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5日星期六
2015年5月26日星期二
抗日根据地老乡们所讲的地雷战
作者：MZXTD
当年下乡在太行山老抗日根据地，从此离开革命教科书去看世界。
刚开始，为所见的“落后”现象感到吃惊。知青之间交换的信，多有这类感觉。报怨本社本队的贫下中农“觉悟太低”，“根本就不能和大寨比”等等。慢慢地，才发觉其实是自己的预期太高，高到脱离了现实。在城里当学生时被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根本就是组织上编造的幻景。中国农村的情况，说白一点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大寨大队那种典型是人为拔高起来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很可能也不具有真实性。而我们自己看到地方才是现实的中国农村。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你总得接受现实。日久天长，也就习惯了老乡们的质朴风格了。开初听那些庄稼汉们夹杂着下流话的交谈时还有点难为情。到后来连自己的谈话也不知不觉变得粗野起来。回城后一段时间里说话还不时会“走火”，直到上了大学后才渐渐恢复了斯文态。
老抗日根据地农民说话粗且直，不太懂政治规矩。所以他们的言论经常缺乏城里老师或者干部们那种政治上的正确性。比如谈到村里某“坏分子”的反动言行时，老乡们总不能够正确地表现出“无产阶级义愤”来。而是嘻嘻哈哈地，多少还有些佩服他的样子。据说那“坏分子”抗拒交公粮的任务，竟当面问公社干部：北京金銮殿里那毛小子一年交多少？结果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无情打击。但老乡们并不恨他，反倒觉得他仗义。
因为是抗日老根据地，所以还有机会听到许多革命教科书上所没有提到的非革命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地雷战。
话题是由电影“地雷战”引出来的。我们村是公社所在地，每年县电影队会来放几回电影。届时乡亲们总是扶老携幼扛着凳子夹着褥子等前往观看。因为那年月里多数电影都成了“毒草”，所以电影队放来放去就那幺几部片，国产片大体就是“老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看得次数多了，大人孩子都会背电影里的台词。有些台词还成了全民性的常用语。我上大学时听美国之音广播，竟听到那美国佬周幼康也会说“反正各村都有自己的高招”。可见“老三战”影响力已经越出了国界。
老三战的情节也是哙炙人口的。“地雷战”里的许多情景至今仍然栩栩如生。党的历史教科书也不时提到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地道战，地雷战的英勇事迹，以此证明党是积极抗日的，而且还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然而，在抗日战争时亲手玩过地雷的老乡们说起来，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谁也不待见那个物件”，这是提起“地雷战”话头后的第一句评论。“不待见”在这里是讨厌的意思。从没有听到村里任何一个老乡对地雷战表示过好感。有人还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感情。为什幺？只因为“地雷净害老百姓”。
获得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禁雷运动组织曾用数字向世人证明：地雷杀死的平民远远多于军人。其实太行山的农民们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知道这个事实了，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表达而已。
老乡们很懂地雷的：地雷总要埋在人走的道上吧，那条道咱们男女老少骡马牛羊天天要走好几趟，鬼子们十天半月也不定来一回，你说它炸谁？埋雷的干部也非常难，白天是不能埋的，只好头晚上埋，天亮前起出来。每天傍黑后，干部就得挨家挨户问，看看还有谁出了村还没回来。直到弄清都回来或者出去的人今晚不回来了，才敢出去把雷埋下。回来后也不敢睡死。因为勤劳的中国农民五更天甚至四更天就想起来出去干活，所以你得起的更早才能赶在乡亲们之前把雷起出来。有位长辈记得他有一天睡误了，醒来一看天已亮，吓得连鞋也没穿就往村外猛跑，脚被扎得满是血。幸亏那天下雨，没有早起出村的人，才没有出事。而其他村就发生过把早起的农民炸死，把夜里外出请医生的人炸伤的事。
埋雷得罪乡亲，没人愿意干。但八路军就要你干，党员干部就只好执行。八路让埋雷，并不是为了保护乡亲，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地雷响等于报警，八路就可以及时转移。而鬼子是凶狠的。要是炸了他们的人，他们就把周围几个村子都给点火烧了。每到这个时候八路又总是躲的无影无踪。老乡们怎能不埋怨？他们又气又怕，有时就把火发在本村的党员身上。有一次八路把邻村的维持会长毙了。鬼子出来报复，路过我们村时把临街的一排房子也给点了。鬼子过去后老乡们出来救火，却故意不帮干部的家，只有几个党员们互相帮着救，结果损失非常惨。摆弄地雷者自己的命也时常悬在半空。那时的地雷很杂，不少来自美国苏联等国。八路里能看懂洋文的人极少，而村里的干部甚至连汉字也识不了几个。没有经过认真训练，凭个大概就开始摆弄。那些地雷需要经常埋下又起出来，一不当心就出事。尤其是有的雷半夜里被野兽趟过一脚却没有炸，雷弦已经拉出一多半，你去起雷时稍碰一碰就可能炸。外村就有人这样不明不白地送了命。
整个抗战期间，那一带地区没听说哪个鬼子被地雷消灭，倒是老乡和民兵被伤了不少。有的人甚至讲，没炸死鬼子倒好，要不惹来鬼子报复，还不定多遭多少罪咧。
自古以来有大量历史和文学作品记录战祸给普通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杜甫的三吏三别就是一个典型。凡有人类良知的作家都不可能漠视平民百姓在战火蹂躏下的悲惨生活。凡稍有人性的政府也懂得尽量不要扰民伤民。而共产洋教集团从来以钢铁般的意志冷对人民大众的疾苦。在他们心里，党的政权利益高于一切，凡是对本党夺权护权有利的，无论要牺牲多少人民的性命也要毫不犹豫去办。在党的文艺作品中，决不能消极地去反映人民为本党所付出的代价。而必须突出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必须把人民教育得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价值，只懂得当好革命的螺丝钉。所以，“地雷战”那种电影里的“群众”不愁吃穿，不思种地打柴，不用起早摸黑赶集跑买卖，没有伤病急症需要半夜请医抓药等等。总之他们全没了个人的疾苦，全免了自家的烦恼，整整齐齐的一批党的棋子，认认真真为党活着为党献身。
这就是中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
原载《北京之春》2002年11月号
当年下乡在太行山老抗日根据地，从此离开革命教科书去看世界。
刚开始，为所见的“落后”现象感到吃惊。知青之间交换的信，多有这类感觉。报怨本社本队的贫下中农“觉悟太低”，“根本就不能和大寨比”等等。慢慢地，才发觉其实是自己的预期太高，高到脱离了现实。在城里当学生时被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根本就是组织上编造的幻景。中国农村的情况，说白一点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大寨大队那种典型是人为拔高起来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很可能也不具有真实性。而我们自己看到地方才是现实的中国农村。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你总得接受现实。日久天长，也就习惯了老乡们的质朴风格了。开初听那些庄稼汉们夹杂着下流话的交谈时还有点难为情。到后来连自己的谈话也不知不觉变得粗野起来。回城后一段时间里说话还不时会“走火”，直到上了大学后才渐渐恢复了斯文态。
老抗日根据地农民说话粗且直，不太懂政治规矩。所以他们的言论经常缺乏城里老师或者干部们那种政治上的正确性。比如谈到村里某“坏分子”的反动言行时，老乡们总不能够正确地表现出“无产阶级义愤”来。而是嘻嘻哈哈地，多少还有些佩服他的样子。据说那“坏分子”抗拒交公粮的任务，竟当面问公社干部：北京金銮殿里那毛小子一年交多少？结果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无情打击。但老乡们并不恨他，反倒觉得他仗义。
因为是抗日老根据地，所以还有机会听到许多革命教科书上所没有提到的非革命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地雷战。
话题是由电影“地雷战”引出来的。我们村是公社所在地，每年县电影队会来放几回电影。届时乡亲们总是扶老携幼扛着凳子夹着褥子等前往观看。因为那年月里多数电影都成了“毒草”，所以电影队放来放去就那幺几部片，国产片大体就是“老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看得次数多了，大人孩子都会背电影里的台词。有些台词还成了全民性的常用语。我上大学时听美国之音广播，竟听到那美国佬周幼康也会说“反正各村都有自己的高招”。可见“老三战”影响力已经越出了国界。
老三战的情节也是哙炙人口的。“地雷战”里的许多情景至今仍然栩栩如生。党的历史教科书也不时提到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地道战，地雷战的英勇事迹，以此证明党是积极抗日的，而且还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然而，在抗日战争时亲手玩过地雷的老乡们说起来，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谁也不待见那个物件”，这是提起“地雷战”话头后的第一句评论。“不待见”在这里是讨厌的意思。从没有听到村里任何一个老乡对地雷战表示过好感。有人还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感情。为什幺？只因为“地雷净害老百姓”。
获得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禁雷运动组织曾用数字向世人证明：地雷杀死的平民远远多于军人。其实太行山的农民们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知道这个事实了，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表达而已。
老乡们很懂地雷的：地雷总要埋在人走的道上吧，那条道咱们男女老少骡马牛羊天天要走好几趟，鬼子们十天半月也不定来一回，你说它炸谁？埋雷的干部也非常难，白天是不能埋的，只好头晚上埋，天亮前起出来。每天傍黑后，干部就得挨家挨户问，看看还有谁出了村还没回来。直到弄清都回来或者出去的人今晚不回来了，才敢出去把雷埋下。回来后也不敢睡死。因为勤劳的中国农民五更天甚至四更天就想起来出去干活，所以你得起的更早才能赶在乡亲们之前把雷起出来。有位长辈记得他有一天睡误了，醒来一看天已亮，吓得连鞋也没穿就往村外猛跑，脚被扎得满是血。幸亏那天下雨，没有早起出村的人，才没有出事。而其他村就发生过把早起的农民炸死，把夜里外出请医生的人炸伤的事。
埋雷得罪乡亲，没人愿意干。但八路军就要你干，党员干部就只好执行。八路让埋雷，并不是为了保护乡亲，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地雷响等于报警，八路就可以及时转移。而鬼子是凶狠的。要是炸了他们的人，他们就把周围几个村子都给点火烧了。每到这个时候八路又总是躲的无影无踪。老乡们怎能不埋怨？他们又气又怕，有时就把火发在本村的党员身上。有一次八路把邻村的维持会长毙了。鬼子出来报复，路过我们村时把临街的一排房子也给点了。鬼子过去后老乡们出来救火，却故意不帮干部的家，只有几个党员们互相帮着救，结果损失非常惨。摆弄地雷者自己的命也时常悬在半空。那时的地雷很杂，不少来自美国苏联等国。八路里能看懂洋文的人极少，而村里的干部甚至连汉字也识不了几个。没有经过认真训练，凭个大概就开始摆弄。那些地雷需要经常埋下又起出来，一不当心就出事。尤其是有的雷半夜里被野兽趟过一脚却没有炸，雷弦已经拉出一多半，你去起雷时稍碰一碰就可能炸。外村就有人这样不明不白地送了命。
整个抗战期间，那一带地区没听说哪个鬼子被地雷消灭，倒是老乡和民兵被伤了不少。有的人甚至讲，没炸死鬼子倒好，要不惹来鬼子报复，还不定多遭多少罪咧。
自古以来有大量历史和文学作品记录战祸给普通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杜甫的三吏三别就是一个典型。凡有人类良知的作家都不可能漠视平民百姓在战火蹂躏下的悲惨生活。凡稍有人性的政府也懂得尽量不要扰民伤民。而共产洋教集团从来以钢铁般的意志冷对人民大众的疾苦。在他们心里，党的政权利益高于一切，凡是对本党夺权护权有利的，无论要牺牲多少人民的性命也要毫不犹豫去办。在党的文艺作品中，决不能消极地去反映人民为本党所付出的代价。而必须突出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必须把人民教育得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价值，只懂得当好革命的螺丝钉。所以，“地雷战”那种电影里的“群众”不愁吃穿，不思种地打柴，不用起早摸黑赶集跑买卖，没有伤病急症需要半夜请医抓药等等。总之他们全没了个人的疾苦，全免了自家的烦恼，整整齐齐的一批党的棋子，认认真真为党活着为党献身。
这就是中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
原载《北京之春》2002年11月号
2014年9月24日星期三
真实历史令人不堪回首
2014-09-12 实时路况直播间
.jpg)
七十年过去了，有谁知道八路军的狼牙山五壮士和国民党军中条山八百壮士相比太微不足道了。忻口会战失败后，日军进攻中条山，国军以伤亡27000人的代价阻隔十万日军于西北之外，战役中，由于弹尽粮绝，八百衣衫褴褛的十七八岁陕西籍国军士兵被逼到悬崖边，他们砸毁枪支，面朝陕西方向，跪天、跪地、跪父母，高唱秦腔、宁死不降，全体跳入滚滚黄河。何等的惊天地泣鬼神？就连身后追杀的日军都为之震撼，纷纷放下枪支，列队敬礼。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被吹的神乎其神的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其实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而平型关战役又是整个第二战区太原会战的一部分，没有阎锡山第二战区的配合，哪来的所谓“大捷”？而所谓的大捷也不过才是打掉日本人一个一千多人的运输车队而已。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第一次全歼日本重装师团的战役是万家岭大捷？有谁知道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军曾在昆龙关全歼日军精锐第五师团？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总计歼敌13万人，给日军沉重打击的三次长沙会战是国军几大战区在蒋介石统一指挥下协调完成的？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徐州会战中，国军士兵在缺乏反坦克武器的情况下，不得已一次次的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成建制的向敌人坦克发起冲锋？在与敌坦克肉搏中，官兵只能攀爬坦克，用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向车里投掷，或同归于尽，作战之勇敢与牺牲之惨烈，笔难尽述，以至于会战结束后，身经百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视察战场时，面对铺天盖地的阵亡将士尸体，竟至情绪崩溃，跪倒在地，失声痛哭！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期间战线最长的会战是武汉会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曾经上演了一场规模仅次于英德伦敦空战的武汉大空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国母宋美玲为鼓舞官兵士气，五次赶赴武汉前线，差点被日本人炸死？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人中国人知道在当年的武汉大空战中，国民党军队击落日军飞机78架，击沉日军舰艇23艘？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想起，武汉市民不是躲进防空洞，而是争相爬上屋顶，想看看日本飞机是如何被一架架击落的……
七十年过去了，大家只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却不知道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其中就包括蒋介石（1931年）和蒋百里（1936年）毛只是在借鉴后加以改进而已（1938年）。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想过，为什么作为中流砥柱的共产党领袖在抗战期间除了一篇论持久战和几次讲话外几乎没有其他作为？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次抗战前线，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发出过这样的疑问：55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帅们除了和国民党在历次内战中的丰功伟绩以外都很少有抗战的经历。而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个个与小日本刺刀见红过。（说的漂亮真的不等于干的漂亮）
七十年过去了，在大陆的主流媒体和教科书上，没有把抗日战争的所有战役完整的介绍过一次，甚至连起码的大事记也没有。只是反复推崇一些共产党领导下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这游击队，那武工队的。
有谁知道在电影《南征北战》中，被描述成恶贯满盈的张灵普实际上是国军著名抗日英雄？他曾在长沙会战中，夜夺张古峰，身先士卒，血战三天三夜，被炸掉一条腿，后来被人称为独腿将军，他所指挥的美械74师被称为王牌军。
七十年过去了，有谁知道，在上海，蒋介石动员了全国70万军队，发动了著名的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多月。有谁知道在会战中，国军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国军超过半数的团职以上军官以身殉国，国民政府为补充战损而五次发布全国动员令。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战术思想以及装备水平的落后，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淞沪会战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场会战也极大的消耗了日军的战争能力，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也为上海的工厂设备和资本向西转移赢得宝贵的三个月时间。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最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不是叶挺的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新一军曾经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10余万人。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向孙立人询问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活埋，以后都这样办。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李向阳和他的游击队是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编出来的？真正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军队是国军的委员长卫队。这支军队使用德军的装备，有德军教官指导。在南京雨花台，委员长卫队的两个营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一共只有六个甲种师团），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25 米长的阵地，要面对50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士兵，但最后的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常德保卫战中，国军74军57师的8000名官兵，在阻击10万日军15天之久后，最后只有200人能够战斗。
师长发出了74军57师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卑职率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这份珍贵的电报原稿现在保存于台湾。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重庆有17家军工厂在敌机轰炸下坚持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以金陵军工厂为例，抗战期间共生产迫击炮7000门、重机枪1.8万挺、步枪28万支、手榴弹30万枚、炸药包20万个。
七十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8.15日本投降日对于我们这个百年来饱受屈辱的国家意味着什么？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日军投降书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我们只宣传9.18日军侵华，而不宣传8.15日军投降？不让国民看看日军投降书难道仅仅是因为文书中多次出现：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或者是因为受降落款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等字样吗？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区最高司令长官是蒋介石？要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不是靠小米加步枪，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的赢的。它是动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后才最终打赢的。整个战争期间，国民党陆军有三百二十多万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民党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飞机被击落。国民党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以至于后来在重庆庆祝抗战胜利的游行中，组织者竟然找不到一个完整的成建制海军单位，最后只找到几十名散落各地的原海军人员和一些退役的海军老兵。就这样，这些七拼八凑起来的、历经九死一生的海军人员满含热泪，举着一块“中国海军”的条幅，代表着已经打没了的中国海军，参加了这场举世瞩目的庆祝胜利大游行。
七十年过去了，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胜者王侯败者寇的道理？抗日战争不只有八路军在敌后的夜袭阳明堡机场、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更多的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长城抗战、淞沪会战、绥远抗战、平津作战、太原保卫战、台儿庄战役、忻口战役、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南京战役、娘子关战役、徐州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晋南战役、上高会战、昆仑关战役、桂南会战、常德会战、滇湎战役、豫湘桂战役、密支那战役、强渡怒江战役、桂林反击战、柳州反攻战役、湘西会战等等。
历史绝对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能打扮的也只能是有数的年月。历史一定会以它本来的面目流传于世！假如我们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懂抗日战争历史的主流与重心，日本人当然也就乐得敷衍蒙混了。
七十年过去了，有谁知道在《波茨坦宣言》中确定的是日本战败后由中国和美国共同占领日本？为此蒋介石紧急抽调了由荣誉一师和荣誉二师合编组建的67师赴日执行占领任务，可谁能想到，整训完的67师却被首先派到了苏中地区执行进攻解放区的任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临行前蒋介石还告知67师，只要在鲁南或江苏泰兴地区得手，即可调回上海登船，开赴日本，继续完成军事占领日本的计划。然而，67师没有等到这一天。他们在如皋，海安等地陷入了共产党陈毅粟裕华东野战军的重重包围，最后全军覆灭。这支在昆仑关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荣誉一师）立下了赫赫战功，还曾执行过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日军受降任务的英雄部队（荣誉二师）就这样在内战的战场上灰飞烟灭了。
随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至此，蒋介石再也无力调兵执行占领日本的计划了。直到三年后，国民党在大陆全线崩溃，败退台湾。至此，中国作为对日作战时间最长，付出的牺牲最大的国家，痛失以战胜国身份参与对日本军事占领的机会，终成中华民族永远无法弥补的千古遗恨。假如当年国军能成功进驻日本的话，现在的驻日冲绳美军基地就叫驻日冲绳国军基地。假如当年国军能成功进驻日本的话，就不可能出现今天这种美日联手、利用钓鱼岛玩弄中国于股掌之间，陷中国在东北亚外交军事处处受制于人的重重困局中。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那些还健在的，已经风烛残年的国民党抗日老兵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也好。这份记忆和荣誉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这个民族，属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七十年过去了，我们真的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真的已经到了必须尊重历史的时候了，我们已经错过太多，千万不要错过了最后弥补遗憾的机会。我们也应该给我们下一代一个合理的交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那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的战争，我们千万不要遗忘，更不能有组织的，有选择性的集体遗忘。
七十年过去了，有谁知道八路军的狼牙山五壮士和国民党军中条山八百壮士相比太微不足道了。忻口会战失败后，日军进攻中条山，国军以伤亡27000人的代价阻隔十万日军于西北之外，战役中，由于弹尽粮绝，八百衣衫褴褛的十七八岁陕西籍国军士兵被逼到悬崖边，他们砸毁枪支，面朝陕西方向，跪天、跪地、跪父母，高唱秦腔、宁死不降，全体跳入滚滚黄河。何等的惊天地泣鬼神？就连身后追杀的日军都为之震撼，纷纷放下枪支，列队敬礼。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被吹的神乎其神的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其实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而平型关战役又是整个第二战区太原会战的一部分，没有阎锡山第二战区的配合，哪来的所谓“大捷”？而所谓的大捷也不过才是打掉日本人一个一千多人的运输车队而已。
国军美式部队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第一次全歼日本重装师团的战役是万家岭大捷？有谁知道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军曾在昆龙关全歼日军精锐第五师团？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总计歼敌13万人，给日军沉重打击的三次长沙会战是国军几大战区在蒋介石统一指挥下协调完成的？
壮怀激烈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徐州会战中，国军士兵在缺乏反坦克武器的情况下，不得已一次次的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成建制的向敌人坦克发起冲锋？在与敌坦克肉搏中，官兵只能攀爬坦克，用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向车里投掷，或同归于尽，作战之勇敢与牺牲之惨烈，笔难尽述，以至于会战结束后，身经百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视察战场时，面对铺天盖地的阵亡将士尸体，竟至情绪崩溃，跪倒在地，失声痛哭！
日本投降仪式现场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期间战线最长的会战是武汉会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曾经上演了一场规模仅次于英德伦敦空战的武汉大空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国母宋美玲为鼓舞官兵士气，五次赶赴武汉前线，差点被日本人炸死？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人中国人知道在当年的武汉大空战中，国民党军队击落日军飞机78架，击沉日军舰艇23艘？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想起，武汉市民不是躲进防空洞，而是争相爬上屋顶，想看看日本飞机是如何被一架架击落的……
七十年过去了，大家只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却不知道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其中就包括蒋介石（1931年）和蒋百里（1936年）毛只是在借鉴后加以改进而已（1938年）。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想过，为什么作为中流砥柱的共产党领袖在抗战期间除了一篇论持久战和几次讲话外几乎没有其他作为？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次抗战前线，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发出过这样的疑问：55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帅们除了和国民党在历次内战中的丰功伟绩以外都很少有抗战的经历。而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个个与小日本刺刀见红过。（说的漂亮真的不等于干的漂亮）
整装待发、即将开赴前线的国军部队
七十年过去了，在大陆的主流媒体和教科书上，没有把抗日战争的所有战役完整的介绍过一次，甚至连起码的大事记也没有。只是反复推崇一些共产党领导下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这游击队，那武工队的。
有谁知道在电影《南征北战》中，被描述成恶贯满盈的张灵普实际上是国军著名抗日英雄？他曾在长沙会战中，夜夺张古峰，身先士卒，血战三天三夜，被炸掉一条腿，后来被人称为独腿将军，他所指挥的美械74师被称为王牌军。
整装待发的国军德式部队
七十年过去了，有谁知道，在上海，蒋介石动员了全国70万军队，发动了著名的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多月。有谁知道在会战中，国军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国军超过半数的团职以上军官以身殉国，国民政府为补充战损而五次发布全国动员令。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战术思想以及装备水平的落后，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淞沪会战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场会战也极大的消耗了日军的战争能力，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也为上海的工厂设备和资本向西转移赢得宝贵的三个月时间。
出征誓师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最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不是叶挺的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新一军曾经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10余万人。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向孙立人询问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活埋，以后都这样办。
前线的国军女兵风采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李向阳和他的游击队是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编出来的？真正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军队是国军的委员长卫队。这支军队使用德军的装备，有德军教官指导。在南京雨花台，委员长卫队的两个营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一共只有六个甲种师团），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25 米长的阵地，要面对50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士兵，但最后的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
抗战老兵崔金品在家人陪同下参观卢沟桥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常德保卫战中，国军74军57师的8000名官兵，在阻击10万日军15天之久后，最后只有200人能够战斗。
师长发出了74军57师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卑职率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这份珍贵的电报原稿现在保存于台湾。
妇女代表慰问前方将士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重庆有17家军工厂在敌机轰炸下坚持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以金陵军工厂为例，抗战期间共生产迫击炮7000门、重机枪1.8万挺、步枪28万支、手榴弹30万枚、炸药包20万个。
七十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8.15日本投降日对于我们这个百年来饱受屈辱的国家意味着什么？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日军投降书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我们只宣传9.18日军侵华，而不宣传8.15日军投降？不让国民看看日军投降书难道仅仅是因为文书中多次出现：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或者是因为受降落款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等字样吗？
上海学生游行声援前线将士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区最高司令长官是蒋介石？要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不是靠小米加步枪，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的赢的。它是动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后才最终打赢的。整个战争期间，国民党陆军有三百二十多万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民党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飞机被击落。国民党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以至于后来在重庆庆祝抗战胜利的游行中，组织者竟然找不到一个完整的成建制海军单位，最后只找到几十名散落各地的原海军人员和一些退役的海军老兵。就这样，这些七拼八凑起来的、历经九死一生的海军人员满含热泪，举着一块“中国海军”的条幅，代表着已经打没了的中国海军，参加了这场举世瞩目的庆祝胜利大游行。
即将开赴前线的国军女兵
七十年过去了，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胜者王侯败者寇的道理？抗日战争不只有八路军在敌后的夜袭阳明堡机场、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更多的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长城抗战、淞沪会战、绥远抗战、平津作战、太原保卫战、台儿庄战役、忻口战役、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南京战役、娘子关战役、徐州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晋南战役、上高会战、昆仑关战役、桂南会战、常德会战、滇湎战役、豫湘桂战役、密支那战役、强渡怒江战役、桂林反击战、柳州反攻战役、湘西会战等等。
历史绝对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能打扮的也只能是有数的年月。历史一定会以它本来的面目流传于世！假如我们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懂抗日战争历史的主流与重心，日本人当然也就乐得敷衍蒙混了。
波兹坦会议期间蒋介石夫妇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合影
七十年过去了，有谁知道在《波茨坦宣言》中确定的是日本战败后由中国和美国共同占领日本？为此蒋介石紧急抽调了由荣誉一师和荣誉二师合编组建的67师赴日执行占领任务，可谁能想到，整训完的67师却被首先派到了苏中地区执行进攻解放区的任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临行前蒋介石还告知67师，只要在鲁南或江苏泰兴地区得手，即可调回上海登船，开赴日本，继续完成军事占领日本的计划。然而，67师没有等到这一天。他们在如皋，海安等地陷入了共产党陈毅粟裕华东野战军的重重包围，最后全军覆灭。这支在昆仑关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荣誉一师）立下了赫赫战功，还曾执行过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日军受降任务的英雄部队（荣誉二师）就这样在内战的战场上灰飞烟灭了。
流落缅甸的远征军老兵回国探亲，过海关时，武警战士向他们庄严敬礼！
随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至此，蒋介石再也无力调兵执行占领日本的计划了。直到三年后，国民党在大陆全线崩溃，败退台湾。至此，中国作为对日作战时间最长，付出的牺牲最大的国家，痛失以战胜国身份参与对日本军事占领的机会，终成中华民族永远无法弥补的千古遗恨。假如当年国军能成功进驻日本的话，现在的驻日冲绳美军基地就叫驻日冲绳国军基地。假如当年国军能成功进驻日本的话，就不可能出现今天这种美日联手、利用钓鱼岛玩弄中国于股掌之间，陷中国在东北亚外交军事处处受制于人的重重困局中。
主流媒体登载的关于港澳人大代表向民政部提交优抚国民党抗战老兵议案的报道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那些还健在的，已经风烛残年的国民党抗日老兵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也好。这份记忆和荣誉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这个民族，属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七十年过去了，我们真的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真的已经到了必须尊重历史的时候了，我们已经错过太多，千万不要错过了最后弥补遗憾的机会。我们也应该给我们下一代一个合理的交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那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的战争，我们千万不要遗忘，更不能有组织的，有选择性的集体遗忘。
1952年，国民党军弃守浙江外海的大陈岛撤往台湾，图为全体官兵列队面朝祖国大陆方向敬礼诀别。从此，无数亲人天各一方，从此，浅浅的一道海峡，成了两岸中国人心头永远抚不平的伤痛……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
楼主：林中雨雾飞 时间：2014-06-23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同盟国二次大战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是蒋介石。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内战中“恶贯满盈”的“中美合作所”在抗战中是盟军重要的情报机关。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被影视作品塑造成恶魔的张灵甫是抗战名将，曾经在抗战中丢了一条腿。 （在然后的“解放”战争宣传中，这条丢掉的一条腿又自己长出来了。）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唯一全歼日本师团的战役-万家岭大捷。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歼敌13余万人的三次长沙会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被吹的神乎其神的平型关大捷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而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没有国民party第二战区的配合，哪来的所谓“大捷”。据日方史料，C.P大力宣传的平型关“大捷”，日方死伤约几百人。后来的百团大战主要也是破坏日军的交通线，死伤日军和伪军加起来仅5000人，（CP说日军阵亡50000！），彭德怀还因为这次战役后来在庐山会议被毛打到，原因之一就是说他当初搞百团大战时不遵守修生养息积蓄力量的策略，暴露的共军的实力！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被日本人认为仅有的两次中国军队的勇猛程度要超过自己的战役之一的桂林保卫战（另一次为昆仑关战役日军第5师团被中央军第5军击败）。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随枣会战中士兵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之勇敢与牺牲之壮烈，笔难尽述。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期间战线最长的会战－武汉会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曾经上演了一场规模仅次于英德伦敦空战的武汉空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宋美玲女士为鼓舞官兵士气五次赶赴武汉前线差点被日本人炸死。
七十年过去了，大家只知道Mao.ZD的论持久战，却不知道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其中就包括蒋介石（31年）和蒋百里（36年），毛只是借鉴后加以改进（38年）。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想过为什么作为中流砥柱的领袖在抗战期间除了一篇论持久战和几次讲话外几乎没有其他作为。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次抗战前线，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说的漂亮不等于做的漂亮）
七十年过去了，在大陆的主流媒体和教科书上没有把抗日战争的所有战役完整的介绍过一次，甚至连起码的大事记也没有。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看过日本的投降书？难道就是因为上面写着大日本皇军向国民**投降向蒋委员长投降之类的字眼？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8月15日对这个百年来饱受屈辱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我们自己对那场战争都已经遗忘的差不多了。在一次纪念抗战六十周年的访谈节目中中央台邀请到了几位飞虎队，那几位老飞机员显然有点 “不识时务”，大谈特谈当时怎么与国民**和国军合作抗日的，说的是口若悬河，**澎湃，丝毫不顾忌中国执政party的脸面。也许是谈的太多了，于是主持人插话，问他们当时有没有听说“延安”“*”和“Mao.ZD”，那些傻了巴几的美国老兵一个劲的摇头，场面有些尴尬。这个节目在中央九套播出过，看过的朋友应该都清楚。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白严松在台湾访问连战时的情景，当连战谈到抗日的时候紧张的气氛再次出现，我们的小白拼命将连主席的话头打住，场面甚是好笑。我想问一句：难道抗战的历史真相就真的那么可怕？真会威胁到政局的稳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恐怕我们过去的宣传真的是有“问题”了。
七十年后的今天，大多中国人只知道平型关、百团大战，卢沟桥、台儿庄、再加上南京大屠杀，要知道这几场的作战都是中日战争中的次要作战，甚至连会战都谈不上。假如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懂抗日战争的历史的主流与重心，日本人当然也就乐得敷衍混过了。假如中国只靠“麻雀战争”、“地道战”、“地雷战”来对抗日本的大军，中国哪里会有出席开罗会议、发表波茨坦宣言、成为联合国创始四强、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资格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去年诺曼底纪念仪式上佩戴着勋章，意气风发的二战老兵。
究竟是什么使我们一次次把阶级矛盾凌驾于民族矛盾之上。难道所谓的“意思形态”真的能把中国人的心理扭曲到如此地步。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那些国军的抗日老战士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这个民族，属于子孙后代。但我们错过了，错过了最后弥补遗憾的机会。也许是出于某种压力或心理，对那场战争我们正在遗忘，而且是有“组织”的，有“选择性”的集体遗忘。
天涯
http://bbs.tianya.cn/post-no05-335009-1.shtml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同盟国二次大战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是蒋介石。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内战中“恶贯满盈”的“中美合作所”在抗战中是盟军重要的情报机关。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被影视作品塑造成恶魔的张灵甫是抗战名将，曾经在抗战中丢了一条腿。 （在然后的“解放”战争宣传中，这条丢掉的一条腿又自己长出来了。）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唯一全歼日本师团的战役-万家岭大捷。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歼敌13余万人的三次长沙会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被吹的神乎其神的平型关大捷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而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没有国民party第二战区的配合，哪来的所谓“大捷”。据日方史料，C.P大力宣传的平型关“大捷”，日方死伤约几百人。后来的百团大战主要也是破坏日军的交通线，死伤日军和伪军加起来仅5000人，（CP说日军阵亡50000！），彭德怀还因为这次战役后来在庐山会议被毛打到，原因之一就是说他当初搞百团大战时不遵守修生养息积蓄力量的策略，暴露的共军的实力！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被日本人认为仅有的两次中国军队的勇猛程度要超过自己的战役之一的桂林保卫战（另一次为昆仑关战役日军第5师团被中央军第5军击败）。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随枣会战中士兵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之勇敢与牺牲之壮烈，笔难尽述。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期间战线最长的会战－武汉会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曾经上演了一场规模仅次于英德伦敦空战的武汉空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宋美玲女士为鼓舞官兵士气五次赶赴武汉前线差点被日本人炸死。
七十年过去了，大家只知道Mao.ZD的论持久战，却不知道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其中就包括蒋介石（31年）和蒋百里（36年），毛只是借鉴后加以改进（38年）。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想过为什么作为中流砥柱的领袖在抗战期间除了一篇论持久战和几次讲话外几乎没有其他作为。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次抗战前线，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说的漂亮不等于做的漂亮）
七十年过去了，在大陆的主流媒体和教科书上没有把抗日战争的所有战役完整的介绍过一次，甚至连起码的大事记也没有。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看过日本的投降书？难道就是因为上面写着大日本皇军向国民**投降向蒋委员长投降之类的字眼？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8月15日对这个百年来饱受屈辱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我们自己对那场战争都已经遗忘的差不多了。在一次纪念抗战六十周年的访谈节目中中央台邀请到了几位飞虎队，那几位老飞机员显然有点 “不识时务”，大谈特谈当时怎么与国民**和国军合作抗日的，说的是口若悬河，**澎湃，丝毫不顾忌中国执政party的脸面。也许是谈的太多了，于是主持人插话，问他们当时有没有听说“延安”“*”和“Mao.ZD”，那些傻了巴几的美国老兵一个劲的摇头，场面有些尴尬。这个节目在中央九套播出过，看过的朋友应该都清楚。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白严松在台湾访问连战时的情景，当连战谈到抗日的时候紧张的气氛再次出现，我们的小白拼命将连主席的话头打住，场面甚是好笑。我想问一句：难道抗战的历史真相就真的那么可怕？真会威胁到政局的稳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恐怕我们过去的宣传真的是有“问题”了。
七十年后的今天，大多中国人只知道平型关、百团大战，卢沟桥、台儿庄、再加上南京大屠杀，要知道这几场的作战都是中日战争中的次要作战，甚至连会战都谈不上。假如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懂抗日战争的历史的主流与重心，日本人当然也就乐得敷衍混过了。假如中国只靠“麻雀战争”、“地道战”、“地雷战”来对抗日本的大军，中国哪里会有出席开罗会议、发表波茨坦宣言、成为联合国创始四强、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资格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去年诺曼底纪念仪式上佩戴着勋章，意气风发的二战老兵。
究竟是什么使我们一次次把阶级矛盾凌驾于民族矛盾之上。难道所谓的“意思形态”真的能把中国人的心理扭曲到如此地步。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那些国军的抗日老战士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这个民族，属于子孙后代。但我们错过了，错过了最后弥补遗憾的机会。也许是出于某种压力或心理，对那场战争我们正在遗忘，而且是有“组织”的，有“选择性”的集体遗忘。
天涯
http://bbs.tianya.cn/post-no05-335009-1.shtml
2014年2月26日星期三
2014年2月2日星期日
还原历史上真实红色娘子军
还原历史上真实红色娘子军
时间：2014-02-02 01:12
1931年，一支由百名女子组成的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曾多次随同琼崖红军主力参与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威震一时，被当时民众称为“红色娘子军”，毛泽东、周恩来曾高度评价红色娘子军为“世界革命的典范”。然而在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下，成立仅五百多天的女子特务连最后被迫解散。这百余名巾帼英雄在一年多时间里遭遇了哪些腥风血雨？解散后各自的状况如何？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红色娘子尚健在的王运梅（由其外孙女马世菊转述）、海南省琼海市阳江镇文化站长庞启江，他们的讲述回顾了当年这支英雄队伍鲜为人知的经历。
从“赤色娘子军”到女子特务连
1961年，谢晋导演的一部电影《红色娘子军》风靡一时，剧中的琼花和十岁便与“木头人”结婚的连姐一起参加娘子军的经历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琼海市阳江镇文化站长庞启江告诉记者：“电影是艺术作品，跟真实的人物有较大的不同，片中人物融合了多名娘子军成员的经历，所以很多的角色不一定能找到人物原型，如当时的娘子军中就没有嫁给‘木头人’的女战士、南霸天的人物原型有好多个。”电影中并未介绍娘子军的成立经过，这支队伍是如何成立的呢？
1931年3月，乐会县妇女们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成立了一支“赤色娘子军”的队伍，主要负责红军部队的后勤和宣传工作。庞启江告诉记者：“当时这支队伍并没有枪械、服装等武器，还不是武装队伍。”1931年5月，琼崖特委在乐会县发布招募女子军的布告，号召妇女们“拿起枪来，和男子并肩作战”，许多年轻姑娘见到布告后纷纷报名，其中就有目前尚健在的王运梅。
看过《红色娘子军》的人都知道，影片中有一位在行军途中生下小孩的女战士，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王运梅。王运梅回忆说：“当时家里很穷没饭吃，女孩子地位又低，男人可以有书读或参加红军，我也想这样，于是就报名参加了娘子军。”顺利入伍后，部队给每人配备了一套军服，还都剪了短头发，周围人都称她们为“红军哥”。“入伍时我知道这支队伍是要打仗的，但也没感觉害怕，只知道被枪打中了才会死，打不中就不会死。”庞启江告诉记者：“当时报名要求入伍的女性共有700多名，最后筛选出了一百名左右的报名者，这些女性大多是来自穷苦农村家庭。”中共琼崖特委将“赤色娘子军”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即红色娘子军连），由当时的海南琼崖师部直接领导，全连分为三个排，王时香任指导员，庞琼花担任连长，冯增敏、庞学、黄墩英分别任一、二、三排的排长。
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后接受了完全军事化的训练，“阿婆精神好的时候会把拐杖当作步枪，敬礼、拿枪、托枪立正，一套动作下来看上去仍然十分标准。”王运梅的外孙女马世菊告诉记者。原先这支队伍的任务是保卫领导机关、看守犯人和宣传工作，然而随着战斗形式的变化，她们很快投身到了战斗中。
生下的小孩在行进途中不幸去世
面对国民党大军的围剿，女子特务连在撤退途中遭遇如何？这在电影中并未详细展现，王运梅回忆了她经历的过程。
1931年6月，琼崖红军决定消灭乐会县的国民党“剿共”总指挥陈贵宛部队，女子特务连奉命配合红三团和赤卫队的诱敌战术伏击沙帽岭，“我们女子军当时从沙帽岭的山沟中行进，国民党部队见到我们的队伍都是女子军，一边率部急追过来，一边大叫道：‘那是女的，不要怕，不要怕，活捉她们，谁捉到归谁。’”王运梅说道。女子军边开枪边后撤，佯装败退，敌方很快被引诱到伏击圈，埋伏在一旁的红军主力趁机发动猛攻，对方猝不及防，乱作一团，不到一小时就被击溃。随后，女子军特务连又在火烧文市炮楼战斗中，活捉了恶霸“冯朝天”（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南霸天”的原型之一）。几场战争下来，女子特务连声名鹊起，许多女性纷纷要求加入，1932年春，琼崖特委决定扩编这支武装队伍，女子特务连新增成2个连，共有140多人，娘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拔除了乐会、琼东、万宁、定安、文昌五县的多个敌据点。
1932年8月，国民党的警卫旅陈汉光率令大量人员再次围剿琼崖革命根据地，考虑到敌强我弱的局势，琼崖红军决定将部队再次向母瑞山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队伍开始了艰难的行军。1932年秋，怀孕的王运梅在跟随大队行至母瑞山附近时突然分娩，女战友们找来树枝、山葵叶、芭蕉叶搭成临时产棚，王运梅的儿子顺利出世。为逃避国民党部队的追击，第二天，王运梅就抱着孩子和战友们继续前进。部队从马鞍岭撤往母瑞山的途中非常艰苦，因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战士们早已断粮，王运梅回忆称：“晚上又冷又饿，从马鞍岭到母瑞山的路很不好走，我和战友们光着脚走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脚底被山间碎石扎得多处流血，路边的树上、齐人高的草丛中有许多山蚂蟥会冷不丁地落到身上吸血，一路上由于疲劳，蚂蟥有时叮到嘴边吸了很久都未曾察觉。”因缺乏营养，加上行进途中的恶劣环境，孩子出生没多久就在她的怀里停止了呼吸，连父亲也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小孩尸体被掩埋在一棵树下，不过后来很难找到具体的位置，老人至今仍不能释怀。”马世菊告诉记者。
1932年8月，琼崖红军部队遭到国民党大量军队的“围剿”，两军在马鞍岭交战，因敌众我寡，琼崖红军主力作战失利。为掩护部队后撤，红色娘子军一连奉命留下一班10个人与红军一营在马鞍岭进行阻击，“这是一场惨烈的阻击战，娘子军和红军战士们一直坚持到最后，子弹打完后，她们就退到山坡高地用石头砸，娘子军10个人最后全都牺牲了，红军战士也伤亡惨重。”庞启江告诉记者。
马鞍岭一战后，国民党陈汉光旅又调集大量兵力继续围剿，女子军成员陆续有一部分英勇牺牲、失散和被捕，庞启江道：“根据现有的资料了解到，女子特务连解散之际，在战场中牺牲的成员共有19名，还有不少人员在撤退途中失散。”面对国民党部队逼近，海南琼崖特委总部决定让剩余的娘子军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女子军连被迫解散。1932年至1933年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下，琼崖红军队伍基本被打散，各级党组织都遭到破坏，最后走出母瑞山的只有几十人。1933年2月前后，女子军连排干部的8名人员不幸被捕入狱，后被押往广州监禁，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她们才得到释放。
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建成后，王运梅同两位姐妹便住在这里（潘先英、卢业香现因身体不好在家休养）。已经103岁高龄的王运梅并没有闲下来，她目前在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义务担任“讲解员”，向前来的游人介绍“女子特务连”的事迹。
女子特务连被迫解散后，女队员们的遭遇如何？
王运梅回到家乡时，国民党正四处搜捕共产党，她不敢回家，只好藏在亲戚家。“国民党反动派有几次半夜闯进家里威胁外公要人，那段时间阿婆过得特别艰辛，今天藏这里，明天藏那里。直到抗战前后家里人才将阿婆接了回来。”马世菊说道。
1933年王运梅的丈夫为躲避抓捕逃往南洋，后来他听说家人已被迫害，就一直没回来。“阿婆对外公很专情，中间有几次来人托媒劝她改嫁，可阿婆一直不理会。她经常把阿公的相片拿出来看。1973年海南刮强台风时，我去外婆家时，远远地看见阿婆一手拿着我和弟弟的衣服，另一只手紧紧地拿着一张外公的照片，旁边是已经完全倒塌的房子……”这场景深深地印在马世菊的脑子里。
庞启江告诉记者，当时农村女性受封建压迫比较严重，女孩子很小就被许配给人家，15岁就生孩子，25岁前若还没有结婚，家里的族谱会把她的名字除掉，被逐出家门。几位被抓的女子特务连干部从监狱中回来时年纪已大，她们回来时已经25岁、26岁了，家里人都逼着她们嫁人。
“但你能嫁给谁呢，嫁给共产党员的话无疑就暴露了身份，国民党马上就会来抓人。根据当地的风俗，农民等一般的家庭不可能会答应娶这个岁数的姑娘，她们没有任何选择，当时有可能的就是国民党、团兵这些有势力的人愿意娶她们。”庞启江道。
女子特务连的首任连长庞琼花出狱后嫁了人，丈夫是个文化人。日本人在她的家乡修炮楼，建立维持会，庞琼花的丈夫因拒绝担任维持会会长被日军杀害，日军军官看上了长相漂亮的庞琼花，庞琼花死活不肯，躲到几十里外的深山，但还是不幸被日军发现遭到杀害。
冯增敏出狱后不久，嫁给一位红军士兵，怀孕后丈夫不幸战死战场。她义无返顾继续上山寻找党组织。于是，冯增敏成为建国后娘子军连唯一一位党的妇女干部——琼海县妇联主任。1958年她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毛泽东还赠送给她一支全自动步枪。
张映武，中国网 2013-08-21，原标题为《红色娘子军原型结局：革命失败嫁给国民党》
时间：2014-02-02 01:12
1931年，一支由百名女子组成的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曾多次随同琼崖红军主力参与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威震一时，被当时民众称为“红色娘子军”，毛泽东、周恩来曾高度评价红色娘子军为“世界革命的典范”。然而在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下，成立仅五百多天的女子特务连最后被迫解散。这百余名巾帼英雄在一年多时间里遭遇了哪些腥风血雨？解散后各自的状况如何？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红色娘子尚健在的王运梅（由其外孙女马世菊转述）、海南省琼海市阳江镇文化站长庞启江，他们的讲述回顾了当年这支英雄队伍鲜为人知的经历。
从“赤色娘子军”到女子特务连
1961年，谢晋导演的一部电影《红色娘子军》风靡一时，剧中的琼花和十岁便与“木头人”结婚的连姐一起参加娘子军的经历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琼海市阳江镇文化站长庞启江告诉记者：“电影是艺术作品，跟真实的人物有较大的不同，片中人物融合了多名娘子军成员的经历，所以很多的角色不一定能找到人物原型，如当时的娘子军中就没有嫁给‘木头人’的女战士、南霸天的人物原型有好多个。”电影中并未介绍娘子军的成立经过，这支队伍是如何成立的呢？
1931年3月，乐会县妇女们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成立了一支“赤色娘子军”的队伍，主要负责红军部队的后勤和宣传工作。庞启江告诉记者：“当时这支队伍并没有枪械、服装等武器，还不是武装队伍。”1931年5月，琼崖特委在乐会县发布招募女子军的布告，号召妇女们“拿起枪来，和男子并肩作战”，许多年轻姑娘见到布告后纷纷报名，其中就有目前尚健在的王运梅。
看过《红色娘子军》的人都知道，影片中有一位在行军途中生下小孩的女战士，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王运梅。王运梅回忆说：“当时家里很穷没饭吃，女孩子地位又低，男人可以有书读或参加红军，我也想这样，于是就报名参加了娘子军。”顺利入伍后，部队给每人配备了一套军服，还都剪了短头发，周围人都称她们为“红军哥”。“入伍时我知道这支队伍是要打仗的，但也没感觉害怕，只知道被枪打中了才会死，打不中就不会死。”庞启江告诉记者：“当时报名要求入伍的女性共有700多名，最后筛选出了一百名左右的报名者，这些女性大多是来自穷苦农村家庭。”中共琼崖特委将“赤色娘子军”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即红色娘子军连），由当时的海南琼崖师部直接领导，全连分为三个排，王时香任指导员，庞琼花担任连长，冯增敏、庞学、黄墩英分别任一、二、三排的排长。
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后接受了完全军事化的训练，“阿婆精神好的时候会把拐杖当作步枪，敬礼、拿枪、托枪立正，一套动作下来看上去仍然十分标准。”王运梅的外孙女马世菊告诉记者。原先这支队伍的任务是保卫领导机关、看守犯人和宣传工作，然而随着战斗形式的变化，她们很快投身到了战斗中。
生下的小孩在行进途中不幸去世
面对国民党大军的围剿，女子特务连在撤退途中遭遇如何？这在电影中并未详细展现，王运梅回忆了她经历的过程。
1931年6月，琼崖红军决定消灭乐会县的国民党“剿共”总指挥陈贵宛部队，女子特务连奉命配合红三团和赤卫队的诱敌战术伏击沙帽岭，“我们女子军当时从沙帽岭的山沟中行进，国民党部队见到我们的队伍都是女子军，一边率部急追过来，一边大叫道：‘那是女的，不要怕，不要怕，活捉她们，谁捉到归谁。’”王运梅说道。女子军边开枪边后撤，佯装败退，敌方很快被引诱到伏击圈，埋伏在一旁的红军主力趁机发动猛攻，对方猝不及防，乱作一团，不到一小时就被击溃。随后，女子军特务连又在火烧文市炮楼战斗中，活捉了恶霸“冯朝天”（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南霸天”的原型之一）。几场战争下来，女子特务连声名鹊起，许多女性纷纷要求加入，1932年春，琼崖特委决定扩编这支武装队伍，女子特务连新增成2个连，共有140多人，娘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拔除了乐会、琼东、万宁、定安、文昌五县的多个敌据点。
1932年8月，国民党的警卫旅陈汉光率令大量人员再次围剿琼崖革命根据地，考虑到敌强我弱的局势，琼崖红军决定将部队再次向母瑞山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队伍开始了艰难的行军。1932年秋，怀孕的王运梅在跟随大队行至母瑞山附近时突然分娩，女战友们找来树枝、山葵叶、芭蕉叶搭成临时产棚，王运梅的儿子顺利出世。为逃避国民党部队的追击，第二天，王运梅就抱着孩子和战友们继续前进。部队从马鞍岭撤往母瑞山的途中非常艰苦，因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战士们早已断粮，王运梅回忆称：“晚上又冷又饿，从马鞍岭到母瑞山的路很不好走，我和战友们光着脚走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脚底被山间碎石扎得多处流血，路边的树上、齐人高的草丛中有许多山蚂蟥会冷不丁地落到身上吸血，一路上由于疲劳，蚂蟥有时叮到嘴边吸了很久都未曾察觉。”因缺乏营养，加上行进途中的恶劣环境，孩子出生没多久就在她的怀里停止了呼吸，连父亲也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小孩尸体被掩埋在一棵树下，不过后来很难找到具体的位置，老人至今仍不能释怀。”马世菊告诉记者。
1932年8月，琼崖红军部队遭到国民党大量军队的“围剿”，两军在马鞍岭交战，因敌众我寡，琼崖红军主力作战失利。为掩护部队后撤，红色娘子军一连奉命留下一班10个人与红军一营在马鞍岭进行阻击，“这是一场惨烈的阻击战，娘子军和红军战士们一直坚持到最后，子弹打完后，她们就退到山坡高地用石头砸，娘子军10个人最后全都牺牲了，红军战士也伤亡惨重。”庞启江告诉记者。
马鞍岭一战后，国民党陈汉光旅又调集大量兵力继续围剿，女子军成员陆续有一部分英勇牺牲、失散和被捕，庞启江道：“根据现有的资料了解到，女子特务连解散之际，在战场中牺牲的成员共有19名，还有不少人员在撤退途中失散。”面对国民党部队逼近，海南琼崖特委总部决定让剩余的娘子军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女子军连被迫解散。1932年至1933年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下，琼崖红军队伍基本被打散，各级党组织都遭到破坏，最后走出母瑞山的只有几十人。1933年2月前后，女子军连排干部的8名人员不幸被捕入狱，后被押往广州监禁，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她们才得到释放。
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建成后，王运梅同两位姐妹便住在这里（潘先英、卢业香现因身体不好在家休养）。已经103岁高龄的王运梅并没有闲下来，她目前在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义务担任“讲解员”，向前来的游人介绍“女子特务连”的事迹。
女子特务连被迫解散后，女队员们的遭遇如何？
王运梅回到家乡时，国民党正四处搜捕共产党，她不敢回家，只好藏在亲戚家。“国民党反动派有几次半夜闯进家里威胁外公要人，那段时间阿婆过得特别艰辛，今天藏这里，明天藏那里。直到抗战前后家里人才将阿婆接了回来。”马世菊说道。
1933年王运梅的丈夫为躲避抓捕逃往南洋，后来他听说家人已被迫害，就一直没回来。“阿婆对外公很专情，中间有几次来人托媒劝她改嫁，可阿婆一直不理会。她经常把阿公的相片拿出来看。1973年海南刮强台风时，我去外婆家时，远远地看见阿婆一手拿着我和弟弟的衣服，另一只手紧紧地拿着一张外公的照片，旁边是已经完全倒塌的房子……”这场景深深地印在马世菊的脑子里。
庞启江告诉记者，当时农村女性受封建压迫比较严重，女孩子很小就被许配给人家，15岁就生孩子，25岁前若还没有结婚，家里的族谱会把她的名字除掉，被逐出家门。几位被抓的女子特务连干部从监狱中回来时年纪已大，她们回来时已经25岁、26岁了，家里人都逼着她们嫁人。
“但你能嫁给谁呢，嫁给共产党员的话无疑就暴露了身份，国民党马上就会来抓人。根据当地的风俗，农民等一般的家庭不可能会答应娶这个岁数的姑娘，她们没有任何选择，当时有可能的就是国民党、团兵这些有势力的人愿意娶她们。”庞启江道。
女子特务连的首任连长庞琼花出狱后嫁了人，丈夫是个文化人。日本人在她的家乡修炮楼，建立维持会，庞琼花的丈夫因拒绝担任维持会会长被日军杀害，日军军官看上了长相漂亮的庞琼花，庞琼花死活不肯，躲到几十里外的深山，但还是不幸被日军发现遭到杀害。
冯增敏出狱后不久，嫁给一位红军士兵，怀孕后丈夫不幸战死战场。她义无返顾继续上山寻找党组织。于是，冯增敏成为建国后娘子军连唯一一位党的妇女干部——琼海县妇联主任。1958年她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毛泽东还赠送给她一支全自动步枪。
张映武，中国网 2013-08-21，原标题为《红色娘子军原型结局：革命失败嫁给国民党》
2013年2月19日星期二
冯学荣读史：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自取其辱
2013-02-19 15:29:56
中国近代史上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事件，如果不弄清楚，国人心中始终有一团淤血。
本文就是要化解这团淤血。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牌子，到底有没有人亲眼看见过？有的。方志敏亲眼看见过。他笔下记录的是八个字：“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参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第8页）
这个牌子的制度背景是什么呢？是1885年上海租界工部局公布的《公园规则》，其中规定“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同时也另款规定“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不准入内”。（参《上海租界志》之《公园管理》）
不难想象，这个牌子的最大的可能是：公园的中国籍管理人员参照这份《公园规则》之后，把上述两个毫不相关的禁令揉合在一起，书写了这个中文的牌子。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清末民初那个年代，能够手写中文告示牌的外国人，属凤毛麟角，这类人通常不是领事，就是领事秘书之类的高官，不大可能只做一个公园的管理员这样低等的职位。由此推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极具中国骂人特色的中文告示牌，由中国人书写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外国人，嫌疑最大的书写人，就是公园里的中国籍管理人员。
这种推测，还有一条依据：“狗”字无论在英语里面，还是在法语里面，都没有侮辱人的意思，外国人不会用“狗”字骂人，这一点，懂外语的读者自然知道，无须赘言。
懂得用“狗”字这种侮辱性的特殊汉语羞辱中国同胞的，最大嫌疑人，就是公园里面的中国籍雇员。
那么公园的中国籍管理人员为什么恨中国同胞呢？清末民初时期上海的知名记者郁慕侠回忆：起初上海租界的公园，是允许中国人进入的，后来是因为中国人在园内不守公德，于是公园开始不许中国人进入。（参郁慕侠《上海鳞爪》）
不难推理，是中国游客在公园内干了随地吐痰、丢垃圾、随地大小便的缺德事，公园里的中国籍管理人员打扫这种脏物导致恼火，因此书写了一个“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竖在公园门口一侧，以泄愤，也为了减轻自己的环卫工作负担。
谈到这里，不少读者会说：“上海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无论我们守不守公德，洋人都没有权力禁止我们进入任何地点”！
喊热血口号容易，但事实是否如此？没有这么简单。
这就要谈谈上海租界的来历。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国人有权住在上海，但并未许给英国人一个租界。是当时的上海道台宫慕久自愿给洋人在上海划了一个租界，他的动机在《上海租地章程》里白纸黑字写得明白：是道光皇帝发《上谕》要各地官员和外国人谈租房的时候，要做到“以期永久相安”，宫慕久害怕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一起住，会惹出麻烦、使自己丢官，所以他决定给英国人划一个租界。
可见，上海租界的划定，英国人并未强迫，而是中方自愿划的，不但如此，英国人还需要向中方的地主缴纳租界的地租，而且地租的数额，还是由双方商定的，而不是由英国人单方说了算。（参《上海租地章程》第六条：洋商租地日期，先后不一，商定地价后，应知照附近租主，会同委员、地保及领事署官员明定界址，以杜争论。）
由此可见，上海租界是外国人租来的地方，土地使用权归外国人，换言之，外国人哪怕依据中国的法律，也有权禁止任何中国人进入租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因为这块地是他们租来的。正如我把我的房子租给你之后，我自己开始无权进入我自己的房子。这是一个道理。
事实上，上海租界设立的初期，的确禁止中国人进入。后来，外国人发现：如果允许中国人入住租界，将有利于租界的商业繁荣，于是后来外国人主动开始接纳中国人入住租界。（参《上海租界史》）
但是，外国人虽然允许中国人入住租界，但外国人仍然有权禁止中国人进入公园（公园设在租界内）。法律上的理由还是那一个：租界的地块，是外国人花钱租来的，他们有权禁止任何人进入。
读者读到这里，应该明白了：外国人有权在租界禁止中国人进入公园。中国人如果感到不适，可以搬出租界居住。因为：租界土地的使用权，是外国人合法取得的、花钱取得的。
很显然，外国人禁止中国人进入公园一事，不但合法（土地使用权），而且合理（中国人随地吐痰、大小便、不守公德）。
既然这块地租出去、给别人用了，那么别人爱怎样用，就怎样用，爱挂啥牌子，就挂啥牌子，那都是人家的自由。中国人就不应该再拿这个来说事。就如你在你家挂一个“打倒狗汉奸冯学荣”的牌子一样，是你的自由，如果我不愿意看到这牌子，我完全可以不去你家，哪怕你家是租的我的房子。
况且，近代的中国一共有多达二十七个租界，而只有上海一个租界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其他二十六个租界都没有这种牌子。换言之，挂牌率仅为3％。是“二十六”具有代表性？还是“一”具有代表性？读者心里很明白，我无须赘言。
很明显，这是一个被蓄意放大的牌子，根本没有代表意义。
不但如此，清末民初，大量成功人士（如鲁迅）、甚至革命家，拼命往上海租界挤。这些成功人士宁愿被人骂作“狗”，都要往租界挤。这也许说明他认为活在华界，比狗还不如呢。是租界好？还是华界好？历史早就给出了答案，历史上的成功人士，早就用腿投过票了。
综上所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事件逻辑梳理如下：
1、《南京条约》并未强迫中国划租界给外国人；
2、是清政府不愿管理外国人、自愿划一片租界给外国人；
3、外国人租用租界的土地，不是免费的，需要缴纳地租；
4、既然是租用的土地，则有权禁止任何人入内；
5、因此理所当然有权禁止中国人进入租界任何角落（含公园）；
6、事实上，租界公园一开始并不禁止中国人进入；
7、是中国人不守公德，外国人才开始禁止中国人进入；
8、“华人与狗”牌子是汉字，公园的华人雇员是最大嫌疑书写人。
终极总结：中国近代史上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事件，中国人自己作贱（不守公德）、无理取闹（无视土地使用权）、自取其辱（中文牌子应是中国人书写的），占了大多数成分。
更重要的是，近代史教育，在谈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故意放大了仇恨，而忽略了公民公德教育，对于这个禁令的根源：中国人不守公德，采取了掩盖的政策，这是十分不负责任的教育。中国人的公民素质，一百年来并未有显著的提升，这种不负责任的教育，难辞其咎。
分析完毕。
新浪微博@冯学荣读史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3334000.html
中国近代史上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事件，如果不弄清楚，国人心中始终有一团淤血。
本文就是要化解这团淤血。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牌子，到底有没有人亲眼看见过？有的。方志敏亲眼看见过。他笔下记录的是八个字：“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参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第8页）
这个牌子的制度背景是什么呢？是1885年上海租界工部局公布的《公园规则》，其中规定“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同时也另款规定“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不准入内”。（参《上海租界志》之《公园管理》）
不难想象，这个牌子的最大的可能是：公园的中国籍管理人员参照这份《公园规则》之后，把上述两个毫不相关的禁令揉合在一起，书写了这个中文的牌子。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清末民初那个年代，能够手写中文告示牌的外国人，属凤毛麟角，这类人通常不是领事，就是领事秘书之类的高官，不大可能只做一个公园的管理员这样低等的职位。由此推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极具中国骂人特色的中文告示牌，由中国人书写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外国人，嫌疑最大的书写人，就是公园里的中国籍管理人员。
这种推测，还有一条依据：“狗”字无论在英语里面，还是在法语里面，都没有侮辱人的意思，外国人不会用“狗”字骂人，这一点，懂外语的读者自然知道，无须赘言。
懂得用“狗”字这种侮辱性的特殊汉语羞辱中国同胞的，最大嫌疑人，就是公园里面的中国籍雇员。
那么公园的中国籍管理人员为什么恨中国同胞呢？清末民初时期上海的知名记者郁慕侠回忆：起初上海租界的公园，是允许中国人进入的，后来是因为中国人在园内不守公德，于是公园开始不许中国人进入。（参郁慕侠《上海鳞爪》）
不难推理，是中国游客在公园内干了随地吐痰、丢垃圾、随地大小便的缺德事，公园里的中国籍管理人员打扫这种脏物导致恼火，因此书写了一个“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竖在公园门口一侧，以泄愤，也为了减轻自己的环卫工作负担。
谈到这里，不少读者会说：“上海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无论我们守不守公德，洋人都没有权力禁止我们进入任何地点”！
喊热血口号容易，但事实是否如此？没有这么简单。
这就要谈谈上海租界的来历。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国人有权住在上海，但并未许给英国人一个租界。是当时的上海道台宫慕久自愿给洋人在上海划了一个租界，他的动机在《上海租地章程》里白纸黑字写得明白：是道光皇帝发《上谕》要各地官员和外国人谈租房的时候，要做到“以期永久相安”，宫慕久害怕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一起住，会惹出麻烦、使自己丢官，所以他决定给英国人划一个租界。
可见，上海租界的划定，英国人并未强迫，而是中方自愿划的，不但如此，英国人还需要向中方的地主缴纳租界的地租，而且地租的数额，还是由双方商定的，而不是由英国人单方说了算。（参《上海租地章程》第六条：洋商租地日期，先后不一，商定地价后，应知照附近租主，会同委员、地保及领事署官员明定界址，以杜争论。）
由此可见，上海租界是外国人租来的地方，土地使用权归外国人，换言之，外国人哪怕依据中国的法律，也有权禁止任何中国人进入租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因为这块地是他们租来的。正如我把我的房子租给你之后，我自己开始无权进入我自己的房子。这是一个道理。
事实上，上海租界设立的初期，的确禁止中国人进入。后来，外国人发现：如果允许中国人入住租界，将有利于租界的商业繁荣，于是后来外国人主动开始接纳中国人入住租界。（参《上海租界史》）
但是，外国人虽然允许中国人入住租界，但外国人仍然有权禁止中国人进入公园（公园设在租界内）。法律上的理由还是那一个：租界的地块，是外国人花钱租来的，他们有权禁止任何人进入。
读者读到这里，应该明白了：外国人有权在租界禁止中国人进入公园。中国人如果感到不适，可以搬出租界居住。因为：租界土地的使用权，是外国人合法取得的、花钱取得的。
很显然，外国人禁止中国人进入公园一事，不但合法（土地使用权），而且合理（中国人随地吐痰、大小便、不守公德）。
既然这块地租出去、给别人用了，那么别人爱怎样用，就怎样用，爱挂啥牌子，就挂啥牌子，那都是人家的自由。中国人就不应该再拿这个来说事。就如你在你家挂一个“打倒狗汉奸冯学荣”的牌子一样，是你的自由，如果我不愿意看到这牌子，我完全可以不去你家，哪怕你家是租的我的房子。
况且，近代的中国一共有多达二十七个租界，而只有上海一个租界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其他二十六个租界都没有这种牌子。换言之，挂牌率仅为3％。是“二十六”具有代表性？还是“一”具有代表性？读者心里很明白，我无须赘言。
很明显，这是一个被蓄意放大的牌子，根本没有代表意义。
不但如此，清末民初，大量成功人士（如鲁迅）、甚至革命家，拼命往上海租界挤。这些成功人士宁愿被人骂作“狗”，都要往租界挤。这也许说明他认为活在华界，比狗还不如呢。是租界好？还是华界好？历史早就给出了答案，历史上的成功人士，早就用腿投过票了。
综上所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事件逻辑梳理如下：
1、《南京条约》并未强迫中国划租界给外国人；
2、是清政府不愿管理外国人、自愿划一片租界给外国人；
3、外国人租用租界的土地，不是免费的，需要缴纳地租；
4、既然是租用的土地，则有权禁止任何人入内；
5、因此理所当然有权禁止中国人进入租界任何角落（含公园）；
6、事实上，租界公园一开始并不禁止中国人进入；
7、是中国人不守公德，外国人才开始禁止中国人进入；
8、“华人与狗”牌子是汉字，公园的华人雇员是最大嫌疑书写人。
终极总结：中国近代史上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事件，中国人自己作贱（不守公德）、无理取闹（无视土地使用权）、自取其辱（中文牌子应是中国人书写的），占了大多数成分。
更重要的是，近代史教育，在谈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故意放大了仇恨，而忽略了公民公德教育，对于这个禁令的根源：中国人不守公德，采取了掩盖的政策，这是十分不负责任的教育。中国人的公民素质，一百年来并未有显著的提升，这种不负责任的教育，难辞其咎。
分析完毕。
新浪微博@冯学荣读史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3334000.html
2012年10月13日星期六
还原历史：俄罗斯学生课本中介绍的1917年俄国历史真相
火骑士 于2012/10/15 9:45:27 发布在凯迪社区> 猫眼看人
还原历史：俄罗斯学生课本中介绍的1917年俄国历史真相
（2012-10-13 11:18:42）转载▼
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这是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革命成功后，成立了由立宪民主党组成的临时政府。
当时流亡在瑞士的列宁，在德皇威廉二世的金钱支持下，购买枪技，组织武装，并返回俄国，在十月发动了政变，推翻了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
掌握了政权后，列宁马上回过头来镇压了支持自己夺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从而使苏共，或者说，列宁独掌权力。
同时，列宁还立刻与德方和谈，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拱手割让给德方。
按照《和约》的内容，这些土地是永久割让的。只是后来一战中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德军全线崩溃，俄国才意外地重新赢回了这些土地。
——关于这段历史，不妨参见2007年德国《明镜周刊》的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
此外，根据俄国学者的证实，“十月革命”进攻冬宫的浩大场面，都是后来的艺术加工；实际情况是：
一支不到两千人的布尔甚维克武装人员，占领了彼得格勒全市的战略据点，部份武装人员采取了逼宫行动，阿芙乐尔巡洋舰当时并没有实弹炮击，而是发射了一发礼花炮弹。由于主张民主自由的临时政府军备羸弱，所以没有进行任何抵抗。
列宁十月政变夺权后，为确保政权的稳定，他亲自发起并由政治局集体决定，将一批知识份子驱逐出境，还镇压了要求实行自由选举、自由贸易等的客琅施塔得水兵。
到1921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的行为。
1922年，列宁在党的十一大上表示：“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克主义者，我们的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
同年8月，苏共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法令，至当年年底，有二百多万人被驱逐或被迫逃亡国外。
而对于曾经相对仁慈对待自己的沙皇，列宁则将其全家残忍地杀害。
关于迫害知识份子这段历史，2003年俄罗斯在一个展览中，专门展出了当年列宁的指示、亲笔信函、会议记录和决议，等。——在这些资料公布之前，人们在公开的出版刊物里，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篇记叙此类事件的文章。
为了打击异己，列宁和斯大林还创建了古拉格劳改营模式，并在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
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在劳改营中从事繁重的苦役，大量的人犯在饥饿、寒冷和病痛中死亡，其中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
对此，普列汉诺夫写道：“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而正是由于列宁制定的专制路线，为以后的斯大林独裁治国铺平了道路。
普京：列宁创建的苏联是人间地狱
最近，内地有网页摘要介绍了由安。鲍。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该书用大量历史事实，指控列宁创建的苏联原来是人间地狱。
——这是2006年，普京总统提出为俄罗斯11年级（高中二）学生写的历史教科书。
首先，列宁是依靠德国供给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进行秘密策动组织，成功发动俄国十月政变，建立苏维埃政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列宁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
——实际上充当了德国对俄国战争的秘密代理人。
（俄罗斯教授潘佐夫认为不能因此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
大约也因此，列宁干脆宣称：“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二十世纪俄国史》强烈谴责泯灭人性的“红色恐怖”大屠杀。
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
列宁称，“契卡”（秘密警察）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
当年秘密警察“契卡”奉指示，“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
因苏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档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是实际的三分之一。
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在六个月内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会实现。所以，“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
全国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仅圣彼得堡一地，从1917年到1920年有三分之一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有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
《二十世纪俄国史》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实行消灭政策：
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枪决；第二类，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赶出原住地。
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一个多月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
（马克思在《**宣言》中认为，农民阶级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消灭富农就是摧毁了农业生产的中坚，苏联一直到解体也达不到沙俄时代的粮产量。
还原历史：俄罗斯学生课本中介绍的1917年俄国历史真相
（2012-10-13 11:18:42）转载▼
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这是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革命成功后，成立了由立宪民主党组成的临时政府。
当时流亡在瑞士的列宁，在德皇威廉二世的金钱支持下，购买枪技，组织武装，并返回俄国，在十月发动了政变，推翻了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
掌握了政权后，列宁马上回过头来镇压了支持自己夺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从而使苏共，或者说，列宁独掌权力。
同时，列宁还立刻与德方和谈，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拱手割让给德方。
按照《和约》的内容，这些土地是永久割让的。只是后来一战中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德军全线崩溃，俄国才意外地重新赢回了这些土地。
——关于这段历史，不妨参见2007年德国《明镜周刊》的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
此外，根据俄国学者的证实，“十月革命”进攻冬宫的浩大场面，都是后来的艺术加工；实际情况是：
一支不到两千人的布尔甚维克武装人员，占领了彼得格勒全市的战略据点，部份武装人员采取了逼宫行动，阿芙乐尔巡洋舰当时并没有实弹炮击，而是发射了一发礼花炮弹。由于主张民主自由的临时政府军备羸弱，所以没有进行任何抵抗。
列宁十月政变夺权后，为确保政权的稳定，他亲自发起并由政治局集体决定，将一批知识份子驱逐出境，还镇压了要求实行自由选举、自由贸易等的客琅施塔得水兵。
到1921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的行为。
1922年，列宁在党的十一大上表示：“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克主义者，我们的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
同年8月，苏共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法令，至当年年底，有二百多万人被驱逐或被迫逃亡国外。
而对于曾经相对仁慈对待自己的沙皇，列宁则将其全家残忍地杀害。
关于迫害知识份子这段历史，2003年俄罗斯在一个展览中，专门展出了当年列宁的指示、亲笔信函、会议记录和决议，等。——在这些资料公布之前，人们在公开的出版刊物里，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篇记叙此类事件的文章。
为了打击异己，列宁和斯大林还创建了古拉格劳改营模式，并在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
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在劳改营中从事繁重的苦役，大量的人犯在饥饿、寒冷和病痛中死亡，其中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
对此，普列汉诺夫写道：“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而正是由于列宁制定的专制路线，为以后的斯大林独裁治国铺平了道路。
普京：列宁创建的苏联是人间地狱
最近，内地有网页摘要介绍了由安。鲍。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该书用大量历史事实，指控列宁创建的苏联原来是人间地狱。
——这是2006年，普京总统提出为俄罗斯11年级（高中二）学生写的历史教科书。
首先，列宁是依靠德国供给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进行秘密策动组织，成功发动俄国十月政变，建立苏维埃政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列宁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
——实际上充当了德国对俄国战争的秘密代理人。
（俄罗斯教授潘佐夫认为不能因此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
大约也因此，列宁干脆宣称：“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二十世纪俄国史》强烈谴责泯灭人性的“红色恐怖”大屠杀。
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
列宁称，“契卡”（秘密警察）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
当年秘密警察“契卡”奉指示，“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
因苏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档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是实际的三分之一。
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在六个月内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会实现。所以，“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
全国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仅圣彼得堡一地，从1917年到1920年有三分之一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有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
《二十世纪俄国史》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实行消灭政策：
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枪决；第二类，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赶出原住地。
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一个多月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
（马克思在《**宣言》中认为，农民阶级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消灭富农就是摧毁了农业生产的中坚，苏联一直到解体也达不到沙俄时代的粮产量。
2011年11月8日星期二
陈锦云：暴政是老百姓成为“带路党”的直接原因
发布时间:2011-11-08 09:16 作者:陈锦云
【图1】0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皇城，皇帝的子民们竞相扶逃命。当时的清兵和义和团兵不下20万,大清和八国联军比例约10:1。装备上清兵一样不缺，而八国联军的重武器还不如守城的清兵多。然而清兵逃了个精光！留下了穿布衣长衫的百姓，也留下了这张真实的民众竞相扶梯相助八国联军的照片。
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时，守卫天津的直隶提督聂士成请求周边义和团支援，谁知义和团却见死不救，眼睁睁的看着清军与洋人血肉相搏，清军寡不敌众后撤时，率先撒丫子逃跑的恰是天津义和团。更可恶的是，天津义和团还趁清军力战不支时，从背后攻击清军！原因仅仅是为了报聂士成的“私仇”，哀哉，可怜数千清军，一面要抵御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一面要防着义和团的大刀长矛。当天津保卫战打到最激烈的阶段，又快马飞报聂士成，说义和团抄了他的家，把聂士成老母亲在内的全家老少杀得一个不留，聂士成听了顿了一下，只平静的说了一声“好。”然后肃穆的整好衣冠，向对面的八国联军阵地发动了最后一次决死的进攻。最后，聂士成战至全身破碎，德军将他的尸体用毛毯军旗包裹好恭敬地交还给清军。聂士成尽了一个军人的天职。而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写满了“义和团英勇保卫天津”的传奇。
聂士成始终认为义和团不可能“扶清灭洋”，救国于危。他曾亲自观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表演，当场揭穿了农民们的把戏：先装枪弹，再装火药，发火之后，火药在前，只见烟火喷出，枪弹不是被火药推出的而是带出的，所以伤不了人。聂士成当场杀了那个搞骗术的农民。当清廷为了对抗洋人而宣布义和团为“义民”时，义和团向清廷提出的惟一条件是：杀聂士成。今天的人说起那段历史，仿佛中国人都痛不欲生，甚至匪夷所思，感觉突然从康乾盛世的神仙生活中掉到无比苦难的地狱了，中国人民也空前地爱国，空前地支持满清政府对外作战。事实并不是如此。别的不说，至少，在洋人与满清作战的时候，满清的老百姓，对于统治他们的满清，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老百姓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朝廷和外夷的战争。
说到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投入反抗侵略的战争。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满清国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竟然发出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
尤其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百姓、旗人等乘火打劫，皇家珍宝被洋人和当地百姓抢劫一空。百姓并没有对于皇家的财产产生什么爱戴之心，手下留情。对于洋人放火烧毁圆明园，老百姓也不会表现出什么愤怒。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争夺江山的战争，什么时候何曾是杀人放火的勾当呢？把被征服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的最好证明，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宫殿，不断地在战火纷纷中烧宫殿的轮回中循环的。英国首席代表额尔金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将捕获的英法“侨民”十八人虐待致死为口实，照会清政府：“圆明园者，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也。（英国）誓必毁为平地!”野蛮地命英军于10月18、19两日，将北京西北郊的五园（即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皇家园林焚为灰烬。
【图2】这是一张珍藏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老照片，记载了八国联军1900年8月14日攻入北京城的历史瞬间。地点在广渠门一带，是北京外城城墙东侧的唯一一座城门，此地属于市郊。联军正在顺外城的下水道攻入城内，2个小时解决战斗——可以肯定，爬下水道绝对有人带路。让人惊讶的是，当他们爬上岸时，京城百姓居然齐齐站在河沿，作围观状。按照今天教科书上的解释，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应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才是，京城百姓起码应该和慈禧太后一样四散逃亡躲避战火。然而我们从照片中，却没有看到百姓表现出怕的样子，而是袖着手，抻着脖，平静地围观，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看热闹神态。
圆明园是皇家园林，为中国皇帝私有。额尔金想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应该为逮捕公使和虐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报复行动的前几天，额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如下公告，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以前我真不明白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烧杀抢掠，而围观的老百姓脸上面无表情，根本看不到恨意。看看现在，全明白了，英法联军烧的那是我们想烧不能烧的；抢的那本来也是我们被抢走的；杀的原本就是我们都想杀但杀不掉的。我们何恨之有？？!
【 图3】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独轮车队为联军把粮草送进城。
老百姓的冷漠，今天的爱国者们或者会否认，或者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要痛斥他们是汉奸，觉悟不高。事实上，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在数千年中的宿命就是被一伙伙的强盗强行统治。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对于百姓的关心程度并不会超过一个强盗对于自己保护对象的关心程度。地域辽阔的这个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口众多的百姓，其也不过是给统治者生产财富的苦力，给统治者保卫江山的兵源。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是哪些人当政，老百姓的这种宿命是无法改变的。作为蒙古征服者的元朝政府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是出身于同样是老百姓，而且是汉族人的朱元璋也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至于后来的满清统治，是通过残酷屠杀和恐怖，强加在汉族人头上的外来统治者，异族征服者。执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血洗扬州嘉定，将猪尾巴作为征服和忠诚的标志强加在中国人头顶的耻辱，在洋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或许并没有完全忘记。
与远方入侵的英人法人相比，高高在上进行高压统治的满清统治者又何偿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当鸦片战争打响的时候，老百姓冷漠地看满清和洋人开战，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残的满清征服者压迫者被更为厉害的洋人打的人仰马翻。这或许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呢。对于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既然被奴役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被洋人奴役，与被满人奴役，有什么不同呢？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军统帅巴夏里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人家的国家，朝廷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与老百姓何干呢？爱国爱官僚,凭什么?
【图4】当地民船组成的运输船队通过白河往北京为八国联军运送物资。
1894年日军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闻风而逃，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拿鸡和猪献给日军，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日本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於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於境外，起真豪杰於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日本人当然是包藏祸心，入侵中国并不是为中国人的解放。可是，这样的宣传非常有效，不少百姓真的是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老百姓是受了别有用心的日本鬼子的欺骗蛊惑，可是这也说明当初的满清统治者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当统治者以国家为自家俬产，当统治者是强加在百姓头上的征服者压迫者的时候，作为被奴役对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热心替这样的国家或政丨府卖命。这个逻辑是最简单不过的。慈禧太后居然一口气向全世界十一个强国宣战，这摆明了是发神经，大臣们不反对慈禧太后发神经，但你发你的神经就算了，少把大家全都扯进来。遂有李鸿章密电各地督抚：
“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李鸿章的意思是，这大清国算是完蛋了，大家就甭指望了，现在大家只能靠自己，要小心别沾上义和团，让他们将你们这些督抚卖给洋人，大家齐心协力，保住东南，算是给这个民族留下一点希望吧……于是各地督抚纷纷在由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元老级别的重臣们搞出来的“东南互保”协议上签字，表明当地不介入这场乱子，由着慈禧太后一个人陪着洋人们玩去吧。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1-11-07 | 责任编辑：程仕才
【图1】0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皇城，皇帝的子民们竞相扶逃命。当时的清兵和义和团兵不下20万,大清和八国联军比例约10:1。装备上清兵一样不缺，而八国联军的重武器还不如守城的清兵多。然而清兵逃了个精光！留下了穿布衣长衫的百姓，也留下了这张真实的民众竞相扶梯相助八国联军的照片。
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时，守卫天津的直隶提督聂士成请求周边义和团支援，谁知义和团却见死不救，眼睁睁的看着清军与洋人血肉相搏，清军寡不敌众后撤时，率先撒丫子逃跑的恰是天津义和团。更可恶的是，天津义和团还趁清军力战不支时，从背后攻击清军！原因仅仅是为了报聂士成的“私仇”，哀哉，可怜数千清军，一面要抵御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一面要防着义和团的大刀长矛。当天津保卫战打到最激烈的阶段，又快马飞报聂士成，说义和团抄了他的家，把聂士成老母亲在内的全家老少杀得一个不留，聂士成听了顿了一下，只平静的说了一声“好。”然后肃穆的整好衣冠，向对面的八国联军阵地发动了最后一次决死的进攻。最后，聂士成战至全身破碎，德军将他的尸体用毛毯军旗包裹好恭敬地交还给清军。聂士成尽了一个军人的天职。而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写满了“义和团英勇保卫天津”的传奇。
聂士成始终认为义和团不可能“扶清灭洋”，救国于危。他曾亲自观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表演，当场揭穿了农民们的把戏：先装枪弹，再装火药，发火之后，火药在前，只见烟火喷出，枪弹不是被火药推出的而是带出的，所以伤不了人。聂士成当场杀了那个搞骗术的农民。当清廷为了对抗洋人而宣布义和团为“义民”时，义和团向清廷提出的惟一条件是：杀聂士成。今天的人说起那段历史，仿佛中国人都痛不欲生，甚至匪夷所思，感觉突然从康乾盛世的神仙生活中掉到无比苦难的地狱了，中国人民也空前地爱国，空前地支持满清政府对外作战。事实并不是如此。别的不说，至少，在洋人与满清作战的时候，满清的老百姓，对于统治他们的满清，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老百姓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朝廷和外夷的战争。
说到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投入反抗侵略的战争。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满清国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竟然发出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
尤其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百姓、旗人等乘火打劫，皇家珍宝被洋人和当地百姓抢劫一空。百姓并没有对于皇家的财产产生什么爱戴之心，手下留情。对于洋人放火烧毁圆明园，老百姓也不会表现出什么愤怒。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争夺江山的战争，什么时候何曾是杀人放火的勾当呢？把被征服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的最好证明，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宫殿，不断地在战火纷纷中烧宫殿的轮回中循环的。英国首席代表额尔金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将捕获的英法“侨民”十八人虐待致死为口实，照会清政府：“圆明园者，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也。（英国）誓必毁为平地!”野蛮地命英军于10月18、19两日，将北京西北郊的五园（即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皇家园林焚为灰烬。
【图2】这是一张珍藏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老照片，记载了八国联军1900年8月14日攻入北京城的历史瞬间。地点在广渠门一带，是北京外城城墙东侧的唯一一座城门，此地属于市郊。联军正在顺外城的下水道攻入城内，2个小时解决战斗——可以肯定，爬下水道绝对有人带路。让人惊讶的是，当他们爬上岸时，京城百姓居然齐齐站在河沿，作围观状。按照今天教科书上的解释，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应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才是，京城百姓起码应该和慈禧太后一样四散逃亡躲避战火。然而我们从照片中，却没有看到百姓表现出怕的样子，而是袖着手，抻着脖，平静地围观，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看热闹神态。
圆明园是皇家园林，为中国皇帝私有。额尔金想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应该为逮捕公使和虐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报复行动的前几天，额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如下公告，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以前我真不明白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烧杀抢掠，而围观的老百姓脸上面无表情，根本看不到恨意。看看现在，全明白了，英法联军烧的那是我们想烧不能烧的；抢的那本来也是我们被抢走的；杀的原本就是我们都想杀但杀不掉的。我们何恨之有？？!
【 图3】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独轮车队为联军把粮草送进城。
老百姓的冷漠，今天的爱国者们或者会否认，或者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要痛斥他们是汉奸，觉悟不高。事实上，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在数千年中的宿命就是被一伙伙的强盗强行统治。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对于百姓的关心程度并不会超过一个强盗对于自己保护对象的关心程度。地域辽阔的这个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口众多的百姓，其也不过是给统治者生产财富的苦力，给统治者保卫江山的兵源。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是哪些人当政，老百姓的这种宿命是无法改变的。作为蒙古征服者的元朝政府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是出身于同样是老百姓，而且是汉族人的朱元璋也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至于后来的满清统治，是通过残酷屠杀和恐怖，强加在汉族人头上的外来统治者，异族征服者。执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血洗扬州嘉定，将猪尾巴作为征服和忠诚的标志强加在中国人头顶的耻辱，在洋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或许并没有完全忘记。
与远方入侵的英人法人相比，高高在上进行高压统治的满清统治者又何偿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当鸦片战争打响的时候，老百姓冷漠地看满清和洋人开战，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残的满清征服者压迫者被更为厉害的洋人打的人仰马翻。这或许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呢。对于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既然被奴役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被洋人奴役，与被满人奴役，有什么不同呢？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军统帅巴夏里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人家的国家，朝廷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与老百姓何干呢？爱国爱官僚,凭什么?
【图4】当地民船组成的运输船队通过白河往北京为八国联军运送物资。
1894年日军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闻风而逃，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拿鸡和猪献给日军，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日本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於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於境外，起真豪杰於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日本人当然是包藏祸心，入侵中国并不是为中国人的解放。可是，这样的宣传非常有效，不少百姓真的是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老百姓是受了别有用心的日本鬼子的欺骗蛊惑，可是这也说明当初的满清统治者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当统治者以国家为自家俬产，当统治者是强加在百姓头上的征服者压迫者的时候，作为被奴役对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热心替这样的国家或政丨府卖命。这个逻辑是最简单不过的。慈禧太后居然一口气向全世界十一个强国宣战，这摆明了是发神经，大臣们不反对慈禧太后发神经，但你发你的神经就算了，少把大家全都扯进来。遂有李鸿章密电各地督抚：
“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李鸿章的意思是，这大清国算是完蛋了，大家就甭指望了，现在大家只能靠自己，要小心别沾上义和团，让他们将你们这些督抚卖给洋人，大家齐心协力，保住东南，算是给这个民族留下一点希望吧……于是各地督抚纷纷在由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元老级别的重臣们搞出来的“东南互保”协议上签字，表明当地不介入这场乱子，由着慈禧太后一个人陪着洋人们玩去吧。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1-11-07 | 责任编辑：程仕才
2011年9月2日星期五
记者揭惊人真相：杨白劳吃喝嫖赌 黄世仁收养喜儿
美女阿静 于 2011-9-2 12:31:4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史海钩沉
一剧《白毛女》，让黄世仁遗臭了万年。但经过记者对黄世仁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进行详细调查，从群众那里得知了历史上那一段传说的真实面目。
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贫农，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四十岁的时候买下了十五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最终将105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起龙。
黄起龙念过私塾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留下的100亩地扩大成千亩良田。并且有了仁，义，礼，智，信五个大儿子。
黄世仁是长子，自然接了父亲的班儿。黄世仁自幼好学，学历至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颇好。黄家仁人善心，经常赒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黄世仁有一妻七妾，儿女成群，家庭和睦。（当时的法律允许有一夫多妻，黄世仁的婚姻状况不属于违法也在当时的道德规范之内）
杨白劳，黄世仁的发小儿（结拜），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家豆腐以质好价廉著称。杨洪业将他的豆腐事业传给他的独生子杨白劳之后，于41岁英年早逝。杨白劳承接父业之后，辛劳程度超出了他当公子时候的想像。又染上了赌瘾毒瘾，豆腐事业从此一路向南。当地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大春，贫农，一个小痞子，无赖。
喜儿，杨白劳的独生女儿，一个喜欢吃豆腐的胖懒妞。
《白毛女》把黄世仁描述成为富不仁横祸乡里的恶霸，强抢民女强奸喜儿最后在人民群众的吼声中被镇压了。杨白劳因欠黄家巨款无力偿还喝卤水自尽，喜儿据说在大山里呆了若干年须发皆白最后被大春救出。大春参加革命结束无赖生活。
事实：黄世仁在杨白劳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又遭债主追讨的时候立字据借给杨白劳大洋1000元（相当于现在的10万人民币）然后又收留未成年的喜儿。杨白劳欠钱躲债吃喝嫖赌无脸见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黄世仁念在同杨白劳多年的情份上厚葬杨白劳并且收养喜儿。
看看“白毛女”创造者杨润身自己的回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情节上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再创作建议。如，歌剧中的杨白劳是腊月外出躲账，但杨润身清楚地记得，当年他父亲是拚死拚活挣够欠地主的利息，主动向地主还息。按照统治阶级的规矩，穷人还清债息就可以安度春节。剧中杨白劳、喜儿、大春三个劳力，完全可以还清黄世仁的债息，躲账有欠真实。杨润身就与两位编导商讨，由杨白劳躲账改为主动还息，但黄世仁为霸占喜儿，强词夺理，要求本利全还，逼杨白劳走上绝路。这样一改更加接近生活的真实。”完全没有对事实进行调查，仅凭自己的革命忠诚，就颠倒了杨白劳欠债不还的基本事实，又把为富不仁的帽子扣到黄世仁头上。
《白毛女》虚构的成分太大了。同时，颠倒事实。将黄世仁在名声上颠覆至万截不复的地方。实属大不应该。穿凿污史，辱前人于地下，公允何在？
人家都说窦娥冤，我看，黄世仁比窦娥还冤。
一剧《白毛女》，让黄世仁遗臭了万年。但经过记者对黄世仁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进行详细调查，从群众那里得知了历史上那一段传说的真实面目。
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贫农，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四十岁的时候买下了十五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最终将105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起龙。
黄起龙念过私塾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留下的100亩地扩大成千亩良田。并且有了仁，义，礼，智，信五个大儿子。
黄世仁是长子，自然接了父亲的班儿。黄世仁自幼好学，学历至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颇好。黄家仁人善心，经常赒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黄世仁有一妻七妾，儿女成群，家庭和睦。（当时的法律允许有一夫多妻，黄世仁的婚姻状况不属于违法也在当时的道德规范之内）
杨白劳，黄世仁的发小儿（结拜），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家豆腐以质好价廉著称。杨洪业将他的豆腐事业传给他的独生子杨白劳之后，于41岁英年早逝。杨白劳承接父业之后，辛劳程度超出了他当公子时候的想像。又染上了赌瘾毒瘾，豆腐事业从此一路向南。当地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大春，贫农，一个小痞子，无赖。
喜儿，杨白劳的独生女儿，一个喜欢吃豆腐的胖懒妞。
《白毛女》把黄世仁描述成为富不仁横祸乡里的恶霸，强抢民女强奸喜儿最后在人民群众的吼声中被镇压了。杨白劳因欠黄家巨款无力偿还喝卤水自尽，喜儿据说在大山里呆了若干年须发皆白最后被大春救出。大春参加革命结束无赖生活。
事实：黄世仁在杨白劳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又遭债主追讨的时候立字据借给杨白劳大洋1000元（相当于现在的10万人民币）然后又收留未成年的喜儿。杨白劳欠钱躲债吃喝嫖赌无脸见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黄世仁念在同杨白劳多年的情份上厚葬杨白劳并且收养喜儿。
看看“白毛女”创造者杨润身自己的回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情节上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再创作建议。如，歌剧中的杨白劳是腊月外出躲账，但杨润身清楚地记得，当年他父亲是拚死拚活挣够欠地主的利息，主动向地主还息。按照统治阶级的规矩，穷人还清债息就可以安度春节。剧中杨白劳、喜儿、大春三个劳力，完全可以还清黄世仁的债息，躲账有欠真实。杨润身就与两位编导商讨，由杨白劳躲账改为主动还息，但黄世仁为霸占喜儿，强词夺理，要求本利全还，逼杨白劳走上绝路。这样一改更加接近生活的真实。”完全没有对事实进行调查，仅凭自己的革命忠诚，就颠倒了杨白劳欠债不还的基本事实，又把为富不仁的帽子扣到黄世仁头上。
《白毛女》虚构的成分太大了。同时，颠倒事实。将黄世仁在名声上颠覆至万截不复的地方。实属大不应该。穿凿污史，辱前人于地下，公允何在？
人家都说窦娥冤，我看，黄世仁比窦娥还冤。
2011年4月19日星期二
罗荣桓长春围城报告：开枪射击不让饥民出城
2011年04月19日09:07人民网
罗荣桓我要评论(6)
字号：T|T
[导读]罗荣桓：“我之对策是禁止通行，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围困已收显著效果，市内严重粮荒，高粱有价无市，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
罗荣桓长春围城报告：开枪射击不让饥民出城
一、长春守敌两个军及地方游杂部队共约十万之众，凭坚固工事及建筑物实行困守。我以十二纵三个师及六个独立师，采取围困方针，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发动对该敌作战。从五月末开始长春外围战，夺取机场后，逼近市郊，六月二十五日起，正式对长春进行封锁围困。
二、两月来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高粱每斤三千万元（敌东北流通券），且有价无市，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敌军除新第三十八师、第一八二师等外，均以酒面〔1〕作主食，每日才四两大豆，游杂部队更坏，因营养不良，大豆难消化，患痢疾者不少（敌虽尚存一部粮食，空投还可接济，但不敢食用，以准备作战）。故市内秩序日形紊混，军心民心均感恐慌。向市外投奔者日多，加以我之瓦解争取工作，其两个保安旅及保安团等日呈瓦解状态，正规部队亦发生极大动摇。自六月二十五日起至八月二十五日止，两个整月被我瓦解收容之敌方逃兵及投诚人员已达一万零四百七十一人（战斗俘获不在内），其中正规军占百分之六十八，杂牌军占百分之三十二，军官占百分之二点三，带武器者占百分之十。敌人情绪普遍低落，由个别投诚已转向整班投诚。郑洞国〔2〕在其高级军官会上说：“鞠躬尽瘁吧！”其士兵则反映：“八路这方法真绝，还不如快打。”
三、围困情况的初步经验：
（一）敌对我之围困，采取强制疏散市民以减轻负担，并便于掠夺其余粮。其办法为疯狂提高粮价，抢购市内存粮，逼人民出市。实行粮食管制，检查发现每人存粮不足三个月者（每人每月应有四十五斤），即强制赶出。在街上捉捆乞丐饥民及开释监狱犯人将其押送出来，并对市民进行欺骗说：“七一毛泽东过生日，八路军放卡子。”或诱以发粮名义，集体赶出，或组织工人学生向我请愿，或发动大群难民，向我步哨冲来，使我无法抵制。
我之对策主要是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涌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八月初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不满，怨言特多：“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也有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的。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来的。经纠正后，又发生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难民，甚至开枪射击（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围困时间延长，部队普遍发生急性病，有怀疑我之围困系力量不足，有认为长围无用，敌有空运接济要求快打。对此主要说明久困长围意义，并以逃兵讲述敌之困难情形，逐渐提高对围城认识。敌现进行恶毒宣传，说我欲困死长春人民。我则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到赶出市民之阴谋。放出之难民虽对我不满，但经救济后，影响较前稍好。
（三）断敌粮源，必须发动群众，军民一致参加封锁。初合围时，敌每日尚能由市外吸收粮食约五、六十石。据传当时敌军粮征收机关每日能购二、三十吨，主要因长春市外围均系新区，群众尚未发动，地方工作只注意后方生产，忽视对敌斗争，且军事封锁不严，封锁线又距城太远。后来确定不按原县区界，而根据围城各师防区划界，成立军队地方统一的对敌斗争委员会，以师政委任主任，统一领导封锁工作，发动群众配合军队站岗，设立盘查站，堵截出入，防止走私，并规定以没收走私粮百分之三十（后为五十）作为奖励。经严密封锁后，入市粮食大减，但还不能根绝。因市内粮价奇高，布及工业品则较贱，运粮入市，获利十倍，故有商民专以走私为业者（出来时偷领难民，乘机勒索）。他们在沿途各村设有秘密据点，逐村转粮，数人数处分带，如一部被查获，其余亦足获利，并有武装击伤群众岗哨者。我地方机关及围城部队人员，亦有不少违犯禁令，借口打入关系而托买笔买表及日用品者，有乘机发难民财、收购贩卖者，也有乱没收难民金银白钞以至我钞者，以致封锁不严。经检查教育后始予克服。断敌粮源另一办法为统制封锁区粮食，划长春市外五十里为封锁区，禁止粮食交易，此地区早为蒋军抢劫一空，粮食缺乏，故粮价高于后方集市数倍，如不统制，自然大批流入市郊而转入市内。在封锁区成立生产救灾合作社，组织群众集体到后方买粮。政府所发种子及救济粮，亦通过合作社，计地计口贷出，粮食以每三、五天发一次，以免走私。长春西地区因救济粮较少，不能停止后方粮食交易，采取带领群众集体购粮，或限制每人购粮不得超过十斤，并保证不准走私。六、七月间瓜菜未熟执行中尚无问题，八月间即发现有以瓜菜果腹，留下救济粮以走私营利者。敌人方面则鼓动运粮进市，敌曾枪毙敲诈运粮商人之士兵，并发采购通行证予以便利。现仍继续高价抢购。除新三十八师外其他部队八月初即发粮代金，金额虽逐增，但均不足一斤高粱之价，此即鼓励部队自行夜掠人民存粮及从市外购粮。以致市民饥饿日趋严重，有冒险抢敌粮车，不顾死刑危险分抢空投粮食者。市面统治秩序已日渐混乱。
（四）在围困中，我发动部队进行对敌攻势并派出几个敌工站，在城垣附近积极发展内线工作，有很多便利条件，利于开展政治攻势，这是两个月来瓦解敌军收效较大的原因。敌士兵生活很苦，近来情形更坏，且封锁日久不见援兵，感觉前途暗淡。新七军与滇军第六十军有矛盾。东北暂编师与蒋系矛盾更大，故滇军及东北籍之军官，有不少与我接近拉关系，送情报掩护我方人员入城，故内线关系较易建立，情报亦较灵通。但发动反正仍不容易，至今除了几股土匪武装及暂第五十六师一部九十余人有组织的投诚反正外，其余均系个别人或小股逃来（八月起，整班投诚者增多）。因市内缺乏党的组织，且敌人管制甚严。自王家善师〔3〕反正后，几个东北师的师团干部多被撤换，改以蒋系军官充任。但其所属两个保安旅已呈瓦解状态，最近有两大股突围企图逃窜，转至我后方扰乱，已被我大部歼灭。我对敌宣传，是以阵地喊话（尤以用敌逃兵喊话收效大），通过群众传话，散发宣传品，送回敌伤兵及以宣传弹（制造与炮弹相仿，如同飞机散发传单一样）发射宣传品，沿伊通河水流入宣传木船，通过内线关系在市内设秘密宣传站翻印宣传品等。但以宣传弹效力大、射得远、散得宽，使敌来不及防，兵民均可拾到，敌兵对我传单尤其通行证极重视，有出高价托人来买，逃来者有带我方传单以表示接受我宣传，并作为出城之护照，居民藏我传单谓打开城可持此领粮。敌对逃兵则施行镇压，实行士兵三至五人连坐，一人逃亡全部挨打，带枪者捉回枪杀活埋，政治上进行欺骗宣传，谓台湾新兵中秋节时增来东北，九月沈北会战，长春即将解围等等。但此项仍不能挽回其日趋涣散之军心。我收容逃兵工作曾一度发生偏向。有的自行规定，不带枪不收，土匪不收，因家属不好处理，故将家属拒回。又因清查难民之假装逃兵致堵回真逃兵者，甚至有不带符号不会唱蒋党歌，不会走正步，不知其官长姓名者都不收。这使敌兵发生顾虑，发现后已予纠正。收容的逃兵现已集中解放团训练，准备经过训练清洗后，争取补入部队。投诚的几股土匪武装，因成分很坏已一律缴枪，准备大部遣送回原籍生产，少数罪大恶极的头目，送地方政府依法处理，因长春这类武装尚多，为了不影响争取，故对他们暂时仍予优待。
（五）发动生产，救济封锁区群众，是发动群众围城热情的重要工作。因市郊粮食去冬即为蒋军抢光，屋上的草又被扒去喂马，今春市东一个区饿死四十人，围城开始时土地大部荒芜，有种后又荒芜者。为了避免荒芜，长春东南地区由吉林贷粮一千吨，钱五万万元，一千吨养麦种，由部队抽人力牲口，并发动后方一些人马助耕抢种抢锄，业已大部种上。现外围五万垧地将开始秋收，收成甚好（八、九成），每垧约可收四石，现正布置抢收。对哨卡外难民之救济，分别由吉辽两省在长春市东西地区组织处理委员会，下设办事处、事务所、检查站。派人将饥饿严重者介绍出来，尽量资助回原籍或投亲友，无家可归者送附近各县安置，发动社会救济组织生产，并在难民中吸收一部工人、学生入伍。
（六）围城部队在长期间内，已逐渐形成规律化之阵地生活。初围时做工事很多，因有交通壕地堡掩体等需要构筑和加固，岗哨亦多，每日每人五、六小时日夜不休，非常疲劳，加以天雨运不到粮食，有的吃三天稀饭，又发生传染病（痢疾），某些新组成的独立师在初围城时怕敌炮火、飞机，发生逃亡、自伤或乱打枪者，数次发生误会，造成恐慌情绪，后经动员并研究改善生活，利用阵地守备发动养猪种菜（每师已种百亩以上）、割草（解决烧柴喂马），现生活已获得改善，并节约了大批粮食救济灾民，目前情绪很高，不愿换防，但亦不愿守阵地，要求快打，同时也发生麻痹现象，在阵地上主要进行军事练兵，政治教育不够，违犯政策纪律现象时有发生，其事实已如上述。
（七）围城斗争极为复杂，绝非仅为军事斗争，必须党政军民一致动员，故要强调一元化领导。长春敌亦宣传所谓“总体战”，我之围城中曾发生配合不好，政策贯彻以及组织不一致。如长西地区未按军队防区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在长南地区长农县曾一度发生疆界争执，对收逃兵、放难民、处理走私、处理难民财货、禁止贸易、停止后方粮市等政策发生不一致现象，使工作受到损失，这是围城斗争中必须注意的一条经验。
注 释：
本文是罗荣桓起草并以林彪、罗荣桓、谭政的名义给毛泽东的报告。
〔1〕酒面，用粮食做酒剩下的渣子制作的面。这种渣子叫糟粕，通常作为牲口的饲料。
〔2〕郑洞国，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
〔3〕王家善师，指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营口起义的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八师。《罗荣桓军事文选》
罗荣桓我要评论(6)
字号：T|T
[导读]罗荣桓：“我之对策是禁止通行，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围困已收显著效果，市内严重粮荒，高粱有价无市，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
罗荣桓长春围城报告：开枪射击不让饥民出城
一、长春守敌两个军及地方游杂部队共约十万之众，凭坚固工事及建筑物实行困守。我以十二纵三个师及六个独立师，采取围困方针，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发动对该敌作战。从五月末开始长春外围战，夺取机场后，逼近市郊，六月二十五日起，正式对长春进行封锁围困。
二、两月来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高粱每斤三千万元（敌东北流通券），且有价无市，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敌军除新第三十八师、第一八二师等外，均以酒面〔1〕作主食，每日才四两大豆，游杂部队更坏，因营养不良，大豆难消化，患痢疾者不少（敌虽尚存一部粮食，空投还可接济，但不敢食用，以准备作战）。故市内秩序日形紊混，军心民心均感恐慌。向市外投奔者日多，加以我之瓦解争取工作，其两个保安旅及保安团等日呈瓦解状态，正规部队亦发生极大动摇。自六月二十五日起至八月二十五日止，两个整月被我瓦解收容之敌方逃兵及投诚人员已达一万零四百七十一人（战斗俘获不在内），其中正规军占百分之六十八，杂牌军占百分之三十二，军官占百分之二点三，带武器者占百分之十。敌人情绪普遍低落，由个别投诚已转向整班投诚。郑洞国〔2〕在其高级军官会上说：“鞠躬尽瘁吧！”其士兵则反映：“八路这方法真绝，还不如快打。”
三、围困情况的初步经验：
（一）敌对我之围困，采取强制疏散市民以减轻负担，并便于掠夺其余粮。其办法为疯狂提高粮价，抢购市内存粮，逼人民出市。实行粮食管制，检查发现每人存粮不足三个月者（每人每月应有四十五斤），即强制赶出。在街上捉捆乞丐饥民及开释监狱犯人将其押送出来，并对市民进行欺骗说：“七一毛泽东过生日，八路军放卡子。”或诱以发粮名义，集体赶出，或组织工人学生向我请愿，或发动大群难民，向我步哨冲来，使我无法抵制。
我之对策主要是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涌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八月初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不满，怨言特多：“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也有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的。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来的。经纠正后，又发生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难民，甚至开枪射击（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围困时间延长，部队普遍发生急性病，有怀疑我之围困系力量不足，有认为长围无用，敌有空运接济要求快打。对此主要说明久困长围意义，并以逃兵讲述敌之困难情形，逐渐提高对围城认识。敌现进行恶毒宣传，说我欲困死长春人民。我则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到赶出市民之阴谋。放出之难民虽对我不满，但经救济后，影响较前稍好。
（三）断敌粮源，必须发动群众，军民一致参加封锁。初合围时，敌每日尚能由市外吸收粮食约五、六十石。据传当时敌军粮征收机关每日能购二、三十吨，主要因长春市外围均系新区，群众尚未发动，地方工作只注意后方生产，忽视对敌斗争，且军事封锁不严，封锁线又距城太远。后来确定不按原县区界，而根据围城各师防区划界，成立军队地方统一的对敌斗争委员会，以师政委任主任，统一领导封锁工作，发动群众配合军队站岗，设立盘查站，堵截出入，防止走私，并规定以没收走私粮百分之三十（后为五十）作为奖励。经严密封锁后，入市粮食大减，但还不能根绝。因市内粮价奇高，布及工业品则较贱，运粮入市，获利十倍，故有商民专以走私为业者（出来时偷领难民，乘机勒索）。他们在沿途各村设有秘密据点，逐村转粮，数人数处分带，如一部被查获，其余亦足获利，并有武装击伤群众岗哨者。我地方机关及围城部队人员，亦有不少违犯禁令，借口打入关系而托买笔买表及日用品者，有乘机发难民财、收购贩卖者，也有乱没收难民金银白钞以至我钞者，以致封锁不严。经检查教育后始予克服。断敌粮源另一办法为统制封锁区粮食，划长春市外五十里为封锁区，禁止粮食交易，此地区早为蒋军抢劫一空，粮食缺乏，故粮价高于后方集市数倍，如不统制，自然大批流入市郊而转入市内。在封锁区成立生产救灾合作社，组织群众集体到后方买粮。政府所发种子及救济粮，亦通过合作社，计地计口贷出，粮食以每三、五天发一次，以免走私。长春西地区因救济粮较少，不能停止后方粮食交易，采取带领群众集体购粮，或限制每人购粮不得超过十斤，并保证不准走私。六、七月间瓜菜未熟执行中尚无问题，八月间即发现有以瓜菜果腹，留下救济粮以走私营利者。敌人方面则鼓动运粮进市，敌曾枪毙敲诈运粮商人之士兵，并发采购通行证予以便利。现仍继续高价抢购。除新三十八师外其他部队八月初即发粮代金，金额虽逐增，但均不足一斤高粱之价，此即鼓励部队自行夜掠人民存粮及从市外购粮。以致市民饥饿日趋严重，有冒险抢敌粮车，不顾死刑危险分抢空投粮食者。市面统治秩序已日渐混乱。
（四）在围困中，我发动部队进行对敌攻势并派出几个敌工站，在城垣附近积极发展内线工作，有很多便利条件，利于开展政治攻势，这是两个月来瓦解敌军收效较大的原因。敌士兵生活很苦，近来情形更坏，且封锁日久不见援兵，感觉前途暗淡。新七军与滇军第六十军有矛盾。东北暂编师与蒋系矛盾更大，故滇军及东北籍之军官，有不少与我接近拉关系，送情报掩护我方人员入城，故内线关系较易建立，情报亦较灵通。但发动反正仍不容易，至今除了几股土匪武装及暂第五十六师一部九十余人有组织的投诚反正外，其余均系个别人或小股逃来（八月起，整班投诚者增多）。因市内缺乏党的组织，且敌人管制甚严。自王家善师〔3〕反正后，几个东北师的师团干部多被撤换，改以蒋系军官充任。但其所属两个保安旅已呈瓦解状态，最近有两大股突围企图逃窜，转至我后方扰乱，已被我大部歼灭。我对敌宣传，是以阵地喊话（尤以用敌逃兵喊话收效大），通过群众传话，散发宣传品，送回敌伤兵及以宣传弹（制造与炮弹相仿，如同飞机散发传单一样）发射宣传品，沿伊通河水流入宣传木船，通过内线关系在市内设秘密宣传站翻印宣传品等。但以宣传弹效力大、射得远、散得宽，使敌来不及防，兵民均可拾到，敌兵对我传单尤其通行证极重视，有出高价托人来买，逃来者有带我方传单以表示接受我宣传，并作为出城之护照，居民藏我传单谓打开城可持此领粮。敌对逃兵则施行镇压，实行士兵三至五人连坐，一人逃亡全部挨打，带枪者捉回枪杀活埋，政治上进行欺骗宣传，谓台湾新兵中秋节时增来东北，九月沈北会战，长春即将解围等等。但此项仍不能挽回其日趋涣散之军心。我收容逃兵工作曾一度发生偏向。有的自行规定，不带枪不收，土匪不收，因家属不好处理，故将家属拒回。又因清查难民之假装逃兵致堵回真逃兵者，甚至有不带符号不会唱蒋党歌，不会走正步，不知其官长姓名者都不收。这使敌兵发生顾虑，发现后已予纠正。收容的逃兵现已集中解放团训练，准备经过训练清洗后，争取补入部队。投诚的几股土匪武装，因成分很坏已一律缴枪，准备大部遣送回原籍生产，少数罪大恶极的头目，送地方政府依法处理，因长春这类武装尚多，为了不影响争取，故对他们暂时仍予优待。
（五）发动生产，救济封锁区群众，是发动群众围城热情的重要工作。因市郊粮食去冬即为蒋军抢光，屋上的草又被扒去喂马，今春市东一个区饿死四十人，围城开始时土地大部荒芜，有种后又荒芜者。为了避免荒芜，长春东南地区由吉林贷粮一千吨，钱五万万元，一千吨养麦种，由部队抽人力牲口，并发动后方一些人马助耕抢种抢锄，业已大部种上。现外围五万垧地将开始秋收，收成甚好（八、九成），每垧约可收四石，现正布置抢收。对哨卡外难民之救济，分别由吉辽两省在长春市东西地区组织处理委员会，下设办事处、事务所、检查站。派人将饥饿严重者介绍出来，尽量资助回原籍或投亲友，无家可归者送附近各县安置，发动社会救济组织生产，并在难民中吸收一部工人、学生入伍。
（六）围城部队在长期间内，已逐渐形成规律化之阵地生活。初围时做工事很多，因有交通壕地堡掩体等需要构筑和加固，岗哨亦多，每日每人五、六小时日夜不休，非常疲劳，加以天雨运不到粮食，有的吃三天稀饭，又发生传染病（痢疾），某些新组成的独立师在初围城时怕敌炮火、飞机，发生逃亡、自伤或乱打枪者，数次发生误会，造成恐慌情绪，后经动员并研究改善生活，利用阵地守备发动养猪种菜（每师已种百亩以上）、割草（解决烧柴喂马），现生活已获得改善，并节约了大批粮食救济灾民，目前情绪很高，不愿换防，但亦不愿守阵地，要求快打，同时也发生麻痹现象，在阵地上主要进行军事练兵，政治教育不够，违犯政策纪律现象时有发生，其事实已如上述。
（七）围城斗争极为复杂，绝非仅为军事斗争，必须党政军民一致动员，故要强调一元化领导。长春敌亦宣传所谓“总体战”，我之围城中曾发生配合不好，政策贯彻以及组织不一致。如长西地区未按军队防区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在长南地区长农县曾一度发生疆界争执，对收逃兵、放难民、处理走私、处理难民财货、禁止贸易、停止后方粮市等政策发生不一致现象，使工作受到损失，这是围城斗争中必须注意的一条经验。
注 释：
本文是罗荣桓起草并以林彪、罗荣桓、谭政的名义给毛泽东的报告。
〔1〕酒面，用粮食做酒剩下的渣子制作的面。这种渣子叫糟粕，通常作为牲口的饲料。
〔2〕郑洞国，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
〔3〕王家善师，指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营口起义的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八师。《罗荣桓军事文选》
2011年4月13日星期三
王宏任：刘文彩等四大地主“丑恶形象”俱非史实
作者：王宏任
来源：人民网
来源日期：2011-4-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4-13 23:31:09
阅读量：313次
[导读]小学语文课文《半夜鸡叫》中讲地主靠学鸡叫来欺骗长工去早起上工，是多么愚蠢的小儿科?半夜把长工赶到地里去干什么?去摸黑儿到地里去锄苗还是锄草?那纯粹是靠红色恐怖维护的愚民言论。
一、1978年以前关于地主的书写
其实，从鲁迅、茅盾开始的新文学就自觉不自觉地肩负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地主则作为封建社会的丑恶形象被当作社会阻力来书写。鲁迅塑造的赵太爷、假洋鬼子、鲁四老爷都是地主，他们或者腐朽或者残忍或者反动;后来巴金的《家》也是以地主腐朽封闭的社会形象来控诉地主的。但是，这些批判与控诉都是发自感性的认知，都是源于生活的感受，属于道德谴责的意义，没有上升到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自觉的政治层面。而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兴起的对地主与资本家的描写，就有了充分的阶级意识，他们对地主与资本家的描写就与开展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左翼作家叶紫的作品就有了阶级斗争的诉求，他是有着极大的政治使命感的。这样的文学应当属于无产阶级斗争文学。
到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学当作“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于是写地主的作品就有了极强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质，它对推动与掀起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起到政策所难以达到的效果，之后，几乎所有革命作家都参与了对地主的鞭挞与抨击。这时，《白毛女》应运而生。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上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典型代表，是罪恶的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黄世仁，延安时代歌剧《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这个歌剧，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为电影、芭蕾舞剧等，因而名扬天下。剧中的黄世仁逼债，逼死了贫雇农杨白劳，强暴了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喜儿出逃后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日，营养不良，变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一位连级军官激愤过度，怒不可遏地拔枪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开了一枪……幸亏没有击中，可见剧情感人之深。多少年来，连绵不断地演出，“教育”了亿万青少年观众，使黄世仁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半夜鸡叫》的课文，节选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课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这个可恶的家伙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后来，长工们设计，故意将周扒皮当作“偷鸡贼”痛打了一顿……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在嬉笑声中使农民的仇恨得以发泄。从此，“地主是农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们的心灵。最早读过这篇课文的孩子，现在都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了。
《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持反动武装，与海南岛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为敌。最后，被“琼崖支队”“红色娘子军连”的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环)击毙……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他家设有“水牢”，把才生产七天的贫农妇女冷月英关在“水牢”里……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刘文彩的背景故事，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压榨农民血汗的场景形象化，“文革”期间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改革开放后还到国外展出)，还将刘文彩的庄园改建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让成千上万的人参观……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此外，建国前后，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更是把地主当成了魔鬼一样的东西来塑造，它对配合土地改革起到现实教材的作用，双双获了“斯大林文学奖”。其后，五十年代的长篇小说绝大多数都是把地主当成了魔鬼来塑造的，《红旗谱》中的冯老兰和其子冯贵堂、《苦菜花》中的王柬之都是罪恶滔天的坏蛋。
其后，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扩大与深化，著名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也有对地主、富农品德丑化的篇章;浩然的《艳阳天》写合作化运动中的马小辫和其他地主、富农及上中农，都依财富多少表现自己的丑恶、残酷，那时的观念是越穷越革命、越纯洁，越富越反动、越污秽。这种为了突出阶级斗争的扩大与深化而对于地主的刻意的妖魔化的抒写，实在对几代人的意识进行了极强的塑造。我小时就认为财富就是罪恶，越有钱就越坏，看到地主像看到恶魔一样。使我改变看法的是毛泽东掀起的“文革”，我当时只是因为写点文艺作品，还都是歌颂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就被打成“三家村反党小黑帮”(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就是罪恶)，天天挨游挨斗，那时，村里的红卫兵把在城市从事工商业的地主从城市揪了回来，我与这些被妖魔化的“魔鬼”一块劳改，开始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可是，经过十几天的劳动，我就改变对这些地主的认识：他们识文断字，知书达礼，文质彬彬，绝不是我从电影和书上看到地主，他们不像恶魔，聪明豁达机智，竟比对我们专政的地痞流氓一样的“革命造反派”好多了。其中一个地主在我们闲话《白毛女》时，文雅地笑了，说：这真正是糟蹋地主，真正地主哪能去强奸呀，这么穷苦的丫头送上门来能要吗?他谈到《艳阳天》中的马小辩，说：他在自己有权势时没有杀死肖长春，没有权势了为什么要杀死小石头?胡编乱造而已!而许多他过去的长工对他们恭敬有加，证明他们不是吃人血的吸血鬼，我对他们的话相信了。
这是发动“文革”的人没有想到的吧!前几年，我与左岸版主李云雷的一次争论，我认为《艳阳天》中写马小辫杀小石头没有事实根据，他说是事实。恰巧我碰到三河市文联主席刘树资，他曾经陪同浩然到山东某村(《艳阳天》的模特村)住过十几天，访问了所有他写的人物模特中的家庭，也去了“马小辫”的家。我问他“马小辫”有没有杀害小石头?他说马小辫绝没有杀害小石头，那是为了附和阶级斗争形势夸大的。而在当年，就加剧了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使上面知道地主如此凶残丑恶，非狠抓阶级斗争不可，在“狠抓”中又制造了许多新敌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灾难。正像李泽厚先生所说：“政权像铁桶一样，还是心惊胆战，老觉得敌人很强大。意识非常脆弱，老是神经兮兮的，以为江山立即要变颜色，结果人为地制造那么多阶级斗争，对那么多不该实行专政的人实行专政。而作家也神经兮兮的，人为地膨胀阶级斗争，把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教科书和土地改革的小册子。”“这是非常古怪的现象。作家竟然呼唤人们进行无穷尽的互相残杀，这当然是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于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性现象，被简化为两种阶级符号式的人物决一死战。
思想简单，艺术粗糙。《暴风骤雨》尽管粗糙，还有片断的真实感，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连片断的真实感也没有。但在当时也许可以起革命的作用。不过毛泽东本人却从不读这些作品，他也看不起他们。作家真有点上当了，很可笑。”〔1〕由文学形象的塑造，到对现实生活真人的变本加厉，肆意夸大歪曲，诬蔑成假想敌而给予残酷镇压打击，地主就成了人间最坏的东西。
二、1978年以后对于地主的书写
写于1988年、完成于1992年的《白鹿原》以真实客观的笔触抒写了地主白嘉轩的一生，他就是那么自为的生活，智慧、坚韧、贪婪、义气、亲情、果敢集于一身，他只是一个想发财过好日子的人，他有自己的好恶观、人生观;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腐朽政权的盲目拥护者，他的儿女成了共产党他也不是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是坚决反对;他对长工鹿三有亲如手足的关系，不像我们以前书上写的是压迫与残害的关系，尤其真实的是村里两个地主的儿女都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而贫农长工的儿子却是土匪被共产党镇压，读过书的富人子弟是革命的组织者与冲锋陷阵者。现实生活就是如此。《白鹿原》是对极左观念的极大挑战，它评奖颇受周折，最后终于获奖。接着，两个“鲁迅文学奖”得主以自己家族的真实呑呑吐吐地说出了对地主同情的话。
“鲁迅文学奖”得主周同宾在《土地梦》中说：“我们村里有几家地主，都是东家领着长工干活儿，锄地、收麦，都是东家干在前头;大忙时候，东家吃高粱面花卷，给长工蒸白馍，东家吃辣椒、豆豉，长工的菜里总有腥荤。……那几家的地，都是三亩五亩买来的，历经几代才置下那份家业。……永不是我后来从小说中、电影里、图画上看到的地主的可恶形象。”〔2〕另一个“鲁迅文学奖”得主史铁生在《记忆与印象》中写道：“太姥爷，一个典型的中国地主，……他有几千亩地的时候，出门赶集，见到路旁的一脬牛粪他也要兜在衣襟里捡回来，抖搂到自家地里。他只看重一种东西：地。‘周扒皮’那样的地主一定会让他笑话，你把长工都得罪了就不怕人家糟蹋你的地?……太姥爷比‘周扒皮’有远见，对长工从不怠慢。……长工吃什么他也跟长工一起吃什么，甚至长工们剩下的东西他也要再利用一遍，以自家肠胃将其酿制成自家地里的肥。他守望自家的地，盼望收获很多粮食，卖很多钱，买很多地。他不想这些为什么，他自己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坐在自己土地中央的邋里邋遢的瘦老头。……但是再往上数，到老老老太爷，到老老老老……太爷，总归有一站曾经是穷人，穷得叮当响，从什么地方逃荒到了此地，然后如何克勤克俭，慢慢富足起来——这也就是中国地主所常有的、牢记于心的家史。”〔3〕这应当是中国绝大多数地主的实际情况，他们克勤克俭，省吃俭用，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的积累，才有了这些财富，绝不如今天某些依仗贿赂贪官、搂呑国有资产一夜暴富者那么容易。
两位获奖作家为地主翻案的话没有引起主流批评界的批判，而莫言的《生死疲劳》就公开地近于“猖狂”地为地主翻案了。故事从被枪毙了的地主西门闹到地狱向阎王告状开始，被阎王轮回为驴、为猪、为狗、为猴，终于不忘申冤、报仇的宿愿，而他每轮回一次，总是在他的乡亲、朋友、亲人间活动，他以申冤、报仇的动物的眼光参与了人世间五十年的风云变幻，场景更迭，莫言就此展开了从1950年至2000年中国农村的叙事，应当说他是比较准确、客观地描述了中国农村半个世纪波谲云诡的历史。
紧接着，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则写了一个做了很多善事包括给革命贡献物资的孙姓地主，被贫农法庭枪毙，可是没有打死，晚上被他出身贫农的童养媳给背回来藏在地窖里藏了二十年，这二十年，被藏在地窖里的老地主帮助群众生活、生产、救灾，显示他的才华与善良，这是公开地给某个地主翻案，这些在文坛上有很大影响的作家在为地主“翻案”，对被镇压(枪毙)的地主表同情，我们的主流舆论没有对他们进行批判，没有对他们处理，据说莫言的《生死疲劳》还曾作为评选茅盾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而现为中国作协主席铁凝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笨花》，写了一个向姓的官员退休的地主，写他平和忠勉的一生，也是对他的歌颂，而本书中成了汉奸、坏蛋的是一个收、卖鸡鸭的穷人与一个底层穷人妓女。这是文学的还原现实的抒写，是对极左的虚假编造“文学”的批判。
与此同时，专家学者开始了对那些虚假妖魔化的文字的揭露。早在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署名笑蜀 (微博)的《刘文彩真相》一书，书中以严谨的材料否定了冷月英对刘文彩设置水牢、残害贫下中农的控诉。这个因为诉苦当到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的“冷妈妈”最后不得不说：关于刘文彩的水牢及刑讯室“都是别人让她说的”，这两样最有力证明地主罪恶的证据都是不存在的。刘文彩投资三亿法币建的“文彩中学”到现在仍然是四川县级最好的中学，刘文彩是四川个人投资办学第一人，其侄刘湘、其弟刘文辉都是对于革命有巨大功劳的人员，解放后是革命政府的高官，而收租院中许多雕塑都是出于对地主斗争需要的“艺术创造”。笑蜀最近又对原书进行考证与修订，于2008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严肃的史学著作《大地主刘文彩》，读过此书的人说是“对极左的集体意识的重新解构与重建”，其颠覆作用是巨大的。看来，虚假不得人心。
最近，人们又对高玉宝被选入课本几十年的《半夜鸡叫》进行了寻根求源的质疑，靠学鸡叫来欺骗长工去早起上工是多么愚蠢的小儿科?半夜把长工赶到地里去干什么?去摸黑儿到地里去锄苗还是锄草?那纯粹是靠红色恐怖维护的愚民言论，竟在小学生课本中存在那么多年，实在是对制造者的极大讽刺。今天摆脱极左压制的青年一眼就看出那些无聊可笑的欺骗，当记者们找到作者高玉宝时，他只能支吾其词。最近，《先锋国家历史》一书记述了“周扒皮”的原型——瓦房店市黄店村周春富的遭遇：周春富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穷人，到了周春富这一代，他勤俭到了苛刻的程度：“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穿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他把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晒干了以后再吃。他夏天从来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他五个儿子各有分工，都非常能干。对几个儿媳也非常苛刻，所有孩子都穿打补丁衣服。他省吃俭用去买地，见任何人都问：你卖地不?这样，他到1947年有二百四十亩地，家里人均十亩地(这在东北人少地多的地区很平常)，家里有粉坊、染坊、油坊、磨房，看来他是走多种经营的农产品深加工的道路，他对长工很厚道，给长工吃得很好，他这样的人在今天不是应当受到层层表彰的致富模范吗?他这种品质不正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典型代表吗?中国的强大与富裕实在有赖于这样的人。可是在土地改革的大潮中，他的土地、财产被分，他被枪毙了。”〔4〕
而《白毛女》故事的原型只是自三十年代就在晋察冀流传的故事，其事属于民间对惩恶扬善的渴望与宣扬，“白毛仙姑”有惩恶扬善的威力，受到百姓祭拜。开始作家李满天把其当作反迷信的故事去写，被“杰出的文艺领导者”周扬看中，他把这个故事赋予强烈的阶级意识，经过贺敬之等人的演化，有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伟大意义，于是作为革命文学的第一经典而家喻户晓。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对这个故事提出多种质疑，学者孟悦在《〈白毛女〉演变的启示》一文中，以科学、客观的方法考证了《白毛女》的诸多演变因素，已经指出它的“非政治的民间传统被政治化”的过程。而有不少人从事实上批驳了故事的虚假性，电影把黄世仁越写成大地主，他强奸喜儿越不可能，作家张蔓菱说：那个强奸喜儿的绝不是真正的地主，而是地痞流氓，真正的地主不会去强奸那么一个贫穷的丫头，因为地主不会性饥渴到在大年三十去祠堂里强奸穷人女儿的程度。如苏童《妻妾成群》和莫言《神嫖》所揭示的富人的性爱关系，他们在性上的满足方法与程度是有别于穷人的，他们大抵性上极端满足，为了好奇可能有独特追求，但是，他们要玩派头，讲排场，逞阔气。以今比古，现在的千万富翁会在春节之夜去自己祠堂去强奸那么一个贫穷的丫头吗?用现实生活的逻辑去考察，那拔高与伪造就不攻自破了。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造的故事，根本不是什么经典，可是对煽动人民仇恨地主的作用很大。
《红色娘子军》是一个妇女反对性别压迫和生活无着而从事革命的政治斗争的故事。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即红色娘子军连)成立，王时香任指导员，庞琼花任连长。红色娘子军在沙帽岭阻击战、拔除文市炮楼、占据分界岭据点以及掩护领导机关撤往母瑞山等战斗中英勇顽强，威震琼岛。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量军队对琼崖红军进行“大围剿”，红色娘子连干部王时香、冯增敏、庞学连、黄墩英、庞琼花等五人先后被捕，在海南琼山监狱关了两年后，国民党害怕共产党劫狱，将他们与林尤新、蒙汉强、庞学葵三位红军女干部一起押送到广州国民党监狱。当时，国民党为了宣传其剿共成果，拍下监狱中的八位姐妹的照片。在狱中，八姐妹坚贞不屈，患难与共，互相照顾、互相鼓励，共同度过三年艰难的铁窗生活。1938年，蒋介石被迫抗日，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及爱国人士，她们才恢复了自由。出狱后，由于娘子军连已经解散，她们找不到自己的队伍，便垂泪告别，各自回家。此后，她们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经受了不同的人生遭遇。
这是个反面文章正面作的故事，把一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政治斗争变成对地主的阶级斗争，塑造了恶霸地主南霸天的形象。娘子军的刚烈与顽强固然可歌可泣，可是，那时与地主的关系却不像电影中写的那样。在阶级斗争的时代写的一切都是为阶级斗争服务，免不了夸大与扭曲。
三、地主与革命
共产党曾经对开明绅士是非常尊重的，这缘于这些开明绅士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其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有正义感的富人子女发起的，而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也是有富人帮助的。山西省兴县刘太白是开明绅士，帮助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做了许多好事，他拿出一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他本人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的子侄九人中有七人参加革命(他的革命意识绝对强于不少普通贫下中农)，他和另一个开明绅士牛友兰先生办起两所高级小学，还筹办了一所高中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牛友兰先生给贺龙的一个团供应服装、粮食，他本人任二高校长(在县城)。有开明绅士这一事实证明：不是所有富人都是反革命，那么革命对象指向富人就是错误的。当然，不是所有富人都是赞成革命的，正像不是所有穷人都同情革命一样。
1947年，中共开始土地改革，极左的潮流在全国流传起来。江浙各地土改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八百七十二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十七人。奉贤县五个区被斗的二百四十五人中，被打的二百一十八人，被迫下跪的七十五人，被棒打的三十五人，被吊打的十三人，被捆绑的十八人，被剥光衣服的八十人，每人大都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一次，乡以上斗争会一万三千六百零九次，斗争人数达二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二百九十三人自杀。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四百九十七人，一百四十一人(七十三男、六十八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五百六十二人，也造成二百二十二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一百四十一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六十三人之多。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分等各个环节上交代政策，分别对待。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营山县百分之三十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三千七百六十户，其中自杀了二百六十一人。荣昌县七区四个乡五十四个村，共划地主六百六十三户，三千三百七十六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十四村共划中小地主十五户，就打死了十五人，平均每家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九十六人(男三十九、女五十七)，当场斗死十六人(男九、女七);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六十六人(男四十二、女二十四)，加上关押致死的十二人(男八、女四)，总共死了一百九十人(男九十八、女九十二)。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二十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六天中，就打死六人，逼死十三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五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惠阳县因此自杀了一百九十九人。仅5至8月间，北江地区就造成了六百一十四人自杀;潮汕专区则造成了七百五十五人自杀，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二百零二人。全省5至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四千人左右。而全省1至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五千六百九十八人，其中地主成分者二千五百六十七人，富农成分者一千零四十七人。镇压了其中的三千六百四十二人，另有二千六百九十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5〕
我们上面说到的对革命作过贡献的人，也难逃劫难。在土地改革中，曾对革命作过巨大贡献的刘太白的亲弟弟被残酷打死，参加革命的侄子被清洗，他自己也被斗争，还挨了打;牛友兰则受到残酷斗争和拷打后死亡。尤其野蛮的是把他们认为有剥削的人家划为地主、富农后，打死男人分掉他的妻子给贫农做老婆，刘少白的亲弟弟被活活打死后，他的弟媳分给贫农做老婆，当时还有许多地主的女儿、儿媳分给贫农做老婆的事，甚至富裕中农冯万礼的女儿也分给贫下中农当媳妇〔6〕。这是土地改革中的酷虐，假如只此为止，也算结束了历史的“革命”。
可是，革命胜利后的掌权者总觉得地主会心存报复之心。于是，在“文革”中，借打击“走资派之机，更想把地主斩尽杀绝”，掀起新的打击的酷虐更加令人发指：“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的就达一百多人，其中被吃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十八人，生割活剖的七人。”〔7〕还有湖南的道县和其他的县，都发生了这种比法西斯更加野蛮残暴地对“阶级敌人”的残杀，著名作家韩少功写过这类残酷场面，这就是中国富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命运，他们所遭受的“专政”比当年他们无意识地对贫下中农的“经济剥削”要惨痛多了。这可能是中国富人被指斥为“不道不仁”的根本原因，极左统治时代对富人的酷虐极大地伤害了中国许多靠勤俭持家、发家致富的小地主和富农的心，这种三十年的严重伤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况且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承认过是对他们的“伤害”。
其实，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完全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学，或者到外国留学，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绅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有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读书不多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学问，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砥柱作用。
四、历史性地评价土地改革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对于“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国内外早有看法，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说：“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的团结，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政治中当上了领导。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不合理政策中的残酷性。”〔8〕菲力普·肖特在其所著《毛泽东传》中写道：“毛泽东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土豪劣绅’们被拖拽到群众大会上公审并处决。农村的阶级关系被人为地激化了，其目的是把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赶上架，逼他们与共产主义事业共存亡。”〔9〕学者胡适指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10〕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革命与作乱》一文中说：“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若用金钱煽动社会上最不良的分子(无职业不生产的流氓、地痞、盗贼)来革命，这种无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乱。……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允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局搞土地改革时，就指示参加土地改革的人要警惕那些为掠夺财产、报私仇的“勇敢分子”投机谋利(在“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此指示作为罪状提出)。正是流氓、地痞、盗贼这些在“土改”中跻身“干部”队伍，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有论者说：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暴增，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第二次恶质化是“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领袖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
假如当时我们只是平分了地主的土地和多余的财产，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地主又打又骂地施以残酷的斗争，让他们在新的条件下和贫下中农一块劳动致富，不搞过左的阶级斗争和残酷的专政，那么，中国早已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我们的民族也不会有这么多仇恨、矛盾和创伤，我们的道德与文化不会遭到毁弃与破坏，那是多么好呀。可悲的是我们的“革命作家”写的“土地改革”却是一片赞扬之声，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吹鼓手和应声虫，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许多《半夜鸡叫》那样的作品深入人心，使他们还认为“斗争就是幸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天下乌鸦一般黑”，许多穷人还在以穷为荣，还把致富希望放在平分富人财产上。1978年以前，我们的主流教育就是：“谁穷谁光荣，穷人就是革命。谁富谁罪恶，天下乌鸦一般黑，富人就是反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哪管寸草不生，也要狠抓革命!”就是这样非常错误的言论，以“革命”的名义强烈地向国人灌输近三十年。我在1978年前也认为所有富人都是坏蛋;所有穷人都是革命英雄，他们对财产视如粪土，对权势藐视如清风。等到推荐大学生的时候来了，他们自己的儿女也争先恐后地去念书，有个脱离农村的机会，争得你死我活，对财产的贪婪胜过中农与富农，于是，我才对那种宣传彻底失望。在没有改革开放前，我在农村就知道穷人中的坏人比例绝不比富人中坏人比例低，“文革”中的打、砸、抢、烧、抓、杀，就显示了某些穷人的残忍和专横，贪婪与无耻，他们就是陈独秀所指出的“流氓、地痞、盗贼”，在我们无产阶级各种运动中，不少这类渣滓充当了“革命者”，给国家与人民造成很大灾难。
来源：人民网
来源日期：2011-4-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4-13 23:31:09
阅读量：313次
[导读]小学语文课文《半夜鸡叫》中讲地主靠学鸡叫来欺骗长工去早起上工，是多么愚蠢的小儿科?半夜把长工赶到地里去干什么?去摸黑儿到地里去锄苗还是锄草?那纯粹是靠红色恐怖维护的愚民言论。
一、1978年以前关于地主的书写
其实，从鲁迅、茅盾开始的新文学就自觉不自觉地肩负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地主则作为封建社会的丑恶形象被当作社会阻力来书写。鲁迅塑造的赵太爷、假洋鬼子、鲁四老爷都是地主，他们或者腐朽或者残忍或者反动;后来巴金的《家》也是以地主腐朽封闭的社会形象来控诉地主的。但是，这些批判与控诉都是发自感性的认知，都是源于生活的感受，属于道德谴责的意义，没有上升到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自觉的政治层面。而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兴起的对地主与资本家的描写，就有了充分的阶级意识，他们对地主与资本家的描写就与开展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左翼作家叶紫的作品就有了阶级斗争的诉求，他是有着极大的政治使命感的。这样的文学应当属于无产阶级斗争文学。
到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学当作“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于是写地主的作品就有了极强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质，它对推动与掀起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起到政策所难以达到的效果，之后，几乎所有革命作家都参与了对地主的鞭挞与抨击。这时，《白毛女》应运而生。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上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典型代表，是罪恶的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黄世仁，延安时代歌剧《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这个歌剧，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为电影、芭蕾舞剧等，因而名扬天下。剧中的黄世仁逼债，逼死了贫雇农杨白劳，强暴了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喜儿出逃后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日，营养不良，变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一位连级军官激愤过度，怒不可遏地拔枪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开了一枪……幸亏没有击中，可见剧情感人之深。多少年来，连绵不断地演出，“教育”了亿万青少年观众，使黄世仁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半夜鸡叫》的课文，节选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课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这个可恶的家伙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后来，长工们设计，故意将周扒皮当作“偷鸡贼”痛打了一顿……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在嬉笑声中使农民的仇恨得以发泄。从此，“地主是农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们的心灵。最早读过这篇课文的孩子，现在都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了。
《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持反动武装，与海南岛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为敌。最后，被“琼崖支队”“红色娘子军连”的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环)击毙……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他家设有“水牢”，把才生产七天的贫农妇女冷月英关在“水牢”里……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刘文彩的背景故事，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压榨农民血汗的场景形象化，“文革”期间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改革开放后还到国外展出)，还将刘文彩的庄园改建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让成千上万的人参观……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此外，建国前后，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更是把地主当成了魔鬼一样的东西来塑造，它对配合土地改革起到现实教材的作用，双双获了“斯大林文学奖”。其后，五十年代的长篇小说绝大多数都是把地主当成了魔鬼来塑造的，《红旗谱》中的冯老兰和其子冯贵堂、《苦菜花》中的王柬之都是罪恶滔天的坏蛋。
其后，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扩大与深化，著名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也有对地主、富农品德丑化的篇章;浩然的《艳阳天》写合作化运动中的马小辫和其他地主、富农及上中农，都依财富多少表现自己的丑恶、残酷，那时的观念是越穷越革命、越纯洁，越富越反动、越污秽。这种为了突出阶级斗争的扩大与深化而对于地主的刻意的妖魔化的抒写，实在对几代人的意识进行了极强的塑造。我小时就认为财富就是罪恶，越有钱就越坏，看到地主像看到恶魔一样。使我改变看法的是毛泽东掀起的“文革”，我当时只是因为写点文艺作品，还都是歌颂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就被打成“三家村反党小黑帮”(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就是罪恶)，天天挨游挨斗，那时，村里的红卫兵把在城市从事工商业的地主从城市揪了回来，我与这些被妖魔化的“魔鬼”一块劳改，开始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可是，经过十几天的劳动，我就改变对这些地主的认识：他们识文断字，知书达礼，文质彬彬，绝不是我从电影和书上看到地主，他们不像恶魔，聪明豁达机智，竟比对我们专政的地痞流氓一样的“革命造反派”好多了。其中一个地主在我们闲话《白毛女》时，文雅地笑了，说：这真正是糟蹋地主，真正地主哪能去强奸呀，这么穷苦的丫头送上门来能要吗?他谈到《艳阳天》中的马小辩，说：他在自己有权势时没有杀死肖长春，没有权势了为什么要杀死小石头?胡编乱造而已!而许多他过去的长工对他们恭敬有加，证明他们不是吃人血的吸血鬼，我对他们的话相信了。
这是发动“文革”的人没有想到的吧!前几年，我与左岸版主李云雷的一次争论，我认为《艳阳天》中写马小辫杀小石头没有事实根据，他说是事实。恰巧我碰到三河市文联主席刘树资，他曾经陪同浩然到山东某村(《艳阳天》的模特村)住过十几天，访问了所有他写的人物模特中的家庭，也去了“马小辫”的家。我问他“马小辫”有没有杀害小石头?他说马小辫绝没有杀害小石头，那是为了附和阶级斗争形势夸大的。而在当年，就加剧了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使上面知道地主如此凶残丑恶，非狠抓阶级斗争不可，在“狠抓”中又制造了许多新敌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灾难。正像李泽厚先生所说：“政权像铁桶一样，还是心惊胆战，老觉得敌人很强大。意识非常脆弱，老是神经兮兮的，以为江山立即要变颜色，结果人为地制造那么多阶级斗争，对那么多不该实行专政的人实行专政。而作家也神经兮兮的，人为地膨胀阶级斗争，把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教科书和土地改革的小册子。”“这是非常古怪的现象。作家竟然呼唤人们进行无穷尽的互相残杀，这当然是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于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性现象，被简化为两种阶级符号式的人物决一死战。
思想简单，艺术粗糙。《暴风骤雨》尽管粗糙，还有片断的真实感，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连片断的真实感也没有。但在当时也许可以起革命的作用。不过毛泽东本人却从不读这些作品，他也看不起他们。作家真有点上当了，很可笑。”〔1〕由文学形象的塑造，到对现实生活真人的变本加厉，肆意夸大歪曲，诬蔑成假想敌而给予残酷镇压打击，地主就成了人间最坏的东西。
二、1978年以后对于地主的书写
写于1988年、完成于1992年的《白鹿原》以真实客观的笔触抒写了地主白嘉轩的一生，他就是那么自为的生活，智慧、坚韧、贪婪、义气、亲情、果敢集于一身，他只是一个想发财过好日子的人，他有自己的好恶观、人生观;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腐朽政权的盲目拥护者，他的儿女成了共产党他也不是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是坚决反对;他对长工鹿三有亲如手足的关系，不像我们以前书上写的是压迫与残害的关系，尤其真实的是村里两个地主的儿女都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而贫农长工的儿子却是土匪被共产党镇压，读过书的富人子弟是革命的组织者与冲锋陷阵者。现实生活就是如此。《白鹿原》是对极左观念的极大挑战，它评奖颇受周折，最后终于获奖。接着，两个“鲁迅文学奖”得主以自己家族的真实呑呑吐吐地说出了对地主同情的话。
“鲁迅文学奖”得主周同宾在《土地梦》中说：“我们村里有几家地主，都是东家领着长工干活儿，锄地、收麦，都是东家干在前头;大忙时候，东家吃高粱面花卷，给长工蒸白馍，东家吃辣椒、豆豉，长工的菜里总有腥荤。……那几家的地，都是三亩五亩买来的，历经几代才置下那份家业。……永不是我后来从小说中、电影里、图画上看到的地主的可恶形象。”〔2〕另一个“鲁迅文学奖”得主史铁生在《记忆与印象》中写道：“太姥爷，一个典型的中国地主，……他有几千亩地的时候，出门赶集，见到路旁的一脬牛粪他也要兜在衣襟里捡回来，抖搂到自家地里。他只看重一种东西：地。‘周扒皮’那样的地主一定会让他笑话，你把长工都得罪了就不怕人家糟蹋你的地?……太姥爷比‘周扒皮’有远见，对长工从不怠慢。……长工吃什么他也跟长工一起吃什么，甚至长工们剩下的东西他也要再利用一遍，以自家肠胃将其酿制成自家地里的肥。他守望自家的地，盼望收获很多粮食，卖很多钱，买很多地。他不想这些为什么，他自己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坐在自己土地中央的邋里邋遢的瘦老头。……但是再往上数，到老老老太爷，到老老老老……太爷，总归有一站曾经是穷人，穷得叮当响，从什么地方逃荒到了此地，然后如何克勤克俭，慢慢富足起来——这也就是中国地主所常有的、牢记于心的家史。”〔3〕这应当是中国绝大多数地主的实际情况，他们克勤克俭，省吃俭用，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的积累，才有了这些财富，绝不如今天某些依仗贿赂贪官、搂呑国有资产一夜暴富者那么容易。
两位获奖作家为地主翻案的话没有引起主流批评界的批判，而莫言的《生死疲劳》就公开地近于“猖狂”地为地主翻案了。故事从被枪毙了的地主西门闹到地狱向阎王告状开始，被阎王轮回为驴、为猪、为狗、为猴，终于不忘申冤、报仇的宿愿，而他每轮回一次，总是在他的乡亲、朋友、亲人间活动，他以申冤、报仇的动物的眼光参与了人世间五十年的风云变幻，场景更迭，莫言就此展开了从1950年至2000年中国农村的叙事，应当说他是比较准确、客观地描述了中国农村半个世纪波谲云诡的历史。
紧接着，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则写了一个做了很多善事包括给革命贡献物资的孙姓地主，被贫农法庭枪毙，可是没有打死，晚上被他出身贫农的童养媳给背回来藏在地窖里藏了二十年，这二十年，被藏在地窖里的老地主帮助群众生活、生产、救灾，显示他的才华与善良，这是公开地给某个地主翻案，这些在文坛上有很大影响的作家在为地主“翻案”，对被镇压(枪毙)的地主表同情，我们的主流舆论没有对他们进行批判，没有对他们处理，据说莫言的《生死疲劳》还曾作为评选茅盾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而现为中国作协主席铁凝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笨花》，写了一个向姓的官员退休的地主，写他平和忠勉的一生，也是对他的歌颂，而本书中成了汉奸、坏蛋的是一个收、卖鸡鸭的穷人与一个底层穷人妓女。这是文学的还原现实的抒写，是对极左的虚假编造“文学”的批判。
与此同时，专家学者开始了对那些虚假妖魔化的文字的揭露。早在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署名笑蜀 (微博)的《刘文彩真相》一书，书中以严谨的材料否定了冷月英对刘文彩设置水牢、残害贫下中农的控诉。这个因为诉苦当到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的“冷妈妈”最后不得不说：关于刘文彩的水牢及刑讯室“都是别人让她说的”，这两样最有力证明地主罪恶的证据都是不存在的。刘文彩投资三亿法币建的“文彩中学”到现在仍然是四川县级最好的中学，刘文彩是四川个人投资办学第一人，其侄刘湘、其弟刘文辉都是对于革命有巨大功劳的人员，解放后是革命政府的高官，而收租院中许多雕塑都是出于对地主斗争需要的“艺术创造”。笑蜀最近又对原书进行考证与修订，于2008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严肃的史学著作《大地主刘文彩》，读过此书的人说是“对极左的集体意识的重新解构与重建”，其颠覆作用是巨大的。看来，虚假不得人心。
最近，人们又对高玉宝被选入课本几十年的《半夜鸡叫》进行了寻根求源的质疑，靠学鸡叫来欺骗长工去早起上工是多么愚蠢的小儿科?半夜把长工赶到地里去干什么?去摸黑儿到地里去锄苗还是锄草?那纯粹是靠红色恐怖维护的愚民言论，竟在小学生课本中存在那么多年，实在是对制造者的极大讽刺。今天摆脱极左压制的青年一眼就看出那些无聊可笑的欺骗，当记者们找到作者高玉宝时，他只能支吾其词。最近，《先锋国家历史》一书记述了“周扒皮”的原型——瓦房店市黄店村周春富的遭遇：周春富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穷人，到了周春富这一代，他勤俭到了苛刻的程度：“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穿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他把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晒干了以后再吃。他夏天从来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他五个儿子各有分工，都非常能干。对几个儿媳也非常苛刻，所有孩子都穿打补丁衣服。他省吃俭用去买地，见任何人都问：你卖地不?这样，他到1947年有二百四十亩地，家里人均十亩地(这在东北人少地多的地区很平常)，家里有粉坊、染坊、油坊、磨房，看来他是走多种经营的农产品深加工的道路，他对长工很厚道，给长工吃得很好，他这样的人在今天不是应当受到层层表彰的致富模范吗?他这种品质不正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典型代表吗?中国的强大与富裕实在有赖于这样的人。可是在土地改革的大潮中，他的土地、财产被分，他被枪毙了。”〔4〕
而《白毛女》故事的原型只是自三十年代就在晋察冀流传的故事，其事属于民间对惩恶扬善的渴望与宣扬，“白毛仙姑”有惩恶扬善的威力，受到百姓祭拜。开始作家李满天把其当作反迷信的故事去写，被“杰出的文艺领导者”周扬看中，他把这个故事赋予强烈的阶级意识，经过贺敬之等人的演化，有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伟大意义，于是作为革命文学的第一经典而家喻户晓。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对这个故事提出多种质疑，学者孟悦在《〈白毛女〉演变的启示》一文中，以科学、客观的方法考证了《白毛女》的诸多演变因素，已经指出它的“非政治的民间传统被政治化”的过程。而有不少人从事实上批驳了故事的虚假性，电影把黄世仁越写成大地主，他强奸喜儿越不可能，作家张蔓菱说：那个强奸喜儿的绝不是真正的地主，而是地痞流氓，真正的地主不会去强奸那么一个贫穷的丫头，因为地主不会性饥渴到在大年三十去祠堂里强奸穷人女儿的程度。如苏童《妻妾成群》和莫言《神嫖》所揭示的富人的性爱关系，他们在性上的满足方法与程度是有别于穷人的，他们大抵性上极端满足，为了好奇可能有独特追求，但是，他们要玩派头，讲排场，逞阔气。以今比古，现在的千万富翁会在春节之夜去自己祠堂去强奸那么一个贫穷的丫头吗?用现实生活的逻辑去考察，那拔高与伪造就不攻自破了。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造的故事，根本不是什么经典，可是对煽动人民仇恨地主的作用很大。
《红色娘子军》是一个妇女反对性别压迫和生活无着而从事革命的政治斗争的故事。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即红色娘子军连)成立，王时香任指导员，庞琼花任连长。红色娘子军在沙帽岭阻击战、拔除文市炮楼、占据分界岭据点以及掩护领导机关撤往母瑞山等战斗中英勇顽强，威震琼岛。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量军队对琼崖红军进行“大围剿”，红色娘子连干部王时香、冯增敏、庞学连、黄墩英、庞琼花等五人先后被捕，在海南琼山监狱关了两年后，国民党害怕共产党劫狱，将他们与林尤新、蒙汉强、庞学葵三位红军女干部一起押送到广州国民党监狱。当时，国民党为了宣传其剿共成果，拍下监狱中的八位姐妹的照片。在狱中，八姐妹坚贞不屈，患难与共，互相照顾、互相鼓励，共同度过三年艰难的铁窗生活。1938年，蒋介石被迫抗日，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及爱国人士，她们才恢复了自由。出狱后，由于娘子军连已经解散，她们找不到自己的队伍，便垂泪告别，各自回家。此后，她们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经受了不同的人生遭遇。
这是个反面文章正面作的故事，把一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政治斗争变成对地主的阶级斗争，塑造了恶霸地主南霸天的形象。娘子军的刚烈与顽强固然可歌可泣，可是，那时与地主的关系却不像电影中写的那样。在阶级斗争的时代写的一切都是为阶级斗争服务，免不了夸大与扭曲。
三、地主与革命
共产党曾经对开明绅士是非常尊重的，这缘于这些开明绅士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其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有正义感的富人子女发起的，而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也是有富人帮助的。山西省兴县刘太白是开明绅士，帮助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做了许多好事，他拿出一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他本人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的子侄九人中有七人参加革命(他的革命意识绝对强于不少普通贫下中农)，他和另一个开明绅士牛友兰先生办起两所高级小学，还筹办了一所高中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牛友兰先生给贺龙的一个团供应服装、粮食，他本人任二高校长(在县城)。有开明绅士这一事实证明：不是所有富人都是反革命，那么革命对象指向富人就是错误的。当然，不是所有富人都是赞成革命的，正像不是所有穷人都同情革命一样。
1947年，中共开始土地改革，极左的潮流在全国流传起来。江浙各地土改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八百七十二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十七人。奉贤县五个区被斗的二百四十五人中，被打的二百一十八人，被迫下跪的七十五人，被棒打的三十五人，被吊打的十三人，被捆绑的十八人，被剥光衣服的八十人，每人大都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一次，乡以上斗争会一万三千六百零九次，斗争人数达二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二百九十三人自杀。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四百九十七人，一百四十一人(七十三男、六十八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五百六十二人，也造成二百二十二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一百四十一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六十三人之多。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分等各个环节上交代政策，分别对待。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营山县百分之三十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三千七百六十户，其中自杀了二百六十一人。荣昌县七区四个乡五十四个村，共划地主六百六十三户，三千三百七十六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十四村共划中小地主十五户，就打死了十五人，平均每家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九十六人(男三十九、女五十七)，当场斗死十六人(男九、女七);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六十六人(男四十二、女二十四)，加上关押致死的十二人(男八、女四)，总共死了一百九十人(男九十八、女九十二)。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二十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六天中，就打死六人，逼死十三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五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惠阳县因此自杀了一百九十九人。仅5至8月间，北江地区就造成了六百一十四人自杀;潮汕专区则造成了七百五十五人自杀，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二百零二人。全省5至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四千人左右。而全省1至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五千六百九十八人，其中地主成分者二千五百六十七人，富农成分者一千零四十七人。镇压了其中的三千六百四十二人，另有二千六百九十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5〕
我们上面说到的对革命作过贡献的人，也难逃劫难。在土地改革中，曾对革命作过巨大贡献的刘太白的亲弟弟被残酷打死，参加革命的侄子被清洗，他自己也被斗争，还挨了打;牛友兰则受到残酷斗争和拷打后死亡。尤其野蛮的是把他们认为有剥削的人家划为地主、富农后，打死男人分掉他的妻子给贫农做老婆，刘少白的亲弟弟被活活打死后，他的弟媳分给贫农做老婆，当时还有许多地主的女儿、儿媳分给贫农做老婆的事，甚至富裕中农冯万礼的女儿也分给贫下中农当媳妇〔6〕。这是土地改革中的酷虐，假如只此为止，也算结束了历史的“革命”。
可是，革命胜利后的掌权者总觉得地主会心存报复之心。于是，在“文革”中，借打击“走资派之机，更想把地主斩尽杀绝”，掀起新的打击的酷虐更加令人发指：“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的就达一百多人，其中被吃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十八人，生割活剖的七人。”〔7〕还有湖南的道县和其他的县，都发生了这种比法西斯更加野蛮残暴地对“阶级敌人”的残杀，著名作家韩少功写过这类残酷场面，这就是中国富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命运，他们所遭受的“专政”比当年他们无意识地对贫下中农的“经济剥削”要惨痛多了。这可能是中国富人被指斥为“不道不仁”的根本原因，极左统治时代对富人的酷虐极大地伤害了中国许多靠勤俭持家、发家致富的小地主和富农的心，这种三十年的严重伤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况且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承认过是对他们的“伤害”。
其实，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完全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学，或者到外国留学，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绅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有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读书不多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学问，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砥柱作用。
四、历史性地评价土地改革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对于“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国内外早有看法，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说：“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的团结，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政治中当上了领导。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不合理政策中的残酷性。”〔8〕菲力普·肖特在其所著《毛泽东传》中写道：“毛泽东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土豪劣绅’们被拖拽到群众大会上公审并处决。农村的阶级关系被人为地激化了，其目的是把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赶上架，逼他们与共产主义事业共存亡。”〔9〕学者胡适指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10〕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革命与作乱》一文中说：“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若用金钱煽动社会上最不良的分子(无职业不生产的流氓、地痞、盗贼)来革命，这种无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乱。……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允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局搞土地改革时，就指示参加土地改革的人要警惕那些为掠夺财产、报私仇的“勇敢分子”投机谋利(在“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此指示作为罪状提出)。正是流氓、地痞、盗贼这些在“土改”中跻身“干部”队伍，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有论者说：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暴增，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第二次恶质化是“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领袖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
假如当时我们只是平分了地主的土地和多余的财产，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地主又打又骂地施以残酷的斗争，让他们在新的条件下和贫下中农一块劳动致富，不搞过左的阶级斗争和残酷的专政，那么，中国早已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我们的民族也不会有这么多仇恨、矛盾和创伤，我们的道德与文化不会遭到毁弃与破坏，那是多么好呀。可悲的是我们的“革命作家”写的“土地改革”却是一片赞扬之声，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吹鼓手和应声虫，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许多《半夜鸡叫》那样的作品深入人心，使他们还认为“斗争就是幸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天下乌鸦一般黑”，许多穷人还在以穷为荣，还把致富希望放在平分富人财产上。1978年以前，我们的主流教育就是：“谁穷谁光荣，穷人就是革命。谁富谁罪恶，天下乌鸦一般黑，富人就是反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哪管寸草不生，也要狠抓革命!”就是这样非常错误的言论，以“革命”的名义强烈地向国人灌输近三十年。我在1978年前也认为所有富人都是坏蛋;所有穷人都是革命英雄，他们对财产视如粪土，对权势藐视如清风。等到推荐大学生的时候来了，他们自己的儿女也争先恐后地去念书，有个脱离农村的机会，争得你死我活，对财产的贪婪胜过中农与富农，于是，我才对那种宣传彻底失望。在没有改革开放前，我在农村就知道穷人中的坏人比例绝不比富人中坏人比例低，“文革”中的打、砸、抢、烧、抓、杀，就显示了某些穷人的残忍和专横，贪婪与无耻，他们就是陈独秀所指出的“流氓、地痞、盗贼”，在我们无产阶级各种运动中，不少这类渣滓充当了“革命者”，给国家与人民造成很大灾难。
2011年1月25日星期二
太原强拆命案“指挥者”当庭咬出幕后官员
（2011年1月25日转载）
来源：南方都市报
昨日，不少特警在太原中院门前警戒。
孟建伟87天坚持在网上直播父亲命案进展。
尸检报告清晰地记载，孟富贵的头骨被砸碎成11块。2010年10月30日凌晨，一群“保安”翻墙入户，手持镐把、砖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原“10·30”拆迁血案。
直面夺走父亲生命的嫌疑人，复旦大学博士生孟建伟的目光始终盯在被告席上。四目相接之下，第一个上庭陈述的“指挥者”、保安头目武瑞军终于起身，向孟建伟三鞠躬，表达歉意。然而，一切为之已晚，十余个家庭的命运从此将被改写。
昨日，“10·30”拆迁血案的法理交锋，在太原中院1号法庭上演。其间，幕后主使者的身影也逐渐显露。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法庭对武瑞军的法庭调查过程中。武到庭后，对检方的指控也提出异议，身为保安大队机动分队队长的他明确：当晚实施这一拆迁任务的保安公司确系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并非起诉书所称的“柒星安保物业有限公司”。
不仅如此，他还向法庭当庭供述了身为晋源区副区长的计建中（现已被免职待查）以及晋源区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在此过程中扮演的多重角色诸多内幕。
2010年10月30日零时，深秋的村落早已沉沉睡去。一场针对两户村民的强拆，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展开。为了完成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滨江西路南延工程的拆迁任务，包括高海东、张俊奇、李彦忠在内的40-50名当地保安人员分四组手持镐把，在事先明确分工、并约定撤退方式的情况下，兵分多路进入古寨村武文元和孟富贵的家中进行强拆。一死一伤的惨剧，随后上演。
武瑞军：镇党委书记称提供20万元“善后”
进村后，高海东等人遭遇拒绝在拆迁协议上签字的孟富贵和武文元，并对其进行追打，最终导致孟富贵死亡、武文元轻伤的后果。事发后，死者孟富贵在上海复旦大学读博士的儿子孟建伟通过网络求助，事件随后被曝光。身为复旦大学博士生的孟建伟更在自己的博客上，对事件的进展进行了长达87天的直播。孟建伟说，真凶一日不被法办，父亲就一日不下葬。
当晚参与强拆的其中15人，连同两名涉嫌包庇犯罪的嫌疑人遭到刑拘。而在这15名直接参与者当中，身为保安公司负责人的武瑞军被指系“指挥者”。在检方的起诉材料中，武瑞军周密部署并且吩咐手下“遇到反抗可以打胳膊、腿”的描述成为贯穿整个事件的“起因”。
但是，检方的这份起诉书遭到死者孟富贵亲属委托人的强烈质疑。和网络上的议题一样———谁是此次拆迁行动的幕后指挥者和实际利益人？武瑞军的保安公司到底是什么性质，是否与此前网络上盛传的“系晋源区公安局保安机动大队”有关？整个拆迁项目是否合法？拆迁的实行人是否具备拆迁资质？均成为两名律师质疑焦点。
昨日上午8时49分，开庭后仅10分钟，孟家的委托人即要求公诉机关回避。在向法庭陈述理由时，他们称，检方起诉书对整个事件幕后策划者和利益人只字未提，涉嫌对有关方面进行包庇。并指出，起诉书对相关嫌疑人涉嫌罪名的指控有误，从行凶者明知镐、砖头能物品砸向受害人要害部位可能要人性命仍实施了侵害行为的情况看，这种犯罪是典型的故意杀人，而非故意伤害；在法院休庭、太原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康代表检方驳回后，他们的“复议”申请同样被驳回。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法庭对武瑞军的法庭调查过程中。武到庭后，对检方的指控也提出异议，身为保安大队机动分队队长的他明确：当晚实施这一拆迁任务的保安公司确系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并非起诉书所称的“柒星安保物业有限公司”。不仅如此，他还向法庭当庭供述了身为晋源区副区长的计建中（现已被免职待查）以及晋源区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在此过程中扮演的多重角色诸多内幕。而这一点，正是几分钟前，孟家的代理人向法院申请检方回避的理由之一———“检方涉嫌包庇幕后指挥者”。
武瑞军说，可以证明保安公司与晋源区公安分局有关系的，除了上班所需的指纹识别、工资条、会议记录外，在晋源区公安分局一楼的办公室里，该局还为他安排了专门的办公桌。
“没有领导的指示，保安公司是不敢做这个事的。”武瑞军说，实际上，太原滨河西南延指挥部成立后，面临的压力巨大。涉拆村民对拆迁排斥情绪很大。特别是最后的61户村民，成为摆在指挥部面前的“硬骨头”。2010年10月20日，晋源区组织召开了规模宏大的拆迁动员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计建中对拆迁工作提出了刚性要求———在1周内，要完成对涉拆民舍总量半数以上的拆除工作。按照这个指示，6天后的10月26日，滨河西路南延工程指挥部召开了一次“拆前”工作会议，在综合分析了拆迁平面图后，武瑞军提议首先对孟富贵和武文元两家进行强行拆除。提议随后得到计建中和张兴旺的同意，2010年10月29日下午，武瑞军在会议室里，召集手下开会，几个小时后，本文开头一幕在夜幕的掩护下上演。
武瑞军回忆，事发当天早上6点左右，身为晋源区金胜镇党委书记的张兴旺曾致电他，并明确表示将给予武瑞军20万元资金“善后”。去年10月30日早上6时，还在睡梦中的他被告知前往太原市一处高速公路口“见面议事”，在应约前往后，武瑞军发现，除了张兴旺，在10月26日动员大会上曾向其明确工作任务的副区长计建中也在场。
见面后计建中首先斥责“怎么搞成这个样子。”随后，一行3人赶到计位于区政府的办公室继续商议“善后”事宜，在此期间，计建中电话叫来了一名叫李根虎的涉案人。几人共同谋划了攻守同盟，在自己被刑拘后，张兴旺承诺的20万元“善后款”，武瑞军曾打电话让他老婆去办理，但究竟有无到位，连武瑞军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当天日武瑞军就被金胜派出所叫走。
“当天我们商量让两个人出来顶罪。”武瑞军说，就在计建中的办公室里屋，他曾与滨河西南延工程拆迁公司负责人李根虎等人商量，让去年10月30日当晚参与强拆行动的保安队长李彦忠“顶雷”，而李根虎后来也因此被以涉嫌包庇罪执行逮捕。
太原市公安机关一名曾接近武瑞军的人士透露，武当庭所述并非不实，在晋源区公安局一楼，确实存在着他的专属办公桌。而实施强拆和“保卫”工作的保安公司，全称应为“太原市公安局晋源区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武瑞军与晋源区公安分局无论在隶属关系上还是在经济关系上都存在联系。
武瑞军回忆说，计建中在得知事件后亦感到束手无策。而让他意外的是，去年10月31日下午，他应晋源区公安分局一名刘姓警员要求主动赶至警方处时，竟遭到“刑讯逼供”。
“当时姓刘的说‘局长和政委要见你’，我就主动赶过去了。”武瑞军称，在警方处，他遭到持续了两个小时的殴打，在对其进行刑讯过程中，警方要求其承担全部罪名。被打得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只好就范。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武瑞军特别向主审法官提出，当时自己被送到看守所时，在例行的身体情况登记表上，有自己的伤情记录。
高海东：“为了义气”行凶，遭刑讯逼供才供述有罪
声音怯怯地，压得很低；脚镣的响动在可容纳200多人的法庭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清晰地听到。以至于主审法官需要多次提醒，高海东的声音才能通过麦克风传递到书记员的耳朵里。截至2010年10月30日凌晨，在与同伙将打死孟富贵、打伤武文元之前，这次拆迁活动他尚未拿到一分钱工资。
案卷材料显示，事发当晚，犯罪嫌疑人张俊奇和高海东按照“部署”先后进入武家，高首先手持镐把对武文元进行殴打，见张俊奇与孟富贵扭打在一起，遂上前持镐把猛击孟头部两下，而尸检报告显示，孟富贵的颅骨碎成了11块。“其左、右枕部有两处粉碎性骨折密集区，应为此外力作用所致；经过拼接，符合棍棒类钝性物体作用形成……”在此前给公安机关的供述中，高海东详细描述了其手持镐砸向孟富贵头部的过程。但是，和起诉书中指控的“指使者”武瑞军一样，高海东昨日当庭翻供，并坚称自己在投案后遭到公安机关刑讯逼供。
高海东说，2010年10月30日早上，还在面包车上睡觉的他被队长李彦忠告知“打死了人”，遂于当日向警方投案，但未料先后在派出所和太原市晋源区公安分局两次遭到警方“背铐”和殴打，在警方的引导下，最终作出了之前的供述。对于这些，刚来到保安公司上班不到一个月，称没有从保安公司拿到一分钱工资的他，解释为“为了义气”。但是很快，高海东的翻供遭到检方质疑，在高当庭叙述“入看守所后再无刑讯”后，检方称，高在被关进看守所之后，仍作出过多次“手持镐把击打孟富贵”的有罪供述，以此向法庭陈述，高海东的当庭翻供不可信。
孟建伟的代理人向法庭宣读的一份取自张俊奇的口供显示，高海东在事发当晚，正是手持镐把击打武文元手部和孟富贵头部的主要实施人。对于检方和诉讼代理人的质疑，高海东称，之所以在“入所”后仍做有罪供述，系因警方在对其提审时已经明确告知他“证据显示就是你打死了孟富贵”，加上对张俊奇等人“义气”的考虑，故而持续作出有罪供述。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武文元在被人持镐把和砖头等物殴打倒地装死而躲过一劫。作为当晚的直接参与者，高海东说，武文元当时装死的举动他并非看不出来，在倒地后，武曾睁眼偷看过他，但自己并未继续对其实施殴打。只是命令其不准出声，约30分钟后，在无法打开武家大门的情况下，武家的房子被挖开一个大洞，其与同案人随后将武、孟两人拖出屋外。除“10·30”血案之外，他没有参与其他强拆行动，对于诉讼代理人“你是否在此前的拆迁中强拆过村民电表？”、“是否曾强拆过古寨村其他民舍”的当庭发问，高海东当庭失忆———不记得了或者干脆拒绝回答。
对于高海东的供述，孟建伟的代理人刘亚军和李劲松律师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作为“10·30”拆迁命案的重大嫌疑人，高海东前后矛盾的供述只能说明其避罪心理驱使。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根据他们庭前的调查，太原市滨河西南延工程涉拆民舍360多户；在此前的强拆行动中，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机动大队一直“冲锋”在前，而据调查所见，整个滨河西南延项目，涉嫌严重违法、违规操作，但仍被强制上马。根据武瑞军等人的当庭供述，李劲松和刘亚军律师更明确向法庭提出，身为晋源区副区长的计建中和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正是直接的幕后指挥者。
武瑞军：“如果没有领导指示，我们怎么敢冒然出手”
武瑞军说，按照拆迁市场惯例，他的保安队收费为每人每班次130元—200元不等。从2010年8月3日介入到太原滨河西南延工程拆迁项目到案发，武瑞军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获利100万余元，就在对孟、武两家拆迁前不久，他刚刚从项目指挥部拿到了10万元雇佣金。“收钱办事”的保安队，几乎成了“拆迁雇佣兵”。但是现在，武瑞军和他的亲属们意识到，昔日的“上级”已经不在乎他的去留，丢卒保车似乎成为必然。
昨日上午庭审结束时，武瑞军的嫂子李俊兰、亲属闫翠华等人将记者围了个水泄不通。李俊兰说，武瑞军一直是收钱办事，但事发后种种迹象表明，滨河西路南延工程指挥部和晋源区主抓此项目的负责人已经置武于事件核心，试图让其顶罪。
“检察院的起诉漏洞百出，我们也是受害人。”闫翠华和武家一名石姓亲属说，真正的幕后主使者没有出现在法庭上，他们对武瑞军的命运颇感担忧。从检方搞错保安公司性质这一点上看，检方的审查义务是否尽到，仍未尽可知。
实际上，在检方主控的17人当中，当地男子李根虎一度成为各方争议焦点。检方指控其在“10·30”拆迁血案中，涉嫌包庇犯罪。太原市府一名熟悉计建中的知情人透露，李根虎早年便与计建中相熟，计在太原市其他地方任职期间，李根虎就一直是计建中“搞拆迁的左膀右臂”。
“10·30”案卷资料和涉案人员的供述显示，李根虎正是滨河西南延工程拆迁实施人———“同心”公司（音）的负责人。但孟建伟的代理人当庭质疑，李根虎并非该工程的实际实施人，真正的拆迁施工者系武瑞军和“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对此，武瑞军当庭予以否认。他称，李根虎的拆迁公司才是拆迁人，事发当晚，之所以由其手下代为实施强拆，仅仅是为了方便。至于李根虎的拆迁公司是否具备拆迁资质、滨河西南延工程项目是否合法，他并不知情。整个过程中，他和手下只是“办事收钱”，对于法律上的问题，他从不过问。
武瑞军在反驳检方指控时甚至反问：“如果没有领导指示，我们怎么敢冒然出手？”对检方起诉书中所陈述的“柒星安保物业公司”，他表示不能理解。武瑞军说，因为滨河西南延工程系晋源区内工程，尽管自己有柒星公司在手，但按照领导“晋源区的公司好办事”的指示，他还是在项目之初回到了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是为了在工程的承接上获得便利。
高海东的供述也显示，武瑞军手下人员所使用车辆悬挂的通行证上，均清晰标注有“晋源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字样”。除此以外，武瑞军手下持有的工作证上，工作单位体现的也正是该大队的名头。
来源：南方都市报
昨日，不少特警在太原中院门前警戒。
孟建伟87天坚持在网上直播父亲命案进展。
尸检报告清晰地记载，孟富贵的头骨被砸碎成11块。2010年10月30日凌晨，一群“保安”翻墙入户，手持镐把、砖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原“10·30”拆迁血案。
直面夺走父亲生命的嫌疑人，复旦大学博士生孟建伟的目光始终盯在被告席上。四目相接之下，第一个上庭陈述的“指挥者”、保安头目武瑞军终于起身，向孟建伟三鞠躬，表达歉意。然而，一切为之已晚，十余个家庭的命运从此将被改写。
昨日，“10·30”拆迁血案的法理交锋，在太原中院1号法庭上演。其间，幕后主使者的身影也逐渐显露。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法庭对武瑞军的法庭调查过程中。武到庭后，对检方的指控也提出异议，身为保安大队机动分队队长的他明确：当晚实施这一拆迁任务的保安公司确系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并非起诉书所称的“柒星安保物业有限公司”。
不仅如此，他还向法庭当庭供述了身为晋源区副区长的计建中（现已被免职待查）以及晋源区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在此过程中扮演的多重角色诸多内幕。
2010年10月30日零时，深秋的村落早已沉沉睡去。一场针对两户村民的强拆，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展开。为了完成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滨江西路南延工程的拆迁任务，包括高海东、张俊奇、李彦忠在内的40-50名当地保安人员分四组手持镐把，在事先明确分工、并约定撤退方式的情况下，兵分多路进入古寨村武文元和孟富贵的家中进行强拆。一死一伤的惨剧，随后上演。
武瑞军：镇党委书记称提供20万元“善后”
进村后，高海东等人遭遇拒绝在拆迁协议上签字的孟富贵和武文元，并对其进行追打，最终导致孟富贵死亡、武文元轻伤的后果。事发后，死者孟富贵在上海复旦大学读博士的儿子孟建伟通过网络求助，事件随后被曝光。身为复旦大学博士生的孟建伟更在自己的博客上，对事件的进展进行了长达87天的直播。孟建伟说，真凶一日不被法办，父亲就一日不下葬。
当晚参与强拆的其中15人，连同两名涉嫌包庇犯罪的嫌疑人遭到刑拘。而在这15名直接参与者当中，身为保安公司负责人的武瑞军被指系“指挥者”。在检方的起诉材料中，武瑞军周密部署并且吩咐手下“遇到反抗可以打胳膊、腿”的描述成为贯穿整个事件的“起因”。
但是，检方的这份起诉书遭到死者孟富贵亲属委托人的强烈质疑。和网络上的议题一样———谁是此次拆迁行动的幕后指挥者和实际利益人？武瑞军的保安公司到底是什么性质，是否与此前网络上盛传的“系晋源区公安局保安机动大队”有关？整个拆迁项目是否合法？拆迁的实行人是否具备拆迁资质？均成为两名律师质疑焦点。
昨日上午8时49分，开庭后仅10分钟，孟家的委托人即要求公诉机关回避。在向法庭陈述理由时，他们称，检方起诉书对整个事件幕后策划者和利益人只字未提，涉嫌对有关方面进行包庇。并指出，起诉书对相关嫌疑人涉嫌罪名的指控有误，从行凶者明知镐、砖头能物品砸向受害人要害部位可能要人性命仍实施了侵害行为的情况看，这种犯罪是典型的故意杀人，而非故意伤害；在法院休庭、太原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康代表检方驳回后，他们的“复议”申请同样被驳回。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法庭对武瑞军的法庭调查过程中。武到庭后，对检方的指控也提出异议，身为保安大队机动分队队长的他明确：当晚实施这一拆迁任务的保安公司确系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并非起诉书所称的“柒星安保物业有限公司”。不仅如此，他还向法庭当庭供述了身为晋源区副区长的计建中（现已被免职待查）以及晋源区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在此过程中扮演的多重角色诸多内幕。而这一点，正是几分钟前，孟家的代理人向法院申请检方回避的理由之一———“检方涉嫌包庇幕后指挥者”。
武瑞军说，可以证明保安公司与晋源区公安分局有关系的，除了上班所需的指纹识别、工资条、会议记录外，在晋源区公安分局一楼的办公室里，该局还为他安排了专门的办公桌。
“没有领导的指示，保安公司是不敢做这个事的。”武瑞军说，实际上，太原滨河西南延指挥部成立后，面临的压力巨大。涉拆村民对拆迁排斥情绪很大。特别是最后的61户村民，成为摆在指挥部面前的“硬骨头”。2010年10月20日，晋源区组织召开了规模宏大的拆迁动员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计建中对拆迁工作提出了刚性要求———在1周内，要完成对涉拆民舍总量半数以上的拆除工作。按照这个指示，6天后的10月26日，滨河西路南延工程指挥部召开了一次“拆前”工作会议，在综合分析了拆迁平面图后，武瑞军提议首先对孟富贵和武文元两家进行强行拆除。提议随后得到计建中和张兴旺的同意，2010年10月29日下午，武瑞军在会议室里，召集手下开会，几个小时后，本文开头一幕在夜幕的掩护下上演。
武瑞军回忆，事发当天早上6点左右，身为晋源区金胜镇党委书记的张兴旺曾致电他，并明确表示将给予武瑞军20万元资金“善后”。去年10月30日早上6时，还在睡梦中的他被告知前往太原市一处高速公路口“见面议事”，在应约前往后，武瑞军发现，除了张兴旺，在10月26日动员大会上曾向其明确工作任务的副区长计建中也在场。
见面后计建中首先斥责“怎么搞成这个样子。”随后，一行3人赶到计位于区政府的办公室继续商议“善后”事宜，在此期间，计建中电话叫来了一名叫李根虎的涉案人。几人共同谋划了攻守同盟，在自己被刑拘后，张兴旺承诺的20万元“善后款”，武瑞军曾打电话让他老婆去办理，但究竟有无到位，连武瑞军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当天日武瑞军就被金胜派出所叫走。
“当天我们商量让两个人出来顶罪。”武瑞军说，就在计建中的办公室里屋，他曾与滨河西南延工程拆迁公司负责人李根虎等人商量，让去年10月30日当晚参与强拆行动的保安队长李彦忠“顶雷”，而李根虎后来也因此被以涉嫌包庇罪执行逮捕。
太原市公安机关一名曾接近武瑞军的人士透露，武当庭所述并非不实，在晋源区公安局一楼，确实存在着他的专属办公桌。而实施强拆和“保卫”工作的保安公司，全称应为“太原市公安局晋源区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武瑞军与晋源区公安分局无论在隶属关系上还是在经济关系上都存在联系。
武瑞军回忆说，计建中在得知事件后亦感到束手无策。而让他意外的是，去年10月31日下午，他应晋源区公安分局一名刘姓警员要求主动赶至警方处时，竟遭到“刑讯逼供”。
“当时姓刘的说‘局长和政委要见你’，我就主动赶过去了。”武瑞军称，在警方处，他遭到持续了两个小时的殴打，在对其进行刑讯过程中，警方要求其承担全部罪名。被打得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只好就范。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武瑞军特别向主审法官提出，当时自己被送到看守所时，在例行的身体情况登记表上，有自己的伤情记录。
高海东：“为了义气”行凶，遭刑讯逼供才供述有罪
声音怯怯地，压得很低；脚镣的响动在可容纳200多人的法庭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清晰地听到。以至于主审法官需要多次提醒，高海东的声音才能通过麦克风传递到书记员的耳朵里。截至2010年10月30日凌晨，在与同伙将打死孟富贵、打伤武文元之前，这次拆迁活动他尚未拿到一分钱工资。
案卷材料显示，事发当晚，犯罪嫌疑人张俊奇和高海东按照“部署”先后进入武家，高首先手持镐把对武文元进行殴打，见张俊奇与孟富贵扭打在一起，遂上前持镐把猛击孟头部两下，而尸检报告显示，孟富贵的颅骨碎成了11块。“其左、右枕部有两处粉碎性骨折密集区，应为此外力作用所致；经过拼接，符合棍棒类钝性物体作用形成……”在此前给公安机关的供述中，高海东详细描述了其手持镐砸向孟富贵头部的过程。但是，和起诉书中指控的“指使者”武瑞军一样，高海东昨日当庭翻供，并坚称自己在投案后遭到公安机关刑讯逼供。
高海东说，2010年10月30日早上，还在面包车上睡觉的他被队长李彦忠告知“打死了人”，遂于当日向警方投案，但未料先后在派出所和太原市晋源区公安分局两次遭到警方“背铐”和殴打，在警方的引导下，最终作出了之前的供述。对于这些，刚来到保安公司上班不到一个月，称没有从保安公司拿到一分钱工资的他，解释为“为了义气”。但是很快，高海东的翻供遭到检方质疑，在高当庭叙述“入看守所后再无刑讯”后，检方称，高在被关进看守所之后，仍作出过多次“手持镐把击打孟富贵”的有罪供述，以此向法庭陈述，高海东的当庭翻供不可信。
孟建伟的代理人向法庭宣读的一份取自张俊奇的口供显示，高海东在事发当晚，正是手持镐把击打武文元手部和孟富贵头部的主要实施人。对于检方和诉讼代理人的质疑，高海东称，之所以在“入所”后仍做有罪供述，系因警方在对其提审时已经明确告知他“证据显示就是你打死了孟富贵”，加上对张俊奇等人“义气”的考虑，故而持续作出有罪供述。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武文元在被人持镐把和砖头等物殴打倒地装死而躲过一劫。作为当晚的直接参与者，高海东说，武文元当时装死的举动他并非看不出来，在倒地后，武曾睁眼偷看过他，但自己并未继续对其实施殴打。只是命令其不准出声，约30分钟后，在无法打开武家大门的情况下，武家的房子被挖开一个大洞，其与同案人随后将武、孟两人拖出屋外。除“10·30”血案之外，他没有参与其他强拆行动，对于诉讼代理人“你是否在此前的拆迁中强拆过村民电表？”、“是否曾强拆过古寨村其他民舍”的当庭发问，高海东当庭失忆———不记得了或者干脆拒绝回答。
对于高海东的供述，孟建伟的代理人刘亚军和李劲松律师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作为“10·30”拆迁命案的重大嫌疑人，高海东前后矛盾的供述只能说明其避罪心理驱使。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根据他们庭前的调查，太原市滨河西南延工程涉拆民舍360多户；在此前的强拆行动中，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机动大队一直“冲锋”在前，而据调查所见，整个滨河西南延项目，涉嫌严重违法、违规操作，但仍被强制上马。根据武瑞军等人的当庭供述，李劲松和刘亚军律师更明确向法庭提出，身为晋源区副区长的计建中和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正是直接的幕后指挥者。
武瑞军：“如果没有领导指示，我们怎么敢冒然出手”
武瑞军说，按照拆迁市场惯例，他的保安队收费为每人每班次130元—200元不等。从2010年8月3日介入到太原滨河西南延工程拆迁项目到案发，武瑞军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获利100万余元，就在对孟、武两家拆迁前不久，他刚刚从项目指挥部拿到了10万元雇佣金。“收钱办事”的保安队，几乎成了“拆迁雇佣兵”。但是现在，武瑞军和他的亲属们意识到，昔日的“上级”已经不在乎他的去留，丢卒保车似乎成为必然。
昨日上午庭审结束时，武瑞军的嫂子李俊兰、亲属闫翠华等人将记者围了个水泄不通。李俊兰说，武瑞军一直是收钱办事，但事发后种种迹象表明，滨河西路南延工程指挥部和晋源区主抓此项目的负责人已经置武于事件核心，试图让其顶罪。
“检察院的起诉漏洞百出，我们也是受害人。”闫翠华和武家一名石姓亲属说，真正的幕后主使者没有出现在法庭上，他们对武瑞军的命运颇感担忧。从检方搞错保安公司性质这一点上看，检方的审查义务是否尽到，仍未尽可知。
实际上，在检方主控的17人当中，当地男子李根虎一度成为各方争议焦点。检方指控其在“10·30”拆迁血案中，涉嫌包庇犯罪。太原市府一名熟悉计建中的知情人透露，李根虎早年便与计建中相熟，计在太原市其他地方任职期间，李根虎就一直是计建中“搞拆迁的左膀右臂”。
“10·30”案卷资料和涉案人员的供述显示，李根虎正是滨河西南延工程拆迁实施人———“同心”公司（音）的负责人。但孟建伟的代理人当庭质疑，李根虎并非该工程的实际实施人，真正的拆迁施工者系武瑞军和“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对此，武瑞军当庭予以否认。他称，李根虎的拆迁公司才是拆迁人，事发当晚，之所以由其手下代为实施强拆，仅仅是为了方便。至于李根虎的拆迁公司是否具备拆迁资质、滨河西南延工程项目是否合法，他并不知情。整个过程中，他和手下只是“办事收钱”，对于法律上的问题，他从不过问。
武瑞军在反驳检方指控时甚至反问：“如果没有领导指示，我们怎么敢冒然出手？”对检方起诉书中所陈述的“柒星安保物业公司”，他表示不能理解。武瑞军说，因为滨河西南延工程系晋源区内工程，尽管自己有柒星公司在手，但按照领导“晋源区的公司好办事”的指示，他还是在项目之初回到了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是为了在工程的承接上获得便利。
高海东的供述也显示，武瑞军手下人员所使用车辆悬挂的通行证上，均清晰标注有“晋源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字样”。除此以外，武瑞军手下持有的工作证上，工作单位体现的也正是该大队的名头。
2010年12月4日星期六
程映虹：“爱国”的真义——西安事变的“英雄”都成了汉奸说明了什么
再过一周就是双十二，即西安事变纪念日。1936年12月12日，由张学良和杨虎城控制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中国国民政府当时的军政领袖蒋介石，迫使他接受以一致抗日为名停止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的要求。这个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要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我们很难想象当时被国军围困在陕北一隅的中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西安事变一直在中共官方历史上有重要地位，被说成是当时民心所向的标志。但是中共官方宣传一直故意忽略一个重要史实：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这些汉奸先是在日本人和汪伪那里做官，后来又在“新中国”安享荣华富贵。他们的人生轨迹就这样清楚地描画出了日本侵华和中共成功之间的关系。
这些汉奸中最出名的是孙铭九。孙西安事变前是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执行了张的捉蒋命令。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国民政府软禁在南京，东北军的主要将领主张和平解决，但企图以营救张学良为名义趁机从高级将领手中夺权的孙铭九却一意孤行，要和中央军武力相见，为此他滥杀无辜，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蒋斌，宋学礼等都死于他手。这场东北军的内乱不但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解体，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惨遭兵火之焚。为了个人野心闯下了这场弥天大祸后，就连共产党当时也不好意思再收留他，于是孙铭九干脆投靠了汪精卫政权，担任驻河南的特派员，后来又跑到山东当了伪保安副司令。
孙铭九这个汉奸的级别还不算高。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担任了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等。抗战后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被国民政府处决。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那里有个抗日同志会，实际上是中共的秘密组织，其书记应德田专门给张学良提供所谓的抗日思想和理论，还编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小册子，可以说嘴上比谁都更爱国，也因此深受中共赞赏。但西安事变后他投靠汪伪政权，当了河南省教育厅厅长。
在西安事变中最忠实执行张学良的捉蒋命令的东北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后来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1943年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被毒死。
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曾经一再鼓动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说不要替国民党打内战。但西安事变后来却顺利出境到了日本，当了汉奸。
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参与了西安事变，之后长期在海外，但到了1943年居然加入汪伪政权得了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
这些汉奸，凡是没有死的，后来又爱上了“新中国”，1949年之后不是受到重用，如张学铭在天津市当高级干部，便是安享晚年，如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老死在政协。但在中共官方公开的资料中，他们当过汉奸的那段历史常常被刻意隐瞒或淡化。不但如此，他们还舞文弄墨，美化自己，丑化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尤其是把那些被孙铭九杀害的东北军将领说成是蒋介石的特务，从而把自己的杀人罪一笔抹掉。他们关于西安事变的文字是1949年以后伪造和篡改的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
改变了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在海峡两岸，国共两党的历史中一向有着截然不同的叙述和评价。共产党说它是爱国的，国民党说它是祸国的。究竟谁说的有理，外人和后人只要看一看这起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后来的言行就知道了。一个政治事件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了汉奸，它所策动的那个事件难道可能是爱国的吗？
孙铭九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实际是政治流氓和军事赌徒，“爱国主义”在他们那里成了无法无天和随意杀人的遮羞布。所谓“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用在他们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们所策动的西安事变，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因为事件的后果是中国名义上抗日了，但日本人从来不用担心一个政治统一上下齐心的中国，有人在那里合法地拆国民政府的台，起到了日伪军起不到的作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日本人和汪伪都慷慨地收留了这些“爱国者”，按功领赏嘛。
西安事变根本没有什么民意，就是一起兵变。它打着爱国的旗号，实际是误国和祸国，最后主要参与者都顺理成章地叛国做了汉奸。这个过程，也可以拿来对认识今天那些成天喊打喊杀的“爱国愤青”们做一个参考。
在“伟光正”那里，“爱国”当然就是以自己的党派利益为标准。西安事变时，“爱国”的标志就是反蒋。爱国和反蒋是同义词。只要能削弱和损害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地位，只要能帮助“伟光正”地方割据，这样的事都是爱国的。哪怕那些“爱国者”后来都当了汉奸，他们干的那些事还是爱国壮举。哪怕那些以“背后有黑手”的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者”在强敌压境之际在全国掀起动乱，这个运动也是“爱国民主运动”。今天则完全倒了过来，“爱党”就是“爱国”，党和国是同义词，哪怕你已经拿了外国护照，只要你“爱”这个党，为这个党天下“维稳”，你就是中国的“爱国者”。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December 04, 2010
西安事变一直在中共官方历史上有重要地位，被说成是当时民心所向的标志。但是中共官方宣传一直故意忽略一个重要史实：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这些汉奸先是在日本人和汪伪那里做官，后来又在“新中国”安享荣华富贵。他们的人生轨迹就这样清楚地描画出了日本侵华和中共成功之间的关系。
这些汉奸中最出名的是孙铭九。孙西安事变前是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执行了张的捉蒋命令。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国民政府软禁在南京，东北军的主要将领主张和平解决，但企图以营救张学良为名义趁机从高级将领手中夺权的孙铭九却一意孤行，要和中央军武力相见，为此他滥杀无辜，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蒋斌，宋学礼等都死于他手。这场东北军的内乱不但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解体，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惨遭兵火之焚。为了个人野心闯下了这场弥天大祸后，就连共产党当时也不好意思再收留他，于是孙铭九干脆投靠了汪精卫政权，担任驻河南的特派员，后来又跑到山东当了伪保安副司令。
孙铭九这个汉奸的级别还不算高。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担任了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等。抗战后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被国民政府处决。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那里有个抗日同志会，实际上是中共的秘密组织，其书记应德田专门给张学良提供所谓的抗日思想和理论，还编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小册子，可以说嘴上比谁都更爱国，也因此深受中共赞赏。但西安事变后他投靠汪伪政权，当了河南省教育厅厅长。
在西安事变中最忠实执行张学良的捉蒋命令的东北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后来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1943年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被毒死。
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曾经一再鼓动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说不要替国民党打内战。但西安事变后来却顺利出境到了日本，当了汉奸。
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参与了西安事变，之后长期在海外，但到了1943年居然加入汪伪政权得了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
这些汉奸，凡是没有死的，后来又爱上了“新中国”，1949年之后不是受到重用，如张学铭在天津市当高级干部，便是安享晚年，如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老死在政协。但在中共官方公开的资料中，他们当过汉奸的那段历史常常被刻意隐瞒或淡化。不但如此，他们还舞文弄墨，美化自己，丑化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尤其是把那些被孙铭九杀害的东北军将领说成是蒋介石的特务，从而把自己的杀人罪一笔抹掉。他们关于西安事变的文字是1949年以后伪造和篡改的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
改变了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在海峡两岸，国共两党的历史中一向有着截然不同的叙述和评价。共产党说它是爱国的，国民党说它是祸国的。究竟谁说的有理，外人和后人只要看一看这起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后来的言行就知道了。一个政治事件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了汉奸，它所策动的那个事件难道可能是爱国的吗？
孙铭九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实际是政治流氓和军事赌徒，“爱国主义”在他们那里成了无法无天和随意杀人的遮羞布。所谓“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用在他们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们所策动的西安事变，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因为事件的后果是中国名义上抗日了，但日本人从来不用担心一个政治统一上下齐心的中国，有人在那里合法地拆国民政府的台，起到了日伪军起不到的作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日本人和汪伪都慷慨地收留了这些“爱国者”，按功领赏嘛。
西安事变根本没有什么民意，就是一起兵变。它打着爱国的旗号，实际是误国和祸国，最后主要参与者都顺理成章地叛国做了汉奸。这个过程，也可以拿来对认识今天那些成天喊打喊杀的“爱国愤青”们做一个参考。
在“伟光正”那里，“爱国”当然就是以自己的党派利益为标准。西安事变时，“爱国”的标志就是反蒋。爱国和反蒋是同义词。只要能削弱和损害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地位，只要能帮助“伟光正”地方割据，这样的事都是爱国的。哪怕那些“爱国者”后来都当了汉奸，他们干的那些事还是爱国壮举。哪怕那些以“背后有黑手”的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者”在强敌压境之际在全国掀起动乱，这个运动也是“爱国民主运动”。今天则完全倒了过来，“爱党”就是“爱国”，党和国是同义词，哪怕你已经拿了外国护照，只要你“爱”这个党，为这个党天下“维稳”，你就是中国的“爱国者”。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December 04, 2010
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
王晓阳：朝鲜战争谁胜利了？
最近因为某种原因，有人大力纪念10月25日，当年中国军队入朝参战60周年纪念日。这使得我要说一下朝鲜战争。其实，我在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发过有关文章。当时我说：真相越来越清晰了。
对于多数中国人、朝鲜人来说，真相真的是越来越清晰了吗？有些怀疑。
最近我在微博上随便写了几条：
——如果中国不参战，目前的朝鲜会是什么状态？
——某些中国人指责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同时自己又纪念参加韩战，呵呵……韩国人、朝鲜人会否指责中国式靖国神社？
——自由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朝鲜人民终将从魔爪下解脱，将来，他们会仇恨哪个国家？
——朝鲜战争，中国胜利了吗？美国胜利了吗？要我看，最大的胜利者是金家父子，其次是前苏联。
——最惨的失败者是朝鲜人民，其次是中国人民、美国人民。
1，联合国如何定义朝鲜战争？
战争的一方，是朝鲜和中国。朝鲜肯定说是韩国侵犯朝鲜。中国的教科书中，说法比较含糊，定性为韩国发动侵略，但是并没有具体说明，而是把描述重点放在后来具体的战役、后方的支援中。
战争的另一方，是联合国派出的16国联军（多国部队？这词儿听着耳熟，想起来了，是伊拉克战争嘛。应该抗美援伊）。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建有战争纪念馆。这些国家都说是朝鲜发动的侵略。
别的国家咱回避。单说朝鲜和韩国。对于这两个国家截然相反的叙述，大家相信哪个？……
然后我们来看联合国开放式的资料馆里的记载
“1950年6月25日（星期天）朝鲜共产党领导人金日成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也没有宣战的情形下，乘机越过三八线进犯毫无准备的南韩。南韩军队虽然英勇抵抗，但是事实证明12万韩军不是配备各种苏式重型武器和俄制t-3型坦克的20万北朝军队的对手。金日成偷袭成功了，到8月初就攻占了90%的韩国领土，并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大邱附近的洛东江才被暂时控制住。大韩民国向联合国发出呼吁。
“联合国通过三项决议，谴责朝鲜共产党的侵略行为，要求北朝军队撤回三八线，并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给大韩民国以军事支援。美国军队首先抵达，随后共有21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参战，其中派战斗部队的有16个国家，支援医疗及设备的有5个国家。联合国军在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在仁川出其不意成功登陆，形成大包围一直把朝共军队赶出了南韩，拿下平壤，并把朝鲜军队打得溃不成军，退到中国边境。”
此后，中国进入抗美援朝。
2，苏联人耍了什么花招？
我曾经写过博文《抗日战争：掉进了“苏联陷阱”》。该文章有3句核心：1，前提：我们可以勇敢地去牺牲，但绝不能愚蠢地被利用。2，过程：无耻的苏联人，把中国当枪使，把中国人民推向了战争的深渊。3，结果：中国人成了挡箭牌，学雷锋充当“国际黄继光”去了。
我认为，这3个核心是分析整个抗日战争所要明白的第一要务。
卷入朝鲜战争，中国人是不是又一次掉进“苏联陷阱”？可以这样说。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服从苏联命令。
在历史造假方面，苏联人是中国人的老师。幸运的是，苏联解体了，一些历史资料随之解密，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一点历史真相。新解密的前苏联国家档案，揭示了朝鲜战争的内幕与真相。
1950年1月19日，苏联驻平壤大使什特科夫就电告斯大林，“金日成请求斯大林允许他发动进攻，解放南韩”。30日斯大林回电答应“可以帮助他，但必须依靠毛/泽/东，有北京支持”。当时斯大林最希望中国与朝鲜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一边。那时斯大林的全球梦包括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存在共产党的国家。
甚至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派联合国军队支持南韩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本可以行使否决权，否定这一决议。但是斯大林指示他“缺席不要去”，让决议通过。
苏联拒绝行使否决权的举动，曾让世界大惑不解，都说苏联错过了阻止西方出兵的机会。实际上斯大林是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故意让联合国决议通过，好让毛/泽/东与金日成去拼死拖牢美国，他可以坐山观虎斗，并腾出手来解决西欧问题。
3，中国为什么参战？
“国际主义情怀”之说，太幼稚了，都不好意思去驳他。
“屏障”说，比较流行。难道，一条区区的鸭绿江能成为缓冲区？如果爆发战争，人家可以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随便选个地方登陆，难道非要绕道朝鲜吗？
真正的原因，是苏联的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仁川登陆，打得朝鲜军一败涂地。10月，斯大林一再催促中国出兵。当时中共高层普遍反对出兵。当时反对呼声最高的是林彪，他在反对无效的情况下，装病拒绝出任中国赴朝志愿军司令一职。他认为新中国刚解放，军队应整休恢复，而且当时美军具有完全的制空权，大炮优势是40比1，如参战志愿军会有大量伤亡，并且美国可能轰炸中国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甚至可能朝中国扔原子弹和不利于解放台湾等等。事后，毛泽东说：“抗美援朝出兵在中央最高层最初表决结果只有‘一人半’（半人指周恩来）支持出兵”。但在斯大林一再的压力下，10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斯大林的黑海畔别墅谈判出兵事项，斯大林承诺大批援助中国军事工业建设计划，及马上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先进苏联武器装备，并派空军协防东北等，而且斯大林还把中国军队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样条件下，毛泽东最后决定“出兵”，并在中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动员和战时准备，投入巨大兵力物力。当时中国人不知道是与联合国开战，以为出兵只是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是为了“保家卫国”。
中国出兵，苏联出武器装备。这些装备不是无偿的，而是要中国人用多少火车的粮食换来的。
中朝军队是谁指挥的？朝鲜方面说是金日成，中国方面说是彭德怀。现在有学者认为其实一直是苏联人在指挥。就像1946年以后的国共决战，苏联提供了武器并负责指挥（当然，那一次，苏联也出了数十万军队），这也是服从苏联命令的重要原因。
4，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在朝鲜？
朝鲜战争历时3年，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不计其数的人伤残。中国方面伤亡数字出现各种版本，如果采用中国官方的说法，大致如下：赴朝参战人数130万，死亡27万，被俘3万；苏联官方文件认为中国死亡人数为100万。国际统计，美国死亡人数3万7千人，英联邦各国1263人、其它国家1800人。在这场战争中，南韩估计包括平民在内的死亡人数大约有100万，而朝鲜高达250万人，导致战后北朝鲜男女比例为1比4.
5，中国和朝鲜胜利了吗？
似乎每一场战争我们都取得了胜利。中日、中苏、中印、中越。朝鲜战争也不例外。
自己说自己胜利，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就引用美国人的话，这样显得真实（为什么美国人说的就是真实的呢？我感到奇怪）。教科书中写道：关于朝鲜战争，美国将军承认是“在一个错误地点、错误时间，选择一个错误对手，进行的一场错误战争。”
等一下，美国将军原话是这样说的吗？现在我们知道了，美国人说的是如果把朝鲜战争继续下去，一直打到中国境内，那才是“在一个错误地点、错误时间，选择一个错误对手，进行的一场错误战争。”
朝鲜战争的起因，是金日成越过三八线。朝鲜战争的结果，是金日成退回到三八线。如果我们把朝鲜和中国付出惨重伤亡看成是胜利，那真的是胜利了。
6，韩国人如何评价中美参战？
韩国人对于美国人把他们从金日成铁蹄下拯救出来，非常感激。
他们对于中国人的评价……
韩国人对于如今的民族的割裂、同胞的沦陷，非常痛心。
2008年2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根据我的观点，这个世界需要美国的领袖地位……对于联合国来说，美国是最好的朋友，没有比美国更好的朋友了。”“我虽然生长在韩国，但被美国和它高尚的思想深深鼓舞着。当年，美国士兵们来到我的祖国，并挽救了它。那些美国士兵是那样善良，对我们又是那样慷慨。直到现在我仍然深深地感激美国人民对我们民族作出的牺牲。”
7，朝鲜人如何评价朝鲜战争中的中国军队？
我没有去过朝鲜的有关纪念观，在这里，摘录一位朋友去了之后所见
导游又带我们参观了“朝鲜志愿军纪念馆”，讲解员指着着二本精致的名册说：“这里有中国志愿军在朝牺牲的几万人全部名册。”我发觉这个女解讲员说谎竟一点不脸红？——中国官方统计志愿军就死了40万。像册里面醒目处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画像，讲解员又讲了毛岸英的故事，把毛岸英在指挥部被轰炸机炸死编造成英勇救同事牺牲，张市长连声应说：“可惜！可惜！”我听了忍不住问：“老张，难道你也不知道毛岸英怎样死的吗？”老韩马上插上一句：“如果毛/岸/英活到今天，中国会怎样？”张市长支吾了一下说：“可能像朝鲜。”金医生马上说：“怎么可能？！百分之百是朝鲜！”我心想真是老天有眼，给中国人一条活路，否则中国就像朝鲜人一样，继续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太阳里”。
参观朝鲜战争纪念馆，听朝鲜讲解员的话就知道这是一个充满谎言的纪念馆。我曾去过不少当时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等等，从这些参战国家的战争纪念馆里多少了解了一些事实，一些真相，更不用说主要参战的美、韩纪念馆，但唯有在这里充满夸大和谎言。最主要的是捏造事实：说自己是进行了一场反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又说朝鲜人民军与中国志愿军消灭了美韩160多万侵略者，直接打死美国强盗40多万，击落飞机12000多架，打沉军舰560艘、击毁坦克3300辆等等一长串数字。我问讲解员：中国志愿军死伤多少？她说几万人，我们听了都笑起来。我又问，朝鲜人民军死多少？她不回答了。连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张市长都忍不住说“一派胡言”……
在朝鲜为中小学课本里，充满对于金日成、金正日的歌颂。其中有一篇《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举起了枪》，描写了金日成用步枪打下美国飞机的神话。以下是课文的全文：
明朗的朝阳从帘隙映入了洞口，李警卫小心翼翼地拉开了帘子。金日成将军放下了笔，吹灭了汽灯。他看着洞外，笑了笑：“又是一夜过去了。时间过的这么快，不抓紧怎么行啊！”李警卫：“将军，你不要太累了……。”金日成将军笑了笑：“出去走走吧！”
从洞里出去，就看到了山上山下。山上山下都覆盖着白雪，但白雪间，夹杂着烧焦的树木，炸弹的残骸，控诉着美帝国主义的罪恶。山下，英雄的人（和）民军战士们，纷纷从掩体内走出，正在准备又一天的战斗。金日成将军快步向山下走去。战士们看到金日成将军，连忙上来向伟大的领袖问候。金日成将军亲切地慰问战士：“夜里冷不冷？”“不冷！”“大家有信心坚持到取得胜利吗？”“在将军的领导下，我们有万分信心！”
这时，一个通信兵来了：“报告将军，中国同志的志愿军司令彭德怀来了！”金日成将军说：“还不请中国同志过来？”
山洞内，警卫员倒上了茶水。金日成将军亲切地招呼彭德怀司令：“请喝茶。我们现在在战争年代，条件不太好，只能这样款待你了。”
彭德怀司令敬慕地看着金日成将军：“你们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还能坚持和美帝国主义战斗，我们很佩服。”
金日成将军：“为了祖国的解放，我们是不惜一切代价和努力的。”
彭德怀司令：“也只有在你的领导下，才有这样强大的力量。”
金日成将军：“别这么说，还有你们的帮助嘛。打击美帝国主义，有什么困难吗？”
彭德怀司令：“困难很多，如果没有先前你们对美军的战斗，我们是没有经验的，也会更加困难。”
金日成将军：“我们的战士都有和美军作战的经验，他们可以直接帮助你们指导。”
正当两人欢声笑语时，洞外，突然响起了警报声。一个战士跑进来：“美军飞机要来了！”周围的人，马上紧张起来。金日成将军把手一挥：“来了就打击他！”
不过一会儿，飞机的呼啸声，炸弹的爆炸声，枪声，就在山岭间回荡交错了。金日成将军拿过一支38式步枪：“我们出去看看吧！”李警卫：“将军，这样太危险了！”彭德怀司令也连忙劝阻。金日成将军笑了，举了举手中的枪：“这支枪就是我从日本人手里缴来的，当时面对面的战斗，总比现在危险吧！”
金日成将军持枪来到洞口，只见数架美帝国主义的飞机，不停地来回投弹，每次飞过，都有爆炸在地上响起。英勇的人民军战士们，不停的射击着美国飞机。
金日成将军愤怒地拧起眉头，他看到又一架美国飞机准备从阵地上飞过，他举起了枪，瞄准了敌人的飞机。当敌人对准了我们的阵地，正在往下飞来时，将军开枪了。瞬间，一团巨大的火团，在空中爆发燃烧了，残骸纷纷落下。战士们欢呼起来。剩下的美国飞机惊呆了，他们再也没有勇气继续，纷纷向南方逃跑了。
战士们在阵地上，向着金日成将军欢呼：
伟大领袖金日成万岁！伟大将军金日成万岁！
看到朝鲜人那样评价中国人的牺牲，看到金日成居高临下接见彭德怀、然后用步枪打下美国飞机这段故事，我觉得：中国人在朝鲜战争中果然是“最可爱的人”。
谁该为今天韩国、朝鲜的民族分裂负责？
美国人至少被韩国人感谢着，那么，对于付出了惨重伤亡的中国人，有人感谢吗？
一些中国人说朝鲜人没良心，说他们本应感谢中国。那我要问：朝鲜人民如今落到那般“幸福”的生活中，他们应当“感谢”谁？
2010年11月02日星期二于01:43:12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764.htm
对于多数中国人、朝鲜人来说，真相真的是越来越清晰了吗？有些怀疑。
最近我在微博上随便写了几条：
——如果中国不参战，目前的朝鲜会是什么状态？
——某些中国人指责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同时自己又纪念参加韩战，呵呵……韩国人、朝鲜人会否指责中国式靖国神社？
——自由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朝鲜人民终将从魔爪下解脱，将来，他们会仇恨哪个国家？
——朝鲜战争，中国胜利了吗？美国胜利了吗？要我看，最大的胜利者是金家父子，其次是前苏联。
——最惨的失败者是朝鲜人民，其次是中国人民、美国人民。
1，联合国如何定义朝鲜战争？
战争的一方，是朝鲜和中国。朝鲜肯定说是韩国侵犯朝鲜。中国的教科书中，说法比较含糊，定性为韩国发动侵略，但是并没有具体说明，而是把描述重点放在后来具体的战役、后方的支援中。
战争的另一方，是联合国派出的16国联军（多国部队？这词儿听着耳熟，想起来了，是伊拉克战争嘛。应该抗美援伊）。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建有战争纪念馆。这些国家都说是朝鲜发动的侵略。
别的国家咱回避。单说朝鲜和韩国。对于这两个国家截然相反的叙述，大家相信哪个？……
然后我们来看联合国开放式的资料馆里的记载
“1950年6月25日（星期天）朝鲜共产党领导人金日成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也没有宣战的情形下，乘机越过三八线进犯毫无准备的南韩。南韩军队虽然英勇抵抗，但是事实证明12万韩军不是配备各种苏式重型武器和俄制t-3型坦克的20万北朝军队的对手。金日成偷袭成功了，到8月初就攻占了90%的韩国领土，并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大邱附近的洛东江才被暂时控制住。大韩民国向联合国发出呼吁。
“联合国通过三项决议，谴责朝鲜共产党的侵略行为，要求北朝军队撤回三八线，并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给大韩民国以军事支援。美国军队首先抵达，随后共有21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参战，其中派战斗部队的有16个国家，支援医疗及设备的有5个国家。联合国军在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在仁川出其不意成功登陆，形成大包围一直把朝共军队赶出了南韩，拿下平壤，并把朝鲜军队打得溃不成军，退到中国边境。”
此后，中国进入抗美援朝。
2，苏联人耍了什么花招？
我曾经写过博文《抗日战争：掉进了“苏联陷阱”》。该文章有3句核心：1，前提：我们可以勇敢地去牺牲，但绝不能愚蠢地被利用。2，过程：无耻的苏联人，把中国当枪使，把中国人民推向了战争的深渊。3，结果：中国人成了挡箭牌，学雷锋充当“国际黄继光”去了。
我认为，这3个核心是分析整个抗日战争所要明白的第一要务。
卷入朝鲜战争，中国人是不是又一次掉进“苏联陷阱”？可以这样说。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服从苏联命令。
在历史造假方面，苏联人是中国人的老师。幸运的是，苏联解体了，一些历史资料随之解密，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一点历史真相。新解密的前苏联国家档案，揭示了朝鲜战争的内幕与真相。
1950年1月19日，苏联驻平壤大使什特科夫就电告斯大林，“金日成请求斯大林允许他发动进攻，解放南韩”。30日斯大林回电答应“可以帮助他，但必须依靠毛/泽/东，有北京支持”。当时斯大林最希望中国与朝鲜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一边。那时斯大林的全球梦包括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存在共产党的国家。
甚至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派联合国军队支持南韩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本可以行使否决权，否定这一决议。但是斯大林指示他“缺席不要去”，让决议通过。
苏联拒绝行使否决权的举动，曾让世界大惑不解，都说苏联错过了阻止西方出兵的机会。实际上斯大林是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故意让联合国决议通过，好让毛/泽/东与金日成去拼死拖牢美国，他可以坐山观虎斗，并腾出手来解决西欧问题。
3，中国为什么参战？
“国际主义情怀”之说，太幼稚了，都不好意思去驳他。
“屏障”说，比较流行。难道，一条区区的鸭绿江能成为缓冲区？如果爆发战争，人家可以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随便选个地方登陆，难道非要绕道朝鲜吗？
真正的原因，是苏联的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仁川登陆，打得朝鲜军一败涂地。10月，斯大林一再催促中国出兵。当时中共高层普遍反对出兵。当时反对呼声最高的是林彪，他在反对无效的情况下，装病拒绝出任中国赴朝志愿军司令一职。他认为新中国刚解放，军队应整休恢复，而且当时美军具有完全的制空权，大炮优势是40比1，如参战志愿军会有大量伤亡，并且美国可能轰炸中国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甚至可能朝中国扔原子弹和不利于解放台湾等等。事后，毛泽东说：“抗美援朝出兵在中央最高层最初表决结果只有‘一人半’（半人指周恩来）支持出兵”。但在斯大林一再的压力下，10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斯大林的黑海畔别墅谈判出兵事项，斯大林承诺大批援助中国军事工业建设计划，及马上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先进苏联武器装备，并派空军协防东北等，而且斯大林还把中国军队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样条件下，毛泽东最后决定“出兵”，并在中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动员和战时准备，投入巨大兵力物力。当时中国人不知道是与联合国开战，以为出兵只是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是为了“保家卫国”。
中国出兵，苏联出武器装备。这些装备不是无偿的，而是要中国人用多少火车的粮食换来的。
中朝军队是谁指挥的？朝鲜方面说是金日成，中国方面说是彭德怀。现在有学者认为其实一直是苏联人在指挥。就像1946年以后的国共决战，苏联提供了武器并负责指挥（当然，那一次，苏联也出了数十万军队），这也是服从苏联命令的重要原因。
4，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在朝鲜？
朝鲜战争历时3年，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不计其数的人伤残。中国方面伤亡数字出现各种版本，如果采用中国官方的说法，大致如下：赴朝参战人数130万，死亡27万，被俘3万；苏联官方文件认为中国死亡人数为100万。国际统计，美国死亡人数3万7千人，英联邦各国1263人、其它国家1800人。在这场战争中，南韩估计包括平民在内的死亡人数大约有100万，而朝鲜高达250万人，导致战后北朝鲜男女比例为1比4.
5，中国和朝鲜胜利了吗？
似乎每一场战争我们都取得了胜利。中日、中苏、中印、中越。朝鲜战争也不例外。
自己说自己胜利，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就引用美国人的话，这样显得真实（为什么美国人说的就是真实的呢？我感到奇怪）。教科书中写道：关于朝鲜战争，美国将军承认是“在一个错误地点、错误时间，选择一个错误对手，进行的一场错误战争。”
等一下，美国将军原话是这样说的吗？现在我们知道了，美国人说的是如果把朝鲜战争继续下去，一直打到中国境内，那才是“在一个错误地点、错误时间，选择一个错误对手，进行的一场错误战争。”
朝鲜战争的起因，是金日成越过三八线。朝鲜战争的结果，是金日成退回到三八线。如果我们把朝鲜和中国付出惨重伤亡看成是胜利，那真的是胜利了。
6，韩国人如何评价中美参战？
韩国人对于美国人把他们从金日成铁蹄下拯救出来，非常感激。
他们对于中国人的评价……
韩国人对于如今的民族的割裂、同胞的沦陷，非常痛心。
2008年2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根据我的观点，这个世界需要美国的领袖地位……对于联合国来说，美国是最好的朋友，没有比美国更好的朋友了。”“我虽然生长在韩国，但被美国和它高尚的思想深深鼓舞着。当年，美国士兵们来到我的祖国，并挽救了它。那些美国士兵是那样善良，对我们又是那样慷慨。直到现在我仍然深深地感激美国人民对我们民族作出的牺牲。”
7，朝鲜人如何评价朝鲜战争中的中国军队？
我没有去过朝鲜的有关纪念观，在这里，摘录一位朋友去了之后所见
导游又带我们参观了“朝鲜志愿军纪念馆”，讲解员指着着二本精致的名册说：“这里有中国志愿军在朝牺牲的几万人全部名册。”我发觉这个女解讲员说谎竟一点不脸红？——中国官方统计志愿军就死了40万。像册里面醒目处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画像，讲解员又讲了毛岸英的故事，把毛岸英在指挥部被轰炸机炸死编造成英勇救同事牺牲，张市长连声应说：“可惜！可惜！”我听了忍不住问：“老张，难道你也不知道毛岸英怎样死的吗？”老韩马上插上一句：“如果毛/岸/英活到今天，中国会怎样？”张市长支吾了一下说：“可能像朝鲜。”金医生马上说：“怎么可能？！百分之百是朝鲜！”我心想真是老天有眼，给中国人一条活路，否则中国就像朝鲜人一样，继续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太阳里”。
参观朝鲜战争纪念馆，听朝鲜讲解员的话就知道这是一个充满谎言的纪念馆。我曾去过不少当时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等等，从这些参战国家的战争纪念馆里多少了解了一些事实，一些真相，更不用说主要参战的美、韩纪念馆，但唯有在这里充满夸大和谎言。最主要的是捏造事实：说自己是进行了一场反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又说朝鲜人民军与中国志愿军消灭了美韩160多万侵略者，直接打死美国强盗40多万，击落飞机12000多架，打沉军舰560艘、击毁坦克3300辆等等一长串数字。我问讲解员：中国志愿军死伤多少？她说几万人，我们听了都笑起来。我又问，朝鲜人民军死多少？她不回答了。连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张市长都忍不住说“一派胡言”……
在朝鲜为中小学课本里，充满对于金日成、金正日的歌颂。其中有一篇《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举起了枪》，描写了金日成用步枪打下美国飞机的神话。以下是课文的全文：
明朗的朝阳从帘隙映入了洞口，李警卫小心翼翼地拉开了帘子。金日成将军放下了笔，吹灭了汽灯。他看着洞外，笑了笑：“又是一夜过去了。时间过的这么快，不抓紧怎么行啊！”李警卫：“将军，你不要太累了……。”金日成将军笑了笑：“出去走走吧！”
从洞里出去，就看到了山上山下。山上山下都覆盖着白雪，但白雪间，夹杂着烧焦的树木，炸弹的残骸，控诉着美帝国主义的罪恶。山下，英雄的人（和）民军战士们，纷纷从掩体内走出，正在准备又一天的战斗。金日成将军快步向山下走去。战士们看到金日成将军，连忙上来向伟大的领袖问候。金日成将军亲切地慰问战士：“夜里冷不冷？”“不冷！”“大家有信心坚持到取得胜利吗？”“在将军的领导下，我们有万分信心！”
这时，一个通信兵来了：“报告将军，中国同志的志愿军司令彭德怀来了！”金日成将军说：“还不请中国同志过来？”
山洞内，警卫员倒上了茶水。金日成将军亲切地招呼彭德怀司令：“请喝茶。我们现在在战争年代，条件不太好，只能这样款待你了。”
彭德怀司令敬慕地看着金日成将军：“你们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还能坚持和美帝国主义战斗，我们很佩服。”
金日成将军：“为了祖国的解放，我们是不惜一切代价和努力的。”
彭德怀司令：“也只有在你的领导下，才有这样强大的力量。”
金日成将军：“别这么说，还有你们的帮助嘛。打击美帝国主义，有什么困难吗？”
彭德怀司令：“困难很多，如果没有先前你们对美军的战斗，我们是没有经验的，也会更加困难。”
金日成将军：“我们的战士都有和美军作战的经验，他们可以直接帮助你们指导。”
正当两人欢声笑语时，洞外，突然响起了警报声。一个战士跑进来：“美军飞机要来了！”周围的人，马上紧张起来。金日成将军把手一挥：“来了就打击他！”
不过一会儿，飞机的呼啸声，炸弹的爆炸声，枪声，就在山岭间回荡交错了。金日成将军拿过一支38式步枪：“我们出去看看吧！”李警卫：“将军，这样太危险了！”彭德怀司令也连忙劝阻。金日成将军笑了，举了举手中的枪：“这支枪就是我从日本人手里缴来的，当时面对面的战斗，总比现在危险吧！”
金日成将军持枪来到洞口，只见数架美帝国主义的飞机，不停地来回投弹，每次飞过，都有爆炸在地上响起。英勇的人民军战士们，不停的射击着美国飞机。
金日成将军愤怒地拧起眉头，他看到又一架美国飞机准备从阵地上飞过，他举起了枪，瞄准了敌人的飞机。当敌人对准了我们的阵地，正在往下飞来时，将军开枪了。瞬间，一团巨大的火团，在空中爆发燃烧了，残骸纷纷落下。战士们欢呼起来。剩下的美国飞机惊呆了，他们再也没有勇气继续，纷纷向南方逃跑了。
战士们在阵地上，向着金日成将军欢呼：
伟大领袖金日成万岁！伟大将军金日成万岁！
看到朝鲜人那样评价中国人的牺牲，看到金日成居高临下接见彭德怀、然后用步枪打下美国飞机这段故事，我觉得：中国人在朝鲜战争中果然是“最可爱的人”。
谁该为今天韩国、朝鲜的民族分裂负责？
美国人至少被韩国人感谢着，那么，对于付出了惨重伤亡的中国人，有人感谢吗？
一些中国人说朝鲜人没良心，说他们本应感谢中国。那我要问：朝鲜人民如今落到那般“幸福”的生活中，他们应当“感谢”谁？
2010年11月02日星期二于01:43:12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764.htm
2010年10月30日星期六
苹果日报刊登中共卖国清单，60年出卖国土600多万平方公里
鸭绿江岛屿送北韩, 只是中共在领土问题上备受海外舆论批评的例子之一。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当局主动放弃的领土多达数百万平方公里; 其中上世纪50年代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及90年代承认被沙俄强佔的领土, 就达近300万平方公里。
中国1952年地图和现在地图的迭加, 清楚地显示了中共出卖和丧失的大片领土！
图中尚不包括江泽民1999年后出卖给印度和俄罗斯相等于110个台湾的大片国土(本图来自网络)
白龙尾岛赠越南
如果说因强权下不得不放弃是无奈之举, 那中共对北韩、越南及缅甸等弱小邻国慷慨让地,实难服众。其中50年代为支援越南抗击美国,中共主动将北部湾本属自己的白龙尾岛,送给越共军队做基地,结果有去无回。越南统一后,该岛被越方据为「领土」。
在60年代,中共要拉拢缅甸,目的是抗衡已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在缅甸的影响。当时中共与缅甸划界时主动将原本属云南的南坎地区和江心坡地区送给缅甸,两地面积合共逾7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70个香港面积。
1962年中国与印度在边境开战,中方一度大胜印军,夺回被印军侵佔的地区。但大胜之下,毛泽东又下令撤军回到原来地点,令藏南9万平方公里领土重落印军手中, 迄今两国在该地仍刀光剑影,火药味浓。
中共主动放弃的部份领土清单
地名: 外蒙古
现属国: 蒙古
面积(平方公里): 156万
放弃时间: 1950年
地名: 威化岛及黄金坪岛
现属国:蒙古北韩
面积(平方公里): 52
放弃时间: 1962年
地名: 绸缎岛及薪岛
现属国:蒙古北韩
面积(平方公里): 80
放弃时间: 1962年
地名: 白龙尾岛
现属国:蒙古越南
面积(平方公里): 9.96
放弃时间: 1957年
地名: 南坎地区
现属国:蒙古缅甸
面积(平方公里): 220
放弃时间: 1960年
地名: 江心坡地区
现属国:蒙古缅甸
面积(平方公里): 7万
放弃时间: 1960年
地名: 藏南(山南)
现属国:蒙古印度
面积(平方公里): 9万
放弃时间: 1962年
地名: 东北和西北遭沙俄侵佔地区
现属国:蒙古俄罗斯
面积(平方公里): 100多万
放弃时间: 1999年及2004年
资料来源:《苹果日报》资料室, 2010年10月30日
中国1952年地图和现在地图的迭加, 清楚地显示了中共出卖和丧失的大片领土！
图中尚不包括江泽民1999年后出卖给印度和俄罗斯相等于110个台湾的大片国土(本图来自网络)
白龙尾岛赠越南
如果说因强权下不得不放弃是无奈之举, 那中共对北韩、越南及缅甸等弱小邻国慷慨让地,实难服众。其中50年代为支援越南抗击美国,中共主动将北部湾本属自己的白龙尾岛,送给越共军队做基地,结果有去无回。越南统一后,该岛被越方据为「领土」。
在60年代,中共要拉拢缅甸,目的是抗衡已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在缅甸的影响。当时中共与缅甸划界时主动将原本属云南的南坎地区和江心坡地区送给缅甸,两地面积合共逾7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70个香港面积。
1962年中国与印度在边境开战,中方一度大胜印军,夺回被印军侵佔的地区。但大胜之下,毛泽东又下令撤军回到原来地点,令藏南9万平方公里领土重落印军手中, 迄今两国在该地仍刀光剑影,火药味浓。
中共主动放弃的部份领土清单
地名: 外蒙古
现属国: 蒙古
面积(平方公里): 156万
放弃时间: 1950年
地名: 威化岛及黄金坪岛
现属国:蒙古北韩
面积(平方公里): 52
放弃时间: 1962年
地名: 绸缎岛及薪岛
现属国:蒙古北韩
面积(平方公里): 80
放弃时间: 1962年
地名: 白龙尾岛
现属国:蒙古越南
面积(平方公里): 9.96
放弃时间: 1957年
地名: 南坎地区
现属国:蒙古缅甸
面积(平方公里): 220
放弃时间: 1960年
地名: 江心坡地区
现属国:蒙古缅甸
面积(平方公里): 7万
放弃时间: 1960年
地名: 藏南(山南)
现属国:蒙古印度
面积(平方公里): 9万
放弃时间: 1962年
地名: 东北和西北遭沙俄侵佔地区
现属国:蒙古俄罗斯
面积(平方公里): 100多万
放弃时间: 1999年及2004年
资料来源:《苹果日报》资料室, 2010年10月30日
2010年10月29日星期五
朱杰勤吐露真言，坦言他曾经参与了部署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二教授的机密工作
@FifthDimen
一九六五年，云南大学语言学教授朱杰勤的学生张君达偷渡到香港，他在《天天日报》专文中披露，他的“恩师”朱杰勤，系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处副处长，在一次偶然小酌中，朱杰勤吐露真言，坦言他曾经参与了部署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二教授的机密工作。
10:53 AM Oct 29th, 2010 via web
一九六五年，云南大学语言学教授朱杰勤的学生张君达偷渡到香港，他在《天天日报》专文中披露，他的“恩师”朱杰勤，系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处副处长，在一次偶然小酌中，朱杰勤吐露真言，坦言他曾经参与了部署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二教授的机密工作。
10:53 AM Oct 29th, 2010 via web
2010年9月3日星期五
被方志敏绑票后杀害的美国牧师夫妇
(2010-09-03 17:41:12)转载
师达能（John Cornelius Stam）于1907年1月18日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帕德逊镇（Paterson, New Jersey），父母亲来自荷兰，父亲彼得（Peter Stam）起先从事建筑业，继而发展房地产、保险业和木材生意而致富。夫妻二人皆为敬虔的基督徒，共养育六男三女，师达能排行第七。他们同心建立起一个基督化家庭，以圣经教导孩子们。彼得还热心传福音，创立了“希望之星宣教会”（Star of Hope Mission），专门帮助醉汉、堕落者和未曾听过福音之人。
师达能自幼就读于教会学校，少年时即已清楚救赎真义。但他的性格非常内向，怯于向陌生人传福音。父亲曾为此特别训练他，鼓励他独自出去宣道。师达能 15岁时便出外谋生，曾试图在商业上有所发展。但四年后，他对商业兴趣全无，反倒有志于成为一个宣教士，因此他进入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深造。在校期间，他先后选修了宣教课程和圣经课程，各门功课，包括实习，他都十分优异。同时，他亦热心投身于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参加内地会裴忠谦牧师（Rev. Isaac Page）每周在其家中举办的祈祷会。从中他越来越认识到世界上有千百万失丧的灵魂需要拯救，以致他对海外宣教，特别是对中国宣教的负担愈来愈重。他在自己的见证中说：“神把中国放在我的心里，并且愈来愈重。我实在找不出任何一个理由来对主说，我不能去中国，因为中国的需要是这么大！从神的话语和祷告中，加上研究中国的情况，以及我自己的际遇，使我亳无疑问地知道，主是真真实实的引领着我”（黄锡培着，《舍命的爱》，第416页）。
在裴忠谦牧师的祈祷会上，师达能认识了女同学史文明（Miss Betty Scott）。他们常常在一起祷告，记念中国人灵魂的需要，共同的志向使他们成为好朋友。1931年春，史文明毕业，遂加入内地会。同年秋，启程赴中国宣教。临行前，她与师达能一起来参加最后一次祷告会。会后，他们把两人相爱的消息告诉裴忠谦牧师，并决定把他们的婚事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深信衪必会成全。
1932年7月初，师达能也被内地会接纳为宣教士，乘船前往中国宣教，10月12日抵达上海，史文明早已等在码头接他。二人在上海订婚后，师达能被安排到安徽安庆语言学校学习中文，仅五个月，他就顺利通过第一级考试。之后，他被派往安徽舒城，与当地宣教站负责人白安基夫妇（Mr. & Mrs. George A. Birch）一起宣教。他们常随当地教会的宋长老（Elder Song）一起到附近村镇探望信徒和传福音。从这位热心爱主的宋长老身上，师达能学到不少宝贵的功课。
1933年10月25日，师达能和史文明在山东济南结婚。新婚蜜月后，二人于11月下旬同返舒城。此后，这对年轻的夫妇便积极投入各项教会事工：主持主日崇拜和各种聚会；街头布道；售卖福音书或派发福音单张等，而史文明则更多地负责妇女和儿童工作。他们也时常跟随宋长老外出探访信徒或布道。工作虽然辛苦，但为主做工，服事纯朴、可爱的中国人，他们心中充满喜乐。
1934年2月，师、史二人从舒城南下，到旌德宣教站访问。该站负责人任明光夫妇（Mr. & Mrs. Samuel Warren）正准备于是年夏天返国述职，故希望他们前来主持这里的工作。师达能夫妇用了24天的时间，行程二百多哩，巡回探访了附近各福音站。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他们和罗传道（Evangelist Lo）一起，到距旌德12哩远的庙首探访教会。庙首教会的信徒大多住在农村，需要牧养，因此他们邀请罗传道来做他们的牧师。到庙首后，师氏夫妇住在王太太（Mrs. Wang）的家，她是庙首的第一位信徒，是数年前内地会唐进贤牧师（Rev. George W. Gibb）夫妇巡回布道经过这里时，所结的果子。翌日，他们和信徒一起进行主日崇拜。在庙首的时间虽短，但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留下美好的印象。
1934年9月，史文明的产期临近，他们就留在舒城待产。稍后，乘火车到芜湖。9月11日，他们的女儿爱连（Helen Priscilla Stam）在芜湖医院诞生。当史文明尚在芜湖调养之时，师达能即随顾芳德教士（Erwin A. Kohfield）一起到旌德进行实地考察。因为旌德一带常有红军出没，并曾一度占领旌德。当时，师达能一家将要被分派到旌德工作，为安全起见，他们先到旌德实地考察，以作定夺。当他们见到旌德县长并征询他意见时，他表示欢迎，并承诺若遇危险时，他可以派兵保护他们。
师、顾二人也顺路到庙首，再次受到王太太的热情接待，使师达能十分感动。他在信中特别提到此行：“来到庙首，我又回到可爱的王太太家了。王先生是一位属神的子民，他每月一次或两次，要走20哩路参加教会聚会。他要星期六出发，星期日全日聚会，然后星期一走回家。甚至下田插秧最忙的时候，他仍去聚会。……（王太太）真像慈祥的老祖母一样。……他们的家庭聚会也带给我很甜蜜的回忆，我们读了诗篇廿二、廿三和廿四篇，并且查考有关主第二次再来的经文。……除了探访信徒外，我还在庙首的大街上派单张、卖福音书和为主作见证，因为主给了我们奇妙的福音！”（同上，第420-421页）
1934年11月下旬，师达能夫妇抱着初生婴儿小爱连迁到旌德县。史文明忙着布置新家，照顾爱连。师达能开始计划宣教站事工，探访信徒，还特别约罗传道于12月7日来庙首相会，商讨罗传道搬家来庙首等事宜。稍事安顿后，师达能又特地去拜会了彭县长（Mr. Peng），县长再次向他保证他一家人的安全。
未料，12月6日早晨，史文明起床后，正在给爱连洗澡。忽然枪声四起，未几，红军已涌入城内。有信徒来报，红军已将城包围，如今正在逐户搜查，街上一片混乱。史文明迅速用厚衣服将婴儿包裹，并把两张五元钞票用别针别于衣内，还为婴儿备了些食品，以防不测；师牧师则带领家人与仆人一同跪下祷告仰望主。顷刻间红军士兵进门，师达能夫妇以礼相待，并且把一切财物都给他们，但红军还是要把他俩和婴儿一起带走。当仆人欲跟随同去时，红军以枪阻止。
在红军的总部，师达能被命令写信到上海内地会总部，全文如下：
“致上海内地会亲爱的弟兄们：
今天在旌德县，我的妻子、婴儿和我已落在GOGNCHAN党的手上，他们要求二万元赎金来赎我们。他们已拿去了我们一切所有的，但感谢神，我们心中有平安，并为今晚有一顿饭而感谢赞美主。求神给你们智慧，懂得如何处理，也赐给我们勇气和平安。衪无所不能，尤其在这一刻，衪是奇妙的恩友。
今早事情发生得太快，传了许久的谣言，终于演变成为令人担心的事实。不过两三个小时红军便占领全城。根本没有时间准备，一切已太迟了。
求神赐福及指引你们，至于我们，无论是生、是死，都愿神得荣耀。
主内师达能手书
1934年12月6日安徽旌德”（同上，第421-422页）
12月7日晨，红军押着大批俘虏和物资，向庙首进军。师达能怀抱着爱连，史文明尚有马可骑。到庙首后，他们被单独囚禁在邮政局里。局长与师牧师曾有一面之缘，见状拿些水果给他们吃。师达能则趁机写下数行短柬，请其代寄。三日后，局长见到罗传道，遂把信转交给他。
是日夜晚，红军将他们解往一处深宅，关入一间房内，让母女俩睡在床上，却把师达能绑在床脚，整夜站着，房门外有哨兵看守，如此捱过一夜。次日上午，一队士兵涌入，粗暴地将夫妇俩推出门外。他们被押往村外的一座小山丘，沿途街道两旁但见人山人海，群众的冷嘲热讽、怒吼谩骂声不绝于耳。但师达能夫妇内心平静安稳，迎着朝阳，如同跟随着主耶稣的脚踪，一步一步地走上鹰山（Eagle Hill），最后双双引颈就戮，凯旋荣归天家。当时，师达能牧师年仅27岁；史文明28岁。
当师达能夫妇被押往刑场行刑时，他们那刚刚出生两个多月的女儿爱连被丢在床上，无人照料有36个小时之久，但在神的奇妙护佑下，竟被人发现并拯救出来。
原来师牧师到达旌德县之后不久，即与罗传道（Evangelist C. K. Lo）约好，于12月7日在庙首相会，一起出去传福音。12月6日（星期四）晚上，罗传道偕家抵达庙首，住在信徒王太太（Mrs. Wang）家，却不知当日在旌德所发生的事。次日，红军突然袭占庙首，罗传道也遭逮捕。亏得当地张秀轩先生（Mr. Chang Hsiu-sheng）认识他，证明他是好人，红军才释放了他。于是他全家连夜出逃，星期六整日藏匿于附近山上。
星期日下午，红军撤离后，罗传道一家回到庙首，才听说师牧师夫妇于前日上午遇害的消息，随即打听婴儿的下落。但人们多怕事躲闪，不敢多言。几经周折，罗传道才找到关押师牧师一家的大房子。但见屋内外一片凌乱，进屋后，忽闻婴儿微弱的哭声，循声找去，终发现躺在木床上的小爱连。只见她裹在一件连帽的羊毛西式婴儿套装，内藏几块尿布，和两张用别针别在外套里面的五元钞票。旁边木桌上还有一些剩余的奶粉、白糖和饼干。罗传道急忙抱起婴儿，直奔王太太家，把婴儿交给自己的太太照顾，然后同王太太和她儿子，急奔镇外鹰山师达能夫妇殉道处，寻得他们的尸体。王太太和她儿子找来两副木棺，又和罗传道一起用白布把尸体包裹起来，放入木棺里。当时有许多村民在现场围观，当把木棺盖好后，罗传道做了祷告，接着就对民众说：
“你们见到现今这个情景，对我们的朋友遇害会感到可惜。但你们当知道，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的灵魂已安息在天父怀中。他们是为着你们，才来到中国，才来到庙首，要把神的大爱、主耶稣的救恩告诉你们，使你们信耶稣得永生。你们已经听了所传的福音，眼见他们的牺牲，那就是真凭实据了。不要忘记他们所讲的，要悔改，信福音!”（同上，第434页）
简单料理完后事，罗传道立即偕全家带着爱连北上。他们用担竿挑着装有两个婴儿的箩筐——一头是小爱连，一头是罗传道两岁大的儿子——赶路，经泾县到宣城，沿途找年轻健康的乳母给爱连喂奶，同时，罗师母也用史文明留下的十元钱给爱连买奶粉吃。12月14日到达宣城后，当地的白安基教士（George A. Birch）立刻陪同他们一起乘火车到芜湖。最后把小爱连和庙首邮政局长转交的师达能遗信一并交给内地会安徽监督韩粹中牧师（Rev. William J. Hanna）。遗书内容读来感人至深：
“致上海内地会亲爱的弟兄们：
昨天一些GOGNCHAN党人经过旌德时把我们掳到这里来。我曾经要求他们让我的妻子和女儿带一封信从旌德到你们那里去，他们不肯。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到庙首，途中有段路他们容许我的妻子以马代步。
他们要求二万元赎金才可以释放我们，我们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不会有人付这笔钱的。因此他们便把救灾的款项、我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的财物，全都拿去了。
愿神在你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给你们智慧，并用衪的恩典来扶持我们，能以不屈不挠的勇气站稳。衪是全能的神！
主内师达能手书
1934年12月7日写于庙首”（同上，第435页）
从遗书内容，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师达能牧师对神的忠贞与信靠，以及面临危险和死亡时的镇定与从容。韩粹中牧师强忍悲痛，急忙找来美以美会医疗宣教士包让医生（Dr. Robert E. Brown），仔细为小爱连检查身体，当证实一切正常后，众人才如释重负，皆称她为“神迹婴儿”（Miracle Baby）。随后，韩牧师委托护士吴宝和姑娘（Miss Laura M. Woosley）照顾并护送她到山东济南市，亲手交给她外祖父母史盖臣夫妇（Dr. & Mrs. Charles E. Scott D.D.）抚养。
史盖臣夫妇当时在济南宣教，他们先是从上海内地会发来的电报中获悉女儿及女婿被红军掳走的消息，立即写信给师达能在美国的双亲说：
“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他们仍活在世上，请切切为他们的释放代祷。……达能和文明爱主耶稣基督，他们怀着爱人灵魂、领人归主的心，容光焕发的利用每一个机会传福音，他们满有属天的盼望。因此，无论他们是忍受酷刑，或是遭遇任何伤害，都绝不会否认主的，他们是基督耶稣的精兵”（同上，第443页）。
其后不久，当他们听到女儿和女婿已经为主殉道的消息后，史盖臣仍充满信心地说道：“他们绝不是徒然死了，殉道者的血仍然是教会的种子。由于他们对主的委身，我彷佛听到了我们可爱的孩子正在父神面前赞美主，因为衪看他们是配为主基督的名受害”（同上，第443页）。
师达能的父亲也回电回给内地会总部，表达他对孩子们的吊慰：“似乎是很大的牺牲，但还比不上神将衪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的恩典来得大。我们坚信罗马书8章28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衪旨意被召的人’。……谁可比得上这样的荣耀呢？我们心爱的孩子，达能和文明已经去了主那里。他们爱衪、事奉衪，如今更靠近衪了！”（同上，第443-444页）
惨剧发生后，中外人士皆为震惊。安徽省省长亲自下令，重殓殉道者，以军车装载他们的灵柩，由官兵直接护送到芜湖。1935年1月2日，在芜湖为师达能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安葬礼。中外人士，包括中国政府、美国领事馆和其它领事馆等官方代表，以及中外基督教机构的代表挤满了芜湖医院的礼堂。追悼会后，他们被安葬在芜湖的外国人墓园。这样，师达能牧师和师史文明师母，成为中国内地会第73和74位献身于中国的殉道士。
在师达能夫妇合葬的墓碑上，中间镌刻着一个十字架。在十字架之下刻写着：“1934年12月8日在安徽省之庙首”；十字架左边旁刻着：“师达能（JOHN CORNELIUS STAM），1907年1月18日。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十字架右边刻着“师史文明（ELISABETH SCOTT STAM）），他的妻子，1906年2月22日。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墓碑的基石上还刻写着：”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2章10节）。
圣经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章24节）。当师达能夫妇遇害的消息公布后，来自中外各地的唁电唁信如雪片般地飞到上海内地会总部，仅抄录几段如下：
“倘若死亡比活着更能有效的事奉神，我们也愿意照着去行”。
“我们诚恳地祷告，但愿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灵魂得救和神的荣耀。倘若能令更多灵魂归主的话，或是为了激励更多可爱的青年基督徒，毕生委身事奉主。那么，我们是何等甘心地去经历这场痛苦的体验！”
“我们的儿女在失丧的灵魂中为主工作，这是何等的光荣！当中的两个孩子，还夺得了殉道者的冠冕，这是何等的荣上加荣呢！”（同上，第444页）。
师达能夫妇的殉难，震撼了整个欧美世界，除吊唁信件和宣教奉献金如潮涌至外，还有不少人捐钱捐物给小爱连，甚至有不少基督徒家庭愿意认养她。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志愿献身前往中国的宣教士不减反增。慕迪圣经学院有700位同学，威尔逊学院有二百多位同学，皆立志奉献给主，至死忠心不移。
一位英国青年基督徒读过戴存义师母所著《慷慨成仁——师达能夫妇传》一书后写道：“我相信任何人读完这本书，都无法不受感动，因这真像使徒行传的另一章！……在宣教士的名誉榜上，也许没有比得上这对夫妇的。他们如此的献身，仅仅过了非常短暂的婚姻生活，便蒙召付上了最高的代价！我深信，这书在各处发出的馨香，是复活的主从天上所赐的福气”（同上，第444页）。
一位寄自山东青岛的来信，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哀痛、歉疚和敬意：
“对于这种毫无人性的冷血谋杀，我们全中国皆为此惨剧而难过。这两位为了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却惨遭毒手，是我们中国人欠你们家人最大的债。对师先生夫妇甘心乐意、勇敢地献上了生命，我们深深地向他们致衷心崇高的敬意”（同上，第445页）。
在颍州，凡与师达能夫妇熟识的人，无不为他们的被害感到悲伤难过。特别是舒城宣教站的信徒们，当听到他们殉道的消息后，全部跪下，为自己不冷不热的事奉而悔改，并愿意效法他们的榜样，舍弃自己，广传福音。
据悉，2002年时，师达能夫妇的女儿爱连仍然健在，只是出于种种原因，她不愿接受任何访谈，因此人们对她的生平所知甚少。但我们确实知道，有许多关心她的人一直都在为她祷告。从教会历史专家陈一萍女士所写的“给爱连”一文中，我们从中能够感觉到一些什么。无论如何，陈女士的话代表了许多中国基督徒的一点心声：
“然而，我也知道你是多么愿意埋名隐姓，不为人知。直到如今，你谢绝一切访谈，拒绝看到一切关乎你父母的文章。……但在这一切之上，要特别请你原谅我们中国人，欠了你永生永世还不了的血债、孤单成长的债（有谁知道你内心世界，正如庙首那夜，你卧在襁褓中，无人知晓你如何度过），甚至我们欠了你福音的债，如果你因此而软弱跌倒……。请接受我们诚挚的道歉，也请你相信你父母的血没有白流，中国血腥的硬土上，确实开出了灵魂的花朵……”（同上，第 447-448页）。
但愿爱连如今（2009年）仍活着，我们继续在祷告中记念她。
丈夫师达能来自美国纽泽西州的帕特森（Paterson）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全家有六男二女献身教会事业。师达能从美国慕迪圣经学院毕业后，加入内地会来华传教。1932年9月24日，师达能来到中国。1933年，史坦在安徽安庆的语言训练所学习中文。随后他被派往安徽东南部的宣城工作。
妻子史文明于1906年出生在中国山东省济南，父母施医生夫妇（Dr. & Mrs. Charles Ernest Scott）是来自美国麻省浩玉市（Holyoke, Massachusetts）的美北长老会宣教士。蓓蒂在中国长大，回美国读大学和神学院。在读神学院时已结识师达能。1925年，她到英国参加凯锡克奋兴会（Keswick Convention），受到激励，加入中国内地会到中国传道。1932年6月，她在扬州语言训练所学毕中文，被派往安徽西北部的颍州（今阜阳）工作。11月底，她和另外女传教士合作，在颍州和太和成功的带领数百人的聚会。
1933年10月25日，师达能和史文明在山东济南结婚。11月底，他们一起从颍州回宣城，1934年初，他们继续往南到一年前刚刚开辟的新传教站旌德，接替准备回国休假的由汪仁宣教士夫妇（Mr. & Mrs. Samuel Warren）。他们发现群山环绕的旌德是一个相当荒凉的小县城，仍未从太平天国之乱中恢复过来，城墙多已倒塌，杂草丛生，只有过去富贵人家留下的宗庙祠堂现实这里昔日的荣耀。但正是这些祠堂所代表的宗族势力构成了宣教士在中国传福音的最大障碍。
9月11日，史文明在芜湖美以美会所办的弋矶山医院生下女儿爱伦（Helen Priscilla Stam）。11月下旬，师达能夫妇及婴儿小爱伦迁到旌德。这时，他们已经听到红军来到皖南的消息，但是旌德县长答应保护他们的安全。
被捕
师达能牧师一家定居旌德不久，1934年12月6日早晨，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团占领了旌德县城。红军起先要求史坦付出巨额赎金二万元，当此要求被拒绝后，便拿走了他们所有的财物。
然后他们逮捕了约翰并将他带到总部。史施蓓蒂和出生两周的婴儿海伦，以及女佣和厨师暂时留在家中。后来军人由来带走了史施蓓蒂和海伦。女佣和厨师请求让他们离开，但受到了开枪的威胁。师达能一家关在一起。
当晚，师达能写了一封信给上海中国内地会总部，当然这封信不可能寄出。信中描述了他被敲诈和抓捕的过程，然后引用了腓立比书1章20节: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局长把信交给卢牧师，嘱他到泾县邮局寄出。韩牧师开信一看，史坦约翰 1934/12/7于安徽省庙首」
师达能一家被关进当地监狱，释放了一些囚犯，为他们腾出空房间。在这期间，爱伦开始啼哭，一个士兵建议他们杀了她，因为她只会「碍手碍脚」。这是一个刚刚被释放的囚犯问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一个无辜的婴儿。士兵转向他问他是否情愿为一个外国婴儿而死。这人为了爱伦在师达能夫妇眼前被砍成碎片。不过，爱伦被允许活下来。
在庙首殉道
次日早晨，他们被强迫行军到县城西南24千米的庙首镇。在那里，他们又过了一个晚上，史文明被允许照看爱伦，将她妥善包裹。12月8日早晨，师达能夫妇被带到庙首街上执行死刑。街道两边挤满了人群。一个中国基督徒店主张师圣，一向是位很冷淡的信徒，这时却突然冲进人群，请求红军不要杀害师达能夫妇。他们命令他回到人群中，但他仍不厌其烦的恳请赦他们一命。红军对他感到厌烦，闯进他家，搜出了一本圣经和赞美诗。于是他也被带到师达能夫妇身旁，以帝国主义走狗的罪名一同被杀。走了一段路，命令师达能跪下，然后将他斩首。几分钟后，史文明和张师圣也被杀。
援救海伦及安葬
12月8日上午师达能夫妇被押解出外行刑时，女儿爱伦被独自弃置一旁。三十多小时后，12月9日下午，躲藏在山上的中国牧师卢Ke-chou潜回庙首，在一间屋内找到了孤儿爱伦，随后又在大街尽头的山坡寻得师达能夫妇的尸体，买了两副棺木，将其安葬。卢牧师带着爱伦和师达能在庙首写的遗书，步行北上经过泾县到宣城，沿途寻找年轻健壮的乳母喂哺她。宣城的内地会监督韩牧师（Rev. W. J. Hanna）将爱伦送到山东济南，交其外祖父母，长老会牧师施医生夫妇（Dr. and Mrs. Charles E. Scott）抚养，由一位中国母亲照料她。后来她回到美国，由她的舅舅和舅母乔治和Helen Mahy抚养。
师达能夫妇是中国内地会第73、74位在中国殉道的宣教士，名字被刻在上海新闸路内地会总部礼堂的纪念碑上。庙首史坦夫妇的墓碑中间刻着十字架，十字架下面写着：「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在安徽庙首离世」十字架左旁刻着：「史坦（JOHN CORNELIUS STAM）生于一九○七年一月十八日，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1章20节）。」十字架右方刻着：「史施蓓蒂（ELIZABETH SCOTT STAM）生于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章21节）。」 墓碑基石上还刻着：「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2章10节）」。
1935年初，内地会在芜湖医院为他们举行了追思礼拜。当时，屠杀师达能夫妇的红军领袖方志敏，已于1935年1月24日被捕，8月在江西南昌被执行死刑。
1935年是中国内地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千万中国魂》主编海思波（Mr. Marshall Broomhall）特别为此出版一本纪念小册，取名《神所应允》（「The Answer of God”）。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5d2e450100kyiq.html
师达能（John Cornelius Stam）于1907年1月18日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帕德逊镇（Paterson, New Jersey），父母亲来自荷兰，父亲彼得（Peter Stam）起先从事建筑业，继而发展房地产、保险业和木材生意而致富。夫妻二人皆为敬虔的基督徒，共养育六男三女，师达能排行第七。他们同心建立起一个基督化家庭，以圣经教导孩子们。彼得还热心传福音，创立了“希望之星宣教会”（Star of Hope Mission），专门帮助醉汉、堕落者和未曾听过福音之人。
师达能自幼就读于教会学校，少年时即已清楚救赎真义。但他的性格非常内向，怯于向陌生人传福音。父亲曾为此特别训练他，鼓励他独自出去宣道。师达能 15岁时便出外谋生，曾试图在商业上有所发展。但四年后，他对商业兴趣全无，反倒有志于成为一个宣教士，因此他进入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深造。在校期间，他先后选修了宣教课程和圣经课程，各门功课，包括实习，他都十分优异。同时，他亦热心投身于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参加内地会裴忠谦牧师（Rev. Isaac Page）每周在其家中举办的祈祷会。从中他越来越认识到世界上有千百万失丧的灵魂需要拯救，以致他对海外宣教，特别是对中国宣教的负担愈来愈重。他在自己的见证中说：“神把中国放在我的心里，并且愈来愈重。我实在找不出任何一个理由来对主说，我不能去中国，因为中国的需要是这么大！从神的话语和祷告中，加上研究中国的情况，以及我自己的际遇，使我亳无疑问地知道，主是真真实实的引领着我”（黄锡培着，《舍命的爱》，第416页）。
在裴忠谦牧师的祈祷会上，师达能认识了女同学史文明（Miss Betty Scott）。他们常常在一起祷告，记念中国人灵魂的需要，共同的志向使他们成为好朋友。1931年春，史文明毕业，遂加入内地会。同年秋，启程赴中国宣教。临行前，她与师达能一起来参加最后一次祷告会。会后，他们把两人相爱的消息告诉裴忠谦牧师，并决定把他们的婚事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深信衪必会成全。
1932年7月初，师达能也被内地会接纳为宣教士，乘船前往中国宣教，10月12日抵达上海，史文明早已等在码头接他。二人在上海订婚后，师达能被安排到安徽安庆语言学校学习中文，仅五个月，他就顺利通过第一级考试。之后，他被派往安徽舒城，与当地宣教站负责人白安基夫妇（Mr. & Mrs. George A. Birch）一起宣教。他们常随当地教会的宋长老（Elder Song）一起到附近村镇探望信徒和传福音。从这位热心爱主的宋长老身上，师达能学到不少宝贵的功课。
1933年10月25日，师达能和史文明在山东济南结婚。新婚蜜月后，二人于11月下旬同返舒城。此后，这对年轻的夫妇便积极投入各项教会事工：主持主日崇拜和各种聚会；街头布道；售卖福音书或派发福音单张等，而史文明则更多地负责妇女和儿童工作。他们也时常跟随宋长老外出探访信徒或布道。工作虽然辛苦，但为主做工，服事纯朴、可爱的中国人，他们心中充满喜乐。
1934年2月，师、史二人从舒城南下，到旌德宣教站访问。该站负责人任明光夫妇（Mr. & Mrs. Samuel Warren）正准备于是年夏天返国述职，故希望他们前来主持这里的工作。师达能夫妇用了24天的时间，行程二百多哩，巡回探访了附近各福音站。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他们和罗传道（Evangelist Lo）一起，到距旌德12哩远的庙首探访教会。庙首教会的信徒大多住在农村，需要牧养，因此他们邀请罗传道来做他们的牧师。到庙首后，师氏夫妇住在王太太（Mrs. Wang）的家，她是庙首的第一位信徒，是数年前内地会唐进贤牧师（Rev. George W. Gibb）夫妇巡回布道经过这里时，所结的果子。翌日，他们和信徒一起进行主日崇拜。在庙首的时间虽短，但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留下美好的印象。
1934年9月，史文明的产期临近，他们就留在舒城待产。稍后，乘火车到芜湖。9月11日，他们的女儿爱连（Helen Priscilla Stam）在芜湖医院诞生。当史文明尚在芜湖调养之时，师达能即随顾芳德教士（Erwin A. Kohfield）一起到旌德进行实地考察。因为旌德一带常有红军出没，并曾一度占领旌德。当时，师达能一家将要被分派到旌德工作，为安全起见，他们先到旌德实地考察，以作定夺。当他们见到旌德县长并征询他意见时，他表示欢迎，并承诺若遇危险时，他可以派兵保护他们。
师、顾二人也顺路到庙首，再次受到王太太的热情接待，使师达能十分感动。他在信中特别提到此行：“来到庙首，我又回到可爱的王太太家了。王先生是一位属神的子民，他每月一次或两次，要走20哩路参加教会聚会。他要星期六出发，星期日全日聚会，然后星期一走回家。甚至下田插秧最忙的时候，他仍去聚会。……（王太太）真像慈祥的老祖母一样。……他们的家庭聚会也带给我很甜蜜的回忆，我们读了诗篇廿二、廿三和廿四篇，并且查考有关主第二次再来的经文。……除了探访信徒外，我还在庙首的大街上派单张、卖福音书和为主作见证，因为主给了我们奇妙的福音！”（同上，第420-421页）
1934年11月下旬，师达能夫妇抱着初生婴儿小爱连迁到旌德县。史文明忙着布置新家，照顾爱连。师达能开始计划宣教站事工，探访信徒，还特别约罗传道于12月7日来庙首相会，商讨罗传道搬家来庙首等事宜。稍事安顿后，师达能又特地去拜会了彭县长（Mr. Peng），县长再次向他保证他一家人的安全。
未料，12月6日早晨，史文明起床后，正在给爱连洗澡。忽然枪声四起，未几，红军已涌入城内。有信徒来报，红军已将城包围，如今正在逐户搜查，街上一片混乱。史文明迅速用厚衣服将婴儿包裹，并把两张五元钞票用别针别于衣内，还为婴儿备了些食品，以防不测；师牧师则带领家人与仆人一同跪下祷告仰望主。顷刻间红军士兵进门，师达能夫妇以礼相待，并且把一切财物都给他们，但红军还是要把他俩和婴儿一起带走。当仆人欲跟随同去时，红军以枪阻止。
在红军的总部，师达能被命令写信到上海内地会总部，全文如下：
“致上海内地会亲爱的弟兄们：
今天在旌德县，我的妻子、婴儿和我已落在GOGNCHAN党的手上，他们要求二万元赎金来赎我们。他们已拿去了我们一切所有的，但感谢神，我们心中有平安，并为今晚有一顿饭而感谢赞美主。求神给你们智慧，懂得如何处理，也赐给我们勇气和平安。衪无所不能，尤其在这一刻，衪是奇妙的恩友。
今早事情发生得太快，传了许久的谣言，终于演变成为令人担心的事实。不过两三个小时红军便占领全城。根本没有时间准备，一切已太迟了。
求神赐福及指引你们，至于我们，无论是生、是死，都愿神得荣耀。
主内师达能手书
1934年12月6日安徽旌德”（同上，第421-422页）
12月7日晨，红军押着大批俘虏和物资，向庙首进军。师达能怀抱着爱连，史文明尚有马可骑。到庙首后，他们被单独囚禁在邮政局里。局长与师牧师曾有一面之缘，见状拿些水果给他们吃。师达能则趁机写下数行短柬，请其代寄。三日后，局长见到罗传道，遂把信转交给他。
是日夜晚，红军将他们解往一处深宅，关入一间房内，让母女俩睡在床上，却把师达能绑在床脚，整夜站着，房门外有哨兵看守，如此捱过一夜。次日上午，一队士兵涌入，粗暴地将夫妇俩推出门外。他们被押往村外的一座小山丘，沿途街道两旁但见人山人海，群众的冷嘲热讽、怒吼谩骂声不绝于耳。但师达能夫妇内心平静安稳，迎着朝阳，如同跟随着主耶稣的脚踪，一步一步地走上鹰山（Eagle Hill），最后双双引颈就戮，凯旋荣归天家。当时，师达能牧师年仅27岁；史文明28岁。
当师达能夫妇被押往刑场行刑时，他们那刚刚出生两个多月的女儿爱连被丢在床上，无人照料有36个小时之久，但在神的奇妙护佑下，竟被人发现并拯救出来。
原来师牧师到达旌德县之后不久，即与罗传道（Evangelist C. K. Lo）约好，于12月7日在庙首相会，一起出去传福音。12月6日（星期四）晚上，罗传道偕家抵达庙首，住在信徒王太太（Mrs. Wang）家，却不知当日在旌德所发生的事。次日，红军突然袭占庙首，罗传道也遭逮捕。亏得当地张秀轩先生（Mr. Chang Hsiu-sheng）认识他，证明他是好人，红军才释放了他。于是他全家连夜出逃，星期六整日藏匿于附近山上。
星期日下午，红军撤离后，罗传道一家回到庙首，才听说师牧师夫妇于前日上午遇害的消息，随即打听婴儿的下落。但人们多怕事躲闪，不敢多言。几经周折，罗传道才找到关押师牧师一家的大房子。但见屋内外一片凌乱，进屋后，忽闻婴儿微弱的哭声，循声找去，终发现躺在木床上的小爱连。只见她裹在一件连帽的羊毛西式婴儿套装，内藏几块尿布，和两张用别针别在外套里面的五元钞票。旁边木桌上还有一些剩余的奶粉、白糖和饼干。罗传道急忙抱起婴儿，直奔王太太家，把婴儿交给自己的太太照顾，然后同王太太和她儿子，急奔镇外鹰山师达能夫妇殉道处，寻得他们的尸体。王太太和她儿子找来两副木棺，又和罗传道一起用白布把尸体包裹起来，放入木棺里。当时有许多村民在现场围观，当把木棺盖好后，罗传道做了祷告，接着就对民众说：
“你们见到现今这个情景，对我们的朋友遇害会感到可惜。但你们当知道，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的灵魂已安息在天父怀中。他们是为着你们，才来到中国，才来到庙首，要把神的大爱、主耶稣的救恩告诉你们，使你们信耶稣得永生。你们已经听了所传的福音，眼见他们的牺牲，那就是真凭实据了。不要忘记他们所讲的，要悔改，信福音!”（同上，第434页）
简单料理完后事，罗传道立即偕全家带着爱连北上。他们用担竿挑着装有两个婴儿的箩筐——一头是小爱连，一头是罗传道两岁大的儿子——赶路，经泾县到宣城，沿途找年轻健康的乳母给爱连喂奶，同时，罗师母也用史文明留下的十元钱给爱连买奶粉吃。12月14日到达宣城后，当地的白安基教士（George A. Birch）立刻陪同他们一起乘火车到芜湖。最后把小爱连和庙首邮政局长转交的师达能遗信一并交给内地会安徽监督韩粹中牧师（Rev. William J. Hanna）。遗书内容读来感人至深：
“致上海内地会亲爱的弟兄们：
昨天一些GOGNCHAN党人经过旌德时把我们掳到这里来。我曾经要求他们让我的妻子和女儿带一封信从旌德到你们那里去，他们不肯。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到庙首，途中有段路他们容许我的妻子以马代步。
他们要求二万元赎金才可以释放我们，我们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不会有人付这笔钱的。因此他们便把救灾的款项、我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的财物，全都拿去了。
愿神在你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给你们智慧，并用衪的恩典来扶持我们，能以不屈不挠的勇气站稳。衪是全能的神！
主内师达能手书
1934年12月7日写于庙首”（同上，第435页）
从遗书内容，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师达能牧师对神的忠贞与信靠，以及面临危险和死亡时的镇定与从容。韩粹中牧师强忍悲痛，急忙找来美以美会医疗宣教士包让医生（Dr. Robert E. Brown），仔细为小爱连检查身体，当证实一切正常后，众人才如释重负，皆称她为“神迹婴儿”（Miracle Baby）。随后，韩牧师委托护士吴宝和姑娘（Miss Laura M. Woosley）照顾并护送她到山东济南市，亲手交给她外祖父母史盖臣夫妇（Dr. & Mrs. Charles E. Scott D.D.）抚养。
史盖臣夫妇当时在济南宣教，他们先是从上海内地会发来的电报中获悉女儿及女婿被红军掳走的消息，立即写信给师达能在美国的双亲说：
“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他们仍活在世上，请切切为他们的释放代祷。……达能和文明爱主耶稣基督，他们怀着爱人灵魂、领人归主的心，容光焕发的利用每一个机会传福音，他们满有属天的盼望。因此，无论他们是忍受酷刑，或是遭遇任何伤害，都绝不会否认主的，他们是基督耶稣的精兵”（同上，第443页）。
其后不久，当他们听到女儿和女婿已经为主殉道的消息后，史盖臣仍充满信心地说道：“他们绝不是徒然死了，殉道者的血仍然是教会的种子。由于他们对主的委身，我彷佛听到了我们可爱的孩子正在父神面前赞美主，因为衪看他们是配为主基督的名受害”（同上，第443页）。
师达能的父亲也回电回给内地会总部，表达他对孩子们的吊慰：“似乎是很大的牺牲，但还比不上神将衪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的恩典来得大。我们坚信罗马书8章28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衪旨意被召的人’。……谁可比得上这样的荣耀呢？我们心爱的孩子，达能和文明已经去了主那里。他们爱衪、事奉衪，如今更靠近衪了！”（同上，第443-444页）
惨剧发生后，中外人士皆为震惊。安徽省省长亲自下令，重殓殉道者，以军车装载他们的灵柩，由官兵直接护送到芜湖。1935年1月2日，在芜湖为师达能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安葬礼。中外人士，包括中国政府、美国领事馆和其它领事馆等官方代表，以及中外基督教机构的代表挤满了芜湖医院的礼堂。追悼会后，他们被安葬在芜湖的外国人墓园。这样，师达能牧师和师史文明师母，成为中国内地会第73和74位献身于中国的殉道士。
在师达能夫妇合葬的墓碑上，中间镌刻着一个十字架。在十字架之下刻写着：“1934年12月8日在安徽省之庙首”；十字架左边旁刻着：“师达能（JOHN CORNELIUS STAM），1907年1月18日。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十字架右边刻着“师史文明（ELISABETH SCOTT STAM）），他的妻子，1906年2月22日。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墓碑的基石上还刻写着：”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2章10节）。
圣经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章24节）。当师达能夫妇遇害的消息公布后，来自中外各地的唁电唁信如雪片般地飞到上海内地会总部，仅抄录几段如下：
“倘若死亡比活着更能有效的事奉神，我们也愿意照着去行”。
“我们诚恳地祷告，但愿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灵魂得救和神的荣耀。倘若能令更多灵魂归主的话，或是为了激励更多可爱的青年基督徒，毕生委身事奉主。那么，我们是何等甘心地去经历这场痛苦的体验！”
“我们的儿女在失丧的灵魂中为主工作，这是何等的光荣！当中的两个孩子，还夺得了殉道者的冠冕，这是何等的荣上加荣呢！”（同上，第444页）。
师达能夫妇的殉难，震撼了整个欧美世界，除吊唁信件和宣教奉献金如潮涌至外，还有不少人捐钱捐物给小爱连，甚至有不少基督徒家庭愿意认养她。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志愿献身前往中国的宣教士不减反增。慕迪圣经学院有700位同学，威尔逊学院有二百多位同学，皆立志奉献给主，至死忠心不移。
一位英国青年基督徒读过戴存义师母所著《慷慨成仁——师达能夫妇传》一书后写道：“我相信任何人读完这本书，都无法不受感动，因这真像使徒行传的另一章！……在宣教士的名誉榜上，也许没有比得上这对夫妇的。他们如此的献身，仅仅过了非常短暂的婚姻生活，便蒙召付上了最高的代价！我深信，这书在各处发出的馨香，是复活的主从天上所赐的福气”（同上，第444页）。
一位寄自山东青岛的来信，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哀痛、歉疚和敬意：
“对于这种毫无人性的冷血谋杀，我们全中国皆为此惨剧而难过。这两位为了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却惨遭毒手，是我们中国人欠你们家人最大的债。对师先生夫妇甘心乐意、勇敢地献上了生命，我们深深地向他们致衷心崇高的敬意”（同上，第445页）。
在颍州，凡与师达能夫妇熟识的人，无不为他们的被害感到悲伤难过。特别是舒城宣教站的信徒们，当听到他们殉道的消息后，全部跪下，为自己不冷不热的事奉而悔改，并愿意效法他们的榜样，舍弃自己，广传福音。
据悉，2002年时，师达能夫妇的女儿爱连仍然健在，只是出于种种原因，她不愿接受任何访谈，因此人们对她的生平所知甚少。但我们确实知道，有许多关心她的人一直都在为她祷告。从教会历史专家陈一萍女士所写的“给爱连”一文中，我们从中能够感觉到一些什么。无论如何，陈女士的话代表了许多中国基督徒的一点心声：
“然而，我也知道你是多么愿意埋名隐姓，不为人知。直到如今，你谢绝一切访谈，拒绝看到一切关乎你父母的文章。……但在这一切之上，要特别请你原谅我们中国人，欠了你永生永世还不了的血债、孤单成长的债（有谁知道你内心世界，正如庙首那夜，你卧在襁褓中，无人知晓你如何度过），甚至我们欠了你福音的债，如果你因此而软弱跌倒……。请接受我们诚挚的道歉，也请你相信你父母的血没有白流，中国血腥的硬土上，确实开出了灵魂的花朵……”（同上，第 447-448页）。
但愿爱连如今（2009年）仍活着，我们继续在祷告中记念她。
丈夫师达能来自美国纽泽西州的帕特森（Paterson）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全家有六男二女献身教会事业。师达能从美国慕迪圣经学院毕业后，加入内地会来华传教。1932年9月24日，师达能来到中国。1933年，史坦在安徽安庆的语言训练所学习中文。随后他被派往安徽东南部的宣城工作。
妻子史文明于1906年出生在中国山东省济南，父母施医生夫妇（Dr. & Mrs. Charles Ernest Scott）是来自美国麻省浩玉市（Holyoke, Massachusetts）的美北长老会宣教士。蓓蒂在中国长大，回美国读大学和神学院。在读神学院时已结识师达能。1925年，她到英国参加凯锡克奋兴会（Keswick Convention），受到激励，加入中国内地会到中国传道。1932年6月，她在扬州语言训练所学毕中文，被派往安徽西北部的颍州（今阜阳）工作。11月底，她和另外女传教士合作，在颍州和太和成功的带领数百人的聚会。
1933年10月25日，师达能和史文明在山东济南结婚。11月底，他们一起从颍州回宣城，1934年初，他们继续往南到一年前刚刚开辟的新传教站旌德，接替准备回国休假的由汪仁宣教士夫妇（Mr. & Mrs. Samuel Warren）。他们发现群山环绕的旌德是一个相当荒凉的小县城，仍未从太平天国之乱中恢复过来，城墙多已倒塌，杂草丛生，只有过去富贵人家留下的宗庙祠堂现实这里昔日的荣耀。但正是这些祠堂所代表的宗族势力构成了宣教士在中国传福音的最大障碍。
9月11日，史文明在芜湖美以美会所办的弋矶山医院生下女儿爱伦（Helen Priscilla Stam）。11月下旬，师达能夫妇及婴儿小爱伦迁到旌德。这时，他们已经听到红军来到皖南的消息，但是旌德县长答应保护他们的安全。
被捕
师达能牧师一家定居旌德不久，1934年12月6日早晨，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团占领了旌德县城。红军起先要求史坦付出巨额赎金二万元，当此要求被拒绝后，便拿走了他们所有的财物。
然后他们逮捕了约翰并将他带到总部。史施蓓蒂和出生两周的婴儿海伦，以及女佣和厨师暂时留在家中。后来军人由来带走了史施蓓蒂和海伦。女佣和厨师请求让他们离开，但受到了开枪的威胁。师达能一家关在一起。
当晚，师达能写了一封信给上海中国内地会总部，当然这封信不可能寄出。信中描述了他被敲诈和抓捕的过程，然后引用了腓立比书1章20节: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局长把信交给卢牧师，嘱他到泾县邮局寄出。韩牧师开信一看，史坦约翰 1934/12/7于安徽省庙首」
师达能一家被关进当地监狱，释放了一些囚犯，为他们腾出空房间。在这期间，爱伦开始啼哭，一个士兵建议他们杀了她，因为她只会「碍手碍脚」。这是一个刚刚被释放的囚犯问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一个无辜的婴儿。士兵转向他问他是否情愿为一个外国婴儿而死。这人为了爱伦在师达能夫妇眼前被砍成碎片。不过，爱伦被允许活下来。
在庙首殉道
次日早晨，他们被强迫行军到县城西南24千米的庙首镇。在那里，他们又过了一个晚上，史文明被允许照看爱伦，将她妥善包裹。12月8日早晨，师达能夫妇被带到庙首街上执行死刑。街道两边挤满了人群。一个中国基督徒店主张师圣，一向是位很冷淡的信徒，这时却突然冲进人群，请求红军不要杀害师达能夫妇。他们命令他回到人群中，但他仍不厌其烦的恳请赦他们一命。红军对他感到厌烦，闯进他家，搜出了一本圣经和赞美诗。于是他也被带到师达能夫妇身旁，以帝国主义走狗的罪名一同被杀。走了一段路，命令师达能跪下，然后将他斩首。几分钟后，史文明和张师圣也被杀。
援救海伦及安葬
12月8日上午师达能夫妇被押解出外行刑时，女儿爱伦被独自弃置一旁。三十多小时后，12月9日下午，躲藏在山上的中国牧师卢Ke-chou潜回庙首，在一间屋内找到了孤儿爱伦，随后又在大街尽头的山坡寻得师达能夫妇的尸体，买了两副棺木，将其安葬。卢牧师带着爱伦和师达能在庙首写的遗书，步行北上经过泾县到宣城，沿途寻找年轻健壮的乳母喂哺她。宣城的内地会监督韩牧师（Rev. W. J. Hanna）将爱伦送到山东济南，交其外祖父母，长老会牧师施医生夫妇（Dr. and Mrs. Charles E. Scott）抚养，由一位中国母亲照料她。后来她回到美国，由她的舅舅和舅母乔治和Helen Mahy抚养。
师达能夫妇是中国内地会第73、74位在中国殉道的宣教士，名字被刻在上海新闸路内地会总部礼堂的纪念碑上。庙首史坦夫妇的墓碑中间刻着十字架，十字架下面写着：「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在安徽庙首离世」十字架左旁刻着：「史坦（JOHN CORNELIUS STAM）生于一九○七年一月十八日，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1章20节）。」十字架右方刻着：「史施蓓蒂（ELIZABETH SCOTT STAM）生于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章21节）。」 墓碑基石上还刻着：「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2章10节）」。
1935年初，内地会在芜湖医院为他们举行了追思礼拜。当时，屠杀师达能夫妇的红军领袖方志敏，已于1935年1月24日被捕，8月在江西南昌被执行死刑。
1935年是中国内地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千万中国魂》主编海思波（Mr. Marshall Broomhall）特别为此出版一本纪念小册，取名《神所应允》（「The Answer of God”）。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5d2e450100kyiq.html
2010年7月24日星期六
党史——有些真相就是不能对老百姓讲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学习习近平讲话座谈会纪要
2010年7月24日
主持人：石副校长
参加人：罗，王，李，冯，任，郭，韩，王，胡，谢，程，陈，柳，曹等教授，博导14人。
主持人：我校校长，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月日在我校的讲话极为重要，为我们今后的党史教学与研究，宣传与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制定了原则，指出了道路。今后，我们一定要明确方向，遵守原则，走上正路。大家知道，今年来，我们在如何对待中共党史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混乱，主要问题是是否要把我党历史上的一些有争议的事情搞清楚，有争议的问题怎样评价，教学中讲不讲，对社会上是否透露，是否出版，是否允许我们的教员接触机密档案材料，是否允许采访当事人，能否作为科研课题，算不算科研成果，是不是与个人职称待遇挂钩等等。我看习校长的讲话把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我们的一切工作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领导地位，要做到这两点，我们要做到凡是有损我党光辉形象的事坚决不想，坚决不说，坚决不写，坚决不做。下面请同志们发言。
罗：我是坚决拥护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的，特别是在我们党校，不是一般的党校，是中央党校。我们的学员不是一般的学员，都是我党的中坚骨干分子。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学员更中坚，更骨干，让他们相信我们党从成立那天开始就是三个代表，近八十年来大方向一贯正确，这一点绝不能含糊。如果有学员问到历史上的某些问题，特别是一些负面东西，我们怎样回答？我想，就讲是某些人的失误，是一时一事，我们党也有个学习过程。还要强调个别的机会主义分子，野心家也会干扰我党的大方向，但我们战胜了他们，更说明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王：我们党史中的一些史料就是不能对老百姓公开。为什么？不是说群众有知情权吗？对，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党也有保密权。哪个国家，哪个党都有不能公开的秘密，而且不许探听。个人有隐私权，党也有隐私权，不能侵权。我们党的一些隐私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了，肯定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会怀疑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那就乱了。一乱，社会怎能和谐，经济怎能发展，老百姓生活怎能提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89年那场风波，我们就是不能再讲了，因为说不清，非要讲就是揭伤疤，更疼，还要流血。我们不讲，你们看，这二十年发展得多好。父母不讲，学校不讲，青年人不知道，这对大家都好。还有，59，60，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你要是正式告诉老百姓我党执政时期，三年里饿死三千八百万人，成千上万的村庄成了无人村，哪还了得了！比日本人杀中国人还多，还省事，还省时，还省钱，还不用牺牲自己人。老百姓听了这些非反了不行。所以我们讲党史要有底线，越过底线就犯规，就要受惩罚。习近平同志的意思也是这个。
任：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非得要将历史上的事情搞得清清楚楚，加上自己的结论，还非得要出版，要讲课。我们说要向前看，不要再纠缠在历史旧账上了。不说，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国人聪明，表现之一就是认识到一个真理“难得糊涂”。在座的各位领导，博导，教授，我们是党校党史教学科研人员，我们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紧密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都有了精神方面的财富，有高级职称，有社会地位。我们的物质财富也比二十年前大幅提高，住房，汽车，家电，假期，医疗保障，有存款，丰衣足食，离退休保障，不少人给孩子，甚至孙子的房子都准备好了，你死了单位还出钱开追悼会。我也出过国，到过发达国家，我们在座的诸位的物质生活不比人家差。这些都是因为有了我们的党，我们又与党紧密相连，这就叫鱼水情。不就是不让你说点历史上的事吗，权衡一下利弊，还是不说为佳。周总理曾经说过，党内的事，有些到死都不能说。你要是非讲党史上的负面事情，那才叫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一乱，什么都完了，像文革那样。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讲，这也是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本来群众也没非要知道一些事，一些党史实情，咱们也不要故作多情非讲不可。
郭：我就仅举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我们几十年来，几代人都知道，都相信我党1934年进行了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目的就是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八年，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我们也一直谴责国民党政府，像京剧沙家浜里说的“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不抵抗，假抗日，真反共，委曲求全，为虎作伥”。这些已经深入人心，全国人民也都相信这个宣传。可是现在有的党史教研人员不知通过谁的关系看到了我党1937年陕北洛川会议决定，当时我党制定了抗战时期的战略方针，即不与日军做大规模正面冲突，保存实力，积蓄力量，扩充队伍，让国民党去和日本人打，两败俱伤，待日本人撤离后，共产党可趁机夺取全国政权。毛主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时清楚地说明了两点，第一，没有日本侵华，中共肯定会被国民党消灭了，你们一来，国民党只好先放过我们，去打日本人，我们趁机坐大并夺取了政权。第二，我们要感谢日本侵华，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中共的今天，所以我们的感谢是真诚的。大家说说，这两件事能随便就公开承认，让老百姓知道吗？否则老百姓就会说你共产党真会耍阴谋，骗了全国人民几十年，几代人，你中共还有很多事瞒着我们吧？所以，不该讲的一定不能讲，不该承认的一定不能承认。
韩：有人说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党史非常不好讲。我承认这个。因为要宣传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可是这段时期可大肆宣传的好事不多。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校长的讲话精神，这事也不难做到。我们不是干部，没有党政大权，你有了权，别人不信也得信，不服也得服。我们是教员，是导师，要以理服人，首先要自信。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大起大落，没被淘汰，随风就势，与时俱进，能做到今天的教授，博导，说明我们有能力适应新环境，完成新任务，能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和讲义。我们的另一个优势是学员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中的精华，他们懂纪律，懂得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且是思想上的一致。他们不会往歪门邪道上想，我们讲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不会给我们出难题。习校长要我们讲党史要讲主流，49至79年这三十年的主流是什么？就是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马列主义，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听党的话，没有分裂，克服了无法想象的困难，为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基础。按照这个主线讲就没问题，谁也驳不倒。具体怎样讲，大家都有不寻常大脑，我相信都能讲好。
胡：前两年我看到一篇攻击我党的文章，说我的夺取政权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我党当政后维持政权靠的还是这两杆子。文章意思是说，一是靠枪杆子武力镇压民众自发运动，二是用笔杆子造谣，歪曲，篡改，掩盖历史真相。哪个国家维护政权不靠枪杆子？西方国家警察都带枪，用警察代替军队维护政权。我国警察不带枪，形势危急时动用武警或军队，实质上都是一样的。笔杆子这一条，我觉得现在比枪杆子还重要。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人家多年来养成了习惯，不随意相信政客们的讲话，不随意相信各种出版物的观点，大家随便讲。你把执政党讲得再坏，人家选上来的，还是下不了台。你把在野党说得再好，大家不选你，你也上不了台。我们的国情就不同了。建国后，不管我党说什么，老百姓都认为是真理，谁要说党出了错，全国人民都要共讨之，共诛之。这就是我们宣传的功绩，是笔杆子的作用，这个传统不能丢。现在呢，老百姓还是相信，或者叫轻信，信什么？专信那些对我党不利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呼百应，然后闹事。在这种情况下，不用政府公布一些内情，只要有个教授，有个名人举出一点负面例子，大家就相信，他说一句话造成的恶劣影响我们说一百句也挽回不了。在这种国情下，就不能给老百姓讲什么我党历史上的，从未公开承认的所谓事情了。你承认一件，他们又拿出十件来问你，你就下不来台了。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样讲下去没个头了，最后变成罄竹难书了。因此我举双手赞成习校长的讲话，他的讲话精神就是该讲就讲，不该讲的就不能讲。
谢：讲党史离不开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我们一直讲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党的思想的主线。1949年以前好说，不管别人怎样质疑，反正我们胜利了，掌握了政权。在错误路线指导下是不可能胜利的，不可能歪打正着，这叫反证法，谁也驳不倒。解放后的前三十年怎样讲？有的教员提出是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搞革命，搞建设。我看解放初期的镇反，肃反主流是正确的，就是多杀了，多关了，多劳教了不少人。可是没点儿红色恐怖，我们的政权就不会稳定。包括反右，反右倾，四清，虽然搞错了，但是这些运动强化了群众头脑中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强化了谁反对党的领导谁就下地狱的观念。我们的党经过十年文革仍牢牢掌握政权不能说和这些运动没关系。直到今天，你要说某个人反党，保证让他吓得睡不着觉。那些搞所谓民主运动的人，提倡竞选的人也不敢公开反党。上面说的是国内，下面说说国际方面的事。79年以前我党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批判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我党在毛主席亲自挂帅下发表了九篇经典文章，即“九评”。它们全面，深刻，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我党的指导思想。我们批修，实际上也是给国内干部群众看呢，没人敢反驳，老百姓接受和继承了这些思想，对稳定文革后的局势起了重大作用。可是你现在把“九评”发给老百姓看就麻烦了，老百姓就会说九评都是胡言乱语，你中共做的比苏修还修一百倍。白纸黑字，咱们是有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现在的中年人，青年人对这些基本不清楚，不知道，也不感兴趣。毛主席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们不要引火烧身，这也是习校长讲话的深层含义。从79年到现在这后三十年就好说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我党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样再反过来证明我党的伟大正确。全世界都对我们这三十年都心服口服，说得不太谦虚点儿，全世界都在研究我们，来取经，来朝圣。你国外再把我们说得这不好，那不好，你别来呀，有种的把你们的发展速度和我们的比一比。我们能有今天这种百凤朝阳的局面，不能不说是我党宣传战略战术的伟大胜利，一定要继承下去。
程：说到毛泽东思想，特别是49年至79年这段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怎么讲，我们先看一下大政方针。2009年国庆，我们的游行队伍中就有毛泽东思想方阵，我们党和政府的中枢神经所在地中南海大门外墙上的大标语仍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天安门城楼正中间悬挂的还是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第一，不能否定毛泽东，他还是我党的伟大领袖。第二，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战无不胜的，还是我党的指导方针。我们以前总结建国后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防修反修，警惕隐藏在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党夺权。现在这些全都不能再讲了。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学员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身份特殊，前途无量。到是我们的教研人员中有人提出这类问题，说什么合作化，公私合营，反右，三面红旗，中苏论战，四清，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发动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结果都是战无不败。怎样对待这个问题，我想，第一，不在校内教学中讲。第二，受聘到校外讲课作报告时也不主动讲。第三，如果真有某些不识时务的人提这类问题，不用紧张，前些日子就有人拐弯抹角提了这个问题，我们的曹教授很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建议组织几个人，研究一下，从理论上解决它，也算我们的科研成果，将来遇到挑战就可应付自如了，省得闹个脸红脖子粗，下不了台。
陈：说党史又离不开现状，现状最大的挑战就是所谓的腐败。老百姓一说到党，不说怎样伟大，不说怎样感谢党，张口就说怎样腐败。什么病入膏肓呀，什么盘根错节呀，什么前腐后继呀，中国文字中的负面词汇都说遍了还嫌不过瘾，还要古今结合，中外结合，音韵结合，编顺口溜，创造新名词诋毁我们的党，唯恐天下不乱。从中央最高层都很明确地提出反腐的问题，是关系到我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我认为是说到要害了。当然，像有病不治，特别是慢性病，或治标不治本，人也会不死，拖个十年八年没问题。党内腐败是什么病？慢性病，急性病，还是癌症？我想反正不是绝症，但不治的话，它又蔓延得非常快，保守治疗吧，又根除不了，动大手术又承受不了，这是我党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非常具有挑战性。要说严惩腐败分子，这个好说，随便找几个干部，肯定能查出问题来，判他个十年八年没问题。但是不从根源上彻底清除，那还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说到根源，有些人就两眼放光，说根源就是没有民主自由，民主自由就可保证人民有选择权，有批评和监督权。有批评和监督就可发现腐败根源，有选择权人民就可以清除它。这些是中听不中用，还是美国那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现在由于时代潮流变了，我们不这样提了，但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接受。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贾庆林，李长春，贺国强都一再强调中国绝对不能搞西方民主自由，不能搞三权分立，因为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这个地位和责任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政党挑战。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君权神授”。不坚持中共的领导，中国就会乱，中国人民就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当然，领导人的讲话都没说清楚西方民主自由有什么不好，领导人一般来说都不会详细论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校能存在的理由。这详细论述的光荣任务就由我们党校教研人员来承当了。
曹：中央领导人提出大政方针，我们就要详细论述，要让各级领导干部不但执行，思想上也要有明确认识，我们中央党校就是干这个的。为什么只有中央常委才能当我们的校长？因为我们的学员就是将来，有些现在就是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就听中央的，校长直接代表中央，他的讲话才具有绝对权威。中国历史上只有黄埔军校，延安抗大才可相提并论。我们的学员是来学理论的，实际上就是来接受政治思想教育的，不是来做学术研究的，给他们发个文凭也是为了回去后好开展工作。学员们都是接班人，管好他们的思想，走在正路上，这是我们的责任。要做好他们的工作，首先从我们做起，要深刻领会习校长的讲话精神，管好自己的嘴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
柳：我觉得给学员讲腐败问题时要非常谨慎。老百姓说我党腐败已经说得都不想再说了，我们的学员听得都不想再听了。在以经济为中心的今天，实际上就是以创造财富，积累资本，再创造，再积累为中心。对个人和家庭来说，就是要获取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财产，更多的享受。而且大家都有这个合法权利。捞钱最容易，最快的途径就是勤劳，智慧，机遇，胆识与权力相结合。我党是执政党，各级官员都是聪明人，有魄力，要想发财致富太有条件了。官员们经常明里从政，暗里经商，或让老婆孩子经商发财，更省事的根本不用经商，商人自动就把钱送上来，各方利益安排好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中国抓腐败分子很容易的原因，都不用警察，用不着侦察员，老百姓随时都可拿出证据说谁是腐败官员，而且一挖一大堆，一抓一大片。我们党目前内部掌握的政策就是抓典型，杀一儆百，不能有一个查一个，否则就乱了。全都查，全都抓，再有目前十倍的警察，法院，律师也不够用。再说目前的警察，法院，律师们都干净吗？都查都抓，各级党政机构就没法工作了，瘫痪了，像文革那样了。俗话说“法不治众”嘛。我们对学员讲，当然要强调腐败分子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干部是廉洁奉公的，是主流。这是习校长的精神。实际上腐败也是相对的，二十年前你贪污五千块钱就是犯罪，现在你贪污十万块都不算个屁了。
主持人：还有人想发言，因为时间关系，座谈会只能到此为止了。今天，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中央党校党史教学部的同志们党性特别强，水平特别高，而且完全相信同志们一定会把中央的精神准确地融汇贯通到教学科研中去。我还看到，我们的教员和教研环境就是与校外的不同，在领会中央精神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而且这一优势会不断地延续下去的。
散会之前我想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个座谈会是内部举行的，我看到有的同志做了记录，请不要外传。因为我校不同于社会上的一般院校，观点不尽相同，免得出现不必要，不健康的争论，有损社会和谐。
谢谢大家，散会。
http://www.mirrorbooks.com/wpmain/?p=42940
2010年7月24日
主持人：石副校长
参加人：罗，王，李，冯，任，郭，韩，王，胡，谢，程，陈，柳，曹等教授，博导14人。
主持人：我校校长，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月日在我校的讲话极为重要，为我们今后的党史教学与研究，宣传与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制定了原则，指出了道路。今后，我们一定要明确方向，遵守原则，走上正路。大家知道，今年来，我们在如何对待中共党史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混乱，主要问题是是否要把我党历史上的一些有争议的事情搞清楚，有争议的问题怎样评价，教学中讲不讲，对社会上是否透露，是否出版，是否允许我们的教员接触机密档案材料，是否允许采访当事人，能否作为科研课题，算不算科研成果，是不是与个人职称待遇挂钩等等。我看习校长的讲话把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我们的一切工作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领导地位，要做到这两点，我们要做到凡是有损我党光辉形象的事坚决不想，坚决不说，坚决不写，坚决不做。下面请同志们发言。
罗：我是坚决拥护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的，特别是在我们党校，不是一般的党校，是中央党校。我们的学员不是一般的学员，都是我党的中坚骨干分子。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学员更中坚，更骨干，让他们相信我们党从成立那天开始就是三个代表，近八十年来大方向一贯正确，这一点绝不能含糊。如果有学员问到历史上的某些问题，特别是一些负面东西，我们怎样回答？我想，就讲是某些人的失误，是一时一事，我们党也有个学习过程。还要强调个别的机会主义分子，野心家也会干扰我党的大方向，但我们战胜了他们，更说明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王：我们党史中的一些史料就是不能对老百姓公开。为什么？不是说群众有知情权吗？对，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党也有保密权。哪个国家，哪个党都有不能公开的秘密，而且不许探听。个人有隐私权，党也有隐私权，不能侵权。我们党的一些隐私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了，肯定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会怀疑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那就乱了。一乱，社会怎能和谐，经济怎能发展，老百姓生活怎能提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89年那场风波，我们就是不能再讲了，因为说不清，非要讲就是揭伤疤，更疼，还要流血。我们不讲，你们看，这二十年发展得多好。父母不讲，学校不讲，青年人不知道，这对大家都好。还有，59，60，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你要是正式告诉老百姓我党执政时期，三年里饿死三千八百万人，成千上万的村庄成了无人村，哪还了得了！比日本人杀中国人还多，还省事，还省时，还省钱，还不用牺牲自己人。老百姓听了这些非反了不行。所以我们讲党史要有底线，越过底线就犯规，就要受惩罚。习近平同志的意思也是这个。
任：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非得要将历史上的事情搞得清清楚楚，加上自己的结论，还非得要出版，要讲课。我们说要向前看，不要再纠缠在历史旧账上了。不说，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国人聪明，表现之一就是认识到一个真理“难得糊涂”。在座的各位领导，博导，教授，我们是党校党史教学科研人员，我们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紧密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都有了精神方面的财富，有高级职称，有社会地位。我们的物质财富也比二十年前大幅提高，住房，汽车，家电，假期，医疗保障，有存款，丰衣足食，离退休保障，不少人给孩子，甚至孙子的房子都准备好了，你死了单位还出钱开追悼会。我也出过国，到过发达国家，我们在座的诸位的物质生活不比人家差。这些都是因为有了我们的党，我们又与党紧密相连，这就叫鱼水情。不就是不让你说点历史上的事吗，权衡一下利弊，还是不说为佳。周总理曾经说过，党内的事，有些到死都不能说。你要是非讲党史上的负面事情，那才叫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一乱，什么都完了，像文革那样。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讲，这也是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本来群众也没非要知道一些事，一些党史实情，咱们也不要故作多情非讲不可。
郭：我就仅举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我们几十年来，几代人都知道，都相信我党1934年进行了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目的就是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八年，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我们也一直谴责国民党政府，像京剧沙家浜里说的“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不抵抗，假抗日，真反共，委曲求全，为虎作伥”。这些已经深入人心，全国人民也都相信这个宣传。可是现在有的党史教研人员不知通过谁的关系看到了我党1937年陕北洛川会议决定，当时我党制定了抗战时期的战略方针，即不与日军做大规模正面冲突，保存实力，积蓄力量，扩充队伍，让国民党去和日本人打，两败俱伤，待日本人撤离后，共产党可趁机夺取全国政权。毛主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时清楚地说明了两点，第一，没有日本侵华，中共肯定会被国民党消灭了，你们一来，国民党只好先放过我们，去打日本人，我们趁机坐大并夺取了政权。第二，我们要感谢日本侵华，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中共的今天，所以我们的感谢是真诚的。大家说说，这两件事能随便就公开承认，让老百姓知道吗？否则老百姓就会说你共产党真会耍阴谋，骗了全国人民几十年，几代人，你中共还有很多事瞒着我们吧？所以，不该讲的一定不能讲，不该承认的一定不能承认。
韩：有人说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党史非常不好讲。我承认这个。因为要宣传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可是这段时期可大肆宣传的好事不多。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校长的讲话精神，这事也不难做到。我们不是干部，没有党政大权，你有了权，别人不信也得信，不服也得服。我们是教员，是导师，要以理服人，首先要自信。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大起大落，没被淘汰，随风就势，与时俱进，能做到今天的教授，博导，说明我们有能力适应新环境，完成新任务，能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和讲义。我们的另一个优势是学员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中的精华，他们懂纪律，懂得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且是思想上的一致。他们不会往歪门邪道上想，我们讲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不会给我们出难题。习校长要我们讲党史要讲主流，49至79年这三十年的主流是什么？就是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马列主义，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听党的话，没有分裂，克服了无法想象的困难，为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基础。按照这个主线讲就没问题，谁也驳不倒。具体怎样讲，大家都有不寻常大脑，我相信都能讲好。
胡：前两年我看到一篇攻击我党的文章，说我的夺取政权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我党当政后维持政权靠的还是这两杆子。文章意思是说，一是靠枪杆子武力镇压民众自发运动，二是用笔杆子造谣，歪曲，篡改，掩盖历史真相。哪个国家维护政权不靠枪杆子？西方国家警察都带枪，用警察代替军队维护政权。我国警察不带枪，形势危急时动用武警或军队，实质上都是一样的。笔杆子这一条，我觉得现在比枪杆子还重要。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人家多年来养成了习惯，不随意相信政客们的讲话，不随意相信各种出版物的观点，大家随便讲。你把执政党讲得再坏，人家选上来的，还是下不了台。你把在野党说得再好，大家不选你，你也上不了台。我们的国情就不同了。建国后，不管我党说什么，老百姓都认为是真理，谁要说党出了错，全国人民都要共讨之，共诛之。这就是我们宣传的功绩，是笔杆子的作用，这个传统不能丢。现在呢，老百姓还是相信，或者叫轻信，信什么？专信那些对我党不利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呼百应，然后闹事。在这种情况下，不用政府公布一些内情，只要有个教授，有个名人举出一点负面例子，大家就相信，他说一句话造成的恶劣影响我们说一百句也挽回不了。在这种国情下，就不能给老百姓讲什么我党历史上的，从未公开承认的所谓事情了。你承认一件，他们又拿出十件来问你，你就下不来台了。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样讲下去没个头了，最后变成罄竹难书了。因此我举双手赞成习校长的讲话，他的讲话精神就是该讲就讲，不该讲的就不能讲。
谢：讲党史离不开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我们一直讲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党的思想的主线。1949年以前好说，不管别人怎样质疑，反正我们胜利了，掌握了政权。在错误路线指导下是不可能胜利的，不可能歪打正着，这叫反证法，谁也驳不倒。解放后的前三十年怎样讲？有的教员提出是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搞革命，搞建设。我看解放初期的镇反，肃反主流是正确的，就是多杀了，多关了，多劳教了不少人。可是没点儿红色恐怖，我们的政权就不会稳定。包括反右，反右倾，四清，虽然搞错了，但是这些运动强化了群众头脑中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强化了谁反对党的领导谁就下地狱的观念。我们的党经过十年文革仍牢牢掌握政权不能说和这些运动没关系。直到今天，你要说某个人反党，保证让他吓得睡不着觉。那些搞所谓民主运动的人，提倡竞选的人也不敢公开反党。上面说的是国内，下面说说国际方面的事。79年以前我党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批判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我党在毛主席亲自挂帅下发表了九篇经典文章，即“九评”。它们全面，深刻，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我党的指导思想。我们批修，实际上也是给国内干部群众看呢，没人敢反驳，老百姓接受和继承了这些思想，对稳定文革后的局势起了重大作用。可是你现在把“九评”发给老百姓看就麻烦了，老百姓就会说九评都是胡言乱语，你中共做的比苏修还修一百倍。白纸黑字，咱们是有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现在的中年人，青年人对这些基本不清楚，不知道，也不感兴趣。毛主席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们不要引火烧身，这也是习校长讲话的深层含义。从79年到现在这后三十年就好说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我党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样再反过来证明我党的伟大正确。全世界都对我们这三十年都心服口服，说得不太谦虚点儿，全世界都在研究我们，来取经，来朝圣。你国外再把我们说得这不好，那不好，你别来呀，有种的把你们的发展速度和我们的比一比。我们能有今天这种百凤朝阳的局面，不能不说是我党宣传战略战术的伟大胜利，一定要继承下去。
程：说到毛泽东思想，特别是49年至79年这段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怎么讲，我们先看一下大政方针。2009年国庆，我们的游行队伍中就有毛泽东思想方阵，我们党和政府的中枢神经所在地中南海大门外墙上的大标语仍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天安门城楼正中间悬挂的还是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第一，不能否定毛泽东，他还是我党的伟大领袖。第二，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战无不胜的，还是我党的指导方针。我们以前总结建国后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防修反修，警惕隐藏在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党夺权。现在这些全都不能再讲了。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学员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身份特殊，前途无量。到是我们的教研人员中有人提出这类问题，说什么合作化，公私合营，反右，三面红旗，中苏论战，四清，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发动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结果都是战无不败。怎样对待这个问题，我想，第一，不在校内教学中讲。第二，受聘到校外讲课作报告时也不主动讲。第三，如果真有某些不识时务的人提这类问题，不用紧张，前些日子就有人拐弯抹角提了这个问题，我们的曹教授很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建议组织几个人，研究一下，从理论上解决它，也算我们的科研成果，将来遇到挑战就可应付自如了，省得闹个脸红脖子粗，下不了台。
陈：说党史又离不开现状，现状最大的挑战就是所谓的腐败。老百姓一说到党，不说怎样伟大，不说怎样感谢党，张口就说怎样腐败。什么病入膏肓呀，什么盘根错节呀，什么前腐后继呀，中国文字中的负面词汇都说遍了还嫌不过瘾，还要古今结合，中外结合，音韵结合，编顺口溜，创造新名词诋毁我们的党，唯恐天下不乱。从中央最高层都很明确地提出反腐的问题，是关系到我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我认为是说到要害了。当然，像有病不治，特别是慢性病，或治标不治本，人也会不死，拖个十年八年没问题。党内腐败是什么病？慢性病，急性病，还是癌症？我想反正不是绝症，但不治的话，它又蔓延得非常快，保守治疗吧，又根除不了，动大手术又承受不了，这是我党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非常具有挑战性。要说严惩腐败分子，这个好说，随便找几个干部，肯定能查出问题来，判他个十年八年没问题。但是不从根源上彻底清除，那还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说到根源，有些人就两眼放光，说根源就是没有民主自由，民主自由就可保证人民有选择权，有批评和监督权。有批评和监督就可发现腐败根源，有选择权人民就可以清除它。这些是中听不中用，还是美国那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现在由于时代潮流变了，我们不这样提了，但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接受。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贾庆林，李长春，贺国强都一再强调中国绝对不能搞西方民主自由，不能搞三权分立，因为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这个地位和责任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政党挑战。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君权神授”。不坚持中共的领导，中国就会乱，中国人民就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当然，领导人的讲话都没说清楚西方民主自由有什么不好，领导人一般来说都不会详细论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校能存在的理由。这详细论述的光荣任务就由我们党校教研人员来承当了。
曹：中央领导人提出大政方针，我们就要详细论述，要让各级领导干部不但执行，思想上也要有明确认识，我们中央党校就是干这个的。为什么只有中央常委才能当我们的校长？因为我们的学员就是将来，有些现在就是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就听中央的，校长直接代表中央，他的讲话才具有绝对权威。中国历史上只有黄埔军校，延安抗大才可相提并论。我们的学员是来学理论的，实际上就是来接受政治思想教育的，不是来做学术研究的，给他们发个文凭也是为了回去后好开展工作。学员们都是接班人，管好他们的思想，走在正路上，这是我们的责任。要做好他们的工作，首先从我们做起，要深刻领会习校长的讲话精神，管好自己的嘴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
柳：我觉得给学员讲腐败问题时要非常谨慎。老百姓说我党腐败已经说得都不想再说了，我们的学员听得都不想再听了。在以经济为中心的今天，实际上就是以创造财富，积累资本，再创造，再积累为中心。对个人和家庭来说，就是要获取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财产，更多的享受。而且大家都有这个合法权利。捞钱最容易，最快的途径就是勤劳，智慧，机遇，胆识与权力相结合。我党是执政党，各级官员都是聪明人，有魄力，要想发财致富太有条件了。官员们经常明里从政，暗里经商，或让老婆孩子经商发财，更省事的根本不用经商，商人自动就把钱送上来，各方利益安排好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中国抓腐败分子很容易的原因，都不用警察，用不着侦察员，老百姓随时都可拿出证据说谁是腐败官员，而且一挖一大堆，一抓一大片。我们党目前内部掌握的政策就是抓典型，杀一儆百，不能有一个查一个，否则就乱了。全都查，全都抓，再有目前十倍的警察，法院，律师也不够用。再说目前的警察，法院，律师们都干净吗？都查都抓，各级党政机构就没法工作了，瘫痪了，像文革那样了。俗话说“法不治众”嘛。我们对学员讲，当然要强调腐败分子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干部是廉洁奉公的，是主流。这是习校长的精神。实际上腐败也是相对的，二十年前你贪污五千块钱就是犯罪，现在你贪污十万块都不算个屁了。
主持人：还有人想发言，因为时间关系，座谈会只能到此为止了。今天，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中央党校党史教学部的同志们党性特别强，水平特别高，而且完全相信同志们一定会把中央的精神准确地融汇贯通到教学科研中去。我还看到，我们的教员和教研环境就是与校外的不同，在领会中央精神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而且这一优势会不断地延续下去的。
散会之前我想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个座谈会是内部举行的，我看到有的同志做了记录，请不要外传。因为我校不同于社会上的一般院校，观点不尽相同，免得出现不必要，不健康的争论，有损社会和谐。
谢谢大家，散会。
http://www.mirrorbooks.com/wpmain/?p=42940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