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在对于后共产主义的几种原教旨主义形式进行反思时，米奇尼克将来自前团结工会人们可能出现的原教旨主义危险也纳入其中。那是一种道德主义，混淆了道德规范和政治斗争规则之间的界限。而在反对前制度中培养起来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是如此地不适合正在进行的民主社会的建设。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波兰人的历史意识。没有必要解释，对波兰历史的阐述，对我们前进的方向和卷入政治，已经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需要对于波兰的老一套，尤其是第二共和国进行冷静地分析。到目前为止，在很大程度上，第二共和国的整个历史，已经堕落为神化和陈规陋习的牺牲品，从中产生了要么是共产党官方宣传的黑暗传奇，要么是试图保卫他们自身来对抗共产党篡改历史的光明传奇。看来我们需要对过去提出新的质疑。总的来说，我们需要考虑1922年，当加布里埃尔·纳鲁图维奇（Gabriel Narutowicz）被谋杀时发生过什么。这个行动过程建立在什么样的动机之上？暗杀发生时的氛围是怎样的？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为什么那天没有变成波兰历史意识的里程碑？为什么这个事件毫无困难地被遗忘掉？
我们同样需要重新审视当时主要政治力量的行为。我们需要将政治舞台，当作超越了国家和民主的形式一个冲突的竞技场所，来重新检视；提出下列问题：是什么样的扭曲和转折，标志着毕苏斯基和他的追随者们，以及“民族民主运动”
和波兰社会党的追随者们，他们的反民主的演变？我们同样需要分析内战期间的天主教教会的历史。没有这种再评估，我们注定要美化我们的过去，注定地担负起神化般的历史感而不是清醒的判断，注定无力反抗记忆的复仇，那样的记忆多少年埋没在我们的意识当中。
如果我必须就当下出现的新现象下定义，或多或少地，在当今政治争论当中，存在着原教旨主义重新浮出的危险。原教旨主义确信人拥有一种组织世界的药方，一个摆脱了冲突的世界，而不是处于善恶的冲突之中，例如，处于民主秩序中的各种观点和利益的冲突之中。依我看，我们可以指出三种原教旨主义的形式。
第一，是民族原教旨主义。存在一种诱惑，让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臣服于民族利益之下。这种利益总是依据一种相当特定的政治观点来加以解释。根据这种观点，一个好的波兰人有责任和立陶宛的少数波兰人团结一致，而不管他们的所作所为，无论他们是聪明还是愚蠢，是前苏联人还是前立陶宛人。之所以这样做，仅仅因为他们也是波兰人这个简单的原因。任何企图批评立陶宛少数派领袖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反波兰的。这种想法对我们自身和我们的邻居们呈现出一种免于冲突的景象，除了在我们民族利益的“正确的、天主教”的阐释与左翼世界主义虚无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冲突之外，再无别的冲突。在这种民族利益的定义结构中，被视作反波兰人而指向反犹太人的倾向，可见于波兰的政治争论，或者在波兰我们对于吉普赛人的集体屠杀不应该保持沉默的辩论当中。
我在这里提到的带有某种民族主义运动和教义特征的原教旨主义，不仅在波兰，并且在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也扮演着主要角色。在现代社会，这种原教旨主义正重新苏醒，例如在阿拉伯国家；它在以色列和其右边的西欧国家中也被发现。
在法国的关于勒庞（Le Pen）及其拥护者的讨论中，或是在德国历史上的关于纳粹主义的争论中，我们都可以注意到对这种原教旨主义复活的担心。因此，它值得被当作一个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波兰的。
第二，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这种现象与现今波兰教会寻找自身位置有关，在这种新情况下发现神圣无处不在。这不是新的发现，现代世界的病态之一是神圣的消失，是整个共同体可能吁求的社会共同的神圣价值的消失。这可与铭文相比较，铭文的毁灭象征着我们根植于其中的共同的价值基础的崩溃。
对于这种趋势，现在教会已经给出一种确切的回应。我们也许怀疑它是否确实有可能构成一种回应。无论如何，尝试回应已经作出。其中之一是梵蒂冈二世，他倾向于对世界采取开放的态度，承认在教会或者在人们的信仰或文明之外，有可能出现某种可信的价值。而原教旨主义也提供了一种十分不同的回应。它倾向于重新模糊神圣和亵渎、自然法和刑法、道德原则和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的界限。
有关辩论，使得我们面临着最基本的、其意义绝不亚于重返欧洲的辩论。当谈论重返欧洲时，不同的人们在谈论完全不同的事情，例如，教会僧侣集团的一些代表在谈论这个话题时，他们谈论的是重返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欧洲。
第三，今天的波兰存在着第三种原教旨主义。大多数具有这些危险的人们，是那些来自前团结工会的人们，和团结工会的反对派，笔者是其中之一。我头脑中考虑的是这样的做法，模糊了道德规范和政治斗争规则之间的区别。地下斗争可能提升了某种牺牲的价值，因此这种区别根本不存在，每一种政治行为都可以被翻译成道德价值语言。在民主秩序中的情况不是这样。这种原教旨主义者——让我们称之为道德家——其头脑可能导致很大的混乱。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在政治或标准的政治话语中，不存在道德的位置。很显然地，它有一个位置，然而是很特殊的位置。正如教会不应该成为一个政党，宗教标准不应该变成法律标准。
所以，形成于反共产主义地下政治活动的道德标准——那是摩尼教的典范——不应该自动应用于一种民主当中。它们被证实为对民主和我们自己是致命的。道德很容易转变成一种狂热和变成一种手段，凭借它虽能达成目的却并非高贵。
我们应该考虑的另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威胁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新现象，然而值得重新审视。例如，值得重新检验庇隆主义（Peronism）的教训。
庇隆主义是什么？它所使用的是什么语言？它所喜欢的步骤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机制把它推上权力，又使它离开权力，以及保证其运转的机制是什么？
在波兰，民粹主义是工人起而反抗极权国家的语言，这点必须清楚说明。当然，这是一种以自由和尊严的名义的反抗，但是这些价值观是以民粹主义的语言表现出来的。那个著名的概念“他们”，是取自民粹主义的话语，而不是取自任何政治或社会利益的分析。可以争议的是，这种反叛基于一种平均主义的意识。
这种意识几十年来合法化了共产党政权。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场共产主义影响下的、以平均价值为名义的反共产主义的造反。它并不是借助于一种持续不断的价值观，尽管社会正义总是其关键概念之一。
现时正在形成的波兰市场并没有容纳社会正义作为其关键理念。市场的角色不是实现正义而是迫使人们有效率和创新。正义可能由于商品的重新分配而得到促进，而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无论如何，这种由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团结工会所培育的平均主义，在每个工会的民粹主义话语中可以找到，不管是国家的工会还是在团结工会当中。比较国家的工会和团结工会在过去这些年内所使用的语言，将会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同样必须告诫自己，在波兰反共产主义的造反，虽如此成功，但是却是群众性的造反。当共产党人仅仅必须面对其精英集团，他们会忽视群众的要求。
只要民主法治的程序还是一个问题，他们就会这样做。共产党人拿反对派当一回事，仅仅在于它背后有群众的支持——因为有群众，共产党人被迫谈判。这种情况提升了这种感情：在群众中，我们是有效的，或者不如说，我们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我们用群众的语言说话。
群众语言是一种民粹主义话语的语言。今天，似乎我们目击着这种群众语言的回潮，回复到反对共产主义期间获得的行为方式，回复到曾经在一种非理性的制度框架里所使用的某些方式，它们提供了将政治制度非合法化的手段。今天，这种相同的行为方式正在取消议会民主的合法性，和通向独裁主义的大门。我们正在抵达一种没有什么政治文化（能）与之相适应的一种民主秩序，这有点像在一个野蛮人面前放上一部电脑。这并不是说，一个野蛮人不如一个人类成员，在灌木丛中他也许比文明的美国人做得好上一千倍。正如在丛林中很少用到电脑一样。
存在着一种危险，人们将对民主感到失望，这在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这是一种我们曾经听到过的以不同语言表达的危险，人们说“Sejmocracy”，这是一种Sanacja的语言；而当人们说“议会侏儒症”，这是一种共产主义语言，当人们说腐臭的“恶魔的自由主义”，这是一种法西斯语言。
存在着一种危险，民主的进程将会伴随着一系列危机——公共生活的无政府状态，生活质量的下降和增长着的不安全感。很有可能，我们将听到日益大声的争论，是时候了结束这种混乱和腐败，即我们需要某人以强有力的手腕来恢复秩序。这样的理念可能被包装成总统角色或者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的理念，这样的包装也可能伴随着历史地理学的分析，在18世纪，由于无政府主义、争吵等，波兰因此而分崩离析，结论是，我们必须结束这种情况。换句话来说，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人们当中将会出现某个人来回应这样的危机，这对我们并不陌生。
当传统惯例和文化模式破碎，当沟通渠道失去了它们的可信性，一个承载着我们希望的救世主便将现身，出来结束混乱。
我要再次强调，这不仅是波兰的现象，也不是从未经历过的东西。无论如何，我们需要重新检视它，需要考虑这种催生着威权诱惑及其结果的机制，需要询问什么是威权政府可能解决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不仅仅将决定波兰知识界的头脑状态——这种状态如同于最坏时代的那种迷失，失去了自身的精神气质，自身的视野和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如果我们承担这个反思的过程，我们可能会增加用民主思想来抵制正在谈论的这些原教旨主义的机会。在民主思想中，没有任何原教旨主义的空间，无论是民族主义的、还是宗教的或者道德家的。根据民主思想，没有任何人天生具有特权。在民主话语的框架里，威权没有任何位置。然而，如果有人争辩道，因为自然法则或者国家利益，某种事态必须存在；而这种事态也许可以不服从于公民投票，他就侵犯了民主话语的基本原则。民主的秩序建立在有可能使得任何关乎每个人的事情，采取公民投票。
这也许决定了无论哪一种民粹主义——造反的语言——都将遭遇到适合于议会民主和法治的语言。这也许同样决定了不管哪一种极权的诱惑——对于强腕的崇拜——将遭遇理性的民主，即强有力的头脑。
2014年3月12日星期三
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目录）
米奇尼克文集
通往公民社会
[波兰] 亚当·米奇尼克著
崔卫平译
目录
谁是亚当·米奇尼克（崔卫平）
1、我投票反对瓦文萨（1990）
2、灰色是美丽的（1996）
3、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
4、原教旨主义的三种形式
5、新演进（1976）
6、可以谈话，没有仇恨（1991）
7、通往公民社会：展望波兰民主（1988）
8、反权威的造反（1987）
9、革命散记（1990）
10、后共产主义的奇特纪元（1991）
通往公民社会
[波兰] 亚当·米奇尼克著
崔卫平译
目录
谁是亚当·米奇尼克（崔卫平）
1、我投票反对瓦文萨（1990）
2、灰色是美丽的（1996）
3、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
4、原教旨主义的三种形式
5、新演进（1976）
6、可以谈话，没有仇恨（1991）
7、通往公民社会：展望波兰民主（1988）
8、反权威的造反（1987）
9、革命散记（1990）
10、后共产主义的奇特纪元（1991）
2013年8月17日星期六
亚当·米奇尼克《狱中书简》英译本序言
亚当·米奇尼克《狱中书简》英译本序言
Jonathan Schell
刘荻译
政治活动中的原创性远比科学和艺术中的原创性更为罕见。而更加罕见的是，原创性的政治活动扩展了人类的潜能，而不是损害或摧毁它们。波兰的反对派运动，在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且禁止了独立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之后，继续活动了四年，在我看来，它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迄今为止，这个世纪在政治领域最有独创性的发明大概就是灾难性的极权主义，不幸的是，它极大地扩展了人类在组织起来的罪恶方面的能力。至目前，在付出至少数十年和上千万生命的代价之后，在人类精神中产生了在全部每个方面相应的回应。这一回应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由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极权主义体系——苏联共产主义体系在波兰的翻版——在约瑟夫·斯大林时代达到了其野蛮的顶峰之后，有了相当程度的缓和，这是事实。当然，极权政府也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武力击败并最终摧毁纳粹政权的同盟国前所未有的有效抵制，这也是事实。但是现在极权政府从其国家内部召唤出了强大的对手。波兰的自我限制的革命——所谓“自我限制”，顾名思义，即尽管得到了波兰公众潮水般的支持，它还是从推翻政府的企图中抽身而出——有着很多新的特征。它有着至关紧要的工人阶级的广泛和持续的参与，有着世俗反对派和天主教会的联盟，有着献身于自由和运动内部的民主精神。但是比这些都重要的，是新的行动方式的发现，这是一个使得所有这些成为可能的巨大贡献。尽管在反对极权统治方面训练有素，波兰的运动却没有变得和其对手相似；它对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欺骗的回答不是花样翻新的暴力和欺骗。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变革，完全放弃这些年代久远的手段，把它们留给政府中的敌人，而从完全不同的源头中寻求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旨在正常的公民生活的大量的和平活动。这样做不仅背离了极权主义的惯例，也背离了大多数其他革命的暴力实践。有人质疑波兰的反对运动是否真的算得上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没有推翻政权，甚至也不谋求推翻政权，它也许被看作很快就失败了。而仿佛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它在生活的其他领域更全面地得以展开——社会、文化、道德甚至精神领域。说到底，一个领域自身的实践是最为彻底的，它并不亚于革命历史中的一个新章节。从这方面来说，不仅仅是发生了一场革命；而是发生了一场关于革命的革命。这场革命于1980年引人注目地突然爆发；随后在1981年12月，其组织团结工会被宣布为非法并被迫转入地下；此后虽然没有再次成功地组织戏剧性的全国示威，但它以许多方式再次浮出水面，有时比以往更加有力。对波兰来说，革命的最终成果迟早会被释放出来，但是对于总的世界政治史中的章节来说，它已经被写入由在政治和道德生活中的大量发明和发现所组成的记录之中，不会被后来发生的事件所淹没。波兰仍然在其地缘政治的牢笼中踱步，但是它已经越过障碍，送给我们其余的人一份难以估量的礼物。
在今天来自波兰的声音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亚当·米奇尼克的声音。他作出了一个预测，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相信专制独裁统治注定要失败。现在没有人相信他们虚伪的诺言。他们仍然拥有监禁和杀人的力量，但是几乎没有其他力量了。我说“几乎”是因为他们还留有用自己的仇恨和耻辱来污染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用尽全力来抵抗这些污染，在我们面临的全部斗争中，这是最艰难的。
米奇尼克目前呆在极权政府的监狱之中，而他最关心的——这给我们提供了理解他的思想和人格的一把钥匙——是运用他自己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品格，连同当下局势中的其他受害者的品行一道，在某一天为极权主义崩溃之后的政治制度定下基调。他的文章是我们了解这场革命的发源以及更重要的其革新性实践最有价值的指南。米奇尼克1946年生于华沙，他把自己的父母描述为“犹太裔波兰共产党人”。在二战前的波兰，他的父亲曾因政治活动而坐牢。从少年时起，亚当就证明自己是一个活跃的政治活动家——但是与其父母的倾向明显不同（1977年，他父亲参加了在一个教堂中举行的支持呼吁从监狱释放亚当等人的绝食抗议活动，从而成为了儿子的反对共产主义活动的充分支持者。）十五岁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叫做“矛盾寻找者”的政治俱乐部，却被很多波兰人非正式地叫做“修正主义苗子”。（后来，政府给这些年轻人起了个更加可怕的称呼，开始管这个俱乐部叫“恐怖小组”。）十八岁时他第一次被捕，原因是卷入书写和散发一封批评政府的“致党中央公开信”，由雅采克·库隆和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牵头署名，这两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因正在浮出水面的反对运动而崭露头角。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分别被判刑三年和三年半；米奇尼克被关押在监狱中两个月。此后他的生活完全在政治活动和坐牢之间循环。1964年他进入华沙大学历史系学习，1966年他因为参加其中有哲学教授克拉科夫斯基批评政权的讨论而被停学。1968年他因为协助组织抗议当局禁止上演备受崇敬的十九世纪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戏剧《先人祭》，而在高教部的命令下被开除出大学。大学中发起抗议他的被开除；因此官方阵营发起一个带有反犹主义色彩的运动来攻击抗议者。1969年2月，他因为加入一个企图推翻政府的地下组织而被判入狱三年，尽管实际上这个组织并不存在。服刑一年半之后他被释放，在华沙生产灯泡的罗莎·卢森堡工厂工作。1971年他离职，并且最终以扩招生的身份进入波兹南大学，直到1975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1977年5月他再次被捕，但是由于知识分子群体大面积地抗议此次逮捕，他和其他人两个月之后就获得释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协助建立独立出版社，还协助建立称之为“飞行大学”，在人们的公寓等地方讲授未经审查的课程。1980年8月，他和另外几个人再次被捕，这次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把他们的获释作为与政府达成的历史性协议的最终条件——这个协议以团结工会合法化为基础。实行军管之后，他再次被投入监狱（未经审判），并被关押超过两年半。他获释六个月之后再次被逮捕，审讯，并被判刑三年，目前正在服刑。
米奇尼克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当然也不是一个“政治科学家”——或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体系的倡导者。他的写作，像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或甘地的文章和书信一样，不仅仅是对行动的反映，而且本身就是行动的一种方式。同样公正地说，他的行动——以及其他无数波兰人的行动——也是一种写作，这些行动因其创造力而有一种力量来揭示新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它们像任何一部伟大的着作一样伟大。米奇尼克的着作既反映、又帮助塑造了波兰人民曾经拥有和正在被带入现实的新的可能性。在描写的同时又参与历史事件的能力是不寻常的。写作就其本性来说需要孤独，而政治行动就其本性来说需要永远与他人交往。对米奇尼克来说，这一两难问题似乎被当权者解决了，因为他们反复把他关进监狱。在写于1985年春天的《狱中书简》中，他提到，当他得到六个月的自由的时候，他无法写作，但是他发现自己再次入狱时，创作马上重新开始了，他还用与众不同的反语和幽默告诉把他监禁起来的将军：“感谢您严密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并给我提供合适的地方来沉思。”（米奇尼克的文章让人愉快的地方之一，是主题的沉重和风格的轻松结合在一起。）总的来说，米奇尼克给政府惹了这么多麻烦，以至于他们必须他监禁起来；但是一旦被监禁，他便开始写作，他的信被偷带到外面，被整个波兰以及外国阅读，没有比这给政权找的麻烦更多了。其中的一个困境在于——而且决不是最后一个——是这个政权弄不清楚对手在哪里。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评论道，最好的小说家不仅仅证实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还能够揭示存在的新面貌。这可以用来形容米奇尼克的政治写作。他从不仅仅为已有的争论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的声音增加分贝，从不仅仅是卷入用语言向一个固定的目标开火。其可能的结果就是，他的文章虽然写于政治斗争之中，却是平衡和公正的典范。他致力于加深自己和他人的相互理解，而不把精力浪费在出于偏见而歪曲对方的观点上。他文字上的爱好也有效地阻止了粉饰的倾向。当他发现在一位作家所描绘的当代生活图景中，将政治过分狭隘化，他声称这个人遗忘了：“整个社会和政治现实中激动人心的部分……混杂着失败与希望、理智与天真、恐惧与虚张声势的迷人的全景。”一次，当团结工会的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一群被激怒的暴民在奥特维克城包围了一个他们认为殴打过两个醉汉的警察。米奇尼克从别处被叫到现场，他自我介绍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他帮助使人群平静下来，并且救了那个警察免遭伤害。他的文章中也充满了同样的精神，不愿意看到发生不公正的事，即使是发生在那些正在不公正地对待自己的人身上。他不愿意在任何政权面前屈服，同样不愿意在任何竞争的派系或习俗面前放弃自己的思想或良心。他用行动和语言提醒我们，尽管自由可能也许是必须由制度来加以保证，但是人类的自由最终永远靠个人精神来实现。
在1976年，团结工会诞生的四年前，米奇尼克写了一篇富有预见的文章，名为《新演进》，在文中他推荐了一个政治反对运动的新方向，在当时相对弱小。这篇文章展现在波兰“对其盟友的义务”的背景之上——这是提到波兰政治生活的基本现实时的委婉说法之一，这个现实是苏联军队的压倒性力量，以及苏联经常利用军队来展示令社会主义卫星国服从其政治统治的决心（世界上没有地方能够比东欧国家在听到“我们的盟友”这个词语时有更多不详的感觉。）如果这一威胁以某种方式消失了，似乎可以谨慎地说，波兰的共产党政府马上就会倒台（当然实际上，这一威胁的在这世界上消失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被外国力量，尤其是被邻国俄罗斯统治，对波兰来说很难说是件新鲜事：它曾经被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分割超过一个世纪——从1795年到1918年，而且抵抗这些武装的敌人几乎和今天抵抗苏联一样无望。今天，一个新的因素更加钳制了寻求确立自身的波兰——核武器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波兰处于被核对峙所冻结的重要位置，在军事和外交上不得动弹。在过去，尽管反抗是徒劳的，波兰还可以梦想被外国军队或激烈的国际秩序重组所导致的战争所拯救；而且，事实上本世纪波兰有两次是被战争从统治者手中解放的：先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波兰获得了独立，而后是纳粹被赶出波兰，不幸的是，这只是为苏联统治这个国家让位。今天，无论如何波兰必须认识到整个欧洲都认识到的事实：在核时代，欧洲的版图几乎不再可能被进发的军队所改写。我们的时代还告诉我们在核对峙和核灭绝之间两者必居其一，而不管其中哪一种，都不存在拯救波兰的希望。总之，波兰人被三重力量所征服：在地方的层面上，是华沙的极权政府；在国家的层面上，是苏联侵略的直接威胁；在国际层面上，是核武器导致了军队的瘫痪，这使整个糟糕的现状得以维持。
对大多数战后观察家来说，如此纠结的情况意味着毫无希望，他们毫不犹豫地宣称波兰的情况不可能有巨大的改善。问题在于（任何人都会为说出如此不言而喻的事实而烦恼）因为波兰无望击败部署在其周围压倒性的军队和警察部队，所以任何抵抗都注定要失败。米奇尼克的天才在于把这一见解分成两个部分，并且接受前者（不可能击败军队和警察部队），而拒绝后者（任何抵抗都没有希望）。如果说我们能够从所面临的可怕逆境中获得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幻想的破灭：避免了把精力和体力浪费在追寻不可能的目标上。从历史上看，波兰人是最浪漫的民族，习惯于追寻遥远的机会和梦想，但是经历了苏军用来维护其极权统治的两百个师做后盾的核武器这种挫折，即使是最狂热的武装抵抗的梦想也不能幸存。对这一立场的最终接受，为新的探索和一种新思想方式扫清了道路。因为暂时没有越狱的希望，波兰反对派运动的成员开始更加仔细地检查里面的牢房，看上去生活在一个无法定义的时期，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这就是说，认识到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军事行动能拯救波兰，他们开始仔细审查局部环境中的微小细节。很清楚，苏联军队无法被赶出波兰；但是十个人聚在某人的公寓里聆听未经审查的波兰历史课又如何呢？在国事上，共产党可能无法被从其“领导地位”上赶下来；但是一群工人开始出版一份真实全面地描述工厂情况的简讯，又如何呢？而当数以百万计的人丢掉恐惧，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诸如此类的局部行动，又会发生什么？这一新的发酵剂，用伊琳娜。格鲁金斯卡-格罗斯（Irena Grudzinska-Gross）在《团结工会的艺术》中的话来说，就是“努力超越政治范围的限制，但又保留在自身地缘学的界限之内。”
把政治显微镜的镜片对准这些问题的最敏锐的头脑，可能就是米奇尼克。在《新演进》中，他考察了政治情景，并提出了一种行动的新途径。他的工作开始于这样一个预设之上：“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独裁统治……既不现实，又危险”。他渴望波兰的完全独立，但是也接受这一事实：任何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没有希望成功的。然而他看到一种行动的机会，他相信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在苏联强权的巨石与当代波兰生活中坚硬地带之间，他发现了空隙。按照惯常的观点，无论如何，苏联的利益和波兰社会的利益都是永远截然相反的。米奇尼克得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苏联的政治领导层、波兰的政治领导层，和波兰民主的反对派的利益”他写到，“基本是共存的。”因为对三者来说，苏军的干涉都是一场灾难：对苏联领导层来说，这将会导致国际威望上会遭到巨大而持久的损失；对波兰领导层来说，这将会失去其正享有的有限的统治权，甚至可能会被“废黜”；而对波兰反对派来说，这将产生流血和苏联更严酷的直接统治。这样一场侵略，会导致“一场战争，波兰……不可能在战场上取胜，而苏联不可能在政治上取胜”。他总结到，三方利益的统一，划出了“一个容许政治运作的领域……一个可能妥协的范围”。
着手回答“能够做什么”这个问题时，米奇尼克研究了以往的努力，这体现了他的写作的全部精神特征，那就是尽管他对某种努力的最后评价是否定的，他还是对所取得的任何好结果都给予慷慨的赞扬。米奇尼克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信奉“历史暗藏在人的背后起作用”的人——但是他永远关注大的历史事件，任何个别的行动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永远热情地注视着一个时期的一个脚步，虽然它并不完善，还可能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但它也许会使下一个阶段的下一个脚步成为可能。他把波兰当代历史上的改革派分成两种：修正主义者，他们谋求激发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理论的人道的那些方面，来使共产主义统治温和化和自由化；和所谓的新实证主义者，即天主教派别，他们从原则上拒绝共产主义，但是寻求通过与其合作来使其松动的实际政策，他们甚至也参加波兰议会。米奇尼克写到，修正主义者是“忠于圣经（即马克思主义），但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释它”，而新实证主义者“忠于教堂（即现实的共产政府），希望它迟早会不复存在”。二者都是在体制内做工作的方法——呼吁“共产党高层的理性思考”的方法，而且在一段时间内——通常是以书籍和文章的方式，在稍微自由一些的知识界中——都取得了有限的积极成果。这两派都必须付出那些选择在体制内做工作的人永远要付出的代价：为了保持他们的影响，他们需要放弃同那些致力于从体制外来改变体制的人之间的联系。因此，当体制外的抗议沸腾的时候，改革派的致命危机就到来了：对修正主义者来说是在1968年，当支持高校自由化的学生运动发生，而后遭到镇压——撤消大学中的一些系，开除学生和报复他们的父母——的时候；而对新实证主义者来说是在1976年，当工人们示威抗议政府宣布食品价格上涨，而政府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报复的时候。在这些时候，任何希望保持其最大限度地站在社会一边的反对派，都必须表明自己支持哪一边——“镇压者的那边还是被镇压者的那边”——因为上述两种改革都不能这样去做，因而它们都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米奇尼克分析了制度内部改革努力的失败，从中得出了一条关键的看法：“我相信，使今天的反对派与过去的改革倡导者不同是如下信念：渐进的纲领应该面对的是独立的公众舆论，而不是极权政府。这样一个纲领应该为人们提供应该如何行动的建议，而不是向政府提供如何改革的建议。这个建议是简单的，但其内涵是激进的。行动的着眼点的改变导致实质的改变。那些走上层路线的人想要达到任何目的，都必须依靠上层的讨论和心血来潮。而那些在社会之中并且和社会并行的人们则能够直接行动。然后政府有责任做出对应。第一种方法基于的信念是：政府通过垄断暴力工具也垄断了政治权力，认为与政府合作是分享权力的唯一方法。第二种方法基于的信念是：权力还来源于其他地方，来源于公众舆论，并且寻求发展它们。而米奇尼克不像其他那些在曾经放弃政府中的权力、转向公众作为补偿的人，他不谋求推翻政府。准确地说，他希望，社会立即和直接地接管起自己的命运，扎根于生活的领域，只有在谈判时才与政府打交道。他希望最后的结果会是一个以妥协为基础的”混合体“：政府在执掌国家政权的同时应该承认和接受社会中的其他独立机构。米奇尼克列出了那些他希望能够推进”新演进“的社会团体。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工人，他们的参与是”公共生活向民主演进的必要条件“。他异常准确地预见到，关键是独立的”代表工人利益的团体“的建立。第二是天主教会，它一向保持独立，但是近来对捍卫他人——包括工人——的独立和权利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心。在教会中，米奇尼克注意到，”在反对‘唯一的无神论上帝’的同时，他们已经在采用“人权宣言”中的原则。“第三是知识界，他们的职责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捍卫道德和政治的基本原则。
米奇尼克按照自己的见解行动，并且很快就忙于组织和参与大量的独立团体。值得一提的是保护工人委员会，通常称为KOR——其波兰语名字的字母缩写。KOR并不作政治煽动，或以其他方式向政府进言。相反，它为那些以种种方式受到政府镇压的工人及其家庭提供具体的帮助——经济上、法律上和医疗上的。的确，委员会明确宣布，其目的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并且将其活动限制在其创建者之一里普斯基（他写了一部精彩的关于这个组织的历史着作）所说的“社会工作”之内。但是在KOR眼中被认为是社会的东西，却被政府定义为政治的，对极权政府来说，它要求集体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政府来组织，并在其管理之下。由于极权政府深入到通常被视作其力量来源的日常生活中，KOR发现了它的一个弱点：恰恰由于极权政府把日常生活政治化，日常生活才能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广阔天地。在这里，KOR暗暗地与政府较量。结果，KOR成员很快开始遭到和他们想要保护的工人同样的镇压——失业、逮捕、监禁、殴打，有些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组织不寻常的特点之一是，其成员情愿遭到政府报复，并不是为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政治纲领或是远大的目标，而是为了把钱放在失去父亲的家庭手中，或者在审判一个工人的时候为他准备有利的证词。似乎只有伟大的目标才能证明牺牲的意义，可是KOR工作者却准备为不大的目标做出巨大的牺牲。“在一些异议人士的圈子中，KOR成员被嘲笑为‘社会工作者’，”里普斯基写到，“但是在KOR内部，得到同事这样的称呼，被视为是一种荣誉。”
采取一种“在社会中直接行动”总体政策，意味着一系列对封闭的波兰社会来说十分新颖的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公开性。当KOR在1976年9月刚成立的时候，其成员写了一份有关目标的声明，他们不仅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这在波兰的反对派团体中是没有先例的——还加上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之后，委员会尽最大可能按照公开性、公开行动的政策去做。与公开性关系密切的是真实性。在其全部的报告和出版物中，KOR努力一丝不苟地做到事实准确。就其本性来说，这项政策既有理想主义的原因，也有实用的考虑。成员们相信，说真话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还估计，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社会中，一个组织努力开辟通向真实的小路，会赢得支持和力量。另一项新政策是“行动的自主性”。自主性是反对派希望整个波兰和每个波兰人都做到的。KOR成员将其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从而开创了这一政策。“不可能由组织来吩咐某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里普斯基写道，并补充道，“这个原则是：如果有些人想做一件事，而又不违反KOR的原则，他们应该被允许追寻自己的理念。而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件成功的工作都是由那些受自己的主动和热情所驱使的人完成的，而这产生了最好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波兰的反对派活动家们谈论自主性——即每个人自由行动的能力——像谈论自由——即一个人行动的权利——一样多（你可能会说，在西方，我们有很多个人自由，但是几乎没有自主性。我们有决定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权利，但是我们不大愿意使用这种权利来使自己烦恼）。最后一项政策是信任。我们一般多少把对某个人的信任当作一种副产品，是由他人值得信任的行为无意中导致的，而不将其看作是某项政策、或者是我们有目的造成的结果。但是对KOR来说，信任确实是一项政策。理由之一是秘密警察的渗透：每做出一步决定都要防范这个。KOR决定拒绝怀疑，和怀疑所带来的所有装置和程序，“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
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的政策，可能被放在一起简单地形容为高尚地战斗的政策，它们不是任何主导计划的组成元素，但它们是一致的。它们让KOR更多地在政府旁边工作，而不仅仅是与政府斗争。尽管KOR没有任何夺取国家政权的计划，但他们确实希望独立于政府的行动能够扩散开来——这就像封闭社会中发生了一场自由的传染病。里普斯基评论到：“KOR的长期目标，是在独立于KOR之外的不同领域和的不同的社会团体中，促成自主行动新的中心点。KOR不仅同意它们的独立，而且还希望它们独立。”这一希望在过去的几年里完全实现了。
KOR的内在精神朴实无华，它作为我们时代的楷模组织，比起最终决定性的行动更加杰出和鲜明。1981年9月，KOR成员决定，其角色由团结工会来完成，并投票决定KOR解散。KOR的完全消失，从表面上看，其中似乎混杂着个人利益、派系竞争和官僚势力，这些单独起作用的外因，往往取代了一个组织成立时的目标，并且将其变成这个世界上一个呆板的负担。当KOR存在的理由消失时，它也就消失了。这可以用乔治·奥威尔对甘地的评论来解释：“被成功地甩在后面的气味是多么干净呀！”
1980年8月，KOR的小溪流入了团结工会的大河，但是它已经为决定这条河的流向做出许多。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的政策被保留了下来。像米奇尼克在监狱中写的那样，运动的“本质”仍然“基于重建社会、在官方机构之外恢复社会联系的纽带。”紧跟着的是贯穿全社会的、多种多样的公民行动的全面爆发，覆盖了从团结工会自身到要求停止污染和保护消费者的社团（这些领域以前都受到政府极度忽视）。有人回想起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描述：“所有时代、所有环境和所有性格的美国人，都不断地结社。他们不仅有每个人都参与的商业和制造业公司，还有一千种其他的社团：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聊的、宽容的或严格的、极大的或极小的。美国人通过社团来提供娱乐，建中学、盖客栈、建设教堂、发行书籍、向地球的另一面派传教士。”（当然，明显的区别是，在托克维尔的美国，地方团体的工作多少是与国家政府相协调一致的，而在波兰则是恰恰相反。）在这次行动大爆发中，政治生活的真正要素，它曾经被四十年的极权统治捣得粉碎，现在以新的、生气勃勃的形式重新聚合了起来。革命的经典程序是首先夺取国家权力，然后利用权力去做你相信是好的事情。波兰革命的顺序是相反的。它从做好事开始，之后才把注意力转向国家。按照一种享乐主义信条“Carpe diem”的政治和道德观点，反对派直接行动，毫不迟疑、直达目标。这是个简单但是激进的指导原则：开始去做那些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开始做你心中的理想社会中的人。你相信言论自由？那就自由地说吧。你热爱真相？那就说出真相吧。你相信开放社会？那就开放地去做吧。你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那就体面而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用米奇尼克的话来说：“新演进，”“每一个反抗行动都让我们在此刻建立起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不仅是一个宪政架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真正的、日益增进的一个自由人们的共同体。”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在他们追求真理的斗争中，或者引用克拉科夫斯基的话说——‘过有尊严的生活，’反对派知识分子不仅像俗话说的，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且也为了更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波兰革命：团结工会》的作者Timothy Garton Ash恰当地注意到，反对派的做法是“如同”（as if）波兰已经是一个自由社会那样去做。而当反对派开始以这种方式去做的时候，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当他们开始按照“如同”去做的时候，这个“如同”就开始烟消云散了。随后他们就真的在保护工人（而且经常成功），演讲或出版书籍。不是“如同”它是一本书，它就是一本书，而且人们不久就能真正阅读它。当然，总的来说这个国家中的“如同”并没有烟消云散。当书被没收，当演讲被政府雇佣的打手们强行驱散，或者尽管反对派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无辜的工人还是被投入监狱的时候，“如同”就变得清晰起来。在直接的行动空间中——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个空间在稳步扩大——这些“如同”依然不是假的。一个自由的小王国被创造出来了。而且“自由，当人们身体力行时，”柏克写到，“就是力量。”这是反对派创造的第二个惊人的发现——只要无所畏惧地做日常生活中的事，就能够变得强有力。但是所获得的这些权力，并不是曾经由他人行使、现在被从他们手中夺过来的；这是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新的权力。因此，他们的纲领不是为了从国家手中夺取政治权力，而是为了建设社会。1970年，示威工人曾经被警察激怒，随后其中一些游行到党委大楼——在波兰被简单地叫做委员会——并且将其焚为平地。雅采克·库隆提出了一条为他赢得了声誉、并且预示了事件的未来发展的建议：“建设你们自己，而不要焚毁委员会。”
“社会”（要通过运动来更新）和“权力”（这要留给政府的）之间的区别，成为反对派内部的流行话题和许多讨论的主题。虽然没有人像旧时的列宁主义者梦想的那样，希望政府垮台，但是在反对派成员之间确实产生了一种常见的、对政府嗤之以鼻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漠不关心，在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所表现出的非凡的个人勇气中，体现了自己的光辉，这些人有时做得如同波兰没有一个压制性的政府一样；在预料将要强制实行军管——军管令人吃惊地接管了团结工会的领导权，几乎和十六个月以前团结工会令人吃惊地接管政府的方法一样——即运动的彻底失败时，它仍然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尽管不那么令人愉快。就像社会集合了数百万人行动而没有得到政府的注意一样，因此现在政府集合的士兵和警察行动了，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注意。两边都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力量，可能是因为它们拥有不同种类的力量，而且两边都是以自己这种的力量为基础判断对方的力量：对政府来说，反对派很脆弱，因为它缺少军队和警察力量，而对反对派来说，政府很脆弱，因为它缺少公众的支持。根据政府赖以生存的“现实主义”法则，团结工会运动是件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同样，根据团结工会赖以生存的更加“理想主义”的法则，军管是不可能的。米奇尼克令人难忘地刻画了二者的区别：
这个强大的、自发的社会运动，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陷入了与当局日复一日的持续冲突当中，它没有清晰阐述过一个具体目标，也没有精确表明过一个与政府共存的理念。它任凭自己因为一些小争端卷入斗争，陷入无关紧要的冲突；它经常无序和无能；缺乏对敌人以及敌人思维的了解。团结工会知道怎样罢工，但不知道怎样忍耐；知道怎样迎头痛击却不知道怎样撤退；只有大致的概念，但是没有一个短期行动的纲领。它是一个有着钢腿和泥手的巨人，在工人中间是有力的，而在谈判桌上却孺弱无能。桌子对面的对手，不可能是诚实的，不可能弄好经济或者信守诺言。它只会做一件事：破坏社会团结。这名对手在它长达37年的统治中掌握了这门艺术。这名对手——权力精英——现在无论在道德上还是经济上都破了产，正因为它政治上的脆弱性，它无法再实施任何形式的政治纲领。团结工会把这个政治弱点当作它的整体弱点，忘记了这个并没有受到民主侵蚀的高压机构，在专制权力手中，仍然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尤其是一个目前正遭受冲击的独裁政府手中。波兰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一个有着泥腿钢手的巨人。
强制实行军管这件事中最让人惊讶的一点，可能就是惊讶自身。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团结工会已经成功地将其“理想”变为现实，因此，经过时间考验的富有效率的谋略，像军管一样拥有压倒性的支配力量，几乎赢得了一切而又被整个国家所遗忘。团结工会因信任而生，又因信任而死。当然，这一代价高昂的对政府阴谋的疏忽，是运动的一个失败，但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失败。
在《华沙日记》中，理查德。卡普辛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写到：“这里，一切都建立在某种不对称证明的原则之上：这个制度承诺将来证明自己（宣布只有将来才有普遍的幸福），但是它要求你现在、今天就要通过表现你的忠诚、赞同和勤勉来证明自己。你自己对每件事作出承担；而制度不做任何承担。”反对派的做法是以一种与此前的做法正好相反的途径，它在今天证明自己，而把未来交付给它自己。这种做法，为解决政治生活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即从政治上来考虑，坏手段和好目的之间往往不一致（通常认为政治上必须的残忍和欺骗的手段，与这些方法直接导致的高尚和智慧的结果之间的不一致）。在波兰反对派运动直接的社会行动中，手段与目的合而为一。每一个手段都是目的，反之亦然。例如，KOR的每个“手段”——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都同时是一个目的。一个勇敢的行动和一句真话就是好的“目的”，它们能使生活更充实、更美好——对人们的不满作出补偿和改进工厂的产品，对于进一步的完成来说，就是一个好的“手段”。改造对手可能要花一些时间，但是在自己行动的空间之内，能够立刻建立起公正的社会。接下来的是，坏的手段不能再被用来实现好的目的。如果路程和目的是统一的，就没有理由毁掉你正在乘坐的车子。我相信，这就是这场运动的非暴力的源头，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他们所做的比所宣称的更为严格。而使用暴力、破坏性的手段和目的，会污染这场运动的美德及其力量的源头。这场运动在行动上的特点——其直接面向社会及其问题、其对局部的强调、其对暴力和谎言的拒绝，和其他为高尚目的而奋斗的基本手段——形成了一个前后一致的整体。如果你希望局部地做，有什么能比你自己更“局部”？如果你希望今天就能产生结果，生活中的哪个领域能比你自己的行动更加伸手可及，更加彻底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如果你以改造社会作为自己和自己的行动的出发点，那你怎么能允许这些行动被残酷、欺骗和其他破坏行为所玷污？这种行动方法就是非暴力，“非暴力”这个词对它所描述的对象来说，过于约束也过于消极：过于约束，是因为这场运动在非暴力的同时，也没有欺骗、保密和许多其他可憎的东西；过于消极，是因为其最深厚的资源不是任何形式的禁忌，而是积极的、有活力的，通过米奇尼克所倡导的那种持续不断的公开行动，来实现一个自由而公正的社会的公开追求。这场运动的精神，在于其使用的方法不依赖于暴力和那些使用暴力的力量。一点点暴力对团结工会的伤害，可能就像一点点和平主义对战争中的军队的伤害一样大。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反对派运动的非暴力性，是其得到天主教会强烈支持的先决条件——无论如何，这一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多数观察家同意，导致团结工会产生的某种民族精神出现于一年多以前：1979年6月，当第一位波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首次返回波兰的时候。这次访问过后不久，米奇尼克描述了其后导致的公众心态关键性的内在变化：
尤利安。司徒科夫斯基（Julian Strykowski）所说的“波兰的第二次洗礼”正在慢慢进入我们的脑海。一些奇怪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同样那些排队买东西的人们，通常是沮丧的、好争吵的，现在变成了兴高采烈的、快乐的集体，一个人充满了尊严。警察从华沙的主要街道上消失了，但是到处都秩序良好。被长时间剥夺了真正的权力的人们，突然又拥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这就是能够概括出来的约翰·保罗二世的朝圣之旅的社会影响。
一场诞生于“第二次洗礼”的运动必须保持对其精神来源的忠诚，否则就会失去力量，而这场运动所采取的新的行动方式，使其有能力保持忠诚。在当今时代，将精神性的东西或者纯粹是道德的维度，引进政治生活中，始终受到可以理解的深深怀疑。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间的争论仍然存在，其本质在于二者基于的原则如此不同，以至其中任何一方采取另一方的原则，都被证明会带来巨大损失。上帝之城的危险在于：将自身与被认为是政治生活中固有且必须的坏手段联系在一起，从而变得残忍和失去精神上的纯粹。世俗之城的危险在于：采取和平主义的原则——甚至是采取体现《登山宝训》上教导的温和——会使它遭到削弱和毁灭；但是如果相反，试图将政治生活中的坏手段与精神生活中的纯洁目的联姻，坏手段又会得到比往常更多的放纵，而且会增加狂热和暴力（在今天的伊朗——此岸世界的野蛮在追杀彼岸世界的纯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在我们的时代，这种危险与在任何其他时代一样真实）。鉴于这些严重危险，很多聪明的观察家建议将这二者分开，但将其分开也要付出代价。如果在人类事务的核心有一个领域——政治——是不能涉足的，那么宗教的道德教诲就失去了半壁江山。同样，如果将适用于个人生活的道德立场排除在外，政治生活就失去了道德的控制。尝试制定只与政治世界有关的道德立场，一般是可能的，但是每当有人做出真正激进的尝试时——马基雅维利的着作可能是最突出的例子——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个人标准被亵渎了，我们被打败了。如果在政治领域中采用某种行为方式，并不提供邪恶手段用于高尚目的的正当理由，乃至区别手段和目的，精神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古老对立也就解决了。
其后精神和道德的能量就能够流入政治的世界，而并不必然被污染。二者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之上，即尊重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拒绝为了“明天”的一些高尚目的而玷污“今天”。这并不是说从今以后政治生活会变得完美，乌托邦式的革命所许诺的美满生活马上就能实现，而仅仅是说，政治领域中的演员们用来评价自己行为的标准，与每个人在其个人生活中都接受的标准相同。政治生活不会比个人生活更接近完美，但是也不再会是这样一个独特领域，于其中某种邪恶从原则上说必须这样，因而被认为是正当的。
自从甘地通过非暴力行动领导印度获得独立以来，就有一个陈词滥调，说非暴力只有在反对一个像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国家时才能成功，而当反对一个极权政府，如斯大林的苏联或希特勒的德国时就会失败。由于波兰没有赢得独立——甚至也没有谋求独立——这一假说仍然存在。考虑到今天的波兰政府虽然野蛮，但是比斯大林或希特勒的政权要温和得多时，这种看法似乎更加强了。然而，现在大概有了一个记录：到目前为止，对极权政府的最有效的抵抗，完全是非暴力的。非暴力行动，面对极权主义时不但不是无助的，而且被证明特别适合与其斗争。因此，说波兰人自由地选择了非暴力而不是暴力——虽然他们有机会用暴力推翻政府，但是由于人民支持非暴力的道德原则而拒绝这样做——是一种误导。相反，从一开始，暴力就被几乎所有人认为是对这场运动完全无益的。为了回答为什么这场运动采用非暴力手段这个问题，米奇尼克写道：“在波兰的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暴力能够帮助我们把苏联军队从波兰赶出去，或者剥夺共产党的权力。苏联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其对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枪。”反对暴力的决定，与其说是由波兰人自己做出的，不如说是由历史条件做出的。波兰运动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决定放弃暴力——虽然在斗争的激情和愤怒中，完美无暇地坚持非暴力政策所要求的自律，应该受到很高的赞扬——而在于其发现了和平手段也能给我们希望。
从历史上看，暴力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终极力量——人们在最后的、绝望的时刻，当所有的和平手段都尝试过并且失败时，才寻求最后的裁决者。“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希望的武力是神圣的。”李维写到。但当神圣的武力失败了的时候，人们相信，剩下的就只有沉默：或者是因为屈服，或者是因为死亡。在波兰，这一顺序似乎是相反的：暴力手段的无效——这种无效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所有这类的手段都没有得到尝试，甚至也不必尝试——导致了人们求助于非暴力手段。在传统的最终解决手段之外，发现了新的、和平的方法。政府宣布了“战争状态”，用它所垄断的暴力手段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社会，它“赢得”了战争（米奇尼克讽刺性地叙述道：“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通过占领和包围波兰广播电视大楼来给波兰武装力量的名字上增添光彩，更不用说他们还占领了电话局”）。按照传统的规律，这就是故事的结尾了；最后的手段用完了，最后一张牌打出来了，人民会甘心失败。但这并没有发生。看样子，米奇尼克写道，好象“波兰民族并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就不会做得如同自己已经被打败了，并且，不做得失败，就不是失败。“我获释以后看到的东西，不仅超出了我的期望，甚至超出了我的梦想，”于1984年4月4日米奇尼克记述道，“我发现团结工会的人聪明、意志坚定，准备好了长期的斗争。”政府的镇压消灭了它，但是反对派的精神永存。压制伴随着行动。逮捕在进行，但是人们不怕恐吓。现在他们生活在波兰已经发育许久的、最奇特的状态下：没有自由的自主性——伴随着监狱的自由。
波兰在非暴力行动上的未完成的实验，在这个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要最终毁灭人类为暴力形式的世界上，引起了特殊的兴趣。虽然波兰革命似乎对核问题无能为力，但是对我来说，波兰在苏联统治之下的困境，与世界在核时代的困境之间，似乎可以画出两条有趣的平行线。对波兰和这个世界来说，理智的思考都必须从认识到使用暴力的无益、自我毁灭，和如此的“不可想象”（米奇尼克用的这个词显得意味深长）起步。波兰和这个世界都因此被迫为自己的困境寻找非暴力的解决方法。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共存，而非暴力——常常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的选择——是最大的现实主义。波兰和这个世界也都得到过专家的意见，说它们的困境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必须接受现状；另外二者也都被告知，要“不安于”现状。波兰最终找到了一条道路，而在这条路上也有着这个世界的希望。这让我们怀疑，在国际事物和外交领域，未必不存在像团结工会那样，超越了暴力的某些解决方案，它们既是务实的，又是理想主义的；尤其是暴力，这个古老的解决方案，现在变得无用和破产。
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并且如果能用它来把分裂的欧洲再次联合起来，那么它就不仅是波兰运动的翻版，而且是它的补充。那么，波兰和世界就能够以同样的途径摆脱困境。
这样的概括十分诱人——将波兰革命看成实践了基于生活的一种政治，采用公众同意和支持的形式，自然和自发地扩展了人类成员共同行动、从事建设和创造的能力；而相比而言，政府则实践了一种死亡的政治，政治权力采用了恐惧的形式，扩展了人类分裂和毁灭、最终是互相杀人的能力。但是米奇尼克似乎对这样的描述感到愤怒，这最早出现在他的文章《蛆虫和天使》中，他把这称作政治上的摩尼教价值观的罪孽，即一个人把一切恶都安在对手的头上，而把一切善都安在自己头上。米奇尼克拒绝政治上的摩尼教价值观，无论它出现在哪里，而他发现它对波兰尤其不合适。他承认苏联政权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从波兰的生活中消失，他认识到每个人，即使是最勇敢的人，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适应这一现实。因此，不可能把波兰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一个恶，一个善。相反，恶与善的分布是广泛和微妙的。在政府官员必须衡量其作决定时是多点残忍和意识形态，还是多点人道和务实时，在教授必须衡量在专业文章中应该说多少真话时，或者在一个被监禁的活动家必须衡量是否在政府作为释放他的条件放在他面前的“效忠誓言”上签字时，都会发现善与恶。第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个贪婪和自私的人；第二个人基本上可能是个相当好的、但是胆怯的人；第三个人可能是个英勇但是动摇的人。但是在他们身上都存在着善与恶，而且在每一个案例中，米奇尼克都愿意看到善获得胜利——至少前进一步。按照这种社会改良观点，没有人会被整个当成“蛆虫”，也没有人能因为是“天使”从人类的境遇中得到豁免。
“蛆虫”这个说法不是米奇尼克自己的，而是源于同一时代的作家彼得·威尔兹比克（Piotr Wierzbicki）的讽刺文章《论蛆虫》，其中列举了自私的、伪善的或意志薄弱的人用来逃避自己反对政权的责任的种种合理化手段。米奇尼克做了一个新颖的智力练习来回答他。他钻研了波兰历史，问自己哪些人根据威尔兹比克的标准会被称作蛆虫，并且得出结论：许多最受人们崇敬的人物，在其部分生涯中都是有资格被称作蛆虫。米奇尼克的目的不是为了诋毁波兰历史上的英雄，而是为了鼓励人们对今天的妥协行为有更多宽容的理解。历史常常被那些满腹牢骚和谴责的人所拷问。米奇尼克的意图恰恰相反：他用历史来宽恕现在。他的论点的中心是，认识到在这些政治形势下，有着需要妥协的源头：“波兰民族受到外国统治是长期的，所有运用武装抵抗来捍卫民族价值的希望，都变成彻底的泡影，为了保存民族整体的生存，与瓜分的权力寻求妥协变成必不可少的。”在这种环境中——当然也是波兰现在的环境——与政府妥协，甚至参与其中，永远不可能会断然拒绝。“完全接受妥协方案会导致道德上的妥协和精神上的投降”这是事实，而“完全拒绝这一方案或多或少会导致孤立”这也是事实。米奇尼克用历史上的例子，展示出不同的——甚至表面看上去是相反的——立场都有自己的优点。那些体制内的人可能会修建对国家有真正和持久的用途的设施——铁路、大学；那些在体制外造反反对政权的人们，可能会在将来一些时候保卫国家的尊严和抵抗占领。做出这些抉择的杰出人物进行了激烈的、常常是苦苦的讨论（米奇尼克在他的历史文章里对这些讨论进行了有趣的描写），但是现在米奇尼克在寻找——引自作家安东尼·斯洛尼姆斯基（Antoni Slonimski）的话来说是“没有愤怒的智慧”，于其中，那些承认选择上的差异，并且在今天面临着相同选择的人中间鼓励更加宽容与合作的人物，会做出贡献。按这种观点，理解、宽容和谅解，是每个人在与他人打交道时的口号，但是也有一个领域需要严苛的评价——当一个人与自己打交道时的领域。米奇尼克在一个雄辩的段落中暗示了同样的观点，坦率地说是：没有人能够代替另一个人作出道德选择。
亚历山大。瓦特（Alekander Wat）曾经写道，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莎士比亚说出来的：他们应该去死。
也许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是我相信这个答案一个人只能自己得出，这个方法只能一个人自己采用，一个人只能要求自己做出牺牲。一个人要求别人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就是专横地赋予了自己决定他人生命的权利。这通常会导致非常糟糕的结果。
米奇尼克没有说他准备好了去死，但是他感到不用这么说，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给其他任何人提建议。无论如何，当需要做出牺牲时，行动比言语更有力量。米奇尼克劝告我们不要要求他人的自我牺牲，但是他往往是从监狱中提出这一劝告的。
人类鲜血的洪流一直在永无休止地流淌着，贯穿政治事件的历史始终。有时膨胀为急流，冲走面前的一切，有时收缩成细流，但是永远不会完全干涸。在我们的时代，它最后一次威胁冲出堤岸，而且冲垮了历史本身。一些人可能勉强接受流血是政治生活的需要，一些人可能会谴责它，另一些人可能欣然接受它，但是进入政治世界中的每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其打交道。波兰的反对派运动——米奇尼克为它写作——除了从其成员的血管中流出来血的以外，没有在这个洪流中增加一滴鲜血。并且，虽然运动对遏制其对手的暴力和压制无能为力，但是其在斗争中将属于世界上有记录的最荣耀、最具独创性和最成功者之列——无畏地、有准备地用行动支持自己的信念；不愿以效率的名义，把自己的立场降低到对手的水平；准备为追求有限的目标作出无限的牺牲；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准备去死但是不愿杀人；甚至在看来是失败的、一些美好和有价值的东西被世界抛弃的时刻，不动摇支持其信念的决心。在他的牢房里，违抗了看守的命令，亚当·米奇尼克在写作，而他的句子将一代代流传下去：
对这些有着死气沉沉、目光闪烁的眼睛，迟钝但是精于折磨人的思维，和渴望社会认可的肮脏灵魂的人来说，你只是原材料，他们可以对你为所欲为。他们有自己特殊的心理学：他们相信任何人都能够被说服去做任何事（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和恐吓）。对他们来说，这只是要支付多高的价格，和要施加多大的痛苦的问题。虽然他们的行动是例行公事，但是你的每个失误，每次失败都给他们的生命带来了意义。你的投降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职业上的成就——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目的。因此，你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与他们进行的，关于你的人生意义、关于他们人生意义的被剥夺、关于使每个人的存在有意义的哲学讨论。你卷入了乔尔丹诺·布鲁诺与宗教裁判官、十二月党人与沙皇的警察总长、瓦列里安。卢卡辛斯基（Walerian Lukasinski）与沙皇的灭绝天使、卡尔。冯。奥西耶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与金发的盖世太保军官、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与身着内务部蓝色滚边制服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之间的辩论；你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对此，亨利·爱雷茨贝格（Henryk Elezberg）曾经说过，你的成就有多大价值，不能用你的理想有多大的胜算来衡量，而应该用理想本身的价值来衡量。换句话说，你获得胜利不是因为你战胜了权力，而是因为你保持了对自己的忠诚。
Jonathan Schell
刘荻译
政治活动中的原创性远比科学和艺术中的原创性更为罕见。而更加罕见的是，原创性的政治活动扩展了人类的潜能，而不是损害或摧毁它们。波兰的反对派运动，在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且禁止了独立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之后，继续活动了四年，在我看来，它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迄今为止，这个世纪在政治领域最有独创性的发明大概就是灾难性的极权主义，不幸的是，它极大地扩展了人类在组织起来的罪恶方面的能力。至目前，在付出至少数十年和上千万生命的代价之后，在人类精神中产生了在全部每个方面相应的回应。这一回应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由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极权主义体系——苏联共产主义体系在波兰的翻版——在约瑟夫·斯大林时代达到了其野蛮的顶峰之后，有了相当程度的缓和，这是事实。当然，极权政府也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武力击败并最终摧毁纳粹政权的同盟国前所未有的有效抵制，这也是事实。但是现在极权政府从其国家内部召唤出了强大的对手。波兰的自我限制的革命——所谓“自我限制”，顾名思义，即尽管得到了波兰公众潮水般的支持，它还是从推翻政府的企图中抽身而出——有着很多新的特征。它有着至关紧要的工人阶级的广泛和持续的参与，有着世俗反对派和天主教会的联盟，有着献身于自由和运动内部的民主精神。但是比这些都重要的，是新的行动方式的发现，这是一个使得所有这些成为可能的巨大贡献。尽管在反对极权统治方面训练有素，波兰的运动却没有变得和其对手相似；它对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欺骗的回答不是花样翻新的暴力和欺骗。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变革，完全放弃这些年代久远的手段，把它们留给政府中的敌人，而从完全不同的源头中寻求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旨在正常的公民生活的大量的和平活动。这样做不仅背离了极权主义的惯例，也背离了大多数其他革命的暴力实践。有人质疑波兰的反对运动是否真的算得上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没有推翻政权，甚至也不谋求推翻政权，它也许被看作很快就失败了。而仿佛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它在生活的其他领域更全面地得以展开——社会、文化、道德甚至精神领域。说到底，一个领域自身的实践是最为彻底的，它并不亚于革命历史中的一个新章节。从这方面来说，不仅仅是发生了一场革命；而是发生了一场关于革命的革命。这场革命于1980年引人注目地突然爆发；随后在1981年12月，其组织团结工会被宣布为非法并被迫转入地下；此后虽然没有再次成功地组织戏剧性的全国示威，但它以许多方式再次浮出水面，有时比以往更加有力。对波兰来说，革命的最终成果迟早会被释放出来，但是对于总的世界政治史中的章节来说，它已经被写入由在政治和道德生活中的大量发明和发现所组成的记录之中，不会被后来发生的事件所淹没。波兰仍然在其地缘政治的牢笼中踱步，但是它已经越过障碍，送给我们其余的人一份难以估量的礼物。
在今天来自波兰的声音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亚当·米奇尼克的声音。他作出了一个预测，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相信专制独裁统治注定要失败。现在没有人相信他们虚伪的诺言。他们仍然拥有监禁和杀人的力量，但是几乎没有其他力量了。我说“几乎”是因为他们还留有用自己的仇恨和耻辱来污染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用尽全力来抵抗这些污染，在我们面临的全部斗争中，这是最艰难的。
米奇尼克目前呆在极权政府的监狱之中，而他最关心的——这给我们提供了理解他的思想和人格的一把钥匙——是运用他自己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品格，连同当下局势中的其他受害者的品行一道，在某一天为极权主义崩溃之后的政治制度定下基调。他的文章是我们了解这场革命的发源以及更重要的其革新性实践最有价值的指南。米奇尼克1946年生于华沙，他把自己的父母描述为“犹太裔波兰共产党人”。在二战前的波兰，他的父亲曾因政治活动而坐牢。从少年时起，亚当就证明自己是一个活跃的政治活动家——但是与其父母的倾向明显不同（1977年，他父亲参加了在一个教堂中举行的支持呼吁从监狱释放亚当等人的绝食抗议活动，从而成为了儿子的反对共产主义活动的充分支持者。）十五岁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叫做“矛盾寻找者”的政治俱乐部，却被很多波兰人非正式地叫做“修正主义苗子”。（后来，政府给这些年轻人起了个更加可怕的称呼，开始管这个俱乐部叫“恐怖小组”。）十八岁时他第一次被捕，原因是卷入书写和散发一封批评政府的“致党中央公开信”，由雅采克·库隆和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牵头署名，这两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因正在浮出水面的反对运动而崭露头角。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分别被判刑三年和三年半；米奇尼克被关押在监狱中两个月。此后他的生活完全在政治活动和坐牢之间循环。1964年他进入华沙大学历史系学习，1966年他因为参加其中有哲学教授克拉科夫斯基批评政权的讨论而被停学。1968年他因为协助组织抗议当局禁止上演备受崇敬的十九世纪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戏剧《先人祭》，而在高教部的命令下被开除出大学。大学中发起抗议他的被开除；因此官方阵营发起一个带有反犹主义色彩的运动来攻击抗议者。1969年2月，他因为加入一个企图推翻政府的地下组织而被判入狱三年，尽管实际上这个组织并不存在。服刑一年半之后他被释放，在华沙生产灯泡的罗莎·卢森堡工厂工作。1971年他离职，并且最终以扩招生的身份进入波兹南大学，直到1975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1977年5月他再次被捕，但是由于知识分子群体大面积地抗议此次逮捕，他和其他人两个月之后就获得释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协助建立独立出版社，还协助建立称之为“飞行大学”，在人们的公寓等地方讲授未经审查的课程。1980年8月，他和另外几个人再次被捕，这次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把他们的获释作为与政府达成的历史性协议的最终条件——这个协议以团结工会合法化为基础。实行军管之后，他再次被投入监狱（未经审判），并被关押超过两年半。他获释六个月之后再次被逮捕，审讯，并被判刑三年，目前正在服刑。
米奇尼克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当然也不是一个“政治科学家”——或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体系的倡导者。他的写作，像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或甘地的文章和书信一样，不仅仅是对行动的反映，而且本身就是行动的一种方式。同样公正地说，他的行动——以及其他无数波兰人的行动——也是一种写作，这些行动因其创造力而有一种力量来揭示新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它们像任何一部伟大的着作一样伟大。米奇尼克的着作既反映、又帮助塑造了波兰人民曾经拥有和正在被带入现实的新的可能性。在描写的同时又参与历史事件的能力是不寻常的。写作就其本性来说需要孤独，而政治行动就其本性来说需要永远与他人交往。对米奇尼克来说，这一两难问题似乎被当权者解决了，因为他们反复把他关进监狱。在写于1985年春天的《狱中书简》中，他提到，当他得到六个月的自由的时候，他无法写作，但是他发现自己再次入狱时，创作马上重新开始了，他还用与众不同的反语和幽默告诉把他监禁起来的将军：“感谢您严密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并给我提供合适的地方来沉思。”（米奇尼克的文章让人愉快的地方之一，是主题的沉重和风格的轻松结合在一起。）总的来说，米奇尼克给政府惹了这么多麻烦，以至于他们必须他监禁起来；但是一旦被监禁，他便开始写作，他的信被偷带到外面，被整个波兰以及外国阅读，没有比这给政权找的麻烦更多了。其中的一个困境在于——而且决不是最后一个——是这个政权弄不清楚对手在哪里。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评论道，最好的小说家不仅仅证实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还能够揭示存在的新面貌。这可以用来形容米奇尼克的政治写作。他从不仅仅为已有的争论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的声音增加分贝，从不仅仅是卷入用语言向一个固定的目标开火。其可能的结果就是，他的文章虽然写于政治斗争之中，却是平衡和公正的典范。他致力于加深自己和他人的相互理解，而不把精力浪费在出于偏见而歪曲对方的观点上。他文字上的爱好也有效地阻止了粉饰的倾向。当他发现在一位作家所描绘的当代生活图景中，将政治过分狭隘化，他声称这个人遗忘了：“整个社会和政治现实中激动人心的部分……混杂着失败与希望、理智与天真、恐惧与虚张声势的迷人的全景。”一次，当团结工会的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一群被激怒的暴民在奥特维克城包围了一个他们认为殴打过两个醉汉的警察。米奇尼克从别处被叫到现场，他自我介绍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他帮助使人群平静下来，并且救了那个警察免遭伤害。他的文章中也充满了同样的精神，不愿意看到发生不公正的事，即使是发生在那些正在不公正地对待自己的人身上。他不愿意在任何政权面前屈服，同样不愿意在任何竞争的派系或习俗面前放弃自己的思想或良心。他用行动和语言提醒我们，尽管自由可能也许是必须由制度来加以保证，但是人类的自由最终永远靠个人精神来实现。
在1976年，团结工会诞生的四年前，米奇尼克写了一篇富有预见的文章，名为《新演进》，在文中他推荐了一个政治反对运动的新方向，在当时相对弱小。这篇文章展现在波兰“对其盟友的义务”的背景之上——这是提到波兰政治生活的基本现实时的委婉说法之一，这个现实是苏联军队的压倒性力量，以及苏联经常利用军队来展示令社会主义卫星国服从其政治统治的决心（世界上没有地方能够比东欧国家在听到“我们的盟友”这个词语时有更多不详的感觉。）如果这一威胁以某种方式消失了，似乎可以谨慎地说，波兰的共产党政府马上就会倒台（当然实际上，这一威胁的在这世界上消失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被外国力量，尤其是被邻国俄罗斯统治，对波兰来说很难说是件新鲜事：它曾经被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分割超过一个世纪——从1795年到1918年，而且抵抗这些武装的敌人几乎和今天抵抗苏联一样无望。今天，一个新的因素更加钳制了寻求确立自身的波兰——核武器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波兰处于被核对峙所冻结的重要位置，在军事和外交上不得动弹。在过去，尽管反抗是徒劳的，波兰还可以梦想被外国军队或激烈的国际秩序重组所导致的战争所拯救；而且，事实上本世纪波兰有两次是被战争从统治者手中解放的：先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波兰获得了独立，而后是纳粹被赶出波兰，不幸的是，这只是为苏联统治这个国家让位。今天，无论如何波兰必须认识到整个欧洲都认识到的事实：在核时代，欧洲的版图几乎不再可能被进发的军队所改写。我们的时代还告诉我们在核对峙和核灭绝之间两者必居其一，而不管其中哪一种，都不存在拯救波兰的希望。总之，波兰人被三重力量所征服：在地方的层面上，是华沙的极权政府；在国家的层面上，是苏联侵略的直接威胁；在国际层面上，是核武器导致了军队的瘫痪，这使整个糟糕的现状得以维持。
对大多数战后观察家来说，如此纠结的情况意味着毫无希望，他们毫不犹豫地宣称波兰的情况不可能有巨大的改善。问题在于（任何人都会为说出如此不言而喻的事实而烦恼）因为波兰无望击败部署在其周围压倒性的军队和警察部队，所以任何抵抗都注定要失败。米奇尼克的天才在于把这一见解分成两个部分，并且接受前者（不可能击败军队和警察部队），而拒绝后者（任何抵抗都没有希望）。如果说我们能够从所面临的可怕逆境中获得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幻想的破灭：避免了把精力和体力浪费在追寻不可能的目标上。从历史上看，波兰人是最浪漫的民族，习惯于追寻遥远的机会和梦想，但是经历了苏军用来维护其极权统治的两百个师做后盾的核武器这种挫折，即使是最狂热的武装抵抗的梦想也不能幸存。对这一立场的最终接受，为新的探索和一种新思想方式扫清了道路。因为暂时没有越狱的希望，波兰反对派运动的成员开始更加仔细地检查里面的牢房，看上去生活在一个无法定义的时期，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这就是说，认识到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军事行动能拯救波兰，他们开始仔细审查局部环境中的微小细节。很清楚，苏联军队无法被赶出波兰；但是十个人聚在某人的公寓里聆听未经审查的波兰历史课又如何呢？在国事上，共产党可能无法被从其“领导地位”上赶下来；但是一群工人开始出版一份真实全面地描述工厂情况的简讯，又如何呢？而当数以百万计的人丢掉恐惧，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诸如此类的局部行动，又会发生什么？这一新的发酵剂，用伊琳娜。格鲁金斯卡-格罗斯（Irena Grudzinska-Gross）在《团结工会的艺术》中的话来说，就是“努力超越政治范围的限制，但又保留在自身地缘学的界限之内。”
把政治显微镜的镜片对准这些问题的最敏锐的头脑，可能就是米奇尼克。在《新演进》中，他考察了政治情景，并提出了一种行动的新途径。他的工作开始于这样一个预设之上：“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独裁统治……既不现实，又危险”。他渴望波兰的完全独立，但是也接受这一事实：任何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没有希望成功的。然而他看到一种行动的机会，他相信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在苏联强权的巨石与当代波兰生活中坚硬地带之间，他发现了空隙。按照惯常的观点，无论如何，苏联的利益和波兰社会的利益都是永远截然相反的。米奇尼克得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苏联的政治领导层、波兰的政治领导层，和波兰民主的反对派的利益”他写到，“基本是共存的。”因为对三者来说，苏军的干涉都是一场灾难：对苏联领导层来说，这将会导致国际威望上会遭到巨大而持久的损失；对波兰领导层来说，这将会失去其正享有的有限的统治权，甚至可能会被“废黜”；而对波兰反对派来说，这将产生流血和苏联更严酷的直接统治。这样一场侵略，会导致“一场战争，波兰……不可能在战场上取胜，而苏联不可能在政治上取胜”。他总结到，三方利益的统一，划出了“一个容许政治运作的领域……一个可能妥协的范围”。
着手回答“能够做什么”这个问题时，米奇尼克研究了以往的努力，这体现了他的写作的全部精神特征，那就是尽管他对某种努力的最后评价是否定的，他还是对所取得的任何好结果都给予慷慨的赞扬。米奇尼克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信奉“历史暗藏在人的背后起作用”的人——但是他永远关注大的历史事件，任何个别的行动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永远热情地注视着一个时期的一个脚步，虽然它并不完善，还可能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但它也许会使下一个阶段的下一个脚步成为可能。他把波兰当代历史上的改革派分成两种：修正主义者，他们谋求激发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理论的人道的那些方面，来使共产主义统治温和化和自由化；和所谓的新实证主义者，即天主教派别，他们从原则上拒绝共产主义，但是寻求通过与其合作来使其松动的实际政策，他们甚至也参加波兰议会。米奇尼克写到，修正主义者是“忠于圣经（即马克思主义），但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释它”，而新实证主义者“忠于教堂（即现实的共产政府），希望它迟早会不复存在”。二者都是在体制内做工作的方法——呼吁“共产党高层的理性思考”的方法，而且在一段时间内——通常是以书籍和文章的方式，在稍微自由一些的知识界中——都取得了有限的积极成果。这两派都必须付出那些选择在体制内做工作的人永远要付出的代价：为了保持他们的影响，他们需要放弃同那些致力于从体制外来改变体制的人之间的联系。因此，当体制外的抗议沸腾的时候，改革派的致命危机就到来了：对修正主义者来说是在1968年，当支持高校自由化的学生运动发生，而后遭到镇压——撤消大学中的一些系，开除学生和报复他们的父母——的时候；而对新实证主义者来说是在1976年，当工人们示威抗议政府宣布食品价格上涨，而政府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报复的时候。在这些时候，任何希望保持其最大限度地站在社会一边的反对派，都必须表明自己支持哪一边——“镇压者的那边还是被镇压者的那边”——因为上述两种改革都不能这样去做，因而它们都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米奇尼克分析了制度内部改革努力的失败，从中得出了一条关键的看法：“我相信，使今天的反对派与过去的改革倡导者不同是如下信念：渐进的纲领应该面对的是独立的公众舆论，而不是极权政府。这样一个纲领应该为人们提供应该如何行动的建议，而不是向政府提供如何改革的建议。这个建议是简单的，但其内涵是激进的。行动的着眼点的改变导致实质的改变。那些走上层路线的人想要达到任何目的，都必须依靠上层的讨论和心血来潮。而那些在社会之中并且和社会并行的人们则能够直接行动。然后政府有责任做出对应。第一种方法基于的信念是：政府通过垄断暴力工具也垄断了政治权力，认为与政府合作是分享权力的唯一方法。第二种方法基于的信念是：权力还来源于其他地方，来源于公众舆论，并且寻求发展它们。而米奇尼克不像其他那些在曾经放弃政府中的权力、转向公众作为补偿的人，他不谋求推翻政府。准确地说，他希望，社会立即和直接地接管起自己的命运，扎根于生活的领域，只有在谈判时才与政府打交道。他希望最后的结果会是一个以妥协为基础的”混合体“：政府在执掌国家政权的同时应该承认和接受社会中的其他独立机构。米奇尼克列出了那些他希望能够推进”新演进“的社会团体。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工人，他们的参与是”公共生活向民主演进的必要条件“。他异常准确地预见到，关键是独立的”代表工人利益的团体“的建立。第二是天主教会，它一向保持独立，但是近来对捍卫他人——包括工人——的独立和权利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心。在教会中，米奇尼克注意到，”在反对‘唯一的无神论上帝’的同时，他们已经在采用“人权宣言”中的原则。“第三是知识界，他们的职责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捍卫道德和政治的基本原则。
米奇尼克按照自己的见解行动，并且很快就忙于组织和参与大量的独立团体。值得一提的是保护工人委员会，通常称为KOR——其波兰语名字的字母缩写。KOR并不作政治煽动，或以其他方式向政府进言。相反，它为那些以种种方式受到政府镇压的工人及其家庭提供具体的帮助——经济上、法律上和医疗上的。的确，委员会明确宣布，其目的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并且将其活动限制在其创建者之一里普斯基（他写了一部精彩的关于这个组织的历史着作）所说的“社会工作”之内。但是在KOR眼中被认为是社会的东西，却被政府定义为政治的，对极权政府来说，它要求集体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政府来组织，并在其管理之下。由于极权政府深入到通常被视作其力量来源的日常生活中，KOR发现了它的一个弱点：恰恰由于极权政府把日常生活政治化，日常生活才能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广阔天地。在这里，KOR暗暗地与政府较量。结果，KOR成员很快开始遭到和他们想要保护的工人同样的镇压——失业、逮捕、监禁、殴打，有些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组织不寻常的特点之一是，其成员情愿遭到政府报复，并不是为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政治纲领或是远大的目标，而是为了把钱放在失去父亲的家庭手中，或者在审判一个工人的时候为他准备有利的证词。似乎只有伟大的目标才能证明牺牲的意义，可是KOR工作者却准备为不大的目标做出巨大的牺牲。“在一些异议人士的圈子中，KOR成员被嘲笑为‘社会工作者’，”里普斯基写到，“但是在KOR内部，得到同事这样的称呼，被视为是一种荣誉。”
采取一种“在社会中直接行动”总体政策，意味着一系列对封闭的波兰社会来说十分新颖的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公开性。当KOR在1976年9月刚成立的时候，其成员写了一份有关目标的声明，他们不仅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这在波兰的反对派团体中是没有先例的——还加上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之后，委员会尽最大可能按照公开性、公开行动的政策去做。与公开性关系密切的是真实性。在其全部的报告和出版物中，KOR努力一丝不苟地做到事实准确。就其本性来说，这项政策既有理想主义的原因，也有实用的考虑。成员们相信，说真话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还估计，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社会中，一个组织努力开辟通向真实的小路，会赢得支持和力量。另一项新政策是“行动的自主性”。自主性是反对派希望整个波兰和每个波兰人都做到的。KOR成员将其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从而开创了这一政策。“不可能由组织来吩咐某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里普斯基写道，并补充道，“这个原则是：如果有些人想做一件事，而又不违反KOR的原则，他们应该被允许追寻自己的理念。而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件成功的工作都是由那些受自己的主动和热情所驱使的人完成的，而这产生了最好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波兰的反对派活动家们谈论自主性——即每个人自由行动的能力——像谈论自由——即一个人行动的权利——一样多（你可能会说，在西方，我们有很多个人自由，但是几乎没有自主性。我们有决定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权利，但是我们不大愿意使用这种权利来使自己烦恼）。最后一项政策是信任。我们一般多少把对某个人的信任当作一种副产品，是由他人值得信任的行为无意中导致的，而不将其看作是某项政策、或者是我们有目的造成的结果。但是对KOR来说，信任确实是一项政策。理由之一是秘密警察的渗透：每做出一步决定都要防范这个。KOR决定拒绝怀疑，和怀疑所带来的所有装置和程序，“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
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的政策，可能被放在一起简单地形容为高尚地战斗的政策，它们不是任何主导计划的组成元素，但它们是一致的。它们让KOR更多地在政府旁边工作，而不仅仅是与政府斗争。尽管KOR没有任何夺取国家政权的计划，但他们确实希望独立于政府的行动能够扩散开来——这就像封闭社会中发生了一场自由的传染病。里普斯基评论到：“KOR的长期目标，是在独立于KOR之外的不同领域和的不同的社会团体中，促成自主行动新的中心点。KOR不仅同意它们的独立，而且还希望它们独立。”这一希望在过去的几年里完全实现了。
KOR的内在精神朴实无华，它作为我们时代的楷模组织，比起最终决定性的行动更加杰出和鲜明。1981年9月，KOR成员决定，其角色由团结工会来完成，并投票决定KOR解散。KOR的完全消失，从表面上看，其中似乎混杂着个人利益、派系竞争和官僚势力，这些单独起作用的外因，往往取代了一个组织成立时的目标，并且将其变成这个世界上一个呆板的负担。当KOR存在的理由消失时，它也就消失了。这可以用乔治·奥威尔对甘地的评论来解释：“被成功地甩在后面的气味是多么干净呀！”
1980年8月，KOR的小溪流入了团结工会的大河，但是它已经为决定这条河的流向做出许多。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的政策被保留了下来。像米奇尼克在监狱中写的那样，运动的“本质”仍然“基于重建社会、在官方机构之外恢复社会联系的纽带。”紧跟着的是贯穿全社会的、多种多样的公民行动的全面爆发，覆盖了从团结工会自身到要求停止污染和保护消费者的社团（这些领域以前都受到政府极度忽视）。有人回想起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描述：“所有时代、所有环境和所有性格的美国人，都不断地结社。他们不仅有每个人都参与的商业和制造业公司，还有一千种其他的社团：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聊的、宽容的或严格的、极大的或极小的。美国人通过社团来提供娱乐，建中学、盖客栈、建设教堂、发行书籍、向地球的另一面派传教士。”（当然，明显的区别是，在托克维尔的美国，地方团体的工作多少是与国家政府相协调一致的，而在波兰则是恰恰相反。）在这次行动大爆发中，政治生活的真正要素，它曾经被四十年的极权统治捣得粉碎，现在以新的、生气勃勃的形式重新聚合了起来。革命的经典程序是首先夺取国家权力，然后利用权力去做你相信是好的事情。波兰革命的顺序是相反的。它从做好事开始，之后才把注意力转向国家。按照一种享乐主义信条“Carpe diem”的政治和道德观点，反对派直接行动，毫不迟疑、直达目标。这是个简单但是激进的指导原则：开始去做那些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开始做你心中的理想社会中的人。你相信言论自由？那就自由地说吧。你热爱真相？那就说出真相吧。你相信开放社会？那就开放地去做吧。你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那就体面而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用米奇尼克的话来说：“新演进，”“每一个反抗行动都让我们在此刻建立起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不仅是一个宪政架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真正的、日益增进的一个自由人们的共同体。”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在他们追求真理的斗争中，或者引用克拉科夫斯基的话说——‘过有尊严的生活，’反对派知识分子不仅像俗话说的，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且也为了更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波兰革命：团结工会》的作者Timothy Garton Ash恰当地注意到，反对派的做法是“如同”（as if）波兰已经是一个自由社会那样去做。而当反对派开始以这种方式去做的时候，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当他们开始按照“如同”去做的时候，这个“如同”就开始烟消云散了。随后他们就真的在保护工人（而且经常成功），演讲或出版书籍。不是“如同”它是一本书，它就是一本书，而且人们不久就能真正阅读它。当然，总的来说这个国家中的“如同”并没有烟消云散。当书被没收，当演讲被政府雇佣的打手们强行驱散，或者尽管反对派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无辜的工人还是被投入监狱的时候，“如同”就变得清晰起来。在直接的行动空间中——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个空间在稳步扩大——这些“如同”依然不是假的。一个自由的小王国被创造出来了。而且“自由，当人们身体力行时，”柏克写到，“就是力量。”这是反对派创造的第二个惊人的发现——只要无所畏惧地做日常生活中的事，就能够变得强有力。但是所获得的这些权力，并不是曾经由他人行使、现在被从他们手中夺过来的；这是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新的权力。因此，他们的纲领不是为了从国家手中夺取政治权力，而是为了建设社会。1970年，示威工人曾经被警察激怒，随后其中一些游行到党委大楼——在波兰被简单地叫做委员会——并且将其焚为平地。雅采克·库隆提出了一条为他赢得了声誉、并且预示了事件的未来发展的建议：“建设你们自己，而不要焚毁委员会。”
“社会”（要通过运动来更新）和“权力”（这要留给政府的）之间的区别，成为反对派内部的流行话题和许多讨论的主题。虽然没有人像旧时的列宁主义者梦想的那样，希望政府垮台，但是在反对派成员之间确实产生了一种常见的、对政府嗤之以鼻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漠不关心，在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所表现出的非凡的个人勇气中，体现了自己的光辉，这些人有时做得如同波兰没有一个压制性的政府一样；在预料将要强制实行军管——军管令人吃惊地接管了团结工会的领导权，几乎和十六个月以前团结工会令人吃惊地接管政府的方法一样——即运动的彻底失败时，它仍然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尽管不那么令人愉快。就像社会集合了数百万人行动而没有得到政府的注意一样，因此现在政府集合的士兵和警察行动了，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注意。两边都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力量，可能是因为它们拥有不同种类的力量，而且两边都是以自己这种的力量为基础判断对方的力量：对政府来说，反对派很脆弱，因为它缺少军队和警察力量，而对反对派来说，政府很脆弱，因为它缺少公众的支持。根据政府赖以生存的“现实主义”法则，团结工会运动是件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同样，根据团结工会赖以生存的更加“理想主义”的法则，军管是不可能的。米奇尼克令人难忘地刻画了二者的区别：
这个强大的、自发的社会运动，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陷入了与当局日复一日的持续冲突当中，它没有清晰阐述过一个具体目标，也没有精确表明过一个与政府共存的理念。它任凭自己因为一些小争端卷入斗争，陷入无关紧要的冲突；它经常无序和无能；缺乏对敌人以及敌人思维的了解。团结工会知道怎样罢工，但不知道怎样忍耐；知道怎样迎头痛击却不知道怎样撤退；只有大致的概念，但是没有一个短期行动的纲领。它是一个有着钢腿和泥手的巨人，在工人中间是有力的，而在谈判桌上却孺弱无能。桌子对面的对手，不可能是诚实的，不可能弄好经济或者信守诺言。它只会做一件事：破坏社会团结。这名对手在它长达37年的统治中掌握了这门艺术。这名对手——权力精英——现在无论在道德上还是经济上都破了产，正因为它政治上的脆弱性，它无法再实施任何形式的政治纲领。团结工会把这个政治弱点当作它的整体弱点，忘记了这个并没有受到民主侵蚀的高压机构，在专制权力手中，仍然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尤其是一个目前正遭受冲击的独裁政府手中。波兰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一个有着泥腿钢手的巨人。
强制实行军管这件事中最让人惊讶的一点，可能就是惊讶自身。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团结工会已经成功地将其“理想”变为现实，因此，经过时间考验的富有效率的谋略，像军管一样拥有压倒性的支配力量，几乎赢得了一切而又被整个国家所遗忘。团结工会因信任而生，又因信任而死。当然，这一代价高昂的对政府阴谋的疏忽，是运动的一个失败，但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失败。
在《华沙日记》中，理查德。卡普辛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写到：“这里，一切都建立在某种不对称证明的原则之上：这个制度承诺将来证明自己（宣布只有将来才有普遍的幸福），但是它要求你现在、今天就要通过表现你的忠诚、赞同和勤勉来证明自己。你自己对每件事作出承担；而制度不做任何承担。”反对派的做法是以一种与此前的做法正好相反的途径，它在今天证明自己，而把未来交付给它自己。这种做法，为解决政治生活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即从政治上来考虑，坏手段和好目的之间往往不一致（通常认为政治上必须的残忍和欺骗的手段，与这些方法直接导致的高尚和智慧的结果之间的不一致）。在波兰反对派运动直接的社会行动中，手段与目的合而为一。每一个手段都是目的，反之亦然。例如，KOR的每个“手段”——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都同时是一个目的。一个勇敢的行动和一句真话就是好的“目的”，它们能使生活更充实、更美好——对人们的不满作出补偿和改进工厂的产品，对于进一步的完成来说，就是一个好的“手段”。改造对手可能要花一些时间，但是在自己行动的空间之内，能够立刻建立起公正的社会。接下来的是，坏的手段不能再被用来实现好的目的。如果路程和目的是统一的，就没有理由毁掉你正在乘坐的车子。我相信，这就是这场运动的非暴力的源头，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他们所做的比所宣称的更为严格。而使用暴力、破坏性的手段和目的，会污染这场运动的美德及其力量的源头。这场运动在行动上的特点——其直接面向社会及其问题、其对局部的强调、其对暴力和谎言的拒绝，和其他为高尚目的而奋斗的基本手段——形成了一个前后一致的整体。如果你希望局部地做，有什么能比你自己更“局部”？如果你希望今天就能产生结果，生活中的哪个领域能比你自己的行动更加伸手可及，更加彻底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如果你以改造社会作为自己和自己的行动的出发点，那你怎么能允许这些行动被残酷、欺骗和其他破坏行为所玷污？这种行动方法就是非暴力，“非暴力”这个词对它所描述的对象来说，过于约束也过于消极：过于约束，是因为这场运动在非暴力的同时，也没有欺骗、保密和许多其他可憎的东西；过于消极，是因为其最深厚的资源不是任何形式的禁忌，而是积极的、有活力的，通过米奇尼克所倡导的那种持续不断的公开行动，来实现一个自由而公正的社会的公开追求。这场运动的精神，在于其使用的方法不依赖于暴力和那些使用暴力的力量。一点点暴力对团结工会的伤害，可能就像一点点和平主义对战争中的军队的伤害一样大。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反对派运动的非暴力性，是其得到天主教会强烈支持的先决条件——无论如何，这一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多数观察家同意，导致团结工会产生的某种民族精神出现于一年多以前：1979年6月，当第一位波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首次返回波兰的时候。这次访问过后不久，米奇尼克描述了其后导致的公众心态关键性的内在变化：
尤利安。司徒科夫斯基（Julian Strykowski）所说的“波兰的第二次洗礼”正在慢慢进入我们的脑海。一些奇怪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同样那些排队买东西的人们，通常是沮丧的、好争吵的，现在变成了兴高采烈的、快乐的集体，一个人充满了尊严。警察从华沙的主要街道上消失了，但是到处都秩序良好。被长时间剥夺了真正的权力的人们，突然又拥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这就是能够概括出来的约翰·保罗二世的朝圣之旅的社会影响。
一场诞生于“第二次洗礼”的运动必须保持对其精神来源的忠诚，否则就会失去力量，而这场运动所采取的新的行动方式，使其有能力保持忠诚。在当今时代，将精神性的东西或者纯粹是道德的维度，引进政治生活中，始终受到可以理解的深深怀疑。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间的争论仍然存在，其本质在于二者基于的原则如此不同，以至其中任何一方采取另一方的原则，都被证明会带来巨大损失。上帝之城的危险在于：将自身与被认为是政治生活中固有且必须的坏手段联系在一起，从而变得残忍和失去精神上的纯粹。世俗之城的危险在于：采取和平主义的原则——甚至是采取体现《登山宝训》上教导的温和——会使它遭到削弱和毁灭；但是如果相反，试图将政治生活中的坏手段与精神生活中的纯洁目的联姻，坏手段又会得到比往常更多的放纵，而且会增加狂热和暴力（在今天的伊朗——此岸世界的野蛮在追杀彼岸世界的纯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在我们的时代，这种危险与在任何其他时代一样真实）。鉴于这些严重危险，很多聪明的观察家建议将这二者分开，但将其分开也要付出代价。如果在人类事务的核心有一个领域——政治——是不能涉足的，那么宗教的道德教诲就失去了半壁江山。同样，如果将适用于个人生活的道德立场排除在外，政治生活就失去了道德的控制。尝试制定只与政治世界有关的道德立场，一般是可能的，但是每当有人做出真正激进的尝试时——马基雅维利的着作可能是最突出的例子——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个人标准被亵渎了，我们被打败了。如果在政治领域中采用某种行为方式，并不提供邪恶手段用于高尚目的的正当理由，乃至区别手段和目的，精神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古老对立也就解决了。
其后精神和道德的能量就能够流入政治的世界，而并不必然被污染。二者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之上，即尊重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拒绝为了“明天”的一些高尚目的而玷污“今天”。这并不是说从今以后政治生活会变得完美，乌托邦式的革命所许诺的美满生活马上就能实现，而仅仅是说，政治领域中的演员们用来评价自己行为的标准，与每个人在其个人生活中都接受的标准相同。政治生活不会比个人生活更接近完美，但是也不再会是这样一个独特领域，于其中某种邪恶从原则上说必须这样，因而被认为是正当的。
自从甘地通过非暴力行动领导印度获得独立以来，就有一个陈词滥调，说非暴力只有在反对一个像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国家时才能成功，而当反对一个极权政府，如斯大林的苏联或希特勒的德国时就会失败。由于波兰没有赢得独立——甚至也没有谋求独立——这一假说仍然存在。考虑到今天的波兰政府虽然野蛮，但是比斯大林或希特勒的政权要温和得多时，这种看法似乎更加强了。然而，现在大概有了一个记录：到目前为止，对极权政府的最有效的抵抗，完全是非暴力的。非暴力行动，面对极权主义时不但不是无助的，而且被证明特别适合与其斗争。因此，说波兰人自由地选择了非暴力而不是暴力——虽然他们有机会用暴力推翻政府，但是由于人民支持非暴力的道德原则而拒绝这样做——是一种误导。相反，从一开始，暴力就被几乎所有人认为是对这场运动完全无益的。为了回答为什么这场运动采用非暴力手段这个问题，米奇尼克写道：“在波兰的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暴力能够帮助我们把苏联军队从波兰赶出去，或者剥夺共产党的权力。苏联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其对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枪。”反对暴力的决定，与其说是由波兰人自己做出的，不如说是由历史条件做出的。波兰运动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决定放弃暴力——虽然在斗争的激情和愤怒中，完美无暇地坚持非暴力政策所要求的自律，应该受到很高的赞扬——而在于其发现了和平手段也能给我们希望。
从历史上看，暴力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终极力量——人们在最后的、绝望的时刻，当所有的和平手段都尝试过并且失败时，才寻求最后的裁决者。“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希望的武力是神圣的。”李维写到。但当神圣的武力失败了的时候，人们相信，剩下的就只有沉默：或者是因为屈服，或者是因为死亡。在波兰，这一顺序似乎是相反的：暴力手段的无效——这种无效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所有这类的手段都没有得到尝试，甚至也不必尝试——导致了人们求助于非暴力手段。在传统的最终解决手段之外，发现了新的、和平的方法。政府宣布了“战争状态”，用它所垄断的暴力手段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社会，它“赢得”了战争（米奇尼克讽刺性地叙述道：“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通过占领和包围波兰广播电视大楼来给波兰武装力量的名字上增添光彩，更不用说他们还占领了电话局”）。按照传统的规律，这就是故事的结尾了；最后的手段用完了，最后一张牌打出来了，人民会甘心失败。但这并没有发生。看样子，米奇尼克写道，好象“波兰民族并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就不会做得如同自己已经被打败了，并且，不做得失败，就不是失败。“我获释以后看到的东西，不仅超出了我的期望，甚至超出了我的梦想，”于1984年4月4日米奇尼克记述道，“我发现团结工会的人聪明、意志坚定，准备好了长期的斗争。”政府的镇压消灭了它，但是反对派的精神永存。压制伴随着行动。逮捕在进行，但是人们不怕恐吓。现在他们生活在波兰已经发育许久的、最奇特的状态下：没有自由的自主性——伴随着监狱的自由。
波兰在非暴力行动上的未完成的实验，在这个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要最终毁灭人类为暴力形式的世界上，引起了特殊的兴趣。虽然波兰革命似乎对核问题无能为力，但是对我来说，波兰在苏联统治之下的困境，与世界在核时代的困境之间，似乎可以画出两条有趣的平行线。对波兰和这个世界来说，理智的思考都必须从认识到使用暴力的无益、自我毁灭，和如此的“不可想象”（米奇尼克用的这个词显得意味深长）起步。波兰和这个世界都因此被迫为自己的困境寻找非暴力的解决方法。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共存，而非暴力——常常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的选择——是最大的现实主义。波兰和这个世界也都得到过专家的意见，说它们的困境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必须接受现状；另外二者也都被告知，要“不安于”现状。波兰最终找到了一条道路，而在这条路上也有着这个世界的希望。这让我们怀疑，在国际事物和外交领域，未必不存在像团结工会那样，超越了暴力的某些解决方案，它们既是务实的，又是理想主义的；尤其是暴力，这个古老的解决方案，现在变得无用和破产。
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并且如果能用它来把分裂的欧洲再次联合起来，那么它就不仅是波兰运动的翻版，而且是它的补充。那么，波兰和世界就能够以同样的途径摆脱困境。
这样的概括十分诱人——将波兰革命看成实践了基于生活的一种政治，采用公众同意和支持的形式，自然和自发地扩展了人类成员共同行动、从事建设和创造的能力；而相比而言，政府则实践了一种死亡的政治，政治权力采用了恐惧的形式，扩展了人类分裂和毁灭、最终是互相杀人的能力。但是米奇尼克似乎对这样的描述感到愤怒，这最早出现在他的文章《蛆虫和天使》中，他把这称作政治上的摩尼教价值观的罪孽，即一个人把一切恶都安在对手的头上，而把一切善都安在自己头上。米奇尼克拒绝政治上的摩尼教价值观，无论它出现在哪里，而他发现它对波兰尤其不合适。他承认苏联政权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从波兰的生活中消失，他认识到每个人，即使是最勇敢的人，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适应这一现实。因此，不可能把波兰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一个恶，一个善。相反，恶与善的分布是广泛和微妙的。在政府官员必须衡量其作决定时是多点残忍和意识形态，还是多点人道和务实时，在教授必须衡量在专业文章中应该说多少真话时，或者在一个被监禁的活动家必须衡量是否在政府作为释放他的条件放在他面前的“效忠誓言”上签字时，都会发现善与恶。第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个贪婪和自私的人；第二个人基本上可能是个相当好的、但是胆怯的人；第三个人可能是个英勇但是动摇的人。但是在他们身上都存在着善与恶，而且在每一个案例中，米奇尼克都愿意看到善获得胜利——至少前进一步。按照这种社会改良观点，没有人会被整个当成“蛆虫”，也没有人能因为是“天使”从人类的境遇中得到豁免。
“蛆虫”这个说法不是米奇尼克自己的，而是源于同一时代的作家彼得·威尔兹比克（Piotr Wierzbicki）的讽刺文章《论蛆虫》，其中列举了自私的、伪善的或意志薄弱的人用来逃避自己反对政权的责任的种种合理化手段。米奇尼克做了一个新颖的智力练习来回答他。他钻研了波兰历史，问自己哪些人根据威尔兹比克的标准会被称作蛆虫，并且得出结论：许多最受人们崇敬的人物，在其部分生涯中都是有资格被称作蛆虫。米奇尼克的目的不是为了诋毁波兰历史上的英雄，而是为了鼓励人们对今天的妥协行为有更多宽容的理解。历史常常被那些满腹牢骚和谴责的人所拷问。米奇尼克的意图恰恰相反：他用历史来宽恕现在。他的论点的中心是，认识到在这些政治形势下，有着需要妥协的源头：“波兰民族受到外国统治是长期的，所有运用武装抵抗来捍卫民族价值的希望，都变成彻底的泡影，为了保存民族整体的生存，与瓜分的权力寻求妥协变成必不可少的。”在这种环境中——当然也是波兰现在的环境——与政府妥协，甚至参与其中，永远不可能会断然拒绝。“完全接受妥协方案会导致道德上的妥协和精神上的投降”这是事实，而“完全拒绝这一方案或多或少会导致孤立”这也是事实。米奇尼克用历史上的例子，展示出不同的——甚至表面看上去是相反的——立场都有自己的优点。那些体制内的人可能会修建对国家有真正和持久的用途的设施——铁路、大学；那些在体制外造反反对政权的人们，可能会在将来一些时候保卫国家的尊严和抵抗占领。做出这些抉择的杰出人物进行了激烈的、常常是苦苦的讨论（米奇尼克在他的历史文章里对这些讨论进行了有趣的描写），但是现在米奇尼克在寻找——引自作家安东尼·斯洛尼姆斯基（Antoni Slonimski）的话来说是“没有愤怒的智慧”，于其中，那些承认选择上的差异，并且在今天面临着相同选择的人中间鼓励更加宽容与合作的人物，会做出贡献。按这种观点，理解、宽容和谅解，是每个人在与他人打交道时的口号，但是也有一个领域需要严苛的评价——当一个人与自己打交道时的领域。米奇尼克在一个雄辩的段落中暗示了同样的观点，坦率地说是：没有人能够代替另一个人作出道德选择。
亚历山大。瓦特（Alekander Wat）曾经写道，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莎士比亚说出来的：他们应该去死。
也许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是我相信这个答案一个人只能自己得出，这个方法只能一个人自己采用，一个人只能要求自己做出牺牲。一个人要求别人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就是专横地赋予了自己决定他人生命的权利。这通常会导致非常糟糕的结果。
米奇尼克没有说他准备好了去死，但是他感到不用这么说，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给其他任何人提建议。无论如何，当需要做出牺牲时，行动比言语更有力量。米奇尼克劝告我们不要要求他人的自我牺牲，但是他往往是从监狱中提出这一劝告的。
人类鲜血的洪流一直在永无休止地流淌着，贯穿政治事件的历史始终。有时膨胀为急流，冲走面前的一切，有时收缩成细流，但是永远不会完全干涸。在我们的时代，它最后一次威胁冲出堤岸，而且冲垮了历史本身。一些人可能勉强接受流血是政治生活的需要，一些人可能会谴责它，另一些人可能欣然接受它，但是进入政治世界中的每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其打交道。波兰的反对派运动——米奇尼克为它写作——除了从其成员的血管中流出来血的以外，没有在这个洪流中增加一滴鲜血。并且，虽然运动对遏制其对手的暴力和压制无能为力，但是其在斗争中将属于世界上有记录的最荣耀、最具独创性和最成功者之列——无畏地、有准备地用行动支持自己的信念；不愿以效率的名义，把自己的立场降低到对手的水平；准备为追求有限的目标作出无限的牺牲；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准备去死但是不愿杀人；甚至在看来是失败的、一些美好和有价值的东西被世界抛弃的时刻，不动摇支持其信念的决心。在他的牢房里，违抗了看守的命令，亚当·米奇尼克在写作，而他的句子将一代代流传下去：
对这些有着死气沉沉、目光闪烁的眼睛，迟钝但是精于折磨人的思维，和渴望社会认可的肮脏灵魂的人来说，你只是原材料，他们可以对你为所欲为。他们有自己特殊的心理学：他们相信任何人都能够被说服去做任何事（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和恐吓）。对他们来说，这只是要支付多高的价格，和要施加多大的痛苦的问题。虽然他们的行动是例行公事，但是你的每个失误，每次失败都给他们的生命带来了意义。你的投降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职业上的成就——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目的。因此，你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与他们进行的，关于你的人生意义、关于他们人生意义的被剥夺、关于使每个人的存在有意义的哲学讨论。你卷入了乔尔丹诺·布鲁诺与宗教裁判官、十二月党人与沙皇的警察总长、瓦列里安。卢卡辛斯基（Walerian Lukasinski）与沙皇的灭绝天使、卡尔。冯。奥西耶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与金发的盖世太保军官、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与身着内务部蓝色滚边制服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之间的辩论；你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对此，亨利·爱雷茨贝格（Henryk Elezberg）曾经说过，你的成就有多大价值，不能用你的理想有多大的胜算来衡量，而应该用理想本身的价值来衡量。换句话说，你获得胜利不是因为你战胜了权力，而是因为你保持了对自己的忠诚。
2010年9月3日星期五
贝岭访谈：米奇尼克对其在华言论的解释
2010-09-03
波兰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米奇尼克七月份访问中国北京后，在网路上传出来的言论在海内外华人中产生激烈的反应。上周中国流亡诗人贝岭访问华沙时会见了米奇尼克，并且询问了相关的一些问题。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对贝岭先生的采访报道
图片：米奇尼克与贝岭合影（天溢提供）
波兰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米奇尼克七月份访问中国北京的报道，在中文世界产生了很多疑问。中国流亡诗人贝岭先生访问华沙的时候，拜访了米奇尼克，并应邀共进晚餐。在谈话中，米奇尼克对于他访问北京所产生的激烈反应感到意外，并且详细向贝岭先生回忆、解释了一些问题。为此，记者采访了贝岭先生。
关于一系列报道中，却没有讲清楚的是米奇尼克究竟为何访问北京的问题。贝岭先生说：“他是去参加欧中论坛。欧中论坛这次法国前总理是欧洲的负责人，他是法国前总理的客人。法国前总理邀请他作为欧洲代表团的一位，去跟中国进行对话，根本不是什么报纸或什么的邀请等。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会这次给了他签证。但是，他的记者在同一时间被拒绝了中国的入境，两个记者。这两个记者昨天有一个在场，也就是他们报纸的记者，就是在一个多月前被拒绝的。这个报纸现在不能派人去了。那么，这个时间跟他去中国的反应是否有关系，这个就无从判断了。”
关于米奇尼克在北京会见民间人士，是否是政府有意放行的问题，“他说，他们到了北京以后，收到一封要求见面的信。这封信很偶然，就是他到了北京才联络上的，具体那封信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现在都已经记不起来了。就是非常偶然，而且之后没有任何互动。他不知道他走后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完全不知道后来有这么大的反应。”
对于米奇尼克在北京所说的“要跟共产党内民主派合作”的问题，“他说，所谓跟党内民主派合作问题，他说他说的不是这个原话。他说的他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中国的共产党内，假如有一个民主派的话，那么反对运动一定要考虑跟他们要有一种互动。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中国共产党内有民主派。这个他说，他反复说了四次，If，如果，如果……。这个‘如果’这个事情，他尊重的是‘如果’！”
对于“今天的中国像八九年的波兰”这一说法，“他说，他怎么会认为今天的中国像八九年的波兰。他说的很清楚，他完全不是这么说的，他说当时在刘苏里的咖啡馆里有二十多个人跟他讨论问题的气氛，让他想到八九年之前波兰当时反对运动那种热烈的讨论，只是指咖啡馆里面。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感性的想法，跟什么中国现在是不是八九年的波兰完全是两回事。他说他根本不了解现在的中国，哪有发言权呢！他只是说，那个咖啡馆里的气氛让他想起当年他们反对运动的时候讨论的气氛。”
对于共产党人在民主社会，是否可以参加竞选问题，“关于选举，他并不是简单地说，共产党不能够进入公职。他只是说，如果人民去选举一个前共产党人做总统，或担任公职，那我们不能够阻止。民主的意义就是说，哪怕是一个前共产党人，他要去竞选总统，竞选公职，我们不能够阻止他，除非他有刑事上的罪行。”
对于米奇尼克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和关心程度，及米奇尼克个人，贝岭先生说：“他花了最多时间，最大的兴趣是想问我中国的情况。他问了我很多事情的详细的细节，但是怎样使得这样一个专制政权结束，他说他没有勇气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他对中国不了解。他说他这个人没有任何政治天赋，对于他来说，政治权力这部分没有对他构成诱惑。他说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自己是个公共知识分子样的人。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愿意更多地去介入中国，而且他愿意在波兰，由他来全部承担筹划一个中国民间各方面的对话。”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波兰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米奇尼克七月份访问中国北京后，在网路上传出来的言论在海内外华人中产生激烈的反应。上周中国流亡诗人贝岭访问华沙时会见了米奇尼克，并且询问了相关的一些问题。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对贝岭先生的采访报道
图片：米奇尼克与贝岭合影（天溢提供）
波兰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米奇尼克七月份访问中国北京的报道，在中文世界产生了很多疑问。中国流亡诗人贝岭先生访问华沙的时候，拜访了米奇尼克，并应邀共进晚餐。在谈话中，米奇尼克对于他访问北京所产生的激烈反应感到意外，并且详细向贝岭先生回忆、解释了一些问题。为此，记者采访了贝岭先生。
关于一系列报道中，却没有讲清楚的是米奇尼克究竟为何访问北京的问题。贝岭先生说：“他是去参加欧中论坛。欧中论坛这次法国前总理是欧洲的负责人，他是法国前总理的客人。法国前总理邀请他作为欧洲代表团的一位，去跟中国进行对话，根本不是什么报纸或什么的邀请等。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会这次给了他签证。但是，他的记者在同一时间被拒绝了中国的入境，两个记者。这两个记者昨天有一个在场，也就是他们报纸的记者，就是在一个多月前被拒绝的。这个报纸现在不能派人去了。那么，这个时间跟他去中国的反应是否有关系，这个就无从判断了。”
关于米奇尼克在北京会见民间人士，是否是政府有意放行的问题，“他说，他们到了北京以后，收到一封要求见面的信。这封信很偶然，就是他到了北京才联络上的，具体那封信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现在都已经记不起来了。就是非常偶然，而且之后没有任何互动。他不知道他走后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完全不知道后来有这么大的反应。”
对于米奇尼克在北京所说的“要跟共产党内民主派合作”的问题，“他说，所谓跟党内民主派合作问题，他说他说的不是这个原话。他说的他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中国的共产党内，假如有一个民主派的话，那么反对运动一定要考虑跟他们要有一种互动。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中国共产党内有民主派。这个他说，他反复说了四次，If，如果，如果……。这个‘如果’这个事情，他尊重的是‘如果’！”
对于“今天的中国像八九年的波兰”这一说法，“他说，他怎么会认为今天的中国像八九年的波兰。他说的很清楚，他完全不是这么说的，他说当时在刘苏里的咖啡馆里有二十多个人跟他讨论问题的气氛，让他想到八九年之前波兰当时反对运动那种热烈的讨论，只是指咖啡馆里面。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感性的想法，跟什么中国现在是不是八九年的波兰完全是两回事。他说他根本不了解现在的中国，哪有发言权呢！他只是说，那个咖啡馆里的气氛让他想起当年他们反对运动的时候讨论的气氛。”
对于共产党人在民主社会，是否可以参加竞选问题，“关于选举，他并不是简单地说，共产党不能够进入公职。他只是说，如果人民去选举一个前共产党人做总统，或担任公职，那我们不能够阻止。民主的意义就是说，哪怕是一个前共产党人，他要去竞选总统，竞选公职，我们不能够阻止他，除非他有刑事上的罪行。”
对于米奇尼克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和关心程度，及米奇尼克个人，贝岭先生说：“他花了最多时间，最大的兴趣是想问我中国的情况。他问了我很多事情的详细的细节，但是怎样使得这样一个专制政权结束，他说他没有勇气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他对中国不了解。他说他这个人没有任何政治天赋，对于他来说，政治权力这部分没有对他构成诱惑。他说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自己是个公共知识分子样的人。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愿意更多地去介入中国，而且他愿意在波兰，由他来全部承担筹划一个中国民间各方面的对话。”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2004年11月20日星期六
崔卫平：谁是亚当·米奇尼克
我是循着汉娜·阿伦特的声音找到这位亚当·米奇尼克（ Adam Michnik）的。
有位美国教授玛格丽特·卡诺凡（Margaret Cannovan）在她的文章中写道：“请考虑在过去二十年内‘阿伦特式’的事变。东欧的持异议者将自己的私人生活献身于公共利益，自发地创造了自由的空间，于其中他们重新发现了行动的令人兴奋的愉悦。由团结工会所展示的波兰的行业联盟，证明了无望的人们如何通过公开地采取一致行动而获得力量。说到底， 1989年公民运动的觉醒和政府的瓦解，提供了一个阿伦特式革命的范例（完全不是马克思的）。”1然而，这位教授并没有从细节上论证到底阿伦特的思想如何影响了杰出的东欧知识分子。只是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有一条说：“根据亚当·米奇尼克（ 1995年在罗马阿伦特讨论会上的发言）所说，他和一些长期卷入波兰民主斗争的人们从阿伦特的政治行动著作中直接受益。米奇尼克自己的著作引人注目地有着阿伦特的语气，比如米奇尼克的《狱中书简》。”2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之下，一下子找到了四本有关米奇尼克的著作：《狱中书简》（1985年）、《自由书简》（1999年）《教堂和左派》（1975年），还有一本不是米奇尼克写的但和米奇尼克有关的书《自由主义扭曲的循环》，它有一个副标题“写给米奇尼克的信”，作者 Ira Katznelson，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和历史学教授。
米奇尼克写到 1978年夏天他和哈维尔第一次会面，是在与波兰比邻的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一个叫做 White mountain的地方，这样的见面是非法的，一边是作为 77宪章的代表，另一边是作为 KOR的代表，后者是米奇尼克于 1976年和朋友们一道建立的独立组织，全称为“保护工人委员会”。不久哈维尔和他的同伴们坐牢，米奇尼克们组织了一个教堂绝食抗议来声援他们。1980年团结工会颠峰时期，波兰朋友们抓住每一个机会为捷克朋友们呼吁，直至他们自己也身陷囹圄。接着是这种循环：被捕、抗议、在山上见面，再后来是他们在各自的国家获得了自由。
瓦文萨在回答为什么团结工会能够做得这么好，能够用说理、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汽油瓶来解决问题时，指出是知识分子帮助了他们，是 KOR帮助了他们。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称米奇尼克在波兰所扮演的角色和拥有的力量“如同甘地”。
美国加利福利亚、伯克莱大学政治学教授 Ken Jowitt为《自由书简》一书的序言中，称米奇尼克为“波兰的路德”。
一、“我发誓永远不离开波兰”
亚当·米奇尼克， 1946年生于波兰华沙，犹太人，父母都是波兰的老共产党员（在谈及家庭时，他用了“红色同化”这个词。）他称自己“在六十年代属于一个不知道害怕共产党的特殊的小圈子。我感到共产党的波兰就是我的波兰”。
3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在课堂上大声质疑被掩盖的事情，“如果共产党员必须说出真相，那么为什么不说出发生在卡廷（Katyn）的事实？”结果是被老师赶出了课堂。看到父亲的老战友及自己的亲戚身上不公正的待遇之后，他的想法是：“信上帝，但不信教堂。”（信共产主义学说，不信掌控大权的某些人。）十五岁时，他找到共产党的理论家亚当·沙夫，说自己要开办一个讨论小组。此人曾经锋芒毕露，但这时已经变成一个犬儒主义的老人，“也许是我什么地方触动了他”，米奇尼克后来回忆道，沙夫居然痛快地说：“要是有人找你麻烦，给我打电话。”一个将自己命名为“矛盾的寻找者”（Club for Contradiction Searchers）俱乐部就这样成立了，很多人出自红色家庭。这个“修正主义苗子”的小团体，讨论当时被禁止的各种各样问题，在沙夫的保护下存活了一年多。直到有一天——米奇尼克刚满十六岁，他在大街上遇见库隆（Kuron此人担任过波兰共青团书记，最早的异议人士，后来成为团结工会顾问），库隆说：“听着，亚当，哥穆尔卡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点了你的名。”米奇尼克有些恼怒地说“别瞎扯了，我还要完成物理课的功课。”而库隆接着说：“哥穆尔卡同志不需要完成物理课功课，所以他有时间和你瞎扯这个。”中学过关考试后，他首次去国外呆了三个月，见到了波兰流亡者、意大利共产党员和法国的托派。回国后他遇见朋友karol Modzelewski，他惊讶朋友为什么不在家里约他下一次见面，却要约到公园里。
结果是几天后他在公园等了几个小时无功而返，来到朋友的家中才得知朋友已经被捕。这是他意识到自己命运的时刻——他知道自己属于这些人的圈子。他并不完全同意包括库隆在内的人们的纲领，但是他感到和他们亲近。他的这些年长的朋友正在策划一封公开信，内容关于波兰独立和议会民主，米奇尼克参与其中。
在他十八岁的时候，警察第一次造访了他，被关了两个月。从此，他成了库隆（此时属于共产党改革派）圈子的重要人物，十九岁“爆得大名”。
1965年至1968年是他的大学生涯，他进了华沙大学历史系。在校园里，他和伙伴们讨论中所触碰的尖锐问题，不能不引起要员们的关注，哥穆尔卡的秘书曾出席过他们的讨论会。一次，当时的外交部长拉科夫斯基参加了讨论。年轻人向这位大人物发出质疑：“哥穆尔卡是一个人，还是上帝？”答曰“当然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能像上帝一样不犯错误吗？”答曰“不能，这不可能。”
“那么，拉科夫斯基，为什么他身上不能找出一个错误来批评呢？”从反权威的立场导致的质疑，和当时的中国年轻人非常接近。 1968年国内外有两件事情摇撼了他，最终导致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扭转。后者是发生在邻国的“布拉格之春，前者是波兰诗人密凯维兹戏剧《先人祭》的上演和最终被取消。密凯维兹是十九世纪波兰浪漫派作家，在”恐俄“的年代做一个旗帜鲜明的一个沙皇反对者，于此时不仅很对年轻人的心思，也适应了社会上人们渴望冲破樊笼的心情。该剧上演时的盛况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当局下令禁止，米奇尼克和年轻人随即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很快他和他的伙伴们被大学开除，发放命令的是高教部本身。正当他沉浸在由这部戏激发出来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时，波兰作为以苏联为首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五个出兵国之一，使这位年轻人的心灵上蒙上了巨大的羞辱。他感到作为一个波兰人的罪。进一步引起他反感和不能忍受的，是当时的报纸上对他采取了”反犹“攻击：不止一家报纸说，米奇尼克是一个犹太人，因此在波兰没有他的位置。他后来回忆道，这是使得他最终和共产主义制度划清界限的原因。
接着是十八个月的牢狱，罪名之一是他参加了一个企图推翻国家的秘密组织，尽管事实上没有任何组织存在。目睹了同胞的一系列不光明正大的行为之后，米奇尼克在狱中发誓永远不离开波兰，他是波兰的爱国者而不像那些口是心非的人。
1969年出狱之后，他拒绝了父母让他出国的催促，进了一家制作电灯泡的工厂，它有一个光辉的名字“罗莎·卢森堡工厂”，当了一名焊接工人。这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第一次直接和工人的世界打交道。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这个工厂有着华沙最漂亮的姑娘，他在她们中间很受欢迎，“我想不出来还有别的比这更好的地方。”在那里，他支持工人们组织了一次抗议，赢得了工友们的信任。
1970年秋季，哥穆尔卡下台，爱德华·盖莱克接替了他，米奇尼克重新回到课堂，作为 Poznan大学的扩招生，1975年得到历史学硕士学位。直到 1977年重返监狱，这是他前后十年中远离审讯和牢笼最长的一段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之内，他和天主教知识分子有了广泛的接触，他们互相阅读，彼此产生了理解、信任和好感。当时也只有天主教的报纸发表他本人的文章。与此期间他写了一本书《教堂和左派》，试图把天主教和世俗知识分子的力量结合起来，该书 1977年于法国流亡出版社出版。他还鼓励老朋友库隆看望波兰主教，而此前，这位共青团书记仅仅将教会视作敌人。阅读阿伦特也是开始于这个时期，一本《极权主义起源》在朋友们中间热烈流传。
这期间他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是 1976年 9月“KOR”——“保护工人委员会”的诞生。稍前，在 Radom和 Ursus地区发生了工人抗议事件。米奇尼克参加了一次对于 Ursus工人的审判。“我听到了不适当的宣判词，我见到了人们波浪般的喊叫，我为愤怒的浪潮感到震惊。我感到不可能把这些人丢下不管。”
米奇尼克后来用了一个类似哈维尔的表达，“它来自一个道德上的冲动。”紧接着，米奇尼克和库隆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别就此事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呼吁西方的知识分子支持波兰工人。这是知识分子首次介入工人的案件。随即 KOR诞生。
“它建立在后极权主义政治行动的哲学上面”，它是在后极权制度中所开辟的新的空间。
在此期间，米奇尼克受萨特邀请去了一趟法国及意大利，和西方左派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他发现在东欧和西欧的持异议者之间“存在着悖谬的联系”。那些和他同样经历了 68年洗礼的年轻人心目中最大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他们主要的概念区分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对米奇尼克来说，他的主要区分是极权主义还是反极权主义。他经常被问及 KOR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两句话回答他们。第一，“我们不是来自左派的或右派的阵营，我们来自集中营”；第二，“我们是全新的”。在意大利他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意大利的工人是否准备支持波兰工人？”因为波兰工人正在反对意大利工人所支持的共产主义阵营。回国之前，库隆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带一个油印机回来，米奇尼克认为库隆“疯了”，“在波兰什么地方可以藏这样一件玩意儿？”
从巴黎、罗马、伦敦、汉堡喝完香槟回来仅仅两个星期他再次被捕，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尽管他用民间的老话“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来替自己打气，他还是感到很不好受。这次是因为一个学生也是 KOR的合作者被杀害，他们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返回的路上汽车就被拦截。这是 1977年 5月，被捕引起了知识分子团体广泛的反对逮捕的抗议，关了两个月就释放了。但是这样的规定却遗留一段时间：每两个星期之内，他就要在监狱里呆上 48小时。它的讨厌之处不是呆在监狱里的时间，而是等着被投入监狱的时间，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种麻烦的情况毁了我的性生活”，他说。直至 80年投入团结工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除了 KOR的活动，米奇尼克还帮助建立了一个独立出版社，帮助“飞行大学”展开活动（在人们家中或别的地方开设被禁止的课程）。
1980年库隆在华沙的一次会议上问是否有人愿意去格但斯克，因为那儿船厂的工人们正在举行罢工，是由一个叫做 Bogdan Burusewicz的 KOR成员组织的，米奇尼克欣然前往。他力图说服工人们作出某些让步。但于 1980年 8月，他和其他几个人又被抓，船厂的工人们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声援运动，团结工会诞生。结果不仅是释放了这几个人，而且争取到了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在那段时间内，直到今天，我们都认为团结工会是我们（KOR——笔者）的孩子，尽管是非法的孩子。”1981年，KOR宣布其作用将由团结工会取代。米奇尼克和库隆都加入到团结工会的运动中来。
在这个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中，米奇尼克如何给自己定位？如何和工人出身的瓦文萨摆正位置？“瓦文萨是一个运动的领袖，而我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他仍然从一个异议者立场来作出判断。当被问及在团结工会的“日常工作”时，米奇尼克答道：“我处在一个反对瓦文萨的小圈子里。”他担心瓦文萨和政府之间妥协太多，防止将团结工会变成一个纳入现存制度组成部分，同时严厉防止瓦文萨把自己凌驾于团结工会之上，成为一个新的权威，从而把该组织变成一个新的专制组织。在他认为，团结工会的经验，是他们所有有关民主、自由、尊严、判断的学徒期。选择当团结工会的反对派，这使得瓦文萨很恼火。与此同时，政府也要求瓦文萨跟米奇尼克、库隆这样的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而米奇尼克身上恰恰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性格，他坚持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乃至后来瓦文萨私下对米奇尼克说：“你知道，亚当，我佩服你。如果我是你，就要拧断像我这样家伙的脖子。而你是圣徒，你让我活着。”这种情况一直到 1981年 12月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军管，把米奇尼克、瓦文萨、库隆这些人通通关进监狱而告终。从监狱出来后的一度时期，米奇尼克和瓦文萨好得像“同性恋”似的。
军管之后米奇尼克又被关了两年八个月，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审判。 1983年底，当时的警察头子让人带信米奇尼克可以选择去里维埃拉过圣诞节还是继续留在牢里过上几年。米奇尼克回信道：“如果是你，你会选择里维埃拉，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你们是一些猪，而我们不是。我爱波兰，即使在牢里。我不想离开波兰，别打这主意。”这封信被自由欧洲电台于圣诞节广播之后，波兰人也听到了，从此再也没有人说米奇尼克是犹太人，因为他已经显示了对于波兰的忠诚。
这次出狱六个月之后，米奇尼克又被判了三年。对于这段经历他自己的评价是——“为了团结工会十六个月辉煌瞬间，付出六年的代价是值得的”。
在接受法国 68年人 Daneil Cohn-Bendit 访谈中，他扪心自问“作为一个 68年的老兵”，他是否做到了首尾一贯？回答是肯定的：“我始终坚持反权威的理想。
这是我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因，也是我反对瓦文萨的原因。“法国人对他说”我们是在不同的层次上作战。我刚不久前在西方说你是我最尊敬的同代人之一，但是我必须说，我不知道假如我在波兰我是否有勇气像你那样行动。我太热爱生活以致不能清醒地面对监狱的威胁。“米奇尼克说：”我和你一样热爱生活，所以殉道者的头衔根本不适合我。“”我并没有想要坐牢，我是被强逼的。一个君子总得始终做一个君子，甚至是在屎尿中行走。“但同时他承认关于”殉道者“的说法有一点是真实的：”如果你捍卫一种理想，那么你首先要让它实现，用你自己的行为表明你相信它；换句话说，你要让它得到见证。“
1991年瓦文萨当上总统之后，米奇尼克一度出任国会议员，但不久后辞职，主编波兰最大的一份报纸 Gazeta Wyborcza至今。在这份报纸上，他依旧批评现政权，依旧批判波兰社会。 1999圆桌会议 10周年之际，当年的原班人马在美国举行了纪念（瓦文萨没有到场），米奇尼克受到了比现任总统、总理更大的欢迎。
二、立即动手重建社会
1985年米奇尼克的《狱中书简》出版时，他仍未获自由。为该书作序的美国作家、反核活动家 Jonathan Schell在序言中写道：同时具有反思行动的写作能力和直接参与行动是不多见的——写作要求孤独，而行动要求和他人在一起。而米奇尼克能够做到这一点，应该归因于权威帮忙的结果。因为他们反复地把他投入监狱，而这期间成了米奇尼克写作灵感焕发的时刻。这就决定了他的写作仍然深深嵌在行动的框架之内，他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为了行动而写作，他直接面对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写于 1976年 10月的文章《一种新的演进》，可以看作米奇尼克思想和行动的开端。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涉及一个对形势的判断，即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行动，我们（可能）具有什么样的空间。对于当时波兰的政治形势判断，米奇尼克的结论是——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波兰不可能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由于波兰没有强大的军队，所以波兰必然处在拥有核武器的苏联的控制之下，事实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和这种庞大的军事力量相抗衡。想要赢得一场对于苏联的军事战争这是毫无希望的。因此，对于想要改变波兰现状的人们来说，并不是十九世纪左派的“改革”还是“革命”的问题。“要相信通过革命和自觉组织的行动来推翻某个专制，即非现实，也是十分危险的。”4在短期内，完全看不出来苏联想要放弃对于这个地区的全面控制，如果苏联军队不可能赶出波兰，苏联的政治结构仍然保留，波兰的政治格局将会一如既往，极权主义也将延续。
在这个意义上，米奇尼克同意当时人们谈论的第一点——不可能战胜庞大的军事和警察的力量；但不同意另外一点：所有的抵抗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是这种抵抗要获得一个全新的起点。米奇尼克分析了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一度占据上风的改革派“修正主义”（revisionist）和“新实证主义”（opositivist）。前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试图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人性面孔和其他别的解释，把共产主义制度加以松动和自由化；后者主要与波兰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态度有关——虽然反对共产主义但寻找一种讲实效的途径通过与其合作来限制它。修正主义忠实于圣经（马克思主义）但是以自己的方式来阐释它，而新实证主义追随教堂（效忠于苏联）却希望它迟早完蛋。这两者都是在体制之内的运作，都有了自己有限的积极成果。然而非常致命的是，它们归根结蒂在“勃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解决问题的取向，使得他们在真正的群众运动面前失去了应对能力及自身存在的意义。譬如修正主义之于 1968年的民主运动、新实证主义之于 1970年的工人罢工，都不能最终选择自己是站在使用武力的一边还是遭受暴力的一边。结合中国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和九十年代的实用主义，部分地可以加深理解波兰的这两股思潮。
米奇尼克旗帜鲜明地指出今天的反对派和往日的改革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相信演进的纲领必须在独立的公众（ an independent public）面前提出，而不是提供给极权主义的权力。这样的纲领必须指引人们如何去做，而不是说给掌权者让他们如何改进。对权威来说，没有比来自下面（ from below）的压力更能够引导他们。”5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米奇尼克完全是新一代的做法，在他头脑中，不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断关注他们的行为、动向，希冀最终由权威作出关键的变动，从而引起预期的社会效果，或者借此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押宝。采取和皇帝一道进餐的人仍然将皇帝看作唯一的权力资源，他将依据皇帝的脸色、皇帝的将要收获什么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拥有的某个怪癖，也成为这些人关心的对象和行为的依据；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们相信还有别的权力资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为当中，这样的行为不需要皇帝来钦定，不需要皇帝赋予其意义，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赋予的。说米奇尼克是个言行一致的人，这是鲜明的例证：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着眼光向下，意味着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和这些人们的行为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起点。他这样的行动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人们那里开始，而且可以马上就去做。当然，苏联军队暂时不可能被驱逐，那么在十个人聚集在一个家庭中聆听被禁止的关于波兰历史的讲座如何？这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及其渠道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么，由一小组工人写出他们工厂和他们生活的真实报告如何？而当全国千百万人抛却恐惧，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地方性的行为又将如何？用米奇尼克的朋友Irena Grudzinska-Gross的话来说，是“一种超越政治地平线的限制但却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理界限之内的努力。”6
这一套表述在起点上和我们已经熟悉的哈维尔有着非常接近之处。与哈维尔不一样的是，哈维尔更强调从恢复个人的尊严道德开始冲击极权主义无所不及的控制——如果说，极权主义如此践踏了个人的良心，那么从恢复个人的良心开始即开始一场革命；历史系出身的米奇尼克把眼光更多地落在了社会领域，他呼吁的是不是作为个人的行为，而是建立社会的自我组织，倡导创立社会的独立组织，让社会自己承担起自身和自身的命运。极权主义曾经以一种非常严厉的方式压抑社会及其各种组织，但是到了极权主义时代后期，在苏联控制下的波兰政权和波兰的当代社会生活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有待发掘的空间。就权力方面而言，它当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控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它已经做不到它曾经做到的，它的控制变得不那么有效，从它自身的利益出发，它变得被迫向社会妥协，或者有可能出现这种妥协。另一方面，组织起来的社会也并不寻求推翻政府，而首先是社会的自我担当，承担和改善社会和人们的具体处境，然后才是和政府协商，寻求与政府的对话和互相承认。米奇尼克最终希望出现的是一个“杂交品种”，政府能够认可和接受没有同他一道进餐的人们，承认和接受社会的独立机构。这便是“新演进”的内容。在这篇文章的结尾，米奇尼克指出了担当这种“新演进”
内容的三种力量：首先是工人阶级，与被当作夺权和维护政权的领导阶级的作用不一样，米奇尼克的工人阶级是建设未来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工人阶级的压力是朝向民主的公众生活演进的必要条件。”7其次是天主教会，这是米奇尼克根据波兰的特殊情况作出的判断：“大多数波兰人感觉和教会很亲近，大多数波兰牧师有着很强的政治影响力。”第三则是知识界，知识界在这场新的变革中的角色为“提出纲领和捍卫基本原则”8（defend the basic principles）。也许他们的声音是弱小的和零星的，但是他们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公众舆论。在这个队伍中也许还有别的人加入，比如前修正主义者和前实证主义者，他们当中有些人在1968年事件之后明白过来。
米奇尼克本人带头实践了这个“新演进”的纲领——他和库隆并肩做成的“保护工人委员会”（ KOR）是一个由知识分子为中坚的帮助工人的组织。（它令人想起捷克“七七宪章”之前，哈维尔他们有过一个“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它宣称自己的目的并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服务于这样一些十分具体的目的——在经济、法律和医疗方面，给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受到政府压制的工人家庭以援手，想办法弄钱给那些失去父亲的家庭，并帮助遭受审判的工人寻求有利的证据。在一些持异议者的眼中，KOR的人们甚至被讥笑为“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s’），但是这并没有使得他们免遭政府的整肃，显然政府不这样看待他们的行为。任何超出极权主义政权原先的工作范围的做法都被看作是有敌意的，是一种故意为难和对抗。结果，KOR的成员很快遭到了来自政府的报复：丢掉工作、被逮捕、遭受毒打等等，总之是失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也许只有伟大的目标才配遭此待遇，而KOR的目标则是渺小的。同时，在KOR组织内部这样的一些做法也是开先河的：一、公开化。KOR成立时，不仅公开其成员的名字，而且公开他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他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公开的。二、真实性。在KOR发表的所有公开文件中，要求自己的观点开诚布公，并十分注重事实的准确性，这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行动的自主性。这是他们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同时也适用于KOR成员内部。于其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新的起点，发挥他们最大的能动性和首创精神。用米奇尼克的朋友、KOR另外一个重要组织者Lipski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原则——如果有人想要做某事而这并不有悖于KOR的原则，那么他会得到允许追寻他们自己的理念。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人们的首创精神和激情推动下完成的，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9四、互相信任。“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这是作为一项原则确立下来的。这四项基本政策归结起来，就是不搞阴谋论，不搞权力中心论，不存在一个更为强大的意志在某处发挥作用。任何起点都被认为有它自己的理由、过程和收获。这就决定了这样的组织可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组织上它看似松散的在精神上它却是有力的，它把不同的人们在共同的理念上聚合起来，具有一种真正的开放性：“KOR 的一个长远目标是促使不同地区产生独立自主性的新的中心，促使更多的KOR式的独立社会组织的出现。不仅是KOR同意他们的独立性，而且是要求他们成为独立的。”10（Lipski）。前面提到的较早时候格但斯克船厂工人的罢工（在团结工会成立之前），就是一个KOR的成员在那儿组织的。1980年8月，KOR宣布将自己的活动并入团结工会，这四项基本政策也仍然保留。
米奇尼克爱用一个词“修辞学”，即不仅在目标上和过去作一个了断，而且在全部“修辞学”上幡然一新。古典革命的教条告诉人们，革命就是获取权力，先抓住国家权力，然后再去建设社会；新的做法是鼓励人们把“权力”和“社会”
区分开来，将权力的问题放在一边（留给国家），按照你认为理想的社会先做起来；旧意识形态许诺人们一个美好的未来，为此现在必须苦苦等待和忍受，新的做法是立即去做你认为的好事，“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米奇尼克）11；铁的历史规律提醒人们不要头脑发热，不要在“无情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新的做法是“如同……（as if）”，即如同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社会那样去做，在一个非公民社会中首先做一个好公民：你不是你相信言论自由吗？那么，请自由地说吧。你不是热爱真相吗？那么公布它。你相信一个开放的社会？那么，开放地去做。你不是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吗？体面地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政府将在未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你于现在就可以证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显示出你的忠诚、勤勉、正直、智慧。而一旦人们开始“as if”地行动，这个“as if ”就好像融化了，某些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了，原来使得人们陷于瘫痪的那些理由有许多仅仅是心造的幻影，人们感觉事实上踏入另一个空间，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氛。尽管这只是“接近”行动，“as if”那就是行动本身，并打开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如果你做起来，你机会觉得这个“as if”并不是“伪装”，只是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你周围已经存在的某些空间。最早的持异议者、KOR的另一位组建人库隆说过：“不要打倒委员会，而是建设你自己。”12还有一个令许多政治家头疼的问题——目的和手段。传统上所鼓励的做法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但在波兰反对派这里，目的和手段得到统一，每一个手段同时也是它的目的。如果你正处于建设社会的开端，你怎么可能允许你的行动被残酷、欺骗所污染同时也是污染社会？
三、将对方当作对手而不是敌人
哈维尔曾经澄清过“反对派”（opposition）包括”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
这样的概念都是来自西方，并不能说明当时捷克社会中那些试图说出自己真话及周围环境真相的人。“反对派”起码要有一个自己的纲领，但聚集在七七宪章旗帜下的人们，他们只是想让已有的宪法得到落实。一直到1989年12月天鹅绒革命的前夜——1989年10月，捷克的“公民论坛”组织成立，这才是被认可的捷克第一个“反对派”组织13.波兰人的说法不一样。米奇尼克和他的伙伴们从一开始就确认自己是“反对派”，是“民主的反对派”（democratic opposition），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有关将来要建成什么社会的前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米奇尼克“公民社会”的概念和“民主”的概念实际上是重合的。它意味着承认社会不同利益、不同宗教、不同身份的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他们之间的纷争只能通过民主的程序而非暴力来解决。那是一个仍然充满矛盾冲突的社会，只是处理冲突的方式和当下他们所处社会大不相同。这一点决定了团结工会作为社会抗议运动在欧洲近代社会运动历史上完全不同的起点：“我认为团结工会为欧洲文化带来了全新的东西，它从一开始就是超越乌托邦的。……团结工会为之奋斗的公民社会本质上是不完善的。这对我很重要。在12月13日（指1981年底波兰军管当日——引者）之后我在牢里写的所有文章都在捍卫这个观点。我们不能为一个摆脱了冲突的完美社会而奋斗，那是一个充满冲突的社会，但其中的冲突可以在民主游戏的规则之内得到解决。”14米奇尼克在一处称之为“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15.1988年在回答那位后来为哈维尔写传记《一出六幕政治悲剧》的美国人Jone keane的提问“公民社会是一个18世纪的概念如何运用于今天？”时，米奇尼克答道：“在极权主义秩序中，国家是老师，而社会是教师里的学生，有时它就转变成一个监狱和兵营。相反，在公民社会中人们并不想要成为一个学生、战士或奴隶，他们像公民一样行动。诞生于18世纪之末公民社会的概念是作为反对封建制度提出来的，20世纪末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一种更野蛮的封建社会。因此反对极权主义的反对派起用这个古典概念为一个民主秩序而斗争，就不奇怪了。其关键是，作为公民，我们这些民主反对派再也不想被当作小孩或者奴隶来对待。反封建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人权，即每个人拥有和君王一样的权利。我们希望每个人享有和雅鲁泽尔斯基一样的权利，受法律条文的保护。”16 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KOR还是团结工会，都是通向这种公民社会前景的途径和努力。在分析了捷克、匈牙利民主运动的不同之后，米奇尼克指出捷、匈的变革部分起源于共产党内部，而波兰民主运动起点全然是在党和权力之外的某个地方，是“草根的运动”，（a grass-roots movement），它不由权力来引导也不受它权力的保护，从一开始，其做法就是政治性的，是对于现有政治框架的冲击，是在现有的框架之中加进一个异数，在不存在反对派的环境中充当反对派的角色。这种冲击并不意味着陷入毫无目的、随时随地的那种冲突，目标的清晰决定了他们行为的自觉和界限。“大多数自发的社会运动（除个别的以外）陷入一种日复一日地和权威不停地冲突之中——并不拥有一个具体清晰的前景，或制定完成的与共产主义制度共存（coexistence）的概念。它允许自己被微末枝节的事件所激起，拖进非本质的冲突当中，它自身经常是混乱的和不彻底的；它不熟悉对方和对方的手段。团结工会知道怎样出击而不是怎样一味忍受；知道怎样打蛇打七寸而不是退却；它有着总体的理念而不仅是一个短期行为的计划。”17于其中他再度声明团结工会不仅不是要推翻现政权，甚至没有要求取代共产党在造船厂工会中的位置：“让我们再重复一次：团结工会从来没有想要排除共产党的权力，不想排斥它在国家造船厂中的控制” 18，尽管统治阶层的宣传机构经常把他们说成那样。当团结工会面临官方这样那样的指责时，听听团结工会对官方的“指责”也是很有意思的。“党的宣传机构指责团结工会是一个政党而不是一个劳动者联盟；团结工会建议党应该变成一个政党去寻求自己的社会信任，而不是将自己停留在政府和党的官僚主义的劳动联盟。”19米奇尼克进一步称他们的事业为“自我限制的革命”（ self-limiting revolution），最大的限制就是雅尔塔条约所规定的政治格局，这个条约将波兰划作苏联军事力量控制的范围之内，简单地说，所做的一切不要故意激怒那位超级邻国，从而把波兰推进更深的灾难之中。
“伦理并不能成为政治纲领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波兰和苏联关系的前景。”
20“自我限制是一种政治哲学；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知道不可能打赢一场对苏联的战争，我们的机会依赖于苏联对于占领波兰的恐惧——不要把波兰变成第二个阿富汗。21
除了“自我限制的革命”，米奇尼克用的另外一个词是“妥协”（ compromise），在很大程度上，“妥协”是米奇尼克政治生涯中真正的个性化签名。“妥协”的起点和“自我限制的革命”是一样的，内涵比“自我限制”要来得更加广阔，它是从今天的社会通往明天的社会的接合部：“我的妥协图景其起点当然是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学的现实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从波兰赶走苏联红军。但是它还建立在这样确信的基础之上——多元化的民主需要妥协来面对复杂的现实。”22在1980年底团结工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取得了合法地位）之后，米奇尼克有一篇名为“希望和恐惧”的文章，呼吁团结工会应当调整自己的位置，减少罢工或避免以罢工作为威胁，以自己的理性唤起政府的理性。“如果仅仅以罢工或以罢工相威胁才可以迫使政府理性地行动，这种形势是一种社会性的危险，因为这迫使团结工会组织者以罢工作为一种武器。要求增加工资或其他情有可原的事情，而频繁地使用罢工武器会导向混乱和国家机构的分崩离析，乃至导向谁也不能控制的一种冲突。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我认为除了把社会调和（ social accords）制度化别无他法，为谈判和妥协、也为独立的公众舆论创造一张形式上的网络。”
23他劝导人们信任政府，在现政府全能的意义被削减之后，还政府以政府的尊严：“政府必须获得信任——不是作为前专制者的角色，而是作为一个对手。开诚布公地说吧，如果政府不被团结工会信任，那么也不被人民信任。……政府最大的敌人不是民主的反对派，而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没有效率、懒惰和愚蠢。
人们怎么可能理解政府对于电影“ 1980年的工人”（一部罢工谈判的年表）所下的禁令？没有一个 KOR的出版物中，如此伤害政府，如同它如此不假思索地侮辱人们真挚和诚实的要求。“24
下面这段话，更能够表明米奇尼克的“妥协”立场，不仅是政治上的伦理或策略，而且是对于民族共同命运的高度自觉和强烈责任感，“我提倡和政府的一种妥协，和这个我完全不喜欢的政府妥协。这个政府的政策对我完全不存在吸引力，但是对我们来说，它就像一贴膏药对一个断了胳膊的人来说，即沉重又必不可少。新的形势要求所有人——当权者和我们——严厉地修正我们的想法。有理由提出仅仅适合我们自己的一条道路——我们的独立自由所需要的冒险。而现在我们的民族面临”活还是不活“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去考虑问题。一个人可以不喜欢当权者，但是不能不把他作为一个谈判对手来接受。
写下这些话对我并非易事。对于他们的了解无法令我抱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新的逮捕和每日的欺诈使得坦率的对话成为不可能。权威的虚弱通过夸大其词的宣传和偷换形势分析的对象看得出来。党的书记 Stanislaw Kania令我想起一艘沉船上的船长，明明坐在一张木排上面却要求一只巨大的横渡大洋的飞船。……无论如何，我要求妥协是因为我们在同一张木排上漂流。在它上面，我们也许都会沉没。但是我相信我们不会沉没。我相信，通过智慧和勇气我们可以在妥协的基础上重建秩序。“25，关于”同一张木排“的表述，在 89年革命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
当然，妥协不是一厢情愿的，更不是投降主义的。在要求妥协这一点上，米奇尼克不惜调转话筒，向权威发出同样的呼吁乃至逼和。1988年在回答那位美国人约翰·肯尼提出的在波兰新的妥协如何达成时，米奇尼克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个问题得由雅鲁泽尔斯基来回答。他必须决定他是否进入和团结工会的对话还是像哥缪尔卡或盖莱克一样被丢掉一边。我看没有别的选择，他也许再拖另一个两三年。波兰民族可以等这么长时间，但我认为雅鲁泽尔斯基没有这么多时间了。权威们认为他们手中有武器就可以为所欲为，盖莱克的例子表明，这不是真实的。雅鲁泽尔斯基必须作出决定：他是作为军事法的颁布者进入历史还是作为新的妥协的联合设计师。所有迹象表明，雅鲁泽尔斯基的政策是以苏联改革的崩溃为前提的。他是他自己历史的囚徒，而如果他不能做出妥协，波兰新的妥协就会要求他放下权力。瓦文萨说过，有些人必须为这个国家负起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团结工会总是为了妥协伸出手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妥协，但是我们不会同意投降主义。我们将继续呼吁妥协以妥协解决问题，但是以全部不妥协的方式来进行呼吁。也许我们将不得不再次走向街头。但如果这是必不得已的，我会感到又浪费了一次机会。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相，尽管这个真相令我的朋友和权威都感到不舒服。这个真相是——如果我们再次被逼上街头，那么肯定要流血。我将做每一件事避免这种可能性。并且我有这样的感觉，要加以避免的事情，恰恰只有雅鲁泽尔斯基的愚蠢使之成为可能。”26
1992年米奇尼克同这个雅鲁泽尔斯基有过一个长谈，后者关了他近六年，这场谈话的标题是“我们可以没有怨恨地谈话”，在涉及 1981年底的军管时，雅鲁泽尔斯基解释那是由于担心苏联军队出兵波兰。他问米奇尼克应该如何来分派责任。米奇尼克答道：第一，当权者有其不可推卸的罪责，因为他们一群暴徒，从一开始就想把我们拦在所有栅栏的后面；第二，我们也应该受责备，我私下里和库隆说过，我和他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库隆认为那时就可以自由选举，而我则认为当时就可以由共产党和团结工会分别搞两个议院；第三、1991年春天我在莫斯科对俄国的民主派说：“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和戈尔巴乔夫达成协议，因为如果苏联实行军事法，他将得到西方的支持。你们必须停止去想自己是如何正确和怎样保护自己的位置。”这些想法出于“我自己这方面对于波兰实施军事法感到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如果和解破裂，每一个人都有责任。”27因此——米奇尼克接着说——在 89年圆桌会议时，他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位置扎根于 1980－1981年和解破裂的记忆之中，意识到现在正是他自己的责任，记住此前是怎么失败的和使得新的妥协成为可能。
1989年 2——4月的圆桌会议，是波兰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代表们汲取了以前的教训，终于坐在一起，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协议，包括重新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吸收反对派参政及进行非对抗性的议会选举，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确立市场经济等项政策，完成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也是 1989年中东欧地区政治多米诺骨牌现象的第一张牌。米奇尼克谈及此不无自豪地说：“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为没有流一滴血而完成的转型出一份力量”，同时他也承认“如果我拒绝承认我们的前统治者所作的贡献，从我的角度也是非常不适宜的。”28
四、“我们只有一个波兰”
在回答约翰·肯尼“什么是你的民主概念？你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否有波兰传统的特殊成分”时，米奇尼克承认自己“波兰民主传统的孩子。”他提到四个当代波兰人极大地影响了他对于民主的理解。他们是：作家和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诗人齐别根钮·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1924——1998）、哲学家Leszek Kolakowski（1927——）和神父Karol Wojtyla（1920——），“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政治家或者政治活动家，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民主并不是建立在唯一的政治原则的基础之上。”29这个名单表明了米奇尼克民主思想深邃复杂的面貌。这些人都是波兰现代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现代波兰与这个世界对话开放的一面，比如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特点；但同时他们都是从深厚波兰文化传统中走出来的，在他们本人及其作品中，回响着传统波兰文化、历史那些永恒的和沉重的话题，传递着传统波兰人忠诚和刚正不阿的精神品格。米奇尼克将这些不同的取向结合在自己身上。一方面，他有着全部现代民主、现代个人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有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自觉地承担本民族的命运。那位法国“68年人”Daniel Cohn Bendit一上来就问他：为什么你在谈到自己时总是让人们记起你是一个波兰人，而我则从来没有感到和自己民族的联系这么重要。米奇尼克答道：我认同波兰人民，是因为我认同所有那些弱小的、被压迫和被侮辱的人们。如果波兰是一个超级大国，而我将会是一个吉普赛人。
作为受欧洲战后思想文化熏陶的一代，在米奇尼克那里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目标，他面对的永远是那些具体的人们。“对我来说，民主涉及到人们的状况和人的权利。”30具体的人们总是千差万别的，不是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他们即非纯善，也非纯恶；即非天使，也非恶魔；因此，不能用某一种尺度来衡量所有的人，把其中一部分人划分进来，而把另外一部分人剔除出去，在不同的人们中间制造对立。1979年他写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长文《蛆虫和天使》，详细清算了那种非此即彼的僵化思想模式。“蛆虫”这个词是在他之前一位波兰作家Wierzbicki用的，此人写了一篇文章“论蛆虫”，用讽刺的笔法列举了人们的种种自私和伪善，他们如何将自己的处境合理化而逃避责任。米奇尼克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他那些用Wierzbicki的标准看来是“蛆虫”的波兰历史上的人物，同时也有其高尚行为的一面。那种非此即彼的截然划分不仅不适用于波兰历史，尤其不适用于波兰现实。米奇尼克分析了波兰现实中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同时面临着善和恶的选择，有可能成为善者或者恶人。对于当权者来说，是考虑自己是否更加残暴凶狠还是走向务实和人性化；对于介乎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人们比如一个教授来说，他是否能写出一份关于法庭审讯的实事求是的报告；对于反对派活动家来说，他是否在宣誓效忠的协议上签名而这可以放他去国外。在这个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上的变化，关注这些具体的进展，比关心划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有意义得多。大多数与体制“合作”
看似被动消极的人们，实际上起着一个看不见的背景和支持的作用。“尽管警察玷污了我们的生活，在波兰我们仍然感到强壮和确实是强壮的，那是因为我们享有我们社会广泛的道德和物质的支持。我们享有那些性情上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英雄的人们的支持，享有那些不想放弃他们的事业或拥有相对比较稳定生活的人们的支持，那些很少选择在一封抗议信上签名的人，但是——我相信——正是他们决定了Radom和Ursus地区保护工人行动的成功。“31对这样一种极端的说法，米奇尼克给予了迎头痛击：” Alekander Wat曾经写道，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生活？其答案是莎士比亚说的：“他们必须去死‘。也许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我相信这个答案让这个人自己消受好了，这是一个人仅仅能够用于他自己的尺度，一种仅仅要求他自身的牺牲。”32反过来，对于那些不同于周围过着舒适生活的人们，那些宁愿付出失去工作、家庭、坐牢的代价，而致力于建立民主波兰的人们——他们的反抗的行为对于周围人们或多或少是一个惊扰——应该怎么办呢？米奇尼克从普通人的立场上代为答道：“我们必须学会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并教会他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必须学会不同的妥协艺术，否则真正的多元话将成为不可能。”33
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之后，如何对待前共产党人，对反对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米奇尼克来说，它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个老的话题，全部结论可以从他在这之前的所作所为中引申出来。如何在天翻地覆之后让原先对立的人们仍然能够共同相处？如何避免社会不要因为怨恨而陷入一种可怕的复仇情绪，这一回轮到米奇尼克们来实践了。从总的大背景来说，米奇尼克呼吁人们公正地对待历史，公正地对待共产党人和其余人们：“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垄断所有的恶行，而其余我们也不是所有善的典范。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检视我们的历史。存在不同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波兰历史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我不想混淆那个时期善和恶的界限，但是是否有人可以宣称他是无罪的？是否有人可以宣称他是”历史之善的承担者“？”34他呼吁人们不要忘记自己曾经生活在同样的环境当中，接受了它和被它所接受。“我们需要谈论和写作过去，我们需要平静地讨论它们。我们也需要在头脑中接受这样的看法：”如果你在妓院中工作了十年，你还将自己当作一个处女，这是不合适的“。35”我们没有另外一个波兰“。另一方面，在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之后，人们有权要求伸张正义，有权要求清算过去，要求在善和恶之间划上一条基本的界限，那么”什么是正义的终结和复仇的开始？“1992年米奇尼克在和哈维尔的长谈中，将这个问题推上了首位。他们都承认这个问题把他们带向一个”腹背受敌“的两难境地——如何让正义得到实现，而不制造新一轮的恐怖和制造新的对立？
这两位不约而同地都主张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哈维尔说“所有这些改变的本质，是引进法律条文，而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开始。”36米奇尼克说：“许多共产党人在我们周围，他们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权利去生活。如果他们犯下了罪行，他们将像其他罪犯一样受到惩罚，但如果没有，便不能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内属于共产党而歧视他们。”37这两个国家具体的做法还是有较大的不同。波兰没有专门针对前共产党人的法律或有关规定，波兰人提出的是“”粗线条“政策，旧政权人员是否保留在新政权之内是根据他们的能力，而不是过去。而捷克则通过了一项”祛除法“（lustration），对前共产党人是否留在新政权内做了很多规定，比如什么样的人在五年之内不许进入公共机构。在谈论中，哈维尔的国际事务发言人Sasha Vondra指出这是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文化区别所致。哈维尔认为这两种做法走向极端都是危险的。”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我们切断了和我们自己过去的联系，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然而同时，我们不能打开无法无天的复仇和迫害之门，这将会出现我们稍后谈到的另外一种现象。这种态度在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出现过好几次。我记得战后不同的复仇者，其中最积极的人通常私下里有着最不可外扬的勾当。“38实际上，哈维尔对”祛除法“一直在提出批评和希望得到改善。真正悖论的是哈维尔、米奇尼克本人都是前政权的严重受损害者，事关他们本人这是难题所在。这两位前共产党的囚犯是这样开始他们的谈话的——哈维尔先发问”亚当，好像你要审讯我三个小时？可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谈上三个小时。“米奇尼克答道：”你很有经验，对于你这样一个多次接受长时间审讯的重罪犯来说，这不算什么。“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给自己的生活造成最大障碍的人？而历史证明这些人完全错了甚至是罪犯？这个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涉及个人报复；相反，如果他们可以宽待迫害他们个人的人，他们个人的尺度是否适用于更加广泛的社会？哈维尔举了一个例子谈到他本人对待这种事情的。他刚当上总统不久，就收到一份名单，那上面写着所有曾经向当局告发哈维尔而现在是他的同事的名单，哈维尔当即把它扔掉了。”我个人倾向于让事情过去。我可以让自己和整个事情保持距离。因为我曾经掉进他们手中，我知道他们的做法多么毁人。“但是”作为总统，我必须考虑社会需要一条分界线……有些人的整个生命、他们的家庭生活都被旧政权践踏了，有人整个青春都在集中营里度过，他们无法让自己与此和解。更重要的是，他们原先的迫害者更渴望从中解脱。“”对待这种事情，我不能像对待那张写着‘我的’告密者的字条一样处之漠然。“”我感到没有必要去报复，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官员，我无权宣布一个建立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总的大赦。“39米奇尼克也不无痛苦地说：”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我对自己发过誓：第一，永远不会参加一个老战士组织，它给那些反共产主义制度作斗争的人颁发奖章；第二，永远不寻求报复。但是我经常对自己重复赫伯特的诗句，‘永远不宽恕，因为你无权以那些人的名义来宽恕，那些倒在黎明之前的人。’我想我们注定要遇到这种难题，我们可以原谅加诸于我们本人身上的过失，但是无权原谅加诸于别人身上的过失，而人们有权要求正义。“40
前面提到过米奇尼克曾经和雅鲁泽尔斯基的“没有怨恨”的长谈。米奇尼克对雅鲁泽尔斯基种种宽容的做法被质疑为：“是不是胜利者对于被打败的人表示的宽宏大度？”米奇尼克答道：“很少有人像我写过那么多关于雅鲁泽尔斯基可怕的东西。我通常把他看作整个是负面的角色。我是他的囚徒和政敌。当时他通过军事法而统治波兰。后来是圆桌会议，和打开通往民主的大门。我开始以更心平气和的方式去分析所有的条件和可能的动机。当然，雅鲁泽尔斯基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作为他这么多年的囚徒，能否超越我个人怨愤的局限？我是否能不去诅咒他和其他的共产主义者多年所做的？他们反对一个波兰的原则，反对波兰属于我们所有人。本质上，他们想要一个波兰，于其中没有我这样的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们的位置。我则经常写道需要一个共同的波兰。我经常说，我们仅仅拥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所以，这是我的真理时刻。 ”41他还说“许多年以前，保罗二世宣称：在要求公正之前，必须显示我们的仁慈。我认真听了他的话。”42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不可能把它分为共产主义或非共产化的不同的行政区。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语言，它将帮助我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43米奇尼克认为今天自己主编的报纸 Gazeta Wyborcra正是“在创造一种共同语言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他认为自己真正的角色是一个“波兰知识分子”。
注释：
1、第1、2Margaret Canovan“Hannah Arendt：Republicanism Democracy，”libera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perspective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edited by April Carter and Geoffrey Stokes ，Cambridge：polity Press；Malden，MA ：Published in the USA by Blackwell，1998，p52、p55.
2、第3及“动荡起伏的生涯”这一部分所用材料均来自“Anti-authoritarian Revolt： A conversation with Daneil Cohn-Bendit ”见“Letters from Freedom，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ctives ”，Adam Michnik edied by Irena Grudzinska Gross Foreword by Ken Jowitt ，with new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lish by Jane Ca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1998，p29——67.
3、第4、5、7、8、11、17、18、19、20、23、24、25、31、32、33见“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 ”，Adam Michini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1985，p142、p144、p144、p145、p148、p29、p30、p34、p92、p115、p115、p116、p189、p184、p190、
4、第6、9、10、12转引自Jonathan Schell为《狱中书简》所作的序言，同上书pxxiv、pxxviii、pxxix、pxxxi.
5、第13，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同的民族在为争取民主作斗争时，所使用的语言或资源可能是很不一样的。一位1959年出身的捷克哲学家Martin Matustis在一篇“通向一种存在主义政治”的访谈中说起，1991年哈维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说“良心先于存在”，而美国人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这套语言对捷克却是适用的。
6、第14、15、16、21、22、26、27、28、29、30、34、35、36、37、38、39、40、41、42、43见“Letters from Freedom，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ctives ”，Adam Michnik edied by Irena Grudzinska Gross Foreword by Ken Jowitt ，with new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lish by Jane Ca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1998，p65、p59、p105、p62、p110、p112、p279、p280、p105、p115、p297、p295、p233、p233、p226、p230、p231、p294、p295、p295.
有位美国教授玛格丽特·卡诺凡（Margaret Cannovan）在她的文章中写道：“请考虑在过去二十年内‘阿伦特式’的事变。东欧的持异议者将自己的私人生活献身于公共利益，自发地创造了自由的空间，于其中他们重新发现了行动的令人兴奋的愉悦。由团结工会所展示的波兰的行业联盟，证明了无望的人们如何通过公开地采取一致行动而获得力量。说到底， 1989年公民运动的觉醒和政府的瓦解，提供了一个阿伦特式革命的范例（完全不是马克思的）。”1然而，这位教授并没有从细节上论证到底阿伦特的思想如何影响了杰出的东欧知识分子。只是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有一条说：“根据亚当·米奇尼克（ 1995年在罗马阿伦特讨论会上的发言）所说，他和一些长期卷入波兰民主斗争的人们从阿伦特的政治行动著作中直接受益。米奇尼克自己的著作引人注目地有着阿伦特的语气，比如米奇尼克的《狱中书简》。”2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之下，一下子找到了四本有关米奇尼克的著作：《狱中书简》（1985年）、《自由书简》（1999年）《教堂和左派》（1975年），还有一本不是米奇尼克写的但和米奇尼克有关的书《自由主义扭曲的循环》，它有一个副标题“写给米奇尼克的信”，作者 Ira Katznelson，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和历史学教授。
米奇尼克写到 1978年夏天他和哈维尔第一次会面，是在与波兰比邻的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一个叫做 White mountain的地方，这样的见面是非法的，一边是作为 77宪章的代表，另一边是作为 KOR的代表，后者是米奇尼克于 1976年和朋友们一道建立的独立组织，全称为“保护工人委员会”。不久哈维尔和他的同伴们坐牢，米奇尼克们组织了一个教堂绝食抗议来声援他们。1980年团结工会颠峰时期，波兰朋友们抓住每一个机会为捷克朋友们呼吁，直至他们自己也身陷囹圄。接着是这种循环：被捕、抗议、在山上见面，再后来是他们在各自的国家获得了自由。
瓦文萨在回答为什么团结工会能够做得这么好，能够用说理、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汽油瓶来解决问题时，指出是知识分子帮助了他们，是 KOR帮助了他们。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称米奇尼克在波兰所扮演的角色和拥有的力量“如同甘地”。
美国加利福利亚、伯克莱大学政治学教授 Ken Jowitt为《自由书简》一书的序言中，称米奇尼克为“波兰的路德”。
一、“我发誓永远不离开波兰”
亚当·米奇尼克， 1946年生于波兰华沙，犹太人，父母都是波兰的老共产党员（在谈及家庭时，他用了“红色同化”这个词。）他称自己“在六十年代属于一个不知道害怕共产党的特殊的小圈子。我感到共产党的波兰就是我的波兰”。
3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在课堂上大声质疑被掩盖的事情，“如果共产党员必须说出真相，那么为什么不说出发生在卡廷（Katyn）的事实？”结果是被老师赶出了课堂。看到父亲的老战友及自己的亲戚身上不公正的待遇之后，他的想法是：“信上帝，但不信教堂。”（信共产主义学说，不信掌控大权的某些人。）十五岁时，他找到共产党的理论家亚当·沙夫，说自己要开办一个讨论小组。此人曾经锋芒毕露，但这时已经变成一个犬儒主义的老人，“也许是我什么地方触动了他”，米奇尼克后来回忆道，沙夫居然痛快地说：“要是有人找你麻烦，给我打电话。”一个将自己命名为“矛盾的寻找者”（Club for Contradiction Searchers）俱乐部就这样成立了，很多人出自红色家庭。这个“修正主义苗子”的小团体，讨论当时被禁止的各种各样问题，在沙夫的保护下存活了一年多。直到有一天——米奇尼克刚满十六岁，他在大街上遇见库隆（Kuron此人担任过波兰共青团书记，最早的异议人士，后来成为团结工会顾问），库隆说：“听着，亚当，哥穆尔卡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点了你的名。”米奇尼克有些恼怒地说“别瞎扯了，我还要完成物理课的功课。”而库隆接着说：“哥穆尔卡同志不需要完成物理课功课，所以他有时间和你瞎扯这个。”中学过关考试后，他首次去国外呆了三个月，见到了波兰流亡者、意大利共产党员和法国的托派。回国后他遇见朋友karol Modzelewski，他惊讶朋友为什么不在家里约他下一次见面，却要约到公园里。
结果是几天后他在公园等了几个小时无功而返，来到朋友的家中才得知朋友已经被捕。这是他意识到自己命运的时刻——他知道自己属于这些人的圈子。他并不完全同意包括库隆在内的人们的纲领，但是他感到和他们亲近。他的这些年长的朋友正在策划一封公开信，内容关于波兰独立和议会民主，米奇尼克参与其中。
在他十八岁的时候，警察第一次造访了他，被关了两个月。从此，他成了库隆（此时属于共产党改革派）圈子的重要人物，十九岁“爆得大名”。
1965年至1968年是他的大学生涯，他进了华沙大学历史系。在校园里，他和伙伴们讨论中所触碰的尖锐问题，不能不引起要员们的关注，哥穆尔卡的秘书曾出席过他们的讨论会。一次，当时的外交部长拉科夫斯基参加了讨论。年轻人向这位大人物发出质疑：“哥穆尔卡是一个人，还是上帝？”答曰“当然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能像上帝一样不犯错误吗？”答曰“不能，这不可能。”
“那么，拉科夫斯基，为什么他身上不能找出一个错误来批评呢？”从反权威的立场导致的质疑，和当时的中国年轻人非常接近。 1968年国内外有两件事情摇撼了他，最终导致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扭转。后者是发生在邻国的“布拉格之春，前者是波兰诗人密凯维兹戏剧《先人祭》的上演和最终被取消。密凯维兹是十九世纪波兰浪漫派作家，在”恐俄“的年代做一个旗帜鲜明的一个沙皇反对者，于此时不仅很对年轻人的心思，也适应了社会上人们渴望冲破樊笼的心情。该剧上演时的盛况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当局下令禁止，米奇尼克和年轻人随即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很快他和他的伙伴们被大学开除，发放命令的是高教部本身。正当他沉浸在由这部戏激发出来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时，波兰作为以苏联为首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五个出兵国之一，使这位年轻人的心灵上蒙上了巨大的羞辱。他感到作为一个波兰人的罪。进一步引起他反感和不能忍受的，是当时的报纸上对他采取了”反犹“攻击：不止一家报纸说，米奇尼克是一个犹太人，因此在波兰没有他的位置。他后来回忆道，这是使得他最终和共产主义制度划清界限的原因。
接着是十八个月的牢狱，罪名之一是他参加了一个企图推翻国家的秘密组织，尽管事实上没有任何组织存在。目睹了同胞的一系列不光明正大的行为之后，米奇尼克在狱中发誓永远不离开波兰，他是波兰的爱国者而不像那些口是心非的人。
1969年出狱之后，他拒绝了父母让他出国的催促，进了一家制作电灯泡的工厂，它有一个光辉的名字“罗莎·卢森堡工厂”，当了一名焊接工人。这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第一次直接和工人的世界打交道。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这个工厂有着华沙最漂亮的姑娘，他在她们中间很受欢迎，“我想不出来还有别的比这更好的地方。”在那里，他支持工人们组织了一次抗议，赢得了工友们的信任。
1970年秋季，哥穆尔卡下台，爱德华·盖莱克接替了他，米奇尼克重新回到课堂，作为 Poznan大学的扩招生，1975年得到历史学硕士学位。直到 1977年重返监狱，这是他前后十年中远离审讯和牢笼最长的一段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之内，他和天主教知识分子有了广泛的接触，他们互相阅读，彼此产生了理解、信任和好感。当时也只有天主教的报纸发表他本人的文章。与此期间他写了一本书《教堂和左派》，试图把天主教和世俗知识分子的力量结合起来，该书 1977年于法国流亡出版社出版。他还鼓励老朋友库隆看望波兰主教，而此前，这位共青团书记仅仅将教会视作敌人。阅读阿伦特也是开始于这个时期，一本《极权主义起源》在朋友们中间热烈流传。
这期间他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是 1976年 9月“KOR”——“保护工人委员会”的诞生。稍前，在 Radom和 Ursus地区发生了工人抗议事件。米奇尼克参加了一次对于 Ursus工人的审判。“我听到了不适当的宣判词，我见到了人们波浪般的喊叫，我为愤怒的浪潮感到震惊。我感到不可能把这些人丢下不管。”
米奇尼克后来用了一个类似哈维尔的表达，“它来自一个道德上的冲动。”紧接着，米奇尼克和库隆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别就此事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呼吁西方的知识分子支持波兰工人。这是知识分子首次介入工人的案件。随即 KOR诞生。
“它建立在后极权主义政治行动的哲学上面”，它是在后极权制度中所开辟的新的空间。
在此期间，米奇尼克受萨特邀请去了一趟法国及意大利，和西方左派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他发现在东欧和西欧的持异议者之间“存在着悖谬的联系”。那些和他同样经历了 68年洗礼的年轻人心目中最大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他们主要的概念区分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对米奇尼克来说，他的主要区分是极权主义还是反极权主义。他经常被问及 KOR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两句话回答他们。第一，“我们不是来自左派的或右派的阵营，我们来自集中营”；第二，“我们是全新的”。在意大利他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意大利的工人是否准备支持波兰工人？”因为波兰工人正在反对意大利工人所支持的共产主义阵营。回国之前，库隆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带一个油印机回来，米奇尼克认为库隆“疯了”，“在波兰什么地方可以藏这样一件玩意儿？”
从巴黎、罗马、伦敦、汉堡喝完香槟回来仅仅两个星期他再次被捕，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尽管他用民间的老话“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来替自己打气，他还是感到很不好受。这次是因为一个学生也是 KOR的合作者被杀害，他们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返回的路上汽车就被拦截。这是 1977年 5月，被捕引起了知识分子团体广泛的反对逮捕的抗议，关了两个月就释放了。但是这样的规定却遗留一段时间：每两个星期之内，他就要在监狱里呆上 48小时。它的讨厌之处不是呆在监狱里的时间，而是等着被投入监狱的时间，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种麻烦的情况毁了我的性生活”，他说。直至 80年投入团结工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除了 KOR的活动，米奇尼克还帮助建立了一个独立出版社，帮助“飞行大学”展开活动（在人们家中或别的地方开设被禁止的课程）。
1980年库隆在华沙的一次会议上问是否有人愿意去格但斯克，因为那儿船厂的工人们正在举行罢工，是由一个叫做 Bogdan Burusewicz的 KOR成员组织的，米奇尼克欣然前往。他力图说服工人们作出某些让步。但于 1980年 8月，他和其他几个人又被抓，船厂的工人们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声援运动，团结工会诞生。结果不仅是释放了这几个人，而且争取到了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在那段时间内，直到今天，我们都认为团结工会是我们（KOR——笔者）的孩子，尽管是非法的孩子。”1981年，KOR宣布其作用将由团结工会取代。米奇尼克和库隆都加入到团结工会的运动中来。
在这个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中，米奇尼克如何给自己定位？如何和工人出身的瓦文萨摆正位置？“瓦文萨是一个运动的领袖，而我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他仍然从一个异议者立场来作出判断。当被问及在团结工会的“日常工作”时，米奇尼克答道：“我处在一个反对瓦文萨的小圈子里。”他担心瓦文萨和政府之间妥协太多，防止将团结工会变成一个纳入现存制度组成部分，同时严厉防止瓦文萨把自己凌驾于团结工会之上，成为一个新的权威，从而把该组织变成一个新的专制组织。在他认为，团结工会的经验，是他们所有有关民主、自由、尊严、判断的学徒期。选择当团结工会的反对派，这使得瓦文萨很恼火。与此同时，政府也要求瓦文萨跟米奇尼克、库隆这样的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而米奇尼克身上恰恰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性格，他坚持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乃至后来瓦文萨私下对米奇尼克说：“你知道，亚当，我佩服你。如果我是你，就要拧断像我这样家伙的脖子。而你是圣徒，你让我活着。”这种情况一直到 1981年 12月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军管，把米奇尼克、瓦文萨、库隆这些人通通关进监狱而告终。从监狱出来后的一度时期，米奇尼克和瓦文萨好得像“同性恋”似的。
军管之后米奇尼克又被关了两年八个月，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审判。 1983年底，当时的警察头子让人带信米奇尼克可以选择去里维埃拉过圣诞节还是继续留在牢里过上几年。米奇尼克回信道：“如果是你，你会选择里维埃拉，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你们是一些猪，而我们不是。我爱波兰，即使在牢里。我不想离开波兰，别打这主意。”这封信被自由欧洲电台于圣诞节广播之后，波兰人也听到了，从此再也没有人说米奇尼克是犹太人，因为他已经显示了对于波兰的忠诚。
这次出狱六个月之后，米奇尼克又被判了三年。对于这段经历他自己的评价是——“为了团结工会十六个月辉煌瞬间，付出六年的代价是值得的”。
在接受法国 68年人 Daneil Cohn-Bendit 访谈中，他扪心自问“作为一个 68年的老兵”，他是否做到了首尾一贯？回答是肯定的：“我始终坚持反权威的理想。
这是我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因，也是我反对瓦文萨的原因。“法国人对他说”我们是在不同的层次上作战。我刚不久前在西方说你是我最尊敬的同代人之一，但是我必须说，我不知道假如我在波兰我是否有勇气像你那样行动。我太热爱生活以致不能清醒地面对监狱的威胁。“米奇尼克说：”我和你一样热爱生活，所以殉道者的头衔根本不适合我。“”我并没有想要坐牢，我是被强逼的。一个君子总得始终做一个君子，甚至是在屎尿中行走。“但同时他承认关于”殉道者“的说法有一点是真实的：”如果你捍卫一种理想，那么你首先要让它实现，用你自己的行为表明你相信它；换句话说，你要让它得到见证。“
1991年瓦文萨当上总统之后，米奇尼克一度出任国会议员，但不久后辞职，主编波兰最大的一份报纸 Gazeta Wyborcza至今。在这份报纸上，他依旧批评现政权，依旧批判波兰社会。 1999圆桌会议 10周年之际，当年的原班人马在美国举行了纪念（瓦文萨没有到场），米奇尼克受到了比现任总统、总理更大的欢迎。
二、立即动手重建社会
1985年米奇尼克的《狱中书简》出版时，他仍未获自由。为该书作序的美国作家、反核活动家 Jonathan Schell在序言中写道：同时具有反思行动的写作能力和直接参与行动是不多见的——写作要求孤独，而行动要求和他人在一起。而米奇尼克能够做到这一点，应该归因于权威帮忙的结果。因为他们反复地把他投入监狱，而这期间成了米奇尼克写作灵感焕发的时刻。这就决定了他的写作仍然深深嵌在行动的框架之内，他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为了行动而写作，他直接面对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写于 1976年 10月的文章《一种新的演进》，可以看作米奇尼克思想和行动的开端。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涉及一个对形势的判断，即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行动，我们（可能）具有什么样的空间。对于当时波兰的政治形势判断，米奇尼克的结论是——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波兰不可能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由于波兰没有强大的军队，所以波兰必然处在拥有核武器的苏联的控制之下，事实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和这种庞大的军事力量相抗衡。想要赢得一场对于苏联的军事战争这是毫无希望的。因此，对于想要改变波兰现状的人们来说，并不是十九世纪左派的“改革”还是“革命”的问题。“要相信通过革命和自觉组织的行动来推翻某个专制，即非现实，也是十分危险的。”4在短期内，完全看不出来苏联想要放弃对于这个地区的全面控制，如果苏联军队不可能赶出波兰，苏联的政治结构仍然保留，波兰的政治格局将会一如既往，极权主义也将延续。
在这个意义上，米奇尼克同意当时人们谈论的第一点——不可能战胜庞大的军事和警察的力量；但不同意另外一点：所有的抵抗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是这种抵抗要获得一个全新的起点。米奇尼克分析了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一度占据上风的改革派“修正主义”（revisionist）和“新实证主义”（opositivist）。前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试图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人性面孔和其他别的解释，把共产主义制度加以松动和自由化；后者主要与波兰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态度有关——虽然反对共产主义但寻找一种讲实效的途径通过与其合作来限制它。修正主义忠实于圣经（马克思主义）但是以自己的方式来阐释它，而新实证主义追随教堂（效忠于苏联）却希望它迟早完蛋。这两者都是在体制之内的运作，都有了自己有限的积极成果。然而非常致命的是，它们归根结蒂在“勃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解决问题的取向，使得他们在真正的群众运动面前失去了应对能力及自身存在的意义。譬如修正主义之于 1968年的民主运动、新实证主义之于 1970年的工人罢工，都不能最终选择自己是站在使用武力的一边还是遭受暴力的一边。结合中国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和九十年代的实用主义，部分地可以加深理解波兰的这两股思潮。
米奇尼克旗帜鲜明地指出今天的反对派和往日的改革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相信演进的纲领必须在独立的公众（ an independent public）面前提出，而不是提供给极权主义的权力。这样的纲领必须指引人们如何去做，而不是说给掌权者让他们如何改进。对权威来说，没有比来自下面（ from below）的压力更能够引导他们。”5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米奇尼克完全是新一代的做法，在他头脑中，不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断关注他们的行为、动向，希冀最终由权威作出关键的变动，从而引起预期的社会效果，或者借此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押宝。采取和皇帝一道进餐的人仍然将皇帝看作唯一的权力资源，他将依据皇帝的脸色、皇帝的将要收获什么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拥有的某个怪癖，也成为这些人关心的对象和行为的依据；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们相信还有别的权力资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为当中，这样的行为不需要皇帝来钦定，不需要皇帝赋予其意义，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赋予的。说米奇尼克是个言行一致的人，这是鲜明的例证：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着眼光向下，意味着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和这些人们的行为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起点。他这样的行动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人们那里开始，而且可以马上就去做。当然，苏联军队暂时不可能被驱逐，那么在十个人聚集在一个家庭中聆听被禁止的关于波兰历史的讲座如何？这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及其渠道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么，由一小组工人写出他们工厂和他们生活的真实报告如何？而当全国千百万人抛却恐惧，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地方性的行为又将如何？用米奇尼克的朋友Irena Grudzinska-Gross的话来说，是“一种超越政治地平线的限制但却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理界限之内的努力。”6
这一套表述在起点上和我们已经熟悉的哈维尔有着非常接近之处。与哈维尔不一样的是，哈维尔更强调从恢复个人的尊严道德开始冲击极权主义无所不及的控制——如果说，极权主义如此践踏了个人的良心，那么从恢复个人的良心开始即开始一场革命；历史系出身的米奇尼克把眼光更多地落在了社会领域，他呼吁的是不是作为个人的行为，而是建立社会的自我组织，倡导创立社会的独立组织，让社会自己承担起自身和自身的命运。极权主义曾经以一种非常严厉的方式压抑社会及其各种组织，但是到了极权主义时代后期，在苏联控制下的波兰政权和波兰的当代社会生活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有待发掘的空间。就权力方面而言，它当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控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它已经做不到它曾经做到的，它的控制变得不那么有效，从它自身的利益出发，它变得被迫向社会妥协，或者有可能出现这种妥协。另一方面，组织起来的社会也并不寻求推翻政府，而首先是社会的自我担当，承担和改善社会和人们的具体处境，然后才是和政府协商，寻求与政府的对话和互相承认。米奇尼克最终希望出现的是一个“杂交品种”，政府能够认可和接受没有同他一道进餐的人们，承认和接受社会的独立机构。这便是“新演进”的内容。在这篇文章的结尾，米奇尼克指出了担当这种“新演进”
内容的三种力量：首先是工人阶级，与被当作夺权和维护政权的领导阶级的作用不一样，米奇尼克的工人阶级是建设未来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工人阶级的压力是朝向民主的公众生活演进的必要条件。”7其次是天主教会，这是米奇尼克根据波兰的特殊情况作出的判断：“大多数波兰人感觉和教会很亲近，大多数波兰牧师有着很强的政治影响力。”第三则是知识界，知识界在这场新的变革中的角色为“提出纲领和捍卫基本原则”8（defend the basic principles）。也许他们的声音是弱小的和零星的，但是他们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公众舆论。在这个队伍中也许还有别的人加入，比如前修正主义者和前实证主义者，他们当中有些人在1968年事件之后明白过来。
米奇尼克本人带头实践了这个“新演进”的纲领——他和库隆并肩做成的“保护工人委员会”（ KOR）是一个由知识分子为中坚的帮助工人的组织。（它令人想起捷克“七七宪章”之前，哈维尔他们有过一个“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它宣称自己的目的并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服务于这样一些十分具体的目的——在经济、法律和医疗方面，给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受到政府压制的工人家庭以援手，想办法弄钱给那些失去父亲的家庭，并帮助遭受审判的工人寻求有利的证据。在一些持异议者的眼中，KOR的人们甚至被讥笑为“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s’），但是这并没有使得他们免遭政府的整肃，显然政府不这样看待他们的行为。任何超出极权主义政权原先的工作范围的做法都被看作是有敌意的，是一种故意为难和对抗。结果，KOR的成员很快遭到了来自政府的报复：丢掉工作、被逮捕、遭受毒打等等，总之是失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也许只有伟大的目标才配遭此待遇，而KOR的目标则是渺小的。同时，在KOR组织内部这样的一些做法也是开先河的：一、公开化。KOR成立时，不仅公开其成员的名字，而且公开他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他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公开的。二、真实性。在KOR发表的所有公开文件中，要求自己的观点开诚布公，并十分注重事实的准确性，这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行动的自主性。这是他们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同时也适用于KOR成员内部。于其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新的起点，发挥他们最大的能动性和首创精神。用米奇尼克的朋友、KOR另外一个重要组织者Lipski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原则——如果有人想要做某事而这并不有悖于KOR的原则，那么他会得到允许追寻他们自己的理念。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人们的首创精神和激情推动下完成的，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9四、互相信任。“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这是作为一项原则确立下来的。这四项基本政策归结起来，就是不搞阴谋论，不搞权力中心论，不存在一个更为强大的意志在某处发挥作用。任何起点都被认为有它自己的理由、过程和收获。这就决定了这样的组织可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组织上它看似松散的在精神上它却是有力的，它把不同的人们在共同的理念上聚合起来，具有一种真正的开放性：“KOR 的一个长远目标是促使不同地区产生独立自主性的新的中心，促使更多的KOR式的独立社会组织的出现。不仅是KOR同意他们的独立性，而且是要求他们成为独立的。”10（Lipski）。前面提到的较早时候格但斯克船厂工人的罢工（在团结工会成立之前），就是一个KOR的成员在那儿组织的。1980年8月，KOR宣布将自己的活动并入团结工会，这四项基本政策也仍然保留。
米奇尼克爱用一个词“修辞学”，即不仅在目标上和过去作一个了断，而且在全部“修辞学”上幡然一新。古典革命的教条告诉人们，革命就是获取权力，先抓住国家权力，然后再去建设社会；新的做法是鼓励人们把“权力”和“社会”
区分开来，将权力的问题放在一边（留给国家），按照你认为理想的社会先做起来；旧意识形态许诺人们一个美好的未来，为此现在必须苦苦等待和忍受，新的做法是立即去做你认为的好事，“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米奇尼克）11；铁的历史规律提醒人们不要头脑发热，不要在“无情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新的做法是“如同……（as if）”，即如同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社会那样去做，在一个非公民社会中首先做一个好公民：你不是你相信言论自由吗？那么，请自由地说吧。你不是热爱真相吗？那么公布它。你相信一个开放的社会？那么，开放地去做。你不是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吗？体面地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政府将在未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你于现在就可以证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显示出你的忠诚、勤勉、正直、智慧。而一旦人们开始“as if”地行动，这个“as if ”就好像融化了，某些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了，原来使得人们陷于瘫痪的那些理由有许多仅仅是心造的幻影，人们感觉事实上踏入另一个空间，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氛。尽管这只是“接近”行动，“as if”那就是行动本身，并打开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如果你做起来，你机会觉得这个“as if”并不是“伪装”，只是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你周围已经存在的某些空间。最早的持异议者、KOR的另一位组建人库隆说过：“不要打倒委员会，而是建设你自己。”12还有一个令许多政治家头疼的问题——目的和手段。传统上所鼓励的做法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但在波兰反对派这里，目的和手段得到统一，每一个手段同时也是它的目的。如果你正处于建设社会的开端，你怎么可能允许你的行动被残酷、欺骗所污染同时也是污染社会？
三、将对方当作对手而不是敌人
哈维尔曾经澄清过“反对派”（opposition）包括”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
这样的概念都是来自西方，并不能说明当时捷克社会中那些试图说出自己真话及周围环境真相的人。“反对派”起码要有一个自己的纲领，但聚集在七七宪章旗帜下的人们，他们只是想让已有的宪法得到落实。一直到1989年12月天鹅绒革命的前夜——1989年10月，捷克的“公民论坛”组织成立，这才是被认可的捷克第一个“反对派”组织13.波兰人的说法不一样。米奇尼克和他的伙伴们从一开始就确认自己是“反对派”，是“民主的反对派”（democratic opposition），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有关将来要建成什么社会的前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米奇尼克“公民社会”的概念和“民主”的概念实际上是重合的。它意味着承认社会不同利益、不同宗教、不同身份的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他们之间的纷争只能通过民主的程序而非暴力来解决。那是一个仍然充满矛盾冲突的社会，只是处理冲突的方式和当下他们所处社会大不相同。这一点决定了团结工会作为社会抗议运动在欧洲近代社会运动历史上完全不同的起点：“我认为团结工会为欧洲文化带来了全新的东西，它从一开始就是超越乌托邦的。……团结工会为之奋斗的公民社会本质上是不完善的。这对我很重要。在12月13日（指1981年底波兰军管当日——引者）之后我在牢里写的所有文章都在捍卫这个观点。我们不能为一个摆脱了冲突的完美社会而奋斗，那是一个充满冲突的社会，但其中的冲突可以在民主游戏的规则之内得到解决。”14米奇尼克在一处称之为“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15.1988年在回答那位后来为哈维尔写传记《一出六幕政治悲剧》的美国人Jone keane的提问“公民社会是一个18世纪的概念如何运用于今天？”时，米奇尼克答道：“在极权主义秩序中，国家是老师，而社会是教师里的学生，有时它就转变成一个监狱和兵营。相反，在公民社会中人们并不想要成为一个学生、战士或奴隶，他们像公民一样行动。诞生于18世纪之末公民社会的概念是作为反对封建制度提出来的，20世纪末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一种更野蛮的封建社会。因此反对极权主义的反对派起用这个古典概念为一个民主秩序而斗争，就不奇怪了。其关键是，作为公民，我们这些民主反对派再也不想被当作小孩或者奴隶来对待。反封建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人权，即每个人拥有和君王一样的权利。我们希望每个人享有和雅鲁泽尔斯基一样的权利，受法律条文的保护。”16 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KOR还是团结工会，都是通向这种公民社会前景的途径和努力。在分析了捷克、匈牙利民主运动的不同之后，米奇尼克指出捷、匈的变革部分起源于共产党内部，而波兰民主运动起点全然是在党和权力之外的某个地方，是“草根的运动”，（a grass-roots movement），它不由权力来引导也不受它权力的保护，从一开始，其做法就是政治性的，是对于现有政治框架的冲击，是在现有的框架之中加进一个异数，在不存在反对派的环境中充当反对派的角色。这种冲击并不意味着陷入毫无目的、随时随地的那种冲突，目标的清晰决定了他们行为的自觉和界限。“大多数自发的社会运动（除个别的以外）陷入一种日复一日地和权威不停地冲突之中——并不拥有一个具体清晰的前景，或制定完成的与共产主义制度共存（coexistence）的概念。它允许自己被微末枝节的事件所激起，拖进非本质的冲突当中，它自身经常是混乱的和不彻底的；它不熟悉对方和对方的手段。团结工会知道怎样出击而不是怎样一味忍受；知道怎样打蛇打七寸而不是退却；它有着总体的理念而不仅是一个短期行为的计划。”17于其中他再度声明团结工会不仅不是要推翻现政权，甚至没有要求取代共产党在造船厂工会中的位置：“让我们再重复一次：团结工会从来没有想要排除共产党的权力，不想排斥它在国家造船厂中的控制” 18，尽管统治阶层的宣传机构经常把他们说成那样。当团结工会面临官方这样那样的指责时，听听团结工会对官方的“指责”也是很有意思的。“党的宣传机构指责团结工会是一个政党而不是一个劳动者联盟；团结工会建议党应该变成一个政党去寻求自己的社会信任，而不是将自己停留在政府和党的官僚主义的劳动联盟。”19米奇尼克进一步称他们的事业为“自我限制的革命”（ self-limiting revolution），最大的限制就是雅尔塔条约所规定的政治格局，这个条约将波兰划作苏联军事力量控制的范围之内，简单地说，所做的一切不要故意激怒那位超级邻国，从而把波兰推进更深的灾难之中。
“伦理并不能成为政治纲领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波兰和苏联关系的前景。”
20“自我限制是一种政治哲学；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知道不可能打赢一场对苏联的战争，我们的机会依赖于苏联对于占领波兰的恐惧——不要把波兰变成第二个阿富汗。21
除了“自我限制的革命”，米奇尼克用的另外一个词是“妥协”（ compromise），在很大程度上，“妥协”是米奇尼克政治生涯中真正的个性化签名。“妥协”的起点和“自我限制的革命”是一样的，内涵比“自我限制”要来得更加广阔，它是从今天的社会通往明天的社会的接合部：“我的妥协图景其起点当然是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学的现实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从波兰赶走苏联红军。但是它还建立在这样确信的基础之上——多元化的民主需要妥协来面对复杂的现实。”22在1980年底团结工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取得了合法地位）之后，米奇尼克有一篇名为“希望和恐惧”的文章，呼吁团结工会应当调整自己的位置，减少罢工或避免以罢工作为威胁，以自己的理性唤起政府的理性。“如果仅仅以罢工或以罢工相威胁才可以迫使政府理性地行动，这种形势是一种社会性的危险，因为这迫使团结工会组织者以罢工作为一种武器。要求增加工资或其他情有可原的事情，而频繁地使用罢工武器会导向混乱和国家机构的分崩离析，乃至导向谁也不能控制的一种冲突。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我认为除了把社会调和（ social accords）制度化别无他法，为谈判和妥协、也为独立的公众舆论创造一张形式上的网络。”
23他劝导人们信任政府，在现政府全能的意义被削减之后，还政府以政府的尊严：“政府必须获得信任——不是作为前专制者的角色，而是作为一个对手。开诚布公地说吧，如果政府不被团结工会信任，那么也不被人民信任。……政府最大的敌人不是民主的反对派，而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没有效率、懒惰和愚蠢。
人们怎么可能理解政府对于电影“ 1980年的工人”（一部罢工谈判的年表）所下的禁令？没有一个 KOR的出版物中，如此伤害政府，如同它如此不假思索地侮辱人们真挚和诚实的要求。“24
下面这段话，更能够表明米奇尼克的“妥协”立场，不仅是政治上的伦理或策略，而且是对于民族共同命运的高度自觉和强烈责任感，“我提倡和政府的一种妥协，和这个我完全不喜欢的政府妥协。这个政府的政策对我完全不存在吸引力，但是对我们来说，它就像一贴膏药对一个断了胳膊的人来说，即沉重又必不可少。新的形势要求所有人——当权者和我们——严厉地修正我们的想法。有理由提出仅仅适合我们自己的一条道路——我们的独立自由所需要的冒险。而现在我们的民族面临”活还是不活“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去考虑问题。一个人可以不喜欢当权者，但是不能不把他作为一个谈判对手来接受。
写下这些话对我并非易事。对于他们的了解无法令我抱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新的逮捕和每日的欺诈使得坦率的对话成为不可能。权威的虚弱通过夸大其词的宣传和偷换形势分析的对象看得出来。党的书记 Stanislaw Kania令我想起一艘沉船上的船长，明明坐在一张木排上面却要求一只巨大的横渡大洋的飞船。……无论如何，我要求妥协是因为我们在同一张木排上漂流。在它上面，我们也许都会沉没。但是我相信我们不会沉没。我相信，通过智慧和勇气我们可以在妥协的基础上重建秩序。“25，关于”同一张木排“的表述，在 89年革命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
当然，妥协不是一厢情愿的，更不是投降主义的。在要求妥协这一点上，米奇尼克不惜调转话筒，向权威发出同样的呼吁乃至逼和。1988年在回答那位美国人约翰·肯尼提出的在波兰新的妥协如何达成时，米奇尼克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个问题得由雅鲁泽尔斯基来回答。他必须决定他是否进入和团结工会的对话还是像哥缪尔卡或盖莱克一样被丢掉一边。我看没有别的选择，他也许再拖另一个两三年。波兰民族可以等这么长时间，但我认为雅鲁泽尔斯基没有这么多时间了。权威们认为他们手中有武器就可以为所欲为，盖莱克的例子表明，这不是真实的。雅鲁泽尔斯基必须作出决定：他是作为军事法的颁布者进入历史还是作为新的妥协的联合设计师。所有迹象表明，雅鲁泽尔斯基的政策是以苏联改革的崩溃为前提的。他是他自己历史的囚徒，而如果他不能做出妥协，波兰新的妥协就会要求他放下权力。瓦文萨说过，有些人必须为这个国家负起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团结工会总是为了妥协伸出手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妥协，但是我们不会同意投降主义。我们将继续呼吁妥协以妥协解决问题，但是以全部不妥协的方式来进行呼吁。也许我们将不得不再次走向街头。但如果这是必不得已的，我会感到又浪费了一次机会。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相，尽管这个真相令我的朋友和权威都感到不舒服。这个真相是——如果我们再次被逼上街头，那么肯定要流血。我将做每一件事避免这种可能性。并且我有这样的感觉，要加以避免的事情，恰恰只有雅鲁泽尔斯基的愚蠢使之成为可能。”26
1992年米奇尼克同这个雅鲁泽尔斯基有过一个长谈，后者关了他近六年，这场谈话的标题是“我们可以没有怨恨地谈话”，在涉及 1981年底的军管时，雅鲁泽尔斯基解释那是由于担心苏联军队出兵波兰。他问米奇尼克应该如何来分派责任。米奇尼克答道：第一，当权者有其不可推卸的罪责，因为他们一群暴徒，从一开始就想把我们拦在所有栅栏的后面；第二，我们也应该受责备，我私下里和库隆说过，我和他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库隆认为那时就可以自由选举，而我则认为当时就可以由共产党和团结工会分别搞两个议院；第三、1991年春天我在莫斯科对俄国的民主派说：“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和戈尔巴乔夫达成协议，因为如果苏联实行军事法，他将得到西方的支持。你们必须停止去想自己是如何正确和怎样保护自己的位置。”这些想法出于“我自己这方面对于波兰实施军事法感到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如果和解破裂，每一个人都有责任。”27因此——米奇尼克接着说——在 89年圆桌会议时，他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位置扎根于 1980－1981年和解破裂的记忆之中，意识到现在正是他自己的责任，记住此前是怎么失败的和使得新的妥协成为可能。
1989年 2——4月的圆桌会议，是波兰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代表们汲取了以前的教训，终于坐在一起，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协议，包括重新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吸收反对派参政及进行非对抗性的议会选举，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确立市场经济等项政策，完成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也是 1989年中东欧地区政治多米诺骨牌现象的第一张牌。米奇尼克谈及此不无自豪地说：“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为没有流一滴血而完成的转型出一份力量”，同时他也承认“如果我拒绝承认我们的前统治者所作的贡献，从我的角度也是非常不适宜的。”28
四、“我们只有一个波兰”
在回答约翰·肯尼“什么是你的民主概念？你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否有波兰传统的特殊成分”时，米奇尼克承认自己“波兰民主传统的孩子。”他提到四个当代波兰人极大地影响了他对于民主的理解。他们是：作家和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诗人齐别根钮·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1924——1998）、哲学家Leszek Kolakowski（1927——）和神父Karol Wojtyla（1920——），“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政治家或者政治活动家，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民主并不是建立在唯一的政治原则的基础之上。”29这个名单表明了米奇尼克民主思想深邃复杂的面貌。这些人都是波兰现代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现代波兰与这个世界对话开放的一面，比如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特点；但同时他们都是从深厚波兰文化传统中走出来的，在他们本人及其作品中，回响着传统波兰文化、历史那些永恒的和沉重的话题，传递着传统波兰人忠诚和刚正不阿的精神品格。米奇尼克将这些不同的取向结合在自己身上。一方面，他有着全部现代民主、现代个人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有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自觉地承担本民族的命运。那位法国“68年人”Daniel Cohn Bendit一上来就问他：为什么你在谈到自己时总是让人们记起你是一个波兰人，而我则从来没有感到和自己民族的联系这么重要。米奇尼克答道：我认同波兰人民，是因为我认同所有那些弱小的、被压迫和被侮辱的人们。如果波兰是一个超级大国，而我将会是一个吉普赛人。
作为受欧洲战后思想文化熏陶的一代，在米奇尼克那里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目标，他面对的永远是那些具体的人们。“对我来说，民主涉及到人们的状况和人的权利。”30具体的人们总是千差万别的，不是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他们即非纯善，也非纯恶；即非天使，也非恶魔；因此，不能用某一种尺度来衡量所有的人，把其中一部分人划分进来，而把另外一部分人剔除出去，在不同的人们中间制造对立。1979年他写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长文《蛆虫和天使》，详细清算了那种非此即彼的僵化思想模式。“蛆虫”这个词是在他之前一位波兰作家Wierzbicki用的，此人写了一篇文章“论蛆虫”，用讽刺的笔法列举了人们的种种自私和伪善，他们如何将自己的处境合理化而逃避责任。米奇尼克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他那些用Wierzbicki的标准看来是“蛆虫”的波兰历史上的人物，同时也有其高尚行为的一面。那种非此即彼的截然划分不仅不适用于波兰历史，尤其不适用于波兰现实。米奇尼克分析了波兰现实中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同时面临着善和恶的选择，有可能成为善者或者恶人。对于当权者来说，是考虑自己是否更加残暴凶狠还是走向务实和人性化；对于介乎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人们比如一个教授来说，他是否能写出一份关于法庭审讯的实事求是的报告；对于反对派活动家来说，他是否在宣誓效忠的协议上签名而这可以放他去国外。在这个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上的变化，关注这些具体的进展，比关心划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有意义得多。大多数与体制“合作”
看似被动消极的人们，实际上起着一个看不见的背景和支持的作用。“尽管警察玷污了我们的生活，在波兰我们仍然感到强壮和确实是强壮的，那是因为我们享有我们社会广泛的道德和物质的支持。我们享有那些性情上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英雄的人们的支持，享有那些不想放弃他们的事业或拥有相对比较稳定生活的人们的支持，那些很少选择在一封抗议信上签名的人，但是——我相信——正是他们决定了Radom和Ursus地区保护工人行动的成功。“31对这样一种极端的说法，米奇尼克给予了迎头痛击：” Alekander Wat曾经写道，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生活？其答案是莎士比亚说的：“他们必须去死‘。也许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我相信这个答案让这个人自己消受好了，这是一个人仅仅能够用于他自己的尺度，一种仅仅要求他自身的牺牲。”32反过来，对于那些不同于周围过着舒适生活的人们，那些宁愿付出失去工作、家庭、坐牢的代价，而致力于建立民主波兰的人们——他们的反抗的行为对于周围人们或多或少是一个惊扰——应该怎么办呢？米奇尼克从普通人的立场上代为答道：“我们必须学会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并教会他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必须学会不同的妥协艺术，否则真正的多元话将成为不可能。”33
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之后，如何对待前共产党人，对反对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米奇尼克来说，它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个老的话题，全部结论可以从他在这之前的所作所为中引申出来。如何在天翻地覆之后让原先对立的人们仍然能够共同相处？如何避免社会不要因为怨恨而陷入一种可怕的复仇情绪，这一回轮到米奇尼克们来实践了。从总的大背景来说，米奇尼克呼吁人们公正地对待历史，公正地对待共产党人和其余人们：“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垄断所有的恶行，而其余我们也不是所有善的典范。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检视我们的历史。存在不同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波兰历史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我不想混淆那个时期善和恶的界限，但是是否有人可以宣称他是无罪的？是否有人可以宣称他是”历史之善的承担者“？”34他呼吁人们不要忘记自己曾经生活在同样的环境当中，接受了它和被它所接受。“我们需要谈论和写作过去，我们需要平静地讨论它们。我们也需要在头脑中接受这样的看法：”如果你在妓院中工作了十年，你还将自己当作一个处女，这是不合适的“。35”我们没有另外一个波兰“。另一方面，在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之后，人们有权要求伸张正义，有权要求清算过去，要求在善和恶之间划上一条基本的界限，那么”什么是正义的终结和复仇的开始？“1992年米奇尼克在和哈维尔的长谈中，将这个问题推上了首位。他们都承认这个问题把他们带向一个”腹背受敌“的两难境地——如何让正义得到实现，而不制造新一轮的恐怖和制造新的对立？
这两位不约而同地都主张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哈维尔说“所有这些改变的本质，是引进法律条文，而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开始。”36米奇尼克说：“许多共产党人在我们周围，他们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权利去生活。如果他们犯下了罪行，他们将像其他罪犯一样受到惩罚，但如果没有，便不能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内属于共产党而歧视他们。”37这两个国家具体的做法还是有较大的不同。波兰没有专门针对前共产党人的法律或有关规定，波兰人提出的是“”粗线条“政策，旧政权人员是否保留在新政权之内是根据他们的能力，而不是过去。而捷克则通过了一项”祛除法“（lustration），对前共产党人是否留在新政权内做了很多规定，比如什么样的人在五年之内不许进入公共机构。在谈论中，哈维尔的国际事务发言人Sasha Vondra指出这是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文化区别所致。哈维尔认为这两种做法走向极端都是危险的。”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我们切断了和我们自己过去的联系，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然而同时，我们不能打开无法无天的复仇和迫害之门，这将会出现我们稍后谈到的另外一种现象。这种态度在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出现过好几次。我记得战后不同的复仇者，其中最积极的人通常私下里有着最不可外扬的勾当。“38实际上，哈维尔对”祛除法“一直在提出批评和希望得到改善。真正悖论的是哈维尔、米奇尼克本人都是前政权的严重受损害者，事关他们本人这是难题所在。这两位前共产党的囚犯是这样开始他们的谈话的——哈维尔先发问”亚当，好像你要审讯我三个小时？可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谈上三个小时。“米奇尼克答道：”你很有经验，对于你这样一个多次接受长时间审讯的重罪犯来说，这不算什么。“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给自己的生活造成最大障碍的人？而历史证明这些人完全错了甚至是罪犯？这个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涉及个人报复；相反，如果他们可以宽待迫害他们个人的人，他们个人的尺度是否适用于更加广泛的社会？哈维尔举了一个例子谈到他本人对待这种事情的。他刚当上总统不久，就收到一份名单，那上面写着所有曾经向当局告发哈维尔而现在是他的同事的名单，哈维尔当即把它扔掉了。”我个人倾向于让事情过去。我可以让自己和整个事情保持距离。因为我曾经掉进他们手中，我知道他们的做法多么毁人。“但是”作为总统，我必须考虑社会需要一条分界线……有些人的整个生命、他们的家庭生活都被旧政权践踏了，有人整个青春都在集中营里度过，他们无法让自己与此和解。更重要的是，他们原先的迫害者更渴望从中解脱。“”对待这种事情，我不能像对待那张写着‘我的’告密者的字条一样处之漠然。“”我感到没有必要去报复，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官员，我无权宣布一个建立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总的大赦。“39米奇尼克也不无痛苦地说：”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我对自己发过誓：第一，永远不会参加一个老战士组织，它给那些反共产主义制度作斗争的人颁发奖章；第二，永远不寻求报复。但是我经常对自己重复赫伯特的诗句，‘永远不宽恕，因为你无权以那些人的名义来宽恕，那些倒在黎明之前的人。’我想我们注定要遇到这种难题，我们可以原谅加诸于我们本人身上的过失，但是无权原谅加诸于别人身上的过失，而人们有权要求正义。“40
前面提到过米奇尼克曾经和雅鲁泽尔斯基的“没有怨恨”的长谈。米奇尼克对雅鲁泽尔斯基种种宽容的做法被质疑为：“是不是胜利者对于被打败的人表示的宽宏大度？”米奇尼克答道：“很少有人像我写过那么多关于雅鲁泽尔斯基可怕的东西。我通常把他看作整个是负面的角色。我是他的囚徒和政敌。当时他通过军事法而统治波兰。后来是圆桌会议，和打开通往民主的大门。我开始以更心平气和的方式去分析所有的条件和可能的动机。当然，雅鲁泽尔斯基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作为他这么多年的囚徒，能否超越我个人怨愤的局限？我是否能不去诅咒他和其他的共产主义者多年所做的？他们反对一个波兰的原则，反对波兰属于我们所有人。本质上，他们想要一个波兰，于其中没有我这样的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们的位置。我则经常写道需要一个共同的波兰。我经常说，我们仅仅拥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所以，这是我的真理时刻。 ”41他还说“许多年以前，保罗二世宣称：在要求公正之前，必须显示我们的仁慈。我认真听了他的话。”42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不可能把它分为共产主义或非共产化的不同的行政区。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语言，它将帮助我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43米奇尼克认为今天自己主编的报纸 Gazeta Wyborcra正是“在创造一种共同语言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他认为自己真正的角色是一个“波兰知识分子”。
注释：
1、第1、2Margaret Canovan“Hannah Arendt：Republicanism Democracy，”libera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perspective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edited by April Carter and Geoffrey Stokes ，Cambridge：polity Press；Malden，MA ：Published in the USA by Blackwell，1998，p52、p55.
2、第3及“动荡起伏的生涯”这一部分所用材料均来自“Anti-authoritarian Revolt： A conversation with Daneil Cohn-Bendit ”见“Letters from Freedom，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ctives ”，Adam Michnik edied by Irena Grudzinska Gross Foreword by Ken Jowitt ，with new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lish by Jane Ca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1998，p29——67.
3、第4、5、7、8、11、17、18、19、20、23、24、25、31、32、33见“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 ”，Adam Michini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1985，p142、p144、p144、p145、p148、p29、p30、p34、p92、p115、p115、p116、p189、p184、p190、
4、第6、9、10、12转引自Jonathan Schell为《狱中书简》所作的序言，同上书pxxiv、pxxviii、pxxix、pxxxi.
5、第13，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同的民族在为争取民主作斗争时，所使用的语言或资源可能是很不一样的。一位1959年出身的捷克哲学家Martin Matustis在一篇“通向一种存在主义政治”的访谈中说起，1991年哈维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说“良心先于存在”，而美国人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这套语言对捷克却是适用的。
6、第14、15、16、21、22、26、27、28、29、30、34、35、36、37、38、39、40、41、42、43见“Letters from Freedom，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ctives ”，Adam Michnik edied by Irena Grudzinska Gross Foreword by Ken Jowitt ，with new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lish by Jane Ca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1998，p65、p59、p105、p62、p110、p112、p279、p280、p105、p115、p297、p295、p233、p233、p226、p230、p231、p294、p295、p295.
1998年3月12日星期四
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接受《Polityka》杂志编辑访谈录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她不可能被分割成共产化或者非共产化、支持人工流产和反对人工流产的不同区域。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共同语言来帮助我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
译者的话：后共产主义的波兰社会，在结束了从思想到制度等各个层面的“大一统”状态之后，出现了多元纷争的也是泥沙俱下的局面。肯定有些事情不是当年的推动者们所希望出现的。
一切都在转型，人们在尝试寻找自己的声音，他们的报纸也不例外。米奇尼克们给他们这份波兰阅读量最大的报纸规定的使命是“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来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称之为“新的语言”在于，它是一种“共同的语言”，为了帮助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波兰”。
什么是波兰的“现代化”？什么是波兰的“欧化”？想要“重返欧洲”这个表述背后到底想说什么？对于新生的独立的波兰来说，是不是一定要把欧洲的垃圾也吸纳进来、奉为时髦？抑或相反，听任这个地区从来没有消失过的“地方性、狭隘的民族主义、仇外心理”的大爆发？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波兰既是周围世界的一部分，又取得自身的民族认同？如何既从波兰的文化传统出发、而又能够剔除其中不合时宜的、狭隘的部分、跨越她的局限？
标题为“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决定了该文涉及大量深邃、复杂的波兰历史、文化（宗教）及现实背景知识，不管是译起来还是读起来，都会有些吃力。
译者不揣学识浅陋，敬请朋友不吝赐教。总的来说，那些未能译出的人名、政党或社会组织名称应该不影响整体的阅读和理解。
编辑：亚当，从现在起十年之内，你想做什么？
亚当·米奇尼克：你是在开玩笑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是我和我朋友圈子的特色，我们从来不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试图计划自己的生活。
十年前，我在监狱里。如果有人要问我这个问题，我也许给出一个荒谬的回答。
再往前算，我在波兹南完成我的学业，它因为1968年的事件而中断，后来我给Slonimski当秘书。对四年之后将要发生什么我都不能想象，遑论十年。
编辑：我们来谈谈你的公共生活。你是否希望仍然当一名编辑，还是一名政治家或者作家？
米奇尼克：如果必须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我介乎Gazeta Wyborcza（波兰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1992年米奇尼克在辞掉国会议员之后，担任主编至今，译者注）的编辑和一名作家之间。我从来没有考虑自己是一位政治家，在这个角色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舒服。在离开Sejm（波兰共和国一立法机构，译者注）之后，我感到真正的解脱。
当我说，我们的报纸在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来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时，我不认为是在抬高自己。对我们来说，这张报纸不仅是一张报纸，而且还是波兰公民社会、波兰民主的一种手段。
编辑：你是怎么给这张报纸的价值体系加以定位？
米奇尼克：我在我们的新年献词中谈到有四个方面。首先，我们对于民粹主义有着强烈的厌恶，同时坚持关注贫困和不公正。第二是对待教会的态度。我们强烈反对我们称之为（诉诸于）国家法律的强制性的福音派化……
编辑：这是为什么大主教称你为一个“杂种”的原因？
米奇尼克：这对我无所谓。Heirich Boll和Gunter Grass经常被称之为“doberman pinchers”（德国种的短毛猎犬），我也忝列其中。第三是我们对于去共产主义化的态度。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不同于许多可以称之为去共产主义化者所采取的那种敌意的和冒犯的态度。我们不提倡集体的大赦，但是我们也不主张盲目的仇恨。第四点，我们对有关民族尊严的事务十分关注。我们并不试图补偿因为羞辱他人而造成的怨愤。
编辑：在你的列表上，并没有包括波兰的现代化或者“欧洲化”，这很有意思。
米奇尼克：这是你们杂志Polityka的特色。在某个意义上，现代化已经包括在第四点当中。但是现代化自身却是一个陈词滥调，每个人都喜欢现代化。1989年，我对自己说，让我们回归欧洲。很快，我便意识到那是一个标语口号。我们必须精确地定义我们正在谈论的价值体系。欧洲并不是一个价值。称之为价值的是我们能够为欧洲做些什么。而我们能够贡献什么呢？
编辑：当我们谈到欧洲时，我们真的认为一个波兰人正在准备对外来者打开大门？
米奇尼克：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双重危险。一个是，在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你都发现这种偏狭、地方性和仇外综合症；波兰也不例外。
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不久前担任在格丁尼亚举行的波兰电影节的评委，一周之内看了32部影片。我不得不说，当我看到从欧洲来到我们这里的残羹剩饭，仅仅是一些垃圾而外什么也不是，我感到很震惊。我强烈反对我们的主教们对波兰文化中腐败和色情发出的咆哮和诅咒。但是当我看了这32部影片，我意识到，主教们没有捏造这种色情。在我们的意识中真的有东西正在生病。色情被当作发声最响亮的时髦。在每部影片中，不管是男主人公说什么，女主人公必须脱衣服和光着胸脯走来走去，因为否则就不是电影。这种对妇女的态度是凌辱，她们变成了交媾的工具。对我来讲，这是虚无主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回避欧洲化的口号；我们必须准确地找出，我们通过这个词想说的那种东西。
编辑：欧洲化涉及比性商品店和奔驰汽车更多的东西。它同时意味着一个启蒙的法治文化、理性教育，以及许多新的争论：女权主义、环境等等。在你们报纸的纲领中，有贯穿一致的东西吗？
米奇尼克：当然，我想是这样。欧洲也不仅仅意味着性商品店。但是模仿欧洲和美国的这些东西是很容易的。我已经看到我们的影片和思想中有这种模仿。
在我们报纸的纲领中，贯穿始终的是持续质询什么是民主的目标和性质。如果我们看看周围的世界，我们便会发现民主正在经受着来自三方面的攻击：民粹主义、种族狂热和宗教原教旨主义。
编辑：在民主的三种威胁中，你最少担心宗教原教旨主义。
米奇尼克：我宁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在这个纷扰的现代世界，人们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个家园，将自己根植于某件看上去持久和不变的东西。因此，（需要）回归某个民族，回归某个社会团体，和回归某种宗教。这是所有原教旨主义的基础———在波兰也许称之为“一体主义”更为恰当———它涉及到试图将国家建立在宗教的规范之上，试图以一种地方性意识形态教条、波兰的天主教教条，来取代多元化和宽容的哲学。一体主义是宗教的一种形式但它本身不是宗教。我想一体主义是一种演变为政治工具的宗教形式，并在一种民粹主义时髦中得到阐述。民粹主义同时在波兰的天主教和反教权主义中得到体现。
编辑：如此，那么谁来保卫民主？以什么方式？如果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闹到大街上，会出现足够智慧的响亮声音吗？
米奇尼克：我宁愿举一个可能容易得到核实的例子来说明。我不知道当民主处于危险之中时，谁来保卫它。但是我知道那些买报纸的人。语词拥有它们自身的力量；正是语词创造了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们所呼吸于其中的智性氛围和精神气氛。我们每个人选择适合于我们自己的语言。出于很多原因，生活于这个国家的人们宁愿选择我们的报纸而不是Nowy Swiat或者Slowo Powszechne，宁愿选择你们的杂志而不是lad.我不想低估这种选择的意义。我意识到，民粹主义在和印刷文字没有关系的人们中最容易找到土壤。
编辑：人们可能提出不同的看法。民粹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的贫乏表明，他们并不处于一个上升趋势。在二十世纪，右派不再拥有自己精神上的启蒙者。今天的民族主义当中，不能找到一个有如（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
Zbigniew Zaluski那样的才华，Zaluski能够给Moczar和他的支持者一种意识形态。这是一个象征，它们正在衰退而不是兴起。
米奇尼克：现在还看不出来。另一方面，某种情况似乎的确如此。今天波兰的民族主义没有文化上的表达。但是，整个后共产主义纪元不是都没有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这表明，传统的我们用来描述世界及其冲突的语言已经归于无效，我们正在试图建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新的世界图景。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是必须由我们自己来解决。我不相信每件事情都被决定了，也不相信还有什么退路可走，比如说后共产主义必须遵循民主的道路。什么语言我们可能描述这些？S·米洛舍维克把自己从一个共产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者，因为民族主义立场可以使他的权力合法化。Gamsakhurdia提供了另外一个雄辩的例子。一个诗人、囚犯和人权捍卫者，当他进入权力之后……我们都知道所发生的。这些例子———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相似的情况———表明，后共产主义和一张法西斯的面孔相联系，以及反共产主义和一张布尔什维克的面孔相联系。但是十九世纪造反的语言和自由民主的语言已经不适合描述它们。
编辑：于是你就用自己的、个人化的尺度，来反对你所评估的这些东西？
米奇尼克：对我来说，似乎一个人总是试图表现得比他实际上要好。Kurt Vonnegut说过，他的小说《母亲的夜晚》中的道德寓意，在开篇首句中即能找到：“我们是我们要扮演的某人，所以，对于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小心。”
也许我正在无效地扮演另外一个什么人。
编辑：为什么？
米奇尼克：因为对我来说，最好是扮演成一个普通的、得体的什么人。波兰需要普通的、体面的、明事理的人们，尽管我不能成功地扮演这种人，我想这种人也有某些价值。
编辑：但是年轻一代责备你对前共产主义者太过宽厚，而对于你从前KOR的同事，比如Antoni Macierewicz（一度出任波兰内务部长，1991年因泄漏国家机密受审，译者注）则太过严厉？
米奇尼克：因为我从前的朋友现在具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Macierewicz？
我记得和他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也是在这个公寓里，讨论站在切·格瓦拉一边和支持“黑色九月”的恐怖主义行动。我记得他聚集钱来支持MIR这个反对Allende的左派激进组织；记得他为一份反对尼克松访问波兰的请愿书签名，因为在越南扔下的炸弹。Macierewicz的思想总是十分激进、专注和粗线条。不管他的头脑被带向何方，他总是从他自己的观念发展出它们的逻辑结论。他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但是，我不敢肯定，处于一个内务部长的位置，一个人是否需要这些品质。我承认很容易批评Antek，但是在他的位置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设想如果我认为必须祛除，我可能会做得比他更加糟糕。感谢上帝，我有别的想法；从一开始，我就认为祛除是不健康的和愚蠢的主意。从伦理上否定一个人并不难，但是从精神上和道德上来说，这是一条简单的办法。人们必须选择一个复杂得多的结论。我的想法可以用一个我永远不能企及的例子来说明，那是托马斯·曼的文章“希特勒———我们的兄弟”。曼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个事实，他能够说希特勒的支持者并不是另外一些德国人；不，他们正是我们生长于其中、我们所爱的人们，他们是那些采取了“错误的转向”的德国人，追随希特勒。虽然语境有所不同，但是我相信Antek代表了我生活中的另一个故事；如果我采取了“错误的转向”，他将会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编辑：这就是为什么你对于雅鲁泽尔斯基更为宽容的原因？是胜利者对于失败者的那种慷慨大度？
米奇尼克：很少有人像我写过那么多关于雅鲁泽尔斯基可怕的东西。我通常把他看作整个是负面的角色。我是他的囚徒和政敌。当时他通过军事法而统治波兰。后来是圆桌会议，和打开通往民主的大门。我开始以更心平气和的方式去分析所有的条件和可能的动机。当然，雅鲁泽尔斯基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作为他这么多年的囚徒，能否超越我个人怨愤的局限？我是否能不去诅咒他和其他人多年所做的？他们反对一个波兰的原则，反对波兰属于我们所有人。本质上，他们想要一个波兰，于其中没有我这样的人的位置。我则经常写道需要一个共同的波兰。我经常说，我们仅仅拥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所以，这是我的真理时刻。讨论涉及个人的宽容需要，这并不困难。这并不是什么人道德上的胜利，而是试图对你的敌人宣称宽容。
编辑：这是从圆桌会议就开始了的？
米奇尼克：在圆桌会议上，我对自己说，战争结束了。我们得像战争幸存者一样学会生活。在这一点上，我对于自己是否必须参加谈判有着巨大的疑虑。反对圆桌会议的人们主要的争议在于现在并不是共产党将要令团结工会合法化，而是团结工会将要令共产党合法化。但是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圆桌会议标志着一种通往民主和平的、渐进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雅鲁泽尔斯基起着一个主要的角色。作为总统，他完全忠诚于民主化的进程。我不喜欢前政权人士能够说：“米奇尼克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有权时，我们把他们踩在脚下；现在米奇尼克的朋友把我们踩在脚下。”你是一只猪，我是一只猪，他是一只猪，全世界是猪圈，正如Andrzej Oseka曾经指出的，除了猪圈之外什么也不是。这对我完全不起作用。我对这种东西的反应是，这不真实。存在着我们必须捍卫的某些原则，而不（必）去考虑环境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自己正在逆流而上。
多年之前，教皇宣称我们在要求正义之前必须表现仁慈，我认真地对待他所说的。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她不可能被分割成共产化或者非共产化、支持人工流产和反对人工流产的不同区域。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共同语言来帮助我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这就是我看到的。撇开其他情况，个人的原因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当我在牢里时，我给General Kiszczak写过一封傲慢的信，它差不多是这样结尾的：当那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来临时，当人们铺天盖地地压过来，我希望我能够有勇气前来保护你。
编辑：现在你必须兑现你自己说过的话。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对待当下的发展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问题？是不是？它涉及到对过去的评估，包括对于“人民波兰”和更遥远的过去，（要求）透视过去一百年、两百年所发生的历史进程。
米奇尼克：我们深深根植于历史之中。每一个成功的政治阶级，当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时，总是自欺欺人地宣布，我们必须和过去割断联系，波兰不可能处于Pisudski和Dmows－ki的幽灵之下。这是无稽之谈。我也不相信Maria Janion教授所说的，我们到达了一个源自内战的波兰文化中某种“密码”的终结。问题恰恰是历史正以某种难以预料的方式强烈影响着波兰。我们正是这样经历着我们自身。我想，除非我们就近检视近两百年来的波兰历史，否则我们不能理解波兰现实。我越往深里看，由此出发看我们的问题或现状越觉得吸引人。所有关于“轻骑兵世界的终结”、关于Count Wielopolski的世界、关于民族起义的转折、包括华沙起义，都是我们的起源、我们的身份和现代波兰的开端。
编辑：这个视角能否提供一个“人民波兰”更清晰的图景？
米奇尼克：“人民波兰”的历史已经告终。当然，人们可以尝试从一定距离之外去评价它，远离直接的政治语境。这是一个特殊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这种特殊环境中重建波兰。不存在另外一个波兰。很自然，我相信当年的反对派———我曾经所属的———在历史上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必须公正地对待那些拥有不同的观点而为了波兰辛辛苦苦奋斗的人们，我发现这是不可理解的，受到最狂热恶毒攻击的是那些曾经试图建立一个更加文明、温厚宽容的共产主义的人们。
编辑：你相信历史的公正吗？
米奇尼克：人们为不公正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评估此前四十年的时刻正在到来，这比奥斯威辛或者卡廷远为复杂得多。现在还在对历史撒谎的人是可悲的。
他们的谎言将以同样的方式再次纠缠他们自身，历史总是对不公正给予惩罚和对于说谎者表示蔑视，不管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
请允许我重复：我希望公开争论和反对任何试图弄脏这副图景的人们。我想明确地划分善和恶。但是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垄断所有的恶行，而我们也不是善的模范。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检视我们的历史。有各种不同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波兰历史有着不同的贡献。依我看，我们不能弄混淆上个历史阶段善和恶的界限，但是，谁能够宣称他是无罪的？谁能够宣称他是“历史之善”的担当者？
编辑：你回避直接回答我们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关于“欧洲化”。你是否相信，多年以后，我们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欧洲，连同它所有的后果，比如德国人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面对的？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发现我们正处于身边民族主义大爆发当中？
米奇尼克：欧洲的制度整合这是可能的，但是不同的种族分裂主义者的景象也是可能的，比利时和西班牙也许追随捷克斯洛伐克的范例。我在法国时，我谈及赞成Maasstricht（欧洲统一），但我知道在许多争论中，批评这项协议是公平的。当然，我能想象这样一种情形，波兰面对着几百万其他国家人们的涌入，他们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和风俗。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想象并理解随之激起的敌意的反应。说到底，政治是一种前瞻性的和实施可能的艺术。Goryszewski部长说———
编辑：他说不想要一个由德国人支配的欧洲。西方欣赏这种论调的是那些决不想让我们加入到欧洲的人们。
米奇尼克：Goryszewski部长是另外一回事。他说很多事情是难以理解的，但是，他的党派、基督教民族联盟在迄今的政府联盟里，表现出是可信的和负有责任的。从长远来看，这个党必须在它狭隘的、地方性的教条逻辑和并入欧洲之间作出选择。我相信，当我们成为我们周围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欧的一块上帝赐福斯拉夫人的飞地，我们的民族利益将会更好地得到实现。但这将要求从我们自身作出努力。
编辑：让我们结束在这个永恒的问题上———知识界及其在波兰的事业。就目前来说，工人对于社会变动将具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五十年代那样的情况，共产主义者把工人招进大学。而团结工会也不再鼓励自我教育。教育水准在下降，同样也可以说报纸、电视和教堂布道的水准都在下降。那么谁来保卫———不仅是知识界的精神氛围，而且是知识界的思想水平？谁将与之认同？也许知识界将要退出舞台而让位给暴发户？
米奇尼克：毫无道理。人们将（继续）创造他们自己的社会变动，去做有价值的事情，要求道德上和物质上的满足。不存在任何人为的机制改变知识界（的作用）。谁将来认同知识界的精神氛围？我，亚当·米奇尼克，一个波兰知识分子，属于这样的一个传统，它可以在这些人的著述中得到体现———泽罗姆斯基（Zeromski，1864———1925，被波兰人称之为“波兰文学的良心”，主要作品有《无家可归的人们》、《逃避我的姑娘》、《春天之前》。当小说家雷蒙特1924年因其长篇小说《农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波兰人纷纷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泽罗姆斯基更有资格担当此荣誉。译者注）、Strug、Brzozowski、Slonimski、Irzykowski、Kotarbinski、Ossowsski和Babrowska.他们是一些伟大的榜样，对我来说。请允许我这样说，因为这并不仅仅涉及到我本人。例如，我们的报纸Gazeta Wyborcza整个是由知识界所造成。我们试图将团结的价值体系转换成今天的语言。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做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不需要在编辑部的会议上大声说出。我们想要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我们不能允许把自己隔绝起来，必须寻找将我们连接在一起的东西，我们必须在头脑中牢记Slowacki所说的：“我恳求你们———活着但不要放弃希望，让智慧的火把在民族当中一代一代传下去；如果需要的话，献出自己生命，前赴后继，死得其所。”基本上，这是我的信条，它比任何意识形态、种族或其他因素更能够说明我是谁。
编辑：在波兰之外有人理解这些吗？
米奇尼克：有，在俄国、匈牙利和在塞尔维亚。我的一个塞尔维亚朋友Nebojsa Popov给我一篇文章有一个出色的标题：“鹅能够拯救罗马吗？”准确地说，这是一种责任、命运，去拯救罗马是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换句话说，用波兰人自己的声音。当然，我们需要再思波兰知识界的本质。
编辑：为什么？
米奇尼克：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包括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信奉一套另外的价值体系。一个知识分子可能撞上历史过程中的晦涩暧昧，可能屈服于极权主义的诱惑，但是他必须知道如何从中摆脱。说到底，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天主教的———是为自由而斗争和站在弱者一边。与此相反，ONR和布尔什维克的氛围是站在权力一边和统治集团一边，是站在一种旨在使得个人屈服其意志的运动一边。没有人像Judym医生（泽罗姆斯基另外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为他自己所想的那样去做。他喜欢一棵树被劈作两半，他头顶上有明亮的天空内心有道德律令。他有点康德、有点Konwicki、有点Brzozowski和有点Turowicz.波兰知识界还有一点爱哭。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为眼泪留出空间的价值世界当中。为世界悲惨的事情流泪在我们的文化中始终拥有一席地位，也许我们的眼泪不那么容易干枯。我们必须遵循我们自身的路径，否则将会迷失。
编辑：但是，正如你的另外一个朋友Andre Glucksmann所写下的，超越由我们“知识分子大师们”所界定的地平线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是“弑父”的时候吗？
米奇尼克：我并没有与我的“知识分子大师”作斗争的要求。我不想弑杀什么人。在这个国家———正如Norwid所说的———因为每一件事情是如此摇晃和脆弱，人们总是在弑杀某个其他人。我赋予这样的眼光以极大的价值：持续性和某种长远考虑———在和过去与未来的双重联系中。
编辑：谢谢你。
（本文译自《自由书简》，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
译者的话：后共产主义的波兰社会，在结束了从思想到制度等各个层面的“大一统”状态之后，出现了多元纷争的也是泥沙俱下的局面。肯定有些事情不是当年的推动者们所希望出现的。
一切都在转型，人们在尝试寻找自己的声音，他们的报纸也不例外。米奇尼克们给他们这份波兰阅读量最大的报纸规定的使命是“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来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称之为“新的语言”在于，它是一种“共同的语言”，为了帮助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波兰”。
什么是波兰的“现代化”？什么是波兰的“欧化”？想要“重返欧洲”这个表述背后到底想说什么？对于新生的独立的波兰来说，是不是一定要把欧洲的垃圾也吸纳进来、奉为时髦？抑或相反，听任这个地区从来没有消失过的“地方性、狭隘的民族主义、仇外心理”的大爆发？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波兰既是周围世界的一部分，又取得自身的民族认同？如何既从波兰的文化传统出发、而又能够剔除其中不合时宜的、狭隘的部分、跨越她的局限？
标题为“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决定了该文涉及大量深邃、复杂的波兰历史、文化（宗教）及现实背景知识，不管是译起来还是读起来，都会有些吃力。
译者不揣学识浅陋，敬请朋友不吝赐教。总的来说，那些未能译出的人名、政党或社会组织名称应该不影响整体的阅读和理解。
编辑：亚当，从现在起十年之内，你想做什么？
亚当·米奇尼克：你是在开玩笑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是我和我朋友圈子的特色，我们从来不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试图计划自己的生活。
十年前，我在监狱里。如果有人要问我这个问题，我也许给出一个荒谬的回答。
再往前算，我在波兹南完成我的学业，它因为1968年的事件而中断，后来我给Slonimski当秘书。对四年之后将要发生什么我都不能想象，遑论十年。
编辑：我们来谈谈你的公共生活。你是否希望仍然当一名编辑，还是一名政治家或者作家？
米奇尼克：如果必须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我介乎Gazeta Wyborcza（波兰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1992年米奇尼克在辞掉国会议员之后，担任主编至今，译者注）的编辑和一名作家之间。我从来没有考虑自己是一位政治家，在这个角色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舒服。在离开Sejm（波兰共和国一立法机构，译者注）之后，我感到真正的解脱。
当我说，我们的报纸在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来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时，我不认为是在抬高自己。对我们来说，这张报纸不仅是一张报纸，而且还是波兰公民社会、波兰民主的一种手段。
编辑：你是怎么给这张报纸的价值体系加以定位？
米奇尼克：我在我们的新年献词中谈到有四个方面。首先，我们对于民粹主义有着强烈的厌恶，同时坚持关注贫困和不公正。第二是对待教会的态度。我们强烈反对我们称之为（诉诸于）国家法律的强制性的福音派化……
编辑：这是为什么大主教称你为一个“杂种”的原因？
米奇尼克：这对我无所谓。Heirich Boll和Gunter Grass经常被称之为“doberman pinchers”（德国种的短毛猎犬），我也忝列其中。第三是我们对于去共产主义化的态度。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不同于许多可以称之为去共产主义化者所采取的那种敌意的和冒犯的态度。我们不提倡集体的大赦，但是我们也不主张盲目的仇恨。第四点，我们对有关民族尊严的事务十分关注。我们并不试图补偿因为羞辱他人而造成的怨愤。
编辑：在你的列表上，并没有包括波兰的现代化或者“欧洲化”，这很有意思。
米奇尼克：这是你们杂志Polityka的特色。在某个意义上，现代化已经包括在第四点当中。但是现代化自身却是一个陈词滥调，每个人都喜欢现代化。1989年，我对自己说，让我们回归欧洲。很快，我便意识到那是一个标语口号。我们必须精确地定义我们正在谈论的价值体系。欧洲并不是一个价值。称之为价值的是我们能够为欧洲做些什么。而我们能够贡献什么呢？
编辑：当我们谈到欧洲时，我们真的认为一个波兰人正在准备对外来者打开大门？
米奇尼克：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双重危险。一个是，在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你都发现这种偏狭、地方性和仇外综合症；波兰也不例外。
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不久前担任在格丁尼亚举行的波兰电影节的评委，一周之内看了32部影片。我不得不说，当我看到从欧洲来到我们这里的残羹剩饭，仅仅是一些垃圾而外什么也不是，我感到很震惊。我强烈反对我们的主教们对波兰文化中腐败和色情发出的咆哮和诅咒。但是当我看了这32部影片，我意识到，主教们没有捏造这种色情。在我们的意识中真的有东西正在生病。色情被当作发声最响亮的时髦。在每部影片中，不管是男主人公说什么，女主人公必须脱衣服和光着胸脯走来走去，因为否则就不是电影。这种对妇女的态度是凌辱，她们变成了交媾的工具。对我来讲，这是虚无主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回避欧洲化的口号；我们必须准确地找出，我们通过这个词想说的那种东西。
编辑：欧洲化涉及比性商品店和奔驰汽车更多的东西。它同时意味着一个启蒙的法治文化、理性教育，以及许多新的争论：女权主义、环境等等。在你们报纸的纲领中，有贯穿一致的东西吗？
米奇尼克：当然，我想是这样。欧洲也不仅仅意味着性商品店。但是模仿欧洲和美国的这些东西是很容易的。我已经看到我们的影片和思想中有这种模仿。
在我们报纸的纲领中，贯穿始终的是持续质询什么是民主的目标和性质。如果我们看看周围的世界，我们便会发现民主正在经受着来自三方面的攻击：民粹主义、种族狂热和宗教原教旨主义。
编辑：在民主的三种威胁中，你最少担心宗教原教旨主义。
米奇尼克：我宁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在这个纷扰的现代世界，人们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个家园，将自己根植于某件看上去持久和不变的东西。因此，（需要）回归某个民族，回归某个社会团体，和回归某种宗教。这是所有原教旨主义的基础———在波兰也许称之为“一体主义”更为恰当———它涉及到试图将国家建立在宗教的规范之上，试图以一种地方性意识形态教条、波兰的天主教教条，来取代多元化和宽容的哲学。一体主义是宗教的一种形式但它本身不是宗教。我想一体主义是一种演变为政治工具的宗教形式，并在一种民粹主义时髦中得到阐述。民粹主义同时在波兰的天主教和反教权主义中得到体现。
编辑：如此，那么谁来保卫民主？以什么方式？如果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闹到大街上，会出现足够智慧的响亮声音吗？
米奇尼克：我宁愿举一个可能容易得到核实的例子来说明。我不知道当民主处于危险之中时，谁来保卫它。但是我知道那些买报纸的人。语词拥有它们自身的力量；正是语词创造了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们所呼吸于其中的智性氛围和精神气氛。我们每个人选择适合于我们自己的语言。出于很多原因，生活于这个国家的人们宁愿选择我们的报纸而不是Nowy Swiat或者Slowo Powszechne，宁愿选择你们的杂志而不是lad.我不想低估这种选择的意义。我意识到，民粹主义在和印刷文字没有关系的人们中最容易找到土壤。
编辑：人们可能提出不同的看法。民粹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的贫乏表明，他们并不处于一个上升趋势。在二十世纪，右派不再拥有自己精神上的启蒙者。今天的民族主义当中，不能找到一个有如（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
Zbigniew Zaluski那样的才华，Zaluski能够给Moczar和他的支持者一种意识形态。这是一个象征，它们正在衰退而不是兴起。
米奇尼克：现在还看不出来。另一方面，某种情况似乎的确如此。今天波兰的民族主义没有文化上的表达。但是，整个后共产主义纪元不是都没有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这表明，传统的我们用来描述世界及其冲突的语言已经归于无效，我们正在试图建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新的世界图景。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是必须由我们自己来解决。我不相信每件事情都被决定了，也不相信还有什么退路可走，比如说后共产主义必须遵循民主的道路。什么语言我们可能描述这些？S·米洛舍维克把自己从一个共产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者，因为民族主义立场可以使他的权力合法化。Gamsakhurdia提供了另外一个雄辩的例子。一个诗人、囚犯和人权捍卫者，当他进入权力之后……我们都知道所发生的。这些例子———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相似的情况———表明，后共产主义和一张法西斯的面孔相联系，以及反共产主义和一张布尔什维克的面孔相联系。但是十九世纪造反的语言和自由民主的语言已经不适合描述它们。
编辑：于是你就用自己的、个人化的尺度，来反对你所评估的这些东西？
米奇尼克：对我来说，似乎一个人总是试图表现得比他实际上要好。Kurt Vonnegut说过，他的小说《母亲的夜晚》中的道德寓意，在开篇首句中即能找到：“我们是我们要扮演的某人，所以，对于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小心。”
也许我正在无效地扮演另外一个什么人。
编辑：为什么？
米奇尼克：因为对我来说，最好是扮演成一个普通的、得体的什么人。波兰需要普通的、体面的、明事理的人们，尽管我不能成功地扮演这种人，我想这种人也有某些价值。
编辑：但是年轻一代责备你对前共产主义者太过宽厚，而对于你从前KOR的同事，比如Antoni Macierewicz（一度出任波兰内务部长，1991年因泄漏国家机密受审，译者注）则太过严厉？
米奇尼克：因为我从前的朋友现在具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Macierewicz？
我记得和他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也是在这个公寓里，讨论站在切·格瓦拉一边和支持“黑色九月”的恐怖主义行动。我记得他聚集钱来支持MIR这个反对Allende的左派激进组织；记得他为一份反对尼克松访问波兰的请愿书签名，因为在越南扔下的炸弹。Macierewicz的思想总是十分激进、专注和粗线条。不管他的头脑被带向何方，他总是从他自己的观念发展出它们的逻辑结论。他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但是，我不敢肯定，处于一个内务部长的位置，一个人是否需要这些品质。我承认很容易批评Antek，但是在他的位置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设想如果我认为必须祛除，我可能会做得比他更加糟糕。感谢上帝，我有别的想法；从一开始，我就认为祛除是不健康的和愚蠢的主意。从伦理上否定一个人并不难，但是从精神上和道德上来说，这是一条简单的办法。人们必须选择一个复杂得多的结论。我的想法可以用一个我永远不能企及的例子来说明，那是托马斯·曼的文章“希特勒———我们的兄弟”。曼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个事实，他能够说希特勒的支持者并不是另外一些德国人；不，他们正是我们生长于其中、我们所爱的人们，他们是那些采取了“错误的转向”的德国人，追随希特勒。虽然语境有所不同，但是我相信Antek代表了我生活中的另一个故事；如果我采取了“错误的转向”，他将会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编辑：这就是为什么你对于雅鲁泽尔斯基更为宽容的原因？是胜利者对于失败者的那种慷慨大度？
米奇尼克：很少有人像我写过那么多关于雅鲁泽尔斯基可怕的东西。我通常把他看作整个是负面的角色。我是他的囚徒和政敌。当时他通过军事法而统治波兰。后来是圆桌会议，和打开通往民主的大门。我开始以更心平气和的方式去分析所有的条件和可能的动机。当然，雅鲁泽尔斯基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作为他这么多年的囚徒，能否超越我个人怨愤的局限？我是否能不去诅咒他和其他人多年所做的？他们反对一个波兰的原则，反对波兰属于我们所有人。本质上，他们想要一个波兰，于其中没有我这样的人的位置。我则经常写道需要一个共同的波兰。我经常说，我们仅仅拥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所以，这是我的真理时刻。讨论涉及个人的宽容需要，这并不困难。这并不是什么人道德上的胜利，而是试图对你的敌人宣称宽容。
编辑：这是从圆桌会议就开始了的？
米奇尼克：在圆桌会议上，我对自己说，战争结束了。我们得像战争幸存者一样学会生活。在这一点上，我对于自己是否必须参加谈判有着巨大的疑虑。反对圆桌会议的人们主要的争议在于现在并不是共产党将要令团结工会合法化，而是团结工会将要令共产党合法化。但是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圆桌会议标志着一种通往民主和平的、渐进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雅鲁泽尔斯基起着一个主要的角色。作为总统，他完全忠诚于民主化的进程。我不喜欢前政权人士能够说：“米奇尼克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有权时，我们把他们踩在脚下；现在米奇尼克的朋友把我们踩在脚下。”你是一只猪，我是一只猪，他是一只猪，全世界是猪圈，正如Andrzej Oseka曾经指出的，除了猪圈之外什么也不是。这对我完全不起作用。我对这种东西的反应是，这不真实。存在着我们必须捍卫的某些原则，而不（必）去考虑环境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自己正在逆流而上。
多年之前，教皇宣称我们在要求正义之前必须表现仁慈，我认真地对待他所说的。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她不可能被分割成共产化或者非共产化、支持人工流产和反对人工流产的不同区域。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共同语言来帮助我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这就是我看到的。撇开其他情况，个人的原因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当我在牢里时，我给General Kiszczak写过一封傲慢的信，它差不多是这样结尾的：当那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来临时，当人们铺天盖地地压过来，我希望我能够有勇气前来保护你。
编辑：现在你必须兑现你自己说过的话。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对待当下的发展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问题？是不是？它涉及到对过去的评估，包括对于“人民波兰”和更遥远的过去，（要求）透视过去一百年、两百年所发生的历史进程。
米奇尼克：我们深深根植于历史之中。每一个成功的政治阶级，当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时，总是自欺欺人地宣布，我们必须和过去割断联系，波兰不可能处于Pisudski和Dmows－ki的幽灵之下。这是无稽之谈。我也不相信Maria Janion教授所说的，我们到达了一个源自内战的波兰文化中某种“密码”的终结。问题恰恰是历史正以某种难以预料的方式强烈影响着波兰。我们正是这样经历着我们自身。我想，除非我们就近检视近两百年来的波兰历史，否则我们不能理解波兰现实。我越往深里看，由此出发看我们的问题或现状越觉得吸引人。所有关于“轻骑兵世界的终结”、关于Count Wielopolski的世界、关于民族起义的转折、包括华沙起义，都是我们的起源、我们的身份和现代波兰的开端。
编辑：这个视角能否提供一个“人民波兰”更清晰的图景？
米奇尼克：“人民波兰”的历史已经告终。当然，人们可以尝试从一定距离之外去评价它，远离直接的政治语境。这是一个特殊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这种特殊环境中重建波兰。不存在另外一个波兰。很自然，我相信当年的反对派———我曾经所属的———在历史上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必须公正地对待那些拥有不同的观点而为了波兰辛辛苦苦奋斗的人们，我发现这是不可理解的，受到最狂热恶毒攻击的是那些曾经试图建立一个更加文明、温厚宽容的共产主义的人们。
编辑：你相信历史的公正吗？
米奇尼克：人们为不公正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评估此前四十年的时刻正在到来，这比奥斯威辛或者卡廷远为复杂得多。现在还在对历史撒谎的人是可悲的。
他们的谎言将以同样的方式再次纠缠他们自身，历史总是对不公正给予惩罚和对于说谎者表示蔑视，不管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
请允许我重复：我希望公开争论和反对任何试图弄脏这副图景的人们。我想明确地划分善和恶。但是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垄断所有的恶行，而我们也不是善的模范。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检视我们的历史。有各种不同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波兰历史有着不同的贡献。依我看，我们不能弄混淆上个历史阶段善和恶的界限，但是，谁能够宣称他是无罪的？谁能够宣称他是“历史之善”的担当者？
编辑：你回避直接回答我们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关于“欧洲化”。你是否相信，多年以后，我们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欧洲，连同它所有的后果，比如德国人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面对的？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发现我们正处于身边民族主义大爆发当中？
米奇尼克：欧洲的制度整合这是可能的，但是不同的种族分裂主义者的景象也是可能的，比利时和西班牙也许追随捷克斯洛伐克的范例。我在法国时，我谈及赞成Maasstricht（欧洲统一），但我知道在许多争论中，批评这项协议是公平的。当然，我能想象这样一种情形，波兰面对着几百万其他国家人们的涌入，他们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和风俗。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想象并理解随之激起的敌意的反应。说到底，政治是一种前瞻性的和实施可能的艺术。Goryszewski部长说———
编辑：他说不想要一个由德国人支配的欧洲。西方欣赏这种论调的是那些决不想让我们加入到欧洲的人们。
米奇尼克：Goryszewski部长是另外一回事。他说很多事情是难以理解的，但是，他的党派、基督教民族联盟在迄今的政府联盟里，表现出是可信的和负有责任的。从长远来看，这个党必须在它狭隘的、地方性的教条逻辑和并入欧洲之间作出选择。我相信，当我们成为我们周围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欧的一块上帝赐福斯拉夫人的飞地，我们的民族利益将会更好地得到实现。但这将要求从我们自身作出努力。
编辑：让我们结束在这个永恒的问题上———知识界及其在波兰的事业。就目前来说，工人对于社会变动将具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五十年代那样的情况，共产主义者把工人招进大学。而团结工会也不再鼓励自我教育。教育水准在下降，同样也可以说报纸、电视和教堂布道的水准都在下降。那么谁来保卫———不仅是知识界的精神氛围，而且是知识界的思想水平？谁将与之认同？也许知识界将要退出舞台而让位给暴发户？
米奇尼克：毫无道理。人们将（继续）创造他们自己的社会变动，去做有价值的事情，要求道德上和物质上的满足。不存在任何人为的机制改变知识界（的作用）。谁将来认同知识界的精神氛围？我，亚当·米奇尼克，一个波兰知识分子，属于这样的一个传统，它可以在这些人的著述中得到体现———泽罗姆斯基（Zeromski，1864———1925，被波兰人称之为“波兰文学的良心”，主要作品有《无家可归的人们》、《逃避我的姑娘》、《春天之前》。当小说家雷蒙特1924年因其长篇小说《农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波兰人纷纷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泽罗姆斯基更有资格担当此荣誉。译者注）、Strug、Brzozowski、Slonimski、Irzykowski、Kotarbinski、Ossowsski和Babrowska.他们是一些伟大的榜样，对我来说。请允许我这样说，因为这并不仅仅涉及到我本人。例如，我们的报纸Gazeta Wyborcza整个是由知识界所造成。我们试图将团结的价值体系转换成今天的语言。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做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不需要在编辑部的会议上大声说出。我们想要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我们不能允许把自己隔绝起来，必须寻找将我们连接在一起的东西，我们必须在头脑中牢记Slowacki所说的：“我恳求你们———活着但不要放弃希望，让智慧的火把在民族当中一代一代传下去；如果需要的话，献出自己生命，前赴后继，死得其所。”基本上，这是我的信条，它比任何意识形态、种族或其他因素更能够说明我是谁。
编辑：在波兰之外有人理解这些吗？
米奇尼克：有，在俄国、匈牙利和在塞尔维亚。我的一个塞尔维亚朋友Nebojsa Popov给我一篇文章有一个出色的标题：“鹅能够拯救罗马吗？”准确地说，这是一种责任、命运，去拯救罗马是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换句话说，用波兰人自己的声音。当然，我们需要再思波兰知识界的本质。
编辑：为什么？
米奇尼克：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包括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信奉一套另外的价值体系。一个知识分子可能撞上历史过程中的晦涩暧昧，可能屈服于极权主义的诱惑，但是他必须知道如何从中摆脱。说到底，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天主教的———是为自由而斗争和站在弱者一边。与此相反，ONR和布尔什维克的氛围是站在权力一边和统治集团一边，是站在一种旨在使得个人屈服其意志的运动一边。没有人像Judym医生（泽罗姆斯基另外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为他自己所想的那样去做。他喜欢一棵树被劈作两半，他头顶上有明亮的天空内心有道德律令。他有点康德、有点Konwicki、有点Brzozowski和有点Turowicz.波兰知识界还有一点爱哭。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为眼泪留出空间的价值世界当中。为世界悲惨的事情流泪在我们的文化中始终拥有一席地位，也许我们的眼泪不那么容易干枯。我们必须遵循我们自身的路径，否则将会迷失。
编辑：但是，正如你的另外一个朋友Andre Glucksmann所写下的，超越由我们“知识分子大师们”所界定的地平线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是“弑父”的时候吗？
米奇尼克：我并没有与我的“知识分子大师”作斗争的要求。我不想弑杀什么人。在这个国家———正如Norwid所说的———因为每一件事情是如此摇晃和脆弱，人们总是在弑杀某个其他人。我赋予这样的眼光以极大的价值：持续性和某种长远考虑———在和过去与未来的双重联系中。
编辑：谢谢你。
（本文译自《自由书简》，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
1996年9月12日星期四
亚当·米奇尼克：灰色是美丽的
（1996）
译者按：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Ira Katznelson的《自由主义扭曲的循环：给亚当·米奇尼克的书信》（1996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一书而写。该书获得当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迈克·汉瑞廷奖，和普林斯顿大学莱昂耐尔·特里林奖。
一
来自中欧的人们喜欢讲笑话。在很多年内，笑话给人们提供避难所。人们在被监禁和苏联统治下，于笑话的世界中，也能发出大笑。
从前，有两个到了不惑之年的人在一起打网球。结果球掉进了草丛中。在找球的过程中，一个人看见了一只青蛙。那青蛙对他发出一种人类的声音：“我是一只美丽的公主；被一个恶作剧的巫师施了魔法，变成了青蛙。如果你吻我，我将重新变为一个公主。我要嫁给你，你将成为一个王子，我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打球者把这青蛙放进了他的口袋，继续打球。过了一会儿，青蛙又开口对他说话，这回声音来自他的口袋：“先生，你把我忘记了？我是那个美丽的公主，变成了青蛙。如果你吻我，我将重新变为一个公主。我们将结婚，从此无忧无虑地生活。”而这回青蛙听到了回答：“亲爱的青蛙小姐，我完全相信你所说的。
但我已经到了这样的年纪，宁愿选择一只会说话的青蛙而不是一个新的妻子。“
这只青蛙就是中欧，正在敲开NATO和欧盟的大门。NATO还没有想好他们是否要吻这只青蛙。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是想要一只会说话的青蛙呢，还是一位新的妻子。
二
让我们跳过关于中欧边界界定的争论，来回忆匈牙利作家康诺德i所说的：“这就是生活在中欧的我们，从两次世界大战开始。”换句话说，这种多民族的组合——曾经被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奥特曼帝国所征服的地方，过去并且现在仍然是冲突和不稳定的一个根源。今天，中欧的人们面对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对他们来说，事情将会变得怎样？
十多年前，通过艺术家、哲学家和作家们的作品，中欧被人们想象成一个精神自由、充满着差异和宽容的地方。米兰·昆德拉创造了这个地方，用来对抗苏联统治这个事实。在盎格鲁－萨克逊表述为“苏联阵营国家”的这个地方，中欧被想象成一个民族平等、文化斑斓、由不同的语言、宗教、传统和特性所培育的家园。
这并不是无稽之谈，也不纯然是虚假的想象。米兰·昆德拉，还有哈维尔、康诺德和其他人，有充分证据向世界表明这个地区的文化遗产，这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互相杂糅在一起。同样，他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种多元化社会理念的实现——一个小型的多民族的欧洲——在较小的空间之内实现最大差异。这些作家们还有一个关于精神－政治策略的聪明观点：在面对其邻国的帝国胃口时，明显地弱小和无权的这些民族，正在从无权变为有权。这样，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地方：众多小民族、曾经被征服和压服、世世代代受奴役，如今正在将自己转变为一块富饶的土壤，而在这里也曾经诞生了罗伯特·缪塞、弗兰茨·卡夫卡、汤姆斯·马萨里克、卡尔·恰佩克、密支显维克、康拉德、辛格、爱因斯坦、科尔莱扎、塔他卡、米沃什、塞尔弗特、卡内蒂和莱维纳斯、尤奈斯库和卢卡奇。
这些小民族的王牌在于他们完全没有帝国的性格，因而造成了自由和宽容的天然同盟。二十年来和数世纪遭受压迫的环境造就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其特点是忠诚、自我嘲讽、执拗地坚持价值和有勇气相信罗曼蒂克的理想。在这里，民族的和公民的良心不是通过国家机构，而是作为人类契约的结果发展起来的；因而更容易发展出公民社会的理念。这个地区最大的文化差异将会是——和通常是——以自我保存作为反对种族或意识形态权力的最好武器。
“东欧”，巴别尔·托鲁泽克于1987年写道：“已经有它自己的王国，它出现在它生活的地方。这是一个精神的领域，但是也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今天，后雅尔塔一代的东欧人并不需要崇拜西方而能够去做——它赋予欧洲以新的命名。”
这是共产主义倒台以来七年的景象么？
三
共产主义像一部冷冻机。在一个充满激情、价值的冲突而形形色色的世界之上，盖上一层厚厚的冰。解冻的过程是逐步展开的，于是我们先看到美丽的花朵，很快立刻腐烂。先是柏林墙和平倒塌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而后则是92到93年之间，德国仇外浪潮的爆发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解。先是1989年令人难忘的“民族的秋天”，自由返回中欧，中欧返回历史。但是返回的不仅是自由和宽容，同时还有仇恨和不宽容，包括种族和宗教方面的不宽容。冲突——对于把这片土地仅仅看作苏联阵营的人们来说很难理解——重新返回生活。但是，这些冲突是原本就有的。它们被理解为这个多民族、多文化的世界，曾经经历了对民族权利的模糊晦涩，如今走向主权的经验：一个民族的权利通常对另一个民族的权利构成威胁，这会导致种族清洗。19世纪一位伟大的奥地利作家格里尔帕策ii曾经富有预言地警告过“从人道主义经由民族主义到达兽行”的道路。
四
亲爱的Ira：
我猜想对于美国读者来说，这些关于中欧民主想法的闲谈也许显得有点古怪。这种想法处于双重考验之中：被囚禁的考验和自由的考验。因而某些听起来显得语焉不详，而另外则是陈词滥调。然而对我来说，这些想法来自一种共同的激励：关于自由和民主秩序的充满激情的向往。
民主并不等同于自由。民主是写成法律条文的自由。自由如果不是由法律和传统加以限制，便是一条通往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对我这一代人来说，自由的道路开始于1968年。那一年成千上万的学生跑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反抗体制。在柏克莱、巴黎和西欧的那些造反学生与出现在华沙和布拉格的学生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命名么？粗粗一瞥，他们是完全不同的现象。柏克莱和巴黎的学生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秩序，而布拉格和华沙的学生为争取由资产阶级民主所担保的自由而斗争。更有甚者，柏克莱和巴黎的学生迷醉于共产主义前景，迷醉于毛泽东的革命修辞学，而这些东西对布拉格和华沙的学生来说已经足够了。
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存在着共同的纽带：反权威的精神，一种解放感，相信“去做一个现实主义者意味着不可能”。造反的要求根治于相信“只要世界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就不该死在自己的床上”。“现在这个样子的世界”意味着一个不公正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1968年的造反，根植于对于正义的要求：通向自由和面包、真理和权力的需要。造反中有精彩的将人提升的东西，他们不只转变为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但是也存在一些可怕的东西于其中：对于大学、图书馆的摧残破坏，以粗暴无礼的口号代替理性的思考，还有——暴力、恐怖主义、政治上的谋杀。
所有这些都属于1968年的遗产。
当时我们都以社会主义者和左派人士自居。而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惯用语会引起我内心深深的反感？为什么我不认同任何宏伟的意识形态？我相信，在这里存在着和我的美国朋友之间许多争论的根源。但是很有可能，这种争论更多地有关语言而非理念。我曾经问哈贝马斯：“在六十年代倾向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信仰中，我们留下来什么？”他的回答是：“激进民主。”因为这个概念接近我，我将试图以我的方式解释它。
五
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有着强劲的敌手。我们可以用“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象征性的词来为之命名。对保守派来说，民主的秩序是传统的负面——是由贪得无厌的虚无主义所导致的基督教精神的溃退：是相对主义战胜了经过考验的和绝对的价值世界。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产生永久的不平等和非正义的制度，并富有伪装性。保守派视人为野兽般的存在，不可能由理性的呼唤所支配。只有强有力的制度才能将其约束。相比之下，社会主义视人为善良的存在，是非人道的社会条件将其憋为动物般的举止。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都反对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之上的自由运作，反对建立在财富和金钱的统治之上的自由秩序。
保守主义认为，这种自由主义解放了人内在动物性的贪婪，而社会主义认为这种秩序实际上呼唤一种动物性的挑衅，于是就建立起了两种宏伟的乌托邦：一种是回溯性的，一种是展望性的；保守主义的乌托邦建立在等级制度的和谐上面，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建立在平等的社会和谐上面。人们可以讨论二十世纪的两种极权主义与这两个乌托邦之间的联系，可以讨论布尔什维克是否乞灵于社会主义理想，抑或社会主义理想是否给布尔什维克主义提供了精神方面和政治上的论据。
人们也可以尝试探讨法西斯主义是否运用了保守派的反自由的论辩，是否运用了回到前工业价值世界的保守派梦想，或者保守派是否视法西斯主义为使得自身免遭毁灭的救赎之途。但是无疑这种联系是存在的，尽管我们可能在保守派中发现反法西斯的反对派，也可能在社会主义者中发现最坚定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
这两种反自由乌托邦的顶峰变成了极权主义制度。我在其中的一个生活了四十年，但是我学会了对两者都不信任。
六
为什么我们反对共产主义？为什么我们宁愿变成一个较小的、受约束的少数派，而不愿加入更大多数人生活于其中的极权主义专制的世界？
当然，我们反对共产主义有好几个不同的原因：它是一个谎言，而我们要寻找真相；共产主义意味着遵守一致，我们要求真实；共产主义意味着奴化、恐怖和审查制度，我们要求自由；共产主义是对传统和民族特性的持续攻击，而我们想坚持自身传统和民族特性；共产主义是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而我们相信平等和公正；共产主义搞一种荒唐的匮乏的经济，而我们寻求理性的、有效的和富裕的道路；共产主义是对宗教的迫害，而我们视良心自由为一项基本人权。因此我们反对共产主义的这些理由，对一个保守派、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一个自由派也是同样适用的。以这种方式，一个特殊的联盟的理念出现了，这就是克拉科夫斯基在他著名的文章《如何当一个保守派－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而这个联盟随着共产主义一起崩塌。但是在崩塌之前，这个联盟用一种特殊的道德绝对主义的语调作为其公开论辩中的标记。
道德绝对主义的反对派要求我们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邪恶，是邪恶帝国。是我们时代的恶魔，因而反对共产主义制度自然是某种善良、崇高和美丽的行为。民主的反对派在妖魔化共产主义的同时也将自身天使化。我知道自己此刻说的什么意思，因为这种道德绝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并不为这样的经验感到愧疚，也不需要对此愧疚。抵抗极权主义专制世界是去冒险，甚至是去牺牲，不只是个人的安全，也包括朋友和家庭的安全。人们不得不相信：“人类生活是一场严肃的游戏”，正如一位共产主义时期的教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每一天你都必须在可能付出的代价面前做出选择。这些决定并不是学院式争论的结果，其道德行动通常要付出坐牢的代价，或者毁灭事业。对于活跃的持异议者来说，这种形势创造了一种气氛，更适合严酷和要求价值判断。
他们认同人道的价值（humanistic values）但却生活在英雄的价值（heroic values）
之中，认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忠诚于一个人自身的特性：忠诚于来自民主的反对派的朋友，忠诚于教会和传统。鲍格丹·采维斯基写道：“弱小的一边，总是处于围攻之中。”多年来为捍卫绝对价值而反抗的最突出的见证有索尔任尼琴、哈维尔和赫伯特。赫伯特写道：“让嘲笑成为你的姐妹永不离弃你，永不屈服于告密者刽子手懦夫——他们会赢的iii.”
而最后赢得社会的是我们。但是对于这些道德绝对主义者来说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也是一件苦恼的事情，哪怕只出现一瞬间。
七
对于反对专制的个人和团体来说，道德绝对主义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对于在极权专制的废墟上建立民主程序来说，却是一种弱小的力量。在这里，不再存在一个正义的、融洽的和完美的乌托邦，也不再有道德绝对主义的位置。这两者都变成了过时的或者虚伪的，两者都对民主秩序构成威胁。因为民主世界通常是一个不完善的世界。它是在极权主义必然性世界（当然幸运的是它也非完善）
崩塌之后来到的自由世界（有罪的、腐败的和虚弱的）。
这个世界不仅迫使反极权的联盟崩溃，而且暴露出它们互相矛盾的心理。平均主义者发现自己与自由经济原则相冲突；而保守主义者则挑战自由宽容的精神。社会主义者、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解决所出现的种种悖论。其中包括：如何对待共产党人的过去、市场经济的模式、建立国家的基本原则以及在新现实中教会和宗教价值的位置。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关键在于给予贪婪的市场经济一副人性面孔，保护这个社会中最贫困的阶层，从世俗的方面考虑国家的性质，以及宽容不同的信仰和民族。保守派希望返回到民族宗教信条的延续上去，寻求以宗教来覆盖这个国家的政体和制度；它要警告来自自由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的威胁；对于旧体制中的人们，它要求采取一种严厉的对待。
自由主义者会说，经济是第一位的：经济的增长、清晰的市场规则、关于税收、私有化和可流通货币的稳定制度。它是一个宽容国家理念的谨慎捍卫者——在对待教会、少数民族、邻国和过去，都采取一种谨慎的立场。问题还在于，上述任何一种立场，都将在一种新的语境，一种从未有过的、民粹主义的、仍然是不可命名的意识形态中展开。其中夹杂少许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平均主义和教权主义。这些口号伴随着来自启蒙的意识形态和来自道德绝对主义的激烈批评。与此同时，怀旧情绪也出现了——这令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派都感到十分惊讶。怀念在“共产主义时代”的安全保险，正如有人说的：“国家假装给人们付钱，人们假装在干活。”
人们必须知道这个上下文，才能去理解新近后共产主义民主的悖论。涉及到共产主义的过去，分成了正义的代言人与和解的代言人两派的争论。前者要求对有罪的党员进行按部就班的惩罚，而后者则在未来挑战的民意之下提出民族和解的进程。两者都采取了一种夸张的形式；前者尽可能要求对共产主义体制中的成员进行甄别，后者的行为好像他们忘掉了专制制度甚至存在过。我的态度是：“大赦，好吧；遗忘，不可能。”结果这种态度对民主的反对派来说是很困难的。
争论起于采取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模式而引起的社会冲突形式。在这场争论中，社会主义和保守派都批评自由派的转型政策。失业、社会悬殊、雇员的失落，所有这些都延缓了改革进程。争论也发生在国家的形式方面——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个公民国家？结果表明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尤其是在一个多民族地区，刚刚从长时期的奴役中重获独立。
保守派党人强调要求重建若干年被官方“去民族化”所破坏掉的种族的连接；持公民立场的人竭力保护基本的民主信念，反对不宽容的沙文主义的侵犯。而教会，经过若干年压抑之后重新回到公共争论中来。在一个共同体中，民族特性通常伴随着宗教特性，因而存在着一个理所当然的诱惑，赋予新生的国家以宗教特性。教会呼吁一个伴随着宗教道德规范的政体，及其处罚法规。争论还在于对于堕胎的处罚，这个古典的争论关系到这个国家基本的价值观。认为堕胎是可以接受的人，是否意味着谋杀尚未出生的孩子？视堕胎为有罪，是否构成妇女有权决定自己怀孕的基本权利的侵犯？而每一种争论都伴随着一种十分激烈的情绪，并始终诉诸于某种道德争论，战争宣传的语言也用上了。两个相反价值的世界互相对抗：一方面是实用主义的，通常渗透着旧体制中人民的腐败和犬儒主义；另一方面是保守派价值的，那些长时期处于爱国主义世界中的人们，在近些年中着力于反对共产主义。而此时，反对压迫的前英雄们显示了他们的第二幅面孔：不宽容、狂热和抵制新的现代化的观念。这就是后共产主义民主世界中依次出现的事件。
八
争论的各方都不构成对民主的致命威胁，说到底这都是些常规性的争论，而真正构成威胁的是，争论的各方强化自己的立场，把自己的位置绝对化，使协商不可能，因而很容易瓦解民主国家的进程。因为激进运动——不管是在黑色还是红色的旗号之下——都乐于利用民主的进程和机构来扼杀它。实际上民主既不是黑色也不是红色。民主是灰色的，只有相当艰巨才能建立起来。其品质和爱好最好被认为是——在通往红色或者黑色的激进观点压力之下所丧失的那些东西。民主并不是那么一贯正确的，因而其争论的各方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会令自身被操纵，并且在反对腐败时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它通常选择平庸而不是出类拔萃，选择机灵而不是崇高，选择空洞的许诺而不是真正的胜任。民主是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持续的衔接，是各种利益之间孜孜不倦地寻求妥协，是各种激情、情绪、仇恨和希望的市场，是永远的不完善，是罪人、圣徒和猴子把戏的大杂烩。
这就是为什么寻求道德国家和完美社会的人们不喜欢民主。
但是只有民主有能力向自己提问，也只有民主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相比之下不管是红色专制还是黑色专制都毁灭了人的创造能力；它们消灭了人类生活的爱好趣味，最终也杀死了生活本身。只有灰色的民主，拥有人权和公民社会的机构，有可能以争论来代替武器。
九
民主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中，公民们可以相聚和合作而不管其信仰、民族及意识形态如何。今天古典的意识形态立场，，比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税收、医疗改革或保险方面不能主宰公共争论。但是争论的每一方都存在一种需要——社会主义的对于最贫困者关怀、保守主义对于传统的保护和自由主义对于效率和增长的思考，其中每一种思考都需要民主的政治。正是它们赋予我们的生活以色彩和多样性；正是它们给我们准备了选择的能力；正是因为它们的互相矛盾使得我们能够承受自相矛盾、实验、改变观点和更换政府所付出的代价。
不同的原教旨主义者谴责民主的道德相对主义，好像国家应该成为善的保护者。但是不，我们是灰色民主的保护者，并没有授予国家这种权力。我们希望人类的美德由人类良心来保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灰色是美丽的。
这就是一只来自中欧的青蛙所讲述的。
注释：
i Gyorgy Knorad，1933——，匈牙利社会学家、小说家和随笔作家，曾经参加过1956年匈牙利起义，当过编辑，在文学研究机构供职多年。1973年因写政治文章失掉工作后，经常在国外访问，获得多项国际奖项。除了小说外，重要的著作有《反政治》、《看不见的声音》。
ii Grillparzer，1791－1872，奥地利剧作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作品以德国古典主义和丰富的抒情性相结合，主要剧作有历史剧《国王奥托卡的胜衰》、爱情悲剧《海涛和爱浪》等。——译者注
iii 该句诗来自赫伯特的诗集《柯思多先生》中《柯思多先生的献辞》一首，译诗来自唐浩先生。
译者按：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Ira Katznelson的《自由主义扭曲的循环：给亚当·米奇尼克的书信》（1996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一书而写。该书获得当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迈克·汉瑞廷奖，和普林斯顿大学莱昂耐尔·特里林奖。
一
来自中欧的人们喜欢讲笑话。在很多年内，笑话给人们提供避难所。人们在被监禁和苏联统治下，于笑话的世界中，也能发出大笑。
从前，有两个到了不惑之年的人在一起打网球。结果球掉进了草丛中。在找球的过程中，一个人看见了一只青蛙。那青蛙对他发出一种人类的声音：“我是一只美丽的公主；被一个恶作剧的巫师施了魔法，变成了青蛙。如果你吻我，我将重新变为一个公主。我要嫁给你，你将成为一个王子，我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打球者把这青蛙放进了他的口袋，继续打球。过了一会儿，青蛙又开口对他说话，这回声音来自他的口袋：“先生，你把我忘记了？我是那个美丽的公主，变成了青蛙。如果你吻我，我将重新变为一个公主。我们将结婚，从此无忧无虑地生活。”而这回青蛙听到了回答：“亲爱的青蛙小姐，我完全相信你所说的。
但我已经到了这样的年纪，宁愿选择一只会说话的青蛙而不是一个新的妻子。“
这只青蛙就是中欧，正在敲开NATO和欧盟的大门。NATO还没有想好他们是否要吻这只青蛙。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是想要一只会说话的青蛙呢，还是一位新的妻子。
二
让我们跳过关于中欧边界界定的争论，来回忆匈牙利作家康诺德i所说的：“这就是生活在中欧的我们，从两次世界大战开始。”换句话说，这种多民族的组合——曾经被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奥特曼帝国所征服的地方，过去并且现在仍然是冲突和不稳定的一个根源。今天，中欧的人们面对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对他们来说，事情将会变得怎样？
十多年前，通过艺术家、哲学家和作家们的作品，中欧被人们想象成一个精神自由、充满着差异和宽容的地方。米兰·昆德拉创造了这个地方，用来对抗苏联统治这个事实。在盎格鲁－萨克逊表述为“苏联阵营国家”的这个地方，中欧被想象成一个民族平等、文化斑斓、由不同的语言、宗教、传统和特性所培育的家园。
这并不是无稽之谈，也不纯然是虚假的想象。米兰·昆德拉，还有哈维尔、康诺德和其他人，有充分证据向世界表明这个地区的文化遗产，这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互相杂糅在一起。同样，他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种多元化社会理念的实现——一个小型的多民族的欧洲——在较小的空间之内实现最大差异。这些作家们还有一个关于精神－政治策略的聪明观点：在面对其邻国的帝国胃口时，明显地弱小和无权的这些民族，正在从无权变为有权。这样，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地方：众多小民族、曾经被征服和压服、世世代代受奴役，如今正在将自己转变为一块富饶的土壤，而在这里也曾经诞生了罗伯特·缪塞、弗兰茨·卡夫卡、汤姆斯·马萨里克、卡尔·恰佩克、密支显维克、康拉德、辛格、爱因斯坦、科尔莱扎、塔他卡、米沃什、塞尔弗特、卡内蒂和莱维纳斯、尤奈斯库和卢卡奇。
这些小民族的王牌在于他们完全没有帝国的性格，因而造成了自由和宽容的天然同盟。二十年来和数世纪遭受压迫的环境造就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其特点是忠诚、自我嘲讽、执拗地坚持价值和有勇气相信罗曼蒂克的理想。在这里，民族的和公民的良心不是通过国家机构，而是作为人类契约的结果发展起来的；因而更容易发展出公民社会的理念。这个地区最大的文化差异将会是——和通常是——以自我保存作为反对种族或意识形态权力的最好武器。
“东欧”，巴别尔·托鲁泽克于1987年写道：“已经有它自己的王国，它出现在它生活的地方。这是一个精神的领域，但是也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今天，后雅尔塔一代的东欧人并不需要崇拜西方而能够去做——它赋予欧洲以新的命名。”
这是共产主义倒台以来七年的景象么？
三
共产主义像一部冷冻机。在一个充满激情、价值的冲突而形形色色的世界之上，盖上一层厚厚的冰。解冻的过程是逐步展开的，于是我们先看到美丽的花朵，很快立刻腐烂。先是柏林墙和平倒塌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而后则是92到93年之间，德国仇外浪潮的爆发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解。先是1989年令人难忘的“民族的秋天”，自由返回中欧，中欧返回历史。但是返回的不仅是自由和宽容，同时还有仇恨和不宽容，包括种族和宗教方面的不宽容。冲突——对于把这片土地仅仅看作苏联阵营的人们来说很难理解——重新返回生活。但是，这些冲突是原本就有的。它们被理解为这个多民族、多文化的世界，曾经经历了对民族权利的模糊晦涩，如今走向主权的经验：一个民族的权利通常对另一个民族的权利构成威胁，这会导致种族清洗。19世纪一位伟大的奥地利作家格里尔帕策ii曾经富有预言地警告过“从人道主义经由民族主义到达兽行”的道路。
四
亲爱的Ira：
我猜想对于美国读者来说，这些关于中欧民主想法的闲谈也许显得有点古怪。这种想法处于双重考验之中：被囚禁的考验和自由的考验。因而某些听起来显得语焉不详，而另外则是陈词滥调。然而对我来说，这些想法来自一种共同的激励：关于自由和民主秩序的充满激情的向往。
民主并不等同于自由。民主是写成法律条文的自由。自由如果不是由法律和传统加以限制，便是一条通往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对我这一代人来说，自由的道路开始于1968年。那一年成千上万的学生跑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反抗体制。在柏克莱、巴黎和西欧的那些造反学生与出现在华沙和布拉格的学生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命名么？粗粗一瞥，他们是完全不同的现象。柏克莱和巴黎的学生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秩序，而布拉格和华沙的学生为争取由资产阶级民主所担保的自由而斗争。更有甚者，柏克莱和巴黎的学生迷醉于共产主义前景，迷醉于毛泽东的革命修辞学，而这些东西对布拉格和华沙的学生来说已经足够了。
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存在着共同的纽带：反权威的精神，一种解放感，相信“去做一个现实主义者意味着不可能”。造反的要求根治于相信“只要世界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就不该死在自己的床上”。“现在这个样子的世界”意味着一个不公正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1968年的造反，根植于对于正义的要求：通向自由和面包、真理和权力的需要。造反中有精彩的将人提升的东西，他们不只转变为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但是也存在一些可怕的东西于其中：对于大学、图书馆的摧残破坏，以粗暴无礼的口号代替理性的思考，还有——暴力、恐怖主义、政治上的谋杀。
所有这些都属于1968年的遗产。
当时我们都以社会主义者和左派人士自居。而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惯用语会引起我内心深深的反感？为什么我不认同任何宏伟的意识形态？我相信，在这里存在着和我的美国朋友之间许多争论的根源。但是很有可能，这种争论更多地有关语言而非理念。我曾经问哈贝马斯：“在六十年代倾向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信仰中，我们留下来什么？”他的回答是：“激进民主。”因为这个概念接近我，我将试图以我的方式解释它。
五
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有着强劲的敌手。我们可以用“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象征性的词来为之命名。对保守派来说，民主的秩序是传统的负面——是由贪得无厌的虚无主义所导致的基督教精神的溃退：是相对主义战胜了经过考验的和绝对的价值世界。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产生永久的不平等和非正义的制度，并富有伪装性。保守派视人为野兽般的存在，不可能由理性的呼唤所支配。只有强有力的制度才能将其约束。相比之下，社会主义视人为善良的存在，是非人道的社会条件将其憋为动物般的举止。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都反对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之上的自由运作，反对建立在财富和金钱的统治之上的自由秩序。
保守主义认为，这种自由主义解放了人内在动物性的贪婪，而社会主义认为这种秩序实际上呼唤一种动物性的挑衅，于是就建立起了两种宏伟的乌托邦：一种是回溯性的，一种是展望性的；保守主义的乌托邦建立在等级制度的和谐上面，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建立在平等的社会和谐上面。人们可以讨论二十世纪的两种极权主义与这两个乌托邦之间的联系，可以讨论布尔什维克是否乞灵于社会主义理想，抑或社会主义理想是否给布尔什维克主义提供了精神方面和政治上的论据。
人们也可以尝试探讨法西斯主义是否运用了保守派的反自由的论辩，是否运用了回到前工业价值世界的保守派梦想，或者保守派是否视法西斯主义为使得自身免遭毁灭的救赎之途。但是无疑这种联系是存在的，尽管我们可能在保守派中发现反法西斯的反对派，也可能在社会主义者中发现最坚定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
这两种反自由乌托邦的顶峰变成了极权主义制度。我在其中的一个生活了四十年，但是我学会了对两者都不信任。
六
为什么我们反对共产主义？为什么我们宁愿变成一个较小的、受约束的少数派，而不愿加入更大多数人生活于其中的极权主义专制的世界？
当然，我们反对共产主义有好几个不同的原因：它是一个谎言，而我们要寻找真相；共产主义意味着遵守一致，我们要求真实；共产主义意味着奴化、恐怖和审查制度，我们要求自由；共产主义是对传统和民族特性的持续攻击，而我们想坚持自身传统和民族特性；共产主义是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而我们相信平等和公正；共产主义搞一种荒唐的匮乏的经济，而我们寻求理性的、有效的和富裕的道路；共产主义是对宗教的迫害，而我们视良心自由为一项基本人权。因此我们反对共产主义的这些理由，对一个保守派、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一个自由派也是同样适用的。以这种方式，一个特殊的联盟的理念出现了，这就是克拉科夫斯基在他著名的文章《如何当一个保守派－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而这个联盟随着共产主义一起崩塌。但是在崩塌之前，这个联盟用一种特殊的道德绝对主义的语调作为其公开论辩中的标记。
道德绝对主义的反对派要求我们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邪恶，是邪恶帝国。是我们时代的恶魔，因而反对共产主义制度自然是某种善良、崇高和美丽的行为。民主的反对派在妖魔化共产主义的同时也将自身天使化。我知道自己此刻说的什么意思，因为这种道德绝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并不为这样的经验感到愧疚，也不需要对此愧疚。抵抗极权主义专制世界是去冒险，甚至是去牺牲，不只是个人的安全，也包括朋友和家庭的安全。人们不得不相信：“人类生活是一场严肃的游戏”，正如一位共产主义时期的教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每一天你都必须在可能付出的代价面前做出选择。这些决定并不是学院式争论的结果，其道德行动通常要付出坐牢的代价，或者毁灭事业。对于活跃的持异议者来说，这种形势创造了一种气氛，更适合严酷和要求价值判断。
他们认同人道的价值（humanistic values）但却生活在英雄的价值（heroic values）
之中，认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忠诚于一个人自身的特性：忠诚于来自民主的反对派的朋友，忠诚于教会和传统。鲍格丹·采维斯基写道：“弱小的一边，总是处于围攻之中。”多年来为捍卫绝对价值而反抗的最突出的见证有索尔任尼琴、哈维尔和赫伯特。赫伯特写道：“让嘲笑成为你的姐妹永不离弃你，永不屈服于告密者刽子手懦夫——他们会赢的iii.”
而最后赢得社会的是我们。但是对于这些道德绝对主义者来说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也是一件苦恼的事情，哪怕只出现一瞬间。
七
对于反对专制的个人和团体来说，道德绝对主义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对于在极权专制的废墟上建立民主程序来说，却是一种弱小的力量。在这里，不再存在一个正义的、融洽的和完美的乌托邦，也不再有道德绝对主义的位置。这两者都变成了过时的或者虚伪的，两者都对民主秩序构成威胁。因为民主世界通常是一个不完善的世界。它是在极权主义必然性世界（当然幸运的是它也非完善）
崩塌之后来到的自由世界（有罪的、腐败的和虚弱的）。
这个世界不仅迫使反极权的联盟崩溃，而且暴露出它们互相矛盾的心理。平均主义者发现自己与自由经济原则相冲突；而保守主义者则挑战自由宽容的精神。社会主义者、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解决所出现的种种悖论。其中包括：如何对待共产党人的过去、市场经济的模式、建立国家的基本原则以及在新现实中教会和宗教价值的位置。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关键在于给予贪婪的市场经济一副人性面孔，保护这个社会中最贫困的阶层，从世俗的方面考虑国家的性质，以及宽容不同的信仰和民族。保守派希望返回到民族宗教信条的延续上去，寻求以宗教来覆盖这个国家的政体和制度；它要警告来自自由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的威胁；对于旧体制中的人们，它要求采取一种严厉的对待。
自由主义者会说，经济是第一位的：经济的增长、清晰的市场规则、关于税收、私有化和可流通货币的稳定制度。它是一个宽容国家理念的谨慎捍卫者——在对待教会、少数民族、邻国和过去，都采取一种谨慎的立场。问题还在于，上述任何一种立场，都将在一种新的语境，一种从未有过的、民粹主义的、仍然是不可命名的意识形态中展开。其中夹杂少许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平均主义和教权主义。这些口号伴随着来自启蒙的意识形态和来自道德绝对主义的激烈批评。与此同时，怀旧情绪也出现了——这令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派都感到十分惊讶。怀念在“共产主义时代”的安全保险，正如有人说的：“国家假装给人们付钱，人们假装在干活。”
人们必须知道这个上下文，才能去理解新近后共产主义民主的悖论。涉及到共产主义的过去，分成了正义的代言人与和解的代言人两派的争论。前者要求对有罪的党员进行按部就班的惩罚，而后者则在未来挑战的民意之下提出民族和解的进程。两者都采取了一种夸张的形式；前者尽可能要求对共产主义体制中的成员进行甄别，后者的行为好像他们忘掉了专制制度甚至存在过。我的态度是：“大赦，好吧；遗忘，不可能。”结果这种态度对民主的反对派来说是很困难的。
争论起于采取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模式而引起的社会冲突形式。在这场争论中，社会主义和保守派都批评自由派的转型政策。失业、社会悬殊、雇员的失落，所有这些都延缓了改革进程。争论也发生在国家的形式方面——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个公民国家？结果表明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尤其是在一个多民族地区，刚刚从长时期的奴役中重获独立。
保守派党人强调要求重建若干年被官方“去民族化”所破坏掉的种族的连接；持公民立场的人竭力保护基本的民主信念，反对不宽容的沙文主义的侵犯。而教会，经过若干年压抑之后重新回到公共争论中来。在一个共同体中，民族特性通常伴随着宗教特性，因而存在着一个理所当然的诱惑，赋予新生的国家以宗教特性。教会呼吁一个伴随着宗教道德规范的政体，及其处罚法规。争论还在于对于堕胎的处罚，这个古典的争论关系到这个国家基本的价值观。认为堕胎是可以接受的人，是否意味着谋杀尚未出生的孩子？视堕胎为有罪，是否构成妇女有权决定自己怀孕的基本权利的侵犯？而每一种争论都伴随着一种十分激烈的情绪，并始终诉诸于某种道德争论，战争宣传的语言也用上了。两个相反价值的世界互相对抗：一方面是实用主义的，通常渗透着旧体制中人民的腐败和犬儒主义；另一方面是保守派价值的，那些长时期处于爱国主义世界中的人们，在近些年中着力于反对共产主义。而此时，反对压迫的前英雄们显示了他们的第二幅面孔：不宽容、狂热和抵制新的现代化的观念。这就是后共产主义民主世界中依次出现的事件。
八
争论的各方都不构成对民主的致命威胁，说到底这都是些常规性的争论，而真正构成威胁的是，争论的各方强化自己的立场，把自己的位置绝对化，使协商不可能，因而很容易瓦解民主国家的进程。因为激进运动——不管是在黑色还是红色的旗号之下——都乐于利用民主的进程和机构来扼杀它。实际上民主既不是黑色也不是红色。民主是灰色的，只有相当艰巨才能建立起来。其品质和爱好最好被认为是——在通往红色或者黑色的激进观点压力之下所丧失的那些东西。民主并不是那么一贯正确的，因而其争论的各方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会令自身被操纵，并且在反对腐败时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它通常选择平庸而不是出类拔萃，选择机灵而不是崇高，选择空洞的许诺而不是真正的胜任。民主是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持续的衔接，是各种利益之间孜孜不倦地寻求妥协，是各种激情、情绪、仇恨和希望的市场，是永远的不完善，是罪人、圣徒和猴子把戏的大杂烩。
这就是为什么寻求道德国家和完美社会的人们不喜欢民主。
但是只有民主有能力向自己提问，也只有民主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相比之下不管是红色专制还是黑色专制都毁灭了人的创造能力；它们消灭了人类生活的爱好趣味，最终也杀死了生活本身。只有灰色的民主，拥有人权和公民社会的机构，有可能以争论来代替武器。
九
民主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中，公民们可以相聚和合作而不管其信仰、民族及意识形态如何。今天古典的意识形态立场，，比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税收、医疗改革或保险方面不能主宰公共争论。但是争论的每一方都存在一种需要——社会主义的对于最贫困者关怀、保守主义对于传统的保护和自由主义对于效率和增长的思考，其中每一种思考都需要民主的政治。正是它们赋予我们的生活以色彩和多样性；正是它们给我们准备了选择的能力；正是因为它们的互相矛盾使得我们能够承受自相矛盾、实验、改变观点和更换政府所付出的代价。
不同的原教旨主义者谴责民主的道德相对主义，好像国家应该成为善的保护者。但是不，我们是灰色民主的保护者，并没有授予国家这种权力。我们希望人类的美德由人类良心来保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灰色是美丽的。
这就是一只来自中欧的青蛙所讲述的。
注释：
i Gyorgy Knorad，1933——，匈牙利社会学家、小说家和随笔作家，曾经参加过1956年匈牙利起义，当过编辑，在文学研究机构供职多年。1973年因写政治文章失掉工作后，经常在国外访问，获得多项国际奖项。除了小说外，重要的著作有《反政治》、《看不见的声音》。
ii Grillparzer，1791－1872，奥地利剧作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作品以德国古典主义和丰富的抒情性相结合，主要剧作有历史剧《国王奥托卡的胜衰》、爱情悲剧《海涛和爱浪》等。——译者注
iii 该句诗来自赫伯特的诗集《柯思多先生》中《柯思多先生的献辞》一首，译诗来自唐浩先生。
1991年6月30日星期日
亚当·米奇尼克：后共产主义的奇特纪元——访谈瓦茨拉夫·哈维尔
（1991）
（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一、如何对待过去？作为个人，倾向于不追究，但无权宣布一个全国性的大赦。
哈维尔：亚当，好像你要审讯我三个小时。
米奇尼克：对了。
哈维尔：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谈上三个小时。
米奇尼克：你很有经验，因为你曾经多次接受长时间的审讯。三个小时对你这样的一个老牌重罪犯来说，不算什么。
天鹅绒革命已经两年，1989年也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日，共产主义在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崩溃。我记得1989年夏天在布拉格，在赫瑞达克（Hradecek）访问你，对你说你要当总统。你认为共产主义永远被推翻了，还是可能卷土重来？共产主义有可能复辟吗？
哈维尔：我想全球共产主义复辟，重返勃列日涅夫或斯大林时代这不可能。
这个过程不可能倒转。然而，地方性的复辟有可能。我可以想象以一种略有不同的共产主义统治的存在。在这里或者那里，比如在苏联共和国的某个地区之一，党的核心阶层也许经由更加民族化的色彩打扮之后，运用先前党的统治集团创造出与前制度相似的东西。这种地方性的复辟是可行的，但是作为一个帝国或集团的整体是永远逝去了，历史不可能倒退。
米奇尼克：这里的一切——人民和制度——都曾经属于旧政权，你怎样看待这里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
哈维尔：我认为对于整个后共产主义时代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这里的人们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创造了这个政权，那些在沉默中忍受的人们，所有我们这些无意识地使自己与之适应的人们，我们仍然在这里。我们从上一个时代继承了这些巨大的、中心化的、垄断的国家企业和一个充斥着官僚的国家管理机构。这就是后共产主义世界现在必须要对付的数不清问题和麻烦的源泉。它不是唯一的问题，而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反对与旧政权有牵连的特殊人物或其他代表这不成问题。但最重要的是，与普通公民的习惯作斗争。他们的确痛恨极权主义制度，但是同时，他们整个生活于其中，怨恨自己，他们习惯于这样做。他们习惯于这样的事实——在他之前，隐隐呈现着掌握一切大权和对所有事情负责的国家。他们认同一种家长制的态度对待这个国家，这不是一夜之间能够消失的。你不可能一下子根除所有由旧制度若干年培养起来的坏习惯。这份强有力的、麻烦的遗产是后共产主义世界，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麻烦问题的来源。
米奇尼克：有两套不同的象征性表述用于对待与共产主义有牵连的人们。一种是波兰提出的“粗线条政策”。塔·马佐维耶茨基在他作为总理发表首次演讲时，用了这个概念。他谈到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划出一个粗线条，同时说评价旧政府官员只有一条标准即他们的能力和对新政府效忠。对一些人来说，这提供了一个根据——谴责他运用“粗线条政策”是要保护共产主义罪犯和窃贼。第二种态度就是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提出的“祛除”。这是对待这个问题的两种极端的态度，你怎样看由马佐维耶茨基提出的粗线条哲学和倡导祛除的原则？
哈维尔：这是另外一个主要问题。你不能不触及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腹背受敌的过程。我想这两种态度在其极端形式中都是错误的。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我们不把自己放在与过去的联系中，我们将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是很重要的。
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切除脓肿而它们还要继续化脓并毒化全身。对我来说，把它们切除和看到正义的实现，这是正当和自然的。
然而同时，我们也不能打开无法无天的复仇和迫害之门，这会出现我们稍后才谈到的另外一番景象，这种态度在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出现过好几次。我记得战后不同的复仇者，其中最积极的人通常是私下里有着最不可外扬的勾当。我想这种要求是危险的——公布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和秘密警察有联系的人的名字，而不管是什么时候或为了什么。它是一枚随时可以爆炸的定时炸弹，以一种非法的、不公正的方式再次毒害整个政治气氛。
关键是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文化的、文明的立场而不是逃避过去。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过去，给它们命名，作出结论和实行正义。但是我们必须诚恳地去做，有节制和得当，宽宏大量和富有想象力。如果是面对忏悔和表达悔恨，必须有宽恕的空间。
因此，我个人倾向于一种人道的立场，而不是新一轮的迫害和恐惧。人们在四十年中恐惧安全部门，他们必然不希望为自己过去做过什么事情被挖出来之后而在下个十年处于恐惧之中。说到底，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否偶然地卷入了某些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对我们的祛除法采取保留和公开呼吁议会修正它。
米奇尼克：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吧。昨天我在布拉格听说，祛除过程威胁到著名哲学家卡罗尔·科采克（Karel Kosik），在布拉格之春中他曾经受迫害和被判有罪，陷入沉默多年。他将要为发生在二十多年之前的事情而受到起诉，1968年他是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你怎样看待这件事？
哈维尔：允许我先做点解释。这项法律通常被看作祛除法，它实际上的范围要比这宽泛得多，不只是涉及祛除。“祛除”这个概念涉及到检审在内务部存档的某人是否是这个部门的合作者。同时，这项法律在五年之内禁止一个范围的人进入公共机构。这些人包括过去四十年内“人民民兵”的成员，1948年和1968年期间共产党正式委员会的成员，或者是某地区的委员会中非同一般的党的积极分子。这是一个例外：在1968年2月和1969年期间党的官员除外。我想卡罗尔·科采克（Karel Kosik）是包含在这些例外的人们当中的，尽管作为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他曾是正式委员会的成员，1948年被大学开除。
总的来说，我相信这项法令是非常严厉和不公正的。例如，某人在三十年前的某日成为“人民民兵”的成员，就足以阻止他取得某些位置。但这也适用于这样的民兵，他们在1968年（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期间）于Vysocany抵抗苏军入侵。我并不是说这些人占大多数，但是他们是有重大价值的少数人。从道德的观点看来，即使只有一个无辜的人成为这项法律的受害者，我也认为这是一项坏的法律。因此，准确地说，不能运用一种集体罪责的原则而只能判断每个人的具体行为。
我给联邦议会提出修正案设想某人可以将他的情况上诉法院，法院可以宣称某个人适合某个位置，因为某个针对他个人的特殊境遇。比如，假如他后来长期为人权而奋斗，法庭将有权宣布他的实际贡献而抵消了他在某个时期属于这个或者那个组织机构的罪过。有这种情况，人们被迫合作，或者是地下组织的成员被委派和政权打交道，可以想象得出五十年代有许多这样的情况。
米奇尼克：这儿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我听说斯洛伐克议会发言人伊万·卡诺古尔西（Ivan Carnogursy）指控前总理弗拉迪米尔·马塞尔（Vladimir Meciar）曾经和安全部门合作，而马塞尔（Mecia）对卡诺古尔西（Carnogursy）提出同样的指控。在这种争论中，唯一有能力仲裁的是了解真相的某个人，换句话说，是安全部门的某个上校：对我来说，如果要安全部门的上校开始发放道德执照，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荒谬的境地。
哈维尔：是的，是这样。在我给议会的信中已经指出这一点。在一个民主国家，人们是否适合某些位置的最高和最后的标准会在安全部门的内部文件中找到，这真是疯了。
米奇尼克：扬·卡文（Jan kavan）的情况在国外引起了不安。一个帮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的前流亡者，在他回到祖国之后，因为曾经和安全部门合作而受到谴责。我听说上周你卖弄般地和卡文（kavan）去了一家饭店，于是所有的人都看见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哈维尔：是的，我在一家饭店和他见面，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我和他见面是因为我们共同的朋友彼得·乌尔（Petr Uhl）要求我和他谈谈，听听他那一方面的故事。我找不出理由不这么做，尤其是因为我作为持异议者和他一起工作过，当时他帮助反对派，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情形十分引起争议，我甚至没有理由不见他和他谈谈这件事。但从我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展示什么。
米奇尼克：你说我们在某种角度上正在驶向腹背受敌。你认为界限在哪里？
什么是正义的终结和复仇的开始？
哈维尔：这个界限的确立可能依据某些模糊的东西，某些不能诉诸于法律形式的东西，比如敏感、趣味、克制，谨慎和智慧，换句话说，某些人类品格。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受它们引导，我们可能找到界限。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界限难以界定，正如我们的祛除法表明的（对此我考虑一个抑止它的努力），尽管这是历经两年讨论的一个结果。这个法律显示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这个界限是多么地困难，而同时，又只能以法律地形式来界定，因为比一个可见的法律更坏的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于其中每个人都可以祛除和公开地诋毁他人。
米奇尼克：在一次访谈中，你谈及你如何感到人们正在变得为过去担忧。当时我正在德国，正在和我的持异议者时代的朋友们谈话，他们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关于秘密警察。我有一个感觉，他们被这个问题牢牢占据了。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秘密警察的活动等同于一个灵魂的奥斯威辛。他们说人们必须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待全部问题。如果某人被秘密警察所陷害，那么，他有权伸张正义，有权知道是谁陷害了他。这意味着他有权看到自己的档案，找出那个告发他的人。
另一方面，不久前我和西班牙作家Jorge Semrun谈及此，我问他，“在西班牙你们怎么对待这个问题？”说到底，他们也是有过一个专制政权，有过折磨人的警察，告密者等等。他回答：“如果你想要生活在正常情况下，你必须试着去遗忘，否则所有户外的野蛇将在未来的年月里毒化公共生活。”
从他的角度，德国作家尤金·福契（Jurgen Fuchs）也说：“听着，我不是吸血鬼。我写诗，我不想和这个东西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不想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个，那么它就会卷土重来，像纳粹。我们还没有消除纳粹的影响，它压了我们好多年。”
那么，作为一个捷克作家同时也是捷克总统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哈维尔：我想说我个人对待这个问题的观点不同于我身为总统所拥有的观点。作为总统，我必须考虑社会状态及其要求。
我个人的态度最好有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当总统不久，就收到一份名单，上面列举着所有曾经向当权者告发我的我同事的名字。但正是那天，我不仅把这份名单丢掉了而且也忘掉了写在上面的名字。这简单地说明了我个人倾向于让事情过去。我可以让自己和整个事情保持距离，因为我曾经掉进他们手中，我知道他们怎么毁人。关于此我曾经写过戏剧和文章，我以某种方式在我个人涉及的范围之内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不需要因为某人没有经受过这种磨练而惩罚它。
然而，作为总统，我必须考虑社会需要一条分界线，因为人们感到革命没有完成。有些人整个生命、他们的家庭生活都被旧政权践踏了，有人整个青春都在集中营里度过，他们无法让自己与此和解。更重要的是，他们原先的迫害者比他们更想从中摆脱。人们有这样的要求：检视过去，除去那些曾经威胁过民族和明显侵犯他们本人的人，将他们从现有的位置上赶下去。正像我以前说过的，面对过去和准确地为过去命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对待这件事情，我不能像对待那张写着“我的”告密者的字条一样处之漠然。
莎拉·冯德拉（Sasha Vondra，哈维尔的国际事务发言人）：在这个问题上，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之间的区分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是西班牙，同样还有匈牙利和波兰，另一方面是德国和捷克……
米奇尼克：我想莎拉（Sasha）夸大了某种哲学上的结构主义，因为在波兰，结果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关于清算的问题——谁也没有天主教的政治家喊得那么凶。只有（原先）可怕的、严厉的人如库隆或我才说，我们不能走过了头。另一方面，属于党派的政治家却用着天主教的词语，更倾向于说上帝是仁慈的。
哈维尔：事实是，在天主教内部有两个传统，创造了特殊的张力。一个是罪的传统，在这个面向上，天主教比新教来得纵容。问题的重心落在宽恕和赦免上面。天主教的第二个传统是关于调查。
马克·赞托夫斯基（Michal Zantovsky，哈维尔的新闻秘书）：但是罪的赦免总是和告白、和袒露自己的内疚联系在一起，而调查则是寻找出这种隐藏的罪，它总是被看作是最危险的。
米奇尼克：我想我们都命中注定遇到这种特殊的辩证法。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有两件事我对自己发过誓：第一，我永远不会加入一个老战士的组织，它给那些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人颁发勋章；第二，我永远不寻求报复。但是我经常对自己重复赫伯特的诗句：“永远不宽恕，因为你没有权力以那些在黎明前倒下的人的名义宽恕。”我想我们注定更要遇到这种难题，我们仅仅可以原谅加诸于我们本人的过失，而无权原谅加诸于别人身上的过失。人们有权要求正义。
哈维尔：这正是我刚刚提到的二律背反。处在我的位置上，我不能表现得如同一个私下里的个人。我不需要审判“我的”安全官员或告密者。我感到没有需要去报复。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官员，我无权宣布一个建立在每一个人行为之上的普遍大赦。
二、刚刚发生的能否称作一场革命？“战争结束了”，消失了五十年的旧的乱力怪神却出现了。
米奇尼克：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引起我的不安。你说到了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才是这场革命的结束？
哈维尔：这很难说，这场革命不会在某一天结束，这里不存在一个简单的指示器，可以用来定义一切都过去了。这是一个集聚力量而又分散离析的过程，只有当新一代进入政治生活，我们才可以说这一切终于过去了。
但是现在仍然有那种革命并未真正结束的的感觉。我们必须记住，比如说，我们的纲领呼唤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仍有95%的国有企业。法律制度也一样，95％的法律可以追溯到共产主义时期。同样可以说政治制度。要有时间给新人来替换我们现在的国家官员，但是现在一切事情仍然处于变动之中。
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很难说现在革命已经结束。（目前）还仅仅是一个象征的时刻，而将一个大型钢铁冶炼厂转变为私有制的，则不那么简单。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哈维尔的新闻秘书）：原谅我，我想你总在绕开我们目前正在涉及的问题。的确，人们运用“革命”这个字眼是因为报纸在用，而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并非是一场确切意义的革命。一场革命总是涉及暴力，如果有过一场革命的话，便会出现比如当下政体的中止和成立革命法庭。我们没有这么做，我想现在这么做也太晚了。
哈维尔：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称之为一场革命……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我们没有那样称呼。
哈维尔：好吧，它只是被当作了一场革命，这个词可以意味着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比如现在有一场关于结束联盟（federation）和开始同盟（confederatin）
的争论。作为作家，我们非常清楚我们不仅仅是阅读，而且也是在创造词汇，我们知道某个词逐步拥有了我们赋予它的意义。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被称之为一场革命，不管这样称呼是否恰当，这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我不能同意。你的朋友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曾经说每一个词只有当它指示着一个特殊对象时，才有意义。否则，人们之间便无法沟通。当然，记者们可以写他们想写的，但是从“革命”定义中得出来的是，我们这里发生的并非是一场革命。
哈维尔：你的说法是学院式的，而非诗人式的。
米奇尼克：对我来说，马克（Michal），游行示威迫使极权主义制度让步和承认，这就是一场革命。其后发生的事件——记者们称之为“天鹅绒革命”是指产生在法律的框架之内。
有人认为这正是我们的谬误所在，我们不应当遵循旧的法律规则，而应该诉诸革命手段——换句话说，无法无天——去彻底铲除共产主义。革命总是和歧视联系在一起——不管是反对你的敌人，还是反对前政府成员——而法律却主张平等原则。这不仅仅是一个学院式的问题：要不以法律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要不视法律为不存在。
我担心这仍然是可能的，某个既定团体比如前共产党人——将否定任何法律权利，如同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对待富农和资产阶级那样。当我询问你说的“未完成的革命”是什么意思，我很清楚我所担心的事情：我担心革命将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有很多关于革命的历史教训，开始时是一场争取自由的斗争，到头来以专制主义而告终，从克伦威尔到拿破仑，从霍梅尼到当代的许多例证。
许多年前，塞姆普伦（Semprun）为阿伦·雷乃的一部电影写过一个剧本，《战争结束了》。西班牙战争结束之后，于是不再需要任何军事装备。当你说到“未完成的革命”时，我感到处于一种犹豫之中，是否该有人站出来说：“瞧瞧，就连哈维尔，一个人道主义者，作家和哲学家，他在说我们需要继续革命。”
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是继续革命呢，还是说革命已经结束？共产主义者就在我们中间，但是他们和我们其他人拥有同样的生活权利。如果他们犯罪，那么他们和其他罪犯一样得到处罚；如果不是，就不能因为他们在某个时刻属于共产党而歧视他们。
哈维尔：我认为这些改变的实质——如果你们不想要称之为革命的话——是引进法律规则而不是开始新一轮的无法无天。某种社会压力正是这个无法无天的产物，那将永远没完没了，而这种压力的前方并不在于引进新的无法无天。举一个我的朋友的例子，Standa Milota他曾经被判二十年和不能找到工作。现在，他有一千克朗的退休金——因为他不可能被提升，所以，他的工资、他的退休金的起点是很低的，而判他刑的人和阻止他正常工作的人，却有着五千克朗的退休金，有自己的房子和其他好东西。人们看到这种状态会说，尽管“上层”改变了，尽管检查令解除了，他们可以写他们喜欢写的任何东西，但是所有现实的、物质的、日常的不公正仍然持续。
真正的情况是人们并不是想要造反。不同于少数极端主义政治家，他们决不是受复仇的推动而是要求声张正义；他们要求道德和物质的满足。这不是任何一种雅各宾主义或不断革命。（目前的）问题是完成重建公共生活。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我看到复仇或法西斯主义迹象，我会坚决予以阻止。
米奇尼克：今天，我们看到一种特殊的令人惊讶的现象。不久前我在南斯拉夫——如果我们还能这么称呼的话。也许最好称之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台正在使用五十年前的词汇说话，我们以为死掉和埋葬了的冲突正在复活。比如在塞尔维亚，你听到关于Croatian Ustashe1，在塞尔维亚，你听到关于Serbian Chetniks2.
在别的国家，你也看到已经消失了50年的语言、象征和意识形态。在波兰，the endecja 正在回潮；在乌克兰，他们为Bandera制造了一座纪念碑；在斯洛文尼亚，有人为Tiso神父3恢复名誉；在罗马尼亚，一份为安东尼斯库4唱赞歌的报纸“Romania Mare”有着一百万的发行量；同样还有在匈牙利，人们正在颂扬Horthy.这些旧神怪的复活意味着什么？
哈维尔：我也为这些旧神怪的复活感到惊讶。这表明——正如我以前写过的，共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带向一种终结，带向结束在自然水平的意义上。（人们说着）形而上学的话语，共产主义是麻醉剂之一，目前正在从他们的前存在状态中恢复过来。这些社会在面对麻醉剂时突然倒退，每个人都大吃一惊。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也为不仅是你提到的坏的传统的复活、也有好的传统的复活感到惊讶。而尤其惊讶于年轻一代并没有在学校里接触过这些，他们没有什么途径可以学习这些。在每一个小镇和地区，人们寻觅被销毁了不只四十年的传统。地方的意识正在觉醒，还有在地方之间的那种联系的意识，等等。这不只是坏神怪也是一种精神的复兴。这是真正令人惊讶的。
米奇尼克：在捷克传统中你最担心的是哪些神怪？
哈维尔：我想，最严重的发展是反犹太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出现，在斯洛伐克你可以看到一种对外国人的憎恨，这在捷克地区也有不同形式的表现。
例如，我们有一份杂志叫做“Politika”，上面有很多最残酷的反犹太人的文章并有着众多读者。这是自1938年以来从未见过的低级趣味的报纸，那是在被称之为“第二共和国”期间，在慕尼黑会议和德国人占领期间，当法西斯的组织例如Vlajka成立和有组织地袭击卡莱尔·恰佩克时期。它陷入了一种特殊的复杂混合——针对每个与众不同人的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及仇恨。
现在它采取了仇视越南人、古巴人、罗马尼亚人和吉普赛人的方式。于其中有一种“种族纯粹”的崇拜在内。这是一种倒退到捷克法西斯主义的现象，它不同于德国法西斯主义而仅仅是捷克的。
另一方面，在斯洛伐克，存在着一种教士法西斯主义。对于1939——1945年年斯洛伐克国家的记忆正在复苏，这是反犹太人的信息。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危险的。
当然，还存在另外一些寻求支撑的不合时宜的乱力怪神。与极权主义制度相比，民主秩序本来就是非结论性、不确定、松散和不十分强有力的。这些只是一些必然现象。曾经全部生活在极权主义制度下的人们摸索这条道路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观察给那些渴望一只强有力的手的人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人们中间存在着要求“强有力的手”来统治的那种东西。要求由某人实现和恢复秩序。
他们并不在乎他采取什么方式，他是左派还是右派。我想这种危险存在于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
三、以前未曾注意到右派也是极权主义产生的土壤。
米奇尼克：所有我们在共产主义时期思考的问题是否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共产主义从何而来？那些左派的的传统、左派的语言、修辞学、价值系统，如何造就了粗暴的专制？在这段期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忘记了左派专制仅仅是专制的一种面孔，而极权主义也可能从右派的修辞学和意识形态中产生出来。难道你不担心这种危险还没有被我们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认识？今天，没有人再匍匐于左翼极权主义的口号之下；任何左翼的东西都散发着和极权主义制度相联系的气味。难道你不认为，反共产主义虽然采取了右翼的修辞学和呼吁民族价值，却有可能导致既不是我们的社会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危险？
哈维尔：我不得不承认我尚未意识到这些危险。我并不担心右翼修辞学的诱惑会产生新的极权主义现象。就我自己而言，我想我对于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都有免疫力，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怀疑我站在左派一边的原因。当然。在我们的社会中，可能存在某些右翼的、极权主义的迹象。我关注它们，但是不会让它们影响到我的行动。
米奇尼克：显然，我知道你不会轻易受专制的或极权的右翼意识形态的影响；你来自另外一些人们的榜样，这种人不会适应任何专制。你经常说，任何左派、右派的的立场都不能说明你的状况，我也如此。更甚者，你说过——这也是我可以真正认同的——这些概念并不能解释展现在你面前的世界。但是，为什么在捷克大地上，在斯洛伐克和波兰，这种危机会重新浮现？为什么会存在那些把自己看作左派或右派的人们？他们运用这些东西想说什么？
哈维尔：有时从报纸上读到说某人组织了一个右翼政党或者一个右翼党同盟，诸如此类，我就觉得有点可笑。我想这可能和要求多元化的政治光谱有关。
人们知道在传统民主里，政治力量分化为左翼和右翼，于是他们试图把自己定义和置身于这种框架之中。目前，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右派支持者是一种时尚，出于许多原因，这可以理解。在打上所有左派标记的共产主义崩溃之后，谁还能指望别的什么？这是完全正常的一种反应。
但是，一旦没有什么东西构成正常发展过程的障碍，政治的光谱就会变得完全稳定，这种自我定义的膨胀将大量消失。当实际的政治得以运作，给予具体政治纲领付诸实践，谁的位置在哪儿就会逐渐变得清晰，而不在需要这种发布来宣称他们的联盟。所有这些对后共产主义纪元来说都是新鲜的。说到底，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它是一个新阶段，于其中大量不可思议的和戏剧性的事件可能发生。我承认每天都有一些事情让我感到惊讶。这是一个充满各种危险的时期。围绕着这个时代的的政治寻求自己的道路，是一件令人精疲力竭的事情。每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将会宁愿等上五年，直到这个离散的过程结束，再参与到政治中去。我们必须努力跨越这个阶段，不管它的悖谬和荒诞。
米奇尼克：我想问你一件令我十分迷惑的事情。为什么在斯洛伐克Tiso神父受到如此广泛的新的欢迎？也许我正在暴露自己的无知，但就我对于斯洛伐克历史的理解却提示，这并非是必须复兴的一种传统。
哈维尔：你说得很对。我完全赞同你。我想这是悲哀的和危险的。然而，我必须说，更多的斯洛伐克人并不要求复兴Tiso神父；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对此感兴趣。
但是你问及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它们是特别的和完全是非理性的。自从十八世纪，斯洛伐克便处在外国人的统治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并不能满足他们对于自己国家要求。而当共和国摆脱了匈牙利人的统治和马札尔化的压力之后，他们并未感到他们主宰了自己的国家。
战争期间的斯洛伐克共和国，是唯一独立的斯洛伐克时期。这个国家是希特勒的傀儡；他造就它，并试图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满足自己。所有这个国家的法律是模仿德国的，甚至走在德国前面。然而，和其他被希特勒蹂躏的国家相比，斯洛伐克遵循着一条相对中庸的路线——当然了，如果你忽视对犹太人的隔离或将他们出卖给德国人这个事实。当这个国家被战争的混乱所包围时，它的内部相对比较平静。在战争中斯洛伐克没有经历过波兰人所经历的可怖。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也许记得这个时期是斯洛伐克唯一的主宰自己的时期，尽管那是一个傀儡国家。还有，斯洛伐克人不喜欢捷克人因为这个斯洛伐克国家而指责他们。他们认为这是由他们自己必须来解决的事务，捷克人无权干涉。
在具体的有关历史的意识中，存在着一些和特定人群相关的细微差别，它并非是——我重复一遍——一个广泛的现象。事实上，Tiso的被处决是一个如此值得争论的事情，在斯洛伐克，人们相信，你不可能拿走一个牧师的生命，尽管天主教——不像我本人——并不始终地反对死刑。这种情形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消失。还有，审判完全是在计划之中进行的，他们算好了比如哪一天是将这个该死的人送上绞刑架的最好日子。
尽管存在着这种细微差别，我也不只一次公开表达自己对战时斯洛伐克国家的距离，和表示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可能与之打交道。
四、哈维尔补充捷克人的性格：“我们既同时是帅克和土地测量员K，而我们也都是扬·胡斯。”
米奇尼克：你谈了关于斯洛伐克复杂性的十分有趣的事情，现在我问你关于捷克的复杂性。我永远不会忘记1989年11月在弗罗茨瓦夫（Wroclaw）的谈话，那是在波兰－捷克“团结之日”之后，在场的有帕维尔·提格里德（Pavel Tigrid）、卡尔·斯切沃森伯格（Karl Schwarzenberg）、吉瑞·派里卡（Jiri Pelikan）和维勒姆·普莱肯（Vilem Precan）等。我宣称在捷克共产主义已经垮台，对此提格里德（Tigrid回答道）：“你不懂捷克人。捷克精神生活介于帅克和卡夫卡之间。
捷克人不可能推翻共产主义专制，因为他们对于1938年或1968年不能保卫自己有着复杂的体验。而结果出来是，我对于捷克精神的了解比提格里德（Tigrid）
和赞同他的人们多得多，我不必告诉你当时我是多么地高兴。
哈维尔：1989年的事件证实了我很长时间感受到的某些事情。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期间，不同的外国记者来访问我，每次他们都说，持异议者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很小的圈子，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从来不参加到他们中来，他们从来不奋起，因为他们满足于现状，或者至少与之达成妥协。我们只是一些把自己的脑袋挂到墙上的疯子，诸如此类等等。我经常对他们说，“你能够知道什么？在这个社会的灵魂中蛰伏着巨大的潜能。”
经历了这么多令人惊讶的事件之后，我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我经历了1968年的欣快症，它导致了全民族范围之内的对于苏军入侵的和平抵抗。我感到十分惊讶是因为冷漠已经统治这个社会若干年。对人们当中仍然保留了这些。
而不出一年之后，同样是这个社会再度被冷漠症所压倒，我再一次感到目瞪口呆。
这些曾经赤手空拳对抗坦克的人们又在说，无所谓啊，我们必须好好照料自己的花园。此时我意识到我们既同时是帅克和土地测量员K，而我们也都是扬·胡斯。
这些性格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同时存在。
五、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被用来填补共产主义留下的真空。
米奇尼克：对于白痴来说，共产主义能够以最简单的术语来解释世界的复杂性。一个人仅仅需要知道一些术语，就变得比柏拉图、海德格尔或笛卡儿更加聪明。这套简单的解释世界的途径随着共产主义的垮台而垮台。现在存在一个裂隙，你不认为这个裂隙正在由一种低劣的、原始的民族主义所填充？曾经求助于共产主义概念解释世界的人们现在求助于民族主义来解释世界。
哈维尔：物理学告诉我们，自然厌烦一个真空，它总是试图消灭负面的压力。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情况得以发生。民族主义处于过分简单化的、古老的意识形态的前沿，现在涌进来填补这个真空。但是无疑它不是唯一的。
尽管如此，我认为这种真空实际上给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遇——一个意识到意识形态时代已经结束的机遇。我正在完成一本书，其中我说至少在这个世界的某些地区，存在着结束意识形态时代和打开新的大门的机遇。我想说的是，（那将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时代，一个我们都意识到全球的联系和全球责任的时代。这是一个非教条化思想的时代，不是每件事情都早已经被安顿停当。
现代纪元的一个特色在于倾向认为一件事情不可能和另外一件事情相矛盾，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封闭的、完整的世界图景。“世界观”的概念应运而生。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成问题的概念，我真的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难道世界真的如此简单，可以用一种立场去看待它？
我认为建立在由笛卡尔时代提供的理性结构的现代纪元之后，是一个新纪元的降临，一个哲学家瓦茨拉夫·别洛赫拉德斯基（Vaclav Belohradsky）5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时代”，一个非教条化的多元思想的时代。简言之，我想人类会更加适应这样的想法——所有的争端，都会有不同的对待它的思考方式，而不是仅仅具有一种方式。当然，拥有不同的看待世界的立场，这就会成为冲突的根源。
回到真空的问题上来：这不仅是潜在的灾难，同时也是一个可能的大的机遇和挑战。
米奇尼克：意识形态时代真的走到尽头？这是不是人文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民族主义正在抬头，种族意义上的纯粹国家的乌托邦正在重建，那是一个纯净民族的乌托邦，意欲摆脱一切外国的妖魔鬼怪及其精神。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教条，不仅表现在有关民族和国家上面，而且包括仇外心理，比如仇视吉普赛人、犹太人等等。这是令人惊讶的东西。
在德国，这种民族主义发展得更为迅速。我听到的一个传闻很能说明问题。
两个德国人，一个来自东德，a Ossie，一个来自西德，a Wessie——互相遇见了。
这位东德老兄说：“欢迎，现在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对此西德的老兄回答：“是的，我们也是。”难道你不认为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
哈维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你如果去读近千年的历史，你会发现它是由没完没了的部落或王朝之间的冲突所组成，于其中主要的争端是双边关系。这告诉我们对于一般人们来说，属于一个民族比属于一个阶级的感觉更为强烈。大多数现代战争都是民族之间的战争。
民族纷争的吁求总是发现一个新的纪元，因为这是自我认同的最简单的尺度：比如你只要对别人说出一个词，就会知道你是一个捷克人，还是匈牙利人。
人们总是在寻求一条自我认同的道路，寻求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一个人的民族性：作为一个捷克人，你不需要做什么；不必表现得聪明或者善良，你只需要出生在这儿。这也许是为什么民族主义的吁求总是会找到回响的主要原因，别的姑且不论。吁求马克思主义，或者现象学、存在主义都没有如此回响，因为大多数人于这些概念中并不能给自己定义。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民族性。这是最简单的定义也是最危险的。
共产主义有强烈的造成统一的倾向，将每一件事情缩减成同一种东西，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葳）到柏林：同样的行政和国家机构，同样的沿街大楼、同样的家居建筑等等。这意味着——有时以一种可能的最残酷的方式——根除所有民族和民族性之间的区别。难道我们希望这种真空由民族主义之外的某个东西来填充？我想，我们创造一个公民社会来尊重每一个集合之“我”的成员，一个拥有民族价值但并不是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社会，并不运用任何意识形态作为原则来组织国家的社会，这要花相当长的时间。
米奇尼克：什么叫做仇外心理？它起源于何处？为什么现在没有犹太人的捷克斯洛伐克，反犹太人思潮会突然抬头出现在这份叫做Politika的月刊上面？为什么要冒犯吉普赛人？这并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特有的；在每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都可以找到。在德国，纳粹象征的重新出现达到了一个顶点，出现了此前没有出现过的某些情况。
哈维尔：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出现这种仇外心理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四十年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如果你去伦敦、巴黎或纽约，你会碰到不同种族的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每一个人都习惯了这一点。天长日久也有问题——比如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在法国的阿尔巴尼亚人——但是，总的来说，人们习惯于这个事实：他们生活在一个公平的、世界主义的世界上，人们可以自由迁徙和改变自己的居住地。而我们则生活在一种封闭的地区，在我们的社会中，遇见某些方面不同于我们的人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比如说，他们说着另外一种语言。
与此相联系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们正在寻找谴责的对象。他们正处于突然获得自由的震惊之中。他们失去安全感和他们的价值系统。这是一种我经常拿它与从监狱释放出来相对比的情况。当你在里面时，你渴望被释放的那一瞬间，但是，等到它来到了，你突然变得很无助。你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你也许想要回到重新回到里面去，因为在那里，你知道干什么，不会像在外面头脑虚弱无所期待。
一个遇到挫败的社会也是一样，它不能善待自己的自由，因此寻找一个敌人来推卸一切事情。当然，最容易的事情是将人群中明显突出的某个人当作敌人——这个人说着不同的语言、或者他的皮肤是不同的颜色。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将越南人、或吉普赛人或别的什么“他们”当作怨恨对象的原因。人们需要将这个世界的所有不幸和他们自身的遭遇归结到不同于他们的某个人头上去，归结到某种敌人身上，目的在于从他们自身生活的地狱中逃离。比起认识自身的虚弱，拿手指朝着某个他人说这是魔鬼，是再容易不过了。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尽管总统这么说，但是我认为比起其他国家来，捷克社会并不是如此仇外的。在革命之后，我们没有一个反犹太人的浪潮爆发。
尽管有讨论我们过去和德国的关系及其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条约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出现一个反德国人的浪潮。对吉普赛人的攻击只是涉及一个很小的年轻人的圈子，他们视自己为光头党并没有得到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国际舆论对于所有后共产主义的调查结果表明，捷克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开放社会。这并不是说这儿没有仇外或者极端民族主义，但是比较其他国家相对来说是一个小范围的。当然，尽管是小范围的，我们也谴责每一起这样的事件，因为它是危险的。
米奇尼克：我很高兴地在这里见到——如同在波兰——总统的同事与总统进行争论。我要说，我更倾向同意总统的思路。至于说到潜在的危险，这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而是一种动态。仇外心理通常用来朝向外国人，但是并不必然是这种情况，正像我刚才复述的那个德国人的传闻。说到底，德国人是一个民族，然而到头他们却不是。
从这个视角看过去，我不能不提到两件事情。首先，对我来说，诸如此类的东西也适合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去共产主义化。对待共产主义者的态度也是对待与众不同的人们的态度，共产党人是一些历史和经验不同的人。第二个例子是共和党。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个党的领导人米洛斯拉克·斯拉达克（Miroslak Sladek）
6和波兰民族党的领导人耶日·吉耶提克（Jerzy Giertych），都视勒庞（Jean-Marie Le Pen）为榜样。
我想说的是，我们面对的是一种萌芽状态的东西，它也许是没有意义的、荒谬可笑的和边缘的，但是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忘记希特勒最初也是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他的支持者还不如斯拉达克（Sladek）。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不成功的奥地利画家，有可能变成保守的德意志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哈维尔：我想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也有，当我们推翻了阻挡我们的篱笆和原先的价值系统崩溃之后，像斯拉达克（Sladek）这样的人便被激发和进入由他们自己提出的、过分简单化的价值。与此同时，他提出了一种负面的自我认同，他没有提出一种建设性的纲领。斯拉达克（Sladek）意欲囊括伏尔塔瓦河（捷克和斯洛伐克西部）的整个政府，包括议会和总统。这种负面的自我认同在一些人们中引起了响应，那是因为它简单得一目了然。在他们整个生活中，人们一直习惯于咒骂共产主义者，当他们不再有什么人可以咒骂时，他们便迷失了方向。斯拉达克（Sladek）出现了并告诉他们咒骂当今管理这个国家的人。他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简易的出口。某些流行的情形给形形色色的冒犯和仇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极端民族主义是无止境的。要求保卫“捷克民族”的纯粹性贯穿了斯拉达克（Sladek）
所说的每一件事情的主题，但是，他也可能选择其他任何廉价的观点。我完全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危险。希特勒的例子多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有一次我公开把它说了出来，结果是斯拉达克（Sladek）要对我提出起诉。
这种情况在苏联某些地区可能变得尤其危险，那里的事情在许多方面比这里要糟糕得多。我相信我们社会机构将有能力对付这些病毒，说到底，在这个地区我们有过一些经验。内战时期，有好几次——从左派到右派——推翻马萨瑞克7的尝试，但是没有一次成功，徒留一些笑柄而已。我相信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
尽管有着潜在的危险，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民主还没有学会如何对付这些威胁。同时警察也感到迷惑，不知道该不该管。他们担心自己看起来像是共产主义警察的延续，所以他们宁愿掉过头去或者保留被动旁观者的角色。
六、如何对待宗教的复兴、如何防止宗教介入国家事务以及有关原教旨主义。
米奇尼克：你经常说在一个政治文化被如此彻底摧毁的世界上，我们需要回到精神价值。你是如何看待后共产主义时代宗教所起的作用？在极权主义专制下，宗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力量的源泉，不管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宗教诉诸于自然法律，对此我们必须信仰。现在是这种情形吗？
哈维尔：我想后共产主义世界有两个尺度对待宗教虔敬，至少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是这样，我所说的将局限于我自己的国家之内。首先，宗教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拓展了一个人的视野；它指向存在于我们之上的某些事情，它令我们想起我们良心和责任感的根基以及强调无私和对邻人的爱。我们缺少道德的社会十分需要回忆这些传统的基督教价值。
然而，第二个尺度是（它在波兰的声音会比在这儿要强大）——宗教或教会方面打搅了公共生活。在这个非宗教的、世俗的世界上，宗教——深深根植于内在的个人和精神方面的事情——再度成为一种教条或意识形态。正如我一直在说的，这个世界现在存在着重新回到意识形态的机会。
有着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国家，比起基督教国家更清楚地展示了宗教介入政治时有多么危险。在穆斯林国家，国家被设想成建立在宗教原则的基础之上，但是它们基本上是意识形态教条的原则。一个国家采纳这些原则作为它极端民族主义的基础，因为它把个人缩减为一个单向度的人，对他进行强制和操控。我想建立在宗教原则基础上的国家是危险的，如同建立在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义原则之上一样危险。
米奇尼克：就你作为国家首脑的身份，我来问一个问题。教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如何行事？比如有取缔流产的迫切呼声，这是否意味着要求一项条款，宣称建立在基督教价值基础上的国家要把这价值渗透到宪法中去？是否要求立法保证这样的价值在教育制度中有着头等重要的位置？当主教遇见总统时，他们是否争辩，因为捷克和斯洛伐克都是基督教民族，共和国必须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哈维尔：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事情，尤其是在捷克这个地方。在斯洛伐克，那里天主教更为强盛，基督教－民主运动是主要的政治力量，教会并不要求国家建立在宗教原则基础之上，或者它的角色由宪法来保证，但是有介入政治生活的迹象。
依我看，捷克大主教Miroslav Vlk是一个我们如此需要的虔敬的缩影。他的纲领是精神和道德复兴的一部分，我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绝对不存在于在捷克教会的框架之内决定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还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教会希望和国家分离，要求保障国家不再干预它的正常事务，还要求能归还一部分1948年以后被没收的修道院。但是，无论捷克还是斯洛伐克，都不会试图将教会“国有化”，以教会的领导作用来代替党的领导作用。
米奇尼克：现在我就你的作家、知识分子和公民身份来发问。你如何对待妇女人工流产的要求以及做这项手术的医生将要被判刑？
哈维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我对此没有什么牢固的看法。我的直觉是人工流产不是一件好事情。我想大多数人也是这样。但是如何解决人口爆炸时代的这个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我们的流产法是自由的，某些天主教的议会代表想要从严对待。有人要求我支持他们，但是我不感到非如此不可。这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专家写的书，我感到自己没有资格说必须怎么做。我们的问题还不是法律过于严厉，而毋宁说是相反。
米奇尼克：身为公民而不是总统，你怎么看待一个牧师告诉他的教民，作为一个好基督徒应该选择某个政党？
哈维尔：我一直在说，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在斯洛伐克出现极个别这样的情况。我能理解当共产主义制度垮台时，牧师们站出来声援自由，讲波兰的团结工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的好话。红衣主教托马塞克（Tomasek）曾引导民众支持我们的“造反”。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存在一个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公共事务。但是如果今天牧师今天对人们说他们应该选举哪个政党，我认为这是最不幸的。我想那是一个坏牧师。
沃德拉（Vondra，哈维尔的国际事务发言人）：我不能想象一个牧师怎么会跟人们说他们应该选谁。
米奇尼克：但是存在着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边界状态。不久前，斯洛伐克出版了一本具有宗教挑衅意味的小说，作者是马丁·卡萨德（Mattin Kasard）。我们共同的朋友斯洛伐克总理扬·恰尔诺古尔斯基（Jan Carnogursky）随之扣押了国家出版津贴，而联邦政府的代总理要求检察官对此进行调查。这里，我不得不进行某些类比。在波兰，一些主教们发放了一封关于大众传媒问题写给教区教友的信，他们宣称哪一种媒体应该或者不应该发行。另外一个例子是拉什迪，那个被控亵渎和被判处死刑的人。当然，从扣押津贴到被判死刑还有很长的路，但是，其逻辑是一致的。就我所知，你最近在广播上就此发表了谈话。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哈维尔：我说，再也不把文学拉到法庭面前受审。文学总是或多或少激怒某些人，我知道文学会冒犯某些人或他们的宗教感情。我能想象人们被一个故事所冒犯、激怒的情况，但我不能想象把这个作家送上法庭。
米奇尼克：二十年前，当伊朗革命爆发时，我感到非常稀奇古怪和不可理解；在二十世纪末期创造一个宗教国家看起来是荒谬的。然而现在，当我看到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看到宗教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和在以色列的犹太原教旨主义，看到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增长，看到正在增长的不同原教旨主义倾向——新教的（比如在美国）和天主教的（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我不得不问自己伊朗发生的革命是不是一种新现象的提示。我们共同的朋友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e Glucksmann）说得对，他写道我们面临的最强大的挑战是新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宗教的。他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替换我们共产主义图景的新现象。格鲁克斯曼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征候，而是种种原教旨主义面貌之一。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哈维尔：在我回答之前，我必须指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原教旨主义中最为强有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以用这样的事实加以解释，伊斯兰相对来说是一个后来者。伊斯兰教的崛起比基督教晚好几百年，现在它发现自己处于类似基督教几百年前所处的一个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很像中世纪的基督教。然而，这并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我的确相信，自共产主义崩溃之后，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可能变成一种主要力量。然而，我相信，与此同时，存在一种抵消的力量——这个星球的自我保护意识，我希望也将要占据主要地位。现在我们的星球作为一个整体正在经受各种因素的威胁：富国和穷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距离、人口增长、环境问题等等。它们加在一起，构成一种全球危险。已经有人看到这个危险和理解它们，我相信，我们也只能对付那些被个人和人类视角能够看到的问题，如果我们摆脱所有教条、意识形态和原教旨主义奴役的话。否则，我们脚下的道路无异于自取灭亡。当然，我相信，自我保护的本能也起着很大作用。
你看，当萨达姆·侯赛因侵犯科威特的时候，在联合国的允许下，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首次组成了一个国际联盟进行反对。这是一种新的情形，可以解释成这种自我保护进程的一个象征。科威特是拥有一些油井的小国家，但是关键在于这种入侵会开始这样一些先例——散布这种狂热的原教旨主义，威胁其他国家，从事一场种族灭绝的战争来反对少数民族团体，从库尔德人开始。我不倾向于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时代，而是存在着抵抗它们的力量。
七、斯洛伐克问题。
米奇尼克：捷克和斯洛伐克到底在争论什么？什么是他们之间的真正分歧？
哈维尔：这种争论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公平的。过去一千年内，斯洛伐克的经验完全不同于捷克的经验。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拥有过一个自主的国家，他们“比较涣散”；他们也有着我们所没有的经验。可以说，现在他们正在步入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新生的特殊阶段。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中的较小和较不为人所知的民族，斯洛伐克总是处于捷克的阴影之下，尽管捷克曾经帮助斯洛伐克走上自己的道路，但是这种帮助也可以被理解为展示捷克的某种优越感，是一种冒犯，从心理学上这是可以理解的。斯洛伐克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他们感到自己正在创造一个共同体，他们想立足于自身，想要和老兄处于平等的位置上。事实上，这种感情得到传播，但并不是很普遍的。可以理解的是，斯洛伐克在某种程度上对捷克心存疑惧，他们留神各种迹象，看看捷克是否在搞什么新的诡计把斯洛伐克合并掉。
第二个方面是政治的原因，这里事情发展得很糟糕。不同的政治力量乘机打民族主义的牌，因为这是动员人们最简单的方式。打这张牌的人中有的人还算文明，而有人则完全是蛊惑人心。但是他们都以为某个时代来到了：家乡将要解放，新的国家将要诞生，于是对斯洛伐克民族来说是一个站起来的时代。这种东西造成了压力而这种压力目前到了它的顶点，我们真的面临着我们的国家是否正在走向分离。我仍然相信能够它能够幸免，尽管我们所经历的不只是一种危机。你必须区分这两个方面：一是其中所折射的政治游戏，二是两个共和国的议会之间、人们之间通常存在的争论。这些要求常常和一种特殊的复杂性有关，但是最主要的，是人们出于不同的观察世界的经验和方式。
给你打一个荒谬的比方，来说明这种情况。你想象拥有一个一千二百万人口的联盟，——其中四十万波兰人和八十万德国人。这是一个国家，而德国人处于在经济上和其他许多方面更为有利的位置，更有甚者，他们比波兰人多出两倍。
在这种情况下，波兰人一定会尝试像许多斯洛伐克人所做的事情。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就像这两个兄弟之间的关系一样，年长的那一位总是伸出手来扶助年轻的那一位，哪怕是朝向一个正确的方向。
八、捷克内部的右派和左派同时变得激进，持续地互相攻击。
米奇尼克：那么内部的分歧呢？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怎么对待他们自身内部的问题？波兰现在讨论的问题多种多样，包括启动市场经济，教会的作用，是否需要一个总统制的还是议会的政治制度，讨论关于农业政策、公司、各种津贴、信用贷款、价格保护、关税保护；还有关于去共产主义化，以及波兰是否采取欧洲的模式还是选择波兰特色，因为欧洲将色情业、人工流产、消费主义毒品、堕落等一视同仁。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土地上，人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哈维尔：有好几个。下个春季开始选举，而政党才刚刚成立，他们老是想着选举，这种东西覆盖了所有他们的宣言。在政治谱系明朗化的同时，我们正在寻求一种国家模式和写出一部新的宪法。
在捷克，一个争议的中心是关于斯洛伐克。一些政治家们想要一个可能的最强有力的国家，因此不想在斯洛伐克的压力面前让步。其潜台词是，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赢得支持这项政策的选民们的喜欢。而捷克人越来越倾向于说，斯洛伐克的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最好让他们自己去解决。某些政治家则进一步激起这种情绪，仅仅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斯洛伐克也有类似这种情况，有主张联盟的，有主张同盟的，有鼓吹完全独立的。在斯洛伐克问题上，在捷克和斯洛伐克都存在种种分歧。
另外一个争论的问题是关于经济政策。一种强有力的右派声音在出现。这些人要求最迅速和最激烈的改革造成——简言之——一个羽毛丰满的资本主义。他们遭到了由不同的人组成的左派的反对。这两方面持续地互相攻击；右派像地下共产主义者那样热衷所有的自由，而左派变得越来越激进，进而批评所有改革过程。
人们也在为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是否独立的问题而争论，还有就是关于祛除法。后一项更多是在心理意义上的隐蔽问题，发生在从前反对共产主义的持异议者、更年轻的对此事所知无多的年轻人以及既不和共产主义合作也不和反对派合作的人们之间。今天，最后一种人学着尤金·奥尼尔的话说“长期以来我和无聊卑劣的事情作斗争，到头来我也变得无聊卑微了。”意思是说，长期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对派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失去光泽，他们的作用已经完结。还有，他们指出，有些持异议者原来是共产党员——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他们认为所有共产党员都是一样，不想区分他们是五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在党内。公共舆论倾向认同非持异议者的政治家，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大多数人们自己既不是持异议者也不是党的核心阶层（nomenklatura）。对大多数人来说，更为年轻的政治家更适合他们自己的处境和在精神上与之接近。
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那些范围更小的争论，它们都浸透着党派政治。
九、散沙一盘的局面似乎在呼唤魅力型个人，但拒绝铁腕的诱惑对哈维尔来说并不难。
米奇尼克：前持异议者的边缘化是所有我们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这是很有趣的——正如你经常指出的——持异议者代表着人们的良心愧疚，这些人曾经循规蹈矩而现在沉浸于非共产主义化的修辞学。
但是我仍然想问你另外一件事情。所有我们的天鹅绒革命都或多或少地诞生了魅力型领袖，你本人也是这样一位领袖。这不是偶然的，格鲁吉亚持异议者、民选总统想要以格鲁吉亚的哈维尔为世人所知。这位魅力型领袖和前持异议者很快将他的对手关进监狱。是不是可以说，我们都面临着重造权威秩序的诱惑，而说到底。民主是一个妨碍，它是没有效率的，每件事情都得慢慢来，而我们则需要迅速和关键性的行动。在格鲁吉亚，形势发展为街垒和基本上是一场内战，远远没有结束。
你是否想过后共产主义时期权威主义的威胁，当民主结构仍然脆弱时？当你听说Zviad Konstantinovch Gamsakhurdia 被称为“格鲁吉亚的哈维尔”时，你有什么感受？
哈维尔：我不认为自己存在着这样的危险，要在关押我朋友的意义上抓权。
相反，我在酒吧、大街上遇到的人们都责备我太软弱了。他们对我说“你应该对他们更严厉一些”。“他们”是指每一种人：共产党员、去公有化者、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政治家和议员。因此，我的问题正好相反，我不够有权威。
然而，总的来说，我们脆弱的、新生的民主，需要尽快拥有强有力的民主制度、机构和游戏规则，避免那种民粹派的呼吁铁腕的权威力量出现。民主必须迅速获得权威。如果做不到，就会有斯拉达克（Sladek）这样的人去做。当哈维尔必须获得权威而不是总统、政府和议会获得权威，哈维尔则不再是同一个人。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框架，于其中这些机构能够互相作用。我们需要建立制度性保护来对付不断出现的政治危机。
以我们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有待完成，并伴随着一个新的宪法制度和完成一部新的宪法。我不得不说我要扩大总统权限。我不是说要一个总统制的制度，于其中由一个普选的总统领导各执行部门，而是说我主张在民主捷克斯洛伐克时期曾经拥有的部分总统的权限。例如，总统有权将立法提交给联邦议院，如果在议会中政府没有赢得信任选票，总统必须能够解散议会和组织一个选举。因此我主张扩大总统权限，不是扩大我个人的权限，而是这个国家首脑的权限。因为这是反对强力政府最有效的武器。
米奇尼克：你好几次说起，作为总统你意识到政治家个人特性的意义。关于此你能不能再多谈一点？在你看来是那种特性？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最深刻的印象？
哈维尔：我没有说起过国家首脑（所拥有的）的特性，仅仅是我的观察而已。
我注意到，当我喜欢一个具体的政治家，或者反过来，当我们处于同一个波长和的确能彼此沟通，这反映出与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友好关系。我相信萨拉（Sasha），参加过所有国际性会议，会证明这个。
当我意识到政治领袖之间的个人联系的意义和他们给政治生活带来的影响时，的确很震惊。这是一个小小的警告并使你意识到你的责任。很容易想象一种情况——比方说吧——我早晨七点钟与人有一个会面，对方是冰岛的外交部长，但我很累，要睡觉，或者感觉不适。当然，会谈不会取消。于是我们必须在记者招待会上亮相和回答各种问题，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说。因此报纸开始说，会议是在冷淡的气氛中进行，此次访问是令人失望的，接着很快会变成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冰岛关系降温的一个政治事件。当然，这是我杜撰的一个故事，你会理解我说的是什么。
米奇尼克：我们的民主有一个困难重重的起步，所面临的困难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每一个地方，包括政治竞技场，都是四分五裂的。我们有着种族冲突，在我们所有问题的顶点存在一个我称之为后共产主义初期的混乱——相信一个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正像我们曾经相信计划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样，现在许多人相信在市场经济力量的推动下，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在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哈维尔：我个人不同意市场力量会制造解决所有问题的魔力。首先，我不认为市场提供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或给生活带来意义。这方面我不同意几个右翼报刊专栏作家和政治家的观点，我和他们有争论。
对于我来说，勿庸置疑，所有的财产权应该属于具体的某人，供需法律应该发挥作用，但是我不会将这个视为意识形态，视为生活的意义，或一个乌托邦。
这是在许多国家已经得到证实的管理，并和人的自然天性相吻合。比如，当你召来一个个体户水暖工，他会比国营企业的匿名雇佣者做得更好。显然，因为个体户水暖工对于他工作的结果有兴趣，他从他服务的效果中得到报酬。
在这个意义上，我鼓励有可能的话，最迅速地恢复正常的财产关系，恢复商业之间的多元竞争。市场的作用是一目了然的，是经过考验的被证实的经济原则，但就是这些。它们不是一种宗教。
米奇尼克：近些日子，民粹主义的语言，那些空洞的允诺，正在波兰的公共生活中取得巨大成功。政治斗争走到了这一步——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者许诺展示奇迹：如果你选我，我将给你你要的任何东西。捷克斯洛伐克在这方面的情形如何？这种东西来自何处？
十、哈维尔对自己身为总统不得不重复一些口号感到不安；他必须同时考虑对于国家的责任和个人所应保持的真实。
哈维尔：我想产生于我们不成熟的政治文化。显然，一个人想要在十五年内保证自己及其纲领选举成功，他就必须止步于煽动性口号。他不得不用行动返回到他所说的和能够获得某些结果。在有一定的民主传统的国家中，仅仅是煽动性口号是不够的。然而，在民主仅仅开始形成的情形下，民粹主义有很多机会利用这种混沌无序总是提出廉价的和轻易的政治口号。
而我必须提及某些自己感到的巨大麻烦。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创造性人物，这意味着我痛恨重复自己、痛恨简单化。同时，因为我现在担当的角色，我责成自己千百次的自我重复，向我的听众发出简单明了的呼吁。当我做一个演讲，我意识到我不能使用复杂的长句子，我必须尽量简洁和结束在一个能够理解的的呼吁上面。我经常发现当我提出一个有原创性的句子，但当我把它解释三遍之后，它已变得陈腐。从我的角度，我的整个生活都在反对这件事情，我批评由陈词滥调组成的生活。我曾经分析过由陈词滥调的语言，现在我发现自己正在面临职业性的重返陈词滥调的诱惑之中。
我的同事可能体验过这样的事实，我不喜欢写好了的发言稿。我不想要别人来写，因为我知道我正在重复我已经说过的和我正在接近陈词滥调。同时我也不能念他们给我准备好的稿子，因为我有自己的风格，尽管他们已经写好了，这是另外一个风格。每当他们为我写，我就感到尴尬和脸红。结果是，我试图自己写，但是我又痛恨做这件事。你不知道昨天要写一个今天的发言稿是多么的讨厌。如果我不照稿念，我有时还能蹦出一些原创性的句子，但是当我把它们写下来，那几乎是索然寡味的。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我理解这个。昨天，我建议我来写那个发言稿，但是我意识到我是在彻夜痛苦地写一个你将发现痛苦地把它念出来的东西，我决定，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忍受痛苦。
米奇尼克：捷克斯洛伐克是唯一一个流亡者归来和派上很好用场的国家：卡尔·斯切沃森伯格（Karl Schwarzenberg）是你总统班子的总管；帕维尔·提格里德（Pavel Tigrid）是你的一位顾问，吉瑞·格鲁莎（Jiri Grusa）在波恩担任大使。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显然，流亡者团体在我们的国家中曾经扮演过一个重要角色。没有他们，很难想象民主的反对派。为什么在所有其他国家流亡者只是给出许多很好的建议，而在这里他们却归来？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那提明斯克（Tyminsk）8的情况怎么解释？
米奇尼克：你非得要这么粗鲁地说话？
哈维尔：必须说，在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者的归来并不是一个广泛的现象。其中大多数人还是留在了他们所选择的国家；他们在那里已经付出了二十年或者四十年，他们有孩子等等，归来意味着把他们的生活连根拔起。但是他们经常回来看看。每次我走过城堡广场去Vikarka饭店，至少有一百个年长的太太抓住我的手，对我说她们从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回来看看，谢谢我能够让她们这样做。他们不只是过去不能回来，现在也不能回来。但他们都是忠诚的公民，他们不能生活在这儿是很遗憾的。
像斯切沃森伯格（Schearzenberg）和提格里德（Tigrid）那样的知识分子，把归来看做是一种挑战和乐于投身于民主的诞生，这样的人并不是多数。有些人归来是因为在外面生活得不愉快，或者是为了他们自己生意上的事情。
米奇尼克：请对我说说两年来发生在我们这些持异议者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改变了。你从一个重罪犯变成总统，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例子。你如何看待你自己？你是怎么改变的？当一个人同时是总统和作家，你肯定经常发现自己处于这两者选择之间——对于国家的责任和忠于自己的真实。你是怎么对付这种事情的？
哈维尔：这是一个要求某些反省的困难问题。首先我必须说，没有一个顶真的人——我认为自己是这种人——能够用简单的单一模式来解释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完全矛盾的属性和性格特点。
例如，我是一个对可笑的事情特别敏感的人，我也倾向于对每件事情感到惊奇。经常有这样的时刻，我不能相信自己做了总统，尽管我已经做了将近两年。
早晨起来我站在盥洗室，仍然半睡半醒，急匆匆地刷牙，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么匆忙。我对自己说我不得不去总统办公室去会见一些总理或别的什么人，突然我意识到我不能相信这个，这是可笑的和不真实的。
另一方面，尽管——这是一个悖论——生活教导我不要对每件事情感到太惊奇，教导我轻快地走过甚至是最荒谬的和最难以预料的情境，它们并不是我自己创造的，而是我就这么直接地进入它并似乎有吸引力，尽管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对一个作家来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他们所创造的世界实际上慢慢地降临到他们身边。我们在他的书中发现，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创造过一个赫拉巴尔式的世界。同时他也实际地创造了它们：不仅在这里他能够创造他自己的世界，在Kocoura酒吧，而是它在纽约肯尼迪机场他也能够做到。由于他的出现，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这个变形的结构，采取了赫拉巴尔的路线。
这与我的情况类似。我是一个喜欢安静、带点舒适的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又将我周围的空间弄得走样，成功地造成某种未曾预料的情境。我几次入狱和我现在当总统都是一样的荒谬。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样的荒谬在未来的道路上等着我，或许我从这个办公室里搬走，或许我不能连任，或许我再次坐大牢以度余生，什么都是可能的。但是并不是我选择了我的命运或者我自找麻烦，绝对不是这种情况。我只是一个安静的小资产阶级。
于是存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为每件事情感到惊奇，另一方面是我知道我的生活中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都是这种矛盾观念的一种集合物。例如，我们突然变得对我们过去的时代有一种嫉妒，我们不能理解这个。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我们不可能是这样。你真的感到嫉妒？
哈维尔：这只是一个文字上的比方。但是对我是这样。你问起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在忠诚和真实之间的冲突。这的确是一个有时候出现的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去寻找一种方式——我的同事也帮助我——做到对自己真实，这将避免出卖我相信的某些东西，尽可能地不去制造没有必要的政治复杂化，或者搅乱政治局面以及导致我背叛民主原则。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趣味和想象力的事情。这是一个如何掂量自己所说的话的问题。如果你说得大而化之，没有明确所指，你的听众怎么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而如果你说得太具体，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争和带来更多混乱，你怎么办？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趣味、直觉和想象力；这是比任何政治科学更加重要的东西。
米奇尼克：你是否处于这种情况，作为总统，你签署了一个你知道不该那样去做，但是不能找不出别其他办法的法律？
哈维尔：不久前我刚刚经历了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之后我很快把它写了出来。
在纽约的一个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时，我谈论了这个话题。
我们的宪法制度赋予我签署法律令其生效。我只是签署而已；如果我不这样做，法律仍然生效，而我所做的只是在总统和议会之间造成张力。我刚刚遇到的这种情况和祛除法有关，我签署了这项法律同时提出修正它。议会必须接受我的挑战；但是，为了让它变成现实，这项法律必须生效。我的朋友分成不同的意见：有人说，我不能签这是避免实际效果的一种途径，有人说先签了再提出修正案更加富有建设性。最后，我采纳了后者。时间将会证明我做的是否正确。
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与此同时，我立即把所有事情都写下来。我只是做在我的生活中始终在做的事情：当我面临一个困境，对我来说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它们都写下来。这是我解决生活中难题的文字手段。
十一、米奇尼克询问哈维尔的阅读情况，这个问题应该放在总统先生卸任之后。
米奇尼克：你不仅是一个总统，同时还是一个作家、剧作家和随笔作家——和一位对于过去两年发生的事件试图提供一种综合理解的作者。我还想问你的阅读情况。尽管有这么多事情，在过去两年内，你读了什么书，有哪些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你真的认为他有时间阅读？多么荒谬的一个问题！
哈维尔：事实是，我95％的时间都在官方文件和报纸。我很少有时间读文章，读小说更是异想天开。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关于扬·马萨瑞克（Jan Masaryk）9的传记，我们的外交部长，战后死于神秘的环境——是由他的朋友马采尔·戴沃波特（Marcia Davenport）写的。
这不是一本很了不得的书，但是读这本书使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幸运。我一天到晚都在担忧，我变得愤怒，我感到失望，想要放弃周围如此多的混乱，这个国家正在崩溃等等，于是突然读到了当共产党准备接手政权时，摆在马萨瑞克面前可怕的道德困境。他曾经向他的父亲发誓，他不会抛弃他的父亲的继任者贝纳斯（Benes），但是此时共产主义正在渗透到所有方面。显然，共产主义将要接管和摧毁所有对手。贝纳斯（Benes）——一个年老体衰、多病的人，肯定要被抛弃和签署摆在他面前的所有文件。扬·马萨瑞克（Jan Masaryk）心理上深感恐惧，但是他又受制于他对父亲的誓言；同时他感到形势已经完全绝望。最极端的是，在斯大林、莫洛托夫、佐林的手上他不断经受羞辱，人们喜欢哥特瓦尔德，当他去华盛顿进行一个官方访问时，结果没有人有时间会见他。不管是马歇尔还是杜鲁门，都不见他，哪怕马萨瑞克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很知名。他的妈妈是一位美国人，他在美国长到十岁，他说英语很流利——不只是书面语包括不同地区的方言。现在他的朋友突然没有时间会见他，这仅仅发生在共产党二月政变的前一个月，此时欧洲的命运已经决定。还有，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位有着强烈盎格鲁·撒克逊同情心的政治家身上，他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曾经是很受欢迎的人物。
这个人缺乏勇气、度过最初冷战时期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人发现自己处于这么一种可怕的境地，只有跳出窗外一走了之。比起马萨瑞克（Masaryk），我想到我自己的情况的确没有那么糟糕。
米奇尼克：昨天，吉瑞·迪森比尔（Jiri Dienstbier）刚刚指给我看扬·马萨瑞克（Jan Masaryk）跳出的那个窗户。今天你讲述这个故事和我昨天看到这个窗户，它们之间有着一种形而上的暗合。
我们相识三十年了。现在，每次人们问及我的政治面向，我总是回答：哈维尔式的。我想为此谢谢你。今天我是和一位朋友和一个总统谈话。请允许我在结束时说，谢谢你，瓦谢克；谢谢你，总统先生。
注释：
1 Ustashe曾于1941年——1944年依靠德国势力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对非克罗地亚居民实行恐怖统治。
2 Chetniks，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游击队员。
3 Father Tiso 1887－1947，天主教神父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洛伐克傀儡政府的总统，战后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处决。——译者注
4 Antonescu，二战时期的罗马尼亚政府首脑，希望通过依靠德国人反对苏联人。
5（Belohradsky，1944——，捷克哲学家，捷克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人物，1970年起住在意大利，自80年代中期以后，对哈维尔影响很大，在《去捣捣乱》“Disturbing the Peace”一书中有提及这个人。——译者注。
6 Miroslak Sladek，捷克一个极右的小党——共和党的领导人。——译者注
7 Masaryk，1918年捷克第一共和国总统——译者注
8 Stanisislsw Tyminsk返回波兰并与1991年和瓦文萨竞选总统。——原文注
9 Jan Masaryk，此人为捷克第一共和国总统Masaryk的儿子。
（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一、如何对待过去？作为个人，倾向于不追究，但无权宣布一个全国性的大赦。
哈维尔：亚当，好像你要审讯我三个小时。
米奇尼克：对了。
哈维尔：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谈上三个小时。
米奇尼克：你很有经验，因为你曾经多次接受长时间的审讯。三个小时对你这样的一个老牌重罪犯来说，不算什么。
天鹅绒革命已经两年，1989年也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日，共产主义在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崩溃。我记得1989年夏天在布拉格，在赫瑞达克（Hradecek）访问你，对你说你要当总统。你认为共产主义永远被推翻了，还是可能卷土重来？共产主义有可能复辟吗？
哈维尔：我想全球共产主义复辟，重返勃列日涅夫或斯大林时代这不可能。
这个过程不可能倒转。然而，地方性的复辟有可能。我可以想象以一种略有不同的共产主义统治的存在。在这里或者那里，比如在苏联共和国的某个地区之一，党的核心阶层也许经由更加民族化的色彩打扮之后，运用先前党的统治集团创造出与前制度相似的东西。这种地方性的复辟是可行的，但是作为一个帝国或集团的整体是永远逝去了，历史不可能倒退。
米奇尼克：这里的一切——人民和制度——都曾经属于旧政权，你怎样看待这里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
哈维尔：我认为对于整个后共产主义时代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这里的人们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创造了这个政权，那些在沉默中忍受的人们，所有我们这些无意识地使自己与之适应的人们，我们仍然在这里。我们从上一个时代继承了这些巨大的、中心化的、垄断的国家企业和一个充斥着官僚的国家管理机构。这就是后共产主义世界现在必须要对付的数不清问题和麻烦的源泉。它不是唯一的问题，而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反对与旧政权有牵连的特殊人物或其他代表这不成问题。但最重要的是，与普通公民的习惯作斗争。他们的确痛恨极权主义制度，但是同时，他们整个生活于其中，怨恨自己，他们习惯于这样做。他们习惯于这样的事实——在他之前，隐隐呈现着掌握一切大权和对所有事情负责的国家。他们认同一种家长制的态度对待这个国家，这不是一夜之间能够消失的。你不可能一下子根除所有由旧制度若干年培养起来的坏习惯。这份强有力的、麻烦的遗产是后共产主义世界，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麻烦问题的来源。
米奇尼克：有两套不同的象征性表述用于对待与共产主义有牵连的人们。一种是波兰提出的“粗线条政策”。塔·马佐维耶茨基在他作为总理发表首次演讲时，用了这个概念。他谈到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划出一个粗线条，同时说评价旧政府官员只有一条标准即他们的能力和对新政府效忠。对一些人来说，这提供了一个根据——谴责他运用“粗线条政策”是要保护共产主义罪犯和窃贼。第二种态度就是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提出的“祛除”。这是对待这个问题的两种极端的态度，你怎样看由马佐维耶茨基提出的粗线条哲学和倡导祛除的原则？
哈维尔：这是另外一个主要问题。你不能不触及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腹背受敌的过程。我想这两种态度在其极端形式中都是错误的。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我们不把自己放在与过去的联系中，我们将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是很重要的。
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切除脓肿而它们还要继续化脓并毒化全身。对我来说，把它们切除和看到正义的实现，这是正当和自然的。
然而同时，我们也不能打开无法无天的复仇和迫害之门，这会出现我们稍后才谈到的另外一番景象，这种态度在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出现过好几次。我记得战后不同的复仇者，其中最积极的人通常是私下里有着最不可外扬的勾当。我想这种要求是危险的——公布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和秘密警察有联系的人的名字，而不管是什么时候或为了什么。它是一枚随时可以爆炸的定时炸弹，以一种非法的、不公正的方式再次毒害整个政治气氛。
关键是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文化的、文明的立场而不是逃避过去。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过去，给它们命名，作出结论和实行正义。但是我们必须诚恳地去做，有节制和得当，宽宏大量和富有想象力。如果是面对忏悔和表达悔恨，必须有宽恕的空间。
因此，我个人倾向于一种人道的立场，而不是新一轮的迫害和恐惧。人们在四十年中恐惧安全部门，他们必然不希望为自己过去做过什么事情被挖出来之后而在下个十年处于恐惧之中。说到底，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否偶然地卷入了某些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对我们的祛除法采取保留和公开呼吁议会修正它。
米奇尼克：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吧。昨天我在布拉格听说，祛除过程威胁到著名哲学家卡罗尔·科采克（Karel Kosik），在布拉格之春中他曾经受迫害和被判有罪，陷入沉默多年。他将要为发生在二十多年之前的事情而受到起诉，1968年他是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你怎样看待这件事？
哈维尔：允许我先做点解释。这项法律通常被看作祛除法，它实际上的范围要比这宽泛得多，不只是涉及祛除。“祛除”这个概念涉及到检审在内务部存档的某人是否是这个部门的合作者。同时，这项法律在五年之内禁止一个范围的人进入公共机构。这些人包括过去四十年内“人民民兵”的成员，1948年和1968年期间共产党正式委员会的成员，或者是某地区的委员会中非同一般的党的积极分子。这是一个例外：在1968年2月和1969年期间党的官员除外。我想卡罗尔·科采克（Karel Kosik）是包含在这些例外的人们当中的，尽管作为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他曾是正式委员会的成员，1948年被大学开除。
总的来说，我相信这项法令是非常严厉和不公正的。例如，某人在三十年前的某日成为“人民民兵”的成员，就足以阻止他取得某些位置。但这也适用于这样的民兵，他们在1968年（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期间）于Vysocany抵抗苏军入侵。我并不是说这些人占大多数，但是他们是有重大价值的少数人。从道德的观点看来，即使只有一个无辜的人成为这项法律的受害者，我也认为这是一项坏的法律。因此，准确地说，不能运用一种集体罪责的原则而只能判断每个人的具体行为。
我给联邦议会提出修正案设想某人可以将他的情况上诉法院，法院可以宣称某个人适合某个位置，因为某个针对他个人的特殊境遇。比如，假如他后来长期为人权而奋斗，法庭将有权宣布他的实际贡献而抵消了他在某个时期属于这个或者那个组织机构的罪过。有这种情况，人们被迫合作，或者是地下组织的成员被委派和政权打交道，可以想象得出五十年代有许多这样的情况。
米奇尼克：这儿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我听说斯洛伐克议会发言人伊万·卡诺古尔西（Ivan Carnogursy）指控前总理弗拉迪米尔·马塞尔（Vladimir Meciar）曾经和安全部门合作，而马塞尔（Mecia）对卡诺古尔西（Carnogursy）提出同样的指控。在这种争论中，唯一有能力仲裁的是了解真相的某个人，换句话说，是安全部门的某个上校：对我来说，如果要安全部门的上校开始发放道德执照，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荒谬的境地。
哈维尔：是的，是这样。在我给议会的信中已经指出这一点。在一个民主国家，人们是否适合某些位置的最高和最后的标准会在安全部门的内部文件中找到，这真是疯了。
米奇尼克：扬·卡文（Jan kavan）的情况在国外引起了不安。一个帮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的前流亡者，在他回到祖国之后，因为曾经和安全部门合作而受到谴责。我听说上周你卖弄般地和卡文（kavan）去了一家饭店，于是所有的人都看见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哈维尔：是的，我在一家饭店和他见面，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我和他见面是因为我们共同的朋友彼得·乌尔（Petr Uhl）要求我和他谈谈，听听他那一方面的故事。我找不出理由不这么做，尤其是因为我作为持异议者和他一起工作过，当时他帮助反对派，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情形十分引起争议，我甚至没有理由不见他和他谈谈这件事。但从我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展示什么。
米奇尼克：你说我们在某种角度上正在驶向腹背受敌。你认为界限在哪里？
什么是正义的终结和复仇的开始？
哈维尔：这个界限的确立可能依据某些模糊的东西，某些不能诉诸于法律形式的东西，比如敏感、趣味、克制，谨慎和智慧，换句话说，某些人类品格。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受它们引导，我们可能找到界限。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界限难以界定，正如我们的祛除法表明的（对此我考虑一个抑止它的努力），尽管这是历经两年讨论的一个结果。这个法律显示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这个界限是多么地困难，而同时，又只能以法律地形式来界定，因为比一个可见的法律更坏的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于其中每个人都可以祛除和公开地诋毁他人。
米奇尼克：在一次访谈中，你谈及你如何感到人们正在变得为过去担忧。当时我正在德国，正在和我的持异议者时代的朋友们谈话，他们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关于秘密警察。我有一个感觉，他们被这个问题牢牢占据了。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秘密警察的活动等同于一个灵魂的奥斯威辛。他们说人们必须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待全部问题。如果某人被秘密警察所陷害，那么，他有权伸张正义，有权知道是谁陷害了他。这意味着他有权看到自己的档案，找出那个告发他的人。
另一方面，不久前我和西班牙作家Jorge Semrun谈及此，我问他，“在西班牙你们怎么对待这个问题？”说到底，他们也是有过一个专制政权，有过折磨人的警察，告密者等等。他回答：“如果你想要生活在正常情况下，你必须试着去遗忘，否则所有户外的野蛇将在未来的年月里毒化公共生活。”
从他的角度，德国作家尤金·福契（Jurgen Fuchs）也说：“听着，我不是吸血鬼。我写诗，我不想和这个东西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不想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个，那么它就会卷土重来，像纳粹。我们还没有消除纳粹的影响，它压了我们好多年。”
那么，作为一个捷克作家同时也是捷克总统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哈维尔：我想说我个人对待这个问题的观点不同于我身为总统所拥有的观点。作为总统，我必须考虑社会状态及其要求。
我个人的态度最好有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当总统不久，就收到一份名单，上面列举着所有曾经向当权者告发我的我同事的名字。但正是那天，我不仅把这份名单丢掉了而且也忘掉了写在上面的名字。这简单地说明了我个人倾向于让事情过去。我可以让自己和整个事情保持距离，因为我曾经掉进他们手中，我知道他们怎么毁人。关于此我曾经写过戏剧和文章，我以某种方式在我个人涉及的范围之内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不需要因为某人没有经受过这种磨练而惩罚它。
然而，作为总统，我必须考虑社会需要一条分界线，因为人们感到革命没有完成。有些人整个生命、他们的家庭生活都被旧政权践踏了，有人整个青春都在集中营里度过，他们无法让自己与此和解。更重要的是，他们原先的迫害者比他们更想从中摆脱。人们有这样的要求：检视过去，除去那些曾经威胁过民族和明显侵犯他们本人的人，将他们从现有的位置上赶下去。正像我以前说过的，面对过去和准确地为过去命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对待这件事情，我不能像对待那张写着“我的”告密者的字条一样处之漠然。
莎拉·冯德拉（Sasha Vondra，哈维尔的国际事务发言人）：在这个问题上，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之间的区分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是西班牙，同样还有匈牙利和波兰，另一方面是德国和捷克……
米奇尼克：我想莎拉（Sasha）夸大了某种哲学上的结构主义，因为在波兰，结果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关于清算的问题——谁也没有天主教的政治家喊得那么凶。只有（原先）可怕的、严厉的人如库隆或我才说，我们不能走过了头。另一方面，属于党派的政治家却用着天主教的词语，更倾向于说上帝是仁慈的。
哈维尔：事实是，在天主教内部有两个传统，创造了特殊的张力。一个是罪的传统，在这个面向上，天主教比新教来得纵容。问题的重心落在宽恕和赦免上面。天主教的第二个传统是关于调查。
马克·赞托夫斯基（Michal Zantovsky，哈维尔的新闻秘书）：但是罪的赦免总是和告白、和袒露自己的内疚联系在一起，而调查则是寻找出这种隐藏的罪，它总是被看作是最危险的。
米奇尼克：我想我们都命中注定遇到这种特殊的辩证法。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有两件事我对自己发过誓：第一，我永远不会加入一个老战士的组织，它给那些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人颁发勋章；第二，我永远不寻求报复。但是我经常对自己重复赫伯特的诗句：“永远不宽恕，因为你没有权力以那些在黎明前倒下的人的名义宽恕。”我想我们注定更要遇到这种难题，我们仅仅可以原谅加诸于我们本人的过失，而无权原谅加诸于别人身上的过失。人们有权要求正义。
哈维尔：这正是我刚刚提到的二律背反。处在我的位置上，我不能表现得如同一个私下里的个人。我不需要审判“我的”安全官员或告密者。我感到没有需要去报复。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官员，我无权宣布一个建立在每一个人行为之上的普遍大赦。
二、刚刚发生的能否称作一场革命？“战争结束了”，消失了五十年的旧的乱力怪神却出现了。
米奇尼克：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引起我的不安。你说到了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才是这场革命的结束？
哈维尔：这很难说，这场革命不会在某一天结束，这里不存在一个简单的指示器，可以用来定义一切都过去了。这是一个集聚力量而又分散离析的过程，只有当新一代进入政治生活，我们才可以说这一切终于过去了。
但是现在仍然有那种革命并未真正结束的的感觉。我们必须记住，比如说，我们的纲领呼唤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仍有95%的国有企业。法律制度也一样，95％的法律可以追溯到共产主义时期。同样可以说政治制度。要有时间给新人来替换我们现在的国家官员，但是现在一切事情仍然处于变动之中。
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很难说现在革命已经结束。（目前）还仅仅是一个象征的时刻，而将一个大型钢铁冶炼厂转变为私有制的，则不那么简单。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哈维尔的新闻秘书）：原谅我，我想你总在绕开我们目前正在涉及的问题。的确，人们运用“革命”这个字眼是因为报纸在用，而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并非是一场确切意义的革命。一场革命总是涉及暴力，如果有过一场革命的话，便会出现比如当下政体的中止和成立革命法庭。我们没有这么做，我想现在这么做也太晚了。
哈维尔：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称之为一场革命……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我们没有那样称呼。
哈维尔：好吧，它只是被当作了一场革命，这个词可以意味着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比如现在有一场关于结束联盟（federation）和开始同盟（confederatin）
的争论。作为作家，我们非常清楚我们不仅仅是阅读，而且也是在创造词汇，我们知道某个词逐步拥有了我们赋予它的意义。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被称之为一场革命，不管这样称呼是否恰当，这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我不能同意。你的朋友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曾经说每一个词只有当它指示着一个特殊对象时，才有意义。否则，人们之间便无法沟通。当然，记者们可以写他们想写的，但是从“革命”定义中得出来的是，我们这里发生的并非是一场革命。
哈维尔：你的说法是学院式的，而非诗人式的。
米奇尼克：对我来说，马克（Michal），游行示威迫使极权主义制度让步和承认，这就是一场革命。其后发生的事件——记者们称之为“天鹅绒革命”是指产生在法律的框架之内。
有人认为这正是我们的谬误所在，我们不应当遵循旧的法律规则，而应该诉诸革命手段——换句话说，无法无天——去彻底铲除共产主义。革命总是和歧视联系在一起——不管是反对你的敌人，还是反对前政府成员——而法律却主张平等原则。这不仅仅是一个学院式的问题：要不以法律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要不视法律为不存在。
我担心这仍然是可能的，某个既定团体比如前共产党人——将否定任何法律权利，如同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对待富农和资产阶级那样。当我询问你说的“未完成的革命”是什么意思，我很清楚我所担心的事情：我担心革命将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有很多关于革命的历史教训，开始时是一场争取自由的斗争，到头来以专制主义而告终，从克伦威尔到拿破仑，从霍梅尼到当代的许多例证。
许多年前，塞姆普伦（Semprun）为阿伦·雷乃的一部电影写过一个剧本，《战争结束了》。西班牙战争结束之后，于是不再需要任何军事装备。当你说到“未完成的革命”时，我感到处于一种犹豫之中，是否该有人站出来说：“瞧瞧，就连哈维尔，一个人道主义者，作家和哲学家，他在说我们需要继续革命。”
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是继续革命呢，还是说革命已经结束？共产主义者就在我们中间，但是他们和我们其他人拥有同样的生活权利。如果他们犯罪，那么他们和其他罪犯一样得到处罚；如果不是，就不能因为他们在某个时刻属于共产党而歧视他们。
哈维尔：我认为这些改变的实质——如果你们不想要称之为革命的话——是引进法律规则而不是开始新一轮的无法无天。某种社会压力正是这个无法无天的产物，那将永远没完没了，而这种压力的前方并不在于引进新的无法无天。举一个我的朋友的例子，Standa Milota他曾经被判二十年和不能找到工作。现在，他有一千克朗的退休金——因为他不可能被提升，所以，他的工资、他的退休金的起点是很低的，而判他刑的人和阻止他正常工作的人，却有着五千克朗的退休金，有自己的房子和其他好东西。人们看到这种状态会说，尽管“上层”改变了，尽管检查令解除了，他们可以写他们喜欢写的任何东西，但是所有现实的、物质的、日常的不公正仍然持续。
真正的情况是人们并不是想要造反。不同于少数极端主义政治家，他们决不是受复仇的推动而是要求声张正义；他们要求道德和物质的满足。这不是任何一种雅各宾主义或不断革命。（目前的）问题是完成重建公共生活。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我看到复仇或法西斯主义迹象，我会坚决予以阻止。
米奇尼克：今天，我们看到一种特殊的令人惊讶的现象。不久前我在南斯拉夫——如果我们还能这么称呼的话。也许最好称之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台正在使用五十年前的词汇说话，我们以为死掉和埋葬了的冲突正在复活。比如在塞尔维亚，你听到关于Croatian Ustashe1，在塞尔维亚，你听到关于Serbian Chetniks2.
在别的国家，你也看到已经消失了50年的语言、象征和意识形态。在波兰，the endecja 正在回潮；在乌克兰，他们为Bandera制造了一座纪念碑；在斯洛文尼亚，有人为Tiso神父3恢复名誉；在罗马尼亚，一份为安东尼斯库4唱赞歌的报纸“Romania Mare”有着一百万的发行量；同样还有在匈牙利，人们正在颂扬Horthy.这些旧神怪的复活意味着什么？
哈维尔：我也为这些旧神怪的复活感到惊讶。这表明——正如我以前写过的，共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带向一种终结，带向结束在自然水平的意义上。（人们说着）形而上学的话语，共产主义是麻醉剂之一，目前正在从他们的前存在状态中恢复过来。这些社会在面对麻醉剂时突然倒退，每个人都大吃一惊。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也为不仅是你提到的坏的传统的复活、也有好的传统的复活感到惊讶。而尤其惊讶于年轻一代并没有在学校里接触过这些，他们没有什么途径可以学习这些。在每一个小镇和地区，人们寻觅被销毁了不只四十年的传统。地方的意识正在觉醒，还有在地方之间的那种联系的意识，等等。这不只是坏神怪也是一种精神的复兴。这是真正令人惊讶的。
米奇尼克：在捷克传统中你最担心的是哪些神怪？
哈维尔：我想，最严重的发展是反犹太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出现，在斯洛伐克你可以看到一种对外国人的憎恨，这在捷克地区也有不同形式的表现。
例如，我们有一份杂志叫做“Politika”，上面有很多最残酷的反犹太人的文章并有着众多读者。这是自1938年以来从未见过的低级趣味的报纸，那是在被称之为“第二共和国”期间，在慕尼黑会议和德国人占领期间，当法西斯的组织例如Vlajka成立和有组织地袭击卡莱尔·恰佩克时期。它陷入了一种特殊的复杂混合——针对每个与众不同人的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及仇恨。
现在它采取了仇视越南人、古巴人、罗马尼亚人和吉普赛人的方式。于其中有一种“种族纯粹”的崇拜在内。这是一种倒退到捷克法西斯主义的现象，它不同于德国法西斯主义而仅仅是捷克的。
另一方面，在斯洛伐克，存在着一种教士法西斯主义。对于1939——1945年年斯洛伐克国家的记忆正在复苏，这是反犹太人的信息。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危险的。
当然，还存在另外一些寻求支撑的不合时宜的乱力怪神。与极权主义制度相比，民主秩序本来就是非结论性、不确定、松散和不十分强有力的。这些只是一些必然现象。曾经全部生活在极权主义制度下的人们摸索这条道路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观察给那些渴望一只强有力的手的人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人们中间存在着要求“强有力的手”来统治的那种东西。要求由某人实现和恢复秩序。
他们并不在乎他采取什么方式，他是左派还是右派。我想这种危险存在于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
三、以前未曾注意到右派也是极权主义产生的土壤。
米奇尼克：所有我们在共产主义时期思考的问题是否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共产主义从何而来？那些左派的的传统、左派的语言、修辞学、价值系统，如何造就了粗暴的专制？在这段期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忘记了左派专制仅仅是专制的一种面孔，而极权主义也可能从右派的修辞学和意识形态中产生出来。难道你不担心这种危险还没有被我们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认识？今天，没有人再匍匐于左翼极权主义的口号之下；任何左翼的东西都散发着和极权主义制度相联系的气味。难道你不认为，反共产主义虽然采取了右翼的修辞学和呼吁民族价值，却有可能导致既不是我们的社会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危险？
哈维尔：我不得不承认我尚未意识到这些危险。我并不担心右翼修辞学的诱惑会产生新的极权主义现象。就我自己而言，我想我对于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都有免疫力，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怀疑我站在左派一边的原因。当然。在我们的社会中，可能存在某些右翼的、极权主义的迹象。我关注它们，但是不会让它们影响到我的行动。
米奇尼克：显然，我知道你不会轻易受专制的或极权的右翼意识形态的影响；你来自另外一些人们的榜样，这种人不会适应任何专制。你经常说，任何左派、右派的的立场都不能说明你的状况，我也如此。更甚者，你说过——这也是我可以真正认同的——这些概念并不能解释展现在你面前的世界。但是，为什么在捷克大地上，在斯洛伐克和波兰，这种危机会重新浮现？为什么会存在那些把自己看作左派或右派的人们？他们运用这些东西想说什么？
哈维尔：有时从报纸上读到说某人组织了一个右翼政党或者一个右翼党同盟，诸如此类，我就觉得有点可笑。我想这可能和要求多元化的政治光谱有关。
人们知道在传统民主里，政治力量分化为左翼和右翼，于是他们试图把自己定义和置身于这种框架之中。目前，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右派支持者是一种时尚，出于许多原因，这可以理解。在打上所有左派标记的共产主义崩溃之后，谁还能指望别的什么？这是完全正常的一种反应。
但是，一旦没有什么东西构成正常发展过程的障碍，政治的光谱就会变得完全稳定，这种自我定义的膨胀将大量消失。当实际的政治得以运作，给予具体政治纲领付诸实践，谁的位置在哪儿就会逐渐变得清晰，而不在需要这种发布来宣称他们的联盟。所有这些对后共产主义纪元来说都是新鲜的。说到底，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它是一个新阶段，于其中大量不可思议的和戏剧性的事件可能发生。我承认每天都有一些事情让我感到惊讶。这是一个充满各种危险的时期。围绕着这个时代的的政治寻求自己的道路，是一件令人精疲力竭的事情。每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将会宁愿等上五年，直到这个离散的过程结束，再参与到政治中去。我们必须努力跨越这个阶段，不管它的悖谬和荒诞。
米奇尼克：我想问你一件令我十分迷惑的事情。为什么在斯洛伐克Tiso神父受到如此广泛的新的欢迎？也许我正在暴露自己的无知，但就我对于斯洛伐克历史的理解却提示，这并非是必须复兴的一种传统。
哈维尔：你说得很对。我完全赞同你。我想这是悲哀的和危险的。然而，我必须说，更多的斯洛伐克人并不要求复兴Tiso神父；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对此感兴趣。
但是你问及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它们是特别的和完全是非理性的。自从十八世纪，斯洛伐克便处在外国人的统治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并不能满足他们对于自己国家要求。而当共和国摆脱了匈牙利人的统治和马札尔化的压力之后，他们并未感到他们主宰了自己的国家。
战争期间的斯洛伐克共和国，是唯一独立的斯洛伐克时期。这个国家是希特勒的傀儡；他造就它，并试图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满足自己。所有这个国家的法律是模仿德国的，甚至走在德国前面。然而，和其他被希特勒蹂躏的国家相比，斯洛伐克遵循着一条相对中庸的路线——当然了，如果你忽视对犹太人的隔离或将他们出卖给德国人这个事实。当这个国家被战争的混乱所包围时，它的内部相对比较平静。在战争中斯洛伐克没有经历过波兰人所经历的可怖。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也许记得这个时期是斯洛伐克唯一的主宰自己的时期，尽管那是一个傀儡国家。还有，斯洛伐克人不喜欢捷克人因为这个斯洛伐克国家而指责他们。他们认为这是由他们自己必须来解决的事务，捷克人无权干涉。
在具体的有关历史的意识中，存在着一些和特定人群相关的细微差别，它并非是——我重复一遍——一个广泛的现象。事实上，Tiso的被处决是一个如此值得争论的事情，在斯洛伐克，人们相信，你不可能拿走一个牧师的生命，尽管天主教——不像我本人——并不始终地反对死刑。这种情形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消失。还有，审判完全是在计划之中进行的，他们算好了比如哪一天是将这个该死的人送上绞刑架的最好日子。
尽管存在着这种细微差别，我也不只一次公开表达自己对战时斯洛伐克国家的距离，和表示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可能与之打交道。
四、哈维尔补充捷克人的性格：“我们既同时是帅克和土地测量员K，而我们也都是扬·胡斯。”
米奇尼克：你谈了关于斯洛伐克复杂性的十分有趣的事情，现在我问你关于捷克的复杂性。我永远不会忘记1989年11月在弗罗茨瓦夫（Wroclaw）的谈话，那是在波兰－捷克“团结之日”之后，在场的有帕维尔·提格里德（Pavel Tigrid）、卡尔·斯切沃森伯格（Karl Schwarzenberg）、吉瑞·派里卡（Jiri Pelikan）和维勒姆·普莱肯（Vilem Precan）等。我宣称在捷克共产主义已经垮台，对此提格里德（Tigrid回答道）：“你不懂捷克人。捷克精神生活介于帅克和卡夫卡之间。
捷克人不可能推翻共产主义专制，因为他们对于1938年或1968年不能保卫自己有着复杂的体验。而结果出来是，我对于捷克精神的了解比提格里德（Tigrid）
和赞同他的人们多得多，我不必告诉你当时我是多么地高兴。
哈维尔：1989年的事件证实了我很长时间感受到的某些事情。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期间，不同的外国记者来访问我，每次他们都说，持异议者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很小的圈子，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从来不参加到他们中来，他们从来不奋起，因为他们满足于现状，或者至少与之达成妥协。我们只是一些把自己的脑袋挂到墙上的疯子，诸如此类等等。我经常对他们说，“你能够知道什么？在这个社会的灵魂中蛰伏着巨大的潜能。”
经历了这么多令人惊讶的事件之后，我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我经历了1968年的欣快症，它导致了全民族范围之内的对于苏军入侵的和平抵抗。我感到十分惊讶是因为冷漠已经统治这个社会若干年。对人们当中仍然保留了这些。
而不出一年之后，同样是这个社会再度被冷漠症所压倒，我再一次感到目瞪口呆。
这些曾经赤手空拳对抗坦克的人们又在说，无所谓啊，我们必须好好照料自己的花园。此时我意识到我们既同时是帅克和土地测量员K，而我们也都是扬·胡斯。
这些性格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同时存在。
五、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被用来填补共产主义留下的真空。
米奇尼克：对于白痴来说，共产主义能够以最简单的术语来解释世界的复杂性。一个人仅仅需要知道一些术语，就变得比柏拉图、海德格尔或笛卡儿更加聪明。这套简单的解释世界的途径随着共产主义的垮台而垮台。现在存在一个裂隙，你不认为这个裂隙正在由一种低劣的、原始的民族主义所填充？曾经求助于共产主义概念解释世界的人们现在求助于民族主义来解释世界。
哈维尔：物理学告诉我们，自然厌烦一个真空，它总是试图消灭负面的压力。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情况得以发生。民族主义处于过分简单化的、古老的意识形态的前沿，现在涌进来填补这个真空。但是无疑它不是唯一的。
尽管如此，我认为这种真空实际上给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遇——一个意识到意识形态时代已经结束的机遇。我正在完成一本书，其中我说至少在这个世界的某些地区，存在着结束意识形态时代和打开新的大门的机遇。我想说的是，（那将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时代，一个我们都意识到全球的联系和全球责任的时代。这是一个非教条化思想的时代，不是每件事情都早已经被安顿停当。
现代纪元的一个特色在于倾向认为一件事情不可能和另外一件事情相矛盾，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封闭的、完整的世界图景。“世界观”的概念应运而生。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成问题的概念，我真的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难道世界真的如此简单，可以用一种立场去看待它？
我认为建立在由笛卡尔时代提供的理性结构的现代纪元之后，是一个新纪元的降临，一个哲学家瓦茨拉夫·别洛赫拉德斯基（Vaclav Belohradsky）5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时代”，一个非教条化的多元思想的时代。简言之，我想人类会更加适应这样的想法——所有的争端，都会有不同的对待它的思考方式，而不是仅仅具有一种方式。当然，拥有不同的看待世界的立场，这就会成为冲突的根源。
回到真空的问题上来：这不仅是潜在的灾难，同时也是一个可能的大的机遇和挑战。
米奇尼克：意识形态时代真的走到尽头？这是不是人文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民族主义正在抬头，种族意义上的纯粹国家的乌托邦正在重建，那是一个纯净民族的乌托邦，意欲摆脱一切外国的妖魔鬼怪及其精神。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教条，不仅表现在有关民族和国家上面，而且包括仇外心理，比如仇视吉普赛人、犹太人等等。这是令人惊讶的东西。
在德国，这种民族主义发展得更为迅速。我听到的一个传闻很能说明问题。
两个德国人，一个来自东德，a Ossie，一个来自西德，a Wessie——互相遇见了。
这位东德老兄说：“欢迎，现在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对此西德的老兄回答：“是的，我们也是。”难道你不认为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
哈维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你如果去读近千年的历史，你会发现它是由没完没了的部落或王朝之间的冲突所组成，于其中主要的争端是双边关系。这告诉我们对于一般人们来说，属于一个民族比属于一个阶级的感觉更为强烈。大多数现代战争都是民族之间的战争。
民族纷争的吁求总是发现一个新的纪元，因为这是自我认同的最简单的尺度：比如你只要对别人说出一个词，就会知道你是一个捷克人，还是匈牙利人。
人们总是在寻求一条自我认同的道路，寻求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一个人的民族性：作为一个捷克人，你不需要做什么；不必表现得聪明或者善良，你只需要出生在这儿。这也许是为什么民族主义的吁求总是会找到回响的主要原因，别的姑且不论。吁求马克思主义，或者现象学、存在主义都没有如此回响，因为大多数人于这些概念中并不能给自己定义。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民族性。这是最简单的定义也是最危险的。
共产主义有强烈的造成统一的倾向，将每一件事情缩减成同一种东西，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葳）到柏林：同样的行政和国家机构，同样的沿街大楼、同样的家居建筑等等。这意味着——有时以一种可能的最残酷的方式——根除所有民族和民族性之间的区别。难道我们希望这种真空由民族主义之外的某个东西来填充？我想，我们创造一个公民社会来尊重每一个集合之“我”的成员，一个拥有民族价值但并不是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社会，并不运用任何意识形态作为原则来组织国家的社会，这要花相当长的时间。
米奇尼克：什么叫做仇外心理？它起源于何处？为什么现在没有犹太人的捷克斯洛伐克，反犹太人思潮会突然抬头出现在这份叫做Politika的月刊上面？为什么要冒犯吉普赛人？这并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特有的；在每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都可以找到。在德国，纳粹象征的重新出现达到了一个顶点，出现了此前没有出现过的某些情况。
哈维尔：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出现这种仇外心理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四十年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如果你去伦敦、巴黎或纽约，你会碰到不同种族的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每一个人都习惯了这一点。天长日久也有问题——比如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在法国的阿尔巴尼亚人——但是，总的来说，人们习惯于这个事实：他们生活在一个公平的、世界主义的世界上，人们可以自由迁徙和改变自己的居住地。而我们则生活在一种封闭的地区，在我们的社会中，遇见某些方面不同于我们的人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比如说，他们说着另外一种语言。
与此相联系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们正在寻找谴责的对象。他们正处于突然获得自由的震惊之中。他们失去安全感和他们的价值系统。这是一种我经常拿它与从监狱释放出来相对比的情况。当你在里面时，你渴望被释放的那一瞬间，但是，等到它来到了，你突然变得很无助。你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你也许想要回到重新回到里面去，因为在那里，你知道干什么，不会像在外面头脑虚弱无所期待。
一个遇到挫败的社会也是一样，它不能善待自己的自由，因此寻找一个敌人来推卸一切事情。当然，最容易的事情是将人群中明显突出的某个人当作敌人——这个人说着不同的语言、或者他的皮肤是不同的颜色。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将越南人、或吉普赛人或别的什么“他们”当作怨恨对象的原因。人们需要将这个世界的所有不幸和他们自身的遭遇归结到不同于他们的某个人头上去，归结到某种敌人身上，目的在于从他们自身生活的地狱中逃离。比起认识自身的虚弱，拿手指朝着某个他人说这是魔鬼，是再容易不过了。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尽管总统这么说，但是我认为比起其他国家来，捷克社会并不是如此仇外的。在革命之后，我们没有一个反犹太人的浪潮爆发。
尽管有讨论我们过去和德国的关系及其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条约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出现一个反德国人的浪潮。对吉普赛人的攻击只是涉及一个很小的年轻人的圈子，他们视自己为光头党并没有得到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国际舆论对于所有后共产主义的调查结果表明，捷克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开放社会。这并不是说这儿没有仇外或者极端民族主义，但是比较其他国家相对来说是一个小范围的。当然，尽管是小范围的，我们也谴责每一起这样的事件，因为它是危险的。
米奇尼克：我很高兴地在这里见到——如同在波兰——总统的同事与总统进行争论。我要说，我更倾向同意总统的思路。至于说到潜在的危险，这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而是一种动态。仇外心理通常用来朝向外国人，但是并不必然是这种情况，正像我刚才复述的那个德国人的传闻。说到底，德国人是一个民族，然而到头他们却不是。
从这个视角看过去，我不能不提到两件事情。首先，对我来说，诸如此类的东西也适合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去共产主义化。对待共产主义者的态度也是对待与众不同的人们的态度，共产党人是一些历史和经验不同的人。第二个例子是共和党。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个党的领导人米洛斯拉克·斯拉达克（Miroslak Sladek）
6和波兰民族党的领导人耶日·吉耶提克（Jerzy Giertych），都视勒庞（Jean-Marie Le Pen）为榜样。
我想说的是，我们面对的是一种萌芽状态的东西，它也许是没有意义的、荒谬可笑的和边缘的，但是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忘记希特勒最初也是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他的支持者还不如斯拉达克（Sladek）。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不成功的奥地利画家，有可能变成保守的德意志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哈维尔：我想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也有，当我们推翻了阻挡我们的篱笆和原先的价值系统崩溃之后，像斯拉达克（Sladek）这样的人便被激发和进入由他们自己提出的、过分简单化的价值。与此同时，他提出了一种负面的自我认同，他没有提出一种建设性的纲领。斯拉达克（Sladek）意欲囊括伏尔塔瓦河（捷克和斯洛伐克西部）的整个政府，包括议会和总统。这种负面的自我认同在一些人们中引起了响应，那是因为它简单得一目了然。在他们整个生活中，人们一直习惯于咒骂共产主义者，当他们不再有什么人可以咒骂时，他们便迷失了方向。斯拉达克（Sladek）出现了并告诉他们咒骂当今管理这个国家的人。他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简易的出口。某些流行的情形给形形色色的冒犯和仇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极端民族主义是无止境的。要求保卫“捷克民族”的纯粹性贯穿了斯拉达克（Sladek）
所说的每一件事情的主题，但是，他也可能选择其他任何廉价的观点。我完全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危险。希特勒的例子多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有一次我公开把它说了出来，结果是斯拉达克（Sladek）要对我提出起诉。
这种情况在苏联某些地区可能变得尤其危险，那里的事情在许多方面比这里要糟糕得多。我相信我们社会机构将有能力对付这些病毒，说到底，在这个地区我们有过一些经验。内战时期，有好几次——从左派到右派——推翻马萨瑞克7的尝试，但是没有一次成功，徒留一些笑柄而已。我相信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
尽管有着潜在的危险，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民主还没有学会如何对付这些威胁。同时警察也感到迷惑，不知道该不该管。他们担心自己看起来像是共产主义警察的延续，所以他们宁愿掉过头去或者保留被动旁观者的角色。
六、如何对待宗教的复兴、如何防止宗教介入国家事务以及有关原教旨主义。
米奇尼克：你经常说在一个政治文化被如此彻底摧毁的世界上，我们需要回到精神价值。你是如何看待后共产主义时代宗教所起的作用？在极权主义专制下，宗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力量的源泉，不管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宗教诉诸于自然法律，对此我们必须信仰。现在是这种情形吗？
哈维尔：我想后共产主义世界有两个尺度对待宗教虔敬，至少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是这样，我所说的将局限于我自己的国家之内。首先，宗教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拓展了一个人的视野；它指向存在于我们之上的某些事情，它令我们想起我们良心和责任感的根基以及强调无私和对邻人的爱。我们缺少道德的社会十分需要回忆这些传统的基督教价值。
然而，第二个尺度是（它在波兰的声音会比在这儿要强大）——宗教或教会方面打搅了公共生活。在这个非宗教的、世俗的世界上，宗教——深深根植于内在的个人和精神方面的事情——再度成为一种教条或意识形态。正如我一直在说的，这个世界现在存在着重新回到意识形态的机会。
有着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国家，比起基督教国家更清楚地展示了宗教介入政治时有多么危险。在穆斯林国家，国家被设想成建立在宗教原则的基础之上，但是它们基本上是意识形态教条的原则。一个国家采纳这些原则作为它极端民族主义的基础，因为它把个人缩减为一个单向度的人，对他进行强制和操控。我想建立在宗教原则基础上的国家是危险的，如同建立在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义原则之上一样危险。
米奇尼克：就你作为国家首脑的身份，我来问一个问题。教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如何行事？比如有取缔流产的迫切呼声，这是否意味着要求一项条款，宣称建立在基督教价值基础上的国家要把这价值渗透到宪法中去？是否要求立法保证这样的价值在教育制度中有着头等重要的位置？当主教遇见总统时，他们是否争辩，因为捷克和斯洛伐克都是基督教民族，共和国必须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哈维尔：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事情，尤其是在捷克这个地方。在斯洛伐克，那里天主教更为强盛，基督教－民主运动是主要的政治力量，教会并不要求国家建立在宗教原则基础之上，或者它的角色由宪法来保证，但是有介入政治生活的迹象。
依我看，捷克大主教Miroslav Vlk是一个我们如此需要的虔敬的缩影。他的纲领是精神和道德复兴的一部分，我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绝对不存在于在捷克教会的框架之内决定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还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教会希望和国家分离，要求保障国家不再干预它的正常事务，还要求能归还一部分1948年以后被没收的修道院。但是，无论捷克还是斯洛伐克，都不会试图将教会“国有化”，以教会的领导作用来代替党的领导作用。
米奇尼克：现在我就你的作家、知识分子和公民身份来发问。你如何对待妇女人工流产的要求以及做这项手术的医生将要被判刑？
哈维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我对此没有什么牢固的看法。我的直觉是人工流产不是一件好事情。我想大多数人也是这样。但是如何解决人口爆炸时代的这个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我们的流产法是自由的，某些天主教的议会代表想要从严对待。有人要求我支持他们，但是我不感到非如此不可。这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专家写的书，我感到自己没有资格说必须怎么做。我们的问题还不是法律过于严厉，而毋宁说是相反。
米奇尼克：身为公民而不是总统，你怎么看待一个牧师告诉他的教民，作为一个好基督徒应该选择某个政党？
哈维尔：我一直在说，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在斯洛伐克出现极个别这样的情况。我能理解当共产主义制度垮台时，牧师们站出来声援自由，讲波兰的团结工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的好话。红衣主教托马塞克（Tomasek）曾引导民众支持我们的“造反”。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存在一个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公共事务。但是如果今天牧师今天对人们说他们应该选举哪个政党，我认为这是最不幸的。我想那是一个坏牧师。
沃德拉（Vondra，哈维尔的国际事务发言人）：我不能想象一个牧师怎么会跟人们说他们应该选谁。
米奇尼克：但是存在着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边界状态。不久前，斯洛伐克出版了一本具有宗教挑衅意味的小说，作者是马丁·卡萨德（Mattin Kasard）。我们共同的朋友斯洛伐克总理扬·恰尔诺古尔斯基（Jan Carnogursky）随之扣押了国家出版津贴，而联邦政府的代总理要求检察官对此进行调查。这里，我不得不进行某些类比。在波兰，一些主教们发放了一封关于大众传媒问题写给教区教友的信，他们宣称哪一种媒体应该或者不应该发行。另外一个例子是拉什迪，那个被控亵渎和被判处死刑的人。当然，从扣押津贴到被判死刑还有很长的路，但是，其逻辑是一致的。就我所知，你最近在广播上就此发表了谈话。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哈维尔：我说，再也不把文学拉到法庭面前受审。文学总是或多或少激怒某些人，我知道文学会冒犯某些人或他们的宗教感情。我能想象人们被一个故事所冒犯、激怒的情况，但我不能想象把这个作家送上法庭。
米奇尼克：二十年前，当伊朗革命爆发时，我感到非常稀奇古怪和不可理解；在二十世纪末期创造一个宗教国家看起来是荒谬的。然而现在，当我看到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看到宗教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和在以色列的犹太原教旨主义，看到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增长，看到正在增长的不同原教旨主义倾向——新教的（比如在美国）和天主教的（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我不得不问自己伊朗发生的革命是不是一种新现象的提示。我们共同的朋友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e Glucksmann）说得对，他写道我们面临的最强大的挑战是新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宗教的。他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替换我们共产主义图景的新现象。格鲁克斯曼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征候，而是种种原教旨主义面貌之一。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哈维尔：在我回答之前，我必须指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原教旨主义中最为强有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以用这样的事实加以解释，伊斯兰相对来说是一个后来者。伊斯兰教的崛起比基督教晚好几百年，现在它发现自己处于类似基督教几百年前所处的一个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很像中世纪的基督教。然而，这并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我的确相信，自共产主义崩溃之后，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可能变成一种主要力量。然而，我相信，与此同时，存在一种抵消的力量——这个星球的自我保护意识，我希望也将要占据主要地位。现在我们的星球作为一个整体正在经受各种因素的威胁：富国和穷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距离、人口增长、环境问题等等。它们加在一起，构成一种全球危险。已经有人看到这个危险和理解它们，我相信，我们也只能对付那些被个人和人类视角能够看到的问题，如果我们摆脱所有教条、意识形态和原教旨主义奴役的话。否则，我们脚下的道路无异于自取灭亡。当然，我相信，自我保护的本能也起着很大作用。
你看，当萨达姆·侯赛因侵犯科威特的时候，在联合国的允许下，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首次组成了一个国际联盟进行反对。这是一种新的情形，可以解释成这种自我保护进程的一个象征。科威特是拥有一些油井的小国家，但是关键在于这种入侵会开始这样一些先例——散布这种狂热的原教旨主义，威胁其他国家，从事一场种族灭绝的战争来反对少数民族团体，从库尔德人开始。我不倾向于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时代，而是存在着抵抗它们的力量。
七、斯洛伐克问题。
米奇尼克：捷克和斯洛伐克到底在争论什么？什么是他们之间的真正分歧？
哈维尔：这种争论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公平的。过去一千年内，斯洛伐克的经验完全不同于捷克的经验。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拥有过一个自主的国家，他们“比较涣散”；他们也有着我们所没有的经验。可以说，现在他们正在步入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新生的特殊阶段。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中的较小和较不为人所知的民族，斯洛伐克总是处于捷克的阴影之下，尽管捷克曾经帮助斯洛伐克走上自己的道路，但是这种帮助也可以被理解为展示捷克的某种优越感，是一种冒犯，从心理学上这是可以理解的。斯洛伐克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他们感到自己正在创造一个共同体，他们想立足于自身，想要和老兄处于平等的位置上。事实上，这种感情得到传播，但并不是很普遍的。可以理解的是，斯洛伐克在某种程度上对捷克心存疑惧，他们留神各种迹象，看看捷克是否在搞什么新的诡计把斯洛伐克合并掉。
第二个方面是政治的原因，这里事情发展得很糟糕。不同的政治力量乘机打民族主义的牌，因为这是动员人们最简单的方式。打这张牌的人中有的人还算文明，而有人则完全是蛊惑人心。但是他们都以为某个时代来到了：家乡将要解放，新的国家将要诞生，于是对斯洛伐克民族来说是一个站起来的时代。这种东西造成了压力而这种压力目前到了它的顶点，我们真的面临着我们的国家是否正在走向分离。我仍然相信能够它能够幸免，尽管我们所经历的不只是一种危机。你必须区分这两个方面：一是其中所折射的政治游戏，二是两个共和国的议会之间、人们之间通常存在的争论。这些要求常常和一种特殊的复杂性有关，但是最主要的，是人们出于不同的观察世界的经验和方式。
给你打一个荒谬的比方，来说明这种情况。你想象拥有一个一千二百万人口的联盟，——其中四十万波兰人和八十万德国人。这是一个国家，而德国人处于在经济上和其他许多方面更为有利的位置，更有甚者，他们比波兰人多出两倍。
在这种情况下，波兰人一定会尝试像许多斯洛伐克人所做的事情。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就像这两个兄弟之间的关系一样，年长的那一位总是伸出手来扶助年轻的那一位，哪怕是朝向一个正确的方向。
八、捷克内部的右派和左派同时变得激进，持续地互相攻击。
米奇尼克：那么内部的分歧呢？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怎么对待他们自身内部的问题？波兰现在讨论的问题多种多样，包括启动市场经济，教会的作用，是否需要一个总统制的还是议会的政治制度，讨论关于农业政策、公司、各种津贴、信用贷款、价格保护、关税保护；还有关于去共产主义化，以及波兰是否采取欧洲的模式还是选择波兰特色，因为欧洲将色情业、人工流产、消费主义毒品、堕落等一视同仁。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土地上，人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哈维尔：有好几个。下个春季开始选举，而政党才刚刚成立，他们老是想着选举，这种东西覆盖了所有他们的宣言。在政治谱系明朗化的同时，我们正在寻求一种国家模式和写出一部新的宪法。
在捷克，一个争议的中心是关于斯洛伐克。一些政治家们想要一个可能的最强有力的国家，因此不想在斯洛伐克的压力面前让步。其潜台词是，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赢得支持这项政策的选民们的喜欢。而捷克人越来越倾向于说，斯洛伐克的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最好让他们自己去解决。某些政治家则进一步激起这种情绪，仅仅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斯洛伐克也有类似这种情况，有主张联盟的，有主张同盟的，有鼓吹完全独立的。在斯洛伐克问题上，在捷克和斯洛伐克都存在种种分歧。
另外一个争论的问题是关于经济政策。一种强有力的右派声音在出现。这些人要求最迅速和最激烈的改革造成——简言之——一个羽毛丰满的资本主义。他们遭到了由不同的人组成的左派的反对。这两方面持续地互相攻击；右派像地下共产主义者那样热衷所有的自由，而左派变得越来越激进，进而批评所有改革过程。
人们也在为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是否独立的问题而争论，还有就是关于祛除法。后一项更多是在心理意义上的隐蔽问题，发生在从前反对共产主义的持异议者、更年轻的对此事所知无多的年轻人以及既不和共产主义合作也不和反对派合作的人们之间。今天，最后一种人学着尤金·奥尼尔的话说“长期以来我和无聊卑劣的事情作斗争，到头来我也变得无聊卑微了。”意思是说，长期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对派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失去光泽，他们的作用已经完结。还有，他们指出，有些持异议者原来是共产党员——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他们认为所有共产党员都是一样，不想区分他们是五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在党内。公共舆论倾向认同非持异议者的政治家，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大多数人们自己既不是持异议者也不是党的核心阶层（nomenklatura）。对大多数人来说，更为年轻的政治家更适合他们自己的处境和在精神上与之接近。
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那些范围更小的争论，它们都浸透着党派政治。
九、散沙一盘的局面似乎在呼唤魅力型个人，但拒绝铁腕的诱惑对哈维尔来说并不难。
米奇尼克：前持异议者的边缘化是所有我们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这是很有趣的——正如你经常指出的——持异议者代表着人们的良心愧疚，这些人曾经循规蹈矩而现在沉浸于非共产主义化的修辞学。
但是我仍然想问你另外一件事情。所有我们的天鹅绒革命都或多或少地诞生了魅力型领袖，你本人也是这样一位领袖。这不是偶然的，格鲁吉亚持异议者、民选总统想要以格鲁吉亚的哈维尔为世人所知。这位魅力型领袖和前持异议者很快将他的对手关进监狱。是不是可以说，我们都面临着重造权威秩序的诱惑，而说到底。民主是一个妨碍，它是没有效率的，每件事情都得慢慢来，而我们则需要迅速和关键性的行动。在格鲁吉亚，形势发展为街垒和基本上是一场内战，远远没有结束。
你是否想过后共产主义时期权威主义的威胁，当民主结构仍然脆弱时？当你听说Zviad Konstantinovch Gamsakhurdia 被称为“格鲁吉亚的哈维尔”时，你有什么感受？
哈维尔：我不认为自己存在着这样的危险，要在关押我朋友的意义上抓权。
相反，我在酒吧、大街上遇到的人们都责备我太软弱了。他们对我说“你应该对他们更严厉一些”。“他们”是指每一种人：共产党员、去公有化者、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政治家和议员。因此，我的问题正好相反，我不够有权威。
然而，总的来说，我们脆弱的、新生的民主，需要尽快拥有强有力的民主制度、机构和游戏规则，避免那种民粹派的呼吁铁腕的权威力量出现。民主必须迅速获得权威。如果做不到，就会有斯拉达克（Sladek）这样的人去做。当哈维尔必须获得权威而不是总统、政府和议会获得权威，哈维尔则不再是同一个人。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框架，于其中这些机构能够互相作用。我们需要建立制度性保护来对付不断出现的政治危机。
以我们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有待完成，并伴随着一个新的宪法制度和完成一部新的宪法。我不得不说我要扩大总统权限。我不是说要一个总统制的制度，于其中由一个普选的总统领导各执行部门，而是说我主张在民主捷克斯洛伐克时期曾经拥有的部分总统的权限。例如，总统有权将立法提交给联邦议院，如果在议会中政府没有赢得信任选票，总统必须能够解散议会和组织一个选举。因此我主张扩大总统权限，不是扩大我个人的权限，而是这个国家首脑的权限。因为这是反对强力政府最有效的武器。
米奇尼克：你好几次说起，作为总统你意识到政治家个人特性的意义。关于此你能不能再多谈一点？在你看来是那种特性？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最深刻的印象？
哈维尔：我没有说起过国家首脑（所拥有的）的特性，仅仅是我的观察而已。
我注意到，当我喜欢一个具体的政治家，或者反过来，当我们处于同一个波长和的确能彼此沟通，这反映出与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友好关系。我相信萨拉（Sasha），参加过所有国际性会议，会证明这个。
当我意识到政治领袖之间的个人联系的意义和他们给政治生活带来的影响时，的确很震惊。这是一个小小的警告并使你意识到你的责任。很容易想象一种情况——比方说吧——我早晨七点钟与人有一个会面，对方是冰岛的外交部长，但我很累，要睡觉，或者感觉不适。当然，会谈不会取消。于是我们必须在记者招待会上亮相和回答各种问题，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说。因此报纸开始说，会议是在冷淡的气氛中进行，此次访问是令人失望的，接着很快会变成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冰岛关系降温的一个政治事件。当然，这是我杜撰的一个故事，你会理解我说的是什么。
米奇尼克：我们的民主有一个困难重重的起步，所面临的困难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每一个地方，包括政治竞技场，都是四分五裂的。我们有着种族冲突，在我们所有问题的顶点存在一个我称之为后共产主义初期的混乱——相信一个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正像我们曾经相信计划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样，现在许多人相信在市场经济力量的推动下，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在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哈维尔：我个人不同意市场力量会制造解决所有问题的魔力。首先，我不认为市场提供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或给生活带来意义。这方面我不同意几个右翼报刊专栏作家和政治家的观点，我和他们有争论。
对于我来说，勿庸置疑，所有的财产权应该属于具体的某人，供需法律应该发挥作用，但是我不会将这个视为意识形态，视为生活的意义，或一个乌托邦。
这是在许多国家已经得到证实的管理，并和人的自然天性相吻合。比如，当你召来一个个体户水暖工，他会比国营企业的匿名雇佣者做得更好。显然，因为个体户水暖工对于他工作的结果有兴趣，他从他服务的效果中得到报酬。
在这个意义上，我鼓励有可能的话，最迅速地恢复正常的财产关系，恢复商业之间的多元竞争。市场的作用是一目了然的，是经过考验的被证实的经济原则，但就是这些。它们不是一种宗教。
米奇尼克：近些日子，民粹主义的语言，那些空洞的允诺，正在波兰的公共生活中取得巨大成功。政治斗争走到了这一步——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者许诺展示奇迹：如果你选我，我将给你你要的任何东西。捷克斯洛伐克在这方面的情形如何？这种东西来自何处？
十、哈维尔对自己身为总统不得不重复一些口号感到不安；他必须同时考虑对于国家的责任和个人所应保持的真实。
哈维尔：我想产生于我们不成熟的政治文化。显然，一个人想要在十五年内保证自己及其纲领选举成功，他就必须止步于煽动性口号。他不得不用行动返回到他所说的和能够获得某些结果。在有一定的民主传统的国家中，仅仅是煽动性口号是不够的。然而，在民主仅仅开始形成的情形下，民粹主义有很多机会利用这种混沌无序总是提出廉价的和轻易的政治口号。
而我必须提及某些自己感到的巨大麻烦。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创造性人物，这意味着我痛恨重复自己、痛恨简单化。同时，因为我现在担当的角色，我责成自己千百次的自我重复，向我的听众发出简单明了的呼吁。当我做一个演讲，我意识到我不能使用复杂的长句子，我必须尽量简洁和结束在一个能够理解的的呼吁上面。我经常发现当我提出一个有原创性的句子，但当我把它解释三遍之后，它已变得陈腐。从我的角度，我的整个生活都在反对这件事情，我批评由陈词滥调组成的生活。我曾经分析过由陈词滥调的语言，现在我发现自己正在面临职业性的重返陈词滥调的诱惑之中。
我的同事可能体验过这样的事实，我不喜欢写好了的发言稿。我不想要别人来写，因为我知道我正在重复我已经说过的和我正在接近陈词滥调。同时我也不能念他们给我准备好的稿子，因为我有自己的风格，尽管他们已经写好了，这是另外一个风格。每当他们为我写，我就感到尴尬和脸红。结果是，我试图自己写，但是我又痛恨做这件事。你不知道昨天要写一个今天的发言稿是多么的讨厌。如果我不照稿念，我有时还能蹦出一些原创性的句子，但是当我把它们写下来，那几乎是索然寡味的。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我理解这个。昨天，我建议我来写那个发言稿，但是我意识到我是在彻夜痛苦地写一个你将发现痛苦地把它念出来的东西，我决定，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忍受痛苦。
米奇尼克：捷克斯洛伐克是唯一一个流亡者归来和派上很好用场的国家：卡尔·斯切沃森伯格（Karl Schwarzenberg）是你总统班子的总管；帕维尔·提格里德（Pavel Tigrid）是你的一位顾问，吉瑞·格鲁莎（Jiri Grusa）在波恩担任大使。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显然，流亡者团体在我们的国家中曾经扮演过一个重要角色。没有他们，很难想象民主的反对派。为什么在所有其他国家流亡者只是给出许多很好的建议，而在这里他们却归来？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那提明斯克（Tyminsk）8的情况怎么解释？
米奇尼克：你非得要这么粗鲁地说话？
哈维尔：必须说，在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者的归来并不是一个广泛的现象。其中大多数人还是留在了他们所选择的国家；他们在那里已经付出了二十年或者四十年，他们有孩子等等，归来意味着把他们的生活连根拔起。但是他们经常回来看看。每次我走过城堡广场去Vikarka饭店，至少有一百个年长的太太抓住我的手，对我说她们从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回来看看，谢谢我能够让她们这样做。他们不只是过去不能回来，现在也不能回来。但他们都是忠诚的公民，他们不能生活在这儿是很遗憾的。
像斯切沃森伯格（Schearzenberg）和提格里德（Tigrid）那样的知识分子，把归来看做是一种挑战和乐于投身于民主的诞生，这样的人并不是多数。有些人归来是因为在外面生活得不愉快，或者是为了他们自己生意上的事情。
米奇尼克：请对我说说两年来发生在我们这些持异议者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改变了。你从一个重罪犯变成总统，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例子。你如何看待你自己？你是怎么改变的？当一个人同时是总统和作家，你肯定经常发现自己处于这两者选择之间——对于国家的责任和忠于自己的真实。你是怎么对付这种事情的？
哈维尔：这是一个要求某些反省的困难问题。首先我必须说，没有一个顶真的人——我认为自己是这种人——能够用简单的单一模式来解释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完全矛盾的属性和性格特点。
例如，我是一个对可笑的事情特别敏感的人，我也倾向于对每件事情感到惊奇。经常有这样的时刻，我不能相信自己做了总统，尽管我已经做了将近两年。
早晨起来我站在盥洗室，仍然半睡半醒，急匆匆地刷牙，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么匆忙。我对自己说我不得不去总统办公室去会见一些总理或别的什么人，突然我意识到我不能相信这个，这是可笑的和不真实的。
另一方面，尽管——这是一个悖论——生活教导我不要对每件事情感到太惊奇，教导我轻快地走过甚至是最荒谬的和最难以预料的情境，它们并不是我自己创造的，而是我就这么直接地进入它并似乎有吸引力，尽管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对一个作家来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他们所创造的世界实际上慢慢地降临到他们身边。我们在他的书中发现，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创造过一个赫拉巴尔式的世界。同时他也实际地创造了它们：不仅在这里他能够创造他自己的世界，在Kocoura酒吧，而是它在纽约肯尼迪机场他也能够做到。由于他的出现，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这个变形的结构，采取了赫拉巴尔的路线。
这与我的情况类似。我是一个喜欢安静、带点舒适的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又将我周围的空间弄得走样，成功地造成某种未曾预料的情境。我几次入狱和我现在当总统都是一样的荒谬。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样的荒谬在未来的道路上等着我，或许我从这个办公室里搬走，或许我不能连任，或许我再次坐大牢以度余生，什么都是可能的。但是并不是我选择了我的命运或者我自找麻烦，绝对不是这种情况。我只是一个安静的小资产阶级。
于是存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为每件事情感到惊奇，另一方面是我知道我的生活中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都是这种矛盾观念的一种集合物。例如，我们突然变得对我们过去的时代有一种嫉妒，我们不能理解这个。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我们不可能是这样。你真的感到嫉妒？
哈维尔：这只是一个文字上的比方。但是对我是这样。你问起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在忠诚和真实之间的冲突。这的确是一个有时候出现的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去寻找一种方式——我的同事也帮助我——做到对自己真实，这将避免出卖我相信的某些东西，尽可能地不去制造没有必要的政治复杂化，或者搅乱政治局面以及导致我背叛民主原则。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趣味和想象力的事情。这是一个如何掂量自己所说的话的问题。如果你说得大而化之，没有明确所指，你的听众怎么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而如果你说得太具体，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争和带来更多混乱，你怎么办？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趣味、直觉和想象力；这是比任何政治科学更加重要的东西。
米奇尼克：你是否处于这种情况，作为总统，你签署了一个你知道不该那样去做，但是不能找不出别其他办法的法律？
哈维尔：不久前我刚刚经历了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之后我很快把它写了出来。
在纽约的一个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时，我谈论了这个话题。
我们的宪法制度赋予我签署法律令其生效。我只是签署而已；如果我不这样做，法律仍然生效，而我所做的只是在总统和议会之间造成张力。我刚刚遇到的这种情况和祛除法有关，我签署了这项法律同时提出修正它。议会必须接受我的挑战；但是，为了让它变成现实，这项法律必须生效。我的朋友分成不同的意见：有人说，我不能签这是避免实际效果的一种途径，有人说先签了再提出修正案更加富有建设性。最后，我采纳了后者。时间将会证明我做的是否正确。
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与此同时，我立即把所有事情都写下来。我只是做在我的生活中始终在做的事情：当我面临一个困境，对我来说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它们都写下来。这是我解决生活中难题的文字手段。
十一、米奇尼克询问哈维尔的阅读情况，这个问题应该放在总统先生卸任之后。
米奇尼克：你不仅是一个总统，同时还是一个作家、剧作家和随笔作家——和一位对于过去两年发生的事件试图提供一种综合理解的作者。我还想问你的阅读情况。尽管有这么多事情，在过去两年内，你读了什么书，有哪些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你真的认为他有时间阅读？多么荒谬的一个问题！
哈维尔：事实是，我95％的时间都在官方文件和报纸。我很少有时间读文章，读小说更是异想天开。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关于扬·马萨瑞克（Jan Masaryk）9的传记，我们的外交部长，战后死于神秘的环境——是由他的朋友马采尔·戴沃波特（Marcia Davenport）写的。
这不是一本很了不得的书，但是读这本书使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幸运。我一天到晚都在担忧，我变得愤怒，我感到失望，想要放弃周围如此多的混乱，这个国家正在崩溃等等，于是突然读到了当共产党准备接手政权时，摆在马萨瑞克面前可怕的道德困境。他曾经向他的父亲发誓，他不会抛弃他的父亲的继任者贝纳斯（Benes），但是此时共产主义正在渗透到所有方面。显然，共产主义将要接管和摧毁所有对手。贝纳斯（Benes）——一个年老体衰、多病的人，肯定要被抛弃和签署摆在他面前的所有文件。扬·马萨瑞克（Jan Masaryk）心理上深感恐惧，但是他又受制于他对父亲的誓言；同时他感到形势已经完全绝望。最极端的是，在斯大林、莫洛托夫、佐林的手上他不断经受羞辱，人们喜欢哥特瓦尔德，当他去华盛顿进行一个官方访问时，结果没有人有时间会见他。不管是马歇尔还是杜鲁门，都不见他，哪怕马萨瑞克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很知名。他的妈妈是一位美国人，他在美国长到十岁，他说英语很流利——不只是书面语包括不同地区的方言。现在他的朋友突然没有时间会见他，这仅仅发生在共产党二月政变的前一个月，此时欧洲的命运已经决定。还有，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位有着强烈盎格鲁·撒克逊同情心的政治家身上，他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曾经是很受欢迎的人物。
这个人缺乏勇气、度过最初冷战时期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人发现自己处于这么一种可怕的境地，只有跳出窗外一走了之。比起马萨瑞克（Masaryk），我想到我自己的情况的确没有那么糟糕。
米奇尼克：昨天，吉瑞·迪森比尔（Jiri Dienstbier）刚刚指给我看扬·马萨瑞克（Jan Masaryk）跳出的那个窗户。今天你讲述这个故事和我昨天看到这个窗户，它们之间有着一种形而上的暗合。
我们相识三十年了。现在，每次人们问及我的政治面向，我总是回答：哈维尔式的。我想为此谢谢你。今天我是和一位朋友和一个总统谈话。请允许我在结束时说，谢谢你，瓦谢克；谢谢你，总统先生。
注释：
1 Ustashe曾于1941年——1944年依靠德国势力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对非克罗地亚居民实行恐怖统治。
2 Chetniks，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游击队员。
3 Father Tiso 1887－1947，天主教神父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洛伐克傀儡政府的总统，战后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处决。——译者注
4 Antonescu，二战时期的罗马尼亚政府首脑，希望通过依靠德国人反对苏联人。
5（Belohradsky，1944——，捷克哲学家，捷克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人物，1970年起住在意大利，自80年代中期以后，对哈维尔影响很大，在《去捣捣乱》“Disturbing the Peace”一书中有提及这个人。——译者注。
6 Miroslak Sladek，捷克一个极右的小党——共和党的领导人。——译者注
7 Masaryk，1918年捷克第一共和国总统——译者注
8 Stanisislsw Tyminsk返回波兰并与1991年和瓦文萨竞选总统。——原文注
9 Jan Masaryk，此人为捷克第一共和国总统Masaryk的儿子。
1991年3月12日星期二
亚当·米奇尼克：可以谈话，没有仇恨——访谈雅鲁泽尔斯基
（1991）
译者按：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1923——），1923年7月6日出生于卢布林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3年5月志愿参加在苏联创建的波兰武装部队，经历了解放波兰、直抵柏林的所有战斗。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之后，他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历任波军总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长。1981年2月12日被议会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国防部长，同年10月18日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12月13日波兰实施”战时状态”时任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直至该委员会于1983年7月21日自行解散。1985年11月6日在九届议会首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同时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1986年12月在同记者谈话时提出”社会主义多元化”口号，试图使”多元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1988年8月27日倡议与反对派一起召开”圆桌会议”.在1988年底至1989年初分两阶段召开的十届十中全会上主张”工会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并同其他几名政治局委员一起以辞职相威胁，迫使全会通过了相应决议，导致”圆桌会议”的召开（1989年2月4日——1989年4月5日）和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1989年4月17日）。1989年6月4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议会大选中失败，但雅鲁泽尔斯基于同年7月19日按照“圆桌会议”协议精神由议会众参两院组成的国民大会以50％以上的得票数当选为波兰共和国总统。1990年9月19日致函议会议长科扎凯维奇，表示愿意”缩短总统任期”（按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6年），”以防止社会动乱”，l0月1日签署了议会通过的”缩短总统任期法”.当瓦文萨在总统竞选获胜后于12月11日在电台、电视台发表离职的告别演说。
1981年实行军管法之后，米奇尼克曾经是雅鲁泽尔斯基政权长达5年多的囚徒。两个昔日的对手今天终于坐在了一起。
这场谈话中伊始，米奇尼克首先承认自己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认识，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有一件事情没有变化，即对于军管法的认识。谈话主要集中在这一话题进行——是不是实施军管法是不可避免的？
雅鲁泽尔斯基的解释是，从总体上来说，是防止进一步扩大的事态，从而引得苏联军队前来干涉，在这个意义上，这是拯救波兰的唯一途径；而选择在那个时刻，是为了度过那个艰难的冬天，在这之前，因为苏联和东德制造的麻烦，使得波兰没有足够的煤。保证苏联的坦克不出现在华沙的街道上，这同样是米奇尼克们所要遵循的界限；而事实是，俄国干涉的威胁始终总是存在的，在那个时刻摆在桌面上的问题，“是不存在一种有关政治话题的严肃讨论。”如果当局“只想谈论卷心菜和煤而不是政治”，只想用自己手中抓住的牌挡住对方的要求，便不具有举行一场平等的、敞开的对话的诚意。从根本上，这个政权首先考虑的是它本身的自我保存。所以，不惜一切手段回到原来的状态，是它一贯逻辑的必然结果。
但是米奇尼克同时也坦诚地表达：如果谈判破裂，他们这一方同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没有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吸取了这个教训，在圆桌会议期间，米奇尼克们调整了自己的立场。但无论如何，米奇尼克对于雅鲁泽尔斯基说，“主要责任在你们一方。”而雅鲁泽尔斯基最终仍然以“两种恶中较小一种”来为自己开脱。
雅鲁泽尔斯基：我到达共产主义走过一个如此曲折的道路。在一种深刻的宗教和爱国主义的培养之后，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然而你，出生于共产主义家庭，但是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是怎么发生的？顺便地说，我忍不住要指出，你的父亲也许比你更加生错了时代。但他选择共产主义时，他是冒着被放逐到社会边缘的危险；和你一样，面临着牢狱之灾，但是他没有你指望的社会支持，也没有教会和西方社会的支持。
你是否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国会的见面？我希望你也就此谈谈。
米奇尼克：那时，没有比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更让我不喜欢和恐惧的人了。我绝对相信，雅鲁泽尔斯基掌权不会有什么好的改变。这种确信主宰了我当时的政治思想。我认为雅鲁泽尔斯基是我坚决予以反对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的基础。
我记得和团结工会的同事们讨论时，有人对我说：“当涉及到雅鲁泽尔斯基时，你就放弃了分析，光是倾泻敌意和盛怒。”盖莱梅克i经常争辩说，你不想以实施军管法的人进入历史，于是你必须有所作为。我认为他是错的。还有，我不可能站在军队一边；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民。1989年春天，我第一次前往国会参加第一次会议时，心里的确是很担心的。我看见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是一个健全正常的人，不存在我多年来想象的虚弱迹象。后来，我变得相信，对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这种人，仅仅通过阅读他的演讲是不能够得到一个关于他的正确形象的。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公共形象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谜。我对于历史始终抱有极大的兴趣，因此我一直在寻找一种相似的传记，但是无可与之匹敌。一个出生于地主家庭的年轻人战争期间却身处俄国，以一个体力劳动者的身份开始他的工作生涯，然后又突然进入部队服务。并不具有天生的政治倾向，他变成了一个政治家。接着，他所做的事情是我不能解释的。为什么他要任命拉可夫斯基为代理总理，这个人在党内并不受欢迎。更早些时候，雅鲁泽尔斯基是波兰军政治部主任，他控制着Zolnierz Wolnosci（“自由战士”，波兰一老战士组织），这是一块彻头彻尾的可鄙的招牌。他被认为是清教徒式的和孤僻的。他经常借助于暴力争端，他正式发表的演讲，经常伴以这种短语作为佐料：“我们不会允许”或者“我们将要抵制”。我发现在所有这些都是骇人听闻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喜欢上作为个人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
我将他视作主要是和武装部队首脑有关的政治家。对于共产主义来说，这是新鲜的。再者，我不能理解这种局势，我所能做的只有猜测。我后来得出结论，人们必须相信这位将军所说的一切。如果他说，他不想放弃权力，我也要认真对待。而无疑，雅鲁泽尔斯基不可能着手与团结工会恢复友好关系。
1984年，有一个朋友前来对我说，“我刚刚会见了一个雅鲁泽尔斯基身边的人，他问起你有没有指名道姓地抨击雅鲁泽尔斯基和基什查克ii，而这正是比耶乌什科神父被劫持和被谋杀的时期。我立刻出现在BBC、《世界报》和《德国镜报》上面，从未有过地抨击雅鲁泽尔斯基和基什查克，因为我视他们为必须移走的绊脚石，否则波兰没有任何好转的可能性。
当我意识到自己不对时，在1989年克拉科夫的纪念五月事件的群众集会上，我把它大声说了出来。我对那些稍早时候前往苏联大使馆投掷汽水瓶的学生说，我改变了对于雅鲁泽尔斯基的看法。接着我在电视上和报纸上也这样说。
所以，和你正在谈话的这个人，曾经是极端反对共产主义也是极端地反对雅鲁泽尔斯基的。有一件事情除外，即对于军管法的估价。1983年我写道：“也许有一天真相大白，这些以黑墨水写在波兰历史上的人，最终是从苏联入侵手中拯救波兰的人。”在维克多·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当坏人设法去战场盗尸时，他忽然发现一条金链子，他把这个身体拖了出来，他救出了该书中一个英雄的生命。于是，我写道：“1981年的波兰，存在着真正入侵的危险，存在着军事政变的危险。波兰必须反对来自入侵和党内保守派的暴动，雅鲁泽尔斯基和他的集团拯救了国家。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品德高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是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们知道当俄国人到来时，会把他们一脚踢开”。
至于我个人的历史，即是非典型的又是典型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母亲战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父亲也是，父亲来自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
雅鲁泽尔斯基：他在牢里呆过吗？
米奇尼克：呆了八年。他是1934年Luck审判的主要被告。这次审判的臭名昭著是因为对被关押着施行了酷刑。我必须说在这方面我不及我父亲，我在牢里呆了六年，最严重的是两次有拳头落在我的脸上。
人们通常对共产主义心存疑虑，而我不。因为我认为这就是我的制度。因为是我的，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不怕批评政府，因为这是我的政府，而如果它有什么事情做错了，我可以批评它。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波兰有人对政府拥有坏的看法只是不这样去说。我的勇气来自缺乏想象力。
1965年第一次蹲监狱时，我18岁。说那时候存在对于像我这样的人的社会支持，纯粹是虚构的英雄故事。我们被认为是（需要）回避与之接近的偏离常规的疯子。人们说我们如果不是一些内奸的代理人，便是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的愚蠢的人，但是我们却在发动一个过程，其尽头是镇压和紧缩。
雅鲁泽尔斯基：我被称作莫斯科的代理人，而你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联系波兰当时的情况，它们不是空洞的标签。
米奇尼克：真的？1968年，反德国的歇斯底里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当时塔·马佐维耶茨基在德国报纸上做了一个非常拘谨的谈话，引起了一片喧嚣，甚至连他的朋友也在问他为什么要对德国人说这些。而我呢，没有人认真对待“帝国主义代理人”这样的东西，但是德国争论具有一种冲击……
请允许我们不要神话教会的作用。反对派可以算出只是在12月13日之后才得到了教会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也不是绝对的。教会也许是反共产主义者，但是它不相信共产主义会走向垮台。相反，共产主义将继续存在，于是要求教会方面审慎地对付。我并不是抱怨我们的主教们这样去做，从他们来说，这是十分理性的。我所反对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许多年后，教会的历史被改写成一股牢不可破的民主的反对派。
这同样适用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说战前的波兰共产主义者意识到自己的边缘化和他们将自己视作外国势力的代理人，这也是不确切的。在1928年，共产主义者已经获得了一百万张选票。他们相信——至少到1936年至1938年那场公开审判之前——他们正在加入服务于一项崇高的事业。历史似乎也证明了他们是对的。大多数西方聪明的知识分子支持共产主义，Gustaw Herling-Grudzinski于1948年出版过一本书《一个分离的世界》，但是很少有人读过。
雅鲁泽尔斯基：它已经被翻译成11种语言。
米奇尼克：那又怎样？它由反共产主义组织出版，因此变得不值得考虑。1976年我访问了一位加拿大朋友，一位哲学家。我注意到他有一本关于卡廷的书，当我从书架上取下这本书时，他说，“那是一本法西斯出版物。”对此，我回答道：“左翼出版家为什么不弄出一本关于卡廷的书来？”这就是由让－保罗·萨特总结出来的那种逻辑：人们不能剥夺Billancount工人的希望。如果你批评苏联，他们就会失去希望。
我父亲的转折是在1936年。在莫斯科公开审判和那之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同时他痛恨被称之为苏联共产主义模式的一切。他在党内一直呆到1968年。他不相信反对可能产生什么效果，他认为我是一个堂·吉珂德。
而只有当KOR成立，他才知道我并非发疯。
比较我和父亲的处境孰好孰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父亲这一代人的经验是不可相比的。他们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是一场其目标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绝对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战争。突然在他们面前展示一个目标是，创造一个没有战争、贫困和压迫的世界。这是一种信仰。
我反对共产主义做为一种意识形态，但我从来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共产主义除了是苏联的一个诡计之外什么都不是。我始终相信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的巨大灾难。一个由人类成员构想出来的前景并且得到数万人的赞同。至1936年，我父亲真的相信创造一个完美社会的可能性，而我却相信完美社会只有在集中营里才会被创造出来。
雅鲁泽尔斯基：你的演变对我来说十分清楚。到KOR出现之前，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清楚的。而KOR却不是，我将之视为服务于外国势力的某个颠覆团体——尽管服务于谁并不清楚。它似乎威胁到我们发展的步调，尽管有过挫折，但对我们来说是唯一的进程方向。潜意识中，我也意识到了某种相当的尊重，而在那个时候并不是很具体。
我弄不明白甚至在道德上觉得黑暗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团结工会是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运动而出现的。简言之——包含了右翼，甚至带有民粹主义、左翼社会经济要求、保守的和地方性的政治。我想激怒你，因为这些深深卷入的人们，像你一样，是在反对共产主义斗争的名义下认同这个运动，这意味着反对共产主义的任何人都是一个同盟军，你们会以一种类似斯大林、邱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那种同盟而终结，于其中给每一个人留下了空间，从耶日·杰耶提克到库隆，为了反对更大的邪恶。但是对你来说，后来变得纠缠不清，因为前联盟现在正在执掌权力，在许多方面很像一个共产主义者，甚至更坏。你曾经说过是：“没有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
我要问你——同时也以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如下问题：怎么能够否认这些人的贡献——他们相信由雅尔塔条约建立起来的框架，将比我们甚至我们的儿孙们更加持久？这不是朝向莫斯科进军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都身处其中的框架，是扩展它和造成更大自主程度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波兰比其他任何共产主义国家做得要好。我指的不仅是教会，包括农村这个私有制的堡垒，还有比如科学、文化甚至军事，都有着它们自身独一无二的位置。
你拒绝了解这些。你将我们视作拥有一切权力只是拒绝使用它们。当然，我们是否做到将足够的精力放在拓宽这个框架，还是可以讨论的。我马上就要提到我们的军管法，毕竟，这是为了一个争取更大的主权国家斗争的一部分。首先，我要解释我的行为；其次我可能说出一些不同的东西。当我环顾四周的世界，我想起阿勒克塞·托克维尔所说的：“如果很多捍卫政府的保守主义者，仅仅是因为保存各种各样的特权和地位，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许多看上去反对它的人，仅仅是为了自己获得它们。”
米奇尼克：对我来说，为什么共产主义对于反对派有这么贫乏的看法，仍然是一个十足的谜。KOR的成员是非常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现实的。他们并不鲁莽急躁，大多数他们也没有统治欲。
你在KOR成员面前提出问题：怎样在一个由雅尔塔和勃列日涅夫教条所划分的世界上为捍卫国家主权而斗争？我和KOR的其他成员如库隆、扬·里提斯基、齐别根纽·拉曼泽维斯奇当时都写下了答案。但是一个人必须带着良好的信任去阅读它们，而不是听信警察的报告，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团结工会是反对邪恶的一个联盟。其中有三个大的政治文化：天主教民族主义、工人阶级的民粹主义——换句话说即社会经济的要求，包括人的尊严的要求，第三是如此根植于波兰知识界的民主文化。
团结工会中存在着宣称反犹太人立场的人们。我们始终坚决地反对这种倾向。但是对我来说，团结工会是一个理性的榜样，像反对希特勒的同盟。对斯大林是何许人也，邱吉尔不存在幻想——尽管罗斯福可能有一些——但是他认为希特勒是邪恶的，于是欢迎任何反对他的盟友。
我们一直在谈论精英阶层，但是团结工会是一个上百万人的群众运动，起因于最原始的政治良心。他们想要生活得更好一些。少一些贫困，少一些恐惧，多一些权利。但所有这些并没有造成一个政治纲领。团结工会具有一种精神氛围。
它的纲领是不屈服于共产主义，学会如何培育已经打开的自由范围。社会危机更多的体现在改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要求上面。
雅鲁泽尔斯基：这就是希热潘斯基教授所说的“消费者的造反”。
米奇尼克：如果希热潘斯基教授曾经像洛兹的纺织工人那样生活一个阶段，很有可能他会说这是饥饿和贫穷的造反。我认为他们是对的，和他们在一起是我的责任，尽管我知道他们的斗争缺少方向。
如果我们谈论团结工会造成的联盟，那么我必须说，从一开始，便有一些我不可能参加的某些人们所卷入的运动。但是我认为，因为我是在为民主而战，我必须运用民主的方式。比起“真正的波兰人”或者玛丽亚·尤兹克，我更担心掌权的共产主义。因为自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68年事件以来，我已经对党的“战无不胜”的能力不存在幻想。许多人认为我是冷血动物，而我仅仅是现实主义的。
事情有个先后顺序（某些事情是事先考虑的。）有些事情你不喜欢，但是你不视它们是首先需要对待的。我指的是在12月13日之后，在支持和反对专制制度人们之间的分歧。我们可以稍后讨论天主教的社会教义或者“民族民主运动”
（而不是在那个时刻。）
在8月争论和Bydgoszcz事件（从1980年8月到1981年3月之间）期间，我相信我们在分担对于国家的责任，想要寻找一种真正的一致。但是当我听到“正常化”这个概念时，会感到不寒而栗，“正常化”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捏造出来的一个词，意在回到专制。我担心你想要把团结工会拉回到PAX（一个注册的天主教会和政府的合作组织）的道路上去，你想要使其适应于共产主义专制。
你说过，“我们既需要造反者图劳加特，也需要和俄国调停的维罗波尔斯基。”
这条理性的思路与我如此接近。但是，为什么它在现实中却变得如此荒谬？维罗波尔斯基宣称“我们波兰人必须和俄国人调停因为我们过于弱小不足以反对他们。让我们达成一个协议，在这个框架之内力所能及的建设一个美好的地方。”
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又说：“我们正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最美好的制度，任何人还想要别的东西就是反对波兰。”
在1981年12月13日之后，谁宣称我们可以谈判协商？是团结工会。谁说谈判不解决问题？是共产主义者。提供给我们的唯一的协商是前往科特达祖尔iii还是签名效忠，要不直接进监狱或者让别人诅咒我。从这个立场看过去，你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变得认为这个制度不是掌握在波兰人手中，我们认为掌权者是一个异化的小团体，苏联化的波兰人。
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反对将共产主义者和维罗波尔斯基相提并论？维罗波尔斯基说出了真相：“如果我们组织一场造反，我们不可能赢，肯定会完蛋。让我们尝试达成调停。”而共产主义者却说：“苏联是一个美妙的地方，正是我们所要朝向的目标，她是进步与和平的捍卫者，免遭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如库隆、米奇尼克等人的破坏。”
你采取这种不可思议的举动。你在报纸上这样做。不管我实际上对其含义明白多少，，这仍然使得我倒抽一口凉气，因为这纯粹是暴力的语言；意识形态暴力和权力语言。你并没有说为了波兰需要做什么，仅仅说如果保全你自己而反对正在到来的人民的波涛。
这就是为什么军管法仅仅扩充了你作为国家首脑、你统治的范围，而给予社会的自主性以沉重打击。直到12月13日之前，我一直在分析权威们的确信和他们的责任感之间的冲突困境。但是在13日，这种冲突不存在了。
雅鲁泽尔斯基：我希望我们今天所说的不被当作一个怨恨的前政治家的话来理解。我接受所发生的事情，我为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感。我希望当时的改革是成功的。我认为目前的的挫折感和失望应该归因于这个事实，人们太多理想和幻想，认为一旦我们身处自己的家园，每一件事情就像有魔棒触碰似的得到改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悲惨的缘故。
至于1980年代初期，可以说情况非常糟糕。但我们仍有权说，我们开始了在当时看来是可行的经济变革。前制度是在违反经济规律和漠视人类良心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可否认：在那里还存在一定的社会和道德的原则。
我并不是说那些各种各样的扭曲和肮脏的交易，让我们先把这些放在一边，我们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当我任总理时，我向议会提出的第一个讲演中提出了政府所要承担的十项最重要的任务。现在，当我翻阅这个演讲时，我对自己说，你真傻！这十项包括保证食品的供应、医疗保障等。我并没有抛弃这些承诺，我尽最大可能实现它们。在论及我本人和前制度时，我希望不要忘了这些。
问题在于，是否我们必须采取我们正在谈论的某种捷径，像以南美洲那样一种方式来结束，还是采取来自劳动团结工会的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的建议？这条道路更加漫长但是付出较小代价，能使我们摆脱失业和给人们提供教育、文化和医疗健康的基础。
米奇尼克：也许我看到的图景有些曲解，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历程是容易的和愉快的。1989年选举竞争时，我处在这样的人们中间——他们说我们不必提出一个充满谎言的纲领，而是去答应保卫我们公民同胞和他们的公民权。从这点来看，我们当中没有人想要掌握政府。也许现在有人宣称他们当时就预见了所要发生的，但是当时我没有遇见过。我当时听到一些批评，说这是“粉红色的人和红色的人联手所为”，说这是挽救“共产主义的尝试”。
当我写“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一文时，我是在建议团结工会和共产主义者达成一个特别的调解，我受到我的同伴们的攻击而不是来自你们那一方。他们说我疯了。我记得和塔·马佐维耶茨基有过一次谈话。我们在华沙散步，他富有耐心地向我解释形势：“如果我们掌权，我们将摒弃所有旧人员，他们会毁了我们；我们还将不得不对付难以解决的经济危机。”
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我们必须将事情朝向一个特殊的方向。我相信圆桌会议可以表述成我们的西班牙式的，于其中双方都认为战争已经结束。
他们将尝试为建立民主制度而并肩工作。这个协议强有力的一点是，人们相信团结工会的巨大力量，它作为一种神话或者一个运动深深根置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地方，根植于不同的年龄和社会组织，并且和教会、教皇的力量携手共进，后者的权威可以被用作困难的转折时期中发挥稳定的作用。
但是这个协议有着巨大的弱点，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其结果是大多数团结工会的精英都不愿意赞同圆桌会议的哲学。他们宁愿采取“去共产主义化”的修辞学。我强调，如果认为修辞学比实际去做来得更重要，这是所有可能性中最坏的一种。因为它制造了一个幻觉，认为“去共产主义化”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而事实上，什么也解决不了。“团结工会”的“团结的哲学”打开了通往“分裂的哲学”的道路，至少对于持续的改革来说。
当然，此时天主教采取了一个转变，我至今都不是很理解这种转变。我想采用法国一本著名的神学著作的书名来说明——《从事项举要（Syllabus）iv到梵蒂冈二世》，那么教会的转变可以说成《从梵蒂冈二世到事项举要》。
我不认为——至少从一开始，我们便允诺了奇迹。我们真的不想掌权。
雅鲁泽尔斯基：我也是到了1981年才涉足此领域。
米奇尼克：当时在团结工会内部，我们的战略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议题：我支持罢工是为了保卫工会，而我反对所有旨在社会及经济方面要求的罢工。我最担心的指责是，像我这样的人，仅仅把工会当作一门政治上的大炮，而阻挡意在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所有自发性努力。我没有听说过由工会核心领导所支持的纯粹经济意义上的罢工。
但是团结工会是一股不可控制的力量。与工人阶级社会和经济不幸相吻合的是民粹主义这一翼，它是难以想象的强大，在工人阶级中间引起巨大同情。一位来自洛兹小城的诺瓦夫斯卡女士曾经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她将前期团结工会的路线定位为全部经济危机而不是政治危机。在工厂里，存在着这样巨大的竞争——看哪个组织可以提供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许诺）。团结工会屈服于这种压力。
团结工会的领导面对下列二难困境：和经济要求的联盟保持距离，冒险与官方的某个分支或者阿尔比·什瓦克v相衔接，要不就是在一个独立联盟的框架里与这种倾向并存。当然，有人真的相信当局拒绝屈从他们的要求是因为不想这么做。在团结工会内部，所有官方政策都被理解为其目标在于毁掉这个联盟。权威们通常用“过激分子”、“反社会主义因素”给这些团体命名，旨在试图分裂团结工会。每一个人都在担心这种讨论将会被导向何方，对这种讹诈引起的反应通常是往后撤。
政治提供了这种形势的钥匙。但是集中在政治危机上的结果是不可能达成任何一致。人们感到全部时间都被另一方用作政治游戏，如同苏联的压力和操控一般。对你的草根支持者说一些并非流行的事情，而你又不能拿出具体的变革方案，这的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回声是，反共产主义宣传宣称在共产主义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是所有宣传的本质。
人们很难习惯他们原先拥有的东西现在被拿走，而很容易适应他们刚刚得到的东西。1980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乘早班火车从洛兹到华沙。当我往火车站走的时候，天仍然很黑，但是人们已经在肉店门前排起了长队，尽管实际上要到11点才开门。为了将手中的肉票换成一块肉，人们必须早晨5点钟起床等到11点。我们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不用排队就能够买到肉，同样也习惯自己可以拥有一个护照，习惯不用签证就能到欧洲旅游，你只要买一张票就能走。同样习惯于不要按时按点收听欧洲自由电台，因为报纸已不存在审查制度。但是人们不能习惯这样的事实——当然我理解他们——为孩子们准备的夏令营现在泡汤了。
你提到共产主义的道德基础。当人们在牢里时，会诅咒自己的命运，但是在牢里他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睡觉，他吃什么；他知道每周洗一次热水澡，每两星期他可以去监狱商店里买东西，以及每周两次刮脸。而一夜之间，他从牢里被放了出来，为他的自由洋洋得意。但是他不知道去哪里睡觉，不知道他吃什么或在什么地方洗澡。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是一种没有责任感的生活。
你刚才提到作为总理，他的责任是提供医疗、图书馆等设施，是十分典型的。
我不会投票选举这样的总理，因为他欺骗了我。他允诺我某些东西，我便做好记号等待着他的兑现。但另一方面，这个制度没有分派我照顾自己的责任。其结果是，一种有趣的心理结构出现了：一个人放弃了他的所有责任感。一种剥夺了责任感的制度，是一种没有创造性的制度。
共产党人国家将自己与图书馆、学校联系起来，但是我提出否认的论据是——什么样的书会在那样的图书馆里找到，而什么找不到；在那些学校教什么而不教什么。这是这个国家的家长制统治模式。与此相反，目前正在运转的国家，就所有令人不愉快的方面来看，是卷入了一场家长制的模式和为成年人提供的模式之间的巨大冲突，前者是根据幼儿园的原则，根据小孩子和老师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
雅鲁泽尔斯基：即使这样，正如这个总理所说，当时我们的情形好过我们的邻国。这对你来说并不重要，但是我们都曾经是旧制度中的异端孤岛。在一个采访中我说，“你们走得太快，而我们走得太慢了。但是这些都是现实。”
米奇尼克：当亚历山大大帝的兄弟、康斯坦丁王子想要和波兰人缔结一个协议时，他遇见一位波兰人知识界的领袖安德热依·热蒙斯基并问他：“我能为你们波兰人作些什么？”热蒙斯基答道：“从这个地方撤离。”对此，康斯坦丁的反应是：“这是我们不能为你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接受当时最大多数波兰人的问题是渴望一个主权国家，那么这正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相匹配的情景。
但是我们如果来看1980——1981年期间波兰人的要求——最低限度的社会、民族自治、真正的多元化——这些对于国家和党的领导人来说，真的是过分了？据我所知，团结工会的要求并不比这更多。我相信，在Bydgoszcz事件之后，当权者有一个政治创建的巨大机会……
雅鲁泽尔斯基：……而同时部队正在聚集，库里戈夫和克鲁赫科夫正好坐在这里？绝对不可能！如果在Bydgoszcz事件之后再来一个总罢工，那么这将比12月那一次更加危险，因为此时团结工会像吵吵嚷嚷的人群一样发挥作用。军管法——尽管你坚持认为这是最消极的做法——实际上控制了整个过程，不至于完全失去了方向。
从战略上说，你们都是鹰派，我指的是你们都相信从长远来说，这个制度必须被推翻。但是在战术上，你们都是鸽派，尽管你们其中有些人如库隆有时候会兴奋得大叫。
米奇尼克：这是一个比较公正客观的分析。
雅鲁泽尔斯基：库隆有说那些最好保持沉默的事情的习惯。当我们见面和听你们说话时，库隆令我想起一个难以控制的咯琅施塔德vi的水手，除非由他来执行绞刑。
米奇尼克：他从来不想伤害一只苍蝇。
雅鲁泽尔斯基：你像一只蜥蜴和老虎之间的杂交品种。蜥蜴狡猾灵巧，而老虎只想吃掉我们。
米奇尼克：我们相信——正如Holy Scriptuers所说——将播种和收获的问题分开。我们好战的欲求也是针对制度，从来不曾针对个人。
雅鲁泽尔斯基：在我看来，你们的运动是由鹰派所主导，包括在战术上和战略上方面，或者毋宁说是战略上的鹰派，战术上的傻瓜。
米奇尼克：也许，但是还有瓦文萨……
雅鲁泽尔斯基：他实在是难以描述。如果有人早上说一件事情晚上说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是很了解他，那么就难以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们向全国提出经济形势的警告；我们有统计数据。煤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每样东西都建立在煤之上。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东德都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我们失掉了数十年建立的契约。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当我翻开那时期我的笔记本，我所看到的是“煤，煤，煤。”
我承认军管法之后，我们缺乏重新对话的勇气。无疑地，我们必须做得更多和更快。而另一方面，1981年的形势是另外一副情景。我们经常在讨论建立一个联盟，由各界和政府的代表组成。但是你们拒绝作为分支和一个独立的联盟坐到同一张桌子上来。这里的民主到哪里去了？也许你们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的可疑背景。今天，我至少可以谈论1981年11月的三方联盟会议是我发起的，而它为什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我们真的想要创造一个“民族理解阵线”。
米奇尼克：这是一个反团结工会的阵线。一个拥有9百万人的联盟坐下来和这个单个的联盟平等地会谈，就像我建议你作为党的第一书记，坐下来和莫祖西这样的KPN（独立波兰大会，一个政党）交谈。你肯定会被这种傲慢激怒了。
雅鲁泽尔斯基：如果存在一种真诚的对话的要求，那么人们将能够互相交谈，如果可以说的话。因为他们并不想开枪或者互相挥拳。
米奇尼克：在军管法公布之后差不多两年之内，我每天都在头脑中和你说话。
我经常说：“将军，这么做完全不值得。你不可能永远地在恐惧和冷漠中维持一个社会。让我们一道来吧。”然后我捡起报纸，阅读你的回答，将军，它令我想起了所有逝去的一切。
雅鲁泽尔斯基：但是你正在谈论军管法。
米奇尼克：我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共产主义的逻辑。共产党人有能力在战术上采取后撤，但是它不会永远忍受国家的非极权情形。当时，你在所有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得不想象倒退到1947年和准备动用部队。”这意味着您想再往前推进一步，当然这是更方便和更有效的。你想谈论卷心菜和煤而不是政治。而只要你还不想谈论政治，你便不具有我所说的可信性。对我来说，结果表明是严肃的党的争论，都围绕着如何对付团结工会。称之为改革的一翼从来也没有试图认真地与我们讨论政治问题。
雅鲁泽尔斯基：团结工会很少承诺关于自由、民主，至少在公共场合，却最大地承诺关于未来更大的社会公正。但是，就最广泛意义来说，战前的共产党人实现了他们曾经的许诺。谁在这个国家根除了极度贫困？谁为上百万人避免了一种植物般的生活？我生活在深宅大院里，但是我曾经被极度贫困的人民所包围，他们的小屋中地板肮脏，十分悲惨。我只访问过他们一次，因为在那些日子里，进一步的访问肯定不合适。今天我住在郊区，和成百上千个农民住在一起。这是所发生变化的一种尺度。我曾经是这个国家将近四年之内的总司令，将近十五年的国防部长，十年之内的重要人物。顺便地说，我不是在抱怨我自己的处境。
米奇尼克：党的第一书记住在Bytom干了什么？或者是为了他的责任或诸如此类？
雅鲁泽尔斯基：我们先前在谈论在武装部队中将军和上校被分派的权力，是你把问题整个扯到别的事情上面。让我们不要把他们说得比事实更坏。因为他们要忠实地服务于他们的上司，如果波兰还没有崩溃的话。
米奇尼克：但是谢拉科夫斯基和图劳加特起义了。
雅鲁泽尔斯基：让我们不要提及因为他们的行为付出生命代价的人。
米奇尼克：同意。但是我对你的主要谴责在于，你从来没有像对待成年人那样对待我们说话，而总是像对待幼儿园的孩子那样“不要碰那朵玫瑰，安迪，你会扎了自己。”一次也没有，除了1956年有过一个短暂时期，我们曾经有过一次正常对话。除了报纸的语言和模棱两可的话之外，什么也没有。从这点看过去，我开始在想，在统治集团内唯一持续的是要求统治。
雅鲁泽尔斯基：我们正在谈论的在其观念中有一个主要的罪：一种将社会理想化和将一切负面的因素归置于共产主义的影响，包括认为第二共和国是美好的。但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必须说：“可爱的波兰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你是值得尊敬的和值得重视的，但是请记住覆盖你的阴影不是45年而是450年。”
一个人不应该沉湎于任何陈旧的庸人角色，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波兰人。
你说罢工在宣布军管法之前就停止了，这不是实际的情况。所有的大专院校都在罢课，在卢布林，甚至有些中学也在罢课。当时的情况令我想起华沙起义：那些怂恿起义的人事后说：“因为年轻人已经被激怒，他们想以自己的方法击退德国人，这是没有选择的。”
米奇尼克：我猜想十年之后，或者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现任总统那里听到如下解释：“整个民族都在等待，它有弱点，总统也有问题；比起沃拉迪斯瓦夫或者毕苏斯基国王，他不可能做得更多。”我是最不为我的农民兄弟感到愧疚的人。
在12月13日之后，我经历了一个和民族记忆休戚与共的短暂时期。然而，你不会发现我在第二共和国的记忆中所发现的东西，我将它们表达在军管法之后我写的文章以及目前我编辑的报纸上。
冒昧地说，现代波兰仍然根植于谋杀纳鲁图维奇总统《春天之前》这本书所描绘的关于热罗姆斯基的丑闻、以及1926年5月的军事政变事件之中。但是，在40年内，你端出来的是一套内战时期的罕见的谎言表述。将一个民族理想化是危险的。另一方面，我基本上反对根据民族的劣根性来对波兰历史作出分析。
必须作制度分析和分析波兰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谈论民族的劣根性将我们导向神秘性或者遗传学。这些我不懂。德国人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波兰人的历史，但是，如果你想要看到一个真正的Polnische Wirtschaft（“波兰处理事情的方式”——一种德语的贬义词），你将要访问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当然，在波兰历史上贯穿着这样的问题——一度时期由年轻人的激情占了上风，主宰某个关键时刻。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我视作团结工会源泉的力量——事实上，这吸引了年轻一代，而你却视作一个威胁。这是很有意思的，里普斯基当时说过同样的意思：“当我看见这些年轻人时我很担心，因为华沙起义时我也在场，我知道这会导致多么可怕的结果。”但是我现在套用一句陈词滥调来说，这就是生活事实——聪明人视作危险的，年轻人看到机会。
雅鲁泽尔斯基：如果当时不采取军管法，你认为情况会是怎么样？我知道关于军管法有很多意见。对我来说，团结工会，或者说后团结工会仍然以一种如此主观、英雄赴难的眼光来看军管法，这是十分难以理解的。说到底，越是将军管法妖魔化，人们为自己绘制的图景就越得到提升。
我们不知道未来关于军管法的争议如何，认为它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
你涉及到西班牙的经验，那里的人们同心协力，同意对于过去没有必要做进一步的争论，不管谁对谁错。当我想要强调我当时所说的这些时，我再一次意识到我曾经是个压迫者而你是一个被压迫者，我想在政治的意义上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道德的意义。
有时我也在想为什么在拉多姆开完团结工会的民族委员会会议之后，我没有乘坐一架飞机前往格斯坦克，此时瓦文萨说“痛击所有的共产党人”而令我们感到吃惊。我可能对他说：“阁下，请吧，我恳求你，我坚持——做某些事情。”但是我也可以问问瓦文萨或他的朋友们为什么不给我们递一个信，以便影响在拉多姆所谈论的，以及什么是他们不想面对的。否则，我不能想象我可以去格斯坦克，或者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我理解瓦文萨此时在工会的地位已经削弱——在他的自传中他写道——他不可能有什么其他的举动。
米奇尼克：为什么你把所有这些都归因于拉多姆？它只是昙花一现。
雅鲁泽尔斯基：接下来就是瓦文萨在拉多斯克工厂所召开的大会，在那里他说不可能达到一致，因为没有谁能够和谁一致。
米奇尼克：但是基什查克将军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采纳军管法是在两个月前就决定了的。
雅鲁泽尔斯基：我们在技术上做了一些准备，但是并没有到我们必须摁下按钮的地步。温度在升高，国内国外都是一样。我们不得不作出决定，我们也尝试赋予临时权力的合法性，例如，包括在正在来临的冬季制止罢工。有人对此有争议，认为我们不必等待一场罢工而需要运用紧急状态法来抓住机遇和重整秩序。
顺便地说，这并不包括解散团结工会的措施。我意识到你们那方会发现紧急状态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你们必须理解我们将之视为拯救这个冬天的唯一措施，在12月初，我给斯坦尼斯拉夫·兹泽克写过一个字条“为了防止灾难的发生，我建议在大城市将几个地区的居民集中到一个地区，只有这个地区可以拥有中央供暖。”他很认真地对待。那时我们无法不这样想。当然，还有莫斯科的存在。
只有你把所有这些事实都加在一起，你才知道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压力之下，和所感到的责任感的份量。我们周围——从库比亚到兹瓦克vii都十分赞同，不管他们实际上存在的分歧。当我最终摁下按钮，我感到如释重负。
存在着两个看问题的角度。第一，它是可以避免的吗？如果是，如何避免？
第二，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什么样的结果？我是在两种恶之间选择了较小的一种，所以不得不批评其后所发生的。
米奇尼克：假如可以说，五月政变（1926）没有发生，那么，“民族民主运动”便不可能引进一个权威秩序，我们也就不会有波兰人的法西斯主义。但是，我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知，在这种事情上并不存在着所谓历史必然性。的确存在一种框架，但是在这种框架中，存在着不同的行为方式的可能性。如果你将哥缪尔卡和纳吉放在一起比较，你就会发现存在多么大的机动空间。
你说你们所有的人达成了一致，从库比亚到兹瓦克。（这样）我们可能被指责说——这种指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这种结果是我们自己招致的。我对此看法不同。我要说，当权者们虽在战术上有所不一致而在战略上基本是一致的，即自我保存。不惜一切地追求“正常化”而已。从拉科夫斯基到巴采科夫斯基，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类似信息。
你提到分派责难的问题。我对此有不同回答。在12月13日之后我的文章中已经公开回答过这个问题：共产党人应该被谴责，因为他们是一群暴徒，从一开始就想把我们置于死地。
我的第二个回答——私下里对库隆说过——我们也是应受责备的。我们两人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库隆认为当时就可能举行自由选举，那是在1981年的秋天；我则认为有一种妥协是可能的，即采取两个议会的立法机构，其中一个按照共产党人的原则来选举，另一个根据团结工会所认可的原则。
我的第三个回答是在1991年春天的莫斯科，我对俄国的民主派说，“不惜一切代价，你们要寻求与戈尔巴乔夫达成一致，因为如果在俄国实施军管法，他将得到西方人的支持。你们必须停止去想自己是多么正确，停止去想如何捍卫自己的立场。”此时我说了我从未说过的话：——从我这一方面来说，需要为军管法在波兰的实施承担某种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如果谈判破裂，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在圆桌会议期间，我的政治立场来源于1980——1981年之间妥协破裂这个事实，感到现在自己要使得妥协成为可能，记住它先前的失败。
这就是我为什么对于假如没有实施军管法这个问题，不做出简单的回答。从什么地方给出我的论据？在我看来，1981年上半年有着妥协的机会，后来却释放了对抗的动因。哪一方都不相信妥协是可能的。依我看，其主要责任在你们一方。
对我来说，军管法的真正结束在是在圆桌会议。这意味着我改变了自己的推论。如果波兰共产党人像他们的兄弟党在罗马尼亚或者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放弃权力，我们将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军管法和它的怂恿者。在圆桌会议上，我承担起与一个特殊人物达成了某种和解的责任——基什查克。我曾经写过一封言辞恶毒的信给他。如果我现在所说的不同于以前所说的，仅仅是因为在这个过渡时期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么我就是一个卑鄙小人。我完全知道基什查克过去承担过什么责任。但是，假如在圆桌会议上我对基什查克说，如果我掌权的话，他将因为军管法被送进监狱，我现在提出这种要求也是不光彩的。
在波兰有人说圆桌会议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必承认共产党人的合法性，而必须做一切事情获得正义。我们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圆桌会议，多少人将失去生命。
我很高兴自己为促成这样一种局势而出过力——这个转变没有流一滴血。并且对于我们的前统治者所作出的贡献，我也不能视而不见。
当然，我这一代人经历的许多事情是永远难以忘记的，我将永远记住Wujek矿山事件viii，因为我感到对这些人自己是有责任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两种恶中较小的恶。一种较小的恶，并不是在12月13日的语境中我可以认同的概念。
如果没有实施军管法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对这个问题要么无解要么有好几种解释。存在着一种负面的和消极的说法。如果我们逐个分析在那一周内导向军管法的所有事件，也许可以说，形势并不有助于达成某种一致。时间也不允许。
但是必须说在那段期间，没有人询问真正的问题所在。雅鲁泽尔斯基是否抵达格斯坦克并不是问题所在，因为不管他在那儿说什么，俄国干涉的威胁总是在某处伺机等候。主要的问题是不存在一种有关政治话题的严肃讨论。
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谈论两种恶中较小的那一种，那实际上应该是共产党人部分地放弃他们的权力而不是实施军管法。
有人认为团结工会走得太远了。团结工会应该受谴责的是——他们要求得太多。这些说法也许是对的，团结工会的政治思想受激情、恐惧、憎恶、夸夸其谈所支配，在战略、政策和方案之间缺少区分。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在戒严的当晚，团结工会正准备起草一份特殊的东西，我称之为“有组织地反共产主义”。
我指的是马里安·尤泽克，他宣称用绞刑架来威胁共产主义者，并说在政治局中是犹太人控制了波兰，他知道他们当中有谁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有谁隐瞒了其出身。
我记得（政治局成员）斯蒂凡·奥泽夫斯基对这番话的回应。他并没有提及有人热衷反犹主义，而是简单地指出这个错误，因为不管是雅鲁泽尔斯基还是基什查克都不是犹太人。我坐牢的时候曾经写过一封信，这样形容军管法——一群持枪暴徒袭击疯人院，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不甚恰当。
说到底，关于责任的问题，我并没有一个答案。我不知道，假如我感觉自己的决定会令上百人致死、千百个弱者踏上不归路，我将会怎样行动。
人们仍然可以不同意这样的看法，雅鲁泽尔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实际上并没有沿用这条思路，而仅仅是想保住自己的权力。这种论辨的方式在别处类似的地方已经很容易地被接受，比如智利的皮诺切克将军。人们赞同雅鲁泽尔斯基的军管法而谴责皮诺切克是一个暴君，或者赞同皮诺切克把智利从共产主义中挽救过来却谴责军管法是一个罪恶的行动，这些都不是偶然产生的，这两种看法对我都没有吸引力。我所不能忘记的是，智利和波兰都曾经避免内战，在从专制制度中摆脱出来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由某个将军所实施的军管法。
不管是在智利还是在波兰，我都毫不含糊地反对专制，而现在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现在是停止所有各种讨论的时候了。如今军管法是历史学家、报界人士、作家、牧师、道德家和忏悔者们的一个话题，而不再是提出公诉的一个主题。
雅鲁泽尔斯基：其中每一个论题都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它是我整个一生最具戏剧性的一个决定。我说过我感到如释重负，但是这不应按照字面上来理解。我不再面对二难困境。衡量所有有关事实，都将我带向“较小的恶”
面前。人们不应滥用这个概念，但是它提供了一种对于我和我的同事们所处形势的一种简洁描述。
团结工会采取了某种自我夸张、自以为是的语调。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当时我们也经常说：“社会信任、期待和要求”诸如此类。甚至最有力的政治力量也没有权利说这些东西，因为社会从来不是整板一块。
米奇尼克：你认为大多数波兰人想要军管法？
雅鲁泽尔斯基：我不想用大多数或者极少部分人这样的概念。
米奇尼克：绝大多数人并不想要军管法；他们想要达成协商。
雅鲁泽尔斯基：他们想要协商，但是如果协商不能实现，他们想要安宁。人们并不怎么喜欢我们，但是可能不喜欢其中的某个人，甚至视他为十足的坏蛋，但是如果我落水了而这个坏蛋把我救出来，我会说：“我认为你是一个坏蛋，但是谢谢你救了我。”
米奇尼克：我唯一准备接受的事情是——臭名昭著的军管法令上百人死亡、数千人受冤屈，但是波兰存活下来，而不是苏联入侵。在这一点上，我的想象力停止了，因为那会在波兰的范围之内拥有一个布达佩斯。这时，所有的争论便失去了基础。
雅鲁泽尔斯基：当时的掌权者相信保卫这个制度是必须的。
米奇尼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雅鲁泽尔斯基：但是你拿波兰的任何一年和1981年比较，虽然法律意义上
的多元化尚未存在，但是我们有着事实上的双重权力——每一个人都感到他们正在发挥作用，他们实际上处于某种当家作主的状态。米奇尼克：那你为什么不试图将这种双重权力付诸制度化？
雅鲁泽尔斯基：为什么你没有做……
米奇尼克：我们试过，也许是不成功的和在技术上是不成熟的。但是你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你有权力。如果煤的问题真的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没有一次来和我们来谈谈煤和党的领导作用。
雅鲁泽尔斯基：我认为你不能否认，在1980年和1981年9月之间，当团结工会发展壮大时，我们的权力遭到严重削弱。所有的趋势都朝向一个方向。
米奇尼克：不，现在请听我平静地和富有善意地说，在1956年和1970年，
存在着两次大的巨变。每一次都有可能不是导向恢复旧秩序。
雅鲁泽尔斯基：实际上都没有能够。
米奇尼克：不完全。但总是回复到一种政治权力的刻板垄断。就没有回到恐
怖而言，1981年10月证明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再度出现了政治犯。当年哥穆
尔卡把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关押起来，是因为他们给大学的党委会写了一封信。
雅鲁泽尔斯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米奇尼克：这不是无稽之谈。这是十分合乎逻辑的。我们将这视为共产党人
臭名昭著的平衡规则的体现：每一件事情都要回复到平衡状态。
雅鲁泽尔斯基：这是一种有色眼镜的结果，而并非是准确的表述。当时，我们正在对付没有现实的政治力量在其后做支撑的自发运动。1980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性质起了变化的新的团体，一个实际上比党还要强有力的运动。
米奇尼克：但是你想运用你的间谍网来瓦解它。你可以问问基什查克将军，
在12月13日之前他在团结工会领导层安插了多少代理人。
雅鲁泽尔斯基：如果他这样做，也只是想了解所发生的事情。
米奇尼克：并不仅仅是刺探情报，而且是制定政策。每次我问自己，共产党
人如果不用军管法而使得我们偏离轨道该怎么做，我就想起米科莱泽兹的处境，想起那样多的代理人进入农民党内最终把他赶走。我绝对相信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罗科西用“香肠战术”来描绘你干掉你的敌人的过程，一次切掉一片。这正是你要做的。先是莫祖尔斯基，然后是库隆和米奇尼克。你在整个运动中安插了你的代理人。我先是在马佐沃兹地区发现了这个，后来达到一个几乎占大多数人的一个程度。去问问热比谢克·布亚克吧，他那里的人们几乎将他打翻在地。我是如何知道他们都是代理人的？因为你颁布了军管法，他们对此毕恭毕敬并从此消失。
雅鲁泽尔斯基：如果我们还想谈得具体一些，我对团结工会与其他联盟1981年11月大会的结果感到很失望。这个机会不应该被拒绝。你们一方中断了会谈，仅仅因为你们想在筹建的工人团体中占据七分之三的席位。
米奇尼克：你是否想说引进军管法是要保护其他联盟分支？这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借口。
雅鲁泽尔斯基：不。但是你说过我们没有朝向正当方向跨一步，我正在说的是，当我们迈出这一步时，你们没有回应。大主教能够和我们坐在一起，而你们不能。出乎意外地，你们所有人如此关心自己的手是否干净。
米奇尼克：你并没有回答我主要的问题。在整个时期，你只想谈论卷心菜，而不是政治。
雅鲁泽尔斯基：不是这样的。一个新秩序的确是我们想要讨论的。“民族理解委员会”想要成为一个论坛，于其中我们可以讨论重要的问题。我必须说——因为我有权利自卫——后来的发展表明我们是对的。说到底，每个人都坐到了圆桌会议面前。但是我们怎么能无视在拉多姆发生的情况呢？
米奇尼克：你讲得不准确。在实施军管法之后，结果是团结工会完全不再准备任何对抗的形式。我们没有一支枪，没有一枚手榴弹，没有一只盛满汽油的瓶子。我们实际上能够谈论什么呢？拉多姆仅仅是我们不想再往后撤的一个象征，而不再有其他。现在我理解你的处境：你接受了这个会议的传抄本是团结工会正在谈论痛殴共产主义者，于是你有权利感到愤怒。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样考虑，瓦文萨只是担心自己被孤立，于是他破釜沉舟。但是实际上，这不能说明任何东西。
×××
米奇尼克：衡量民族、社会和个人成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历史当中，有他们自己生活的故事。完全有可能的是，如果在比亚沃文卡的卫兵抓住我试图逃跑，他们会杀了我。而如果在12月13日这个民族剧变的时刻，我住在临近你、基什查克将军和拉可夫斯基总理的隔壁，而我又有可能有枪，我自然会把目标对准你们。
而另一方面，——以某种方式我们都赢得了胜利，我视这个为拥有巨大意义；今天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论所有这些，没有仇恨，没有敌意，以互相尊重的方式，保存我们各自过去的真实。如果波兰有机遇——我相信她有这个机遇——她将建立在人们有能力互相交谈而没有仇恨和敌意。
雅鲁泽尔斯基：两种恶中较小的一种，这种想法在当时整个占据了我。我仍然相信当时所发生的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我今天知道人们必须尊重争论中的另一方。但这不是一个白相对于黑的问题，而是试图去理解另一方。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在任何问题上和另一方达成一致，而是我们可以相互理解。这是最重要的。
注释：
iBronislaw Geremek，团结工会顾问。——译者注
ii Kiszczak，人民波兰最后一任内务部长。——译者注
iii Cote d’Azur，法国东南部度假胜地。——译者注
iv “事项举要”Syllabus，指教皇庇护九世于1864年所列80条及庇护十世所列65条异端教义、行为或制度。
v Albin Siwak代表了党的内部较少反对团结工会的这一支。——英译本注
vi Kronstadt，苏联西北部港口城市。
vii 即从改革的共产党人到党内顽固分子——英译者注
viii 1981年，在扑灭Wujek矿山罢工时，警察杀死了9名矿工，这是军管法实施期间最严重的暴力。——英译者注。
译者按：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1923——），1923年7月6日出生于卢布林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3年5月志愿参加在苏联创建的波兰武装部队，经历了解放波兰、直抵柏林的所有战斗。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之后，他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历任波军总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长。1981年2月12日被议会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国防部长，同年10月18日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12月13日波兰实施”战时状态”时任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直至该委员会于1983年7月21日自行解散。1985年11月6日在九届议会首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同时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1986年12月在同记者谈话时提出”社会主义多元化”口号，试图使”多元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1988年8月27日倡议与反对派一起召开”圆桌会议”.在1988年底至1989年初分两阶段召开的十届十中全会上主张”工会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并同其他几名政治局委员一起以辞职相威胁，迫使全会通过了相应决议，导致”圆桌会议”的召开（1989年2月4日——1989年4月5日）和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1989年4月17日）。1989年6月4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议会大选中失败，但雅鲁泽尔斯基于同年7月19日按照“圆桌会议”协议精神由议会众参两院组成的国民大会以50％以上的得票数当选为波兰共和国总统。1990年9月19日致函议会议长科扎凯维奇，表示愿意”缩短总统任期”（按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6年），”以防止社会动乱”，l0月1日签署了议会通过的”缩短总统任期法”.当瓦文萨在总统竞选获胜后于12月11日在电台、电视台发表离职的告别演说。
1981年实行军管法之后，米奇尼克曾经是雅鲁泽尔斯基政权长达5年多的囚徒。两个昔日的对手今天终于坐在了一起。
这场谈话中伊始，米奇尼克首先承认自己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认识，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有一件事情没有变化，即对于军管法的认识。谈话主要集中在这一话题进行——是不是实施军管法是不可避免的？
雅鲁泽尔斯基的解释是，从总体上来说，是防止进一步扩大的事态，从而引得苏联军队前来干涉，在这个意义上，这是拯救波兰的唯一途径；而选择在那个时刻，是为了度过那个艰难的冬天，在这之前，因为苏联和东德制造的麻烦，使得波兰没有足够的煤。保证苏联的坦克不出现在华沙的街道上，这同样是米奇尼克们所要遵循的界限；而事实是，俄国干涉的威胁始终总是存在的，在那个时刻摆在桌面上的问题，“是不存在一种有关政治话题的严肃讨论。”如果当局“只想谈论卷心菜和煤而不是政治”，只想用自己手中抓住的牌挡住对方的要求，便不具有举行一场平等的、敞开的对话的诚意。从根本上，这个政权首先考虑的是它本身的自我保存。所以，不惜一切手段回到原来的状态，是它一贯逻辑的必然结果。
但是米奇尼克同时也坦诚地表达：如果谈判破裂，他们这一方同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没有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吸取了这个教训，在圆桌会议期间，米奇尼克们调整了自己的立场。但无论如何，米奇尼克对于雅鲁泽尔斯基说，“主要责任在你们一方。”而雅鲁泽尔斯基最终仍然以“两种恶中较小一种”来为自己开脱。
雅鲁泽尔斯基：我到达共产主义走过一个如此曲折的道路。在一种深刻的宗教和爱国主义的培养之后，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然而你，出生于共产主义家庭，但是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是怎么发生的？顺便地说，我忍不住要指出，你的父亲也许比你更加生错了时代。但他选择共产主义时，他是冒着被放逐到社会边缘的危险；和你一样，面临着牢狱之灾，但是他没有你指望的社会支持，也没有教会和西方社会的支持。
你是否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国会的见面？我希望你也就此谈谈。
米奇尼克：那时，没有比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更让我不喜欢和恐惧的人了。我绝对相信，雅鲁泽尔斯基掌权不会有什么好的改变。这种确信主宰了我当时的政治思想。我认为雅鲁泽尔斯基是我坚决予以反对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的基础。
我记得和团结工会的同事们讨论时，有人对我说：“当涉及到雅鲁泽尔斯基时，你就放弃了分析，光是倾泻敌意和盛怒。”盖莱梅克i经常争辩说，你不想以实施军管法的人进入历史，于是你必须有所作为。我认为他是错的。还有，我不可能站在军队一边；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民。1989年春天，我第一次前往国会参加第一次会议时，心里的确是很担心的。我看见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是一个健全正常的人，不存在我多年来想象的虚弱迹象。后来，我变得相信，对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这种人，仅仅通过阅读他的演讲是不能够得到一个关于他的正确形象的。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公共形象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谜。我对于历史始终抱有极大的兴趣，因此我一直在寻找一种相似的传记，但是无可与之匹敌。一个出生于地主家庭的年轻人战争期间却身处俄国，以一个体力劳动者的身份开始他的工作生涯，然后又突然进入部队服务。并不具有天生的政治倾向，他变成了一个政治家。接着，他所做的事情是我不能解释的。为什么他要任命拉可夫斯基为代理总理，这个人在党内并不受欢迎。更早些时候，雅鲁泽尔斯基是波兰军政治部主任，他控制着Zolnierz Wolnosci（“自由战士”，波兰一老战士组织），这是一块彻头彻尾的可鄙的招牌。他被认为是清教徒式的和孤僻的。他经常借助于暴力争端，他正式发表的演讲，经常伴以这种短语作为佐料：“我们不会允许”或者“我们将要抵制”。我发现在所有这些都是骇人听闻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喜欢上作为个人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
我将他视作主要是和武装部队首脑有关的政治家。对于共产主义来说，这是新鲜的。再者，我不能理解这种局势，我所能做的只有猜测。我后来得出结论，人们必须相信这位将军所说的一切。如果他说，他不想放弃权力，我也要认真对待。而无疑，雅鲁泽尔斯基不可能着手与团结工会恢复友好关系。
1984年，有一个朋友前来对我说，“我刚刚会见了一个雅鲁泽尔斯基身边的人，他问起你有没有指名道姓地抨击雅鲁泽尔斯基和基什查克ii，而这正是比耶乌什科神父被劫持和被谋杀的时期。我立刻出现在BBC、《世界报》和《德国镜报》上面，从未有过地抨击雅鲁泽尔斯基和基什查克，因为我视他们为必须移走的绊脚石，否则波兰没有任何好转的可能性。
当我意识到自己不对时，在1989年克拉科夫的纪念五月事件的群众集会上，我把它大声说了出来。我对那些稍早时候前往苏联大使馆投掷汽水瓶的学生说，我改变了对于雅鲁泽尔斯基的看法。接着我在电视上和报纸上也这样说。
所以，和你正在谈话的这个人，曾经是极端反对共产主义也是极端地反对雅鲁泽尔斯基的。有一件事情除外，即对于军管法的估价。1983年我写道：“也许有一天真相大白，这些以黑墨水写在波兰历史上的人，最终是从苏联入侵手中拯救波兰的人。”在维克多·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当坏人设法去战场盗尸时，他忽然发现一条金链子，他把这个身体拖了出来，他救出了该书中一个英雄的生命。于是，我写道：“1981年的波兰，存在着真正入侵的危险，存在着军事政变的危险。波兰必须反对来自入侵和党内保守派的暴动，雅鲁泽尔斯基和他的集团拯救了国家。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品德高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是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们知道当俄国人到来时，会把他们一脚踢开”。
至于我个人的历史，即是非典型的又是典型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母亲战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父亲也是，父亲来自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
雅鲁泽尔斯基：他在牢里呆过吗？
米奇尼克：呆了八年。他是1934年Luck审判的主要被告。这次审判的臭名昭著是因为对被关押着施行了酷刑。我必须说在这方面我不及我父亲，我在牢里呆了六年，最严重的是两次有拳头落在我的脸上。
人们通常对共产主义心存疑虑，而我不。因为我认为这就是我的制度。因为是我的，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不怕批评政府，因为这是我的政府，而如果它有什么事情做错了，我可以批评它。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波兰有人对政府拥有坏的看法只是不这样去说。我的勇气来自缺乏想象力。
1965年第一次蹲监狱时，我18岁。说那时候存在对于像我这样的人的社会支持，纯粹是虚构的英雄故事。我们被认为是（需要）回避与之接近的偏离常规的疯子。人们说我们如果不是一些内奸的代理人，便是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的愚蠢的人，但是我们却在发动一个过程，其尽头是镇压和紧缩。
雅鲁泽尔斯基：我被称作莫斯科的代理人，而你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联系波兰当时的情况，它们不是空洞的标签。
米奇尼克：真的？1968年，反德国的歇斯底里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当时塔·马佐维耶茨基在德国报纸上做了一个非常拘谨的谈话，引起了一片喧嚣，甚至连他的朋友也在问他为什么要对德国人说这些。而我呢，没有人认真对待“帝国主义代理人”这样的东西，但是德国争论具有一种冲击……
请允许我们不要神话教会的作用。反对派可以算出只是在12月13日之后才得到了教会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也不是绝对的。教会也许是反共产主义者，但是它不相信共产主义会走向垮台。相反，共产主义将继续存在，于是要求教会方面审慎地对付。我并不是抱怨我们的主教们这样去做，从他们来说，这是十分理性的。我所反对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许多年后，教会的历史被改写成一股牢不可破的民主的反对派。
这同样适用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说战前的波兰共产主义者意识到自己的边缘化和他们将自己视作外国势力的代理人，这也是不确切的。在1928年，共产主义者已经获得了一百万张选票。他们相信——至少到1936年至1938年那场公开审判之前——他们正在加入服务于一项崇高的事业。历史似乎也证明了他们是对的。大多数西方聪明的知识分子支持共产主义，Gustaw Herling-Grudzinski于1948年出版过一本书《一个分离的世界》，但是很少有人读过。
雅鲁泽尔斯基：它已经被翻译成11种语言。
米奇尼克：那又怎样？它由反共产主义组织出版，因此变得不值得考虑。1976年我访问了一位加拿大朋友，一位哲学家。我注意到他有一本关于卡廷的书，当我从书架上取下这本书时，他说，“那是一本法西斯出版物。”对此，我回答道：“左翼出版家为什么不弄出一本关于卡廷的书来？”这就是由让－保罗·萨特总结出来的那种逻辑：人们不能剥夺Billancount工人的希望。如果你批评苏联，他们就会失去希望。
我父亲的转折是在1936年。在莫斯科公开审判和那之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同时他痛恨被称之为苏联共产主义模式的一切。他在党内一直呆到1968年。他不相信反对可能产生什么效果，他认为我是一个堂·吉珂德。
而只有当KOR成立，他才知道我并非发疯。
比较我和父亲的处境孰好孰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父亲这一代人的经验是不可相比的。他们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是一场其目标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绝对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战争。突然在他们面前展示一个目标是，创造一个没有战争、贫困和压迫的世界。这是一种信仰。
我反对共产主义做为一种意识形态，但我从来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共产主义除了是苏联的一个诡计之外什么都不是。我始终相信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的巨大灾难。一个由人类成员构想出来的前景并且得到数万人的赞同。至1936年，我父亲真的相信创造一个完美社会的可能性，而我却相信完美社会只有在集中营里才会被创造出来。
雅鲁泽尔斯基：你的演变对我来说十分清楚。到KOR出现之前，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清楚的。而KOR却不是，我将之视为服务于外国势力的某个颠覆团体——尽管服务于谁并不清楚。它似乎威胁到我们发展的步调，尽管有过挫折，但对我们来说是唯一的进程方向。潜意识中，我也意识到了某种相当的尊重，而在那个时候并不是很具体。
我弄不明白甚至在道德上觉得黑暗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团结工会是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运动而出现的。简言之——包含了右翼，甚至带有民粹主义、左翼社会经济要求、保守的和地方性的政治。我想激怒你，因为这些深深卷入的人们，像你一样，是在反对共产主义斗争的名义下认同这个运动，这意味着反对共产主义的任何人都是一个同盟军，你们会以一种类似斯大林、邱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那种同盟而终结，于其中给每一个人留下了空间，从耶日·杰耶提克到库隆，为了反对更大的邪恶。但是对你来说，后来变得纠缠不清，因为前联盟现在正在执掌权力，在许多方面很像一个共产主义者，甚至更坏。你曾经说过是：“没有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
我要问你——同时也以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如下问题：怎么能够否认这些人的贡献——他们相信由雅尔塔条约建立起来的框架，将比我们甚至我们的儿孙们更加持久？这不是朝向莫斯科进军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都身处其中的框架，是扩展它和造成更大自主程度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波兰比其他任何共产主义国家做得要好。我指的不仅是教会，包括农村这个私有制的堡垒，还有比如科学、文化甚至军事，都有着它们自身独一无二的位置。
你拒绝了解这些。你将我们视作拥有一切权力只是拒绝使用它们。当然，我们是否做到将足够的精力放在拓宽这个框架，还是可以讨论的。我马上就要提到我们的军管法，毕竟，这是为了一个争取更大的主权国家斗争的一部分。首先，我要解释我的行为；其次我可能说出一些不同的东西。当我环顾四周的世界，我想起阿勒克塞·托克维尔所说的：“如果很多捍卫政府的保守主义者，仅仅是因为保存各种各样的特权和地位，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许多看上去反对它的人，仅仅是为了自己获得它们。”
米奇尼克：对我来说，为什么共产主义对于反对派有这么贫乏的看法，仍然是一个十足的谜。KOR的成员是非常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现实的。他们并不鲁莽急躁，大多数他们也没有统治欲。
你在KOR成员面前提出问题：怎样在一个由雅尔塔和勃列日涅夫教条所划分的世界上为捍卫国家主权而斗争？我和KOR的其他成员如库隆、扬·里提斯基、齐别根纽·拉曼泽维斯奇当时都写下了答案。但是一个人必须带着良好的信任去阅读它们，而不是听信警察的报告，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团结工会是反对邪恶的一个联盟。其中有三个大的政治文化：天主教民族主义、工人阶级的民粹主义——换句话说即社会经济的要求，包括人的尊严的要求，第三是如此根植于波兰知识界的民主文化。
团结工会中存在着宣称反犹太人立场的人们。我们始终坚决地反对这种倾向。但是对我来说，团结工会是一个理性的榜样，像反对希特勒的同盟。对斯大林是何许人也，邱吉尔不存在幻想——尽管罗斯福可能有一些——但是他认为希特勒是邪恶的，于是欢迎任何反对他的盟友。
我们一直在谈论精英阶层，但是团结工会是一个上百万人的群众运动，起因于最原始的政治良心。他们想要生活得更好一些。少一些贫困，少一些恐惧，多一些权利。但所有这些并没有造成一个政治纲领。团结工会具有一种精神氛围。
它的纲领是不屈服于共产主义，学会如何培育已经打开的自由范围。社会危机更多的体现在改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要求上面。
雅鲁泽尔斯基：这就是希热潘斯基教授所说的“消费者的造反”。
米奇尼克：如果希热潘斯基教授曾经像洛兹的纺织工人那样生活一个阶段，很有可能他会说这是饥饿和贫穷的造反。我认为他们是对的，和他们在一起是我的责任，尽管我知道他们的斗争缺少方向。
如果我们谈论团结工会造成的联盟，那么我必须说，从一开始，便有一些我不可能参加的某些人们所卷入的运动。但是我认为，因为我是在为民主而战，我必须运用民主的方式。比起“真正的波兰人”或者玛丽亚·尤兹克，我更担心掌权的共产主义。因为自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68年事件以来，我已经对党的“战无不胜”的能力不存在幻想。许多人认为我是冷血动物，而我仅仅是现实主义的。
事情有个先后顺序（某些事情是事先考虑的。）有些事情你不喜欢，但是你不视它们是首先需要对待的。我指的是在12月13日之后，在支持和反对专制制度人们之间的分歧。我们可以稍后讨论天主教的社会教义或者“民族民主运动”
（而不是在那个时刻。）
在8月争论和Bydgoszcz事件（从1980年8月到1981年3月之间）期间，我相信我们在分担对于国家的责任，想要寻找一种真正的一致。但是当我听到“正常化”这个概念时，会感到不寒而栗，“正常化”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捏造出来的一个词，意在回到专制。我担心你想要把团结工会拉回到PAX（一个注册的天主教会和政府的合作组织）的道路上去，你想要使其适应于共产主义专制。
你说过，“我们既需要造反者图劳加特，也需要和俄国调停的维罗波尔斯基。”
这条理性的思路与我如此接近。但是，为什么它在现实中却变得如此荒谬？维罗波尔斯基宣称“我们波兰人必须和俄国人调停因为我们过于弱小不足以反对他们。让我们达成一个协议，在这个框架之内力所能及的建设一个美好的地方。”
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又说：“我们正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最美好的制度，任何人还想要别的东西就是反对波兰。”
在1981年12月13日之后，谁宣称我们可以谈判协商？是团结工会。谁说谈判不解决问题？是共产主义者。提供给我们的唯一的协商是前往科特达祖尔iii还是签名效忠，要不直接进监狱或者让别人诅咒我。从这个立场看过去，你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变得认为这个制度不是掌握在波兰人手中，我们认为掌权者是一个异化的小团体，苏联化的波兰人。
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反对将共产主义者和维罗波尔斯基相提并论？维罗波尔斯基说出了真相：“如果我们组织一场造反，我们不可能赢，肯定会完蛋。让我们尝试达成调停。”而共产主义者却说：“苏联是一个美妙的地方，正是我们所要朝向的目标，她是进步与和平的捍卫者，免遭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如库隆、米奇尼克等人的破坏。”
你采取这种不可思议的举动。你在报纸上这样做。不管我实际上对其含义明白多少，，这仍然使得我倒抽一口凉气，因为这纯粹是暴力的语言；意识形态暴力和权力语言。你并没有说为了波兰需要做什么，仅仅说如果保全你自己而反对正在到来的人民的波涛。
这就是为什么军管法仅仅扩充了你作为国家首脑、你统治的范围，而给予社会的自主性以沉重打击。直到12月13日之前，我一直在分析权威们的确信和他们的责任感之间的冲突困境。但是在13日，这种冲突不存在了。
雅鲁泽尔斯基：我希望我们今天所说的不被当作一个怨恨的前政治家的话来理解。我接受所发生的事情，我为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感。我希望当时的改革是成功的。我认为目前的的挫折感和失望应该归因于这个事实，人们太多理想和幻想，认为一旦我们身处自己的家园，每一件事情就像有魔棒触碰似的得到改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悲惨的缘故。
至于1980年代初期，可以说情况非常糟糕。但我们仍有权说，我们开始了在当时看来是可行的经济变革。前制度是在违反经济规律和漠视人类良心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可否认：在那里还存在一定的社会和道德的原则。
我并不是说那些各种各样的扭曲和肮脏的交易，让我们先把这些放在一边，我们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当我任总理时，我向议会提出的第一个讲演中提出了政府所要承担的十项最重要的任务。现在，当我翻阅这个演讲时，我对自己说，你真傻！这十项包括保证食品的供应、医疗保障等。我并没有抛弃这些承诺，我尽最大可能实现它们。在论及我本人和前制度时，我希望不要忘了这些。
问题在于，是否我们必须采取我们正在谈论的某种捷径，像以南美洲那样一种方式来结束，还是采取来自劳动团结工会的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的建议？这条道路更加漫长但是付出较小代价，能使我们摆脱失业和给人们提供教育、文化和医疗健康的基础。
米奇尼克：也许我看到的图景有些曲解，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历程是容易的和愉快的。1989年选举竞争时，我处在这样的人们中间——他们说我们不必提出一个充满谎言的纲领，而是去答应保卫我们公民同胞和他们的公民权。从这点来看，我们当中没有人想要掌握政府。也许现在有人宣称他们当时就预见了所要发生的，但是当时我没有遇见过。我当时听到一些批评，说这是“粉红色的人和红色的人联手所为”，说这是挽救“共产主义的尝试”。
当我写“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一文时，我是在建议团结工会和共产主义者达成一个特别的调解，我受到我的同伴们的攻击而不是来自你们那一方。他们说我疯了。我记得和塔·马佐维耶茨基有过一次谈话。我们在华沙散步，他富有耐心地向我解释形势：“如果我们掌权，我们将摒弃所有旧人员，他们会毁了我们；我们还将不得不对付难以解决的经济危机。”
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我们必须将事情朝向一个特殊的方向。我相信圆桌会议可以表述成我们的西班牙式的，于其中双方都认为战争已经结束。
他们将尝试为建立民主制度而并肩工作。这个协议强有力的一点是，人们相信团结工会的巨大力量，它作为一种神话或者一个运动深深根置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地方，根植于不同的年龄和社会组织，并且和教会、教皇的力量携手共进，后者的权威可以被用作困难的转折时期中发挥稳定的作用。
但是这个协议有着巨大的弱点，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其结果是大多数团结工会的精英都不愿意赞同圆桌会议的哲学。他们宁愿采取“去共产主义化”的修辞学。我强调，如果认为修辞学比实际去做来得更重要，这是所有可能性中最坏的一种。因为它制造了一个幻觉，认为“去共产主义化”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而事实上，什么也解决不了。“团结工会”的“团结的哲学”打开了通往“分裂的哲学”的道路，至少对于持续的改革来说。
当然，此时天主教采取了一个转变，我至今都不是很理解这种转变。我想采用法国一本著名的神学著作的书名来说明——《从事项举要（Syllabus）iv到梵蒂冈二世》，那么教会的转变可以说成《从梵蒂冈二世到事项举要》。
我不认为——至少从一开始，我们便允诺了奇迹。我们真的不想掌权。
雅鲁泽尔斯基：我也是到了1981年才涉足此领域。
米奇尼克：当时在团结工会内部，我们的战略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议题：我支持罢工是为了保卫工会，而我反对所有旨在社会及经济方面要求的罢工。我最担心的指责是，像我这样的人，仅仅把工会当作一门政治上的大炮，而阻挡意在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所有自发性努力。我没有听说过由工会核心领导所支持的纯粹经济意义上的罢工。
但是团结工会是一股不可控制的力量。与工人阶级社会和经济不幸相吻合的是民粹主义这一翼，它是难以想象的强大，在工人阶级中间引起巨大同情。一位来自洛兹小城的诺瓦夫斯卡女士曾经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她将前期团结工会的路线定位为全部经济危机而不是政治危机。在工厂里，存在着这样巨大的竞争——看哪个组织可以提供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许诺）。团结工会屈服于这种压力。
团结工会的领导面对下列二难困境：和经济要求的联盟保持距离，冒险与官方的某个分支或者阿尔比·什瓦克v相衔接，要不就是在一个独立联盟的框架里与这种倾向并存。当然，有人真的相信当局拒绝屈从他们的要求是因为不想这么做。在团结工会内部，所有官方政策都被理解为其目标在于毁掉这个联盟。权威们通常用“过激分子”、“反社会主义因素”给这些团体命名，旨在试图分裂团结工会。每一个人都在担心这种讨论将会被导向何方，对这种讹诈引起的反应通常是往后撤。
政治提供了这种形势的钥匙。但是集中在政治危机上的结果是不可能达成任何一致。人们感到全部时间都被另一方用作政治游戏，如同苏联的压力和操控一般。对你的草根支持者说一些并非流行的事情，而你又不能拿出具体的变革方案，这的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回声是，反共产主义宣传宣称在共产主义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是所有宣传的本质。
人们很难习惯他们原先拥有的东西现在被拿走，而很容易适应他们刚刚得到的东西。1980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乘早班火车从洛兹到华沙。当我往火车站走的时候，天仍然很黑，但是人们已经在肉店门前排起了长队，尽管实际上要到11点才开门。为了将手中的肉票换成一块肉，人们必须早晨5点钟起床等到11点。我们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不用排队就能够买到肉，同样也习惯自己可以拥有一个护照，习惯不用签证就能到欧洲旅游，你只要买一张票就能走。同样习惯于不要按时按点收听欧洲自由电台，因为报纸已不存在审查制度。但是人们不能习惯这样的事实——当然我理解他们——为孩子们准备的夏令营现在泡汤了。
你提到共产主义的道德基础。当人们在牢里时，会诅咒自己的命运，但是在牢里他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睡觉，他吃什么；他知道每周洗一次热水澡，每两星期他可以去监狱商店里买东西，以及每周两次刮脸。而一夜之间，他从牢里被放了出来，为他的自由洋洋得意。但是他不知道去哪里睡觉，不知道他吃什么或在什么地方洗澡。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是一种没有责任感的生活。
你刚才提到作为总理，他的责任是提供医疗、图书馆等设施，是十分典型的。
我不会投票选举这样的总理，因为他欺骗了我。他允诺我某些东西，我便做好记号等待着他的兑现。但另一方面，这个制度没有分派我照顾自己的责任。其结果是，一种有趣的心理结构出现了：一个人放弃了他的所有责任感。一种剥夺了责任感的制度，是一种没有创造性的制度。
共产党人国家将自己与图书馆、学校联系起来，但是我提出否认的论据是——什么样的书会在那样的图书馆里找到，而什么找不到；在那些学校教什么而不教什么。这是这个国家的家长制统治模式。与此相反，目前正在运转的国家，就所有令人不愉快的方面来看，是卷入了一场家长制的模式和为成年人提供的模式之间的巨大冲突，前者是根据幼儿园的原则，根据小孩子和老师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
雅鲁泽尔斯基：即使这样，正如这个总理所说，当时我们的情形好过我们的邻国。这对你来说并不重要，但是我们都曾经是旧制度中的异端孤岛。在一个采访中我说，“你们走得太快，而我们走得太慢了。但是这些都是现实。”
米奇尼克：当亚历山大大帝的兄弟、康斯坦丁王子想要和波兰人缔结一个协议时，他遇见一位波兰人知识界的领袖安德热依·热蒙斯基并问他：“我能为你们波兰人作些什么？”热蒙斯基答道：“从这个地方撤离。”对此，康斯坦丁的反应是：“这是我们不能为你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接受当时最大多数波兰人的问题是渴望一个主权国家，那么这正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相匹配的情景。
但是我们如果来看1980——1981年期间波兰人的要求——最低限度的社会、民族自治、真正的多元化——这些对于国家和党的领导人来说，真的是过分了？据我所知，团结工会的要求并不比这更多。我相信，在Bydgoszcz事件之后，当权者有一个政治创建的巨大机会……
雅鲁泽尔斯基：……而同时部队正在聚集，库里戈夫和克鲁赫科夫正好坐在这里？绝对不可能！如果在Bydgoszcz事件之后再来一个总罢工，那么这将比12月那一次更加危险，因为此时团结工会像吵吵嚷嚷的人群一样发挥作用。军管法——尽管你坚持认为这是最消极的做法——实际上控制了整个过程，不至于完全失去了方向。
从战略上说，你们都是鹰派，我指的是你们都相信从长远来说，这个制度必须被推翻。但是在战术上，你们都是鸽派，尽管你们其中有些人如库隆有时候会兴奋得大叫。
米奇尼克：这是一个比较公正客观的分析。
雅鲁泽尔斯基：库隆有说那些最好保持沉默的事情的习惯。当我们见面和听你们说话时，库隆令我想起一个难以控制的咯琅施塔德vi的水手，除非由他来执行绞刑。
米奇尼克：他从来不想伤害一只苍蝇。
雅鲁泽尔斯基：你像一只蜥蜴和老虎之间的杂交品种。蜥蜴狡猾灵巧，而老虎只想吃掉我们。
米奇尼克：我们相信——正如Holy Scriptuers所说——将播种和收获的问题分开。我们好战的欲求也是针对制度，从来不曾针对个人。
雅鲁泽尔斯基：在我看来，你们的运动是由鹰派所主导，包括在战术上和战略上方面，或者毋宁说是战略上的鹰派，战术上的傻瓜。
米奇尼克：也许，但是还有瓦文萨……
雅鲁泽尔斯基：他实在是难以描述。如果有人早上说一件事情晚上说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是很了解他，那么就难以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们向全国提出经济形势的警告；我们有统计数据。煤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每样东西都建立在煤之上。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东德都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我们失掉了数十年建立的契约。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当我翻开那时期我的笔记本，我所看到的是“煤，煤，煤。”
我承认军管法之后，我们缺乏重新对话的勇气。无疑地，我们必须做得更多和更快。而另一方面，1981年的形势是另外一副情景。我们经常在讨论建立一个联盟，由各界和政府的代表组成。但是你们拒绝作为分支和一个独立的联盟坐到同一张桌子上来。这里的民主到哪里去了？也许你们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的可疑背景。今天，我至少可以谈论1981年11月的三方联盟会议是我发起的，而它为什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我们真的想要创造一个“民族理解阵线”。
米奇尼克：这是一个反团结工会的阵线。一个拥有9百万人的联盟坐下来和这个单个的联盟平等地会谈，就像我建议你作为党的第一书记，坐下来和莫祖西这样的KPN（独立波兰大会，一个政党）交谈。你肯定会被这种傲慢激怒了。
雅鲁泽尔斯基：如果存在一种真诚的对话的要求，那么人们将能够互相交谈，如果可以说的话。因为他们并不想开枪或者互相挥拳。
米奇尼克：在军管法公布之后差不多两年之内，我每天都在头脑中和你说话。
我经常说：“将军，这么做完全不值得。你不可能永远地在恐惧和冷漠中维持一个社会。让我们一道来吧。”然后我捡起报纸，阅读你的回答，将军，它令我想起了所有逝去的一切。
雅鲁泽尔斯基：但是你正在谈论军管法。
米奇尼克：我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共产主义的逻辑。共产党人有能力在战术上采取后撤，但是它不会永远忍受国家的非极权情形。当时，你在所有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得不想象倒退到1947年和准备动用部队。”这意味着您想再往前推进一步，当然这是更方便和更有效的。你想谈论卷心菜和煤而不是政治。而只要你还不想谈论政治，你便不具有我所说的可信性。对我来说，结果表明是严肃的党的争论，都围绕着如何对付团结工会。称之为改革的一翼从来也没有试图认真地与我们讨论政治问题。
雅鲁泽尔斯基：团结工会很少承诺关于自由、民主，至少在公共场合，却最大地承诺关于未来更大的社会公正。但是，就最广泛意义来说，战前的共产党人实现了他们曾经的许诺。谁在这个国家根除了极度贫困？谁为上百万人避免了一种植物般的生活？我生活在深宅大院里，但是我曾经被极度贫困的人民所包围，他们的小屋中地板肮脏，十分悲惨。我只访问过他们一次，因为在那些日子里，进一步的访问肯定不合适。今天我住在郊区，和成百上千个农民住在一起。这是所发生变化的一种尺度。我曾经是这个国家将近四年之内的总司令，将近十五年的国防部长，十年之内的重要人物。顺便地说，我不是在抱怨我自己的处境。
米奇尼克：党的第一书记住在Bytom干了什么？或者是为了他的责任或诸如此类？
雅鲁泽尔斯基：我们先前在谈论在武装部队中将军和上校被分派的权力，是你把问题整个扯到别的事情上面。让我们不要把他们说得比事实更坏。因为他们要忠实地服务于他们的上司，如果波兰还没有崩溃的话。
米奇尼克：但是谢拉科夫斯基和图劳加特起义了。
雅鲁泽尔斯基：让我们不要提及因为他们的行为付出生命代价的人。
米奇尼克：同意。但是我对你的主要谴责在于，你从来没有像对待成年人那样对待我们说话，而总是像对待幼儿园的孩子那样“不要碰那朵玫瑰，安迪，你会扎了自己。”一次也没有，除了1956年有过一个短暂时期，我们曾经有过一次正常对话。除了报纸的语言和模棱两可的话之外，什么也没有。从这点看过去，我开始在想，在统治集团内唯一持续的是要求统治。
雅鲁泽尔斯基：我们正在谈论的在其观念中有一个主要的罪：一种将社会理想化和将一切负面的因素归置于共产主义的影响，包括认为第二共和国是美好的。但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必须说：“可爱的波兰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你是值得尊敬的和值得重视的，但是请记住覆盖你的阴影不是45年而是450年。”
一个人不应该沉湎于任何陈旧的庸人角色，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波兰人。
你说罢工在宣布军管法之前就停止了，这不是实际的情况。所有的大专院校都在罢课，在卢布林，甚至有些中学也在罢课。当时的情况令我想起华沙起义：那些怂恿起义的人事后说：“因为年轻人已经被激怒，他们想以自己的方法击退德国人，这是没有选择的。”
米奇尼克：我猜想十年之后，或者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现任总统那里听到如下解释：“整个民族都在等待，它有弱点，总统也有问题；比起沃拉迪斯瓦夫或者毕苏斯基国王，他不可能做得更多。”我是最不为我的农民兄弟感到愧疚的人。
在12月13日之后，我经历了一个和民族记忆休戚与共的短暂时期。然而，你不会发现我在第二共和国的记忆中所发现的东西，我将它们表达在军管法之后我写的文章以及目前我编辑的报纸上。
冒昧地说，现代波兰仍然根植于谋杀纳鲁图维奇总统《春天之前》这本书所描绘的关于热罗姆斯基的丑闻、以及1926年5月的军事政变事件之中。但是，在40年内，你端出来的是一套内战时期的罕见的谎言表述。将一个民族理想化是危险的。另一方面，我基本上反对根据民族的劣根性来对波兰历史作出分析。
必须作制度分析和分析波兰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谈论民族的劣根性将我们导向神秘性或者遗传学。这些我不懂。德国人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波兰人的历史，但是，如果你想要看到一个真正的Polnische Wirtschaft（“波兰处理事情的方式”——一种德语的贬义词），你将要访问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当然，在波兰历史上贯穿着这样的问题——一度时期由年轻人的激情占了上风，主宰某个关键时刻。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我视作团结工会源泉的力量——事实上，这吸引了年轻一代，而你却视作一个威胁。这是很有意思的，里普斯基当时说过同样的意思：“当我看见这些年轻人时我很担心，因为华沙起义时我也在场，我知道这会导致多么可怕的结果。”但是我现在套用一句陈词滥调来说，这就是生活事实——聪明人视作危险的，年轻人看到机会。
雅鲁泽尔斯基：如果当时不采取军管法，你认为情况会是怎么样？我知道关于军管法有很多意见。对我来说，团结工会，或者说后团结工会仍然以一种如此主观、英雄赴难的眼光来看军管法，这是十分难以理解的。说到底，越是将军管法妖魔化，人们为自己绘制的图景就越得到提升。
我们不知道未来关于军管法的争议如何，认为它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
你涉及到西班牙的经验，那里的人们同心协力，同意对于过去没有必要做进一步的争论，不管谁对谁错。当我想要强调我当时所说的这些时，我再一次意识到我曾经是个压迫者而你是一个被压迫者，我想在政治的意义上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道德的意义。
有时我也在想为什么在拉多姆开完团结工会的民族委员会会议之后，我没有乘坐一架飞机前往格斯坦克，此时瓦文萨说“痛击所有的共产党人”而令我们感到吃惊。我可能对他说：“阁下，请吧，我恳求你，我坚持——做某些事情。”但是我也可以问问瓦文萨或他的朋友们为什么不给我们递一个信，以便影响在拉多姆所谈论的，以及什么是他们不想面对的。否则，我不能想象我可以去格斯坦克，或者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我理解瓦文萨此时在工会的地位已经削弱——在他的自传中他写道——他不可能有什么其他的举动。
米奇尼克：为什么你把所有这些都归因于拉多姆？它只是昙花一现。
雅鲁泽尔斯基：接下来就是瓦文萨在拉多斯克工厂所召开的大会，在那里他说不可能达到一致，因为没有谁能够和谁一致。
米奇尼克：但是基什查克将军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采纳军管法是在两个月前就决定了的。
雅鲁泽尔斯基：我们在技术上做了一些准备，但是并没有到我们必须摁下按钮的地步。温度在升高，国内国外都是一样。我们不得不作出决定，我们也尝试赋予临时权力的合法性，例如，包括在正在来临的冬季制止罢工。有人对此有争议，认为我们不必等待一场罢工而需要运用紧急状态法来抓住机遇和重整秩序。
顺便地说，这并不包括解散团结工会的措施。我意识到你们那方会发现紧急状态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你们必须理解我们将之视为拯救这个冬天的唯一措施，在12月初，我给斯坦尼斯拉夫·兹泽克写过一个字条“为了防止灾难的发生，我建议在大城市将几个地区的居民集中到一个地区，只有这个地区可以拥有中央供暖。”他很认真地对待。那时我们无法不这样想。当然，还有莫斯科的存在。
只有你把所有这些事实都加在一起，你才知道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压力之下，和所感到的责任感的份量。我们周围——从库比亚到兹瓦克vii都十分赞同，不管他们实际上存在的分歧。当我最终摁下按钮，我感到如释重负。
存在着两个看问题的角度。第一，它是可以避免的吗？如果是，如何避免？
第二，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什么样的结果？我是在两种恶之间选择了较小的一种，所以不得不批评其后所发生的。
米奇尼克：假如可以说，五月政变（1926）没有发生，那么，“民族民主运动”便不可能引进一个权威秩序，我们也就不会有波兰人的法西斯主义。但是，我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知，在这种事情上并不存在着所谓历史必然性。的确存在一种框架，但是在这种框架中，存在着不同的行为方式的可能性。如果你将哥缪尔卡和纳吉放在一起比较，你就会发现存在多么大的机动空间。
你说你们所有的人达成了一致，从库比亚到兹瓦克。（这样）我们可能被指责说——这种指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这种结果是我们自己招致的。我对此看法不同。我要说，当权者们虽在战术上有所不一致而在战略上基本是一致的，即自我保存。不惜一切地追求“正常化”而已。从拉科夫斯基到巴采科夫斯基，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类似信息。
你提到分派责难的问题。我对此有不同回答。在12月13日之后我的文章中已经公开回答过这个问题：共产党人应该被谴责，因为他们是一群暴徒，从一开始就想把我们置于死地。
我的第二个回答——私下里对库隆说过——我们也是应受责备的。我们两人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库隆认为当时就可能举行自由选举，那是在1981年的秋天；我则认为有一种妥协是可能的，即采取两个议会的立法机构，其中一个按照共产党人的原则来选举，另一个根据团结工会所认可的原则。
我的第三个回答是在1991年春天的莫斯科，我对俄国的民主派说，“不惜一切代价，你们要寻求与戈尔巴乔夫达成一致，因为如果在俄国实施军管法，他将得到西方人的支持。你们必须停止去想自己是多么正确，停止去想如何捍卫自己的立场。”此时我说了我从未说过的话：——从我这一方面来说，需要为军管法在波兰的实施承担某种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如果谈判破裂，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在圆桌会议期间，我的政治立场来源于1980——1981年之间妥协破裂这个事实，感到现在自己要使得妥协成为可能，记住它先前的失败。
这就是我为什么对于假如没有实施军管法这个问题，不做出简单的回答。从什么地方给出我的论据？在我看来，1981年上半年有着妥协的机会，后来却释放了对抗的动因。哪一方都不相信妥协是可能的。依我看，其主要责任在你们一方。
对我来说，军管法的真正结束在是在圆桌会议。这意味着我改变了自己的推论。如果波兰共产党人像他们的兄弟党在罗马尼亚或者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放弃权力，我们将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军管法和它的怂恿者。在圆桌会议上，我承担起与一个特殊人物达成了某种和解的责任——基什查克。我曾经写过一封言辞恶毒的信给他。如果我现在所说的不同于以前所说的，仅仅是因为在这个过渡时期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么我就是一个卑鄙小人。我完全知道基什查克过去承担过什么责任。但是，假如在圆桌会议上我对基什查克说，如果我掌权的话，他将因为军管法被送进监狱，我现在提出这种要求也是不光彩的。
在波兰有人说圆桌会议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必承认共产党人的合法性，而必须做一切事情获得正义。我们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圆桌会议，多少人将失去生命。
我很高兴自己为促成这样一种局势而出过力——这个转变没有流一滴血。并且对于我们的前统治者所作出的贡献，我也不能视而不见。
当然，我这一代人经历的许多事情是永远难以忘记的，我将永远记住Wujek矿山事件viii，因为我感到对这些人自己是有责任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两种恶中较小的恶。一种较小的恶，并不是在12月13日的语境中我可以认同的概念。
如果没有实施军管法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对这个问题要么无解要么有好几种解释。存在着一种负面的和消极的说法。如果我们逐个分析在那一周内导向军管法的所有事件，也许可以说，形势并不有助于达成某种一致。时间也不允许。
但是必须说在那段期间，没有人询问真正的问题所在。雅鲁泽尔斯基是否抵达格斯坦克并不是问题所在，因为不管他在那儿说什么，俄国干涉的威胁总是在某处伺机等候。主要的问题是不存在一种有关政治话题的严肃讨论。
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谈论两种恶中较小的那一种，那实际上应该是共产党人部分地放弃他们的权力而不是实施军管法。
有人认为团结工会走得太远了。团结工会应该受谴责的是——他们要求得太多。这些说法也许是对的，团结工会的政治思想受激情、恐惧、憎恶、夸夸其谈所支配，在战略、政策和方案之间缺少区分。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在戒严的当晚，团结工会正准备起草一份特殊的东西，我称之为“有组织地反共产主义”。
我指的是马里安·尤泽克，他宣称用绞刑架来威胁共产主义者，并说在政治局中是犹太人控制了波兰，他知道他们当中有谁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有谁隐瞒了其出身。
我记得（政治局成员）斯蒂凡·奥泽夫斯基对这番话的回应。他并没有提及有人热衷反犹主义，而是简单地指出这个错误，因为不管是雅鲁泽尔斯基还是基什查克都不是犹太人。我坐牢的时候曾经写过一封信，这样形容军管法——一群持枪暴徒袭击疯人院，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不甚恰当。
说到底，关于责任的问题，我并没有一个答案。我不知道，假如我感觉自己的决定会令上百人致死、千百个弱者踏上不归路，我将会怎样行动。
人们仍然可以不同意这样的看法，雅鲁泽尔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实际上并没有沿用这条思路，而仅仅是想保住自己的权力。这种论辨的方式在别处类似的地方已经很容易地被接受，比如智利的皮诺切克将军。人们赞同雅鲁泽尔斯基的军管法而谴责皮诺切克是一个暴君，或者赞同皮诺切克把智利从共产主义中挽救过来却谴责军管法是一个罪恶的行动，这些都不是偶然产生的，这两种看法对我都没有吸引力。我所不能忘记的是，智利和波兰都曾经避免内战，在从专制制度中摆脱出来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由某个将军所实施的军管法。
不管是在智利还是在波兰，我都毫不含糊地反对专制，而现在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现在是停止所有各种讨论的时候了。如今军管法是历史学家、报界人士、作家、牧师、道德家和忏悔者们的一个话题，而不再是提出公诉的一个主题。
雅鲁泽尔斯基：其中每一个论题都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它是我整个一生最具戏剧性的一个决定。我说过我感到如释重负，但是这不应按照字面上来理解。我不再面对二难困境。衡量所有有关事实，都将我带向“较小的恶”
面前。人们不应滥用这个概念，但是它提供了一种对于我和我的同事们所处形势的一种简洁描述。
团结工会采取了某种自我夸张、自以为是的语调。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当时我们也经常说：“社会信任、期待和要求”诸如此类。甚至最有力的政治力量也没有权利说这些东西，因为社会从来不是整板一块。
米奇尼克：你认为大多数波兰人想要军管法？
雅鲁泽尔斯基：我不想用大多数或者极少部分人这样的概念。
米奇尼克：绝大多数人并不想要军管法；他们想要达成协商。
雅鲁泽尔斯基：他们想要协商，但是如果协商不能实现，他们想要安宁。人们并不怎么喜欢我们，但是可能不喜欢其中的某个人，甚至视他为十足的坏蛋，但是如果我落水了而这个坏蛋把我救出来，我会说：“我认为你是一个坏蛋，但是谢谢你救了我。”
米奇尼克：我唯一准备接受的事情是——臭名昭著的军管法令上百人死亡、数千人受冤屈，但是波兰存活下来，而不是苏联入侵。在这一点上，我的想象力停止了，因为那会在波兰的范围之内拥有一个布达佩斯。这时，所有的争论便失去了基础。
雅鲁泽尔斯基：当时的掌权者相信保卫这个制度是必须的。
米奇尼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雅鲁泽尔斯基：但是你拿波兰的任何一年和1981年比较，虽然法律意义上
的多元化尚未存在，但是我们有着事实上的双重权力——每一个人都感到他们正在发挥作用，他们实际上处于某种当家作主的状态。米奇尼克：那你为什么不试图将这种双重权力付诸制度化？
雅鲁泽尔斯基：为什么你没有做……
米奇尼克：我们试过，也许是不成功的和在技术上是不成熟的。但是你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你有权力。如果煤的问题真的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没有一次来和我们来谈谈煤和党的领导作用。
雅鲁泽尔斯基：我认为你不能否认，在1980年和1981年9月之间，当团结工会发展壮大时，我们的权力遭到严重削弱。所有的趋势都朝向一个方向。
米奇尼克：不，现在请听我平静地和富有善意地说，在1956年和1970年，
存在着两次大的巨变。每一次都有可能不是导向恢复旧秩序。
雅鲁泽尔斯基：实际上都没有能够。
米奇尼克：不完全。但总是回复到一种政治权力的刻板垄断。就没有回到恐
怖而言，1981年10月证明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再度出现了政治犯。当年哥穆
尔卡把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关押起来，是因为他们给大学的党委会写了一封信。
雅鲁泽尔斯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米奇尼克：这不是无稽之谈。这是十分合乎逻辑的。我们将这视为共产党人
臭名昭著的平衡规则的体现：每一件事情都要回复到平衡状态。
雅鲁泽尔斯基：这是一种有色眼镜的结果，而并非是准确的表述。当时，我们正在对付没有现实的政治力量在其后做支撑的自发运动。1980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性质起了变化的新的团体，一个实际上比党还要强有力的运动。
米奇尼克：但是你想运用你的间谍网来瓦解它。你可以问问基什查克将军，
在12月13日之前他在团结工会领导层安插了多少代理人。
雅鲁泽尔斯基：如果他这样做，也只是想了解所发生的事情。
米奇尼克：并不仅仅是刺探情报，而且是制定政策。每次我问自己，共产党
人如果不用军管法而使得我们偏离轨道该怎么做，我就想起米科莱泽兹的处境，想起那样多的代理人进入农民党内最终把他赶走。我绝对相信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罗科西用“香肠战术”来描绘你干掉你的敌人的过程，一次切掉一片。这正是你要做的。先是莫祖尔斯基，然后是库隆和米奇尼克。你在整个运动中安插了你的代理人。我先是在马佐沃兹地区发现了这个，后来达到一个几乎占大多数人的一个程度。去问问热比谢克·布亚克吧，他那里的人们几乎将他打翻在地。我是如何知道他们都是代理人的？因为你颁布了军管法，他们对此毕恭毕敬并从此消失。
雅鲁泽尔斯基：如果我们还想谈得具体一些，我对团结工会与其他联盟1981年11月大会的结果感到很失望。这个机会不应该被拒绝。你们一方中断了会谈，仅仅因为你们想在筹建的工人团体中占据七分之三的席位。
米奇尼克：你是否想说引进军管法是要保护其他联盟分支？这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借口。
雅鲁泽尔斯基：不。但是你说过我们没有朝向正当方向跨一步，我正在说的是，当我们迈出这一步时，你们没有回应。大主教能够和我们坐在一起，而你们不能。出乎意外地，你们所有人如此关心自己的手是否干净。
米奇尼克：你并没有回答我主要的问题。在整个时期，你只想谈论卷心菜，而不是政治。
雅鲁泽尔斯基：不是这样的。一个新秩序的确是我们想要讨论的。“民族理解委员会”想要成为一个论坛，于其中我们可以讨论重要的问题。我必须说——因为我有权利自卫——后来的发展表明我们是对的。说到底，每个人都坐到了圆桌会议面前。但是我们怎么能无视在拉多姆发生的情况呢？
米奇尼克：你讲得不准确。在实施军管法之后，结果是团结工会完全不再准备任何对抗的形式。我们没有一支枪，没有一枚手榴弹，没有一只盛满汽油的瓶子。我们实际上能够谈论什么呢？拉多姆仅仅是我们不想再往后撤的一个象征，而不再有其他。现在我理解你的处境：你接受了这个会议的传抄本是团结工会正在谈论痛殴共产主义者，于是你有权利感到愤怒。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样考虑，瓦文萨只是担心自己被孤立，于是他破釜沉舟。但是实际上，这不能说明任何东西。
×××
米奇尼克：衡量民族、社会和个人成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历史当中，有他们自己生活的故事。完全有可能的是，如果在比亚沃文卡的卫兵抓住我试图逃跑，他们会杀了我。而如果在12月13日这个民族剧变的时刻，我住在临近你、基什查克将军和拉可夫斯基总理的隔壁，而我又有可能有枪，我自然会把目标对准你们。
而另一方面，——以某种方式我们都赢得了胜利，我视这个为拥有巨大意义；今天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论所有这些，没有仇恨，没有敌意，以互相尊重的方式，保存我们各自过去的真实。如果波兰有机遇——我相信她有这个机遇——她将建立在人们有能力互相交谈而没有仇恨和敌意。
雅鲁泽尔斯基：两种恶中较小的一种，这种想法在当时整个占据了我。我仍然相信当时所发生的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我今天知道人们必须尊重争论中的另一方。但这不是一个白相对于黑的问题，而是试图去理解另一方。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在任何问题上和另一方达成一致，而是我们可以相互理解。这是最重要的。
注释：
iBronislaw Geremek，团结工会顾问。——译者注
ii Kiszczak，人民波兰最后一任内务部长。——译者注
iii Cote d’Azur，法国东南部度假胜地。——译者注
iv “事项举要”Syllabus，指教皇庇护九世于1864年所列80条及庇护十世所列65条异端教义、行为或制度。
v Albin Siwak代表了党的内部较少反对团结工会的这一支。——英译本注
vi Kronstadt，苏联西北部港口城市。
vii 即从改革的共产党人到党内顽固分子——英译者注
viii 1981年，在扑灭Wujek矿山罢工时，警察杀死了9名矿工，这是军管法实施期间最严重的暴力。——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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