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7日星期二
2015年10月20日星期二
郭建龙：四位突尼斯“妥协者”与诺贝尔和平奖
在微信公众号三剑客看到郭建龙写的文章《四位“妥协者”与诺奖》
在两人被刺杀前，
在利比亚，推翻了卡扎菲之后的人们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政权，
在叙利亚，血腥的内战正在进行之中，
首先，那些参与革命的年轻人以为推翻了独裁者，
上台之后的兄弟会虽然想保持温和的立场，
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当埃及穆尔西政权被推翻的时候，
突尼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制定新宪法，
两位被暗杀的政治家都属于世俗左派，而制造谋杀的人，
然而，人们却忽略了突尼斯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突尼斯，当政治家们陷入僵局，无力解决政治死锁时，
为什么是总工会？因为突尼斯总工会成立于1946年，
但是，总工会与工商联盟长期以来一直是对头。总工会代表了雇员，
两个曾经对立的组织决定联手，
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顺利。三个星期过去了，政府没有辞职。
在对话联盟的软硬兼施之下，
为什么是Jomaa？
2014年1月9日，权力的变革终于完成了和平交接，
在埃及，新的独裁者西西已经稳定了政局，随着社会稳定的出现，
叙利亚陷入了血腥的内战无法自拔。图为叙利亚难民赛义德（右）
但不管怎样，突尼斯全国对话联盟，
全国对话联盟的丰富经验告诉我们：
“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四名负责人。 图/ 新华社发（阿代尔摄）
一位女商人 （Widad Bouchamaoui），一位工运分子（Houcine Abassi），一位人权活动家（Abdessattar Ben Moussa），一位律师（Chawki Tabib）。为何这四位看上去不搭界的人站在了一起？为何他们手无寸铁，却成了突尼斯变革的中流砥柱？
文图 | 郭建龙（行者、独立作家）
2013年7月25日，突尼斯的共和国日，议员Mohamed Brahmi正带着他的妻子和女儿开车外出，突然间，
利比亚、埃及、叙利亚、也门等国家相继卷入，除了叙利亚之外，
然而，两年后，正当人们为阿拉伯革命欢呼时，事情却骤然转向，
在利比亚，推翻了卡扎菲之后的人们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政权，
在叙利亚，血腥的内战正在进行之中，
在也门，虽然原独裁总统Saleh被推翻，
与突尼斯革命最为类似的，是埃及革命。
就在突尼斯国会议员Mohamed Brahmi被暗杀一个月前，
到这时，突尼斯几乎已经成了阿拉伯革命唯一的成果，然而，
这两起政治暗杀，更让人们对当时的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
这两起政治暗杀，更让人们对当时的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
那么，这块阿拉伯革命最后的热土，也会和埃及一样，重走回头路，
革命的埃及样本在世界上大部分人看来，民主选举就意味着革命的最终胜利。但他们错了。
为什么埃及会重新拥抱独裁？这要从埃及的政治结构说起。
2011年，人们纷纷走向街头，
穆巴拉克下台后，以军人为首组织了临时政府。
2012年中期，在人民的压力下，临时政府组织大选。
在世界上大部分人看来，民主选举就意味着革命的最终胜利。
民主选举只是革命的初步阶段，距离胜利还很遥远。
民主选举只是革命的初步阶段，距离胜利还很遥远。
经过长期的独裁统治，埃及缺乏合格的尊重民主规则的政治家，
首先，那些参与革命的年轻人以为推翻了独裁者，
随着这些革命青年被边缘化，他们对政治变得更加不信任，
其次，独裁者穆巴拉克政权中，并非每一个人都是坏蛋，
然而，处于革命激情之中的人们并没有容忍的习惯，他们通过选举，
所谓穆斯林兄弟会，是在上世纪前半期成立的一个宗教政治组织，
由于兄弟会还是一个慈善团体，
上台之后的兄弟会虽然想保持温和的立场，
结果，上台才一年，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政权就陷入了危机。
当军队首领、国防部长西西发动政变时，
埃及通过暴力推翻了民选总统，回归了军人统治。
从整个过程来看，埃及的各个政治势力表现得都不合格。
由于缺乏成熟的政治势力，埃及的失败并不意外，
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当埃及穆尔西政权被推翻的时候，
突尼斯的激流险滩与埃及革命的发展惊人一致。
与埃及一样，在突尼斯执政的，竟然也是穆斯林兄弟会！
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出现几十年后，除了在本国发展之外，
在突尼斯，穆斯林兄弟会的这个分支被称作复兴党（
革命后，突尼斯决定成立一个制宪大会，
随后，Ennahda和共和党、 劳工自由民主论坛（Democratic Forum for Labour and Liberties）三大党派组成联合政府，
到这时，同样是推翻独裁，
到这时，同样是推翻独裁，
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一样，
突尼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制定新宪法，
在这样的状态下，执政的确困难重重。
最初，人们预期一年内就能制定宪法，
但一年过去的时候，政治僵局仍然存在。问题的根源，
但一年过去的时候，政治僵局仍然存在。问题的根源，
这其中，矛盾最为激烈的是世俗左派与极端宗教派，
两位被暗杀的政治家都属于世俗左派，而制造谋杀的人，
经济政策的无能、社会稳定的逐渐丧失，
然而，人们却忽略了突尼斯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搭界的四重奏他们领导的四个组织，代表了突尼斯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
一位女商人，一位工运分子，一位人权活动家，一位律师。
虽然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进程看上去如此相似，但幸运的是，
这个条件就是：相对成熟的社会组织。
埃及的社会是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分化的两极中，
在突尼斯，当政治家们陷入僵局，无力解决政治死锁时，
在人们印象中，工会往往是一个破坏性的组织，它们搞罢工、
为什么是总工会？因为突尼斯总工会成立于1946年，
然而，Abassi还意识到，仅仅靠工会组织是不够的。
UTICA的成立只比总工会晚了一年，拥有着17个行业联盟，
如果说，总工会是“咱们工人有力量”，那么工商联盟就是“
但是，总工会与工商联盟长期以来一直是对头。总工会代表了雇员，
到了2013年，工商联盟由一位女企业家Widad Bouchamaoui领导。幸运的是，
以叙利亚为例，当叙利亚陷入内战后，
两个曾经对立的组织决定联手，
在获得了工商联盟的支持后，
于是，一位女商人，一位工运分子，一位人权活动家，一位律师，
力挽狂澜如果不是2015年的诺奖，或许人们将逐渐遗忘这个短暂存在的组织……
2012年9月，突尼斯全国对话联盟（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成立的时候，突尼斯的政坛正处于危险之中，
与此同时，反对派42名制宪大会议员辞职，
9月17日，对话联盟第一次亮相，就展现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对话联盟不想以一种含混的方式出现，所以在亮相伊始，
- 第一，由于执政不及格，现任政府必须下台，
但如何让它体面地下台？不能简单用反对派替换掉现任政府（ Ennahda绝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 而是要在公正选举的情况下，让现任政府把权力交给一个重新选举（ 或推举）的中立政权。 - 第二，既然要组成新政权，那么必须协商出明确的选举（推举）
步骤和日期，并着手组织。 - 第三，突尼斯的新宪法还久拖未决，双方要求差别很大，
对于新宪法制定也必须有明确的日期要求。 - 第四，各方必须做出保证，
支持突尼斯民主化转变中发生的各种步骤和措施。
由于有明确的目标，并且这些目标和建议都是公正的，
绝大部分党派支持路线图，同意谈判，
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顺利。三个星期过去了，政府没有辞职。
问题出现在，政府与反对党之间没有达成令双方都满意的协议。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在对话联盟的软硬兼施之下，
谈判的僵局仍然在宗教上，双方已经同意了信仰自由，作为回报，
到了12月份，谈判已经跨过了无数暗礁，
这个人必须是双方都接受的，却又能保证政治进程顺利演进。
为什么是Jomaa？
即便Jomaa当选，也并非没有争议。
2014年1月9日，权力的变革终于完成了和平交接，
Jomaa政府上任后，突尼斯的民主化进程继续向前。
宪法的诞生，为新的民主选举奠定了基础，2014年12月，
未来充满了不确定，也充满了希望如果你是独裁者，记住！保留一些成熟的反对派。
人们往往喜欢一个有结局的故事，但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终点。
突尼斯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中东的故事也没有结局。
突尼斯对话联盟并非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一个“阿拉伯之春”
然而，四年后，Karman的家乡并没有如期实现民主化，
新的国内冲突也把Karman置于尴尬的境地，
在埃及，新的独裁者西西已经稳定了政局，随着社会稳定的出现，
在叙利亚，血腥的内战仍在继续。利比亚在经历了内战之后，
叙利亚陷入了血腥的内战无法自拔。图为叙利亚难民赛义德（右）
即便在突尼斯，人们也只能说，它刚刚渡过了一次危机，
实际上，进入2015年后，
除了矿业，旅游业也在突尼斯位居前三，
人们预计，突尼斯的经济复苏仍然需要许久才能到来，
但不管怎样，突尼斯全国对话联盟，
全国对话联盟的丰富经验告诉我们：
- 推翻独裁或许必须使用暴力，但建设民主，却必须采取对话、协商，
并学会妥协。 - 真正决定政治进程的，不是外来的干预，
而是这个社会内部每一个人的努力。 - 建设民主，是每一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不管你是商人、工人、
社会活动家还是律师，只有你关心政治，愿意付出， 才能让民主转型走得更加平稳。 - 如果你是独裁者，记住保留一些成熟的反对派，
因为在革命暴力到来的时候，能够拯救你性命的， 不是那些当初崇拜你的乌合之众，而恰好是这些成熟的反对派。
郭建龙 行者
2015年6月10日星期三
吴思：转型清算律
2015-05-30
来源：《财经》杂志 作者：吴思
之前读了一些关于转型和赦免的书。这是计划外的，因现实问题及争论带来的。所谓现实问题及争论，即中国如何向民主宪政转型，动力何在，转型时如何处理历史问题，如何把阻力变成动力。我提出了“以特赦促政改”的设想，引起了争论，必须到中外历史中寻找依据和规律。
中国史方面，开头读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赦宥考，马先生的活儿做得比较粗。再看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中的赦考，分类细致，考证详实，省却了后人许多麻烦。读了沈先生的考证，中国历史上有多少种赦，为什么赦，赦宥时会出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大体就明白了。
沈先生没做清朝部分，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得出中国历史上的赦免数据：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共2132年，以中原正统王朝计，有1716赦，平均1.24年一赦。为何如此频繁？简单说来，就是交易合算。皇帝在各方面买好，铲事，所付不多，所得不少。
世界史部分，一查才发现，讨论转型的书还真出了一些。中国出版界没有缺位。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早就读过，带着问题再读，又有新的收获。后者描述了各国威权政府向民主宪政转型的历史，亨廷顿发现一种矛盾：追求正义和真相，有时可能威胁民主。因此，他建议民主派遵循这条准则：如果官方主导的转型过程启动，不要试图因为其侵犯人权罪而惩治威权政府的官员。这种努力的政治代价将会超过道德上的收获。
《第三波》记载，1985年，乌拉圭军人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成功，民选总统桑格内蒂提出了一揽子对军方的大赦计划。在关于大赦法的辩论阶段，民意调查表明，72%的公众反对大赦，但立法机关仍然通过了大赦法。反对派发起签名运动，要求把大赦法提交全民公决，四分之一选民签名。军方则威胁说，不会默认废除大赦法。1989年4月16日公决，53%的乌拉圭民众赞成赦免，追讨惩罚性正义的人们再次失利。
林茨和斯泰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讨论南欧、南美和苏东的转型经验，有史有论，质量上乘。我们可以了解已经历过转型的地区如何出事，如何转型，和其他政体相比有什么优势，又有哪些弱点。
朱云汉等人的《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金雁的《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读来也有类似的体验。
奥唐奈和施密特的《威权统治的转型》是一套四卷本大作中的最后一本，为前三卷做结论。在他们笔下，转型好比一场大戏，有开幕，有发展，还有高潮。不同的角色在戏中互动，有分有合，各有各的算计。可惜前三卷未译成中文，结论固然精彩，却少了史实的铺垫。
苏联转型，有科兹和威尔合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从官僚集团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解读苏联转型，出人意料又言之成理，读了颇受启发。确实，苏联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是一个常量，变化不大，变化最大的是官僚集团的想法和行为。那么大的一个集团，他们想什么？追求什么？如何实现？追问下去，苏联转型动力的另外一面便浮现出来。
英国教授瑞格比的《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专论历史罪行的清算与赦免。从“二战”之后的欧洲清洗，说到苏东转型之后，横跨南非、拉美和中东。从世界史的角度一看，其对阶级敌人的清算是最彻底的，极右的西班牙佛朗哥也不相上下。两端相似，中间则大打折扣，一折再折。从历史后果的角度看，打折比彻底好。
上述书中有一例涉及赦免的法律问题：1991年，前南斯拉夫在转型中发生了种族战争，四年间死亡25万人，其中九成是平民。200万人流离失所，三四万妇女被强奸。1993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负责审判1991年以来严重侵犯人权者。1995年10月，经过国际斡旋，交战各方达成停火协议。问题在于，实现停火、维护和平均需要一些政治家和指挥官的参与，而这些人正是谋杀、强奸、虐待和种族清洗的直接行动者或怂恿者。一种声音认为，许诺大赦也许更为妥当，它将对军事和政治领袖产生强烈刺激，促使不同派别达成和平协议，挽救更多的生命。面对两难处境，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办法是：拖延14个月后，才任命了特别法庭的总审判官。第一年的特别法庭工作计划成为一纸空文。而且，特别法庭无权查找和逮捕那些被起诉的人犯，国际部队也不执行捉拿通缉犯的任务。
在这个案例中，法律落空了，但和平实现了。
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满篇数学模型，但抽象出来的几个影响转型的变量及其关系，确实既有新意，又有见地。他们认为，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级缺乏，将造成民主的困境。一极想共产，一极想自保，在冲突如此激烈的社会里，民主如何诞生，又如何巩固？南美民主制度的几次反复，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读中国史，我很想按照老路子找找定律，但没有找到。读世界史，不敢有找规律的抱负，却和一条疑似的定律撞了个满怀。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写到，威权向民主宪政的转型大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改革，执政党主导；第二种是替代，民众推翻政权；第三种是改替，官民势均力敌，上下协商改革。在亨廷顿笔下，这三类转型与清算的关系非常清晰：官方主导的转型不会有清算；民间主导的转型会有清算；官民协商的转型比较折腾，通常以揭露真相代替清算。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亨廷顿没说。依我之见，在各国的转型历史上，赦免程度，甚至揭露真相的程度，都是由官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其背后的道理是：赦免和清算的力度，由决策者的利害计算决定，也就是说，由决策者的成本收益决定。在官方主导的转型中，决策者趋利避害，自然会努力降低成本，自己赦免自己。实力对比和利害计算都是真家伙、硬东西，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
在我看来，三种转型与清算的对应关系，分明就是一条定律，可称为“转型清算律”。简单说来只消一句话：政府主导的转型没有自我清算。不过，没有对加害方清算，对受害方的补偿还是会有的，如果受害者努力争取的话。只是平反补偿的比例高，清算的比例却低得不值一提。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平反清算周期律》，依据的是明朝史实。现在扩展一下，进入世界各国的转型史，就成了转型清算律。时空距离遥远，但背后的道理相同。明白了这条定律，不仅可以预测未来，各种势力如何主动运用，趋利避害，更是引人遐想。
中国的转型尚未完成，我们是后发国家。后发有后发的优势，那就是通过读史，学习成功者的经验，吸取失败者的教训。
作者为历史学者，著有《潜规则》
来源：《财经》杂志 作者：吴思
之前读了一些关于转型和赦免的书。这是计划外的，因现实问题及争论带来的。所谓现实问题及争论，即中国如何向民主宪政转型，动力何在，转型时如何处理历史问题，如何把阻力变成动力。我提出了“以特赦促政改”的设想，引起了争论，必须到中外历史中寻找依据和规律。
中国史方面，开头读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赦宥考，马先生的活儿做得比较粗。再看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中的赦考，分类细致，考证详实，省却了后人许多麻烦。读了沈先生的考证，中国历史上有多少种赦，为什么赦，赦宥时会出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大体就明白了。
沈先生没做清朝部分，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得出中国历史上的赦免数据：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共2132年，以中原正统王朝计，有1716赦，平均1.24年一赦。为何如此频繁？简单说来，就是交易合算。皇帝在各方面买好，铲事，所付不多，所得不少。
世界史部分，一查才发现，讨论转型的书还真出了一些。中国出版界没有缺位。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早就读过，带着问题再读，又有新的收获。后者描述了各国威权政府向民主宪政转型的历史，亨廷顿发现一种矛盾：追求正义和真相，有时可能威胁民主。因此，他建议民主派遵循这条准则：如果官方主导的转型过程启动，不要试图因为其侵犯人权罪而惩治威权政府的官员。这种努力的政治代价将会超过道德上的收获。
《第三波》记载，1985年，乌拉圭军人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成功，民选总统桑格内蒂提出了一揽子对军方的大赦计划。在关于大赦法的辩论阶段，民意调查表明，72%的公众反对大赦，但立法机关仍然通过了大赦法。反对派发起签名运动，要求把大赦法提交全民公决，四分之一选民签名。军方则威胁说，不会默认废除大赦法。1989年4月16日公决，53%的乌拉圭民众赞成赦免，追讨惩罚性正义的人们再次失利。
林茨和斯泰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讨论南欧、南美和苏东的转型经验，有史有论，质量上乘。我们可以了解已经历过转型的地区如何出事，如何转型，和其他政体相比有什么优势，又有哪些弱点。
朱云汉等人的《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金雁的《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读来也有类似的体验。
奥唐奈和施密特的《威权统治的转型》是一套四卷本大作中的最后一本，为前三卷做结论。在他们笔下，转型好比一场大戏，有开幕，有发展，还有高潮。不同的角色在戏中互动，有分有合，各有各的算计。可惜前三卷未译成中文，结论固然精彩，却少了史实的铺垫。
苏联转型，有科兹和威尔合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从官僚集团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解读苏联转型，出人意料又言之成理，读了颇受启发。确实，苏联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是一个常量，变化不大，变化最大的是官僚集团的想法和行为。那么大的一个集团，他们想什么？追求什么？如何实现？追问下去，苏联转型动力的另外一面便浮现出来。
英国教授瑞格比的《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专论历史罪行的清算与赦免。从“二战”之后的欧洲清洗，说到苏东转型之后，横跨南非、拉美和中东。从世界史的角度一看，其对阶级敌人的清算是最彻底的，极右的西班牙佛朗哥也不相上下。两端相似，中间则大打折扣，一折再折。从历史后果的角度看，打折比彻底好。
上述书中有一例涉及赦免的法律问题：1991年，前南斯拉夫在转型中发生了种族战争，四年间死亡25万人，其中九成是平民。200万人流离失所，三四万妇女被强奸。1993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负责审判1991年以来严重侵犯人权者。1995年10月，经过国际斡旋，交战各方达成停火协议。问题在于，实现停火、维护和平均需要一些政治家和指挥官的参与，而这些人正是谋杀、强奸、虐待和种族清洗的直接行动者或怂恿者。一种声音认为，许诺大赦也许更为妥当，它将对军事和政治领袖产生强烈刺激，促使不同派别达成和平协议，挽救更多的生命。面对两难处境，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办法是：拖延14个月后，才任命了特别法庭的总审判官。第一年的特别法庭工作计划成为一纸空文。而且，特别法庭无权查找和逮捕那些被起诉的人犯，国际部队也不执行捉拿通缉犯的任务。
在这个案例中，法律落空了，但和平实现了。
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满篇数学模型，但抽象出来的几个影响转型的变量及其关系，确实既有新意，又有见地。他们认为，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级缺乏，将造成民主的困境。一极想共产，一极想自保，在冲突如此激烈的社会里，民主如何诞生，又如何巩固？南美民主制度的几次反复，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读中国史，我很想按照老路子找找定律，但没有找到。读世界史，不敢有找规律的抱负，却和一条疑似的定律撞了个满怀。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写到，威权向民主宪政的转型大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改革，执政党主导；第二种是替代，民众推翻政权；第三种是改替，官民势均力敌，上下协商改革。在亨廷顿笔下，这三类转型与清算的关系非常清晰：官方主导的转型不会有清算；民间主导的转型会有清算；官民协商的转型比较折腾，通常以揭露真相代替清算。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亨廷顿没说。依我之见，在各国的转型历史上，赦免程度，甚至揭露真相的程度，都是由官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其背后的道理是：赦免和清算的力度，由决策者的利害计算决定，也就是说，由决策者的成本收益决定。在官方主导的转型中，决策者趋利避害，自然会努力降低成本，自己赦免自己。实力对比和利害计算都是真家伙、硬东西，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
在我看来，三种转型与清算的对应关系，分明就是一条定律，可称为“转型清算律”。简单说来只消一句话：政府主导的转型没有自我清算。不过，没有对加害方清算，对受害方的补偿还是会有的，如果受害者努力争取的话。只是平反补偿的比例高，清算的比例却低得不值一提。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平反清算周期律》，依据的是明朝史实。现在扩展一下，进入世界各国的转型史，就成了转型清算律。时空距离遥远，但背后的道理相同。明白了这条定律，不仅可以预测未来，各种势力如何主动运用，趋利避害，更是引人遐想。
中国的转型尚未完成，我们是后发国家。后发有后发的优势，那就是通过读史，学习成功者的经验，吸取失败者的教训。
作者为历史学者，著有《潜规则》
2014年9月19日星期五
何清涟此推约在2014年9月18-19日所说，但好像删了
He Qinglian ?@HeQinglian 8小时
做任何实务，着眼点是如何解决问题，要点是达成双赢，
2014年7月21日星期一
杨瀚之：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现实及其前景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5/16/2013
本文将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做出一个简要概述，继而揭示中国民运所面对的现实与挑战，并提出一些全新的应对方略。
中国民主运动是指起源于七八民主墙，崛起于八九民运，后遭六四镇压仍顽强坚持至今的，以追求中国大陆自由民主为目标的社会政治运动。当今中国民主运动基本分为大陆民主运动（简称“大陆民运”）和海外民主运动（简称“海外民运”）。从民主墙发端至今已有35年之久。期间，大批民运人士舍身求义，虽牢狱加身仍信念弥坚，遭受千百艰困而不屈不挠，铢积寸累，屡败屡战，以其坚韧不拔之精神、肩负道义之品质成为中国大陆民主转型的重要道义资源和现实力量。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予以概要的溯源，以清晰当今民运现实的历史脉络和渊源。意识到中国民运所面临的现实处境和挑战，全面转换思路，以新的思维和战略应对中国大陆民主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局面。
1、七八民主墙
中国民主运动发端于七八民主墙。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对民主自由的呼声日益强烈，一批首先觉醒的中国年轻人，在1978年底，聚集于北京，以西单民主墙为阵地，宣扬自由民主理念和主张。1978年12月6日，当时是北京动物园电工的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小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的文章成为那场运动最著名的文献和标志。
自此全国各地的民刊如火如荼。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50余种民办刊物出版，如《探索》（魏京生、刘京生、路林、杨光）、《四五论坛》（徐文立、刘青、赵南）、《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今天》（北岛、芒克、刘念春）、《北京之春》（陈子明、周为民、王军涛）、《沃土》（胡平、姜洪）等。天津有《渤海之滨》（吕洪来），武汉有《钟声》（秦永敏），青岛则有《海浪花》（孙维邦）、《理论旗》（牟传珩）等。广州刚刚出狱的王希哲担任《四五论坛》的广州通讯员。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3月29日魏京生被捕。1979年3月29日，北京当局发布通告称，凡是反“四项基本原则”、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随后，民刊遭取缔。大批中国最先觉醒的年轻人被抓捕、判刑。魏京生、刘青、王希哲、徐文立、任畹町、秦永敏等人在1979年~1981年的镇压中陆续遭到逮捕、判刑。
1979年10月16日不满30岁的魏京生被以反革命罪及向外电记者出卖战争情报为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直到1993年9月14日，在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竞争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投票前，魏京生才被释放。但1994年4月1日魏京生又再度被捕，1995年12月13日，魏京生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1997年11月16日，魏京生被迫流亡美国。
当时，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无可置疑地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第一批先驱。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因其开创了中国民主运动而彪炳史册。
2、八六学潮
虽然七八民主墙遭到残酷镇压，但是自由民主的火焰已经在大陆点燃。加之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先生对镇压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镇压的力度，中国民主运动的步伐并没有因镇压而受到全面的遏制。
胡耀邦在1979年6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表示：“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对于魏京生的被捕，胡耀邦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而当时体制内的觉醒者，则自觉地开始接力民主墙所点燃的自由民主之火。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利用他们当时的有利身份，仍在继续大力宣传自由民主理念。方励之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在他的宣传推动下，1986年底，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开始上街游行，呼吁自由民主。随后，学生运动蔓延到上海、北京等多地。之后，邓小平下令镇压，但遭到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拒绝。胡耀邦随后被罢黜。赵紫阳接任总书记。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开除党籍。中共随后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由于新任总书记赵紫阳的抵制，仅仅数月不了了之。
八六学潮实际上是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先声，自由民主的启蒙思潮随后势不可挡地在中国大陆的大学中展开。大学生遂成为80年代末争取自由民主的主力军。
3、八九民运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由于胡耀邦是因为拒绝镇压86学潮而遭罢黜，同时因为在文革后，胡耀邦力主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使得中国大陆在80年代走入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故此，他的突然离世，立即点燃了整个中国大陆一直被压抑的怒火，要求纪念耀邦、追求民主的情绪弥漫全国，八九学运随即爆发。
八九民主运动（简称八九民运）是中共自1949年统治大陆以来最大规模要求自由民主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主体力量是中国大学生。八九学运带动了全社会要求民主的呼声，给以中共当局以前所未有的压力。自大学生1989年5月13日，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开始，到6月4日，邓小平、李鹏悍然动用坦克、机枪血腥镇压学生运动，天安门广场始终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六四大屠杀，导致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死亡，受伤者无法统计，各地成千上万的学生、市民遭到抓捕，党内大清洗也随后展开。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罢黜，鲍彤被判刑，大批党内民主派被撤职。方励之流亡海外，王丹、包遵信、王军涛、陈子明、任畹町、刘刚、王有才等大批学生和所谓“黑手”遭到判刑。中共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和平演变”运动。至此，中国大陆由中共体制内主动改革走向宪政民主的转型之路被邓小平彻底封杀。
八九民运是中国民主运动迄今以来的最高潮，它几乎震撼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第一次使得中共政权面临着垮台的危机。也因此，89后中共将维稳政策作为他们最重要的统治策略，而其对大陆民主力量的残酷镇压和迫害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4、民间组党运动
八九后，民运一直延续两条传统政治运作路线向前发展。一条是结社组党，我们称之为“组党运动”；一条是声明联署，我们称之为“联署运动”。这两条路线齐头并进，虽都遭到中共当局的严酷镇压，但以组党运动遭受镇压最为惨烈。
（1）九二、九五秘密组党
八九镇压，并不能彻底根除已经崛起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民运虽然遭受巨大挫折，但是学运力量犹存。六四后，大陆民运人士义无反顾、前赴后继，上演了一幕幕悲壮的壮士取义的篇章。其中，组党结社是中共当局八九后一直残酷镇压的重点。
1992年，中共对胡石根等人秘密创建的“中国自由民主党”的镇压，实际上是六四大镇压的延续。胡石根被判20年有期徒刑，为当时所罕见。中国自民党成员康玉春、王天成、陈卫等20余人几乎全部被判刑。
与此同时，中共对兰州大学学生领袖刘文胜、刘白瑜、高长云、丁矛等人在甘肃秘密组织成立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也予以残酷镇压。1992年4月26日刘文胜被捕﹐1993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其他社民党成员也全遭重判。
1995年，中共又对在贵州省贵阳市由陈西等民运人士成立的“中国民主党贵州党部”加以镇压，陈西亦遭中共当局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2）九八公开组党
1998年6月25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由浙江民运人士王有才、王东海、林辉率先出面在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委会，其后北京、上海、山东、湖北、辽宁、四川等地先后成立筹委会。随后，资深民运人士徐文立、秦永敏也全力推动98组党运动，一时间大陆民主党组党风潮渐起。
中共当局于1998年11月底开始对大陆民运人士公开组党运动予以镇压。1998年12月21日~22日，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11年、12年。随后继续坚持组党运动的四川刘贤斌也遭判刑13年。各地参与组织民主党重要成员数十人陆续遭遇逮捕判刑。中共对大陆参与组建民主党的成员镇压非常残酷。
不同于对联署运动的高度共识，公开组党运动是否时机成熟，一开始就在民运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以王有才为代表的民运人士1998年6月开始进行公开组党活动，包括徐文立、秦永敏、刘贤斌等各地大批民运人士积极介入，至年底旋即遭到镇压。
自1998年底，中共对民运公开组党运动的残酷镇压，使得国内民运力量遭受到巨大损失。大批活跃人士相继入狱。无论是之前的秘密组党还是九八公开组党都遭受到中共当局无一例外的残暴镇压。
5、联署运动
八九后，大陆民运人士在极其艰难险恶的处境下，坚持发声，以顽强不屈的精神继续着中国的民运事业，使全世界看到和听到了中国大陆命运的声音，也让中共当局知道中国民主运动绝不会消亡的意志。许良英、林牧、丁子霖、王丹、刘晓波、秦永敏等人是当时的代表人物。
许良英和林牧两位先生作为体制内主张民主的自由知识分子和党政官员在90年代成为大陆联署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们以其原来体制内的身份，领衔发声，保护了许多年轻的民运人士，为当时的民运撑出了一点点宝贵的空间。
1992年，许良英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呼吁政治体制改革；1994年他与妻子王来棣及丁子霖、蒋培坤等发起《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公开信，并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
1995年，许良英起草了《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公开信、与林牧、王丹一起发起联署行动。在他们的努力下当时国内数十名院士和著名知识分子45人联署，震惊中共当局，同时也获得国际上十名诺贝尔奖得主和全球上千名科学家联署支持。此宽容年呼吁书是八九六四镇压后，最有影响和最大规模的民间联署运动。随后，中共当局拘捕王丹。1995年5月21日，王丹再次被捕，并于1996年10月30日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中国政府判刑11年。1998年4月19日，王丹被迫流亡美国。
林牧先生是90年代大陆民运人士声明联署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因为他全力支持联署运动，90年代的西安成为当时大陆民运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20多年来一直对六四大屠杀进行执着的道义追问，她们令人钦佩的坚持，对中共的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在丁子霖、蒋培坤夫妇的努力下，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上百六四死难者亲属都敢于走出恐惧，加入到“天安门母亲”的行列中来。
1993年11月14日，秦永敏、李海、周国强、刘念春等八位民运人士在北京公布了《和平宪章》，提出平反六四事件和释放所有政治犯等要求。随后秦永敏被控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处劳动教养两年。
1995年2月20日，刘晓波起草并与包遵信、王若水、陈子明、徐文立等共12人联署发表《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提出了近期改革的7项目标与远期改革的5项目标。
1995年5月，刘晓波起草《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并与王之虹、王丹、包遵信、刘念春、江棋生等共14人准备发起联署，但他在正式发表前就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单独关押在北京郊区，到1996年2月才被释放。
1996年8月，刘晓波到广州与王希哲相见，讨论了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商定向国共两党提出《对当前我国若干重大国是的意见》，在两党签署和平协议《双十协定》51周年的10月10日发表，也称《双十宣言》，包括两岸统一的政治基础问题、西藏问题、关于健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四项。但在该宣言正式发表的前两天，刘晓波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随后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处劳动教养三年。
联署运动自1995年宽容年呼吁后，一直相对活跃，民间发声不断，激活了很多地区的民运活动，稳健推动了大陆民主运动的发展。九八公开组党也就是在这个基础和背景下开始的。在1998年底，公开组党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后，联署运动也受到很大的打击。
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之前，陕西民运人士赵常青起草了《致中共十六大公开信》，并联系北京、上海等十七个省市，共一百九十二名民运人士联署签名。公开信提出平反六四、实施民主等要求。随后，赵常青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此次联署可以看作是大陆民运传统联署运作模式的最后一次集结。
6、小结
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是一部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抗争史。到本世纪初，中国民主运动的组党结社道路被封杀，甚至群体发声的联署都受到严厉打击。因循传统政治运作思路和做法，在中共一党专制下的大陆均无法获得有效突破和成功。传统政治的反抗模式和思路被实践证明很难有效突破中共的严酷统治，本世纪初大陆民运再次陷入了低潮。
“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究竟要往何处去？”“如何突破被当局逐步边缘化的困境？”这是海内外所有民运人士都必须面对与回答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5/22/2013
至本世纪初，已经奋战了20多年的大陆民运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严峻局面，其生存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大陆民运在中共长期的严酷扼杀下，当时已经被社会完全边缘化。向何处去，以何种方式继续推动中国大陆民主事业，成为所有民运人士所必须回答的现实而急迫的问题。
自2003年，大陆民运开始从传统政治运作思路和模式中逐步摆脱出来，努力探寻新的生存和成长之路。独立中文笔会和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以及网络科技的普及，使得进退维谷的大陆民运获得了全面转型的历史机遇。
启蒙写作使得民运发声得以继续，维权使得民运获得坚实的民众基础，网络信息平台使得民运获得了无限广阔的活动空间。中国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网络自由运动迅速融合，这使得大陆民运再次走出困境，获得新生。
1、独立中文笔会
独立中文笔会及刘晓波的努力，使得民运以独立写作和自由知识分子的形式得以持续发声。2003年，刘晓波当选独立中文笔会第二任会长。在刘晓波的带领下，一批大陆民运力量集结在独立笔会，继续启蒙写作和个体发声。
独立中文笔会（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原名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简称独立笔会（ICPC），是一个在美国注册的民间组织。在国际笔会的促动下，经贝岭提议，由刘宾雁、郑义、万之、孟浪、贝岭等发起筹创，邀集了一批流亡中文作家和中国国内自由作家在2001年7月创立，2001年10月，由贝岭代表该笔会出席在伦敦举行的第67届国际笔会年会，并被接纳为国际笔会下属分会。
第一届主席刘宾雁、副主席郑义、执行主任贝岭、自由写作项目召集人孟浪。独立中文笔会以“弘扬中文文学、维护言论自由”为宗旨，强调写作自由与新闻自由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和迫害。
而独立中文笔会在大陆的成长，有效地突破了当时中共当局对民运长期高压政策所形成的艰难局面，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2、公民维权运动
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才使得民运真正找到了和大陆社会紧密结合的道路，突破了传统民运的精英化特征和情节。由于八九民运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运动，大批民运人士本身就是优秀的学者、律师、教师和记者等。此刻，以法政学者张祖桦、贺卫方、滕彪、萧翰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精英放下身段，开始帮助一个个普通民众维权，从一个个侵权案件做起，亲力亲为，铢积寸累，默默耕耘，使得大陆民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基础。
高智晟、陈光诚、郭飞雄、胡佳等人是本世纪初中国大陆兴起的维权运动中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参与维权的民运人士对他们予以了全面支持，而其中郭飞雄本人就具有八九背景。中共当局对民运与维权运动的结合感到极大恐惧。随后对于这四名最具代表性的维权领袖加以镇压。高智晟、陈光诚、郭飞雄、胡佳均被判刑3~5年，期间，高智晟、郭飞雄遭受到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现在，陈光诚已被迫流亡美国，郭飞雄、胡佳坚持国内，而高智晟仍在狱中。
与此同时，中共对积极介入维权运动的各地民运人士也实施严厉镇压，2010年和2011年，他们先后将积极从事维权运动的著名民运人士刘贤斌、陈西、陈卫分别处以10年、10年和9年的有期徒刑。镇压力度之狠远远超越中共当局对其他维权领袖的打击。朱虞夫因继续坚持以浙江民主党的名义活动，也遭受7年有期徒刑。
但是中共对这些著名维权人士、民运人士的镇压，却丝毫无法阻止喷薄而出的维权运动的发展壮大。从对个案的介入、NGO团队化运作、到维权信息平台的建立，以及对各种侵犯人权的行径和制度的不断揭露与抨击，都使得中共当局疲于应付，力不从心。
自2003年起，以张思之、莫少平、高智晟、浦志强、朱久虎、李和平、江天勇、唐吉田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批勇敢的维权律师不断崛起和积极参与，使得维权运动始终生机勃勃。2008年7月，因杨佳案，以艺术家艾未未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人群开始高调介入维权运动，这对维权运动空间的拓展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在艾未未的垂范下，许多年轻艺术家开始追随，成为维权运动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同时，由于维权网、公盟、爱知行、中国维权联盟、民生观察、权利运动、六四天网等各种维权团队的存在和共同努力，使得大陆维权领域形成了目前良好的发展态势。
3、网络平台
网络技术的兴起为民运从社会边缘向主流社会进军，提供了便利的技术平台和历史机遇。通过网络平台，民运人士迅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话语权，并拥有了大批新的年轻支持者，民运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理念又一次开始逐步影响着大陆社会各领域的价值取向。
基于网络平台的特性，自由民主理念得以四处传播，中共当局面对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几乎束手无策。网络成为中共独裁统治的死穴。在网络上，中共及其代言人和五毛，是名符其实的弱势群体，他们言论和观点一旦露头，几乎无不遭到广泛而激烈的反对、斥责、羞辱，当局毫无招架之功。由于网络上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网络舆论强烈指责经常使中共当局应对荒谬，让人感到他们此时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最近四川雅安大地震，中共以为他们还能像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一样，制造悲情，作秀造势，忽悠捐款，为其邪恶的独裁统治的合法性背书。但是，中共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的信用崩盘的是这样彻底。红十字的微博收到了10万多条“滚！”的回复，北京民政局呼吁捐款的微博遭遇到7万条“捐你妹”的怒骂回复，而都被迫关闭评论。恰如网友们说的：“他们的邪恶、无耻、残暴已经到了地球人都知道，而只有他们装着不知道的地步。”
以网络为平台的网络自由运动实际上是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网络延续。近些年，所有重大维权事件和维权行动，无不是通过网络来宣传、动员、沟通和组织的。网络的功效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力量，是许多传统政治运作思路和模式无法想象和实现的。
网络自由运动启蒙了大陆各个领域的年轻人，成千上万追求自由民主的80后、90后年轻网友开始活跃在各种维权事件中，而且他们对街头民主运动的参与热情极高。由于这些年轻网友不仅能擅长使用网络平台，且技术娴熟，所以他们通过微博、微信、QQ群联系、沟通、组织，已经形成了无数可以独立行动的团队。他们因其热情、积极、充满活力，而内涵着无可限量的潜力。他们成为Web2.0 时代的弄潮儿。作为新鲜血液的不断加入，他们将使得大陆民运的构成焕然一新。大陆民运因网络自由运动而充满着机遇。
但许多大陆资深民运人士却对网络平台的认知不够清晰和深刻。资深民运人士年纪都已偏大，89时期那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现在也都进入不惑之年，因此，他们对于网络平台的使用仍处于较低水平，远不如维权运动中维权律师和年轻人对网络平台的利用水准。这一现状对于民运而言是当前最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4、零八宪章
2008年12月10日，张祖桦、刘晓波等303位大陆各界民主维权人士联合发布《零八宪章》。《零八宪章》以六大理念和十九条主张全面阐述了中国大陆各民主力量对未来中国道路的共同构想，成为中国大陆民主转型的共同纲领。随后参与联署的各界人士超过万人。刘晓波因参与起草和发起《零八宪章》运动被中共判刑11年，他随即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国际主流社会以此对中国大陆民主运动予以公开认同与肯定。
《零八宪章》对中国公民运动的号召和推动，延续和升华了中国民主运动，并有效地整合了当前中国大陆的三大社会运动——民主运动、维权运动和网络自由运动，使其逐步融为一体，共同推动着中国大陆向公民社会和宪政民主的转型。仅仅四年的时间，《零八宪章》所倡导的公民运动为中国大陆社会和民主转型开辟了崭新的局面，凝聚了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民间公民社会迅速成长壮大，这种局面是《零八宪章》发布初所有人都未曾料到的。
5、街头民主运动
走上街头抗争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后与中共独裁政权决战的必由之路。因此，推动街头运动的兴起是民运极其重要的战略。但是，如果没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社会舆论支持，街头运动就无法持续，最终还会造成力量的巨大损失。
由于自2003年以来的维权运动以及随后网络自由运动的兴起，为民运走上街头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舆论准备。从网络声援，到现场关注，再到举牌抗议，乃至大规模群体抗议。街头民主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个案关注都制度诉求。整个过程仅仅在《零八宪章》发布几年内迅速完成。
近年来，以广州为先导的网友举牌运动，迅速扩展到许多城市。不过，起先举牌内容多为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反对腐败。但是，自2013年初发生《南方周末》新年贺词事件，大批声援者连续几天在南周门口，公开打出要求“废除言禁报禁党禁、新闻自由、民主宪政、一人一票多党选举”的横幅和牌子，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亲临现场发表演说。“南周事件”的街头民主运动成为八九民运之后的首次有直接制度诉求的、有相对规模的街头民主运动。
“南周事件”对中国大陆街头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而后，2013年3月10日，一名年仅23岁的年轻人黄文勋，在深圳最繁华的大街上，高举出“不要恐惧、打倒共产党、打倒独裁专政、民主自由宪政人权平等万岁、建立民主中国、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的牌子。他把《零八宪章》的理念尽书其上。“打倒共产党”的呐喊已从中国大陆最基层的民众口中无所畏惧地喊出。那张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在微博上迅速转发，极大地鼓舞了街头民主运动的展开。民众的勇气与觉悟已经远远超过中共当局的想象，也超越了许多资深民运人士的想象。
随后，全国各地举牌拉横幅要求“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官员公布财产”的公民行动此起彼伏。街头民主运动已经难以阻遏。中共当局对此极为恐惧，2013年4月，中共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拘捕了北京、江西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十多位公民——民运人士赵常青，维权律师丁家喜、维权人士刘萍等人先后被拘押。但是全国街头举牌并未因此停止，相反，更多人开始举牌要求释放这些被拘押的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公民。
以访民和网友为主体的各阶层民众的参与，是当今街头民主运动不同于八九民运的最重大的特征。此次街头运动彻底突破了八九民运的精英化特性，开始以社会底层民众和网友为主体，涵盖社会许多领域。大量网友和访民的积极参与，使得中国民主运动拥有了来自大陆社会基层的现实力量。
6、小结：
中国民主运动最重大的现实是：其现实力量构成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大批社会底层访民都是从为自己维权开始，而后逐步看清中共独裁专制的邪恶腐败本质，开始自觉追求自由民主。这是维权运动十年来不求近效，着眼未来，持续不懈努力的必然结果。觉醒的网友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充满激情、勇于行动，他们则是网络自由运动迅猛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两股力量必将成为未来大陆社会政治巨变中最重要的先锋力量。
中国民主运动的道义形象得到了重新塑造。2012年6月6日，中国大陆民运人士李旺阳在结束22年的中共牢狱后，又惨遭“被自杀”。李旺阳死前那句“杀头也不回头！”的无所畏惧的誓言，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绝不屈服的象征。民运人士李旺阳因此被定格为伟大民主斗士和民族英雄，他以其宝贵的生命将中国民运的形象重新树立起来。
当前，中国民主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公民运动的一部分，而民运长期抗争的历史，也使得公民运动获得了巨大的道义资源和历史传承。未来民主运动必将以公民运动的形态在中国大陆继续生存和发展起来。
面对维权运动、网络自由运动、零八宪章运动和街头民主运动充满希望的现实，以及民运仍未实现全面战略转型的严峻挑战，需要中国民主运动以崭新的思维和战略加以应对，以不辜负这一绝好的历史机遇。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5/30/2013
立足现实，面对未来，中国民主运动必须抛弃旧的思路和行为模式，以崭新的思维和战略应对挑战，才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神圣使命。
由于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加之中共权贵将大批核心利益和财富外移，因此，中国民主运动的战场已经可以说从中国大陆扩展到全世界。只要有中共权贵利益存在的地方，就是中国民主运动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大陆、香港、台湾和海外各地，都是中国民运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大陆民运和海外民运应该在这一点上有所默契、有所侧重。
民运新战略构想：大陆民运各派别今后不必再提出任何政治性主张，而都以《零八宪章》为其共同纲领。延续近十年来成功的维权路线，依靠全新的网络平台，全力介入维权运动和网络自由运动，对其他各种反对独裁专政的社会运动都予以支持和必要参与。凝聚各种社会反抗力量，尽快使公民运动发展成为能够走上街头的大规模要求宪政民主的政治运动。
1、以《零八宪章》为共同纲领：
以《零八宪章》作为大陆民运的共同纲领，是从纲领上完成对中国民运的战略整合。《零八宪章》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宝贵的现实理论资源，它是一面可以在民主转型时期凝聚最广泛民意的伟大旗帜。
《零八宪章》发布4年多以来，凝聚了中国大陆的各种支持宪政民主的力量，实现了空前的联合，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上万联署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这些都是从未有过的成功。继续宣传和联署《零八宪章》，可以极大地扩展民运30多年来的已有成果，减少未来政治化运作的不必要风险，消除各种人为内耗。
以《零八宪章》为共同纲领，不仅尊重了历史之传承，而且可以继往开来出全新的局面，这将是民运力量最务实、最恰当、最明智的选择。
2、明确并坚持以维权与网络为主脉的发展路线：
以维权路线为切入中国大陆社会的主要手段，以网络为平台，全力介入维权运动和网络自由运动，对其他各种反对独裁专政的社会运动都予以支持和必要参与。这是未来中国民主运动必须坚持的基本方略。
近十年来，中国民主运动最为成功的经验和宝贵成果就是对大陆维权的积极介入，为民运寻找到了坚实的社会力量，极大改变了民运无所作为的局面。而依托网络平台，民运理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网络自由运动推动，使得对民众的启蒙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对微博、微信、QQ的广泛使用，已经使民间社会拥有了高效的联系方式和共同宣传、组织的手段。
3、推动各种新型NGO组织的建立和运作：
不再依循旧的政党组织模式和操作方法，引入全新的网络组织概念，以数以亿计的网友为基础，以网络为沟通、联系、组织平台，促使成立各种公益NGO.以各类社会事件为运作实践，推动公民社会中各类组织化节点的形成。
中共当局以其结党起家夺权的历史经验，对民间的各种组织化尝试都给以残酷镇压。以传统组党方式进行组织化的道路使得民运力量遭受了巨大牺牲，而且收效甚微。这是民运30多年的实践所证明的事实，无需讳言。但是组织化又是进行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必须准备，因此，依靠全新的网络平台，以崭新的方式进行超越传统组织概念的新组织构建，是中国民运最现实的选择。
网络时代将公众的大量日常生活转移到网络上来了，各种日常生活的兴趣群体因网络的便利应运而生，这些群体的数量之大无法想象。而要监控这些社会自发的网络组织，简直是中共更无法想象的事情。可以说，任何一个QQ群都是一个网络组织，QQ群数以百万计，中共要想真正监控谈何容易？
中国民运必须适应网络时代特性，全面介入到其中去，利用各种网络方式，推动各种NGO的建立，以各类NGO的运作，拓展自己的影响力。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要求民运必须完成的思维转换和现实必然抉择。
4、大力支持各种街头运动发展：
在中共已经以其“五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和“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宣誓，以及疯狂镇压民间维权行动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堵死了中共主动改革的各种路径。这个时候仍有个别民运人士一厢情愿地高喊“开展政治对话，力争和平转型”，这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其做法近乎于荒诞。
当今之时，中国民主运动绝不可以再对中共当局报有丝毫幻想和希望。只有认识到中国大陆的社会和民主变革必然是以通过民间大规模街头运动来争取与实现的，没有这个认识，就不会对街头运动的重要性有清晰和正确的理解。
支持各类反抗中共的维权运动是现在可以走上街头的最直接的形式。而以环境维权的动员力度最大。什邡、启东等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都是因为环境问题而引发，对于中共当局的维稳政策产生了重大冲击。同时，对于各种形态的走上街头的社会运动都予以必要的支持和参与，尤其是诸如“保钓”一类的民族主义色彩较浓的社会运动，需要介入和引导，完成其针对当局的目标转化。
大规模的街头运动是激发中国社会未来大变革可能性最大的路径。因此，以一切可以使用的方式推动各类街头运动的爆发，是中国民主运动未来最重要的任务。
针对中共当局的强力维稳政策，将促使民间团体和社会运动的自发性成长，以无规则、多中心的布朗运动的方式展开，是破解其传统维稳手段的必杀技。以网络为平台，首先促使街头运动思潮的形成和高涨，激发来自社会的自发性行动和组织力量，使得中共当局无法应对这样大规模而又无规律的各种社会反抗运动，逐步瓦解中共统治的秩序，最终使得其独裁统治无法为继。
5、海外民运的全面转型
针对大陆民运以上新战略转型，海外民运必须做出相应的战略转型，以适应未来中国大陆社会和民主转型的要求。
首先，要清楚认识到现在海外林林总总的数以百计民运组织，实际上是大陆社会毫无影响力的摆设，成为一些自弹自唱的表演，对国内的民运的推动不仅没有丝毫帮助，反而徒增国内风险。建议这些组织最好自行解散，不要再在花架子的形式上空耗精力。
海外民运必须以解散现有组织来突破传统政党组织化的模式，同时，组成相对统一的海外民运共同阵线——“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海外中国民主运动”须与国内民主运动一致，以《零八宪章》为共同纲领。不设立主席，以委员会形式运作，只设立负责日常事务的秘书长，及各个专项委员会。强化政治操作和人道援助的实际功效，摒弃“会议”民运、“口号”民运，彻底脱胎换骨，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内民主运动。
同时，对中共权贵在海外的核心利益予以各种方式的打击。对于移民到海外，手中带血、罪大恶极的中共官员的亲属以及那些与中共合作的各界名流予以揭露和围剿。依靠所在自由国家的法律和媒体，有力阻击华人社区的各种亲共活动。
海外的民运活动必须以最有效的手段对国内民运予以实际上的支持。“资金支持”、“舆论声援”、“专项打击”是海外民运对国内民运予以最有力支持的三项主要内容。
“资金支持”必须落实到国内一线的个人，即以朋友救助的形式给予国内一线个人，也就是说尽可能以私人朋友救助的方式予以赠与，切实援助国内民运一线群体。
“舆论声援”必须紧紧跟随国内民运的重大热点动态，唤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和支持，使中共的任何倒行逆施行径在国际上都遭到谴责。
“专项打击”是指针对中共当局对国内民运人士的残酷镇压，予以专项锁定各相关责任人，对于他们所有信息给以披露，锁定其在海外的相关利益群体，并以一切必要的手段予以对等回击，从而遏制中共当局对国内民运人士肆无忌惮的镇压和迫害。
结束语：
中国民主运动艰难奋战了30多年，仍顽强拼搏。在中国大陆面临民主转型的前夜，所有民运战士必须以诚恳态度和务实精神面对历史、直面现实，以期能为民运未来的发展探寻出一条生机勃勃的成功之路。
只要我们以《零八宪章》为共同纲领，明确并坚持以维权与网络为主脉的抗争路线，推动各种新型NGO组织的建立和运作，大力支持各种街头运动发展；加之，海外民运的全面转型和积极有效的支援，中国民主运动必将在未来几年内迅速成长壮大，成为中国公民运动中最具冲击力的社会政治运动之一。
我们深知，未来大陆民主转型之路可能比我们想象还要艰难，但是，中国民主运动将以无所畏惧的勇气和舍我其谁的担当，来承接伟大历史对于我们的遴选。
杨瀚之：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现实及其前景
本文将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做出一个简要概述，继而揭示中国民运所面对的现实与挑战，并提出一些全新的应对方略。
中国民主运动是指起源于七八民主墙，崛起于八九民运，后遭六四镇压仍顽强坚持至今的，以追求中国大陆自由民主为目标的社会政治运动。当今中国民主运动基本分为大陆民主运动（简称“大陆民运”）和海外民主运动（简称“海外民运”）。从民主墙发端至今已有35年之久。期间，大批民运人士舍身求义，虽牢狱加身仍信念弥坚，遭受千百艰困而不屈不挠，铢积寸累，屡败屡战，以其坚韧不拔之精神、肩负道义之品质成为中国大陆民主转型的重要道义资源和现实力量。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予以概要的溯源，以清晰当今民运现实的历史脉络和渊源。意识到中国民运所面临的现实处境和挑战，全面转换思路，以新的思维和战略应对中国大陆民主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局面。
上篇：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沿革：绝不屈服的抗争
1、七八民主墙
中国民主运动发端于七八民主墙。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对民主自由的呼声日益强烈，一批首先觉醒的中国年轻人，在1978年底，聚集于北京，以西单民主墙为阵地，宣扬自由民主理念和主张。1978年12月6日，当时是北京动物园电工的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小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的文章成为那场运动最著名的文献和标志。
自此全国各地的民刊如火如荼。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50余种民办刊物出版，如《探索》（魏京生、刘京生、路林、杨光）、《四五论坛》（徐文立、刘青、赵南）、《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今天》（北岛、芒克、刘念春）、《北京之春》（陈子明、周为民、王军涛）、《沃土》（胡平、姜洪）等。天津有《渤海之滨》（吕洪来），武汉有《钟声》（秦永敏），青岛则有《海浪花》（孙维邦）、《理论旗》（牟传珩）等。广州刚刚出狱的王希哲担任《四五论坛》的广州通讯员。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3月29日魏京生被捕。1979年3月29日，北京当局发布通告称，凡是反“四项基本原则”、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随后，民刊遭取缔。大批中国最先觉醒的年轻人被抓捕、判刑。魏京生、刘青、王希哲、徐文立、任畹町、秦永敏等人在1979年~1981年的镇压中陆续遭到逮捕、判刑。
1979年10月16日不满30岁的魏京生被以反革命罪及向外电记者出卖战争情报为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直到1993年9月14日，在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竞争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投票前，魏京生才被释放。但1994年4月1日魏京生又再度被捕，1995年12月13日，魏京生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1997年11月16日，魏京生被迫流亡美国。
当时，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无可置疑地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第一批先驱。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因其开创了中国民主运动而彪炳史册。
2、八六学潮
虽然七八民主墙遭到残酷镇压，但是自由民主的火焰已经在大陆点燃。加之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先生对镇压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镇压的力度，中国民主运动的步伐并没有因镇压而受到全面的遏制。
胡耀邦在1979年6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表示：“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对于魏京生的被捕，胡耀邦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而当时体制内的觉醒者，则自觉地开始接力民主墙所点燃的自由民主之火。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利用他们当时的有利身份，仍在继续大力宣传自由民主理念。方励之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在他的宣传推动下，1986年底，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开始上街游行，呼吁自由民主。随后，学生运动蔓延到上海、北京等多地。之后，邓小平下令镇压，但遭到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拒绝。胡耀邦随后被罢黜。赵紫阳接任总书记。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开除党籍。中共随后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由于新任总书记赵紫阳的抵制，仅仅数月不了了之。
八六学潮实际上是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先声，自由民主的启蒙思潮随后势不可挡地在中国大陆的大学中展开。大学生遂成为80年代末争取自由民主的主力军。
3、八九民运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由于胡耀邦是因为拒绝镇压86学潮而遭罢黜，同时因为在文革后，胡耀邦力主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使得中国大陆在80年代走入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故此，他的突然离世，立即点燃了整个中国大陆一直被压抑的怒火，要求纪念耀邦、追求民主的情绪弥漫全国，八九学运随即爆发。
八九民主运动（简称八九民运）是中共自1949年统治大陆以来最大规模要求自由民主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主体力量是中国大学生。八九学运带动了全社会要求民主的呼声，给以中共当局以前所未有的压力。自大学生1989年5月13日，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开始，到6月4日，邓小平、李鹏悍然动用坦克、机枪血腥镇压学生运动，天安门广场始终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六四大屠杀，导致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死亡，受伤者无法统计，各地成千上万的学生、市民遭到抓捕，党内大清洗也随后展开。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罢黜，鲍彤被判刑，大批党内民主派被撤职。方励之流亡海外，王丹、包遵信、王军涛、陈子明、任畹町、刘刚、王有才等大批学生和所谓“黑手”遭到判刑。中共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和平演变”运动。至此，中国大陆由中共体制内主动改革走向宪政民主的转型之路被邓小平彻底封杀。
八九民运是中国民主运动迄今以来的最高潮，它几乎震撼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第一次使得中共政权面临着垮台的危机。也因此，89后中共将维稳政策作为他们最重要的统治策略，而其对大陆民主力量的残酷镇压和迫害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4、民间组党运动
八九后，民运一直延续两条传统政治运作路线向前发展。一条是结社组党，我们称之为“组党运动”；一条是声明联署，我们称之为“联署运动”。这两条路线齐头并进，虽都遭到中共当局的严酷镇压，但以组党运动遭受镇压最为惨烈。
（1）九二、九五秘密组党
八九镇压，并不能彻底根除已经崛起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民运虽然遭受巨大挫折，但是学运力量犹存。六四后，大陆民运人士义无反顾、前赴后继，上演了一幕幕悲壮的壮士取义的篇章。其中，组党结社是中共当局八九后一直残酷镇压的重点。
1992年，中共对胡石根等人秘密创建的“中国自由民主党”的镇压，实际上是六四大镇压的延续。胡石根被判20年有期徒刑，为当时所罕见。中国自民党成员康玉春、王天成、陈卫等20余人几乎全部被判刑。
与此同时，中共对兰州大学学生领袖刘文胜、刘白瑜、高长云、丁矛等人在甘肃秘密组织成立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也予以残酷镇压。1992年4月26日刘文胜被捕﹐1993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其他社民党成员也全遭重判。
1995年，中共又对在贵州省贵阳市由陈西等民运人士成立的“中国民主党贵州党部”加以镇压，陈西亦遭中共当局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2）九八公开组党
1998年6月25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由浙江民运人士王有才、王东海、林辉率先出面在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委会，其后北京、上海、山东、湖北、辽宁、四川等地先后成立筹委会。随后，资深民运人士徐文立、秦永敏也全力推动98组党运动，一时间大陆民主党组党风潮渐起。
中共当局于1998年11月底开始对大陆民运人士公开组党运动予以镇压。1998年12月21日~22日，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11年、12年。随后继续坚持组党运动的四川刘贤斌也遭判刑13年。各地参与组织民主党重要成员数十人陆续遭遇逮捕判刑。中共对大陆参与组建民主党的成员镇压非常残酷。
不同于对联署运动的高度共识，公开组党运动是否时机成熟，一开始就在民运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以王有才为代表的民运人士1998年6月开始进行公开组党活动，包括徐文立、秦永敏、刘贤斌等各地大批民运人士积极介入，至年底旋即遭到镇压。
自1998年底，中共对民运公开组党运动的残酷镇压，使得国内民运力量遭受到巨大损失。大批活跃人士相继入狱。无论是之前的秘密组党还是九八公开组党都遭受到中共当局无一例外的残暴镇压。
5、联署运动
八九后，大陆民运人士在极其艰难险恶的处境下，坚持发声，以顽强不屈的精神继续着中国的民运事业，使全世界看到和听到了中国大陆命运的声音，也让中共当局知道中国民主运动绝不会消亡的意志。许良英、林牧、丁子霖、王丹、刘晓波、秦永敏等人是当时的代表人物。
许良英和林牧两位先生作为体制内主张民主的自由知识分子和党政官员在90年代成为大陆联署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们以其原来体制内的身份，领衔发声，保护了许多年轻的民运人士，为当时的民运撑出了一点点宝贵的空间。
1992年，许良英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呼吁政治体制改革；1994年他与妻子王来棣及丁子霖、蒋培坤等发起《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公开信，并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
1995年，许良英起草了《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公开信、与林牧、王丹一起发起联署行动。在他们的努力下当时国内数十名院士和著名知识分子45人联署，震惊中共当局，同时也获得国际上十名诺贝尔奖得主和全球上千名科学家联署支持。此宽容年呼吁书是八九六四镇压后，最有影响和最大规模的民间联署运动。随后，中共当局拘捕王丹。1995年5月21日，王丹再次被捕，并于1996年10月30日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中国政府判刑11年。1998年4月19日，王丹被迫流亡美国。
林牧先生是90年代大陆民运人士声明联署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因为他全力支持联署运动，90年代的西安成为当时大陆民运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20多年来一直对六四大屠杀进行执着的道义追问，她们令人钦佩的坚持，对中共的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在丁子霖、蒋培坤夫妇的努力下，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上百六四死难者亲属都敢于走出恐惧，加入到“天安门母亲”的行列中来。
1993年11月14日，秦永敏、李海、周国强、刘念春等八位民运人士在北京公布了《和平宪章》，提出平反六四事件和释放所有政治犯等要求。随后秦永敏被控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处劳动教养两年。
1995年2月20日，刘晓波起草并与包遵信、王若水、陈子明、徐文立等共12人联署发表《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提出了近期改革的7项目标与远期改革的5项目标。
1995年5月，刘晓波起草《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并与王之虹、王丹、包遵信、刘念春、江棋生等共14人准备发起联署，但他在正式发表前就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单独关押在北京郊区，到1996年2月才被释放。
1996年8月，刘晓波到广州与王希哲相见，讨论了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商定向国共两党提出《对当前我国若干重大国是的意见》，在两党签署和平协议《双十协定》51周年的10月10日发表，也称《双十宣言》，包括两岸统一的政治基础问题、西藏问题、关于健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四项。但在该宣言正式发表的前两天，刘晓波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随后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处劳动教养三年。
联署运动自1995年宽容年呼吁后，一直相对活跃，民间发声不断，激活了很多地区的民运活动，稳健推动了大陆民主运动的发展。九八公开组党也就是在这个基础和背景下开始的。在1998年底，公开组党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后，联署运动也受到很大的打击。
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之前，陕西民运人士赵常青起草了《致中共十六大公开信》，并联系北京、上海等十七个省市，共一百九十二名民运人士联署签名。公开信提出平反六四、实施民主等要求。随后，赵常青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此次联署可以看作是大陆民运传统联署运作模式的最后一次集结。
6、小结
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是一部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抗争史。到本世纪初，中国民主运动的组党结社道路被封杀，甚至群体发声的联署都受到严厉打击。因循传统政治运作思路和做法，在中共一党专制下的大陆均无法获得有效突破和成功。传统政治的反抗模式和思路被实践证明很难有效突破中共的严酷统治，本世纪初大陆民运再次陷入了低潮。
“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究竟要往何处去？”“如何突破被当局逐步边缘化的困境？”这是海内外所有民运人士都必须面对与回答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5/22/2013
杨瀚之：中国民主运动的现实：挑战与机遇（中）
至本世纪初，已经奋战了20多年的大陆民运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严峻局面，其生存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大陆民运在中共长期的严酷扼杀下，当时已经被社会完全边缘化。向何处去，以何种方式继续推动中国大陆民主事业，成为所有民运人士所必须回答的现实而急迫的问题。
自2003年，大陆民运开始从传统政治运作思路和模式中逐步摆脱出来，努力探寻新的生存和成长之路。独立中文笔会和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以及网络科技的普及，使得进退维谷的大陆民运获得了全面转型的历史机遇。
启蒙写作使得民运发声得以继续，维权使得民运获得坚实的民众基础，网络信息平台使得民运获得了无限广阔的活动空间。中国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网络自由运动迅速融合，这使得大陆民运再次走出困境，获得新生。
1、独立中文笔会
独立中文笔会及刘晓波的努力，使得民运以独立写作和自由知识分子的形式得以持续发声。2003年，刘晓波当选独立中文笔会第二任会长。在刘晓波的带领下，一批大陆民运力量集结在独立笔会，继续启蒙写作和个体发声。
独立中文笔会（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原名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简称独立笔会（ICPC），是一个在美国注册的民间组织。在国际笔会的促动下，经贝岭提议，由刘宾雁、郑义、万之、孟浪、贝岭等发起筹创，邀集了一批流亡中文作家和中国国内自由作家在2001年7月创立，2001年10月，由贝岭代表该笔会出席在伦敦举行的第67届国际笔会年会，并被接纳为国际笔会下属分会。
第一届主席刘宾雁、副主席郑义、执行主任贝岭、自由写作项目召集人孟浪。独立中文笔会以“弘扬中文文学、维护言论自由”为宗旨，强调写作自由与新闻自由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和迫害。
而独立中文笔会在大陆的成长，有效地突破了当时中共当局对民运长期高压政策所形成的艰难局面，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2、公民维权运动
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才使得民运真正找到了和大陆社会紧密结合的道路，突破了传统民运的精英化特征和情节。由于八九民运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运动，大批民运人士本身就是优秀的学者、律师、教师和记者等。此刻，以法政学者张祖桦、贺卫方、滕彪、萧翰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精英放下身段，开始帮助一个个普通民众维权，从一个个侵权案件做起，亲力亲为，铢积寸累，默默耕耘，使得大陆民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基础。
高智晟、陈光诚、郭飞雄、胡佳等人是本世纪初中国大陆兴起的维权运动中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参与维权的民运人士对他们予以了全面支持，而其中郭飞雄本人就具有八九背景。中共当局对民运与维权运动的结合感到极大恐惧。随后对于这四名最具代表性的维权领袖加以镇压。高智晟、陈光诚、郭飞雄、胡佳均被判刑3~5年，期间，高智晟、郭飞雄遭受到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现在，陈光诚已被迫流亡美国，郭飞雄、胡佳坚持国内，而高智晟仍在狱中。
与此同时，中共对积极介入维权运动的各地民运人士也实施严厉镇压，2010年和2011年，他们先后将积极从事维权运动的著名民运人士刘贤斌、陈西、陈卫分别处以10年、10年和9年的有期徒刑。镇压力度之狠远远超越中共当局对其他维权领袖的打击。朱虞夫因继续坚持以浙江民主党的名义活动，也遭受7年有期徒刑。
但是中共对这些著名维权人士、民运人士的镇压，却丝毫无法阻止喷薄而出的维权运动的发展壮大。从对个案的介入、NGO团队化运作、到维权信息平台的建立，以及对各种侵犯人权的行径和制度的不断揭露与抨击，都使得中共当局疲于应付，力不从心。
自2003年起，以张思之、莫少平、高智晟、浦志强、朱久虎、李和平、江天勇、唐吉田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批勇敢的维权律师不断崛起和积极参与，使得维权运动始终生机勃勃。2008年7月，因杨佳案，以艺术家艾未未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人群开始高调介入维权运动，这对维权运动空间的拓展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在艾未未的垂范下，许多年轻艺术家开始追随，成为维权运动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同时，由于维权网、公盟、爱知行、中国维权联盟、民生观察、权利运动、六四天网等各种维权团队的存在和共同努力，使得大陆维权领域形成了目前良好的发展态势。
3、网络平台
网络技术的兴起为民运从社会边缘向主流社会进军，提供了便利的技术平台和历史机遇。通过网络平台，民运人士迅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话语权，并拥有了大批新的年轻支持者，民运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理念又一次开始逐步影响着大陆社会各领域的价值取向。
基于网络平台的特性，自由民主理念得以四处传播，中共当局面对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几乎束手无策。网络成为中共独裁统治的死穴。在网络上，中共及其代言人和五毛，是名符其实的弱势群体，他们言论和观点一旦露头，几乎无不遭到广泛而激烈的反对、斥责、羞辱，当局毫无招架之功。由于网络上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网络舆论强烈指责经常使中共当局应对荒谬，让人感到他们此时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最近四川雅安大地震，中共以为他们还能像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一样，制造悲情，作秀造势，忽悠捐款，为其邪恶的独裁统治的合法性背书。但是，中共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的信用崩盘的是这样彻底。红十字的微博收到了10万多条“滚！”的回复，北京民政局呼吁捐款的微博遭遇到7万条“捐你妹”的怒骂回复，而都被迫关闭评论。恰如网友们说的：“他们的邪恶、无耻、残暴已经到了地球人都知道，而只有他们装着不知道的地步。”
以网络为平台的网络自由运动实际上是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网络延续。近些年，所有重大维权事件和维权行动，无不是通过网络来宣传、动员、沟通和组织的。网络的功效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力量，是许多传统政治运作思路和模式无法想象和实现的。
网络自由运动启蒙了大陆各个领域的年轻人，成千上万追求自由民主的80后、90后年轻网友开始活跃在各种维权事件中，而且他们对街头民主运动的参与热情极高。由于这些年轻网友不仅能擅长使用网络平台，且技术娴熟，所以他们通过微博、微信、QQ群联系、沟通、组织，已经形成了无数可以独立行动的团队。他们因其热情、积极、充满活力，而内涵着无可限量的潜力。他们成为Web2.0 时代的弄潮儿。作为新鲜血液的不断加入，他们将使得大陆民运的构成焕然一新。大陆民运因网络自由运动而充满着机遇。
但许多大陆资深民运人士却对网络平台的认知不够清晰和深刻。资深民运人士年纪都已偏大，89时期那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现在也都进入不惑之年，因此，他们对于网络平台的使用仍处于较低水平，远不如维权运动中维权律师和年轻人对网络平台的利用水准。这一现状对于民运而言是当前最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4、零八宪章
2008年12月10日，张祖桦、刘晓波等303位大陆各界民主维权人士联合发布《零八宪章》。《零八宪章》以六大理念和十九条主张全面阐述了中国大陆各民主力量对未来中国道路的共同构想，成为中国大陆民主转型的共同纲领。随后参与联署的各界人士超过万人。刘晓波因参与起草和发起《零八宪章》运动被中共判刑11年，他随即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国际主流社会以此对中国大陆民主运动予以公开认同与肯定。
《零八宪章》对中国公民运动的号召和推动，延续和升华了中国民主运动，并有效地整合了当前中国大陆的三大社会运动——民主运动、维权运动和网络自由运动，使其逐步融为一体，共同推动着中国大陆向公民社会和宪政民主的转型。仅仅四年的时间，《零八宪章》所倡导的公民运动为中国大陆社会和民主转型开辟了崭新的局面，凝聚了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民间公民社会迅速成长壮大，这种局面是《零八宪章》发布初所有人都未曾料到的。
5、街头民主运动
走上街头抗争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后与中共独裁政权决战的必由之路。因此，推动街头运动的兴起是民运极其重要的战略。但是，如果没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社会舆论支持，街头运动就无法持续，最终还会造成力量的巨大损失。
由于自2003年以来的维权运动以及随后网络自由运动的兴起，为民运走上街头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舆论准备。从网络声援，到现场关注，再到举牌抗议，乃至大规模群体抗议。街头民主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个案关注都制度诉求。整个过程仅仅在《零八宪章》发布几年内迅速完成。
近年来，以广州为先导的网友举牌运动，迅速扩展到许多城市。不过，起先举牌内容多为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反对腐败。但是，自2013年初发生《南方周末》新年贺词事件，大批声援者连续几天在南周门口，公开打出要求“废除言禁报禁党禁、新闻自由、民主宪政、一人一票多党选举”的横幅和牌子，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亲临现场发表演说。“南周事件”的街头民主运动成为八九民运之后的首次有直接制度诉求的、有相对规模的街头民主运动。
“南周事件”对中国大陆街头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而后，2013年3月10日，一名年仅23岁的年轻人黄文勋，在深圳最繁华的大街上，高举出“不要恐惧、打倒共产党、打倒独裁专政、民主自由宪政人权平等万岁、建立民主中国、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的牌子。他把《零八宪章》的理念尽书其上。“打倒共产党”的呐喊已从中国大陆最基层的民众口中无所畏惧地喊出。那张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在微博上迅速转发，极大地鼓舞了街头民主运动的展开。民众的勇气与觉悟已经远远超过中共当局的想象，也超越了许多资深民运人士的想象。
随后，全国各地举牌拉横幅要求“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官员公布财产”的公民行动此起彼伏。街头民主运动已经难以阻遏。中共当局对此极为恐惧，2013年4月，中共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拘捕了北京、江西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十多位公民——民运人士赵常青，维权律师丁家喜、维权人士刘萍等人先后被拘押。但是全国街头举牌并未因此停止，相反，更多人开始举牌要求释放这些被拘押的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公民。
以访民和网友为主体的各阶层民众的参与，是当今街头民主运动不同于八九民运的最重大的特征。此次街头运动彻底突破了八九民运的精英化特性，开始以社会底层民众和网友为主体，涵盖社会许多领域。大量网友和访民的积极参与，使得中国民主运动拥有了来自大陆社会基层的现实力量。
6、小结：
中国民主运动最重大的现实是：其现实力量构成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大批社会底层访民都是从为自己维权开始，而后逐步看清中共独裁专制的邪恶腐败本质，开始自觉追求自由民主。这是维权运动十年来不求近效，着眼未来，持续不懈努力的必然结果。觉醒的网友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充满激情、勇于行动，他们则是网络自由运动迅猛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两股力量必将成为未来大陆社会政治巨变中最重要的先锋力量。
中国民主运动的道义形象得到了重新塑造。2012年6月6日，中国大陆民运人士李旺阳在结束22年的中共牢狱后，又惨遭“被自杀”。李旺阳死前那句“杀头也不回头！”的无所畏惧的誓言，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绝不屈服的象征。民运人士李旺阳因此被定格为伟大民主斗士和民族英雄，他以其宝贵的生命将中国民运的形象重新树立起来。
当前，中国民主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公民运动的一部分，而民运长期抗争的历史，也使得公民运动获得了巨大的道义资源和历史传承。未来民主运动必将以公民运动的形态在中国大陆继续生存和发展起来。
面对维权运动、网络自由运动、零八宪章运动和街头民主运动充满希望的现实，以及民运仍未实现全面战略转型的严峻挑战，需要中国民主运动以崭新的思维和战略加以应对，以不辜负这一绝好的历史机遇。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5/30/2013
杨瀚之：中国民主运动的前景：新战略构想（下）
立足现实，面对未来，中国民主运动必须抛弃旧的思路和行为模式，以崭新的思维和战略应对挑战，才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神圣使命。
由于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加之中共权贵将大批核心利益和财富外移，因此，中国民主运动的战场已经可以说从中国大陆扩展到全世界。只要有中共权贵利益存在的地方，就是中国民主运动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大陆、香港、台湾和海外各地，都是中国民运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大陆民运和海外民运应该在这一点上有所默契、有所侧重。
民运新战略构想：大陆民运各派别今后不必再提出任何政治性主张，而都以《零八宪章》为其共同纲领。延续近十年来成功的维权路线，依靠全新的网络平台，全力介入维权运动和网络自由运动，对其他各种反对独裁专政的社会运动都予以支持和必要参与。凝聚各种社会反抗力量，尽快使公民运动发展成为能够走上街头的大规模要求宪政民主的政治运动。
1、以《零八宪章》为共同纲领：
以《零八宪章》作为大陆民运的共同纲领，是从纲领上完成对中国民运的战略整合。《零八宪章》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宝贵的现实理论资源，它是一面可以在民主转型时期凝聚最广泛民意的伟大旗帜。
《零八宪章》发布4年多以来，凝聚了中国大陆的各种支持宪政民主的力量，实现了空前的联合，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上万联署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这些都是从未有过的成功。继续宣传和联署《零八宪章》，可以极大地扩展民运30多年来的已有成果，减少未来政治化运作的不必要风险，消除各种人为内耗。
以《零八宪章》为共同纲领，不仅尊重了历史之传承，而且可以继往开来出全新的局面，这将是民运力量最务实、最恰当、最明智的选择。
2、明确并坚持以维权与网络为主脉的发展路线：
以维权路线为切入中国大陆社会的主要手段，以网络为平台，全力介入维权运动和网络自由运动，对其他各种反对独裁专政的社会运动都予以支持和必要参与。这是未来中国民主运动必须坚持的基本方略。
近十年来，中国民主运动最为成功的经验和宝贵成果就是对大陆维权的积极介入，为民运寻找到了坚实的社会力量，极大改变了民运无所作为的局面。而依托网络平台，民运理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网络自由运动推动，使得对民众的启蒙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对微博、微信、QQ的广泛使用，已经使民间社会拥有了高效的联系方式和共同宣传、组织的手段。
3、推动各种新型NGO组织的建立和运作：
不再依循旧的政党组织模式和操作方法，引入全新的网络组织概念，以数以亿计的网友为基础，以网络为沟通、联系、组织平台，促使成立各种公益NGO.以各类社会事件为运作实践，推动公民社会中各类组织化节点的形成。
中共当局以其结党起家夺权的历史经验，对民间的各种组织化尝试都给以残酷镇压。以传统组党方式进行组织化的道路使得民运力量遭受了巨大牺牲，而且收效甚微。这是民运30多年的实践所证明的事实，无需讳言。但是组织化又是进行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必须准备，因此，依靠全新的网络平台，以崭新的方式进行超越传统组织概念的新组织构建，是中国民运最现实的选择。
网络时代将公众的大量日常生活转移到网络上来了，各种日常生活的兴趣群体因网络的便利应运而生，这些群体的数量之大无法想象。而要监控这些社会自发的网络组织，简直是中共更无法想象的事情。可以说，任何一个QQ群都是一个网络组织，QQ群数以百万计，中共要想真正监控谈何容易？
中国民运必须适应网络时代特性，全面介入到其中去，利用各种网络方式，推动各种NGO的建立，以各类NGO的运作，拓展自己的影响力。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要求民运必须完成的思维转换和现实必然抉择。
4、大力支持各种街头运动发展：
在中共已经以其“五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和“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宣誓，以及疯狂镇压民间维权行动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堵死了中共主动改革的各种路径。这个时候仍有个别民运人士一厢情愿地高喊“开展政治对话，力争和平转型”，这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其做法近乎于荒诞。
当今之时，中国民主运动绝不可以再对中共当局报有丝毫幻想和希望。只有认识到中国大陆的社会和民主变革必然是以通过民间大规模街头运动来争取与实现的，没有这个认识，就不会对街头运动的重要性有清晰和正确的理解。
支持各类反抗中共的维权运动是现在可以走上街头的最直接的形式。而以环境维权的动员力度最大。什邡、启东等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都是因为环境问题而引发，对于中共当局的维稳政策产生了重大冲击。同时，对于各种形态的走上街头的社会运动都予以必要的支持和参与，尤其是诸如“保钓”一类的民族主义色彩较浓的社会运动，需要介入和引导，完成其针对当局的目标转化。
大规模的街头运动是激发中国社会未来大变革可能性最大的路径。因此，以一切可以使用的方式推动各类街头运动的爆发，是中国民主运动未来最重要的任务。
针对中共当局的强力维稳政策，将促使民间团体和社会运动的自发性成长，以无规则、多中心的布朗运动的方式展开，是破解其传统维稳手段的必杀技。以网络为平台，首先促使街头运动思潮的形成和高涨，激发来自社会的自发性行动和组织力量，使得中共当局无法应对这样大规模而又无规律的各种社会反抗运动，逐步瓦解中共统治的秩序，最终使得其独裁统治无法为继。
5、海外民运的全面转型
针对大陆民运以上新战略转型，海外民运必须做出相应的战略转型，以适应未来中国大陆社会和民主转型的要求。
首先，要清楚认识到现在海外林林总总的数以百计民运组织，实际上是大陆社会毫无影响力的摆设，成为一些自弹自唱的表演，对国内的民运的推动不仅没有丝毫帮助，反而徒增国内风险。建议这些组织最好自行解散，不要再在花架子的形式上空耗精力。
海外民运必须以解散现有组织来突破传统政党组织化的模式，同时，组成相对统一的海外民运共同阵线——“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海外中国民主运动”须与国内民主运动一致，以《零八宪章》为共同纲领。不设立主席，以委员会形式运作，只设立负责日常事务的秘书长，及各个专项委员会。强化政治操作和人道援助的实际功效，摒弃“会议”民运、“口号”民运，彻底脱胎换骨，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内民主运动。
同时，对中共权贵在海外的核心利益予以各种方式的打击。对于移民到海外，手中带血、罪大恶极的中共官员的亲属以及那些与中共合作的各界名流予以揭露和围剿。依靠所在自由国家的法律和媒体，有力阻击华人社区的各种亲共活动。
海外的民运活动必须以最有效的手段对国内民运予以实际上的支持。“资金支持”、“舆论声援”、“专项打击”是海外民运对国内民运予以最有力支持的三项主要内容。
“资金支持”必须落实到国内一线的个人，即以朋友救助的形式给予国内一线个人，也就是说尽可能以私人朋友救助的方式予以赠与，切实援助国内民运一线群体。
“舆论声援”必须紧紧跟随国内民运的重大热点动态，唤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和支持，使中共的任何倒行逆施行径在国际上都遭到谴责。
“专项打击”是指针对中共当局对国内民运人士的残酷镇压，予以专项锁定各相关责任人，对于他们所有信息给以披露，锁定其在海外的相关利益群体，并以一切必要的手段予以对等回击，从而遏制中共当局对国内民运人士肆无忌惮的镇压和迫害。
结束语：
中国民主运动艰难奋战了30多年，仍顽强拼搏。在中国大陆面临民主转型的前夜，所有民运战士必须以诚恳态度和务实精神面对历史、直面现实，以期能为民运未来的发展探寻出一条生机勃勃的成功之路。
只要我们以《零八宪章》为共同纲领，明确并坚持以维权与网络为主脉的抗争路线，推动各种新型NGO组织的建立和运作，大力支持各种街头运动发展；加之，海外民运的全面转型和积极有效的支援，中国民主运动必将在未来几年内迅速成长壮大，成为中国公民运动中最具冲击力的社会政治运动之一。
我们深知，未来大陆民主转型之路可能比我们想象还要艰难，但是，中国民主运动将以无所畏惧的勇气和舍我其谁的担当，来承接伟大历史对于我们的遴选。
吴思：中国不会爆发革命
星期四，05/02/2013 - 10:32
十八大之后，如何看待中国的形势，未来将走向何方，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热门的讨论话题。有多种意见。在知识分子当中占优势的观点偏向悲观，他们的判断是：官方说政治体制改革，但并不真想搞政治体制改革，因此，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五年看改，十年看埋。王歧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似乎表明，统治集团也担心法国大革命重演。究竟怎么看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分析方法不一样，信息也不一样。我介绍自己的看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我的核心观点是，革命形势并不存在，但危机始终存在。如果把危机分作五级，法国大革命或其他导致政权被民众推翻的革命属于一级危机，六四式的中心城市蔓延到全国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危机属于二级，重要省会城市的危机属于三级，县市一级的危机例如瓮安事件是四级危机，那么，中国最常见的是乡镇和村庄范围的五级危机，每年都有许多。这个分类依据的是块块，许多危机发生在条条里，如出租车行业，复员军人，但维稳的责任还在块块。
这些危机，其制度改革的价值和意义，可以由知识分子阐释提升，再通过网络传播，媒体强化，调动起大众甚至体制内某些权力的参与。一旦处理不慎，例如乌坎事件，就可能从五级升到四级。南周事件大概可以算做四级危机。四五级危机还有可能升到三级。在目前的形势和维稳体制之下，六四那种二级危机重演的可能性不高。
下边说说这个观点是怎么得来的。
我们先把中国的局势看作一盘棋，看看棋盘上的行动者的利益和动向，再推测他们的互动和未来走势。对这样一局棋，国际上的研究者通常称为后极权主义社会，但中国的后极权与变革之前的中东欧有一个重大不同，就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育多年，出现了许多新的行动者，例如民营企业老板——资产阶级和他们雇佣的无产阶级，还有庞大的个体小农。在这个棋盘上的主要行动者，至少应该注意七个。
一，官。二，农民。三，工人。四，国营企业老板。五，民营企业老板，资产阶级。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七，学生。
每一个主体都可以继续分，而且有多种分法。例如，官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还可以分为立法执法和行政，还有老人和新人。工人可以分为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农民工还有第一代和第二代。官方内部有分歧，民间也有大量分歧，但是，中国的核心博弈是官民博弈，
这盘棋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整体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还在快速发展，去年GDP是51.9万亿人民币，已经世界第二，正在走向第一。但民主宪政的稳定性和优越性依然明显。自苏联解体后，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出现有竞争能力的替代者。
（2013年的GDP数值：美国15.8万亿美元，中国8.3万亿，日本5.3万亿，德国3.4万亿）
我们看看棋盘上主要行动者的利益和意图。总体来说，商量的，处于契约关系之中的，没有被剥夺感的，就是稳定的。处于强制关系之中的，有被剥夺感的，就是危机的发源地。
一，官。中国的统治集团。他们的公开承诺是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主要还是经济发展。发展的主要措施是深化改革。深化改革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究竟会不会主动搞政治体制改革，通常要在三中全会见分晓，但是，最近的一些讲话表明，政治体制不打算改。
中国具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官僚集团，经验丰富，善于学习，掌握着每年11.7万亿的财政收入（今年12.9万亿人民币），垄断着金融、能源、交通、电信领域的世界级大公司，垄断了医疗、教育和传媒行业，控制着全国的土地和矿产资源。目前，至少在表面上也是团结一致的。
如果政治体制不改，权力不受制约，权力还会继续扩张，侵犯其他社会集团的权利。这是过去十几年的基本发展趋势。权力越来越值钱，腐败越来越严重。
但是，即使是这个优势群体，内部也普遍存在不满。地方上的公务员，如《中县调查》所说，晋升道路被权势家族和买官者占据，买官，拉关系，对不这么做的人来说，就会有被剥夺的感觉。不满可造就遍地宋江。
此外，人大、法院之类的条条，也有被剥夺感，被压制，不公平。
在最高层，从重庆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对常委位置的竞争中，我们也能感觉到压制和不满的存在。这次最高权力交接出了很多危机，温家宝再次提到了路线斗争。尽管最后成功交接，但最高权力传承规则并没有让竞争者服气。
如果发展不如前十年平稳顺畅，分歧会更大，路线斗争会更加激烈，摆平也更不容易，解决问题的规则也更加重要。没有公平的规则，就会有被剥夺的感觉。
二，农民。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免税，种粮补贴。医疗和养老保障的水平低，但是建立起来了。农民提出的要求基本都满足了。从契约论的角度看，政府对农民没有明显的剥夺和压制。当然，强行低价征地是严重的剥夺，但比例不高，不足十分之一。这部分一直是五级危机爆发点，在找到合理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前仍然是。
三，工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随后群体事件大幅度下降。工资迅速提高。从契约论的角度看，基本没有剥夺和压制问题。九十年代的下岗问题已经通过建立社保体系基本解决。
农民工2.6亿，第一代农民工高度满意，感觉社会对他们是公平的。第二代我不熟悉，但他们未来难以回乡，房价太高，又很难进入城市，在工资连年提高时不会有大问题，一旦经济减速，失业增加，这是非常不稳定的群体。他们前途不明，有模糊的剥夺感，但是，似乎还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经济要求。
四，国营企业老板。继续借助行政权力维持垄断，并且扩张垄断地盘，自己借用各种复杂的手段，把国有资产合法转入自己的腰包。小型企业已经基本转化为私营企业了，大型企业，据说还有40万亿可捞。他们是限制甚至剥夺别人权利的强势群体，一旦实现民主宪政，垄断地位可能不保。
五，民营企业老板。他们发财了，是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
但是他们普遍不满，交易成本越来越高，与官员勾结，但说他们吃相难看，通过移民追求安全。中小企业严重不满，税重，费多，各地敲诈勒索。国企侵占，垄断，机会越来越少。面对官员和垄断国企，他们有明显的被剥夺感。但是不敢组织反抗，一查税就死。软弱动摇，联想老板柳传志说，我始终软弱，从不动摇。
惹不起躲得起。他们个人选择的办法，移民的办法，缓解了压力，提供了替代办法，减少了正面对抗。
（数据：2012年民营企业1000多万户。投资者2000多万人，注册资本金超过31万亿，就业率80%以上。占GDP超过60%，国有企业税收占30%多，民营企业税收占60%多，投资主体主要靠民营企业。保育钧向记者介绍，从2010年开始，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份额发生重大变化。2011年民间投资第一次突破50%，2012年民间投资占62%以上，今后每年增长估计70~80%是民间投资。另外还有个体户3900多万）
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传媒知识分子几乎都是自由主义者，呼吁民主宪政。新左派影响甚小。毛左敢说，声音大，势力似乎不小，但讲不出道理来，只能在情绪方面影响底层民众。无论左右，只要是传媒、教育和法律领域的知识分子，在职业相关的自由方面都感受到明显的压制和剥夺，他们大概是中国社会最不满的群体。他们也比较了解世界上的情况，对民主宪政有更多的认可。
除了争取自身权利之外，在各级危机中，他们与官方大事化小的策略相反，通过各种传播手段扩大危机的影响，提高危机的制度意义，动员更多人群的参与，被看作麻烦制造者。
政府通过课题费拉拢了许多知识分子，与政府合作利益巨大，这是非强制性的诱导。很多人与政府属于这种关系。
七，学生。虽然中国有学生运动的传统，但六四之后受到严密控制，一直平静。每年有六百万人毕业，就业机会很不平等，要拼爹。如果经济不佳，就业困难，平等机会被剥夺的感觉就可能强化，爆发，喊出平等的口号。
以上各个民众群体，还有共同的不满。一对贪污腐败不满，二对假话空话和道德沦丧不满，三对两极分化不满，这三种不满的来源主要是官场，于是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仇官情绪，官民对立。事实上，按照中国刑法的起诉标准，有一种来自专业人士的估计说，贪官污吏的比例高达各级干部的80%.
官民双方也有共同的不满。对贪污腐败和道德沦丧的不满是共同的，对环境污染的不满更是共同的，还有，无论官民，都缺乏安全感，都认为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不能得到保障，所以王立军要跑到美国领事馆里。正是由于自由和权利不受尊重，无论是官是民，普遍感觉缺乏尊严。
上述不满，都有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质量差，价格高的性质。一旦发生动荡，抗议，经过知识分子的意义阐释，很容易指向政府，指向制度缺陷，要求改变制度，要求民主宪政。
根据对棋盘上各个行动者的利益和动向的分析，可以作出一些判断和推测：
一，无革命的迹象。除了传媒方面的知识分子之外，没有重大的群体感觉到严重剥夺。对农民的强制征地，对民营老板的税费和敲诈，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不公平，公务员升迁的不公平，其比重和强度都不足以引发三级以上的危机。在维稳体制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尤其如此。
二，但是不满普遍存在，四五级危机随时可能发生，在知识分子的阐释和网络传播的帮助下，提升到三级也有可能。
三，按照惯例，一旦发生危机，从小型到中型的让步是可以期待的。官方的策略是提前介入，把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但是，一旦危机出现，又会迅速做出让步，尽快平息事件，降低政治制度方面的意义。例如乌坎，南周，孙志刚案件，还有什坊、大连、厦门。如此积累下来，我们也会看到缓慢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可逆的。
让步积累多了，也可构成一次中级让步。未来十年可能出现诸多的三四级让步。孙志刚案件导致的取消收容审查制度，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取消新闻事先审查制度，取消农业税和特产税，已经属于高级别的制度性让步。土地制度的让步，税收制度的让步，独立司法制度的让步，甚至违宪审查制度方面的让步，都是可以期待的。
如果处理不当，出现三级危机，如四五运动或四川保路运动那样的级别，政治体制改革就可能启动。如果出现二级动荡，大让步甚至启动政改几乎是必然的。
四，经济增速下行是难以避免的。未来三年会下一个台阶，四五年后可能再下一个台阶。经济下行，财政收入会有更大幅度的下行。但是社保体系已经建立，开支是刚性的。如果财政出现危机，福利支付困难，民众向政府要福利，就可能出现四级以上的危机。如果通过印票子解决财政危机，通货膨胀加剧，出现三级甚至二级危机的概率将大大提高。或者税收加重，失业增加，三级甚至二级动荡出现的概率也将大幅度提高。总之，经济下行，财政危机将把工人和农民推入不满的阵营。
财政危机将导致维稳成本难以承受，维稳能力下降，危机升级的可能性增加。
如果在某件大事上应对出现大错，引爆危机，那么，随时可能引发政治体制的危机。
五，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迟缓，权力不受制约，扩张还可能继续，贪污腐败，垄断寻租，各种变相的抢劫，官场人员的扩张，都会导致“抢劫率”逐步提高，引发不满和危机的概率也会随之提高。治标很难控制腐败的蔓延。
六，各种危机造成的问题主要是高层内部分裂。在三级以上的危机出现的时候，内部分裂的可能性迅速增大。中国有路线斗争的传统。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要下台，要丧失权威，替代者会出现，路线斗争于是伴随着人事斗争，还可能转化为规则制度的斗争，寻求大家共同认可的解决问题的规则，这就是民主宪政上路的时机。
在危机出现的时候，体制内的条条块块都可能乘机扩张。人大，法院，政协，谁愿意当橡皮图章？中国知识分子一再呼吁建立宪政审查制度，孙志刚案件时也有启动宪政审查条款的动向。一旦人大相应外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就发生了。政府，各地政府的人大政协和法院，他们在体制内的扩张，本身都具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
官员内部有各种利益追求。理想主义者虽少，总会有的。追求青史留名的愿望更加普遍。还有正路不通，想闯新路的。还有促进平稳转型以保住安全的。这些个人，是时机合适的时候，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七，如果一切平稳，经济下行导致的问题处理得当，均衡找到了，如胡温那样平稳度过十年也有可能。镇压提前，继续维稳强化，十年不改，有可能把问题留到下一个十年。
（但是，他们虽然无政改愿望，却有做好几件大事的愿望，反腐，作风，经济发展，都不能构成历史大事。做大事的主观意图还不明了。但当局未必甘心再混十年，比上一届的政绩更差，也未必能够再维持十年。这是主观方面的可能和未知。）
八，即使这十年顺利度过，新的换届，也会挑战最高权力的传承规则。路线争论和规则制度性争论可能出现。
九，即使各种危机都应对过去了，中国经济的增速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之间总要降下来，财政的好日子总要过去，那时国有资产的瓜分也差不多了，油水越来越少，麻烦越来越多，失业增加，财政危机，穷人要福利，富人抗税，内外危机越来越多，这时候，官僚集团会追求剩余的最大利益，就是财产和生命安全，他们会形成共识，以此为转型条件，开出和平转型的高价，在权力的控制下向民主宪政过渡。
2013年3月
十八大之后，如何看待中国的形势，未来将走向何方，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热门的讨论话题。有多种意见。在知识分子当中占优势的观点偏向悲观，他们的判断是：官方说政治体制改革，但并不真想搞政治体制改革，因此，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五年看改，十年看埋。王歧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似乎表明，统治集团也担心法国大革命重演。究竟怎么看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分析方法不一样，信息也不一样。我介绍自己的看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我的核心观点是，革命形势并不存在，但危机始终存在。如果把危机分作五级，法国大革命或其他导致政权被民众推翻的革命属于一级危机，六四式的中心城市蔓延到全国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危机属于二级，重要省会城市的危机属于三级，县市一级的危机例如瓮安事件是四级危机，那么，中国最常见的是乡镇和村庄范围的五级危机，每年都有许多。这个分类依据的是块块，许多危机发生在条条里，如出租车行业，复员军人，但维稳的责任还在块块。
这些危机，其制度改革的价值和意义，可以由知识分子阐释提升，再通过网络传播，媒体强化，调动起大众甚至体制内某些权力的参与。一旦处理不慎，例如乌坎事件，就可能从五级升到四级。南周事件大概可以算做四级危机。四五级危机还有可能升到三级。在目前的形势和维稳体制之下，六四那种二级危机重演的可能性不高。
下边说说这个观点是怎么得来的。
我们先把中国的局势看作一盘棋，看看棋盘上的行动者的利益和动向，再推测他们的互动和未来走势。对这样一局棋，国际上的研究者通常称为后极权主义社会，但中国的后极权与变革之前的中东欧有一个重大不同，就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育多年，出现了许多新的行动者，例如民营企业老板——资产阶级和他们雇佣的无产阶级，还有庞大的个体小农。在这个棋盘上的主要行动者，至少应该注意七个。
一，官。二，农民。三，工人。四，国营企业老板。五，民营企业老板，资产阶级。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七，学生。
每一个主体都可以继续分，而且有多种分法。例如，官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还可以分为立法执法和行政，还有老人和新人。工人可以分为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农民工还有第一代和第二代。官方内部有分歧，民间也有大量分歧，但是，中国的核心博弈是官民博弈，
这盘棋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整体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还在快速发展，去年GDP是51.9万亿人民币，已经世界第二，正在走向第一。但民主宪政的稳定性和优越性依然明显。自苏联解体后，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出现有竞争能力的替代者。
（2013年的GDP数值：美国15.8万亿美元，中国8.3万亿，日本5.3万亿，德国3.4万亿）
我们看看棋盘上主要行动者的利益和意图。总体来说，商量的，处于契约关系之中的，没有被剥夺感的，就是稳定的。处于强制关系之中的，有被剥夺感的，就是危机的发源地。
一，官。中国的统治集团。他们的公开承诺是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主要还是经济发展。发展的主要措施是深化改革。深化改革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究竟会不会主动搞政治体制改革，通常要在三中全会见分晓，但是，最近的一些讲话表明，政治体制不打算改。
中国具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官僚集团，经验丰富，善于学习，掌握着每年11.7万亿的财政收入（今年12.9万亿人民币），垄断着金融、能源、交通、电信领域的世界级大公司，垄断了医疗、教育和传媒行业，控制着全国的土地和矿产资源。目前，至少在表面上也是团结一致的。
如果政治体制不改，权力不受制约，权力还会继续扩张，侵犯其他社会集团的权利。这是过去十几年的基本发展趋势。权力越来越值钱，腐败越来越严重。
但是，即使是这个优势群体，内部也普遍存在不满。地方上的公务员，如《中县调查》所说，晋升道路被权势家族和买官者占据，买官，拉关系，对不这么做的人来说，就会有被剥夺的感觉。不满可造就遍地宋江。
此外，人大、法院之类的条条，也有被剥夺感，被压制，不公平。
在最高层，从重庆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对常委位置的竞争中，我们也能感觉到压制和不满的存在。这次最高权力交接出了很多危机，温家宝再次提到了路线斗争。尽管最后成功交接，但最高权力传承规则并没有让竞争者服气。
如果发展不如前十年平稳顺畅，分歧会更大，路线斗争会更加激烈，摆平也更不容易，解决问题的规则也更加重要。没有公平的规则，就会有被剥夺的感觉。
二，农民。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免税，种粮补贴。医疗和养老保障的水平低，但是建立起来了。农民提出的要求基本都满足了。从契约论的角度看，政府对农民没有明显的剥夺和压制。当然，强行低价征地是严重的剥夺，但比例不高，不足十分之一。这部分一直是五级危机爆发点，在找到合理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前仍然是。
三，工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随后群体事件大幅度下降。工资迅速提高。从契约论的角度看，基本没有剥夺和压制问题。九十年代的下岗问题已经通过建立社保体系基本解决。
农民工2.6亿，第一代农民工高度满意，感觉社会对他们是公平的。第二代我不熟悉，但他们未来难以回乡，房价太高，又很难进入城市，在工资连年提高时不会有大问题，一旦经济减速，失业增加，这是非常不稳定的群体。他们前途不明，有模糊的剥夺感，但是，似乎还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经济要求。
四，国营企业老板。继续借助行政权力维持垄断，并且扩张垄断地盘，自己借用各种复杂的手段，把国有资产合法转入自己的腰包。小型企业已经基本转化为私营企业了，大型企业，据说还有40万亿可捞。他们是限制甚至剥夺别人权利的强势群体，一旦实现民主宪政，垄断地位可能不保。
五，民营企业老板。他们发财了，是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
但是他们普遍不满，交易成本越来越高，与官员勾结，但说他们吃相难看，通过移民追求安全。中小企业严重不满，税重，费多，各地敲诈勒索。国企侵占，垄断，机会越来越少。面对官员和垄断国企，他们有明显的被剥夺感。但是不敢组织反抗，一查税就死。软弱动摇，联想老板柳传志说，我始终软弱，从不动摇。
惹不起躲得起。他们个人选择的办法，移民的办法，缓解了压力，提供了替代办法，减少了正面对抗。
（数据：2012年民营企业1000多万户。投资者2000多万人，注册资本金超过31万亿，就业率80%以上。占GDP超过60%，国有企业税收占30%多，民营企业税收占60%多，投资主体主要靠民营企业。保育钧向记者介绍，从2010年开始，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份额发生重大变化。2011年民间投资第一次突破50%，2012年民间投资占62%以上，今后每年增长估计70~80%是民间投资。另外还有个体户3900多万）
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传媒知识分子几乎都是自由主义者，呼吁民主宪政。新左派影响甚小。毛左敢说，声音大，势力似乎不小，但讲不出道理来，只能在情绪方面影响底层民众。无论左右，只要是传媒、教育和法律领域的知识分子，在职业相关的自由方面都感受到明显的压制和剥夺，他们大概是中国社会最不满的群体。他们也比较了解世界上的情况，对民主宪政有更多的认可。
除了争取自身权利之外，在各级危机中，他们与官方大事化小的策略相反，通过各种传播手段扩大危机的影响，提高危机的制度意义，动员更多人群的参与，被看作麻烦制造者。
政府通过课题费拉拢了许多知识分子，与政府合作利益巨大，这是非强制性的诱导。很多人与政府属于这种关系。
七，学生。虽然中国有学生运动的传统，但六四之后受到严密控制，一直平静。每年有六百万人毕业，就业机会很不平等，要拼爹。如果经济不佳，就业困难，平等机会被剥夺的感觉就可能强化，爆发，喊出平等的口号。
以上各个民众群体，还有共同的不满。一对贪污腐败不满，二对假话空话和道德沦丧不满，三对两极分化不满，这三种不满的来源主要是官场，于是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仇官情绪，官民对立。事实上，按照中国刑法的起诉标准，有一种来自专业人士的估计说，贪官污吏的比例高达各级干部的80%.
官民双方也有共同的不满。对贪污腐败和道德沦丧的不满是共同的，对环境污染的不满更是共同的，还有，无论官民，都缺乏安全感，都认为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不能得到保障，所以王立军要跑到美国领事馆里。正是由于自由和权利不受尊重，无论是官是民，普遍感觉缺乏尊严。
上述不满，都有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质量差，价格高的性质。一旦发生动荡，抗议，经过知识分子的意义阐释，很容易指向政府，指向制度缺陷，要求改变制度，要求民主宪政。
根据对棋盘上各个行动者的利益和动向的分析，可以作出一些判断和推测：
一，无革命的迹象。除了传媒方面的知识分子之外，没有重大的群体感觉到严重剥夺。对农民的强制征地，对民营老板的税费和敲诈，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不公平，公务员升迁的不公平，其比重和强度都不足以引发三级以上的危机。在维稳体制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尤其如此。
二，但是不满普遍存在，四五级危机随时可能发生，在知识分子的阐释和网络传播的帮助下，提升到三级也有可能。
三，按照惯例，一旦发生危机，从小型到中型的让步是可以期待的。官方的策略是提前介入，把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但是，一旦危机出现，又会迅速做出让步，尽快平息事件，降低政治制度方面的意义。例如乌坎，南周，孙志刚案件，还有什坊、大连、厦门。如此积累下来，我们也会看到缓慢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可逆的。
让步积累多了，也可构成一次中级让步。未来十年可能出现诸多的三四级让步。孙志刚案件导致的取消收容审查制度，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取消新闻事先审查制度，取消农业税和特产税，已经属于高级别的制度性让步。土地制度的让步，税收制度的让步，独立司法制度的让步，甚至违宪审查制度方面的让步，都是可以期待的。
如果处理不当，出现三级危机，如四五运动或四川保路运动那样的级别，政治体制改革就可能启动。如果出现二级动荡，大让步甚至启动政改几乎是必然的。
四，经济增速下行是难以避免的。未来三年会下一个台阶，四五年后可能再下一个台阶。经济下行，财政收入会有更大幅度的下行。但是社保体系已经建立，开支是刚性的。如果财政出现危机，福利支付困难，民众向政府要福利，就可能出现四级以上的危机。如果通过印票子解决财政危机，通货膨胀加剧，出现三级甚至二级危机的概率将大大提高。或者税收加重，失业增加，三级甚至二级动荡出现的概率也将大幅度提高。总之，经济下行，财政危机将把工人和农民推入不满的阵营。
财政危机将导致维稳成本难以承受，维稳能力下降，危机升级的可能性增加。
如果在某件大事上应对出现大错，引爆危机，那么，随时可能引发政治体制的危机。
五，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迟缓，权力不受制约，扩张还可能继续，贪污腐败，垄断寻租，各种变相的抢劫，官场人员的扩张，都会导致“抢劫率”逐步提高，引发不满和危机的概率也会随之提高。治标很难控制腐败的蔓延。
六，各种危机造成的问题主要是高层内部分裂。在三级以上的危机出现的时候，内部分裂的可能性迅速增大。中国有路线斗争的传统。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要下台，要丧失权威，替代者会出现，路线斗争于是伴随着人事斗争，还可能转化为规则制度的斗争，寻求大家共同认可的解决问题的规则，这就是民主宪政上路的时机。
在危机出现的时候，体制内的条条块块都可能乘机扩张。人大，法院，政协，谁愿意当橡皮图章？中国知识分子一再呼吁建立宪政审查制度，孙志刚案件时也有启动宪政审查条款的动向。一旦人大相应外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就发生了。政府，各地政府的人大政协和法院，他们在体制内的扩张，本身都具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
官员内部有各种利益追求。理想主义者虽少，总会有的。追求青史留名的愿望更加普遍。还有正路不通，想闯新路的。还有促进平稳转型以保住安全的。这些个人，是时机合适的时候，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七，如果一切平稳，经济下行导致的问题处理得当，均衡找到了，如胡温那样平稳度过十年也有可能。镇压提前，继续维稳强化，十年不改，有可能把问题留到下一个十年。
（但是，他们虽然无政改愿望，却有做好几件大事的愿望，反腐，作风，经济发展，都不能构成历史大事。做大事的主观意图还不明了。但当局未必甘心再混十年，比上一届的政绩更差，也未必能够再维持十年。这是主观方面的可能和未知。）
八，即使这十年顺利度过，新的换届，也会挑战最高权力的传承规则。路线争论和规则制度性争论可能出现。
九，即使各种危机都应对过去了，中国经济的增速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之间总要降下来，财政的好日子总要过去，那时国有资产的瓜分也差不多了，油水越来越少，麻烦越来越多，失业增加，财政危机，穷人要福利，富人抗税，内外危机越来越多，这时候，官僚集团会追求剩余的最大利益，就是财产和生命安全，他们会形成共识，以此为转型条件，开出和平转型的高价，在权力的控制下向民主宪政过渡。
2013年3月
2014年4月12日星期六
温克坚：政治精英和社会运动
经过多年观念交锋和辨析，在中国支持自由和民主的人群中，堂而皇之的素质论已经比较少见，但各种改头换面的精致的素质论还是屡见不鲜，比如指责公众缺乏正义感，指责公众不作为等等，尤其在特定事件中这种论调依旧十分流行。在这里，需要重复韦伯那句名言：一个国家的落后是精英的落后，而精英落后的标志就是指责民众的素质。
对素质论的否定，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区别精英群体和公众角色的异同，精英群体和公众角色最大的不同其实是公众大部分时候对政治是无感的，冷漠的，甚少卷入的群体，而政治精英，是把政治当成一门主要兴趣甚至是职业的人群，反过来也可以说，任何严肃对待政治事务的个体，也都可以成为政治精英。在社会运动和政治转型过程中，这种角色感更加关键。
政治精英如果不能有恰当的角色感，就会缺乏政治担当，丧失改变政治制度的勇气，使得那些敌视自由，践踏人权的政治制度可以持续存在。正如张雪忠先生说的，“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许多自由主义者一边宣扬自由的理念，一边又将政治视为畏途，或是以清高的姿态置身于政治之外，他们应该扪心自问，如果连最理解，最相信自由主义的人，都不愿通过政治行动把它变为政治现实，那还能指望谁去这样做？如果热爱自由的人总是远离政治，那他们得到的结果，就是遭受敌视自由者的统治。”
因为知识结构和视野，政治精英对未来趋势演变会有更早的感知，因此也会有更早的参与和投入。参与政治转型的精英往往由知识分子、律师、媒体人、草根抗争领袖等构成，这个精英群体的出现，某种意义上，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是对社会演变趋势的一种表征。精英个体的影响力只是入场券，真正要发挥作用的是多个精英形成的一个阵营，或者是一个明确的结构，这种政治精英结构将在一系列社会变迁剧目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精英群体的基本任务是借助各种场景，把各种政治矛盾，各种政治冲突通过政治担当表现出来。在不同制度环境下，这种角色差异巨大。在威权国家，出于对风险的考虑和回避，大部分政治精英往往沉溺于一些过往的剧目，比如启蒙，比如观念之争，他们迟迟不肯切换到政治对弈的角色中来。基于趋利避害的理性考虑，大部分政治精英也都有搭便车的心态，希望等到一个更安全的时机，再全力投入。克服恐惧，放弃犬儒心态是政治精英们必须要过的一个心理关口。
经济自由化，观念更新和僵化体制同时存在的社会情境，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运动正在如泉水般涌动，政治精英不但需要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而且要在关键时候提供领导力。考察一百多个国家的转型过程，人们看到转型剧目没有定式，变化层出不穷，但除了像不丹等极少数国家的转型方式之外，大部分国家的转型，其中必然会有的一幕是大规模公众在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广场聚集，向独裁者示威，要求推翻非民主政体。有诸多因素催化了这个场景的出现，其中一些是偶发事件，比如自然灾害、治理灾难等等，这种事件往往是由怨恨和愤怒情绪主导的，参与公众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只有精英结构的存在，使得他们可以往社会运动中注入政治元素，通过政治话语对运动进行再导向，逼迫威权体制进行政治上的回应，确保社会运动取得政治上的价值。一场社会运动，如果两三天之内不能有效的转化为政治诉求，这场运动基本上就是回天乏力了。对于执政者来说，同样的是，在非政治性的社会运动中妥协和退让是可以承受的，因为这并不会根本性的颠覆威权体制，为了化解社会压力，威权体制会快速的祭出替罪羊，给予虚假承诺，从而消解社会运动的压力。
因此这就需要民间政治精英和执政者争取对运动的表征和塑造能力。通常来说，体制的妥协和退让是对民意的重大刺激，参与者会共享一种成就感，他们之前的忐忑不安和恐惧，此刻会一扫而光。如果这个时候精英结构能快速提升诉求层级，把政治议题注入，这就是精英群体推动的剧目升级，这个时候，可能形成对社会更大的刺激，能卷入更多的人群。25年前的64运动，就可以看到这种明显轨迹的变化。
在必要的时候，政治精英群体还需要领导运动的退出。如果反复评估下来，特定的社会运动无法对抗当局的镇压，社会运动面临失败。那么政治精英就审时度势，领导运动退出。社会运动场景中，长期聚合在一个群体之下，群体的集体意象已经在个体当中确立，很少有人愿意此刻偷偷的溜之大吉。但是不容否定的是，个体内心的孤独和恐惧感已经十分浓厚，往往需要通过更刺激的方式来对抗这种恐惧感，这个时候，群体渐渐失去理智，群体绝望之下，会有一种宁死不屈的英雄豪迈感，因此精英结构必须通过恰当的宏大叙述来抚慰公众情绪，确立抗争价值，然后宣布胜利，埋下伏笔，结束运动，可以把群体运动的退出变为某种象征性胜利的盛大仪式。
即使在实质意义上，某次社会运动失败了，但是如果精英群体如果能有效把人群带离，一方面保存了实力，避免了无谓的人员伤亡和牺牲，另外也让强硬派的镇压失去借口，失去对象，使得强硬派的存在价值降低；二来也会重新刺激威权体制内部的温和派力量的高涨，使得他们有机会重新出来主导局面；三是向更广泛的社会宣示实力和形象，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群体，这是一个能有效动员和管理的群体。
政治精英和社会运动的结合，其实质是巩固精英群体和大众的一种精神纽带，简单的说，就是要把一个分散的群体转变为一群有着明确身份认同的内群体，要让群体共享愿景，感受群体亲密和温情，形成一种归属感。而就社会后果来说，一个成功的运动是社会运动最好的广告，而一个失败的运动将撒下长期的阴影，甚至清空多年的社会积累，新的精英和新的运动必须重新从零起步。因此精英群体的参与和角色自觉是十分关键的。
上述这种精英群体和社会运动的互动结构，当然是理想化的，但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是可以通过多次实践达到的。
社会民众运动当然并不是凭空起来的，其推进过程中也会产生和运动进程相对应的组织和意见领袖，他们可能是受害者家属，利益相关者，或者道义领袖，但这些领袖往往缺乏对政治事务细致的思考，未必十分清晰社会运动本身和政治制度变化的关联，因此诉求有限，等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他们就无法有效的给运动提供领导，这是他们自己也十分清楚的感受。但是如果在他们的视野里，事先不存在一群有威望的，有社会影响力的政治精英，那么他们就无法让渡这种政治角色，他们被迫扮演一个他们没有准备好扮演的角色，这个过程中角色偏离和扭曲就正常不过了，也因此会给运动带来伤害，也浪费了很多宝贵的转型机会。
只有提前亮相的一群政治精英能填补这个角色空缺。这个提前亮相的政治精英群体，往往是经过良好教育，有清晰理念的群体，他们的社会身份包括大学教授、作家、知名律师、媒体人、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中产阶层等等，他们建构的话语体系是启蒙的主要场域，他们的存在本身是社会土壤松动的表征。不过这些积极的社会变化也会误导精英本身，以为可以通过社会的自然演变，以为可以凭借所谓非政治的政治形态，自然的就从威权过度到民主体制。和这种幻觉相伴随的是一系列理论，包括改革、改良主义、渐进论、社会建设论、非政治的政治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放在其各自对应的情景中，都有价值，但是必须要明确的是，这些都不是政治变革的替代品，政治问题必须要政治化解决。
因此社会再怎么发育，经济再怎么增长，公民社会再怎么壮大，都是为了一场政治决斗进行铺垫，这是维护威权体制的力量和要求民主变革的力量之间的决斗，政治决斗不一定是暴力的，但却不可能是双赢的，这只能是一场零和游戏，要么维护威权体制的力量胜利了，要么民主派胜利了，没有中间状态。也因此，这场决斗其实十分残酷，如果民主派没有赢得这场决斗，那么结果就是暴政继续存在，亿万民众福祉受到威胁。 因此有志于推动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精英，必须有对结果负责的坚定意志，必须尽一切努力赢得这场决战。
精英结构虽然很难形成，但在大规模社会运动到来之际，精英个体可以明确自己的风险承担指数，自然的形成一种分工和协同。有最大意愿和最大风险承受能力的细分人群，去做那些最有挑战性的议题，也就是体制设立的禁忌和红线，比如政治组织，象征性的抗议，影子政府，而其他次级风险承受者，则给他们提供后援，传播他们的思想，向公众宣讲他们的存在，这必须是一个长期而反复做的过程，政治信号的传递必须依赖一定的密度和频率，才能有效的穿透传播障碍，打破公众的认知阈值，让他们形成某种明确的角色感知。借助科技和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传播效率大大提升，一般的政治行为都能及时有效的传递到大量关注公共事务民众。总之，民主化转型虽然充满风险，困难重重，但这是一个给社会带来巨大回报的事业，值得政治精英们付出所有的智慧和精力。
大转型时代，只有政治精英群体把握好这种角色自觉，并持续扮演好这个角色，这才是民主化过程中的不变的模式，才会最终导出民主制度。
2014年1月26日初稿，4月3日修订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12/2014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9654
对素质论的否定，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区别精英群体和公众角色的异同，精英群体和公众角色最大的不同其实是公众大部分时候对政治是无感的，冷漠的，甚少卷入的群体，而政治精英，是把政治当成一门主要兴趣甚至是职业的人群，反过来也可以说，任何严肃对待政治事务的个体，也都可以成为政治精英。在社会运动和政治转型过程中，这种角色感更加关键。
政治精英如果不能有恰当的角色感，就会缺乏政治担当，丧失改变政治制度的勇气，使得那些敌视自由，践踏人权的政治制度可以持续存在。正如张雪忠先生说的，“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许多自由主义者一边宣扬自由的理念，一边又将政治视为畏途，或是以清高的姿态置身于政治之外，他们应该扪心自问，如果连最理解，最相信自由主义的人，都不愿通过政治行动把它变为政治现实，那还能指望谁去这样做？如果热爱自由的人总是远离政治，那他们得到的结果，就是遭受敌视自由者的统治。”
因为知识结构和视野，政治精英对未来趋势演变会有更早的感知，因此也会有更早的参与和投入。参与政治转型的精英往往由知识分子、律师、媒体人、草根抗争领袖等构成，这个精英群体的出现，某种意义上，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是对社会演变趋势的一种表征。精英个体的影响力只是入场券，真正要发挥作用的是多个精英形成的一个阵营，或者是一个明确的结构，这种政治精英结构将在一系列社会变迁剧目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精英群体的基本任务是借助各种场景，把各种政治矛盾，各种政治冲突通过政治担当表现出来。在不同制度环境下，这种角色差异巨大。在威权国家，出于对风险的考虑和回避，大部分政治精英往往沉溺于一些过往的剧目，比如启蒙，比如观念之争，他们迟迟不肯切换到政治对弈的角色中来。基于趋利避害的理性考虑，大部分政治精英也都有搭便车的心态，希望等到一个更安全的时机，再全力投入。克服恐惧，放弃犬儒心态是政治精英们必须要过的一个心理关口。
经济自由化，观念更新和僵化体制同时存在的社会情境，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运动正在如泉水般涌动，政治精英不但需要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而且要在关键时候提供领导力。考察一百多个国家的转型过程，人们看到转型剧目没有定式，变化层出不穷，但除了像不丹等极少数国家的转型方式之外，大部分国家的转型，其中必然会有的一幕是大规模公众在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广场聚集，向独裁者示威，要求推翻非民主政体。有诸多因素催化了这个场景的出现，其中一些是偶发事件，比如自然灾害、治理灾难等等，这种事件往往是由怨恨和愤怒情绪主导的，参与公众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只有精英结构的存在，使得他们可以往社会运动中注入政治元素，通过政治话语对运动进行再导向，逼迫威权体制进行政治上的回应，确保社会运动取得政治上的价值。一场社会运动，如果两三天之内不能有效的转化为政治诉求，这场运动基本上就是回天乏力了。对于执政者来说，同样的是，在非政治性的社会运动中妥协和退让是可以承受的，因为这并不会根本性的颠覆威权体制，为了化解社会压力，威权体制会快速的祭出替罪羊，给予虚假承诺，从而消解社会运动的压力。
因此这就需要民间政治精英和执政者争取对运动的表征和塑造能力。通常来说，体制的妥协和退让是对民意的重大刺激，参与者会共享一种成就感，他们之前的忐忑不安和恐惧，此刻会一扫而光。如果这个时候精英结构能快速提升诉求层级，把政治议题注入，这就是精英群体推动的剧目升级，这个时候，可能形成对社会更大的刺激，能卷入更多的人群。25年前的64运动，就可以看到这种明显轨迹的变化。
在必要的时候，政治精英群体还需要领导运动的退出。如果反复评估下来，特定的社会运动无法对抗当局的镇压，社会运动面临失败。那么政治精英就审时度势，领导运动退出。社会运动场景中，长期聚合在一个群体之下，群体的集体意象已经在个体当中确立，很少有人愿意此刻偷偷的溜之大吉。但是不容否定的是，个体内心的孤独和恐惧感已经十分浓厚，往往需要通过更刺激的方式来对抗这种恐惧感，这个时候，群体渐渐失去理智，群体绝望之下，会有一种宁死不屈的英雄豪迈感，因此精英结构必须通过恰当的宏大叙述来抚慰公众情绪，确立抗争价值，然后宣布胜利，埋下伏笔，结束运动，可以把群体运动的退出变为某种象征性胜利的盛大仪式。
即使在实质意义上，某次社会运动失败了，但是如果精英群体如果能有效把人群带离，一方面保存了实力，避免了无谓的人员伤亡和牺牲，另外也让强硬派的镇压失去借口，失去对象，使得强硬派的存在价值降低；二来也会重新刺激威权体制内部的温和派力量的高涨，使得他们有机会重新出来主导局面；三是向更广泛的社会宣示实力和形象，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群体，这是一个能有效动员和管理的群体。
政治精英和社会运动的结合，其实质是巩固精英群体和大众的一种精神纽带，简单的说，就是要把一个分散的群体转变为一群有着明确身份认同的内群体，要让群体共享愿景，感受群体亲密和温情，形成一种归属感。而就社会后果来说，一个成功的运动是社会运动最好的广告，而一个失败的运动将撒下长期的阴影，甚至清空多年的社会积累，新的精英和新的运动必须重新从零起步。因此精英群体的参与和角色自觉是十分关键的。
上述这种精英群体和社会运动的互动结构，当然是理想化的，但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是可以通过多次实践达到的。
社会民众运动当然并不是凭空起来的，其推进过程中也会产生和运动进程相对应的组织和意见领袖，他们可能是受害者家属，利益相关者，或者道义领袖，但这些领袖往往缺乏对政治事务细致的思考，未必十分清晰社会运动本身和政治制度变化的关联，因此诉求有限，等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他们就无法有效的给运动提供领导，这是他们自己也十分清楚的感受。但是如果在他们的视野里，事先不存在一群有威望的，有社会影响力的政治精英，那么他们就无法让渡这种政治角色，他们被迫扮演一个他们没有准备好扮演的角色，这个过程中角色偏离和扭曲就正常不过了，也因此会给运动带来伤害，也浪费了很多宝贵的转型机会。
只有提前亮相的一群政治精英能填补这个角色空缺。这个提前亮相的政治精英群体，往往是经过良好教育，有清晰理念的群体，他们的社会身份包括大学教授、作家、知名律师、媒体人、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中产阶层等等，他们建构的话语体系是启蒙的主要场域，他们的存在本身是社会土壤松动的表征。不过这些积极的社会变化也会误导精英本身，以为可以通过社会的自然演变，以为可以凭借所谓非政治的政治形态，自然的就从威权过度到民主体制。和这种幻觉相伴随的是一系列理论，包括改革、改良主义、渐进论、社会建设论、非政治的政治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放在其各自对应的情景中，都有价值，但是必须要明确的是，这些都不是政治变革的替代品，政治问题必须要政治化解决。
因此社会再怎么发育，经济再怎么增长，公民社会再怎么壮大，都是为了一场政治决斗进行铺垫，这是维护威权体制的力量和要求民主变革的力量之间的决斗，政治决斗不一定是暴力的，但却不可能是双赢的，这只能是一场零和游戏，要么维护威权体制的力量胜利了，要么民主派胜利了，没有中间状态。也因此，这场决斗其实十分残酷，如果民主派没有赢得这场决斗，那么结果就是暴政继续存在，亿万民众福祉受到威胁。 因此有志于推动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精英，必须有对结果负责的坚定意志，必须尽一切努力赢得这场决战。
精英结构虽然很难形成，但在大规模社会运动到来之际，精英个体可以明确自己的风险承担指数，自然的形成一种分工和协同。有最大意愿和最大风险承受能力的细分人群，去做那些最有挑战性的议题，也就是体制设立的禁忌和红线，比如政治组织，象征性的抗议，影子政府，而其他次级风险承受者，则给他们提供后援，传播他们的思想，向公众宣讲他们的存在，这必须是一个长期而反复做的过程，政治信号的传递必须依赖一定的密度和频率，才能有效的穿透传播障碍，打破公众的认知阈值，让他们形成某种明确的角色感知。借助科技和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传播效率大大提升，一般的政治行为都能及时有效的传递到大量关注公共事务民众。总之，民主化转型虽然充满风险，困难重重，但这是一个给社会带来巨大回报的事业，值得政治精英们付出所有的智慧和精力。
大转型时代，只有政治精英群体把握好这种角色自觉，并持续扮演好这个角色，这才是民主化过程中的不变的模式，才会最终导出民主制度。
2014年1月26日初稿，4月3日修订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12/2014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9654
2014年4月6日星期日
温克坚：论政治转型中的暴力
【 民主中国首发 】时间: 4/6/2014
温克坚：论政治转型中的暴力
友人张大军在微信中发了一段话：“中国和平转型的概率为零，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在这一事实判断基础上，朝野双方必然越来越激进化，敌我意识日渐浓烈，小清新和捣糨糊的中间灰色地带将同时被朝野双方鄙视。儒家的中庸之道与道家的审美之意将被法家的冷酷独断与兵家的悲壮惨烈取代，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中国资本主义的狂欢时代已经解释了，与世界的关系也将发生巨变，是狮子还是狗熊要拉出来溜溜才知道。”
大军前些年是民间各种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这些年翻译了不少政治转型方面的书籍，对政治转型显然有他独到的体悟。上述论断，由于缺乏语境交代，容易引发歧义，但其中含有深刻的洞见，尤其是对极化情境中政治过程的论断，我大体上是赞同的。不过对大军提到的和平转型概率为零，我确实不甚认同，因此想延伸开来做些辨析。
对中国来说，天鹅绒式的和平政治转型，当然是一种奢望。政治转型过程中夹杂着一定程度的暴力，社会为政治转型付出一定的代价，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无论如何，以任何理由推迟转型，社会都将会付出更多代价。当下，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执政者早已失去转型意愿和主导权，他们本身就是转型最大的障碍。民间政治参与者必须提供转型动力，承担政治转型主导权，借鉴众多国家的转型经验和智识，降低转型阵痛，为宪政民主制度的巩固奠定基础。
人性最基本的特征是对暴力的恐惧，而不是对暴力的推崇。社会越向现代演进，这种特征就越明显。只有在长期绝望正常救济渠道都堵死的情况下，人们才会诉诸暴力行为来宣泄愤怒。虽然如此，在后极权体系控制下，即使社会矛盾激烈，怨恨普遍，也只会表现为零星的泄愤或骚乱行为，民间社会并没有能力组织和实施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通常来说，只有掌权者才有能力制造大规模政治暴力。
对任何掌权者来说，依靠暴力维持秩序都是成本最高的不可持续的方式，因此，只要有可能，掌权者也会尽量用怀柔或者暴力威慑而不是真实的暴力来维护秩序，只有在面对失去权力的威胁时候，可能牺牲掌权者根本利益的时候，他们才会不惜动用国家暴力机器。
不过当掌权者面临失去权力的威胁的时候，意味着公共舞台上已经出现强大的竞争性力量，如果这个竞争过程导致原有政权倒塌，那么这种力量同样强大到可以替代原有政权提供基本的社会秩序，这在逻辑上回答了很多人“如果没有XXX，将会天下大乱”的那种毫无必要的担忧。
当然，这种强大的竞争性力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各种社会力量反复动员的结果，这意味这各种潜在的力量都已经被唤醒，并以某种方式在场，这个时候，往往意味着原本就不是铁板一块的体制开始分化，各种政治投机盛行，专制体制已经不再共享一个单一坚定意志，可以毫无顾忌的使用国家暴力。到关键时刻，掌权者是否会铤而走险，当然有一定的偶然性，后果也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但通常来说，在后极权时代，掌权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权威格局不稳定，特定掌权者试图以个人意志来主导庞大国家机器采取暴力措施，其可能性是不断下降的。在全球化时代，国际道义力量的约束力也更强，暴力镇压的负面代价也更加巨大。
虽然历史会通过一个个典型事件来叙述，但真实的政治变迁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典型事件和其之前的众多小事件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辛亥革命表征了中国从皇权专制王朝向近代共和国的政治转型过程，但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系列观念传播，路线论战，流血起义，都是政治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中国正在进行中的转型来说，未来可能会以某个标志性事件为契机，进行快速的政治剧目的转换。但前后几代人的抗争都是真实过程的一部分，25年前的血并不会白流，他们一直以某种方式在场，某种意义上，这个社会已经为政治转型支付了巨大的成本，承受了政治暴力的代价，由此积累的社会舆论和道义压力，让执政者一直处于守势，他们不敢认领暴力镇压的荣誉，并以各种方式强迫遗忘这场悲剧。几十年之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体制内部矛盾更加深刻，很难想象，掌权者还有机会再进行一次暴力的反动。
不同的权力结构也会对掌权者的选择空间造成影响，在这点上，党国体制和个人独裁体制的政治后果略有差别，像利比亚，叙利亚和朝鲜这种国家，独裁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家国体制，朕即国家，专制体制的倒塌往往意味着独裁者的死亡命运，没有退出机制。而党国体制下，体制和掌权者不是必然一体，体制垮台，但可以给威权领导人留下一道窄门，就看他们是否能及时转身。这点，苏东转型过程中，掌权者的不同命运提供了明显的例证。
转型过程中另一个暴力高发区间是，转型大幕刚拉开时候，参与爆炸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这个阶段，不同观念不同利益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会有短暂的冲突。但总的来说，各种不同社会力量，都对未来前景有某种期待和想象，精英群体之间面临重建制度共识的挑战。而在共识重建过程中，公众会真正体会到公民的价值和尊严，会为能参与国家事务而兴奋，他们的道德情感往往会被激活，这个时候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往往空前强大，这是对暴力行为最好的防御。
共识重建虽然极度困难，但并非必然走向死胡同。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到了21世纪，和政治架构有关的各种主义之间的竞争基本有了结果，民主制度成为唯一的赢家，未来的政治共识必然基于民主制度而展开，只要有一个基本共识，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就是逐步收敛的一种震荡，不会转化为大规模的暴力。
当然，政治转型期间的暴力是一个无法充分分析和预判的问题，但转型必然带来大规模暴力的刻板认知显然是不合理的。而要预防和降低未来的无序和暴力，要诀之一就是当下社会的组织化努力。
2014年3月29日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6/2014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9524
温克坚：论政治转型中的暴力
友人张大军在微信中发了一段话：“中国和平转型的概率为零，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在这一事实判断基础上，朝野双方必然越来越激进化，敌我意识日渐浓烈，小清新和捣糨糊的中间灰色地带将同时被朝野双方鄙视。儒家的中庸之道与道家的审美之意将被法家的冷酷独断与兵家的悲壮惨烈取代，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中国资本主义的狂欢时代已经解释了，与世界的关系也将发生巨变，是狮子还是狗熊要拉出来溜溜才知道。”
大军前些年是民间各种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这些年翻译了不少政治转型方面的书籍，对政治转型显然有他独到的体悟。上述论断，由于缺乏语境交代，容易引发歧义，但其中含有深刻的洞见，尤其是对极化情境中政治过程的论断，我大体上是赞同的。不过对大军提到的和平转型概率为零，我确实不甚认同，因此想延伸开来做些辨析。
对中国来说，天鹅绒式的和平政治转型，当然是一种奢望。政治转型过程中夹杂着一定程度的暴力，社会为政治转型付出一定的代价，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无论如何，以任何理由推迟转型，社会都将会付出更多代价。当下，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执政者早已失去转型意愿和主导权，他们本身就是转型最大的障碍。民间政治参与者必须提供转型动力，承担政治转型主导权，借鉴众多国家的转型经验和智识，降低转型阵痛，为宪政民主制度的巩固奠定基础。
人性最基本的特征是对暴力的恐惧，而不是对暴力的推崇。社会越向现代演进，这种特征就越明显。只有在长期绝望正常救济渠道都堵死的情况下，人们才会诉诸暴力行为来宣泄愤怒。虽然如此，在后极权体系控制下，即使社会矛盾激烈，怨恨普遍，也只会表现为零星的泄愤或骚乱行为，民间社会并没有能力组织和实施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通常来说，只有掌权者才有能力制造大规模政治暴力。
对任何掌权者来说，依靠暴力维持秩序都是成本最高的不可持续的方式，因此，只要有可能，掌权者也会尽量用怀柔或者暴力威慑而不是真实的暴力来维护秩序，只有在面对失去权力的威胁时候，可能牺牲掌权者根本利益的时候，他们才会不惜动用国家暴力机器。
不过当掌权者面临失去权力的威胁的时候，意味着公共舞台上已经出现强大的竞争性力量，如果这个竞争过程导致原有政权倒塌，那么这种力量同样强大到可以替代原有政权提供基本的社会秩序，这在逻辑上回答了很多人“如果没有XXX，将会天下大乱”的那种毫无必要的担忧。
当然，这种强大的竞争性力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各种社会力量反复动员的结果，这意味这各种潜在的力量都已经被唤醒，并以某种方式在场，这个时候，往往意味着原本就不是铁板一块的体制开始分化，各种政治投机盛行，专制体制已经不再共享一个单一坚定意志，可以毫无顾忌的使用国家暴力。到关键时刻，掌权者是否会铤而走险，当然有一定的偶然性，后果也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但通常来说，在后极权时代，掌权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权威格局不稳定，特定掌权者试图以个人意志来主导庞大国家机器采取暴力措施，其可能性是不断下降的。在全球化时代，国际道义力量的约束力也更强，暴力镇压的负面代价也更加巨大。
虽然历史会通过一个个典型事件来叙述，但真实的政治变迁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典型事件和其之前的众多小事件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辛亥革命表征了中国从皇权专制王朝向近代共和国的政治转型过程，但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系列观念传播，路线论战，流血起义，都是政治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中国正在进行中的转型来说，未来可能会以某个标志性事件为契机，进行快速的政治剧目的转换。但前后几代人的抗争都是真实过程的一部分，25年前的血并不会白流，他们一直以某种方式在场，某种意义上，这个社会已经为政治转型支付了巨大的成本，承受了政治暴力的代价，由此积累的社会舆论和道义压力，让执政者一直处于守势，他们不敢认领暴力镇压的荣誉，并以各种方式强迫遗忘这场悲剧。几十年之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体制内部矛盾更加深刻，很难想象，掌权者还有机会再进行一次暴力的反动。
不同的权力结构也会对掌权者的选择空间造成影响，在这点上，党国体制和个人独裁体制的政治后果略有差别，像利比亚，叙利亚和朝鲜这种国家，独裁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家国体制，朕即国家，专制体制的倒塌往往意味着独裁者的死亡命运，没有退出机制。而党国体制下，体制和掌权者不是必然一体，体制垮台，但可以给威权领导人留下一道窄门，就看他们是否能及时转身。这点，苏东转型过程中，掌权者的不同命运提供了明显的例证。
转型过程中另一个暴力高发区间是，转型大幕刚拉开时候，参与爆炸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这个阶段，不同观念不同利益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会有短暂的冲突。但总的来说，各种不同社会力量，都对未来前景有某种期待和想象，精英群体之间面临重建制度共识的挑战。而在共识重建过程中，公众会真正体会到公民的价值和尊严，会为能参与国家事务而兴奋，他们的道德情感往往会被激活，这个时候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往往空前强大，这是对暴力行为最好的防御。
共识重建虽然极度困难，但并非必然走向死胡同。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到了21世纪，和政治架构有关的各种主义之间的竞争基本有了结果，民主制度成为唯一的赢家，未来的政治共识必然基于民主制度而展开，只要有一个基本共识，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就是逐步收敛的一种震荡，不会转化为大规模的暴力。
当然，政治转型期间的暴力是一个无法充分分析和预判的问题，但转型必然带来大规模暴力的刻板认知显然是不合理的。而要预防和降低未来的无序和暴力，要诀之一就是当下社会的组织化努力。
2014年3月29日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6/2014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9524
2014年2月14日星期五
孙立平：改革进程遭遇转型逻辑
孙立平：改革进程遭遇转型逻辑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14日 转载）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孙立平
东莞事件也许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整个社会变革开始分化为改革与转型两个进程。而东莞事件表明的是，改革进程正在遭遇转型逻辑。
这个遭遇，首先是两个隐喻性象征的遭遇。这两个象征，一个是央视，代表着权力或体制。一个是失足少女，隐喻着底层或社会。前者，占据着体制位置赋予的道德制高点；而后者，在主流的道德观念中，则一直是道德堕落的象征。
当央视高调曝光东莞扫黄的时候，两个隐喻性的象征相遇了。结果似乎是完全出乎意料甚至匪夷所思的。这种相遇导致了有人戏称的“南娼起义”。一时之间，网络上满屏的“东莞挺住”、“东莞不哭”、“天佑东莞”、“出卖灵魂的远没有出卖肉体的干净”。而自由派知识分子，几乎整体上占到了东莞一边。
当然，这一切的发生，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基本的社会背景是业已形成的社会中的对抗与分裂：央视义正辞严的扫黄镜头被当成体制的象征，蹲地抱头掩面的失足少女被想像成了被压迫被欺凌的底层。这种对抗的隐喻，决定了央视扫黄舆情的基本面。加上舆论对央视符号的习惯性不满，还有官场性乱象的传闻引发的民怨，借此一并爆发。
然而，如果仅此而已，仍然可以说，这只是过去数年中类似过程的一次重演。但我认为，这一次的意义远非如此。
首先从“公知集体挺黄”说起。毋庸讳言，公知，如果这个概念是特指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话，可以说公知在这次事件中集体站到了东莞一边，确切地说是占到了扫黄的对象一边。事实上也不仅仅是公知，网络中大部分舆论，也是这样的基本立场。然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置于表达陷阱当中，对央视所象征的公权力的不满，必须用一种反道德的方式来言说。这当然很容易授人以柄了，于是有人说，公知挺黄是一招臭棋。但其实这都是表面的现象，其间是以隐喻方式进行抗争的难以言传的苦衷。在我看来，人们所要表达的与其说是对弱者的同情，不如说是对公权力的反感；与其说是掉进道德的陷阱，不如说是被挤到粪坑里后所进行“草泥马”式的反抗。
这种反抗的缘由，是对近来改革过程的失望甚至绝望。应当说，从去年5月反宪政的逆流，到网络大V的不断被整肃和封杀，迎来了中国思想界的冰河期。从更长一点的时间脉络说，思想界对改革经历了一个从期待到幻灭的过程。这个过程，促成了部分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放弃对改革的期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态度。但这种放弃和不合作并不完全是一种消极的回应。实际上所开启的是另外一个过程，即基于社会力量的转型过程。或者说，是在放弃对改革的积极介入的同时，以社会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变革。
当然，知识人本身并没有如此大的力量。更深的基础是社会本身的变化。去年我就开始不断重复一句话，即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而老百姓已经不是原来的老百姓。社会已经明显地变了。使得这种变化成为可能的是网络。在非网络的时代，舆论的封杀，就可以将抗争的力量消灭于无形。但在网络的时代，这已经不可能。事实上，从对反宪政逆流的回击开始，社会的力量就以网络的方式，进行了顽强的抗争。这种抗争的结果是空前的，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学者，无论左右，用自己的真名字来写反宪政的文章。这种反抗甚至也影响到了上层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而对于这一次的东莞事件，由于事情就是这么样的一种事情，表达的空间实际上是很狭小的。由于正经的主张往往是与揶揄、嘲讽、谩骂等搅和在一起，似乎整个事情呈现的是一种污秽的画面。但如果拂去语言的泡沫，其矛头所指是非常明确的。即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在这里就是性交易不被“入罪”的诉求，谴责和抑制公权力对私生活的介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不仅仅是以前人们常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由这种力量推动的不同于官方发起的改革过程的社会转型过程。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来自社会的转型逻辑与另一个变革的过程，即官方发起的改革过程相遇了。因为这次人们所抨击的并不是一种抽象的静态的公权力，而是公权力的一次运作，而这个运作又是与改革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人们对东莞扫黄的内幕有种种的猜测。但我不愿意过多地从权斗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情，我更愿意把这次举动，看作是新的领导层改造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推进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指出，央视这次报道直指东莞色情业背后的政商勾结，目标是盘根错节的权力庇护以及部分的腐败官员。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的过程遭遇了转型的逻辑。
也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差异。如果是在上一次改革过程中，这样事情很容易定位和解读。因为那时候，中国只有一个变革的过程，即由执政者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过程，通行的逻辑是上下一致，是上下的合力。甚至即使是体制外和体制边缘的变革者，也是努力用自己的行动，去配合这种改革。因为如果不配合，意味着是给改革打横炮。而这一次，人们看到的情形不一样了。现在人们看到的是两个变革过程，是这两个过程的互动，甚至转型的过程可能会影响改革的进程。
历史的逻辑已经不一样了。
当然，我们期待的是这两个变革过程之间的良性互动。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14日 转载）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孙立平
东莞事件也许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整个社会变革开始分化为改革与转型两个进程。而东莞事件表明的是，改革进程正在遭遇转型逻辑。
这个遭遇，首先是两个隐喻性象征的遭遇。这两个象征，一个是央视，代表着权力或体制。一个是失足少女，隐喻着底层或社会。前者，占据着体制位置赋予的道德制高点；而后者，在主流的道德观念中，则一直是道德堕落的象征。
当央视高调曝光东莞扫黄的时候，两个隐喻性的象征相遇了。结果似乎是完全出乎意料甚至匪夷所思的。这种相遇导致了有人戏称的“南娼起义”。一时之间，网络上满屏的“东莞挺住”、“东莞不哭”、“天佑东莞”、“出卖灵魂的远没有出卖肉体的干净”。而自由派知识分子，几乎整体上占到了东莞一边。
当然，这一切的发生，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基本的社会背景是业已形成的社会中的对抗与分裂：央视义正辞严的扫黄镜头被当成体制的象征，蹲地抱头掩面的失足少女被想像成了被压迫被欺凌的底层。这种对抗的隐喻，决定了央视扫黄舆情的基本面。加上舆论对央视符号的习惯性不满，还有官场性乱象的传闻引发的民怨，借此一并爆发。
然而，如果仅此而已，仍然可以说，这只是过去数年中类似过程的一次重演。但我认为，这一次的意义远非如此。
首先从“公知集体挺黄”说起。毋庸讳言，公知，如果这个概念是特指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话，可以说公知在这次事件中集体站到了东莞一边，确切地说是占到了扫黄的对象一边。事实上也不仅仅是公知，网络中大部分舆论，也是这样的基本立场。然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置于表达陷阱当中，对央视所象征的公权力的不满，必须用一种反道德的方式来言说。这当然很容易授人以柄了，于是有人说，公知挺黄是一招臭棋。但其实这都是表面的现象，其间是以隐喻方式进行抗争的难以言传的苦衷。在我看来，人们所要表达的与其说是对弱者的同情，不如说是对公权力的反感；与其说是掉进道德的陷阱，不如说是被挤到粪坑里后所进行“草泥马”式的反抗。
这种反抗的缘由，是对近来改革过程的失望甚至绝望。应当说，从去年5月反宪政的逆流，到网络大V的不断被整肃和封杀，迎来了中国思想界的冰河期。从更长一点的时间脉络说，思想界对改革经历了一个从期待到幻灭的过程。这个过程，促成了部分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放弃对改革的期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态度。但这种放弃和不合作并不完全是一种消极的回应。实际上所开启的是另外一个过程，即基于社会力量的转型过程。或者说，是在放弃对改革的积极介入的同时，以社会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变革。
当然，知识人本身并没有如此大的力量。更深的基础是社会本身的变化。去年我就开始不断重复一句话，即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而老百姓已经不是原来的老百姓。社会已经明显地变了。使得这种变化成为可能的是网络。在非网络的时代，舆论的封杀，就可以将抗争的力量消灭于无形。但在网络的时代，这已经不可能。事实上，从对反宪政逆流的回击开始，社会的力量就以网络的方式，进行了顽强的抗争。这种抗争的结果是空前的，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学者，无论左右，用自己的真名字来写反宪政的文章。这种反抗甚至也影响到了上层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而对于这一次的东莞事件，由于事情就是这么样的一种事情，表达的空间实际上是很狭小的。由于正经的主张往往是与揶揄、嘲讽、谩骂等搅和在一起，似乎整个事情呈现的是一种污秽的画面。但如果拂去语言的泡沫，其矛头所指是非常明确的。即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在这里就是性交易不被“入罪”的诉求，谴责和抑制公权力对私生活的介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不仅仅是以前人们常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由这种力量推动的不同于官方发起的改革过程的社会转型过程。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来自社会的转型逻辑与另一个变革的过程，即官方发起的改革过程相遇了。因为这次人们所抨击的并不是一种抽象的静态的公权力，而是公权力的一次运作，而这个运作又是与改革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人们对东莞扫黄的内幕有种种的猜测。但我不愿意过多地从权斗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情，我更愿意把这次举动，看作是新的领导层改造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推进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指出，央视这次报道直指东莞色情业背后的政商勾结，目标是盘根错节的权力庇护以及部分的腐败官员。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的过程遭遇了转型的逻辑。
也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差异。如果是在上一次改革过程中，这样事情很容易定位和解读。因为那时候，中国只有一个变革的过程，即由执政者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过程，通行的逻辑是上下一致，是上下的合力。甚至即使是体制外和体制边缘的变革者，也是努力用自己的行动，去配合这种改革。因为如果不配合，意味着是给改革打横炮。而这一次，人们看到的情形不一样了。现在人们看到的是两个变革过程，是这两个过程的互动，甚至转型的过程可能会影响改革的进程。
历史的逻辑已经不一样了。
当然，我们期待的是这两个变革过程之间的良性互动。
2013年7月14日星期日
李伟东：中国过去10年培养了7种反对力量
作者 肖曼
2013年7月14日
曾经是中国体制内的一份敢言媒体《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的李伟东先生，近年来成为在微博等媒体发表政治评论并引发关注的“冬眠熊”。从体制内媒体的老总，到拥有众多微博粉丝的“明星”，李伟东先生以他贯通体制内外的逻辑分析和独特语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中国会不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习近平上台半年来，国内外追踪讨论的焦点话题。
在上一次听众之音节目中，李伟东先生谈了他对习近平上台半年来的观察，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对习李体制半年来的作为进行点评。李伟东先生首先指出：中国的政治经济两个领域最近的发展出现不同调门和左右不同的两个方向，李克强大力推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但在政治领域，习近平推出的“路论”，“梦论”，“鞋论”和“三个自信”等等说法，却显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倾向。这一方面说明“习李体制”尚未形成，也说明在习近平的政改理念中，并无普世价值这一应有之意。习近平的政改目的无非是“完善加强改善党的领导”。
这之后，李伟东先生分析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内在原因就是：习近平要保证的是整个共产党的执政和未来十年总体上的平稳。他们深思熟虑地就是要走一条国家主义加民族主义的道路。说到底就是德国日本30年代崛起之路，李伟东先生把它描绘成是“国家社会主义之路”，或者叫做“红色帝国之路”。习近平认为“红色帝国之路”是能够走通的，他的理由也断断续续地说了出来：主要是：中国经济总体力量的强大，坐稳经济老二的地位，把日本远远抛在后面，就可以在中共100年时，让民族主义熏陶下的中国人感到他们已经实现民族复兴梦，就会忘记中共历史上的错误。习近平想画出一条从毛泽东到他本人执政，这100年中共历史的圆圈，以“一俊遮掩百丑”。
李伟东先生认为“红色帝国之路”是走不通的，根本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中国劳动低成本造成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正在受到一些更后发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产品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内需老也提高不上来的原因是中国存在七八亿人口的底层消费者，他们没有医保，没有社保，没有工资，甚至没有住房和未来的任何安全保障。他们不得不拼命的存钱，减少消费。而中产阶级以上的富人，该消费的已经达到某种饱和状态，没有办法再往下走了。要想扩大底层的消费，必须要想办法改变分配结构，而分配结构带来两极分化的原因恰恰是权贵资本，高度的国有垄断，红二代全面控制国有企业带来权贵资本主义，这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没有一轮针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你的内需就扩大不了。不能改变分配结构，扩大不了内需，这个经济上增长的圈就画不圆，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将是非常紧张悲哀的，极有可能出现极严重的问题，一切都卡在政治体制上，但他不想动，则是出于太子党红二代的共识。为了说明在中国推行宪政的紧迫性，李伟东先生还指出最近10年来中国培养了至少7种新的反对力量，问题十分严重。下面就请听这方面的内容：
“乱”这件事，在中国是隐性的，因为处在一种高度弹压状态，稍稍有一点放松，这个“乱”就会发生。因为各种积怨太多了，又没有发泄渠道，所以就越来越用一种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无论从新疆到前段时间烧公共汽车的那个人，都是极端事件。你不让有一个正常顺畅的渠道来表达，包括发泄某种情绪，就会挤兑出大量的极端事件。这种极端事件未来还会逐渐增多起来，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高度弹压的结果。表面上没有乱，但内部是一种高压锅的状态，这比其他国家要严重。
中国这10年培养了7种新发展出来的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都是以往所不存在的，都是这些年维稳和高压弹压导致的。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适当化解的话，也是习近平中国梦走不下去的重要原因。这七种反对力量会逐渐联合起来，可能能够爆发一场低烈度的辛亥革命。
第一是这些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三无农民，最大的估计数字是六千万，少说也有三千万。三无农民就是没有土地，没有房基地，房子也被拆了，又没有工作。整个流民的主体部分是他们，这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了，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处在社会最底层，艰难地生活。这部分人要改变自己处境的动力是非常大的，只不过他们是农民阶层，没有组织。一旦被其他组织，其他政治势力所裹挟，这部分人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农民的农二代，完全没有良好教育，跟着父母奔波，一会儿家乡，一会儿城市，受尽欺凌的农二代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
第二是近年军队的退转军人问题非常多，复转以后的待遇问题都没有解决。他们成建制地找原来的团长营长，举行抗议活动，这种势头也非常大，也是不可小看的。
第三拨力量是宗教反对力量，你看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地下教会和宗教组织，也包括民间的佛教道教组织，这些年也都是受到高度打压。已经慢慢变成和现在的社会对抗的力量。
第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势力，新疆西藏，这我就不用多说。这些年来由于弹压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
第五，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强拆，各种各样的法律官司冤案以及下岗补偿不足带来的浮在社会中间层的上访人员，他们的量也非常大。他们和第一拨的农民有部分重合，但又不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全国各地的人数也是非常多的。开放网络上访后，一夜之间网络就瘫痪了。积累了这么多的冤假错案，而且至今迟迟不能解决。像河北的聂树斌案，大家反复在呼吁，贺卫方在呼吁，网上微博上到处都在呼吁，然后就是不解决，绕来绕去就是不解决。
第六，我认为有一两千万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充分就业，所谓充分就业，按照共产党讲的马克思理论，“工人阶级的简单再生产”来分析，马克思当年19世纪的时候就说：工人的简单再生产是可以生一两个孩子，可以租得起房子，养得起老婆，老婆基本不用工作的。如果低于这个就是萎缩性再生产，如果高于这个标准就是扩大再生产。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你现在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四五年后，能不能娶得起老婆？能不能租得起房子？能不能养得起孩子？基本都做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些人是新兴的80后，90后人员，网络技术很好，现代意识很强。未来会形成很大的，像茉莉花革命中那样的冲击力量，成为它的主体。
第七种就是知识分子，没有哪一朝代能把左右两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得罪了。现在没有知识界的人说他好，说他好的知识界全是拍马屁的。除了拍马屁的少数人之外，整个知识界，左翼说他不好，右翼也说他不好。一个执政当局居然让整个知识界都批评他，而且持续批评的力度越来越强，这前所未有。而知识界在总体上代表社会的良知，社会的良心，和社会前进的内在真正动力。现在都跟他背道而驰。
对于中国知识界被官方收买的说法，李伟东先生回答说：
总体上不是这样的，虽然表面上看是被收买了，但这次他一反宪政，就触动了所有的底线，各界都出来开始反对。表面上这几年可以不跟他争，不跟他讲，不跟他吵，官方愿意说什么就说，知识界可以“犬儒化”，闷头不讲。但当他把底牌亮出来反宪政的时候，网上一片反对声，差不多把天下儒生都惹反了。
对于习近平的政治资本还有多少的问题，李伟东先生表示：习近平的政治资本还有，他刚刚上来，党政军大权在握，但第一轮受到严重挫折，他上台执政亮相刚刚三个月，蜜月期就过去了，他亮出来的这些东西让很多人大失所望。他下一步会不会根据这种局面做适当调整，我们需要再观察。我也不能把人看死了，他主动变革，适应历史潮流的能力和机会都是存在的，下一步需要观察。
2013年7月12日星期五
12岁埃及少年痛陈推翻穆尔西原因视频走红中国网络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近日，一段名为“12岁埃及少年谈政治”的视频走红中国社交网络。在这段视频中，这位名为阿里·艾哈迈德的初一男生“痛批”埃及现状，谈笑风生，网友直呼他是“当总统的料”。据《潇湘晨报》的综合报道，这段视频虽然出现在当下埃及乱局之时，但实际上却是去年10月所录制的，正值穆尔西意图“扩权”之时。由于近期全世界对埃及局势的高度关注，这段视频的点击率也直线上升。
在视频中，阿里·艾哈迈德指出，现在埃及存在着社会不公、政治丑恶、宪法反复、妇女歧视以及政教勾结等问题，他称自己要求真正的人民宪法和男女平等，并表示自己经常倾听人民的声音，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这位埃及少年 还用精辟的语言来概括推翻穆尔西的原因称，“别拿80条好法规搀上20条毁灭国家的坏法规来忽悠我”。《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称，对于对埃及局势并不太了解的人来说，这段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wNjMzNzc2.html）倒是个不错的简明介绍。
这段视频由埃及媒体ElWady于去年10月在首都开罗录制，就在当年底，总统穆尔西通过新宪法声明扩大了权力，这份声明规定，总统有权任命总检察长，所有总统声明、法令及决定在新宪法颁布和新议会选出前都是最终决定，任何方面无权更改。对此，中东媒体人萨拉撰文指出，穆尔西“扩权”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埃及民众对他的看法，也直接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其执政。
对此，有分析人士感慨说，这段视频不知是否经过剪辑或者有大人的指点发挥，如果真是这位12岁少年发自内心的声音，那么真的令人惊讶和刮目相看。他对政治的熟悉程度，与他稚嫩的脸庞及幼小的年龄非常不相称。有网友说他是“当总统的料”，确实所言不虚，从这个孩子身上人们看到了“埃及梦”。就这样的话题，别说同样找个12岁的中国少年，就是找若干个成年人，恐怕也很难有那样精辟的见解。
作者老徐时评的文章说，他们即使有见解，恐怕也不敢在公众场合说出来；即使敢说出来，也不可能传播出去，因为没有媒体平台敢让这种东西传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官媒这几天一直在连篇累牍地评论，说埃及的民主进程失败了。其实，说真的，埃及的民主进程尚未开始，或者说刚刚开始，现在下结论就说失败恐怕还为时尚早。
二十多年前，我们就曾嘲笑过前苏联的民主，现在闭嘴了；十多年前我们又曾嘲笑台湾的民主，如今也闭嘴了。现在又开始嘲笑埃及了。要知道，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是从专制极权中走出，奔向民主自由的，尽管一路上磕磕绊绊，却始终无悔无怨。这种大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与此同时，另外一条新闻也引发热议：中国近七成的高考状元恐怕已经“流失”海外。
他们在国内完成本科学业后，选择在国内直接就业或创业的比较少，大多数人继续出国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学成归国的仅占少数。每年高考一过，状元就热了，对精英的有意识追捧，使社会对高考状元的关注持续高温。其实，这种氛围才是当政者所乐意看到的。把孩子们都按在学校里，让他们有做不完的题、考不完的试、争不完的排名，哪有闲功夫去像那位12岁的埃及少年那样去忧国忧民？
老徐时评的文章又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如果这位“12岁埃及少年谈政治”的视频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怀疑埃及的未来呢？我们也期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够在关注学业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公民权利。
综上所述，知名余晓平的点评说，从视频里得知，这孩子所知道的都是来自报纸和网络，看来中国的长城防火墙起到了非凡的作用。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埃及很乱，其实抗日的时候日本人也在维稳，捣乱太有必要了。
2013年3月10日星期日
何频：习近平有没有政治改革方案？
2013年3月10日星期日
习近平会进行政治改革吗？他有没有政治改革方案？
如果习近平拒绝政治改革，中国会发生政变、革命吗？
如果既不政改，也没有发生政变，中国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政改：有压力没动力
很多人不理解的是：毛泽东将中国折腾得国弱民穷，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充当所谓“毛粉”呢？他们仅仅只是因今天社会不公平而逆反吗？
其实，道理和现在很多人讚扬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使中国国力变得强大是一样的：你要让所有人能洞察政治的迷雾，是不可能的。
不同的在於，“毛粉”更多的只是一种意见表达，而“经济改革”却是真真实实的国策在运行。对“毛粉”，人们看到的往往是荒唐，而忽视其隐藏的异议意义；对“经济改革”，人们看到的往往是现实“成果”，而忽视其可怕的历史遗祸。
事实上，邓小平在1992南巡重启之后的“经济改革”，和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的“经济改革”有了根本的区别.
1989年之前的“经济改革”，是对毛泽东错误的纠正，释放的是被毛泽东禁锢的人民基本生存权利，激活的是人民对国家振兴的热情，如果没有用坦克将人民的希望碾碎，很难相信今天中国政治尚未进行转型。
六四之后的“经济改革”，是对邓小平错误的维护，进行的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财富转移，造成了社会永久性的不公平、难以修复的道德黑洞，却使中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权，权贵成为世界上最快速致富的集团.这个时候的“改革”，只是用正义包装了罪恶，甚至使罪恶变得更强大。
这样的“经济改革”怎么不会得到官员们的支持？成本由国民支付，代价由国民承担，利益却由官员及其亲友承接，国民又分得了多少“红利”？十个普通百姓家庭的收入，有一个普通官员家庭收入高吗？多少普遍夫妻只能蜗居，又有几个处长科长没有数套空房？一个科长的年收入可活十年，一个处长的年收入可活二十年，一个厅长的年收入可活一辈子，一个省长的年收入可活几辈子，一个国家领导人“没有收入”也永远没有生存的问题。
这样一批官员，怎么可能有动力进行“政治改革”？形象的说法是，经济改革是得利，是分肉吃，把老百姓养大的猪杀掉分给权贵们；政治改革呢，是分权，是将权力分出一部份还给老百姓，等於要官员们将自己身上的肉割出来。
中共一些官员为什么又要口喊“政治改革”呢？有的是因为胆识、远见，有的是心虚、做秀。
尽管中共权贵们一副不可一世的派头，但他们感受到：人民的怨恨是真切的，国际社会的鄙视是存在的、官场内部的倾轧是止不住的……不进行政治改革，不使中国政治走上文明轨道，政权及其权贵们就永远不可能有安全感。
但是，现在这些压力远不足迫使习近平推动政治改革，不少权贵仍然存在侥倖心理，仍然相信维稳会稳住一段时间，即使船沉灭，自己也有机会逃生。
另一方面，凭今天中南海的幕僚团队，也拿不出政治改革方案。事实上，中共并没有能提供创造性想法的幕僚，只有理论奴仆、政策刀吏、诠释官僚。
中国今天所积累的问题，远比六四事件前更複杂和严重，政治改革不但会遭遇到权贵集团的抵制，而且凝聚体制外的力量也变得很不容易，积累的问题一旦引爆，一定时间内不排除出现失控的连锁反应。
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习近平会启动政治改革：除了发生某件中共传统手法应付不了的突发大事件，就是习近平拥有非比寻常的雄才大略和道德勇气，敢於为历史承担个人风险。
从习近平现在的公开言行中，尚不能作出判断。体制内政治人物左右摇摆，是生存之术也是政治技巧。所以，无论习近平是倡导“四菜一汤”，还是首巡广东，是做中国复兴梦，还是喊毛泽东思想，在他没有动真格的时候，都不必当回事。
政变或革命：意料之中的意外
尽管有人发出了警报，多数人并不相信政变、革命在未来几年内会发生。
一，军队是政变的核心力量，军权在中国政治生态中也被认为是神秘、关键的力量。其实，军权只是党的领袖用来威慑政治对手的，将领本身并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没有野心走上执政前台。所以，用不着被那套美式将军服吓倒，中共的将领们现在几乎没人可擅动一个连队；更不必说那些在电视上戏说战争的将校，他们可能手下没有一个班的兵力。
二，中共维稳系统对全国实行了特务化、公开化、法西斯化、网络化的多维性控制，针对任何政治的异动，都有预设方案和实行措施。这使得异议分子极难集结，零星活动很快被打压下去。
三，金钱是硬道理。尽管资源耗尽、环境恶化，中共仍会促使经济保持一定程度增长，因为金钱可以培植和巩固权贵、扩大施恵面，软化民众政治热情、吸引国际政客商贾.
四，中共建立了一种独特的世袭制，新的领导团队出现，总是给人新的幻想、期待，不断转移人们的政治视线。等到这届班子任期结束了也没有实质性的举措时，总是可以找到一堆似是而非的理由，同时又可以马上寄望於下届人物。
五，1989年六四事件遭遇重挫之后，相当多的知识精英放弃现实道德责任却举起了理想道德旗帜：理性。与此关联的研究成果是：“暴力革命是使中国现代化夭折的恶源”，从而达成了“反革命”的共识。
烽火未灭就喊解甲归田，可以标榜成高尚的境界。其实，没有感性的理性只是一种精明的算计，后果也非常清楚：这些年，知识精英中谁敢鼓吹街头抗议活动？而每年几万宗具有规模的群众反抗活动中，除了个别勇敢的维权律师，可以看到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参加吗？（《明镜月刊》37期）
何频：习近平有没有政治改革方案？
《明镜月刊》何频
习近平会进行政治改革吗？他有没有政治改革方案？
如果习近平拒绝政治改革，中国会发生政变、革命吗？
如果既不政改，也没有发生政变，中国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政改：有压力没动力
很多人不理解的是：毛泽东将中国折腾得国弱民穷，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充当所谓“毛粉”呢？他们仅仅只是因今天社会不公平而逆反吗？
其实，道理和现在很多人讚扬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使中国国力变得强大是一样的：你要让所有人能洞察政治的迷雾，是不可能的。
不同的在於，“毛粉”更多的只是一种意见表达，而“经济改革”却是真真实实的国策在运行。对“毛粉”，人们看到的往往是荒唐，而忽视其隐藏的异议意义；对“经济改革”，人们看到的往往是现实“成果”，而忽视其可怕的历史遗祸。
事实上，邓小平在1992南巡重启之后的“经济改革”，和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的“经济改革”有了根本的区别.
1989年之前的“经济改革”，是对毛泽东错误的纠正，释放的是被毛泽东禁锢的人民基本生存权利，激活的是人民对国家振兴的热情，如果没有用坦克将人民的希望碾碎，很难相信今天中国政治尚未进行转型。
六四之后的“经济改革”，是对邓小平错误的维护，进行的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财富转移，造成了社会永久性的不公平、难以修复的道德黑洞，却使中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权，权贵成为世界上最快速致富的集团.这个时候的“改革”，只是用正义包装了罪恶，甚至使罪恶变得更强大。
这样的“经济改革”怎么不会得到官员们的支持？成本由国民支付，代价由国民承担，利益却由官员及其亲友承接，国民又分得了多少“红利”？十个普通百姓家庭的收入，有一个普通官员家庭收入高吗？多少普遍夫妻只能蜗居，又有几个处长科长没有数套空房？一个科长的年收入可活十年，一个处长的年收入可活二十年，一个厅长的年收入可活一辈子，一个省长的年收入可活几辈子，一个国家领导人“没有收入”也永远没有生存的问题。
这样一批官员，怎么可能有动力进行“政治改革”？形象的说法是，经济改革是得利，是分肉吃，把老百姓养大的猪杀掉分给权贵们；政治改革呢，是分权，是将权力分出一部份还给老百姓，等於要官员们将自己身上的肉割出来。
中共一些官员为什么又要口喊“政治改革”呢？有的是因为胆识、远见，有的是心虚、做秀。
尽管中共权贵们一副不可一世的派头，但他们感受到：人民的怨恨是真切的，国际社会的鄙视是存在的、官场内部的倾轧是止不住的……不进行政治改革，不使中国政治走上文明轨道，政权及其权贵们就永远不可能有安全感。
但是，现在这些压力远不足迫使习近平推动政治改革，不少权贵仍然存在侥倖心理，仍然相信维稳会稳住一段时间，即使船沉灭，自己也有机会逃生。
另一方面，凭今天中南海的幕僚团队，也拿不出政治改革方案。事实上，中共并没有能提供创造性想法的幕僚，只有理论奴仆、政策刀吏、诠释官僚。
中国今天所积累的问题，远比六四事件前更複杂和严重，政治改革不但会遭遇到权贵集团的抵制，而且凝聚体制外的力量也变得很不容易，积累的问题一旦引爆，一定时间内不排除出现失控的连锁反应。
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习近平会启动政治改革：除了发生某件中共传统手法应付不了的突发大事件，就是习近平拥有非比寻常的雄才大略和道德勇气，敢於为历史承担个人风险。
从习近平现在的公开言行中，尚不能作出判断。体制内政治人物左右摇摆，是生存之术也是政治技巧。所以，无论习近平是倡导“四菜一汤”，还是首巡广东，是做中国复兴梦，还是喊毛泽东思想，在他没有动真格的时候，都不必当回事。
政变或革命：意料之中的意外
尽管有人发出了警报，多数人并不相信政变、革命在未来几年内会发生。
一，军队是政变的核心力量，军权在中国政治生态中也被认为是神秘、关键的力量。其实，军权只是党的领袖用来威慑政治对手的，将领本身并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没有野心走上执政前台。所以，用不着被那套美式将军服吓倒，中共的将领们现在几乎没人可擅动一个连队；更不必说那些在电视上戏说战争的将校，他们可能手下没有一个班的兵力。
二，中共维稳系统对全国实行了特务化、公开化、法西斯化、网络化的多维性控制，针对任何政治的异动，都有预设方案和实行措施。这使得异议分子极难集结，零星活动很快被打压下去。
三，金钱是硬道理。尽管资源耗尽、环境恶化，中共仍会促使经济保持一定程度增长，因为金钱可以培植和巩固权贵、扩大施恵面，软化民众政治热情、吸引国际政客商贾.
四，中共建立了一种独特的世袭制，新的领导团队出现，总是给人新的幻想、期待，不断转移人们的政治视线。等到这届班子任期结束了也没有实质性的举措时，总是可以找到一堆似是而非的理由，同时又可以马上寄望於下届人物。
五，1989年六四事件遭遇重挫之后，相当多的知识精英放弃现实道德责任却举起了理想道德旗帜：理性。与此关联的研究成果是：“暴力革命是使中国现代化夭折的恶源”，从而达成了“反革命”的共识。
烽火未灭就喊解甲归田，可以标榜成高尚的境界。其实，没有感性的理性只是一种精明的算计，后果也非常清楚：这些年，知识精英中谁敢鼓吹街头抗议活动？而每年几万宗具有规模的群众反抗活动中，除了个别勇敢的维权律师，可以看到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参加吗？（《明镜月刊》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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