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21 01:21:46）
今天是端午节。中国将端午做为一个特殊的节日，全国放假，举国欢庆，以怀念一个伟大的人物——屈原。因屈原的抗秦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宁投江也不肯背楚而从秦。也因其投江而有了赛龙船、吃粽子的纪念活动。
何为国？许倬云的《说中国》一书，将中国定义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是个‘天下’，它没有边界，可是周边对中央王朝有不同程度的归属”。
战国时代，有七国。但代表中原文化的是秦。先秦时代，“中国”一词使用的定义，与其它的族群并举对立。故《左传》中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楚被称为南夷。《诗经·鲁颂》中也有“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一说。楚则是与百蛮合作而立国的。直到今日的中国象棋，仍沿用着“楚河汉界”一说。
按照当时的“中国”概念和秦统一七国而立“中国”的概念，屈原岂不成了破坏统一和破坏“中国”的人？屈原只爱其一方之利而坏了未来中国的大局？
中国的历史中有无数此类的人物。如岳飞的“精忠报国”！但宋时，大部分现今中国的领土中，宋只剩了极少的一部分。并最终被元替代了。元成了中国的统一者。中国被外族所征服了。按照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有的为元做官的中国人不都成了“汉奸”和“卖国贼”吗？也因此有了“明”收复失地，“解放”和重建了“中国”一说。但元不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吗？
“中国”第二次被外族所统治的是清。那时也有许多抗清的英雄和爱国者。但清不是中国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吗？清前就有汉人为满人效力而被称为“汉奸”。吳三桂更被称为“卖国贼”！那些后来的汉官也都背着不太好的名声。那么李自成是否也应称为是“卖国贼”呢？如果没有明未的农民起义的战争，是否清仍无法入关而灭明呢？
明朝收复失地时，并未将边界和管辖权扩大到长城之外。长城成为了从秦开始到明时代的中国边界。是清打破了长城的限制，将中国的边界扩大了。并在民国成立后，经过满清皇帝的逊位诏书，确认将全部的领土转移为中华民国。这才是中国疆域延续满清帝国领土的法律依据。
从现今的中国领土而言，大约没有人愿意否定清的历史是中国的历史的一部分，更没有人愿意将长城做为现在中国的边界！那么到底什么是国？什么是爱国呢？爱的应是什么样的国呢？
从历史上看，每个朝代都有中国不同的代表者和不同的疆界。既有被称为代表农民起义的失败者，也有代表农民起义和代表某些势力的改朝换代的成功者。其中哪些是挑起了内战的坏国者？哪些是代表正义的“革命”者呢？是以成败论英雄吗？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又应如何定义和评价呢？
历史的教科书上曾有将太平天国当作代表农民利益的正义之说。但实际上和许多所谓的农民起义一样，他们都不满于当时的皇权统治者，但争取的并非农民的利益而是自己当皇帝的地位。
历史的敎科书上也曾将义和团当作代表正义的化身，在抗击外来的西方势力。但义和团不是从“反清”到“扶清灭洋”再到“扫清灭洋”的吗？“反清”是一种爱国主义吗？还是“扶清灭洋”是爱国主义呢？
抗日战争毫无疑问都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战争。因为是外国而不仅是中华文化中的外族侵略战争。但如何定义中华文化中的各国和各族之间的战争呢？当然后人无法用今天的事实变化界定当时的环境条件下的国与爱国的是非。但可以借鉴的是国与爱国的区别。
孔子曾周游列国。只强调自己坚持的中华文化，而不坚持是鲁还是齐。也可称为心中只有“天下”的“中国”，而非国界限制的七国的国。这是否比屈原只有楚之国，而无中华文化的“天下”更爱“中国”呢？或者，孔子是个最不爱国而落个最终无国，不得不异死他乡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曾有陈胜、吳广的起义。这是因不爱国，还是因正义而要推翻现政权而争取农民利益呢？朱元璋的起义抗元到底是一种爱国的行为，还是为了皇位的争夺？或是一种卖国行为？（明让中国的疆界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这在今天看是一种卖国的行为。）
还有许多战争之后的政权变更。这大约都不能用是否爱国来界定，而应用争取权利来界定。也许争的是皇权，也许是为了争民权而变成了皇权。总之历史上的许多内战并非与爱不爱国相关，而只是对当时的政权（皇权）是否满意！许多皇权也有国泰民安的时期，但皇权制度永远无法保证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一但失去民心民意就会被暴力推翻。（皇权没有谈判的余地）今天许多人常常将历史上的爱国与爱皇权混为一谈。其实爱国与爱皇权是两回事！
中国近代史上最典型的是辛亥革命。这是爱国但改变皇权统治的革命。从此有了中华民国。此后有了三次国共合作。最后一次的合作希望建立民主共和，但却以三年内战划分为两个政权。一个仍是中华民国，一个是新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论是哪个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严格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而是建立了一个以大陆现有疆界为治理基础的新政权。这个政权自恢复了联合国的地位之后，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认可代表着整个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地位。包括代表着中华民国所管辖的台湾以及香港和澳门地区。这是个国家疆域的概念。连中华民国也同样坚持他代表着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疆域。
但台湾的实际管理权和部分涉外权并不在这个政权的管辖之内。如果一定要坚持这是新建立的国家，则就可能迫使台湾的独立。而失去国家的完整性。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朝代更替而产生的疆域变化正在于坚持的是国家的统治疆域而非政权的变更。只有清退位时强调了政权变更而疆域不变。既政权可以变更，但疆土不因政权的变化而变化。
在这种理念之下的爱国，则对两个不同的政权之下的国民而言，爱中都应包括着另外一部分疆域和在那个疆域中生活的人。否则又何言是中国，是中国人呢？中国文化和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天下”，也许更能体现中国的“国家”概念。这也许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香港投票否定了政改方案。有人评论是不爱国。但真的是香港想独立吗？香港想脱离中国的管辖和保护吗？也许否决的只是政改方案中的某些条款，而不是否定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美国最近曾发生了学校学生的罢课游行，他们只是坚持我爱这个国家，就要有批评这个国家制度的权利。尤其是多党制的民主制度中，对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批评都是民主权利的一部分。但对执政党或在野党的批评都是希望这个国家好的爱国精神。不能把对执政党的批评和对国家现行制度（包括宪法）的批评看作是不爱国和卖国。
但在中国大陆许多微博上的评论却将这两者混为一谈。甚至一有批评就变成了卖国贼！没有国家控制权和不了解国家机密的民众如何能出卖国家呢？又如何象贼一样把国家偷走呢？
我们爱这个国家。但不等于一定要爱这个国家现行的制度和法律！否则还要什么改革呢？现行大陆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对当时法律与制度的挑战！从小岗村到三资法，从南巡讲话到市场经济，从私有经济为辅到同等重要，几乎每一步都是打破了旧的法律而推动新的制度的建立。没有对国家的爱，又怎么会有这样的改革呢？谁又会为了不爱国而推动国家制度的进步呢？
民众无论如何批评现有的制度或是批评现有的政策以及批评执政党，大多是为了制度、政策和执政党能让人民的生活更美好。如果真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就会发生新的革命了！之所以坚持和拥护改革，恰恰是希望用非暴力的协商方式来改变现状，共同建设一个美好的国家。
当端午节纪念屈原时，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其投江而不愿从秦。更多的是其主张推行“美政”，进行改革。在于其力主联齐抗秦，保国安民，最终以死捍卫自己的理想。如果仅仅将屈原做为是简单的爱国，而忽略了屈原力主政改而被旧贵族攻击，被楚顷襄王流放。那就有些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失去了纪念这个伟人的真正意义。
为什么在纪念屈原的同时，却忘记了要誓死捍卫自己的理想。为爱国就必须坚持推动国家的政治改革呢？是否从秦仅是个人的选择，但推动国家制度的改革则是惠及民生的改善。这是两个不同的人生角度。
中国更需要的不仅是爱国。而是需要将这个国家建设的更好。这就需要不断地推动制度的改革，让国家制度能为国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充分的保护国民的权利，让国民可以拥有自己充分的自由，让国民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让国民更加富有，国家更加强大。
借端午之机，重新认识什么是国？什么是爱国？重新认识屈原对今天的启示和意义是有必要的。也许社会缺少的恰恰是屈原用生命捍卫自己理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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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1日星期日
2015年6月10日星期三
吴思：转型清算律
2015-05-30
来源：《财经》杂志 作者：吴思
之前读了一些关于转型和赦免的书。这是计划外的，因现实问题及争论带来的。所谓现实问题及争论，即中国如何向民主宪政转型，动力何在，转型时如何处理历史问题，如何把阻力变成动力。我提出了“以特赦促政改”的设想，引起了争论，必须到中外历史中寻找依据和规律。
中国史方面，开头读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赦宥考，马先生的活儿做得比较粗。再看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中的赦考，分类细致，考证详实，省却了后人许多麻烦。读了沈先生的考证，中国历史上有多少种赦，为什么赦，赦宥时会出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大体就明白了。
沈先生没做清朝部分，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得出中国历史上的赦免数据：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共2132年，以中原正统王朝计，有1716赦，平均1.24年一赦。为何如此频繁？简单说来，就是交易合算。皇帝在各方面买好，铲事，所付不多，所得不少。
世界史部分，一查才发现，讨论转型的书还真出了一些。中国出版界没有缺位。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早就读过，带着问题再读，又有新的收获。后者描述了各国威权政府向民主宪政转型的历史，亨廷顿发现一种矛盾：追求正义和真相，有时可能威胁民主。因此，他建议民主派遵循这条准则：如果官方主导的转型过程启动，不要试图因为其侵犯人权罪而惩治威权政府的官员。这种努力的政治代价将会超过道德上的收获。
《第三波》记载，1985年，乌拉圭军人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成功，民选总统桑格内蒂提出了一揽子对军方的大赦计划。在关于大赦法的辩论阶段，民意调查表明，72%的公众反对大赦，但立法机关仍然通过了大赦法。反对派发起签名运动，要求把大赦法提交全民公决，四分之一选民签名。军方则威胁说，不会默认废除大赦法。1989年4月16日公决，53%的乌拉圭民众赞成赦免，追讨惩罚性正义的人们再次失利。
林茨和斯泰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讨论南欧、南美和苏东的转型经验，有史有论，质量上乘。我们可以了解已经历过转型的地区如何出事，如何转型，和其他政体相比有什么优势，又有哪些弱点。
朱云汉等人的《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金雁的《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读来也有类似的体验。
奥唐奈和施密特的《威权统治的转型》是一套四卷本大作中的最后一本，为前三卷做结论。在他们笔下，转型好比一场大戏，有开幕，有发展，还有高潮。不同的角色在戏中互动，有分有合，各有各的算计。可惜前三卷未译成中文，结论固然精彩，却少了史实的铺垫。
苏联转型，有科兹和威尔合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从官僚集团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解读苏联转型，出人意料又言之成理，读了颇受启发。确实，苏联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是一个常量，变化不大，变化最大的是官僚集团的想法和行为。那么大的一个集团，他们想什么？追求什么？如何实现？追问下去，苏联转型动力的另外一面便浮现出来。
英国教授瑞格比的《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专论历史罪行的清算与赦免。从“二战”之后的欧洲清洗，说到苏东转型之后，横跨南非、拉美和中东。从世界史的角度一看，其对阶级敌人的清算是最彻底的，极右的西班牙佛朗哥也不相上下。两端相似，中间则大打折扣，一折再折。从历史后果的角度看，打折比彻底好。
上述书中有一例涉及赦免的法律问题：1991年，前南斯拉夫在转型中发生了种族战争，四年间死亡25万人，其中九成是平民。200万人流离失所，三四万妇女被强奸。1993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负责审判1991年以来严重侵犯人权者。1995年10月，经过国际斡旋，交战各方达成停火协议。问题在于，实现停火、维护和平均需要一些政治家和指挥官的参与，而这些人正是谋杀、强奸、虐待和种族清洗的直接行动者或怂恿者。一种声音认为，许诺大赦也许更为妥当，它将对军事和政治领袖产生强烈刺激，促使不同派别达成和平协议，挽救更多的生命。面对两难处境，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办法是：拖延14个月后，才任命了特别法庭的总审判官。第一年的特别法庭工作计划成为一纸空文。而且，特别法庭无权查找和逮捕那些被起诉的人犯，国际部队也不执行捉拿通缉犯的任务。
在这个案例中，法律落空了，但和平实现了。
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满篇数学模型，但抽象出来的几个影响转型的变量及其关系，确实既有新意，又有见地。他们认为，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级缺乏，将造成民主的困境。一极想共产，一极想自保，在冲突如此激烈的社会里，民主如何诞生，又如何巩固？南美民主制度的几次反复，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读中国史，我很想按照老路子找找定律，但没有找到。读世界史，不敢有找规律的抱负，却和一条疑似的定律撞了个满怀。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写到，威权向民主宪政的转型大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改革，执政党主导；第二种是替代，民众推翻政权；第三种是改替，官民势均力敌，上下协商改革。在亨廷顿笔下，这三类转型与清算的关系非常清晰：官方主导的转型不会有清算；民间主导的转型会有清算；官民协商的转型比较折腾，通常以揭露真相代替清算。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亨廷顿没说。依我之见，在各国的转型历史上，赦免程度，甚至揭露真相的程度，都是由官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其背后的道理是：赦免和清算的力度，由决策者的利害计算决定，也就是说，由决策者的成本收益决定。在官方主导的转型中，决策者趋利避害，自然会努力降低成本，自己赦免自己。实力对比和利害计算都是真家伙、硬东西，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
在我看来，三种转型与清算的对应关系，分明就是一条定律，可称为“转型清算律”。简单说来只消一句话：政府主导的转型没有自我清算。不过，没有对加害方清算，对受害方的补偿还是会有的，如果受害者努力争取的话。只是平反补偿的比例高，清算的比例却低得不值一提。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平反清算周期律》，依据的是明朝史实。现在扩展一下，进入世界各国的转型史，就成了转型清算律。时空距离遥远，但背后的道理相同。明白了这条定律，不仅可以预测未来，各种势力如何主动运用，趋利避害，更是引人遐想。
中国的转型尚未完成，我们是后发国家。后发有后发的优势，那就是通过读史，学习成功者的经验，吸取失败者的教训。
作者为历史学者，著有《潜规则》
来源：《财经》杂志 作者：吴思
之前读了一些关于转型和赦免的书。这是计划外的，因现实问题及争论带来的。所谓现实问题及争论，即中国如何向民主宪政转型，动力何在，转型时如何处理历史问题，如何把阻力变成动力。我提出了“以特赦促政改”的设想，引起了争论，必须到中外历史中寻找依据和规律。
中国史方面，开头读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赦宥考，马先生的活儿做得比较粗。再看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中的赦考，分类细致，考证详实，省却了后人许多麻烦。读了沈先生的考证，中国历史上有多少种赦，为什么赦，赦宥时会出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大体就明白了。
沈先生没做清朝部分，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得出中国历史上的赦免数据：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共2132年，以中原正统王朝计，有1716赦，平均1.24年一赦。为何如此频繁？简单说来，就是交易合算。皇帝在各方面买好，铲事，所付不多，所得不少。
世界史部分，一查才发现，讨论转型的书还真出了一些。中国出版界没有缺位。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早就读过，带着问题再读，又有新的收获。后者描述了各国威权政府向民主宪政转型的历史，亨廷顿发现一种矛盾：追求正义和真相，有时可能威胁民主。因此，他建议民主派遵循这条准则：如果官方主导的转型过程启动，不要试图因为其侵犯人权罪而惩治威权政府的官员。这种努力的政治代价将会超过道德上的收获。
《第三波》记载，1985年，乌拉圭军人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成功，民选总统桑格内蒂提出了一揽子对军方的大赦计划。在关于大赦法的辩论阶段，民意调查表明，72%的公众反对大赦，但立法机关仍然通过了大赦法。反对派发起签名运动，要求把大赦法提交全民公决，四分之一选民签名。军方则威胁说，不会默认废除大赦法。1989年4月16日公决，53%的乌拉圭民众赞成赦免，追讨惩罚性正义的人们再次失利。
林茨和斯泰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讨论南欧、南美和苏东的转型经验，有史有论，质量上乘。我们可以了解已经历过转型的地区如何出事，如何转型，和其他政体相比有什么优势，又有哪些弱点。
朱云汉等人的《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金雁的《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读来也有类似的体验。
奥唐奈和施密特的《威权统治的转型》是一套四卷本大作中的最后一本，为前三卷做结论。在他们笔下，转型好比一场大戏，有开幕，有发展，还有高潮。不同的角色在戏中互动，有分有合，各有各的算计。可惜前三卷未译成中文，结论固然精彩，却少了史实的铺垫。
苏联转型，有科兹和威尔合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从官僚集团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解读苏联转型，出人意料又言之成理，读了颇受启发。确实，苏联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是一个常量，变化不大，变化最大的是官僚集团的想法和行为。那么大的一个集团，他们想什么？追求什么？如何实现？追问下去，苏联转型动力的另外一面便浮现出来。
英国教授瑞格比的《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专论历史罪行的清算与赦免。从“二战”之后的欧洲清洗，说到苏东转型之后，横跨南非、拉美和中东。从世界史的角度一看，其对阶级敌人的清算是最彻底的，极右的西班牙佛朗哥也不相上下。两端相似，中间则大打折扣，一折再折。从历史后果的角度看，打折比彻底好。
上述书中有一例涉及赦免的法律问题：1991年，前南斯拉夫在转型中发生了种族战争，四年间死亡25万人，其中九成是平民。200万人流离失所，三四万妇女被强奸。1993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负责审判1991年以来严重侵犯人权者。1995年10月，经过国际斡旋，交战各方达成停火协议。问题在于，实现停火、维护和平均需要一些政治家和指挥官的参与，而这些人正是谋杀、强奸、虐待和种族清洗的直接行动者或怂恿者。一种声音认为，许诺大赦也许更为妥当，它将对军事和政治领袖产生强烈刺激，促使不同派别达成和平协议，挽救更多的生命。面对两难处境，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办法是：拖延14个月后，才任命了特别法庭的总审判官。第一年的特别法庭工作计划成为一纸空文。而且，特别法庭无权查找和逮捕那些被起诉的人犯，国际部队也不执行捉拿通缉犯的任务。
在这个案例中，法律落空了，但和平实现了。
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满篇数学模型，但抽象出来的几个影响转型的变量及其关系，确实既有新意，又有见地。他们认为，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级缺乏，将造成民主的困境。一极想共产，一极想自保，在冲突如此激烈的社会里，民主如何诞生，又如何巩固？南美民主制度的几次反复，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读中国史，我很想按照老路子找找定律，但没有找到。读世界史，不敢有找规律的抱负，却和一条疑似的定律撞了个满怀。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写到，威权向民主宪政的转型大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改革，执政党主导；第二种是替代，民众推翻政权；第三种是改替，官民势均力敌，上下协商改革。在亨廷顿笔下，这三类转型与清算的关系非常清晰：官方主导的转型不会有清算；民间主导的转型会有清算；官民协商的转型比较折腾，通常以揭露真相代替清算。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亨廷顿没说。依我之见，在各国的转型历史上，赦免程度，甚至揭露真相的程度，都是由官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其背后的道理是：赦免和清算的力度，由决策者的利害计算决定，也就是说，由决策者的成本收益决定。在官方主导的转型中，决策者趋利避害，自然会努力降低成本，自己赦免自己。实力对比和利害计算都是真家伙、硬东西，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
在我看来，三种转型与清算的对应关系，分明就是一条定律，可称为“转型清算律”。简单说来只消一句话：政府主导的转型没有自我清算。不过，没有对加害方清算，对受害方的补偿还是会有的，如果受害者努力争取的话。只是平反补偿的比例高，清算的比例却低得不值一提。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平反清算周期律》，依据的是明朝史实。现在扩展一下，进入世界各国的转型史，就成了转型清算律。时空距离遥远，但背后的道理相同。明白了这条定律，不仅可以预测未来，各种势力如何主动运用，趋利避害，更是引人遐想。
中国的转型尚未完成，我们是后发国家。后发有后发的优势，那就是通过读史，学习成功者的经验，吸取失败者的教训。
作者为历史学者，著有《潜规则》
2015年6月3日星期三
徐贲：当代犬儒主义的良心与希望
发布时间：2014-07-17
核心提示：现代犬儒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已经蜕变为一种将道德原则和良心抛到一边的虚无主义和无为主义。犬儒主义经常是一种弱者的自我保护手段，因为受过太多的欺骗，上过太多的当，受过太多的伤害，所以变成什么都不再相信。犬儒主义首先是对“人”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它断言，人的一切善行和利他行为后面都一定有利己功利和不可告人的动机。它因此根本不相信人能有引导自己善行和利他行为的良心。
人们一般把良心看作是个人对善恶、是非的判断，我在《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以下简称《良心》）一书里并非要取代这样的良心观，我只是要在这样的良心观之外，重新确定个人良心与他者的关系，也就是伦理学家菲利普·戴尔海（PhilippeDelhay）所说的，“良心指的是一种由一些人分享的知识”，并在此意义上成为“良知”。[i] 良心（conscience）一词是从拉丁文conscientia一词而来，原来的意思是人与人之间“默契的知识”。与他人的联系其实早已包含在“良心”最早的意思里了，良心不只是一种直觉的情感或情绪，而且更是一种基于道德知识的，针对具体事情和境遇的实践性判断和行为。
良心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被界定、言说和成为行为的。孤独的个人难以鼓起良心勇气，与他人一起的共同行动则会使孤单的个人勇敢起来。前东德的一位秘密警察曾经这么说：如果有十个人上街，我们会把他们都抓进牢里；如果有一百个人上街，我们会用警棍把他们揍趴下；如果有一千个人上街，我们会驱散他们；如果有一万个上街，我们会站着他们前进的道路上；如果有十万个人上街，我们会在一边看着；如果有一百万人上街，我们会加入他们！
人的良知受外界的影响，道德信念并非由个人一己所独创，自我意识（有良心或无良心）也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显现的。因此，法学家罗伯特·费希尔（RobertK. Vischer）在《良心与共善》中说，“良心的本质就是一种个人与更广大的事物的联系，不只是因为我们在与世界的交往中产生了道德信念，而且也因为我们让这样的信念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了某种权威，虽然它未必要求别人都同意，但却会让别人都能理解。”[ii]《良心》一书中的种种讨论也是如此，它们未必能让读者都同意，但在内容和表述上尽量要让他们都能理解，因此讨论都是从当下现实和伦理实践着眼，其中也包括良心不能迷失于犬儒主义的问题。
不自由的良心
良心的价值不只在于它是一种知识，而且在于它能成为行动。行动是良心的表达，也是良心的活跃状态。不能表达良心，人便渐渐变得没了良心。在有的环境里，良心被降低到了不能够活跃的状态，许多人碰到与善恶、是非有关的事情，不敢管也不愿管，甚至连议论都不敢或懒得麻烦，他们独自躲在一旁，失去了彼此的道德联系。美国黑人诗人保罗·顿巴（PaulLaurence Dunbar）在一首叫《良心与懊悔》（Conscience andRemorse）的小诗里，称这为“与良心道别”。他写道：
“再见，”我对良心说—
“再见，再见”
我甩开她的手
转过我的脸；
良心受了伤
从此再不回来
然而，有一天我的心
厌倦了在走的路；
我大叫，“回来吧，良心；
我渴望再见到你。“
但是，良心哭道：“我不能；
代替我的是悔恨。“
人文主义者关心个人的良心（良知）、悔恨（又称“良心阵痛”）、忏悔（又称“良心发现”）由来已久，也早已察觉良心并不只是受个人善恶意愿的支配。蒙田在《论良心》里说，“良心可以使我们恐惧，也可以使以我们坚定和自信，我敢于说人生道路上经过许多险阻而步伐始终不乱，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意图深有了解，自己的计划光明正大。”[iii]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如此看待良心，似乎可以被美国作家梭罗引为同道。但是，蒙田在这篇论良心的短文中对良心必然带来勇气表示怀疑，这与梭罗对良心勇气信心满满似乎有所不同。
蒙田是从“酷刑”的作用来考量良心的，他认为，发明酷刑的人最初非但不是为了摧毁良心，反而是为了考验和证实良心。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良心经不起这样的考验。蒙田说，“（发明酷刑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良心力量的想法上的，因为对有罪的人，似乎利用酷刑可以使他软弱，说出他的错误；然而，无罪的人则会更加坚强，不畏酷刑。说实在的，这个办法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危险。人为了躲过难忍的痛苦，什么话不会说，什么事不会做呢？”[iv]
以此看来，梭罗能够坚持他的良心，并实行与之一致的个人行为，是因为他面临的良心考验还不够严酷残忍。他反对美国在与墨西哥的战争中夺取墨西哥领土，美国虽经过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但却依然没有废除黑奴制度，梭罗为此感到愤怒。他觉得不能心安理得地以公民纳税的方式支持这样的政权。由于拒绝纳税，他被关进了监狱。还好，那个监狱不是纳粹集中营，也不是古拉格群岛或夹边沟，他在那里只待了一晚，就被保释了出来。他虽然开启了后人称颂的“非暴力抗争”或公民抗命（civildisobedience），但那未必是所有制度下都行得通的公民抗命。梭罗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正如他笔下的那个“听自己良心鼓声行进”的人，他远离世人的视线，淡出与他们的伙伴关系，选择在中年时期离群索居，看侯鸟迁徙，在湖边种豆。
今天，即使还有像梭罗那样拥有个人良心的人，也是非常罕见的。这样的个体良心不仅没有可见的公民抗命意义，而且实际上是极为脆弱和难以维持的。在《良心》里，我讨论到了酷刑与残忍的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社会环境的力量，而不只是酷刑去认识良心的脆弱和不确定。环境既包括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揭示的制度性作恶和制造顺民的“情境”（situation），也包括社会文化批评所揭示的现代犬儒主义。顺民和犬儒主义都是作恶情境的产物，反过来又加强了作恶情境，如此反复，伊知胡底。《良心》所提供的心智启蒙和公民人格知识就是为了帮助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
人类经历了二十世纪极权统治对人性和人心的摧残，也见证了这种统治下大规模的良心作恶，不得不把思考转向形成和左右良心行为的制度因素，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情境作恶”研究便是这一思考的成果。它的代表便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对权威的服从”实验和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v] 津巴多在《心智控制：心理现实还是只空谈而已》中指出，诱使和迫使人良心作恶的力量由两个部分合力而成，一个部分是人的一些基本“心理原理”，另一个部分则为特定的“外界因素”。他就这两个部分的关系写道：“心智控制是个人或集体的选择和行动自由遭到破坏的过程；破坏者用心智控制来改变和扭曲人的察觉、动机、感情、认知和由此而来的行为。”[vi]
人的“心理原理”是指一些可以成为作恶的内因的基本心理特征。心理学实验和实例研究已经清楚地揭示了人的随众、顺从、劝说、失调、抗拒、罪感、恐惧、仿效、认同等可能被利用与作恶的心理因素。但是，在历史上，这些一直是人类共同的心理因素，仅仅用它们并不能充分解释在历史特定时刻，发生在特定政治、社会坏境中的大规模作恶现象。事实上，特定制度下的“外界因素”可以成为人作恶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能极大地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使一般不作恶的人也加入作恶。“文革”的时候，北京前师大女附中一些平时文文静静的女中学生就是这样打死她们的校长卞仲耘的。
对人影响极大的外界因素包括具有魅力的权威领袖、高压的意识形态、人在社会中的孤立、肉体折磨、被诱发的非理性害怕、极端的威胁和利诱。这些因素可以结合起来，对几乎所有人起到蛊惑、欺骗和怂恿作恶的作用。这种结合尤其会发生在政治运动强行动员民众的时候。组织和宣传是调动这些外部因素的必要手段，二者结合也必能成功地控制人的思想，诱人犯罪和作恶，“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去折磨和杀害制造出来的敌人，并且让被洗脑的成员不知疲倦地工作，贡献自己的金钱，甚至生命，而这些都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vii] 驱使一个人良心作恶，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强迫他作恶，而是向他灌输某种道德知识，让他的良心接受这样的知识，然后有所与之一致的行动。
人们常常把良心与勇气联系在一起，而这二者之间的纽带便是道德知识，所谓“知耻近乎勇”或“知耻后勇”，说的便是这个。勇气的良心力量，它本身就被当作是一种美德，希腊文的arete一词当初似乎与作战勇猛有关，因为希腊战神的名字就是Ares.苏格拉底在为美德下定义时，想到勇气是它的主要部分之一，他说，作为美德，勇气也是知识。[viii] 这是良心道德论的看法，它把道德“知识”当作一种无可置疑的积极因素，“知”总是好的，即使是知行不一，那也是因为别的缘故，不是知的问题。但是，津巴多所代表情境作恶论认为，“知”既不能防止恶的发生，也无法消除“心中魔鬼”，心魔是一种邪恶，不是不知，而恰恰是“明知故犯”。对此，津巴多说，邪恶涉及伤害、虐待、强迫命令、缺乏人性。邪恶是“毁灭无辜他者的刻意行为，或是使用权威、系统力量鼓励且允许他人这么做，并从中取得利益。简而言之，也就是‘明知故犯’”。[ix]
从良心情境来看，勇气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虽然作战的原始的勇气，但有时候拒绝作战杀人需要更大的勇气。同样，行善需要勇气，而拒绝作恶则可能需要更大的勇气，人们往往把这两种勇气都称为良心，当这两种勇气普遍消失的时候，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良心的地方。更可怕的是，人们开始怀疑讨论良心问题究竟是否还有任何现实意义。人们会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良心”这个东西，当大多数人从怀疑转变为否定和拒绝良心的时候，社会便陷入了犬儒主义。
古今犬儒主义
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是一种现代犬儒主义，虽然名称看上去是从古代来的，其实与古代犬儒主义几乎无关。古代的犬儒未必都叫“犬儒”，古希腊那个住在旧木桶里的狄奥根尼（Diogenēs，约公元前412—前324），文艺复兴时期伊拉斯谟《愚人颂》里的“愚人”，中国的庄子、竹林七贤的阮籍、刘伶，甚至民间传说中的济公，都可以说是犬儒主义的奉行者。古代犬儒以“任诞”行为惹人注目，狄奥根尼当众手淫，刘伶赤体见客，别人责怪他不懂礼貌，他却振振有词地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裤子，你们钻进我的裤裆里反来责怪我，真是笑话。这类事情《世说新语》多有记载。
犬儒的特征是能看穿世俗之人看不透或不明白的事情，他们看穿世俗观念的假象，对之讥诮讽刺、超凡脱俗、愤世嫉俗、桀骜不驯，自称是不为物役、无欲无为。基耶斯（DickKeyes）在《看穿犬儒主义》一书里说，犬儒主义者不必有犬儒之名，古代的犬儒主义与我们今天的犬儒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传承的关系，“无论是否听说过狄奥根尼的名字或知道犬儒这个说法，任何时代或地方都有人深切怀疑人性，看穿人的动机和成就”。[x]“怀疑”和“看穿”都是表象，不加分辨的“犬儒主义”只是一个笼统的表象说法。
古代的犬儒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拥有自己的伦理信念和道德准则，以此为标准来鄙视和嘲笑人世间的虚伪、骄奢、势利、物欲和功利。创立犬儒主义学派的是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公元前445年－前365年），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但是，说到犬儒主义，人们经常会追朔到公元前4世纪的狄奥根尼。狄奥根尼认为人应该自然地生活，“自然”构成了他攻击一切“不自然”恶习的道德平台，包括世人的道貌岸然、装腔作势、循规蹈矩、权势财富。他自称是一条特殊的狗，“别的狗咬敌人，我咬朋友，为了解救他们”。虽然狄奥根尼也有弟子，但他并未创立哲学学派。克拉特斯（Cratesof Thebes）是受他影响最深的弟子，他是一个温和而有文学气息的犬儒主义者，继承了老师的“看穿”，散尽钱财，与志同道合的妻子希帕尔基亚（Hipparchiaof Maaroneia）一起过漂泊而贫困的生活。
随着斯多葛学派（Stoicism）的兴起，由于此学派代表人物芝诺（Zeno，约公元前336-约前264年）的影响，犬儒主义在公元前3世纪后有过一段复兴。[xi] 斯多葛今天几乎等于克制和坚忍的同名词，追求的是消除激情和欲望，过冷静而达观的生活。斯多葛学派把不动心视为人的最高理想境界。他们不把恶看成是恶，说痛苦和不安仅仅是来自内心的意见，而这是可以由心灵消除的。他们恬淡自足，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劳作，把这些看作是自己的本分；而另一方面又退隐心灵，保持自己精神世界的清静一隅。这是一种因为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欲望满足而采取的自我克制和隐忍。
隐忍和不动心中包含着犬儒主义的成分，不把恶看成是恶更是如此。克制和坚忍的精神修炼与逆境中的委曲求全、苟且偷生可以是同一思想状态的两个不同方面。斯多葛学派接受了犬儒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善来自顺从宇宙必然性的生活，善就是依照自然和理性的生活。斯多葛也是一种比犬儒主义更理性、更世故的道德哲学。斯多葛派受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影响，强调“道德就是知识”，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有意识地导向最高目的的行为，是依据理性而履行义务的行为。更重要的是，斯多葛学派强调人有自由的意志，人的道德行为离不开善良的动机，这被许多学者视为“良心”观念的发轫。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就已经用动机来判断人的行为性质，因此有了对良心的认识。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戏剧中经常出现“羞耻”，羞耻的观念更清楚地指向良心。
与古代犬儒主义相比，现代犬儒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它已经蜕变为一种将道德原则和良心抛到一边的虚无主义和无为主义。这也是它成为当今社会文化痼疾的根本原因。现代犬儒主义虽然有某种不满现实的意识，但却放弃了道德坚持或良心行动。它持世界不可能变得更好的彻底悲观主义，因此乐于奉行得过且过、随遇而安、何必认真、难得糊涂，甚至浑水摸鱼的生活态度。古代犬儒是“隐士”式人物，他们独立特行、与众不同；现代犬儒是社会大众，犬儒心态和情绪渗透在他们的日常思维、行为和话语之中，随时都在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结合、交融和变化。社会研究者称此为显现民众情绪特征的“氤氲犬儒主义”（miasmiccynicism）和以平庸为特点的“常规犬儒主义”（routine cynicism）。[xii] 在中国今天的特定环境里，这种犬儒主义的情绪特征经常是烦、累、厌倦、沮丧和无聊。
古代犬儒主义因为清醒而特别顶真，以至愤世嫉俗；现代犬儒主义则是因为清醒而全不顶真，所以玩世不恭。古代犬儒是极少数个人的生活方式，现代犬儒主义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形态。德国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里指出，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即一种与政治、社会体制密不可分的表象（representation）系统和观念集合。他并且区分了古希腊有明确抵抗意愿的犬儒主义（kynicism）和现代的那种妥协、服从、不抵抗的犬儒主义（cynicism）。[xiii]
今天的犬儒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看穿、看透，同时却无所作为和不相信有任何可以作为的希望。它在任何一种高尚、崇高、理想的表相下面都急于洞察贪婪、权欲、私利、伪善和欺骗，在任何一种公共理想、社会理念、道德价值后面都能发现骗局、诡计、危险和阴谋。《英语蓝登大辞典》正是以这些特征来为犬儒主义者定义的，一个犬儒主义者“只相信人类的行为受自私动机驱使，不相信或尽量缩小无私行为或公允观点的可能”。[xiv]斯洛特迪克的定义是，犬儒主义是“在经过启蒙的人们那里的一种普遍流行的看事物方式，他们绝对不肯像奶娃般地上当受骗”。[xv] 犬儒主义经常是一种弱者的自我保护手段，因为受过太多的欺骗，上过太多的当，受过太多的伤害，所以变成什么都不再相信。他们清楚自己不过是一些人微言轻、无足轻重的草民，在强梁霸道的权力面前只能逆来顺受，根本无力反抗，所以也就干脆认命，放弃改变自己命运的任何希望。
现代犬儒主义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像是空气一样自然，他们绝不会仿效古代犬儒主义者的挑战世俗、藐视权贵、轻鄙钱财、舍弃财物和远离物欲快乐。他们是社会中人，许多还是体制中人，他们是物质享乐和金钱利益的热烈追求者。在一般人的情绪性犬儒主义（冷漠、无为、不希望、“管他的”）之外，还有三种犬儒主义，它们都是有权势、身份、知识和经济的条件才能奉行的。第一种是社会学家戈德法勃（J.C. Goldfarb）所说的“权力犬儒主义”（cynicism of the power），“它把权力当作理性”，“最极端的现代范例就是极权主义。”[xvi] 第二种是纵欲型的“颓废犬儒主义”（decadentcynicism），奉行者因为手里有钱，所以随心所欲、不讲道德，自称是有现代观念的“性情中人”，实际上是无节制地纵情享乐。
第三种是“智识犬儒主义”（intellectualcynicism），奉行者都受过高等以上的教育，有相当的思考和智识能力，拥有学者、教授、专家、作家、记者、媒体人的体面职业。他们当中，有的一面厌恶令他们不得自由的体制，一面却在其中作各种“纯学术”表演，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为一点课题经费的油水狼奔豕突，挤破了头。还有的则是以各种“理论创新”来谄媚输诚，论证“人民社会”比“公民社会”优越、“三年自然灾害”时人不是饿死的，而是“营养性死亡”等等。智识犬儒主义者都是极明白之人，但他们对现实秩序和游戏规则有着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不内疚的合作。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里称这样的个人为“犬儒主体”，他说，“犬儒主体清楚地知道意识形态假面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但就是不愿意脱下假面。正如斯洛特迪克所说，‘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xvii]
犬儒时代的良心与希望
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精致的道德虚无主义，一种集体的假面游戏。犬儒主义能机敏地“看穿”道德面目后面的自私、贪婪、嗜权、阴谋和欺骗，擅长于察觉现实与假面的距离、冲突和矛盾。但是，由于它的道德虚无主义，它并不拒绝假面，而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自己也加入假面的游戏。正因如此，他的看穿并不能成为一种有道德抵制作用的知识。
和斯洛特迪克一样，齐泽克把“抵制官方文化的犬儒主义”称为kynicism（擅长运用“反讽”和“讽刺”），以此区别于那种服从、配合、响应“统治文化”的现代犬儒主义（cynicism）。现代犬儒主义“明白统治者的利益所在，……知晓意识形态假面与真正现实的差距，但它还是会找出保留假面的理由。这种犬儒主义并不直接持非道德的立场，而是更像为非道德服务的道德——犬儒智慧的模式是把诚实和正直当成不诚实的至高形式，把道德当成放荡的至高形式，把真实当成最有效的谎言形式。”因此，在现代犬儒主义眼里，正直与卑鄙、诚实与虚伪、道德与堕落、真实与谎言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只不过是一个比另一个合法，掩饰得更好而已。齐泽克因此说，碰到强盗打劫勒索敛财，犬儒主义者的反应是，合法的赚钱其实是更有效的打劫和敛财。布莱希特在《三毛钱歌剧》里说，“抢劫一家银行比起新开一家银行又算得了什么？”[xviii]同样，西方的民主都是伪装的，是少数有钱人在实行更隐蔽、更有效的专制。既然如此，何必还要那么顶真地要求民主和人权？在犬儒主义者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真坏人和假好人，假好人比真坏人更坏，良心对人根本不可能有引导善行的作用。
犬儒主义混淆和消除事物本质和表象间的区别，否定一切真假分辨的必要与可能，因而变得对强制性意识形态的假面统治能够泰然处之。齐泽克将这样的意识形态称为“官方意识形态”，指那种人人不在乎真假，因此看上去像是人人自愿相信的意识形态。他说，“不妨以斯大林主义为例，具体而言，这是一种强迫性的坚持，即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持表象：我们都知道在幕后正在进行野蛮的派系斗争，但是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党的统一的表象：任何人都不真的相信那个统治意识形态，每个人都对它保持着犬儒主义的距离，每个人也都知道别人不相信那套意识形态：但是，这样的表象依然不惜任何代价地维持着……这种表象就是它的本质：如果表像被摧毁，如果有一个人公开宣布‘皇帝陛下一丝不挂’这一明显的事实，……这个制度就会土崩瓦解”。[xix]
“一丝不挂”是对犬儒式隐瞒和说谎的概括说法，“它隐瞒的事实是，根本没有什么是能隐瞒的，它说谎时甚至都不假装是在说真话。”这是一种大家心知肚明，都能看穿但绝不说穿的假面游戏，因为易学易玩，所以人人都能参与其中，“斯大林主义统治的欺骗基本上是简单的，它假装以人民的名义在统治，而所有人都知道那只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为了复制它自己的权力。”[xx] 在一般的社会里，行动的良心表现为对现状某些部分的拒绝、反抗、不认同和不合作。但是，在今天大家都承认“一丝不挂”合理性的现实生活中，良心遭遇到来自三个方面的犬儒主义合围，变得难以存在和发生作用，那些分别是针对人性、制度和价值信仰的彻底看穿和否定。
犬儒主义首先是对“人”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它断言，人的一切善行和利他行为后面都一定有利己功利和不可告人的动机。它因此根本不相信人能有引导自己善行和利他行为的良心。基耶斯说，这种犬儒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特别普遍，“人们不断地被待以谎言，长期受压制（无法及时揭穿谎言），谎言多种多样，后果非常严重，令人痛苦。除了对家人之外，人们的犬儒主义已经成为第二天性。”[xxi]对人性的彻底失望是从对政治人物、先进分子、社会精英的失望开始的，他们的道貌岸然和道德说教掩盖着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贪婪、残忍、欲念、欺骗和伪善。于是许多人会就此认为，所谓的爱、同情和良心都不过是空洞的说辞，在真实的生活世界里，良心不过是人类虚妄的迷思梦想，只有彻底受金钱和权力支配的贪婪和自私才是人性最真实的本质。
犬儒主义对“制度”也同样失去了信心和希望。这也是从对政治、公共人物的幻灭开始的。谁也看不见抽象的“制度”，但谁都可以看见运作制度的政治和公共人物（老百姓眼里的“官”）。人们期待完美的制度，当“官”成为贪腐的代名词，当自诩为最先进、完善的制度不断产生腐败，败象毕露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便会对整个制度产生失望和不信任。而极少数人这时则又会以攻击其他制度的方式来为这个制度辩护。这种辩护未必奏效，但却在一般民众心里撒下了怀疑和否定所有制度的犬儒主义种子。既然天下没有完美的制度，既然所有的制度本质上都是维护少数人特殊利益的烟幕弹，那么，区别民主与专制、宪政与极权、公民选举与臣民服从顶多不过是口头空谈，完全没有实质意义。
对“人”和“制度”的犬儒主义必定与对“价值”的犬儒主义如影相随。以某国特色价值来否定和取消人类的普适价值是价值犬儒主义的常见表现。这是一种极端的价值相对论，它否定不同价值之间有道义内容和普适程度的差别。它坚持，任何价值都只是利益的托词，核心价值必然就是核心利益。既然如此，人类的任何良心价值原则都不过是自欺欺人或是欺骗他人的高尚谎言。
今天，人们期待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道德提升，无非是从两个方向来设想求变的可能和希望：一个是以好制度对抗失德的社会，另一个是以个人或社会的道德提升来倒逼制度改革。无论是坚持制度还是道德优先，改革的希望都离不开正义和公正的政治、社会价值。一旦让犬儒主义瓦解了我们对人性、制度和正义价值的信心和希望，任何良性社会、政治变革的可能也就不复存在。
犬儒主义是一种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的无目的生活方式，它否定希望的价值，也毒杀了希望本身。与犬儒主义相反，希望是一种对事物变化的积极思考方式，在困难和停滞的时刻越是要保持希望，就越是需要抵制犬儒主义，在个人心理和社会文化上都是如此。对希望心理学颇有研究的美国北卡大学教授弗里德克森（BarbaraL. Fredrickson）在《为何选择希望》一文中强调，“希望能切实打开我们的心胸……去除恐惧和绝望的幕障，让我们看到更宽广的景象，变得富有创造力……也对未来更有信心。”[xxii] 希望是在人的境遇很糟糕，而前景又充满了迷惑和不确定的时侯，才特别需要的，也才特别有鼓舞和引导作用。希望是人类的一种前瞻性想象能力。俄国作家扎米亚金的小说《我们》里，那些被强制动过脑部想象力切除手术的人们，他们丧失了想象的能力，也失去了希望。
美国心理学家施奈德（C. R.Snyder）在《希望心理学》一书中指出，希望必须包含三个部分，每个部分要起作用都离不开自由、独立的个人主体，也离不开积极、明确的良心选择和行动。第一个部分是“目标”（Goals），施奈德指出，希望需要目标，“目标是我们在头脑里想象和想要实现的目的、经验和结果”，“包含希望的目标介于不可能和肯定会实现之间”。[xxiii]有目标而抱定希望的个人，他们就像是社会中的小发动机，他们不断地对自己说，我相信我能做到，我们能做到。
希望的第二个部分是“意志力”（Willpower）。施奈德说，“意志力是希望思维的驱动力。”[xxiv] 意志力借助于人们确定的目标和每个人的思想能量而发生作用。人们对目标的理解越深入，越全面，意志力也就越强，这同样也是信心和信念的力量。意志力离不开对目标的知识，这就像良心离不开对道德和价值的知识一样。
希望的的三个部分是“方法能力”（Waypower），“也就是在头脑中形成计划和行动地图，指引希望的思考。”[xxv] 方法能力帮助人们区分特定条件下比较重要的目标和不那么重要的目标，也帮助人们在希望的时候，能够尽量避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沉溺于空想或是急功近利。希望的方法能力与良心行为一样，必须是一种实践伦理（practicalethics），希望和良心行为都包含着对具体环境和特定条件下如何确定行动目标和选择行动的策略。
当今中国的犬儒主义是一种放弃求变希望，自我劝说顺从、服从和随遇而安的理性生活方式。对于良心行为的行动主体，多面合围的犬儒主义形成了一个丝鹅绒的牢笼，比起蒙田所说的“酷刑”或津巴多“斯坦福监狱实验”里的管制来，这个用犬儒主义建构的牢笼要显得文明、和谐、安逸得多。它不必依靠粗野的警察管理，也不需要时刻挥动令人恐惧的大棒（政治运动或阶级斗争）。它甚至看上去都不再像是一个牢笼，而不过是一种理性而聪明的生活方式。犬儒主义是一种以自我调适来应对政治、社会和生活危机的处世方式，它不把这些危机看成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是只要自己想办法就可以安然应付的“不方便”。在这样的生活里，不合时宜的求变希望和行为会违背“难得糊涂”的生存智慧和“不作死就不会死”的真理原则。
这是一种社会契约被私欲、顺从、沉默和逃避重新规划过的犬儒式生活，它利用私欲、酬劳顺从、犒赏沉默、鼓励逃避。在这个新的社会契约中，共识代替了强制，合作消除了批判，理解瓦解了反抗，玩世玩完了异见。思想和观念的管制不再是由笨拙的政府机构来进行，而是成为学者、教授、专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和政治人员共同参与的合作结果。这是一种大家都心知肚明，显得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大家都坦然玩之的游戏。但是，终归还是有人明白，这是很犬儒，最后对谁都没有好处的游戏。网易曾刊登一篇题为《美新任驻华大使回应"包咳死"外号：很高兴来中国》的报道，一位读者的评点留言点明了中国人犬儒生活的窘况，“遇上雾霾，我们默默的买口罩戴上，遇上有毒食品，我们默默的去学习各种鉴别技术，遇见水污染，我们默默的去超市抢购瓶装水。我们默默的忍受、顺从，但这一切没有因为我们的忍耐而变得更好，于是我们慢慢的，一起滑向深渊。”社会中多一个像点评者这样的明白人，自然就多了一份打破犬儒主义的力量，也多了一份为政治、社会改革有所共同良心行动的希望。
注释：
[i]Philippe Delhaye, The Christian Conscience. NewYork: Desclee, 1968, p. 24.
[ii]Robert K. Vischer, Conscience and the Common Good:Reclaiming the Space between Person and Stat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
[iii]蒙田：《蒙田随笔全集》，马振骋等译，译林出版社，1996年，中卷，第41页。
[iv]同上，第42页。
[v]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对权威的服从》，赵萍萍，王利群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三联书店，2010年。
[vi]Philip G. Zimbardo, “Mind Control:Psychological Reality or Mindless Rhetoric?” Cultic Studies Review, 1:3 (2003),p. 311.
[vii]Philip G. Zimbardo “Mind Control:Psychological Reality or Mindless Rhetoric?”
[viii]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61页。
[ix]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第4页。
[x]Dick Keyes, Seeing through Cynicism. Downers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6, p. 20.
[xi]Donald R. Dudley, A History of Cynicism: From Diogenesto the 6th Century A. D. Hildesheim, G. Olms, 1967,pp. 98ff.
[xii]分别参见LisaLangstraat, “The Point Is There Is No Point: Miasmic Cynicism and CulturalStudies Composition.” JAC 22.2 (2002): 293-325; Ronald C.Arnett and Pat Arneson, Dialogic Civility in a Cynical Age:Community, Hope,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xiii]Peter Sloterdijk,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p. 101, 305,103.
[xiv] 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1966.
[xv]Peter Sloterdijk,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p.4.
[xvi] Jeffrey C. Goldfarb, The Cynical Society. Chicago: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 16.
[xvii]Slavoj 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London: Verso, 1989, p. 29. 他引的是德国学者PeterSloterdijk的Critique of CynicalReason。
[xviii]Slavoj Zizek，The Sublime Object ofIdeology，pp. 29-30.
[xix]Slavoj Zizek，The Sublime Object ofIdeology，pp.197-198.
[xx]Slavoj Zizek，The Sublime Object ofIdeology，pp. 196-197, 198.
[xxi]Dick Keyes, Seeing through Cynicism, p.26.
[xxii]Barbara L.Fredrickson，“Why Choose Hope？” Psychology Today, March 23,2009.
[xxiii]Charles D. Snyder, The Psychology of Hope: You Can GetThere From He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 8.
[xxiv]Charles D. Snyder, The Psychology of Hope, p.9.
[xxv]Charles D. Snyder, The Psychology of Hope, p.10.
2015年5月27日星期三
胡平：解析“中国模式”
2013年2月9日
一、中国崛起挑战普适价值
2008年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内一家网站有人写了下面四句话：
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198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200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
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1949年，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30年后，国人发现，社会主义搞得一团糟，远远比不上其他那些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于是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改革的方法就是引进资本主义。那时候很多人都认定，“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到了1989年，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成了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过去，毛泽东争了半天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没争上，如今，老大的头衔却自己掉到中国的头上，因而又变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不过随后邓小平就讲了“不当头”，接下来1992年南巡又说“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就是更多地引进资本主义；不过，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专制下的资本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等到了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风暴，引起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相比之下，据说中国的经济反倒一枝独秀，略胜一筹，因此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人物倒反过来向中国求助，这又似乎是“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了。
上面四句话夸张、反讽、俏皮。不过，它确实向我们揭示出，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30多年来，在中国，在世界发生的惊人变化。23年前，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断言自由民主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在那时，很少有人想到中共的一党专制还能维持到今天；13年前，人们看到了中共一党专制重新得到巩固，但很少有人想到它会迅速地变为强大。今天的人们则不得不正视中共强权的已然崛起。与此同时，不少人在谈美国的衰落，预言中国将在未来10年左右超过美国；而这个在未来更加强大的中国却很可能依然是一党专制的国家。这无疑构成了对普适价值的严峻挑战。
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问题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如何解读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解读中国模式。
现在，中共当局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无非是经济发展， GDP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其实，以中国的庞大人口和资源，共产党并没有多少理由那么骄傲。据说，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国的GDP都是世界第一。现在，大陆的人均GDP只有台湾的1/4多一点，大陆人口是台湾的50倍，只要大陆的人均GDP到达台湾的一半多，总量就超过美国了。因此我们很可以断言，如果共产不成，民国犹在，中国的 GDP早就世界第一。
更何况，今日中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资源与环境的浪费和破坏，腐败横行，人心堕落，不一而足。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的经济在过去30多年来确实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如果说，衡量一国之贫富主要看人均GDP，那么，衡量一国之强弱，则主要看其GDP总量，看其综合国力。因此，我们不应低估中国崛起的意义。
二、“是如何”重要，“如何是”更重要
现在，中共当局坚持专制统治，拒绝自由民主，挑战普适价值，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它在经济上的成就，即所谓“中国模式”下的“中国奇迹”。
关于“中国模式”算不算得上模式，它到底有多大典型意义，能不能效仿能不能复制，这些问题都大可商榷。这里，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问题。我们不妨针对“中国模式”的内容做一番解析。
考察今日中国，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人们很难给它安上一个恰当的名字，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今日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极权主义还是后极权主义？如果说它是威权主义，那么它是左翼威权还是右翼威权？我们发现，不论用哪一个概念去套都不足以说明问题。
按照传统的极权主义定义，今日中国在对经济的垄断和意识形态的垄断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毛时代的中国可以算作典型的极权主义，那么邓时代及邓之后的中国显然不能再叫极权主义。
哈维尔曾经把1957年起义失败后的匈牙利称为后极权社会，不过他又常常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状况来解释后极权主义。不少中国人把“六四”后的中国称作后极权，我以为不够准确。因为1957年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都是被外国（苏联）军队镇压下去的，而中国的“六四”是被中国自己的军队镇压下去的。其次，在“六四”之后，柏林墙倒塌，国际共产阵营瓦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这种国际环境和“布拉格之春”失败后捷克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六四”后中国加速经济改革，不问姓社姓资，也远非当年的匈牙利或捷克可比。再有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如此等等。换句话，今日中国和“八九”前的苏联东欧很不一样。倘按照哈维尔的定义，今日中国也很难叫后极权主义。
另一种说法是右翼威权主义，也有人称之为市场列宁主义。当然，市场列宁主义这种说法有点文字游戏的意味（在英文里，市场列宁主义Market-Leninism 和马克思列宁主义Marx-Lininism 在字形上和发音上都很相似）。现在，把中国称作右翼威权主义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右翼威权主义这种定义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很多人从这个定义一下子就联想到民主化前的台湾、南韩、印尼、菲律宾等原生态的右翼威权主义。和前述地方相比，中国（大陆）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血腥的共产，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共产党还在宣称“五不搞”，从原则上还在拒绝宪政民主。假如说今日中国在很多方面更像右翼威权，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中国今日的右翼威权是从它的对立面，是从昨日的左翼威权直接变过来的，因此它既不能再叫左翼威权，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右翼威权。
由此可见，要正确地解读中国模式，仅仅对现状作静态的描述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花气力对历史、对其来龙去脉作动态的描述。弄清楚“是如何”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弄清楚“如何是”。
三、改革导致对共产党革命和政权合法性的否定
中国的改革始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物极必反，正是毛时代犯下的滔天罪错，形成了改革的最初动力。
中国的改革包括诸多方面，这里我们只谈经济改革。
通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即分田到户）书上按下红手印。不过，按照《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的说法，这个起点应该是广东沿海的宝安县。是深圳河上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的话：“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共决定开办经济特区之前，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开放地区。
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来自于民众的自发行动，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向被中共当局一向被视为大敌的资本主义。当中共上层改革派认可了民众的自发改革，那也就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要改的是什么。
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带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
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中共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这不等于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所以，这场经济改革不是共产党革命和一党专制的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
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49年那次革命。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
这里不妨讲两句邓小平。作为改革家，邓小平与古今中外其他的改革家都有所不同。其他的改革家都是第二代或第N代（N>2）。他们要改的制度是他们的前人建立起来的制度，邓小平要改的制度却是他自己参与建立的制度，并且他在参与建立的过程中不是扮演一般的跑龙套的角色，而是领导者的角色。
傅高义写《邓小平传》，对邓的前大半生写得极其简略，600页正文，从1904年到1969年这65年生涯只用了区区28页。就从这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搞暴力革命搞血腥共产方面，邓小平是个很厉害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西南地区搞土改，要比叶剑英在华南地区搞得更残酷。1953年，毛泽东因为嫌财政部长薄一波在评估资本家的税额时心太软而撤掉薄的职务，命邓小平取而代之，可见邓在打击资本家时也相当强硬。再有就是1957年反右，邓实际上是前线总指挥。如此等等。
或许别人不清楚，但是邓小平本人一定是清楚的。邓小平一定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要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共产党现在要恢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先前打倒的东西。
这一点，当时不少人都看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层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山西一位老农民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是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消灭整整几代经济精英？邓小平不会不清楚，昔日革命的赫赫功业，如今都变成了累累罪行。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六名发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华人朱传榘先生说：1980年，我回祖国大陆时，见到了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先生一见我就讲：“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
一方面，邓小平深知必须实行经济改革，不改革不行；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实行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无异于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釜底抽薪。所以他提出两手都要硬：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手要硬，坚持共产党领导反对自由化这一手也要硬。
我们知道，在80年代，中共内部也有一大批怀疑或反对经济改革的保守派。其实，这些保守派与其说是反对经济改革，不如说是担心经济改革的政治后果，担心经济改革动摇共产党统治。据说一些老革命去参观深圳特区，看到遍地高楼、灯红酒绿，不禁忧心忡忡：这还能叫社会主义吗？接待者使劲解释：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老革命听了依然疑虑重重。最后有人干脆说：只要是共产党在掌权，就叫社会主义。于是，老革命们就放心了。
80年代的中共，经济上的改革派－－除了邓小平一类少数人外－－每每也是政治上的改革派或温和派。这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他们已经在心照不宣地搞资本主义，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去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呢？有不少中共官员带头鼓吹自由化，鼓吹政治改革；另外有很多官员，包括一些最高层的官员，像赵紫阳，虽然对政改不很热心，但至少是绝不愿意再整人了。尽管邓小平隔三岔五地反自由化，但是这些运动总是搞得虎头蛇尾，而整个社会却变得越来越宽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才会发生“八九”民运。
80年代的经济改革，还引出了一个后果——腐败。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后来的城市的经济改革、工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又导致了大量的所谓官商、官倒的现象，即大量的腐败。
我们知道，中国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控制。从8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进行价格改革。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主张把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一次性地放开，交给市场来决定。但是这种主张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于是有人就提出一种折衷的办法：有些商品继续按照国家控制的价格出售，有些商品则按市场价格出售，然后再逐步扩大按市场价格出售的比例。这种办法就叫“双轨制”，被当局采纳。
现在，一谈起价格双轨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大力称赞。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开启了中国式的渐进改革路线，避免了俄国东欧休克疗法造成的社会震荡。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早在价格双轨制实行之初，不少人就警告说，双轨制给掌握资源的官员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使得他们可以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因此必然会导致大面积的腐败。事实上，在中国，第一批凭借权力而一夜暴富的阶层就是在实行双轨制期间产生的。这种大面积的腐败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并成为“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诱因。
四、“八九”民运与“六四”屠杀
“八九”民运主要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反腐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屠杀，如果“八九”民运取得胜利，像“双轨制”这种所谓渐进改革路线必然会被否定，中国后来的道路就会和俄国东欧相差无几了。据罗小朋说，早在“八九”民运爆发之前，他们几个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已经提出私有化方案，和后来苏东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据我所知，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没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呢？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民运。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自己就变成了资本家，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
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为什么邓小平要镇压民运？是因为他还信仰社会主义吗？不是，根本不是。邓小平早就不信社会主义了。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对一位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作为有过三起三落传奇经历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在党内军内享有后来的领导人无法比拟的个人权威。这是他敢于下令用军队镇压民运的本钱。可以想象，如果发生“八九”民运时没有邓小平，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当然，造成“六四”的原因很多，其中也包括民运方面的策略失误，“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命中注定。有关这个问题，我先前写过不少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重复。
谈到中国与苏东各国改革路线的差异时，很多人说，苏东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或者是，苏东是激进，中国是渐进。其实这些说法根本不得要领。导致中国与前苏联东欧改革路线分道扬镳的真正区别仅在于一点：那就是，面对着一波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你到底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什么苏联解体，什么东欧剧变，无非是那里的共产党不好意思再杀人了而已。
五、“六四”后中国改革走入歧途
“六四”改变了中国，甚至也改变了世界。
20余年来，由于中共当局的压制，“六四”问题始终是个禁区。一般人先是不敢提，不能提，久而久之，这个问题就淡出人们的视野，变得好像不那么重要了。很多人已经习惯于把从1978年直到今天的改革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六四”只是其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例如卡玛拍摄的电影《天安门》，在拍完“六四”之后，又拍到邓小平92年南巡。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是“六四”一度中断了改革进程，但是92南巡重新启动改革，于是前面和后面就又接上了，中国的改革再度走上了它的征程。
我要强调的是，“六四”给中国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例如，“六四”造成了犬儒主义的流行（参见拙著《犬儒病》）。就经济改革而论，“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入歧途。“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有着根本的差异。
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自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人们应该记得，在80年代的几次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总是强调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六四”前和“六四”后一段时期，邓小平也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为什么到了92年南巡，邓小平又说要不问姓社姓资了呢？
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理由，是为了给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分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地干了。所以，在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更强劲。
党内保守派的迅速转向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本来，以陈云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一直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抵触，拖后腿；可是92南巡之后，保守派迅速转向，咸与维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这说明，他们原来反对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担心引发民主力量，担心危及共产党统治。如今，党内的民间的民主力量横竖都被打下去了，他们用不着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他们也积极支持经济改革了。
由于在“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元气大伤，一时间无法再形成大的力量，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义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原来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一下子就变成了官员们的私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在国营企业的改革中，几千万国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业，只能领到一点微薄的救济金。试想如果没有“六四”，工人必定会建立起强大的独立工会，政府怎么敢一声令下，就把他们一下子都抛弃掉呢？
六、屠杀与奇迹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六四”后中共的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最容易成功的。因为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好比“把鱼汤重新变成鱼”。
大致上讲，把公产变成私产可以有三种办法：一是还，二是分，三是卖。
还，就是退还，退赔，物归原主。当初的共产既然共错了，现在就该把共别人的产退还给别人。退赔又有两种方式，一是退实产，张三家的工厂就退还给张三或其后人，李四家的土地就退还给李四或其后人；一种是退钱或是发给赔偿券。捷克、匈牙利和东德等国就采取过“还”这种办法。
然而，“还”的办法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人物两非，很多事想还原也还不了原了。再说，共产党掌权后也修建了不少建筑，兴办了不少企业，开辟了不少新田地，这些新建筑新企业新田地都没有旧主人可以归还。所以，共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主要还是要采取“分”和“卖”这两种办法。
分，就是平分。挂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资产分给全民中的每一个人，挂在集体所有制下的资产分给该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中国农村改革的分田到户就是用的分的办法。虽然农民们没有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但毕竟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但问题是，农村可以实行分田到户，工厂呢？一家国营企业也能靠“分”字解决问题吗？不能。一块大田分成十块，田还是田；一部车床分成十块，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把工厂平分给职工，必然导致对庞大的、不可分的单位的肢解，等于是糟蹋，是浪费。因此，采用分的办法，更多的是把社会资产按价折股，然后平均分给大家一定的股份。捷克和苏联就采取了“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
“全民分股，一人一份”是一种很公平的私有化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的缺陷也很多。首先是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管理。每个人都对企业拥有一份股权但也只有一份股权，结果必然是谁也不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有强烈的关心——这和原来的公有制其实相差无几。所谓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把属于大家的企业变成属于少数个人的企业。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使股权集中化即产生资本家。在资本家出现之前的青黄不接的阶段，企业的效益未必会增加，还很有可能降低。
另外，“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虽然使得每个人都拥有等值的股权，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投资知识与投资机会。因为一般老百姓既没有任何投资的经验，又对各个企业运营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应该如何投资呢？普通民众和“内部人”（某些政府官员以及企业的上层管理人员）彼此之间所拥有的信息是很不对称的。于是到头来，不少民众手中的那一股很快就打了水漂。如果你担心投资失败因而急着把自己的那一股去兑换成现金，那也不一定更保险些，通货膨胀一来，钱就不值钱了。与此同时，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一些“内部人”则利用其信息优势和关系，合法地和非法地迅速地聚敛起巨大的财富。这就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与反对。捷克的全民分股搞得还好一些，俄国的就搞得很差。
卖，就是把属于全民的资产招标拍卖，然后把卖得的钱用在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上。匈牙利的国营企业改革就大量地采取了卖的办法。
“卖”的办法也有它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初期，有钱人少而且有的钱也不够多，大批国营企业没人买得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办法。一是等，等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了，民间资本雄厚了，国营企业就有人买得起了。然而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期之内，大量的国营企业没法卖出去，只能让它们半死不活维持在那里。
也许有人会说，在国营企业卖给私人之前，能否做一些改革，使国营企业本身多一些活力呢？譬如说让企业自负盈亏。可是这种办法在道理上很讲不过去。因为国营企业是属于全民的，让它们自负盈亏等于是把它们变成企业内部员工自己的了。企业与企业之间差别很大。有的企业设备新，产品对路，有的企业设备陈旧，产品也不合乎市场需要。一旦实行自负盈亏，有的企业不必花多少气力就能赢得巨大的利润，上上下下的员工都迅速地富了起来；有的企业拼老命也无法不亏损，员工们连基本生活费都发不出。问题是企业之间的这种差别不是出于企业自己的决策，而是当初政府统一安排配置的；包括员工，也是政府统一分配的，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些盈利少和亏损的企业的员工自然会质问政府：“既然当初的一切决定都是你们作出的，现在凭什么让我们来承担恶果呢？”再者，自负盈亏能否提高效益也很可怀疑。因为在这里，企业仍然没有交到真正的个人手里，因此仍然难以为企业的经营提供足够的刺激。
出卖国营企业的另一种办法是，愿意买的人可以向银行借钱来买，借钱时可以拿企业做抵押，保证分期付债。这种办法的困难是，它给政府官员提供了中饱私囊的较多机会。有权者如将国有资产以低价卖给亲友或暗中行贿者，便可大捞一笔。由于资产并无客观准确的价值，别人对他们这样做还很难挑出毛病。另外，如果借钱的人事后还不起，那又怎么办呢？俗话说帐多不愁，欠款的金额越庞大，别人拿他越没办法。
再一种办法就是把国营企业卖给外国人。既然在短期内本国出不了大富豪，买不起国营企业，那就干脆让外国的大富豪来买。匈牙利就把大量的企业卖给了外国人，以至于有人要惊呼：“匈牙利还是匈牙利人的吗？”除开这种批评之外，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全卖光”的做法还会造成较大的贫富分化，那也不免引起很多不满。
以上分析说明无疑是相当粗略的，不过那也足以证明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是何等的复杂与艰难。不论你采取哪一种办法都会造成一大堆麻烦，因此总会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种种责难。人们会采用言论、集会、罢工、结社以及投票等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意愿。新生的民主政府面对着这些棘手的问题，很容易要么议而不决，要么决而难行，而且还难免时不时地作大幅度的修改。在私有化改革的初期阶段，很多国家的总理都等不到做满任期就被换掉了。这就有可能使得整个经济形势处于某种摇摆不定和动荡不安，令外资望而却步，裹足不前，那又反过来影响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俄国东欧的经济改革一波三折，步履维艰，应该说是不难理解的。想想也是，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资本主义有穷人和富人，社会主义有穷人和更穷的人。”社会主义要改成资本主义，那就是要在一个大家都是穷人的社会里，尽可能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而又要尽可能地让大家都能接受都能认可。这该是何等艰难。
七、中国模式的本质——持枪抢劫
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分、卖三种办法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有，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五常就明确提出他的改革方案：“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的产权分配。”不是发愁没有资本家吗？让党委书记们当资本家不就成了吗？一旦党委书记变成了资本家，也就是说，企业变成了书记们的私产，他们自然就会像资本家一样行事，企业的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大功告成了。
那么，为什么要把国营企业白白送给共产党的干部们呢？张五常回答说：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不能置既得利益的干部于不顾的——不是因为在经济上或道德上他们应被特别照顾，而是因为他们的反对是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当然了，如果你把企业送给干部，干部保证都会成为改革派。可是，给某些干部明确的产权分配，也就是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送给少数干部，这固然是充分地照顾（岂止是照顾）到了干部们的既得利益，但它无疑是侵犯了广大人民的既得利益。为什么少数干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广大民众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侵犯呢？
张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反对是不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如果民众要反对要抗议呢？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是：镇压。所以，张五常提出的办法，说穿了就是抢劫，是在专制强权保护下的抢劫，是持枪抢劫。
当然，中共当局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接受张五常方案，尤其是在“六四”之前，因为它不能不担心引发民众的强烈反抗。“六四”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了“六四”，中共谅视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成不了气候。90年代以来，中共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头换面地实行了张五常的方案。
简单说来，“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由于中国是在一党专政的铁腕下推行经济改革，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员巧取豪夺，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这样，他们就比过去更加关心企业的效益，热心经济的发展。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由于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的工会农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于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投身于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至于那些在权贵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下层民众，由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讨还公道，只好回过头来自谋出路，从头干起。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在持枪抢劫的情况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价。这就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正如秦晖所言：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八、中国模式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任何合法性
中国模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我们知道，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50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以上所说，至浅至明。徐友渔说得好，观察今日中国，不需要望远镜显微镜，凭肉眼即可，用常识就行。
就以国企改革为例。长沙下岗工人陈洪在他的博客里写道：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要付代价，该你们共产党付代价，怎么叫我们工人付代价呢？凭什么你们共产党官员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这么浅显的道理有什么难理解难把握的呢？
谈到今日中国的贫富悬殊，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但在程度上最严重，而且在性质上特别恶劣。因为中国的贫富悬殊不是历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专制权力造成的。在中国，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被权势者所掠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掠夺了别人创造的财富。因此，要解决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决不能只靠改进税收政策，多收富人的税用来补贴穷人；而必须首先把权贵们掠夺的财产归还给人民。
再谈官员的腐败。民间早就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见一个毙一个可能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肯定会有漏网的。”中共领导人口头上也说要反腐败，但实际上他们纵容腐败，因为他们需要腐败。对今日中共而言，腐败是投名状，是普遍的腐败在维持着政权的稳定。中共当局深知，姑且不谈“六四”，不谈“六四”后20多年持续不断的政治迫害，使中共负下多少政治的欠债，单单是积重难返的经济腐败，一旦中国实行自由民主，就可能把相当比例的官员送上经济犯罪的审判台。出于对清算的恐惧，中共对自由民主比以往更害怕更敌视，这反过来构成了抵制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
九、中国模式是对人类自由与和平的严重威胁
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将本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的异议人士刘晓波。在颁奖公告里，前面一大段是对中国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大加肯定，后面则提出中国存在的人权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有所改进。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你们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得这么好，为什么在人权问题上那么坏？为什么不能在人权问题上也有所改进也变好点呢？
他们不知道，中共政府的思考逻辑和他们不一样。中国政府想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正是建立在对人权的压制之上，那我们怎么能放弃对人权的压制呢？如果我们放弃了对人权的压制，我们就是放弃了我们的最大优势，我们的经济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岂止是发展不起来，而且还很可能陷入危机，陷入天下大乱。换言之：中国政府想的是：今天我们能搞得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坏”；如果我们不这么“坏”了，那我们也就不会“好”了。
中共领导人清楚地知道，所谓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最大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基础上的。一方面，他们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理由为“六四”屠杀辩护；另一方面，他们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坚持压迫。他们担心一旦政治上放松压制，民间要求经济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挡。中共领导人说，他们希望再有几十年的稳定，他们将把中国建设得更好。他们无非是希望继续这种专制强权下的改革与发展；所谓“建设得更好”，顶多是，一方面通过时间把黑钱漂白，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到头来，“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这种罪恶的方式造成的强大国家，只能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我们能够改变它，战胜它吗？当然能。但前提是，我们要对它有清醒准确的认知。政治上的很多事，知难行易。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很多人还看不清。
（注释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8期 2013年2月8日—2月21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4883
陈向阳：中国道路（7）——边腐败边发展
发表于 2015 年 05 月 22 日 由 陈向阳
举世皆知，中国的官场非常腐败。可是，腐败大肆泛滥的同时，中国经济却高速发展。腐败伤害经济：造成资金流失，资源错配，垄断低效。这从理论到实际都没有疑问。所以，从常理思考，严重腐败与经济腾飞的结合太奇怪，简直不可能！但是，既成事实无法否认，咱们只能努力解译其中奥秘。
中国卷款外逃的贪官每年有多少？没有官方数字。他们卷走了多少赃款？官方更不会公布真相。网上有种种估计，上下出入很大，从每年数十亿到数千亿美元。假如达到一千亿，就占到中国GDP（大约是10万亿美元）的百分之一。这仅是外逃的，没逃的应该更多，从徐才厚家里搜出了一吨多的钞票。全国贪官每年一共贪多少？能达到GDP的2%？甚至3%？不知道。这是国家机密。
贪官们肯定伤害了中国经济。不过，严重程度很可能并不像那些数字，即：中国的GDP并没有因为腐败也被压低了2%或3%。贪官们盗走的是货币，而非实体经济。那些赃款若堆在家里不动，其实际意义就像印刷品，并没有从经济运行中抽走实物。不过，当货币“泄漏”到贪官那里囤积起来，实体经济会不会因缺少“流动载体”而运行迟滞呢？确实有些民营中小企业因缺少流动资金而陷入困境。但是，即便没有赃款泄漏，私企贷款难的状况也不会改善，因为银行根本不愿意向他们放贷，并非银行缺少资金。
实际上，中国充斥着货币。仅从2009年到2013年，中国央行就投放了60多万亿人民币，使中国的货币总量（M2）达到了一百多万亿。而且，现在每年还要再注入大约十几万亿。天量的货币中即使有几千亿甚至上万亿被贪官们截流，也只占到1%左右。中国的货币量依旧过多，而不是不足。近些年收藏品市场火爆，一块玉石卖几百万，一幅古字画上亿。很大程度上这是被“机构投资者”抬上去的。就是那些国企、上市公司，囤积了太多的钱需要保值、增值，就不务正业地到处乱投资。
若贪官们挥霍赃款呢？对于经济的作用，还要好于比把钱藏在家里不动。有个词叫“贪腐经济”，高档酒店饭馆还有奢侈品行业相当程度上依赖贪腐消费。如今大力反贪腐，这些行业明显萎缩。有些官员抱怨，说经济因此受到打击。这话可恨。即便把公平正义放到一边，仅从经济角度看，少数人的挥霍远比不上增加大众消费的好处大。但也不能否认，赃款拿出来挥霍又比窖藏起来不动对经济增长更有利。尤其现在中国正处于生产能力过剩，消费不足的状态。
赃款逃往国外对中国经济的伤害肯定更大。即便它被拿出来挥霍，直接刺激的也是外国的经济。当然，逃到国外的赃款最终还要流向中国“换取实物”，叠加在外贸的进出口之上。从中国经济和外贸的快速增长状况看，中国还没有因为外逃赃款而“失血过多”“伤筋动骨”。
贪赃仅仅是腐败的一部分。对经济伤害更大的腐败应该是渎职，或叫“不作为”、“乱作为”：办事拖拖拉拉，占着茅坑不拉屎，阻碍经济运行，或挥霍浪费，大搞劳民伤财效益极差的投资。这些要比贪污受贿的危害更大。
渎职型的腐败官员不少。但还有另一种贪官，像原铁道部长刘志军那样的，对工作非常投入也非常专业。中国的高铁起步虽晚，却一下子就追上了老高铁国（日、法、德），如今快两万公里了，世界第一。那么复杂的技术，那么强大的高素质的施工力量，中国却神速地都有了，气吹得一样。当然，绝非气吹的，而是大批专业人才细致艰苦的工作成果，这其中就包括刘志军和他的团队。当然，刘志军也是个大贪官。像他这样的贪官不少，专业素质高，拼命干工作，对经济建设有贡献。在中国，干部考核提拔要看GDP，看政绩。这使相当一批“能干的贪官”得到了提拔。从经济角度看，他们要比仅凭“行贿买官”、“溜须拍马”或靠亲属关系“鸡犬升天”上来的低能官员强。
其实，贪腐也含有“激励机制”，促使贪官们大搞经济：把“蛋糕”做得越大，就能贪的更多。所以，为了多贪也要拼命招商引资，多上项目，搞大地方经济。这里有个难算的题：能干的贪官对经济的“净作用”是正还是负？这可不好算：同一个官位，如果把“能干的贪官”换成“不能干的清官”，经济结果会差多少？一个能干的贪官如果把“蛋糕”做大了一斤，而他贪污了二两，能说他还有八两的“净贡献”么？这些实在算不清、说不清。
如果上面的题难算，还有更难算的：曾有过一场大规模的“腐败运动”，但同时它是否也促进了经济发展？这就是“所有制改革”和“国企改制”。中国的企业在毛泽东时代几乎达到了100%的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但所谓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实际上等于“无人所有”，谁也不能说“厂子是我的”，赚了归我，亏了我扛。这种产权不清导致企业经营不善、低效浪费。这是天下通病，一些西方国家也有“国营企业”，也一样效益低下，而改善的途径就是“私有化”。
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一大难题就是如何把全民的财产私有化。俄国和东欧国家曾把国企股份化，股票分给百姓。从公平角度看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但从经济效益看，这几乎是灾难：突然的“瓜分”给企业经营造成巨大冲击。经过好一阵混乱，只有企业产权最终能够落入善于经营的企业家手中，企业才能走上效益提高的生路。
中国的全民财产私有化根本没有搞一人一份的分配。而是以官的私的，明的暗的，合法非法，前门后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途径转移腾挪，最终把相当一部分化公为私了。一些学者（如胡平、郎咸平）对此有深刻的分析论述。这场公有制向私有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伴随着不计其数的贪污腐败，可说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偷盗抢劫，是权力者对掌控的全民财产的监守自盗。但官方轻描淡写为“国有财产流失”。对此的道德评判一目了然，不必多说。此处仅强调一点：这场系统性的贪腐对于经济发展却能起到正面作用。当然，正面作用并非来自贪腐，而是来自企业变为私有制后经济效益的提高。胡平也承认这场全民资产的化公为私“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最容易成功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从微不足道上升到“三分天下有其二”了。这里当然有清白的，比如一些民间企业家白手起家从小做大的企业，还有落地中国的外资外企。但是，有很大一部分私企负有“原罪”，他们的“第一桶金”来自化公为私。而且，很多还长期与官员们勾结，进行权钱交易，获取稀缺资源（比如土地、矿山）。
这里要强调，即使是清白的民营企业也大部分与官场腐败脱不了干系：行贿巴结官员，有几个私企（不算外企）没干过？当然，也是迫不得已。在中国的“权力寻租”大环境下，要想更好地生存发展，企业不得不向权力“交租”，不抱大腿不行，只不过有的企业更主动有的更被动，积极程度不同而已。
对于企业向权力“交租”，曾有过“润滑剂”之说。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官僚体制还非常僵化之时，行贿可以撬动官僚机器，使私企得到多一些的生存发展空间，使原来的死路可以通行，原来办不成的事可以办成。
这种“租金”当然要加入“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不过这些年来，中国企业，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了相当高的竞争力。这表明，额外的“腐败成本”还没有超越极限，让企业承受不起。说好听点，中国的贪腐主要还是“养鸡收蛋”而非“杀鸡取卵”。
网上流传过一些贪腐潜规则。其中有“收了钱就要给人办事”，“事办不成要退钱”，“收钱有度，不能一锤子买卖”，“好处均分，不能一人独吞”等等。这些潜规则显示出一种意图：维持腐败的可持续性。有些贪官才不管“可持续性”，狠捞一票，携款潜逃。这种贪官看似不少，但比较全体贪官（“无官不贪”也许夸张，但贪官数目肯定非常巨大）仍是个小数。大多数贪官搞的还是“可持续腐败”。
上面似乎是努力发掘中国官场腐败“不那么坏”的一面。这绝非想为贪官开脱，只是想解释经济高速发展为什么能和严重的腐败共生。当然不敢说找到了足够好的解释，但多少点出了“中国式腐败”对经济的伤害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么严重。这不是说腐败可以宽恕，只是在解释事实：看上去那样广泛深入的腐败却没有阻挡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几篇文章至此，大致梳理了中国的“过去之谜”，下面将猜一下中国的“未来之谜”。
（全文完）
举世皆知，中国的官场非常腐败。可是，腐败大肆泛滥的同时，中国经济却高速发展。腐败伤害经济：造成资金流失，资源错配，垄断低效。这从理论到实际都没有疑问。所以，从常理思考，严重腐败与经济腾飞的结合太奇怪，简直不可能！但是，既成事实无法否认，咱们只能努力解译其中奥秘。
中国卷款外逃的贪官每年有多少？没有官方数字。他们卷走了多少赃款？官方更不会公布真相。网上有种种估计，上下出入很大，从每年数十亿到数千亿美元。假如达到一千亿，就占到中国GDP（大约是10万亿美元）的百分之一。这仅是外逃的，没逃的应该更多，从徐才厚家里搜出了一吨多的钞票。全国贪官每年一共贪多少？能达到GDP的2%？甚至3%？不知道。这是国家机密。
贪官们肯定伤害了中国经济。不过，严重程度很可能并不像那些数字，即：中国的GDP并没有因为腐败也被压低了2%或3%。贪官们盗走的是货币，而非实体经济。那些赃款若堆在家里不动，其实际意义就像印刷品，并没有从经济运行中抽走实物。不过，当货币“泄漏”到贪官那里囤积起来，实体经济会不会因缺少“流动载体”而运行迟滞呢？确实有些民营中小企业因缺少流动资金而陷入困境。但是，即便没有赃款泄漏，私企贷款难的状况也不会改善，因为银行根本不愿意向他们放贷，并非银行缺少资金。
实际上，中国充斥着货币。仅从2009年到2013年，中国央行就投放了60多万亿人民币，使中国的货币总量（M2）达到了一百多万亿。而且，现在每年还要再注入大约十几万亿。天量的货币中即使有几千亿甚至上万亿被贪官们截流，也只占到1%左右。中国的货币量依旧过多，而不是不足。近些年收藏品市场火爆，一块玉石卖几百万，一幅古字画上亿。很大程度上这是被“机构投资者”抬上去的。就是那些国企、上市公司，囤积了太多的钱需要保值、增值，就不务正业地到处乱投资。
若贪官们挥霍赃款呢？对于经济的作用，还要好于比把钱藏在家里不动。有个词叫“贪腐经济”，高档酒店饭馆还有奢侈品行业相当程度上依赖贪腐消费。如今大力反贪腐，这些行业明显萎缩。有些官员抱怨，说经济因此受到打击。这话可恨。即便把公平正义放到一边，仅从经济角度看，少数人的挥霍远比不上增加大众消费的好处大。但也不能否认，赃款拿出来挥霍又比窖藏起来不动对经济增长更有利。尤其现在中国正处于生产能力过剩，消费不足的状态。
赃款逃往国外对中国经济的伤害肯定更大。即便它被拿出来挥霍，直接刺激的也是外国的经济。当然，逃到国外的赃款最终还要流向中国“换取实物”，叠加在外贸的进出口之上。从中国经济和外贸的快速增长状况看，中国还没有因为外逃赃款而“失血过多”“伤筋动骨”。
贪赃仅仅是腐败的一部分。对经济伤害更大的腐败应该是渎职，或叫“不作为”、“乱作为”：办事拖拖拉拉，占着茅坑不拉屎，阻碍经济运行，或挥霍浪费，大搞劳民伤财效益极差的投资。这些要比贪污受贿的危害更大。
渎职型的腐败官员不少。但还有另一种贪官，像原铁道部长刘志军那样的，对工作非常投入也非常专业。中国的高铁起步虽晚，却一下子就追上了老高铁国（日、法、德），如今快两万公里了，世界第一。那么复杂的技术，那么强大的高素质的施工力量，中国却神速地都有了，气吹得一样。当然，绝非气吹的，而是大批专业人才细致艰苦的工作成果，这其中就包括刘志军和他的团队。当然，刘志军也是个大贪官。像他这样的贪官不少，专业素质高，拼命干工作，对经济建设有贡献。在中国，干部考核提拔要看GDP，看政绩。这使相当一批“能干的贪官”得到了提拔。从经济角度看，他们要比仅凭“行贿买官”、“溜须拍马”或靠亲属关系“鸡犬升天”上来的低能官员强。
其实，贪腐也含有“激励机制”，促使贪官们大搞经济：把“蛋糕”做得越大，就能贪的更多。所以，为了多贪也要拼命招商引资，多上项目，搞大地方经济。这里有个难算的题：能干的贪官对经济的“净作用”是正还是负？这可不好算：同一个官位，如果把“能干的贪官”换成“不能干的清官”，经济结果会差多少？一个能干的贪官如果把“蛋糕”做大了一斤，而他贪污了二两，能说他还有八两的“净贡献”么？这些实在算不清、说不清。
如果上面的题难算，还有更难算的：曾有过一场大规模的“腐败运动”，但同时它是否也促进了经济发展？这就是“所有制改革”和“国企改制”。中国的企业在毛泽东时代几乎达到了100%的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但所谓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实际上等于“无人所有”，谁也不能说“厂子是我的”，赚了归我，亏了我扛。这种产权不清导致企业经营不善、低效浪费。这是天下通病，一些西方国家也有“国营企业”，也一样效益低下，而改善的途径就是“私有化”。
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一大难题就是如何把全民的财产私有化。俄国和东欧国家曾把国企股份化，股票分给百姓。从公平角度看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但从经济效益看，这几乎是灾难：突然的“瓜分”给企业经营造成巨大冲击。经过好一阵混乱，只有企业产权最终能够落入善于经营的企业家手中，企业才能走上效益提高的生路。
中国的全民财产私有化根本没有搞一人一份的分配。而是以官的私的，明的暗的，合法非法，前门后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途径转移腾挪，最终把相当一部分化公为私了。一些学者（如胡平、郎咸平）对此有深刻的分析论述。这场公有制向私有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伴随着不计其数的贪污腐败，可说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偷盗抢劫，是权力者对掌控的全民财产的监守自盗。但官方轻描淡写为“国有财产流失”。对此的道德评判一目了然，不必多说。此处仅强调一点：这场系统性的贪腐对于经济发展却能起到正面作用。当然，正面作用并非来自贪腐，而是来自企业变为私有制后经济效益的提高。胡平也承认这场全民资产的化公为私“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最容易成功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从微不足道上升到“三分天下有其二”了。这里当然有清白的，比如一些民间企业家白手起家从小做大的企业，还有落地中国的外资外企。但是，有很大一部分私企负有“原罪”，他们的“第一桶金”来自化公为私。而且，很多还长期与官员们勾结，进行权钱交易，获取稀缺资源（比如土地、矿山）。
这里要强调，即使是清白的民营企业也大部分与官场腐败脱不了干系：行贿巴结官员，有几个私企（不算外企）没干过？当然，也是迫不得已。在中国的“权力寻租”大环境下，要想更好地生存发展，企业不得不向权力“交租”，不抱大腿不行，只不过有的企业更主动有的更被动，积极程度不同而已。
对于企业向权力“交租”，曾有过“润滑剂”之说。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官僚体制还非常僵化之时，行贿可以撬动官僚机器，使私企得到多一些的生存发展空间，使原来的死路可以通行，原来办不成的事可以办成。
这种“租金”当然要加入“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不过这些年来，中国企业，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了相当高的竞争力。这表明，额外的“腐败成本”还没有超越极限，让企业承受不起。说好听点，中国的贪腐主要还是“养鸡收蛋”而非“杀鸡取卵”。
网上流传过一些贪腐潜规则。其中有“收了钱就要给人办事”，“事办不成要退钱”，“收钱有度，不能一锤子买卖”，“好处均分，不能一人独吞”等等。这些潜规则显示出一种意图：维持腐败的可持续性。有些贪官才不管“可持续性”，狠捞一票，携款潜逃。这种贪官看似不少，但比较全体贪官（“无官不贪”也许夸张，但贪官数目肯定非常巨大）仍是个小数。大多数贪官搞的还是“可持续腐败”。
上面似乎是努力发掘中国官场腐败“不那么坏”的一面。这绝非想为贪官开脱，只是想解释经济高速发展为什么能和严重的腐败共生。当然不敢说找到了足够好的解释，但多少点出了“中国式腐败”对经济的伤害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么严重。这不是说腐败可以宽恕，只是在解释事实：看上去那样广泛深入的腐败却没有阻挡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几篇文章至此，大致梳理了中国的“过去之谜”，下面将猜一下中国的“未来之谜”。
（全文完）
陈向阳：中国道路（6 ）——转向“永远的利益”
发表于 2015 年 05 月 21 日 由 陈向阳
说到外交和国际关系，有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可是，毛泽东当年不讲这个，或者对“利益”的理解与众不同。他先是一边倒，倒向苏联，而与西方国家交恶，于是新中国遭受西方的经济封锁。接着又跟苏联闹翻，苏联的专家和援助也撤了。一时间，世界上凡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成了“帝修反”，全是敌人。乐意不乐意中国也只能昂起头来“自力更生”。而且，毛泽东非要领导世界革命。但是，要想当头儿就要笼络部下。于是，贫穷的中国还要勒紧裤带援助亚非拉的穷弟兄。糟糕的是，穷弟兄里“白眼狼”居多，翻脸不认人。毛泽东“世界革命中心”的梦到头来闹了个竹篮打水。1971年，他不得不与美国和解，因为苏联的威胁太大了。直到最终闭眼，毛泽东也没把经济利益放到外交的中心区，中国差不多还是“闭关锁国”的状态。
邓小平改弦更张，打开了国门。他首先认定“要和美国搞好”，因为他看清了：“凡是和美国搞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尤其是日本和四小龙。其实邓小平并不怎么喜欢美国，但也跑去示好，为的是利益。邓小平成功了，西方把经济壁垒逐步拆去，外资外企，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企业管理制度大量流进中国。而“中国制造”则流向世界，尤其是巨大的美国市场。中国经济就此开始起飞。
邓小平还定了一条外交策略：不当头儿，彻底抛弃了毛泽东总想“领导世界革命”的那份雄心。不仅“世界革命”那样虚妄的事，在许多事情上，“当头儿”都是赔本买卖，要承担比别人更多的责任，而履行责任就要“出血”，而且花了钱还常常不落好。所以，不当头。在维持世界秩序，平息局部乱子和麻烦方面，不当头意味着不掏钱或少掏钱，还少费神、少招人恨、少惹一身骚。麻烦事有世界警察美国出头呢。
尽管在邓小平时代初期中国对西方摆出了谦虚的微笑，还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模仿，但邓和领导层心里早有主意：技术和经济可以模仿，政治吗，却不能走西方之路，政权决不松手。可西方却曾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即将改革专制，代之以民主。梦想中的西方对中国释放了不少善意，不再敌对，取消了经济和技术封锁，还给了一些贷款和援助。为了不让西方再度警觉起来，再把中国当作对手，邓小平还有一招：韬光养晦，放低身段不张扬，闷着头搞经济，先强大起来再说。
但1989年的六四镇压一下子暴露了中共无意走民主道路。专制的中国强大起来会不会成为西方的新威胁？尤其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警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但是，中国太幸运了。911极大地牵制了美国。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北朝鲜，一个接一个的泥潭和麻烦陷住了美国，他哪还顾得上中国。而且，西方一直都在低估中国。西方学者，包括在西方的华裔学者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大都“唱衰”中国，大谈中国的严重问题，一次又一次预言共产党垮台，中国经济崩溃。他们麻痹了西方的警觉。当西方政界终于认清这些预言多么不靠谱时，中国已经成长为经济巨人。
中国的经济起飞也恰逢历史上最佳的国际环境。外部威胁几乎没了，没有任何国家真敢或真想侵犯中国。经济环境空前有利：全球化带来贸易壁垒降低，国际资本流动的障碍大减。于是，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和不断改进的投资环境，还有广阔的市场，吸引到国际资本蜂拥而入，对外贸易爆炸式增长。外资外企和外贸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学者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包括WTO），中国是世界上受益最大的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全球化浪潮，这是幸运。但是，能够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又离不开中国自身的条件，更有外交谋略。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的外交谋略贯穿着实用主义。别管对谁，给红脸还是白脸，给胡萝卜还是挥一挥大棒，都为了一个目的：争取最大利益。
中国认准了，决不能和美国闹僵，跟美国对着干的国家还没有一个能够繁荣发达。虽然举国上下很多人对美国一肚子气，尤其在美国炸了中国大使馆和中美飞机相撞之后，反美情绪高涨，但是，中国政府还是忍了，不和美国闹翻。中国也是“双重标准”：哪个小国敢邀请达赖或卖台湾武器，就来厉害的，大减人员和经贸往来，给他个“制裁”。而美国做了同样的事呢，中国则是嘴上抗议，实际行动很少。美国太强大了，制裁不了反伤了自己，中国看得很清楚。
中国再也不像毛泽东时代傻乎乎的支援“革命兄弟”了。对外援助仍然有，但都有利益的精明计算。有人会说，中国不是还傻乎乎地给北朝鲜“输血”么？这是没看清中国得到的巨大利益：如果不输血，北朝鲜真可能垮掉。然后呢？一个统一的大韩国就顶在了中国的家门口。而且，别指望这大韩国还会像今天这样客气，他不仅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八成还要跟中国“闹事”，比如领土问题（如今在黄海划界上已经有争执）。因为有北朝鲜这个强敌，南韩实在不敢得罪中国，这才忍着不闹。
不仅北朝鲜，还有其他的“流氓国家”，都对中国有好处。他们把美国这个警察累得气喘吁吁，顾不上对付中国。所以明里暗里，中国总要帮他们一把，可别让美国给整垮了。不是中国喜欢“流氓”，而是为了利益。一句话，实用主义。
中国也开始又援助非洲国家了。但可不像毛泽东时代为了革命或友谊，而是为了经济利益。非洲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当然要下手。但遇上了问题，不仅西方指责中国掠夺资源，非洲也有人抱怨中国是“新殖民主义”。所以，不出血不行了，行善式的援助不得不搞一些，堵西方的嘴，消解非洲人的抵触。
除了“资源国家”，中国对许多其他小国也在“撒胡椒面”。这“胡椒面”不白撒，换回那些国家“支持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中国的援助与西方不同，从不附加保障人权、防止贪腐之类的政治性条件，而经常附加经济条件：要从中国进货，要由中国承包工程。
中国对待俄国（苏联）更是实用主义。毛泽东把苏联从老大哥弄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邓小平呢，先是继续与苏联为敌，还发动战争，“教训”苏联的爪牙越南。这也是向西方显示自身“价值”：在与苏联对抗中，中国可扮演“有分量的盟友”，以期得到西方更优厚的“待遇”。
当苏联解体，不再是西方的大敌，中国再与俄国对着干就没意义了。何况俄国有中国需要的资源和先进武器，俄国还保持了某种程度的专制，而与西方依旧格格不入。尤其到了今天，俄国同中国一道受到美国的压力，于是，有很多理由让中国与俄国做“朋友”了。为了“做朋友”，中国不惜在边境争端中做出重大让步：与俄国划定了边界，对于沙俄夺走的几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彻底毁掉了讨要的可能性。这也是实用主义，反正在可预见的未来肯定无法讨回，干吗总让问题悬着，成为两国走近的大障碍呢？
在得到俄国的石油、天然气、军事装备的同时，中国又小心地和俄国保持距离，不想弄成盟友的样子，使西方对中国增加敌意。最近，美国和北约把“劲”用到了俄国身上，中国乐得轻松一些，决不会因为“朋友”的关系替俄国分担一点西方的压力。
对日本也是实用主义。恨归恨，生意照样做，经济关系没受太大影响。这是因为：中国从日本得到的经济好处一点都不比日本从中国得到的少。
总之，中国的对外政策早已经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愚蠢。替代“领导世界革命和反帝反修反霸”宗旨的，是争取最大利益。这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未完待续）
说到外交和国际关系，有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可是，毛泽东当年不讲这个，或者对“利益”的理解与众不同。他先是一边倒，倒向苏联，而与西方国家交恶，于是新中国遭受西方的经济封锁。接着又跟苏联闹翻，苏联的专家和援助也撤了。一时间，世界上凡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成了“帝修反”，全是敌人。乐意不乐意中国也只能昂起头来“自力更生”。而且，毛泽东非要领导世界革命。但是，要想当头儿就要笼络部下。于是，贫穷的中国还要勒紧裤带援助亚非拉的穷弟兄。糟糕的是，穷弟兄里“白眼狼”居多，翻脸不认人。毛泽东“世界革命中心”的梦到头来闹了个竹篮打水。1971年，他不得不与美国和解，因为苏联的威胁太大了。直到最终闭眼，毛泽东也没把经济利益放到外交的中心区，中国差不多还是“闭关锁国”的状态。
邓小平改弦更张，打开了国门。他首先认定“要和美国搞好”，因为他看清了：“凡是和美国搞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尤其是日本和四小龙。其实邓小平并不怎么喜欢美国，但也跑去示好，为的是利益。邓小平成功了，西方把经济壁垒逐步拆去，外资外企，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企业管理制度大量流进中国。而“中国制造”则流向世界，尤其是巨大的美国市场。中国经济就此开始起飞。
邓小平还定了一条外交策略：不当头儿，彻底抛弃了毛泽东总想“领导世界革命”的那份雄心。不仅“世界革命”那样虚妄的事，在许多事情上，“当头儿”都是赔本买卖，要承担比别人更多的责任，而履行责任就要“出血”，而且花了钱还常常不落好。所以，不当头。在维持世界秩序，平息局部乱子和麻烦方面，不当头意味着不掏钱或少掏钱，还少费神、少招人恨、少惹一身骚。麻烦事有世界警察美国出头呢。
尽管在邓小平时代初期中国对西方摆出了谦虚的微笑，还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模仿，但邓和领导层心里早有主意：技术和经济可以模仿，政治吗，却不能走西方之路，政权决不松手。可西方却曾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即将改革专制，代之以民主。梦想中的西方对中国释放了不少善意，不再敌对，取消了经济和技术封锁，还给了一些贷款和援助。为了不让西方再度警觉起来，再把中国当作对手，邓小平还有一招：韬光养晦，放低身段不张扬，闷着头搞经济，先强大起来再说。
但1989年的六四镇压一下子暴露了中共无意走民主道路。专制的中国强大起来会不会成为西方的新威胁？尤其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警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但是，中国太幸运了。911极大地牵制了美国。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北朝鲜，一个接一个的泥潭和麻烦陷住了美国，他哪还顾得上中国。而且，西方一直都在低估中国。西方学者，包括在西方的华裔学者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大都“唱衰”中国，大谈中国的严重问题，一次又一次预言共产党垮台，中国经济崩溃。他们麻痹了西方的警觉。当西方政界终于认清这些预言多么不靠谱时，中国已经成长为经济巨人。
中国的经济起飞也恰逢历史上最佳的国际环境。外部威胁几乎没了，没有任何国家真敢或真想侵犯中国。经济环境空前有利：全球化带来贸易壁垒降低，国际资本流动的障碍大减。于是，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和不断改进的投资环境，还有广阔的市场，吸引到国际资本蜂拥而入，对外贸易爆炸式增长。外资外企和外贸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学者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包括WTO），中国是世界上受益最大的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全球化浪潮，这是幸运。但是，能够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又离不开中国自身的条件，更有外交谋略。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的外交谋略贯穿着实用主义。别管对谁，给红脸还是白脸，给胡萝卜还是挥一挥大棒，都为了一个目的：争取最大利益。
中国认准了，决不能和美国闹僵，跟美国对着干的国家还没有一个能够繁荣发达。虽然举国上下很多人对美国一肚子气，尤其在美国炸了中国大使馆和中美飞机相撞之后，反美情绪高涨，但是，中国政府还是忍了，不和美国闹翻。中国也是“双重标准”：哪个小国敢邀请达赖或卖台湾武器，就来厉害的，大减人员和经贸往来，给他个“制裁”。而美国做了同样的事呢，中国则是嘴上抗议，实际行动很少。美国太强大了，制裁不了反伤了自己，中国看得很清楚。
中国再也不像毛泽东时代傻乎乎的支援“革命兄弟”了。对外援助仍然有，但都有利益的精明计算。有人会说，中国不是还傻乎乎地给北朝鲜“输血”么？这是没看清中国得到的巨大利益：如果不输血，北朝鲜真可能垮掉。然后呢？一个统一的大韩国就顶在了中国的家门口。而且，别指望这大韩国还会像今天这样客气，他不仅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八成还要跟中国“闹事”，比如领土问题（如今在黄海划界上已经有争执）。因为有北朝鲜这个强敌，南韩实在不敢得罪中国，这才忍着不闹。
不仅北朝鲜，还有其他的“流氓国家”，都对中国有好处。他们把美国这个警察累得气喘吁吁，顾不上对付中国。所以明里暗里，中国总要帮他们一把，可别让美国给整垮了。不是中国喜欢“流氓”，而是为了利益。一句话，实用主义。
中国也开始又援助非洲国家了。但可不像毛泽东时代为了革命或友谊，而是为了经济利益。非洲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当然要下手。但遇上了问题，不仅西方指责中国掠夺资源，非洲也有人抱怨中国是“新殖民主义”。所以，不出血不行了，行善式的援助不得不搞一些，堵西方的嘴，消解非洲人的抵触。
除了“资源国家”，中国对许多其他小国也在“撒胡椒面”。这“胡椒面”不白撒，换回那些国家“支持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中国的援助与西方不同，从不附加保障人权、防止贪腐之类的政治性条件，而经常附加经济条件：要从中国进货，要由中国承包工程。
中国对待俄国（苏联）更是实用主义。毛泽东把苏联从老大哥弄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邓小平呢，先是继续与苏联为敌，还发动战争，“教训”苏联的爪牙越南。这也是向西方显示自身“价值”：在与苏联对抗中，中国可扮演“有分量的盟友”，以期得到西方更优厚的“待遇”。
当苏联解体，不再是西方的大敌，中国再与俄国对着干就没意义了。何况俄国有中国需要的资源和先进武器，俄国还保持了某种程度的专制，而与西方依旧格格不入。尤其到了今天，俄国同中国一道受到美国的压力，于是，有很多理由让中国与俄国做“朋友”了。为了“做朋友”，中国不惜在边境争端中做出重大让步：与俄国划定了边界，对于沙俄夺走的几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彻底毁掉了讨要的可能性。这也是实用主义，反正在可预见的未来肯定无法讨回，干吗总让问题悬着，成为两国走近的大障碍呢？
在得到俄国的石油、天然气、军事装备的同时，中国又小心地和俄国保持距离，不想弄成盟友的样子，使西方对中国增加敌意。最近，美国和北约把“劲”用到了俄国身上，中国乐得轻松一些，决不会因为“朋友”的关系替俄国分担一点西方的压力。
对日本也是实用主义。恨归恨，生意照样做，经济关系没受太大影响。这是因为：中国从日本得到的经济好处一点都不比日本从中国得到的少。
总之，中国的对外政策早已经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愚蠢。替代“领导世界革命和反帝反修反霸”宗旨的，是争取最大利益。这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未完待续）
陈向阳：中国道路（5）——超级“拿来主义”
发表于 2015 年 05 月 20 日 由 陈向阳
当年鲁迅曾抨击国人面对“洋东西”的愚昧：一是怕，对洋东西的厉害心生畏惧，敬而远之。二是恨，恨洋东西带来的伤害，于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三是盲目崇媚，100%照单全收，恨不能彻底洋化。鲁迅与之相对，提出了“拿来主义”：主动出手，加以挑选，凡是有用的好东西就拿来（指学习和模仿）。
关于鲁迅，近些年争议不小，但他的拿来主义应该说还不错。对于什么才是“有用的好东西”肯定见解各异，但有用的好东西应当拿来，大概错不了。
在毛泽东时代，“国外的好东西”曾经只是苏联那套，后来缩减到几乎为零。全世界到处是“帝修反”，都成了敌人。中国人就一咬牙，自力更生，几乎又退回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到了邓小平时代，180度转弯，敞开国门，一通“拿来”。还越拿越起劲，没有了半点鲁迅抨击的那些愚昧。要说“怕”，如今谁怕谁？是咱中国人把洋人“拿”怕了。要说恨，是外国商家恨中国的冒牌货、山寨货。虽说中国人也恨着几个外国，但恨人不恨东西。谁的技术好就使劲学，谁的货好卖，就冒牌山寨。说到崇媚，顶多是只崇不媚。说你人好、东西好，那是崇，溜须拍马才是媚。
大多国人只崇好产品好创意，不崇观念不崇人。即使崇好东西也不媚，连应有的尊重也不给。最近，石家庄山寨了人面狮身相，最后拆了，还道歉，因为外国人怒了，抗议了。今天中国建有好几座“白宫”，美国总统办公的地方，咱们小县长也来它一座。在福建泉州的清源山上有座新盖的庙宇，里面竟然造了两个长着翅膀的娃娃天使，就是西方画里常见的小天使，他们飞在半空，手捧花束，在向佛祖释迦牟尼献花呢。这几例突出显示了当今中国人的超级“拿来主义”，毫无顾忌的“洋为中用”。
对国外的先进技术，中国人高度饥渴，一直都把买技术放在买产品之上。搞合资企业，进口产品和设备，常常以对方转让技术作为先决条件。一些核心技术、军用技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那就用其它办法。比如，现在中国政府对外派留学生滞留国外工作，态度已经宽容了许多。因为这些人的一部分会在将来以某种方式使中国得到更多的技术和商务秘密，比他们一毕业就回国做出的贡献更大，所以才放长线钓大鱼。
超级“拿来主义”显然已让中国享尽了“后发优势”。节约了大量研发费用，避免了做“先行者”探路、迷路、绕路的巨大付出。这点没有疑问。但仍有个大疑问：只拿技术，不拿制度，是否真行得通？后发优势之外是否还有所谓的“后发劣势”？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就被一些学者归因于只学技术，不学制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坏结果。还有苏联经济上的失败，南美国家的经济停滞都曾被解释为“后发劣势”的佐证。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这样说：“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中国经济目前的减速是否也由于后发劣势的作用？这个问题复杂，此处不谈。这里只想指出：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的“拿来主义”实属前所未有，远远超越了当年的洋务运动。拿两者类比不妥当。若中国今日仍在洋务运动的框框里，哪有如此经济成就。
中国这一波的“拿来主义”早就延伸到了制度层面。制度的含义很广，经济法规、企业管理也属于制度，比较低层次的制度。早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开始下力模仿西方的企业管理制度。对国际经济贸易法规也“拿来”，不拿不行，与世界打交道就得遵照世界规则。但这种“拿来”极具灵活性。有些拿来的法规只在经济特区里用，有些只对外资企业用。反正三十多年来，尽管中国整体上绝非一个法制国家，可是大批的外资、外企进入了中国，并没有遇到大的阻碍。教科书说，健全的法制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中国就以不健全的法制搞起了“部分市场经济”，也让“中国制造”占领了世界市场。
当然，在“制度模仿”上共产党设立了禁区：抵制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有相关的理念和学说，比如“普世价值”。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共产党心里也有了底。一些大陆学者信心满满地强调：发达的经济与民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中国梦）已经很明确：一个政治专制、经济发达的世界头号强国。
不过，疑云依旧弥漫。中国的经济脚步确实慢了下来。有人只从经济层面解释：人口红利用尽，出口市场萎缩，消费增长过慢，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等等。另一些学者则指向了制度：是制度改革的红利基本用尽，走出困境必须进一步改革制度。这些涉及未来的内容暂且不谈。
总之，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超级的“拿来主义”。技术层面，拿得如饥似渴，甚至贪得无厌，尽享后发优势。制度层面，“拿来”的选择性很强，主要限于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管理的层面。这种选择性拿来也受益非浅。
当然，超级“拿来主义”得以成功还有“被拿”一方的配合，如果西方还像当年那样搞“经济封锁”，中国人岂能拿得如此痛快？这三十多年来，中国恰逢历史上最佳的国际环境。不过，说“恰逢”有点不对，因为这个最佳的国际环境所以出现，除了世界的科技进步、全球化和各种“机缘的巧合”，还有中国外交谋略的作用。
更多详情请接着看。
（未完待续）
当年鲁迅曾抨击国人面对“洋东西”的愚昧：一是怕，对洋东西的厉害心生畏惧，敬而远之。二是恨，恨洋东西带来的伤害，于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三是盲目崇媚，100%照单全收，恨不能彻底洋化。鲁迅与之相对，提出了“拿来主义”：主动出手，加以挑选，凡是有用的好东西就拿来（指学习和模仿）。
关于鲁迅，近些年争议不小，但他的拿来主义应该说还不错。对于什么才是“有用的好东西”肯定见解各异，但有用的好东西应当拿来，大概错不了。
在毛泽东时代，“国外的好东西”曾经只是苏联那套，后来缩减到几乎为零。全世界到处是“帝修反”，都成了敌人。中国人就一咬牙，自力更生，几乎又退回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到了邓小平时代，180度转弯，敞开国门，一通“拿来”。还越拿越起劲，没有了半点鲁迅抨击的那些愚昧。要说“怕”，如今谁怕谁？是咱中国人把洋人“拿”怕了。要说恨，是外国商家恨中国的冒牌货、山寨货。虽说中国人也恨着几个外国，但恨人不恨东西。谁的技术好就使劲学，谁的货好卖，就冒牌山寨。说到崇媚，顶多是只崇不媚。说你人好、东西好，那是崇，溜须拍马才是媚。
大多国人只崇好产品好创意，不崇观念不崇人。即使崇好东西也不媚，连应有的尊重也不给。最近，石家庄山寨了人面狮身相，最后拆了，还道歉，因为外国人怒了，抗议了。今天中国建有好几座“白宫”，美国总统办公的地方，咱们小县长也来它一座。在福建泉州的清源山上有座新盖的庙宇，里面竟然造了两个长着翅膀的娃娃天使，就是西方画里常见的小天使，他们飞在半空，手捧花束，在向佛祖释迦牟尼献花呢。这几例突出显示了当今中国人的超级“拿来主义”，毫无顾忌的“洋为中用”。
对国外的先进技术，中国人高度饥渴，一直都把买技术放在买产品之上。搞合资企业，进口产品和设备，常常以对方转让技术作为先决条件。一些核心技术、军用技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那就用其它办法。比如，现在中国政府对外派留学生滞留国外工作，态度已经宽容了许多。因为这些人的一部分会在将来以某种方式使中国得到更多的技术和商务秘密，比他们一毕业就回国做出的贡献更大，所以才放长线钓大鱼。
超级“拿来主义”显然已让中国享尽了“后发优势”。节约了大量研发费用，避免了做“先行者”探路、迷路、绕路的巨大付出。这点没有疑问。但仍有个大疑问：只拿技术，不拿制度，是否真行得通？后发优势之外是否还有所谓的“后发劣势”？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就被一些学者归因于只学技术，不学制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坏结果。还有苏联经济上的失败，南美国家的经济停滞都曾被解释为“后发劣势”的佐证。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这样说：“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中国经济目前的减速是否也由于后发劣势的作用？这个问题复杂，此处不谈。这里只想指出：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的“拿来主义”实属前所未有，远远超越了当年的洋务运动。拿两者类比不妥当。若中国今日仍在洋务运动的框框里，哪有如此经济成就。
中国这一波的“拿来主义”早就延伸到了制度层面。制度的含义很广，经济法规、企业管理也属于制度，比较低层次的制度。早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开始下力模仿西方的企业管理制度。对国际经济贸易法规也“拿来”，不拿不行，与世界打交道就得遵照世界规则。但这种“拿来”极具灵活性。有些拿来的法规只在经济特区里用，有些只对外资企业用。反正三十多年来，尽管中国整体上绝非一个法制国家，可是大批的外资、外企进入了中国，并没有遇到大的阻碍。教科书说，健全的法制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中国就以不健全的法制搞起了“部分市场经济”，也让“中国制造”占领了世界市场。
当然，在“制度模仿”上共产党设立了禁区：抵制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有相关的理念和学说，比如“普世价值”。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共产党心里也有了底。一些大陆学者信心满满地强调：发达的经济与民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中国梦）已经很明确：一个政治专制、经济发达的世界头号强国。
不过，疑云依旧弥漫。中国的经济脚步确实慢了下来。有人只从经济层面解释：人口红利用尽，出口市场萎缩，消费增长过慢，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等等。另一些学者则指向了制度：是制度改革的红利基本用尽，走出困境必须进一步改革制度。这些涉及未来的内容暂且不谈。
总之，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超级的“拿来主义”。技术层面，拿得如饥似渴，甚至贪得无厌，尽享后发优势。制度层面，“拿来”的选择性很强，主要限于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管理的层面。这种选择性拿来也受益非浅。
当然，超级“拿来主义”得以成功还有“被拿”一方的配合，如果西方还像当年那样搞“经济封锁”，中国人岂能拿得如此痛快？这三十多年来，中国恰逢历史上最佳的国际环境。不过，说“恰逢”有点不对，因为这个最佳的国际环境所以出现，除了世界的科技进步、全球化和各种“机缘的巧合”，还有中国外交谋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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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陈向阳：中国道路（4） ——文化优势？
发表于 2015 年 05 月 19 日 由 陈向阳
有人提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文化优势。
“文化”一词含义太丰富，或者说太模糊。此处说的“文化”仅指“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表现为人的行为特点。在许多情况下，中国人的行为与其他人不同。
有学者就把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归因于中国人：特别勤劳又非常节俭（高储蓄率）。有外国老板警告手下员工：“要么像中国人一样工作，要么工厂只好搬到中国去”。
中国人的勤劳节俭是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所造就。在水、旱、虫灾频发的中国大地上，不特别勤劳就没有收获，不节俭储藏就度不过灾年。其他民族也勤劳节俭，但中国人更胜一筹，海外华人就是实证。别管在哪个国家，华人都属于经济上非常成功的群体。他们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勤劳和节俭。富二代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过去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
澳洲有个“四十千”群体，是1989年前后来到澳洲的中国留学生。下飞机时就是一大一小两件行李，口袋里有几百澳元就算富的。这才二十多年，大多数四十千的个人财产已经超过了澳洲人的平均水平，至少有一套房产，许多人还有了投资房。怎么来的？想当年，一个人打几份工，租一间屋睡几个人，什么便宜吃什么，挣钱、省钱、存钱，一天天，一年年，就这么过。
除了勤俭，中国人还以精明著称。在海外也许带有贬义，都说中国人最擅长找机会、占便宜，讨价还价，寸利必争。当年的四十千攒足了第一笔钱，有人就开始做小老板，从小商店、小饭馆开始，逐步发展。尤其在经济不好的时期，洋人的店铺撑不下去了，只好低价出让时，一家家中国店就开张了，弄得洋人目瞪口呆。才二十几年，悉尼又出现了多处“小ChinaTown”，比如“小上海”。
中国人从不知足，钱永远挣不够。买下住房，接着买投资房，一处、两处、三处，没完。积攒钱财，留给后代，这是中国的老传统。虽然常受人诟病：不知道花钱享受，把挣钱攒钱当成了人生目的，简直愚蠢。但是，努力工作，又省钱攒钱，这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却起着巨大作用。亿万人攒钱，政府和企业才有大量资金投资。中国的基本建设气吹的一样膨胀，高速公路铁路，水库电网，工业园区，大城市群。当然，这也是问题，生产能力过剩闲置，基本建设过多浪费。而且投资过高、消费不足，这被认为是经济结构的大问题，不可持续。但是也别忘了另一面，在经济还很不发达时，只有尽量多的投资才能有高速的发展。低消费、高投资到了今天是问题，而在经济起步阶段却是高速发展的关键。
工蚁或工蜂，精明的小商贩、小店主，这些词还远不足以描述中国人。说到理解和学习能力，中国人也常常令人惊讶。中国人的数学好不必说了，就连西方的音乐、美术，中国人也常常在国际大赛上拿奖。但西方人也陷入了忧虑和警觉，因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技术也能力超强，尤其是盗版和山寨更让西方人反感甚至愤怒。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学习模仿和山寨盗版肯定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后发优势，少走弯路，节省研发费用。
中国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比西方人逊色，这似乎是公认的，与传统文化也脱不了干系。中国人从小就在太多的“条条框框”里长大，习惯了只在给定的条件和空间里发挥聪明才干。不是没有创新的能力，只是没有那个习惯。如果真的需要，中国人完全可以在创新方面有出色表现，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仅仅是最近的例证之一。
中国人还有一样超强的能力：忍耐。其中的生理耐受力曾很让西方人吃惊，比如修建横贯美国大铁路的华工，比如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在生理忍受之外，中国人更有超强的“社会忍受力”，这却令西方人不解，甚至不屑。有人不加掩饰地称之为“中国人的奴性”：面对社会不公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肯定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中国从不讲平等，社会等级是天经地义。上等人的特权和下等人的吃苦受累、受歧视，都是当然的。然而，这种“社会忍受力”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却作用巨大。
农民进城务工，工资低不说，还要拖到年底一块发，没准还欠着不给了。农民工还没有医保，没有失业救济，没有住房公积金，没有养老金，还要加班，还要在恶劣的环境里工作。这给那些雇主、企业、政府省下了多少钱？“中国制造”的成本能不低么？中国农民生来就比城里人“矮一大截”，可他们忍了。这在西方国家可能么？许多西方国家的农民得到的国家补贴反要多于城里人。
许多中国人还忍受着工厂排出的废水、废气、废渣、噪音、粉尘、雾霾，还有各种的不方便，包括为工程搬迁，离开自己的故土，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这在西方可能么？正是中国人对恶劣境遇的忍耐，有人称为“低人权状况”，经济成本才大大降低。这里包括企业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成本”，它额外地增加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西方的人权、平等、民主虽然真是好东西，尤其是对广大百姓，但在经济成本上确实起负面作用。比如选票会迫使社会福利不断增加，结果使经济不堪重负，“钉子户”会使一些建设项目拖来拖去，成本高企。
中国人还特别能凑合、能对付，常常降低标准，不严格按章程办事。这也扎根于中国文化：缺少工业社会的精准和认真，土办法盛行，讲人情讲关系，规章制度可以通融。在中国，办事一板一眼，不讲情面特别认真的人常常吃不开。这大概算不上优点，很让西方人看不上眼。它在经济发展中的负面作用很明显，但它还有正面作用呢，却往往被忽略了。比如：善于凑合，因陋就简，条件不够也对付着把事情办了。请看例证：
北京1990年代之前的住宅根本就没有私家车的停车位，甚至1990年代后的住宅也没有足够的停车位。但北京的私家车却疯狂地增长到数百万辆。入夜时分你去三环以内看看，到处停满了车。院里院外，马路边、人行道，全停满了。许多胡同和小区的道路都因为停车被堵成了单车线。车堵着车停，车窗上留个电话号码。被堵在里边的车想出去，得先打电话叫人来挪车。可就这么凑合着，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要等解决了停车位再发展私人汽车，中国的汽车工业能发展这么快么？
再看一例，北京马路边排泄雨水的下水道应该只排“灰水”。可那里经常冒出恶臭，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大量屎尿和泔水这类“黑水”。不是另有一套下水道排泄“黑水”么？当然有，但只是正规建筑才有。而“非正规建筑呢”？比如，街边人行道挺宽，有人就会搭起个小棚卖早点。慢慢地，小棚变小房，小房变大房，一个变俩，变仨，变成一大排装修挺漂亮的饭馆、小吃店、理发店、杂货店。简直看不出它们都是非法建筑。自来水和电不知从哪就接来了。下水道呢，对不起，就用街边的雨水管道了。什么脏水都往里排，能不臭么？可由于这些非法小店铺的成本低，东西也就卖的便宜，帮助降低了生活费用，使农民工和其他“下等人”更能接受低工资。整体效果就是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你再去北京各大学看看，校门外的人行道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裹、盒子，周围是大学生们围着，那是快递公司在工作。大学不让进，就在大门外摆开了“快件认领处”。这才没几年，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货车。在寸土寸金的北京，雨后春笋般的快递公司居然没有被场地难住。店面都是小小的，而许多宽敞点的马路边人行道就成了他们的“货场”、“分检处”、“认领处”。就这么凑合着，包括阿里巴巴那样的网购电商大公司就成功崛起了。西方人能行么？
中国人的凑合还包括降低质量，用廉价原材料，用省工省力的工艺流程。产品质量当然高不了，但是绝对便宜。低质量坏的一面谁都知道，但它的“优点”往往被低估了，那就是节约。世上有太多的“高质量”被浪费了。比如名牌服装，结实，能穿好多年，但许多人穿不了几次就不好意思重复穿了，从此遗忘在衣柜里。高质量也没用。而低质量的假名牌穿几次就走形、掉色、磨坏，却刚好“够用”，避免了浪费。类似的事情很多。中国人就特别善于使用廉价的替代品，少花钱也把事情办了。当然，这么干有时会出质量事故，造成重大损失，非常引人注目。但事情的另一面，低质低价的替代品造成的节约，却毫不显眼而被忽略了。实际上它的数量非常巨大，作用也同样巨大。
总之，许多中国人特有的习惯和行为也许得不到别人（比如西方人）的佩服和尊敬，但对于经济发展，尤其在经济起飞阶段，却是巨大的优势。
中国人的这些“经济优点”由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造就，但也被压制了几千年。专制皇权的最高利益不过是一个家族的“江山”，超出巩固江山所需要的经济活动是不必要的，也是危险的。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有潜力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商”一直受到抑制，“士、农、工、商”，他被排在社会等级的最下层。“重农抑商”几乎是两千年一贯制。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经济优点”也曾遭到严厉压制，“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直到邓小平，才把中国人身上的束缚一点点解开了。效果简直是立竿见影，偌大中国立刻就迸发出勃勃的经济生机。
当然，仅凭这个“文化优势”和前面讲过的“政治优势”，依然无法完整解释“中国奇迹”，还有其它不可或缺的因素。那是什么呢？请接着看。
（未完待续）
有人提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文化优势。
“文化”一词含义太丰富，或者说太模糊。此处说的“文化”仅指“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表现为人的行为特点。在许多情况下，中国人的行为与其他人不同。
有学者就把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归因于中国人：特别勤劳又非常节俭（高储蓄率）。有外国老板警告手下员工：“要么像中国人一样工作，要么工厂只好搬到中国去”。
中国人的勤劳节俭是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所造就。在水、旱、虫灾频发的中国大地上，不特别勤劳就没有收获，不节俭储藏就度不过灾年。其他民族也勤劳节俭，但中国人更胜一筹，海外华人就是实证。别管在哪个国家，华人都属于经济上非常成功的群体。他们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勤劳和节俭。富二代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过去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
澳洲有个“四十千”群体，是1989年前后来到澳洲的中国留学生。下飞机时就是一大一小两件行李，口袋里有几百澳元就算富的。这才二十多年，大多数四十千的个人财产已经超过了澳洲人的平均水平，至少有一套房产，许多人还有了投资房。怎么来的？想当年，一个人打几份工，租一间屋睡几个人，什么便宜吃什么，挣钱、省钱、存钱，一天天，一年年，就这么过。
除了勤俭，中国人还以精明著称。在海外也许带有贬义，都说中国人最擅长找机会、占便宜，讨价还价，寸利必争。当年的四十千攒足了第一笔钱，有人就开始做小老板，从小商店、小饭馆开始，逐步发展。尤其在经济不好的时期，洋人的店铺撑不下去了，只好低价出让时，一家家中国店就开张了，弄得洋人目瞪口呆。才二十几年，悉尼又出现了多处“小ChinaTown”，比如“小上海”。
中国人从不知足，钱永远挣不够。买下住房，接着买投资房，一处、两处、三处，没完。积攒钱财，留给后代，这是中国的老传统。虽然常受人诟病：不知道花钱享受，把挣钱攒钱当成了人生目的，简直愚蠢。但是，努力工作，又省钱攒钱，这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却起着巨大作用。亿万人攒钱，政府和企业才有大量资金投资。中国的基本建设气吹的一样膨胀，高速公路铁路，水库电网，工业园区，大城市群。当然，这也是问题，生产能力过剩闲置，基本建设过多浪费。而且投资过高、消费不足，这被认为是经济结构的大问题，不可持续。但是也别忘了另一面，在经济还很不发达时，只有尽量多的投资才能有高速的发展。低消费、高投资到了今天是问题，而在经济起步阶段却是高速发展的关键。
工蚁或工蜂，精明的小商贩、小店主，这些词还远不足以描述中国人。说到理解和学习能力，中国人也常常令人惊讶。中国人的数学好不必说了，就连西方的音乐、美术，中国人也常常在国际大赛上拿奖。但西方人也陷入了忧虑和警觉，因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技术也能力超强，尤其是盗版和山寨更让西方人反感甚至愤怒。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学习模仿和山寨盗版肯定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后发优势，少走弯路，节省研发费用。
中国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比西方人逊色，这似乎是公认的，与传统文化也脱不了干系。中国人从小就在太多的“条条框框”里长大，习惯了只在给定的条件和空间里发挥聪明才干。不是没有创新的能力，只是没有那个习惯。如果真的需要，中国人完全可以在创新方面有出色表现，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仅仅是最近的例证之一。
中国人还有一样超强的能力：忍耐。其中的生理耐受力曾很让西方人吃惊，比如修建横贯美国大铁路的华工，比如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在生理忍受之外，中国人更有超强的“社会忍受力”，这却令西方人不解，甚至不屑。有人不加掩饰地称之为“中国人的奴性”：面对社会不公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肯定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中国从不讲平等，社会等级是天经地义。上等人的特权和下等人的吃苦受累、受歧视，都是当然的。然而，这种“社会忍受力”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却作用巨大。
农民进城务工，工资低不说，还要拖到年底一块发，没准还欠着不给了。农民工还没有医保，没有失业救济，没有住房公积金，没有养老金，还要加班，还要在恶劣的环境里工作。这给那些雇主、企业、政府省下了多少钱？“中国制造”的成本能不低么？中国农民生来就比城里人“矮一大截”，可他们忍了。这在西方国家可能么？许多西方国家的农民得到的国家补贴反要多于城里人。
许多中国人还忍受着工厂排出的废水、废气、废渣、噪音、粉尘、雾霾，还有各种的不方便，包括为工程搬迁，离开自己的故土，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这在西方可能么？正是中国人对恶劣境遇的忍耐，有人称为“低人权状况”，经济成本才大大降低。这里包括企业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成本”，它额外地增加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西方的人权、平等、民主虽然真是好东西，尤其是对广大百姓，但在经济成本上确实起负面作用。比如选票会迫使社会福利不断增加，结果使经济不堪重负，“钉子户”会使一些建设项目拖来拖去，成本高企。
中国人还特别能凑合、能对付，常常降低标准，不严格按章程办事。这也扎根于中国文化：缺少工业社会的精准和认真，土办法盛行，讲人情讲关系，规章制度可以通融。在中国，办事一板一眼，不讲情面特别认真的人常常吃不开。这大概算不上优点，很让西方人看不上眼。它在经济发展中的负面作用很明显，但它还有正面作用呢，却往往被忽略了。比如：善于凑合，因陋就简，条件不够也对付着把事情办了。请看例证：
北京1990年代之前的住宅根本就没有私家车的停车位，甚至1990年代后的住宅也没有足够的停车位。但北京的私家车却疯狂地增长到数百万辆。入夜时分你去三环以内看看，到处停满了车。院里院外，马路边、人行道，全停满了。许多胡同和小区的道路都因为停车被堵成了单车线。车堵着车停，车窗上留个电话号码。被堵在里边的车想出去，得先打电话叫人来挪车。可就这么凑合着，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要等解决了停车位再发展私人汽车，中国的汽车工业能发展这么快么？
再看一例，北京马路边排泄雨水的下水道应该只排“灰水”。可那里经常冒出恶臭，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大量屎尿和泔水这类“黑水”。不是另有一套下水道排泄“黑水”么？当然有，但只是正规建筑才有。而“非正规建筑呢”？比如，街边人行道挺宽，有人就会搭起个小棚卖早点。慢慢地，小棚变小房，小房变大房，一个变俩，变仨，变成一大排装修挺漂亮的饭馆、小吃店、理发店、杂货店。简直看不出它们都是非法建筑。自来水和电不知从哪就接来了。下水道呢，对不起，就用街边的雨水管道了。什么脏水都往里排，能不臭么？可由于这些非法小店铺的成本低，东西也就卖的便宜，帮助降低了生活费用，使农民工和其他“下等人”更能接受低工资。整体效果就是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你再去北京各大学看看，校门外的人行道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裹、盒子，周围是大学生们围着，那是快递公司在工作。大学不让进，就在大门外摆开了“快件认领处”。这才没几年，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货车。在寸土寸金的北京，雨后春笋般的快递公司居然没有被场地难住。店面都是小小的，而许多宽敞点的马路边人行道就成了他们的“货场”、“分检处”、“认领处”。就这么凑合着，包括阿里巴巴那样的网购电商大公司就成功崛起了。西方人能行么？
中国人的凑合还包括降低质量，用廉价原材料，用省工省力的工艺流程。产品质量当然高不了，但是绝对便宜。低质量坏的一面谁都知道，但它的“优点”往往被低估了，那就是节约。世上有太多的“高质量”被浪费了。比如名牌服装，结实，能穿好多年，但许多人穿不了几次就不好意思重复穿了，从此遗忘在衣柜里。高质量也没用。而低质量的假名牌穿几次就走形、掉色、磨坏，却刚好“够用”，避免了浪费。类似的事情很多。中国人就特别善于使用廉价的替代品，少花钱也把事情办了。当然，这么干有时会出质量事故，造成重大损失，非常引人注目。但事情的另一面，低质低价的替代品造成的节约，却毫不显眼而被忽略了。实际上它的数量非常巨大，作用也同样巨大。
总之，许多中国人特有的习惯和行为也许得不到别人（比如西方人）的佩服和尊敬，但对于经济发展，尤其在经济起飞阶段，却是巨大的优势。
中国人的这些“经济优点”由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造就，但也被压制了几千年。专制皇权的最高利益不过是一个家族的“江山”，超出巩固江山所需要的经济活动是不必要的，也是危险的。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有潜力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商”一直受到抑制，“士、农、工、商”，他被排在社会等级的最下层。“重农抑商”几乎是两千年一贯制。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经济优点”也曾遭到严厉压制，“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直到邓小平，才把中国人身上的束缚一点点解开了。效果简直是立竿见影，偌大中国立刻就迸发出勃勃的经济生机。
当然，仅凭这个“文化优势”和前面讲过的“政治优势”，依然无法完整解释“中国奇迹”，还有其它不可或缺的因素。那是什么呢？请接着看。
（未完待续）
陈向阳：中国道路（3）——政治“新物种”
发表于 2015 年 05 月 18 日 由 陈向阳
曾有过“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争论，但很快被党中央叫停了，不许再争，不许拿后者否定前者，也不许用前者否定后者。确实，前后都否不得。目前的路线依然是后三十年的继续，当然不能否。而后三十年的政权根基又与前三十年一脉相承，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否定现在的权力合法性。
可是，前后两个三十年中又的确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大事。比如，前三十年里，农民的土地归了公社，资本家的企业归了国家。后三十年呢，“人民公社万年长”居然“死光光”了，而土地又分给了农民。许多国家财产也归了新资本家（现在叫什么大股东、董事长）。
引一段胡平的文章：“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1949年那次革命。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
本文关注的不是前后三十年的对错，而是它们的根本不同之处。这是破解“中国迷”的关键。有人不同意“根本不同”：一党专制的政体并没有改变。确实如此。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中国之迷。专制通常意味着思想僵化，制度死板，专权独断，一意孤行，怎么能和经济高速发展相匹配呢？苏联的专制在一场经济竞赛中不是已经完败了吗？特别是，专制的独断专行难免犯大错，重创经济。中国“前三十年”里的大跃进和文革就是明证。可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重创经济的大错没有在后三十年里再次发生呢？
答案恐怕就在前后三十年的根本不同之处。即便同是专制社会，也可以有天壤之别。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既有汉唐盛世，更有极度黑暗腐朽、百姓生灵涂炭的乱世。而如今的“后三十年”中，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专制实体。
第一，“皇帝”没了。一个人犯错导致全国灾难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前三十年发生的灾难性大错都离不开握有绝对权力的毛皇。尤其文革，干脆就是毛的“个人创作”。虽然轰轰烈烈的文革有亿万人的积极投入，但“创意”却100%来自他一个人。其他党政领导连做梦都想不出那么离奇荒唐的文革，个个都说“不理解”，毛却能以“皇帝”的绝对权威推动全国上下“不理解也要执行”。
到了后三十年，“一人犯错全国灾难”的权力机制即使还没消除，也大大削弱了。分散和制衡最高权力的不仅有集体领导和破除终身制，还来自党内多种派系，已经退下的“大佬”，由互联网而大大增强的社会舆论，一些敢言的社会知识精英，还有来自国内外各个方面的批评、建议、甚至斥责。这些“压力集团”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准反对党”的作用，使最高权力核心受到相当牵制，不致过于走极端。
尤其在经济方面，对重大问题和危机总能及时出现来自“压力集团”的警告。这对防范经济领域的重大灾难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曾有过这样一些预警：若与美国强硬对抗经济必遭重创，耕地面积下降将导致粮食危机，生育管制再不放松二三十年后人口将锐减，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是难以持续的，地方政府债务已膨胀到危险水平，房地产泡沫破裂会导致重大危机，社会不公激起的民愤已到危险边缘，等等等等。对于这些警告，确实看到了中央政府的相应行动。
第二，共产党发生了深刻的“思想转变”，经济成了重中之重。
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已被放弃。虽然它还写在党章里，但从上到下还有谁真信呢？经过前三十年一次次的荒唐尝试，从普通党员到权力核心都体会到共产主义好似水中月梦中花的实质。淡淡的三个字“不折腾”来自刻骨铭心的教训。
替代了共产主义的新目标是中国崛起的强国梦。而根本途径是大搞经济。从邓小平开始确立了“经济是重中之重”，“发展是硬道理”。经济搞得咋样成了各级干部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而且，这与他们的个人利益也息息相关。把自己的“地盘”搞得兴旺繁荣，要说满足成就感、使命感，恐怕太过高尚。从不高尚的角度说，经济越兴旺，当官的就掌控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是贪腐的基础，“蛋糕”做得越大，可贪的也就越多。各级官员当然有大搞经济的积极性。
想想前三十年曾有过干部们“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那简直就是拦着路不让经济发展。两者相比，真是180度的转弯。
第三，确立了发展策略：实用主义。
从邓小平开始，实用主义大行其道。首先就是摆脱思想意识和原则路线的束缚，什么姓资姓社，公有私有，这主义那主义，这道路那道路，都不管了，怎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就怎么来。哪怕把自己当年说的话做的事，建的功立的业，全盘否定，走回头路，“一夜回到解放前”，也都不在乎。为了经济发展什么都敢否定，包括自己的过去。实用主义简直被推到了极致。
不过，行动可以，却总有些事情讲不得，需要遮掩。把事情都讲清楚，也就公开枪毙了自己的前半生或后半生，也就是承认过去或者现在，自己犯了完全彻底的路线错误。所以就来个“不争论”，干起来再说。
当然，实用主义说到底仍是策略，而目标是“强国”。所以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则，原则是“一党专制”。四项基本原则中只有“党的领导”这一条是实打实的，不容商量。邓小平说过，乱了什么也干不了。这话有道理，发展经济确实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争论点仅在于：以什么方式取得稳定。民主制度可以达到稳定，一党专制也可以，而且更顺手，更现成，还能够保证统治集团的利益。牺牲的是公平、正义、人权。
在一党专制的红线之外，几乎一切都可通融。从1921年就为之奋斗的理想被丢弃了。嘴上有时还说坚持这，坚持那，不过是敷衍一下党内外的“革命左派”。而对于曾经口口声声要埋葬的资本主义则是又引进又培养。
不过，对待资本主义也绝非整套复制，而是分解拆零，合心意的才纳入囊中，触碰底线的坚决排斥。如此拼装起来的是个什么？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专制资本主义？叫法不少，多是过去用过的名词。但实际上，中国今日出现的却是过去从不曾有的一种政治经济实体，一个“新物种”。
不过，若仔细追究，上面所说这“新物种”的三个政治特点却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充足条件。就是说，这三点并不能确保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三点甚至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必要条件，因为其他国家走其它道路也能取得高速发展。只能说，这三点是“中国特殊情况”下的必要条件，即：沿着一党专制的道路，若没有这三点就没有中国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但这三点肯定不是充分条件，还有其它，甚至更重要的条件，才产生了中国的经济腾飞。这三点不过是清除了原本束缚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中国本来就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当束缚被除去或部分除去，那巨大潜力就迸发了出来。这巨大潜力是什么？请接着看。
（未完待续）
曾有过“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争论，但很快被党中央叫停了，不许再争，不许拿后者否定前者，也不许用前者否定后者。确实，前后都否不得。目前的路线依然是后三十年的继续，当然不能否。而后三十年的政权根基又与前三十年一脉相承，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否定现在的权力合法性。
可是，前后两个三十年中又的确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大事。比如，前三十年里，农民的土地归了公社，资本家的企业归了国家。后三十年呢，“人民公社万年长”居然“死光光”了，而土地又分给了农民。许多国家财产也归了新资本家（现在叫什么大股东、董事长）。
引一段胡平的文章：“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1949年那次革命。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
本文关注的不是前后三十年的对错，而是它们的根本不同之处。这是破解“中国迷”的关键。有人不同意“根本不同”：一党专制的政体并没有改变。确实如此。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中国之迷。专制通常意味着思想僵化，制度死板，专权独断，一意孤行，怎么能和经济高速发展相匹配呢？苏联的专制在一场经济竞赛中不是已经完败了吗？特别是，专制的独断专行难免犯大错，重创经济。中国“前三十年”里的大跃进和文革就是明证。可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重创经济的大错没有在后三十年里再次发生呢？
答案恐怕就在前后三十年的根本不同之处。即便同是专制社会，也可以有天壤之别。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既有汉唐盛世，更有极度黑暗腐朽、百姓生灵涂炭的乱世。而如今的“后三十年”中，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专制实体。
第一，“皇帝”没了。一个人犯错导致全国灾难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前三十年发生的灾难性大错都离不开握有绝对权力的毛皇。尤其文革，干脆就是毛的“个人创作”。虽然轰轰烈烈的文革有亿万人的积极投入，但“创意”却100%来自他一个人。其他党政领导连做梦都想不出那么离奇荒唐的文革，个个都说“不理解”，毛却能以“皇帝”的绝对权威推动全国上下“不理解也要执行”。
到了后三十年，“一人犯错全国灾难”的权力机制即使还没消除，也大大削弱了。分散和制衡最高权力的不仅有集体领导和破除终身制，还来自党内多种派系，已经退下的“大佬”，由互联网而大大增强的社会舆论，一些敢言的社会知识精英，还有来自国内外各个方面的批评、建议、甚至斥责。这些“压力集团”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准反对党”的作用，使最高权力核心受到相当牵制，不致过于走极端。
尤其在经济方面，对重大问题和危机总能及时出现来自“压力集团”的警告。这对防范经济领域的重大灾难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曾有过这样一些预警：若与美国强硬对抗经济必遭重创，耕地面积下降将导致粮食危机，生育管制再不放松二三十年后人口将锐减，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是难以持续的，地方政府债务已膨胀到危险水平，房地产泡沫破裂会导致重大危机，社会不公激起的民愤已到危险边缘，等等等等。对于这些警告，确实看到了中央政府的相应行动。
第二，共产党发生了深刻的“思想转变”，经济成了重中之重。
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已被放弃。虽然它还写在党章里，但从上到下还有谁真信呢？经过前三十年一次次的荒唐尝试，从普通党员到权力核心都体会到共产主义好似水中月梦中花的实质。淡淡的三个字“不折腾”来自刻骨铭心的教训。
替代了共产主义的新目标是中国崛起的强国梦。而根本途径是大搞经济。从邓小平开始确立了“经济是重中之重”，“发展是硬道理”。经济搞得咋样成了各级干部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而且，这与他们的个人利益也息息相关。把自己的“地盘”搞得兴旺繁荣，要说满足成就感、使命感，恐怕太过高尚。从不高尚的角度说，经济越兴旺，当官的就掌控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是贪腐的基础，“蛋糕”做得越大，可贪的也就越多。各级官员当然有大搞经济的积极性。
想想前三十年曾有过干部们“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那简直就是拦着路不让经济发展。两者相比，真是180度的转弯。
第三，确立了发展策略：实用主义。
从邓小平开始，实用主义大行其道。首先就是摆脱思想意识和原则路线的束缚，什么姓资姓社，公有私有，这主义那主义，这道路那道路，都不管了，怎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就怎么来。哪怕把自己当年说的话做的事，建的功立的业，全盘否定，走回头路，“一夜回到解放前”，也都不在乎。为了经济发展什么都敢否定，包括自己的过去。实用主义简直被推到了极致。
不过，行动可以，却总有些事情讲不得，需要遮掩。把事情都讲清楚，也就公开枪毙了自己的前半生或后半生，也就是承认过去或者现在，自己犯了完全彻底的路线错误。所以就来个“不争论”，干起来再说。
当然，实用主义说到底仍是策略，而目标是“强国”。所以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则，原则是“一党专制”。四项基本原则中只有“党的领导”这一条是实打实的，不容商量。邓小平说过，乱了什么也干不了。这话有道理，发展经济确实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争论点仅在于：以什么方式取得稳定。民主制度可以达到稳定，一党专制也可以，而且更顺手，更现成，还能够保证统治集团的利益。牺牲的是公平、正义、人权。
在一党专制的红线之外，几乎一切都可通融。从1921年就为之奋斗的理想被丢弃了。嘴上有时还说坚持这，坚持那，不过是敷衍一下党内外的“革命左派”。而对于曾经口口声声要埋葬的资本主义则是又引进又培养。
不过，对待资本主义也绝非整套复制，而是分解拆零，合心意的才纳入囊中，触碰底线的坚决排斥。如此拼装起来的是个什么？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专制资本主义？叫法不少，多是过去用过的名词。但实际上，中国今日出现的却是过去从不曾有的一种政治经济实体，一个“新物种”。
不过，若仔细追究，上面所说这“新物种”的三个政治特点却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充足条件。就是说，这三点并不能确保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三点甚至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必要条件，因为其他国家走其它道路也能取得高速发展。只能说，这三点是“中国特殊情况”下的必要条件，即：沿着一党专制的道路，若没有这三点就没有中国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但这三点肯定不是充分条件，还有其它，甚至更重要的条件，才产生了中国的经济腾飞。这三点不过是清除了原本束缚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中国本来就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当束缚被除去或部分除去，那巨大潜力就迸发了出来。这巨大潜力是什么？请接着看。
（未完待续）
陈向阳：中国道路（2）——政治优势？
发表于 2015 年 05 月 17 日 由 陈向阳
为什么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一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宣称，首要因素是政治制度的优势。如果这是真的，对西方世界有些不妙。
就在二十多年前，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西方世界胜利空前，环视天下已无敌手。最自信的西方学者说，历史结束了，因为已经看到了结局：“万川归海”，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国家和民族，或已经、或正在、或将要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念将要统一了，统一在西方模式下。全球化看来就是“全球西方化”。
第一个挑战西方自信的是911.尽管造成了巨大伤害，但在战略层面，能量有限的恐怖分子对于西方世界仍是蚍蜉撼树，不足惧。
然而，一直放低身段、韬光养晦的中国突然站了起来。西方这才发现：在原以为走不通的路上，中国已经走出了很远。已经自信到不再“先做不说”，而打出了“中国道路”的大旗。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仍然保持着某种专制制度的国家特别被中国道路吸引。
国家之间，政治制度之间，不同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最终都要归结到经济竞争。如果中国成为经济竞争的胜者，对于“西方道路”意味着什么？西方不能不忧虑。
也许不必忧虑。中国的经济已经困难重重，也许真要崩溃了。也许不崩溃，但是大减速，成为不了最终的胜者。也许中国不得不改革再改革。最终归并到“西方道路”里来。看上去，中国道路原本也不是180度的背道而驰，也许只是“抄了一段近路”而已。
可是，说到中国的未来总离不开“也许”，因为未来的中国是个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猜不准的大迷。这里不想猜谜，而是看一看中国的“过去之谜”，为什么能在被认为无路可行的方向上走出那么远，还那么快。若能解开这个谜，多少也能看出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过去之谜可以分解为许多小一些的题目。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经济发展，中国的专制制度比较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否更具优势？
此处的重点不是“道德评判”，也没必要，早已有定论。比如，中国的一些巨型工程动不动就搬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这造成了巨大痛苦，很多搬迁者并不情愿，只是无奈服从。他们面对的不仅有各种手段的“动员”，甚至有暴力拆迁。中国近年来大部分的上访和“群体事件”都和强迫拆迁有关。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能够拆迁百万人口，西方国家却做不到。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建设中相对西方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这确实可以算作一种优势。此处道德层面的高下是明摆着的，暂且放到一边，只看中国专制体制在经济方面是否有优势。
中国政府有“超常规行事”的能力，说白了就是可以“违法行事”、“违宪行事”。比如说，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国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改革成功经验。但凭什么圈起一片地，里面就实行不同的法规？就得到其他地区没有的资金补贴和政策优惠？还有，宪法说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你怎么就一步一步发展起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违法违宪的事在西方根本行不通。而在中国，只要权力核心的几个人、几十个人作了决定就能干。没有什么法律壁垒，没有议会之类的“权力制约”。
超常规行事的能力显然与中国经济上的成就相关。笼统地说，整个改革开放都得益于超常规行事。邓小平一个“不争论”就把反对派推倒了一边，“先干起来再说”。如果必须先扫清法律和宪法的“障碍”，一切都名正言顺了再行动，中国的经济改革还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
往细处说则有无数实例。比如当年国有企业脱困的招数之一是发股上市，拿老百姓手里的钱给国企“输血”。但许多国企亏损累累，银行也坏帐很多，根本不合上市条件，怎么办？结果来了个“剥离坏账”“剥离亏损”，国家把坏账和亏损兜起来，于是那些国企光鲜上市了，滚滚金钱流进，解了困，度过了难关。这样的事，在西方国家可能么？
还有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很“超常规”。当全国还普遍贫穷时，政府就能长远布局，开展基建大项目，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还把一个小村庄神速地建成现代化大城市（深圳），这对其他地区显然太不公平，在西方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要裤子，也要原子”的事在西方行不通。西方国家的当权者只能决定自己“要不要裤子”，无权干涉老百姓的“裤子”。但中国的当权者却可以把老百姓的“裤子钱”集中起来办大事。
有读者早就憋不住了：什么“超常规行事”？不就是独断专权，无法无天么？毛泽东当年不就“超常规”地发动了文革，搞了大跃进？确实如此。暂且不谈这个，还接着看专制体制是否有经济优势。
在专制体制下，为了经济发展，可以牺牲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工程使成千上万人被迫搬迁，还有许多实例。比如国企改制取得了活力，但下岗职工被牺牲了。农民工的各种福利、社会保障、甚至健康和生命被牺牲，换来了许多企业的利润和竞争力。更有各地普遍牺牲环境取得快速发展。这些在西方国家都行不通，凭什么要一部分人“牺牲”呀？一打官司，政府准输。新闻里有：在西方国家，想建个垃圾场，建个机场（有噪音），建个监狱，却找不到地方。居民和地方政府不同意，上级政府就没辙。
还有：专制体制可以快速决策，快速反应。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的决策有时很拖拉。比如在澳洲，修高速铁路的事至少十几年前就开始讨论了，经济学家，环保组织，各级政府讨论来讨论去，到现在也定不下来。中国那边却说干就干，已经一万多公里，又在打造全国高铁网了。
有人会说，慢的你怎么不说呀？审批个项目到处跑，要盖一百多个公章的事中国也不少啊。再说，几个人脑袋一热就作决断，也许快了，但违背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的可能性大增，很可能犯大错。确实如此，也暂且压下，接着看。
专制下的中国政局相当稳定。而且最高权力核心持续的时间长，有利于进行经济的长远规划和布局。西方一些国家政府的轮换过于频繁，不利于作长远规划。尤其西方的政党为了上台会竞相作出各种许诺，过多地增加眼前的社会福利，以至限制了更长远的发展。
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非常大。负面作用当然不小，但也有正面作用，比如以“国家信用”为银行和国企担保，以至他们的融资成本非常低，也极少发生银行倒闭和挤兑的事件。
也许还可以列出更多的“优势”。
不过，几乎所有这些“优势”都可以打上一个大问号。因为它们有利于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双向的可能性，双刃剑。比如，“超常规行事”可以行损害经济之事，“牺牲一部分人”可以是只为自己和特权阶层牟利，“迅速决策”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上面所说的专制体制的特点既可能有利于经济，也可能伤害经济，造成灾难。只有从上到下决策正确、行动正确（这里的“正确”仅从经济层面判断），所谓“优势”才是优势。不然的话，不仅不是优势，还是劣势。
在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里，所谓“政治优势”虽然有时也表现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但更突出地表现了它的劣势。文革、大跃进、大饥荒都发生在那时。
说到这里，原来那个问题：中国专制体制对于发展经济是否具有优势，已经应当改变，变成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后三十年里，“双刃剑”的负面作用受到了限制，而正面作用突出了？
说详细点：
1、后三十年里，依然在专制体制下，为什么没有发生由政治层面导致的重大经济灾难，诸如前三十年的文革和大跃进？
2、专制体制也是僵化低效的代名词，政府主导和干预经济早已被认为有巨大负面作用，专制体制更缺少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制条件，为什么这些却没能阻挡中国经济这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
显然这问题决不简单。许多人给出过多种解释。简短地说，几乎所有解释都包含了中国政治在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巨大区别。虽然一党专制依然一脉相承，但在许多具体方面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甚至可以说，后三十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实体，从指导思想到行政实践，从领导核心到各级干部，不仅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与毛泽东时代也极为不同。这恐怕就是问题的关键。
下面就来看看这个“全新的政治实体”。
（未完待续）
为什么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一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宣称，首要因素是政治制度的优势。如果这是真的，对西方世界有些不妙。
就在二十多年前，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西方世界胜利空前，环视天下已无敌手。最自信的西方学者说，历史结束了，因为已经看到了结局：“万川归海”，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国家和民族，或已经、或正在、或将要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念将要统一了，统一在西方模式下。全球化看来就是“全球西方化”。
第一个挑战西方自信的是911.尽管造成了巨大伤害，但在战略层面，能量有限的恐怖分子对于西方世界仍是蚍蜉撼树，不足惧。
然而，一直放低身段、韬光养晦的中国突然站了起来。西方这才发现：在原以为走不通的路上，中国已经走出了很远。已经自信到不再“先做不说”，而打出了“中国道路”的大旗。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仍然保持着某种专制制度的国家特别被中国道路吸引。
国家之间，政治制度之间，不同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最终都要归结到经济竞争。如果中国成为经济竞争的胜者，对于“西方道路”意味着什么？西方不能不忧虑。
也许不必忧虑。中国的经济已经困难重重，也许真要崩溃了。也许不崩溃，但是大减速，成为不了最终的胜者。也许中国不得不改革再改革。最终归并到“西方道路”里来。看上去，中国道路原本也不是180度的背道而驰，也许只是“抄了一段近路”而已。
可是，说到中国的未来总离不开“也许”，因为未来的中国是个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猜不准的大迷。这里不想猜谜，而是看一看中国的“过去之谜”，为什么能在被认为无路可行的方向上走出那么远，还那么快。若能解开这个谜，多少也能看出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过去之谜可以分解为许多小一些的题目。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经济发展，中国的专制制度比较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否更具优势？
此处的重点不是“道德评判”，也没必要，早已有定论。比如，中国的一些巨型工程动不动就搬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这造成了巨大痛苦，很多搬迁者并不情愿，只是无奈服从。他们面对的不仅有各种手段的“动员”，甚至有暴力拆迁。中国近年来大部分的上访和“群体事件”都和强迫拆迁有关。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能够拆迁百万人口，西方国家却做不到。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建设中相对西方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这确实可以算作一种优势。此处道德层面的高下是明摆着的，暂且放到一边，只看中国专制体制在经济方面是否有优势。
中国政府有“超常规行事”的能力，说白了就是可以“违法行事”、“违宪行事”。比如说，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国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改革成功经验。但凭什么圈起一片地，里面就实行不同的法规？就得到其他地区没有的资金补贴和政策优惠？还有，宪法说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你怎么就一步一步发展起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违法违宪的事在西方根本行不通。而在中国，只要权力核心的几个人、几十个人作了决定就能干。没有什么法律壁垒，没有议会之类的“权力制约”。
超常规行事的能力显然与中国经济上的成就相关。笼统地说，整个改革开放都得益于超常规行事。邓小平一个“不争论”就把反对派推倒了一边，“先干起来再说”。如果必须先扫清法律和宪法的“障碍”，一切都名正言顺了再行动，中国的经济改革还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
往细处说则有无数实例。比如当年国有企业脱困的招数之一是发股上市，拿老百姓手里的钱给国企“输血”。但许多国企亏损累累，银行也坏帐很多，根本不合上市条件，怎么办？结果来了个“剥离坏账”“剥离亏损”，国家把坏账和亏损兜起来，于是那些国企光鲜上市了，滚滚金钱流进，解了困，度过了难关。这样的事，在西方国家可能么？
还有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很“超常规”。当全国还普遍贫穷时，政府就能长远布局，开展基建大项目，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还把一个小村庄神速地建成现代化大城市（深圳），这对其他地区显然太不公平，在西方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要裤子，也要原子”的事在西方行不通。西方国家的当权者只能决定自己“要不要裤子”，无权干涉老百姓的“裤子”。但中国的当权者却可以把老百姓的“裤子钱”集中起来办大事。
有读者早就憋不住了：什么“超常规行事”？不就是独断专权，无法无天么？毛泽东当年不就“超常规”地发动了文革，搞了大跃进？确实如此。暂且不谈这个，还接着看专制体制是否有经济优势。
在专制体制下，为了经济发展，可以牺牲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工程使成千上万人被迫搬迁，还有许多实例。比如国企改制取得了活力，但下岗职工被牺牲了。农民工的各种福利、社会保障、甚至健康和生命被牺牲，换来了许多企业的利润和竞争力。更有各地普遍牺牲环境取得快速发展。这些在西方国家都行不通，凭什么要一部分人“牺牲”呀？一打官司，政府准输。新闻里有：在西方国家，想建个垃圾场，建个机场（有噪音），建个监狱，却找不到地方。居民和地方政府不同意，上级政府就没辙。
还有：专制体制可以快速决策，快速反应。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的决策有时很拖拉。比如在澳洲，修高速铁路的事至少十几年前就开始讨论了，经济学家，环保组织，各级政府讨论来讨论去，到现在也定不下来。中国那边却说干就干，已经一万多公里，又在打造全国高铁网了。
有人会说，慢的你怎么不说呀？审批个项目到处跑，要盖一百多个公章的事中国也不少啊。再说，几个人脑袋一热就作决断，也许快了，但违背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的可能性大增，很可能犯大错。确实如此，也暂且压下，接着看。
专制下的中国政局相当稳定。而且最高权力核心持续的时间长，有利于进行经济的长远规划和布局。西方一些国家政府的轮换过于频繁，不利于作长远规划。尤其西方的政党为了上台会竞相作出各种许诺，过多地增加眼前的社会福利，以至限制了更长远的发展。
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非常大。负面作用当然不小，但也有正面作用，比如以“国家信用”为银行和国企担保，以至他们的融资成本非常低，也极少发生银行倒闭和挤兑的事件。
也许还可以列出更多的“优势”。
不过，几乎所有这些“优势”都可以打上一个大问号。因为它们有利于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双向的可能性，双刃剑。比如，“超常规行事”可以行损害经济之事，“牺牲一部分人”可以是只为自己和特权阶层牟利，“迅速决策”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上面所说的专制体制的特点既可能有利于经济，也可能伤害经济，造成灾难。只有从上到下决策正确、行动正确（这里的“正确”仅从经济层面判断），所谓“优势”才是优势。不然的话，不仅不是优势，还是劣势。
在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里，所谓“政治优势”虽然有时也表现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但更突出地表现了它的劣势。文革、大跃进、大饥荒都发生在那时。
说到这里，原来那个问题：中国专制体制对于发展经济是否具有优势，已经应当改变，变成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后三十年里，“双刃剑”的负面作用受到了限制，而正面作用突出了？
说详细点：
1、后三十年里，依然在专制体制下，为什么没有发生由政治层面导致的重大经济灾难，诸如前三十年的文革和大跃进？
2、专制体制也是僵化低效的代名词，政府主导和干预经济早已被认为有巨大负面作用，专制体制更缺少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制条件，为什么这些却没能阻挡中国经济这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
显然这问题决不简单。许多人给出过多种解释。简短地说，几乎所有解释都包含了中国政治在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巨大区别。虽然一党专制依然一脉相承，但在许多具体方面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甚至可以说，后三十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实体，从指导思想到行政实践，从领导核心到各级干部，不仅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与毛泽东时代也极为不同。这恐怕就是问题的关键。
下面就来看看这个“全新的政治实体”。
（未完待续）
陈向阳：中国道路（1）——世界第一谜
发表于 2015 年 05 月 16 日 由 陈向阳
澳洲前总理陆克文会说中文，但并不亲中，对中国还相当警惕。2012年他在《澳洲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缺乏准备”。文中有句警语：“很快我们就会来到一个历史时刻：自从乔治三世以来的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英王乔治三世于1760年登基，1820年去世。自那时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就占据了世界的统治地位。陆克文的警语让人想起当年李鸿章的话：“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警告清王朝来自西方的前所未有的威胁。
陆克文挺谨慎，避免冒犯中国。但他的意思很清楚：数百年来西方世界高高在上的地位将第一次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说白了，就是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他的文章中还说：“这个亚洲巨人将如何伸展新生的肌肉，与我们（西方）息息相关”。“中国将接受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和秩序，还是试图改变它？不仅对亚洲，对全世界而言这都是21世纪前半期的核心问题。”
陆克文并没有断言崛起的中国一定会伤害西方，因为中国将来如何行事依然难以预测。他提出了一个中国的“未来之谜”。
不少人认为中国不会危及西方，理由则各有不同：
有人接受了中国官方“和平崛起”的说法，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扩张侵略。但是，今日之中国根本不同于几千年来的“旧中国”，也非常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这样一个“超新中国”将走向何方，连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真知道，很大程度上他们仍在“摸着石头过河”呢。
另一方面，有些预言家干脆否定了中国崛起，因为中国就要大崩溃了，根本不足惧。中国面临着五大、八大或十大危机，中国神话就要结束了。但预言家们仍然绕不过一个中国的“过去之谜”。早就有过无数次中国大崩溃的预言，但通通落空。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就再次发布类似的预言能有多大份量？喊了一百遍“狼来了”，狼却没来。凭什么让人相信这一次真会来呢？
陆克文的警语其实也含有一个中国的“过去之谜”：为什么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当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外各路人士纷纷为中国的发展献“设计图”。各种建议虽有不同，但基本都离不开“西方道路”：少不了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化。现代的市场经济离不开民主的政治制度，这被一些人看作“定律”。可三十多年来，中国偏偏打破了定律，走了与西方明显不同的另一条路，竟然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里令人震惊的不只是中国的经济成就，更在于打破了“定律”：偏离西方道路也能成功，这才是更令人目眩的一面，特别让西方世界难以置信也难以接受。所谓“中国威胁”显然不限于武力侵犯，在“西方模式”之外的中国崛起会威胁西方的根本价值。
有人强调，中国的经济成就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四小龙”成功故事的放大版。所谓中国奇迹完全可以用“常规理由”解释。一是巨量的廉价劳动力，二是过度开发资源和牺牲环境。这样取得的高速发展不可持续。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耗尽，还有资源的滥用和环境的恶化达到了极限，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就会结束。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增长率持续下降，目前已是艰难保七（7%的增速）。这就是转折点，中国经济即便不陷入危机和衰退，从此也就“一般般”了。
不过，这样的说法恐怕不对。首先，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远离“西方道路”。他们有相对健全的法制，也逐渐走向了民主，其市场经济与西方完全接轨。而中国则根本拒绝民主，在发展中充满了“非西方”的专制手段，政府干预主导了经济运行，经济市场化程度远低于当年的四小龙。这本来是西方认定的“死路”，如今却被一些大陆学者宣称为中国成功的“秘诀”。
再者，中国的经济成就之巨大也超出了常规，以“常规理由”难以解释。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绝不止中国，还有印度、越南、印尼和一些非洲国家，只要他们不惜过度开发资源，不惜环境恶化就能取得和中国一样的经济成就么？没几个经济学家相信。其实，如今印度的环境状况也不比中国好，几个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比北京还差。印度的发展也很快，可中国却超过印度一大截（至少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中国还大大地超越了自己。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劳动力也是又多又廉价，对资源的开发也如饥似渴，对环境的破坏也一样的不管不顾。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发展势头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原来的“短缺经济”一变而成商品太多，堆满了中国，泛滥到全世界。当年为了武汉和南京两座长江大桥就“骄傲”个没完，如今没几个人知道长江上到底有多少大桥，三十？四十？五十？管它呢，早就是小菜一碟了。再看中国的高铁，不久前才听说建起了第一条，可没几年就一万多公里，世界第一了，如今在建什么四纵四横的全国高铁网，还撸胳膊挽袖子急着给全世界建高铁。没人怀疑，中国真有了这份能力。可哪来的呢？简直像气吹的一样。
当然，政府投资过大和过度盲目的基建造成了巨大浪费和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但无论这是好事、坏事、或天大的坏事，也不能取消那个迷：中国是怎么在“后三十年”里奇迹般地达到了如此的经济规模和能力？即使中国经济明天就衰退，从此一般般了，这个“过去之谜”仍在那里。
以“常规理由”，包括廉价劳动力、滥用资源、不顾环境，解释不了“中国之谜”。相反，还可以找出100个“常规理由”来说，中国根本不应该有如此的经济成就。
不是说，专制国家的官僚机构效率低下，会严重拖累经济么？在中国审批个项目要盖一百多个公章，这样的事情直到今天还在发生。这和中国的经济成就多么不匹配。
尤其是，缺少了权力制衡，专制者独断专行，必然会犯大错，重创经济。这本是常理。比如，“前三十年”就有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大灾难，都是由统治者的错误决断导致。可为什么在“后三十年”里，类似的灾难没有发生呢？不仅如此，三十多年来，中国连一次像样的经济衰退都没有。而发达国家却经历了数次经济衰退。这又是为什么？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在中国是千真万确。至少许多老百姓认为几乎已是“无官不贪”。在如此贪腐的官僚体系控制下，竟能出现一个超高速发展的经济，这是什么逻辑？大量的国家资产被侵吞，还有大量财产被贪官们转移到国外，可中国经济不见“失血而亡”，甚至不见“失血而弱”，这是什么道理？
教科书上说，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0.4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就超过了，有学者估计已经是0.5甚至0.6，中国官方干脆不再统计基尼系数了。中国也确实出现了大量的“群体事件”，但远没有达到社会动荡，影响经济发展的地步，为什么？
在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力的排名表上，中国仅排在二三十名，就是说，竞争力并不强。看看相关指标，像劳动生产率、单位GDP能耗之类的，确实如此，更不必说市场经济必需的健全法制了。但竞争力不强的经济却生产出竞争力非常强的中国商品，这几十年还发展的比谁都快，这该怎么解释？
中国不仅竞争力不强，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还非常糟。比如郎咸平就一再说，中国落入了西方的“产业链阴谋”陷阱。他举例，一个中国生产的“芭比娃娃”在美国商店里卖10美元，而中国的出厂价仅为1美元，其中还包括65美分的成本。中国厂家仅拿到35美分。那9美元的大头儿分布在西方跨国公司把持的其他环节。如果分析在中国工厂里组装的苹果手机，情况也大致如此。郎教授是说，在整个国际产业链中，中国只占有利润最薄的生产制造环节，而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还承受了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剥削劳工的“额外损失”。郎教授说的不假，早就有人说了，“出口两亿件服装才换回一架波音飞机”。可是，这反而让谜团更大了：就凭那么点“蝇头小利”，中国怎么就积攒起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经济还能高速发展？而拿走绝大部分利益的发达国家却时不时地衰退一下子，反倒挺不好过，这是咋回事？
中国的问题还有好多呢：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政府投资，房地产泡沫世界最大，全国多地出现“鬼城”，滥发货币世界第一，地方债高速膨胀，国家养老金严重不足，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等等等等。中国问题成堆，困难重重。但是，问题越多越严重，中国迷也就越大，越让人迷惑不解：中国为什么还不崩溃？
有些预言中国崩溃的人是挺严肃的学者，不是因为不喜欢中国而表达愿望，而是依据事实作推论。他们预言中国崩溃的逻辑是：过去在别国发生的也会在中国重复，如果相同的条件也在中国出现。于是，看到中国的严重问题，一些经济和社会指标超过了“红线”，就判断中国不行了，要崩溃。也许，说他们的预言落空还太早，没准中国真会崩溃，明天？明年？五年后？十年后？这里先不管将来，喊了好多回中国崩溃，到现在没崩溃，反而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这就已经是一个大迷了。
预言家们的失误恐怕在于忽略了中国的特殊性。一说中国特殊，有人就要发火。且慢，这里说中国特殊决不是为中国的专制找借口，更不是排斥普世价值。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与众不同之处，都特殊。但是，中国的特殊之处非常有利于经济增长。不信？请耐心往下看。
（未完待续）
转自《华夏文摘》
澳洲前总理陆克文会说中文，但并不亲中，对中国还相当警惕。2012年他在《澳洲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缺乏准备”。文中有句警语：“很快我们就会来到一个历史时刻：自从乔治三世以来的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英王乔治三世于1760年登基，1820年去世。自那时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就占据了世界的统治地位。陆克文的警语让人想起当年李鸿章的话：“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警告清王朝来自西方的前所未有的威胁。
陆克文挺谨慎，避免冒犯中国。但他的意思很清楚：数百年来西方世界高高在上的地位将第一次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说白了，就是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他的文章中还说：“这个亚洲巨人将如何伸展新生的肌肉，与我们（西方）息息相关”。“中国将接受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和秩序，还是试图改变它？不仅对亚洲，对全世界而言这都是21世纪前半期的核心问题。”
陆克文并没有断言崛起的中国一定会伤害西方，因为中国将来如何行事依然难以预测。他提出了一个中国的“未来之谜”。
不少人认为中国不会危及西方，理由则各有不同：
有人接受了中国官方“和平崛起”的说法，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扩张侵略。但是，今日之中国根本不同于几千年来的“旧中国”，也非常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这样一个“超新中国”将走向何方，连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真知道，很大程度上他们仍在“摸着石头过河”呢。
另一方面，有些预言家干脆否定了中国崛起，因为中国就要大崩溃了，根本不足惧。中国面临着五大、八大或十大危机，中国神话就要结束了。但预言家们仍然绕不过一个中国的“过去之谜”。早就有过无数次中国大崩溃的预言，但通通落空。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就再次发布类似的预言能有多大份量？喊了一百遍“狼来了”，狼却没来。凭什么让人相信这一次真会来呢？
陆克文的警语其实也含有一个中国的“过去之谜”：为什么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当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外各路人士纷纷为中国的发展献“设计图”。各种建议虽有不同，但基本都离不开“西方道路”：少不了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化。现代的市场经济离不开民主的政治制度，这被一些人看作“定律”。可三十多年来，中国偏偏打破了定律，走了与西方明显不同的另一条路，竟然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里令人震惊的不只是中国的经济成就，更在于打破了“定律”：偏离西方道路也能成功，这才是更令人目眩的一面，特别让西方世界难以置信也难以接受。所谓“中国威胁”显然不限于武力侵犯，在“西方模式”之外的中国崛起会威胁西方的根本价值。
有人强调，中国的经济成就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四小龙”成功故事的放大版。所谓中国奇迹完全可以用“常规理由”解释。一是巨量的廉价劳动力，二是过度开发资源和牺牲环境。这样取得的高速发展不可持续。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耗尽，还有资源的滥用和环境的恶化达到了极限，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就会结束。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增长率持续下降，目前已是艰难保七（7%的增速）。这就是转折点，中国经济即便不陷入危机和衰退，从此也就“一般般”了。
不过，这样的说法恐怕不对。首先，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远离“西方道路”。他们有相对健全的法制，也逐渐走向了民主，其市场经济与西方完全接轨。而中国则根本拒绝民主，在发展中充满了“非西方”的专制手段，政府干预主导了经济运行，经济市场化程度远低于当年的四小龙。这本来是西方认定的“死路”，如今却被一些大陆学者宣称为中国成功的“秘诀”。
再者，中国的经济成就之巨大也超出了常规，以“常规理由”难以解释。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绝不止中国，还有印度、越南、印尼和一些非洲国家，只要他们不惜过度开发资源，不惜环境恶化就能取得和中国一样的经济成就么？没几个经济学家相信。其实，如今印度的环境状况也不比中国好，几个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比北京还差。印度的发展也很快，可中国却超过印度一大截（至少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中国还大大地超越了自己。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劳动力也是又多又廉价，对资源的开发也如饥似渴，对环境的破坏也一样的不管不顾。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发展势头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原来的“短缺经济”一变而成商品太多，堆满了中国，泛滥到全世界。当年为了武汉和南京两座长江大桥就“骄傲”个没完，如今没几个人知道长江上到底有多少大桥，三十？四十？五十？管它呢，早就是小菜一碟了。再看中国的高铁，不久前才听说建起了第一条，可没几年就一万多公里，世界第一了，如今在建什么四纵四横的全国高铁网，还撸胳膊挽袖子急着给全世界建高铁。没人怀疑，中国真有了这份能力。可哪来的呢？简直像气吹的一样。
当然，政府投资过大和过度盲目的基建造成了巨大浪费和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但无论这是好事、坏事、或天大的坏事，也不能取消那个迷：中国是怎么在“后三十年”里奇迹般地达到了如此的经济规模和能力？即使中国经济明天就衰退，从此一般般了，这个“过去之谜”仍在那里。
以“常规理由”，包括廉价劳动力、滥用资源、不顾环境，解释不了“中国之谜”。相反，还可以找出100个“常规理由”来说，中国根本不应该有如此的经济成就。
不是说，专制国家的官僚机构效率低下，会严重拖累经济么？在中国审批个项目要盖一百多个公章，这样的事情直到今天还在发生。这和中国的经济成就多么不匹配。
尤其是，缺少了权力制衡，专制者独断专行，必然会犯大错，重创经济。这本是常理。比如，“前三十年”就有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大灾难，都是由统治者的错误决断导致。可为什么在“后三十年”里，类似的灾难没有发生呢？不仅如此，三十多年来，中国连一次像样的经济衰退都没有。而发达国家却经历了数次经济衰退。这又是为什么？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在中国是千真万确。至少许多老百姓认为几乎已是“无官不贪”。在如此贪腐的官僚体系控制下，竟能出现一个超高速发展的经济，这是什么逻辑？大量的国家资产被侵吞，还有大量财产被贪官们转移到国外，可中国经济不见“失血而亡”，甚至不见“失血而弱”，这是什么道理？
教科书上说，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0.4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就超过了，有学者估计已经是0.5甚至0.6，中国官方干脆不再统计基尼系数了。中国也确实出现了大量的“群体事件”，但远没有达到社会动荡，影响经济发展的地步，为什么？
在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力的排名表上，中国仅排在二三十名，就是说，竞争力并不强。看看相关指标，像劳动生产率、单位GDP能耗之类的，确实如此，更不必说市场经济必需的健全法制了。但竞争力不强的经济却生产出竞争力非常强的中国商品，这几十年还发展的比谁都快，这该怎么解释？
中国不仅竞争力不强，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还非常糟。比如郎咸平就一再说，中国落入了西方的“产业链阴谋”陷阱。他举例，一个中国生产的“芭比娃娃”在美国商店里卖10美元，而中国的出厂价仅为1美元，其中还包括65美分的成本。中国厂家仅拿到35美分。那9美元的大头儿分布在西方跨国公司把持的其他环节。如果分析在中国工厂里组装的苹果手机，情况也大致如此。郎教授是说，在整个国际产业链中，中国只占有利润最薄的生产制造环节，而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还承受了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剥削劳工的“额外损失”。郎教授说的不假，早就有人说了，“出口两亿件服装才换回一架波音飞机”。可是，这反而让谜团更大了：就凭那么点“蝇头小利”，中国怎么就积攒起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经济还能高速发展？而拿走绝大部分利益的发达国家却时不时地衰退一下子，反倒挺不好过，这是咋回事？
中国的问题还有好多呢：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政府投资，房地产泡沫世界最大，全国多地出现“鬼城”，滥发货币世界第一，地方债高速膨胀，国家养老金严重不足，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等等等等。中国问题成堆，困难重重。但是，问题越多越严重，中国迷也就越大，越让人迷惑不解：中国为什么还不崩溃？
有些预言中国崩溃的人是挺严肃的学者，不是因为不喜欢中国而表达愿望，而是依据事实作推论。他们预言中国崩溃的逻辑是：过去在别国发生的也会在中国重复，如果相同的条件也在中国出现。于是，看到中国的严重问题，一些经济和社会指标超过了“红线”，就判断中国不行了，要崩溃。也许，说他们的预言落空还太早，没准中国真会崩溃，明天？明年？五年后？十年后？这里先不管将来，喊了好多回中国崩溃，到现在没崩溃，反而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这就已经是一个大迷了。
预言家们的失误恐怕在于忽略了中国的特殊性。一说中国特殊，有人就要发火。且慢，这里说中国特殊决不是为中国的专制找借口，更不是排斥普世价值。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与众不同之处，都特殊。但是，中国的特殊之处非常有利于经济增长。不信？请耐心往下看。
（未完待续）
转自《华夏文摘》
2014年11月21日星期五
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第二部分 历史透视·辛亥八十秋：1911-1991
第二部分 历史透视
辛亥八十秋：1911－1991
（1991年9－10月）
在辛亥革命八十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注意到当前中国大陆局势与晚清局势的惊人相似。
历史与现实的相似可以使人感到乏味：莫非在太阳底下果然没有新东西？但它也会令人兴奋：因为那预示着眼前的闷局不久即将出现戏剧性的突破。从辛亥革命的轻易成功，乐观主义者深信中共一党专制的崩溃已为时不远；然而，一想到辛亥革命后整个中国的长期混乱动荡，悲观主义者又禁不住对“一党专制垮台后会出现何种局面”而忧心忡忡。此时此刻，我相信，许多人，包括中共强硬派中略有思考能力的人，都无法克制住把历史与现实作对比的强烈冲动。它一方面反映了历史对现实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反映了现实对历史的超越。
让我们从几个历史问题入手，再结合相关的现实问题进行一番讨论。
一，关于清末改革
问题一：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清政府是否会自行走上宪政之路？
1）乍一看去，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众所周知，从一九O一年到一九一一年十年间，清政府的确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
一九O一年一月，清廷发布上谕，命令高级官员提出改革制度和行政管理的意见，并创立政务处负责审查这些建议。
在教育制度方面，一九O五年九月，政府下令于次年废除科举，兴建各种新式学堂，鼓励学生出洋留学。
在军事制度方面，取消了旧式武举，创办武备学堂；改建兵制，招募和训练新军。
在行政制度方面，政府推行了若干改革措施，整饬吏治，改组过时的官僚机构。
在法律制度方面，从一九O二年起，清政府决定着手修订法律和改进司法管理班工作；设置专署，聘请专家，编纂新的刑律以及编订商法与民法。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在民间开展了一场革除陋习的运动，包括反对缠足和禁止鸦片。为了缓和满汉矛盾，清廷也修订了一些新的规章。
尤其重要的是，清政府确实做了不少工作，推行立宪。一九O五年十二月，以载泽为首的五大臣奉旨赴日、英、美、法、德等国考察，认真研究在中国实行立宪政体的可能性。一九0六年九月，政府正式下令预备立宪。一九0八年八月宣布了预备立宪的具体计划，许诺在一九一六年颁布宪法和首次选举国会，并发布了“宪法大纲”。在一九0九年分别举行了咨议局（类似于省级立法机构）和资政院（类似于国会）的选举，并于当年和次年先后召开了第一次咨议局会议和资政院会议。到了一九一O年，迫于朝野压力，清政府宣布修改立宪计划，决定提前四年实行立宪。到了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当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清廷又匆匆宣布宪法重要信条“十九条”，试图进一步加速立宪以平息革命运动，但为时已晚。
不难看出，在本世纪最初十年间，清政府确实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改革工作。无论是就其深度还是就其广度而言，这次改革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但是，这场改革终于被辛亥革命所打断。一场旨在防止革命的改革，到头来也许倒成了引发革命的催化剂。于是有人埋怨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必要的革命，批评当时的所谓激进主义思潮。按照这种观点，如果那时的中国人更有耐心一点，给予清政府稍多的时间去完成其立宪计划，以后中国的情况可能还要更好一些。
2）应该说，上述假设颇为诱人。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这样或那样的“革命”后，中国人对“革命”一词早已极度反感，而对渐进和平的“改革”则情有独钟。以这种心情回过头去检讨历史，很容易得出那样的结论。
我从来不认为，凡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一切都注定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在考察晚清的改革何以失败的原因时，我们不可忽略以下几件事实。
第一，晚清的政治改革几乎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在镇压下戊戎变法后，本来清政府是变得更顽固而决不是更开明。为了进一步抵制西方的影响，慈禧煽动和利用狭隘的排外情绪，由此引出了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用武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联军中有人主张干脆废除清廷，另立孔子后裔作皇帝；另外一些人则要求慈禧还政于光绪。仅仅是迫于这种压力，慈禧为保全自己的权势，才一反常态地同意实行政治改革。
刺激清政府实行立宪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九O五年的日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小日本竟然打败了大俄国。这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立宪君主制优于专制君主制的一个铁证。于是在朝野上下，要求实行立宪的富国强兵的呼声便越来越高，包括张之洞、袁世凯一类地方实力派也力主立宪，清政府再无法对此置若罔闻。慈禧本人则被说服相信立宪实际上是维持皇室权力的最好手段，因此才最后下定了预备立宪的决心。
第二，在改革过程中，清政府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
首先，政府拒绝为戊戎变法平反。虽然它后来几乎实行了当年变法提出的所有主张甚至还有过之，但它却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继续监视光绪、通缉康梁。其次，政府中有势力的满人集团对汉人地方实力派百般猜忌排斥，借改革之机进一步地获取权力。再者，政府的若干措施显然是自相矛盾，例如开创咨议局和资政院，本意应是广开言路，但与此同时，政府却又愈来愈严格地控制人们表达不同政见。另外，制定改革的时间表上，政府的步子总是太慢，连体制内立宪派的愿望都不能满足。如此等等。
粗略地讲，一场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若要获得成功，有赖于一系列条件：它要有一种起码的道义感召力，它需要证明改革是为国为民，而不仅仅是为了保持统治集团的特权私利。它要有一定的主动性，不能是纯粹被逼迫而不得已的结果；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缺少这种必要的主动性，那么它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魄力加快改革的步伐（一九八六年汉城学生再次走上街头争取民主，南朝鲜当局由于八O年光州事件本来已经失去了改革的主动权，但由于卢泰愚等采取断然措施，一方面逼迫全斗焕退位，一方面立即接受了比示威者预期更多的要求，从而赢回了某种主动即为一例。）它应该善于化解历史包袱而不能继续制造政敌。它应该表明诚意、行为一致，而不能自相矛盾。在以上几方面，清政府差不多全部做错，因此，它所推行的改革的失败即便不是必要的，至少是难免的。
3）清末改革的失败，主因当然在于清政府自身。一个成功的革命家未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混战一场，到头来总会有个结果，而最后赢得胜利的人，不一定就是最高明的人。象在《说唐》里罗成夺了武状元，其实他只算第七条好汉。改革却不同。改革基本上不是用武力消灭对手，而是运用政治手段去协调、分解、诱导各派力量与各种利益，这显然需要更高超的智慧和技巧。所以，一个成功的改革家必定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清末改革的关键人物当然是慈禧。慈禧虽非等闲之辈，但正是她的刚愎自用、狭隘顽固，精于权术而昧于治道，长于小算计而缺乏大眼光，最终导致了一场本非不可能成功的改革的失败。
二，关于中共改革
我在前边列举了清政府在最后十年间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为的是让读者便于和这十年中共的改革作个比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邓小平的改革受到了不切实际的过分称赞。这当然是因为原先毛泽东把中国搞得超乎寻常的糟糕。有了老人家这位狂人作参照，任何一位平庸之辈都会显得莫明伟大（华国锋不是曾被称为“英明”吗）。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多一点历史眼光，把这十年的中共和那十年的清廷作个对比，我想大家都得承认，作为改革者，邓小平实在还比不上慈禧。
1）平心而论，中共改革的大环境要比清末好多了。第一，这十年，国际环境相对和平稳定，至少是没有外国力量威胁中国主权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倘若有强大的外部威胁，中共的改革说不定还会搞得更好些。这也难说。不过，能在一种没有外患的条件下搞改革，大体上总是个有利因素。不仅如此，这十年的国际环境，实际上还相当地有助于中共的改革。邓小平两次上《时代》杂志封面，中共一度在国际舞台上的左右逢源，与其说证明了他们自己有多大能耐，不如说证明了整个国际环境对中共改革的善意期待。
其次，国内环境也十分有利于改革。“文革”留下的摊子虽烂，但它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期待改革、要求改革的极好的心理基础。举国上下求治求变，这就使得任何一项小改革都能获得超乎预料的大效果。仅仅是恢复高考，就造成了亿万青少年如饥似渴读书学习的好风气。仅仅是允许农民包产到户，立时就迎来了农业的持续丰产。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过去本造过不少孽，亏得“文革”中被打倒，反而使得他们能以英雄的姿态重新出现。老百姓对他们刮目相看，他们自己也有了一个现成的可以从新做起的大好机会——一般政治家的麻烦总在于，当他们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后，却常常又苦于背上的包袱太重，很难有从新做起的客观条件。
再有，“文化革命”把中国的极权统治发展到顶峰。物极必反，它刺激了中国人也许是第一次自发地萌生了强烈的自由民主要求。出于对多年来“革命”和“运动”的痛切反省，人们普遍地向往那种和平的、渐进的改革路线。十年来，中国的自由化思潮、中国的民主运动，其基调无疑是温和的、稳健的。倘若执政当局略有魄力，能够一步一步地开放民主，必然会得到民间力量和知识界的有效合作。再加上台湾、香港的存在，都有利于改革的良性进展。真可谓万事具备，所缺的只是当政者的一点头脑和眼光。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现状竟是这样，谁还能替中共当局辩护？
2）回顾中国这十年的改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开放自由民主。这一点恐怕要多讲几句。因为在当前民运人士和一些党内改革派及一些知识分子中间，仍有人对此认识不清楚。陈一咨先生在《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一书中，仍然认为在当初只应从经济改革入手，不宜同时进行政治改革。按照陈一咨的观点，当时的中国类似于二次大战后的西德，一般民众“已经对政治清谈不感兴趣了”，如果开展政治改革，“多数民众也不大赞成”，因为老百姓“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对“政治运动”不会欢迎。这里包含着好几个错误。
首先，二次大战后的西德，在西方盟军帮助之下，已经建立了完整的自由民主制度。西德的经济自由化是在政治上自由民主的前提下搞起来的，我们无视别人的这个前提，还自以为在向别人学习，这种比附站不住脚。我们也不能和南朝鲜、台湾相比，因为后者本来就是私有制，本来就是非共产党政权。我们甚至不能和前些年的智利相比，智利原来搞过几年的“共产经济”，后来在专制的政治条件下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自由化的改革。但是智利是经过了一场政变，改朝换代，智利的经济改革是在一个右的、非共乃至反共的传统式专制政权下完成的。因此和中国大陆的情况仍有本质的区别。八九民运前的新权威主义者，开口闭口亚洲四小龙。据说，不久前万里先生又说到智利。这些比附都不伦不类，因为他们都只看到了表面上的一点点类似，而没有看到或故意不去正视二者之间更为深刻的巨大差异。
说实话，在中国大陆，在一党专制的条件下，即使能够成功地实现某种经济改革，作为民主派，我也是坚决反对的，因为那意味着践踏基本人权，意味着古拉格，意味着“六四”屠杀。针对着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只肯学西方的经济自由而拒绝西方的政治自由理念，一位美国人说得好：“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有两个博士，那么，一个在掌权，另一个在坐监。”已故的何维凌先生在八六年一次讲话中，对民主墙民运、对北大竞选，都表现出一种很不以为然的态度，责备别人“不理解改革”，“给政府帮倒忙”，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
所谓西德或中国的民众对“政治清谈”不感兴趣，那其实只是对纳粹或共产党的骗人宣传及说教不感兴趣，他们对自由民主理念的“清谈”、对针贬时弊的“清谈”兴趣大得很。这是被事实一再证明了的。把真正的民间的民主运动和共产党搞的“政治运动”相提并论无疑也是错误的。至于说老百姓不会欢迎政治改革，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这岂不是说实行自由民主会破坏“安定团结”吗？
3）大家都知道，在八九民运中，陈一咨先生和许多倡导新权威主义的朋友们，冒着很大的风险，坚决主张用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反对开枪杀人。何维凌先生也为了避免流血而作了不少调停的工作。结果，他们都遭到强硬派的逮捕或通缉。这件事意味很深长。它证明了这些朋友的人格，要比他们的某些主张高明得多。或者说，这些朋友其实本来就没有真正弄清楚他们那些所谓新权威主义理论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并不愿接受这一观点的全部逻辑后果。在八六年那次讲话中，何维凌先生提到他在邓力群面前为我和王军涛辩护，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不受强硬派迫害。这种意图当然是善良的。所以我们彼此虽然观点不同，或者用他喜欢说的是“角色”不同，但仍然一直是朋友，所以我对他的不幸去世相当沉痛。
这些事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所谓先经改、后政改，或者是要不要先开放自由民主这一类提法，其实是根本不得要领的。真正的问题是你要不要古拉格。都说戈巴乔夫是先搞政改后搞经改，哪有这么回事。翻一翻前几年的苏联历史。戈巴乔夫最先采取的政治制度改革措施比他在经济制度上的改革措施还要少。一开始，戈巴乔夫只做了一件事，更确切地说，他只是停止了做一件事：那就是他不再兴建古拉格。一旦停止了新的政治迫害，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各种独立民间组织的活动就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于是，并非有形的政治制度、而是无形的政治气候、政治态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新气候、新态势的带动下，尔后才有了一系列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共产极权统治当然是建立在一整套特殊制度之上的，但必须懂得，那个驱动这套制度运行起来、造成极权统治状态的基本动力，实际上是不间断的政治迫害。一旦没有了政治迫害，那套特殊的制度就在无形之中失灵了，瓦解了，瘫痪了，也就是根本改变了。
胡耀邦不一定多么喜欢民主墙，但他不赞成抓魏京生；朱厚泽并没有解散中宣部，但他提倡宽松、宽厚、宽容；赵紫阳对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历来兴趣不大，但他就是不同意开枪杀人。我们那些主张新权威主义的朋友们，最后竟以支持民主的罪名而受到迫害，不是由于他们投机（个别投机分子总是有的，哪个派别里没有呢），而是由于他们善良。所以，我一向以为“改革派”与“保守派”这种二分法很不准确，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大力主张经济改革的人坚决主张屠杀，而另一些至今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含情脉脉的人坚决地反对开枪。最好用“温和派”和“强硬派”作区分标准，或者以“讲道理派”和“不讲道理派”，以“屠城派”和“反屠城派”。诸如此类。
4）从民主墙时代到现在，我写过不少文章批评新权威主义（尽管早先还没有这个名称）。该讲的道理似乎都讲完了。这里我要从一个新的角度作最后一点补充。这个新角度就是人性的角度。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良心未灭、人性稍存者，新权威主义都是一颗他们根本吞咽不下的苦果。
道理很简单，当你力图推行你那套新权威主义的宏图大略时，别人都会跟着你的指挥棒转吗？十亿人只准有一个大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千千万万的人，在被迫过了一辈子或半辈子没有自我的生活后，谁不愿意用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话，独立地在人生舞台上表现自己、肯定自己呢？如果你不理睬这些你认为不合时宜的言论和有悖于你战略部署的活动，那么，很好，一个多样化，多元化，自由化乃至民主化的社会马上就会产生。如果你试图规劝说服大家都“理解改革”，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你指望给人们发财的机会，跳舞的机会，研究无关乎自由民主的学问的机会，给改革派献计献策的机会，从而防止那种真正独立的、批判的思想与活动发展起来，那也注定了不可能。你或许知道，对于那些实行过真正的民主，亲自领受过自由滋味的民族，你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可是你不知道，对于那些经历过共产极权统治、彻底地丧失过自由的民族，这种办法同样行不通。面临着党内党外的日益增长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你只有两个选择：压制还是不压制。倘若压制的规模不大、又不够凶狠，其效果不是杯水车薪，就是火上浇油。于是，很快地，选择就会变得更简单、更极端：屠杀还是不屠杀。我们都还记得，在八九民运中，许多人都谈到了良心。其实，邓小平镇压民运非自“六四”始，此前你的良心干什么去了？问题在于，在极权社会中生活过的人，一般的良心都被磨得有些迟钝，少许几个无辜者的被抓被关不一定会造成他们良心的震撼。但到了八九民运时情况就不同了，在这时，如果你的良心还不站出来说话，除非你干脆不要它。所以，绝大部分新权威主义派的人们，别无选择地选择了另一种立场，放弃了他们鼓吹的在专制下搞改革的理论。今天，当我再次听到有人倡导新权威主义、甚至还自诩为第一个从可操作层面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伟大思想时，我忍不住要想，这些人究竟是头脑混乱，根本不知道自己观点的逻辑后承呢，抑或是在那些丝绒手套之内，包藏着一付血腥的铁爪？我并不喜欢作诛心之论。我宁肯诉诸经验，诉诸逻辑。
5）以上所说，附带也就澄清了另一些看法。苏绍智教授最近写文章指出，邓小平死后，中共高层可能发生斗争，改革派可能战胜强硬派掌握大权。这种推测很合理。但接下来的推测就值得推敲了。按照苏绍智教授的分析，掌握了大权的改革派仍将在现行制度下推行改革（九月十六日《世界日报》）。这怎么可能呢？为了要把改革限制在“现行制度”即一党专制之下，你就必须要继续坚持“平暴”有理，必须要对民运人士继续关押，尤其是，你还必须对人民的新的反抗（这种反抗两年来从未停止过）继续毫不手软地镇压。结果便是，你的所作所为将和现在的强硬派一模一样。问题在于，时至今日，把那些支持“六四”屠杀、坚决镇压民主运动的人称为改革派，这究竟还有什么意义？要说推行一些新的经改措施，加强一下所谓“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那么，现在的邓小平、李鹏就已经这么做了。因此，未来的中共领导人，只要他们拒绝在开放自由民主方面真正迈出步子，他们就和目前的中共领导人没有区别。
不错，慈禧在镇压了戊戎维新后，自己又搞起了改革，而清末的改革当然还是在满清政府之下的改革。于是有不少人推论说，中共在“六四”后也可以进一步改革，而这种改革仍会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这又是一种不恰当的类比。且不说两者在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第一，清末的改革确实具有立宪的内容。从专制君主变到立宪君主，实际上是一种超出原有制度的改革，虽然君主依然是君主。因此，如果中共仍然坚持在一党专制下搞改革，它就根本不能和清末的改革相比。第二，如果中共的改革也加入了真正的民主内容，那么它将很难，以致于不可能再保持它的领导地位。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君主专制和共产党专制很不相同。皇帝可以通过立宪而成为所谓“虚君”，权力虽减，尊荣犹存，地位不变。共产党又如何能变成“虚党”？团结工会执政后，雅鲁泽尔斯基还当了一段时期的总统，其地位颇类似一个立宪君主，但也只一世而终。这是不可避免的。毕竟，皇位靠世袭，皇族是血亲，它具有天然的确定性、稳定性和连续性，所以，立宪君主制能够成为一种长期维持的制度。党却是志同道合的自愿组合，你不可能在实行了宪政民主后，专门为整个一个党长期保留下那种超脱的特权。
另外，共产党和国民党也不一样。国民党的政纲、主义，本来已经承认民主原则，承认民有经济，所以，国民党变成真正的民主政党意味着实符其名，没有自我矛盾。共产党则相反。共产党若想在当今民主政治中赢得人心而继续执政，它必须抛弃原有的党纲和主义，因此会产生名不符实的自我分裂、自我矛盾。当然，实变名不变也不是不可以。如果你干得很主动、很漂亮，人民可能投你的票，不计较你有个错误的党名。但这点对中共而言已是为时太晚。可以想见，一旦中国开放民主，共产党必将受到内外夹攻：党外会出现很多其它政党，党内会有不少人脱党、退党而另组新党，党内还会有很多人主张彻底修改党章、重换党名。这样下来，依然抱着共产党这块招牌的人便所剩无几，变得在政治上没什么份量。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亡党之势，大概是很难避免的了。
辛亥革命后“咸与维新”的戏剧性转变和苏联东欧共产党的迅速萎缩消失，早就昭示了它的未来命运。对此，中共强硬派内心十分清楚，所以它连当年清政府准备实行立宪的那点勇气都没有。没有好的共产党，有好的共产党人，而好的共产党人基本上都不再信共产党。在五千万党员中，大部分人都可以在今后的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那一定是在他们抛弃了共产党这个束缚之后。明白地意识到这一点，对广大党员有好处，对广大人民也有好处，只对极少数死硬派没好处。最近，中共强硬派正在安排让所谓“太子党”接班。这就和当初满清皇室贵族越来越不相信汉人官员、越来越把大权抓在自己手中的心理状态一模一样。有道是，越孤立者越封闭狭隘，越封闭狭隘则越孤立。如此统治，岂能久乎？□
三．关于辛亥革命
问题二：辛亥革命是太革命还是太妥协？
1）辛亥革命受到两种相反的批评。有人责怪它太“革命”，用暴力推翻旧政权；有人又责怪它太“妥协”，把胜利果实拱手相送给黎元洪和袁世凯。这两种批评都不无事实依据，但又显然彼此矛盾。也许，我们应该把辛亥革命称为一场温和的革命。这场革命之所以采取了暴力的形式而又同时具有温和的性质，那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任何一种因素强大到得以支配整个过程。和历史上许多次重大变化一样，其最终结局和几乎每一派政治力量的预期都不相同，但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愿望。
2）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主要有三种政治力量：满清王室、立宪派和革命派。
先谈革命派。当时的革命派仍处于分裂状态。第一，海内外的革命派之间彼此脱节。孙中山是革命派中最有国际声望的领袖，但他对国内的革命派活动缺乏有效的协调指挥能力。许多次国内革命派的武装反抗都和孙中山没有关联。包括武昌起义，孙中山本人都是在武昌起义成功之后才从美国的报纸上得知这一事件的。第二，不同的革命派组织之间相互隔膜，彼此竞争。例如后来共同发起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社，在此前并未能精诚合作。在国内活动的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和其它革命组织在如何行动上也迟迟达不成共识。第三，即便是属于同一组织的革命派成员，其活动也是各自独立的。比如同盟会中部总会就无视同盟会最高领导权而坚持自己独立行动的自由。包括武昌起义在内的各次大小武装斗争都只是这一个或那一个革命组织单独行动的产物，而并非整个革命派统一领导的结果。但是，革命派有两个突出的优势。首先，革命派的声势很大，尤其是革命派的思想、主张影响很大，许多并非革命派的人，上至立宪派中的激进分子，下至普通百姓，都深受革命派思想的感染。其次，革命派的组织虽然分散，但成员分布甚为广泛，例如在四川省咨议局中就有四名议员是同盟会会员。在新军的中下级官兵中，革命派成员的比重尤大。因此，革命派在鼓励风潮、造成时势方面能起到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其整体组织行动的力量。
再谈立宪派。立宪派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一定的合法地位。许多立宪派成员政治经验丰富，并享有受尊敬的社会地位。有的立宪派头面人物，如梁启超，后来的主张已经十分接近于革命派。一九一一年三月梁启超发表文章，号召中国人民“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虽然在当时，梁启超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与革命派合作，但以他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立宪派却越来越发现他们的政治主张已经和革命派差不多没有两样。另外还有象张赛这样的立宪派，同时也有一点保皇色彩。他们依然坚持要“尊重君主立宪”。同时也很有势力。不过就大部分立宪派而言，其立场却是介乎梁、张二者之间：他们虽然无意于发动革命，但却随时准备接受革命。他们本来不打算对抗清政府，但更不打算保卫清政府。尔后的事变证明，立宪派这种微妙的政治态度是十分重要的。
至于满清王室，正如我在“关于清末改革”一节中说过的那样，它在整个立宪改革中，既缺乏诚意，又丧失主动。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政府宣布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成立了以保守无能的王室贵族为主的内阁，一是宣布粤汉铁路国有化。前者激起了立宪派的强烈反对，连谨慎的张赛都公开批评，警告说国家正在迅速瓦解。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也相当不满。后者则激起了广大地方绅士和商人的愤怒抗议。尤其是在四川。以四川省咨议局局长蒲殿俊为首，四川的立宪派组织了保路同志会。他们开大会，发声明，办报纸，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和平而温和的抗议活动。清政府采取了顽固的不妥协态度，坚拒谈判协商。清政府说，如果它接受了四川的要求，“各人将就各种问题与政府争论不休，诏令将不得遵行。”九月一日，保路同志会决定抗税，整个抗议活动席卷全川。四川总督把蒲殿俊等几位保路会会员投入监狱，从而激起了更广泛、更强烈的示威抗议活动，有的地方还爆发了武装起义，大量的农民和流民投入暴动，形成了公开武装对抗的紧张局面。事实上，当十月十日武昌城新军发动起义时，四川省的反抗运动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当时，清政府从湖北调集军队归钦差大臣端方指挥以图武力平息四川的动乱，造成了湖北兵力空虚，这也是新军起义能轻易成功的一个原因。
以上分析表明，辛亥革命实际上是由革命派和立宪派共同努力的结果，而顽固愚蠢的清政府自己，则是促成这两派力量合流的最重要原因。武昌起义的仓促上阵和轻易获胜，说明了清政府的垮台与其说是因为革命派的力量太强，不如说是保皇派的力量太弱。由此看来，指责辛亥革命太“革命”是不恰当的。既然清政府此前的所作所为就已经激怒了立宪派，并由此引发了公开的暴力冲突，它又如何还能避免革命的发生呢？
3）作为一场温和的革命，辛亥革命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这种妥协性是由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是革命的性质和目标，第二是策略的考虑，第三是革命派自身力量的有限。
毕竟，辛亥革命是一场民主革命，它的目的是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因此，革命派就把暴力手段仅仅局限在打垮旧的专政政权这一任务之内。这就不象后来的共产党革命，在用武力夺取了政权后还要搞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搞什么“继续革命”。
其次，为了尽早结束满清王朝，尽量减少流血冲突，革命派同意和前清的官员作妥协。武昌的新军之所以推出黎元洪作领袖，其用意显然是希望借此赢得尽量多的前清官员接受革命。孙中山让大总统给袁世凯，也无非是以此为条件换取袁氏逼迫清帝退位。从理论上讲，这和波兰的瓦文萨同意由雅鲁泽尔斯基出任总统的考虑十分类似。这也是把古代的“先进咸阳为皇上”的策略的现代应用。
从以上两点看来，革命派的妥协倾向是自愿的，但也不尽然。革命派之所以做出很多妥协，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因为革命派的实力还很有限。在革命派中，大部分人原先处于社会中下层，因此缺乏足够的社会声望，包括一些革命派自己都对自己的地位不高感到有几分自惭形秽。另外，革命派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上层政治舞台中的势力还比不过立宪派。再加上许多革命派人士缺乏政治经验，缺乏实行政策的力量。结果便是早先的立宪派和一些投机的前清大员就在革命成功后的全国政局中立即占据了更多的重要位置。出现上述局面本来不足为奇。如果此后的中国真能认真地实行民主宪政，那么革命派（现在应算为共和派）完全有可能通过民主的运作而赢得更大的胜利。事实上，在袁世凯当总统后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以同盟会为前身而组成的国民党立即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但就在此时，袁世凯背弃共和原则，暗杀宋教仁，解散国会，重新实行独裁统治。共和派举行二次革命，但未成功。以后，袁世凯更进而称帝，遂激起更大的反弹。在护国军武力讨袁、袁世凯宫廷内部分裂的情况下，复辟帝制的企图迅速破产，但与此同时，新生的共和国本身也未能获胜，由此便引出了军阀时代和北伐战争。因此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没有获得完整的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当时的广大民众还不具有足够的民主意识。孙中山晚年总结其一生奋斗成败经验时强调要“唤起民众”，这的确是给予后人的最宝贵的教训。
四．关于中国民主的几个问题
八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同样处于一场革命的前夕。
1）九十年代的国际大气候，对于仅存的几个共产专制国家真可谓雪上加霜。苏联东欧的变化自不待言。就连加勒比海的古巴，虽然仍处于第一代强人统治之下，两周前结束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也不得不通过了开放国会选举的决议。柬埔寨则公开宣布放弃社会主义。苏共解体后，有人说中共已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此话连邓小平也不会相信。“阵营”都瓦解了，何来“领袖”？邓小平说“不要出头”，其实也无头可出。目前的中共当局，连自己都完全丧失了信心。除了一些潜在的民主派外，某些中共实力人物，其心情正与当年的立宪派相似，他们虽然不肯主动地发起民主改革，但却随时准备接受民主改革。事到如今，真肯死心塌地为保卫专制政权而效命者寥寥可数。这就使得一种戏剧性的突然变化更具现实性。而某些乍一看去无关大体的事变，都很有可能引出震动全局的连锁效应。无怪乎邓小平要说“一动不如一静”了。但他们又不能不动。你不动别人会动。一向立论谨慎的哈佛大学马若德教授最近撰文，指出当前中国政局与清末的惊人相似。他说，他原先估计中共的统治可能在第一代领导人去世后仍然维持一段时期，现在看来那已经是不可能。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民主派理当进一步增强信心，主动出击，争取早日结束中共一党专政。
2）参照辛亥革命和苏东事变，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
民主与稳定
有些人，一方面既痛恨于中共的专制，一方面又担心中共专制一旦垮台，中国会不会天下大乱。这种担心在“六四”之后变得更强，那本身就表明，正是因为中共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并不惜用残暴的屠杀维持专制制度，所以才给动乱种下了祸根。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中共的专制结束得越早，中国出现大乱的可能性越小，中共专制的寿命拖得越长，中国出现大乱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点在所谓分离主义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得尤其清楚。近年来，台独和藏独的声浪都远比前些年更高。这层道理本来很简单，有些人偏偏给弄反了。颜真先生就颇具代表性（见《中国之春》第九十七期）。按照这些人的观点，中国的现实问题已经太多、太严重，在高压之下无从爆发，一旦民主必将不可收拾。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让中共在维持高压统治的同时，进行一些可能的体制内改革，逐步减轻这些问题的压力，然后再过渡到民主政治。这种观点至少有以下几重错误。
首先，正如颜真等人自己说过的那样，现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本身便是中共专政的产物。因此我们很难相信，随着中共专制的延续，这些问题不会越变越多而倒会越变越少。
记得在一九七九年秋天，《中国青年》杂志社邀请北京一些民间刊物的朋友们座谈，我给大家讲过一则故事。杞人忧天的寓言大家都知道，《镜花缘》上还有个“伯虑忧眠”的故事。伯虑国的人害怕睡觉。他们认为睡觉就是死亡。因此平时总是强打着精神活动不让自己睡觉，一见到别人打瞌睡，便采用一切手段将其唤醒。这样下来，伯虑人无不萎靡不振、未老先衰。最后，人们实在熬不住，一觉倒下，从此不再醒来。然而这又反过来更益加强了伯虑人对睡觉的恐惧。因此便陷入恶性循环。我引申说，一个社会开放民主，其道理正与之相似。世间有些理论，尤其是那些行动理论，常常有一种自我证实的倾向。你越是认定开放民主会天下大乱，并且（这一点很重要），在实际行动上拼命地压制民主，到头来总有一天，这个社会果然一开放民主就天下大乱。中国古代的乱世为什么那么可怕，其原因就在于此前的统治者过份地强调稳定。那些成功的民主国家所以能够长治久安，恰恰由于在它们那里，经常发生小小的骚乱（今天在海外自由世界生活过的中国人应该对此有格外深切的体会）。我那时就警告说，假如今天中国不下决心开放民主，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的危机一定会更加深重。十二年过去了，今天人们对于中国是否会天下大乱的忧虑显然比当年更强。这至少证明了我上述观点的正确。
我们姑且承认，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共统治者为了保住政权，主观上的确很想为人民办几件好事。但问题在于，既然中共不得不花很大很大的气力去压制人民的广泛不满与反抗，那么，它还有几分余力去做它据说是本来想做的好事呢？有人力图说服我们：现在顶好不要反对共产党，最明智的办法是好好在共产党领导下搞改革。等到各方面情况改善了，统治者更有信心，它才容易做让步（见冯圣葆先生发表在一九九一年夏季号《知识分子》上的文章）。这种推论似乎合乎逻辑，可惜它完全不合乎人情人性。这与其说是对人民的耐心要求太高，不如说是对人民的自尊心限定太低。实际上，它是要求我们整个民族唾面自干、完全丧失血性。因此这一劝告既是无理的，也是注定办不到的。
不错，压制自由民主，短期内确有控制社会矛盾不爆发的功效。但是颜真等人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压制自由民主同时也是、而且必定也是摧残人性，打击人们的理性精神、宽容精神和负责任的精神。这种效果最为恶劣。颜真等人不懂得一个十分重要的道理：一个社会是不是会爆发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并不是取决于其中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多么严重，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待问题抱什么样的态度。假如大多数人都通情达理，尊重别人，做事负责任，天大的困难也能逐步解决。专制，尤其是失去了迷人的意识形态包装的专制，恰恰是在否定这些最可贵的品质。它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否定的后果便越强烈。
从昔日晚清的变化到今日苏东的变化都证明了，统治者愈是能顺应人心，较早地放弃高压专制，转变就会愈平稳顺利。人群之中从来就有两种思潮、两种情绪，一派温和、一派激烈。哪种思潮、情绪会占上风，不但取决于哪一派代表人物更具道德感召力和理性说服力，而且还取决于对方作何种回应。如果你希望温和改革，你就不能仅仅批评内部的激进主义，更重要的，你必须坚决地反对统治者的死硬顽固，你必须努力促成专制的早日结束。象颜真先生和冯圣葆先生那样，以为中共专制多维持一段时期反倒有利于和平转变的想法，实在是太不了解人情人性。
关于中国的民主运动
我在前面谈到过辛亥革命的妥协性。这种妥协性一方面是出自策略上的考虑，出自对于减少流血冲突、早日结束帝制的考虑。在这一点上，今天的民主派应该学习。
也许有人会问：假如未来中共内部某些人物，采取断然措施，改变强硬路线，决定开放民主，我们同意让他当了大总统，安知不会出现袁世凯第二？我的答复是，今非昔比，历史的悲剧不会重演。这当然也要求我们进一步“唤起民众”。过去，一些民运人士常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深切地体会到，没有广大民众的投入，民主运动会势单力薄，难以成事；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担心一般老百姓民主意识不高，担心所谓暴民倾向或痞子运动。这种矛盾心理务必需要克服。单以八九民运中的北京为例，广大市民的热情参加和高度自制，令世人赞叹不止。真正的精英，应该善于组织民众而不是排斥民众。否定一般民众的参与愿望，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又不应该。这又涉及到另一个毛病。从过去的民主运动看，每逢遭到失败，大家总要归结到广大民众觉悟不够、参与不够；但每逢形势较好时，大家又总是急着向前冲而不去抓住时机深入开展启蒙教育和组织工作。这种毛病当然也要克服。
如前所说，导致辛亥革命妥协性的另一方面原因是，不少革命派人士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不高而自惭形秽，因而往往轻易地把重要位置让给那些革命资历既短、革命贡献也少的前清官僚；再有便是革命派缺少实行政策的能力，缺少治国的能力，结果便是在革命成功后的政治舞台上变得没有多大发言权。这两个问题在当今中国民主派身上也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
有鉴于此，中国的民主派必须做好下面两件事：第一，我们必须要确立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坐标。首先，我们要有自己的历史。不能依靠共产党的正宣传或反宣传。从中共对苏联事变的低调处理可以看出，中共并非傻瓜，并不是你的思想、你的活动对他打击最严重，他对你的公开批判即反宣传就最强烈。只要可能，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采取“封杀”而不是直接“打杀”或“捧杀”的办法的。直到这次判重刑，中共对王军涛、陈子明等人从来也不曾公开批判过，但实际上对他们一直暗中监控。也不能依靠中外新闻媒体，因为媒体的本性是赶热闹、注意表面（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报纸是最片面的历史）。每一个投身民运的人都需要对中国的民运历史具有自己独立的、深入翔实的了解。我们应当懂得，那些长期以来在民间从事真正独立的民主运动的先行者们，他们不仅参加民运的时间更长、更早，而且事实证明他们的见识也更深更准，同时由于他们没有党票和官衔的保护，做同样的事要冒更大的风险，因而实际上具有更高得多的道义勇气。更何况他们之中不少人，分明有过获得某种受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的机会，但他们宁肯坚持独立、坚持民间。这就尤其值得我们尊重。
第二，中国的民主派必须大力加强自身的学习和训练。光有从事民主政治的抱负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培养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工作能力。中国的问题很复杂，从制度形式的选择（在政权形式上，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在选举方式上，比例代表制还是多数当选制？等等），到具体社会经济政策（产权界定，如何界定？自由经济，内容如何？诸如此类），我们虽然也有过一些研讨，但这些研讨还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不完整、不系统，二是只有讨论而无结论。毕竟，政治是一件配套工程，零零碎碎的研究，分别来看也许都很好，凑在一起却会出大问题。政治争论不同于学术讨论，后者无需乎达于定论，前者却必须获得共识。还有组织运作的问题。不少人谈组党。其实，民主政党的本义是通过选举掌握权力以推行政纲。因此在海外谈不上建立真正的政党。你至多是给原有的民运组织换上一个党的名字，但并没有因此而增加任何新的功能。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目前当做之事，只是加强现有的组织功能，同时为下一步组织名副其实的政党作准备。如何加强现有的民运组织功能，将来如何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党，这里面大有学问，而我们目前下的工夫还是太少。最近，甘阳先生在《时报周刊》（第427期）上撰文，论及民主运动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及区别。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很值得大家注意。所有上述问题，都直接关系到中国民主派能否具有实际推动自己政治主张的能力，从而也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民主事业的成败。如果我们希望比当年的革命派或曰共和派做得更好些（至今为止我们似乎做得更差），那么我们就必须为此付出极大的努力。
五、结束语
我曾经慨叹：历史给人们最大的教训是，人很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很简单：有太多的人根本不研究历史。
不错，每一个受到一般教育的人都上过历史课。但是，特别在中国大陆，共产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充满了谬误和偏见，不少人以为了解历史，这就比单纯的无知还糟糕，因为它冲淡了人们继续研究的愿望。我希望值此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能够召唤起更多的人思考历史的兴趣。□
1991年9－10月
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第二部分 历史透视·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发展
第二部分 历史透视
社会主义大悲剧
（1990年11月）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回顾这四十一年的实践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试验已经失败。对于这句话，我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一、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败
先说同意的一半。我同意，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败。知识分子讲究概念和判断的严密性和精确性。我知道宣布一种制度的失败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这里首先有个标准的问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整个人类历史，充满了反反复覆的制度更替。在古希腊，民主的雅典败给了专制的斯巴达，那能证明民主制的失败和专制制度的成功吗？一种制度的国家在战争中输给了另一种制度的国家，或者是在经济上落后于另一种制度的国家，或者是自己内部发生了改革或革命，抛弃了原先的制度而改行另一种制度，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在历史上多次出现遇的事实。但我们要是仅仅根据这些事实就直接引出结论，宣布某种制度已经失败，那就不一定了。因为谁也不能绝对地断定这种制度在未来的某一天就不会死灰复燃、东山再起。所以我说宣布一种制度失败不是那幺简单。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根本就无权利判断一种制度的成败。关键是要有一套判别的标准或定义。民主制度没有保证过它一打起仗来总是战无不胜，所以雅典输给了斯巴达就不足以证明民主制度的失败。既然如此，我又凭甚幺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败了呢？我们的判别标准很清楚．先就是根据共产党人自己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说明。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实现它当初允诺过的东西，因此，它就确实是失败了。
第一，列宁说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物质生产力。实际情况刚好相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都搞得一塌糊涂。普遍落后于原先起点相似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共产党人宣称，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保证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真正的、更广泛的、更深刻的自由民主。这更是弥天大谎。仅仅是过去一年多发生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就有力地推翻了这一假设。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也并没有做到更公正，并没有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和谐。别的不说，单单是这些国家所特有的政治运动、数以亿万计的无辜牺牲者，古拉格群岛亦即劳改集中营就足以粉碎这个美好的神话。第四，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无法保障国家独立。苏联在一九五七侵占匈牙利和在一九六八年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即为明证。和历史上其它侵略不同的一点只是，在这里，侵略不被说成是侵略，而要被说成是‘兄弟般的友谊和帮助’！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科威特人打不过，但科威特政府总还能大声抗议和谴责这种侵略。苏联红军绞死了纳吉、绑架了杜希切克，可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府还要发表声明。说苏联红军是他们邀请来的，还要表示感谢苏联老大哥的无私援助。大家看，一旦你搞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你就连坚持国家主权的理论根据都丧失了。
最后，共产党人总是说，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而社会主义则意味着国际和平．这也是谎言。想一想中苏、中越的武装冲突就够了。
也许，还可以列出一些别的标准。可惜的是，几乎从任何一种标准出发，社会主义制度都没有实现它预期的目标。社会主义的失败是相当全面的、彻底的。它的失败，即使从共产党人自己立场看，也是无可否认的。
二、改革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
事实上，共产党人自己已经承认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不是在搞改革吗？改革到底改的是什幺？改革就是改变它自己，改的就是共产党自己过去搞的那些东西。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也统统不是什幺新东西，无非是恢复社会主义建立之前的那些事物。一句话，改革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国内有位著名的改革家，是个共产党干部，过去带过兵打过仗。十年前，他奉命去南方某地主持改革工作。临行前，他儿子和他有遇一场有趣的对话．他儿子问：[三十年前，你带领解放军占领了某地，把私有制度变成了公有制：三十年后，你又要去那里，再把公有制变回私有制。你这到底是怎幺搞的呀！‘他父亲沉默了半天没吭气，最后说了一句话：’总不能让中国人老这幺穷吧。‘
请注意，我不是说社会主义制度一点好处都没有。任何制度都有利有弊。社会主义的毛病是利少弊多，而且它那点利所需要的代价也太大。
不少人说起当年学雷锋的时候，社会风气很好。这话有一半是真的。在那时候，一位老太太上公共汽车，总会有人起来让座。但是我们不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记住了好的忘记了坏的。雷锋说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他是这幺做的：可是他还说过一句话，‘对敌人像严冬般无情’，这话他也照着在做。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社会确实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友爱气氛：然而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种超乎寻常的仇恨气氛作为对应。一旦你被打成阶级敌人，打成右派或走资派，连你的老婆孩子都会对你冷冰冰的。我看到有些人，主要是些年长的朋友，他们的思想认识、生活习惯早就和毛泽东那一套格格不入，有的当年就是右派、走资派，现在却在那里留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忍不住替他们发愁：要是把他们真的送回到那样的社会环境。凭着他们的思想习惯，他们还活得下去吗？铁饭碗、低房租、公费医疗．这些东西曾经一度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现在看来却是弊多于利。有铁饭碗，必然就有经济的停滞不前：有低房租，必然就有恶劣的住房条件和按等级分配住房的特权：有公费医疗，当医生的就免不了又苦又累，生了重病的人想找个好医生就只有塞红包、开后门，付出更多的代价，反而更不公正。问题在于你不能只要这些制度中好的一面而不同时接受它的坏的一面。如今，所以这些东西都面临改革的命运。一改革，所谓社会主义的那点优越性也就没有了。
这就使人想起一则新疆的阿凡提的笑话。阿凡提端了只碗去打油，油盛满了还剩下一点，阿凡提把碗翻过来指着碗底对售货员说：‘剩下的那点就装在这里吧。’等阿凡提回了家，他老婆责怪他怎幺才买回这幺一点点，阿凡提又把碗再翻过来，说，‘这边还有呐。’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像阿凡提买的油：搞社会主义本来就等于是把碗翻了过去，它把过去历史上留下的许多好东西都丢掉了，不过好歹还有一点点自己特有的优越性：搞改革则无异于把碗又翻了过来，结果是还剩下的那点好处也给改没了。
我是赞成改革的。目前中国的毛病不是由于改革，而是由于改革不彻底。我并不欣赏原来那套‘社会主义优越性’。我讲阿凡提的笑话无非是说明改革本身就否定了社会主义。时至今日，我相信，连邓小平、陈云他们也说不出社会主义制度有什幺优越性了。据说邓小平对埃塞俄比亚的代表团就讲过不要搞社会主义的话，可见他自己也不信那一套了。
当然，对某些中共领导人来说，社会主义还是有优越性的，这种优越性就是，所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坚持他们的绝对权力。社会主义制度这块招牌的唯一优越性是给他们坚持搞专制提供了理由。不过这种优越性他们自己不大好意思公开讲。但是只要你一提不要搞社会主义，他们立刻就骂你要‘篡党夺权’。可见他们心中很明白坚持社会主义对他们意味着什幺。当年一位南斯拉夫人对美国人讲：在你们国家，一个人要奋斗四十年才能掌四年权一一美国总统一届任期四年：在我们国家，一个人只要奋斗四年就可以掌权四十年（说明：南斯拉夫共产党是靠了四年的反法西斯斗争的资本上的台）。这显然是一种优越性。可惜的是它对广大人民来说是灾难。
三、必须区分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政策
有人会问：北欧的一些国家不也是搞的社会主义幺？这里有个问题必须澄清。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社会主义政策。这是两件很不相同的东西，我们务必要区分清楚。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要实行某些社会主义政策，那就是在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进行某种干预和调整。社会主义制度却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政府是在否定自由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基础之上，支配和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败。我们一定要用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去取代它。至于说在建成了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制度之后，我们是不是需要实行某些社会主义政策，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四、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做试验
下面我再讲一讲，为什幺我不同意[社会主义制度的试验已经失败‘这种提法。道理很简单，因为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是在做试验。
人类为了进取，为了发展．各种各样的试验总是必需的。但是所谓‘试验’，本来就包含了两层必不可少的要求。第一，试验就是试探、就是摸索。做试验的人，预先对他的主张并没有绝对的把握。因此，试验的态度必然是开放的态度、宽容的态度。可是，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却武断得很。专横得很，自认为掌握了百分之百的真理，不准别人批评，不准别人做不同的试验。即使现在搞改革了，这种封闭的心态、专制的心态仍没有变。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这话本来不错。但问题是：凭什幺只准你摸石头，不准我们摸石头呀？
第二，对人的事情做试验，要求你必须征得被试验者的同意。共产党搞社会主义，什幺时候征求过我们的同意？共产党否定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利，它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试验完全是强加给人民的，因此根本不是试验。
中共说，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中共很聪明，它不说‘人民的选择’而说‘历史的选择’。因为[历史‘是抽象的、含糊的。谁是’历史‘？说不清楚。’人民‘却可以是很具体、很明确的。即使说大多数中国人在四十一年前自愿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那幺首先，你也应当允许不喜欢社会主义的那少部分人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生活。都说美国是个私有制的国家，其实也不尽然。美国也有一些人民公社一类的团体，一些人自愿过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自愿加入的人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充公，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什幺时候你不愿意了，可以再退出来。把自己原先那份财产再带走。这才是真正的试验呢。基于同样的道理，即使当年中国多数人自愿走社会主义，你也应当允许少数人走资本主义或别的甚幺主义。你共产党喜欢四个坚持，不喜欢自由化，这可以。但你没有权利强迫别人也去四个坚持，你没有权利禁止别人搞自由化。其次，假如说四十一年前大多数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一一其实这很难说，共产党不过是用武力夺取了政权，那不一定就等同于人民自愿选择了社会主义，否则，你是不是也要说三百五十年前中国人民选择了满清王朝呢？放下这层疑问不说，就算我们都承认四十一年前大多数中国人选择了共产党、甚至选择了社会主义一一严格地说，当年选择共产党也不就等于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因为那时候共产党强调的还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那幺，四十一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人是不是还要社会主义？这就不能凭你共产党单方面自我标榜，非要通过自由辩论、自由选择才能说明问题了。什幺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就是允许人民自由选择制度的制度。只有民主制度才真正体现了人类试验、探索的精神。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它本身恰好是反对试验态度、反对探索精神的。所以它的失败不是一场试验的失败。
五、早期共产党的理想主义本身就有大毛病
无可否认．早期的共产党很富有理想主义。一般来说，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是指对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这种理想状态是超越社会现实状态的。它包含着自由、正义一类道德价值。因此一说起理想主义，人们都容易认为是件好事情。其实不一定。理想主义并不一定永远是好事。因为：第一，有些理想主义的目标，对自由、正义一类价值的理解恰恰是错误的。第二，更重要的是，有些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所采用的手段是有害的。不幸的是，共产党的理想主义同时兼有上述两种毛病。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史给人类历史留下的最大教训就是：那些想在人间建立天堂的人，实际上都造成了地狱。我们知道，当初为了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有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当我们是少先队员的时候，天天受革命传统教育，说革命先烈的血不能白流。但是今天看来，革命先烈的血不但是白流了，而且比白流还糟糕。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但没有打开向天堂之路，反而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是二十世纪人类最沉重的经验教训。
六、以经济公正问题为例加以说明
以经济公正问题为例。过去有许多民主社会的知识分子都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经济公正的问题，因此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东西。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不公正，它主张实行彻底的全民所有制即公有制，根据科学的计划，统一安排管理全社会的经济活动，从而保证社会中每一个成员‘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套理想乍一看去十分美好。但是，在以下所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关于全民所有制
首先，我们要知道，只有对那些具有稀缺性的物品，才存在着所有权的问题。一样东西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就用不着确定归谁所有。比如到现在为止，我们只会说土地归谁所有，房屋归谁所有等等，我们还不会去争论空气该归谁所有。其次，‘所有’，总是‘归谁所有’，所以它必定是排他的。你要说一样东西归全体人民所有，实际上只能造成混乱。既然这样东西还不是多得用都用不完，也就是还有稀缺性，那幺你占有了，我就不可能占有；或者是，你占有的多，我占有的就会少。
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实践中要幺变成[无主所有制‘一一说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上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人，结果就没有人去关心它、爱惜它：要幺就变成了官僚所有制。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许多名义上归全民所有的东西，要不然就是没人操心没人管，任其荒废，要不然就成了官僚的谋取私利的东西。道理就在于此。
关于经济计划
制定一个完整的经济计划，原则上要求订计划的人事先掌握一切有关的信息，那显然是办不到的。所以实际上的经济计划总是漏洞百出。
贯彻一套事先订好的计划，逻辑上要求排除各种外界干扰，因此它就必须尽量减少乃至消除外国经济活动的影响，这就导致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计划是用来规定未来的经济活动的，但未来的活动总是会产生许多原先预见不到的变化。比方说。发明创造就不是预先可以知道的。你能预测到一位科学家明天会发明什幺新技术吗？如果你今天就准确地预见到了这位科学家明天发明的东西，这个东西就不是那个科学家明天发明的，而成了你自己今天发明的了。因此，经济计划势必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发明创造，所以它必然造成死板和停滞。乍一看去，制定一套完整的经济计划的思想特别着重人类知识、人类智能的作用，但实际上它却是在用今天的知识去取消明天的知识，用今天的智能去封闭明天的智能，结果反而造成了对知识和智能的最大破坏。以上所说，指出了计划经济在理论上的几个盲点、死角和自相矛盾。问题是，当一套计划付诸实践时，各种被遗漏的信息、国际上的经济变化以及新的发明创造必然都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发挥作用，这就迫使决策者不得不临时作出五花八门的修改和调整，于是就出现了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的自我矛盾，本来决定照乐谱演奏的钢琴家不得不变成即兴发挥。因此计划经济就走向了它的另一个极端一一心血来潮的瞎指挥和乱弹琴。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地方，其经济活动，一方面是极端的僵硬，另一方面又是极端的混乱：两样毛病它都占全了。
关于各尽所能
由于决策者根本不可能对一切劳动者的兴趣、天赋、学识、能力及其变化作出正确无误的判断和安排，他们充其量只能对大家作一种极端粗糙的统计学上的分类。在更多的情况下干脆是把不同的人们一同当作抽象的数字，从而进行想当然的、十分武断的、毫无道理的‘乱点鸳鸯谱’。有的时候甚至胡乱安排到这种程度，当局拿着一大堆年青人不知如何安排是好，于是就规定：五八年出生的一律下农村，五九年出生的一律进工厂，六O年出生的统统去边疆。
各尽所能的本义是依照每个人自己的意愿和能力从事最有效的劳动。换句话，你喜爱哪一行、擅长哪一行，你就应该去做哪一行的工作。决策者既然在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只好反过来要求大家，你被党分配到哪一行，你就应该爱上那一行，精通那一行。共产党既不准人们自由地选择职业，它自己又做不到根据每个人的专长分配工作，它就只好要求大家都成为没有专长、但同时又可能具有任何指定的专长的所谓‘万能螺丝钉’。这只能导致人力资源的巨大的、不可原谅的错误配置。再加上领导人的个人好恶，更加重了人才的浪费和摧残。
关于按劳分配
按劳分配的本意是按照每个人劳动量的多少付给报酬。这预先就假定了各种各样的劳动都可以用同一种尺度从纯粹量的大小进行评价。然而实际上，有些劳动的产品由于无人需要、无人问津，所以是无效劳动、无用劳动。只有借助于市场上的交换。我们才能区分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并不可能照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那样进行互相换算。更何况，要对各种劳动实行量上的统计，也需要社会支付过于昂贵的监察费用。所以，按劳分配的理想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既然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不可能进行恰当的换算，既然当局没有那幺多精力、也没有可靠的工具去测量谁个工作干得多、谁个干得少、谁个干很好、谁个干得不好，它就干脆规定几条死标准，按照一个人的工龄、学历来评定报酬：要不，干脆搞平均主义，人人的报酬都一样，省得吵架。有人奇怪，在理论上，社会主义不是主张按劳分配幺？为什幺到了实践中会变成平均主义呢？原因就在于．按劳分配的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一旦付诸实践．一辈子都算不清楚．所以只好改为平均主义，快刀斩乱麻，简单省事！至于说这样做的结果会严重地损伤生产积极性并且造成更恶劣的不公正，那就顾不上许多了。
其实，共产党心裹也很清楚它付给劳动者的报酬并不合理。否则，它为甚幺老是抬出革命大道理，要求我们不计报酬呢？这样一来，我们要求得到合理报酬倒变成了不合理，他们付给我们不合理的报酬倒变成了合理！这是双倍的不公正。也许，共产党自己早就意识到它们这套经济制度不利于推动生产。所以它才发明了一种特殊的办法。叫‘抓革命，促生产’，一方面，用什幺‘劳动模范’，‘五好工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新长征突击手’一类革命荣誉去鼓励好好干活的人，另一方面，再用什幺阶段敌人搞破坏、[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强制劳动等政治罪名、政治手段打击不好好干活的人。这种办法开始还有点灵，用久了，用滥了，越来越不灵。到头来反而造成了逆反心理，败坏了我们民族固有的勤劳美德和敬业精神。如此等等。
七、错误的理想造成错误的现实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既然需要控制一切资源、支配一切经济活动，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强大无比的集中权力。这种绝对权力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导致腐化。这就使得自称是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实践中失败得更迅速、更彻底。
以上所谈，还只是针对共产党的经济公正理想。共产党的其它理想也都具有类似的严重弊病。一句话，共产党人的理想主义本身就包含着一系列严重的错误。有人说，中共打江山只是为了坐江山。这话是冤枉了共产党，也是美化了共产党．说它是冤枉，因为共产党的确把掌握政权仅仅看作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它确实花了很大很大的气力去实践它那套社会主义理想。谁能说毛泽东不是个理想主义者呢？说它是美化，因为共产党要是真正地从开始就只是满足于坐江山，不搞什幺社会主义，那反倒好了。十年前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去中国大陆参观，回来后很奇怪地问：为什幺中国的经济搞得这幺糟糕？就算你政府成心捣乱也不至于弄到这步田地呀！可见，一种错误的理想主义一一不管它乍一看去多幺美妙诱人一一会造成多幺大的危害！十年改革，中共自身的理想主义色彩大大褪色了，反而，大陆的经济状况倒好一些了。
八、社会主义制度是‘观念的暴政’
前面说过，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兼有双重的错误，一是目标的错误，一是手段的错误。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要求用政权的力量强制贯彻它的目标，这就造成了最恶劣的暴政——观念的暴政。观念的暴政来源于对自由概念的曲解。马克思断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把’自由‘等同于’正确‘。一个人要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正确，他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还说这是为了帮助实现别人的[自由’。我早就批评过这种自由观。我说，你不能把黑格尔、马克思哲学认识论中的自由概念，和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上的自由概念混为一谈。比方婚姻自由，那就是每个人有权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对象。在这个地方，你要是主张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那就给包办婚姻开绿灯了。作父母的、作领导的就会说：我比你更有知识。我知道你挑选的人其实并不合适。我为你挑选的人实际上更正确，所以你只有照我说的做才是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本来，自由社会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选择去生活，只要不妨碍他人的同等自由权利。但是依据共产党的逻辑、依据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一个社会要达到自由，就是说其中每一个人都按照一种共同的、唯一的所谓正确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而这种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或者叫人生观、世界观。又只有那少数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精通历史发展规律的‘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人们才真正掌握了的。其它芸芸众生，包括广大的无产阶级自己，都必须接受这一小批[先锋队‘’从外面灌输‘（列宁的话）。于是，用这种歪曲了的自由的名义，社会主义制度就理所当然地搞起了全面专制。社会主义制度的专制性来源于它对它的理想所抱持的那种极端绝对、极端独断的态度。由于它那套理想囊括了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所以它的专制也就格外全面、格外地彻底。
九、理想与暴力的巧妙结合
共产党政权有两大特点：一是它标榜的理想，一是它凭借的暴力。在这里，暴力是作为实现理想的手段，而理想被当作使用暴力的目的。两者结合得十分巧妙。有理想作招牌，暴力手段就有了理由和借口：有暴力作后盾，理想就不愁没有人表示信仰。六四屠杀之后，共产党又大搞什幺社会主义理想教育，并且宣称它的理想教育取得了伟大成功。当然啰，既然你把一切反对的声音都压下去了，剩下的当然只有附合的声音了。共产党总是以代表人民自居，它说它的一切行动都是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然而它同时又宣布，谁要是反对它，谁就不是人民。我们知道，在东欧民主运动中，游行者提出过这样一个口号一一[我们才是人民！‘这个口号十分简明，它不过是说出了一个最平常不过的事实。但是就是这个最简单的口号，一下子就把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全部摧毁了。
十、从理想化阶段到庸俗化阶段
以上我讲了共产党的理想主义。我强调只是早期共产党才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晚期的、今天的共产党已经没有当年的理想主义了。以改革为开端，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在开始自我否定。也标志着共产党从理想化阶段进入庸俗化阶段。在庸俗化阶段，共产党口头上还坚持它当年标榜的那套理想，但实际上它仅仅是用它作借口，来维护自身的统治，并不再打算去真正实行它。我们都知道，共产党的理想主义并不是什幺好东西：那幺到了庸俗化阶段，情况又是怎样呢？首先，由于理想主义的衰退，统治集团失去了道德自律或者说自我约束的理论基础，造就导致了统治集团本身腐败和贪婪的公开化和普遍化。
众所周知，共产党政权是个专制的政权，它一向不受其它力量的监督与制衡，因此本来就存在着腐败的必然趋势．但是在过去，由于不少统治者还比较真诚地相信那套理想，因此或多或少还有一些道德上的自我约束。像什幺‘延安作风’、[人民的勤务员‘这套话，那时还真有人听、有人信。现在可不行了。照说共产党进入庸俗化阶段的时间还不算长，但是它腐化的速度十分惊人。大家还记得吗？十年前。当时的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吃了顿不给钱的饭，事情披露报端，闹起一场轩然大波。依今天共产党干部的腐化标准来看，这件事算什幺呀？其次，由于共产党已经放弃了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宏伟理想，这就使得它在内外政策上变得比以前要务实一些，因而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也要比以前松动一些。十年来，老百姓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进，那倒不是共产党实行了什幺了不起的德政，不过是因为管得不像以前那幺紧罢了。简单一句话，在理想化阶段，中共政权是严酷的，但并不腐败：在庸俗化阶段，它是腐败的，但已经不那幺严酷。要问这两种状态哪一种更好，这很难说。不过你要是问这两种状态哪一种更坏，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说头一个阶段更坏。
十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失败
然而，庸俗化阶段只是一种过渡阶段。在庸俗化阶段，社会主义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它那套专制的框架，四个坚持的紧身衣还存在，这就和广大人民要求彻底的改革开放、要求真正的自由民主的愿望发生了强烈的冲突。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在人民的压力面前作了让步．结束了一党专政。社会主义制度算是寿终正寝了，算是得其善终了。在中国，中共六四屠杀，结果是变成既残酷又腐败。但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目前中国这种状态是决不可能持续长久的。现在，连共产党自己也不好意思说要让‘社会主义铁打江山千秋万世永不变色’了。现在他们提的口号是‘稳定压倒一切’。什幺叫‘稳定压倒一切’？说穿了，就是维持一天算一天。
过去的一年，是社会主义制度遭到历史性失败的一年。这一年的变化之大、之深刻，一两年前简直很难想象，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不错，现在中国大陆共产党专政还没有垮台。有人比照东欧，说中共的专政两三年内就会垮，有人比较悲观，说是还要十几二十年。但是，不管是悲观派还是乐观派，都相信这种制度非垮不可，他们之间的差别，从历史老人的眼裹看来，真正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说来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其实是个很短命的制度。就是苏联老大哥搞的社会主义，也只活了七十三年。如果我们考虑到历史上有许多坏制度、破制度，动一动就延续一、二百年，那幺我们真是要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短命而摇头叹息了！在这一点上，我倒很同情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想想看，他们为了这个制度付出了那幺大的代价，谁想到仅仅四十年就变成这个样子！我相信，这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不少当年也是为国为民的热血青年。那时候，他们对历史上那些祸国殃民、残忍腐败的统治者也是深恶痛绝的。没想到今天他们自己就成了这样的人。历史真是残酷地捉弄了他们！当然，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可是我必须指出，历史给他们留下的时间和机会已经非常非常之少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败了。那幺，社会主义的终极理想、共产主义理想又是如何呢？下面我再谈谈这个问题。
十二、人间天堂理想的破灭
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还有一层更深远的意义。它意味着人类一个古老的理想的破灭。一九九O年十。一前夕，我写过一篇短文《一个破灭了的关于天堂的恶梦》。文中我引用了著名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的话。昆德拉说：谴责古拉格群岛是容易的。但极权主义不仅仅是古拉格。极权主义不仅仅是地狱，而且它也是天堂。它是千百年来植根于人类心灵深处的一个对完美社会的憧憬和梦想。人们建立极权社会，本意是为了在人间建立天堂。为了建立起这样一个完美的天堂，人们就必须把那些不完美的人或事清除掉。于是，在天堂工地的旁边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古拉格。随着天堂工程的朝前推进，那个古拉格也越变越大。以至于不用多久，古拉格倒变成了天堂工地的主体，而天堂本身的营建却被抛到了一边。到头来，人们也就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在建造天堂呢，还是在建造古拉格？
关于在人间建立天堂，也就是建立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的想法，的确是人类一个十分古老的理想。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可歌可泣的事件和变化，都常常和这种理想的驱动分不开。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在一段时期之内占领半个世界、同时还赢得另一半世界中许多人的倾心景仰，当然是和它所标榜的建立完美社会的宏伟理想的道义感召力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失败提醒我们：现在，是重新审视这一理想的时候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眼下，我只打算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检讨。
十三、十全十美的社会制度：万能溶液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建立起一种能够有效地克服人类一切邪恶的制度的想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不可能的。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毛病、弊端或邪恶。但是我们务必要懂得，有些毛病或邪恶是不好的社会条件、不好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还有一些毛病或邪恶却是人类自身的不完美造成的。社会条件的改进、社会制度的改进，只可能克服前一类毛病，不可能克服后一类毛病。举例说，偷窃当然是个坏现象。但偷窃可以出自两种完全不同的原因，有人偷窃是出于饥寒、迫不得已，另外有些人偷窃却只是由于贪婪、由于好吃懒做。恩格斯宣称偷窃现象可以彻底消除，因为到了未来社会，物质产品极为丰富，人就没偷窃的动机了。这话当然是错的。一个社会经济发达，可以使每一个人免于饥寒，但它不可能消除由于贪婪所造成的偷窃。毕竟，人的物质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说到这里，有的天堂梦患者一定会打断说：对呀！我们知道人类的许多毛病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消除的。所以我们才寄希望于建立一种完美的制度。不错，良好的制度可以限制、防止某些邪恶。制度为什幺能起到这种作用呢？说到底，它无非是巧妙地利用了人性中不那幺高尚的一面发挥功能的。任何制度都离不开奖励和惩罚，而奖励和惩罚之所以有效，完全是建筑在人的虚荣心和利害心之上的。虚荣心，尤其是利害心，并不是什幺高尚的东西。比如说禁止在会议室吸烟。如果大家都能自觉地做到，那就无需乎规定制度来强制。你规定吸烟者罚款。这个规定为什幺能有效果呢？说了半天，还不是人们都贪财，都重视金钱。要是人们真是都一点不在乎钱财，罚款对他就没任何阻止作用了。由此可见，制度就是利用人的利害之心，防止或限制人们去从事某些他们本来愿意去做的事情。大家知道．在专制制度之下，多数人都不敢讲真话。因为讲真话要受惩罚。毛泽东号召大家要敢于讲真话，要‘五不怕’，不怕开除离婚，不怕坐牢杀头。但是，既然你的惩罚那幺严酷，一般人出于利害之心不可能不怕。这是一个典型，说明一种坏制度是怎样利用人的弱点去压制人的优点的。好制度呢？好制度无非是利用人的一个较小的弱点、较小的恶，去防止人的更大的弱点、更大的恶。既然一切制度都离不开对人性的弱点、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的利用，那幺，你要想设计一种制度去消除人性中一切弱点、一切恶，从逻辑上就注定是做不到的了。据说，有一位异想天开的年青人，找到爱因斯坦，说：[我想发明一种溶液，万能溶液，一切物质都能溶解掉。]爱因斯坦当场就反问他：‘那你用什幺东西去装它呢？’同样的，如果一个人妄想设计出一种能够消除人性中一切恶的东西的制度，我们就要反问他一句：你这个制度靠甚幺因素来启动呢？
十四、完美社会是一个静止的、僵化的社会
人类不可能建成一种完全的制度，从而使得整个社会达到尽善尽美的状态。认识到这一点可能会令一些人感到扫兴。其实倒不必。因为那种十全十美的社会也许根本就不是我们真心希望的东西。
这并不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看一看古往今来人们所勾划的完美社会的图景吧：只要这种图景还比较细致、具体，我们就会发现，要不，它们就是很不完美的，要不，它们就是自相矛盾的，并且，一无例外，它们必定都是极端乏味的。马克思主义天天号召人们为了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奋斗。但是这个共产主义究竟是什幺样子？马克思主义者向来是含糊其词、大而化之。马克思本人借用过前人的八个字，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然而，考虑到人类欲望无止境，人类需求无止境，我们就该懂得‘各取所需’纯粹是镜花水月。除非你把这个[需]强行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那实际上就变成了禁欲主义，起码是变成了低消费水平的大锅饭，并不是什幺美妙的东西。马克思还谈到过，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劳动不再是为了谋生。一个人可以上午推车、下午钓鱼、晚间从事批判。可是我们都知道，不少发达国家早就具备了实现这些要求的客观条件。在一些发达国家中，生存已经不再成其为问题。光是失业救济金就够你维持生存的了。因此，在这些社会中。你大可以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一会儿推推车、一会儿钓钓鱼、一会搞搞大批判．遗憾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像这样打发日子决不像马克思想像的那幺潇洒、那幺有趣。因为你会眼红别人的日子过得比你好。你还会有失落感，因为你发现你的活动由于做得不出类拔萃因而没什幺人理睬你。恩格斯在年青时设想过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状况。无非是一个个小规模的、尽可能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单位，外加集体宿舍和公共食堂。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毛泽东生平最伟大的理想，见之于他的五七指示，每个人都‘亦工亦农亦兵’，唯一的文化生活只剩下了[批判资产阶级]——幸亏还有个资产阶级供我们批判！等到哪一天资产阶级连同它的文化全都消灭掉了，人们也就没有文化活动的内容或对象了。一般来说，完美社会的理想都十分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美好．说‘四海一家’，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稍微想一想你就会发现，这些说法其实是当不得真的．一旦当了真反而没意思。为什幺我们觉得家庭是温暖的、兄弟之情是亲切的，恰恰因为它们都是特殊的，不是普遍的。当我说张三对我亲如兄弟，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对我的关心超过其它人，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与众不同．一旦张三对其它所有人也都像对我一样关切，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那幺我就不会有亲如兄弟的特殊感受了。一个人的家人死了，他至少会难受几天吃不好饭。要是这个人真的把全世界一切人都当作家人，而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人在死去，那幺他还能活吗？除非他对家人的死亡就无动于衷。你们看，本来，你是希望一个人把外人当作家人，结果却会适得其反，他只会把家人当成外人。人的感情本来就有远近亲疏之分。硬要取消这种差别，硬是要一个人对一切人都像对待他的亲友一样充满关心爱护，那好比把一杯糖水放在大海裹——非但不能使大海变甜，反倒是使原有的一点甜味都消失掉了。这个比喻，两千五百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就举过。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圆大概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倡共产主义的人。亚里士多德不赞成他老师的思想，他的许多批评，至今看来，仍是很切中要害的。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静止的、僵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裹，再没有任何变革的需要——因为它不可能变得更好，既然它本就来已经极好；也没有任何变革的可能——如果它不能防止自己变坏，也表明自身还并不完美，而一个完美的社会当然应该包括自身具有对任何堕落的绝对免疫力这一条在内的。毛泽东大概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一个完美的社会将是静止、僵化的，所以他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他说，人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存在着新与旧、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所以人类总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讲得不错。但是这些观点怎幺能和一个完美社会的概念相调和呢？你怎幺能保证在未来社会的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斗争中，正确的一方必是百战百胜呢？由此看来，毛泽东讲这段话，其实暗中有个假定。他假定，在未来社会中，虽然还会有不同思想的矛盾，但这里所谓的不同思想实际上只是针对着那些枝节问题的，没有人会对共产主义社会这种人类最完美社会的基本原则或基本构架唱反调。毛泽东的这个假定是和他关于社会主义阶段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观点相一致的。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说大家都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对其中的某些枝节问题有不同看法。毛泽东的逻辑很简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幺好，凡是好人必定都会赞成它。你要是不赞成，肯定是坏蛋、是阶级敌人。根据这个逻辑，一方面，在现阶段，毛泽东理直气壮地把一切他认为是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打成阶级敌人，整得死去活来；另一方面，他又一厢情愿地认定。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敌人都死光了，所有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毫无例外地赞成共产主义，他们之间矛盾都只能是在赞成共产主义这个基本前提之下的矛盾。这种心态，和大约一百年前某些物理学家的心态很类似。那些物理学家认为，牛顿力学已经给整个物理世界作出终极的解释，‘牛顿只会有一个，因为宇宙只有一个。’关于宇宙运动的大原则、大框架已经确立起立了，未来物理学家的工作，不过是为这幅大图画增加些细部的加工修饰而已。毛泽东表面上承认在完美社会中还会有冲突，有矛盾，有革新，但实际上他理解这些冲突、矛盾和革新，都只是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大框架之内的东西，因此他心目中的完美社会，实质上仍然是一个静止的、僵化的、封闭的社会。
十五、完美无缺的社会状态和人类本性相冲突
苏联有位数学大师，也是个持不同政见者，写过一本厚书专门讨论古往今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他指出：社会主义终极理想实际上是死亡，用佛家的话叫[涅盘].这个观点有它的道理。许多宗教都认为人死后会进入天堂，进入极乐世界。可见他们多多少少意识到，所谓极乐世界、所谓天堂，实际上和死亡是一回事。当然，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死亡也可以看成永生。千百年来，许多人都追求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同样地，千百年来，许多人都追求长生不老、追求永生。我们都知道长生不老、永生不死根本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是什幺遗憾的事。想想看，如果人类真的做到了永生不死。想死都死不了，那生命还有甚幺价值呢？生命的可贵、人生的乐趣，难道不正在于它的有限性吗？一旦生命成为永恒，那还有甚幺意思？没有死亡的生命，根本就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洞的概念、自相矛盾的概念。古人一方面编造了很多关于长生不老的神仙的故事，表明他们希求永生的愿望；另一方面，他们也朦胧地感觉到，当一个永生不死的神仙大概会是很无聊的，所以他们又编造出那幺多神仙思凡的故事——不死的神仙宁肯变成有死的人类。这一点更意味深长。所以我说，希求永生不死、希求完美社会，看起来是人类一个根深蒂固的愿望，其实却是一个虚假的愿望。圣经中的一个故事也能给我们某种启示。圣经上讲，亚当和夏娃原来生活在伊甸天堂之中，那里充满友爱和平，树上有吃不尽的果子，河里有流不完的奶和蜜，分明是一个完美社会、极乐世界。如果亚当和夏娃服从上帝的话不去偷吃知识之果，他们本可以在天堂里永远舒舒服服地生活下去的。但是他们偏偏要偷吃禁果，结果被驱逐出了天堂。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的深刻寓意在于：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状态是和人类的本性根本冲突的。一旦把人类置于一个完美社会之中，人类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反叛。因为完美社会取消了不确定性，从而抹煞自由意志的存在，所以人类会拒绝它。
十六、为一个开放的社会而奋斗
我们既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又否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那幺有些人就会问，我们究竟要什幺？我要谈一谈医生。大家都承认，医生的工作很伟大、很崇高、很重要。我想，医生、起码是现代大部分医生，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可能消灭一切疾病，根除一切痛苦，一劳永逸地使人类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长生不老，万寿无疆。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沮丧．他们知道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奋斗有着天然的极限，然而，在这个极限之内，他们确实又有着无穷无尽的工作可做。他们并不在人类现有的疾病、痛苦面前投降，他们总是努力去克服这些病苦，延长寿命，他们总是力图超越现实，因此。医生也都是理想主义者。实际上，医生体现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正确结合。
在我看来，医生对人体健康的态度，正是我们应该采取的对人类社会的态度。我们并不妄想在人间建立天堂、建立十全十美的社会，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在人世间的丑恶现象面前无所作为。在高度民主的国家里生活过，我们都深知这个社会远远不是十全十美。但是，相对于专制独裁的社会，它的优越性是十分明显的。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在民主的社会里，我们每人都会有更多的自由发展、自由选择的机会。一般来说，我们在为实现一种比较普遍的公正和富裕的斗争中，也不致于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不错，我们不可能让全人类都亲如兄弟，但是我们却可以努力防止人类自相残杀，努力促进人类学会彼此间的容忍和尊重。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人的各种需要都充分地满足，但我们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获得温饱。我们不可能保证每一种有益的新思想、新试验一下子就得到大家的肯定与赞扬，但至少，我们可以保证它们不再受到残酷的迫害与扼杀。民主社会既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因此它也就是一个不确定的社会，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把中国社会变成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理想也许不那幺令人头脑发热，令人心醉神迷，但它确是实实在在的，是美好的，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将振兴我们的民族、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同时，也充实我们自己的生命。
（根据讲演整理）
一九九0年十一月
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第二部分 历史透视·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发展
第二部分 历史透视
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发展
（1991年1－3月）
“铁板一块”（人们通常用之形容极权社会）与“一盘散沙”正好是同一种个人存在状态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铁板一块”意味着个人被融入整体而失去自我：“一盘散沙”则意味着个人与他人相互隔绝、个人未能进入与他人自由而公开的交往，其结果同样是失去自我，就象一部没有读者的作品不成其为作品一样。
我们再不能现成地接过共产党写的历史而仅仅是给出我们自己的道德评判，我们必须要有我们自己写的历史。
——文章摘录
一、对自由主义概念的简单说明
自由主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名词。作为一种现代政治思想或学说，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和近代历史上有限政府或曰宪政政治与个人自由权力的确立是密切相关的。洛克、孟德斯鸠、康德、边沁、穆勒，也许还应加上杰弗逊和麦迪逊，被公认为是阐释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师。大致说来，所谓自由主义学说，包含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1.坚信个人自由及个人权力具有最高价值。
2.主张个人主义。
3.相信个人具有自然权利或曰天赋权利，它独立于政府，并应当受到政府的保护，和防止首先是来自政府方面的侵犯。
4.政府的功能必须受到限制，以便确保个人自由。政府的意义在于尽可能地拓展每个公民的自由。
5.此外，自由主义看待人类事物，采取人类学的角度而非神学的角度，主张个人权利与责任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在道德与宗教等问题上鼓吹宽容的态度。如此等等。
广义的自由主义，内部包含有多种派别，观点也多有差异。其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自由市场的问题。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大都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以及进行自由交换的权利亦属于人的不可让渡的自由。按此观点，自由市场似乎便成了自由主义的一个逻辑上必然的部份。马克思主义批评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要理由即在于自由主义与自由市场概念亦即通常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这种密切关系。某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自由主义会导致穷人的权利徒有虚名的后果，故而主张对社会财富再分配以实现社会公正。
在现实政治制度方面，自由主义者基于有限政府的观念，一般都主张分权与制衡。
以上谈到了有关自由主义概念的一些较为共同的解释。当然，也有对自由主义概念给出截然不同的定义的，譬如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把“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办事不认真，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现象都称之为自由主义，实在应看作是自由主义概念的肆意曲解，极其荒谬可笑，值不得在理论上进行批判。
二、自由化与民主化
近十余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在这段期间内，一般人称之为民主运动的发展。
本来，自由和民主不是一回事，自由主义运动或曰自由化运动与民主运动也不是一回事。自由化是指缩小政府的权力范围，逐步扩大社会各部份的独立姓与自主性；民主化则是指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开放政权，实行平等合法的政党竞争。假如我们把政治问题分解为三个问题：一、谁来统治？二、如何统治。三、统治到什么程度？那么，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乃是“统治到什么程度”，而并不一定涉及到前两个问题。民主化主要关心的则是前两个问题。
回顾近十余年来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从七八年、七九年民主墙运动到八九民运，我们可以看到，争取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自由权利一直是运动中最重要的诉求目标。相比之下，要求多党竞选的呼声只占据第二位。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应该说，这十余年来的民主化运动，严格地讲其实是自由化运动。之所以一向被称作民主运动，大概是由于下面几个原因：
1.不少人本来就弄不清“自由”与“民主”的区别，习惯于把那些本来只是争取自由的活动笼统地称作民主运动。
2.中共当局常常是不假宽贷地排斥“自由”和“自由化”、“自由主义”一类概念，而对“民主”，“民主化”等概念则采取曲解的办法来掩饰、欺骗或搪塞。这就使得一种思想、观点或活动，打出“民主”的旗号要比打出“自由”的旗号更能减少阻抗。
3.自由化和民主化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发展过程。这对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尤其如此。和传统的专制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上标榜民主，并宣称自己是“最高度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活动的基本特点是：有广泛的民众参与却没有起码的自由竞争。理论上，共产党接受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概念，而又是通过否定每个个人的自由权利的手段使“人民主权”沦为一句空话。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众，一旦赢得了自由，他们也就同时（至少是在理论上）赢得了民主。这样看来，人民把这十余年来的有关活动称之为民主运动，也是有道理的。
三、关于所谓“反自由化”
近十余年，大陆的政治压力时松时紧，但总的来说，中共当局反自由化的立场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八六年下半年政治改革讨论，自由化气氛之浓，实为中共执政以来所仅见。党内上层，陆定一公开提议取消“反自由化”口号。知识界则有人说，既然民主有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之分，自由化为什么就没有无产阶级自由化？提倡无产阶级自由化又有何不可？
对此，邓小平的回答是：自由化就是自由化。没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搞自由化就是搞资本主义。“反自由化”的口号起码还要讲二十年。和此人历来的讲话风格一样，邓小平对于他这番论断没有给出任何说明、解释和论证。我们知道，马克思是借助于曲解自由而曲解民主，而邓小平则干脆对自由概念采取了全盘拒斥的立场。这无疑反映了晚期共产党统治者的虚弱心态。同时他也表明，随着自由概念的本义越来越被人们所领悟，对自由采取曲解的办法已经失去效用。
有一点需要提醒：并非每一种被指控为“自由化”表现的事物，本身都是自由主义的体现。中共当局反自由化，其实质是对一切异己的事务采取不宽容的态度。而这些异己的事物本身是否属于自由主义，则是另一回事。这就象当年毛泽东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那些被扣上这顶帽子的人，有不少其实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
指出这一点很重要，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东欧各国一度出现过的“解冻”现象。原先被禁止的思潮纷纷公开表现。其中有些思想、观点无疑属于自由主义，另外一些思潮则只不过是对原先的正统思想略作修正而已。例如对“文革”中黑暗面的某种有限度的揭发、对毛泽东本人的某种有限度的批判，以及对所谓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提倡。在苏联东欧，类似的思潮不仅被后斯大林时代的共产党统治者所容忍，有些还被接纳成为新的正统观念（如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观点）。然而在中国，由于当局的冥顽不灵，这些原本并非属于自由主义的东西却被当作异端而遭到压制。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有些人本来是希图在“新时期”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正统”，不幸却被阴差阳错地斥为鼓吹自由化的异端；幸亏他们被当局打成“异端”，才阳错阴差地被民众奉为倡导自由民主的先驱；而其中一些人，后来果然也站到了真正的自由主义一边。
四、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自由主义源自西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含有自由主义。“仁政”、“德政”强调的是好政府或好人政府，但不是有限政府。“爱民”，“保民”强调的是政府要为民众谋得福利，但不是承认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儒家主张“道高于君”，但这里的“道”，乃是指一套关于理想社会的价值标准，也就是一套“善”的价值体系，它和主张个人权利优先的自由主义仍不容混淆。
不过，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确实含有若干因素和自由主义有某种关联，或者说可以创造性地转化为自由主义的东西。例如：关于反对政府对人民生活干涉过多的思想，肯定反抗暴政为合理的思想，统治者应当容忍批评意见的思想，以及对于多种宗教派别和学术派别、艺术派别的宽容思想。据记载，后世作为装饰物的华表，尧舜禹时代称作“谤木”，立于交通要道，供人民自由发表批评意见之用。在历史上，学校这种机构，不止一次地成为民间自由议政的场所。<国语>中<召公谏厉王止谤>和西汉的路温舒尚德缓刑书，从功利的角度和仁厚的角度，为容忍不同政见提供了精彩的论述。这里，我要特地提一提<左传>中的<曹刿论战>一文。曹刿问鲁庄公“何以战？”庄公先是说他给老百姓带来恩惠，然后又说他对神很虔敬。曹刿则以“小惠未遍”，“小信未孚”的理由认为不足以为战。最后，庄公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答：“公之属也，可以一战”。这段对话提示了一个很宝贵的思想：在曹刿看来，一个政府、一个统治者，最重要的最起码的，不是在于它为老百姓带来多少恩惠，而是在于它在防止民众彼此伤害的同时，是否力求避免了政府对民众的伤害。这种思想和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对政府职责的界定颇有几分相近。另外，这种认为“政府没有伤害百姓”比“政府给百姓带来恩惠”更重要的观点，实际上暗含了强调从消极方面而不是从积极方面看待政府功能的思想，这正好是自由主义的一大特色。这和当今共产党政府总是宣称它“解决了十亿人民的温饱”（？）而避口不谈冤狱遍于国中的政治迫害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前面已经谈过，“自由”概念和“民主”概念原本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两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不存在。但相比之下，我们是否可以说，传统政治文化中更缺乏类似于“民主”概念的东西。换句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接近“自由”概念的思想相对来说还要丰富一些。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思想，所谓“无为而治”的思想，都和自由主义有几分类似。当然，中国古人没有“权利”的概念，他们没有把不应受政府干扰的个人自由视为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利。其结果便是，在中国古代，个人自由不仅是不确定的，而且常常被局限在纯粹私人领域。道家的“无为而治”固然包含了统治者不要干涉人民的正当愿望，可是它又是以老百姓弃学绝智、与外界不相往来、也就是完全非政治化作为其对等要求的。这和自由主义显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
一旦意识到这种差别，我们便不难对某些现象加以合理的解释。
不少人纳闷：在中国古代，很少宗教迫害，政府通常并不规定人民必须信什么宗教，（顺便一提，汉武帝独尊儒术，不同于共产党的四个坚持，他并不要求每个老百性都非信儒家不可）为什么没有产生过象西方的教会一类强大的宗教组织？部分原因也许就在于：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的容忍一般是局限于纯粹私人领域，而对于大规模的组织化的宗教活动则是多方限制的。事实上，从黄巾军到太平天国运动也证明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很容易转化为政治上的独立力量。这就是说，如果信教仅止个人的私事，统治者一般不去干涉；然而一旦宗教活动进展到大规模的公共领域，统治者的态度就会有所变化。简言之，在中国古代，善通臣民在宗教问题上的自由空间，是由于统治者不去管或不必管而留下的，并不是统治者不能管或不该管而形成的。其它问题也差不多。如出版问题，中国古代政府并不像当今共产党政府那样垄断一切出版渠道，那时，私人印书并不是不许可。但是如果你印的书被认为涉嫌犯上作乱，统治者则会用强力取缔。又譬如财产问题。古代中国并不禁止百姓发财致富，但统治者却可以对臣民的财产予以征收，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如前所说，在中国古代，既没有个人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的概念，也没有政府的权利应受明确限制的概念。在实际上，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是有限的，这就为臣民留下来一定的活动空间；但在理论上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一旦它感到必要，它就可以用强力来干涉。这就妨碍了一个独立于政府权力之外的民间社会的形成。
孙中山曾经抱怨说中国人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并形容为“一盘散沙”。这种观点又作何解释？当然，和共产党统治下相比，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要“自由”
多了。但是这种“自由”和自由主义所定义的自由却不是一回事，因为它并不是一种被社会公认的、明确界定的个人权利。“一盘散沙”一词正好揭示出传统中国社会中个人的那种隔离、孤立而不独立的状态，揭示出缺少公共交往空间的状态。汉娜。阿伦特指出：当代极权主义社会恰恰是在民间社会瓦解、个人呈原子式隔离状态的基础上形成的。“铁板一块”（人们通常用之形容极权社会）与“一盘散沙”正好是同一种个人存在状态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铁板一块”意味着个人被融入整体而失去自我：“一盘散沙”则意味着个人与他人相互隔绝、个人未能进入与他人自由而公开的交往，其结果同样是失去自我，就象一部没有读者的作品不成其为作品一样。
五、自由主义的再发现
我把这十余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过程称之为“再发现”的过程。其间包含以下两层意思：一、“再”发现意味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流传已经不是第一次。自晚清以来，西学东渐，自由主义思想即有一相当程度的传播。只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接管大陆政权，开始实行一整套严厉的“全面专政”，使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嘎然中止。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若干自由主义观点略有表现，但迅即遭到压制。此后二十余年，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毫无所闻。近十余年来自由主义思潮重新兴起，应该说是中国大陆历史上的第二次。
二、我强调这一次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实际上是一次发现经验的过程。和第一次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同，当时的自由主义几乎完全是从外部学来的一种观念。而这一次自由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中国大陆内部自生的产物。现今不少人一谈到这些年来自由民主思想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总是归因于中共实行对外开放、西方文化再度传入中国大陆。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实情的。
以民主墙运动为例，那无疑可称之为一场自由主义运动。首先，民主墙运动开始于一九七八年，当时中共尚未实行对外开放方针。其次，参加民主墙运动的活跃分子，从年龄上讲大都在二、三十岁左右，他们过去从未受过西方式的教育，基本上都是自修成才，他们的思想信念，完全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极为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考查这批活跃分子的地区分布，不仅有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当时与外界略有来往的地区，也有象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相当隔绝的地区。再看这批人的个人背景，大部分并非出自官宦家庭或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家学”渊源或与外部世界的特殊交往渠道。至于他们的个人身份更是十分平凡。对比当年的容宏、严复、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和胡适之之辈，上述几方面的差异都是很明显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民主墙运动活跃分子们所具有的自由主义观念，基本上不是来自课堂、来自老师、来自与西方世界的接触，甚至也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他们的亲身经验，来自他们对经验的独立、深刻的思考和领悟。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凭着自己的力量，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
当然，对于“独立地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这一点，我们也不可理解得太绝对化。在这里，前人的思想著作绝非毫无帮助。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所能获得的前人的思想养料，都是极其残缺不全的。它们象远处传来的乐曲，若有若无、时断时续，非有心人不能听见。听者少一半是靠听觉，多一半则是凭借自己的想象，勉力将之敷衍成篇。这一段漫长艰苦的思想发展历程，要远比它有限的思想果实更为令人慨叹。
六、这场自由主义思想运动的内生性
近十余年来中国大陆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乃是一场内部自生的运动。产生这场运动的原因之一是中共长期实行的极权专制，其中尤以“文革”十年为登峰造极。
和传统的专制压迫相比，共产极权专制压迫要更普遍、更彻底、更残酷、更频繁，以及更反复。具体说来便是：
更普遍：这种专制压迫，不仅施之于前政敌，也施之于昔日的同志；不仅施之于知识分子，也施之于一般工农民众；不仅施之于下层，也施之于上层。
更彻底：不限于政治领域，还囊括了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甚而还深入到各种纯粹私人的生活领域，无所不包，无孔不入。
更残酷：批斗、劳改、监禁、判决、株连亲友、祸及无辜。无所不用其极。
更频繁：所谓政治运动连绵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无宁日。
更复杂：反复现象始于“文革”，今天我批斗你，明天你批斗我；今天是正确路线，明天又变成错误路线。除毛泽东本人外，其它各种政治派别轮番扮演吃人与被人吃的角色。
正是处于对这种普遍的、彻底的、残酷的、频繁的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的深刻体验，驱使一批有勇气、肯思考的年轻人自发地产生了明确的自由主义信念。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也是通过对类似经验、也就是对普遍、彻底、残酷、频繁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尽管在程度上要轻一些）的深刻反思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就该懂得在中国大陆自发地产生了这种信念是很可理解的了。在这里，西方已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包括中国前几代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尽管是以只言片语，并且常常是以被歪曲的方式被我们所了解，但也起到了可贵的提示作用。
出于对普遍、彻底、残酷、频繁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的共同经验：
A：少数人产生了自由主义信念。
B：多数人具备了接受这种信念的基础。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说，有些时刻，一个国家的人民普遍处于彷徨徘徊的境地，他们十分渴望得到指点。人们的心灵恰为一片犁松了的土地，最容易吸收进真理的甘露。在这种时刻，思想的作用、真理的作用可以是十分巨大的。一旦错过了这样的时机，大多数人又会重新变得麻木不仁、听天由命，象板结的土地，真理之露纵然倒上去、流过去，却不能被吸收，不能使它肥沃滋润。“文革”之后的中国民众，恰好正处于那种最注意倾听真理、最容易吸收真理的宝贵时刻。
C：相当一批当权人物也对自由主义产生同感或共鸣。即使那些保守派，由于处于不得不改革的大趋势之中，在压制自由主义思潮方面也常常有所顾忌或是力不从心。这就为自由主义的传播造成了较大的机会。
上述三者：思想、土壤、机会的结合，形成了近十余年来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勃然而兴、虽时遭阻逆仍浩荡前行的伟大运动。
七、近十余年来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想（1）
大致上讲，这十余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是以言论自由原则为中心而展开的。相对于其它原则，言论自由的原则最早提出，有最多的人共同倡导，得到了最广泛的理解和接受并自始至终地列为人们最主要的诉求目标。
在民主墙运动中，几乎各家民间刊物都明确提出了言论自由的问题，并在捍卫言论自由原则时表现出一致的坚定立场。其中比较重要的文字，除了我在《沃土》上发表的《论言论自由》和《论同仁刊物》之外，还有闵琦在《北京之春》上发表的《论出版自由》，魏京生在法庭上的自辩词，《四五论坛》刘青、徐文立为魏京生一案的辩护，王靖的长诗《祭》（刊于《沃土》）。在一九八零年大学生竞选运动中，上海复旦大学的徐邦泰力倡新闻自由，北京大学房志远、方觉及其他二十二位国政系、经济系、法律系学生联合发表《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致全校公民书》和《出版法草案》（该草案后来征集到十七万人的签名，实为四九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民间签名活动）。所有上述活动，由于都是以纯粹民间的、自发的、独立的方式进行，因此本身就体现了摆脱政府权力控制，坚持个人权利的神圣信念和公民立场。在中共当局垄断一切传播媒介、从而对上述独立的、民间的自由主义运动进行严密封锁乃至严酷压制的情况下，这些思想未能对整个社会产生它们本来应该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但是，考虑到这些思想在表达方式上的独立性，我们理当对它们给予更多的重视。
八、论重建历史的必要性
照我看来，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感的历史学家，他不仅仅是记录历史，而且要发掘历史，我是说，他要去发掘那些在当时受到压制而未能产生直接重大影响、但实际上更有价值的思想和事件，赋予这些思想和事件以更大的意义。中国古代有两部伟大的史书，一是《春秋》，一是《史记》。其伟大处不仅在于叙述中有褒贬，首先更在于叙述中有选择。历史学家有意识地挑选出那些他认为更重要的事件，通过记入史书、通过它们在史书中的重要地位，使它们对后世产生了远比当时更为重大的影响。
现在不少人在回顾过去这段历史时，一味地看重某个人当时的知名度和一件事、一种思想在当时的传播面，而他们又未尝不知在中国大陆，在很大程度上是专制统治者们控制了传播渠道，因而也就是专制统治者的意志决定了一个人能不能出名，一种思想、一桩事件能不能广泛传播。因此，这些人对历史的叙述就免不了依旧受到专制统治者的无形影响。尽管他们在对历史事件的褒贬评价上常常和权势者们截然相反，但是他们在选择历史事实和评估其历史重要性上却往往不能摆脱权势者们给出的限制。因此，我一再强调，我们必须重建历史。我们必须注意发掘那些遭受压制、埋没不幸而其本身更具深刻性的思想和更具英勇性的业迹，使之发扬光大，对历史产生更大的影响。简言之，我们再不能现成地接过共产党写的历史而仅仅是给出我们自己的道德评判，我们必须要有我们自己写的历史。
九、近十余年来大陆自由主义思想（2）
在同一时期，官方刊物也出现了一批阐述言论自由的精彩之作。其中包括：徐炳和白玉琴的《言论自由与以言治罪》、郭罗基的《谁之罪》与《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林春、李银河及张显杨、王贵秀在《中国青年》和《读书》上的《言论自由》，于浩成关于否定“公安六条”、取消言论罪的文章，等等。
徐柄白玉琴夫妇的文章，击中要害，观点鲜明，早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就发表在《光明日报》，可见作者对时机的准确把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文章发表的时机极好，连中共保守派当时也未能出面压制，反而遭到一般舆论界的忽视（关于时机问题，下文另述）。现今不少人在回顾这段时期自由主义思潮时都想不起或者不知道有这样一篇文章。我这里不能不提。还有，从四人帮垮台到一九七八年一年间，郭罗基一直是党内理论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的敏锐、他的执着、他的勇气，在党内知识分子中无疑是首屈一指的，然而，正由于他的先知先觉与正直执着，他也是四人帮垮台后最早遭到中共高层压制封锁的，长期以来难以有公开发言的机会，反而渐被世人淡忘。
在上一节中，我强调我们必须对那些坚持从独立的、民间的方式从事推动自由主义的人士给予更大的尊重，尽管他们在当时的影响面未必很大。在这里，我要强调，我们必须对那些早倡导自由主义的人们给予更大的尊重，尽管他们大部份人在尔后一段时期难以再做出更直接的贡献。历史学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肚子吃饱的感觉完全归功于第三个馒头，或者以为第三个馒头比前两个更有份量。
事实上，中共当局控制传播媒介所造成的效果还是相当深远的。长期以来，不要说国内，甚至海外，不要说一般人，甚至于关心自由民主的人，许多也是对那些更早投入自由民主运动的先驱、对那些坚持走民间道路的仁人志士不甚了了。这不仅仅是涉及到这些人现在的声望和未来的历史地位，更直接的，它造成了中国大陆自由民主运动的“断代”现象，它妨碍了那些更深刻的思想及时地深入人心，妨碍了前人经验的有效传承，从而延缓了中国大陆自由事业推进的步伐。我们知道，王军涛、陈子明等人曾积极地投入了八九民运。有人说他们是这场民运的实际策划者。我想不会是，不可能是，可惜不是。我相信，如果八九民运能由一批更有经验、更有谋略、又有担当的人们来领导，其结局很可能不一样。同时我也相信，如果王军涛等人长期为自由事业付出的艰辛努力以及他们久经考验的道义和人格力量能够被人们及时了解，他们完全有可能在运动中扮演更关键的角色。我们知道，中共当局对民运的“三朝元老”、对老牌的自由化分子，压制格外严厉。而他们又都因为缺乏他们早就理当具有的国际声望，因此处境格外艰难。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务必要彻底摆脱中共当局的舆论导向，为那些被埋没、被淡忘、被忽略、被低估的思想与业迹赋予其应有的地位。
十、关于《论言论自由》
一九八零年大学生竞选运动，是继民主墙运动之后自由主义发展的又一次高潮。
这场运动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结果便是：自此以后，大学生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举世公认的先锋作用。其中，北京大学的竞选活动尤其出色。通过竞选，至少有如下两条原则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和确认。其一是竞选的原则，其二是言论自由的原则（参见香港田园书屋出版的《开拓——北大学运文选》。由于竞选活动本身就有时间地点的规定，所以它比较容易避免失控，而当局也就很难施加露骨的迫害。事后，一些竞选活动的积极分子受到了俗称“穿小鞋”的待遇。这种“冷处理”式的压制并没有超出一般人的承受能力，充其量只是起到了减缓其自由化思潮迅速广泛蔓延的作用。假如我们同意，在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斗争的初期，对专制主义而言不赢就是输，而对自由主义者而言不输就是赢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说，这场运动基本上是成功的。
民主墙运动和竞选运动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字材料。大致上讲，有关自由主义的各个方面、诸如个人自由、有限政府、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等概念均已涉及，深浅程度不同而已。有人指出，这段时期的作品，对自由主义原则本身并无任何创见，其表述之含混、论证之粗疏，既低于当年严复、胡适的著作，较之早先苏联、东欧一批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也显得逊色。这种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考虑到当年那些参与者们的狭隘的阅历和知识，上述缺陷不可避免。但我以为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好几篇文章，至今看来也不失其深刻锐敏。以拙作《论言论自由》为例。在这篇文章中，我除了对言论自由的含义及其对人类社会的价值，借用当代中国人易于领会的经验和语言，作出了较为系统严谨的一般性阐释，还提出了几点自己的独特的见解。
1.分析了在共产党革命中，言论自由原则被歪曲、被否定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极权统治实现其完成形态的过程。
2.强调指出，实行因言治罪、垄断舆论不仅是极权统治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它最脆弱的一个环节和最致命的一个环节（阿基里斯之踵）。
3.我特别意识到，在“文革”刚刚结束、邓小平一派刚刚复出这样一个短暂的时刻，一般人对于长期不断的、残酷无情的、反复多变的政治迫害（尤其是以言论思想为由的政治迫害）感到怀疑、厌倦，而新的意识形态“教皇”尚未形成，整个社会面临着一个重新选择的宝贵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适时地、有力地倡导言论自由，将获得最广泛的赞同和遭遇最有限的反对。因此，它就构成了从内部、从民间克服极权统治的最佳突破口（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参见拙作：《我为什么写〈论言论自由〉》和《民主墙：十年后的反思》）。
综合上述三点，我认为，我不是对自由主义本身、而是对在极权社会中如何推进自由主义这一问题作出了新的发挥。
遗憾的是，关于突破口的战略思想是在最好的时机（民主墙时期）已经错过之后，才逐渐成为一个比较普遍接受的观点。因此，我们未能因势利导、别开生面。不过，这篇文章在帮助更多的人们领悟自由主义并形成一个有利于凝聚力量的优先诉求目标等方向，毕竟还是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十一、近十余年来大陆自由主义思想（3）
一九八一年春，中共当局封闭了最后一家民间刊物《责任》，逮捕了徐立文、王希哲等十几位人士。与此同时，在报刊上又展开了对白桦《苦恋》的批判。在这种政治压力下，自由主义的传播收到了很大的阻抑，但仍然在顽强的推进。从一九八一年春到一九八六年上半年，是自由主义思想缓慢而持续地向前发展的时期。在这段时期，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1.在官方的出版物上，不时出现一些阐释自由主义的好作品。
2.开始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官方的名义、但含有若干独立倾向的出版物和文化团体与文化活动。
3.经济自由化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迅速发展。
关于经济自由主义问题，我将在以后专节论述。这里，我对前两个问题略述如下：
1.在这段时期，不少人分别从哲学、政治学、法学和文学等多种角度倡导自由主义。
在哲学上，有关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颇为热烈，其中，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影响较大。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在七八年、七九年即已指出，不少民间刊物对此均有论述。美学家高尔泰在中国社科院内部刊物《未完稿》上发表的《异化近观》更以观点尖锐著称。复旦大学哲学系一批年青的研究生并以此为名提出了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全局修正。若于党内高级理论家如周扬、苏绍智等也发表了一些有份量的文章。这些作品，借用马克思早期的某些思想，批判专制，倡导个人自由，强调主体价值，从一种特殊的角度推动了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
一些从事西方哲学政治思想研究的学者则以另一种方式推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他们翻译和介绍了大批西方自由主义大师的著作和思想并进行借题发挥的评论。这些译著和评论一般都发表在文化性、学术性的刊物上（比如，《读书》杂志发表过陈维纲对卢梭思想中极权主义因素的剖析和陈奎德对房龙《论宽容》一书的评论，《国内哲学动态》上发表了杜汝楫教授对波普学说的系统介绍，等等），因而直接影响面较为有限，但是它们在帮助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形成明晰深刻的自由主义信念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谈到国外思潮的引进，这项工作早在“文革”后期就在不露声色地进行。象《参考消息》和《第三帝国兴亡》一类“内部读物”，无疑是当时有思想的人们的最重要的精神养料。此后，这种翻译评介的活动更是蓬勃开展。许多举世闻名的批判极权专制的经典之作，包括《一九八四年》、《古拉格群岛》，都有精美的译作问世。既然当年的严复因为翻译了西方自由主义论著而被公认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优秀代表，那么，我们难道就不应该对在这十余年来踏踏实实地从事同类工作的人们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给予更充分的评价吗？
青年法学家梁治平发表了几篇长文，从对中西方“法”的概念的分析比较入手，相当严谨地阐发了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法治概念。此外，不少法学家一直致力于倡导和推动一些皆在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律的制定。在文学界，则出现了一大批揭露政治迫害的残酷、表达对个人自由的向往、强调人性尊严和主体价值的作品与评论，不胜枚举。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点的是，由于上述种种思想文字都是出现在官方出版物上，因此我们不能不对有关刊物的编辑们的在幕后的巨大努力表示敬意。
2.还在民主墙时期，于光远和团中央一批热心人士就曾经为使民间刊物取得合法地位而多方奔走呼吁。此后，在原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和社科院马列所负责人的支持下，几位青年学者办起了第一份具有明显同仁性质的集刊“青年文稿”（只出了一期）。再以后，经由包遵信（原《读书》编辑）和金观涛等人的努力，《走向未来》丛书问世。尔后，接二连三地，在各地都出现了一批具有官方名义、但含有若干独立性的出版物，以这些出版物（大都采取丛书形式）的编委会为中心，实际上逐渐形成了相当一批半民间的文化团体，并开展了一系列独立的文化活动。这种现象意味着当局对学术文化活动的控制力的消弱，因此其本身便表明了自由主义的一种有限的成功。到了一九八五年、八六年，多种多样的丛书、学会及讨论会都发展到相当规模。一个具有强烈独立意向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隐然形成。
在这段时期，不少人再度对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进行思考。和以往同一题目的思考不同，这次思考不再是关心所谓“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是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批判意识。与此同时，所谓“文化热”方兴未艾。借助于中西文化比较、传统与现代的比较，大部分论者展开了对专制的抨击和对自由民主的赞扬。至此为止，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包括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已经明显消逝，而对于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则表现出不加掩饰的热情。
十二、近十余年来大陆自由主义思想（4）
随着一九八六年夏季的到来，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气候到达了又一个热点。尽管所谓“政治改革”讨论只持续了半年左右，尽管邓小平的本意仅限于行政效率的改进，但是来自党内外的强大力量迅速地把这场讨论纳入了自由化的轨道。
八六年下半年的自由化运动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党内改革派。尤其是新任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力倡宽松的政治文化气氛，甚得好评。在更高层，则有胡耀邦、万里、胡启立等，态度也较为开明。文化部长王蒙在前些时候就提出过“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年青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潘维明曾在上海发起“文化发展讨论会”，邀请了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参加。在这段时期，共青团中央也举行过多次有关政治改革的讨论。如此等等，在党内上层形成了一种少见的开明气象。
二是一大批有一定地位和声望的党内知识分子。象于光远、苏绍智、于浩成、严家其、王若水、李洪林、温元凯、刘再复、孙长江、吴祖光、许良英、张显扬，还有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他们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讲话。
三是广大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这一部分的人数更多，观点更尖锐，活动也更频繁。其中，那些具有半民间性的文化团体和大学的学生社团发挥了良好的组织作用。以武汉的《青年论坛》为例，该杂志自八四年底创办以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正面阐扬自由主义思想的文章（包括民主墙时期的几篇作品），还发起了几场相当规模的学术活动。八六年九月在北京组织了关于我的《论言论自由》一文的讨论会。十月在武汉组织“跨世纪的中国”研讨会，并安排了十余场大型讲演。一时颇为轰动。与此同时，南方新创办的《深圳青年报》、《现代人报》，以其言论的尖锐、编排的新颖而引人注目。在这段时期，一些原来“官气”就较少的官方刊物，如《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民主与法制》、《中国青年》等也发表了许多鼓吹自由化的文章。一向人云亦云的民主党派也在他们的刊物（如《群言》、《团结报》）上刊登了一些好文章。
事实上，在这段时期内公开发表的文字，仅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更大量的、常常也是更深刻、更锐利的思想观点是出现在大大小小的讨论会、座谈会和讲演活动中。和七八年至八零年间的情况相比，八六年下半年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面推展到一个十分可观的程度。凡是亲身经历过这场自由化运动的人都强烈地感觉到那种广泛弥漫的自由化气氛。一位民主墙时期的老朋友兴奋地对我说：“没想到人心变得这么快！看来，我们追求的理想，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一定能够实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八六年底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学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大陆十几个城市几十万大学生走上街头，高呼自由民主。其声势浩大，目标之鲜明，实为中共掌权以来所仅见。它有力地证明，自由民主原则已经成为中国年青一代的共同信念和强烈追求。
十三、近十余年中国大陆自由主义思想（5）
一九八七年初，中共当局再度开展所谓反自由化运动。胡耀邦却被迫辞职，朱厚泽等被罢免，若干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被开除，一批刊物被封闭，大量预订的会议与活动被取消，许多有价值的书稿、文章胎死腹中。中共声称这次运动针对党内不针对党外，但实际上它对党外的压制更严厉，只是不那么大事张扬而已。当局重点批判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三位党内知识分子，印发了有关方、刘、王三人自由化言论的材料以资批判。殊不料此举恰如十年前广东省委为批判“李一哲”而印发李一哲的文章一样，反而使得被批判者的观点获得了更大的传播机会而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尤其是他们的一些讲演和讲话，和前阶段许多人的讲演、讲话一样，内容要远比见诸公开报刊的文字尖锐得多，由于不能公开发表，影响面本来还较为有限。经由当局的义务宣传顿时流行全国。其中，方励之的讲话直截了当摒弃马克思主义、公开主张自由民主，清楚明白，更富感染力。方、刘、王三人同属共产党正统教育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颇有成就，在体制内又有相当的地位。因此他们的自由化思想便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再加上今非昔比，方、刘、王这次被批判，是发生在自由主义思想已有长足发展、民众独立意识已有相当根基的背景下，因此，他们非但没有因挨批判而陷于孤立寂寞，反而立时赢得了更为普遍的同情与赞扬。
八七年新的反自由化运动来势凶猛，但很快就表现出后继乏力。原因在于全社会的强烈抵制。到了八七年下半年，新的一轮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已然兴起。这次冲击的最大特点是：它不是象以往几次高潮那样多少还假借了最高当局的几个口号，而是自始至终表明了一种独立的、甚而是反抗的立场。
在这段时期，半民间性的文化社团日益发挥重大作用。继《走向未来》丛书之后，全国已有数十种不同的丛书出现。其中，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以其雄厚的学术实力和宏大的研究计划迅速引起人们的注意。王润生主编的《传统与变革》丛书则力图以生动明快的风格普及新的伦理观念和法治观念。由原《北京之春》李盛平实际负责的《二十世纪文库》重点介绍了一批西方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名著。原《沃土》主编姜洪经营一家独立的研究机构持之有年。陈子明、王军涛更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几乎是奇迹般地建立、巩固和发展了一个具有相当人力财力基础的民间研究所，并主持了多次大型的社会调查和学术研讨活动。此外，还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结构更为松散的社团大量出现，北京大学的所谓“草地沙龙”即为突出一例。
在这段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一些学者对自由主义理念作出很好的开发。比如甘阳、陈奎德在各自的专论中，对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问题：个人主义问题、个人权利问题、自由主义的经验主义基础问题都有很好的论述。王军涛等则强调公民意识，刘晓波新军突起，鼓吹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不遗余力。电视连续剧《河殇》，以具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鼓吹“蔚蓝色文明”，影响之广，几乎家喻户晓。
一九八八年下半年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是十分微妙的。在中共当局方面，半心半意的改革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半心半意的压制又不复令人恐惧。不止是青年人，不止是知识界，就是在一般民众尤其是北京等大城市的民众那里，对共产党专制政权的强烈不满溢于言表，泛于市间。在不少场合，人们对当局的批评已经接近到无所顾忌的程度。当时流传一句顺口溜：“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这句顺口溜揭示了一个很深刻的现象。“不说白不说”表明人们说真话已经没有多少畏惧：“说了也白说”表明人们对当局缺乏进一步改革（此处尤指政治民主化方面的改革）诚意而深感失望：“白说也要说”表明人们对现实不满的强烈程度以及希望有所突破的迫切心情。许多关切中国政局的人都预感到行将到来的一九八九年不会平静。这一年刚好又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有那么多敏感的日子会召唤起人们的共同回忆，从而使得千千万万已经具有了相同意向的人们有可能在同一的时刻作出不约而同的行动。
果不其然，一九八九新年伊始，就表明它不同往常。先是方励之致书邓小平，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思想犯；其后，是连续三波的、有近百名知识分子的联名公开信，提出同样的要求。尽管这场签名信活动的规模并未超过一九八零年北大学生征集出版法草案的那场签名活动，但是由于这些签名者集中了中国文化界老中青三代知名人士，其影响程度便有过于前。当局拒绝了人们的合理要求，但又难以进行露骨的镇压。因而只好一方面采取拖延的办法试图消解，另一方面则把签名信的一位发起人陈军用莫须有的、与签名活动无关的理由驱逐出境以防止该活动的进一步蔓延（陈军本人在签名信之后还单独进行了一系列后续活动）。这种作法无疑进一步暴露出当局进退失措的窘态，因此一场更大的冲突已不可避免。于是，以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的猝然病逝为导火线，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八九民运。
八九民运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规模大，有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投入，包括社会各阶层，在中共党政军内都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支持；二是时间长，前后持续约五十天；三是运动明确提出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口号并付诸行动，成立了独立的民主组织和办起了独立的出版物；四是运动始终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表现出感人至深的自律精神和牺牲精神；五是获得了全世界的关切与同情，事实上，全球的华人都共同参与了这一运动。八九民运虽不幸以悲剧告终，但它造成的巨大效应却仅仅是在开始。此后，东欧、苏联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复灭，在整个人类历史的意义上深远地改变了世界。自由主义在今日之中国大陆虽然处于十余年来最艰难的时刻，但也是最有希望的时刻。
十四、关于经济自由主义
在近十余年来中国大陆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中，经济自由主义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所谓经济自由主义，我是指关于个人拥有财产权利以及主要是通过自愿交易进行合作的一套观念。
和政治自由主义起步早、进展曲折相比，经济自由主义思潮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也较为顺利。粗考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条。
1.“文革”浩劫给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是残酷的、广泛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与政治迫害。相比之下，由于封闭而缺乏横向比较，一般人最初对自身的贫穷状态的感受倒不那么刻骨铭心。
2.因为政治上自由民主的要求明显危及中共一党专政，而发展经济则不失为朝野上下的共同利益，故而后者的发展一向较少阻力。邓小平是个半截子的实用主义者。他相信只要抓紧绝对权力不放，其它方面，主要是经济活动方面。不妨放得更开一些，各种办法都可以试一试。以后更看到了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益加增强了中共最高当局的这一倾向：这就为经济自由化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留下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3.对外开放给一般人最强烈印象是彼富我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普遍落后于资本主义。西方世界本身又正处于保守主义重放光彩之时。这些印象深刻地影响了经济改革的方向。
4.中共在政治上是力求稳定，它不在乎停滞，僵化。在经济上它却希图发展。因而不得不寻求突破。所以就造成了后一进程能较为持续发展的局面。
最初，国人对经济发展的取向，认识相当歧异。凡是派以为今后只要少讲空头政治、少搞政治运动，经济便可复兴。华国锋一方面宣布“文革”结束，一方面提出要建设多少个大庆大寨，表明他对毛泽东的经济模式毫无反省。亲苏派则认为必须纠正毛泽东自大跃进至文革的唯意志论、瞎指挥，而回到正统的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陈云派的“鸟笼经济”是其五十年代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继续，他并不完全赞同苏式极为严格的计划经济，主张政府支配而非垄断社会经济生活。还有一些人则对南斯拉夫的模式很有兴趣。上述几种思想，除了陈云的“鸟笼经济”因较有弹性而至今仍有影响力外，其余各种思想几乎都已偃旗息鼓。与此同时，经济自由主义则获得惊人的发展。赵紫阳可说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中思想最近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位。在促成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不少经济学家，尤其是一大批年青的经济学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限于个人经验，我担心我自己不能给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脉络作出较为准确的描述。尽管我对此一进程也略有介入（八五年我出版了一本在阐明经济自由主义的小书）。顺便一提，虽然我本人对于一般性的自由主义思想发展过程参与较深，但囿于个人见闻（尤其是对八七年我出国后的发展状况），上述几节的论述难免有所遗漏，尚望他人补充修正之。
在中国大陆，经济自由主义的传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自由经济更能使社会合理地分配资源。
2.自由经济更能促使人们勤勉。前不久何新发表讲话，认定社会主义经济能更集中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本身已是大错；而他完全忽视了勤勉、也就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问题，更是明显的失误。
3.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自由经济在道义上更公正。这一点有必要多说几句。因为一度流行这么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固然缺乏效率，但却较为公正，包括它能更好地保障穷人利益等等。这是一个神话，经济改革的实践正好驳斥了这一观点。众所周知，农村的包产到户首先是农民，尤其是那些较贫苦的农民自发搞起来的。它有力地说明了恰恰是旧体制下被认为是受到最大保护的那部分人，实际上最反对这种体制。马克思理论要求复杂劳动应比简单劳动得到更高的报酬，这其实是确定了一种僵硬的强者对弱者的优势（至于说在实际中并非如此，那是另一回事）。自由经济却有一个比较优势定律，它使人们可以扬长避短，从而使强弱变成一个灵活可变的因素，反而有利于一股缺少复杂劳动技巧的人。再以失业与社会保障而言，大家也都知道，城市中第一批个体户是来自所谓待业青年。它表明大锅饭的恩惠本来就不是普度众生的。社会主义经济自称要代为全体成员谋利益，因此它禁止每个成员自己为自己谋利益；但实际上它根本没有做到为全体成员谋利益，而具有讽刺效果的是：一旦那些被社会主义优越性排除在外的被遗弃的人们有了自己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点机会，他们反而成为全社会中也许是最富有、至少不是最贫穷的一群。这样的“公正”岂非虚言？从原则上讲，个人能拥有财产权利并自愿地与他人交易和合作，这种制度才更为公正。
中国大陆十年经济改革。其利弊得失当然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是它促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空前广泛深入的传播，这一后果的积极意义则是无庸置疑的。□
十五、关于对外开放
近十余年来，中国大陆基本上坚持了对外开放。这对于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起到了不容低估的推动作用。
和清朝末年的那次对外开放相比，这一次对外开放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清朝末年封闭的国门是在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击下被迫打开的，朝野上下始终存在着一股强大的仇外排外的情绪。这一次对外开放却是国人主动推行的。在民间方面，一般民众对外部世界（这里主要是指西方世界）的态度大体上是友善的、甚至是向往的。在中共当局方面，它既不可能煽动一种排外的运动，同时自己也感受到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种种好处，因而即便是六四之后，面临着世界各国的谴责与制裁，它仍然没有放弃对外开放的政策。简言之，这一次对外开放具有更多的主动性和持续性。
第二，清末的开放虽然被迫，但却较为全面。先进的知识界自不必说，包括清政府，也数次表现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某种愿望。一八九八年的戊戌维新和一九零五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并提出预备立宪的方案，都表明了这种愿望。今日中共的对外开放，却始终坚拒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学习，因而是一种片面的开放。正是在这一点上，导致了朝野之间的尖锐冲突。
尽管官方的对外开放有些局限性，对外开放本身依然不可避免地促进了国内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促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由于开放，人们对外部世界能有更多的了解和更切实的感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一种自由的、更合乎人性的政治制度，不仅是可取的，而且也是切实可行的。本来在专制淫威下，一般人都会产生模糊的不满以及对一种美好社会的朦胧憧憬，但是残酷的政治现实又很容易使人们滋生“看破红尘”的犬儒主义态度。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普通民众，也很容易囿于见闻而把一切有关自由民主的理念视为脱离实际的幻想并因此采取一种保守的立场。对于上述犬儒主义态度和保守立场而言，单纯的文字宣传所能起到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而一种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无疑更具有震聋发聩的力量。正是通过和外部自由世界的强烈对比，许多人才把模糊的不满变为明确的反抗，把朦胧的憧憬变成坚定的追求。
2.大批大陆留学生和其他人士来到海外，他们充分利用海外的自由环境，公开地、更直截了当地宣扬自由民主理念，推动了大陆内部的自由主义的发展。在这方面，《中国之春》杂志、《知识分子》杂志功不可没。此外，人们还成立了各种完全独立的团体，从经济学会、政治学会一类学术团体到中国民联这样的政治组织。六四之后更有学自联、民主中国阵线、自民党等组织和六四之声电台、《新闻自由导报》与《民主中国》一类刊物，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海外民运。倘若中国大陆全封闭，所谓海外民运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倘若中国大陆全开放，海外民运则没有存在的必要；恰恰是在中国大陆目前这种半开放半封闭的状态下，海外民运才应运而生并发挥出其独特的作用。
十六、自由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吗
本文并不打算对有关自由主义的各种理论问题展开全面的讨论。这里，我只准备就以下几个我认识较重要也较易引起争议的问题略作分析。第一个问题是自由主义能否在中国生根。
有人提出：自由主义本是西方的观念。象天赋人权之说，究其理论渊源，实与自然法理论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既然没有相应的概念，那么自由主义如何能在中国的社会生根？
这个问题并不象乍一看去的那么困难。首先，就其历史脉络而言，人权的概念确系源自自然法假说，但二者的联系是历史的而非逻辑的。严格说来，人权本非天赋，也不是所谓自然状态下实有之物。人权是人格自觉与自我意识，人权是人应有之物。十八世纪休谟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本身就已证明自由、正义一类价值并非由某种实存状态顺理推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在论证人权时，不少人也已不再借用自然法的理论。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自然法理论，而在个体价值论与工具国家论的基础上发挥人权学说。进而言之，作为一种政治学说，人们在接受自由主义时，一般并一定要为它寻找一个自己传统文化中所固有的某一假说作为其移花接木的形而上学基础。提出这种疑问的人不妨反问一下自己：既然我们这些中国人能够毫无困难地接受自由主义，为什么我们的其它同胞就不可能接受它呢？反省我们自身的心路历程，我们就应当明白，作为人类经验与理性的产物，象人权这类概念，既普遍适用于各个国家、民族，也能为所有的人共同领悟和接纳。
这里涉及到文化比较研究中一个似乎流行的偏见。照一些人看来，中国的文化，自两千多年前先秦诸子们创立种种概念学说之后，便成为一自身封闭系统。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无一不是原有概念的衍申；外来观念，唯有当它与某种传统观念有相合之处方可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某些学者频频使用诸如“思维机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一类名词，似乎一个民族的思想意识是一种机械式的固定不变的被决定了的东西。殊不知你既然能够认识“机制”，“结构”，那本身就表明你的思想超出了“机制”，“结构”。这里决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因为认识到界限即意味着对界限的两边加以思考，因而也就是超越了界限。你能够对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加以比较，可见你具有超出这两种文化传统的思考能力。必须看到，人类理性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普遍性（古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理走遍天下”，都是这个意思）。人类思想既有创造性又善于学习模仿。所谓“机制”，“结构”云云，充其量是一种偏向、一种习惯而已。理论之叫理论，广而言之，知识之叫知识，正在于它是可交流、可学习的。我在前面甚至指出：今天的中国人所具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更大程度上本身就是对自身经验独立思考的产物。再加上外来思想的启迪，让更多的中国人领悟自由主义应不是一件不可能之事。日本、南朝鲜、台湾等地民主政治的成功也给我们提供了范例。托克维尔早就指出，考虑到各个民族的心理思维习惯（他用的是“习惯”一词而没有用什么“机制”，“结构”一类容易误导的概念），各国在实行自由民主政治时，难免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某些特征，但总的来说，自由民主政治终究是会被各国人民普遍接受的。
这里不妨顺便谈一谈所谓“全盘西化”的问题。其实，“全盘西化”口号的提出，本意是为了针对所谓“中体西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类旨在拒绝学习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口号。胡适本人明确承认，真正要“全盘”西化是办不到的（事实上也是不必要的）。把“全盘西化”改为“充分世界化”也未必妥当。因为“充分世界化”这个口号很容易使人误会，以为在未来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会变成一个模样而完全失去其本身的特点。百年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有一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对那些不应该否定的或不可能否定或没必要否定的东西也大加破坏，反而给自由主义原则的传播招致某些不必要的阻抗以及给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带来若干人为的困难。今后我们须更加注意对症下药才是。
十七、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自由概念和人权概念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上述概念的含义本来是清楚而确定的。不幸的是，到了现代，这两个名词已经被注入了太多的、常常是互相矛盾的内容，反而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因此我们必须予以重新界定与澄清。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以及区分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
当代英国政治哲学家以赛亚·柏林在其著名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里，曾经对所谓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了很深入的分析。按照他的分析，所谓消极自由，乃是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在何种范围之内，一个人可以而且应当被容许按照他自己的愿望行事而不受别人的强制干涉？”积极自由则是回答另一个问题，即，“谁有权强制别人去做在他、而不是在当事者本人看来是正确的事？”持前一种自由概念的人，坚持要对权力加以约束限制，强调权力必须“有所不为”；持后一种自由概念的人却是要求权力的运用，要求权力应该“有所为”。马克思主义是力主积极自由的。依据马克思主义，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这其实还算不得真正的自由，一个人只有掌握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指导下行事，那才是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观很容易导致如下的后果：一些自认为掌握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人，强迫别人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并理直气壮地认为这样才是帮助别人实现其真正的自由。
不难看出，混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概念，或否认消极自由、以积极自由取而代之，实在是造成共产党统治以自由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基本理论依据。自由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者当然懂得，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通过权力的力量进行一定的强制，既是必要的，又是有益的。但是，自由主义者不能同意把强制说成是自由。或者换句话，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所强调的自由是所谓消极自由，也就是一个人在不受他人强制下按照自己愿望行事的权利。
另一个重要区分是所谓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以联合国大会一九四八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为例。该宣言所列举的三十条人权项目，明显可分为两种。象言论权、集会权，迁徒权，属于“原始性”的权利，只要公共权力承认其合法性并不加阻拦，它们便可得到实现。这里依然是要求政府必须“有所不为”。另一部分权利，如受教育权、社会基本福利权，则是一种“扩展性”的权利，它们的实现需要有国家权力的积极干预。比如说“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庭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这一条，怎样才能保证它兑现呢？假如一个人失了业、或者丧失了工作能力，或是遇上严重的天灾人祸而生计无着，谁来给他及其家属提供“健康与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呢？言外之意很明显，那就是要求政府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又是在要求政府“有所为”了。我们不妨把前一类权利叫做政治权利，把后一类权利叫做社会权利。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是否应该把这两种权利等量齐观？倘若必须有所侧重，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二者孰先？
众所周知，中共屠杀和平集会的民众，监禁发表不同政见的人士，这显然是在侵犯言论集会等基本人权，故而遭到西方社会的严厉谴责。但是共产党却可以反唇相讥，说既然在你们西方社会也有人失业、有人无家可归，有人生病而得不到够“水准”的医疗，因此你们也违反了人权。共产党还可以进一步争辩说人生第一件大事是吃饭，因此社会权利远比政治权利来得重要。搞社会主义才是最讲人权。这种观点还可换一种方式来表达，一直有人发表如下一类论调：在一个人饭都吃不饱、也没钱上学校的情况下，言论自由对他有什么意义？既然今日中国大陆依然未能摆脱一穷二白，那么当务之急就该是让人们吃上饭、念上书，政治权利的事情眼下还提不上日程。如此等等。
上述似是而非的观点的提出，证明在现代，人权概念已经混乱到什么程度。照说，权利一词本来是指一个人“能够做些什么”，所谓政治权利就是如此。但是象所谓社会权利之类，其实却是指一个人“应该得到些什么”两者显然不是一回事。在谈到自由问题时，爱因斯坦多次引用叔本华的一句话：“人能够做他想做的，但未必能得到他想得到的。”比如说言论权，其含义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发表他的各种意见，任何人不能因此而对他强制干涉。然而，什么叫受教育权呢？至少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例如说你是黑五类、是反革命暴乱分子）而强行禁止一个人上学。另一种解释则是，一个人，不管他是否能交纳足够的学费或者考试达到一定的水平，他都应该进学校学习。显然，前一种解释才是本来意义上的权利，后一种其实不是权利而是福利。我们知道，人权概念最初来自自然法理论，它是指一个人在自然状态下所固有的东西。譬如流落到荒岛上的鲁宾逊。鲁宾逊只身在荒岛之上，他有些什么呢？毫无疑问，鲁宾逊可以自由讲话，可以谋取食物。鲁宾逊当然是自由的，因为再没有任何人去强制他。但是，鲁宾逊未必总是能够得到足够的食物和必需的治疗。那么，鲁宾逊能否因此而抱怨他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呢？当然不能。因为没有任何人在侵犯他。他之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丰富的食物、必需的医疗等等），不是由于被他人有意剥夺而是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另外，鲁宾逊也不是被流放的囚犯，他并没有失去迁徒权，是汪洋大海、而不是任何人或政府的禁令使他与社会隔绝的。鲁宾逊的境遇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什么是人权，什么不是人权——鲁宾逊能够做他想做的一切（既没有任何人强制他，也不存在他妨碍任何人的情况，所以他是彻底自由的），但未必能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
不错，吃饭是生存第一需要。自由主义主张一个人有权以他认为合适的手段，在不妨碍他人同等权利的条件下，从事经济活动以维持生存。因此，那种否认个人财产的正当性的所谓公有制，那种由政府强行规定一个人从事何种劳动的所谓计划经济，才是真正侵犯了人的生存权。在自由经济之下，由于供求关系的波动，还有天灾人祸，有些人仍有可能遇到种种困难。有些人，特别是政府，当然应该尽力给予扶助。不过这种给困难者的扶助，你可以说是一种人道的关怀，一种社会福利。但若称之为人权就不那么妥当，至少是不合权利一词的本义。
这里有两层道理。第一，权利比福利更优先。或者换句话，政治权利比社会权利（如果我们硬要称之为权利的话）更优先。曹刿认为：鲁庄公“小惠未遍”虽是缺陷，但尚可原谅；既然庄公能够做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已经算是尽到了执政者的起码本份。我们判断一个政府，首先看它是否侵犯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即所谓消极自由或政治权利），其次才是看它是否给民众提供了良好的福利。说到福利，我们也不可忘记，政府毕竟是一权力机构而非生产机构。因此说政府给了人民饭吃是说不通的。政府充其量是对社会上已有的资源、财富进行再分配而已。这种再分配，搞得不好，其实构成了对私人财产权利的侵犯。例如劫富济贫，与其说是替天行道，不如说是用暴力侵犯产权。因此，正当的国家干预，势必离不开被治者的同意。
第二，权利是福利的有力保障。经验证明，在权利（指消极自由或政治权利）得到承认的那些地方，其民众的福利一般也都改进得更快。经验还证明，象大跃进一类导致千千万万的民众饿死荒郊的现象，恰恰是发生在、也只能是发生在人民没有自由权利、政府可以任意妄为的国家。所谓“在民众尚不得温饱时，政治权利纯属奢侈品”的观点是相当荒谬的。凭什么说，一个不准批评、不容改选的政府倒一定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不错，缺吃少穿、没有文化的贫苦民众，常常不能充分有效地运用其政治权利。但是如果干脆剥夺掉他们的政治权利，岂不是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即便你认定：无恒产则无恒心，无知识则无判断，因此对于那些没文化的穷人应当限制其政治权利，你起码要承认，1.这种限制充其量只是对参政权（如投票权）的限制，它不意味着否认人们的言论自由一类权利。2.那些满足了财产资格或文化资格的人，无疑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和参政权利。换句话，你至少要承认“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因此，我们依然必须反对目前中共的一党专制。曾经一度国内有人提倡过“精英民主”。然而真正的精英民主必须包含以下两层意思：其一是精英的标准应是客观的（如一定的财产资格或文化资格），而不能是主观的（如必须被当局认为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类）；其二是必须要有真正的民主内容，也就是说要允许精英们合法地竞争权力，这就明确排斥了一党专制。至于前些年有些人提倡的“精英民主”，其实不过是在一党专制下，统治者征询其属下幕僚的意见，这就谈不上什么精英，更谈不上什么民主，所以根本就是对“精英民主”一语的滥用。
限于篇幅，我不可能在这里详细论及有关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的所有问题，我只是强调这种区分本身的重要性。鉴于现在即使在民运队伍内部还有许多人完全不了解这种区别，我的这番强调大概还是必要的。
十八、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以积极的态度关切消极的自由
我承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自由主义确有相当不合之处。也许，前者最缺少的、也是对后者而言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便是现代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中最关键的一点还不在于所谓关心国家大事、以天下为己任，而是珍视个人权利。
古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被看作是士的一个理想境界。然而，兼济天下，每每意味着做官、参与实行统治的权力；独善其身，则又常常等于是避开世事之争，过一种没有公共活动的个人修身养性的生活。不错，范仲淹在说了一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之后，还有一句“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是主张一个人不当官也要关心政治的。只是所谓“忧其君”，其意义在于替统治者操心出主意，以在野之身提出治国良策。而他的“忧其民”，显然是指要为老百姓谋福利。在这里，恰恰缺少个人自由权利的思想。自由主义者并非隐士。或许有人把二者混为一谈。毛泽东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种态度称为自由主义。有类似误解的恐怕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这多少是把道家的自由观与自由主义的自由观等量齐观。自由主义者也未必热衷于当官，热衷于治国平天下。自由主义者最关切的一点是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保护那个由公民个人自发活动构成的公共空间。相对于“独善其身”这种消极的态度而言，自由主义者的态度是积极的；相对于“兼济天下”这种积极的内容而言，自由主义者最关心的却又是事物的消极方面（消极自由）。简言之，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是以积极的态度关切消极的自由。
与上述基本立场相反的有两种情况：要么，是以积极的态度追求积极的自由；要么，则对消极的自由也抱消极态度。有些人所理解并欣赏的“儒道互补”（？）正是如此。持这种态度的人太多，自由主义的命运就难以乐观。众所周知，民主制度是最利于保障个人自由的政治制度。有的学者指出：要使一个民主制的社会稳定，相当比例的人对政治冷漠是有益的。又有学者认为：在那些一般大众政治上消极被动的地方，民主制很难建立。这两种见解都有经验根据，然而似乎又彼此矛盾。在我看来，问题的症结正在于前面提到的那一点上。所谓相当比例的人对政治冷漠有利于民主社会的稳定，其实是指热衷于追逐权力的人不要太多，甚至也包括对各种政治主张、意识形态争论积极参与争辩的人不要太多。然而，如果许多人只关心私人事务，比如说只管自己赚钱、只管自己埋头搞学问，对公共事务（不要把公共事务只理解为政府的活动，在自由社会，它包括大量的民间社会的活动）毫不关心，尤其是对权力的滥用、对他人权利的受侵犯无动于衷，那于民主社会绝对是有害无益的。
辛亥革命后，中国迟迟未能走上民主政治的轨道。考其原因，一方面是所谓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有太多的人投入政治权力的争夺；另一方面，则是大量的人远离公共事务、消极避世，不关心个人的自由权利。“文革”中的民众分为三大派：保守派、造反派和消遥派。前两派热衷于争夺权力、热衷于意识形态的争辩，参与者最关心的是自己这一派压倒另一派，尽管这种胜利对于大多数普通成员来说并无多少实际的意义。消遥派则干脆置身事外，埋头过自己的小日子。相形之下，具有个人权力观念并为之奋斗者则少而又少。这就无怪乎会导致既混乱又专制的政治局面了。
我们知道，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英国都是近代自由主义的故乡。按照穆勒的解释，是英国人民的性格使得他们最适合这种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这种性格就是，一方面，英国人对任何未经他们自己长期习惯和他们自己的正当观念认可而企图对之行使的权力都非常敏感，另一方面，他们又很少想到对别人行使权力。简言之，英国人的性格是珍视个人权利而对统治权力不感兴趣。有些民族则相反，统治别人的热望比个人独立的愿望强烈得多。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好象军队中的士兵，甘愿把他个人的自由出让给将军，只要这个军队能打胜仗，他能自夸为征服者之一就行，尽管他认为在对征服者实行的统治中有自己一份的想法实际上只是一个幻觉。不少学者致力于中西文化比较，致力于研究民族性，并总结出若干中国人性格或文化传统中不利于实行自由民主的因素，我以为其大部分结论不得要领，远不如上述对于权力与权利的不同态度这一点来得重要。当然，民族性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一系列疑难，而且它显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至于说穆勒对英国人重权利轻权力的性格归纳是否有夸张，我们对中国人相反性格的描述是否准确，那都大有商讨的余地。我提到这些，无非是强调确立自由主义基本立场的重要性。有一点应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在未来中国大陆的政治演变中，我们能不能较为顺利地建成保障个人自由的民主制度，能不能避免严重的社会动荡并防止专制主义卷土重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有一股强大的自由主义力量。在回顾这十余年来中国大陆的种种变化时，我最关注的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发展，道理也正在于此。
十九、再谈新权威主义
最近，在海外民运人士中，新权威主义的主张又渐有所闻。乍一看去这是很滑稽的。既然持此主张的人如今不是在“里边”（监狱里边），就是在“外边”（亡命海外），他们不为自己的最起码的个人自由奋斗，反倒去表示赞同加强那个镇压他们的政权，那岂不是太荒唐了吗？不过，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
无独有偶。在苏联，也有一批有自由派之称的知识分子倡导类似的主张。一位颇有名气的名叫克里亚姆金的学者就说，在从共产极权制度过渡到民主制时，一个“后共产主义的权威主义统治”将是不可避免的。证诸苏联目前的局势演变，上述趋势的确是现实存在的。
我把新权威主义的根据归纳为以下两条：一是对秩序的要求，二是经济改革本身的要求。由于在共产制度之下建设民主政治，借用沙哈洛夫的比喻，是“从天花板开始修房子”，也就是缺乏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作为基础，因此很容易产生社会动荡，乃至出现无政府状态。为了确立秩序，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便势在必行。其次，把公有制计划经济改造为私有制市场经济，借用另一个著名的比喻，好比是“把鱼汤重新变回鱼”，不大可能采取纯粹的放任主义，政府的集中指导将是事半功倍。因此，新权威主义便应运而生。在新权威主义者看来，亚洲四小龙、智利等地的发展经验乃是切实的榜样。
不少人已经对新权威主义作出批判。八八年在国内有远志明等人，在海外则有丁学良、阮铭、陈奎德、蔡崇国等。我在《中国经济改革向何处去》、《中国大陆会出现军管吗？》和《八九民运反思》等文章中也批评了新权威主义。所有上述文章中的论据，我以为都是有效的，兹不重复。这里，我只打算提出两点新的意见。
1.新权威实际上是传统式的、右翼的专制主义，老权威则是左翼的专制主义，二者有极大的差异。最显著的差异是：前者在观念形态上基本上认同所谓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认同私有制市场经济，并公开承认自己的存在只具有过渡性的意义；后者却公开否认西方自由民主，拒绝私有制市场经济概念，并把自己的专制认作是天经地义、永世长存。如果说苏联的戈巴乔夫政府由于已经公开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和承认了财产私有，从而已经开始改变性质的话；那么，中国的邓小平政权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当然，你会争辩说：中国大陆今日之经济，公有制计划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已是名存实亡。不错，中共某些领导人在私下谈话中，力图使人相信他们现在搞专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我们切切不可忘记的是，在政治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它所公开标榜的理想、口号，不论在实践中有多少名不符实之处，仍然具有莫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种公开标榜的理想、口号，决定了人民对它的积极或消极的接受程度，决定了人民对政府行为的反应方式。我在《八九民运反思》中指出：一个权力公开作出的明确承诺，在相当程度上就决定了这种权力本身的性质。
根据这层道理，一个老权威要变成新权威，非经过一番改旗易帜乃至脱胎换骨的根本性变革不可。南朝鲜本来就是右翼专制，不存在上述转变问题。在智利，皮诺切特军人集团通过武装政变，推翻了阿连德共产党政府，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右翼专制政权。我早就说过，在中国大陆要搞新权威主义，实际上就是要出现一个非共产党的军事政权。有趣的是，主张新权威主义的朋友们大半却自己没弄清楚这层道理，他们以为只要那个老权威暗渡陈仓就可以变成新权威。在这一点上，执政者照例比在野者更清楚，老权威们本能地感到新权威主义的颠覆意味（尽管其鼓吹者本身未必有此意向）而把对方视之为危险的政敌。
2.倘若把智利看作是由共产极权经由新权威再进入民主政治的典型，从而推论其它共产国家也要遵循此例，那也是不妥当的。因为智利的共产党执政时期太短，它甚至未能实现极权统治的完成形态。这和中、苏、东欧等国一度建成高度完善的极权社会并盛极而衰的情况相比，显然大不相同。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
在中、苏、东欧等老牌共产社会，一方面，由于极权统治一度相当完善，故而其公民社会和私有经济被破坏得十分彻底，要立时建成很象样子的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就更加困难；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长期的严酷压制，社会上要求自由民主、更确切地说是反抗专制压迫（这两者不完全等同。譬如八九民运，参与者们对于“要什么”并不都很一致和明白，但对于“不要什么”则要清楚得多）的呼声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当老权威进行一定限度的自我改革从而放松了社会的高压控制之后，第一个引出的直接后果便是大规模的社会反对运动的兴起。这个社会反对运动无疑是要导向多元民主政治。也许，由于这个社会反对运动具有既十分巨大又很不成熟这两个特点，它在冲垮一党专制、迎来多元民主局面后，却又很有可能把握不住那个局面，遂造成社会的混乱失序。于是，一个相反方向的、也就是重新要求实行某种权威主义统治的运动又会发生。可是，这个新起的权威已然不是昔日的老权威。这才是新权威主义的真正登场。
这里有两套不同的公式：
克里亚姆金的公式是：共产极权统治→新权威主义→多元民主政治。
我的公式有两个，一个是：共产极权统治→多元民主政治；另一个是共产极权统治→不稳定的多元民主政治→新权威主义→稳定的多元民主政治。
不少东欧国家属于我所说的第一个公式。苏联的戈巴乔夫本人表示他不会做皮诺切特，这意味着苏联仍可能走第一条路。即便苏联真的搞起了专制——当然是新权威主义型的专制，那么它显然是按照我所说的第二个公式，而仍然不是克里亚姆金的那个公式。
上述两套公式的区别很明显、也很重要。克里亚姆金认为，在极权统治结束后，下一步接踵而至的将不可避免的是新权威主义。我认为新权威主义这一步并非不可避免，真正紧接着极权统治之后的会是多元民主政治。当且仅当多元民主政治本身因不稳定而导致动荡时，新权威主义才可能出现。因为A.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才会重新产生要求加强中央权力的内在趋势；B.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权威统治，由于它已经从原则上接受了多元民主和私有经济概念，从而也才具有“新”的性质。戈巴乔夫目前的权力性质几近于此。在波兰，假如瓦文萨搞起专制，那便属于新权威。反过来看六四前后的中共当局和当年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军政府，既然都是在共产极权统治并未真正结束（真正结束的标志有两条：一是取消共产党一党专制，二是承认财产私有），多元民主政治根本尚未出现（其标志是言论、结社自由、自由竞选和公开而全面的自由经济改革方案的提出及部分实施）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它们只能是老权威的重新强化而已。借用国人习惯的一放一收的朴素观点，那就是，老权威只有在放到底、放到位之后再收回去，才会成为新权威。没有放到底、放到位便去收，你得到的仍然只能是那个老权威自己。
避免放—收循环，让从极权到民主的转变更平稳的进行也不是绝无可能。按照我三年前提出的办法，当局一方面公开作出实行多元民主、自由经济的明确承诺，一方面提出并贯彻一系列分步骤进行的具体方案。八九民运时，倘若当局能够无保留地接受示威者们的基本原则，有保留、也就是有步骤地接受示威者的各项具体要求，一种稳定渐进过渡的局面就很可能出现。时至今日，这种稳定渐进过渡的机会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显然要更小更困难了。
面对从极权到民主的各种可能的过渡轨迹，自由主义者的选择是相对简单的。我们要做的事首先就是全力推展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让这些原则本身被全社会所接受。其次，我们应当善于把握轻重缓急，努力把那些最简单、最基本、因而也就是最少可能引出社会动荡的自由主义具体要求（如言论自由等）付诸实现，一步踩稳了再迈下一步。关于这一方面，我将在下面几节再作详细的阐述。
二十、底线的意义：自由主义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概念
一九一九年一月，由三千万德国人自由选举产生了制宪会议。不久，该会议通过了由第一流专家草拟的宪法，史称魏玛宪法。该宪法有两点在这里值得提出：
1.魏玛宪法针对原德意志帝国宪法的缺漏，十分强调对人民自由权利的保障。魏玛宪法整个第二章都是论人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其中四十二条规定传统的人权亦即消极自由或政治权利，另外十五条规定新的经济权利，也就是所谓社会权利。其规定之详，在当时为各国之最。
2.魏玛宪法规定，当国内治安秩序出现严重动乱时，总统有权颁布紧急命令暂时中止宪法保障的人民基本权利。
我们知道，魏玛共和国从成立之日起，社会上就没有停止过各种规模的动荡，政府频繁颁布紧急命令。最后，希特勒正是通过紧急命令权的运用，不断扩张权力，直至走向彻底的独裁。
我们应该从这段历史中吸取些什么教训呢？
不难想见，在中国大陆，一党专制一旦结束，制定新宪法、起码是制定一部临时约法的问题立即就会提上日程。在新的宪法条文中，人们很容易倾向于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人权要求，统统列入其中。然而，就以著名的联合国人权宣言为例，其中相当一部分条款规定的权利是所谓社会权利。即便是经济最发达、民主制最健全的美国也不能不折不扣地一一办到。于是，这就可能引出两种流弊：
第一。新宪法规定的某些自由权利，新生的民主政府竭尽全力也做不到。人民根据宪法，理直气壮地反对政府。到头来，没有一个民主政府能坐得稳屁股。
第二。如果通情达理的人们意识到，由于种种实际困难，人们应该对政府未能严格地履行宪法予以体谅和容忍，那么统治者就很可以利用这种善意滥用权力，侵犯那些它本来完全可以切实保障的自由权利。问题在于：一旦人们把宪法中关于个人权利的条文看作是美好愿望的表述，则宪法就不再是具有约束力的硬性规定，从而宪法也就不再是宪法了。
西谚云：更好是好的敌人。在现实政治中，“法乎其上”未必是“得乎其中”，它倒更容易“得乎其下”。
早在《论言论自由》一文中，我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为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百多年，为什么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得到？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还要从零开始？假如我们的前人当年就确立了自由主义的某些最简单、最根本、最起码的原则，从而奠定一块坚实的地基，让一切后来者有一方稳定的立足之地，今天的中国何以至此？所以我一再强调，政治的事情，不在于我们要说什么、做什么，而是我们要先说什么，先做什么。政治的全部困难就在于确定轻重缓急。这一观点，我的《论言论自由》、《竞选宣言》和丁楚的《理想死了，底线在哪里》都有所阐发。遗憾的是，我注意到，不论是在去年九月旧金山举行的新宪法讨论会上还是在今年一月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人权学术讨论会上，上述问题都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更谈不上获得共识了。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简洁有力地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论自由。”这是一个宝贵的启示。这就是底线，是基石。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如果没有其它一系列自由权利，包括那些社会权利的内容，如果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制度，言论自由根本会成为一句空话。这实际上是把整个自由民主看成是一种“不全则无”的东西，它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际上更是与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国家自由民主发展的经验过程不相符合的。
在我看来，不少国家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过程中，之所以屡屡出现一波三折、欲进又退的反复局面，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1.混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甚至用积极自由取代消极自由。其结果便是：以自由的名义实行了广泛的专制。
2.混淆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甚至把社会权利置于政治权利之先。这使得一个民主的政府不堪重负而难以立足，同时却又帮助了一个专制的政府以“解决人民温饱”（？）为理由而坚持专制。
3.拒绝“底线”或“下限”的概念。结果使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大起大落，不能以稳健的节奏不断累积。
针对上述三点，我认为，一切关心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人们，应当力求获致下述共识：
1.确立消极自由观念。
2.坚持政治权利优先。
3.把言论自由作为整个自由民主原则的底线、下线或基石。
倘如此，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进程一定会顺利得多。即便说在中国大陆建成一个健全的自由民主社会需要不止一代人的时间（我本人倒要乐观一些），我们起码可以做到：经过我们这代人的努力，后来者们将会在一个可靠得多的基础上开始他们的工作。
二十一、自由社会的内在紧张与选择的必要
和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梦想不同，自由主义者从来不相信一旦人们获得了自由，社会从此便进入充分和谐稳定的状态。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自由主义者深知，由于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多种多样的，而这些多种多样的目标并非总是和谐一致、互相包容，所以，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排除在人类生活中发生冲突与悲剧的可能性。这便是自由社会的内在紧张。因此之故，在各种绝对的目标之间进行选择的必要，就构成了人类境遇的一个无可避免的特征。
众所周知，在一九八九年，苏联东欧等国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它有力地向世界证明：共产党极权统治的根本改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一年多来苏联东欧形势的发展，大体上是令人鼓舞的。不过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些地方还发生了流血冲突。对于这些问题和冲突，有人解释为转型期间的阵痛，有人解释为共产党极权势力的百足之虫死而未僵。这些解释固然都有正确的一面，但显然失之简单化。所谓“阵痛”论很容易使人们以为只要熬过了这个暂时性的转型期，社会便会一劳永逸地走向平稳和谐。把一切冲突归咎于原有的极权势力的垂死挣扎，则意味着一种善恶二极论，并同样把冲突视为一种暂时现象。这两种解释都否认了自由社会的内在紧张，从而也就否认了选择的必要与艰难。
以最近的立陶宛事件为例。我知道有不少中国的民运人士都感到困惑。一方面，他们对立陶宛人民要求自决独立的理想相当赞赏；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戈巴乔夫为保持一个统一的联邦的苦心深表同情。然而，正是这两种各有其正当性的理念，彼此之间实际上是互不相容的。立陶宛悲剧告诉我们，那种关于“所有的善必定都能内在地协调一致”的观念，不幸只是一种幻想。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仅要在“善”与“恶”之间作选择，而且还需要在各种不同的、且互不相容的“善”之间作选择。如果我们选择了鱼，我们就会失去熊掌。反之亦然。不错，自由主义理论要求我们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冲突，而民主制度则提供了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和规则。但是，选择之所以是选择，即使它是以民主的、和平的方式作出，其结果也常常是排它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把的目标合二为一，而是肯定了其中的一个、牺牲了另一个。既然选择未必做到了两全其美彼此兼顾，既然不同目标的对立依然存在，所以发生冲突、乃至发生流血冲突的可能性也就依然存在。自由民主发达如美国，种族纠纷、种族冲突、包括少数流血冲突，不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至今仍时有发生。可见自由社会内在紧张的严重和选择的艰难。
中国的问题很多。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一个是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问题。现在不少人主张联邦制。然而问题在于，在一党专制的高压下，很难产生真正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邦”，而一旦一党专制结束，各地区有充分的自主权，能不能还保持“联”则又成了疑问。假如你说，如果“联”不起来，干脆彻底“分”。可是你是否意识到“分”也会出现许多问题，例如各地区的边界问题、贸易关卡问题、人口流动问题、资源分配和经济布局问题、语言文化问题，等等。每一地区内部必然也还有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的关系问题。再说人口问题。本来，生儿育女属于个人权利，不应受外来强制。所以我们都对中共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十分反感。况且强制推行一胎化政策已经引出一系列严重后果，诸如性别与年龄代的失衔、社会福利的巨大压力以及强制绝育和有意屠婴的反人道行为。事实上，中共的一胎化政策本身已经由于中央权威的衰落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而处于强弩之末，难以为继。但是，面对着中国有限的资源和庞大的人口基数，一味放任恐怕也非良策。靠提高文化教育水平促进人们的自觉性吗？远水难救近渴。靠市场经济自行引导么？想来也是效果有限。这只是两个明显的例子。类似的社会矛盾还很多。一个自由的社会必然也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各种社团和组织的出现，一方面起到了实现个人自由、限制和分散政府权力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也会由于各种目标与利益的自由伸张而增加公开冲突的危险。共产党宣称，除了敌我矛盾外，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从本质上讲都是和谐一致的。这当然是神话。即使建成了自由社会，各种不同的目标与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仍然不能完全避免，选择的困扰和代价总是会存在。有的人由于低估了人类社会固有的内在紧张而对自由社会抱一种浪漫主义的期待，一旦认识到了这种紧张又转而对自由的价值本身产生怀疑和动摇。
殊不知选择的必要性正是基于人类生活的这种不可避免的目标冲突。自由社会本身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不存在什么可以一劳永逸而皆大欢喜的万全良策。如果说确立底线的概念会有助于我们较为顺利地完成自由化民主化的转型过程的话，那么，清醒地意识到选择的必要，则不仅对于眼下的民主运动，而且对于未来的自由社会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在这里，除了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种种努力与尝试之外，让更多的人逐渐具有自由主义最珍视的那些基本品质：宽容，理解，耐心，善于妥协与权衡，热情而不狂热，坚定而不走极端，如此等等，恐怕就更为重要了。□
1991年1－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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