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文——
缺乏心灵生活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 焦国标
奥巴马总统最近制造一句警语，叫做“缺乏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这句话可以当做一个公式到处套，比如“缺乏民主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缺乏正义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实际上奥氏使用的这个句式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非常“陈腐”修辞法，一千六百年前奥古斯丁说过“缺乏公义的国家不过是一帮强盗”，四百年前帕斯卡尔说过“缺乏正义的武力就是暴政”。今天我把奥巴马总统的这句话稍微变通一下，也制造一句警语，叫做：“缺乏心灵生活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
阅览、编辑黑五类的故事，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故事的当事人，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心灵生活都极度贫乏。施者心灵生活固贫乏，所以只剩毒手段、无心肠；受者心灵生活亦贫乏，所以只剩无奈、麻木和绝望。信神的人遭遇凭一己之力无法抗拒的祸患时，尚可以求告自己的神，心中连神都没有的人，只能伸脖子等刀落，连求告的对象也没有，连缓解自己痛苦的“精神鸦片”也没有。
把思考的范围再扩大一些，不止是黑五类故事里的施者和受者，中国人整体说来就是一个缺乏心灵生活的族群。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学作品里几乎没有心理描写，比如四大名著，有称得上心理描写的内容吗？没有。人物的心灵是白版一块。如果说他们的思维还活着，也只是琢磨人，想法子对付人、应付人，想法子害人或逃避被人害。这些心理活动不能叫心灵生活，只不过是厚黑、谋略或心计而已。所谓心灵生活，是思考真理、正义、平等、博爱的生活。相反，西方文学作品中却有大段大段甚至成页成页关于真理、正义、平等、博爱的心理描写。
再一个例子是我们切身的反思。毛泽东有句话：“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我提请我们每个人想想，“一事当先”时，我们自己内心可曾掠过一丝真理、正义的影子？“一事当先”，我们考虑的只是如何托关系，走门子，送礼上供，不择手段地去解决我们遭遇的问题，从不问这个解决方式是不是公义，是不是合乎道义，是不是对对方太不公平。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只有一个结果：势强时欺负人，势弱时被人欺，压根儿不知公平、正义的滋味是甜的咸的。
比较而言，士大夫群体在中国人中算是心灵生活相对丰富的，比如文天祥死前能写出《正气歌》，司马迁因受刑写出《报任安书》，可是请看毛泽东时代的士大夫们受难时脑袋里在琢磨什么东西：
邓拓的遗书这样写道：“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你们（妻儿）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傅雷遗书的这一笔是：“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是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推出历史舞台了！ ”
翦伯赞没要留下正式的遗书，只在他口袋里搜出两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三位这么大的士大夫“大腕儿”，他们的遗书里有可以称之为心灵生活的东西吗？没有。完全失血，完全脱水，完全苍白，完全空心化了！西哲有言：“如果我们不愿受上帝的统治，我们就必受暴君的统治。”我接着推理这句话：受上帝统治，死前还能考虑考虑真理、正义这些心灵元素；受暴君统治，死前就只剩我罪该万死、毛理当万岁这些意识垃圾了。
2010-11-29 北京
奥古斯丁语 焦国标书
目 录
纸弹头杀伤力实验………………………………………陶渭熊（06）
上海一家十一口的自杀…………………………………朱长超（08）
高考歧视…………………………………………………袁剑平（15）
王立群的前世……………………………………………飞 天（18）
拉粪过年…………………………………………………佚 名（20）
我们村的婚姻故事………………………………………崔东汇（23）
他屋里根把好……………………………………………哥 巴（28）
李香芝之死………………………………………………鲁 民（29）
家庭批斗会………………………………………………朴女士（32）
丈夫被害之后……………………………………………陆云芳（35）
祖母曾被共妻……………………………………………王文怡（38）
黄埔八期邓祖稷…………………………………………赵子法（39）
父亲尹煌沉冤……………………………………………尹建云（41）
西藏的一打三反…………………………………………唯 色（43）
云龙和雨龙………………………………………………王德邦（45）
刑场观礼…………………………………………………百 姓（50）
兴凯湖纪事………………………………………………陈奉孝（53）
开封的镇反………………………………………………国 亚（57）
重庆Z县的镇反…………………………………………渝 生（59）
朱自清长子之死…………………………………………佚 名（65）
既然是地主………………………………………………严家伟（67）
被镇反冲走三十年………………………………………白伟志（68）
镇反与肃反………………………………………………信力建（72）
地主叶老五………………………………………………易文辉（75）
从血仇到姻亲……………………………………………松 北（77）
父亲的冤案………………………………………………薛效凝（81）
老伴儿进牛棚之后………………………………………张惠华（85）
父亲的八次创业…………………………………………大 河（90）
一个右派的余悸…………………………………………梅桑榆（94）
父亲的骨气………………………………………………燕 云（96）
九岁的反革命翠儿………………………………………刘 路（97）
往期订正…………………………………………………徐化扬（99）
补白：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县女社员丁祖晓，给州委机关写信，抨击当局强迫农民供“宝书台”，逼得农民卖猪换“红宝书”，甚至把买油盐酱醋的钱、孩子的书钱都拿去“请毛主席像”。她质问：“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中共九大闭幕，全县都忙着扎“忠”字牌搂，挂“忠”字旗，丁祖晓和姐姐丁祖霞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由丁祖晓进城散发：“这‘忠’字是地道的个人崇拜。”她们呼吁：“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俩被捕后。她们的同学、青年女社员李启顺决定声援她们。她刻钢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书》，由她的妹妹李启才深夜进城散发。于是这一双姐妹也落了网。1970年5月8日，丁祖晓被拉到该县鹭鸶河边枪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遭枪杀。青海柴达木戈壁滩某钻井队的一位来自北京的青年人刘延德，因自办油印《中国工人报》而被捕。他在《毛泽东选集》书页空白处加批语、打问号，又偷听敌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大约因其父是高干，被轻判五年徒刑。另一位四川平民青年，仅评论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成员，又说过在甘肃见到光着屁股要饭的人，被判死刑，拉到戈壁滩枪决。无人敢为他收尸，遗体喂了野狼。
纸弹头杀伤力实验 陶渭熊
把步枪子弹的铅弹头摇松、取出，再塞上纸疙瘩做弹头，能不能打死人？甲说能，乙说不能，这是1968年8月大巴山脚下的四川省南江县沙河公社两个重庆知青讨论的话题。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找一个人试一试。
1968年夏天，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今天这里抢枪，明天那里武斗。一些人去外地串联，一些人到北京上访。两个重庆知青抢到真枪实弹后，背着它耀武扬威，好不快活，打飞鸟，射游鱼，击树干，穿土墙。他们领教了那花生米似的铅弹头的确非同小可，但那纸疙瘩做的弹头呢？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他们想找鸡鸭猪狗来试一试，可它们都是有主之物，万一打死了，主人定会不依不饶惹出麻烦，不如找个地主来试验。地主大家都可以整，如果打不死，该他走运；打死了，该他龟儿倒霉！谁叫他是地主？打死地主还犯法？全国到处都在打地主，打死了就打死了，有谁犯法？
“对！就找个地主。”在这些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造反派眼里，地主一条命还不如一只鸡鸭猪狗。就这样，他们把沙河街上的地主分子谢泽云找来，拉到场口，喝道：“跪下！”
那地主天天挨批，日日挨斗，被捆绑吊打已是家常便饭，早被无产阶级专政驯化得比牛马还要听话，听到口令，习惯地、顺从地应声跪下，不知死期已到。其中一个知青模拟法官口气宣布：“谢泽云听着：地主分子谢泽云，男，现年47岁，解放前一贯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罪大恶极。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判处地主谢泽云死刑，立即执行。”另一知青随即在背后扣动扳机。
只听砰的一声，那可怜的地主只感觉背后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掀倒，向前一扑，但马上又端正过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左看看，右瞧瞧，忽然低头看见自己胸前鼓起碗大一个肿包，一口鲜血喷射而出，轰的一声倒下去，当即死亡。
“你装死！你耍赖！起来！”
“地主不老实，地主花样多！”
他们用脚踢翻他的身体，看见他满嘴鲜血往外涌，两眼园睁，已经死了。两个知青毫无犯罪感，愧疚感，背着枪大摇大摆地走了，说：“打死个地主，球不疼（没什么了不起）！毛主席不是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吗？”
果然球不疼！两个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没有人过问，更无人追查，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有说是本地知青，有说是流窜造反的外地知青。谢泽云的家人有什么办法？上告？你是地主，谁受理？示威？那是翻天，你敢！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文革中，像谢泽云这样不明不白被整死的地主不知有多少！
2005年夏，我重访沙河小镇，谢泽云被杀一事，早已消失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中了。年青人不知，老年人也绝少谈起，一场绝灭人性的浩劫在有意无意的回避中慢慢褪色、淡化、遗忘。忘记了昨天，昨天的事有谁保证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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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四川高县小寨坝有个邱国军，家中有几十亩田，土改一来，被划为地主。邱国军还在当地经营一家小旅馆，在穷乡僻壤的痞子们看来，他算是当地的首富了。他们逼他交出浮财，他什么钱都拿出来了，还是过不了关，说他还有财宝藏在哪里。实在拿不出，他们也不善罢甘休，将他绑在树桩上，将其双手十指全包上棉花，浇上桐油，然后将棉花点燃。邱的十个指头变成了点燃的“香”，这叫“十指燃香”。邱国军凄厉惨叫，痛死在树桩上，还被宣布“与人民顽抗到底”，拉出去又枪毙一回。 严家伟
上海一家十一口的自杀 朱长超
南汇路10弄15号是一栋三层小楼，以前住着黄育申一家。黄曾在沙逊洋行当买办，1946年病故，留下妻子谢月仙和2子5女。长子黄宗南，次子黄宗丙，5女分别是黄莉菱、黄秀娣、黄秀润、黄秀珍和黄秀菁。1949年，黄家已经预感到未来飘摇的命运，决心离开上海，移居香港。在即将离沪去港的最后一刻，长女黄莉菱萌生了留沪观望的念头。母亲也不想走了，整天服侍她的三女儿也表示不走了。其他几个儿女见妈妈不想走，也都不想走了，一家就这么留在了上海，买好的７张去香港的船票全作废。谁也想不到，这一念之差，十几年后竟夺去一家11口人的性命。
1966年9月1日，党委派来一大群人，高呼口号，将黄家人全部关在一个房间，然后翻箱倒柜地抄家。抄家抄了两天，该结束了，也没抄出什么反动的东西。黄家对面是著名企业家荣家的宅第，那里也在抄家。两支抄家队伍不时交流信息，交换经验。抄荣家的人说，他们院子里有口井，井水掏干后发现有东西。黄家院子里也有一口井，抄家者受到启发，也开始一桶一桶将水吊起。井水终于干了，抄家者下了井，一阵摸索，从井底下捞起几十发子弹，还有两把小手枪。这给抄家队伍打了兴奋剂，也使黄家面临着灭顶之灾。
子弹和手枪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黄家二女儿黄秀娣与美国医生麦克莱恋爱结婚，这位美国医生当过军医，有手枪。秀娣与麦克莱1949年离开中国去美国时，麦克莱把许多东西都留在了他行医的衡山饭店。黄家把那些东西运回南汇路宅子，发现里面有手枪和子弹，就留在家里了。次子黄宗丙从香港回来，看到手枪，觉得留着会出事，上交又怕说不清楚，遂决定自己把枪和子弹悄悄处理掉。本来顺手往外边河里一丢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偏偏他们缺乏深谋取远虑，轻易丢进了自家院子的井里。
黄家井里发现了手枪和子弹，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十分骇人听闻的事。恰在此时，公安局又发现附近有发送电报的信号，认为必是潜伏的特务在与敌人联络。谁是潜伏的特务呢？黄秀菁成为疑点。她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很小巧，常常听完节目就放在梳妆台上。有人怀疑这台收音机是收发报机。
９月３日夜里，一片狼籍的黄家，老老少少个个皆成惊弓之鸟。大女儿黄莉菱轻声说：“活着这么苦，大家一起死了算了。”母亲已经70多岁，身体不好，也说“活够了”。就这样，一家人“稍拍即合”，决定一起去死。深夜，一家14口来到楼下灶间里。母亲和长女坐在一起，二嫂石红玉带着4个小孩子在一起，大嫂李淑屏带着2个孩子在一起，黄秀菁和黄秀润在一起，还有黄宗南和黄宗丙，一共14人。灶间的6只煤气开关全部打开，煤气丝丝吐着毒气，大家静静地坐着，等待死神的来临。35岁的小女儿黄秀菁并不真正想死，坐在灶间门口的她，悄悄打开一个门缝。煤气很浓，因有新鲜空气进入，一家人中毒不是很深。半夜，邻居肖先生闻到浓浓的煤气味，知道出事了，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14口全都救活了。
黄家14口自杀未成，又在批斗和惊恐中熬过一年。1967年10月18日，一百多人的一支抄家批斗队又浩浩荡荡地开到黄家，末了还带走了黄宗丙和黄宗南兄弟。10月22日是星期天，大哥黄宗南从隔离室里放了出来，头发已被剪成阴阳头，鞋子、裤脚也剪了，说是奇装异服。黄宗丙也回来了，监管他的人不给他饭吃，还让他在地上爬，不爬就打。黄宗南对全家诉说了这几天受到的污辱，又对母亲说他不想活了，活着还会受侮辱。母亲响应说：“你要死，妈也不想活了，陪你一起死。”黄宗丙也愿意自杀。三女儿黄秀润说她也准备死。黄秀润对妹妹秀菁说：“你如果想死，就到灶间里去。下楼的时候轻一点。”黄秀菁也选择与大家一起死。黄宗南怕这一次又死不了，事先用封胶纸将灶间的窗户贴得严严实实的。
灶间排满了凳子。黄宗南一家4口坐在自家的那只煤气灶前，他自己坐在一只有靠背的椅子里。母亲谢月仙身体虚弱，躺在一只躺椅里。黄秀润还准备了一百粒安眠药。秀菁对姐姐秀润说：“万一这一次又死不了，那怎么办呢？安眠药还是让我吃吧。”黄秀润就将一百粒安眠药全部给了妹妹。黄秀菁倒了一杯水，咕咚咕咚一百粒安眠药全吞进肚里。秀菁和秀润一起坐在煤气开关旁边，凳子都没有靠背。一会儿功夫，姐妹俩皆失去知觉，倒在地上。
黄宗丙最后一个下楼来到灶间的时候，大哥黄宗南已有点昏昏沉沉。他轻声对弟弟说：“你轻一点，他们几个已经走了。”他以为母亲、妹妹、妻子等都已经死了。
这次又是邻居肖先生闻到了煤气味道。救护车又来了，十来个人全部被抬到弄堂里，排满一弄堂。这一次，母亲谢月仙死了，长子黄宗南切开喉管抢救，没救转，也死了。次子黄宗丙救活了，黄宗南的妻子、儿子、女儿救活了，黄秀润也救过来了。黄秀菁服了100片安眠药，又吸足了煤气，双管齐下，按常理必死无疑。然而恰恰是安眠药保住了她一条小命。服药后，她很快进入休克状态，心跳减慢，呼吸减慢，吸进去的煤气相对较少，送到医院，经过洗胃，安眠药又洗去了一部分，昏睡42天之后又醒了过来。
这一次死了母亲和大哥，一家人心里悲伤。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黄家不敢表示任何一点哀思，担心招来横祸，只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做七表示哀悼，一直做到六七。六七那天，黄宗丙对家里人说，他准备去上班了。姐姐黄莉菱心里不放心，一直送弟弟到车站。他没有到厂里，而是独自悄悄去了杭州，住进杭州华侨饭店。休息一会之后，他对服务员说，他要去理个发。后来服务员来打扫房间，只见其一只鞋，不见其人，检查房间，发现他已在大衣柜里上吊自杀了。几天后，杭州公安局来人通知，黄宗丙在华侨饭店自杀身亡。他为什么留下妻子儿女，自己选择到杭州去死？他为什么要等到给母亲和大哥过完六七？没有人知道。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黄家再次遭殃。这次灾难起因于黄宗南的儿子黄汉华。当时汉华20岁，在上海培进中学读书，同学们经常骑自行车到他家来玩，来了就把车停在弄堂里。班里另外两个同学也希望与他们一起玩，可是大家似乎不欢迎他俩。有一次他俩来敲黄家的门，黄汉华让家里的人说他不在家。根据弄堂里的几辆自行车断定，同学们都在黄家，黄汉华也在。这两个同学感到自己不受欢迎，心里不高兴，由此怀恨在心，于是揭发黄汉华和他周围的同学私下议论蓝平（江青），攻击中央文革。公安六条明文规定，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黄汉华和他的同学圈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中的人，有的跳楼自杀，后来处理时，判刑最高的15年，其余的三五年七八年不等。
黄汉华被关在学校里隔离审查，母亲李淑屏每天到学校送饭。有一次，专案组的人把李淑屏按在凳子上，举起棍子、鞋子、木板狠狠打了一顿。专案组还想从黄汉华的妹妹黄以华那里打开缺口，逼她揭发哥哥的问题。她说她不知道，他们又按住她狠打一顿。
1968年7月5日，黄汉华突然逃回来了，告诉母亲李淑屏他不想活了。李淑屏也觉得，丈夫已经自杀，儿子又要戴反革命的帽子，自己和女儿也被打伤，活着还有什么指望？妹妹黄以华见母亲和哥哥要自杀，非常害怕。她那年才19岁，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又一直是一个受宠的孩子。她哭着说她害怕，母亲对她说：“你害怕就躲到柜子里。”这个姑娘真的就躲到了柜子里。
告别母亲，黄汉华从三楼窗口一头栽了下去。楼下是水泥地，只听嘭的一声，黄汉华脑壳破裂，脑浆四溅，当场死去。妈妈看着儿子死去，在房间里像疯了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楼下是死去的儿子，柜子里是吓坏了的女儿，是跟儿子去，还是照顾娇弱的女儿？最后，她突然冲向窗口，也从三楼窗口跳了下去。这一幕，对面楼上的一家住户看得一清二楚。李淑屏没有当场死，3天后死去。
黄莉菱和丈夫汪铭璋生有一子一女。女儿汪佩未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在胶州中学教数学，1962年考大学时，数学是满分。儿子汪君范，高中毕业后没考取大学，进了羊毛衫四厂工作。黄汉华被隔离审查，汪君范也被卷进这个案子，在厂里被隔离。君范将母亲送去的被子撕成布条，乘人不备，于1968年10月15日在隔离室上吊而死，25岁。
黄莉菱强忍悲痛，去火葬场火化了儿子，然后带着儿子的骨灰来到羊毛衫四厂，借口说是来拿儿子的相机和手表，其实是她觉得儿子死得太冤，想为儿子说几句话。汪君范原来在厂里表现很好，人们不知道他已经自杀，见了他的母亲，都纷纷来问长问短。黄莉菱拿出骨灰箱，流着泪说，汪君范已经死了，变成了骨灰。
汪君范之死引起厂里很复杂的反应。整他的人大怒，黄莉菱刚回到家，厂革命委员会派的人就来了，说她是对抗运动，向革命委员会示威，为反革命鸣冤叫屈。他们写她的大字报，列她许多条罪状，迫她对着群众读这些大字报。黄莉菱毕业于复旦大学，后来长期在街道工作，也是经过一些世面的，最后还是忍痛读了革命委员会写的颠倒黑白的大字报。
文革开始一两年，开始是祖辈自杀，接着是父辈自杀，现在连孙辈20岁的青年人都没了生路。1968年10月18日傍晚，儿子死了刚三天，黄莉菱就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自1966年抄家以来，全家从来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大家边吃边说话，黄莉菱的丈夫汪铭璋开了几瓶啤酒，闷闷地喝着酒。他看上去胃口很好，吃得很多。黄莉菱对幺妹黄秀菁说：“以后你要多听二嫂（石红玉）的话。需要什么，就问二嫂要。”黄秀菁在延安中路幼儿园工作，长久被隔离、批判，一度行为失常。她似乎并未从姐姐的话里听出别的意思，也许那一百粒安眠药已经损害了她的大脑。
吃完晚饭，大家各自回房休息。第二天早晨，黄秀菁醒来，天已经亮了。她要吃了早饭去上班，却发现大姐没有做早饭，大声叫，大姐的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她急忙去敲门，还是没有声音，推开房门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53岁的汪铭璋吊在房门旁，死了，黄莉菱吊在窗口，也死了，女儿汪佩未在离母亲不远的窗口上也吊死了。黄莉菱和汪铭璋的房间里有两个红木大柜，打开一看，黄宗丙的小女儿黄以华在一个柜子里吊死了，黄秀润吊死在另一个柜子里。这一次，在这一个房间里，一次吊死了５个人。
至此，黄宗南的全家（他自己、妻子李淑屏、儿子黄汉华和女儿黄以华），全部离开了人间。黄以华正值花季，目睹了奶奶和爸爸煤气自杀，妈妈和哥哥跳楼自杀，叔叔上吊自杀，表哥汪君范上吊自杀，她一次次不想死，但最后她实在无法忍受亲人接二连三死去，最后决心与大姑妈一家一起去死。黄莉菱一家4口（她和汪铭璋以及子女汪君范、汪佩未）也全部离开了人间。人们在汪佩未的鞋子里发现一张她写的字条，说她的弟弟们黄汉华、汪君范都不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将他们打成反革命？
黄秀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先是在求新造船厂工作，因所谓资产生活方式，要她下乡劳动锻炼。她后来要求辞职，得罪了单位领导，几次申请去香港都没有被批准。她没有结过婚，有一个男朋友，原来准备结婚，文革开始了，抄家、批斗、提心吊胆过日子，婚事就这样推迟了。她最终没有披上婚纱。
黄宗南准备自杀时，曾经向大妹黄莉菱托付：他死后，如果她活着，一定把她的孩子带好；如果她也准备死，一定把他的儿女带走。自从黄宗南离开这个世界后，黄莉菱小心地保护着黄宗南的一双儿女，但是侄子黄汉华还是被打成了反革命，跳楼自杀。她是觉得对不起哥哥，现在她要死了，她不忍心让哥哥的孤女黄以华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因此这次她把黄以华也带走了。
黄家长子黄宗南一家4口，长女黄莉菱一家4口，全部死绝，加上次子黄宗丙、三女黄秀润和母亲谢月仙，黄家一共死了11人。买办黄育申在大陆的后人只留下次子媳石红玉和她的4个儿女，及最小的女儿黄秀菁。石红玉与黄宗丙的4个儿女分别是女儿黄羚华、儿子黄汉义、女儿黄圳华和黄维华。黄宗丙去世时，黄维华才５岁。后来他们四姐弟有一个去了加拿大，还有一个去了澳大利亚。
1972年，黄秀菁和石红玉到无锡买了块墓地，安葬了死去的11位亲人，在母亲、哥嫂、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的骨灰前都立了碑。黄秀菁1972结婚，丈夫10年前已去世，如今只她一个人生活在这座旧宅里。
我采访黄秀菁时，她拿出一本他家的影集给我看。她一直没有勇气整理亲人的遗照，是丈夫主动帮助整理的，还留有题跋。照片并不多，多半是一二寸的黑白照片。按照文革的审美标准，漂亮一点的照片是会被撕碎的，因为那是资产阶级情调。
黄秀菁的丈夫在整理这些旧照时曾有一次灵异经历。有一天，他在窗前整理黄家残照，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忽感困倦，昏昏欲睡。见一素衣女郎，飘然而入，面北就坐，凝眉远眺，若有所思，匆忙以纤指蘸茶水疾书桌上，读之云：‘拾得残照贴画图，残阳如血柳如丝。悲欢离合随风尽，骄骨风流只自知。’余心惊自醒，已失女郎所在。然桌上水渍未干，字迹可辨。再看窗外，桐荫婆娑，天际残阳一抹，殷红如血。故此影集，拟题为《残风影集》。”
梦中那个女郎是谁，那首诗的最后一句又有什么深意呢？
黄家的子女辈另有两支到了海外。二女儿黄秀棣嫁给美国医生麦克莱，现居住于亚利桑那州。三女儿黄秀云，1953年到香港，1967年移居美国，现居波士顿，有一女陈漪琴，一子陈企平。
黄家的案子最终也平反了，但总体上是极不认真、极不人道的。上海国棉二十八厂领导派人将黄秀菁和石红玉接到该厂，在会议上宣布黄宗南、黄宗丙兄弟与该厂许多其他被整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起宣布平反。没有人对黄宗南全家的死亡负责，没有人对黄宗丙死后几个子女的艰难生活负责，没有任何书面的平反文件，也没有人向他们表示道歉，没有人对全家11口人的死亡表示哀悼，更没有追查过打人的凶手，没有追查抄家时物资的流失，没有追查极左分子逼死人命的任何责任。打人抄家时，成百上千的英雄；落实所谓政策时，没有一个责任人。冤无头，债无主。领导说是四人帮干的，告诉他们要正确对待。正确对待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人死了，就死了，不要有恨气；抄的东西少了，就少了，不要有怨气；当年批了你、斗了你、打了你就算了，不要有怒气。不仅不应有气，还要感谢他们为你平了反，给了你第二次生命。
高考歧视 袁剑平
我的中学是开封育才中学。我校高59届共200余人，除了不愿升学的，其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让人费解。当时人们不敢询问原因，改革开放后谜团才解开。原来，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每个学生都做了政审。结论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审的依据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地富家庭，右派家庭，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基本上都属不宜录取或降格录取。
江雪，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读初二，门门功课5分，被保送入高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很自信，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那年的文科考生，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是第一名。有8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的政策面前退却了。
范天成，文理全才，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为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准备，然而因家庭出身被不宜录取。
吕延梅，初中毕业以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
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开封育才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被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种做法不止一年。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分类与前述相同，引起轰动。这证实了直到1966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政策仍在执行。档案显示，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
吴祖光有几篇文章谈到自己被打成右派后的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我们的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
冯骥才是天津的一位不宜录取者。“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家庭。”
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母解放初期是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的老板，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遇罗克高考落榜后，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又参加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所在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大学梦再次落空。
报告文学作品《胡杨泪》里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1963年高考，钱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公社不给档案。次年再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公社书记多次到校逼迫学校令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被迫到新疆谋生。1984年《胡杨泪》发表后，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钱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1985年10月1日凌晨，钱宗仁去世，肝癌晚期，41岁。
执行不宜录取政策的年代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国家急需高等专门人才的年代。据河南省教育厅的文件，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额不足，部分高校于1960年又进行春季招生，还鼓励在职人员报考或保送大学。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厅颁发《关于从今年高中二年级学生中动员部分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通知》，指出1960年各类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应届毕业生仅为14756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的，按10％估算，有1476人。把这部分学生扣除后，还缺少4010人。经省委同意，从今年高中二年级中动员4000多名学生报考高等学校。
不宜录取政策的执行也有较宽松的，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就是一例。父亲被劳改，蒋筑英竟考入北京大学，实在应感谢母校对他网开一面。开封育才中学一位前校长，当年报志愿时，老师暗示他不要报机密专业，不要报一流大学。他报了第二批录取的洛阳农机学院，被录取。
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是我们的同龄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属于有严重家庭问题者之列。如果崔琦当年不去香港上中学，而留在河南宝丰，难逃不宜录取的命运。
王立群的前世 飞 天
王立群，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
1958年王立群小学毕业，学习成绩全部五分，学校决定保送他到当地最有名的中学读书。因没见过面的爷爷的成分，他不能进好中学，最终只收到一家民办中学的录取通知书。王立群的父亲毕业于齐鲁大学英文系，母亲毕业于女子师范。母亲告诉王立群，学校条件差也能培养出好学生，关键是看自己有没有骨气。民办中学经费困难，靠学生打工维持运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周三天，自备干粮步行十几里到工地打工。工地向学校支付微薄的报酬，对学生提供白开水。每天干完八小时活，还得拖着沉重的脚步，步行十几里回家。第一天干完活儿，第二天上课浑身都疼，有时连笔都拿不住。第三天一早，又要上路去干活，风雨无阻。
在《百家讲坛》主讲人中，王立群是惟一的一位教过小学、中学、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的教师，还是教过中小学除体育课外所有课程包括音乐课的教师。
王立群初中阶段的一半时间被干活了。高一休学一年，代父回山东故乡照顾祖父，做了一年农民。十六岁的少年，深夜扛着三八大盖步枪，揣着从来不上膛的一粒子弹护秋。1965年王立群高中毕业考试，几门理科主课（几何、代数、物理、化学、俄语）全部100分，所有功课平均97分。他品学兼优，高一做班长，高二做校团委委员，高三做学生会主席。可是高考时，爷爷的成分又决定一回孙子的前途——发挥正常的王立群没接到任何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他知道复读无用，便应聘一家国企的教师职位。该企业有两个学校，一个技工学校，一个小学。他去应试技工学校，考官是两位临时抽出来代课的工程师。口试了整整一个下午，考官很满意。一个月后，备好课即将上讲台的王立群被校长喊去，不做任何解释，通知他：“你的工作变了，到厂里的小学教书去。”事后得知，有位主管厂长认为，一个高中生怎能教相当于高中的技工学校？
王立群来到小学，教语文、数学、珠算、大字、自然，甚至有一次在接到学校的任务后一周内学会拉手风琴，教音乐。
1977年恢复高考，王立群似乎有望实现大学梦了，却被一条规定卡住了：年过30岁的考生，必须是1966、67、68年毕业，王立群则是1965年参加高考的落榜生。
1974年开始评法批儒，王安石被官方认定为法家。王立群所在国企的“工人理论组”奉命和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合搞《王安石诗文选注》，他被分配去注释王安石诗词。此后三年，他天天去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上班。王立群从没见过这么丰富的藏书，从没接触过这么多博学的教授。几何、代数、物理、化学从他的人生中渐渐淡出，左丘明、司马迁、司马光、王安石开始进入其视野。
1978年恢复招研究生，同等学力可以报考。得知信息，当年报考已来不及，准备第二年考。此时他已做了中学教导主任，教两个毕业班的语文。工作非常繁忙，没有时间，没有教材，他一分一秒虎口夺时。家属院露天放映《望乡》电影，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王立群从自家窗子里就可看到银幕，可他不看，跑到清静的地方看书。王立群的俄语是高中水平，已经荒废13年了。他花了一年死工夫，把大学俄语教程啃下来了。
1979年，王立群考上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两汉魏晋南北朝方向的研究生。王立群后来说：“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孟子讲的大丈夫人格的核心是自强不息。正如一个气球能够升腾是因为它里面充满了氢气，一个人能够升腾是因为他具有自强不息的强势人格。这种强势人格不一定表现在外部，而是内化为数十年自强不息的坚持。”
拉粪过年 佚 名
公元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四日，辛丑年腊月二十九，除夕，晴。
农民都休息了，但是城市离不开运粪工，这光荣的历史使命自然就落在五类分子身上了。一早起床，在生产队的食堂领取一碗红苕稀饭，倒进肚子，舔净碗中的剩余价值，然后拉着借来的粪车，向市区进发。拉架架车，我已是老驾驶员了，但是这运粪的行当却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青羊宫大门左侧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厕，这是我早已熟知的，所以就十分自信地直奔目的地。停下车，打开粪桶盖，抄起粪当（长柄的舀粪工具）开始灌装了。不多一时，粪桶装满，盖好桶盖，准备打道回府。
突然一声巨喝好象从地下冒出来：“逮到偷粪的！”我惊呆了。三个青年农民包围着我，厉声质问：“你是哪个公社的？”“苏波公社。”“哪个喊你来偷粪的？”“我不晓得，我想到是公共厕所。”“这里是分给我们保和公社的，你们的（舀粪地点）在祠堂街。”
我把粪车退到粪坑边上，拔下粪桶尾部的木塞，一阵“咚、咚、咚、咚”响过之后，我拉起空粪车就走。可是这时却身不由己了，三个人像押解囚犯似的把我带走。大约半个小时后，到了他们生产队的一个院子里。
“罗队长，逮到一个偷粪的。这个龟儿子奸得很，把粪又放回茅厕里去了。”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预设的陷阱：如果逮到“偷粪者”，就迫使其“义务劳动”，把一车粪运送到他们的生产队。我居然把粪桶放空了，怎能不激起他们的怒火！那罗队长威严地命令：“把车给他砸了”！这不是要我的命嘛！我急忙低三下四地哀告：“我是在外地读书的学生，放寒假回家，今天第一次出来拉粪，不懂规矩，请罗队长原谅。”“锣队长，还鼓队长呢！给老子跪倒！”
看来，粪车可能是躲过了厄运。于是，我便在天井里直挺挺地跪了下来。虽然是艳阳高照，我毕竟只穿了两件单衣一条单裤。这数九寒天，跪在冰冷的泥地上，艳阳的暖意一丝也感受不到。随着太阳的移动，我投在地面的影子逐渐缩短，达到极限值后，又逐渐延长。我的双膝不再感到疼痛，整个下肢几乎失去了知觉。
忽然，响起了一阵鞭炮声，原来，罗队长家里准备吃“团年饭”了。大约三点钟左右，满面红光的罗队长回来了。一口浓痰夹带着浓厚的酒味，射到我的面部，紧接着一声“特赦令”：“给老子爬！”我挣扎着站了起来，问了进城的路，拉起劫后余生的粪车，摇摇晃晃地起步了。走出大门之后，才敢揩拭罗队长喷在我脸上的秽物。
我记得将军衙门附近有一个公共厕所，找起来并不费劲。我在那里灌满粪桶，拉着满载的粪车，出通惠门，沿城墙边，经十二桥，穿青羊正街，过青羊宫门前，来在送仙桥。当年这里有一座石拱桥，是我归途的必经之桥。
已是薄暮时分，十一个小时前吃的一碗红苕稀饭早已消耗得无踪无影。我在桥头休息了几分钟，便沿着二十多度的坡度向桥顶冲击。一步，一步，一步，距顶点只有三步之遥了，可是，极度的疲劳和极度的饥饿使我崩溃了。虚汗涌出，眼前火花闪灼，粪车停了下来。我搜刮出最后一点生命之火，尽力使之不要倒退。一旦顺坡下滑，必将是罕见的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正当我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忽然感觉粪车又在向前行进。啊，有人帮忙推车！车到桥顶，我却控制不住下行之势。下桥后，又向前冲了二、三十米，才停了下来。回头往桥上，却不见人影。在这关键时刻，是什么人不顾粪车之污秽，帮我一把，救我一命？我却不得而知！好人哪，愿你一生平安！我也暗自立誓：要帮助需要帮助者。我挣扎着拉车前进，过了光华村。还剩下最后几里路，已是精疲力竭。
在这除夕之夜，公路上除我之外还能有谁呢？！我把车停在路边，解下拉车用的袢绳，抄近路回到生产队，到了食堂。呀！感谢炊事员，因发现我拉粪未归，竟然还在等着我去领取晚餐。午餐和晚餐并用，胃里有了一点充实感。
把一车粪卸进生产队的粪池时，已接近午夜。这一天的经历折腾得我毫无睡意。干脆，我也来“守岁”吧，拉起粪车，去完成正月初一的那车任务。又走到将军衙门公共厕所，装满粪车。回程时，再次通过青羊宫拱桥，我不禁又回想起那未曾谋面、也永不知名的恩公。
出城不久，天光大亮。啊，正月初一，新年大吉！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照耀着我的“阳文八字”，在前面抛下长长的阴影。
补白：田栋云将军是原国民党政府交警总队的总队长，少将军衔。共军入川后，田仍率部与之激战，后向云南方向败退，不知所终。田是四川筠连县人，有一姐，嫁与高县天星桥的书生王二先生。王二家境富裕，既未当过官，更从未作恶。1950年，田氏已年过古稀，由于夫家是地主，更由于弟弟与中共持枪对抗结下冤仇，他们便将一腔毒怨发在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身上，定其为恶霸地主婆，决定将她弄出来祭旗，枪毙。但是并不就地枪决，而是先将田氏弄回娘家筠连，美其名曰教育群众，实则借此羞辱田氏一族。田姐年事既高，又是小脚，根本无法长途行路。那时既无公路，又无汽车，他们就用一个竹箩筐将田姐装在里面，叫人抬着，边走边打锣，吆喝着游街示众。当地只有抬动物才用箩筐，所以有骂人的歇后语“狗坐箩筐——不受人抬举”。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就这样被从天星桥抬到筠连县的罗场来处死。枪决时用枪指着老人的头部打，整个脑袋被打得稀巴烂，尸体成了一个桩桩。这种杀人方式，当时有个流行术语，叫敲砂罐。打碎一个人的头颅，在那些人看来就像敲破一个罐子一样简单，一样无足轻重。 严家伟
我们村的婚姻故事 崔东汇
我们村自古以来就地碱水咸人苦。穷的最直接结果是盛产光棍，一代一代，层出不穷。过去村与村之间械斗纠纷，外村人都怕我们村。一听是杜寨的，外村人立马就说：“算啦算啦，可别惹他们，光棍汉子多，打架不要命。”与外村打架我没见过，但有一事足以说明我村光棍之多。那时穷得喂不起牛马，犁地靠人拉。八人一张犁，我们生产队的光棍汉组织起来拉两张犁。队长说，再凑俩就是十八棵青松了，咱队也来演《沙家浜》，我就扮演郭建光。光棍们说，那就让你老婆演阿庆嫂，好好给我们服务服务。一个不足二百口人的小队尚且如此，全村六个小队光棍汉该有多少？光棍汉子都火气大，两句话不合就捋胳膊光脊梁打架。外村人说我们村人嗓门大，这与光棍多有直接关系。所以在我村，别说一人俩老婆，就是一人一个也有很大缺口。不过，据说清末我村的秀才老代先生就有俩老婆。老代我没见过，有俩老婆的地主崔满仓我见过。
我对崔满仓有记忆的时候，他已成了革命对象，整天低着头挨批斗，俩老婆也早已离他而去。两个老婆没有留下一男半女，村里人说崔满仓的那个家伙不能用。
虽说是地主，崔满仓家总共才七十亩地，在外村连个富农也够不上。我们村穷，矬子里面选高个，崔满仓就成了地主。我父亲说，老满仓命不好，不舍吃不舍穿，辛辛苦苦攒了七十亩地，到头来却当上了地主。崔满仓不奸不狂，基本上还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在我们村几乎没有民愤。唯一让村人，确切地说是村里光棍汉们，忿忿不平的是崔满仓有俩老婆。他们连女人半条腿也没有，所以批斗崔满仓时发言最踊跃的是光棍汉们，尤其是崔二兴（当然此时崔二兴已脱离了光棍行列，解放后年近四十岁的他娶了邻村的一个寡妇）。二兴曾给崔满仓打短工，有一次趁崔满仓不在家，在满仓小老婆屁股上摸了一把，结果让崔满仓扇了两耳光，扣了一半的工钱。所以批起崔满仓来，崔二兴格外卖力。有一次他竟话里有话地说：“活该你当地主，放着现成的东西自己用不成，也不让我们贫下中农用。”人们哄堂大笑。旁边的光棍就逗崔二兴：“今晚让你老婆到我家过夜，要不你就是口头革命派。”崔二兴也笑了，说我就一个，不像崔满仓那么多，要不我就成地主了。崔二兴私下对一个年轻的光棍说，要让我有俩老婆，就是当地主我也干，结果被告发，受到批判，罪名是地主封建主义思想严重。
风水轮流转。老子若干年前的梦想，若干年后让儿子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崔二兴的儿子大头比我大一岁，读书一窍不通，初中没毕业就回生产队当了社员。后来在城里打工，又到东北捣腾药材。一去三年，回来时领了一个东北妞，家里的老婆寻死上吊地闹。财大气粗的大头以离婚相威胁，结果家里的老婆妥协了。大头在城里买了房，和东北妞继续卖药，城里乡下两个家。有时摆布不开，经常求我帮忙当义务调解员：“老弟，帮帮忙，算我没本事。”我心里就发笑：妈的，没本事还俩老婆，有本事你该多少？碍于面子，不能不帮。一旦两个老婆相安无事，这小子就会借着酒劲跟我吹：“没办法，现在成功男人都肾虚。”气得我直想用巴掌抽他。
游家在我们村是独姓，游大麻子是跟着他爹娘逃荒落户到我们村的。民国三十二年爹娘饿死，游大麻子原来给大户人家扛长工，后来一贫如洗的他就成了抗日民兵队长。游大麻子身高力大，作战勇敢，多次受到永肥县抗日政府的嘉奖。日本鬼子快投降那阵子，一次县大队端了许庄村的炮楼，皇协军小队长被打死，留下一个漂亮的媳妇。这媳妇是小队长从山东带来的，一双小脚。千里迢迢遣返她回老家不现实，再说她怕名声不好也不想回老家。负责善后事宜的科长犯了难，于是就想起了游大麻子。经请示，把这个战利品奖给了游大麻子，理由是他英勇善战。民兵排里好几个光棍小伙子因此闹情绪，科长的回答是：“下一次吧，再有了谁勇敢奖励谁。”
天上掉媳妇，游大麻子那几天高兴得脸上麻子坑都发亮。若干年后，当年曾闹意见的老光棍三秃子在街头与老人们聊天说起此事还忿忿不平：“要不是八路军，狗日的大麻子他凭啥哩。”三秃子为此事专门找县长论理，又与游大麻子大吵一架，二人几十年面和心不和。
因为曾是皇协军小队长的太太，文革中有人抓住此事不放，要批斗。游大麻子辩论说，她跟着皇协军是坏人，她现在跟了我这个贫农她就是好人，她是县政府奖给我的，谁敢动她一指头老子跟他拼命。这女人既漂亮又聪明，她会背的毛主席语录在全村妇女中最多，村里曾把她作为“活学活用”先进典型推荐到公社，后来还是因为曾是皇协军小队长老婆这一点而遭淘汰。
虽然游大麻子和妻子一辈子恩爱，可日子过的并不如意，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到外村倒插门，小儿子虽然不痴不傻，就是因为家穷，四十多岁才花钱买了一个贵州女子。那女子是人贩子拐卖来的，过门两天就开始逃跑。被追回后严加看管，在生下两个女儿回贵州后，再无音信。小儿子气得整天疯疯癫癫不下地干活，游大麻子不久也撒手人寰。他的妻子颠着小脚既要照顾孙女，还得照顾儿子。今年清明节我回老家给母亲上坟，路上遇见老太太背着一捆棉花杆艰难地走着。我给她打招呼，她眯缝着眼好一阵才认出我是谁。我给她一支烟，点燃。她一辈子抽烟，大概是在炮楼上当官太太时养成的习惯。她说我长胖了，感叹我母亲没福气死的早，又说自己：“像我这样活着受罪，还不如跟你娘一样早早走了好呢。”
在村口晒太阳的三秃子则对我说：“游大麻子是和尚命，命里不该成家。这不，他早早走了，让人家一个人受罪。”看来三秃子还耿耿于怀。
如果是在外做官或经商，领回一个老婆，村人不会惊奇。一个穷小子在外给人家扛长工，居然领回一个漂亮媳妇，那就令人惊奇了。这个穷小子就是崔自高。崔自高年轻时是我们村出众的帅小伙儿，方脸、大眼、高个儿，就是家穷，不得不到山西长治给地主扛长工。崔自高模样好，人也厚道，深受东家的信任和东家女儿喜爱。崔自高也喜欢东家的女儿，可长工的身份让他不敢有非分之想。那地主是个有文化有眼光的人，全国即将解放，土改即将开始，他知道就要变天了，开明的他把崔自高和女儿叫在一起，说你们俩都不小了，该成家了，我也知道你俩对脾气，以后社会也不知道变成啥样，我给你们点东西，一块回河北那边过时光吧。于是，穷汉子一条的崔自高不但有了梦寐以求的心上人，还有了一头骡子一匹马一挂大车许多粮食布匹和银圆的丰厚家产。
那地主没有看错人。崔自高回杜寨后凭着这些家底和勤劳的双手，日子过得一直有滋有味。文革时崔自高的地主丈人在山西老家受到冲击，两个儿子被打死，他和妻子就偷偷跑到我们村的女儿家。虽然我们村都知道崔自高的丈人丈母是大地主，可崔自高是贫农是村干部，有人悄悄贴过几张大字报，但不敢动手。这俩老人在我们村一直生活到死，崔自高披麻戴孝打发老人入土。村里人称赞老人有眼光，称赞崔自高有情义。我小时侯还见过崔自高的丈人，每天坐在崔自高门前的石墩上，有时和人聊天，有时端一把茶壶静静地喝茶。有一回老人还用一截树枝在地上划着教我认字，具体是什么字现在早已忘记。老人个头不高、清瘦，两眼深邃而沧桑。
如今崔自高生活更滋润了，两个大儿子做买卖，三儿子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去年春节我回老家去给崔自高拜年，他家阔院大屋，家电齐全，比我在城市都舒适。临出门时崔自高又把我喊住，说：“老侄子，我得求你帮帮忙。”我说啥事。他说开春了我想给孩子的姥爷姥娘立一块碑，你是文化人，请你给写几句话。我说没问题。然而，我因为忙，一直没回老家，碑文的事也一直没帮上忙。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本是两情相悦的婚姻，突然就有了阶级性，时代又让门当户对的老习惯演绎出了新内容。亲不亲，阶级分，也是此时婚姻的主旋律。
我村的光棍有两类，一类是因为穷而打光棍，再一类是因为家庭成分高而成光棍。那个年代，因为穷而打光棍比因为成分高而打光棍似乎好办一些。穷可以改变，而成分却带有遗传性，所以那些地主富农子弟的婚姻就成为另类。村里只有崔满仓一户地主，而且没有子弟，发愁的是那些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子弟们。云兴在村里是出类拔萃的年轻人，高个头，脸白净，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是班里众多女生心仪的白马王子，可因为家庭是富农成分，成绩优异的他初中毕业不得不告别书本而回到田野。
可是聪明的云兴回到生产队同样让人高看一眼。农机出了毛病，别人吭哧半天修不好，云兴看看图纸三两下就手到病除，高兴得队长直拍云兴肩膀头。云兴在学校就是文艺骨干，一支横笛吹得行云流水如泣如诉。夜晚生产队开会前，云兴的横笛都是保留节目。一曲终了，大家意犹未尽，还支棱着耳朵。自然，出众的云兴也得到了村里姑娘们爱慕。大多只放在心里，可莲花就不一样。她也是初中毕业，她就敢把爱慕写在脸上和行动上，经常借故找云兴聊天，给云兴买手绢、洗衣服，干活时也是你帮我我帮你。渐渐，关于二人恋爱的信息就成为村人议论的话题。莲花家是贫农，她的爹娘不能容忍女儿跟一个富农子弟恋爱。多次劝说和打骂无效，匆匆忙忙把女儿嫁给了邻村一个贫农子弟。那一阵子，云兴像傻了一样整日不语，总是一个人默默发呆。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吹横笛，声音凄切，令人心酸。
因家庭成分，云兴三十岁才成家，而且是妹妹给换的，妹妹嫁的那个男人是地主子弟。云兴今年六十岁，今春大奶奶过世，我回老家奔丧，在葬礼上见到了满脸皱纹的云兴。不过他不是来帮助料理丧事的，他是我们家花钱请来的响器班子中的一员。他凭一支炉火纯青的横笛加入了响器班子。休息时我与云兴打了招呼，他说孩子都成家了，就地里那点活儿，不忙了跟着人家挣个零花钱。
他屋里根把好 哥 巴
X爹是我们队的老贫农，有两个女儿。这两姊妹虽然没读过什么书，穿得也不怎么好，但脸庞红润，面容佼好，勤劳开朗，浑身上下透了一种健康、淳朴的美。来提亲的不少，可是对那些看似条
件不错的人家，X爹却一概没应允。
X爹要把女儿放给什么人家？一个惊人的消息最终传来：X爹把他的大女儿许配给本大队的地主子弟了。大队支书坐不住了，跑到X爹家说：“你一个老贫农要站稳阶级立场啊！这么多好人家你不放，为什么要放到四类分子家？”大队支书大道理、利害关系讲了一大箩，X爹就是不听。问他看上地主家什么了，他没啥词儿，只是说“他屋里根把好”。
过了两年，二女儿又要放人家了。与上次一样，X爹又把女儿放给了一个地主子弟。不消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大队支书又跑到X爹家。做思想工作无效后，支书祭出他的杀手锏——要开群众大会斗他。斗就斗，老贫农X爹不吃这一套。问他为什么要把二女放给地主家，他还是那句话——“他屋里根把好”。
“他屋里根把好”，当时人人都说X爹在说胡话。不过这句话几年后验证了。改革开放后，X爹的两个女婿很快成为当地富户，最先砌了新屋，很快又帮岳父和两个小舅子砌了新屋。什么是“根把好”？我也大概明白一点了。
李香芝之死 鲁 民
李香芝，山东阳信人，17岁参军入伍，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作为23军文工团员随军入朝参战，1955年归国，转业到地方，先后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艺科科员，杭州话剧团演员、副团长，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
李香芝1岁丧父，6岁时母亲改嫁，先后由外祖母和伯父抚养。七八岁时祖父当上本村村长。9岁时伯父当了汉奸，做到团长，至1945年已成为本地的一个大地主。孤女李香芝，从小就被伯父指派去看地、看树、捡柴、收割。10岁时，伯父全家迁到阳信县城内居住，香芝才得入小学读书。逐渐懂事的李香芝打听到母亲的下落后，多次要求探望，均遭伯父母拒绝。14岁时，伯父母强令她与本县一个区长的儿子结婚，她决心逃出家庭牢笼。1947年春，在参加革命的同学帮助下，李香芝逃出封建家庭，进入山东抗大文艺系学习，同年12月分配到军大文工团。
从参加革命开始，李香芝就把自己的心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共产党。她曾给共产党的县长严清泰去过两封信，揭发其伯父的罪恶，表示和家庭脱离关系，并把所知家中藏浮财的地点报告给组织。
由于表现好，在朝鲜停战前半年，组织上调李香芝回国，到北京中央歌舞团声乐训练班学习音乐。半年后，部队整编，李香芝转业至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1958年秋，李香芝随在空军当飞行员的丈夫姚秀琪调到杭州，先任杭州话剧团演员，后任副团长，再后又调到南京工作。李香芝工作勤恳，为人正直，曾跟友人说过：“1958年经济失调，毛主席有没有责任？不能把什么过错都推在刘少奇身上啊！”“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意见书，怎么能说是反毛主席呀？”“报上说毛主席比马列还要高明，未免过头了。”“毛主席为什么把自己的老婆捧得这么高？”
1966年，李香芝经过一阵迷茫，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被推选为江苏省歌舞团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要造反就要写大字报，揭发修正主义路线在省歌舞团的表现。李香芝想来想去没别的可揭发，只是觉得歌舞团挑选演员为首长陪舞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与一些人商量，联合写出了一份大字报，说我们江苏歌舞团长期以来不务正业，大搞交际舞，光做衣服就花了6万元，买西洋乐器花了10万元，还在江苏饭店举办训练班，每人都要经过考试才能毕业。舞会上的音乐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练功也搞不成，简直把我们歌舞团的女同志当成了舞女。
她还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考虑到这样弄不好会被打成右派——1957年自己就因为说话走火，被划为中右，最后她把这份已写成的意见书烧了。
1967年1月26日，南京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夺取了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党政大权，大打派仗。李香芝心灰意懒，又生了肝病，退出了造反派组织。
1968年，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开始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第一个迫害步骤是清理阶级队伍，各机关团体都办起了非法拘留人的“牛棚”。李香芝被从医院里揪出来，关押到南京农学院专设的牛棚。因曾在地主伯父家生活几年，她被诬称为地主分子；因转党手续不全，她被诬称是假党员；因文革初参加一些派性活动，她被说成犯有反党乱军罪。有人还揭发她在南京歌舞团用牛奶洗脸，吃包子不吃皮，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事实真相是：“据我所知，（李香芝）用牛奶洗脸有过一次，因为奶没有吃完，剩了一点擦了一下脸；有一次包子掉在地上怕脏，把皮剥掉了。把这些事说成一贯的，经常的，显然是有人为的夸张。”经过半年多的关押批斗，对李香芝的隔离审查取消了。刚从牛棚释放出来喘口气，从1970年8月起，李香芝又作为一打三反的重点对象被关了起来。1972年2月，李香芝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正式逮捕入狱。“揪李香芝战斗队”指控她态度恶劣，她却骂战斗队是反革命，随后发展到拒绝学习毛主席语录。他们要她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她死也不干，昂首挺立，两手往口袋里一插，傲气不可一世。
坚贞不屈的李香芝最终还是被逼疯了。在大寒天里，她脱得只剩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无缘无故地大哭大笑。他们说李香芝装疯卖傻。1971年4月18日，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李香芝写出一些疯话。除写了一位女演员在陪舞以后发生的一些虚幻故事以外，还说：“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搞我，说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样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听毛主席对我讲：小香，咱们是为党工作，受污辱也没有关系的。并说这确实是工作需要。”“我又想他可能是个坏分子。我就骂他是坏蛋，是德国鬼子，美国鬼子。”“同志们，你们真的是不知道有人操纵我的神经吗？真的认为我这样反毛主席吗？我相信你们是会帮助我找到这个操纵我的人的。” 1971年8月2日，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做出批示：“将李犯立即被（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至23日，这位负责人又批示：“同意政法组的意见（处以极刑），望力级（立即）执行。”9月2日，林彪出逃前11天，李香芝未经任何审判程序，便被仓促拉到江苏省京剧团礼堂参加公判大会，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李香芝被冤杀后，她的丈夫、资深的人民空军飞行员，时任南京空军作战处作战参谋的姚秀琪，因受牵连，被下放到南京微分电机厂当工人。两个女儿也备受歧视，长女姚红经多次申请也不能入团。姚秀琪不服，多次向党中央、江苏省委写信申诉爱妻蒙受的不白之冤。1979年 2月1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文宣布：“李香芝在深挖中无辜被长期隔离审查，在逼供信情况下，造成精神失常，思维紊乱，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
家庭批斗会 朴女士
我们家是从朝鲜搬到东北的。1952年我5岁，在村子里玩时，走进一间快要倒的破屋子，门窗都没了，一进屋就发现几个人倒在一堆草里，我认出其中一个是我爸爸。我惊讶地喊了一声爸爸，爸爸嗯了一声就不再说话。他们都被反绑着，天气很冷，只铺着一堆烂草。我哭着跑回家，问妈妈，爸爸为什么要在那儿？那儿好冷好破。妈妈赶紧制止我，不让我哭，并嘱咐我：“你还太小，以后别问这些事了。”看得出，妈妈好怕。1954年，赶上三反，爸爸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上初二时我已经写过十几次入团申请书。有一次，老师说要跟我谈话，我以为是谈吸收我入团的问题，没想到老师竟这样告诉我：我各方面表现都很好，老师特别喜欢我。如果不是我的家庭成分有问题，我早就能够入团了。老师叫我以后不要再写入团申请书了，写了也不会有结果。放学后，我独自一人趴在教室里哭。眼睛哭肿了，我不敢回家，怕被别人看见，也怕家人看到为我伤心，只好等到天黑悄悄往回走。
东北的冬天特别冷。刚到家门口，爸爸早已在门外等我入团的好消息。此前我已告诉家人，老师要跟我谈入团的事。爸爸迫不及待地问我谈的如何，我强装笑脸喊了一声爸，就再也控制不住，扑在爸爸怀里哭了起来。爸爸极力安慰我：“都怪爸爸的出身不好。”可是我知道，爸爸的心里比我更难过。
有一次五四青年节，学校排节目，音乐老师安排我打小鼓。忽然得到这种机会，我和全家都高兴的不得了。那个年代，孤独、自卑和歧视牢牢笼罩我们全家。为了我参加节目表演，家人拿出仅有的积蓄，为我做了新衣。五四那天，我平生第一次穿着新衣服来到学校。可是因家庭成分，我被临时取消了演出资格。15岁的我，心已经死亡。
姑姑那时是街道妇女主任，是干部培养对象，领导要她必须和自己的亲哥哥（我爸爸）划清界限。我叔叔家的三个孩子，老大是县武装部长，老二是工厂厂长，老三是县政府工作人员，也必须和自己的亲伯伯（我爸爸）划清界限。文革的第二年，姑姑组织我们家族的30多名亲戚朋友，搞了一次对我爸爸的家庭批斗会。
那是7月的一天，姑姑带着这一大帮亲友，高喊着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来到我家。爸爸几乎整天挨斗，浑身是伤，在家里躺着。看到姑姑来了，爸爸艰难地爬起来问候了一句：“你来了。”姑姑开口吼道：“朴和均，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交待问题！要不决没有好下场！”那年爸爸已经65岁了，比我姑姑大了整整35岁。在我们朝鲜族，年龄小的对年龄大的这样不敬，那是大逆不道。可是在那个荒谬悖逆的年代，爸爸只好忍气吞声：“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文革两派，无论哪一派搞批斗会，都要把我爸爸抓去，在他脖子上挂上几十斤重的湿木板子，上写“历史反革命分子朴和均”，名字上还红笔画一个大叉号。爸爸的脖子几乎天天血肉模糊，脸肿得认不出来，脖子和头一样粗。姑姑接着吼：“你还坐着干啥？站起来！”爸爸低着头，弯着腰，哆哆嗦嗦硬撑着站了起来。爸爸血肉模糊的脖子上再一次被他的亲人挂上了那个不知挂了多少回的大湿木板。
姑姑逼爸爸背毛语录，爸爸全身发抖，结结巴巴背不出来。姑姑再次怒吼：“你连毛主席语录都背不出来，你有什么资格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三堂哥掏出手枪对准我爸爸气汹汹地喊：“你知不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说！你说！”他们边喊边靠近我爸爸，已经六亲不认。我从五岁开始就亲眼看爸爸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抄家，敢怒不敢言，可是当我看到了我的堂哥和姑姑也变得这样没有人性时，我愤怒了。我冲过去，挡在他们面前，一边保护着我爸爸一边大声吼道：“你们来干啥？！滚出去！”二堂兄啪啪打了我两个嘴巴，边打边骂我：“该死的，你干啥？！你为什么还不划清界限？！”我被重重打倒在地。二堂兄、三堂兄同时用手枪指着我爸爸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垃圾？你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垃圾！”看到我被打倒，我的妈妈和嫂子哭作一团。爸爸只好在自己的亲妹妹和亲侄子等30多位亲戚面前连声说：“是，是，我知道，我知道。”
1967年9月，也就是遭受家庭批斗会两个月后，爸爸被抓到林业局农场接受改造。不准家人探望，没有任何爸爸的消息。一年半以后的1969年4月18日，劳改农场来人通知我们：朴和均已经死了，赶快去办理后事。
爸爸被扔到一个乱石堆里，一条破被子裹着。我哭着说：“爸爸，让我再看看你的脸吧。”这哪是我的爸爸？脸已被打得认不出模样了。现场监视的人担心被扣上同情反革命的帽子，连一把锹都不敢借给我们。我们全家只好一边哭，一边用手挖了一个不大的坑，草草掩埋了父亲。
补白：川南筠连县原沐爱区中心乡，有个李姓女地主，三十来岁，容貌姣好，乡村痞子对其垂涎三尺却无计可施。该女一直信佛，长期素食，不沾荤腥。土改中，几个流痞借斗争地主之名，对她进行百般侮辱戏弄，一次弄来几块肉，叫她当众吃下，称：“现在毛主席共产党来了，要打倒封建迷信，不准你再吃素，马上给我开荤，把肉吃下去！”李姓女子死也不肯吃。他们先是对她拳打脚踢，后又强行把肉往她嘴里塞。刚烈的她，把塞进嘴里的肉吐到痞子们的身上、脸上。一个流氓兽性大发，抓来一条黄鳝，当众扯下李氏女的裤子，破口大骂：“你上面不吃荤，老子给你下面开个荤！”其他几个痞子帮着作恶，扯手按脚，将黄鳝塞进了李姓女子的阴道。李姓女子在屈辱、羞愤和极度惊恐中被活活弄死。 严家伟
丈夫被害之后 陆云芳
从反右到文革的10年里，我们的大家庭失去3位成员。我丈夫的三妹夫在广西宾阳县宣传部工作，因响应号召给党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妻子（我丈夫的三妹）被逼与他离婚，否则开除党籍和公职。当时三妹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孩子才7个月。为了孩子将来不被歧视，三妹只好含泪和心爱的丈夫离婚。后来三妹夫被送劳改，折磨致死。我丈夫的四妹夫是共军的一个团级干部，文革一开始就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次年含冤去世，丢下2个年幼的孤儿和年轻的妻子。
我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后在县中学教语文，并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文革一来，被该校造反组织扣上34条罪状，诬蔑他是历史反革命。1968年8月15日，县革委会把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到我丈夫所在的中学，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要负责人是县革委会副主任齐某。当时我是一名小学教师，也被迫参加这个学习班。因人太多，这所中学住不下，就分散到县城内各小学，每个小学是一个点，每个教师都不能随便离开住地，违者严惩。
第二天，所有教师都被召集起来，听齐某的动员报告。齐某要各个点的负责人狠抓阶级斗争，把混在教师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揪出来，斗垮斗臭。我丈夫早已是阶级敌人，我也被定为阶级敌人。斗阶级敌人的手段花样百出，剃十字头，罚跪，反手绑，拳打脚踢，棍子打，等等。逢集市的时候（三天一集市），白天拴着我们上街游斗，强令我们敲着口盅、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或“我是反革命分子”。喊声不够大，跟在后面人就推打。晚上回住地，继续在学习班批斗。学习班开班第四天，即8月19日晚上，我丈夫和他的副校长，被绑着拉到该校的池塘边，用步枪上的刺刀刺了很多刀，活活刺死，然后扔到池塘。
我们一家6口（4个孩子）原住在丈夫学校的宿舍里。1967年我和孩子们被赶出学校宿舍，家庭被拆散。在学习班上，我和丈夫也不在一个点。丈夫惨死的当晚，我一无所知。次日早上，我像往常一样给丈夫送早餐。他不在宿舍，我感到不妙。在校院内，有人告诉我，丈夫昨晚被革命群众打死在池塘里了。我惊呆了，悲愤难抑，立即去找齐某。我质问他：“是谁打死我丈夫？你打算怎样处理？”他恶狠狠地说，你丈夫干了很多坏事，被革命群众打死有什么好处理，说完转身就走。我的泪水只有往肚里咽，悲愤只能埋在心中。这世道那有地方伸冤啊！我回家先把这不幸的消息小声告诉我妈，以免幼小的孩子听到哭着要爸爸。我妈听到噩耗也惊呆了，泪流满面，说：“冤啊，谁这样害他啊？”我4岁就没了爸爸，如今运动又把她唯一女儿的丈夫夺走了，剩下母女一门双寡！在巨大的打击下，母亲几天之内就像变了一个人，衰老了许多。
埋葬了丈夫的当天，他的学校就勒令我两天内把丈夫的东西从他的宿舍全部搬走。次日早上，两个最小的孩子天真地对我说：“妈妈，我们送饭去给爸爸吃吧？”听到这话，我的心都碎了。丈夫生前很疼爱孩子，一到吃饭时间，孩子们就想起爸爸。丈夫未被隔离前，最小的孩子想睡觉时就叫爸爸抱，摸着爸爸的耳朵才肯睡。我含着泪对他们说：“爸爸永远不会吃我们的饭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他不在了。他们的脸马上沉了下来。好长一段时间，他们的脸再也没有笑容。年迈的公公、婆婆得知儿子的死讯，哭得死去活来。公公泪流满面，说过去我靠一条扁担挑在肩上养活一家14口，那么艰难，我没有流过泪。战乱年代，我的儿子投奔共产党的军队闹革命，没有死在国民党的枪下，现在竟惨死在他一直为之奋斗的共产党手里，让我老年丧子，白发送黑发，真冤啊！
丈夫死后的第三天，他们派人叫我回学习班继续迫害。他们用绳子绑我、打我，叫我跪下，有时一跪就是三四个小时。丈夫没死时，我不被挂牌，他死后我挂牌了，上写“历史反革命分子某某的臭老婆某某”。晚上我请求他们让我回家住宿，以便照顾老人和孩子。一个家伙说，你回去就挂牌回去。我说，请你看在我年老母亲面上，不要叫我挂牌回家。她看见这块牌，打击太大了，会受不了的。她要是再出什么问题，就没人帮我看管这几个孩子了。他凶狠地回答说：“不行！”无奈，我只好天天挂着这张牌回家，快到门口时就拿下，把字翻过来，放到门背后去，以免母亲看到受不了。
在将近3个月的学习班里，他们强加给我莫须有的罪名，说我好大的胆子，丈夫死了竟敢去问齐副主任如何处理，想为反革命分子翻案，诬蔑我参加反共救国军，是救国军的联络员。他们一共列了八条提纲，围绕这几个问题批斗我，没有一天不罚跪挨打。
10月底，血腥的学习班结束了。在我所在的学习点，有2个老师被迫害致死。我丈夫学校的那个点，死了4个（1个书记、1个副校长、我丈夫和1位女教师），其他点死多少人，我不得而知。学习班结束后，他们不让我回学校上课，把我赶到农村生产队，一边接受劳动监督，一边继续写交代，交代得好还可以当老师，交代不好就永远别想当老师了。当时我的工资每月34元，他们只发给我21元，只够买6个人的口粮，一点多余的钱都没有。
我什么交代也不写，我没干坏事，没什么好写。我恢复工作后，孩子们仍然处处受歧视。一天晚上，妈妈上公厕，两个最小的孩子在外面等，邻居的两个十四五的少年竟用木板鞋把我最的儿子的头打得鲜血直流。派出所一位姓石的警察看到了，立即把受伤的孩子送去医院救治。我赶到医院，看到小儿子坐在椅子上，身上穿的两件衣服都被血渗透了。我的心好疼啊！赶把儿子抱在怀里。护士拿着药和绷带给儿子包扎，说谁把孩子打成这样，真是太狠心了。
1976年文革结束。据1984年官方透露，我所在的县，30万人口，文革期间就被迫害死了2200多人。有一个乡镇，一天就死了160多人。文革过去30多年了，但中国人民的苦难并没有结束，因为给中国人民带来苦难的根本原因并没有消除。
祖母曾被共妻 王文怡
文革开始，父亲一夜之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起初大人瞒着我们姐弟二人，我问奶奶究竟怎么回事。原来父亲早年因爷爷去世，为生活所迫报考了国民党宪兵军官学校，因为军校不用交学费。
被隔离审查的父亲天天做检查，不久安排他为造反派双方抄写大字报。父亲练得一手端正清秀的正楷毛笔字。每张大字报，开头都必须写上“敬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有一天父亲抄错一个关键字，将“万寿无疆”写成“无寿无疆”，贴出14天后才被发现。对父亲的迫害陡然升级，动不动就被拉去痛打一顿，成为双料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母亲也时常被拉去陪斗。父亲最后被送往农场劳改。
父亲刚被隔离时，我天天到群众专政委员会给父亲送报纸，路上常被一些半大孩子围追着喊反革命狗崽子。起初我不知如何应对，只会背地抹眼泪。过去常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都明显冷淡了。一次，不到6岁的弟弟被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子围殴、谩骂，为躲避挨打，吓得竟爬到树上躲避。我闻讯赶去解围，换来的只是讥笑、辱骂。情急之下，我捡起半块砖头向领头的砸去。他们看我真要拼命，一轰而散。惊恐万分的小弟从树上下来，嚎啕大哭。
年迈的老奶奶，以前从不谈论国事。我常琢磨着问她一些往事，她总闭而不谈，有时自己呆坐在窗前，长时间流泪。奶奶虽然裹小脚，却识字，整天拿本《雷锋的故事》读。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对奶奶震动很大，常常像讲故事式地自言自语给我们说过去的事。我们开始对奶奶的经历有所了解。奶奶27岁守寡，洁身自好，誓不再嫁。五十年代初，誓约被无情打破，她被分给一个贫雇农做老婆。1956年父亲回到北京家乡时才将她“赎”了回来。
黄埔八期邓祖稷 赵子法
邓祖稷是黄埔军校南宁分校第八期学员，1941年在甘肃省福非县陆军步兵学校西北分校被授予少校军衔，1949年在湖南衡宝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后在湖北省中南军政大学任教官。学校日渐由新政权的师资充实，1954年邓祖稷受到排斥，回到广西南宁。当地民政部门以种种理由不予安排工作，无奈之下跟随父亲做煤油灯维持生计。
文革开始，邓祖稷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被抓，冠以“历史反革命分子”，五花大绑，挂着黑牌子沿街游斗，斗争会上一跪就是整天整夜，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口吐鲜血。家被抄，凡值钱的东西，衣物、用具、钱财都被抄走一空，也不留收条，如同被土匪洗劫，幼小的子女战战兢兢，哭泣都不敢出声。
1969年，邓祖稷全家6口被强迫送回原籍广西扶绥县，接受贫下中农的管制劳动。在此期间，一切权利均被削夺，并经常被社员开会斗争，交待历史反革命罪行。邓家祖屋后墙的排水沟被邻人霸占，在上面盖起厨房，致使邓家的房屋不能排水，墙基常被水泡，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邓祖稷却一直不敢怒也不敢言。
1978年政治形势变化，邓祖稷得以携妻子回到南宁。表面上他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摘去了，暗地里却仍在接受监督改造。80年代初，中国处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遗留问题，包括退回被抄财物和补偿问题。当地政府告诉邓祖稷：“当时抄家也不是政府去抄你的家，像你这样的历史反革命，属于敌我矛盾，不在退回被抄财产和补偿之列。”文革的十年血泪就这样不了了之。
1989年当地政府核发住房宅地使用证，邓祖稷发现那排水沟的使用权已不属己有。当时到处都在强调以法治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邓祖稷抱着也许能讨回个公道的想法，多次找村委会、镇政府，要求主持公道，最后得到的调解书竟把0.93米宽的排水沟变为0.3米。0.3米宽，无法进去打扫卫生和维修，邓祖稷多次找发证部门反映，政府工作人员文善威却回答道：“这条水沟从前是你的，但是现在你们相争，我就收为公用，30公分宽的排水沟为公用，不服你去告吧。”
1990年，邓祖稷到广西扶绥县法院起诉。法院迟迟不接诉，接诉后又迟迟不开庭，最后判决又偏袒被告，连这30公分宽的水沟地都不承认了。邓不服判决，又上告到广西南宁地区中级法院。南宁中院的判决出尔反尔，改了又改。当年舍命抗日保国的邓祖稷，到头来连自己家的排水沟也保护不了。1993年7月25日，老人昏倒在去南宁扶绥县法院的路上，一瞑不视，享年78岁。
补白：阿兴姓杨，人高大魁伟。土改时，其家有四十亩地，另租四十亩，雇工一二人，共耕种此八十亩地，被划为地主，送浙江安吉劳改。劳改场买来一耕牛，性暴烈，无人能驭，于是打报告请示：牛既不能耕地，当如何处理。指导员批复，留着无用，杀了吃。地主阿兴就去跟指导员说，此牛是头好耕牛，杀了可惜，遭粗声责斥：“你说是好耕牛，难道你能让它耕地吗？”阿兴低声答：“能。”但有一条件，“让我先放它半月”。指导员答应了。此半月中，阿兴精心放牧饲养那牛，人牛建立了感情，牛变得很听话。半月时间到，牛上轭了，拉犁了，很顺服地听阿兴使唤。牛一旦能上轭，耕上地，成了习惯，其他人也就能驾驭了。那些很强悍的劳改青壮年，大概有报复牛的心理，超负荷用牛耕地，把牛腿累瘸了。牛又不能耕地了，又打报告。指导员无法，批复：“杀！”阿兴又去求告：“X政府（犯人对指导员的称呼），请你派俩政府监督我上山采找草药，牛腿可以医好，千万不要杀它，它是一头好耕牛呵！”又经阿兴半个月的精心治疗调养，牛痊愈了，又可耕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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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尹煌沉冤 尹建云
父亲尹煌，1913年5月8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市育段乡东塘村王家屋场。1927年参加国民党部队，1934年在武汉参加地下党，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16期毕业。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冲锋陷阵，先后参加6次战役。在温州野战医院抢救时，从身体的不同部位取出好几块弹片。部队安排回家休养一年，伤未愈又奔赴抗日前线。1948年9月，父亲与解放军四野联系，率部投诚，先后被任命为湖南军区第四纵队第一团第一营营长、湖南军区第四纵队第三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为湖南长沙和平解放做出很大贡献。后调入47军145师，任作战参谋，参加湘西剿匪。全国解放后进入南岳军政大学深造，是湖南军区重点培养和发展的中坚人才。
不料此时祸从天降。1952年，湘乡县政府通知父亲从南岳军政大学返乡。人未到家，中途秘密被捕，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未履行任何必备的法律程序，也未通知家人，一张白纸公告（公章都没一个），就把父亲枪毙在湘乡夏梓桥涟水河的沙滩上（农历七月初十日）。
时隔3日，一位在湘乡街头做小生意的乡邻，冒险到我家告知此事。全家人无法相信事实，我家大门上还挂着“军属光荣”的牌匾。当天中午，我和哥哥（15岁和16岁）冒着烈日，步行数十公里火速赶到吾父丧生之地。沙滩上插了一块一米长的竹板，上书“尹俊超，现名尹煌”。见此惨景，兄弟俩顿觉天旋地转，哀号父亲，双手扒开埋在父亲身上的沙土。父亲赤着双脚，身上只穿一件短衬衣和一条内短裤，双眼圆睁。真是亲人血脉相连，扶起父亲时，一股鲜红的鼻血从父亲鼻孔喷出，喷到我们兄弟身上。
吾父死后，全家立即陷入灭顶之灾。此后的32年里，父亲的“反革命”罪名导致亲人一个非正常死亡，一个终身致残，一个失去工作就业权，升学、就业、入党、入团、参军收到影响的直系、旁系亲属数十人。
1985年3月，我家等来了湘乡市有关部门送达的《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85]法刑查字第06号刑事判决书》和400元的补偿款。判决书撤销1952年对尹煌判处死刑的决定，恢复起义人员名誉。我们对为父亲恢复名誉的草率认定和微不足道的补偿款不服，不在送达书上签字，期待着党和国家及部队的有关部门给我父亲一个公正的认定。但期望无果，一些腐败官员多次无理关押我们夫妻俩和儿子。今年（2010年）6月10日，市委书记李世宏下令市法制办主持公开听证。法制办书记公开承诺，9月10日前一定解决此案。
时间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也是古稀之人了。我父亲尹煌，为国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却如此蒙冤，当地政府不但不安慰功臣之后，反而屡次报复，天理何在？请求上级领导为我主持公道，让吾父尹煌在九泉之下安息！
补白：镇反的最大特点是根据地区人口按比例杀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镇反的第二个特点是没有法律程序，定罪杀人依据领导指示和个人体认，追求速度和痛快，根本无视法律。中国传统法律的长处在于刑法和行政法，受到中外法制史学者的高度评价，不仅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同时代的法制水平所不及，而且许多内容完全可以达到现代法律的水准。清末民初，汲取西方法制思想，制定了一系列新法。中共建国后废除已有法律，又不颁布新法，直到1979年，全国人大才通过了中共建政后的第一部刑法。镇反的第三个特点是滥杀无辜。有上面两个特点，必然就有这第三个特点，也可以说这第三个特点是前两个特点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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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一打三反 唯 色
赤列曲珍是西藏人人皆知的反动分子。1970年2月的一天，拉萨人倾城而出，被带往公审赤列曲珍的大会现场——拉萨人民体育场和南郊流沙河刑场，接受触目惊心的阶级教育。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珍，身体瘦弱。2001年，一位曾在西藏当兵、工作30多年的汉人老先生告诉我，当时他就站在赤列曲珍的跟前，目睹了赤列曲珍被枪毙：“那简直比张志新还惨！”“她的喉管也被割了吗？”“是的。怕她喊口号，扰乱人心。不但把她的喉管割了，还用几根铁丝穿透了她的腮帮。从这边穿到那边，再紧紧地拴在脑后。结果满嘴、满脸都流着血，胸前也是血，惨不忍睹。”“她当时还活着吗？”“还活着，可是就跟死了差不多。”
当时西藏也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许许多多的西藏人家破人亡。不久又一打三反，其残酷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人因不堪恐怖与贫困，逃往印度等周边国家。不幸被抓获的，以叛国分子的罪名严惩。20岁的图登晋美是拉萨中学高66班的学生，与女朋友华小青（半藏半汉）逃亡时被捕。小青在监狱里遭到管制人员强奸，当晚自杀，晋美被公审处决。枪毙图登晋美那天，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牌子，脖子上捆着绳子。到刑场时，图登已经被死了，脸肿得很大，惨白。昔日的贵族官员、文革时的“牛鬼蛇神”桑颇才旺仁增的小儿子也因企图越境被枪毙。与其一起图谋逃亡的3人，2人被枪毙，一个女孩被判20年徒刑。1958年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亲眼见儿子丧命于解放军的枪下。
有外逃的打算也会招致杀身之祸。在山南加查县与曲松县之间的波塘拉山修公路时，几个家庭出身属于领主或者代理人的年轻人，不堪生活艰难和精神压抑，言谈中流露出越境逃往印度的想法，被同伴格桑强久告密。修路队的领导立即上报，从拉萨派来了数名解放军，将几个年轻人全部逮捕。不久，16岁的东觉和14岁的次多被公审枪毙，18岁的索朗勒扎在狱中被打死，被中共盛赞为爱国上层人士的擦珠活佛的一个16岁的外甥，被判刑20年。
河坝林居委会的一位疯尼姑，60多岁，因将毛像倒贴在墙上被枪毙。曾担任拉萨市参事委员会委员的群觉，40年代在某县当秘书时曾将摄政王热振活佛手下一个违法的商人施予重刑致死，此时此事也被翻腾出来，判处死刑。1960年，拉萨穆斯林要求划归外籍，发生拒粮事件，一位活跃的回族穆斯林被当作叛乱分子处决。
无论公审还是处决，其亲属必须站在前排“接受教育”，而且既不准收尸，还要上交绳索费和子弹费，并须公开表态感谢党消灭了阶级敌人。很多人在狱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也有人被虐待致死。
宽敞的拉萨人民体育场成为集合数万人的公审大会会场，杀人的刑场则有好几处，如沙拉寺天葬台附近、献多电厂旁边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扎拘留所旁边的天葬台附近、流沙河一带。在天葬台附近执行死刑，并非为了将那些被处决者按照西藏传统葬俗就地天葬。天葬习俗属于四旧，早已禁绝。在解放军军人的枪声中，一个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头栽倒在草草挖就的乱坑中，有的人甚至脚掌露在外面，被野狗撕咬。
1970年和1971年被枪毙的人之多，仅因1969年“再叛乱”被法院判决枪毙的就有295人。后来这295人有的被认为杀错了，予以平反，先后给家人安慰费200元和800元。很多人认为，被枪毙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因为光是边坝和丁青两个县，一次就枪毙过100多人。绝大多数被枪毙的人至今没有获得平反。汉人陶长松说：“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突几切（谢谢），给他们200元的时候也说突几切，给他们800元的时候还是说突几切，这些藏族人实在是可怜啊。”
云龙和雨龙 王德邦
1972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快放学时，忽有五六个民兵在一个大队干部的带领下热热闹闹地从校门口经过，其中两个民兵还背着步枪，他们中间还跟着两个个头跟我们相仿的男孩，老师和学生都来围观。两个男孩一下见来这么多孩子，尽量往大人后边靠。那大队干部大声喊：“云龙、雨龙，你们过来。”两个本想躲闪的孩子怯怯地走了过去。那干部告诉老师：“那稍高一点叫云龙，矮的叫雨龙，是王时仙的仔。”老师恍然大悟：“原来你们是去接他们回来。真是不觉过去四五年了，看他们都长这么大了。”
去接这两个地主仔回村的事在村中已传一段时间了。有些村民不同意这么做，认为孩子太小，大的不足十岁，小的不足八岁，接回来以后怎么生活？然而大队干部与村中一些阶级觉悟高的群众的观点相反，说必须掌握改造地主分子的主动权。
王时仙是我们村唯一的地主。他祖上几代单传，积累下来一些土地。我村在附近还算个大村，有两百多口人，不划出个地主说不过去，就定了王家。当时王时仙还不足十五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改造多年，比贫农还贫农的王时仙一下成了专政的重点。1968年，在大队的一次大批斗之后，王时仙终于死了。关于他的死，有说是被用棒子活活打死的，有说是把头按在水中溺死的，还有说是用电电死的。王时仙当时不到三十岁，撇下了五岁多的云龙、三岁多的雨龙和一岁多的女儿。在极度恐惧中，王时仙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逃回离我村有近二十里山路的娘家。
转眼六年过去了，村中一些干部看别村阶级斗争热火朝天，深感本村没地主可斗的寂寞，于是就要求将地主的儿子带回村来接受改造。我村属广西，云龙、雨龙的外婆家属湖南，在那个粮食紧张、户口管理极严的年代，跨省要人回来，手续是很麻烦的。然而当时阶级斗争挂帅，一切给阶级斗争让路。由大队干部出面，基干民兵为主，组成接回地主仔工作队，先后三次去湖南。在湖南地方当局积极配合下，工作队终于如愿接回了小地主云龙、雨龙。
他们原本想将三个地主仔一起接回来，由于那村一批觉悟不高的群众出来劝阻，更兼地主婆（王时仙的妻子）牵着那六岁的女儿跪地哀求，村里许多群众也跟着下跪，工作组就高抬贵手了。不过已经说好，待孩子长到十岁后，还是要抓回村接受改造。
大队干部对师生、村民绘声绘色地讲着接地主仔的曲折而辉煌的历程，两个地主孩子却在那里偷偷落泪。故事讲完，大队干部极为荣耀地带着自己的战利品——两个地主仔，在村民簇拥下往村中地主家的老屋走去。
那近五年没人住、也无人管的屋，门半掩着。干部让两个地主仔进去，并说这是你们的老屋。谁知那俩个孩子一听到老屋，就惊恐得全身颤抖，想转身逃走。大队干部连推带拉，硬是把他们塞了进去。进屋后，俩个孩子再也忍不住，大哭并哀求那大队干部将他们带到别处去。大队干部根本不理会，也不问原因，只交代身边一个跟来的老农说：“你也算是这地主仔的本家，平日就帮着照看一点，可别让他们跑回他娘那去了。跑了就拿你是问。”老头唯唯应着。两个孩子紧张地瑟缩在一块，村民在暮色中纷纷散去。
我到家时，父母正悄悄议论接回地主孩子的事。母亲连连叹息说：“真是作孽啊！那么小的孩子，今后怎么生活？让他们住在那平日大人都不愿进的鬼屋中，他们肯定害怕。”
那老宅是王时仙祖上留下的。文革开始，革命群众冲入老屋斗地主，将王时仙反绑双手，高吊在屋梁上，要他交代“变天账”。在反复拉上拉下的吊罚中，王时仙痛苦的喊叫声响彻全村。每次吊打王时仙，还将一家老少绑屋中观看。云龙、雨龙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吊打，多次昏死过去，屎尿并流，吓得大哭，为此他们也挨了红卫兵的毒打。后来他们的祖母也吊死在这老屋的梁上，祖父也在这屋中被折磨死。
他们母子去姥姥家以后，这屋中再没人住。村中传说，雷雨的夜晚常能听到屋中传出凄厉的哭喊。村里大人都不让孩子到这屋里来，队里也不敢拿这屋存放东西。云龙兄弟到他老屋时之所以颤抖、哀哭，显然与当年刻骨铭心的恐怖记忆有关。后来他们兄弟只住在屋角上的一间小房，从侧门出入，从不到堂屋去。
我母亲与云龙的母亲是同村人，从小就认识，后来又嫁到同村，自然是好朋友。文革前每年回娘家拜年，我母亲跟云龙的母亲总是结伴而行。文革期间，我母亲每年回外婆家时，总会偷偷去看云龙的母亲。云龙、雨龙被抓回村后，我们很快成了朋友。母亲经常叫我去看看他兄弟俩。那时大人是不敢明目张胆关心地主仔的。
云龙、雨龙兄弟被接回村后，就被那些阶级觉悟高的干部像扔垃圾一样丢弃了，没有人会想到关心一下他们的生活。兄弟不到参加集体劳动的年龄，没法挣工分，就承担了村中的养猪工作。每年将养的猪送到生产队，按猪的重量结算工分分粮食。那年月，连人都吃不饱，拿什么喂猪？可是养不出猪，年底就分不到粮食，没粮食就没法活。养猪难，不养更难，于是兄弟俩只好起早贪黑，到田间地头扯猪菜。一个近十岁的孩子牵着个近八岁的孩子，无论风雨，每天都得采几筐猪菜。几年下来，兄弟俩竟比村中老人还熟悉山上人能吃的植物。在采猪菜时，他们也在努力寻找自己能吃的东西。
采猪菜不易，砍柴更难。煮猪食需要大量的柴，砍柴须走十来里山路。成人早上去，晚上才能砍回一担柴，孩子砍柴就更难了。猪养得不好，粮食也分不到分量。兄弟俩一年只能分到四百来斤稻谷，每人每天不足半斤米。正是长身体的年龄，这点粮食就算餐餐煮粥也吃不到半饱。至于穿衣服，兄弟多年都是穿着从他母亲那里来时穿的那套秋装，变化的只是不断增加的补丁。
兄弟俩被从母亲身边带离时在上学，大的三年级，小的一年级。接回村后，上学就甭想了。哥儿俩对上学充满向往，每看到同龄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都远远站在路边呆呆地看。村中的孩子，只有我跟他们熟，别的不是欺侮他们，就是远离他们。每天放学后，我也常帮家中扯猪菜，我们经常相约在学校前面三百多米的一个小山坡后见面。我曾多次要求他们到校门口等我，但他们坚决不去。他们常常就在那山坡后的草地上等我，以致那里有一块地方被他们兄弟卧得连草也生不出来了。他们趴在那里等我，能清楚看到学校，学校的师生却看不到他们。他们常常早早采好猪食，就到那里趴着看学校，顺便等我。我每次放学后到那坡后，他们就围着我问当天的学习。我拿出书本给他们看，兄弟俩轮流看语文、数学。为了这份友情，兄弟俩经常把好不容易采来的猪菜分一些给我。
有一年儿童节，学校在教室外的空地上表演游戏节目，欢度节日。结束时天快黑了，我匆匆赶到山坡后，发现雨龙一个人在那坡上已经睡着了。他满脸泪痕，可能哭得累了，又等我太久了，就睡着了。我在他身边坐下，他醒了，很不好意识地擦擦眼睛问：“你放学了？今天怎么这么晚呢？”其实他知道为什么这么晚。他肯定在这偷看我们玩游戏很久了，也肯定因为触动太大，太伤心了，所以才哭得睡着了。我奇怪他哥怎么不在，他告诉我说，哥哥有点感冒，先回去了。正说着，哥哥又来了。他也是双眼红肿，好像刚从水边洗脸回来。他见我也不好意识地说：“今天放学真晚噢。我们回家去吧！”兄弟俩都低着头，我们一起回村。
每年春节，他们兄弟就躲在家中不出门，甚至整天不生火。在村中鞭炮与孩子的嬉闹声中，兄弟俩躲在被中哭泣，哭累了睡，睡醒了又哭。他们思念母亲，也深深挂念着自己的妹妹。有几次我母亲回外婆家，他们偷偷将自己省下的好东西，托我母亲给妈妈、妹妹带去，有一次竟将仅有的一只鸡托我母亲带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云龙、雨龙兄弟喜欢到离村较远的一个高山上去采猪菜，其实那山上并没有什么猪菜。有一个星期天，我要求跟他们到那高山上采猪菜。他们尽管不太乐意，也不好拒绝我。到那山上我才发现，他们是为了能遥望他母亲所在村后面的高山，猜想着自己的母亲也可能会带着妹妹在那山上干活。兄弟俩看着，谈着，情不自禁地流着泪。
兄弟俩有时候生病，或受伤，或受村中别的孩子殴打，从来没哭过。除了我曾见过几次他们哭泣，村中其他人应该很少看到他们流泪。有几次外村拉人到我村游斗，村中那些狂热的阶级斗争干部就把他们兄弟俩拉来陪斗。每到这时，他们兄弟那满脸的痛苦，实在让人不忍多看，但这种时候却从来没见过他们流泪。他们只是默默低着头，紧紧咬着嘴唇。有两次，被激起阶级仇恨的群众冲上台，殴打别村的被斗者，顺便将他俩也揍了。被扶回家时，他们没哭，人都走后，他们才缩在被子里痛哭。多少年后，兄弟俩只要一听说开大会，就浑身不自觉地发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对地主的阶级斗争结束了。兄弟俩唯一的愿望是回到自己母亲身边，因为自1972年被带离母亲后，母子就再未见过面。
李先生来信：焦博士你好！谢谢你发来的《地主专号》。感谢你的辛勤耕耘。我对地主二字充满了恐惧感。我的曾祖父少年丧父，带领两个弟弟打拼，到我爷爷这一辈，历经两代人，四五十年的时间, 土改前在青岛郊区崂山县置下了几十亩薄田。五零年老家土改，祖父被枪毙，他的一个弟弟被抓起来，在看管的地方死了。我父亲吓破了胆，窝窝囊囊担惊受怕一辈子直到去世。土改那年我七岁，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尽管自己很老实，也很努力，还是处处受歧视。地主这个词对我来说是太沉重了。多多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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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先生来信：我有一个朋友，曾做过检察官，一次交谈中告诉我，他去下面县里和乡里搞过平反冤假错案，见到许多被枪毙的人的卷宗中仅有一张记着名字的白纸，具体事实、证人、证词等等统统没有。他感慨地说：“没想到当年竟是如此草菅人命！”
刑场观礼 百 姓
我的童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在辽西的一个小县城，那地方有好几所大监狱。听说有一座监狱还是制造钱币的工厂，全国的要犯重犯都关押在此。这些犯人都是无期徒刑或死缓，没有人能活着出去，要他们来造钱币最可靠最安全。小县城的郊区有座乱坟山，叫狼山。一条土路直通狼山的一个小山坳，那儿是一处刑场。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杀人那一年，是一九七三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国都处于一级备战状态。国庆前夕，各地都杀了一大批政治犯。死刑犯们面色青白，非常可怕，五花大绑，双脚砸着粗重的铁镣，浑身散发出死牢中特有的那种难闻的气味，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犯XXX”或“杀人犯XXX”的大牌子。宣判完毕，那大牌子就被翻过来，变成打了大红叉的死刑标志。接着，又在背上插上名字上画着一串串红圈的令箭状的斩头标，推推搡搡押上解放牌卡车，伴随着广大革命群众高呼的口号声，游街示众，赴刑场枪决。
行刑的队伍阵容很庞大，由警车、刑车、押送车组成车队，押送人员由解放军和民兵组成。那时没有警笛，是由一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大解放改装成的宣传车在前边开路，一遍一遍重复广播判决书的内容，高呼“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之类的毛语录。虽不是警笛，比警笛还恐怖。
有一个死刑犯叫闻占武，是个现行反革命，脸庞长得像个大男孩，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棉军衣，我至今仍记得他可怜的催人泪下的样子。在宣判过程中，他一直转动着那双好看的，充满盼望的大眼睛，好像在人群中搜索着什么，眼角似乎还噙着泪水。与其他“现反”一样，他嘴中塞了一块木头，牲畜嚼子似的铅丝紧紧地勒过脖颈，嘴角凝固着黑血和口水。在那个年月，这种残忍的待遇是专门用来对付政治犯的，防止他们呼喊反动口号。当然也是故意做给百姓们看的：看清了，胆敢反革命，就是这下场。行刑车队出发前，我站得离闻占武很近，隐约听见车上的他喉咙咕咕响，似乎是要喊出声来。围观者中，有个女人小声说道：“唉哟，那个姓闻的，三个孩子啊，大的才十来岁。”我明白了，他的目光可能是在人群中搜寻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人们议论说，闻占武是个有战功的前志愿军战士，复员后在一家小铁工厂当工人，侠义心肠，人缘好，有文化，能说会道，很有号召力。文革初他组织造反派，贴大字报反对林副统帅，被群众专政，判了十五年大刑。在狱中听说林彪出事了，他就大呼自己冤枉，要求释放平反。闹了半个多月，终于闹出了结果，不过这结果与他的愿望正相反——不仅没得释放，反而被枪毙。
狼山刑场早已人山人海，先期到达的民兵们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由于此地是山坳，人们可以像在古罗马斗 西湖慕才亭联 焦国标书
兽场里那样，居高临下，将杀人过程看 ———————————
个一清二楚。刑车开进来了，死囚们被架着拉下了刑车，铁镣哗哗作响。警察把他们按照指定位置，以标准姿势一一按跪在地。在人世的最后几分钟，他们被剥夺了最后的人格，被迫跪在那些观看他们受死的人们面前。那些正在“开心”的人民大众，千头簇动的围观者，其实并非他们的仇人，也并非他们的亲人。他们与死囚素昧平生，眼下只是为了看热闹、寻稀奇，就像看宰杀牲畜。不过更多的人一面大饱眼福，一面在灵魂深处发出懦夫的战栗——这正是他们公开杀人想要达到的目的。
面对死亡，那几个刑事犯早就吓瘫了。他们是被拖过来的，如果不是警察在旁边架着，他们不会保持站立。闻占武则仍巴望着能见到自己的妻儿，那双大男孩的眼睛还是不停地在人群中扫来扫去。那七八个老少反革命都还镇定，似乎对这一天早有预料，直挺挺地跪着，像是在站立。
死刑的执行，不是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齐射或扫射，而是一个一个排号射杀。这是一种精心的残酷设计。刑事犯们最先处决，反革命被排在刑事犯之后。
最后时刻到了，行刑队长看了看手表，举起小旗。只见站在第一个死刑犯身后的士兵跨前一步，端起步枪，那剌刀尖几乎戳着犯人的后脑，推弹上膛。此时的空气都凝固了，围观的人都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唰，队长小旗一摆，一声枪响，那死囚的脑袋前立刻喷射出一股长长的血流和一团红雾，身体沉闷地向前一倾，栽倒在地，两条戴着铁镣的腿蹬了几下，就呜呼哀哉了。
第三个刑事死囚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第一声枪响时，他竟然自己先倒了，被拉起来重新跪好，排在最后处决。
轮到闻占武了。枪声一响，他的脑袋象西瓜一样被崩裂成两半，半张脸散落在一边。有人说这是子弹被事先锉过了，变成了“炸子儿”。后来我有个当兵的朋友证实了这种事：很简单，只须将子弹端头的铜皮锉开一两道刻痕，就是炸子儿了，也叫达姆弹。那个用炸子儿的解放军，不用说，一定是个苦大仇深的五好战士。他认为他杀的是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应该用炸子儿。
九一三事件期间，这个小县城共杀十五个人。
兴凯湖纪事 陈奉孝
八九月间的一个来月，兴凯湖的蚊子多得你难以想像。在关内，蚊子白天是不出来叮人的，兴凯湖的蚊子可不一样。犯人夏天穿的都是白色囚服，干活时蚊子趴在身上能把白囚服变成黑囚服。犯人干活必须把袖口裤脚扎死，用一块布把脸包起来，光露着眼睛。眼睫毛真就派上了用场，能挡蚊子。手不停地干活，蚊子落不上。
那年八月，我们参加修场院。场院里的杂草半人多高，里面的蚊子滚成蛋。用铁锹一铲，蚊子像一窝风一样向你扑来。有一个叫王锦泉的犯人，原绥远省人，是傅作义部队的一个连长，历史反革命。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和他手下的高级将领董其武等人都作为“功臣”，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成了新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部队全部被整编，中、下级军官大部分却以反革命罪在镇反、肃反运动中被送进监狱和劳改队。傅作义部队的下级军官，这样命运的，我接触过不下十几个。王锦泉经常发牢骚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傅作义把我们卖了。
在修场院时，不知为什么，王锦泉跟带工干部顶起来了。干部下令把他捆起来，丢在场院边的沟里。蚊子叮得他一边打滚，一边象杀猪一样叫。收工时叫几个犯人把他拖出来，脸上全是血，肿的像个发面馒头，白囚衣成了红的，全是打滚时压死叮在他身上的蚊子吃的他的血。收工回去，王被塞进小号，三天后死了。
兴凯湖的蚊子能吃人，没到过这个地方的人可能不相信，可凡是早期到过兴凯湖的人都了解这一情况。那时晚上犯人都把劳改被子里的棉絮抽出来，利用被面和被里做成一个象棺材一样的小蚊帐，钻进里面睡觉。地下还用蒿子点起来熏着，吃晚饭也要钻进棺材一样的蚊帐里去吃。
除了蚊子，还有两种咬人的东西。一种是牛虻，一叮就是一个小三角口子，直流血。再一种就是“小咬”。小咬比蚊子小得多，但毒性很大，专门往人的眉毛、头发根里钻。人被咬以后，肿起来好几天下不去。过去民间有一种顺口溜：“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兴凯湖的犯人有一个顺口溜：“兴凯湖有三宝，瞎虻蚊子和小咬。”
修完了场院，我参加了打乌拉草。乌拉草并不长在旱地里，而是长在水泡子里的草甸子上，草根连着草根织成一层厚厚的垫子，垫子底下是烂泥。用镰刀割下来后，一小把一小把地捆起来，小把连成大把，然后用草搓一根绳子，趟着水拖出来，最后背回去。老弱病残犯人再用木棒子将每把乌拉草砸柔软了，打成乌拉草绳，秋收时发给犯人背稻捆用。冬天犯人也用它垫在棉胶鞋里，的确很保暖。冬天鞋里如果不垫乌拉草，要把脚冻坏。
打乌拉草这个活按说不算累，可我差一点送了命。乌拉草垫子漂在水上，底下是烂泥，在上面每走一步，周围好几米的地方都颤动。有一次我一不小心踩到了一块腐烂了的草垫子上，一条腿陷了下去，直到大腿根，拔不上来了，越拔越往下陷，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趴下，以减轻压力，同时用手抓住周围的乌拉草大声喊。幸亏组长杨奎离我不远（实际上是管教干部叫他时刻盯着我），赶紧过来把我拉了上来。不然的话，再晚一点我就全陷进去淹死了。
九月二十号前后，开始割水稻，割完还要运输脱谷。运输全靠人背，最远的地方离场院有十多里路。二百人要把近万亩的水稻背到场院，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脱谷的时间更长，从十月下旬一直干到过了元旦。这种活又脏又累，犯人日夜两班倒，每班十二小时。拖拉机发动起来，带着十个大脱粒辊子。每个辊子上，四个犯人拿着一把把稻子在飞速旋转的辊子上脱粒。每个辊子前面有一个犯人用木叉打料，把乱草挑出去，把脱下的谷粒用刮板刮出来。这项工作不仅脏累，而且危险。按照操作规程，打料的人是不许背朝脱粒辊的。可是有一个犯人背对着脱粒辊往外推脱下来的谷粒，不小心滑倒了，脱粒辊绞进了他的脚，两条腿从膝盖以下全绞烂了。
那一年，种旱田的三分场在脱黄豆时，一个在脱谷机老虎口前管喂机子的犯人，因踩着黄豆粒滑倒了，被老虎口里往里挠豆秸的铁爪子钩住了他的包脸布拖了进去。两边的两个犯人赶紧拽住他的两只脚，结果整个脑袋被打碎了。不论是在脱粒水稻，还是在脱粒黄豆，犯人年年都有伤亡。工伤致残不能下地干活，养好后在监舍里干轻活，坐着编筐、打草绳之类，不会让你白吃饭。工伤死了的，挖个坑埋了拉倒，不论是伤是死，都不会给你一分钱的扶恤金，死伤犯人的家属没有一个敢追问。
我的刑期是十五年，我怕熬不出去。这时收到家里来信，说我父亲去世了，临死还喊我着的名字。我简直不想活了。我那时才二十四岁，就这样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不甘心。有一天在水稻田里平水田，犯人郝志祥找我的麻烦。这家伙国民党时期是一个地痞狗腿子，其坏无比，总想拿别人立功，经常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犯人没有不恨他的。他说我这里平的不好，那里平的不对，还说我干活投机取巧，把我气坏了，抡起铁锹照他脑袋劈去。犯人的铁锹天天用，磨得像刀子似的。这一锹若劈在他脑袋上，非削去半个不可。他没想到我这样一个大学生，身体又瘦又小，竟敢这样行凶，吓得赶紧往前跑，可两只脚陷在泥里，挪动不方便，只把身子弯了下去。我的两只脚也陷在泥里，往前挪动不。他弯下身，我的锹就够不着他的脑袋了。锹落下去的时候，角度也变了，一下就拍在了他的后背上，把他打在泥里。我的锹把断成三截。谁也没想到我会干出这种事来，带工干部立刻命令把我捆起来，押回监舍，带上手铐脚镣，塞进小号。小号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我一米六三，在里面站不起来，躺下伸不直腿，活像一个棺材。
秋天收割水稻时，犯人普遍偷生稻谷吃。从稻穗上撸下稻粒，在手里搓搓，吹去芒，带皮吃，细细嚼，把稻壳嚼的像面粉一样细，咽下去不会得阑尾炎。犯人不但在地里干活时偷吃生稻谷，脱谷时还用烟荷包大的小口袋装满稻谷，塞在裤档里往回带。有的把裤脚扎起来，塞在裤脚里往回带，半夜里藏在被窝里吃。
这件事被那些想立功减刑的犯人汇报了，于是每天晚上收工站队时，犯人都要解开棉袄、裤腰带接受检查。被检查出来的犯人除了挨训挨骂，还扣伙食。有一位姓鞠的带工队长，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出身，阶级觉悟特别高，一提现行反革命就恨得咬牙切齿。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右派，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仇恨。如果他掌了大权，非把这些人全宰了不可！有一次我带生稻谷被他检查出来，他不但当众骂我：“你是什么大学生？是大畜生！右派分子没有一个好东西！全都是些黑心狼！”还把我捆起来示众。回监舍不仅不让我吃饭，还让我在院子里冻了半宿。
我心里想，在他手底下我是活不出去的，我这条小命早晚要死在他手里。本来自从父亲去世，我就悲观厌世到了极点，现在又遇到这样一个恶魔，我上无父母，下无老婆孩子，豁出去了，不过一死。我偷偷预备一根镐把，藏在监舍的风斗里，准备对他下手。每天犯人吃过晚饭要盘腿坐在炕上“学习”，大多数时间就是开生活检讨会，让犯人像狗一样互相乱咬，有时也找人读报。他每天晚上都来查看“学习”，我想等他走时，我跟出去，从风斗里摸起镐把，一下打死他，然后我扑电网。
那时监舍院子周围除了有围墙，上面有解放军站岗外，围墙里侧还有一道十米左右宽的水沟，水沟里侧还有一道电网。如果我真的把一个管教干部打死了，他们绝不会简单地给我一个枪子吃就算了。他们肯定会用各种酷刑折磨我，最后才枪毙我。七二年我刑满后在内蒙扎赉特旗乌兰农场就业时，就遇到过这样一个就业人员。这家伙是福建人，过去当过海匪，因为多次请假回家探亲得不到允许，一怒之下杀了一名干部。枪毙以前不知把他整死过多少回，眼睛、耳朵、舌头都被割去了，腿肚子上的肉都被割没了。可是说来奇怪，一连等三个晚上，姓鞠的都没来。第四天早上出工站队时，来了一位新队长，他说鞠队长调到五分场去了。我心里忽然一惊：看来我命不该绝，还能活出去。
开封的镇反 国 亚
我父亲参加公安部队时，恰逢镇反高潮，他所在部队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与枪决。父亲在政治部，没有亲自参与行刑。那时国家专政机器的工作效率真是高，仅一夜之间，所有专政机关一齐出动，一个二十万人口的小小开封城竟然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监狱里放不下，就关押在已被关闭的妓院里。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监狱，事先居然没有走漏一丝风声。
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处死几十个人。一开始是对着脑袋开枪，那时枪毙了反革命分子都要照相，对着脑袋开枪后，五官血肉模糊，不好辨认，于是后来下通知说要改成对着后心开枪。对后心开枪也有问题，经常打好几枪还不死。开封郊外的地主方某就是对着后心开枪执行死刑的，枪决时我父亲在现场。挨了两枪后倒地，几秒钟后他竟然又一骨碌坐了起来，大口喘着粗气，眼睛死死瞪着执行死刑的解放军，把大家看得心里发毛。正准备补他两枪，方某喘好几口气以后，又倒在地上死了。后来上面又来了通知，说不许对着后心开枪，一律再改成对着脑袋开枪。
开封城里有一家私人照相馆，我父亲刚参军时去里面照过像。照相馆老板跟人说话特别和气，但是没过多久突然被抓走了。原来此人是滑县一股土匪武装的头子，害过不少人命。解放后他畏罪潜逃到开封，开了这家照相馆，以为从小地方跑到这个二十多万人口的省城就算是万事大吉了。镇反开始之后，两次排查都没有被怀疑到，他不禁忘乎所以，在大街上招摇过市，结果被一个熟人看见，立刻检举了。真实面目被暴露，枪毙了。
公安部队里有一个经常行刑的刘排长。那时物资匮乏，刘排长在城外枪毙了反革命，还要把死人身上的绳子解下来团成一团，再朝刺刀尖上一挑，带回去，有时绳子上还沾着血迹。有一次刘排长一帮人枪毙完了犯人，觉得挺热，就把军装脱下来一扎，也挑在枪尖上，光着膀子穿个裤衩回部队。这样的军容军貌自然不敢走在大街上，就沿着城墙根走。谁知路上还是被首长撞见了，狠狠训了他一顿，还让他写检讨。死刑执行方法改成对后脑开枪以后，刘排长在把犯人拉出去枪毙之前，在每个人后脑勺上都用粉笔画了个圆圈，指着圆圈对战士们说：“看见了没有，过一会儿就往这儿打。”结果还没出部队大门，又让首长给撞见了。首长一见，气不打一处来，教训他道：“就你喇咕点子多，擦掉！”刘排长不得不把圆圈擦了，又写了一份检讨。
有一个国民党女潜伏特务，明眸皓齿，非常漂亮，当时正在哺乳期，运动来了还是要枪毙。临刑前她的保姆来接孩子，女特务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平静地把孩子交给保姆，对她说：“孩子长大后，别忘了告诉他我是怎么死的。”
在中央发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之后，镇反进一步扩大化。不但是敌特，就连那些曾在敌伪机关任文职、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的，早就有了结论没有问题的，甚至已在新政府部门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来枪毙。他们临刑前个个痛哭流涕，可无论争辩还是哀求都没有任何用处，其中有好几个是我父亲以前的熟人。
镇反扩大化时，镇压的利斧有一次与我们家的家庭成员擦肩而过。当时我的大姑父已经去了朝鲜，大姑留在开封教书。有一个认识大姑的被抓的特务，诬陷大姑解放前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了特务组织。当时与大姑父音讯不通，于是大姑作为反革命嫌疑犯被逮捕，单位也立即将其开除公职。在审讯中，大姑宁死不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说自己的身份可以由当时学校地下党的负责人来证明。幸运的是，这位负责人最终被找到了，立即作证说解放前大姑不但不是特务，而且是进步青年。就这样，大姑被关押了几个月后获释回家。大姑虽然侥幸躲过一劫，但身体从此垮掉了。
重庆Z县的镇反 渝 生
八十年代后期，我在Z县县志办公室任编辑。办公室里有一位调研员叫范远茂，曾是Z县第一个农业互助组的创建者，先后任过六个区的区长或副区长。一日与我闲谈起当年的镇反，他说当年他在官坝区主持过多次枪毙人的公审会，那时枪毙人常常有陪毙的。有一次枪毙12个人，他一声令下“把他们拉下去枪毙了”，行刑的民兵们便像拖猪一样，把那些死刑犯拖下去，接着就是一阵枪声。枪响之后，清点尸体，发现多了一个，原来把陪毙的杀了一个。这可是人命关天啊！我问老范后来怎么解决的，他说这在当时不算什么，补一个手续就行了。所谓补手续，就是写一张纸条，就这么简单。这样草菅人命的离奇枪毙人事件，Z县发生过很多起。
该县黄金乡金银村有一个姓方的青年，在成都某高校读园艺专业，毕业后娶了一个成都姑娘，回乡正醉心于自己的田园生活，忽然就被列入了枪毙名单。那时黄金乡和汝溪乡同属一个区，区上要把全区的罪犯都集中到汝溪，一起开公审会枪毙，以壮声势。方某被押赴汝溪执行枪决的路有几十里远，要经过一道山溪。这道山溪平常不深，可以涉过，那天却忽然发了山洪，波涛汹涌，无法渡过，解押民兵只好绕道而行。汝溪那边久等不至，怕误了大事，就迫不及待地开枪行刑了，等方某一行赶到，早散场了。第二天上面有人来通知，说方某可以不杀。方某就这样捡回一条小命，他实在是太感谢那道救命的山溪了。
40多年后的1994年夏，我在一位当地政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前往黄金乡拜访这位已经70多岁的传奇老人。他和妻子，当年那位成都姑娘，正在精心料理他的苗圃。一见我和那位官员，他就满脸堆笑——那种很扭曲的笑。我本来想从他那里挖点东西出来，谁知他什么都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共产党好啊，呃，人民政府好啊，呃。”我顿时从心底升起一阵悲凉。
比方某的命运转机更偶然的是，一位官员在一大叠报批枪毙的名单上盖章时，不小心夹着翻过了两页，这样就有两条人命活了下来。枪毙进入高潮时，一些地方乐于将父子、叔侄、兄弟同时枪毙，近乎灭门。石柱县一对父子临刑时，其父慷慨赋诗曰：“父子今朝同赴死，黄泉路上我不孤。”
泰来乡罗家岭人、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字介仙），被Z县派去的民兵从成都押回执行枪决。罗是国军15兵团司令、著名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早年留学日本，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据说他编写的蚕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还在四川大学使用。
解放前夕，罗广瀛痛感国民党贪污腐化，以兄长身份，冒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堂弟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罗广文后来毅然起义，促成成都和平解放。这样一个人也要被枪毙，罗广瀛的妻写信给政府，请求宽大，称一家8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那些杀红了眼的人最后还是用一颗子弹结束了罗广瀛的性命。
更无辜的是马剑秋。马是石宝人，临解放时担任Z县自卫队总队长，掌握着全县的武装力量。他接受了许多新思潮，坚信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能够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所以解放大军进军西南快到Z县时，他通电Z县48（？）个乡宣布起义，命令所有武装人员，将枪支弹药全部上交，集中封存。他还派人守卫县档案馆，使历史档案无一卷毁损。一切停当后，他徒步城外数里，迎接解放军入城。意想不到的是，解放军入城不久，新政权稳定局势后，马剑秋成了阶下囚，然后被枪毙。
狱中的马剑秋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心情万分痛苦，流着泪写了一份《刑场上的演讲》，倾诉自己的痛苦心情。他说，他一直在寻找救国之道，对于国民党他很失望，现在终于盼来了共产党，终于有了希望，可是却要被枪毙，再也看不到希望了。但是他说他对自己的起义之举依然不悔，在最后的时刻，他要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斯大林元帅万岁！
后来我根据档案材料写了一篇《马剑秋传略》，准备收进Z县志的《人物志》，但这篇传略后来并没有收入《Z县志》。
关于马剑秋的死，我问了我父亲。父亲当时是县财政科干部，参加了马剑秋的公审大会，亲睹了马剑秋被枪毙。父亲说，马剑秋被绑赴西山公园刑场，与梁树芬、伯永梁（皆国民党Z县官员）等十数人站成一排。临刑前，被反绑着的马剑秋要求讲话，所讲内容跟我见过的档案资料《刑场上的演讲》差不多。站在旁边同样被反绑着的梁树芬很不耐烦地对马剑秋说：“马上就要枪毙了，还说那些做啥子！”但马剑秋还是喊着“共产党万岁”饮弹而亡。马剑秋倒下的那片西山公园草坪，后来长期成为Z县的刑场。一批又一批的人在那里倒在枪口下，鲜血一次又一次浸透了那块土地。
最匪夷所思的是枪毙张国锦，那简直就是一场死亡游戏。决定人的生死，在这里就像幼儿园里的孩子玩过家家。那天，西山公园广场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又一次公审大会即将举行。15个死囚被押了上来，其中一个死囚很多人都认得，是Z县精忠中学（今Z县中学）的教师、陕西人张国锦。
当宣布他的罪名是一贯道成员时，他一口否认。张国锦用嘲讽的口气冷冷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一贯道，更没有参加过一贯道。今天在场有这么多群众认识我，精忠中学的全体师生都坐在前排，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参加过一贯道，或者看见我搞过一贯道活动，请站出来讲话。”
近万人的公审大会顿时一片寂静，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一些人开始议论：怎么没有一点证据就定死罪呢。审判台上的县长陈杰、秘书范梓里等人，似乎有点慌了。此时此刻去哪里找证据呢？议论声越来越多，嗡嗡响成一片，审判台临时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最后范梓里宣布，号召在场群众揭发张国锦一贯道之外的新罪行。
在范梓里的示意下，一个叫谭祥云的教师，爬上主席台前的一张大方桌，揭发张国锦。他说，张国锦肯定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我曾亲眼看见他在十字街贴壁报，内容全部是反动的。当时我就想质问他，但怎么敢呢，因为他有“这话儿（这东西）”。谭一边说，一边将右手插进裤袋向前一比，表示手枪。第二个爬上桌子的是天堑乡（今属东溪镇）人邓觉。邓说，有一次我和张国锦上南门官茅厕解手，靠得很近，我发现他拿着一张解放前的报纸在看，已经解放了还在看解放前的报纸，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这两个证据立即为审判台上的人解了围，张国锦的反革命罪就这样坐定了。范梓里马上宣布，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立即处决张国锦，一个是带回去重审后再处决，征求大家意见，看怎么办。
范梓里走到台前大声说：“现在只要有一个人——张的直系亲属除外，举手同意把张国锦带回去重审，就带回去。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说着，范梓里很严肃地高举起左手，亮出手表，开始读秒报时。全场死一般的沉寂，人们都好象屏住了呼吸，谁也不敢吭一声。快到3分钟时，张国锦昂起头，以宏亮的声音说：“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举手呢？”
时间到了，没有一个人举手。范梓里又说：“同意立即处决的人请在3分钟内举手。”说着又举起左手读秒报时。谭祥云和邓觉首先举起手来，一会儿全场都陆陆续续地举起手来。张国锦怒吼：“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不举手呢！”主席台立即以举手表决为依据，宣布张国锦死刑，立即执行。张国锦等15人遂被押往东侧草坪行刑。张国锦慢步徐行，不断高呼：“实事求是万岁！毛主席万岁！”直到枪响倒下。
我父亲一直坐在审判台口的石坎上看完了这场旷古未闻的人间丑剧。几十年来他多次向我讲述那一难忘的场面，后来又将此事写进了他的回忆录。据父亲说，散会后，一路不少群众为张国锦流泪。为此，公安局连夜到居委会召开群众大会统一思想，讨论张国锦到底该杀不该杀。人都已经杀了，这种讨论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谁又敢说不该杀呢？
时间一年年过去，转眼到了文革。这时我已10多岁了，枪毙的高潮已经过去，但西山公园依然是刑场。每年仍有几次公审会在那里举行，而且每次都依然搞得声势浩大。
1970年夏季的一天，一个叫彭成的农民在西山公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偷越国境。据说他曾先后3次偷越国境。那天看热闹的人挤满了整个广场，反正文革期间大家都没有正事可干。彭成其人的罪行到底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是他死后所受的凌辱却令人扼腕。
只听枪一响，人们潮水一般涌过去，一圈圈将尸体团团围住，像欣赏玩物一样盯住尸体不转眼珠。后面的人纷纷往前挤，前面的人被挤得几乎踩到尸体上。这时一个汉子，分开人群，挤进核心，俯下身去将扑在地上的尸体翻过来，然后呼的一下把死者的裤子扯掉，露出赤裸裸的下半身。众人不知他要干什么，正惊愕时，那汉子从腰间嗖的一下抽出一把雪亮的尖刀，仰起头看了看四周的人，伸出左手猛握死者的男根，右手挥动尖刀向下刺去。众人一下明白了，他原来是要割掉死者的男根！
那汉子动作十分利索，尖刀环着那儿挖了一个大洞，把一大团血肉糊糊的东西生生割了下来。他将那东西在手里掂了掂，血直往下滴。他脸上露出带着几分麻木的微笑，提着那东西站了起来。原本水泄不通的人群，哗的一下自动闪开了一条道，那汉子便如入无人之境，提着那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扬长而去。事后听说，那东西是拿去做药治疗弱症（阳痿）的。
1971年3月9日，西山公园又开了一次公审会。那天枪毙的是一个叫樵天珍的年仅24岁的女犯。据说本来准备3月8日枪毙，考虑到在妇女节枪毙女犯不大好，就推迟到第二天。樵天珍是因为毒杀丈夫而偿命。不幸的是，行刑的枪一响，一个早有准备的男子就飞跑上前，趁潮水般的人群还未到达，就将樵天珍破碎的脑袋里流出的脑浆全装进一个大盅子里。然后他抽出尖刀，刷刷几刀就挑开了死者的上衣布纽扣，露出心口来。他举刀对准心窝，正准备开膛挖心，忽然被一个值勤的军人喝住了，手中高举的刀很不情愿地放了下来，随后悻悻然端着一盅脑浆走了。过了一会儿，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欣赏女死刑犯尸体的机会不是很多，听说人们把死尸的裤子都脱光了。
21世纪初，由于三峡工程，Z县沿江许多地方要淹没，新城要建许多大桥。其中有一座鸣玉大桥，从老县城跨过鸣玉溪架到西山，西桥头的位置就在原来的杀人刑场旁边。施工的年轻人们并不知道那里曾经发生的一切，心中没有一点阴影，但是在施工中却意外地发生了许多事故。一些砌好的石壁莫名其妙地垮塌，一些人老是皮肉受伤，事故不断。施工者认真检查，找不出什么原因，后来才听说这里曾经是刑场，有无数怨魂积聚在这里不得超度，工地上屡屡发生事故，可能是那些屈死鬼作祟。
这一说把人吓一跳，不说不知道，越说越害怕，好象真有那么回事。从此，工人们每天清晨上工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鬼魂们烧香放鞭炮，请求手下留情，冤有头债有主，望不要再给工地制造麻烦。不烧香放鞭炮就绝不动工。如此这般，工地上竟风平浪静，再也没有事故发生了。
补白：川北某县朱某，50多岁，家庭出身富农，是五一小学的教师。1968年的一天，他与学生在教室里做游戏，比赛谁的弹弓打得准。他先在教室的黑板上画个圆圈，让同学们以圆圈为靶子。那天他正好手腕痛，弹子打偏了，正中黑板上方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向字的口上，留下一个小坑。这事被另一个老师知道了，此人一向与朱某有过节，便将此事报告校长，称朱某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乡里无人管此事，被搁置起来了。一打三反是，此事又被人提起。朱某被抓了典型，以侮辱伟大领袖罪判了3年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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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长子之死 佚 名
朱自清的长子朱迈先，小名阿九。朱自清早年的散文《儿女》里提到过这个头生子，说他爱读故事书。在其名篇《给亡妇》中，
朱自清又提到这个14岁的孩子，说：“迈儿长得结实极了，比我高一个头。”
朱迈先在北平崇德中学读高中时就秘密参加了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在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下回到扬州老家，一面在省立扬州中学读书，一面从事救亡活动和地下党的工作。当年10月，19岁的朱迈先被任命为中共扬州特支书记。不久，由于战争形势紧迫，他同陈素、江上青等人参加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离开扬州，前往内地宣传抗日。
次年，根据中共提出的到友军中去、到敌人后方去的工作方针，经长江局批准，这个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在桂林、桂平一带整休。1942年桂林失守后，朱迈先被派到国民党新十九师工作，在师长蒋雄手下任政治科中校科长兼政工队长。
抗战胜利后，蒋雄部开往海南岛三亚，朱迈先因病在海军医院住院治疗时认识了护士傅丽卿。两个飘泊天涯的年轻人产生了恋情，1946年10月办了婚事，生活十分融洽。
1948年8月，朱自清先生去世，朱迈先远赴北平奔丧。次年由老长官蒋雄师长介绍，朱迈先到蒋雄任专员的广西桂北第八专署任秘书。年底，朱迈先代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向共产党的桂林市政府联系起义，获得成功。随后，朱迈先进入广西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至桂林松坡中学任教。
1950年12月镇反开始，蒋雄被捕，同时也逮捕了朱迈先。次年11月，新宁县法庭以匪特罪判处朱迈先死刑，立即执行，时年33岁，身后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两男一女三个幼子。
朱迈先被捕后，傅丽卿曾向朱自清遗孀陈竹隐夫人求助。每月工资只有60元，膝下也有3个儿女的继婆母陈竹隐，立即寄30元给儿媳救急。
傅丽卿坚信丈夫是无辜的，在朱迈先死后的30余年里，她多方申诉、奔走。1984年，新宁县法院认真复查旧案，承认1951的判决书纯属错判，恢复朱迈先起义人员的名誉，澄清事实真相。之后，年近花甲的傅丽卿，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媳妇，千里迢迢去北京探亲，这是她同朱迈先结婚36年来第一次跨进朱家门。
补白：陕西凤翔有一种小吃叫豆花。点豆花最好的辅料是石膏，一般农家没有石膏，只好以醋代之。可是董家河乡乔家堡村有个小伙子却用石膏点豆花，大家都很羡慕他，但不知他的石膏是哪里弄来的，谁问也问不出来。突然有一天，传来消息，那个用石膏点豆花的小伙子被抓走了，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原来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竟然偷偷把一个用石膏做的毛主席半身塑像，用刀子一点一点削了，拿去点豆花。尽管他只有十几岁，但所犯的罪行实在太严重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震动不小。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竟然在领袖像上打起了主意。对于我们来说，弄点石膏固然是每个人都渴望的，但谁能想到领袖像是石膏做的呢！想不到。我们甚至在一起悄悄议论，他是怎么用小刀削的？先削哪一块？削了个半拉的塑像他藏在哪儿呀？同时，我们也在揣测着他会遭到什么样的处罚。有的小孩认为，这家伙实在是罪大恶极，能够在毛主席身上下刀子，这次非吃枪子不可。后来，这个为了吃可口的豆花而不惜牺牲主席塑像的小伙子被判了有期徒刑，具体刑期记得不是很准了，大概是七八年。之所以能够保住性命，是因为他的年龄过小。如果他是成年人，那就非枪毙不可。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为吃豆花而坐监狱，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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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地主 严家伟
川滇交界的云南省盐津县兴隆乡境内，有一个穷山沟叫龙塘沟，是个穷山恶水、地瘠人贫的所在。在这条十来里路长的狭长地带里，全是斜坡地，田就更少。一亩坡地的玉米产量只有四百来斤，一亩田的黄谷产量不过三百多斤。经济条件稍微好的人都不在那里居住，几个拥有一点土地的人都搬到邻近的四川省境内居住，把田土租给当地的农民耕种。
那时地主收取租子，只收秋天一季，而且只收田租，地里的出产，粮食、蔬菜、山林以及春夏二季的收成，全归农民所有，地主分文不沾。因此，龙塘沟不但没有一个农田的主人居住，而且一年里当地农民只在秋天才能看见田主人来收租，收了就走。这些所谓的地主，究竟家住何处，农民都不清楚。
土改一开始，住在四川的地主肯定不会再回云南的龙塘沟去收租了。但土改是政治任务，抓不出地主来，那不成了“和平土改”？那岂不犯了天大的政治错误？当地土改工作组，经过深入发动群众、排查摸底、对比分析，终于在当地普遍穷困的农民中发现了一个地主。
此人名叫刘洪发，40来岁。他家祖上留给他几亩斜坡山地，每年可收玉米约2000斤。另有一点水田，每年可收稻谷约300斤。刘洪发一家5口，有几间破草房，又矮又烂。虽然刘洪发一家自耕自种，但比起当地那些无田无地者，也就成了“拔尖人物”，于是被划为地主。既是地主，后续的待遇就没什么悬念了，左不过是没收土地、耕牛、农具，还要勒令他交出金银浮财。他哪里有什么金银！没金银就是不老实，捆、斗、打、吊诸刑伺候，整了10多天，活活被打死，死时还捆吊在树上。
被镇反冲走三十年 白伟志
1949年前，姚承霖为了贴补家用，曾担任过一个杨姓国民党军官女儿的英文家教。1949年，杨姓军官独自去了台湾，留下妻女在上海，靠收房租为生。
一天，杨姓少女去收房租，房客们哀求她能缓收一段时间，待找到新工作再补上，换来的却是小姑娘干净利落的几个耳光。没过几天，姚承霖被请到公安局。他惊奇地发现，杨姓少女和她的母亲都在里面接受审问。原来房客把他们母女告到了公安局，罪行是勾结人民解放军进行反革命活动。“人民解放军”指的就是他姚承霖。姚实际是在公安局工作，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管辖，警务人员制服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
姚承霖莫名其妙地被送进提篮桥监狱关押。几天后，公安局领导召开大会，向同事们说：“外交管理科的姚承霖，你们晓得他是什么人吗？今天我告诉你们，他是台湾派来的特务！现在他在上海设立电台，招揽特务，和舟山群岛有密切关系，和蒋经国也有密切关系！”
解放初的上海确实进入了多事之秋。新旧政权交替产生的统治真空，导致社会治安恶化，大批散兵游勇和难民涌入上海，与原本就存在的大量底层流氓无产者一道浑水摸鱼。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解放的头7个月，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1949年6月上海解放的第一个月里，全市发生盗案173件，平均每天有五六起之多；窃案2205件，平均每天70多起。
1950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同时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一时之机”。两天后，毛亲自主持通过了“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双十指示”下达3个月，上海方面没有任何行动，毛泽东不满意，于1951年1月下旬致电上海市委：“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此后他再三督促上海加大镇反步伐，并批评上海“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镇反’工作”。3月15日，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把上海市委的“镇反”计划转报给毛泽东，电文称：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关4000人，管3000人。在此背景下，1951年4月，姚承霖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5月15日，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管理干部对姚讲，三年之内治理好淮河，全部都叫回家。“你们来的时候是铁笼子送来的，走的时候淮河人民锣鼓喧天送你们回去。”
姚承霖并未等到返回上海的机会。一年之后，他被转移到苏北农场，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住草棚，每天开荒。姚承霖在这里结交了两个好朋友。睡在他左边的魏风光，是从印度留学归来的博士。右边的叫韩文义，是日本留学归来的博士。这两个人同样也是因镇反扩大化被劳改，没有具体罪行。两个老大哥懂好几国语言，姚承霖跟着他们学习俄文，日子过得平静自在。
有一天，劳改队的干部转给他一封信。干部说，这封信治淮的时候就寄到了，一直没给他。信是妻子写来的，她说：“承霖，你离开我们的时候，儿子才两岁多，天天跟我要爸爸。我说你爸爸在公安局办公，他说人家爸爸办公下班都会回来，我爸爸为什么不回来？可怜孩子天天盼望你回家，不知道你哪天才能回来？”
妻子写信的意图是要和姚承霖离婚。狱友劝他说，镇压反革命时候，办理离婚的人法院门口排队挤破头，交通都堵了。姚承霖心里明白，这怪不得妻子，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是不给安排工作的。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婚，这样的人多了。姚承霖最终给妻子写了回信：“为了你和儿女，找个适当的人嫁了吧。家里东西我全不要了，统统都给你。”
1955年，已经服刑4年的姚承霖被发配到内蒙古，参与包兰铁路的建设。1957年刑满后，他还是政治犯，只是有工资了，每月拿着25块人民币。
1980年的一天，姚承霖突然被叫到领导的办公室，领导指着桌上的水果，态度温和地让他吃，接着告诉他：“老姚啊，你的帽子摘掉了，我们是革命同志了。过去不是我们要那么对你，是上面政策规定的。”
历经近30年的等待，姚承霖终于卸下了沉重的政治枷锁，但他却突然有种失重的感觉，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他决定先去北京看看，去看看故宫、天安门，还有毛主席纪念堂……
在回上海的路途上，他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情。30多年未见的亲人，不知道见面该是怎样的感觉。
回到上海，他才发现这30年流逝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青春岁月，同样也有亲情。妻子早已改嫁多年，亲生孩子由于多年未见，对他也没什么感情。更深深刺痛他的是亲妹妹的埋怨：“你回来干什么？人家农民工人都是光荣的，你个反革命丢人现眼。”姚承霖终于明白，即使是帽子被摘掉了，他也很难摆脱别人的傲慢与偏见。
无奈之下，姚承霖找到了当年的好朋友，时任上海总工会主席的傅惠霖老人。几十年未见的老友重逢，自是一番唏嘘感慨。在傅老的帮助下，姚承霖被安排到邮局的邮件打包场工作，每月工资200块人民币。
在邮局打包场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外表沧桑、干活勤勉却沉默寡言的老人。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也没人在乎他。
1987年中秋节这天，打包场里突然来了两个警官，一人拎着一包月饼，指名要找姚承霖。30多年后，姚承霖终于重新回到了他的单位——上海市公安局外事管理科。
“以前有同志知道我心里委屈，想不通，对我说不要和别人比，而是跟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三个人比——你姚承霖怎么说也曾是国民党的人吧。”
这是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七宝桥的一户普通一居，房内的设施朴素得甚至有些简陋，靠窗的写字桌上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像，而房屋正面的墙壁上方，悬挂着象征公安系统巨大荣誉的蓝盾勋章。姚承霖喃喃自语对我说：“我们一起去内蒙的大概有二三十人，后来回来的可能就我一个人。”
补白：1977年的高考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尽管上面政策说“重在个人表现”，实际上极左思潮的影响仍很严重，直系亲属和重大社会关系的政审结论仍然很关键，直接影响录取结果。我当时在地区招生办担任政审组长,发现基层单位的领导如果对考生有意见，就随便在其档案中写上“表现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父亲是右派”或“母亲是地主分子”等等内容，让考生背上沉重的枷锁。有一位考生，初中还未毕业，因出身不好，只好在家务农。恢复高考时，他毅然报名参加考试，成绩很不错。北大想录取他，但发现其政审材料里写着“母亲是地主分子”，北大很犹豫。我翻了翻档案，发现其父竟是我上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其母是现职小学教师，怎么可能是地主分子呢？我赶忙打电话通知该县招生办，要求补充调查。然而该县的同志不知是接了电话就忘了，还是其他原因，迟迟不予答复。至北大招生的最后一天，我和北大的老师商量，认为补材料已来不及，就由我们招生办出具证明，表明该考生“清白”，最后北大录取了这位考生。毕业后该生去美国留学，后来定居那里，事业一片辉煌。还有不少考生，考试时父母仍未落实政策，到录取时父母的问题才得以平反，我们就很及时地为这些考生补上材料，让大批考生“翻身得解放”。 黄锦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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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反与肃反 信力建
镇反运动持续时间：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
镇反打击的对象：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被镇压的国民党军队将领可分如下几类：1、戡乱战争末期“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2、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者，此类人数也很多。3、坚持抵抗，打游击而最终在战斗中被俘者，以及属於国统、军统和宪兵系统者，此类人数并不算多。4、其他，如因畏惧而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镇反放手杀人的目的：从1950年至1952年，公安部门破获了刑事案件20.4万件，被杀人数却有数百万，被关被管的不计其数。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毛还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大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镇反就是借朝鲜战争为掩护，大量杀人，借以立威。
镇反杀了多少人：1950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明确要求，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50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玉在其《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3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1951年2月至1952年5月间，至少有3百万人被杀害。据1969年4月7日莫斯科电台广播，1949年至1952年有280万人被毛处死；1953年至1957年有350万人被杀。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4省一个月之内死了117万6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150万人。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3年半(1949-1952)，我们清算了2百多万土匪”。
据统计，在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歼灭土匪240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管制23万，杀掉7l万。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准了。
肃清反革命运动持续时间：1955年6月至1957年10月。
肃反的范围：暗藏在党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
肃反的过程：1955年肃反与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直接相关。1955年初开始批胡风，运动发展到6月底，已经被明确定性为反革命、反革命集团。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决定以“大约有5%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卓有成效的肃反（5%成为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一种经典比例）。全国（除西藏外）城乡党政机关、团体、工矿企业、部队和学校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机关肃反或内部肃反，农村、街道和私营企业等方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社会肃反。
冰心后来说：“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了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著，要他教课。不应该那麼做。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国传统。国家丧失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再不整风，那真将不堪设想。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医生、好的护士没有了。”
肃反的成果：根据公安部长罗瑞卿工作报告总结，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查出10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
在国家机关中查出220多名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刽子手。历史上杀害李大钊、陈潭秋、毛泽民、李兆麟、罗世文等同志的凶杀，迫害方志敏、王若飞等同志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都被清查出来了。查出360多名利用各种伪装埋伏下来的新派遣进来的现行特务分子。查出了65000多名普通的反革命分子、各种反动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自动坦白交代的反革命分子大约占总数的20％，即2万名左右；稍加触动就坦白交代的大约占25％，即25000名左右。查清了177万多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其中问题严重的占13万人。全国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有37万多人。
据解密档案，肃反运动到1956年底结束，一共逮捕了214470人，判死刑21715人，非正常死亡53230人。所谓非正常死亡，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或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等。据朱正《忆凤翔》一文：人们根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所提供的数字，很容易推算出这一场打击了140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错案率超过94%。
地主叶老五 易文辉
1964年初冬，我被抽调到贵州省晴隆县以中央四清工作团的名义参加四清。由于我是从高校抽调来的，所以除了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坚持日常四清工作外，还多了一项任务——撰写地主阶级剥削史。具体说来，就是撰写我所在的箐口公社叶家的剥削史。
地处贵州省西南角的晴隆县，几乎全在绵延的群山包围之中。在那种人迹罕至、鸟兽无踪的荒山野岭里，即使走一天也难得碰到一两个行人。咳嗽一声，四壁回音轰然而至，宛然置身于神奇世界，令人恐怖。就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有一个叶姓家族，数百人分布在附近的几个生产队里。据他们自述，祖先于明朝洪武年间从广东迁徙到这里。
他们的语言与当地口语并无二致，只是有一个词很是特殊，就是“哼彭冷”——统统、全部的意思。在我们上海方言里也有“哼彭冷”一词，是上海开埠时广东商人带来的方言土语。
发贡一队有一个地主分子，村上人都叫他叶老五。这叶老五40出头，干瘦、憔悴、病容、气急，高高的个子因为驼背显得如秤钩一般弯曲。两眼大而无光，牙齿稀疏，说话漏风，发音含糊不清。穿着一件破旧的卡其布中山装上装，纽扣残缺不全，口袋处脱了线，一角向外翻卷。裤子是蓝色土布缝制，脏得发黑。脚上那双布鞋脱了后跟，冒着脚趾，里面没有袜子。第一次见面，他抖抖索索站立着，右手捂住左手，两脚不断轮流踏地，好似在做原地踏步动作。
“工作干部，你好！”“工作干部”是当地的地富反坏分子对国家干部特有的称呼。“家里人呢？”我问。“全都出工去了。因为工作干部要来问话，我等在家里,要不然也出工干活了。”
叶老五告诉我，他是附近几个生产队仅剩的3个地主分子之一。还有两个老太病倒在床，不能动弹。土改时他还年轻，罪恶不大，得以苟活下来。寨子里的地主分子，枪毙的枪毙、斗死的斗死，有两个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被贫下中农用绳子吊到树稍上，问看见蒋介石没有，答没有，就不放下来。两个手腕承受不了自己的体重，实在吃不消，只得说看见蒋介石了。于是贫下中农一松手，地主分子就从高空摔到地下。要不了几回，就见了阎王。叶老五的双腕严重残疾就是那个时候被吊断的。
叶老五中学学历，土改时20几岁，写得一手好字，就是戴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每逢过年村民们仍旧来求他写春联。1962年断了手腕，再也无法提笔。现在劳动时锄地，两只手捏在一起举起锄头勉强还能劳动，别的活都干不了了。
我写的《叶家剥削史》，虽然短小，四清结束居然得了奖。亏得叶老五帮助，为我提供了不少写作素材。
补白：2007年我到河南省某监狱采访，陪同的警察告诉我，他们那儿还有一个“反革命犯”！我很震惊，因为反革命罪在97刑法中已废除。我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就请求狱警让我见见，并保证不在报上发稿子。此人犯罪的原因很简单：1974年和大队革委会主任吵架时，被主任痛揍一顿，痛极怒极，高叫要操革委会主任的姥姥，后来变成要操毛主席的奶奶，人民法院判他个无期徒刑。80年代中期，这名犯人服刑10年后伺机脱逃，本世纪初又回监狱自首。原来的反革命罪已不存在，很多反革命犯人都特赦了，但由于他脱逃，所以要服完最后的余刑。考虑到他是自首的，法院根据监狱的意见，从轻处罚，只加了半年刑（一般脱逃罪加刑三年）。监狱里的警察对这名犯人很同情，而且他的翻砂技术很精湛，现在在监狱里基本上当高级技工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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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血仇到姻亲 松 北
1975年秋，我岳父二哥的三儿子长盛，带着他的新娘子进城来探望我岳父全家。长盛一口一个姐夫地叫我，十分亲热。相比之下，那个叫秀秀的弟妹却显得十分腼腆羞涩，独自坐在炕角低头不语。尽管她打扮不俗，还是遮不住乡下女孩的气质。岳母看她挺拘束，就拿出钱对长盛说：“你带秀秀去门口商店逛逛，顺便给秀秀选点东西。”他们一走开，岳父就开口骂：“犊子玩意儿，讨不起老婆了，找了个仇家的闺女，你说咱家怎么出了这么个败类？”我和妻子一时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岳母便从头讲起那恩怨的由来。
秀秀的爷爷与我妻子的爷爷，也就是长盛的爷爷，原本是吉林山河屯同一个村的人。民国十四年（1925年），两家都由吉林山河屯迁到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妻子的爷爷叫房香阁，是个中医郎中，医术高明，尤擅针灸和骨外伤。几年来，患者送的木匾、玻璃匾、铜匾挂满一屋子。秀秀的爷爷姓祁，跟他当学徒。
1940年，妻子的爷爷43岁，正当盛年，竟双目失明了。那时满洲国鼓励百姓迁往北满，许以减免地税及各项杂捐。为全家16口人的生计，爷爷将半生积蓄投到（松花）江北，买了70晌土地（15亩／晌）。那时土地很便宜。岳父弟兄仨，下地耕作，余下的土地租出，爷爷仍为乡亲诊脉治病。岳母念过国高，字又写得好，成为老人的助手，负责开方子、抓药。爷爷还打破世俗，将医术传授给儿媳（我的岳母）。他一生积攒的医书、验方也都由岳母保管和缮写。这时秀秀的爷爷已离开这里。由于跟爷爷学会了中药知识，他自己单独在外做起倒运中药材的生意，也发了一笔财，后因腰病，落下残疾，就听了爷爷的劝告，也置了40晌土地，由他的3个儿子耕管。可惜这哥仨全抽上大烟，好好一份家业，时间不长就全祸害光了。老爷子气死后，连下葬的寿材都让债主收去了，还是我妻子的爷爷出钱办理的后事。不久，祁家的老大、老二也先后病死。爷爷看在同乡份上，收留了祁三，并用中药帮他戒掉烟瘾，又租给他几亩地，并帮他盖了间土房，后来也娶上媳妇有了后。这祁三就是秀秀的父亲。
不久爷爷过世，三个儿子分了家。岳父继承了老爷子的医术，分家时就得8晌地。那时村子人均耕地是10亩多。1947年冬，村里开进了土改工作队。岳父家被定为富农，两个大伯被定为地主，祁三被定为雇农，还当上了农会主席。他私下对人说：“看咱多有眼光，我家那些地光复前不败光，今儿能当这农会主席吗？”
那年冬月，大户的土地已被分光，但家里还有金银手饰、元宝、散碎沙金、贵重衣物等物，于是掀起挖浮财运动。第一次动员会是在村公所开的，30多岁的徐队长操着一口山东腔讲话：“贫雇农同志们！马上行动起来，勇敢地向地主恶霸们清算吧！今天有共产党给你们撑腰，一切都由你们说了算，要让这帮地主恶霸们过去吃进去的今天全他娘的都给吐出来。”
岳父家三兄弟虽说分了家，但还在一起住。一天傍晚，祁三带着他的“棒子队”，背着套筒子枪，破门而入，将全家集中到大伯的正房里。这个房间只有南炕，地下宽敞。他们在房梁上垂下两根粗绳子，将大伯、二伯双手反背捆起，又将带来的粗缰绳、马辔子、皮鞭横七竖八地扔在地上。全家其他人全都被赶到炕上站立。
祁三发话了：“俗话说，船破还有三千钉，你家少说还有八千多。你们虽然交出了一点，但还差老鼻子了，今晚就是来挖的。怎么样二位，是让我们打出来，还是主动交出来？”两个伯父急忙哀求道：“祁主席，我们拿脑袋作担保，全交了，要说还有就是这屋子里的家什了。”“少废话，吊起来！”话音刚落就把他俩吊起，脚趾触地，像跳芭蕾舞，晃来晃去，然后用马鞭猛抽。二伯母跳下炕，扑向丈夫喊道：“打死我吧，用我的命来抵你们说的那些没影的事。”
这下激怒了祁三，命令手下人一顿棍棒，把二伯母打个半死。这些人虽是邻里乡亲，可变脸比脱裤子还快。全家人都下地跪成一圈求饶。然后他们满院子乱翻，各屋子乱挖，砸墙，敲地，足足折腾到天放亮，也没找出一点浮财。最后，他们将老爷子行医时患者送的牌匾统统抱走，全家人身上的棉衣裤都得脱下给人家。每家只留一套棉衣裤和一床被，其余东西，包括炕上的草席，全部家私都被拉走。
那年冬天，一大家人只好用蓝草现编成草衣穿上过冬，那套棉衣裤谁出门谁穿。挖浮财之后是扫堂子运动。让各屯的农会，互相到对方去扫，也就是再到外村逼打一番。实在扫不出什么，临走也不能空手，什么炕席、锅碗瓢盆、铁锅都揭走。大户都被扫得家徒四壁，最后遭殃的是中农。他们懊悔说，老鼠不吃，都给猫攒了。甚至贫雇农刚分的土改“胜利果实”也被扫个精光。
几天之后接着展开更加血腥的“刮骨斗争”，凡被认为是恶霸的地主都得打死。岳父所在的屯里抓起20多人，全关在村公所里。说这样也没完成上级规定的比例，就又抓进一批。这些人都是富农和上中农。两天后，乡政府所在地东山屯举行批斗宣判大会。大会开始了，先将定为恶霸地主的7个人五花大绑押上台来。第一个被批斗的是老茅头，伪满时是屯里的甲长（相当于村长），没有民愤。祁三冲台下喊道；“大伙说，对这个大汉奸恶霸地主该怎么办？”只听下面的农会积极分子们大喊：“打死！”马上就被拖到桦树林，由棒子队一顿乱棍打死。
第二、第三个都是由于平日小气抠门，得罪了一些人。三五个人一喊，当场也被打死。轮到大伯时，祁三先跳出来一个耳光扇去：“房老大，没想到你还有今天！”说完对着台下哭诉道：“康德（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年号）九年我在他家扛活，说我偷懒，被他父子俩捆起来灌辣椒水。对这个大恶霸，怎么办？”没想到台下死一般沉寂。稍待片刻，当年给老爷子当过长工的傅老爷子嘀咕着什么。徐队长立刻站起喊道：“你大点声说。”老头子吓得不敢吱声。这时他身旁一个叫大山的人站起来，大声说道：“老傅头说，那是他犯了大烟瘾，人家老东家让儿子帮助将他捆起来给他灌戒烟药。当初不是老爷子救了你，今天还有你咋呼的份？我说祁三呀，人的良心可不能让狗叼去！”徐队长听后马上问大家：“是这样吗？”台下一片呼应：“是这样！”“老房家地多不假，但从不欺压人。那老东家在世时可是个善人，给我们穷人看病都不收钱。”“放了这哥俩吧。”“饶了他们吧。”两个大伯被当场释放，捡条老命。祁三则灰头土脸一时下不来台。
对余下的两个地主的批斗根本拿不出实质性的罪状。对老李家的批斗，都冷场了半天。在徐队长一再鼓动下，秀秀妈站起大声说道：“康德八年夏天，是你家的大狸猫咬死了我家的母鸡，你硬是不认帐，还把我赶出你家，大家说怎么办？”看来她今儿要替代丈夫主持大会了。徐队长一看这也端不上桌呀，就来了个新点子：“这账我看这么算吧，那母鸡已死6年了，按母鸡下蛋，蛋再孵化小鸡，鸡再下蛋……算满6年，折算出价钱让他赔偿。”
岳母的妹夫的哥哥是吞河人，伪满时也当过甲长，提前逃了。他们屯就拿岳母的妹夫出气，说他曾帮哥哥催过粮，将他列入死亡名单。这个人平日乐善好施，信佛念经，实在出不起粮的人家都是他代缴，深得村民尊敬，所以农会对他的执行分歧很大。他们屯子里没人肯下手，上级决定让我屯的祁三带人去执行。
回来后祁三对屯里人夸耀：“那姓果的小子对我说：‘看在老辈面子的份上求你瞅准了，一棒子解决，可别让我遭罪。’咱这手艺，只听咔嚓一声，那脑瓜子就开瓢了，痛快地送他上了路。现在他在九泉之下都得念我的好呢。”
听完岳母的讲述，我问道：“这俩孩子的家长都同意他们的婚事吗？”“都反对。他俩死活不分，婚礼也没办。今年春上他们自己就登记结婚了，搬出去单过。”说实在的，我挺佩服这一对敢于抗衡强大政治世俗的农村年轻人，特别是那个带有乡土气质、羞羞答答的秀秀。后来长盛和秀秀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先后考入齐齐哈尔大学和天津的一个大学。
父亲的冤案 薛效凝
我的父亲薛靖献属起义投诚人员，1951年被潼关县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冤死异地他乡。
父亲生于1911年，西安财经学校毕业后，在陕西财政厅、蓝田、临潼等地工作，1946年调到河南兰封(今兰考)工作。1948年6、7月间，父亲在兰封任县政府主任秘书期间，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封前线司令员陈士榘、政委唐亮的接见，伺机接受起义指示。8、9月间，时任开封代理县长(只有几天)并兼自卫总队长的父亲，率国民政府人员及地方武装在开封北神岗附近起义，对和平解放开封起到了一定作用，受到开封警备司令王其梅、市长吴芝圃和解放军二野司令员孔从周的表彰，随后王安排他到军干校学习。学习期满后，他要求回陕西工作，1949年8月身着军干校发的呢子军装回到故乡潼关。
父亲带着河南省军区开具的证明信、介绍信和个人的有关证件，经陕西省军区到渭南军分区，见到了军区司令员王敬斋。王让他先回家听候安排。父亲带着证件和介绍信到潼关县政府找县长刘仲英，刘态度冷漠，不予安排。为了一家5口人的生活，父亲到黄河码头当了一名装卸工。1951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我们突然被一阵急促地敲门声惊醒。几个持枪的便衣闯进我家，不容分说将父亲带走。第二天，一个叫杨炎杰(杨牛)的人带几个便衣来抄家，翻箱倒柜一阵，只找到了几件军装、军用毯子和解放军军事干校发的衣物等个人用品，另有开封军区的证件和介绍信等物，一起拿走。当时我们住在第一巷王凤山家。他家院子很大，前房内有一个弹棉花机。我和弟弟给他家摇棉花机，每天能挣两三毛钱。母亲因受此沉重打击，神经失常，到处乱走。我和爷爷、弟弟只好由二姑来照顾。二姑家有3口人，姑父是个卖醪糟的小生意人，生活也不宽裕。
起初我们在醪糟摊子上收钱、刷碗，过一段又和二姑到北街船委会门前卖开水和熟鸡蛋。因维持不了生活，我和弟弟就去山西风陵渡背煤和红薯，回来摆在街上或挑到巷子里去卖，有时也给搬运工人拉小推车(木质独轮车)。从黄河滩拉到西关火车站，一次挣伍分钱，一天能挣两三毛钱。冬季，黄河结冰，弟弟到一家油条铺当杂工，烧火、扫地、拨油条(因年令小，站个小板凳才能够着),我给山西人秦仰哲开的私人诊所当小保姆，看孩子、扫地、烧饭。
父亲被关押后一直没有消息，又不让家人探视。小小年纪的我每十日半月到县公安局去给父亲送换洗的衣服。有一次那个站岗的让我站远点，不耐烦地把取出来的衣服扔到了大街上，我只好一件一件把它捡起来。这种歧视和侮辱极大地伤害了我年幼的心灵。
1951年10月13日，街上贴出告示：在潼关县金陵寺召开公判大会。小小的县城轰动了。当被押解的10个犯人走到第一巷口时，父亲停下来对着第一巷口磕了一个头，随后被匆匆带走。在金陵寺召开的公判大会上，执行院长刘仲英、杨树华宣布：薛靖献历任伪职，在开封假投城；在当装卸工期间，唆使“九弟兄”进行反革命活动，故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从逮捕到判刑，又到外地劳改，家人从未收到过法院任何有文字的东西或口头的通知。从此，父亲音信全无，死活不知。
1953年4月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要求全国各地清理错捕、错押、错判案件，争取半年内处理完毕。9月25日，潼关法院在呈报省法院的信件中写道：将“九弟兄”视为反革命组织是不恰当的，因没有事实和证据，应予以平反。但该案个别被告，除历史上有罪恶外，还有不同的犯罪事实，故经我们研究，判处薛靖献八年，沈均海三年，王玉杰五年。判决书写道：“薛靖献历任伪职，伪装投城，阴谋叛乱；暗示沈均海非法活动对抗工会，唯其阴谋叛乱未成事实，情由可原。故觉原判过重，应改为八年。”(兼院长李克荣、副院长刘克盛)
1954年8月31日，潼关法院收到陕西省人民法院来函：“张兼、刘副院长，本院1953年10月13日刑字416号，令你院调查薛靖献一案材料，迄今已八月有余，尚未见复，希接文后迅速办理。并将调查材料寄本院，以便核办为荷。”1955年元月28日，陕西省人民法院再次来函“催促希速复查为要”。1955年10月25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三次来函：关于薛靖献反革命一案，在前院长会议已给你院院长作了布置，并在电话上催过有关材料，但至今尚未报来，希接函后速报本院。11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第四次来函：你院1955年10月12日，判处反革命犯薛靖献暗示沈均海组织“九弟兄”进行反革命活动一案，业已判决，在案执行。在执行期间发现此案以“九弟兄反革命案”认定属错。1953年9月27日刑呈字27号，以部分平反案呈报卷宗材料一并收悉。本院派员调查了解，以核阅原卷后提出以下意见：1、被告薛靖献解放前在开封假投诚，以电报伪政府，誓为蒋效劳死而不渝。反动行为证据仍不充足。且投诚后又无显著的破坏活动事实。若在此间劳动表现好，可以释放。2、有关被告确系羁押，家庭受到损失，酌情赔偿；3、接文后另作判定，公开宣判，恢复被告政治权利。
1956年4月9日，潼关法院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函，调查薛、沈的情况。7月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给潼关法院来函：关于询问薛、沈情况的信件已收悉。经查，薛靖献在石河子玛纳斯水利工地劳改，陕西潼关人，反革命案，无期徒刑，已于52年6月因病死于新疆原农建师，现农七师军法，4l岁。
1956年10月，据说潼关法院召开了审判员会议，研究“九弟兄”案。会上，刘院长认为薛靖献在开封假投城，按潜伏特务，只是没有机会活动，可以列入反革命，判他个七八年是可以的。省院让放人，我们意见判八年。10月15日，潼关县法院又一次在金陵寺召开宣判大会。宣布“九弟兄”案在判决上是错误的，该案在押人员全部释放。当场释放9人，唯有薛靖献不在现场。法院又说，薛靖献解放前一贯任伪职，开封解放时假投城；又暗示“九弟兄”企图夺取工会领导权，还是有一定罪恶的，故按以上两件事判他八年。从1953年到1956年，一个错案竟用了三年时间！刘院长置上级的函电催促而不顾，一意孤行，把人命关天的大事当儿戏。父亲被一再错判，我和弟弟受此牵连几十年。
1979年2月20日和9月14日，我两次向潼关法院写申诉，要求彻底平反我父的冤案，特别要求对开封起义之事作出符合历史客观面目的公正结论；要求公开宣判，恢复政治名誉，并消除几十年来所造成的政治影响；要求因错判造成我家破人亡的损失及没收他个人的全部财产，按政策予以赔偿。潼关法院为了应付局面，于1979年11月20日作出裁定：撤销原判，不以“反革命论处”而了之，但对开封起义投诚之事仍未做出公正的结论。
为此我又多次找县委、政法委、统战部等有关单位。1983年12月5日，潼关县法院再次判决：撤销1956年和1979年的裁定，“宣告无罪”，并轻描淡写说“薛靖献1951年投入劳改后死亡”。我再次找县委书记宋某，宋于1985年元月25日批示：“着重政治平反，一些实际问题也要解决。”满书记批示：“法院应系统汇报一下解决的程度。”潼关法院苗某仍无动于衷，一拖再拖。我又找主管政法的严书记，严书记很重视，派人去开封了解。我也给开封写信询问当年的情况。开封两次来信谈了情况。1986年4月28日，潼关统战部通知：“经研究，薛靖献按投城人员对待，其它问题由法院解决。”1988年5月20日，潼关县法院拿出700元作为赔偿，其中600元作为8年冤狱赔偿，100元作为财产赔偿。
事情就这样草草了之，既没有办案单位或人员对薛靖献进行正式政治平反，也没有对因错判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消除，更没有对错案给我们身心造成的创伤进行道义上的抚慰。拿着赔偿家破人亡错案的这700元钱，我能说什么呢！最后，我只想对国家最高司法机关说：对于我提出的司法错误问责制的建议，请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以安抚死者的灵魂、活者的心愿。
老伴儿进牛棚之后 张惠华
1968年5月，老伴儿进了“牛棚”，这一下可苦了我。我刚做过肺切除手术不久，由于营养较差，身体一直很弱。大儿子欣欣不满七周岁，二儿子巍巍不满四周岁，都在幼儿园全托，每星期接回家一次。老伴儿在家时，自行车都是他帮我搬到三楼，每周还能替我到幼儿园接送孩子，买煤买粮往楼上扛。现在，这些活儿都得我自己干。往楼上运煤，尤其使我发愁。
老伴儿住牛棚期间还惦念着家里的事儿，知道我的身体不好，去煤厂给家里买了一车过冬用的煤球。望着这一大堆煤球，我心想，看来也得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搬完这座山了。平时学习老三篇，这回可真的要活学活用了。我用洗脸盆一盆一盆地往楼上端，刚端了几盆，就心跳得厉害，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不知休息了多少次，整整干一个下午才把这堆煤运完。这样的日子何年何月才能算完，老伴儿何时才能回来，想着想着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老伴儿每月50元工资除留下自己的生活费外，其余都叫别人捎给我。除了给妈妈寄去10元外，我一分都不敢动，全部存入储蓄所。听小道消息说，被揪出来的人员以后就不发工资了，只发给本人伙食费，我思想上要做最坏的准备。我每月工资只有41元，除去两个孩子每月托儿费24元外，剩下的17元，除去水电房费、购粮、煤外，就所剩无几了。尽管我的身体需要加强营养，可是惟恐老伴儿停发工资造成经济危机，所以平时我一人在家，除了白菜就是萝卜，一天三顿窝头（那时国家供给的粮食指标百分之七十是粗粮），省下的鸡蛋票、肉票、糖票都留在周末，等把孩子接回来给他们改善一下生活。最多买一斤鸡蛋，二三两猪肉，再买上点儿饼干，几块水果糖，星期日这一天就算过去了。星期一把孩子送走，剩下我一个人又开始凑合。
我们单位的牛棚里有一个被迫自杀的，姓何。何某被揪出前，贴了工会常某一张大字报，揭发后者有一天晚上与一个女人在河边行苟且之事。后何某因历史问题被揪出，常某借机报复，在批斗会上经常对何拳打脚踢。又发现何某日记里有一首诗，写他与妻子的私事：“香腮颐，酥胸露，摸嫩体，哪有够。解罗裙，半推就，劝君慢动手，且把灯吹就。”造反派将此诗用大字报抄下来，贴到何某的原单位城建局。因这首写自己夫妻私生活的诗，何某挨了多少打骂，受了多少苦楚。实在受不了折磨，何某下狠心，把一根大铁钉钉进了自己的耳朵。何某就这样死了。又过几天，城建局副局长于某也自杀了，是把一根大铁钉子钉进了自己的心脏。群众对何某和于某的死有怀疑。他们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为什么二人一个在城建局，一个在市政公司，却都用铁钉自杀？
有一个王某，20多岁，忘了哪个单位的，因骂江青被揪出。带到我们单位游斗那天，五花大绑，大牌子挂在后面，牌子用一根铁丝栓着，铁丝勒在两片嘴唇之间，嘴角被铁丝勒得淌血，目的是怕他喊反动口号。王某被折磨得半死，最后执行枪决。
有一次在工人剧院门前召开公判大会，有一位七十多岁的缠足老太太，严重耳聋。她家门口墙上挂着一个木牌子，上面用粉笔写着毛主席语录。有一天老太太家的炉火灭了，没有木柴生火，就把这块语录牌用菜刀劈了生火用。邻居平时与她有点儿矛盾，举报了她。公判会上，老太太被判处死刑。造反派揪着背后插着白标的老太太上了汽车。老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一点儿恐慌害怕的样子。造反派推拉着，她不慌不忙，迈着那双缠足的小脚，一步一步走向汽车，拉到市外西郊鸡毛山执行了枪决。像这样屈死的一般老百姓，全国不难道有多少！这些平民百姓的生命简直不如一只蚂蚁！
这期间，我落下一个毛病。一听到大喇叭里传出把某某揪出来的喝喊声，一看到把某某揪到台上的场景，我都感到仿佛心脏马上就跳出心口，喉咙立刻堵上一个大疙瘩，精神极度紧张，心里马上联想到，此时此刻老伴儿是否也在批斗会？是否也正挨造反派的训斥和鞭打？老伴儿被揪出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巍巍所在的幼儿园，小朋友都不愿和巍巍玩了。那天送巍巍到幼儿园，我找他们的阿姨说：“巍巍爸爸是站错了队，可这与孩子有什么关系？你们对小朋友们说这事，挑拨孩子的关系，搞得都不跟巍巍玩，你们做老师的，这样做合适吗？他是个吃屎的孩子，不懂事，难道你们也不懂事吗？”我因身体很弱，气得头不由自主地摆动，手也发颤。那几个阿姨互相使眼色，一个个都溜走了，没和我顶一句嘴。
这时，全国各地大小城市掀起修建毛泽东思想展览馆的热潮。邯郸市的毛思馆设在中华大街，由全市各单位抽出的工人干部义务劳动建成。中间是主馆，两边是副馆，前面是一片广场。建馆期间，工人三班倒，工地上灯光亮如白昼，大喇叭不知安了多少，整天整夜播放革命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时值盛夏，周围居民一天到晚无法休息，也不敢抱怨一句。反对修建毛泽东思想展览馆，那罪名大了！
受老伴儿牵连，我由财务科出纳员贬到收发室搞收发。那年我28岁，参加工作12年来，还没经过大的政治运动。后经观察周围厂矿企业的情况，都是如此：一家只要有一人被无产阶级专政了，其余家庭成员都不得安宁。4岁的巍巍在幼儿园不也因爸爸站错了队，受小朋友们的孤立吗？想来想去，谁都不怨，就怨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从中央到地方，多少老干部和无辜老百姓受到迫害和诽谤，何况我这个小小的普通干部。反正就这么着了，爱咋的咋的，我豁出去了。如果总想不开，病倒了，我的两个孩子谁来照顾？
从此，每天上班，我先到院子里看大字报。那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有我的大字报，说我老伴儿是三青团小分队长，让我管收发工作不可靠；还说麦收时我没参加劳动，是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小姐。一开始看到这些大字报，真有点儿接受不了，时间一长也习以为常了。无所谓，任由他们瞎说八道去吧，我都当作耳旁风。
1968年9月1日，欣欣已够上学的年龄了，想就近在中轴路小学（现展览路小学）上学。此时学生起来造老师的反，不少老师被揪斗。邯郸三中揪斗老师最厉害，把挂牌子的铁丝挂在嘴上，被勒得顺嘴角流血，红卫兵一边走一边用木棍打。听说其中有一位20多岁的女教师，因为两根大辫子过膝长，特别好看，招人喜欢，就把她揪了出来，不但剪去辫子，还给她剃个大光头。
上了学的欣欣在学校也受孤立，经常被欺负，哭着回家。有一次，那些孩子竟把欣欣的棉帽子抢下来扣在狗屎上。我听了这些，心里很窝火，但没办法，只能忍气吞声，叮嘱孩子不要理他们。这一切都不管用，最后发展到每天晚上吃晚饭时，几个孩子站在对面楼阳台上，往我家玻璃窗上打弹弓。一共12块玻璃，打碎了7块。幸亏是南边的窗户，如果是北边的窗子，这大冬天的，西北风可着口灌，我们娘儿俩可就受罪了。那些日子，几乎每天的晚饭我们都是生着气吃的。没办法，只好关上门，叫他们随便打吧，只要不伤着人就好。
我天天盼老伴儿早一天解放出来，从五一盼到十一，从十一盼到元旦，又从元旦盼到春节，好不容易盼到有解放回家的消息了，我没告诉孩子，只是暗自积极准备过春节的年货。到了年根底下，我公司的女汽车司机赵某告诉我，春节前还是不放这些住牛棚的人回家。我心里骂这些混蛋狗日的简直不是人，只顾自己高高兴兴过节，不顾我们这样的家庭度日如年。老伴儿春节前是回不来了，我想，做几样好吃的送去总可以吧！大年三十那天，我一放假（共放4天假，正月初五开始上班）就开始准备年饭，一直忙到深夜12点多。第二天大年初一，我把准备好的饺子、炸元宵、红烧肉、炸丸子等，放在一个长方形的纸盒子里，用网兜提着，和欣欣一起去给老伴儿送年饭。因路远，把巍巍锁在家里看家。天下着小雪，娘儿俩坐公共汽车到了郊外干河沟站。下车后，从远处望着老伴儿的单位，不由得鼻子一酸，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我尽力克制内心的悲伤，想来想去，还是让欣欣一人背着东西送去为好。
在路边等了老半天，才看见欣欣从那大门里走出来，身后还背着那个纸盒子。欣欣告诉我：“爸爸打开纸盒子，看了里面的东西，说他那儿没有炉火，不能吃这些凉的东西，拿回家留你们吃吧。爸爸还给您写了一张字条。”我接过字条，见上写着：“你们给我送来好吃的东西，我感到欣慰，但这里不准家属送吃的东西，还是带回家留你们吃吧。我这一切均好，不要挂念。”我连看三遍，头上像泼了一盆凉水。心想，难道我老伴儿的罪过，比那些入狱的犯人还严重吗？每周犯人的家属还可以给犯人送吃的东西，狱里都让接受，为什么我送的东西不让接受呢？难道不让老伴儿与家里人有任何联系？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想把我老伴儿怎么样？娘儿俩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一回到家，两个孩子就出去玩了。唉！这两个吃屎的孩子什么时候能长大，能分担我一点忧愁啊！自文革至今，我与亲戚几乎中断了书信往来（除了给我母亲每月寄钱外）。不敢写，怕招来大祸，也怕老伴儿住牛棚连累别人。当时我家的这种情况，所有的亲戚都不知道。两个孩子小，也不知道爸爸为什么不回来。我只能独自把苦水、泪水往肚里咽。这次送饭回来的路上，我的泪水总想往外涌，觉着泪水、苦水已装满了我的胸堂，再也容纳不下了。我用最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不让泪水流出来。好不容易到了家，把门一关，趁孩子们不在，痛痛快快哭了一场，心里觉得舒服多了。
大年初一，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我一人。有生以来，从不曾有过如此冷清的春节。外面连一个炮竹的响声都没有，也听不到互相拜年、走亲访友的祝福声和欢笑声。整个家属院一片死寂，有不少家庭和我一样，无法过一个团圆欢乐的春节！我们这个单元，9户人家有6户有人住牛棚。以这个比例计算，全国该有多少个这样不幸的家庭啊！1969年春节，是文化大革命中我最难忘的一个春节，没有团圆，没有欢乐，只有泪水和悲伤陪伴着我，终生难忘。
正月十几，老伴儿终于被解放回家了。他先在外面洗了澡，理了发，还买了半斤牛奶糖，算是给老伴儿和孩子们的见面礼吧！这半斤牛奶糖给我们全家带来了甜蜜、欢乐和团圆，也给我们全家带来一种安慰和弥补。
父亲的八次创业 大 河
我的母亲和大姨、小姨三姐妹全都嫁给了同一个男人——我的父亲魏家文。三姐妹出生书香门第，日本占领南京时期，外公是无锡《新锡日报》的总编，因写文章讽刺日伪政府被关进无锡监狱。母亲和大姨去探监，认识了典狱长的朋友魏家文。经魏帮忙，外公得保外就医，最后母亲和大姨竟同时嫁给了魏家文。几年后外公去世，父亲魏家文带着妻小和我的外婆、小姨、小舅，长途跋涉几个月，举家搬回父亲的家乡重庆。时值1949年初春。
为养家糊口，父母亲在重庆民生路开办了艺文打字研修学校，为西南地区培训打字员和维修打字机。母亲负责培训工作，父亲负责维修技术，大姨管理财务，生意井井有条，生活富裕祥和。好景不长，三反五反开始，街道盯上了多个老婆、穿着讲究、风度翩翩的父亲，无缘无故把他定为贪污分子，送监狱劳改2年。
1954年从监狱出来后，父母亲和姨妈继续经营艺文打字研究社。1956年公私合营，父母亲积极响应号召，将自己居住的房子贡献出来，全家另行租房居住，并把设备、流动资金都捐献出来，走合作化道路，带头与其他5家私营打字业同行合并，成立了重庆打字机生产合作社。父母亲均在合作社担任技术工作，父亲还兼生产厂长。那时父亲每天干劲十足，打字机厂生产红红火火。
当时打字是用字钉撞击蜡纸，再通过蜡纸印刷。蜡纸越新，打出的字越清晰，印的张数越多。当时全中国只有上海、杭州生产打字蜡纸，父亲决定研制重庆自己的品牌打字蜡纸。父母亲和大姨妈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研制成功钢头牌打字蜡纸，并逐步占领重庆及西南市场。不到一年，他们的合作社就进入国营行列，成为国营重庆打字机厂。进入国营，上级派人来做行政领导。新来的领导看不惯父亲多个老婆的婚姻状况，父亲则对这位不懂业务、不懂管理的上级也看不顺眼，相互之间产生了矛盾。1957年整风反右，父母亲积极参加运动，写大字报，画漫画，与大家一样向领导提意见。领导叫嚣“反对我就是反对党”，最后父亲和大姨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公职，送松山化工厂劳动教养。国营打字机厂也因管理不善，没人能生产打字蜡纸，导致效益退化，回到合作社。当晚抄家时，年老的外婆又气又急，脑溢血中风发作，瘫痪4年后于1962年含恨去世。
那年母亲也与父亲离了婚，结束了12年的畸形婚姻。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母亲毅然离家去煤矿工作，开始了又一段悲剧人生。
1962年，劳教回家的父亲重操旧业，成立七星岗人民公社打字机厂。父亲带领几个学徒，为重庆市各机关单位修理打字机。由于父亲技术精湛，服务周到，深受各单位欢迎。不久，公社书记换人，新书记无视打字机车间的良好效益和影响，认为一个劳改劳教分子，有多妻的经历，怎能当负责人，遂要父亲的几个学徒与师傅划清界限，并调离父亲去烘炉车间打铁。父亲与他据理力争，拒绝其调度，表示此处不用人，自有用人处，准备离开他自己一手创办的单位。该书记却声称：“你孙悟空逃不脱如来佛的手掌，走着瞧。”
1963年，父亲被迫举家搬迁到成都，与他在成都的学生一起成立集体所有制企业，依然干他的老本行。此系父亲第四次创业。那年我刚入小学，我们的家在成都市南大街一个幽静的四合院内，里面有一口井，隔壁图书馆院子里的参天大树透过来的缕缕阳光洒落到我们院落里，简直是一个宁静的世外桃源。放学了，我们手牵手上学到父亲工作的地方，等到傍晚和父亲一起回家。父亲推着自行车，我坐在自行车前边的横梁上，弟弟坐在后边行李架上，姐姐哥哥走在父亲旁边。每当经过艺宾苑餐厅，父亲就给我们每个孩子买一支卤鸭脖子作零食。回家之后，我们在有天井的院子里遥望星空，听父亲讲《封神榜》的故事。有时我们感冒生病，父亲亲自为我们打针拿药。父亲还为我们缝补新衣，为我们理发，那真是我们童年时期少有的幸福时光。可是这短暂的幸福时光只维持不到两年，重庆那个公社书记就多次派人来，要求工商局取缔父亲的店。
1965年初的一天深夜，一群人突然来我家将父亲铐走，称父亲系非法合伙营业，并抄家抄走了父亲的劳力士手表、毛毯、风扇、大衣等所有值钱的东西。第二天关闭了父亲的店，甚至抄走了父亲的维修工具，兑现了那公社书记“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手掌”的誓言。同时宣判父亲为“管制分子”，时效3年。成都无法工作，父亲无奈于1966年初又举家搬回重庆这个伤心地。在那位书记的授意下，街道办事处根本不予安排工作，欲置我全家于死地。
文革开始，我们家进入最艰难困苦的时代。由于父亲被剥夺工作权利，生活来源断绝，一大家人吃饭无着。几个哥哥姐姐只得拿着扁担去做临工，到河边担河沙、水泥、石灰，参加修路，挣得最基本的活命钱。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医科大学的大姨妈也参加洗衣组，洗卧铺列车上的被子。我的母亲曾经就读于上海商科学校，精通英文和日文，离家之后也只能在煤矿做体力活。她每月将一半工资（40元）寄回家维持我们的生计。在贵州地质队的舅舅，也每月寄生活费支持我们。我们食不果腹，一日两餐稀饭咸菜。红卫兵三番五次来抄家，拿走所有值钱的东西，批斗、游街成为家常便饭。
地段罗大户以整人为乐，有一天晚上将父亲关在地段学习室，用轮胎条子狠命抽打。父亲后背道道血条，半夜里痛得解不出小便。罗大户指挥红卫兵每两天批斗父亲一次，游街示众。父亲行走困难，服用一颗止痛片后，在我一个姐姐和哥哥搀扶下，在红卫兵群拥下，头戴高帽子，游过大街小巷，游到我那唯一有正式工作的一个姐姐的单位示众。罗不时还要挟小姨去交待问题，要小姨检举揭发父亲，打得小姨遍体鳞伤。第二天又拿药来我家给小姨擦,声称当时是打在小姨身上，疼在他心里等等。小姨伤好后，罗又恢复了原来的态度。即便此时，父亲仍然不屈服，认为凭手艺挣钱吃饭天经地义，自己根本没犯法。
已是70年代，父亲又经好心人介绍，由涂山人民公社出发票，到各单位上门修理打字机，不到半年又被那罗大户向公社施压而中止。1976年初，渝中区交通机械厂聘请父亲，拿出门面房让父亲开业干老本行。才几个月，地段罗大户又气势汹汹带人将父亲铐走，宣判父亲抗拒改造，劳改五年，送长寿菩提山农场。
无奈之下，大姨妈也和父亲离婚，带着她的5个孩子离开了家。我和哥哥、姐姐为了生存也各奔东西，只剩下小姨留守家等候父亲归来。有一天我和两个姐姐去看守所看父亲，父亲蹲在那里显得特别瘦弱，我的后背一阵发凉。已是6次创业，皆被人毁掉，几次被劳改的父亲，这次恐怕在劫难逃，可是父亲仍然不放弃希望，坚信“天下没有不变的物质，总有一天，问题会解决”。这是父亲的口头禅，我们兄弟姐妹私底下也当笑话来自嘲。
1982年，父亲平反获释回家，并得到360元的国家赔偿。一家国营单位主动聘请父亲为顾问，恢复老字号办厂，组装打字机。效益非常好，解决了几十个职工子女就业。当时父亲已近70岁，那是父亲的第七次创业。
1987年，74岁高龄的父亲和我们儿女一起开始了他的第八次创业。这次父亲遇到一个好领导。我们企业所在区的区长当过知青，非常开明。他佩服父亲70多岁的创业精神，全力予以支持。父亲这个曾经的右派、黑五类、坏分子、特务嫌疑，先后以民建会员的身份当选为政协委员、工商联理事。我们的企业口碑良好，多次获得“十佳企业”、“纳税先进”、“优秀私营企业”、“守合同重信用”等等殊荣。1994年，80岁的父亲退休，将事业的接力棒交给跟随他一起创业的三个姐妹，安享晚年。
1997年，我们三姐妹将企业改名，加进父亲的名字“魏家文”，以纪念父亲的创业精神。 2004年4月的一天，父亲已经卧病在床，他欣慰地告诉我们，幸亏邓小平让他赶上了幸运末班车，他今生已经没有遗憾，并嘱咐我们在他去世之后将骨灰撒进长江。一个月之后，90高龄的父亲安祥地离开了我们。那年5月，我们按父亲的遗愿，将老人家的骨灰撒进长江，流经忠县故里，汇入大海。
一个右派的余悸 梅桑榆
1958年，杨先生所在的单位为完成指标将他划为右派。一无材料，二无批文，他便被送往劳改农场。大炼钢铁期间，劳改犯被派去支援炼钢，杨被高温烤昏，从高炉上摔下，经医生抢救，幸而未死。三年大饥荒期间，许多犯人病饿而死，杨因过度饥饿劳累而倒下，人还未死，便被管理人员抛入干沟。场医刘某与他有旧，冒着很大风险，悄悄叫人将他抬到一个麦场上，夜间送些稀粥、菜汤喝，并写信通知其妻前来。在刘场医和妻子的照顾下，杨先生渐能站立走路，重回劳改农场宿舍。
劳改场因饿死大量减员，总场决定将分场合并。杨先生随队转移，由于身体虚弱，走出几里地便晕倒在路旁，管理人员再次把他当死人抛弃，醒来时发现队伍已不知去向。这本是一个逃走的好时机，但他却牢记管理人员的训教：“无论你们逃到哪里，都逃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逃跑，只能使自己罪加一等。”于是他又拄着树棍，硬撑病体，赶往总场报到。他每天只走几里地，白天乞讨，晚上宿在农家的草堆里。
上世纪90年代末，杨先生已成为杨老。杨老向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之后（我答应将整理发表）不久的一天，我接到母亲的一个电话，说她收到一封信，是一位杨先生写给我的，信写得很简短，说有要事商谈。我立刻给杨老打电话，问有什么要事。他说，他是从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打听到南京我母亲的地址的。他让他的老伴告诉我：“你要把老杨的经历写出来，我们觉得有些不妥。以后万一政策有什么变化，或者再来什么运动，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不利，我怕老杨说的那些事又要成为罪证。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写出来没什么意思。我们只想平平安安度过晚年，不想再惹祸，我们这个年龄实在经不起什么打击了。我请求你不要将老杨那些往事写出来。老杨的录音磁带，请你保存好，千万不要交给别人。什么时候回来，请你把磁带带回，还给我们。拜托拜托！”
她的话令我十分惊讶，想不到在许多人对那个时代已经淡忘，甚至对那个时代大怀其旧的今天，我竟然还会听到这样的语言。想不到时隔40年，那个时代的阴影仍未从两位老人的心头抹去，当年那非人的折磨与迫害，至今仍使他们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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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刘少奇的大儿子刘允斌所在的那个企业不在我家这个区。我们早就听说“刘贼的大狗崽子”被挖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区的人一直无缘参加斗争。忽然有一天，“刘贼的大狗崽”要轮到我们这个区游斗，大家老早就跑到大街上等候。刘允斌站在大卡车的车斗前面，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左右两个带红袖标的人用手捉着他的两个肩膀。所到之处，人群中一片唧唧咕咕议论声：“像，像，的确是像。”他脸色惨白，像一张纸，没有一点血色，目光呆呆地看着前方的马路和人群，一动不动。至今他在我的印象中仍然像是一张静止的照片，不知道他的眼神和面孔若动一动是什么样子。不久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刘允斌在二道沙河卧轨自杀了。两三天后，我正在楼院里和一群同龄小朋友们玩耍，突然看到两架直升机飞过天空，并在天空盘旋了两三圈。孩子们都没见过直升飞机，十分兴奋，跳着喊着追看了半天。第二天，广播说周恩来总理飞抵我市，出席我市轨枕制造厂的落成典礼。事后大人们说，周实际上是专为处理刘允斌的后事而来。二道沙河是一个郊外小村，一条从主干铁路分出的支线，从村边农田穿过，直指北部的中蒙边境。有一次我乘车路过那里，突然想起刘允斌卧轨的事，朝着这那条支线铁路凝望了很久，心想：他怎么会在深夜时分走到离市区这么远的一个荒凉小村来卧轨呢？他在一步一步走到这里来的路上想了什么呢？生命是多么可贵，难道还有比死亡更不能忍受的事情吗？
父亲的骨气 燕 云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在街头偶遇许XX（建国初期任城关镇的武装队长），他对我说：“你父亲这个人不简单，我服了！”我说：“你认识他吗？”他说：“有过一次接触。那是清队时，我们单位有个干部，交代自己的经历不清楚，几次追问，也没谈具体，最后说方润先生知道我这一情况。负责专案的同志就决定去找他提到的那个方润先生取证。
“我和另外一个同志一行两人，到你家中向你父亲调查。他娓娓道来，把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凭他提供的信息，根本达不到想把那个干部定为反革命分子的目的。与我同行的那位同志火了，对你父亲一再威逼、训斥，叫他老老实实坦白交代。你父亲始终从容不迫，毫不改口。最后那位同志把自己的记录交给你父亲，说这是你说的，我记的，你签个字！其实他并未按你父亲说的记，而是按自己想把那人定为反革命的需要来记的。
“你父亲接过细看之后，拒绝签字，说本人亲笔写的证明更具证明的可靠性，你们不是要求凡本人能写的就本人亲笔书写吗？我本人亲自写份证明材料，你们明天来拿！我的这位同行者平素调查时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无往不胜，这次都被你父亲给镇住了，只好第二天来取你父亲写的材料。
“我多次搞外调，一般来讲，接受调查的人对外调人员都是毕恭毕敬的，外调人员把自己的记录交其签字时，大多是说你们记的还会有错吗？看都不看就签字了。你父亲非但不在记录上签字，还坚持要自己写，这确实少见。如果那天他在记录上签了字，很可能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冤假错案，以后又要重新调查平反落实政策。我们当时不知道方润先生是你父亲，是以后才慢慢知道的。”
九岁的反革命翠儿 刘 路
我8岁上小学那年，记得语文课文都是一些“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之类的政治口号。老师教得很认真，反复警告我们，这几个字绝对不能写错，更不能乱写。说这话时，老师的脸色铁青，我吓得大哭，尿了裤子。老师不知所措，只好把我送回家。
回家以后，我坚决拒绝再去上学。父母无奈，就决定让我第二年再读。第二年刚上学，我们学校就出了一件政治大案：比我高一个年级，一个叫翠儿的9岁女孩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了！
当时的胶东国贫民穷，学校的办公费主要依靠学生勤工俭学，高年级的学生养猪种地，低年级的学生养兔子。为了给兔子提供食物，我们常常要在寒冷的冬天到野外去挖野菜。学生们连棉鞋都穿不上，更不用说戴手套了。一些聪明的学生就挖鼠洞逮老鼠，将老鼠皮剥下来做手套，鼠肉则烧着吃。那时人太穷，田里没有粮食可偷，连老鼠也又瘦又小，常常几个老鼠皮做不成一副手套。
有一次，翠儿和小伙伴们捉到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剥下皮来竟然可以做一只完整的手套。翠儿高兴极了，脱口说：“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
当时流行一首革命歌曲，其中有两句歌词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翠儿一言既出，其他同学也跟着唱起篡改了的歌词：“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爹亲娘亲不如老鼠皮亲。”由于新奇、有趣，被篡改的歌词一时流行校内外。
这两句歌词传唱到我们班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唱。后来老师追查的时候，全班54名同学齐刷刷地站起了53名，只有我一个人稳稳地坐着。
翠儿最终因是歌词的原篡者当上了反革命分子，每次开批斗会都跟着地主、富农、坏分子以及像我爷爷那样的“历史反革命”，一起被押上台接受群众批判。那些成年被批斗的对象都是五花大绑，在台下排山倒海的口号声中由两个年轻力壮的大汉两边夹着押上台，翠儿则由一个大汉揪着头发，脚不沾地提上台。久而久之，翠儿的头发被揪光了，造反派们就提着她的衣领。有一次，我在露天的主席台下，亲眼看见她被衣襟勒得当场翻白眼昏死过去。
1972年冬，大规模的批斗会不太开了，不少斗争对象都回了家。翠儿因是现行反革命，她的父母和学校都不肯收留，翠儿流落街头。有一次，好像是年末，学校已经放寒假了，我护校时，在学校影壁后面见过她避雪，衣衫褴褛，像三毛一样飘零的几根头发，还有一双惊恐的小老鼠一样的眼睛。
第二年，我们村里的人都没再见过她，她家里的人也没有找过她，这个小女孩从此无影无踪。她大约已经死在那个恐怖的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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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舅舅张振文，桐乡屠甸人，外公是开米行的，家里还算殷实。抗战时，一家人乘一艘脚划船，逃难到海宁。当时还是热血青年的舅舅，一路唱着《松花江上》，流浪到硖石。初到海宁，人地生疏，一时无以为生，舅舅只好托人到当地的抗日队伍（解放后被定性为土匪部队）里做伙夫，后又经人介绍到国民党的一个乡公所当文书。解放后，舅舅开始了新生活，在硖石一所小学里当了一名教师，并光荣地当选为镇人民代表。这一段时间里，舅舅尽心尽力做着他的教师事业，并娶妻生女，生活安定。文革一来，舅舅因历史问题被学校开除。经母亲牵线，舅舅到建设公社鸟船村大队当了一名小队会计。1970年，中央发动“一打三反”，因这段历史，舅舅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公社、大队轮番批斗。那时我十五六岁，因父亲去世，全家随教书的母亲住在鸟船村大队的小学校舍里。每当看到舅舅佝偻着背走进大队部去挨斗的身影，看到母亲一脸的无奈，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桐乡人
往期订正 徐化扬
（一）第一期，焦国标撰《发刊词》
原文：1984年，四类分子全部平反。
读者按：“平反”一词不妥。
（二）第一期第69页，王佳佳《会六国语又如何》
原文：这样的会开了一年多，就等着父亲说话。我父亲一看拖不过去，就提了一条意见，于是被定为右派，
读者按：什么会开了“一年多”？似应是“一天多”。
国标回应：“这样的会”，不是“这个会”，也许有一年多的可能。
（三）第三期第10页，沈云彪《我丢弃了父亲的骨灰盒》
原文：1953年，父亲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
读者按：胡风案发生于1955年。
（四）第三期第25页，刘斌夫《父亲的一次粗疏》
原文：1953年搞清查，父亲被查出涉嫌贪污150多万元。这是个天文数字，以时价计，可买60万斤大米。
读者按：应是旧币150万元，即1954年新币150元，约合1500斤大米。
（五）第三期第98页，王誉虎《父亲王药雨》
原文：张（锡纯）是中西医学汇通派的代表人物，倡行中西医结合，有巨著《医学折衷参西录》行世。
读者按：书名可能错了，应是《医学中中参西录》，意思是“以中医为中心，以西医为参考”。读者在一位已故老中医那里见过这本书。
（六）第四期第48页，大隐《忆苦思甜全过程》
原文：“忆苦思甜大会”会台中央的桌子上有一个话筒。会台旁边设有席位，村革委会成员就坐在那里。
读者按：当时无“村革命委员会”一说，应或是大队革命委员会。
（七）第四期第49页，大隐《忆苦思甜全过程》
原文：忆苦思甜饭，一般是用糠皮、麸皮和萝卜叶子掺一起做成的菜团。
读者按：似乎全国都叫“萝卜缨子”，无论规范还是方言。
国标回应：也许植物学上可以叫萝卜叶子。
（八）第四期第98页，冉云飞《补白》
原文：斗争大会将著名的民主人士牛荫冠的鼻子，用铁环穿起来，令其儿子、党员牛友兰牵着游街，把牛荫冠被活活斗死。四九年后，牛友兰官至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读者按：牛友兰是父，牛荫冠是子。牛荫冠官至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康德语 焦国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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