柬埔寨是冷战之后的第一次维和,也是新的世界格局调整过程中的一个试验点,指挥这场维和军事行动司令官的回忆录,其价值绝不低于那本《出类拔萃之辈》。他的秘书赫利建议他在回国之前给堪培拉写出报告,让国防部给他半年、最好是一年的假期,找个僻静的地方,把这一年来的风风雨雨感慨遗憾都如实地记录下来,他赫利照样可以充作他的助手。后辈的军人们也许同样会难以理解他在书中表述的那些复杂感情和心态,当然还有一声声免不了的叹息。也许又要再过20年,才会有人读得懂他,读懂遥远的东方民族……

他又走回到办公桌前,还未来得及坐下,门口便响起了报告声。

刚才还出现在桑德森脑子里的混合军事工作小组(相当于司令部秘书处)队长的赫利中校,将一个文件夹放到司令的面前。桑德森本想同赫利聊聊,但又觉得没有心情,于是微微点头,示意中校可以走了。但赫利却“啪”

地将文件夹翻开,固执地递到他眼前。“这是您交办的,您得马上看才行。”

桑德森打开文件夹,见里面只有一份两页的文件,其标题为:民柬国民军联络官的动向。

将军略略抬头看了中校一眼。这的确是他交办的事情。近一个时期来,他不断接到报告,说原来部署在各个战区的民柬联络官有离开的迹象,这是否同即将开始的大选有关?如果的确如此的话,那么是否意味着民柬方面将有重大举动?

桑德森的目光落到文件上:

“民柬首席联络官农布诺少将,3月26日刚返回金边;

普农卡森少将,3月初回金边,计划于4月16日离开;

申文同少将,计划于4月16日离开;

索克邦立少校,3月26日刚返回金边;

从部署在金边的18位联络官的动向上似乎看不出什么异常。只是他们离开的最后日期全部在4月16日,那么16日以后呢?

桑德森继续往下看各战区民柬联络官的动向,发现在几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省份,民柬的联络官员已经撤离或者没有再露面。

桑德森心上不由得一紧:难道波尔布特要撤走所有的联络官,然后再有所动作了?抑或他只是通过此举来作姿态,给本来就步履维艰的大选再罩上一层阴影?

桑德森思索良久,要通了明石康的电话。

桑德森的担心第二天就得到了证实。

下午3点,司令部向他报告:民柬在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代表乔森潘和宋成率领所有在此地的红色高棉人员,包括农布诺等军事联络官,不辞而别,联络处内已空无一人。接着,各战区司令部也发来电文:原驻各战区的民柬联络官已以种种借口在近日全部撤离,联柬机构与抵制大选的这个武装派别的最高联系渠道由此中断。

在日渐恶化的情势下,民柬代表的撤离无疑是雪上加霜。桑德森来不及与明石康商量,就下达了几道命令:

乔森潘不辞而别,对这个国家的现状,意味着什么?

1979年元月,乔森潘在越南人入侵的隆隆炮声中撤离金边时,其身份是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14年后重返首都,他却只是一派的代表了。据红色高棉办事处附近的人们说,乔森潘常常在夜深入静之时,独自坐在凉台上沉思。

他望见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雕栏玉砌犹在,但却朝野尊卑易位,大半河山的权柄已执掌于当年的属下之手。此番心境何人理会得透?

乔森潘身处金边重重敌阵之中,颇有点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意味。加上他和所有从拜林来的人员,乔森潘只有11个人,而洪森在这里有一个“政府”,仅武装部队就有两万之众。1991年11月乔森潘第一次返回金边,遭到暴徒袭击,热血横飞。其后虽未发生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但骚扰却一直不断。

在联络处这个阵地上,乔森潘可以说是大展锋芒,充分发挥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与韬略。在各种会议和讲坛上,他常常孤军苦斗,舌战群雄,淋漓尽致地阐述了民柬的政治立场和各阶段的主张。在柬埔寨政坛上,乔森潘的雄辩与智慧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明石康私下里不止一次地对UNTAC的人说,这个人不愧当过一个政府的总理。

4月6日是柬埔寨新年的第一天,乔森潘选择这个日子,显然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4月4日,在柬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后,洪森发表讲话,指责乔森潘是最近对在柬越南人大屠杀的罪魁祸首,继3月16日崇克里士的大屠杀之后,几天前,磅同省又有29人被杀,30人受伤。第二天,在他控制的电视台上,洪森又发表电视讲话,声称:乔森潘是近期一系列屠杀事件的指使者,是他下令让他的士兵干下了这些罪行。“乔森潘应当以种族屠杀罪受到逮捕,他不能享受豁免权。”声称:如果UNTAC不采取行动,那么他的政府就将逮捕乔森潘。

既然洪森的威胁已如此明了,那乔森潘又为何要等在金边束手就擒呢?

明石康的指责又添上了另一条借口。乔森潘若有意要撤离金边,此时莫不是最好的借口?

是的,乔森潘要离开金边的迹象是明显的。桑德森有些冲动地走向书架,翻找一阵,抽出了一份《金边邮报》。这份由几个法国人和马来西亚人联合办的报纸,因其材料新鲜、准确、及时,而且观点立场相对客观公允,受到UNTAC上下的较高评价。他记起在这张报上瞥见过一大版乔森潘对记者的谈话,当时没来得及细读,现在翻找出来,好家伙,居然足足占了四版。其话题从政治到经济,从拒绝参加选举到为什么要排斥越南人,对UNTAC的立场地位,对民柬的目标要求与打算,都有详尽明确的论述。在桑德森的印象中,乔森潘在金边一年,似乎从未这么广泛深入地阐述过他的主张。

乔森潘这次阐述的民柬的主张是比较透彻的,也是相当激烈的。“我们不参加UNTAC策划的这次大选,我们柬埔寨人民对大选怀着非常愤怒的心情。如果西方列强不改变他们的立场,那我们柬埔寨人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愤怒了。那将意味着更多的诸如向金边的越南人扔手榴弹的事件。我们可以预见,形势将会越来越变得恶化和复杂。反对越南

人的活动还会升级,攻击还会增多。“

人的活动还会升级,攻击还会增多。“

据外界的传闻,说宋双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中没法进行大选,因此一度想要退出,可是他却受到他的外国支持者的制约,一旦退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道义、军事援助全都终止了。于是,乔森潘3月底在曼谷会见了宋双,提出只要他退出大选,那红色高棉将给他提供600万美元的援助。可是这位80岁的政治家拒绝了民柬的慷慨。

乔森潘对UNTAC奉行的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可是对未来要建立的柬埔寨新政府又有着某种期待:“如果未来的柬埔寨政府中有四个党派的话,那一定要包括民柬党,这样就意味着柬埔寨的和平。”

“我们并不是要争权夺利。”乔森潘说,“如果通过亲王殿下的努力建立起了一个和解政府,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并不要求特殊地位,有一把折叠椅的席位就完全可以了。民柬并不是要重新夺回权力。”面对近一个时期日渐恶化的局势——货币瑞尔大量贬值、对越南移民的频繁攻击、金边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对联合国人员发起的有目的的袭击并打死数名维和士兵等——乔森潘都归结到联合国与金边政权的合作上:“UNTAC与越南人和金边傀儡坐在一条板凳上,以免这个政权支撑不到大选就宣告垮台了。正因为这一点,我们拒绝参加入选,也拒绝与联合国在这方面进行合作。”

“这应当看作是乔森潘的告别演说。”桑德森心中道,拿起一支粗大的红色记号笔,在头版的采访消息上划了一个大圈。

直到4月14日上午10点,正在UNTAC总部晤谈的明石康和桑德森才看到了刚刚翻译出来的乔森潘的一封电报。

电报是给“柬埔寨国家元首、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西哈努克的——

“由于逐渐变得强烈的威胁,我认为我在履行我作为全国最高委员会成员职责时,安全问题已经得不到充分保障。

“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民主柬埔寨党都坚定地恪守《巴黎协定》。无论是明石康阁下还是洪森先生,都没有权利对民主柬埔寨党发出指责。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指责已对我继续留在金边产生了严重的安全威胁。”

乔森潘说这一点是有很强针对性的。

“因此,我不得不被迫暂时撤离设在金边的民柬党的办事处。

“由于我和同事们已经离开,我想把办事处的那块地,包括房屋和财产转送给亲王殿下。

“我将永远铭记殿下为使我参与全国最高委员会工作而作的一切努力。

……“

“冠冕堂皇的告别辞。”明石康放下电报的翻译件。

桑德森没有说话,继续翻开附在乔森潘电报翻译稿后面的西哈努克用法语给乔森潘的回电,其用语十分客气:

“您给我的电报已经收到。我尊重阁下所做出的决定,同时我作为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主席也向您慎重表示,将继续保留您和宋成先生的全国最高委员会成员的身份……”

明石康已经走了很久了,桑德森仍没有离开办公室的意思。

现在吸引着他目光的是墙上的一幅照片。那时他刚就任时。在王宫与西

哈努克、参与全国最高委员会工作的四派政党代表的合影。照片上,满头银发的乔森潘面带微笑,显示出一派稳操胜券的姿态。

哈努克、参与全国最高委员会工作的四派政党代表的合影。照片上,满头银发的乔森潘面带微笑,显示出一派稳操胜券的姿态。

从个人角度来讲,让桑德森更为遗憾的是,他至今没有见到过真正制定红色高棉政策的波尔布特。他相信,乔森潘的撤离,肯定出自这位民柬“一号兄弟”的命令。

桑德森有时感到,自己是在与一位永远无法谋面的幽灵打交道。

第二十七章大选后的讨价还价

尽管从纽约到金边的人们对柬埔寨从5月23日到28日的大选有种种担心,的确也曾出现过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这次举世瞩目的大选却出人意料的顺利。

1993年6月10日实在是一个很值得被人们记住的日子:上午明石康对全国最高委员会宣布了大选的结果,拉纳烈领导的奉辛比克党得票领先于洪森的人民党,获得当选。这给在金边掌权的人民党浇了一头冷水。

在联柬总部一楼的那间会议室里,作为将军的桑德森扮演了一个政治家的角色。他对诸位佩带着不同式样军衔、穿着不同样式军装的三位“总参谋长”说:政治上的事情由政治家们争吵去吧,我们军人管军人的事情。接着他把混合军事工作小组起草的各方军队承认大选产生的新政府、成立统一的“柬埔寨武装部队”等5条协议念给大家。会议的结果是“总参谋长”们很快达成了共识,他们对未来军队的构成和他们将要扮演的的色似乎更感兴趣。5条协议很快得到通过。按照常规,每个人都在协议上签了字。

结果,就在全国最高委员会的诸位政治家们还对大选是否公正,是否需要复核结果等争论不休的时候,军队方面已经统一起来,三方的总长和他们的助手们已经在喝着赫利中校提供的可口可乐,谈笑风声了。

桑德森当然知道,各派内部对大选和以后的和平进程肯定早有打算,没有各派最高当局的许可,这些总长敢在这个不仅承认了大选结果、而且还要组成统一武装部队的协议上签字?只不过政治家们老是要讨价还价,而军人的表现更为坦率直接而已。

当晚,桑德森与被会议析磨了一天而精疲力尽的明石康会面。中将把有三方参谋长签字的协议递过去,明石康一见眼睛大亮。他没想到军队居然有了这么明确的表态。这一下他顿时有了底数,心里禁不住对同他讨价还价一整天的那些人恨恨有声:原来你们给我玩虚的!

6月14日以后,整个金边都沉侵于制宪议会、权力分配、临时政府组成、军队统一、领发薪饷等等大戏之中,人们似乎把14年前的执政党和当年的“政府军”给忘却了。很多人已经忘记,在遥远的西北部丛林山地中,上万名荷枪实弹的红色高棉细眯着眼睛,严密注视着金边发生的一切。

红色高棉反对大选的政策是众所周知的,直到大选开始之前,他们还组织了西北部地区的武装和非武装游行,抗议UN-TAC在柬埔寨问题上插手太深,要联合国不要“与越南人亢瀣一气,损害柬埔寨人民的利益”。在暹粒省的卡南区,红色高棉向联合国军事观察队送交了一卷有插图的声明,抗议大选,要求排开联合国,在“由西哈努克领导的民族联合政府监督下,举行我们柬埔寨人自己的大选。”

可是,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大选期间,除了为了表示存在偶尔的炮击事件和对靠近红色高棉控制区的流动投票站零星的攻击外,红色高棉几乎没有任何大规模的军事活动,而在此之前,人们如临大敌,认为大选期间,全国将有一场血战。

人们问联柬首脑明石康,他怎么看待波尔布特的沉默?

明石康双手一摊,摇摇头:“沉默有时比大炮更可怕。波尔布特,深不可测!”

明石康双手一摊,摇摇头:“沉默有时比大炮更可怕。波尔布特,深不可测!”

了20%左右的地区,再怎么无能,红色高棉的得票数也可以远胜于莫尼南卡党啊!

按波尔布特原先的估计,由于金边政权利用自己控制了全国80%以上领土的优势,在竞选中又做了很多手脚,特别是其政治恐怖在广大乡村发生很大作用,大选中肯定会遥遥领先于奉辛比克。因此,他在塔莫的坚决支持下,严厉批评了宋成等人主张参加选举的“投降主义”,决定采取抵制大选这一招,并竭力说服其他政党与他们加盟。但5月23日投票第一天一过,基本情况出来了:拥戴奉辛比克的人远甚于人民党。虽未经最高层同意但处在投票站附近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们已经实行了政策紧急调整,不仅同意他们控制区的入参与投票,而且还主动派出卡车运送村民们前往投票站。他们希望以奉辛比克的胜利,推翻洪森的“越南傀儡集团”。作为回报和在抗越斗争中形成的同盟关系,拉那烈肯定会给患难中的朋友投以政治果实。

所以,在金边政权在大选是否公正和是否有作弊问题上喋喋不休的时候,6月3日,乔森潘在曼谷同拉那烈举行了会谈。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西哈努克宣布组成联合政府的前夕。而从大选结束起,红色高棉已经沉默了整整一个星期了。

会谈一开始,拉那烈便指责了红色高棉不参加大选的做法,认为他们是自己把自己排斥在了新政府之外。乔森潘似乎无意于在这个问题上与拉那烈争论,他直截了当他说:“我们现在对陛下的处境有所担心。我所指的是金边掌握的军队问题。陛下胜利了,但是缺乏军队的支持;洪森和谢辛输了,可是他们握有重兵。这是个奇特同时又可怕的现状。”

拉那烈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

“不过,陛下完全可以相信,任何时候您都可以得到民柬方面的全力支持,如同这些年来我们之间在抗越斗争中亲密的合作一样。”乔森潘慎重地告诉奉辛比克的领导人。

乔森潘与拉那烈的会谈在当时是高度机密,但是实在说,这次会谈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不过是红色高棉支持奉辛比克的表态而已。

但10天之后两人的一次会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翻看记录的话,人们会感到惊诧,这次会谈的时间仍然是西哈努克在半个月时间里第二次提议组成临时政府的前夕。6月15日,西哈努克就宣布了他组成临时政府的提议。

这次会谈的地点从曼谷移到了金边。

乔森潘显然已经拜见过了拉那烈的父亲。一见面,乔森潘就说:他完全支持由亲王出面领导一个临时政府,以使大选后这3个月的政治真空得以合适的填补。

拉那烈笑着看看穿深色西装的红色高棉主席,问道:阁下还反对大选吗?

乔森潘也笑了:“我们尊重人民的意志。人民作出了正确的抉择,这种

意志是神圣的。“

意志是神圣的。“

部7省宣布独立,但事态很快得到平息。

“民柬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团结。”乔森潘做了个很有力的手势,“我们已经向分裂分子发出了警告,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将不惜动用武力。

当然,他们的分裂肯定是得到某个国家的支持的。“

拉那烈明白乔森潘这里指的是越南。他说道:“我也表明了奉辛比克的立场,如果分裂分子不住手,我就带兵去收复失地。怎么能容忍我们的21个省缩小成14个呢?”

谈话很快从分裂问题转到了具体的临时政府的组成问题上来。

“我们支持亲王殿下出面来领导临时政府,当然,这个政府要充分体现出胜利者的利益。”乔森潘道,“我想在此声明民柬的立场:我们认为,西哈努克亲王和陛下您应当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如果将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那么这个政府中各个职位的分配,要能够体现出大选的结果,也就是说,要让奉辛比克处于主导地位。。

“这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王子对乔森潘的说法感到兴奋,“人民党方面提出,临时政府的组成方案是分享权力,他们对几个关键性的部门想抓住不放。”

“我认为,关键部门是指国防部、财政部,还有内政部,这几个部门应当掌握在奉辛比克的手里。”

乔森潘前些日子看到一份文件,上面说洪森在金边发表谈话:要是人民党胜利的话,他们将以“种族灭绝罪”将红色高棉的核心领导人押进国内或者国际法庭,进行审判;而对其他的红色高棉广大官兵,政府准备实行大赦。

对乔森潘这位红色高棉的高级领导人,洪森曾经数次要求对他实行逮捕,两人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红色高棉怎么可以容忍洪森继续掌握大权呢?

“很感谢您这么支持奉辛比克。”拉那烈说,“但在具体部门分配上肯定有一番争执。以我的设想,刚才提到的几个部门正是金边方面想要掌握的。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肯定会讨价还价。“

“那奉辛比克有什么方案?”

“我想对国防部和财政部不放手,作为交换,我让出内政部。”拉那烈说完,望着乔森潘不再吭声。

红色高棉领导人好一阵沉默。“我想可能有些麻烦。”乔森潘道,“以军队实力来讲,奉辛比克是不能与金边方面相比的,即使他们说放手,实际上您控制得住吗?还有内政方面,涉及到公安、警察部门,关系到国内的稳定,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动乱。”

“可是这是政治,这中间必须有让步。”

“我们不能同意再出现一个人民党继续掌握政权的政府,哪怕它只是临时的。”乔森潘说,同时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我们要求奉辛比克处于主导地位。这个立场我们不能变,也希望奉辛比克不要变,这涉及到整个民族的利益。”乔森潘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严肃,“如果能够实现这个局面,我们民柬方面将把我们掌握的所有地区交给由您领导的政府。”

一听这话,拉那烈吃了一惊。在实力方面,红色高棉是仅次于金边政权

的武装,从来都希望在未来政府里占有一席之地。现在他们在没有提任何先

的武装,从来都希望在未来政府里占有一席之地。现在他们在没有提任何先

“民柬方面有什么特殊要求没有?”拉那烈问道。

“我们没有任何特殊要求。”乔森潘显得很坦然,“有的人可能会以为我们想在政府里占有什么,可是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们不要求这个。我们唯一要求的是,体现大选结果,实现民族和解。”

无论是6月3日还是6月13日的会谈,拉那烈都感到十分满意。有了红色高棉的支持,他在与洪森谈判时当然就更多了一份实力。早就有人提出:如果金边方面坚持拒绝承认大选结果,那么取得合法领先地位的奉辛比克就可以与红色高棉再组同盟,成立一个政府与金边抗衡,而国际社会肯定会在政治天平上作出利于奉辛比克的倾斜。

会谈结束两人分手的时候,拉那烈同红色高棉领导人紧紧握手。“我会永远感谢阁下为柬埔寨民族和解所做出的努力。”拉那烈道。

乔森潘理了理头上的白发,说“唯愿殿下能够了却柬埔寨人民的夙愿。”

可是金边方面强烈反对红色高棉进入政府。美国驻联合国女大使、后来的美国国务卿梅德林?K?奥尔布莱特(MADELEINE?K?ALBRIGHT)在1993年7月初对金边短暂的一天访问中明确重申了美国的立场:如果在执政期间曾经杀害了成千上万人的红色高棉进入新政府的话,那美国将很难给束埔寨提供任何援助。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同亚洲国家的态度是有冲突的。在7月召开的“第13届亚洲和太平洋外长会议”通过的决议中,谈到柬埔寨时外长们认为:排除红色高棉将给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的和平努力带来巨大风险。可是,与会的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却说,美国一直想在给柬埔寨未来的新政府提供经济援助,但是,如果红色高棉在政府里占有一席之地那华盛顿就会犹豫了,因为美国国会不可能准许给这个激进的组织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支持。法国、俄罗斯等国也在红色高棉问题上表示了相同的态度。由于众多原因,结果红色高棉完全被排除在临时政府之外。

这令红色高棉大失所望。本来民柬已经作出计划,在承认大选结果和承认临时政府的情况下,金边方面肯定会有松动,原来驻金边联络处的人已经在张罗到首都重新开始办公的事了。

让拜林同样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原来的金边政府继续控制了国防部和内政部,实际上把国家政治和军事权力仍然紧紧抓在手里。政府部长的职位,人民党居然比获胜的奉辛比克占的还要多,政府部门的人员基本上一成不变,基本上都是人民党党员。军队的总参谋部基本仍是人民党控制,用红色高棉广播电台的话来说:“由两位并列总理组成的临时政府实际上是个空架子。从高层来看,确实还像那么回事,可是仔细一打量,就会看出它实际上还是越南傀儡的结构,原来的金边政权在各级政权中仍有15万工作人员,掌握了15万的军队和警察,而奉辛比克的人马少得可怜,只不过100来人而已。”

红色高棉决定让人民听听他们的声音,让金边不要忘记了他们的存在。

还在大选之前,红色高棉就对未来战略进行了部署,其中之一就是部分转移指挥部,从拜林移至丰卡特(PHUMCHAT)。

丰卡特其实距离拜林只有27公里之遥,但是它更靠近柬泰边境,旁边是个大水库,具有良好的战略位置。大选期间,民柬的部分指挥系统已经迁移至此地。民柬党内的第二号人物英萨利(IENGSARY)虽身患重病,这个时期

也顾不上休养了,抱病来到红色高棉的“陪都”,谋划大选之后的战略。

也顾不上休养了,抱病来到红色高棉的“陪都”,谋划大选之后的战略。

由于奉辛比克的胜利。对拜林打击的担忧消除了。现在,金边谈判桌上的交易正在朝着不利于拜林的方向发展,他们需要让金边感觉到红色高棉的威力。

经过反复策划,红色高棉高层人物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作出参与和平的姿态,表明红色高棉实现民族和解的愿望,加强谈判桌攻势;另一方面在军事上施加压力,加强战场攻势。

6月13日乔森潘与拉那烈金边会谈后,民柬大致摸住了王宫的脉搏:亲王即将再次提出组建临时政府的提议,而且已经暗中得到了各派的支持。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民柬没有马上表态,直到临时政府的各项议案已经进入实际操作、已经在商讨各派在临时政府中的地位、比例的时候,民柬才开始动作。

对红色高棉在执政期间政策极度不满、甚至抱怨他有几个孩子死于民柬时期黑暗统治的西哈努克,这时候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大度和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的胸襟。他一直认为:红色高棉是柬国内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讲和平、谈民族和解不涉及红色高棉,等于空谈。所以,当他建立临时政府的提议基本付诸实施之时,他开始安排红色高棉与联柬高级官员的会晤,希望首先取得联合国方面对红色高棉加入和平进程的认可,然后再在制宪议会确认民柬在未来政府中的地位问题。

当拜林得知亲王的安排后,激动不已。乔森潘6月28日致信西哈努克,对亲王深致谢意。3天后,一个由民柬原驻北京大使姜裕朗(CHANYOURANN)、发言人马本(MiAKBEN)组成的特使团抵达金边,在拜会了西哈努克亲王后,与明石康和桑德森中将举行了会谈。

姜裕朗和马本都是红色高棉里的后起之秀,同波尔布特、乔森潘等人比起来,他们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年纪轻,综合文化素质高,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比较敏感,同时较少教条的东西,具有务实的作风,看上去人也显得精悍,充满活力。民柬曾经在1992年11月考虑改换党的名称,另组一个以乔森潘为首的“柬埔寨民族团结党”,以改变过去的形象,以新的面貌参加联合国主持的大选。在新党的筹备委员会里,姜裕朗和马本都是名单上的重要人物。由于民柬内部对建立该党的意见后来出现分歧,强硬派坚持反对参加大选,同时也因为柬国内局势的发展使得建立新党没有必要,此事闹腾一阵后便烟消云散了。尽管如此,民柬内部的新人和军队里的年轻指挥官开始崭露头角,引起了外界的注目。

“我们坚决支持亲王陛下提出的民族和解立场。”姜裕朗反复对明石康和桑德森说,“为了这个原则,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

桑德森后来对他的助手们说,姜裕朗的话讲得很含蓄,好像暗示以乔森潘为首的温和务实派在重返金边的问题上,同民柬内部的强硬派作了斗争。

姜裕朗和马本有一种急于参与和平进程与新政府的迫切感。他们一再讲,乔森潘主席已经决定返回金边,就民族团结问题同各派友好协商,并对下步的国家发展提出民柬方面的意见。马本的口才给明石康和桑德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反复告诉联合国驻柬的两位主要首脑:民柬国民军已经在进行整训,准备成为未来新政府统帅下的国家武装。他要联合国方面和金边的

制宪议会提出一个明确的条件:要红色高棉交枪或被改编需要什么代价?

制宪议会提出一个明确的条件:要红色高棉交枪或被改编需要什么代价?

明石康说得很直,姜、马二人重又申明红色高棉不参选的立场,明石康毫无反应。

“我认为,在拒绝参与和平进程问题上,民柬方面应当检讨。我认为你们这次来金边会谈就是对你们错误的一种纠正行为。”

姜、马二人对之没有反驳,算是默认。

民柬特使虽然没有同原金边政权首脑举行会谈,但洪森、谢辛对姜、马的来意和立场已经有所了解。在表面上,人民党仍然坚持对民柬的强硬立场,可私下里,洪森和谢辛都已经表示,可以同民柬举行直接会谈。在对姜、马二人到金边后的安排和安全问题上,金边政权方面也积极提供了方便。

“我决不反对为民族利益有所作为的人,不管他是谁。”在姜、马二人同联柬首脑会谈期间洪森对人表示,“我个人认为,和解总比厮杀好得多。

事实上,多年以来人民为了避免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没有人再想打仗了。“

可是,无论是金边方面还是联柬方面,对红色高棉是否真的想要返回到和平进程中来一时吃不准,他们担心这只是红色高棉的一个战术行动,所以在具体应当采取什么步骤来回答红色高棉问题上举棋不定,小心翼翼。联柬发言人埃里克?富尔特每次提到红色高棉问题,就总是少不了那句话:“我们需要弄清,他们脑子里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引起红色高棉深切注意的是,在临时政府的方案基本敲定、人民党与奉辛比克握手言和。共同分享政府席位之后,拉那烈对红色高棉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红色高棉的特使抵达金边后,拉那烈发表了一次讲话,他说:“我感到奇怪的是,在对联柬百般反对阻挠之后,他们现在居然要成为联柬的忠实朋友了。我认为,红色高棉是想搭上这班他们不仅误时,而且曾经想要颠覆的列车。他们发现这班和平列车他们没有推翻,而且还运行良好,所以也就想拼命往上挤了。”

西哈努克尽管一直在归劝红色高棉回到和平进程中来,但从心底讲,亲王对红色高棉的战略也闹不清。20多年来,他在红色高棉那里领受的教训大多。所以一谈到红色高棉最近的态度,他就忍下住告诫他的同胞们:要当心红色高棉的“甜言蜜语”。他认为在柬埔寨历史的新时期到来之际,红色高棉是出于无奈才松动了立场。

“可他们脑子里的念头一点没变,除非波尔布特、英萨利、塔莫,还有农谢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西哈努克在7月2日监时政府的就职仪式上,告诫120位制宪议会的议员和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当然啦,我们并不是要这么来惩罚他们。如果他们命中有幸,他们可以活上100年,这并没有什么,可是只要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别指望他们改变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政策,但并不是诚心诚意的,那不过是新战略而已。”

西哈努克认为:“使用暴力和炸弹来阻止红色高棉的革命成功,在柬埔寨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我们让穷人解决了温饱,农民们得到丰收。同时保证社会的公正,那么红色高棉也就不攻自垮了。”

循着这个思路,西哈努克认为,要在战场上打垮红色高棉已被事实证明行不通。就现实来看,临时政府应当本着民族和解的原则,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在不影响外国对柬埔寨援助的情况下,争取红色高棉参与到民族和解的方案中来。

循着这个思路,西哈努克认为,要在战场上打垮红色高棉已被事实证明行不通。就现实来看,临时政府应当本着民族和解的原则,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在不影响外国对柬埔寨援助的情况下,争取红色高棉参与到民族和解的方案中来。

民柬内部已经传出风声,乔森潘将作为代表,在新政府扮演政治角色。

第二十八章政府军终于打破红色高棉神话

第二十八章政府军终于打破红色高棉神话

对于从1968年就开始紧攥着枪杆子的丛林革命家们来说,无论任何时候眼睛都没有离开过身边的武器和墙上的作战地图。战争使他们建立起了保佑生存的图腾。

金边的“谈判桌战术”还在进行的时候,红色高棉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另一个目标,施加军事压力,发动战场攻势。

这个战略更符合民柬内部强硬派的口味。大选结束、洪森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西哈努克第一次出面组织和解政府的提议夭折以后,民柬内部在战场上显示其存在和实力的意见就占了上风。从6月6日开始,波尔布特向民柬驻西北部的部队发出命令:准备军事行动。

民柬在军书行动的部署上是很有节奏的。小股分散部队出没无定,昨天在东面打一个伏击,今天又在西面炮击一个阵地,晚上说不定又到哪个村庄里袭扰一番,弄得对方应顾不暇,却又找下到对手决斗。这次红色高棉的“存在宣言”又是老一套战术的重复。

从6月12日开始,民柬游击队在暹粒省、马德望省、磅同省等地埋没地雷、袭击政府军据点、炸毁桥梁、破坏公路、烧毁市场,一时间人心浮动,西北部局势顿时紧张起来。可是,当“政府军”轰隆隆地开着坦克。装甲车赶去消灭红色高棉的时候,那里又是一片寂静。连游击队的影子也看不见了。

这还只是红色高棉的一步棋。

7月6日,也就是在临时政府宣誓就职以后的第四天,红色高棉出动100多人,对靠近泰国边境的柏威夏古寺发动攻击。

柏威夏古寺具有悠久的历史,藏有大量的古迹、石刻和雕塑,被人们看作圣地。50年代,泰国和束埔寨为争夺这个寺庙,在边境地区发生了冲突。

西哈努克把边界争端提交到了国际法庭,结果在1962年的8月,国际法庭裁决此寺归属柬埔寨。自此之后,这里香火更为旺盛,住在边境两边的人们不惜步行几十里地到寺庙敬香拜佛,许愿求成。为了保护古迹和边境,这里一直都驻有军队守护。

即将成为柬武装部队的金边“政府军”在这里驻有20名士100人袭击20人,民柬部队打得太轻松了。当火箭开始射向寺庙方向的时候,驻守的士兵们就已经决定撤退了。他们实在是不敢在此组织反击,因为只要几发炮弹,这个人们心中的圣地就会成为废墟。

红色高棉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一个圣地掌握在了手中。

紧接着,约80名红色高棉又在7月8日清晨对泰柬边境上的一号检查站进行了炮火攻击,迫使位于此地的21名澳大利亚、中国、法国、英国和巴基斯坦的维和人员避人泰国境内。

新任柬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的克金延将军发表谈话,他认为红色高棉是在加强其在边境的力量,扩大控制区,以在政府军对他们发起攻击时逃到泰国。

以他收到的情报判断,红色高棉还在将部队向西北部地区转移,很有可能对

暹粒省和吴哥古迹发起进攻,以增强他们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和说话分量。

暹粒省和吴哥古迹发起进攻,以增强他们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和说话分量。

在7月内,已经有10人死于攻击之中,至少有40人受伤。“我们已经被他们弄得精疲力尽了。”

铁路局长皮金水不无悲哀他说,“我们保证不了旅客们的安全,破坏的铁轨难以修复。我们的所有备件都差不多耗光了。如果他们再这么干下去,我们只有关闭了。”

7月8日,红色高棉突然出动部队,包围了在湄公河上捕鱼的渔船。他们先是对每条船进行搜查,检查是否藏有武器,然后把越南船民和高棉人分隔开来。当天,河上就漂浮了8具越南人的尸体,另外还有16人失踪。洞里萨湖和几条主要河流上的渔村,顿时又陷入了恐慌之中。

红色高棉只动用了很少的部队,便让整个国家为之坐立不安。

新成立的临时政府被深深地激怒了。

担任临时政府第一总理的拉那烈在不断接到红色高棉军事行动的报告之后,对过去盟友的态度逐渐变得严厉起来。每当人们谈起红色高棉,拉那烈都是双眉紧蹩,显得十分激动,声称如果他们再发起攻击,那临时政府将对红色高棉严加制裁。

“从现在起,如果红色高棉再想占领政府控制的地区,我们将行使我们自己的权利,把他们给痛击回去!”拉那烈同洪森在对中部磅湛进行视察的时候,通过无线电广播,愤然表达他对红色高棉的态度。

拉那烈和洪森视察磅湛的时候,正值姜裕朗和马本在金边同明石康、桑德森会晤。王子为了把他对红色高棉的态度准确地传达给他昔口的盟友,特地准允了一个电视采访组对他进行采访,想让红色高棉的使者们看到他作为临时政府首脑的真实态度。

前不久,乔森潘曾经发表过一份“告全国人民书”,声言虽然现在奉辛比克加入了新的临时政府,但金边仍然控制在越南傀儡的手中,他号召人们起来反抗“越南傀儡政权”,把祖国“解放出来”。

拉那烈对这种说法非常恼火。他情绪激动地对着镜头说:“自从新政府成立以来,我和洪森从来都没有见过任何外国顾问,更何谈什么外国控制!”

“问题还在于西哈努克亲王担任着我们国家的国家元首。”由于天气太热,拉那烈头上沁出了汗珠,王子是个讲究衣着的人,即使到外视察也仍然衣冠楚楚,穿着西装系着领带。由于情绪的原因,他站起来索性脱下外衣,又松了一下脖子上的领带。“过去的事情我们不必说了。现在亲王是国家元首,根本就下存在什么外国统治的问题。红色高棉要‘解放’国家,不就是要解放亲王领导下的我国21个省吗?”

没有确切的材料表明金边的姜裕朗和马本从电视上看到了拉那烈的讲话和王子脸上愤怒的表情。但可以肯定的是,拜林已经了解到了金边对他们的态度强硬起来。不久,他们就注意到,刚刚在“效忠誓词”上签了字的政府军“柬埔寨武装部队”,开始向两北部调动集结。

“柬浦寨武装部队”建立之后,有几件事情是引人注目的。第一是西哈努克以国家元首的名义颁布命令,任命谢辛、韩桑林、洪森为政府军的3位“五星上将”,任命拉那烈和夏卡朋两位王子为“四星上将”,亲王作颁布的命令中说,他是根据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而做出以上决定的。

在以上5位上将中,人们当然注意到了3位五星上将都出自原来的金边政权,是人民党的核心人物,再往前,70年代他们都是红色高棉的军官。韩桑林是东部军区第五师副师长兼政委;谢辛是韩桑林部负责后勤的一位处长,为该师的一位实力人物;而洪森是负责外来经济军事援助的一名联络官,其左眼在1974年红色高棉解放金边前被子母地雷炸伤,被迫摘除安装了假眼。有材料说,洪森在1978年因惧怕波尔布待对东部军区的清洗而逃越时,职务是副团长。红色高棉却一再声明,他当时的职务只是营长。可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在14年后成为柬埔寨武装部队的五星上将。

统一的柬埔寨武装部队刚刚建立,法国国防部长弗朗西斯?列昂塔德(FRANcOIsLEOTARD)便访问了金边,同临时政府签署协议:在9月前派遣1020名军事专家,协助解决武装部队的编制和训练等问题。同时,法国国防部长还答应,将在军事行动上起“顾问”作用。

与此同时,一支由联柬军书机构提供军事和经费支持的300人的宪兵队在金边建立,他们是从组成临时政府的原三派武装中精心挑选出来。准备对付骚乱和匪患的。这宪兵队的指挥官明确表示,他的部下将得到外国军事专家们的指导,联柬军事机构将给他们提供装备,他认为这将成为对付红色高棉“叛乱”的一支精锐部队。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统一之后的三派军队第一次携起手来对付红色高棉。对于一个在战乱之后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这都是一次重大事件。

临时政府把对红色高棉的攻击时间确定在8月9日,其攻击对象为磅同、暹粒和奥多棉吉省的红色高棉基地。

为了这次攻击,原来三派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已经在临时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迪班和新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克金延的召集下,熬了十几个昼夜了。

几位参谋长是10多年来的对手,他们过去伏在地图上谋划的是如何打击对方,而现在居然又聚在一起,策划同一个战役,这个巨大的变革让他们自己想起来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战斗首先在中部省份磅同打响。

长期以来,磅同是红色高棉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这里西北部靠着暹粒省,北部是柏威夏省,西南面接着洞里萨湖,有着影响上下左右的重要战略地位。尤其是连接金边至泰国的6号公路横贯而过,形成一条重要交通动脉,而红色高棉一直在6号公路两侧活动,任何一个事件都有着重大影响。处于6号公路上的斯通区(STOENG)名为原来的“政府军”所控制,实际上红色高棉多年来一直来去自由。由此往北有一条可通行吉普车的小道,在20公里处的萨克林镇(SANREAM)就是红色高棉616师的指挥部。由此再往北,便是泰柬边境的红色高棉西北部指挥部安隆汶(ANLONGVENG),民柬内强硬派、独腿将军、总参谋长塔莫?切春的大本营。整个西北部地区的装备弹药都是由安隆汶输送到各个部队据点的。按金边总参谋部的想法,即是在稳稳控制住斯拓恩区之后,向北推进,攻占红色高棉615师的指挥部。

红色高棉早已对政府军联合行动的方案有所风闻,塔莫下令所有驻斯通一带的部下全部撤退到萨克林镇616师的大本营,等待进一步命令。

塔莫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多年的战争已使这位当年留学巴黎的青年人成为一个说一不二、敢作敢为、在死亡与鲜血面前眉头都不皱一下的游击专家。对金边那帮将军们指挥的军队他太了解了,许多次他都把对手描绘成“乌合之众”,枪一响就会夺路而逃,而他之所以成为金边方面谈之色变的人物,

就是因为他的手下大都经过严酷战争的洗礼,纪律严明,赏罚分明。在红色高棉面前,所谓的“政府军”不过都是些胆小如鼠的家伙,十之八九都是被动应战,极少主动发起过进攻。按他的估计,虽然政府军已经抵达了斯通区,但是要想攻击616师,恐怕还需要些日子来壮壮胆量。

可是第二天,2000多名政府军就全线出动,猛扑向了616师的大本营萨克林镇。

多年来,这是“政府军”不可多得的一次突袭取得的成功。当政府军的部队和火炮已经安放到距离红色高棉师部仅一公里处的时候,师部的军官和士兵们正匆忙地收拾东西,准备一次大转移。突然抵近的敌人使他们乱了方寸,抵抗显得凶猛但却缺乏组织,形不成有效的杀伤力。而政府军以猛烈的火炮为先导,渐渐推进,充分压制了红色高棉的抵抗。

真正的战斗只进行了4个小时,红色高棉就崩溃了。从投入战斗的实力来讲,500来名红色高棉也是寡不敌众,以1:4处于劣势。战线逐步往北退却,后来红色高棉完全放弃了抵抗,匆匆向北撤离,留下了20多具尸体,另有100多人被俘。

参加这次战斗的主要是原来的金边政权军队和拉那烈的部下,战斗使他们损失了11名士兵。

磅同初战得手使金边大受鼓舞。多年来,金边无论军内军外,都有一种“恐红色高棉症”,加上红色高棉自己的宣传,使得“红色高棉不可战胜”成为神话。磅同的胜利打破了这个神话,而且还使第一次携手作战的三派军队感到,他们的合作可以无往不胜。

经过一番部署,克金延将军下令,开始第二阶段的战斗,目标是奥多棉吉省泰柬边境的丰卡特镇(PHUMCHAT)。

大选之后,丰卡特已经成为红色高棉的第二个大本营,长期以来一直在红色高棉的控制之下,基本每户人家都有人在红色高棉的部队或机构里干事,用红色高棉自己的话来说,是“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所以被选作民柬“首都”拜林的“陪都”。民柬第二号人物英萨利已经在这里开设了第二个指挥系统,大量的物资、装备、档案也开始往这里转移。由于它距边境只有几公里。一有风吹草动,红色高棉抬腿就可越过边界到本国避风。越南入侵柬埔寨后,越军和“政府军”联合对丰卡特进行过多次围剿,但都没有奏效。实际上,丰卡特地区并没有多么坚固的防御,之所以对方久攻下下,在于这里的老百姓是红色高棉的同情者,“人民战争”在这里有它的威力;二来是因为它太靠边境,政府军的远程火炮常常落到泰国的领土上,引起泰国方面的一再抗议,投鼠忌器,在进攻规模和方式上不得不有所顾忌。这一次,金边决定采取另外一种战术:先打击,后隔离。

8月18日,数千名政府军官兵沿69号公路,从斯万切克(SVAYCHEK)

和塔马铺克(THMARPOUK)两个方向成扇形向丰卡特镇包抄而来。

历史有时具有惊人的相似。1979年1月5日。越南军队攻入金边的时候,红色高棉的某些高级官员家中,早饭刚刚盛上,还在桌上冒着热气,越南人的枪声炮声已经近在跟前了,这才仓忙出走。

英萨利绝对没有想到,14年之后,丰卡特居然又成了他的滑铁卢。而且惊人相同的是,他是乘最后的一队汽车离开丰卡特的。

不知是担心枪弹打到泰国境内引起国际争端,还是由于政府军里有昔日的盟友,他们不想对红色高棉下手太狠,反正这场战斗进行得比较温和,炮

火打击之后,军队开进十分缓慢,好像是故意给红色高棉留出了撤退时间。。

战斗进行了两天,8月19日,丰卡特易主,金边方面14年的梦想突然变成了现实。据说金边总参谋部在得知丰卡特攻陷之后一片欢腾,当场就有将领叫人到街上买来啤酒,在指挥部里高举酒杯庆贺。

按照金边的说法,丰卡特已经成了一个“红色高棉窝子”,必须予以铲除,他们的方案十分简单,但也十分有效:将查实的红色高棉官兵的家属疏散,先集中到某地,然后迫使他们移居到其它地区生活。

在枪杆子面前,近800名民柬家属被迫离开丰卡特,迁往奥多棉吉省会诗梳风。这里原来有个联合国主持的难民接待中心,1991年《巴黎协定》签署后专门用来接待从泰柬边境难民营归返的难民,两个月前刚刚被联合国关闭,现在又突然派上了用场。

疏散这一招有着它特殊的功效。它一来队根本上摧毁了红色高棉的基地,二来瓦解了红色高棉官兵的斗志,特别是那些家属被疏散的官兵,老是想着自己老婆孩子的下落,后来导致了许多人的叛逃和归降。

攻占丰卡特的另一巨大收获是缴获了大量红色高棉的文件,其中有许多是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原始文稿,具有极大的历史文献价值。这是攻击之初金边方面绝没有想到的。

攻进丰卡特的部队在镇公所边上发现了一间小木屋。开始人们并没有在意,发现里面没有人后,很久没有人过问,后来搜索财物,官兵们才又来到这间已经是翻箱倒柜的屋子。一位中尉拉出一排排书架上的文件,又打开一个个木箱,然后报告长官,说这里像是红色高棉的档案库。

担任这次战斗指挥的一位将军听说发现了档案库,当即命令他的部下把那间屋子封锁起来,再把那些装有文件的箱子抬上汽车,运到诗梳风城。可是,被派去收拾这些看上去毫无油水东西的士兵们没有多少文化,即便是高棉语他们的识字率也十分有限。他们在屋子里挑挑拣拣,最后遵从上司之命,运了一卡车档案到了诗梳风。

仅从档案被缴获这件事,可以看出红色高棉确实是把丰卡特当成了一个大本营;在政府军的攻击即将到来之时,他们居然没有来得及转移,足以看出红色高棉要么过于自信要么过于仓皇。实际上,这批档案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包括了80年代初期直到《巴黎协定》签署时的民柬联合政府高级官员们的活动、外交文件,西哈努克和乔森潘会谈的备忘录,另外还有一些军事文件。它们全都经过很专业的整理,分门别类地按时间排列、装订。在撤退的时候,这间屋子肯定被暂时遗忘了,所有只有很少一部分文件散失,另有部分文件散落在从丰卡特到泰国边境的道路两旁。

被派去搬运档案的士兵们认为只有军事文件才有价值,对其它年代比较久远的东西随手就抛到了一边。大量的英文和法文档案也被士兵们扔开了。

后来有记者问一位进到档案室里的士兵,说他怎么不把那些文件部搬走?士兵回答说:“只有一辆车,根本装不下。我们只认识高棉文字,那些英语和法语文件对我们有什么用?”

直到几天之后,联合国军事观察员们还在这间已被人彻底废弃的木屋里,有很令人兴奋的发现。从被撕扯成碎片的文件堆里,他们找到了盖有金边政权“柬埔寨国”大印的护照;几卷记录了西方人在丰卡特与红色高棉会晤情况的胶卷;一份瑞士银行同红色高棉的函件;还有一份教材:当你抓到联柬人员时该如何处置?

后来在塔马铺克,观察员们发现政府军士兵还拥有一个装着红色高棉文件的木箱。在一张已经撕破的文件纸上,他们见了一封西哈努克写给乔森潘的亲笔信,要求他参加1987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会议;有一份合同草稿,签字方是日本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收买民柬联合政府在东京的大使馆,出价为9600万美元但在这份文件上却没有当时联合政府的首脑西哈努克、宋双和乔森潘的签名;在另一份按时间编列的厚本子里,人们见到了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历次伤亡情况的记录;还有一份4页纸的文件,它是奉辛比克发给红色高棉的备忘录,要求他们同意对国名进行更改,把法语发音的“KAMPUCHCHEA”

改为“CACAMBODLA”;还有文件涉及将来应当采用的国旗和国歌。一份1992年发布的高棉语文件为:如何选拔提升军官?在一份军事计划上,红色高棉透露了他们的战略方针:使用游击战术夺取磅同省,采用大规模的宣传争取农村地区;靠谈判进入金边,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在这份文件中有一段话,人们一致认为出自波尔布特:“如果我们路线正确而且力量强大,那我们一定会胜利;即使我们的路线出现错误,但拥有强大力量,我们照样可以夺取胜利。”

这些文件到达金边后,立刻被当成了宝贝。国防部下令,把那间屋子连根拔起端到金边来,可惜的是,当这个命令传到丰卡特的时候,许多文件已经被烧掉或当成废纸派作其它用场了。人们后来打趣:说不定揣在哪个士兵兜里用来擦屁股的,晃一份波尔布特签发的如何夺取政权的讲演稿呢!

8月18日和19日,也就是政府军在丰卡特获胜的时候,一辆辆卡车、坦克和装甲车轰隆隆地开过暹粒省城,向东而去。这是金边整个对红色高棉攻击计划的第三步:两路夹击,由东和西面同时向绵延30公里的方形库伦山(PHNOMKULEN)进行攻击,占领这个战略要地;同时占领在大选后才被红色高棉夺取的船克寺庙(WATTRACH)。由此再往北扩大战果,把红色高棉的势力往北压缩,让他们退回到塔马克的大本营安隆汶,以解除对暹粒省城的压力。在此之前,人们纷纷传说,红色高棉从当地,抓了上千村民到安隆汶为他们搬运弹药,同昌有2000—3000红色高棉土兵安隆汶南下,估计是想重演5月3日分四路进攻暹粒省城的那一幕,同时占领圣地吴哥窟,割据而治,扩大红色高棉的控制区。

暹粒省区内的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在8月17日,即大部队投入之前,政府军的先头部队就发现红色高棉已经主动放弃了库伦山,18日政府军轻而易举就在山顶上插上了新的国旗。

获胜后的政府军兴奋不已。原来三派的士兵们顷刻间在战斗中成为了朋友。在一幅战地记者拍下的照片上,三个来自三支军队的士兵高举酒杯,大吼着庆贺胜利。

红色高棉成为他们唯一的敌人。

政府军接连在西北部三个省的打击,使得红色高棉方面大惊失色。在拜林紧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民柬的高层领导人们承认,这次的失利既有指挥上的失误,也有大选后士气下振的因素。但是,在他们寄给金边《柬埔寨时代报》(CAMBODIATIMES)的一份声明中,他们指责法国,美国和俄罗斯在联柬的军事人员卷入了对红色高棉的攻击,而且联合国的飞机还为政府军运送了弹药。

乔森潘在曼谷与泰国外交大臣普拉松(PRASONG)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紧急会谈。结束之后,身穿深蓝色衬衫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指控在最近对红色高棉的一系列打击中,是越南人在背后为政府军出谋划策。

指控在最近对红色高棉的一系列打击中,是越南人在背后为政府军出谋划策。

乔森潘忧心忡忡地呼吁举行和谈。

“我们再次呼吁柬埔寨的各位领导人举行一轮紧急圆桌会议。我们认为这是解决目前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

有记者问:在举行圆桌会议之前,红色高棉是否会放下武器?乔森潘一听就连连摇头:“下,我们决下放下武器,因为《巴黎协定》的主要条款并没有得到落实。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

可是,为战胜红色高棉的胜利兴奋不已的金边根本没有把乔森潘在外国首都的呼吁当回事。对红色高棉一方面呼吁停火,一方面又态度强硬的做法,拉那烈非常愤怒。他当着洪森的面宣布说:“从现在起,任何处于政府之外的政党或集团都是违法组织。反过来,如果你违法,你也就自然成了政府的敌人。”

拉那烈已经发出信号:政府有可能视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第二十九章红色高棉是否能在政府里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十九章红色高棉是否能在政府里占有一席之地

政府军在8月对西北部红色高棉控制区的进攻,接连拿下几个重镇,让金边兴奋不已。

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期间,曾经多次组织过对这些地区红色高棉的清剿,但都没有奏效。设想到刚刚联合起来的三派军队第一次发起军事进攻就一举得手,连洪森和拉那烈都感到意外。过去关于红色高棉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一次被打破,将军们大受鼓舞,连连颁令,犒赏部队,打头阵的官兵还每人另发三个美元。

金边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官员们那些天里连走路的步子都显得轻快了许多,路上碰见有熟人打招呼,问在忙什么?军官们会很豪壮地一撸衣袖,说:“在部署打波尔布特呢!”不管别人怎么看,至少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是打败红色高棉的英雄。

边远的丛林地区,红色高棉游击队处于《巴黎协定》签署后最为严峻的时期。

红色高棉士乓的叛逃问题到10月下旬开始出现高峰,据国防国务大臣施里瓦特(SEREYWAWATH)说,拉那烈认为新政府要采取各种手段,尽可能使红色高棉的官兵们回到社会中来。就全国范围来看,每天基本都有30—40个红色高棉士兵到政府机构交枪投诚,到10月底总数已经达到了2000多人,其中竟然还有6名将军。从表面上看,这个数字不大,但对于以队伍精悍著称的红色高棉来说,这却是个不小的损失。波尔布特闻之,大感愤怒,亲自下达指示,加强了对部队的管理。

为了安置交枪回归的红色高棉官兵,新政府共设立了5个“红色高棉再教育营地”(CAMPFORRE一EDUCACATLNGKHMERROUGEDEFECTORS),其分布为:金边两所,暹粒省、诗梳风、磅同省各一所。

这个“再教育”计划是根据第一首相拉那烈的指示开办的。他一直认为这是个不错的安排。“在接受再教育之后,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加入军队。

他们也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返回家庭。无论是哪种情况,政府都将给他们提供方便。“以拉那烈的观点,这个计划如果成功,将极大地瓦解红色高棉的斗志,用不了多久,就将使红色高棉的战斗力大大下降。

各个“再教育”营地中的叛逃者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参加红色高棉的时间基本都在越南入侵之后。他们叛逃的原因并不是在政见上同他们的领导人有什么分歧,也不是因为生活艰难或者长官对他们进行虐待,相反,许多叛逃者认为红色高棉经费宽裕,官兵们待遇良好,对他们这些年在丛林里的战斗他们一致认为是“反对外国侵略、保卫祖国的爱国行为”,并为此感到骄傲。

离开磅同616师的敏十丰少校在接受询问时说:“我们对打仗实在是厌倦了。我们想要回家,开始为重建国家出一分力。”少校说得热泪盈眶,“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回过家了,也好长时间没有种过地了。我想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我不想每天握枪了。”说着他竟然抽泣起来。“可是,我们有的弟兄担心投诚之后受到不公正待遇,生命没有保障。”他说道,同时列举了他来到这个营地之后亲眼目睹的5起对投诚者殴打、施以鞭刑和其它惩罚行为。

营地的新指挥官问到红色高棉内部的情况,特别提到了民柬的总参谋长塔莫?切春。敏十丰说,切春对部下非常严厉,但同时相当公正,他对部下的待遇十分关注,从不让他们饿肚子。在他们的部队里,很讲究官兵一致的作风,没有军官欺压士兵的现象,军官和士兵们每月拿的军饷都差别不大。

对于这样的对手,政府军当然不敢小视。

1993年10月1日,乔森潘抵达金边,到王宫觐见刚刚登基一个星期的国王,向他表示红色高棉方面的祝贺。

国王注意到,乔森潘在代表红色高棉祝贺他成为国王、祝贺国家建立君主立宪制,祝贺宪法得到通过的同时,只字未提由拉那烈和洪森领导的政府。

而在头一天,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两位首相拉那烈和洪森还写信给乔森潘,说红色高棉对待新政府的态度是能否进行双方对话的前提。

“我们并不要求在政府中获得大臣的职务。”乔森潘对国王说道,“可是我们坚持要求获得政府顾问的职位,同时,皇家军队应当包括民柬国民军。”

对这次国王同红色高棉领导人的会见,国王后来评价说是“成功的”。

尽管有国王的这句评语,可乔森潘第二天乘机离开金边的时候可以说是两手空空,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许诺。

基于对红色高棉多年来的了解,西哈努克在同乔森潘会谈之后感慨他说:关于红色高棉未来的顾问问题,政府与红色高棉之间是有原则协议的。

“不过应当明白,他们都是些了不得的人物,他们还会在这个基础上要求更有影响的位置,希望对一切加以控制——比如警察、军队;他们还想监督国家的其它活动,比如财政、经济、政治,甚至外交事务。”国王认为,如果红色高棉要的价码太高,那谈判很可能会破裂。一旦这种情况出现,那新政府就只有动用武力拿回拜林了。

10月2日,也就是乔森潘离开金边的当天,红色高棉却发表了一份态度强硬的声明,专就承认政府的问题阐明他们的立场。以红色高棉的逻辑,提出“承认政府”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违反民族和解的,它与缔造国家和平的精神相对立,同时也是违反君主立宪和国王意旨的,而且还会削弱宪法的力量。

红色高棉认为,他们一直在呼吁停止军事行动,把控制的地区交还给国王治辖。如果说他们有什么要求的话,那不过是想分享一点在国家军队中的权力,因为他们担心在把军队全盘交出之后,从此失去所有的决策权。换句话说,他们不相信这个政府。

“如果是想求得真正的民族和解,那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应当实现权力均等。”红色高棉的声明指出,“如果一个政党完全没有了武装或者实力弱小,而另一派却实力雄厚,为所欲为,那民族和解就无从谈起,和平、独立与主权也不会得到恢复,更说不上国家的重建了。”

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是过去洪森政府的官员仍然把持着军队的重要控制权。他们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军队交给过去的敌手指挥,而从此任人宰割呢?

以新政府的眼光、他们感觉红色高棉的战略还不只是个政府里的位置问题。高级官员们声称,8月大战红色高棉受损之后,他们一直在调整招募部队,现在的政治谈判不过是宣传手段,其目的在于用这种方式拖延时间,以待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他们拖延时间的另一个目的是等待这个主要由两个政党组成的政府出现分裂、国家经济崩溃、政府官员腐败等问题引起人民的公愤,届时再挺身而出,以人民代言人的面貌对金边发起攻击。

刚刚从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回到金边的洪森第二天就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如果红色高棉没有军队,没有控制土地,那么他们只作为一个政党爱干啥干啥。参加大选的另外16个政党也有权随时批评我们嘛。可现在红色高棉并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党,它是一个武装的游击集团,是完全非法的。”

洪森对他的政党能够成为执政党之一颇感得意。“不管红色高棉对我们如何恨之入骨,可人民投了我们的票啊!我们掌权是合理合法的。”接着他又沉下脸,严峻地警告说:“柬埔寨是个不容分割的国家,我们绝不容许任何政党或武装集团在这个国家实行割据。”对于国王同乔森潘的会晤,他未置评论,只是说,对经国王同意将在11月份举行的圆桌会议,他个人认为只有百分之一成功的可能性。

人们注意到,国王虽竭力主张把红色高棉拉入到国家政治生活、实现民族和解,但他对红色高棉的政治方针也进行强烈的谴责。

国王在从北京寄回金边的一封信说:“红色高棉至今仍然认为,1993年大选产生的皇家政府仍然受着越南殖民主义的庇护,这是极端违背事实的,也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民柬国民军非常残忍、毫无人道地杀害了许多居住在我国的越南平民,无辜的老人、妇女、儿童也在其列,这给我们高棉人民带来了恶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由于谈判和种种原因,政府军原来定于在12月发起的对红色高棉基地的进攻被推迟了。

但是,行动计划并没有取消。新年一过,隆隆的战车开始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朝西北部滚滚而来,用卡车运送的部队也陆续抵达预定地点。在金边总参谋部作战室巨大的地图上,两个粗大的箭头标志着即将攻击的方向:红色高棉总参谋部所在地安隆汶(ANLUNGVENG),红色高棉总部拜林(PAILING)。双方都非常明白,即将到来的是自1989年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以来最大的恶战,也是双方实力的直接较量,其结果将极大地影响政治谈判。

对国内局势深感忧虑的西哈努克在战火即将爆发之际,于新年之时再次发出呼吁:要和平不要战争!针对民柬方面的强硬态度,国王提出,在民柬方面放下武器、承认政府的前提下,可以为民柬方面提供政府大臣和副大臣位置,任命一位民柬知名人士担任国王的高级顾问;立即就落实以上问题进行谈判。

由于这个建议中包含了政府中的大臣和副大臣位置,国王的呼吁立即得到了民柬方面的拥护。乔森潘发表声明说:国王的建议是解决国内冲突的基本方针、必须坚决执行。他指责原来政府提出的只要求红色高棉放下武器的建议是“出自于越南共产党和金边的人民党,是与国王的方针相对立的。金边的建议实际上是要继续推进战争,而五项方针是要求得到真正的和平。”

对乔森潘的说法拉那烈反唇相讥,说既然民柬不承认皇家新政府,可为什么又要削尖脑袋往里钻呢?“我们什么时候说过不执行国王的方针呢?早在12月28日我给乔森潘的信中就明确告诉过他:完全接受国王提出的建议。”拉那烈由此得出结论:红色高棉对和平毫无诚意,其谈判的意向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而已。

战争的车轮又加速运转了。

第三十章波尔布特大本营拉锯战

位于西北部暹粒省的政府军第四军区总部成了指挥本省、磅同省、柏威夏省和奥多棉吉省军队的前线指挥部。同时担任着暹粒省省长和第四军区司令的腾切将军(TUONCHHAY)高挽着迷彩服的袖子,满头大汗地对他的部下们下达命令。根据情报,民柬总参谋长切春已经得知政府军将向他的总部安隆汶发起攻击,因此他原在暹粒以北的部队已经开始往东柏威夏方向移动,企图占领泰、老、柬三国交界处的乔克山地区(CHOAMKHSAN),以建立新的基地,并逐步向南染侵整个柏威夏省。

按照腾切将军的分析,政府军实际上要两路并进,一路攻暹粒省北部的安隆汶,一路攻柏威夏省的乔克山。可是,由于公路桥梁遭到破坏,政府军的武器弹药供应不及,行动计划推迟了好些日子,与此同时,政府军在拜林北部的梅莱山的攻击已经开始,初战就有100多人阵亡。身为总参谋长的切春以为大兵压境的政府军要东调支援西部拜林战场,因此暂时终上了向乔克山的运动。政府军抓住这个机会,由乔克山南面的库仑山住北推进,及时切断了民柬部队两点之间的联系。

4000多名政府军士兵在炮火、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扑向安隆汶。

距离暹粒省城110公里的安隆汶是越南军队1989年9月从此地撤走后红色高棉夺下的。由于它北邻泰国,丛林遍布,能守能攻,因此在1990年初被当作民柬国民军总叁谋部的所在地,同时也是民柬最大的后勤供应基地,由民柬总参谋长、著名的“独腿将军”塔莫?切春指挥。他指挥下的民柬部队到1993年已达12个师之多,他本人亦是民柬内部最具实力的强硬派。居住于此地的居民和村民大约有8万多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红色高棉官兵的家属,也有好几千由于战争而遗下的残废人、老人和孩子。这里同时也是红色高棉的木材开采基地,伐木者的斧头声和电锯声成天响个不停,据说每年可以给红色高棉带来巨额收入。

从1月10日开始,政府军就从川屏洮(TRAPEANGTAO)、朗切克(RUMCHEK)、朗通(LUMTORNG)等几个方向朝安隆汶暹近。但是,由于道路的原因和红色高棉方面的抵抗,政府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接近安隆汶镇的时候,已经是2月1日了。

总攻在2月2日发起,腾切将军亲自督阵。上午8点,一声令下,各种炮火铺天盖地向镇上袭来,然后装甲车和坦克同时出动,从北边向镇子突击。

令腾切将军感到吃惊的是,在如此猛烈的火力之下,红色高棉居然组织了顽强的抵抗。接连两天下来,政府军只前进了一公里,而伤亡数字令人同样吃惊:200阵亡,400多人受伤。而据红色高棉方面的报道,说政府军至少损失了500名士兵。民柬发言人马本发表广播讲话,称这次攻击已经是金边方面自去年10月以来第三次对安隆汶采取的军事行动了,金边的目的就是想在过

去一直处于不利地位的战场上捞上一把,最后达到消灭民柬的目的。“可是战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15年,今后还将持续下去。民柬方面希望民族和解的态度是真诚的,我们要求双方坐下来进行具体的协商,可是金边方面的回答就是对安隆汶的进攻。”

戴一副宽边眼镜、颇有知识分子风度的马本是红色高棉政治领导人中的后起之秀,原来是颇有前途的工程师。他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对民柬的事业相当忠诚。“由于战斗还在激烈进行,所有的重建和恢复都无从谈起,当然也谈不上和平、安全和外国投资的问题。在我们眼里,这已经不是一场是输还是赢的问题,它是一场生死之战。既然如此,我们当然选择生存!”

随着马本讲话而起的是红色高棉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突围。如果要从战例来讲的话,这次突围倒是切春的一次得意之战。上千人的民柬士兵组成几个波次向东且战且退,与早已在途中迎接的原占领柏威夏古寺的部队汇合,轻而易举地突破了横在乔克山前的大约几百名政府军,抵达了民柬早已择好的第二后勤基地。

没有人知道切春本人是不是在其中。

2月5日,政府军攻进安隆汶镇北,接着坦克开进,几乎是一寸一寸地向全镇展开。到2月7日,战斗结束,整个安隆汶已成一片废墟焦土。

为了这次“巨大胜利”,2月16日至18日,柬新闻部组织外国记者参观这个被攻陷的民柬总参谋部。

一架苏制米-17军用直升机于17日上午飞抵安隆汶。尚未降落之时,透过机窗,可以看得见柬埔寨国旗帜在镇子中央一座已被严重损坏的三层楼上飘扬。

飞机刚刚降落,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伤兵们便一拥而上,抵近飞机的舱门。

几名持枪的士兵立即用枪封在门口,由两名军官按花名册一一点名,然后才允许他们上了飞机。直升机离开后,枪炮声四起,震耳欲聋。有的士兵在只离记者们三四米远的地方对天鸣枪。四周丛林中也有枪炮声轰鸣。战地副指挥官叫来一辆坦克、一辆装甲车和一辆军车,护送记者们到刚刚被摧毁的民柬国民军总参谋部采访。

在一个破败的屋子里,负责这次作战行动计划的朗索平(LONGSOPHEAP)

将军主持了新闻发布会。他很得意地告诉记者们说,由于政府军进攻神速,民柬总参谋长仓皇逃跑,连他的假肢——一条木腿都没有来得及装上。他说,刚才的飞机已经把这个假肢带往了金边,将来会放在金边的军事博物馆里供人参观。

“这次战斗是政府民族和解政策和皇家柬埔寨军队的巨大胜利,同时也是一直在帮助柬埔寨实现和平的国际社会的伟大胜利。切春在这里期间,从不允许联合国人员踏入他控制的地区一步。”

据朗索平介绍,战斗进行得相当严酷,仅从2月2日到7日,就有50名政府军阵亡,178人受伤,其中大多是因为踏上了地雷。在民柬方面,死亡数为135人,伤者为149人。有5人被俘,另有13人倒戈,包括一名将军。

这场战斗导致了巨大的破坏,成片的香蕉林被炮火轰倒,大约有1300间房屋被摧毁。

下面是中国新华社驻金边记者晏明在参观安隆汶后写出的战地见闻——

指挥部设在一个高地上,距公路约500米,汽车离开公路后可以直接开到总参谋长切春的指挥部的门口,并可直接开进地下室。措挥部四周有几个

水塘,塘间通道挖有掩体。指挥部南面约200米处是一个独立营的营地,除营房外,没有任何工事。切春所在的指挥部是一座钢筋水泥房屋,地下室约有100平方米,分为四间。指挥部右侧是卫兵住房,十分牢固。地下室有一层半。上面半层是掩体兼暗堡,下面是地下室兼车库。指挥部左侧是切春的家。约10米高(外国记者说是40米)的巨大通讯铁塔被拦腰击断。整个指挥所被炮火摧毁,地下室也暴露于地面,但卫兵住房下的地下宝保存完好。

这两个大型地下室内,可能有一间是民柬存放货币的密室,现已被打开。崭新的货币散落在指挥部前面的场地上。

我们爬上坦克从切春驻地往西行5公里便到了驻地外的第一道大门。当地人称这里为兰基村。这里的房屋全部被烧光,一辆辆坦克、装甲车和破旧的汽车躺在道路两旁。一箱箱弹药也抛在路边。战区副指挥官带领记者们参观了几处武器堆放处,大部分是些自动步枪,破旧的火箭发射器。最多的一地有近200支枪、一门大炮和几辆毁坏的卡车。就在这个地方,一座粮食仓库被炮火烧成焦土,一座新建的4层楼医院墙壁弹痕累累,两人合围的大树也被推倒在地。

由于安全的原因,战区副指挥官只是匆匆忙忙地带领记者参观了切春驻地和驻地以西的一段村落。一名少校军官说,控制安隆汶已无关紧要,因为那里已是一个空镇。

不论是外国记者还是政府军的官兵,安隆汶最吸引他们的地方是切春的驻地——“塔莫别墅”。它是个3层楼建筑,装有良好的供水清洁系统,有4间地下室,楼上的阳台可以望见远处湖边的美丽风光。为了防止不速之客的到来,别墅的高墙上布满了铁丝网。四周鲜花盛开,林木环绕,旁边还有一个郁郁葱葱的香蕉园。

切春显然是个懂得欣赏艺术品的人。他的别墅内摆放着12世纪的吴哥雕塑,另外还有一些古代的艺术品,现在已经成为碎片散落在地上任人践踏。

在切春的指挥部附近,还发现了四根吴哥时期手工雕像的横梁,显然是用来建造什么而还没来得及完工。这里的大量泰国啤酒说明切春是个喜欢泰国风味的人。

颇让人感兴趣的是人们发现切春是个富有生活情趣、喜欢玩照相机的人。在他的别墅里,人们发现了大量的照片,其中有黑白的老式照片,上面是他的家人,还有他同参加民柬训练班的军官们的合影。另外的一些彩色照片上,记者们一眼可以看出来的有红色高棉的发言人马本、乔森潘、宋成等等。它们如今成了政府军情报部门的研究对象。

参观期间,记者们很吃惊地注意到,与金边恶劣的卫生条件相比,安隆汶是很讲究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全部使用经过消毒过滤的自来水,尽管大量的粮食已经毁于战火,但仍然还是有1100吨大米成为政府军官兵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如同那位政府军的少校所言,由于安隆汶已是一座空镇,控制它已无关紧要。在肃清了四周的残敌之后,政府军在这个红色高棉的大本营留下了1500守军,其余的部队开始后撤。

那些天里,每当安隆汶的政府军官兵拧开收音机,就会听到电波很强的红色高棉电台的广播:“你们现在可能兴高采烈,乐不可支。那你们就痛痛快快地过上一阵吧。不出3个月,你们就会遇上大麻烦,让你们痛悔不已。”

士兵们举着收音机找到长官,问:难道红色高棉还会回来夺取这个空镇?

果然,当政府军的庆祝活动尚未完全结束、金边的高级官员们很得意地告诉人们切存春已经逃到边境躲藏起来不敢露面的时候,一条腿的民柬总参谋长坐着一辆白色的四轮驱动日本丰田“巡洋舰”汽车,指挥他的部队分两路朝安隆汶杀了个回马枪毫无准备的1500名守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丢盔卸甲而去。

安隆汶再次易主,金边尴尬不已。

还在安隆汶的政府军进行劳军犒赏的时候,对西北面马德望省境内的红色高棉大本营拜林的攻击已经开始。它由总参谋部制定计划、经国防部批准后,金边方面又调集了大批军官加入到进攻的部队中。

同安隆汶一样,拜林是个靠近泰国的边境镇子、方圆大约有200公里。

红色高棉长期设总部于此,除了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之外,还在于它一直是民柬赖以生存的主要财源。这里盛产红宝石和木材,每月至少能为民柬提供100万美元的收入。如此巨大的“聚宝盆”,给民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同时也巩固着他们的后勤补给和武器供应。对于经济相当紧张的金边新政府来说,在谈判无效之后,拿下红色高棉的这个总部无论是在战略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3月4日,包括3000名警察在内的10000名政府军开始从北部、南部和东南部三个方向接近拜林。开始的推进似乎还顺利,可是,当进攻接近拜林10—15公里的时候,战事突然严峻起来。虽然政府军有大量的炮火和坦克作掩护,但是民柬方面的还击相当有力,同时,大量的地雷让士兵们颤颤兢兢。

到7日,伤亡已经十分惨重。指挥官们望着森林密布的山丘,不知道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战斗一度停了下来。几经犹豫和重新部署,一次更大的行动重又开始,总参谋长克金扬亲往前线坐镇指挥。临行前,他只对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说了一句话:“我们很快就能攻占拜林。”

为了切断红色高棉可能跑到仅有10公里之遥的泰国的退路,金边命令在西面的边境上部署了200人组成的精锐伞兵部队。

3月17日,政府军出动部署在前线的所有一万兵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向拜林发动了总攻击。由于主要的道路和旷野都已经被民柬部队布雷,政府军只有绕过雷区封锁线,用坦克和工兵从原始森林中开辟通道。

大军压境,红色高棉被迫放弃阵地。

政府军在几十辆坦克的先导下,于3月22日攻下拜林,将所有民柬部队赶入到深山丛林之中。

这是多年来民柬遭受的最大损失。号称有10000之众的民柬部队,除了老人和娃娃兵外,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只有4000来人,而在最后进攻发起之前,其主力部队已经撤出了该地区。

3月22日中午,克金扬将军站在原来用作民柬总部的一间大房子里,要给金边的两位首相发报。他望着面前仍在冒烟的废墟,亲自口授电文:拜林已于今日攻克!

第二天,克金扬返回金边,拉那烈和洪森亲自接见,询问战斗经过,并与他共进晚餐。国防部又为他举行了宴会,欢迎这位攻占了红色高棉总部的英雄。

其实,在前线苦战了十几天的总参谋长自己也说不清楚,此战到底给红色高棉造成了多大打击。在攻占前的两天,民柬方面阻击的火力实际上已经

很弱了,主要是靠了雷区才阻挡了政府军进攻的步伐。这说明,民柬方面在最后是主动放弃了这个地方的,他们的主力部队并没有遭受到多大的伤亡,而且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得出来,红色高棉的撤退还相当有秩序。

很弱了,主要是靠了雷区才阻挡了政府军进攻的步伐。这说明,民柬方面在最后是主动放弃了这个地方的,他们的主力部队并没有遭受到多大的伤亡,而且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得出来,红色高棉的撤退还相当有秩序。

金边的外交官和军事观察家们开始怀疑:政府军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攻下这个地方是否明智?红色高棉重占安隆汶的一幕是否会在拜林重演?即便政府军守住了拜林,红色高棉就完蛋了吗?克金扬在接受了金边对英雄的欢迎后,又匆匆返回到前线,他想使靠巨大代价换来的胜利得到真正的巩固。

战局如同舞台上的戏剧一般,变化无形。政府军在拜林还没有呆上一个月,便遭到了红色高棉的猛烈反攻。

消息传到金边,引起一阵恐慌。人们不相信具有坦克、飞机、大炮支撑的政府军居然就打不过被视为游击队的红色高棉。国防大臣迪班也亲自出动,飞到拜林附近的一个指挥所亲自指挥。可是,反馈到指挥所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坏:先是外围防守部队被突破,接着是三辆坦克被击毁,再就是民柬部队逼近拜林镇。到4月19日中午12点45分,迪班接到激战的政府军将军的报告:红色高棉已经攻占拜林,并缴获了两辆政府军坦克。迪班不相信红色高棉搬来了天兵天将。他要求前线部队对红色高棉的兵力进行证实。最后得到的可靠数字让他气得拍案而起红色高棉部队为3000人,而政府军为7000人,在武器上还占有明显优势。

这次给金边两位首相的电报是迪班口授的。他告诉首相们说,一支红色高棉游击队窜入进拜林,占领了拜林部分地区。他已经开始组织政府军反击,可望在很短时间内夺回拜林。据说迪班这封电报到达首相府的时候,两位首相正好在一起。读过电报,两人相对而坐,久久无语。

从北京回到金边的亲王在得知红色高棉重新占领拜林之后,也同样久久无语,但陛下想到的是这一守一攻,多少年轻生命血洒疆场了,可是战火未熄,甚至燃得比过去还要旺盛。柬埔寨人民究竟要用多少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才能换来和平呢?

民柬重占拜林的第二天,即4月20日,西哈努克接到乔森潘送给他的一封密信,称从4月22日开始,红色高棉将对柬政府军发起全面进攻。为避免意外和危险,请国王陛下立即离开柬埔寨。

病中的国王不得不出面调停。4月22日,他发表声明,要交战双方举行圆桌会议进行和谈。“面对这种悲惨的局面,我有责任要求国民议会议长谢辛、王国政府联合首相拉那烈和洪森与民柬领导人乔森潘举行为期5天的和平与民族和解圆桌会议。”国王将会议时间定在5月2日至7日,届时由他亲自主持。

被战事弄得焦头烂额的金边政府立即对国王的号召进行了响应,乔森潘也致电国王,表示支持举行圆桌会议的建议,但鉴于1991年11月27日他返回金边受到袭击的教训,他表示对自己在金边期间的安全担心。

为了推进和平,国王致电乔森潘,说他在会议期间的安全问题由他西哈努克负责,他和他的助手们可以住在王宫里,或者把会议地址改在平壤附近的“长寿园”。但是,这两项建议却遭到了谢辛和两位首相的反对。他们说:红色高棉正在同政府军作战,他们的领导人却被国王接入王宫,享受着国宾

的待遇,这在道义和感情上都是不能接受的。至于到平壤问题,他们认为,柬埔寨现在是一个主权国家,国家事务的商议在首都举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何要舍近求远呢?

的待遇,这在道义和感情上都是不能接受的。至于到平壤问题,他们认为,柬埔寨现在是一个主权国家,国家事务的商议在首都举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何要舍近求远呢?

令国王失望的是,他的信没有得到回复,和谈自然也就没有举行。

5月2日,这个本可以是领导人们坐到一起,为停止战火、商讨国家和平大计共谋良策的日子,却冷清清地过去了。西哈努克站在王宫清雅廊的阳台上,心情格外悲愤。他身为一国之君,可是已经没有人听他的话了,对他的和平呼吁,也开始装聋作哑遥望边关,在边境的波贝和马德望省城附近,战斗仍在进行。国王抬头,似能看见战火中的滚滚浓烟。

多灾多难的高棉民族啊,你何时才能停止杀戮,踏入800万人向往已久的和平之门呢?

第三十一章波尔布特在沉思

第三十一章波尔布特在沉思

遥远的西北部一个代号为505的橡胶园内,一位身材高大、白衫黑裤的人半倚在造型别致的凉亭里,似听非听地斜对着一架收音机。滚动式播出的柬埔寨和东南亚局势的新闻他已经听过两遍了,这在他是少有的事情,因为他平时总对广播里的东西不以为然,他更相信的是他的秘书送上的一份份电报和他的情报班子抄录的各方新闻。关掉收音机,他缓缓地靠倒在高背凉椅上,用他细眯的眼睛,望着烈日下腾着热气的丛林和远处隐隐绰绰的山峦。

顶上有隆隆的飞机声掠过,他微抬起头,看见一架巨大的飞机正向西飞行。说不定,刚刚宣布结束维和使命的明石康就在这架飞机上呢,他心里想。

他没有当面见过这个日本人,但从照片、电视和材料上,他对这位联柬机构的首脑已经非常熟悉了,他甚至知道这个日本人喜欢吃中国菜。他喜欢在暗处观察研究前台表演者,喜欢在对手毫无所知的情况下突然出现。明石康在柬埔寨呆了18个月,几乎每一天都要提到他的名字或他领导的组织,可是却无法见到他的面。仅凭这一点,他就感到自己略胜了一筹,甚至有几分得意。

此人就是曾任柬共总书记、民柬政府总理的波尔布特。他现在的公开职务是民柬国防高等学院的研究员,其职责是回顾、研究、总结和宣传国防方面的经验。

作为一个已经70岁的老人,他已经是满头白发。表面上看,他的身体似乎健康,胖胖的身躯,脸上没有疲乏和痛苦的神情,实际上长期以来,他一直受着病痛的折磨,脸上、手上有不少的老年斑。自从1979年越南人入侵之后,他被迫率部进入丛林山地,又开始了他从60年代起就过上的游击生活。

同在金边执政的时候相比,生活状况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他一点也没有沮丧过。胜败乃兵家常事,更何况是政治,风云变幻朝夕即可隔世,不外是从头开始而已。当年他曾拄着木棍,冒着美国人的B—52轰炸机走完了“胡志明小道”,后来又在偏僻的山区开展革命。那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他有时候想都不敢想。有好些次,他身患疟疾或重病,奄奄一息。1973年高烧久持不退的那一次,他觉得自己肯定要去了,半夜里强撑着起来想给组织写下他最后的遗言。没想到手碰翻了煤油灯,草屋里一片漆黑。正是在黑暗中他反而增加了勇气,咬着牙、哼着歌,他居然挺了过来,将偏僻落后的山区开辟成了革命根据地,如豆星火,烧成了燎原之势。

这不能不说得益于他的信仰。从青年时代起,波尔布特就非常推崇印度的圣雄甘地。这位非暴力主义的倡导者面对坐牢、皮鞭、枪杀,从来没有过屈服,在个人品质上,不贪财,不追求世俗享乐、不图升官,一心一意致力于所信奉的正义事业。波尔布特在执政后奉行的建设计划,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出甘地当年“建设计划”的影子,比如把工作重心移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倡手工业,改革教育制度,调整社会结构等等。这些年来,国内外攻击波尔布特之声不断,可在他本人看来,凡是从事革命活动的,哪一个不受到攻击,即便伟大如甘地,自由主义就怨他步子太快,激进分子又责备

他动作缓慢,贵族又对他剥夺富人权利怀恨在心。可是,他不是照样获得了全体印度人民的爱戴吗?不照样受到全世界的尊崇吗?他波尔布特从事的事业,在某种程度上讲,比甘地还要壮阔,还要深入,还要彻底,虽然他现在受到批评,但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彻底理解他的作为。

他动作缓慢,贵族又对他剥夺富人权利怀恨在心。可是,他不是照样获得了全体印度人民的爱戴吗?不照样受到全世界的尊崇吗?他波尔布特从事的事业,在某种程度上讲,比甘地还要壮阔,还要深入,还要彻底,虽然他现在受到批评,但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彻底理解他的作为。

才10岁的女儿,这是他和第二个妻子结合的产物。老年得女无限疼爱,每一天他都要抱着牵着女儿在院子里散步,给她没完没了地讲故事,说起金边、吴哥,说起他的家乡和她已经去世的祖父祖母。

这些年来,望着远处的山,他时不时地会想起家乡磅同来,父亲宾沙洛特(PENSALOTH)和母亲索克尼(SOKNEM)会不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从经济上来说,他的家在当地算得上殷实,但令他父亲出人头地的还不是家中的财产,而是他的一个侄女,也就是彼尔布特的表姐,被选到王宫里加入了王家舞蹈团,一度成为莫尼旺国王的妃子。有了这层关系,父亲宾萨洛特后来又把哥哥送到宫中当差。一家人有好几位在王宫生活,这自不待言是多么的荣耀,连省上的官员见了父亲,也大老远地致以尊称。

波尔布特离开家的确切时间他已经不大记得清了,大约是1934年或1935年吧。父亲把他送到王宫,让他跟表姐和哥哥生活在一起,“沾沾王气”。

从那以后,他就很少见父亲母亲了,他们去世他也没有回到故乡去尽尽孝。

他为此曾经责备过自己,可是有更重要的使命根本不允许他沉浸在家庭的感情之中。他可以告慰父母亲的是,他没有辜负父亲在送他进宫时对他的谆谆教诲,他不仅出人头地,他还为他打下了一个天下。

可是到自己也己年老的时候,他才感觉到当初没有回去照料病榻上的父母亲是多么的不应当。有人说他波尔布特是个不讲感情、不通人性的“屠夫”、“刽子手”,那实在是太不了解他了。在情感上,他可以说是敏感脆弱的,一个凄惋的故事就可以令他热泪涟涟。这似乎很不像一位政治家的行为,但他觉得这恰恰反映出革命者是相当具有人情味的。

从他的出身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境遇来看,他似乎是与革命无缘的。可正是王宫里的舒适奢靡生活,催生了反感和仇恨。达官贵人们没有想到,他们在自己身边培养了一个叛逆。

但那时候的波尔布特还根本不知道何谓“革命”,他所欣赏的至多不过是比较激进的民主思潮而已,直到他在1949年获得奖学金,踏上漫漫旅途到法国留学。

他至今仍记得他在踏上那艘叫“牙买加号”轮船上的情形:一身深色衣服,拎一个半旧的箱子,里面是几件衣服和他的学习课本。与同往法国的其他同学相比,他可以说是相当寒酸。可是他当时好像不在乎这些,他想的不过是能够早日学成回来,在政府某机构里谋个一官半职,在金边创立点事业出来。

让很多人都惊异的是,资本主义的法国却是极好的培养革命家的“温床”。在波尔布特之前,与他同期或他之后到达法国的高棉年轻人中,许多人成了革命者,有的甚至还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后来成为红色高棉的高级领导人乔森潘、英萨利、宋成等,均是在法国接受和成熟了革命思想。所以有人像打广告一般地说:你要培养革命家吗?不要送去苏联或者中国,送法国

去吧!

去吧!

人们虽然很难想象1985年以后的波尔布特在国防高等学院担任研究员、手执教鞭对学生讲解课程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可就波尔布特自己而言,他对教学生涯是非常熟悉甚至有几分喜爱的。在初回金边的那几年里,他成为唯一的高级中学的教师,讲解历史、文学,他在课堂上那种循循善诱、亲切耐心的态度让他的许多学生一生念念不忘。他至今可以像当年一样非常流利和富于音乐节奏地背诵许多法国诗人的名篇,数十年间在对他的部下们讲述红色高棉战略战术的时候他不时也引用上几句,这增添了他身为革命领导者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最初阶段的革命是相当清苦艰巨的,他有时不得不为一日三餐而奔波,有时得忍着饥饿撰写抨击当局的文章。他在1956年娶的妻子乔蓬纳丽比他年长8岁,也是位醉心于改变现实的革命者。夫妻俩忍受着艰苦生活,躲在家里油印传单,到朋友家参加聚会,直到1963年,党的总书记杜斯木遇难身亡,波尔布特的名字也上了秘密警察的黑名单,他不得不离开金边,到荒僻的东部农村开展革命。那是些什么样的日子啊!居住的是农民的草棚,吃的是当地的瓜菜,由于营养不良和过于劳累,他常常晕倒,也因为疟疾等疾病,他多次险遭于难。

在60年代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革命者中还只是一个不太露声色的人物,党的书记是杜斯木,英萨利、农谢、宋成等人在党内都有众多的追随者。

可是1962年杜斯木莫名其妙地失踪、最终被认为是遭到秘密警察捕杀之后,代理书记的却是当时杜斯木的真诚崇拜者波尔布特。他的地位随着他的工作实绩一天天得到巩固,在后来被称作“红色高棉”的组织中,他的头号领导者的地位一直维持了30多年。在党内,人们很亲切地把他称作“大兄弟”、“一号兄弟”或者宣言“大哥大”。

1968年发生在马德望省的“三洛事件”,标志着柬埔寨革命者的一个新阶段。从那时起,革命者拿起了枪杆子开始了武装斗争,从此再没有松开过。

就在当局四处追捕他们的时候,政局改变了,左翼革命者想要推翻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在1970年3月被朗诺和施里玛达为首的右翼分子推翻了,西哈努克流亡北京。从这个时候起,革命的方针重新调整,革命目标也全然改变。

西哈努克成了他们的同盟者,革命者与王室第一次携起手来,枪口朝向了得到美国支持的朗诺政变集团。

激烈的战争进行了整整5年,牺牲了无数的优秀战士。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和越南南方的攻陷,朗诺的实力被大大削弱了,到1975年4月,美国最后放弃了东南亚,朗诺出走他乡,把一个打得千疮百孔的柬埔寨留给了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

他很难用言语准确描述得清他在4月17日那天乘坦克进入金边时的心情。是胜利?满足?复仇?理想的实现?他说不清。在被当作临时指挥部的

火车站的楼上,他常常站在满是灰尘的窗口,望着在他的文章里一遍遍描述过的“腐朽、堕落和罪恶的金边城”沉思,新政权的决定也开始在他的头脑里渐渐形成。他不知后世将如何评价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这些天里作出的一个个“革命的决定”。200多万人、具有70万车辆的的金边城由于他的决定,仅仅3天之内,一撤而空,从波成东国际机场到金边城8公里的道路,完全可以闭目行车。那是些充满了紧张、匆忙而又无比酣畅淋漓的岁月。他和他的战友们没有一天不是感到他们在创造历史,吴哥古王朝的辉煌由于他们的革命而重新灿烂——确定新的国庆日、实施新宪法、公开党的组织、清除革命队伍中的叛徒、成立农村合作社、提出国家建设“超大跃进”的4年计划,他们要在10—15年的时间内,把国家落后的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用15—20年的时间,把柬埔寨从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为具有工业基础的国家。

那些日子里,他觉得柬埔寨如同一轮初升的太阳,正冉冉上升,为全世界所瞩目。

从1977年起,越南人在东部边境的炮声开始让他感到不安,到1978年,越南人的意图已经相当明显。到12月,他的老部下、东部军区第五师副师长兼政委韩桑林等人背叛了组织,逃到越南,组织了一个旨在反对民柬政府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号召要推翻以他和英萨利为首的“叛徒和暴逆集团”。几乎在同时,越军大举出动,几十万人的兵力越过边境,向金边猛扑而来。

越军的进展速度太快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民柬国民军根本无法抵挡打败了美国军队的越南人。当时,他真是想过与金边共存亡的。1979年元月6日下午,他会见了执政后第一次见面的西哈努克,与他谈了话,对自己这些年来忙于政务而没有同亲王见面表示歉意。他请求亲王率领一个代表团到联合国去,揭露越南人侵略柬埔寨的行径,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与同情。他希望联合国能够出面干预,制止越南人的入侵。那天晚上,他一直在收看战场上发来的战报,几乎一夜未眠,只在沙发上打了个盹。1月7日,当他正准备吃饭的时候,越南的炮声已经清晰可闻了,后来甚至听得见远处隆隆而来的坦克和装甲车声。部下们不由分说地把他架进汽车驶去了机场,钻进停机坪上的最后一架直升机飞往了西北部的马德望省。越南人要打到那里至少还需要4天时间。

一个政权就这么陷落了,他和他的同事们为此痛悔不已。他们对导致了他们下台的越南人切齿痛恨,同时也不止一次地承认在执政的3年多里他们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犯了不少错误。

“我们那时候还不成熟,”波尔布特1993年5月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说,“还不具备掌管一个国家的经验。胜利冲昏了我们的头脑,使我们无力管理好国家。”

对于波尔布特而言,多年之后能这么公开地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极少见的。

过去,民柬党内有种倾向,统统把自己的失败归诸于外界因素,可是历史事实却让他们在这些年的沉思中逐渐认识到:他们的胜利来的太仓促了,连制定一条如何建设保卫国家的路线也没来得及,甚至国家的体制和国家机构也是在一年之后才确定的。3年多的执政里他们的确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可是负面的教训似乎让他们更感深刻,比如把城市居民统统赶到乡下,不顾国情地在全国推行集体化与合作社,提出“超大跃进”口号,取消货币,反

对知识,实行供给制,打破家庭结构,对所有怀疑对象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党内和军内一次次的清洗等等。柬埔寨社会发展的链条在1975年中断了,历史被重新书写,似乎一抬腿就可以进入一个空前绝后的社会。

好在的是,党没有被消灭,他们的基本力量部分地得到了保存,尤其是农村,他们一直非常看重的根据地没有完全丧失。他们在失败中舔净伤口,一切又从头开始。在反抗越南入侵的大旗下,西哈努克再次成为他们的同盟,加上老资格政治家宋双的力量,三派组成了民柬联合政府,直到越南1989年撤军和《巴黎协定》签署。

由于他对执政期间民柬政府所犯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内外的反民柬势力一直把他看成是罪不可赦的罪犯和刽子手,说在民柬执政期间有200万人被处死或因疾病和饥饿而死,“波尔布特”这个名字成为恐怖与杀戮的代名词,他领导下的民主柬埔寨社会被人称作“杀戮之地”。在国内,很多人一提到红色高棉就称呼为波尔布特,他成了“种族灭绝”的罪魁祸首。

为了改变民柬在国内国际的形象,1985年他所执掌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停止活动,他宣布退休,主持看上去毫无实权的国防高等学院。可是只要了解民柬的人都知道,他一直是民柬内的实力人物,他的存在影响着民柬的所有政策。

对于参与签署《巴黎协定》和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持和平行动,他和同事们制定的方针是:积极参与,防止阴谋,争取利益。可是他认为,从联柬机构入柬一开始他们就被巨大的阴谋所困绕。他们坚决相信越南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柬埔寨,大量的越南人滞留于此就是明证;第二,《巴黎协定》说好是全国最高委员会在国内外代表柬埔寨,可是它却根本没有实权;第三,协定也规定了联柬机构进驻之后,要对金边政权原来的国防部、财政部、外交部、内政部、新闻部进行控制监督,可是事实上却没有能够做得到,联合国的人在那里至多只是个观察员而已。就这么三条,民柬就有充分理由不参与《巴黎协定》制定的和平进程,拒不裁军,拒绝联合国人员进入他们控制的地区,抵制大选。他们曾经做过努力,让原来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拉那烈和宋双也退出大选,有一个时期似乎也有这个可能。以波尔布特所想,他们希望在柬埔寨建立一个以西哈努克为国家元首的政府,四派分享权力,彻底抛开越南人的影响和干预。他毫不怀疑,红色高棉会在过去的教训上站立起来,成为领导柬埔寨未来社会的中坚。

太阳渐渐消失在树林背后,它余下的几条仍然滚烫的光线,给山岭上的树梢涂上一片灿烂的金黄。与正午时分的酷热比起来,这时候应当说是相当凉爽了,微风挟着青草的微温气息从院子里掠过,把桌上的报纸不时地掀起来。这时候是一天里最为惬意、也让人最为多思的时刻。波尔布特总喜欢在这个时候独自坐到凉亭。

他的眼睛掠过面前的院落。这里从布局上看,很像是个寺院。波尔布特占有一个套房,另外一个套房住着他的第二个妻子和女儿。他的第一个妻子也是他战友的乔蓬纳丽在80年代初患了精神病,波尔布特完是与其分居,后来离婚。第二个妻子比他小20来岁,是个典型的高棉姑娘,结婚第二年,就为这位职业革命家生了个女儿。除这两套大房子外,另有一排6间平房,一个厨房,一个娱乐室。6个平房主要是供那些来见波尔布特的人居住的,他们可能是他的同事、战友,也可能是他的部下、学生。他有时真的以国防高等学院院长的身分在这里对他们进行真理的教诲。

沿波尔布特注的套房一圈,有好几个小房子,那里住着他的贴身警卫和秘书们,任何时候一呼即应。这里的通信设施也堪称一流,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同分布在各个战区的高级指挥员甚至师一级的指挥官直接通话。

沿波尔布特注的套房一圈,有好几个小房子,那里住着他的贴身警卫和秘书们,任何时候一呼即应。这里的通信设施也堪称一流,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同分布在各个战区的高级指挥员甚至师一级的指挥官直接通话。

个1500多平方米的院落以外,还有两道铁丝网,布有好几道岗哨,他们每过一段时间就要进行换防。官兵们虽然守卫着这里,但却不能接近。上级告诉他们,这个颇像寺院的地方是民柬的一个重要仓库,谁也不会想到他波尔布特居然就在其中。只是有时候人们看见一辆被蒙上了窗的白色小旅行车在这里进进出出,人们才会对这个“仓库”的真实性产生一点疑虑。

许多年来,无数记者企图接近这个地方,哪怕能窥见波尔布特的一个侧影,但没有一个获得成功。有人把他描绘成自我放逐的政治家,认为他在这个称作“87号”地方的沉思,与一个僧侣的沉思没有什么两样。由此有记者在文章中把他说成是“森林高僧”。

波尔布特的思绪稍稍走神,很快又回到刚才的思路上。

对于原来共同抗越的其他两派,虽然在政治观念上彼此不尽一致,但他对这个同盟是相当看重的。他曾经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强调:要想夺取胜利,“其不容置疑的前提是民族团结和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他还记得大选前他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我们时刻不要忘记利用国际势力,它可以使我们的力量获得极大的外部影响和支持。而国内呢,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同盟军,我们就会失去在农村,在区、乡里的社会基础,我们在议会里也就得不到拥护。一个得不到人民拥护的政党怎么谈得上保护人民利益,怎么谈得上要求人民响应你的号召呢?”

按他和其他民柬领导人的设想,民柬退出和平进程会极大地影响到西哈努克、拉那烈和宋双,大选前的政治恐怖的确使他们产生过动摇。只要其中有一派退出,那么联合国主持的大选就只能宣告失败,那时候,唯有西哈努克亲王站出来,组成一个以他为首的民族联合政府以取代大选。毫无疑问,红色高棉将在这个联合政府中拥有强有力的地位。

可是,西哈努克在大选前一天从北京返回金边,显示了亲王本人对联合国行动的支持,同时奉辛比克党的领导与他们的支持者们顶着政治恐怖参与投票,打破了红色高棉的战略。对红色高棉而言,一场大选夺走了他们十几年来苦心经营的统一战线。

在国外,美国、东盟、欧洲和周边国家都纷纷发表声明,尊重大选结果,这也就结束了国外对以红色高棉为主体的民柬联合政府的支持。联合国方面通知说:安理会已经决定,大选一结束,原来的民柬联合政府驻联合国大使将停止工作,柬埔寨的席位将交给未来的新政府。

对这个危险他波尔布特是有预感的。在1992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他就发出过这样的警告:“民主柬埔寨本身不是万能的。如果联合国和西方列强从我们身边把所有人都拉走了,我们就会成为一事无成的孤家寡人。那时候,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对我们发动进攻,把其它力量归入到金边政权的力量中去,从此结成一个强大的联盟。到那个时候,泰国、东盟各国不管喜不喜欢,

都得接受这个现实。所以我们至死都需要在另外几派中拥有朋友,至死都需要外国朋友的理解支持。“所以,在整个大选前后,红色高棉的政策一直是”毫无条件地、毫不动摇地支持一个由西哈努克为国家元首和总理、有四派力量共同参加的临时政府,一个有四派军队参加、由西哈努克为最高统帅的联合武装力量。“

都得接受这个现实。所以我们至死都需要在另外几派中拥有朋友,至死都需要外国朋友的理解支持。“所以,在整个大选前后,红色高棉的政策一直是”毫无条件地、毫不动摇地支持一个由西哈努克为国家元首和总理、有四派力量共同参加的临时政府,一个有四派军队参加、由西哈努克为最高统帅的联合武装力量。“

国20%的土地,在“解放区”里有运转灵活的行政和军事机构,经济上由于有拜林宝石矿和木材出口的支持,他们相当宽裕,而且没有其他各派的那种相互倾轧和政府机构腐败的现象存在。

令他感到悲哀的是,他们的同盟军积极投入了大选,而且同过去的敌人握手言欢组成了联合政府,而把红色高棉完全排除在外!金边发生的情况太出人意料了,他和大多数民柬的领导人们甚至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西哈努克所说的“这次成功的大选是给红色高棉的沉重打击”一点没错,这个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它甚至可以同14年前越南人夺取了他们在金边的政权相提并论。那些天里,“民主柬埔寨之声”的广播里没有新的内容,老新闻播了又播,不然就是没完没了地放音乐;过去拜林每天都要给民柬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传发领导人的政治指示,可一连8天,大使们没有得到只字片言。

自1979年以来,红色高棉从来不像今天这么孤立、脆弱、士气低落。多少年来,部队里第一次出现了集团性的叛逃现象,有人甚至出卖武器给自己的敌人。

一想到内部问题,波尔布特就开始皱眉,这是因为他深信一条真理:真正的失败都是从内部开始的。

波尔布特的眼前出现了那些曾与他出生入死、朝夕相处的老战友们的面孔。

第三十二章世界上最神秘的政治领导者们

对于红色高棉内部的情况,多少年来一直是个巨大的秘密。无数专家学者们都认为,在全世界的政治组织中,红色高棉是秘密程度最高,且保密效果最好的机构。比如,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达一年半之后,才公开了柬埔寨共产党组织;在民柬电台宣布波尔布特担任总理之时,外界对这个名字和他本人几乎一无所知,直到他过去在法国的同学在电视上看到他讲话的图像、才发现这个人就是当年那个叫“沙洛特绍”的留法学生。无论是在执政还是在流亡期间,红色高棉领导人全都深居简出,他们的个人、家庭和社会关系情况一概不为外界所知。即使国际情报高手美国中情局和前苏联的克格勃也对他们的内幕一筹莫展。比如,1979年之后,红色高棉领导人到底居住在何处?他们的政治决策过程如何?谁是党中央的常委委员?谁真正控制着军队?1985年后的波尔布特在民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地位?

英国记者纳特?塞耶(NATETHAYER)多年来一直从事对红色高棉活动的报道,在无数的访问、观察、阅读资料之后,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红色高棉的两位高级领导人在1992和1993年间遭到清洗,地位下落。

说出来是惊人的。这两个人是原红色高棉负责外交的副总理英萨利,他们一个是波尔布特过去的姻弟也是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好友,他长期以来是民柬的第二号人物;另一个是宋成,民柬政府的国防部长和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巴黎协定》后为柬全国最高委员会民柬方面的两代表之一(另一位为乔森潘)。他也是波尔布特早年在法国的同学,多少年来一直是他的密友和坚定支持者。

纳特?塞耶把他的发现整理出来,先给一位报社的同僚,自己守在一旁等待同僚的反应。

同僚在把文章还给塞耶的时候,取下眼镜沉默了好一会儿,说道:“它能卖大价钱。它还能让你一举成名。”

果然,同僚说的两点塞那都得到了。英国、法国、美国、香港、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也都为这篇文章出了大价钱。仅在泰国,他就为这篇文章得到了一万美元。

按照塞耶的说法,宋成在民柬内部的地位下降始于1992年5月,在一次高层会议上,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们就是否参加联合国主持的和平进程问题进行讨论,宋成所持观点与其他人冲突。当时宋成的观点是应当参加这个和平进程,否则红色高棉将被排斥在外,由此与未来的政权失之交臂。但这就意味着红色高棉必须解除70%的武装,而自从1968年起,红色高棉存在的基本力量就是手中的枪杆子,它被当成是生存的命根子。宋成昔日的同事们激烈反对,塔莫差点当着宋成掀翻了桌子。冲突由此而起并逐渐扩大,导致了这位民柬国民军总司令的光辉从此走向暗淡。

其实,宋成在民柬中央的地位过去就受到过挑战。1978年底,S-21里的招供材料中,有许多都开始牵扯上宋成的名字。民柬党内盛传出了叛徒,很多人怀疑这是指宋成。有人已经预感到过不了两个月,这位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就会遭到清洗。很有意思的是,越南人在1978年底发动的入侵拯救了宋成。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时,宋成手下掌握了一大批指挥官,开展反抗越南人的游击战离开了他们无从谈起。由此宋成得以存活下来,继续担任着民柬内的高层职务,是名义上的民柬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宋成毕业于巴黎的索波里大学(SORBONNE),1963年与波尔布特一起隐入农村开展革命,在此之前,他是金边一所大学的教务长。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后他都是党内最可靠的人物之一,一直握有兵权。1987年,当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成为可能的时候,宋成的地位甚至有所上升,被内定为将来参与金边政治联合的红色高棉代表之一。果然,1991年,他与乔森潘一道被任命为西哈努克为主席的全国最高委员会成员,并且是红色高棉方面与联柬机构打交道的首席谈判与联络官。以当时宋成的态度和后来流散的红色高棉内部的文件来看,民柬确实已经准备加入和平进程,重返金边争得政府中的一席之地。

可是1992年初,当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开始之后,红色高棉发现联柬根本没有控制住金边政权中至关重要的那5个部门,他们仍只接受人民党的指令对国家进行控制,这意味着金边政权的实力不会得到削弱,全国最高委员会也就只能是个空架子,在未来的大选中人民党将处于难以击败的地位。

争论开始在红色高棉内部出现了:是否要对联合国人员开放民柬控制区?是否要对部队实行70%的裁军?占上风的意见是,如果放弃了地盘和武装,无异是自招杀身之祸。

在4月和5月的高层会议上,宋成争辩说:红色高棉的未来不仅依靠现有的武装,而且也要靠自身在国际社会面前表现的真诚。由于过去的错误,红色高棉的国际形象本已有损,如果现在退出和平进程,那么民柬不仅将失去进入政府、重返金边的机会,同时还会在国际上大大失去信誉。

值得注意的一个背景是,当时正值红色高棉多年来小心翼翼发展起来的与奉辛比克、宋双派、美国以及东盟各国的关系逐渐解体之际。国内的同盟急于在未来政府中争得席位,国外的支持者这时候开始渐渐疏远,准备承认大选后建立的合法政府。宋成认为此时若民柬再违背《巴黎协定》,在政治上、道义上和军事上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孤立。

可是宋成孤掌难鸣。在会议表决时他输给了那些坚决不放弃枪杆子的同事。

红色高棉内部对意见严重相左的人传统上有两种处置方式:一是处决,二是剥夺权力进行“再教育”。由于宋成和乔森潘一样是到法国签署《巴黎协定》的红色高棉的代表之一,他的身份已被国际社会承认,同时他也是全国最高委员会的成员,国内方面为西哈努克和其他各派所认可,因此“组织”

对他的处理选择了后一种方式。

从这以后,宋成一直在无休止地写检查,作交代,进行自我批判。他承认他犯了严重错误,给“组织”带来了巨大损失。但让他真正感到自己犯了错误是在1992年12月,由于联柬方面没有及时控制住逐渐扩大的政治恐怖,导致许多奉辛比克党员死亡失踪,同时也由于全国最高委员会没有获得实权,西哈努克公开谴责联合国驻柬权力机构,同时暗示由他出面组成一个临

时政府以取代联合国主持的大选。红色高棉当然把这看成是个绝好的机会:亲王与他们结盟反对这场维和行动和大选。

时政府以取代联合国主持的大选。红色高棉当然把这看成是个绝好的机会:亲王与他们结盟反对这场维和行动和大选。

这位皮肤黧黑、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政治家变得沉默寡言。细心的人注意到,他的头上又平添了许多白发。

与宋成不同,英萨利在民柬内地位的下降却是由来已久了。

在整个红色高棉执政期间,英萨利一直负责外交事务,是兼任外交部长的副总理。同时,民柬胜利后从国外回来的大量知识分子也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们中间许多人受到审查,上百人遭到处决,另有许多人被送到乡下参加体力劳动,只有极少的人留在首都金边,在政府部门干着杂役的活。

1979年红色高棉失去金边政权之后,英萨利的一次谈话曾经导致了其他领导人的极度不满——他在会见外国记者时居然承认了S-21,也就是托士伦审讯所的存在。在这里,至少有16000人死于酷刑和枪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红色高棉内部的军官和政府各阶层官员,以及他们的亲属。

事情还不止于此。他后来又进一步声称:民柬的一些高级官员被捕和被处决的时候他在国外,对情况毫无知晓。

英萨利这儿句话犯了红色高棉内部的大忌。他们向来坚持集体领导原则,所有重大决定都出自集体表决,英萨利的话一是违反了党内的原则,二是将红色高棉内部的矛盾暴露在外。

但是,当时英萨利负责外交,他在国外有大量的关系和朋友,考虑到红色高棉的生存需要国外的支持,同时也考虑到他同时还掌管着民柬的财政,武器购买的渠道唯有他最为清楚,所以党内只是对他作出了批评,他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动摇。但是,在他的同事们的心里,对他已经开始具有排斥心理了。

在1988年前后,英萨利同波尔布特之间发生过几次争吵。他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和粗暴的性格触怒了许多战地指挥官和知识分子。《巴黎协定》的签署中断了外国对红色高棉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英萨利的地位有了明显下降。他的指挥所设在泰柬边境的梅莱山区,这里是红色高棉的外交活动中心,也是红色高棉的知识分子集中之地。由于对英萨利越来越看不惯,他们中有些人在1993年离开了此地,这导致了英萨利的进一步孤立。他的手中已经没有直接指挥的大部队,也不再控制经济大权,他实际上已被排除在了“组织”的常委之外。虽然他还出现在常委会议上,但恐怕只是个“观察员”

身份而已,没有了往日的决策地位。

英萨利是波尔布特的姻弟,英萨利的妻子乔蒂丽是波尔布特原来的妻子乔蓬娜莉的妹妹。在非常重视家庭关系的柬埔寨,这个关系即使在政治家之间也是极为着重的。可是,由于乔蓬娜莉患了精神病,1986年波尔布特同她离婚,不久又娶了第二个妻子。原来的姻亲关系被切断了,在英萨利失势问题上加重了分量。

根据塞耶的说法,柬埔寨共产党虽然已经在1981年宣布解散了,并且还宣称支持“自由议会民主”,但大多数研究柬埔寨问题的分析家们都认为这不过是幌子而已,目的在于与其他派别寻找共同点组成统一战线,同时也吸

引外国对抗越力量的支持。事实上,柬埔寨共产党仍如同1976年前一样转入了地下,波尔布特仍然是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民柬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党内,他被看成是唯一能把全党团结起来的人物,其地位任何人也无法挑战。1985年以后,他极少抛头露面,大量时间用于研究政治与军事战略。

他也极少到其他红色高棉的基地视察,据说师以下的指挥官根本就见不上他的面。在红色高棉内部,他被视为天才,他和蔼可亲的态度和体察下情的作风为他赢得了众多拥护者。有时他也亲自上课,给高级指挥官们讲解国际国内形势,讲解红色高棉的战略方针。这种课程一般为两周,每天要在课堂上呆8个小时,另外自学5个小时,每晚还有一次政治会议。学习结束前,学员们可以连续两天享受娱乐活动和丰盛的饭菜。有时候,乔森潘、农谢、切春也来上一两堂课、但波尔布特永远是这里的主讲。他幽默的语言、充满激情的讲述,以及他清晰的逻辑思路,使人不知不觉地对他产生出崇拜之情。

1985年与波尔布特差不多同时宣布准备“退休”的人中,还有民柬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农谢和民柬国民军的总参谋长切春。

出生于马德望省的农谢也是1963年与波尔布特一道离开金边进入丛林的革命者,被描绘成同龄的波尔布特的“影子”。他也是极少抛头露面的人,直到1978年接见一个来自丹麦的代表团的时候,人们才得以看见他的庐山真面目。他管理着党的各级机构,同时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在英萨利失势之后,被公认为民柬内的二号人物。

切春长期以来他一直担任民柬的总参谋长,负责柬北部的军事指挥,掌辖着6个师的部队。这位被地雷炸断一条腿的指挥官在民柬执政时期负责执行清洗“党内叛徒”和美国、越南“间谍”的使命,西方有的记者把他称作“屠夫”。切春性格直爽、敢作敢为,他在1989年4月接见外国记者时公开承认执政时期犯了错误,说当时许多城市居民被赶到农村地区因缺粮而饿死,其中金边迁出的居民死人最多。但他对杀人的事进行了反驳,说“我不承认我是一个大刽子手”,“我们的确也杀了一些人,但他们都是坏人。哪个政权不镇压它的敌人?死人的数字是几十万,真正杀害柬埔寨人民最多的是越南。”

切春在党内的第三号位置是在《巴黎协定》签署之后才获得的。1992年宋成丢失地位后,“总司令”直接指挥的6个师归入到切春的指挥棒下,这使切春的地位大大增强——从毗邻泰国的西北部到北部、再到与越南接壤的东部地区的红色高棉部队,全都归属切春指挥。这意味着红色高棉武装力量的70%掌握在切春手中。

了解红色高棉的人和大选之后叛逃的前红色高棉指挥官们都说:虽然切春有时候性情粗暴,但是他处事公正,照顾部下利益,所以很得部下的拥护。

在民柬内部,人人都知道切春的部队是装备精良、粮草充足、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在切春指挥的老部队里一提他的名字,官兵们甚至要站起来立正以示敬意。

无论塞耶的分析是否与事实相符,红色高棉确实是面临着党内对现实的认识统一问题。在波尔布特看来,金边在大选后建立起来的新政府注定是要“短命的”。由于在分配政府职位问题上的争执,由于人民党长期对各级政权的控制,最后必然导致两位联合总理摊牌,两大党组成的政府出现分裂;经济上柬埔寨已经是“家无存粮”,国库空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不得不依靠国际援助过日子。尽管新政府实行了大开放政策,欢迎外国投资者到

柬埔寨兴业,但这毕竟有个过程。无论是朗诺统治时期还是金边政权时期,人们对政府里的腐败现象已经是深恶痛绝了,新政府在这方面很难出台什么有效的措施,因为政治上盘根错结的关系,牵一发而动千军,拉那烈和洪森都没有这个胆魄。以现在如此紧张的经济形势,很可能会“官逼民反”,起来造反。波尔布特料定,金边的“蜜月”将会是非常短暂的,这个时期一过,又将会出现纷繁复杂的局面。

柬埔寨兴业,但这毕竟有个过程。无论是朗诺统治时期还是金边政权时期,人们对政府里的腐败现象已经是深恶痛绝了,新政府在这方面很难出台什么有效的措施,因为政治上盘根错结的关系,牵一发而动千军,拉那烈和洪森都没有这个胆魄。以现在如此紧张的经济形势,很可能会“官逼民反”,起来造反。波尔布特料定,金边的“蜜月”将会是非常短暂的,这个时期一过,又将会出现纷繁复杂的局面。

上一次从发动武装斗争到夺取政权用了7年时间,这一次,又需要等待多少年呢?已经70岁的他,还能等得到下一次从容不迫地跨进一辆坦克开进金边吗?柬埔寨人民是否还能接受他这个叫波尔布特的人?

波尔布特认为,改变历史有时是一瞬间的事,有时又需要一代人甚至许多代人的艰苦奋战。无论是他,还是农谢、切春、乔森潘,他们都已经老了,当年刚刚逃离金边进入丛林时候的那种万丈豪情已经不可能在他们身上重现了。现在,支撑着他们的是一种信仰,一种历史潮流冲击的惯性,和他们已经无法改变的个人命运。

“红色高棉”这几个字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一种事业,一个可能需要许多代人生生不息为之奋斗的目标。波尔布特不得不把目光盯在下一代身上。

他知道终有一天他会把手中的指挥棒交到他们手上。

早在1987年,波尔布特就签发了一道命令:选拔和提升年轻人到领导指挥岗位上来。由于他的关注,一批新人正在崛起。军事方面,一个由7名师级军官组成的集体委员会,开始脱颖而出,负责提出军事战略和战术方面的建议,提交常务委员会的批准。这批人大都在40岁至50岁之间,均是在1963年和1967年追随波尔布特到丛林参加地下革命的城市学生、教师,在遮天蔽日的丛林里他们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柬埔寨社会,认识了战争、鲜血与死亡。

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为红色高棉的信仰捐躯长眠,剩下的这批人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成为师长、团长。丛林革命让他们付出了几乎整个成年时代的代价。

由于有波尔布特这样的老一辈领导人的信任,同时也由于他们牢牢掌握着武装部队,控制着地盘,因此他们的地位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他们之所以迅速崛起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柬埔寨社会中非常看重的的亲戚裙带关系。比如指挥着1002军事区的索洪(SOHONG),是波尔布特的侄子,红色高棉执政期间他一直在外交部工作,现在是7人领导群体的首要人物;米勒箜(MITNIKORN)是宋成的弟弟,他是宋成还没有失势前提拔起来的指挥官,1992年以来控制着柬西部地区的部队,其实力至少有5个师;还有切春,他有一个儿子、一个侄子在7人集体之中,目前均是师一级的指挥官。

在红色高棉整个领导层中,目前真正能对政策发生影响的有3个权力中心。首先是最高决策层常委会,基本上是由老一批革命者组成,在政治经验和武装斗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同外国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就是那个7人军事领导集体。第三个权力中心是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政治决策群体,他们负责对红色高棉的政策进行分析、贯彻,同时也协助常委会制定政策。

这个政治权力中心大约有15个人,他们全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投身革命。从红色高棉执政时期一直到《巴黎协定》签署,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均在外交部工作,另有几个人担任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和顾问。1992年11月30日红色高棉宣称组成的那个“民族团结党”

筹委会,除了乔森潘和宋成是老一辈外,其余的早在1975年民柬执政以前就已经是很有名声的专家治国论者了。他们都有在欧洲留学的经历,握有很高的文凭,其中有一个律师,三个经济学家,一位数学家,四位工程师,还有一个教育专家。“民族团结党”在筹备声明中声称:他们将在未来的民族和解政府与和平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后来这个党没有真正成立,这批人也没有获得真正独立的决策权,但是他们作为一批有独立见解和政治抱负的人在党内得到了承认,其地位也在上升。

这批年轻政治家的“后台”是乔森潘和宋成。1993年5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乔森潘直言不讳地说道:“如果柬埔寨获得和平,建立起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权——个资本主义的政权,那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非军人的政治家们。担当这些角色的非知识分子莫属。”乔森潘还进一步暗示了这批年轻政治家的存在和崛起:“现在的政治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如果我们还像过去那样搞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那注定是会自取灭亡。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红色高棉老一辈的领导人由于年龄、政治状况和身体的原因,将逐渐退下来,为那些有能力领导的年轻人取而代之。这是很正常的现象。那些将要担任重要位置的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

红色高棉的发言人马本和原驻中国大使姜裕朗就是他们中间的代表。可以预见的是,在新政府成立之后,红色高棉作为政权干预者的地位将逐渐失去,而更多的成为一种政治运动,其权力也将渐渐由军事指挥官手中向相对温和的政治领导者过渡,寻求一种更为实际的政治解决方案代替武装斗争。

即便是现在,军事战略不过是工具、手段而已,红色高棉未来的前途还是在“政治战场”上。拉那烈和洪森不止一次地表示:如果放弃武装和其控制的地盘,红色高棉只是作为一个政党是完全可以存在的,他们和其它参加大选的20个政党一样,可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应有的合法地位。

可是,红色高棉奋斗了整整40多年的事业怎么能就这么被“收编”“招安”了?波尔布特每一想到这种前景就感到痛苦,甚至不寒而粟。从20岁起他就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信仰,至今仍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也许他在执政的时候犯了教条主义,操之过急,或者过于生搬硬套理论上的东西,没有照顾到柬埔寨的国情,但是,他一直相信,柬埔寨真正需要的是他这样的革命者,而不是金边政权的那一帮官僚。唯有他和他的战友们,可以将吴哥文明再度振兴,放射出不朽的光辉。

为了这一天,许多革命者献出了生命,其中就有他的领路人、党的第一任书记杜斯木。他牺牲的详情至今没有人能够搞清,但多方的调查可以确信,他是死在了秘密警察的手里。1953年,25岁的波尔布特从法国归来后,就一直在杜斯木的教导下工作。杜斯木的理论、他的信仰、他的作风和不畏牺牲的精神,多少年来一直是波尔布特心中的灯塔,让他的精神世界永远充满了光明。每一年在杜斯木失踪的日子,波尔布特都要亲手采一束花,插到院子中央的一个大花瓶里,在它面前低头沉思:

先烈们点燃的革命火炬将永远不熄!

虽然遭到了一系列挫折,虽然还面临着重重困难,可是革命并没有停止,柬埔寨的历史注定要深深地镌刻上红色高棉的印记。1973年他身患重病的时候曾告诉战友们说:任何成功都来之不易,红色高棉要想取得成功,首要的是获得农民的支持。只要牢牢掌握住农村,革命就一定会成功。

不到两年,他的话应验了。

现在,再一次面临严峻考验,使他又记起了1973年说过的话。实际上他从没有忘记过红色高棉的根基所在。1993年3月他对聆听他教诲的民柬师长们说:“1979年,我们遭受了灭顶之灾,本来我们已经宣告死亡了。可是为什么又起死回生了?尽管我们执政期间犯下了不少错误,四面树敌,受人憎恨,可是我们为什么仍然有能力把力量吸引到我们一边来?”

波尔布特每讲到这个问题就感到激动,因为这涉及到他对柬埔寨社会的认识和他在制定政策时候的基本依据。“这是因为,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牢牢抓住了农村这个根据地,这就是我们起死回生的根本原因。当时我们的军队几乎已经全军覆灭,四分五裂了,可是没过多久,我们在农村又重振旗鼓、恢复了生气。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在柬埔寨,我们生存的基础是农村,而不是共产主义。”

1988年,他在他的“87号”里办了一期训练班,参加者有从营到师的各级战地指挥官。在讲到国内问题的时候,他突然停顿下来问道:“我们怎么才能使群众接受和拥护我们?”

课堂里静了片刻,然后有师和旅一级的指挥官站起来回答,说是应当揭露对立面的腐败,展现红色高棉纯洁的爱国主义;有的人则认为,主要问题在于经济……

波尔布特对这些回答都以摇头表示不满意。这时候,一位坐在后排的营长举手要求发言,得到允许后他站起来说道:“我们应当与农村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那群众就会团结在我们周围,并且拥护我们的主张。”

“对!”波尔布特为在场这位军衔最低的军官能够做出他满意的回答感到高兴。“对!完全正确。我们就是要跟群众打成一片。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我们最牢固的基地在农村,在最贫苦的劳动大众之中。”

基于这个指导思想,红色高棉一直在农村发展巩固着根据地。部队每到一地,就要同当地的人们融和在一起,甚至帮助农民们耕田、收割。民柬的正规军有着非常严明的纪律,决不允许在根据地发生其他游击队那样随意烧、杀的行为。民心所向比任何武器的防卫更为可靠、更为牢不可破。靠着农民们广泛的支持,红色高棉一直牢牢地控制着20%的土地,其中包括盛产宝石的拜林和森林茂密的边境地区。民柬高层领导人曾经作过估计:即使没有任何外援,他们也可以在丛林里再坚持10年。而10年里,国际国内局势又将有多么巨大的变化?

遗憾的是自己已经老了。从35岁进入丛林以来,他已经在山野里度过了大半辈子。1985年宣布退休之后,他更是少于离开这个代号“505”的清静小院,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只是在1991年6月,柬四派在泰国帕塔雅举行事关重大的谈判时,他悄悄去了那个风景名胜之地,以在出席谈判会的乔森潘遇到问题时就近寻求他的及时决策。那些天里,他站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旅馆阳台上,远远地注视着雪白海滩上那些尽情享受生活阳光的人们,心里生出许多感慨。

后来,根据他的建议,“505”订购了两架功能齐全的直升飞机,波尔布特想要到外面多走走,至少同他的战地指挥官们多见见面。

在世界上许多著名人物中,除了圣雄甘地外,波尔布特非常敬重的,就是曾经作过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阿根廷人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丁。那位差不多与他同龄的革命者在大学毕业后漫游拉丁美洲,随后参加古巴革命,率领军队攻入首都哈瓦那被卡斯特罗视为

英雄和知己。他是一个非常富于浪漫主义的革命者,大公无私、禁欲主义、反对利己、甘愿自我牺牲。古巴革命胜利之后,他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渴望拿起武器开展斗争,选择玻利维亚为他开展游击活动的战场。这位声名显赫的古巴第二号革命领袖亲自拿起武器在崇山峻岭间开展武装斗争,两年后战死沙场。但是他的理想主义、他的坚毅斗志和牺牲精神,无疑已经成为流传后世的楷模。

英雄和知己。他是一个非常富于浪漫主义的革命者,大公无私、禁欲主义、反对利己、甘愿自我牺牲。古巴革命胜利之后,他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渴望拿起武器开展斗争,选择玻利维亚为他开展游击活动的战场。这位声名显赫的古巴第二号革命领袖亲自拿起武器在崇山峻岭间开展武装斗争,两年后战死沙场。但是他的理想主义、他的坚毅斗志和牺牲精神,无疑已经成为流传后世的楷模。

他记起自己在1993年5月17日对老部下们的一次讲话,他曾经引经据典地告诉他们,一定要有甘历卓绝艰苦而必胜的信念:

“尽管我们面前还会有许多艰难险阻,可是,在生存与死亡这两条道路中,我们毫无疑问将选择生存!”

暮色开始笼罩“505”,整个大院由于过于寂静,真的弥漫着一种宗教的神秘气息。

第三十三章兵变——红色高棉终于分裂

第三十三章兵变——红色高棉终于分裂

自从1994年7月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以来,游击战士们控制的北部地区——尤其是梅莱山地区,一直笼罩着一种不安和沮丧的气氛。

雨季即将来临,许多营地开始挖排水壕,并且往住处的屋顶搭盖浸有柏油的防雨布。过去,人们干起活来,总是人声喧嚷,高呼大叫;孩子们围绕四周,一边给大人递着工具,一边嘻笑打闹,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是自1994年以后,过去的生气在渐渐地消失,代之以一种越来越沉闷的空气。

阳光已经不像夏季那样灼热,可是,在铁灰色的屋瓦上晒了一整天,它的余热仍然久久不得消散。赤着上身、腰上挂着子弹袋的游击战士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望着太阳逐渐西沉,心头涌起难以名状的寂寥。

拜林,这个曾经被看作是红色高棉首都的北部小镇,在经历了越南侵略军、金边政权和政府军的多次进攻,并且曾经几度易手之后,已经显出了它历尽沧桑的破败。整个拜林镇,几乎找不到一幢建筑没有子弹炮弹的痕迹。

在一些被摧毁的旧房子旁边,后来又零零星星建起了一些房屋,但一看就是那种草草修成的建筑,似乎是人们临时搭建来存放物品的棚子,给人以极大的不稳定感。

在镇子东边的一幢灰色的小楼里,这个镇子的最高指挥官——红色高棉第415师师长伊潜也像他的土兵们一样,在看着太阳逐渐落到山的背后,触感到夜晚来临的隐隐悲凉。20多年的军事生涯中,伊潜出生入死,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穿越了无数枪林弹雨,许多次死里逃生,在战场上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红色高棉最著名的将军之一,并被指派担任游击队最重要的基地拜林的防守使命。人们曾经认为,他是最受波尔布特信任的军官之一,他的部队在红色高棉军队里也最具有战斗力。

熟悉伊潜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在大选之前还是大选之后,他都非常忠实地执行着来自统帅部的每一条指令。很长时间以来,伊潜已经形成了这种概念:组织永远正确,容不得任何怀疑和犹豫。

这已经成为一种信念。他和他的战士们在这种信念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1992年联合国开始在柬埔寨执行维持和平行动,并监督全国大选时,伊潜以为红色高棉最高统帅部能够借大选之机返回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从此脱离丛林,掀开革命斗争新的一页。可是,随之而来的指令却是抵制联合国的行动,抵制大选。大选结束,他又存幻想,希望西哈努克国王和担任第一首相的拉纳烈能够把红色高棉拉入到政府之中,至少接受红色高棉为合法政治组织。可是,金边传来的却是相反的消息。到1994年7月,当国会通过专门法案,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的消息传到拜林,他好一阵沉默,好一阵心酸。在越南军队侵略国家的日子里,金边也一次次发布过类似的消息,但那是在外国人控制下的政权作出的决议,他向来对之嗤之以鼻,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指挥部队顽强作战。可是现在,国家已经统一,并且建立了人民自己选出的政府,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继续反抗一个合法的政府,继续

在丛林里作无谓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呢?自己的生命难道注定要在这高高的山上,在这密密的丛林中消耗掉吗?还有自己的部下们,多年来他们出生入死,跟随自己顽强奋战,他们最大的愿望,不就是盼望有一无能够回归社会,娶妻生子,男耕女织,昂首挺胸地作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吗?

在丛林里作无谓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呢?自己的生命难道注定要在这高高的山上,在这密密的丛林中消耗掉吗?还有自己的部下们,多年来他们出生入死,跟随自己顽强奋战,他们最大的愿望,不就是盼望有一无能够回归社会,娶妻生子,男耕女织,昂首挺胸地作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吗?

为了鼓舞部下们的斗志,同时也改善这些出生入死官兵们的生活条件,伊潜开始在他的控制区里实行新政策。除了必要的戒备武装之外,伊潜用相当多的人员协助和管理人们伐木和开矿。他甚至采取了过去没有的开明政策,开放关卡,让人们相对自由地来去。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拜林打开了与外界接触的大门,获得了许多过去没有过的信息。老百姓们自由地寻亲访友,开始了一种正常人的生活。作为这种开放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经济变得繁荣起来,人们的日子也一天天变得相对稳定富足起来,至少他的部下们是如此,许多人还拥有了电视机,甚至在当地娶了老婆。

但有人对伊潜的做法感到不满,认为他是离经叛道,违背了组织规定的原则。有人偷偷地转告伊潜,说“组织”已经在秘密对拜林部队的情况进行调查。

伊潜对此一惊。一连许多天,他独自关在屋里苦思闷想。多少年来,他第一次开始对“组织”产生了疑问。

1995年夏天,他和与他职务相当的高级指挥官们得到通知,到位于泰柬边境的波尔布特指挥部参加为期5天的短期训练班。从伊潜担任团长职务起,到后来他担任师长,他曾经许多次参加各类训练班,内容多是由最高统帅部的指挥官们向他们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高级指挥员宣讲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斗争目标和战略战术。有时候,波尔布特、农谢、乔森潘等人还亲自授课。这些曾经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老游击战士们,以他们深入浅出的讲解,使部下们获益非浅。这一次,伊潜的心情略有不同,他希望他的统帅们能够更全面地阐明国内局势,说清下一步他们该怎么办。他觉得,他应当把士兵们的声音报告给领导者们:我们无心再战,希望早日回家。

可是,令伊潜大感失望和遗憾的是,在那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寂静的橡胶园里,波尔布特以他惯有的强硬语言,宣称绝不向现政府妥协,也不与现政府谈判,他们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坚持武装斗争,直至再创造一个辉煌的“四?一七”。

让伊潜感到惊异的,是波尔布特在这次短训班上,用前所未有的激烈言词,抨击党内和军内滋生的投降主义、悲观主义和享乐主义。波尔布特认为,在有的地区,一些领导人和军队指挥官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暗中与敌人接触;有的领导人已经完全堕落,贪图享受,放弃了对敌人的打击。伊潜发现,波尔布特在讲这番话的时候,他锐利的目光有好几次停留在自己身上。

那目光里有锥子一般的东西,刺得伊潜心上霍然颤栗。

就是在这次训练班期间,伊潜风闻波尔布特已经对党内和军队的状况感到失望,已经暗中策划组成了一个名称为“贫民党”的组织,成员是他所相信的党内高级官员和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同时也吸收了部分战区的中级指挥员。波尔布特的目的,是要以这个“党中之党”为核心,对采取妥协路线甚

至投降路线的人进行排斥和处罚,在党内开展一次新的清洗,让他所相信的人掌握住所有权力。

至投降路线的人进行排斥和处罚,在党内开展一次新的清洗,让他所相信的人掌握住所有权力。

伊潜的睡梦中,波尔布特的目光变成一把利剑,朝他猛然砍来……

可是,那毕竟是传闻,伊潜并不完全相信。红色高棉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以来,同他抱有相同思想的人在党内军内大有人在,如果波尔布特真要清洗,那就意味着大开杀戒,而这等于是自相残杀,削弱抵抗力量。他认为经过失去政权的教训,波尔布特不至于出此下策。

怀着矛盾的心情,伊潜从训练班回到了拜林。

拜林在伊潜的控制下,经济方面日益显得繁荣,与外界的交往也越来越多。凡是到过此地的人们都认为,拜林实际上成了红色高棉统治的样板。

但伊潜的心情却一天天紧缩起来。凭着本能,他觉得波尔布特不会允许他这么我行我素地控制红色高棉最重要的根据地。

果然,他的担心不久就得到了证实。

1995年年底,他的老战友,驻扎红色高棉重要基地梅莱山区的450师师长索佩来到拜林,同他谈起了最高领导层的动向。索佩向他证实,波尔布特的确在1995年10月间秘密成立了“贫民党”,它有自己的旗帜,并且制订了7条纲领。波尔布特要以贫民党为领导核心,以强硬手段解决内部组织涣散和军心不稳的问题。波尔布特认为,他可以像1975年夺取政权以前那样,依靠最贫困的人们,赢得一场新的斗争。

同索佩相处的那几天,两人都是在叹息中度过的。他们曾经一道为信仰而战,经历过了最艰苦的岁月,穿越了无数枪林弹雨,现在,他们却不知道该如何来应付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唯一让人感到宽慰的,是两人相互保证,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之间永远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任何时候,都将站在一起。

1996年初,一位来自前高层领导人英萨利身边的人到了伊潜的部队,他向伊潜透露,索佩所言完全是事实。“贫民党”甚至已经列出了一份“应当受到教育者”的人员名单,上面是将分期受到惩戒的党内、军内的高中级官员。

伊潜毫不怀疑,自己的名字一定赫然列于其间。

进入6月,雨季也随之降临,政府军不大可能向游击队发起大的攻击了。

伊潜指挥他的官兵们准备休整,同时加强了同外界的联系,期望在没有战斗的空间里,在宝石和木材贸易上多投入一些人力物力。要知道,他伊潜的415师每个月要向统帅部上交1000万美元以上的经费,它成为维持红色高棉生存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使自己的手下官兵能够过上一种舒适生活的保障。为此,伊潜深感得意,也深知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由于过于重要而处于许多人的注视之下。他在任何问题上的处置不当或轻举妄动都可能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最高统帅部的一道“充公”命令发到了他的手中。

根据这个命令,红色高棉所有成员、所有现役军人的个人财物、贵重物品乃至通讯设备都要集中起来,上交组织。最高统帅部将派专人到各个地区检查验收。

这道命令还规定,红色高棉控制区内任何人都不得与该组织以外的人发生接触和联系,违者将受严厉处分。

这道命令还规定,红色高棉控制区内任何人都不得与该组织以外的人发生接触和联系,违者将受严厉处分。

毫无疑问,这是1975年红色高棉执政期间政策的延续,或者是重演。当年的“四年计划”和“超大跃进”,基本剥夺了任何人拥有个人财产的可能,一切都属于组织,属于集体,包括家庭、婚姻。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缔造了一个沉默的、毫无生气的社会,给国家的稳定种下了危机。难道这幕悲剧还要重演吗?

一想到“悲剧”两个字,伊潜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的家庭,他的3个孩子。出生在战火之中已经是他们的不幸,作为父亲,他出生入死,说不定哪一天他就战死沙场,他们将从此成为孤儿,流落四方。那么,他没有理由不尽自己的全力,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一种相对舒适幸福的生活。如果执行这道新的命令,就意味着把这个环境和生活基础猛然打碎,重新回到1975年那样的岁月。

孩子们能答应吗?和他一样有着同样愿望的官兵们能答应吗?

伊潜的脑海里又现出波尔布特的影子,现出他那两道如利剑似的目光。

红色高棉尽人皆知,这么多年来,波尔布特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信仰,从来没有放弃过重返政坛执掌大印的梦想,无论他是担任总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还是对外宣称的国防学院的退休研究员,他实际上一直是红色高棉里的最高决策人,是核心中的核心。自60年代以来,他的“一号兄弟”的地位从来没有过动摇,倒是那些试图向他挑战的人,或者对他有所不恭的人,纷纷落马倒台,甚至命丧黄泉了。在伊潜从基层军官到师长的漫长岁月里,曾经接到过无数由波尔布特起草或亲自签署的指示、命令,人们对“组织”的语气再熟悉不过了。一读完面前的这道命令,伊潜就本能地意识到,它出自于波尔布特之手。

1996年6月以后的时间里,红色高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乱,许多官兵开始叛逃,其中有刚加入不久的新兵,也有战斗了十多年的军官。令丛林领袖们担忧的是,这种叛逃逐渐演变成集体行为,出现了整团整师的集体哗变。

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组织被宣布为非法之后必然导致的动荡,另一方面也是这道命令导致的直接后果。

为了防止叛逃的雪球越滚越大,波尔布特下令:从他所信任的部队里抽调军官,往那些与泰国和政府军控制区接壤的部队“掺沙子”,让这些“坚定分子”们控制部队。

此举在部队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只要是被“掺沙子”的部队,就意味着上层对之已经不大放心,开始派人监视其指挥权,并逐步控制部队了。只要时机一成熟,原来的指挥员肯定将被撤换,其未来命运不得而知。因此,军官们纷纷向统帅部表示,他们一如既往地效忠为之奋斗的事业,坚定地执行来自统帅部的每一道命令,同时他们将做出一切努力,惩治任何有违军纪的行为,更不允许任何背叛。可是在最高统帅部,这种表态只能被看作是对“掺沙子”政策的一种婉转对抗和拒绝,也说明对其的“掺沙子”行为应当坚决、迅速地进行。

这样做的后果,是越来越多的部队出现了思想和组织混乱,一批军官遭到撤职。集体性叛逃是制止住了,但是零星的叛逃却愈演愈烈。

“充公”命令下达不久,伊潜就接到“通知”,说是为了充实他的部队

的作战能力,一批“经过长期考验、革命意志坚定的军官”,将被分配到拜

的作战能力,一批“经过长期考验、革命意志坚定的军官”,将被分配到拜

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在波尔市特的眼里,伊潜已经失去信任。

接到这个“通知”的那天深夜,深陷于苦闷之中的伊潜与450师的索佩师长通了电话,想向这位战友倒倒苦水。没有想到,在同一天,索佩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同一处境,同一种心情,两人原打算倒的苦水反而没有了。通话结束时,索佩说出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与其束手就擒,不如揭竿而起。

这句话,让伊潜想了整整3天。接着他开始在拜林外围进行了“揭竿而起”的最初部署。一想到自己的枪口有可能要朝向自己人,他心上就涌起一种犯罪的感觉。

7月中旬,高层的核心人物,担任国防部长的宋成,总参谋长切春等,带人分别来到几个控制区,就贯彻执行新近颁布的“充公”新政策进行说明,实际上是想通过这一活动,进一步控制部队。

在其它一些地区的“说明”似乎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是,一到索佩的450师驻防的梅莱山和伊潜的拜林,他们却受到了挑战。

在拜林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当切春抚着那支假腿,说完“新政策”的重要性之后,伊潜手下的一位团长发言,提出了与“新政策”完全无关的问题。

他说,现在部队思想非常混乱,希望总参谋长能够给予澄清。

69岁的切春是60年代就成为职业革命者的游击专家,曾经指挥部队在打败朗诺、打击越南侵略军的战争中屡建功勋。在失去政权的日子里,切春作为军事指挥官的声誉反而有所上升,其化整为零、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令对手也不得不为之叹服。多年来,切春因为对敌手的毫不留情在红色高棉内外声名卓著,只是说法不同:在红色高棉,人们称他为“坚强的大叔”,在金边,人们称他是“屠夫”。

切春一开始根本没有把这位团长放在眼里。以他过去的脾气,是容不得部下对他的命令发出疑问的,他们的任务只有两个字:“执行”。如今时代变了,红色高棉不仅调整了对外政策,内部的气氛也发生了变化,容许下级对上级开展“民主”。

团长的话与“新政策”完全无关。他问切春,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一员,他是否知道有一个“贫民党”的党中之党?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组织?是否最高统帅部已经准备对党来一次清洗了?“掺沙子”是不是就是这个清洗运动的第一步骤?据他们所知,为了配合这次清洗,已经拟定了一份“排斥者名单”,上面有许多他们这样出生入死多年的老战士的名字。他甚至语调激昂地问切春:“你总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准备对名单上的人下手了?”

团长的话显然引起了在场军官们的共鸣,人们如同起哄一般,纷纷发言,指责统帅部背叛了吃苦受累的广大官兵。有人甚至流泪而泣,说与其死在自己人手里,不知与敌人和平共处,那样至少可以生活得安稳,不必像现在这样随时胆颤心惊提防被袭击。

如果不是伊潜插进来打断军官们的话,说不定当天就会惹出祸事来。红色高棉内部有一条规定,凡参加有高层人士出席的会议,所有人不得携带武器,可实际上有不少人怀里揣着手枪,如果有人头脑发热,完全可能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会议中断了。伊潜说是要同总参谋长研究一下拜林的局势,有些问题需

要切春作出明确指示。切春并不因为伊潜替他解了围而感激他,他反而认为这是伊潜整个阴谋计划的一部分,是他向最高统帅部挑战打的第一枪。

要切春作出明确指示。切春并不因为伊潜替他解了围而感激他,他反而认为这是伊潜整个阴谋计划的一部分,是他向最高统帅部挑战打的第一枪。

切春打断伊潜的话,说如果仅仅是这种悲观主义作祟倒还罢了,可是现在一个小小的团长居然胆敢质问什么“党中之党”的问题,明显具有反叛情绪。

提到“党中之党”,伊潜发问道:“我想问问总参谋长,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组织。现在传说很多,部队思想混乱,我们希望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组织做任何事情都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确定方针的,作为下级,应当……”切春没有正面回答。

“如果我们连在组织内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如何谈得上与敌人作战?我们不知道那些成立‘贫民党’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他们的矛头是指向哪些人?”伊潜步步进逼,语气丝毫没有过去下级在指挥官面前的那种怯懦。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组织正在开会研究,怎么说是要矛头指向谁呢?”切春也失去了往日总参谋长那种说一不二的果断。他打量一眼站在伊潜身后的两名卫兵,注意到在谈话的过程中,他们的脸上始终是冷漠的表情。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争执发生的过程中,掏出枪来进行射击呢?还有外面的岗哨,在他一进一出的时候虽然也抬手敬礼,但从他们目光中可以看出来,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尊敬,有的只是内含复杂的警惕。

切春坚持说他有很多问题必须赶回统帅部汇报,他需要离开拜林,希望伊潜能够谅解。“待统帅部做出明确指示之后,我再到这里来好好地回答各种问题。”

伊潜当然不希望就此把事情搞僵。在红色高棉内部,切春是实力派人物,重兵在握,除了总参谋长职务外,他还兼任北方地区指挥部司令,如果他在拜林出什么意外,那伊潜本人和他的415师都会面临严峻局面。

伊潜以为切春会在第二天上午离开。当晚他离开切春的住处后径直回了家,吩咐人准备了一些贵重礼品。自从伊潜的415师驻防拜林地区以来,许多人都称伊潜是红色高棉的“财神爷”。既然财神爷要送礼,那当然不会出手吝啬。当伊潜犹豫是否托切春给统帅部的其他领导人带些礼物的时候,有卫兵敲门,说是有重要情况报告。伊潜打开门,看到他安排在切春住处的卫兵站在面前,说切春一行十几个人,刚刚开车离开住处,朝泰柬边境的方向走了。卫兵问是否要组织追击。

伊潜沉默了片刻,回答说,让他们走吧,这样免了一场送礼了。

切春夜半潜行,说明他对拜林已经生出强烈的疑心,不辞而别,对伊潜已经没有基本的信任了。这位手握重兵的总参谋长在向波尔布特报告之后,“组织”是否会组织一次对拜林的围剿呢?从1993年开始,伊潜几乎每一年都要在这个地区与政府军开展拉锯战,难道现在要同自己的上司进行战斗了吗?

伊潜心上涌起一股悲哀。

伊潜心上涌起一股悲哀。

8月5日,伊潜接到发自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要他立即到北方地区指挥部,向切春将军报到,说是“研究新的战略问题”。

短短的几行字,却让伊潜琢磨了好久。切春离开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消息。后来从索佩那里知道,“国防部长”宋成去了梅莱山的450师,遭遇到了与切春几乎完全一样的局面。两人估计,统帅部肯定会把他们的行为视为“叛逆”,想方设法予以清洗。

到北方指挥部报到,应当视为清洗的明确步骤,只是它过于明确,谁会把自己的脑袋主动送到铡刀上去呢?

伊潜把命令扔到一旁,然后开始同索佩通话。

让人惊异的是,向来行事慎密的统帅部,这次是同时向415师和450师的指挥官发出的命令,而且内容又完全一样,当然会逼得两人自然结盟。在电话中,两人约定,从现在起,他们的命运已经连在一起,今后他们需一致行动,以免被人轻易翦除。

索佩用密电告诉伊潜,他已经开始同二号人物的秘书隆纳里进行接触。

伊潜明白,他所说的这位二号人物是英萨利,几年来他一直受到排挤,早已准备选择一条“适合他自己的道路”。

在红色高棉内部,违抗命令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为之而被判处死刑的人不在少数。伊潜与索佩对命令的联合抵制,令最高统帅部恼怒不已。他们决定以各个击破战术对反叛者进行镇压。

第一个打击目标是梅莱山的索佩。

3天之后,即1996年8月8日,切春派隶属他指挥的320师的副师长手持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率3卡车官兵连夜出发,直奔梅莱山而来。

索佩一觉醒来,发现窗帘的缝隙里已经泻进了金色的阳光。抬腕看表,刚刚早上6点30分。多少年来,他已经养成了晚睡早起的习惯,早上醒来的时间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

不远处传来汽车的声音,而且越来越近。索佩一开始没有在意,只是看了他的卫兵一眼。卫兵抬头望向院外,可是果树密密的枝叶让人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索佩让卫兵到院外去。

不一阵,这名卫兵和几位军官急冲冲地进来了。军官们惊恐地向索佩报告,320师的副师长率3卡车士兵已经包围了这个院子,他们要索佩跟他们去见切春。

索佩闻之大惊,他没有想到切春下手会这么快。他立即返身回到房间,拧开报话机,要通几位团长,要他们立即集合部队向他的住处运动,包围3辆卡车。

梅莱山红色高棉指挥部的营地里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由3卡车100多名320师官兵组成的队伍从南北两个方向堵住了索佩住处的两道门,而忠于索佩的500多名官兵则构成外层包围圈,枪口直指向里层的包围者们。

激战一触即发。

双方对峙之际,大门打开,除掉任何武装的索佩出现在里层包围者的枪口之下。他挥挥手,让卫兵从院子里抬出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然后朝来抓他的人高声说:“我不知道你们到我这里来的目的,如果是你们要我走,用

不着来这么多人。现在既然你们来了,又带了那么多枪,我的部下难免发生误会。我不希望红色高棉打红色高棉,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先坐下来,至少你们让我看看让我走的命令。“索佩说完,顾自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不着来这么多人。现在既然你们来了,又带了那么多枪,我的部下难免发生误会。我不希望红色高棉打红色高棉,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先坐下来,至少你们让我看看让我走的命令。“索佩说完,顾自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看完命令,索佩冷冷一笑,说:“你认为你能够在我部下的重重包围下把我抓走吗?”

副师长也一笑,说:“他们是红色高棉的人,就应当听命于最高统帅部。”

“可他们是我的部下。”索佩摇摇头,“他们在我的带领下出生入死十多年,怎么会一觉醒来就跟其他人跑呢?”他支起身,靠近副师长:“只要我一句话,你的3卡车人就会统统报销在这里。”

副师长并没有露出惧色。他说:“如果你向我的人开火,第一个被打死的可能就是你。”

索佩闻之哈哈大笑了几声,说:“你知道世界上有一句名言吗?不自由毋宁死。我从参加红色高棉的第一天起就准备为自己的信仰捐躯。今天既已如此,那我们都准备一死了之了。如果你们进来抓我,我手下的人就会向任何靠近我的人开火。”

好像是为了呼应指挥官在谈判桌前的强硬态度,外层包围圈的士兵们发出了一阵阵吼声。

副师长好一阵沉默。然后,他起身朝向索佩,说能否允许他回到车上跟上级进行联络。

索佩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

半个小时后,副师长回到桌前。他说最高统帅部已经研究了发生在梅莱山的严重局面,一致认为对任何背叛红色高棉事业的人都必须严惩。考虑到索佩是老战士,也曾经立下过功劳,组织同意不逮捕他,但是他必须离开梅莱山,改由320师副师长率领的部队接防。

这就是说,切春同意网开一面,让他离开了。

索佩部队在脱离红色高棉、回归社会生活方面已经作了长期的努力。不等索佩表态,手下的几位团长就纷纷上前,奉劝师长借此机会宣布脱离红色高棉,并准备加入政府军。即便如此,索佩出于慎重,仍然对大家说:“现在你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留下来,让320师接管,你们就此成为尼空师长的部下;二是跟我走,离开此地,另外开辟一块属于我们的天地。”

结果,团长都表示要跟索佩离开。

中午,500多名450师的官兵们跟随师长索佩离开了他们经营多年的驻地。有的人走出很远之后仍频频回头,用留恋的目光望着高高的梅莱山。

当天下午,红色高棉的电台便广播说,索佩和他的部队是红色高棉事业的叛徒,组织不能允许他们逍遥法外。为此,组织已经发出紧急命令,让驻扎在拜林的一个坦克分队和一个步兵师前往迫击,消灭索佩所率领的叛军。

令所有人都感到惊诧的,是广播中说,红色高棉的第二号人物英萨利是这起叛变事件的主谋。

索佩在离开梅莱山前,在忙着集合部队的间隙,曾与拜林进行过简短的通话,他说切春已经派人来抓他,他只有先离开梅莱山,其余情况以后再联系。

中午,伊潜收到了来自统帅部的命令,要他集合全师人马,全力追击“索

佩一伙叛军“。伊潜把命令放进一个夹子里,没有加以理会。下午,他收到了总部传来的一份电文,比较详细地描述了”索佩叛变“的过程。接着,从红色高棉的电台广播里,官兵们都听到了发生在梅莱山的事件。

佩一伙叛军“。伊潜把命令放进一个夹子里,没有加以理会。下午,他收到了总部传来的一份电文,比较详细地描述了”索佩叛变“的过程。接着,从红色高棉的电台广播里,官兵们都听到了发生在梅莱山的事件。

几乎所有的军官们都选择了后者。

当天,驻扎在安隆汶的最高统帅部收到了拜林的电文:415师拒绝执行内部屠杀命令。

踏上“背叛”之路的索佩也接到了伊潜的信息:415师与450师站在一起。

对前途渺茫的索佩来说,伊潜的电文如雪中炭火,让他激动不已。他当即集合部队,宣读了电文,并告诉大家说,他和伊潜师长已经决定,立即率领部队攻打怂恿逮捕“叛逆分子”的宋成和320师师长尼空。他同时宣布,组织的第二号人物英萨利先生已经表态同他们站在一起,即将担任柬埔寨“民主民族联合运动”的主席。目前,英萨利先生正在与政府方面进行谈判,就部队投诚之后的诸多问题与金边的将军们协商。

士兵们发出一阵欢呼。

到夜幕降临前,伊潜集合起他所有的人马,踏上了讨伐之路。

临出发前,伊潜收听了红色高棉的电台。广播中说,组织宣布,英萨利和索佩、伊潜是红色高棉最可耻的叛徒,根据他们的罪行,将对他们进行“处决”。

第二天,金边的政府发言人向全世界发布了这个惊人的消息:由英萨利率领的415师、450师全体官兵,于昨日宣布起义,正式脱离红色高棉,其部队要求归入政府军。政府认为,如果能够令人满意地解决拜林和梅莱山和英萨利控制的所有地区的问题,那就意味着使红色高棉的兵力减少80%.只要这两个地方的问题获得解决,戈公和菩萨两省也会取得类似的结果。

金边一片欢腾的景象。第一首相拉纳烈和第二首相洪森均表示,他们对英萨利弃暗投明的行动表示欢迎,并且可以充分考虑赦免他过去犯下的罪行。

西北部遥远的丛林中,英萨利独自坐在一个漆成蓝色的凉亭里,望着远处青虚虚的山峰沉思。

从50年代初在巴黎参加革命活动以来,他已经度过了40多年可以称之为既波澜壮阔又崎岖坎坷的岁月。在红色高棉内部,他一直被看成是二号人物,曾经是波尔布特最亲密的战友和坚定的支持者,他们之间的姻亲关系使人们更加感到他和波尔布特之间具有牢不可破的亲密联系。1975年执政之后,英萨利担任了政府副总理,专门负责外交事务。他的外交实践实际上是奉行一条对外封闭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一度让国家陷入困境,但波尔布特对之却大加赞赏。执政的3年多时间里,英萨利到过联合国和许多国家,声嘶力竭地宣传民柬政府的政策。他当时的激进观点和毫不妥协的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执政期间政府所犯的错误,英萨利认为他没有直接的责任。他坚持认为,他没有直接下达过处决人的命令,否认与屠杀有密切联系。他一再告诉人们:屠杀是在前总理波尔布特的独裁式的领导下进行的。

如同他投向政府让人感到吃惊一样,这位前红色高棉第二号人物认为波尔布特是独裁者的观点也让人感到吃惊,因为外界普遍认为,英萨利曾经参与过几乎所有高层决策。可是一当人们提到这点,他就摇头,对人们说:你们太不了解波尔布特。

如同他投向政府让人感到吃惊一样,这位前红色高棉第二号人物认为波尔布特是独裁者的观点也让人感到吃惊,因为外界普遍认为,英萨利曾经参与过几乎所有高层决策。可是一当人们提到这点,他就摇头,对人们说:你们太不了解波尔布特。

漫长的丛林生涯和繁重的政务军务,已经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几乎已经完全秃顶,所剩无几的头发也己全部变白。这些年来,他一直受着心脏病和腰疼的折磨,同波尔布特一样,每天都要服用大量药片。

让英萨利感到欣慰的是,他有一个完整温暖的家。妻子英蒂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是他在巴黎留学时的同学,回柬埔寨之后一直在党内担任着领导职务,两人可谓志同道合。他同英蒂丽生有4个孩子,二女儿在民柬联合政府时期曾作为驻联合国代表团职员,在纽约生活过几年。他的儿子布托曾经在外国学习飞机驾驶,获得了飞行员资格,回国后成为他的左右手,帮助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在与金边政府谈判和解的过程中,布托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已经到了他与老朋友、老战友波尔布特彻底分手的时候。但是,与政府的和平是否意味着彻底放弃他为之奋斗了40多年的信仰呢?

英萨利选择了一条看来也并非一帆风顺的道路。

8月10日,也就是红色高棉秘密电台谴责英萨利是“叛徒”的第二天,他发表声明,谴责“波尔布特是民主制度的破坏者”,正式宣布脱离红色高棉,“与波尔布特派分道扬镳”。他同时还呼吁,要“推进民族和解与团结,结束战争。”

8月15日,索佩和伊潜率领1000多名官兵和两辆坦克,开始攻打位于马德望省与泰国交界处的宋成的指挥部和同在此地的320师师部。在组织这次战役的时候,两位师长曾经设想了各种复杂的战斗场面。可是,当他们率军扑来的时候,却大感意外: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抵抗,他们的部队长驱直入,占领了320师师部和宋成的住宅。经过一番搜索,在宋成的住宅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武器库。

镇上的人们告诉伊潜,可能是得到了消息,当天一大早,宋成和320师的师长尼空带领30多个人离开镇子,跑到位于泰国的博赖地区的一个安全地带去了。

初战大获全胜,令反叛力量信心大增。

几天之后,320师副师长米蓬带领全师人马加入了“民主民族联合运动”,这使得刚刚离开梅莱山的索佩不费吹灰之力又夺回了自己的驻地。此后,又有十几个红色高棉师宣布脱离波尔布特政权,成为英萨利领导的军队。

几天之后,320师副师长米蓬带领全师人马加入了“民主民族联合运动”,这使得刚刚离开梅莱山的索佩不费吹灰之力又夺回了自己的驻地。此后,又有十几个红色高棉师宣布脱离波尔布特政权,成为英萨利领导的军队。

在1975年至1979年的种族灭绝大屠杀,1979年,他被金边缺席宣判死刑,因此9月14日,西哈努克国王签署特别法令,赦免英萨利。

由此,这位红色高棉的二号人物,获得了回归社会的通行证。

金边的实力人物、政府第二首相洪森针对英萨利的归顺,发表了一番讲话。他说,他不认为英萨利希望继续从事政治生涯,因为他身体有病。况且他已经73岁了。即使他身体恢复了,这也是一个必须在法律范围之内予以回答的问题。

作为长期的敌手,当然不希望这个曾经背负着“刽子手”罪名的人同自己坐在内阁的同一张桌前。

11月3日,柬埔寨政府同“民主民族联合运动”的主席英萨利签署和平协议,将英萨利麾下的所有武装正式并入柬埔寨军队。

红色高棉军队就此解体。

附:红色高棉倒戈派据点拜林见闻(摘自香港《南华早报》)

红色高棉分子可能未必是美食家,但是拜林饭店现在开张营业了。在餐具柜上陈列着法国的各种红葡萄酒,餐桌上摆着闪闪发亮的银饭碗,可是前来进餐的人却寥寥无几。

英萨利,波尔布特的前外长,现在最知名的倒戈者,正坐在贵宾室的长条木桌旁。拜林位于金边以西的山林深处,但是英萨利点的菜是清蒸鲭鱼和鱿鱼(产自泰国湾)。

他的几个卫士坐在一旁,AK-47步枪横在腿上。他们后面的墙上挂着塑料花、照片和镶着镜框的西哈努克国王和莫尼克王后的画像。拜林在柬埔寨内战中成为宝石开采和伐木中心,是这场内战的一个光彩夺目的意外收获。

直到前不久,这里每月还为极端的丛林反叛活动筹集高达1000万美元的经费。忠于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强硬派依然在东北方向的山里掘壕据守。拜林现在成了英萨利一派,即脱离红色高棉的“倒戈者”控制的地区的中心。

尽管同金边政府已经实现和平,在这里却几乎看不到政府的影响。英萨利一派不交税,控制着房地产产权,并执行他们自己的法律。许多士兵依然惹人注目地戴着他们在波尔布特领导下当兵时的帽子。

根据国王的许诺,被缺席判处死刑的英萨利得到赦免,他的军队得到新的武器和政府军的制服以保护他们自己。但是双方从未签署过正式协议。

英萨利说:“我们于嘛需要和平协议?我们,还有拜林,现在是政府的一部分。政府的不同部分之间不需要签署和平协议。我们现在自己安排自己的活动,试图过新的生活。”

驱车沿着不少地方埋有地雷、已压出车辙的土路到拜林,路过的城镇中,只有一个可以明显地看出那里是由倒戈者控制的。在其他地方的公路检查站,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

忠于不同首相的一伙伙士兵、警察和土匪,都用竹竿搭设路障,收取过路费。路边用白藤搭的一个个棚屋里架设着机关枪和火箭发射器,它们的主人在等着收取过路费。

但是在最后一个设在城边的检查站,枪支都隐藏在暗处。当每一个过路

者都向站在路障旁边的“政府军”士兵敬礼时,还有什么必要把武器架在明处呢?

者都向站在路障旁边的“政府军”士兵敬礼时,还有什么必要把武器架在明处呢?

倒戈者骑着从泰国进口的摩托车沿着伸延到宝石矿区和林区的丛林小路收费。在宝石矿区和代木区,安装着最新的泰国挖掘设备。移动电话与泰国国家电话网接通,所有的国际电话都是通过曼谷,而不是通过金边转过来。

在红色高棉分裂之前,英萨利得要确保几十个宝石矿和伐木场高达80%的收入上交到安隆汶,那里现在依然由波尔布特和人称“屠夫”的切春控制着。现在,所有的收入都留在由英萨利和伊潜控制的拜林。伊潜以前是强硬派军官,在分裂后实际上成了拜林市长。

华裔商人和贸易商利用“政府”的统治打进这个城镇,开设商店,抢先收购了成为闹市区标志的弹痕累累的别墅和商厦。

尽管红色高棉自1979年被赶出金边以来常常发动旱季攻势,许多建筑物尽管已经很破败,却依然完好无损。

街道两旁种有榕树和凤凰木树。随着春天的到来,这里出现了一些变化的气息,因为这些前叛乱分子尽力使旧的意识形态同新的平民百姓的生存结合起来。

就拿霍女士来说吧。4年前,她在红色高棉袭击柬埔寨第二大城市马德望附近的村子时被绑架。她被迫为一名高级叛乱分子当女佣。后来与红色高棉的一个年轻战士结了婚。

她一边照料汽油加油泵一边说:“我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不想离开这里,尽管给了我自由。在分裂之后,我回了一次家。他们以为我早就死了,可是突然间我跟丈夫和三个孩子出现在他们面前。不过我还是想回到这里来。”她说话间,她的三个孩子正在附近玩耍。

这个饭店也反映了这里的变化。店里的一切都是新的,闪闪发亮。店里还摆着一套大屏幕的日本电视、录像和音响设备。

管理人员切望显示豪华的厨房新设备,领我们经过一条小道从后门进去。这条小道简直像是地下水道,苍蝇乱飞,老鼠窝随处可见。当饭店里面的苍蝇太多时,一个伺者拿一根小棍叉了一个沾满绿色稠胶的西红柿,向就餐者微微鞠躬,然后把它放到餐桌上。吃完这顿饭,就餐者看到上百个苍蝇被牢牢地粘在西红柿上,作垂死挣扎。

伦利少校说:“这一切对我来说很不错。”他多年来一直为红色高棉在前方打仗,现在经营着这家赚钱的小餐馆。

他说:“我对经营餐馆毫无所知,但是我不想考虑任何别的事情。我想忘掉红色高棉,我想忘掉所有那些战役、信念和战斗。我想过新的生活。”

他在几年前丢了一条腿,现在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在餐桌间走来走去,迎接刚到的就餐者。他说:“现在我们大家都一样了。过去的已经过去。我们谁都不在乎了。”

沿着这条街往前走是地区办事处。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上过去最为与世隔绝的一种生活方式需要费些时日才会消失。当从前的军人试图在当地建立某种新政府时,他们聚在一起,辩论目前的政府政策。

甚至在失去政权之后,这些以丛林为根据地的叛乱分子仍然生活在畏惧严厉的惩罚和接受“再教育”的阴影之下。在他们的根据地,没有正规教育,许多倒戈者是文盲,尽管除了母语高棉语之外,他们能讲一点泰语,有时还能讲点中文。

经常违反规章条例的人,尽管犯的都是小错,常常立即被处决。

据说这支倒戈的队伍中就有一个死刑执行人,但是他已经有18个月没有工作了。然而,这里已经设立了新的“再教育”中心,里面收容了一些在餐馆拉客的妓女。

倒戈者继续反对在柬埔寨的越南人,这是红色高棉近年来大张旗鼓宣传的一个要点。一个士兵说:“我们永远不会让他们进来。他们太坏,我们永远不会允许他们进入拜林。”

还有一些人无视和平协议的另外一些重要条款。他们说,他们的指挥官必须永远在这个地方掌权,而且外来的人不应对商业交易或税收有发言权。

一位官员说:“我们希望与政府一道工作,作为政府的一个部分,管理我们自己的地区。到目前为止,政府为我们做的微乎其微。他们答应帮助我们,给我们提供食品,帮我们建立学校。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他又说:“我们过得很不错了,因为我们……独自呆在这里,控制着局势。”他的话显然反映出群众的不满情绪。

然而,英萨利急切希望打消有关他的这一派在这里实行自治的种种说法。他这一派总共有10万人。

英萨利说:“这里是束埔寨的一部分。一切都是按照宪法行事,人人都有到这里来的自由。这里没有实行自治……只不过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政府)对我们说,他们不想立即到我们这里来。”

他说:“每当他们要我们交税时,我们就交税,当柬埔寨实现了和平时,我们就参加选举。”

政府已经同意拜林不参加即将举行的市镇和全国投票,但是预料政府不久将加强它对这里的统治。英萨利坚持说,这么做是受欢迎的。

英萨利称将由倒戈者组成的这一派为民主民族联合运动,但是宣称它没有任何指导思想,也不是个政党组织。他还表示了对下述说法的反感:他的这一派只不过是红色高棉的一个新的分支。

他已获得赦免,现在希望得到居于主流地位的合法性。但是,在金边有许多人异常小心,不愿相信这个在泰国过了几年流亡生活的矮胖、秃顶的知识分子的话。

英萨利坚持说,当他说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他过去的信仰时,国家应当相信他,并允许他的一派人最终重新参加政治活动。他说:“在今后若干年里,也许我们这一派会成为一个政党,参加全国选举,但是这将取决于形势的发展。我们不想推翻政府,而是要参加政府。我们希望和平。”

第三十四章最后的一搏

第三十四章最后的一搏近40年的老战友,手下人余怒未消,又将宋成全家统统杀死。宋成之死个老战士们积郁的怨怒爆发,第一次发出打倒波尔布特的口号。“书记大叔”扶持乔森潘等人仓惶出逃。军中少壮派封锁边境,波尔布特宣告投降,第一次成为阶下囚人。

在普通柬埔寨地图上,人们很难找到这个小镇的名字,安隆汶。可是,如今它却成为全柬知名度最高的地方。英萨利控制下的拜林向金边投诚后,这里实际上成了红色高棉的首都,是柬埔寨王国的国中之国。

从1993年以来,政府军向这里发动过多次进攻,可是始终没有能彻底占领这块弹丸之地。在安隆汶的外围,挖筑有三道防坦克壕,四周地雷密布,轻重武器构成纵横交错的强大火力网,任何进攻者到了这里,都如同踏上了死亡之阵。政府军对这里久攻不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的天然险峻地势。安隆汶的四周,是高高的山峰,背后有密密的森林,进可攻退可守,游击战士们在这里如鱼得水。再往前是柬泰边境,从安隆汶到国境线,有几条秘密小道,途中机关密布,外人寸步难行。

由于英萨利熟知安隆汶的防务,他与金边结盟之后,波尔布特下令对这里的部署重新进行调整,并且更换了一批指挥官,波尔布特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红色高棉的总参谋长塔莫?切春仍然是这里的最高军下指挥官。红色背底、中间为吴哥图案的民柬政府旗帜,一如既往地飘扬在镇子中央的旗杆上。

英萨利率415师、450师的叛逃,和其后滚雪球一般的倒戈事件,令红色高棉的实力急剧减少。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经失去了将近80%的作战部队和大批军事装备。在作战地图上,原来被标成红色的控制区域逐渐缩小,成为星星点点零散的点缀。当初大气磅礴、成燎原烈火之势的景象,毫无疑问已成昨日黄花了。

1997年元旦之后,为了整肃部队,制定紧急状态下的应对措施,当然更重要的是清理高层中的投降妥协苗头,波尔布特离开他代号为“505”橡胶园的驻地,来到了安隆汶。

随着波尔布特抵达安隆汶,一批世界知名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也齐聚这个看上去有些破败的小镇,其中有一直担任民柬名义上国家元首的乔森潘,在民柬党内担任扮演二号角色的农谢,总参谋长塔莫。切春,以及原来就在此地的民柬总司令来成等。本来就很严密的警戒这些天又添了人马,真可谓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波尔布特、切春等还带了自己的贴身警卫。

聚集在安隆汶的红色高棉领导者们,个个都可以说是身经百战,在柬埔寨的政治和战争舞台上叱咤风云了数十年,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精彩的传奇。这些年,他们聚在一起的时日已经明显减少,严酷的政治军事形势,使他们不得不各据一地,一面应付接连不断的围剿,一面撩开丛林,观望未来的方向。

在同事们的眼里,波尔布特从来都是个不知疲倦的人,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只是这一次他们眼里的波尔布特,与过去相比,显出了前所未有的苍老。他那一头又直又硬的头发,现在不知怎么软软地塌在头上,而且居然已经全部变白,乍眼一看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原来他挺直的身子,如今不知

是因为年纪的关系还是因为连连遭受打击,变得微微有些佝偻;当年疾步如风,徒步穿越“胡志明小道”的姿态也一去永不复返,他现在的步态,真如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行动迟缓,步履蹒跚。进入老境的彼尔布特还有诸多看似不经意,但了解他的人却深感吃惊的变化,比如,他过去从来都是一身深色服装,脖子上围一条红色小方格的围巾,外国记者们认为这种装束反映了他的革命理念。现在,他最经常穿的衣服,却是白色或者浅灰色的衬衣,围巾也下一定非是红色,而且显得皱皱巴巴,缺乏整理。当年在金边执政和后来在丛林里的日子,不管是上楼梯还是上陡坡,他很反感有人搀扶。可是他现在只要出门,手里总要拄上一根拐杖,连上下汽车,也要卫士们扶着进出。原来身体健壮的铁腕人物,身体已经日渐衰弱,从早到晚,一直在不停地服用各种药物,每隔几天,还要进行营养输液,维持体能。

是因为年纪的关系还是因为连连遭受打击,变得微微有些佝偻;当年疾步如风,徒步穿越“胡志明小道”的姿态也一去永不复返,他现在的步态,真如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行动迟缓,步履蹒跚。进入老境的彼尔布特还有诸多看似不经意,但了解他的人却深感吃惊的变化,比如,他过去从来都是一身深色服装,脖子上围一条红色小方格的围巾,外国记者们认为这种装束反映了他的革命理念。现在,他最经常穿的衣服,却是白色或者浅灰色的衬衣,围巾也下一定非是红色,而且显得皱皱巴巴,缺乏整理。当年在金边执政和后来在丛林里的日子,不管是上楼梯还是上陡坡,他很反感有人搀扶。可是他现在只要出门,手里总要拄上一根拐杖,连上下汽车,也要卫士们扶着进出。原来身体健壮的铁腕人物,身体已经日渐衰弱,从早到晚,一直在不停地服用各种药物,每隔几天,还要进行营养输液,维持体能。

但是,波尔布特的确老了,他的同事和部下都注意到了这点。

就像从来不相信自己忠于的事业陷入了绝境一样,波尔布特从来不认为自己已经进入老境,他甚至认为,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斗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旺盛坚定。在他的生涯中,曾经无数次地面临过死亡、失败、牺牲,可是他从来没有低过头。有好多次,他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也有好多次,他的身体已经再也无法支撑,“放弃”的念头尤如一只黑色的老鹰在他的脑海里盘旋。可是,在最后一瞬,他咬紧了牙关,拽着若游丝一般细弱的希望渡往了成功的彼岸。

“永不放弃”成为波尔布特人生的最高信念。

可是,让波尔布特感到无比悲哀的是,他的一些战友和部下,在红色高棉遭遇挫折,事业处于低潮的时候,背离了他们曾经发誓效忠的理想,抛弃了他们投身革命时的信念。对那些因为不满金边政权的统治而进入丛林不久的年轻人,波尔布特还表示理解,他们毕竟不是中坚和骨干分子,之所以加入到队伍中来,不过是因为一些暂时的利益罢了。可是,让波尔布特感到愤怒的,是一些曾经穿越枪林弹雨、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即便是在最艰苦的岁月也没有放弃奋斗的老战士,有的还是曾经与他同甘共苦数十年的老战友,也渐渐与他们曾经拥有的理想拉开了距离,丧失了斗志和勇气。他们有的私下里离开了部队,悄悄回到父母或者妻儿身边,有的人害怕遭到报复,改名换姓,到别的城市做起了小买卖。有的携带武器,投向了政府军,其中不乏师长、团长、营长、连长,他们的背离,给红色高棉的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该如何来评判这些人的功过呢?

这些日子来,波尔布特经常想到这个问题,每次他的脑海里都要出现英萨利的面孔。

在整个红色高棉的领导层中,英萨利无疑曾经是最为坚定也最具煽动性的领导者。这位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的人,报定要在柬埔寨改天换地,20多岁的年纪就成为职业革命者。他雄心勃勃地来到巴黎,如饥似渴地钻研理论,参加秘密会议,发表抨击当局的言论,为发展壮大组织不遗余力地奔波忙碌。

在留学的那几年里,英萨利的名声和理论水准毫无疑问远在波尔布特之上,事实上,波尔布特确实曾经加入过英萨利为召集人的理论学习组,在后者的指导下接受如何改变柬埔寨的理论教化。从巴黎回到金边的头几年,波尔布特倍感孤独,但每同英萨利在一起,他就会立即受到火一般强烈的感染。正

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战友们,波尔布特才支撑过了那些担惊受怕的岁月,熬过了潜伏于朗诺秘密警察鼻子下面的恐惧和苦闷。

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战友们,波尔布特才支撑过了那些担惊受怕的岁月,熬过了潜伏于朗诺秘密警察鼻子下面的恐惧和苦闷。

年4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迎来了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刻。在确定负责外交工作的人选时,波尔布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英萨利。当他在会议上作出此项提议,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英萨利自谦了几句便把这个位置揽到了怀中。就任负责外交的副总理的英萨利那些年出尽了风头。他经常在电台、报纸上发表一些代表民柬政权观点和立场的言论,每年率领代表团到纽约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他雄辩的姿态、犀利的言辞、激进的观点,令人们大开眼界。从他身上,世界知道了什么是民主柬埔寨政府,知道了什么是红色高棉。在外界看来,英萨利是仅次于波尔布特的二号决策人,他在红色高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是,就是这位二号人物,却背离了他,背离了他曾经为之浴血奋战的事业,也背离了那些长眠九泉的烈士。他在获得了西哈努克的赦免之后,堂而皇之地成为过去敌人的同路人。他们间的裂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波尔布特不止一次地问自己,红色高棉队伍中的许多人也在这么发出诘问。

在英萨利背离红色高棉之后,波尔布特曾经在高层会议上作过一个长篇发言。以他的观点看来,英萨利早在夺取政权之初就滋生了享乐思想,畏惧艰难困苦,随着同外部世界接触的增多,他的这种思想逐渐主宰了他的行为。

1979年越南入侵,红色高棉痛失政权,这时候的英萨利似乎已经过不惯当年习以为常的丛林生活了,总是回避到艰苦地区指导游击战争。在他所负责的基地里,纪律松弛,斗志衰减,贪图享受,多次受到重大损失,丰卡特那一仗,英萨利差点命丧丛林。长期以来,这位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没有对红色高棉事业作出建设性的贡献,反而对外界公开内部的矛盾分歧。他曾经不止一次在接见外国记者的时候说:他个人从来没有直接下达过处死人的命令,这就是说,发生在执政时期的镇压行动他没有任何责任,该负责任的是波尔布特,是农谢或者切春等其他人。

他为什么要在外国人面前如此打扮自己?

波尔布特与英萨利的矛盾在签署《巴黎协定》前走向公开。在此之前,人们已经知道他们两人之间已经失和,其原因之一是波尔布特与他的结发妻子——英萨利的大姨子离了婚。波尔布特的理由是他妻子患了严重的精神病,两人已经无法共同生活。但英萨利却认为,乔蓬娜丽是柬埔寨少有的女政治家,她的病情完全是波尔布特杜撰出来的,根本原因是波尔布特喜新厌旧,看上了一位崇拜他的年轻姑娘。据说两人就这个问题大吵了一场。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现象。两人失和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对于红色高棉前途的看法上,《巴黎协定》成为两人的分水岭:一个要求参加大选,由此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重新进入柬埔寨的政治生活,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另一个却认为红色高棉参加大选的时机不成熟,还不如止拉那烈的团结党和洪森的人民党大打一场。如果拉那烈赢了,那他肯定不会忘记抗击越南侵略者的战友,不会忘记红色高棉作战顽强的部队,在政府里给红色高棉留一席之地。如果洪森赢了,拉那烈也会转向红色高棉,再度结盟,与洪森划地而治。哪知道大选的结果是导致了两党共同执政,拉那烈并没有给红色高棉多少面子。新政府成立仅一个月,他和洪森就联合起来,指挥部队向红色高棉的大本营展开了进攻,而且冲在前面的居然还是曾经并肩战斗过的奉辛比克党的官兵!

形势的发展似乎证明了红色高棉不参加大选是重大的失策。英萨利为此多次在部队发表不满言论,引起波尔布特的强烈反感,他甚至要英萨利为分裂组织的言论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检讨,并且在中高级领导层中进行讨论。

英萨利自知自己在组织内的地位已经日落西山,他以生病为由,远远地避在梅莱山中,在亲信们严密的护卫下惨淡度日。

形势的发展似乎证明了红色高棉不参加大选是重大的失策。英萨利为此多次在部队发表不满言论,引起波尔布特的强烈反感,他甚至要英萨利为分裂组织的言论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检讨,并且在中高级领导层中进行讨论。

英萨利自知自己在组织内的地位已经日落西山,他以生病为由,远远地避在梅莱山中,在亲信们严密的护卫下惨淡度日。

率415师、450师脱离红色高棉的消息,波尔布特惊讶得半天没有说话,愤怒和惊愕令他连连下令:拿英萨利的人头回大本营。

他的卫士们觉得,仅仅是几天的光景,波尔布特原本就已花白的头发染透了雪霜。

后来的事实证明,英萨利的背离其买仅仅是开场戏,金边方面发出的如果投降就予赦免的公告确实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丛林战士们从广播里得知,第一首相拉那烈王子亲自给加入政府军的投诚红色高棉军官授予军衔,这使他们的内心又荡起一阵波澜。当总参谋长切春下令部队进行清理之时,报上来的数字表明,由拜林开始的背离狂潮导致红色高棉失去了80%的部队,其中大多是骁勇善战的精锐之师。

唯一的安慰是,英萨利没有与洪森握手,也没有掉转枪口向过去的弟兄开火。虽然他开始须政府发给的军饷,但与他接触的全是拉那烈的将军。在许多人看来,政府第一首相拉那烈和第二首相洪森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目标,两人的背景也有巨大差异,表面上他们是联合执政,实际上是各有打算,分裂是早晚的事情。塔莫对波尔布特说,英萨利投奔的是拉那烈,而不是洪森,说明英萨利还没有褪尽红色高棉的影子。

失去拜林之后,安隆汶成为新的统帅部所在地。那些天里,安隆汶笼罩着一片沉闷的气氛。波尔布特的卫士悄悄对人说,“书记大叔”已经3天闭门不出,屋里不时传出他独自发出的咆哮。

1997年元旦之后,政府军开始向安隆汶方面开进。一开始波尔布特着实紧张了一阵,以为这里又要有一场激战,忙着召集指挥官们研究防御部署。

可是,进攻者到了安隆汶的外围就停了下来,不再向前推进。虽然没有枪声响起,但后来的战况报告令波尔布特好一阵难受:围攻安隆汶的政府军中,居然有700人是前不久才投诚的原红色高棉官兵,其指挥官曾经是波尔布特信任的一位师长。

波尔布特明白,这种包围心理因素远大于军事因素。如果安隆汶就这么一直处于深谙游击战术的老部下的包围之下,那终有一天,身边的官兵们会经受不住,弃他而去。

他终于传令:召集一次最高会议。

他的亲密战友们从各地急急赶来。英萨利事件带给他们巨大的冲击,他们无比希望最高当局在危机时刻拿出应急措施,以防止轰轰烈烈数十年的红色高棉运动毁于一旦。

会议期间发生了许多争执。以乔森潘为代表的温和派认为:为了红色高棉的生存,为了官兵们的前途和他们家庭的未来,应当开始与拉那烈接触,谈判红色高棉部队与拉那烈部队“合并”的问题。1996年英萨利背离之后,红色高棉已经面临严重局面,缺乏经济来源,士气日渐低落,事实上已经完全处于守势,唯一的主动行为是在公路上埋设地雷,切断政府军的供给线。

如果再坚持不接触政策,官兵们会越来越反感,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情况谁也不能担保。“合并”可以稳定部队,是目前能想到的最现实的策略。在温和派看来,把剩余部队“合并”到拉那烈的部队中,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来保存了红色高棉的实力,二来加强了拉那烈在与洪森较量时的力量。两位首相貌合神离的情况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拉那烈虽然位居第一首相,但由于他缺乏足够的实力而不得不常常在内阁会议桌上让步。

如果再坚持不接触政策,官兵们会越来越反感,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情况谁也不能担保。“合并”可以稳定部队,是目前能想到的最现实的策略。在温和派看来,把剩余部队“合并”到拉那烈的部队中,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来保存了红色高棉的实力,二来加强了拉那烈在与洪森较量时的力量。两位首相貌合神离的情况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拉那烈虽然位居第一首相,但由于他缺乏足够的实力而不得不常常在内阁会议桌上让步。

可是,如果开始与拉那烈接触,谈判“合并”,那就证明英萨利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只是比他们先走了一步。波尔布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尽管没有作出明确决议,但温和派人多势众,意见显然占了上风。会上有人提出,“合并”谈判由乔森潘负责,他的形象易于为外界接受。

波尔布特对此没有吭声。对温和派热衷的“合并”谈判,波尔布特只说了一句:到时候要自找苦吃。

事实上,自从1993年柬全国大选之后,波尔布特在红色高棉内部一贯正确的形象和至高无尚的地位已经受到了质疑。波尔布特的著名口号是“一定要战斗到世界末日”,可是官兵们更关心的是战争何时结束,他们为何而战。

要在过去,波尔布特的话就是圣旨,谁也不敢轻易违背。因背离他的指示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大有人在,这成为人们讳莫如深的禁区。可是现在,由于波尔布特的强硬政策给红色高棉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回归社会遥遥无期,军心自然不稳,军队里人们已经开始在公开谈论上层政策的得失,言语中时常流露出对波尔布特的不满。

所以,尽管他反对“合并”,乔森潘仍然开始了与拉那烈方面的接触。

当金边方向得到红色高棉大本营准备谈判的消息后,两位首相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拉那烈在弄清安隆汶方面确有此意之后,亲自批准了谈判计划。

他指定在政府军担任副总参谋长的涅本蔡将军为政府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要求他与红色高棉的最高层进行对话。拉那烈让涅本蔡给乔森潘捎话,说政府任何时候都欢迎丛林战士们穿上政府军的军装。

拉那烈这里说的政府军,当然是指由他直接指挥的部队。

可是第二首相洪森却坚持说,盘踞在安隆汶的红色高棉,是一伙危害国家安全的死硬分子,他们所说的谈判只不过是为了换得苟延残喘的手段而已,千万不可当真,政府方面没有必要同他们作什么谈判。如果安隆汶真有投诚之意,那就立即放下武器,等待政府派军队去收编。针对拉那烈坚持派人谈判的事,洪森甚至说,政府方面没有同意与红色高棉进行谈判,任何谈判行为应当视作非法,参加谈判的人应当受到逮速。

洪森当然不愿意看到乔森潘率领数千名红色高棉的最后精锐,雄纠纠气昂昂地加入拉那烈的军营。

对洪森的威胁、拉那烈置之一笑,转身命令涅本蔡加快谈判步伐。去年英萨利的归顺,拉那烈打了一张漂亮牌,他在政府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此次能够让红色高棉彻底归降,那他将作为结束战争灾难的大功

臣而被书写进史书,成为后人们顶礼膜拜的英雄。就眼前的利益来讲,有了英萨利和安隆汶的红色高棉部队,他的军事实力将得到大大增强,在与洪森和他的人民党打交道时也不会再有太多的顾忌。

臣而被书写进史书,成为后人们顶礼膜拜的英雄。就眼前的利益来讲,有了英萨利和安隆汶的红色高棉部队,他的军事实力将得到大大增强,在与洪森和他的人民党打交道时也不会再有太多的顾忌。

通过秘密渠道,拉那烈得知洪森虽然口头上极力反对与红色高棉议和,可私下里也在派人积极与安隆汶方面建立联系。第一首相觉得,与他比起来,洪森的动作肯定是马后炮了。

涅本蔡的飞机降落在安隆汶,无论对政府方面还是红色高棉方面都是破天荒的事情。在飞机螺旋桨掀起的狂风中,涅本蔡同前来迎接他的红色高棉方面的一位将军互致军礼,然后走进了附近一间有重兵守卫的木板房。

满头银发的乔森潘在门口等候着这位拉那烈的使者。

就地形地貌和军事部署来讲,安隆汶与拜林颇有相似之处。这里与泰国边境抬服相望,丛林茂密,地雷遍布。烈烈的阳光透过树林,把灼热投入到这片重兵把守的小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火药与咸鱼混合的气味。涅本蔡呼吸着这种气味,向乔森潘伸出手来。老资格的红色高棉政治家仍像涅本蔡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的那般严肃,只是今天他的嘴角溢出了一丝笑容,但很快就消失无影。

由于双方都怀有迫切的愿望,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这种顺利连涅本蔡都觉得不可思议。金边的人们向来认为,红色高棉难打交道,一些住在金边的外国记者甚至把红色高棉领导人说成是“不可接触者”,看来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当涅本蔡回到金边把谈判情况向拉那烈作了汇报之后,第一首相喜不自禁,掩不住激动地告诉新闻记者,说几天之内他将有重大新闻宣布。

洪森冷冷地注视着拉那烈的一举一动。

涅本蔡与乔森潘达成原则协议之后,他们各自的助手又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谈判,到涅本蔡的直升机第三次降落到安隆汶的时候,各项协议已经到了最后审核阶段。涅本蔡一拿起这几张薄薄的纸,心上就涌起掩不住的激动。他知道,这几张纸上的文字意味着结束战争,意味着改变柬埔寨的历史。

这份谈判协议的几个重点是他请示拉那烈之后确定下来的:

红色高棉的首领波尔布特、总参谋长切春、总司令宋成在协议正式生效之前脱离部队,到国内某地或外国隐居,不再插手国内事务;

乔森潘将作为红色高棉的最高领导人与政府方面进行各种联系。对他过去的行为不再予以追究,准允他合法参加今后的政治生活,可以组成或参加某一政治组织;

所有红色高棉人员的过去行为不再予以追究;

所有红色高棉人员必须就此放下武器,向政府投降。投降者可以在甄别后加入政府军,也可以就此脱离军队,解甲归田;

据说这个协议的草案曾经交给了波尔布特,他第一次没有在决定红色高棉前途的文件上签署意见。据他身边的卫士说,波尔布特看完草案之后几乎一夜未眠,清晨起床之后,卫士听见他在喃喃自语:“我一个人也要战斗。”

可是他衰弱的语气同过去说这种话的时候相比,已经判若两人。

那几天,波尔布特曾经同乔森潘发生过争吵。守卫在外屋的警卫们听见波尔布特责骂乔森潘,说:“你们都是叛徒。”

在协议里提及须流亡的3个人中,唯有彼尔布特持强硬态度。切春一直

对之表示沉默,宋成则表示同意。

对之表示沉默,宋成则表示同意。

年6月1日,安隆汶与涅本蔡的谈判进入到最后阶段。拉那烈派的陆军副总参谋长汶希与涅本蔡率领一个代表团抵达红色高棉总部。由于有了前几次谈判的基础,会谈进行得很顺利,用汶希后来的话说:他们正处于达成协议的边缘时,单单波尔布特站出来反对,并指责乔森潘是叛徒。

前一个时期,红色高棉的情报部门呈上一份来源神秘的报告,说安隆汶有人在同洪森方面秘密接触,有可能要把部队拉入洪森控制的军队。波尔布特闻之勃然大怒,说这是十恶不赦的叛徒行为,要入立即进行调查,对之予以严厉惩罚。包括温和派在内的高层许多人也认为与洪森进行接触是真正的叛变行为,是一种绝对不能容忍的犯罪。

乔森潘闻之也大感惊讶。他觉得,如果有人私下里同洪森接触,那就意味着他同涅本蔡的会谈前功尽弃,红色高棉回归社会的条件需要看洪森的脸色行事了,而洪森不大可能允许他继续参加政治活动。调查由波尔布特指定的亲信进行,调查的结果让人感到震惊:与洪森进行秘密接触的是宋成。

英萨利向金边投诚之后,对宋成产生了巨大震动。他同英萨利一样,在红色高棉高层已经失去了强有力的地位,他的许多建议和观点遭到无情否决,这对他形成了巨大压力。于是,他开始设法寻找出路,希求在安隆汶之外找到栖身之地。

在这个过程中,宋成的妻子、曾经担任宣传文化负责人的云亚发挥了作用。她利用她此时还负责的情报工作的职权,同金边方面建立了联系。自5月以来,金边实际上已经对发生在安隆汶的事情了如指掌,一向认为不可接触的波尔布特的行踪也在掌握之中。

未成的弟弟尼昆(又译米勒箜)曾经在北部地区担任红色高棉的师长,1996年他随背离浪潮投向了金边,成为洪森的部下。洪森通过他给宋成带话,希望宋成能够在这个特殊时刻“发挥作用”。

实际上,金边方面有拉那烈。洪森和尼昆三个渠道在同安隆汶发生联系。

宋成没有料到,他和尼昆之间的往来受到注意,这注定了他和他一家的最后命运。

1997年6月9日午夜。

沉沉暗夜笼罩着安隆汶,四下里一片寂静,无论镇上还是小路上都渺无人迹,只有偶尔从某个暗处发出的一闪一闪的暗红色亮点,表明警卫们仍在忠实地守卫着这个红色高棉最后的大本营。

在镇子北角有一幢二层楼的水泥建筑,它前面有一棵至少生长了上百年的大树,繁茂的枝叶伸展开来,如同给这幢楼支起了一把巨伞。黑夜里,大树同小楼似乎已经融为一体,构成难辨彼此的轮廓。

此时,波尔布特就是这幢小楼的主人。

1993年全国大选后,波尔布特的身体每况愈下,浑身乏力,虚弱衰竭,严重的心脏病和关节炎折磨着这位红色高棉的铁腕领导者,有时他甚至无法支撑自己,即便坐在椅子上也会滑落下地。丛林中有不少人知道波尔布特好几次处于病危状态,所以外界几度盛传波尔布特已经死亡。这位革命者似乎不肯轻易把自己就这么交给上帝,他像过去一样,咬着牙又挺了过来。

抬腕看表,12点30分。已经是6月10日凌晨了。

波尔布特朝向他的卫兵,要他立即通知乔森潘、宋成、切春等高层人物,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室就在楼下。为了照顾波尔布特,人们临时把小楼的会客厅改成了既可以召开会议,又可以指挥作战的指挥部。会议室的墙上,挂着大小下一的作战地图。

会议室就在楼下。为了照顾波尔布特,人们临时把小楼的会客厅改成了既可以召开会议,又可以指挥作战的指挥部。会议室的墙上,挂着大小下一的作战地图。

只是这些天里,安隆汶笼罩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宋成秘密与洪森接触的事,其冲击力不亚于英萨利的背离,甚至更有过之。在强硬派看来,与洪森谈判实际上是对红色高棉事业最彻底的出卖,宋成可能因之而换得个人的利益,但却会葬送红色高棉留下的最后火种。

该如何来处置宋成?

走进波尔布特会议室的时候,领导者们每个人心里都在发问。

在安隆汶的另一端,一幢有些陈旧但仍然可以说得上舒适的小楼里,宋成和他的妻子云亚相对而坐。

与洪森进行秘密联系本来就是宋成走的一步险棋,当初他在下这个决心的时候,就意识到如果稍有不慎,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之所以颤颤兢兢地迈出这一步,在于宋成深切地知道,他在红色高棉内已经是穷途末路,难以有出头之日了。从1992年开始,他一直处于内心的极度痛苦之中。从革命的坚定性来讲,他自认为不比波尔布特等人差,只是他与他们之间在革命的方式方法上略有歧见罢了。多年来,至少是自1975年执政以来,波尔布特的独断专行和虚无的美妙理想,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导致了大量的死亡,并最终丢失了政权,本来对之应当认真地追究责任,至少是总结教训,但是善于文过饰非的“一号兄弟”却用根本站不住脚的借口对全党进行欺骗,继续推行极端的急进路线。在他看来,抵制1993年的全国大选,是波尔布特个人短浅目光的再一次大暴露。他宋成作为当时全国最高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恢复柬埔寨和平的各种国际会议,自信比波尔布特更了解国际国内对红色高棉的态度,和在和平进程中应当采取什么步骤,但仅仅因为他呼吁参加和平进程,就遭到了来自波尔布特等人的无情批判,事实上被剥夺了权力。

要不是他的弟弟和批多年来的老部下仍然掌握着部队,说不定他早就遭到清洗,暴尸荒野了。

与洪森的秘密接触,是宋成希图拯救前途渺茫的安隆汶游击战士,也是拯救他自己和家庭的最后努力。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对红色高棉事业有过任何背叛,他只是觉得,他们应当面对现实,而不应当因为波尔布特一人的虚妄偏激,而致数千人于真正的死地。

得到半夜开会的通知,宋成仿佛意识到了什么,起身望着屋外沉沉的黑夜出神。妻子云亚当然知道丈夫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与波尔布特并肩战斗40多年,他们太了解这位“一号兄弟”的手段和冷酷了。此时说什么也是多余,云亚从桌上拿起丈夫的眼镜,一边轻轻地擦拭,一边默默地站到丈夫身边。数十年来,他们既是夫妻,又是亲密的战友,曾经度过了丛林里漫长的艰苦岁月,也品尝过获得胜利的由衷欢欣。他们结婚30多年,共同养育了9个孩子,有的曾经留学国外,有的担任红色高棉总部的专业工作,小小年纪就成为父母的得力帮手。丢失拜林之后,宋成和云亚商量,把子女们全都召回到安隆汶。云亚曾经说,即便要面对死亡,只要一家人拥抱在一起,她的脸上也会露出笑容。

她没有想到,残酷的命运真的为他们安排了这幕人间悲剧。

云亚以为丈夫要离开,有些紧张地望着他。宋成却摇摇头,转脸继续望着屋外。

云亚明白,宋成是在等即将到来的最后时刻。虽然经历过无数的磨难,但毕竟是女人,云亚眼里渗出泪水,颤着声问是不是要叫醒孩子。宋成微微摇了下头,说了一句:在劫难逃。

话刚落音,大门传来一声枪响,伴着他的卫士低沉的惨叫。宋成脸上浮出一丝惊惧,很快又消失而去,两眼定定地望着门口。

随后就到来了最后的时刻。乱枪之中,宋成和云亚身中数弹,倒于血泊之中。波尔布特的卫士们接着又冲上楼,逐一枪杀了9个子女。

后来金边的国家电视台展示了躺在血泊中的宋成一家的照片。他们中有的人死后又被拖出屋外,被货车碾压,头颅破碎,惨不忍睹。

宋成被杀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人们普遍认为,宋成是应当对发生在柬埔寨的种族大屠杀负责的人之一,他的双手沾满了柬埔寨人民的鲜血,他死有余辜。可是,他的孩子们却没有罪孽,残杀他们再次暴露了波尔布特的残忍。

当枪声响起之时,会议桌前的波尔布特宣布,由于宋成是洪森豢养的“间谍”,是红色高棉罪大恶极的叛徒,他已经下令对他实行了枪决。

会议在沉默中宣告结束,领导者们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用阴沉的目光注视着他们背影的“一号兄弟”。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即便宋成犯有杀头之罪,至少也应当进行审判,公布他的罪状然后再处以惩罚。波尔布特的枪声,让他们闻到了从这间屋子散发出来的难以清除的血腥。

宋成毕竟是与彼尔布特相识相交40多年的老战友啊!

当人们得知宋成的9个子女也同样死于枪口之下的时候,那种强压下的怒火再也无法控制了。首先是宋成的一些老部下拍案而起,对他们老长官死于非命无法容忍,怒吼着要复仇,矛头第一次直指波尔布特。当愤怒的游击战士们酝酿着冲出营地向安隆汶总部进发计划的时候,波尔布特正强迫乔森潘在红色高棉的秘密电台发表谴责声明,说宋成和云亚是红色高棉的叛徒,他们夫妇商人在安隆汶建立间谍网,分裂红色高棉,投降洪森,现在,根据人民的意志,他们已经遭到了枪决。

这个声明连续播发了两天。

6月13日,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安隆汶的外围就响起了枪声。有人向波尔布特报告,说一伙宋成的老部下已经接近安隆汶的第一道防线,看样子他们要进行大规模进攻。

一开始,波尔布特似乎没有在意,只是命令部队予以还击,惩罚那些为叛徒鸣冤叫屈的人。可是后来枪声渐紧,中间还夹杂着迫击炮声,他这才有些紧张,命人与切春紧急联系,希望他能够派兵前来解围。可是,跟随波尔布特数十年、被人们视为他右臂的将军第一次蔑视了波尔布待的命令。独腿

的红色高棉总参谋长不仅没有派兵前往解围,反而下令,抓捕波尔布特。

的红色高棉总参谋长不仅没有派兵前往解围,反而下令,抓捕波尔布特。

眼见众叛亲离,不可能再有援兵,波尔布特只得下令撤离安隆汶。他下达此命令时,正躺在床上输液。卫士们七手八脚将他扶到一副行军担架上躺下,一人高举着输液瓶子,急急地向外撤退。

即使这个时候,波尔布特也没有忘了乔森潘。他命人将乔森潘、财政部长马本、国际联络部长特帕昆等人统统带上。他相信,这些人在红色高棉里有一定声望,掌握住他们实际上就掌握住了保住自己性命的人质。

200多名效忠彼尔布特的官兵护卫着他们的首领,且战且走,向柬泰边境狂奔。在他们身后,安隆汶升起了几柱炮弹炸过的烟柱。随后枪声渐息,说明安隆汶已经落入切春等人之手。

此时的金边,两位首相正密切注视着北部丛林里的动静。

当红色高棉内部爆发战斗,波尔布特逃出安隆汶的消息传来,两位首相都发表了讲话。第一首相拉那烈对此判断说,这场内斗是因为彼尔布特处决他的前国防部长宋成引发的,“安隆汶问题的复杂程度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它标志了“红色高棉是名副其实的结束”。拉那烈还公布说,波尔布特和他的200多名追随者在泰柬边境已经被敌对的前战友们包围,波尔布特的日子屈指可数。

第二首相洪森则表示,政府应袖手旁观,让红色高棉的内部派系自相残杀。“我们会坐山观虎斗,先让他们受伤,我们然后才能抓他们。然后我们才看看如何选择。”

泰柬边境丛林中的普雅维哈古庙。

脸色苍白、大汗淋漓的波尔布特让卫兵把他从担架上扶起来,抬到古庙前的高石阶上。

从安隆汶到这里,他们已经度过了5天。由于走得匆忙,所带的食物已经告罄,治疗的药物也已经用光,再往下捱,只可能弹尽粮绝而亡。

远处传来炒豆似的枪响。一位追随波尔布特多年的将军报告说,他在那里布置了一些警卫,现在可能在交火。波尔布特轻轻地叹了一声。他没有想到,处决一个叛徒居然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哗变,到底是他错了还是红色高棉错了,抑或是所有人都错了。

英萨利背离之后,在人们问起他关于波尔布特个人特点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波尔布特行事只为巩固其独裁政权。他认为自己是旷世奇才,在军事、经济、卫生、作曲、跳舞等各个领域皆无人能及。简而言之,他把自己当作地球上的神看待。”

现在,这尊神难道面临了绝境?

几位士兵抬着一个巨大的反坦克地雷从面前经过,由于天热和用力,他们的脸上身上满是汗水。波尔布特挥手让士兵们放下地雷,聚到他的身边。

他用微弱的声音问:“你们认为能够抵挡得了他们的进攻吗?”

士兵们迟疑着没有作声。沉默片刻,一人开口说没有问题,只要“书记大叔”同他们在一起,他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波尔布特说不清自己曾经多少次听到过这类回答,但他脸上没有表现出丝毫反感。他接着问:如果这时候要让你们选择,你们会干什么?“

士兵们久久没有回答。只有一位军官怯生生他说:“我们会永远保卫‘书记大叔’。”

波尔布特仿佛明白了什么,让士兵们离开,继续他们的埋雷行动。他想,要让他们自由选择的话,说不定他们会马上扔下他,扔下这些地雷,立即在丛林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波尔布特仿佛明白了什么,让士兵们离开,继续他们的埋雷行动。他想,要让他们自由选择的话,说不定他们会马上扔下他,扔下这些地雷,立即在丛林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6月18日上午,追击者已经迫近普雅维哈古庙,激烈的枪声阵阵响起。

原来的200来人部分战死,部分被俘,另外的人下落下明。临近中午,攻击逐渐减弱,但波尔布特身边只剩下了15人。他们手忙脚乱地在古庙外围埋设地雷,以求最后一搏。

这位前民主柬埔寨政府的总理、红色高棉的最高统帅,预感到了末日的凄凉,眼泪禁不住潸然而下。

在零星的枪声中,波尔布特作出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决定:放弃抵抗,宣布投降。

不可一世的波尔布特第一次成为自己指挥过的都下的阶下之囚。

在忠于他的士兵抬着担架,将他移交给敌手时,波尔布特面无表情,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他的面前一片黑暗。

6月18日,沉默了将近一个星期的红色高棉秘密电台重新开始播音,宣布彼尔布特当天向他的前部属投降。

“波尔布特于6月18日投降,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电台宣布说,已经成立了一个“国家统一和拯救临时政府”,并公布了该“政府”的一份特别公告:“自从1975年以来一直笼罩柬埔寨历史的独裁政权所带来的乌云已经消散,它被柬埔寨人民完全摧毁……我们的国际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所有友好国家接触。”

根据这个电台提供的消息,外界得以知道,波尔布特已经认罪,目前是乔森播在领导红色高棉进行抗击越南敌人的斗争。

即使在这个时候,红色高棉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对越南人的仇恨和以此为基本方针、争取人心的战略。

6月19日,红色高棉在安隆汶附近举行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集会,庆祝逮捕波尔布特。

在安隆汶一间光线幽暗的小房子里,波尔布特躺在一张小床上,正在接受医生的治疗。他的手上,仍然连着输液管。他的第二任妻子满脸愁容地守在身边,12岁的女儿则在一旁的桌前,借着从小小的窗口透进的灯光,看一本薄薄的书。

这里距离波尔布特一家10天前居住的地方只有一箭之遥,但其地位和角色已经是天地易位。10天前他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现在,他则成为自己部下的俘虏,承受着他们的谩骂,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审判。

他沙洛特绍纵横捭阖、叱咤风云一生,难道这就是最后的结局?

乔森潘对他说,很快将成立人民法庭,对他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审判之后呢?他的老战友们会枪毙他吗?会以他的死亡来祭奠宋成的亡灵吗?

尽管他一生中曾经无数次说过为事业为理想牺牲在所不惜的话,可是当死亡伸手可及的时候,灵魂却退缩了。他希望这个“人民法庭”不要宣判他的死刑,他的生命也许还有另外的价值。

他的战友们能接受他的哀求吗?

波尔布特捋一把头上的白发,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附记:1997年7月25日,红色高棉在安隆汶举行公判大会,以谋杀、虐待和腐败等罪对波尔布特进行审判。波尔布特恳求他过去的战友们放他一条生路,说让他活下去比让他死亡对组织更为有利。最后,波尔布特被判终生监禁。

1997年10月7日,多年来从事红色高棉活动报道的美国记者纳特?塞耶在安隆汶采访了监禁中的波尔布特,这是18年来波尔布特首次接受外国记者的访问。近年来,这位红色高棉前首脑病情严重,经常卧病在床,有时由妻子搀扶着在屋外走上几十米,时常需要吸氧来减轻病痛。他告诉记者,1995年他的左边身体部分瘫痪,眼睛也几乎失明。在采访中,波尔布特抱怨说他的住所蚊子太多。

关于在他执政期间有大量柬埔寨人死亡的问题,波尔布特回答说,当时的确出现了大量死亡,其中大部分人是死于饥荒,但说死亡人数以百万记,则属夸大。他对塞耶说:“我只是进行斗争,不是要杀人。即使现在,我也可以望着你说:我是个残暴的人吗?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据塞耶看,波尔布特深受病痛折磨,精神上又受沉重打击,恐不久于人世。波尔布特对此似乎已做好了准备。他说:“在红色高棉,我们有一种说法:当一个人又老又病时,他就只有等死。”

1997.10.改毕于成都

后记

1993年初,我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联合国驻柬埔寨军事观察员,来到距金边250多公里的古城暹粒省,监督那里的军事形势。军事观察队距离吴哥古迹不远,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眺望见落日余辉中吴哥窟高高的塔尖,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一种远古神秘气息。但这里的局势却远远非古迹废墟般的安宁。到后的第4天晚上,我们所住的木楼遭到一伙武装分子的袭击。他们大喊大叫。砸坏停在楼下的车辆,胡乱朝我们的住房放枪,并放肆地用火箭筒射穿悬挂在屋顶的联合国旗帜。我们拿起报话机,向战区司令部一阵疯喊。维和部队的应急分队距离我们1公里,但却迟迟没有赶到。根据作战手册,我们不得同武装分子直接交火,危急时刻我们只有自救,而这种自救的方式是在黑暗中根据楼下枪响的方向和距离左蹦右跳,靠楼板和粗大的梁柱抵挡子弹。担任军事观察员的大都是各国派出的优秀军官。我的队长叫查尔斯?洛克,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曾参加过1989年美国攻入巴拿马逮捕诺列加总统的行动,有比较丰富的作战经验;队里的作战军官叫丹尼契尼科夫,前苏联克格勃少校,曾长期在安哥拉等国担任军事顾问;另外几个国家的军官也都有实际的军事经历。作为军人,以这种方式面对攻击近乎于耻辱,可是纪律在上,大家用不同的语言大叫大骂,但直接冲突却没有发生。攻击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木楼上留下了数十个弹孔,仅我的小房间就有7处被击穿,但6位观察员和1名翻译居然奇迹般的无一人伤亡。

那仅仅是我在这个国家的第一次遇险,后来又发生过多起类似受到攻击和遭遇冷枪、地雷的威胁。大选之前,即1993年5月,局势变得更为严峻,司令部让我们每个人都填写一张表格,写明你有多少行李,“如果你本人不能携带”,该寄往何处。另外联合国方面有5万美金的补偿,请列出第一、第二、第三收受人。这是很明白的遗书,可是他们却委婉地称作“安全表”(SECURITFORM)。

自从受到第一次攻击,我便明白了自己的真实处境。每天晚上,枪炮渐熄,我坐在被烈日烘烤了一天的野战篷内,一边挥汗如雨,一边填写当天的作战日记,尽可能详尽地记录下当天发生的情况。帐篷外不时有曳光弹飞过,构成夜空中恐怖的美丽。我想如果有一天能活着回国,我一定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给人们。后来这个愿望得以实现,近百万字的《丛林战火20年——西哈努克沉浮录》收入了当时的十几万字记录。

离开柬埔寨那天,我和我的战友们第一次脱下迷彩服和高腰靴,穿上了便装。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认为已经用自己的鲜血和牺牲为柬埔寨赢得了和平——大选成功,新政府成立,西哈努克再度登基成为国王——和平的目标似乎已经实现。

后来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当然不尽人意,但我们已经尽到了责任。为她的和平我们已经以命相赴——有66名联合国人员为之捐躯,其中包括两名中国士兵。国家重建的列车已经被牵引上了轨道,如何驾驶毕竟还是这个国家自己的事情。

有了这么一段经历,我觉得有很多话想说,有很多事想弄明白。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柬埔寨都是一个小国,可是几十年来这里发生的一切都留有大国的影子,也值得所有的国家研究和深思。从某种角度来说,

柬埔寨自1970年以来发生的战乱实际上是战后世界局势的一个缩形,也是冷战之后世界格局的折射。它经历了6个界限非常明确的时期:朗诺时期(1970年—1975年)、民柬时期(1975年—1978年)、越南占领时期(1979年—1989年)、对峙时期(1989年—1991年)、维和时期(1992年—1993年)、联合执政时期(1993年)。无论哪一个时期,柬埔寨的政治、军事舞台上都可谓是色彩纷呈,名角迭出。我注意到,有几位人物一直站在舞台的中心,他们的身影或明或暗地投射在国家生活之中,主导和影响着这个国家行为的进程。

其中的两个人,就是给柬埔寨历史留下深深烙印的西哈努克和波尔布特。

关于西哈努克国王,该说的话基本已经写进《丛林战火20年——西哈努克沉浮录》里了。国王在繁忙的政务间隙,拨冗让翻译给他诵读该书,未及阅毕,就几次给我来信或托人与我面谈,对该书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这么做部分原因是出于客气和友好,而我清楚,由于种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这部书留有一些缺陷,它真正的价值所在是第一次完整地叙述了1970年以后的柬埔寨历史,讲述了这期间的柬埔寨政治风云和人民的遭遇,当然也写了作为政治家、作为一名亲王和一名爱国者的西哈努克数十年的沉浮际遇。

1996年,国王委托我把他的回忆录《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翻译成中文,出版之前,又亲自写了热情洋溢的中文版序言。

一边写作,一边翻译,让我更深入地进入到柬埔寨,也无可回避地久久凝视波尔布特。

波尔布持之于我,是位“不可接触者”,至今仍有许多可望而不可及之谜。长久以来,这个名字对我既是个巨大的问号,又是种诱惑,一种挑战。

尽管作了巨大努力,仍觉得无法走近。

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人民无数次从广播、报纸上接触过这个名字,后来它逐渐消隐,只是从《参考消息》或国际资料上还能看到。这个名字代表的印象是模糊的,复杂的,也是空泛的。

1993年5月,我在柬埔寨古迹吴哥窟附近目睹了一场红色高棉对省城的大规模攻击。枪炮声中,老百姓们惊慌失措,或关门闭户,或四散奔逃,人人都大叫“波尔布特来啦!”我开始不解,后来才明白,一般老百姓并不常用“红色高棉”、“”民柬“或”游击队“这类词,而是用”波尔布特“一言蔽之。

军事观察队的邻居是一对年轻的高棉夫妇。丈夫叫尼昆,有个孩子不足两岁。每次当孩子发出哭喊之时,尼昆就叫一声“波尔布特来啦”,或者“再哭就送你去波尔布特”。哭声顿时戛然而止。

我对此感到非常惊讶。

这个名字究竟意味着什么?

西方和柬国内的一些政治家指责他执政期间屠杀了数十万人,直接和间接导致了近200万人的死亡。1979年,金边对波尔布特及其同僚进行了缺席审判,他被判处死刑。至今,包括柬现任首相在内的政治家们仍坚持指控波尔布特犯有“种族屠杀罪”,要求把他押上国际法庭进行审判。

在柬执行任务之余,我收集了大量关于这个国家的资料,也进行了一些采访。我发现,要谈论柬埔寨,波尔布特无可回避。渐渐地,这个名字似乎不再意味着一个特定的人物,而是一段历史,一个政权,一个时代,一种信仰。研究柬埔寨或者东南亚的当代史,就无法绕开波尔布特。

但对于我,这是最近距离与他的对视。我所面对的并不仅仅是塑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

初到金边,见到过西哈努克、乔森潘、洪森、拉那烈,也见到了来访的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我以为也有机会见到波尔布特。后来才发现,这种机会等于零。不仅是我,包括联合国驻柬的首脑明石康,也不可能与波尔布特共处一室。研究柬埔寨问题的权威钱德勒先生(DAVIDCHANDLER)曾告诉我,他执迷于波尔布特研究多年,却无法与之一见,这是他的最大遗憾。据说,波尔布特隐身的柬泰边境的一个橡胶园,四周有5道岗哨,外界已经有10多年没有见到过他的真实面目。美国一家新闻机构出价30万美元对他进行采访,照样遭到了拒绝。

这加深了他留给人们的神秘,继而了解到这种神秘早已成为他生命的一种秉性。据说他曾经告诫他的同事和部下:“秘密是一切的关键”。这被奉为红色高棉组织的信条。当这些丛林革命家在1975年夺取政权之后,外界长达一年不知这个国家的新首脑波尔布特究竟为何人。其神秘性可见一斑。

可是波尔布特毕竟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他的理想和信仰,他的言论和活动,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痕印。关于波尔布特的传闻和各种资料太多太庞杂也太难辨真伪,但只要你翻开这个人的历史,就会发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牵拽着你穿越层层雾幛,去窥探人世间一颗最为复杂的灵魂。他出身农家,却与王宫有着密切联系,他是地道的高棉人,但他的正地仙教育却来自于外国文化,他具有农民天然的散漫,但又格守早年在寺庙当和尚时的清规戒律,西哈努克出钱让他进入具有相当特权的学校,但他却与政府怒目而视,他留学于资本主义的法国,但赛纳河水却滋养了一位革命者;外界把他描述成青面獠牙的魔鬼,但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说他面目慈善、言语轻柔,让人不由自主地与他亲近;即便是现在,他早年的同学、同事们仍充满感情地忆起当年那个沉默腼腆、勤奋敬业的沙洛特绍……

无可辩驳的是,他是一位具有坚定信仰的政治强人,是一位试图重新开创高棉历史、在一夜之间就让整个柬埔寨成为东方天堂的浪漫主义者,他的乌托邦似的社会理想曾经激动了一个民族,又令这个民族蒙受了巨大灾难。

波尔布特后来曾经后思,承认自己在执政期间犯了“错误”,但他后来的战略证明他其实并没有省悟过来,一错再错,错到了先是拒绝回归社会,再被社会彻底拒绝的地步。曾经跟随他数十年的战友们终于站出来指责他丧失人性,对他实行了羁押。

不得不提一句的是,有人认为所谓逮捕审判波尔布特不过是一场闹剧,是波尔布特再次导演的一场骗局,它通过抛出一位社会拒绝的人物而改善红色高棉的形象和处境。

波尔布特的故事并没有完结。从80年代开始,就有关于他死亡的传言,现在,也有人称他已经病重,恐不久于人世。但我相信,波尔布特还会顽强地活下去。

柬埔寨是中国的近邻,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她具有特殊的地位。建国以来,我们对这个国家一直奉行友好政策,对她的遭遇作出过重大反应。由于战乱等原因,20多年来,对这个国家的研究是相当贫乏的,有时候公开的资料相当混乱。既然我曾以命相许到过这个国家,经历了那么多的炮轰雷炸,我觉得有必要把我了解到的柬埔寨讲述出来,也让我们更真切地认识到我们自己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地位。

1995年我出版了《丛林战火二十年——西哈努克沉浮录》,现在完成了这本《波尔布特》,接下来,我将撰写《丛林中的革命家——红色高棉始未》。

它们将构成我计划中的“柬埔寨三部曲”。

我的书房中,贴着好些张波尔布特的照片,它们展示着这位革命家各个时期的神形风貌。在一张题为“亲密战友”的照片上,波尔布特和农谢、切春、英萨利、乔森潘、宋成、云亚等民柬最高领导人在一起。那时的波尔布特意气风发,衣冠整洁,满面笑容,在所有人中,他最显政治家的雍容大度。

最新得到的一张照片是波尔布特在安隆汶基地受审判时的情形——昔日叱咤风云的政治强人白发苍苍,面色浮肿,神情沮丧。面前的那根拐杖说明他走路已经困难,凌乱的头发、衣服上的灰尘和皱纹,表明他的待遇与往昔己是天壤之别。只是他的目光依然那么固执,紧抿的嘴角没有任何屈服的表示。

不久前,我与国内一家电视台达成协议,策划到柬埔寨拍摄一部大型电视纪实片,反映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以及20多年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西哈努克国王对此计划深表赞赏,并亲自批示有关方面予以支持。我想,如果我能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我一定要设法去那座北方小镇安隆汶,在那所戒备森严的木板房里,亲眼见见红色高棉的神秘首脑,如果不惹麻烦,我希望能把这本书送到他手上。

1997.10.31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