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日星期三
2014年2月2日星期日
徐琳：评屠夫吴淦关于暴力与非暴力的言论
看了屠夫吴淦最近一番关于暴力与非暴力的言论，本来象这样的言论我一般是不想回应的，我并不担心它会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有正确的判断，而且屠夫这番话虽然对它作出判断较容易，但要驳它却不容易，因为太乱，各种意思搅和成一团，加上屠夫这人又是那么个粗性子，弄不好我说的话又起了反作用。但是念在与屠夫有过一面之交（准确地说是在郑州连续两天见了面），谈得还算投机，况且屠夫一向行动力堪赞，所以还是想说一说，为了他好。至于他领不领情，我就不敢奢望了。
下面我将采取庖丁解牛的方式逐句进行分析，如果屠夫认为我说的对的，就认个错，表个态。有不同看法的，也照样可以反馈。
＃“有人整天装理中客和民众谈非暴力、警惕暴民和暴力……你是要和有能力施暴和正在施暴统治者谈”
——“和民众谈非暴力”有什么不对？非暴力是一种斗争方式，就是要民众采用这种方式去与专制进行斗争，不跟民众谈，怎么让民众学习、掌握、运用？这个我在近期的帖子里已经阐述过，屠夫以后多关注我写的东西，不会吃亏的。
至于和民众谈“警惕暴民和暴力”，这也没什么不对。陆泗事件时，当局不正是通过故意制造暴民来进行镇压的吗？2012年的9.18反日游行不正是当局故意用暴力游行来给镇压民众的正当游行制造借口吗？“警惕暴民和暴力”并没有错。当然有的人的某些说法可能不是很恰当，那也只是说法问题，而不是该不该说的问题。具体哪个说法不当，你就指出来，点不点名倒无所谓，但人家的观点你得摆出来，有个靶子才好射击，没个靶子，光是拿个机关枪乱扫一通，永远都达不到效果，倒很有可能误伤无辜。
就算你对“和民众谈警惕暴民和暴力”不满，那也不应该把“和民众谈非暴力”扯到一块，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一顿乱棍。
你说要和有能力施暴和正在施暴的统治者谈，那正是秦永敏老师搞的“和平对话”，虽然从广义上讲那也是一种非暴力斗争形式，但与通常说的非暴力运动尤其是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是一回事。秦永敏老师搞的“和平对话”也有他的积极意义和作用，虽然是和统治者对话，但却通过联署签名凝聚力量，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说了。不论哪种斗争方式，归根结底都主要是为了凝聚力量。你对这些都不够了解，却混到一块乱舞一通屠刀，这不好。
（怎么样，这条认个错吧？）
＃“不是由民众决定的”
——你说非暴力运动“不是由民众决定的”，这点你搞错了。非暴力运动和秦永敏老师的“和平对话”，都首先是要由民众决定的，只有当民众决定了、参与到这些运动中去，才能形成力量，最终迫使统治者按照人民的意愿作出选择。如果民众不先作出决定，参与其中与统治者进行斗争，那么就只能是任由统治者宰割了。
（这条也认个错吧？）
＃“我从来不把这些人当同道，虽然他们也说在推墙，也整天强迫我们团结认他们做同道”。
——“这些人”是哪些人？谈非暴力的人很多，也有不少观点不同的，你既不把“这些人”的具体观点摆出来，又不点名，谁知道是说谁呢？包括我吗？我是既赞同非暴力运动又赞同“和平对话”的。我没有强迫你认我、认他们做同道吧？那天只是通知你去吃餐饭而已嘛。现在你这么一说，我都不知道以后怎么对待你了，就算不主动找你，饭醉的时候碰上了又怎么办呢？就算你说不是针对我的，可你说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我的同道，那我要是带他们参加饭醉活动碰上你了，又怎么办呢？
民主本来就是讲包容的，只要基本目标一致，就可以讨论、协作，干嘛要给大家贴上“同道”、“非同道”的标签呢？（这可不是强迫你噢。）
再说了，人都不是完美的，也总是会变的，按照现在的标准，我曾经也算是五毛呢，你不也说自己以前很蠢怎么怎么地吗？屠夫本来是粗旷的嘛，怎么会有搞“同道”这种洁癖呢？都这样搞的话，你认人家是同道，人家还不一定认你是同道呢，那不是自找没趣？
（这条认不认错随你，但你至少得跟我说清楚，免得以后尴尬啊。）
＃“TNND不去研究如何制止公权力暴力，不去研究如何反抗”
——你凭什么说人家没研究如何制止公权力暴力如何反抗？你根本就没看人家写的东西！无知到也罢了，还要骂人，这可就不象话了。在我看来，那些东西通篇就是两个字：反抗！
（这条你无论如何也得认个错，不是向我认错，是向被你冤枉、骂的人认错。不管你认不认人家是同道，冤枉、骂人总是不对的。男子汉大屠夫的，认个错没什么大不了的。）
＃“连许XX这种人都没空间，都要被判”
——你不尊重许志永倒也罢了，这没法说，但你的观点是错的，这我得说。许志永被判刑又怎么了？这条路就不能走了？要彻底否定了？大街上经常撞死人，你也不上街了？按照这个说法，那搞暴力革命的王炳章也被判刑了，还终生监禁呢，以前搞暴力革命死的人就更多了，那岂不是暴力革命更不能搞了？啥都不能搞，还干什么革命啊？这逻辑上说不通嘛。
不管是暴力还是非暴力，只要是为了结束专制统治，就都是革命，革命就必然会有牺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碰到一点挫折就放弃，那还不如别干革命。空间是争取而得来的，不是白送的，白送的其实是暂时的，说不好什么时候就收回去了，就像打土豪分田地时分给农民的土地一样。
其实屠夫的这个论调并不新鲜，早就多次看到过，是不是当局放出来的也未知，反正这就是当局想要的效果。
当然，革命的策略、方法也必然是要根据斗争的形势而变化的，但变化不等于彻底否定非暴力路线。非暴力运动有很多种具体的斗争方式，这种不行可以换另一种，这种在这个时候不行也不等于永远都不行，这需要有勇敢的先行者去尝试、突破。如果真的是所有的非暴力方式都不能用了，那么你连在网上喊杀猪都不行了。
（这条你应该认个错。）
＃“有人提倡暴力鼓吹暴力吗？至少我没看到，反正我胆小不敢提倡和鼓吹暴力”
——你没看到不等于没有，我就看到了有人说自己是“主张暴力革命”的。“没有”不能否定“有”，这我在前些天发表的《中国律师的尴尬》一文中就论述过（我的文章你又没看）。
斗争的形式总的来说就是分为两大类，你说你胆小不敢提倡和鼓吹暴力，那你是在提倡和鼓吹什么呢？不是非暴力？难道是中间道路？可我记得你曾经也否定过中间道路啊。你自己到底是在干什么、提倡什么你都没搞清楚吗？你如果说你是在杀猪，杀猪也有个归类啊。
（这条你自己想清楚。）
＃“我不反对什么非暴力与暴力（反抗权）”
——你前面那么多话还不是反对非暴力？还骂上了呢。当别人是傻瓜呀？这会儿快收场了来这么一句就当没事了？打人家一巴掌再给人家抚摸一下就当过去了？
（自己好好看看自己前面说的话，想一想。）
＃“我反感的是在不恰当时间操心不恰当的事”
——人家干的那是“在不恰当时间操心不恰当的事”？那当局把他们抓起来、监控起来也是干傻事？这世界上就你一个人聪明，都跟你去杀猪就是干正事了？你也忒伟大了吧？
＃“不要以为弄个非暴力旗子民众就跟你走，太天真无知了”。
——这不又来了？前面还说没反对非暴力，可临走你还要踹人家搞非暴力的一脚，你到底啥意思啊？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事实上，有很多人跟着非暴力的旗子走，你不知道而已，这事国宝比你清楚。他扛他的旗子，人家愿意跟他走，又没碍你的事，你这不是“在不恰当时间操心不恰当的事”吗？你不也是弄个杀猪的旗子在呐喊吗？别因为跟你走的人少就嫉妒嘛。我也希望跟你走的人多，反正中国人多，不怕都跟你走了，可也得人家愿意啊。
屠夫兄弟，本来，杀猪是你的长项，多杀点猪大家都欢喜，民主肯定也会来得更快一些，这点我相信。你要讨论问题也可以，民主不能不让人说话嘛，可你不能把民运圈也弄得象杀猪场似的。
出来混也还是要多学习，别老是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现在是讲公民社会了。象我这样说话多好，道理又讲清了，还不会惹人生气，是吧？
另外，我看你经常说蛋疼，得注意补一补啊兄弟，俗话说吃啥补啥，你杀猪的弄点猪的蛋挺容易的，多吃点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哪。
屠夫原话全文
有人整天装理中客和民众谈非暴力、警惕暴民和暴力，我原本碍于面子，不想说太难听，说真的和脑子进水谈这问题很蛋疼，因为他们谈的对象搞错，你是要和有能力施暴和正在施暴统治者谈，而不是和还在被施暴连自卫能力都没有的民众谈。那年夏天广场拖拉机的事你忘了？谁有能力施暴你不会不知道吧？你有种就去和那些开拖拉机的人谈谈你的观点，而不是对着民众谈不是由民众决定的伪命题的东西。我从来不把这些人当同道，虽然他们也说再推墙，也整天强迫我们团结认他们做同道。你会把警惕你和民众当暴民的人当同道吗？我是没这装B的胸怀。TNND不去研究如何制止公权力暴力，不去研究如何反抗，却TMD整天把警惕暴力和暴民挂嘴边。就如太监谈性危害，没饭吃的人谈吃饱后会撑着。其实这都是素质论爱好者为了凸显自己是理性和精英、与民众不同的一种装B行为。就如一些人没常识的妄谈没准备好重建，没有素质基础，推倒墙很危险的傻逼论调一样，你妹的，在这制度下谈公民培育与重建，谈素质提高你是有病，连许XX这种人都没空间，都要被判，你谈这些不是无知就是无耻，只要墙在，怎么有可能有这些东西可能呢？你们持这种论调，本身就是被这个邪恶集团洗脑后的脑残产物，还妄谈启蒙别人，醒醒吧！还是自己先把脑残治好。
有人提倡暴力鼓吹暴力吗？至少我没看到，反正我胆小不敢提倡和鼓吹暴力，因为随便说几句暴力的话就要被抓，如吴虹飞、赵枫生等，一个说话都不能说的国度，为什么那么多人整天纠结与暴力与非暴力争论呢？因为蛋疼的很，我不反对什么非暴力与暴力（反抗权），我反感的是在不恰当时间操心不恰当的事，比如现在你该做什么，该警惕什么都搞不清，却操心起不该操心的事，比如我现在担心以后投票会作弊，我这是理性还是蛋疼？有空没事多做点事，别在不该操心的时候操不该操心的事，见过屠夫鼓吹过暴力和反对过非暴力吗？我最多是鼓励反抗自卫的权利。我没这精力操心蛋疼的事，不要以为弄个非暴力旗子民众就跟你走，太天真无知了。
下面我将采取庖丁解牛的方式逐句进行分析，如果屠夫认为我说的对的，就认个错，表个态。有不同看法的，也照样可以反馈。
＃“有人整天装理中客和民众谈非暴力、警惕暴民和暴力……你是要和有能力施暴和正在施暴统治者谈”
——“和民众谈非暴力”有什么不对？非暴力是一种斗争方式，就是要民众采用这种方式去与专制进行斗争，不跟民众谈，怎么让民众学习、掌握、运用？这个我在近期的帖子里已经阐述过，屠夫以后多关注我写的东西，不会吃亏的。
至于和民众谈“警惕暴民和暴力”，这也没什么不对。陆泗事件时，当局不正是通过故意制造暴民来进行镇压的吗？2012年的9.18反日游行不正是当局故意用暴力游行来给镇压民众的正当游行制造借口吗？“警惕暴民和暴力”并没有错。当然有的人的某些说法可能不是很恰当，那也只是说法问题，而不是该不该说的问题。具体哪个说法不当，你就指出来，点不点名倒无所谓，但人家的观点你得摆出来，有个靶子才好射击，没个靶子，光是拿个机关枪乱扫一通，永远都达不到效果，倒很有可能误伤无辜。
就算你对“和民众谈警惕暴民和暴力”不满，那也不应该把“和民众谈非暴力”扯到一块，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一顿乱棍。
你说要和有能力施暴和正在施暴的统治者谈，那正是秦永敏老师搞的“和平对话”，虽然从广义上讲那也是一种非暴力斗争形式，但与通常说的非暴力运动尤其是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是一回事。秦永敏老师搞的“和平对话”也有他的积极意义和作用，虽然是和统治者对话，但却通过联署签名凝聚力量，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说了。不论哪种斗争方式，归根结底都主要是为了凝聚力量。你对这些都不够了解，却混到一块乱舞一通屠刀，这不好。
（怎么样，这条认个错吧？）
＃“不是由民众决定的”
——你说非暴力运动“不是由民众决定的”，这点你搞错了。非暴力运动和秦永敏老师的“和平对话”，都首先是要由民众决定的，只有当民众决定了、参与到这些运动中去，才能形成力量，最终迫使统治者按照人民的意愿作出选择。如果民众不先作出决定，参与其中与统治者进行斗争，那么就只能是任由统治者宰割了。
（这条也认个错吧？）
＃“我从来不把这些人当同道，虽然他们也说在推墙，也整天强迫我们团结认他们做同道”。
——“这些人”是哪些人？谈非暴力的人很多，也有不少观点不同的，你既不把“这些人”的具体观点摆出来，又不点名，谁知道是说谁呢？包括我吗？我是既赞同非暴力运动又赞同“和平对话”的。我没有强迫你认我、认他们做同道吧？那天只是通知你去吃餐饭而已嘛。现在你这么一说，我都不知道以后怎么对待你了，就算不主动找你，饭醉的时候碰上了又怎么办呢？就算你说不是针对我的，可你说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我的同道，那我要是带他们参加饭醉活动碰上你了，又怎么办呢？
民主本来就是讲包容的，只要基本目标一致，就可以讨论、协作，干嘛要给大家贴上“同道”、“非同道”的标签呢？（这可不是强迫你噢。）
再说了，人都不是完美的，也总是会变的，按照现在的标准，我曾经也算是五毛呢，你不也说自己以前很蠢怎么怎么地吗？屠夫本来是粗旷的嘛，怎么会有搞“同道”这种洁癖呢？都这样搞的话，你认人家是同道，人家还不一定认你是同道呢，那不是自找没趣？
（这条认不认错随你，但你至少得跟我说清楚，免得以后尴尬啊。）
＃“TNND不去研究如何制止公权力暴力，不去研究如何反抗”
——你凭什么说人家没研究如何制止公权力暴力如何反抗？你根本就没看人家写的东西！无知到也罢了，还要骂人，这可就不象话了。在我看来，那些东西通篇就是两个字：反抗！
（这条你无论如何也得认个错，不是向我认错，是向被你冤枉、骂的人认错。不管你认不认人家是同道，冤枉、骂人总是不对的。男子汉大屠夫的，认个错没什么大不了的。）
＃“连许XX这种人都没空间，都要被判”
——你不尊重许志永倒也罢了，这没法说，但你的观点是错的，这我得说。许志永被判刑又怎么了？这条路就不能走了？要彻底否定了？大街上经常撞死人，你也不上街了？按照这个说法，那搞暴力革命的王炳章也被判刑了，还终生监禁呢，以前搞暴力革命死的人就更多了，那岂不是暴力革命更不能搞了？啥都不能搞，还干什么革命啊？这逻辑上说不通嘛。
不管是暴力还是非暴力，只要是为了结束专制统治，就都是革命，革命就必然会有牺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碰到一点挫折就放弃，那还不如别干革命。空间是争取而得来的，不是白送的，白送的其实是暂时的，说不好什么时候就收回去了，就像打土豪分田地时分给农民的土地一样。
其实屠夫的这个论调并不新鲜，早就多次看到过，是不是当局放出来的也未知，反正这就是当局想要的效果。
当然，革命的策略、方法也必然是要根据斗争的形势而变化的，但变化不等于彻底否定非暴力路线。非暴力运动有很多种具体的斗争方式，这种不行可以换另一种，这种在这个时候不行也不等于永远都不行，这需要有勇敢的先行者去尝试、突破。如果真的是所有的非暴力方式都不能用了，那么你连在网上喊杀猪都不行了。
（这条你应该认个错。）
＃“有人提倡暴力鼓吹暴力吗？至少我没看到，反正我胆小不敢提倡和鼓吹暴力”
——你没看到不等于没有，我就看到了有人说自己是“主张暴力革命”的。“没有”不能否定“有”，这我在前些天发表的《中国律师的尴尬》一文中就论述过（我的文章你又没看）。
斗争的形式总的来说就是分为两大类，你说你胆小不敢提倡和鼓吹暴力，那你是在提倡和鼓吹什么呢？不是非暴力？难道是中间道路？可我记得你曾经也否定过中间道路啊。你自己到底是在干什么、提倡什么你都没搞清楚吗？你如果说你是在杀猪，杀猪也有个归类啊。
（这条你自己想清楚。）
＃“我不反对什么非暴力与暴力（反抗权）”
——你前面那么多话还不是反对非暴力？还骂上了呢。当别人是傻瓜呀？这会儿快收场了来这么一句就当没事了？打人家一巴掌再给人家抚摸一下就当过去了？
（自己好好看看自己前面说的话，想一想。）
＃“我反感的是在不恰当时间操心不恰当的事”
——人家干的那是“在不恰当时间操心不恰当的事”？那当局把他们抓起来、监控起来也是干傻事？这世界上就你一个人聪明，都跟你去杀猪就是干正事了？你也忒伟大了吧？
＃“不要以为弄个非暴力旗子民众就跟你走，太天真无知了”。
——这不又来了？前面还说没反对非暴力，可临走你还要踹人家搞非暴力的一脚，你到底啥意思啊？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事实上，有很多人跟着非暴力的旗子走，你不知道而已，这事国宝比你清楚。他扛他的旗子，人家愿意跟他走，又没碍你的事，你这不是“在不恰当时间操心不恰当的事”吗？你不也是弄个杀猪的旗子在呐喊吗？别因为跟你走的人少就嫉妒嘛。我也希望跟你走的人多，反正中国人多，不怕都跟你走了，可也得人家愿意啊。
屠夫兄弟，本来，杀猪是你的长项，多杀点猪大家都欢喜，民主肯定也会来得更快一些，这点我相信。你要讨论问题也可以，民主不能不让人说话嘛，可你不能把民运圈也弄得象杀猪场似的。
出来混也还是要多学习，别老是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现在是讲公民社会了。象我这样说话多好，道理又讲清了，还不会惹人生气，是吧？
另外，我看你经常说蛋疼，得注意补一补啊兄弟，俗话说吃啥补啥，你杀猪的弄点猪的蛋挺容易的，多吃点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哪。
屠夫原话全文
有人整天装理中客和民众谈非暴力、警惕暴民和暴力，我原本碍于面子，不想说太难听，说真的和脑子进水谈这问题很蛋疼，因为他们谈的对象搞错，你是要和有能力施暴和正在施暴统治者谈，而不是和还在被施暴连自卫能力都没有的民众谈。那年夏天广场拖拉机的事你忘了？谁有能力施暴你不会不知道吧？你有种就去和那些开拖拉机的人谈谈你的观点，而不是对着民众谈不是由民众决定的伪命题的东西。我从来不把这些人当同道，虽然他们也说再推墙，也整天强迫我们团结认他们做同道。你会把警惕你和民众当暴民的人当同道吗？我是没这装B的胸怀。TNND不去研究如何制止公权力暴力，不去研究如何反抗，却TMD整天把警惕暴力和暴民挂嘴边。就如太监谈性危害，没饭吃的人谈吃饱后会撑着。其实这都是素质论爱好者为了凸显自己是理性和精英、与民众不同的一种装B行为。就如一些人没常识的妄谈没准备好重建，没有素质基础，推倒墙很危险的傻逼论调一样，你妹的，在这制度下谈公民培育与重建，谈素质提高你是有病，连许XX这种人都没空间，都要被判，你谈这些不是无知就是无耻，只要墙在，怎么有可能有这些东西可能呢？你们持这种论调，本身就是被这个邪恶集团洗脑后的脑残产物，还妄谈启蒙别人，醒醒吧！还是自己先把脑残治好。
有人提倡暴力鼓吹暴力吗？至少我没看到，反正我胆小不敢提倡和鼓吹暴力，因为随便说几句暴力的话就要被抓，如吴虹飞、赵枫生等，一个说话都不能说的国度，为什么那么多人整天纠结与暴力与非暴力争论呢？因为蛋疼的很，我不反对什么非暴力与暴力（反抗权），我反感的是在不恰当时间操心不恰当的事，比如现在你该做什么，该警惕什么都搞不清，却操心起不该操心的事，比如我现在担心以后投票会作弊，我这是理性还是蛋疼？有空没事多做点事，别在不该操心的时候操不该操心的事，见过屠夫鼓吹过暴力和反对过非暴力吗？我最多是鼓励反抗自卫的权利。我没这精力操心蛋疼的事，不要以为弄个非暴力旗子民众就跟你走，太天真无知了。
2014年2月1日星期六
为何中国人对甘地重新发生浓厚兴趣
为何中国人对甘地重新发生浓厚兴趣
更新时间 2014年2月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2:36
新版甘地自传引起中国人对他的兴趣。
印度国父——圣雄甘地的自传将再次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对这位领导非暴力反抗运动，带领印度脱离英国独立的伟大人物产生兴趣。
甘地自传——《我对真理的实验》在1927年首次出版后，单是在印度已经销售超过20万册，并被翻译成35种语言。
现在，广州中山大学的黄迎虹博士将带领一个学术团队翻译甘地自传，同时甘地的80多场演讲内容也会同时翻译出版。
产生兴趣
黄迎虹表示，“在中国，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甘地的生平事迹非常有兴趣，但却很难找到有关他的任何中文资料。”
为什么中国年轻人现在会开始对印度独立英雄产生兴趣呢？
华南师范大学的尚劝余教授说，“甘地在1920年代对英国殖民统治发起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成功动员全体印度人民对抗殖民者。”
“在1950年以前，中国出版了27本有关甘地事迹的书籍，还有许多文章，他被形容为印度的卢梭和托尔斯泰。”
兴趣降低
但是在共产党执政之后，中国人对甘地的兴趣一下子降低了。
尚劝余说，“甘地倡导的以非暴力手段发起对抗，崇尚社会各阶级融和，这与当时的共产党意识形态和中国内部的政治气氛相左。”
他说，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才再度开始关注甘地的哲学思想，1980年以后有超过50本有关甘地的书籍出版。
甘地的力量
虽然甘地从未到过中国，但甘地的非暴力反抗运动则触动了许多中国人。
被中国当局关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曾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甘地形容为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品质的英雄。”
他在文章中说“圣雄甘地领导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伟大的实践验证了非暴力反抗的神奇功效”。
退休的印度外交官，研究甘地的专家纳萨雷特表示，“现在人们开始想要了解甘地对宗教、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思想。”
纳萨雷塔说，许多中国人对甘地以宗教的力量动员印度人民感到特别的印象深刻。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思想是否定一切宗教，但是以宗教建立和谐社会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决策者所关注的话题。”
资本主义
黄迎虹相信，甘地的思想能帮助中国人想出更好的方式来发泄对生活的不满。
“当然，甘地对资本主义所保持的怀疑态度在现今的中国社会里也更需要人们的关注”。
（编译：友义 责编：李莉）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4/02/140201_china_mahatma_gandhi.shtml
更新时间 2014年2月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2:36
新版甘地自传引起中国人对他的兴趣。
印度国父——圣雄甘地的自传将再次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对这位领导非暴力反抗运动，带领印度脱离英国独立的伟大人物产生兴趣。
甘地自传——《我对真理的实验》在1927年首次出版后，单是在印度已经销售超过20万册，并被翻译成35种语言。
现在，广州中山大学的黄迎虹博士将带领一个学术团队翻译甘地自传，同时甘地的80多场演讲内容也会同时翻译出版。
产生兴趣
黄迎虹表示，“在中国，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甘地的生平事迹非常有兴趣，但却很难找到有关他的任何中文资料。”
为什么中国年轻人现在会开始对印度独立英雄产生兴趣呢？
华南师范大学的尚劝余教授说，“甘地在1920年代对英国殖民统治发起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成功动员全体印度人民对抗殖民者。”
“在1950年以前，中国出版了27本有关甘地事迹的书籍，还有许多文章，他被形容为印度的卢梭和托尔斯泰。”
兴趣降低
但是在共产党执政之后，中国人对甘地的兴趣一下子降低了。
尚劝余说，“甘地倡导的以非暴力手段发起对抗，崇尚社会各阶级融和，这与当时的共产党意识形态和中国内部的政治气氛相左。”
他说，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才再度开始关注甘地的哲学思想，1980年以后有超过50本有关甘地的书籍出版。
甘地的力量
虽然甘地从未到过中国，但甘地的非暴力反抗运动则触动了许多中国人。
被中国当局关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曾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甘地形容为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品质的英雄。”
他在文章中说“圣雄甘地领导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伟大的实践验证了非暴力反抗的神奇功效”。
退休的印度外交官，研究甘地的专家纳萨雷特表示，“现在人们开始想要了解甘地对宗教、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思想。”
纳萨雷塔说，许多中国人对甘地以宗教的力量动员印度人民感到特别的印象深刻。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思想是否定一切宗教，但是以宗教建立和谐社会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决策者所关注的话题。”
资本主义
黄迎虹相信，甘地的思想能帮助中国人想出更好的方式来发泄对生活的不满。
“当然，甘地对资本主义所保持的怀疑态度在现今的中国社会里也更需要人们的关注”。
（编译：友义 责编：李莉）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4/02/140201_china_mahatma_gandhi.shtml
2013年12月18日星期三
一五一十周刊135期：重新审视“非暴力抗争”
敬启者：
奉上本期电子周刊，请多多指教，也欢迎大家转发。
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 敬上
一五一十周刊135期：重新审视“非暴力抗争”
曼德拉逝世。在甘地、马丁•路德•金之后，曼德拉被视为世界各地非暴力抗争者的精神领袖。然而，对于他们而言，非暴力抗争的意义并不相同。本期周刊，我们从曼德拉出发，探索非暴力抗争之路，呈现其背后的复杂性。
在曼德拉的一生中，争取种族平等的使命感从未磨灭。但他并非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教条的空想家。他的最终目标是让白人登上汽轮自愿地离开非洲大陆。怨恨和报复对他来说，都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当革命的战火以正义之名蔓延，很多抗争者选择了非暴力。张大军认为，自由的心灵可以期待武力制服暴政，但当所谓正义之师在历史中的角色如此模糊虚幻，非暴力抗争便成为一种现实选择。马丁•路德•金则通过深入探索甘地哲学，越来越认识到“爱”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
然而，并非每个非暴力抗争者，都是无条件爱世人的天使。对甘地而言，非暴力并非被动忍受和呼吁。而是公开违法，勇敢的面对暴力，承担被逮捕、监禁甚至长期迫害。他相信抵抗者的从容受难，会开启压迫者被蒙蔽的双眼。但这种抗争是有条件的，如果压迫者毫无底线，无视抗争者的牺牲，以暴抗暴就无法避免。
60年代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黑人在非暴力抗争中大量死亡，却并没有触动白人政权，运动陷入僵局。“自由之夏”，正是行动者们决定，只有中产白人精英的子女和他们并肩作战，甚至牺牲，才可能增加影响力的尝试。《自由之夏》这本书，以详实的口述资料向后来者展示，非暴力抗争所付出的代价，和背后巨大的阴影。它不是明亮轻盈的青春之歌，今天美国的种族平等，应该记住这些白人少年的身影。
在策略上，非暴力也只是这种抗争手段的一个面向。相比革命者，非暴力抗争者并非因为懦弱，也不见得更高尚，很多是出于现实策略的考量。《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一书的第四章和第七章，详细分析了不同情境下的机制、方法和考虑因素。周刊的最后，《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用丰富的历史事实，呈现出非暴力抗争的能量。同时，我们也整理了20世纪以来，重大的非暴力抗争事件，作为补充参考。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编者的话
【引】
比尔•凯勒：解放者曼德拉：从囚徒到总统
【争】
张大军：专制统治术、心灵的自由与非暴力抗争（上）
玛丽•伊莉莎白•金：如何像马丁路德金一样学习非暴力抗争
【辨】
黄卧云：回到曼德拉：非暴力主义的真伪
史蒂文•吉隆：60年代，美国“自由之夏”运动
【启】
罗伯特 L. 赫尔维：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
彼得‧艾克曼，杰克‧杜瓦：《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引言
一五一十编辑部：非暴力抗争历史
【视频】Scilla Elworthy：非暴力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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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周刊135期：重新审视“非暴力抗争”
曼德拉逝世。在甘地、马丁•路德•金之后，曼德拉被视为世界各地非暴力抗争者的精神领袖。然而，对于他们而言，非暴力抗争的意义并不相同。本期周刊，我们从曼德拉出发，探索非暴力抗争之路，呈现其背后的复杂性。
在曼德拉的一生中，争取种族平等的使命感从未磨灭。但他并非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教条的空想家。他的最终目标是让白人登上汽轮自愿地离开非洲大陆。怨恨和报复对他来说，都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当革命的战火以正义之名蔓延，很多抗争者选择了非暴力。张大军认为，自由的心灵可以期待武力制服暴政，但当所谓正义之师在历史中的角色如此模糊虚幻，非暴力抗争便成为一种现实选择。马丁•路德•金则通过深入探索甘地哲学，越来越认识到“爱”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
然而，并非每个非暴力抗争者，都是无条件爱世人的天使。对甘地而言，非暴力并非被动忍受和呼吁。而是公开违法，勇敢的面对暴力，承担被逮捕、监禁甚至长期迫害。他相信抵抗者的从容受难，会开启压迫者被蒙蔽的双眼。但这种抗争是有条件的，如果压迫者毫无底线，无视抗争者的牺牲，以暴抗暴就无法避免。
60年代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黑人在非暴力抗争中大量死亡，却并没有触动白人政权，运动陷入僵局。“自由之夏”，正是行动者们决定，只有中产白人精英的子女和他们并肩作战，甚至牺牲，才可能增加影响力的尝试。《自由之夏》这本书，以详实的口述资料向后来者展示，非暴力抗争所付出的代价，和背后巨大的阴影。它不是明亮轻盈的青春之歌，今天美国的种族平等，应该记住这些白人少年的身影。
在策略上，非暴力也只是这种抗争手段的一个面向。相比革命者，非暴力抗争者并非因为懦弱，也不见得更高尚，很多是出于现实策略的考量。《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一书的第四章和第七章，详细分析了不同情境下的机制、方法和考虑因素。周刊的最后，《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用丰富的历史事实，呈现出非暴力抗争的能量。同时，我们也整理了20世纪以来，重大的非暴力抗争事件，作为补充参考。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编者的话
【引】
比尔•凯勒：解放者曼德拉：从囚徒到总统
【争】
张大军：专制统治术、心灵的自由与非暴力抗争（上）
玛丽•伊莉莎白•金：如何像马丁路德金一样学习非暴力抗争
【辨】
黄卧云：回到曼德拉：非暴力主义的真伪
史蒂文•吉隆：60年代，美国“自由之夏”运动
【启】
罗伯特 L. 赫尔维：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
彼得‧艾克曼，杰克‧杜瓦：《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引言
一五一十编辑部：非暴力抗争历史
【视频】Scilla Elworthy：非暴力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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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8日星期日
《请愤怒吧》译文
法国著名人士斯特法纳·黑塞尔（Stephane Hessel）于昨天逝世，享年95岁。2010年他出版的小册子《请愤怒吧！》，发行于100多个国家，销售400多万册，在西班牙、美国等地掀起“愤怒者”运动。他指控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犯下不仅是“战争罪”，而是“真正的反人类罪”，引起法国犹太人组织的愤怒……
本人早已将黑塞尔的《请愤怒吧！》翻译成中文，但一直未能在国内出版……黑塞尔曾批评以色列：“犹太人自己竟然犯下战争罪，这不可容忍！”……2011年一场黑塞尔要参加的讨论会原本要在巴黎高师举办，后来在法国犹太人组织的施压阻挠下被取消，引发法国知识界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论……
《请愤怒吧！》Indignez-vous！（全译本）
“法”斯特法纳·黑塞尔Stéphane Hessel
保尔·克利：《新之天使》，1920年，水彩，31，8×24，2cm，以色列博物馆，耶路撒冷
斯特法纳·黑塞尔在书中提到了保尔·克利（Paul Klee）的这幅画，以及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对此画的评论。本杰明是在1940年，震惊于苏德协约而写作《历史哲学论纲》。瓦尔特·本杰明是这幅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他在这幅画中看到一个天使，在抗拒“我们名之为‘进步’的风暴”。*
*瓦尔特·本杰明《历史哲学论纲》的原文为：“克利有一幅名为《新之天使》的画。画中的天使好象有意离开他眼光凝神的对象。他瞪大双眼，嘴巴张开，翅膀扬起。这正是历史天使应有的形象。它的脸朝向过去。在那里，一连串的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它看到的过去只是灾难。灾难叠灾难，废墟叠废墟，摔到了天使脚前。天使很愿意停下来，去唤醒死者，召集失败者。但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鼓起了天使的翅膀，以至它无法将翅膀合上。这风暴不停地把它推向他所背对的未来。他面对的废墟已堆到了天上。这风暴，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译注
这套丛书的名字，“顶风而行的人”，是取自一个北美平原的印第安部落之名——奥马哈斯。人们都是用这个名字来指称这个属于西乌族的部落。
93岁，可以说是人生最后的阶段。归宿已不太远了。多么幸运，我能利用这点光阴，来重申我政治生命的基础：抵抗运动岁月和60年前全国抵抗委员会撰写的纲领！是让·穆兰（Jean Moulin）召集组成了这个委员会，把沦陷法国的所有抵抗运动、党派和工会组合在一起，宣布参加战斗法国，承认其唯一的首领戴高乐将军。1941年3月，我投奔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我是在伦敦得知全国抵抗委员会拟定了一个纲领，并于1944年3月15日通过，为法国解放后提出一整套原则和价值，作为我国现代民主的基础。（1）
这些原则和价值，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我们大家有责任维护我们的社会，保证它还是一个我们感到骄傲的社会，而不是这个无居留证者、驱逐猜疑移民的社会，不是这个减少退休金、责难社会保险制度的社会，不是这个富人掌控媒体[按1]的社会。这个社会不应该有这些我们拒绝接受的事物，如果我们是全国抵抗委员会真正继承人的话，
在一场残酷的战乱之后，从1945年起，抵抗委员会的各派力量进行了一场抱负宏大的国家复兴。请注意，正是在那时建立了社会保险（Sécuritésociale）。这是抵抗委员会所要求，也是其纲领所宣示：“建立一个社会保险的完整计划，旨在保证所有公民，在任何以劳动无法获得生存手段的情况下，获得一些基本的生存手段”：“建立一个退休制度，使年老的劳动者能有尊严地度过晚年”。能源（电力、煤气、煤炭）和大银行，都被国有化。这也是这个纲领所提出：“将那些被垄断的大生产手段，集体劳动的成果，以及能源、地下资源、保险公司和大银行收归国有”[按2]：“建立一种真正的经济和社会民主，避免那些经济和金融大封建主控制经济。”普遍利益应当高于私人利益，公平分配劳动世界创造的财富应当高于金钱的强权。抵抗委员会建议“理性地组织经济，以保证个人利益从属于普遍利益，解脱法西斯国家那样的职业专制”。后来的共和国临时政府继承了这些条款。
一个真正的民主需要一个独立的新闻媒体。抵抗委员会深知并力求这一点，捍卫“新闻媒体的自由和尊严，独立于国家、金权和外国势力的影响[按3]”。1944年颁布的新闻法继承了这些要求。而今天，正是媒体的独立性处于危险中。
抵抗委员会呼吁“所有的法国孩子真正能够享受最良好的教育”，没有种族歧视。然而，2008年政府提出的教育改革，完全背离这个计划。一些年轻的教师（我支持他们行动），甚至拒绝实施改革，但他们的工资被削减，受到惩罚。他们愤然“拒绝服从”，认为这些改革太远离公立学校的理想，太为金钱社会服务，不再发展一种创造和批判精神。
抵抗运动的整个社会成果的基石，在今天受到了质疑。（2）
抵抗的原因，是愤怒
人们竟敢告诉我们，国家不复能保障公民福利措施的费用。当初的欧洲是一片衰败。而解放后财富的生产得到巨大的增长，今天的国家怎么会缺钱来维持这些社会保障的成果？只能是因为，曾经被抵抗运动打倒的金钱权力，如今已变得空前强大、傲慢、自私。它在国家的最高级岗位上都有其自己的仆从。今天被私有化的银行，首先考虑的是利润，是经理们的巨额工资，而不是公众利益。穷人和富人的差距，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巨大。对金钱的追求和竞争，从未像今天那样被鼓励[按4].
抵抗运动的基本理由是愤怒。我们，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部队的老战士，我们呼吁年轻一代起来维护、继承抵抗运动的理想和遗产。我们告诉他们：要接力下去，请愤怒吧！那些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的负责人，所有社会的人，不应该放弃，不要被当今金融市场的国际专制[按5]所吓倒。这个专制威胁着和平与民主。
我愿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愤怒的理由。这很珍贵。当某个东西让你感到愤怒，就像当年我被纳粹所愤怒，人们就会起来斗争，变得强大和参与。人们就会投身于这股历史的洪流。历史洪流的延续，要靠每一个人。这股洪流奔向更公正、更自由的方向。而不是这种狐狸闯入鸡窝的不受控的自由。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所撰写的纲领权利是普世的。如果你遇到某个人没有享有这些权利，请爱怜他，帮助他获得这些权利。
两种历史观
我们曾经遭受法西斯主义和维希政府统治。当我试图理解法西斯主义的缘起时，我对自己说，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因为自私而极度恐惧布尔什维克革命。他们被自己的恐惧所驱使。今天就像那时一样，如果有一小部分人积极奋起，这就够了。我们有足够的酵母让面团膨大起来。当然，像我这样出生于1917年的老人的经验，不同于今天年轻人的经验。我经常向一些中学老师要求，去那里跟他们的学生讲话。我对他们说，你们显然没有跟我一样的参与行动的理由。对于我们，抵抗，就是拒绝德国占领，拒绝失败。这相对简单。后来的非殖民化运动也简单。然后是阿尔及利亚战争。阿尔及利亚应当独立，这显而易见。至于斯大林，我们曾经欢迎1943年红军对纳粹的胜利。但一旦我们获悉1935年斯大林的那些大审判，那么，必须反对这种不能容忍的极权主义形式也显而易见，尽管我们对共产主义应当保留一只开放的耳朵以制衡美国的资本主义。我漫长的一生给了我一连串愤怒的理由。
这些愤怒的理由不是缘于情感，而是缘于参与行动的意志。我当时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深受萨特这位前届校友的影响。萨特的《恶心》和《墙》，不是他的《存在与虚无》，对于形成我的思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萨特教导我们对自己说：“你们作为个人要有责任感。”这是一个自由者的使命。这是人的责任。作为人，我们既不能信赖一种权力，也不能信赖一个神灵。相反，应当以人的责任之名义参与斗争。当我在1939年进入乌尔姆街的巴黎高师时，我是一个黑格尔的狂热信徒。我去听莫里斯·梅尔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研究班。他的课是研究具体的经验，身体以及与感官关系的经验，单数的感觉面对复数的感觉。但我天生的乐观主义，要求一切所愿皆成为可能，又让我转向黑格尔。黑格尔主义解释漫长的人类历史有一个方向：人的自由一阶段一阶段地向前进步。历史由这些连续的突变所组成，这是重视挑战。社会的历史向前进步，在终点，当人达到完全自由时，我们就达于理想形态的民主国家。
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的历史观。由自由竞争、追求“多而更多”构成的进步，可以被经受为一种毁灭性的风暴。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的历史观。我父亲与他一起把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翻译成德语。这个人就是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杰明。他从瑞士画家保尔·克利的《新之天使》这幅画中，得出一个悲观主义的解读。画面上，天使张开双臂，好像要顶住和推拒一个他名之为进步的风暴。本杰明在1940年9月为逃避纳粹而自杀。对于他来说，历史的方向，是不可抗拒地从灾难走向灾难。
冷漠：最恶劣的态度
的确，愤怒的理由在今天可以显得不那么明显，或者说世界显得太复杂。谁在主导，谁在决策？要明辨那些统治我们的暗流，并非易事。我们所面对的，不再是一小部分我们能清楚了解其活动的精英。这是一个巨大的世界，我们切实感知到这是一个互为依存的世界。我们生活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相互关联性之中。但是在这个世界，有一些不能容忍的事物。要看到这些事物，需要仔细观察和探寻。我对青年们说：作一些探寻，你们就会发现。最恶劣的态度，就是冷漠，说“我无能为力，我管自己应付。”如果你这样行为，你就失去了作为人类最本质的一个要素。这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愤怒的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参与行动的能力。
人们已经可以明辨两个新的大挑战：
1. 贫者和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不停地增大。这是20和21世纪的一项创新。那些今日世界的穷困者，每天只挣两美元。人们不能放任这个差距继续扩大。仅仅这个事实就应当引起人们起来行动。
2. 人权和地球的状况。我有幸在解放后参与撰写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11月10日，在巴黎夏约宫，联合国组织通过了这个宣言。我当时的身份是联合国副秘书长和人权委员会秘书亨利·洛基耶（Henri Laugier）的办公室主任。我是以这个身份，与其他人一起，参与了这个宣言的撰写。我不会忘记洛内·卡森（RenéCassin）在宣言起草过程中的作用。他是1941年伦敦自由法国政府的司法和教育全国专员，1968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我也不会忘记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在经济和社会委员会里的作用。我们草拟的文字先交给他，然后再递交给负责社会、人文和文化问题的大会第三委员会审读。这个委员会包括了当时联合国的54个成员国，我负责秘书处。我们要感谢洛内·卡森提出了“世界”（universel）人权这个词，而不是我们的盎格鲁撒克逊朋友们提出的“国际”（international）人权。这正是世界大战之后的首要任务：解脱极权主义强加给人类的威胁。为了解脱这个威胁，应当让联合国的成员国保证遵守这些普世权利。这是一种挫败国家主权论的方式。根据这个主权，一个国家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实施一些反人类的罪行。这正是希特勒所做的。他自认是自己国家的主人，合法导致一场种族灭绝。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很大程度是缘于对纳粹、法西斯和极权主义的普遍厌恶，甚至是由于我们在场，缘于抵抗运动的精神。当时我觉得应当赶快行动，不要被那些胜利者宣布赞同这些价值而暗含的虚伪所欺骗。当时并非所有人都有意真心推动这些价值，而是我们试图强加给他们这些价值。（3）
我禁不住想引用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5条：“任何人都有权享有国籍”；第22条：“任何人作为社会的成员，都有权享有社会保障，并有权获得满足那些为他的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这种满足需要国家的努力和国际的合作，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组织和资源。”如果说这个宣言只有宣告性意义而无法律意义，但自1948年以来它仍然起到很大作用。人们看到一些殖民地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援用了这个宣言。宣言播种于人心，鼓舞他们为自由而战。
我高兴地看到，在最近几十年中，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日益增多，诸如金融交易税协会（Attac）[按6]，国际人权联合会（FIDH），大赦组织等……它们一直在活动并卓有成效。显然，今天为了效率，人们必须形成网络联合行动，利用一切现代通讯手段。
我对青年们说：请看看周围，你们就会发现让你们愤怒的主题——那些对付移民、无居留证者和罗姆人的行径。你们会发现一些具体的情景，让你们投身一场盛大的公民行动。寻找吧，你们会有发现！
我对巴勒斯坦现状的愤怒
今天，我主要的愤怒是有关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这里的冲突就是愤怒的根源本身。人们必须要读一读理查德·戈德斯通（Richard Goldstone）2009年9月关于加沙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这位南非的法官，犹太人，甚至自称犹太复国主义者，指控以色列军队在持续三周的“铸铅行动”中，犯下了“可归为战争罪，也许在某些情况下可归为反人类罪的行径”。2009年，我曾亲往加沙。我与妻子幸亏持有外交护照，得以进入加沙亲眼调研这个报告所说的情况。陪同我们的人没有被允许一起去加沙地带，也不允许去约旦河西岸。我们参观了1948年以来联合国机构（UNRWA）设立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那里，300万被以色列从自己土地上驱赶出来的巴勒斯坦人，在等待着日益没有希望的返乡。至于加沙，那是一个150万巴勒斯坦人的露天监狱[按7].在这个监狱里，他们组织起来继续活下去。比“铸铅行动”炸毁红十字会医院那样的物质摧毁更强大的，是加沙人的生存表现，他们的爱国主义，他们对大海和海滩的爱，他们为孩子们过得好的竭力关照。无数面带笑容的孩子，萦回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被迫应对各种物品匮乏的巧妙方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看到他们因没有水泥而制作砖块，以重建几千座被以色列坦克摧毁的房屋。人们向我们证实，在以色列军队发动的这个“铸铅行动”过程中，有1400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而以色列这边，只有50几人受伤。我赞同南非法官的结论：犹太人自己竟然犯下战争罪，这不可容忍。可叹，历史给出例证：很少有能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的人民。[按8]
我知道，赢得最近几次立法选举的哈马斯，不能保障没有火箭弹射向以色列城市，作为加沙人处于封锁隔绝状态的报复。我当然认为恐怖主义不可接受，但应当承认，当你被军事手段无限优于自己的对手占领时，民众的反应不可能仅仅是非暴力的。
向斯德洛特市发射火箭弹，对哈马斯有益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对哈马斯的事业并无益处。但人们可以解释，这样的举动是因为加沙人的激愤（exaspération）。对于激愤的概念，我们应当把暴力理解为一种令人遗憾的结果，因为实施者遭受了不可接受的境况。因此人们可以说，恐怖主义是一种激愤的形式。这个激愤，是一个否定性词语。人们不应该去掉希望，而是去希望。激愤是一种对希望的否定。它可以被理解，我甚至说它很自然，但它不可接受。因为它不能得到希望可能产生的结果。
非暴力，我们应该学会走的道路
我坚信，未来属于非暴力，属于不同文化的和解。只有通过这条道路，人类才能跨越一个新阶段。在这里，我赞同萨特。人们不能原谅恐怖分子扔炸弹，但人们可以理解他们。萨特在1947年写道：“我承认，暴力，不管以任何形式表现，都是一种失败。但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失败，因为我们处于一个暴力的世界。诚然使用暴力是一种使暴力可能延续的暴力，但依然真确的是，使用暴力是终止暴力的唯一手段。”（4）对此我要补充，非暴力是一种更有效的终止暴力的手段。人们不能像萨特那样，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或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运动员遭袭击之时，以此原则的名义支持恐怖主义者。这并不有效。萨特自己在晚年终于自问恐怖主义的意义，怀疑其存在理由。说出“暴力并不有效”，比知道是否要谴责使用暴力者重要得多。对有效性这个概念，应当有一种非暴力的希望。如果说存在一种暴烈的希望，那是在吉约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的诗歌中：“希望是多么暴烈！”而不是在政治中。1980年3月，萨特在离去世三星期之前告诉世人：“应该试图解释为什么当今这个可怕的世界只是漫长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瞬间，希望仍是革命和暴动的主导力量之一。我还感到我的未来观是希望。”（5）
应当明白，暴力与希望背道而驰。应该舍暴力取希望，非暴力的希望。这是我们应该学会走的路。无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都应该走向谈判，来消除压迫。唯如此才有可能不再发生恐怖主义暴力。因此，人们不应该让太多的仇恨堆积起来。
曼德拉和马丁·路德·金的启示，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适合。这个世界已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抗，超越了极权主义征服。这是一种希望的启示，现代社会能够通过互相理解和耐心细致，来超越冲突。为达此目的，必须要基于权利。不管任何人侵犯了权利，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愤怒。对于权利绝不妥协。
为了一种和平的暴动
我注意到以色列政府对一件事的反应（我不是唯一注意这一反应的人）。事情是：每个星期五，比尔伊德的巴勒斯坦村民不扔石块，不使用暴力，行走到隔离墙前进行抗议。以色列当局把这样的行走称为“非暴力恐怖主义”。不错嘛……只有以色列才说得出把非暴力称作恐怖主义。非暴力的有效性让以色列政府很为难，其有效是因为非暴力激起了全世界反对压迫的人的同情、支持和理解。
西方提出的生产主义思维，已把世界带入一种危机。要走出危机，人们必须与金融领域和科技领域“多而越多”的加速前行作彻底的决裂。是时候了，人们应该把关注伦理、公正和持久的平衡放到最重要位置[按9].因为，一些最严重的风险在威胁着我们。这些风险可以中断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冒险，让这个星球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
的确，1949年以来，还是实现了一些重要的进步：非殖民化，结束种族隔离，苏联帝国被摧毁，柏林墙倒塌。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一个倒退的阶段。对于这个倒退，部分的解释是：乔治·布什当选美国总统，911，以及美国由此引出的灾难性后果，比如军事干预伊拉克。我们遭遇这场经济危机，但我们没有想出一个新的发展政策。同样，预防气候变暖的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也没有让大家开展一项真正保存地球的政策。我们正处于一个门槛，在第一个十年的恐怖和后一些十年的可能性之间。不过，应该抱有希望，应该始终抱有希望。之前，1990年代的十年，曾实现了巨大的进步。联合国召开了许多会议，如1992年里约热内卢关于环境的会议，1995年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2000年9月，在联合国秘书长柯非·安南的的创议下，191个成员国通过了《千年发展8个目标》宣言，尤其保证从今天到2015年减少世界一半的贫困。我很遗憾，奥巴马和欧盟都还没有表现出以他们的贡献来支持这个建设性的阶段，依据那些根本的价值观。
怎样总结这个让大家起来愤怒的呼吁？2004年3月8日，值全国抵抗委员会纲领60周年之际，我们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1940-1945）部队的老战士声明：的确，“依靠抵抗运动兄弟姐妹和盟国反对法西斯主义野蛮的牺牲，纳粹主义已被战胜。但这个威胁并没有完全消失，我们反对不公正的愤怒依然如故。”
没有，这个威胁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让我们始终呼吁“一种真正的和平暴动，反对那些大众传媒，给我们年轻人的视野提供的只是大众消费，蔑视贫弱者，蔑视文化，普遍的失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过度竞争。”
我们要对造就21世纪的青年男女们深情地说：
“创造，就是抵抗。
抵抗，就是创造。“
注释（出版者与作者协商）
（1）全国抵抗委员会于1943年5月27日在巴黎秘密成立，参加者是八大抵抗运动的代表。八大抵抗运动是：两大战前工会——CGT（全国劳工联盟）和CFTC（法国基督教劳工联盟）和六个第三共和的主要政党（包括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全国抵抗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让·穆兰的主持下召开的。让·穆兰是戴高乐将军的特使。戴高乐将军设立这个委员会是为了使抵抗纳粹的斗争更加有效，并加强他在盟友面前的合法性。戴高乐委托这个全国抵抗委员会拟定一个法国解放后的政府纲领。这个纲领在全国抵抗委员会和自由法国政府之间来回磋商了好几次，在伦敦也在阿尔及尔，最终于1944年3月15日被全国抵抗委员会全会通过。这个纲领，1944年8月25日，由全国抵抗委员会在巴黎市政厅隆重交给戴高乐将军。要注意的是，关于新闻的法令8月26日就予以颁布。纲领的主要撰写者之一是罗热·庚斯布热尔（Roger Ginsburger）。他是阿尔萨斯拉比的儿子。当时，他的化名叫皮埃尔·维庸（Pierre Villon）。他是法国共产党1941年创建的抵抗运动“法国独立全国阵线”的总书记，他在全国抵抗委员会及其常任局里代表这个运动。
（2）根据一个工会会员的估计，大致规模上，退休金从原工资的75-80%降到50%左右。兰斯-香槟-阿登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让-保尔·多曼（Jean-Paul Domin），2010年给欧洲工资研究院撰写了一份关于“补加性疾病保险”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透露，如今交得起补加性保险的，是良好职业地位的特权。那些贫弱者因没有补加性保险和需支付昂贵费用而放弃治疗。问题的原因是没有把工资作为社会权利的支撑。而这点正是1945年10月4日和15日法令的中心要点。这个法令宣告设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并把社会保险的管理，置于劳工代表和国家的双重权威之下。但自从1995年颁布的儒佩改革和2004年的杜斯特·布拉吉（Douste Blazy专业医生）法令以后，是国家单方管理社会保险。比如，是国家元首签署法令任命疾病保险全国储蓄金库（CNAM）总裁，而不是像解放后初期，是工会会员领导管理行省一级的初级储蓄金库，国家是通过省长来管理。如今，劳工代表只起到一种顾问的作用。
（3）世界人权宣言是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由联合国大会通过。58个成员国有48个国家投了赞成投票，8票弃权：南非（因为实行宣言谴责的种族隔离）、沙特阿拉伯（因为男女平等的原因），还有苏联（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这些国家弃权是认为人权宣言关注经济和社会权利以及关注少数民族权利问题不够。人们可以注意到苏联特别反对奥地利提议建立一个国际人权法庭，负责研究提交给联合国的各种情愿。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宣言第8条引入了个人可以起诉国家的原则，如果个人的根本权利受到侵害。这个原则1998年在欧洲得到实现，建立了常设欧洲人权法庭，为8亿欧洲人保障这个起诉权。
（4）让-保尔·萨特：？1947年作家的状况？，刊于《形势II》，巴黎，伽里马尔出版社，1948年。
（5）让-保尔·萨特：？维持希望……III？，刊于《新观察家》，1980年3月24日.
（6）2004年3月8日呼吁书的签名者是：吕西·奥布拉克（Lucie Aubrac）、雷蒙·奥布拉克（Raymond Aubrac）、亨利·巴罗利（Henri Barroli）、丹尼尔·高尔蒂叶（Daniel Cordier）、菲利普·德夏特（Philippe Dechartre）、乔治·甘古安（Georges Guingouin）、斯特法纳·黑塞尔、莫里斯·克利格尔-瓦里蒙（Maurice Kriegel-Valrimont）、丽丝·伦敦（Lise London）、乔治·塞吉（Georges Séguy）、热尔曼娜·蒂庸（Germaine Tillon）、让-皮埃尔·维尔南（Rean-Pierre Vernant）、莫里斯·伏特（Maurice Voutey）。这个呼吁在年轻人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响。同样，2009年5月17日在格利叶尔（Glières）高地一年一度由“今昔抵抗公民协会”发起的“抵抗言论”论坛上，斯特法纳·黑塞尔的即兴发言，也引起年轻人的很大反响。黑塞尔除了重申抵抗的原因是愤怒，还呼吁：“去寻找你们自己愤怒的理由吧！来加入这股历史的大洪流之中！”黑塞尔的这次即兴发言，被吉勒·贝雷（Gilles Perret）录制到了他的纪录片《瓦尔特，回归抵抗》当中。而这次发言，正是这里发表的文字的起点。人们可以登录协会的网址：www.citoyens-resistants.fr
出版者后记
斯特法纳·黑塞尔1917年出生于柏林，父亲弗朗茨·黑塞尔（Franz Hessel）是一位犹太作家、翻译家，母亲海伦·格伦德（Helen Grund）是一位画家，爱好音乐，也是一位作家。他父母于1924年来巴黎定居，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哥哥乌利希和斯特法纳。由于家庭氛围，两人都接触了当时巴黎的先锋运动，其中有达达主义者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和美国雕塑家阿勒克桑德·卡尔徳（Alexandre Calder）。斯特法纳于1939年进入乌尔姆街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但战争中断了他的学习。因为他已在1937年加入法国国籍，他被征兵，遭遇了战争的荒诞。他看到贝当元帅贱卖了法国主权。1941年5月，他去了伦敦，加入了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他在反间谍、情报和行动处（BCRA）工作。在1944年3月底的一个夜晚，他秘密潜回法国，代号“希腊人”，任务是与巴黎各抵抗运动体系取得联系，找到新的无线电发射地点，把收集到的情报发回伦敦，以便盟军登陆。1944年7月10日，他在巴黎被告密，遭盖世太保逮捕。他在1997年出版的回忆录《与世纪共舞》中写道：“敌人是不会追捕已在刑罚下招供的人。”他受到了刑讯，尤其是浴缸刑。但是他对施刑者讲德语，自己的母语，一下把他们搞懵了。于是1944年8月8日，他被送到了德国布痕瓦尔徳集中营，与巴黎解放只差几天时间。在将被绞死的前夜，他在最后时刻竟然得以与一个集中营里已死于伤寒的法国人替换了身份。他有了一个新名字：米歇尔·布瓦特尔（Michel Boitel），职业铣工。他被转到罗特勒贝罗德（Rottleberode）集中营，就在制造德国容克52型轰炸机起落架的工厂附近。幸运的是——他永远有运气——他精通会计工作。他越狱逃出了集中营。但被抓获，又被送到了多拉（Dora）劳改集中营。那里，是制造V-1、V-2火箭的地方。纳粹还想靠这两种火箭来赢得战争。他被分到训导队，又一次越狱逃跑。这一次，他逃跑真地成功。盟军的部队靠近了多拉。最后，他回到了巴黎，与他妻子维西娅和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团聚。
这位自由法国的老战士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条捡回的命，应该用来参与行动。”1946年，斯特法纳·黑塞尔通过了法国外交部的考试，成为一个外交家。他的第一个工作，就在联合国。那一年，联合国副秘书长和人权委员会秘书亨利·洛基耶邀请他成为他的办公室秘书。斯特法纳·黑塞尔是以这个身份，参与了起草人权宣言的委员会。人们发现，在这个委员会12个成员中，有6个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爱蕾诺尔·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1945年去世的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她主持了委员会；张博士（蒋介石而非毛泽东的中国），委员会副主任，他声明人权宣言不应当只是西方观念的反映；黎巴嫩的查尔斯·哈比布·马立克（Charles Habib Malik），是委员会的报告人，经常与爱蕾诺尔·罗斯福一起被称为委员会的“动力”；法国的洛内·卡森，法学家和外交家，法国外交部人权咨询委员会主任，他撰写了好几个条款，并善于与某些国家包括法国的担忧（担心宣言威胁到它们的殖民主权）相协调，他有一种严厉和干涉主义的人权观；加拿大的约翰·皮特斯·洪弗利（J. P. Humphrey），律师和外交家，洛基耶的密切合作者，他撰写了宣言第一稿400页文字；最后是法国的黑塞尔，外交家和洛基耶办公室主任，他最年轻。人们看到，自由法国的精神气息如何影响了这个委员会。人权宣言是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夏约宫被联合国大会通过。后来大量新职员涌来，许多人是贪图薪水丰厚的职位，“挑肥拒瘦”，就像黑塞尔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评述的那样，他就离开了巴黎的联合国职位。他被法国外交部派往一些国际机构内任法国代表。以这个身份，他短期去了纽约和联合国总部。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1977年，他在爱丽舍宫秘书长克洛德·布洛索莱特（Claude Brossolette）（其父皮埃尔是自由法国反间谍、情报和行动处处长）的推荐下，德斯坦总统委任他担任法国驻日内瓦的联合国大使。他不掩饰，在法国所有政治家中他最感亲近的是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P. M. France）。他是在伦敦自由法国时期认识弗朗斯，又于1946年在纽约联合国重逢。当时弗朗斯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任法国代表。黑塞尔写道，他作为外交家身份的确认，缘于1981年“密特朗入主爱丽舍宫这个法国政府的变化。它把一个离退休还有两年、专于多边合作的外交人员变成一个法国大使。”他参加了社会党[按10].“我自问为什么？首先一个答案：是1995年的冲击。我不能想象法国人会那么轻率把希拉克选为总统。”从此，黑塞尔拥有一本外交护照。他与他的新妻子于2008和2009年两度去加沙地带，回来后作证描述加沙人民的苦难生活。当时他说：“我始终站在抗议者一边。”
正是这个人，93岁，在这里说话。
S.C.
译者按语
[按1] 富人掌控媒体
黑塞尔指责西方“富人掌控媒体”，揭示了一个隐蔽但非常真实的西方现实。哪儿有什么“中立”“客观”“公正”的媒体？西方主要媒体背后都是大财团和跨国公司。媒体都要为背后的主人说话，成为这些主人的“新看家狗”。（参阅Les Nouveaux Chiens de Garde一书）
法国的主要媒体，电视台、报纸、杂志、出版业，也都被大财团所控制。法国电视一台（TF1）后面有Bouygues财团。《快报》周刊先后属于Alcatel和Havas财团。法国的出版业相当程度被Matra-Hachette集团操控。法国一家“通用水务公司”（La generale des Eaux，近年掌控了大量中国城市的自来水业务），也大举收购传媒企业，1998年更名“威旺迪”（Vivendi），成为西方传媒业巨子之一。
还需要指出的是，犹太财团对世界主要媒体的控制和影响。犹太财团对美国和世界主流媒体的控制和影响，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
张国庆先生在新著《话语权》一书中指出：“犹太人掌控和影响的媒体数量十分惊人。”（第114页）记者王瑶在“美国政治血统中的犹太基因”一文中指出：“犹太人直接操控着美国的新闻舆论。”（《国际先驱导报》2009.1.15）美国“人民之声”（thepeoplesvoice.org）等网站，有文章认为“六大犹太传媒公司控制世界96%的媒体”。迪斯尼集团、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时代华纳，还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还有好莱坞电影业……都是犹太裔老版或由犹太裔掌控。
正因为犹太势力控制着世界主要媒体，所以世人很少听到对以色列不利的新闻消息，也很少有巴勒斯坦人民真实状况的报道，终于引起黑塞尔的愤怒……
同时也可以说，我们每天看的报刊和电视电影，还有知识界的书籍和教育界的课本，当今世界的“主流媒体”和“主流知识”都深受犹太财团势力的影响。我们长年都在接受这样的“媒体”“知识”洗脑。
[按2] 地下资源、保险公司和大银行收归国有
可是在中国，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思想影响下，地下资源也开始“私有”。私人煤矿名正言顺地开，私人也可以开采其他矿产。这对于已经有过公有制经历的中国人民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尤其，这种地下资源私有化，其实是给国际资本开了绿灯。据有关报道，中国的许多重要黄金矿藏，都被外国资本购控。
[按3] 新闻媒体……独立于国家、金权和外国势力的影响
当今中国的新闻媒体，深受“外国势力的影响”，尚没有一种独立意识。中央电视台大量采用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有时，连解说词都不加处理，直接翻译过来，就向13亿中国观众播报了。
以色列特工在阿联酋暗杀哈马斯高官，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谴责的话，反而称赞以色列摩萨德如何精干，“声名鹊起”。而报道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劫持以色列运动员，则一口一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最近央视报道利比亚战事，派出的一位此前在香港凤凰台工作的特派记者，明显站在西方立场，对利比亚政府持批评刁难态度。
更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媒体还创造了“多国部队”的说法，来代替西方媒体使用的“联军”（coalition）一词，显然是为了避免让中国老百姓联想起“八国联军”！
本来，西方主流媒体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呈高度一致。这时非常需要一个独立的媒体声音，就像当年的半岛电视台，传播一些西方主流媒体有意遮蔽的信息。中国媒体也应当这样，独立地向全世界传达中国对世界新闻事件的立场和看法。
国家的新闻媒体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在相当意义上，也是一种国家的主权。
除了被动受西方媒体的影响，“外国势力”也主动地对中国的报纸、网站发生影响。中国的南方报业背后，有外国资本的影子（通过广告资金来影响一份报纸在美国司空见惯）。中国的许多门户网站，也相当程度被外国资本操控。腾讯网的历史栏，充斥了歪曲中国现代历史的言论……“外国势力”对中国知识界、舆论界的影响，制造了巨量的“有毒知识”，已到了祸国、亡国的凶险地步。
欲灭一国必先灭其史。中国近代史和新中国历史如今已被灭殆尽！
近年，又传出中国新闻出版业要“产业化”。这实际上，是为“金权”和外国资本影响控制中国新闻出版业提供方便，非常危险。
[按4] 穷人和富人的差距，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巨大。对金钱的追求和竞争，从未像今天那样被鼓励
这是最近十几年西方推行新自由主义、清算福利国家带来的普遍现象。
中国的经济“精英”也大力引进新自由主义，推行全面“私有化”、“市场化”。所以这也是中国正在发生的现象。贫富鸿沟日益扩大，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
新自由主义鼓吹国家减少对经济、对社会的干预。中国应当反思新自由主义给西方和中国带来的结果。
[按5] 当今金融市场的国际专制
要感谢宋鸿兵先生对国际金融历史的深刻剖析，让我们了解了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的国际银行家们在金融上对世界的控制。黑塞尔对国际金融市场非常痛恨，称之为“专制”。
法国《外交世界报》主编伊尼阿西奥·拉莫奈（Ignacio Ramonet）认为：“金融全球化建立了自己的王国（Etat），有其自己的工具、影响网络和行动手段。但这是一个与任何社会完全无关的王国。金融全球化扰乱民族国家的经济，蔑视其民主原则，强迫各国负债，要求企业支付越来越高的股息，到处都带来不安定……”（维基百科）
拉莫奈对国际金融“王国”的描述，可以说是对黑塞尔“金融市场国际专制”的最好解释。
国际金融“王国”是一个超越各个主权国家之上的独立王国。它像一个世界政府，对各国发号施令。
这个国际金融“王国”有自己的工具，比如美联储（私人银行），比如各国“独立”的央行，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各国负债”，或者说是引诱、鼓励各国政府负债，全世界各国政府为他们打工，他们永远大赚其钱……这样的故事不停地在上演。
这个国际金融“王国”，通过金融手段，到全世界各国吸血，到处都带来社会不安定。如今中国加入世贸，金融边疆日益陷落，国际金融“王国”也对今日中国构成了最凶险的威胁！
“全球化”口号的炮制出笼，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揭露，正是为了金融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全球化。（参阅布迪厄《遏制野火》）
这些国际银行家是一些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一些不需要祖国的人，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全世界。他们最容不得人们有“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容不得民族国家保护自己的国民而妨碍他们吸血。所以他们一直鼓吹世界主义，鼓吹全球化！
而中国人喝了西方“知识”的蒙汗药，以为“全球化”是个宝，浑然不知“全球化”口号的背后，首先是这个危害全世界的国际金融“王国”的“专制”。
[按6]金融交易税和公民行动协会——Attac （Association pour la taxation des transations financières et pour l‘action citoyenne）
黑塞尔非常肯定Attac（金融交易税和公民行动协会）的活动。
这个协会是于1998年，正值亚洲金融风暴，由前面提及的法国《外交世界报》主编伊尼阿西奥·拉莫奈倡议，在法国巴黎成立。这个协会的最初宗旨，是要求实行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提出的对全球金融交易征税。
当今世界金融市场，每天的金融交易达1.5万亿美元，而实际用于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只占总交易量的5%.世界金融高度虚拟化，金融投机猖獗。为此托宾提出对所有金融交易征收0.2%的税，以打击金融投机，将所得资金用于资助世界的贫困人口。
所以最早Attac的名称，是“倡议托宾税帮助公民协会”（Association pour une taxe Tobin d'aide aux citoyens）。
后来该协会的内涵逐渐扩大。除了继续要求征收金融交易税，更有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全球化”、生态主义等要求，带有左派色彩。所以现在改名为“金融交易税和公民行动协会”。
现在Attac协会已在世界38个国家设有分会，是一个世界性的非政府组织，尤其以法国和德国势力最强盛。其主要要求：
- 要求更严密地控制国际金融市场，反对“经济金融化”。
- 反对全球化，抗议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实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不“世界”也不“国际”，两家都属于美国财政部！尤其后者专门为新自由主义服务，搞垮俄罗斯，让穷国负债，干尽坏事。不明白，中国的“精英”还对这两家打着“世界”旗号的美国机构那么在意？）
- 捍卫人类共同资源：水、食物、信息，倡扬生态意识。
- 反对转基因作物。（在中国，受那些“有毒知识”的影响，中国农业部全力支持转基因技术，为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开绿灯）
- 取消穷国债务，取消避税天堂。
……
很可惜，在世界主流媒体的信息遮蔽下，中国知识界很少知道“Attac”的活动。事实上，目前中国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最大受害者，应当全力支持征收“托宾税”。或学巴西正在做的那样，对所有进入国内的热钱征税。
有意思的是，在法国不仅有Attac总会，还有各地区各城市的Attac分会，独立行动。有个巴黎第15区Attac分会，提出“反对股市”，分析股市的危害性，非常有见地：
原先，企业大都是通过银行融资。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企业趋于不再通过银行，自己直接发行股票来融资。西方股市蓬勃发展，带来了经济“金融化”，经济投机化，也带来经济的不稳定。
“股市监管做不好，也不可能做到。系统性的投机，导致股市泡沫的出现。股市机制对其他经济机制的统治，带来一种食利者经济……全球运作的股市现象，导致世界国家及其公民令人忧心的无能为力。”
“金融市场并不中性。它对真实经济发生确实的影响。说股市是一个纯粹竞争的完美世界，说金融是企业经济状况的准确反映，这样的理论站不住脚……股市不是一个信息完美透明的世界。股市行为是根本非理性的……”（Attac，Paris 15me，2001.11.27）
其实，股市带来了一个“食利者”的投机经济，大家都不去从事实体经济的生产。股市就像一个巨大的赌场，全民参赌，全民投机。资本的收益大大增加，而劳动的收益，则微不足道，培养了不劳而获的社会心理。
王小强先生写过一本《投机赌博新经济》的书，把当今中国的股市经济称作“投机赌博新经济”，非常准确而形象。
中国股市养肥了一批庄家和做局者，害惨了大批的股民。中国股市培养了全民赌博投机的心态，尤其也影响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于国家、于经济、于国民心理健康有百害而无一利。
尤其，如今的美国已将实体经济转移到“新兴国家”，自己专营金融业和服务业。中国开设股市，很大程度上只是成为国际银行家们的提款机！巨额投机资金进进出出，滚滚卷走中国人民辛苦创造出来的财富。
一些重要企业股份化，有朝一日，被国际资本购得大比例股份，董事会以及企业本身都将落入国际资本之手，就像“娃哈哈”品牌险些换成法国东家，就像巴菲特经常用大比例购买股份的方式吃掉一家企业……中国企业股份化，事实上就把自己放到了国际金融家们的砧板上了！
郑重建议取消中国股市！
增加中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独立，刻不容缓。
[按7] 加沙地带……露天监狱
这是黑塞尔对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民的最强烈控诉。
[按8] 很少有能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的人民
这里黑塞尔是批评以色列犹太人忘记了当年受德国纳粹压迫，被关入集中营，现在反过来压迫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种族隔离，并轰炸打击。黑塞尔的正义感令人钦佩：“犹太人自己竟然犯下战争罪，这不可容忍！”
“很少有能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的人民”，这话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适用。
一百年来，中国人尝试西方的“共和”“民主”，全面西化，代价惨重终不悔。新中国前三十年，走的是法国苏联模式，后三十年又全身心地走美国模式。左的西方乌托邦破灭了，对右的西方乌托邦依然执迷不醒。中国知识界已全面反思、或反思了太多“左”的创痛，却不明白向“右”跟美国走，将把中国推向更大的灾难！
既不从苏联亡国惨剧得到殷鉴，也“不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可叹。
中国只有重返中国自己文化的源流，才能真正复兴。（参阅河清《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
[按9] 关注伦理、公正和持久的平衡放到最重要位置
黑塞尔批评了“生产主义”“多而越多”思维，更强调社会分配的伦理和公正。
中国长期以来追求“GDP”主义，日益显示其片面性。重视社会公正，真正为最大多数的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服务”，以民为本，才是最要紧的。
[按10] 他加入了社会党
黑塞尔加入社会党，属于左派知识分子。
与著名左派知识分子布迪厄一样，黑塞尔批评西方新自由主义削弱福利国家的做法。左派知识分子更强调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性，强调国家对弱势人群的福利政策。
黑塞尔代表了法国抵抗运动的老战士和法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纲领。众所周知，法国共产党和工会在法国抵抗运动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所以抵抗运动的纲领是一个左派纲领，要求资源能源、大银行国有化，实行社会福利。
黑塞尔重新提出抵抗运动的纲领原则，是对法国近二十几年来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也与布迪厄一样，黑塞尔反对全球化，反对全球化带来的“金融市场的国际专制”，谴责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的危害。
黑塞尔的思想，对今日中国经济“精英”全面奉行“新自由主义”，一根筋迷信“全球化”，应该有所启示。
http://blog.artron.net/space.php?uid=62953&do=blog&id=1066253
本人早已将黑塞尔的《请愤怒吧！》翻译成中文，但一直未能在国内出版……黑塞尔曾批评以色列：“犹太人自己竟然犯下战争罪，这不可容忍！”……2011年一场黑塞尔要参加的讨论会原本要在巴黎高师举办，后来在法国犹太人组织的施压阻挠下被取消，引发法国知识界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论……
《请愤怒吧！》Indignez-vous！（全译本）
“法”斯特法纳·黑塞尔Stéphane Hessel
保尔·克利：《新之天使》，1920年，水彩，31，8×24，2cm，以色列博物馆，耶路撒冷
斯特法纳·黑塞尔在书中提到了保尔·克利（Paul Klee）的这幅画，以及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对此画的评论。本杰明是在1940年，震惊于苏德协约而写作《历史哲学论纲》。瓦尔特·本杰明是这幅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他在这幅画中看到一个天使，在抗拒“我们名之为‘进步’的风暴”。*
*瓦尔特·本杰明《历史哲学论纲》的原文为：“克利有一幅名为《新之天使》的画。画中的天使好象有意离开他眼光凝神的对象。他瞪大双眼，嘴巴张开，翅膀扬起。这正是历史天使应有的形象。它的脸朝向过去。在那里，一连串的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它看到的过去只是灾难。灾难叠灾难，废墟叠废墟，摔到了天使脚前。天使很愿意停下来，去唤醒死者，召集失败者。但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鼓起了天使的翅膀，以至它无法将翅膀合上。这风暴不停地把它推向他所背对的未来。他面对的废墟已堆到了天上。这风暴，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译注
这套丛书的名字，“顶风而行的人”，是取自一个北美平原的印第安部落之名——奥马哈斯。人们都是用这个名字来指称这个属于西乌族的部落。
93岁，可以说是人生最后的阶段。归宿已不太远了。多么幸运，我能利用这点光阴，来重申我政治生命的基础：抵抗运动岁月和60年前全国抵抗委员会撰写的纲领！是让·穆兰（Jean Moulin）召集组成了这个委员会，把沦陷法国的所有抵抗运动、党派和工会组合在一起，宣布参加战斗法国，承认其唯一的首领戴高乐将军。1941年3月，我投奔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我是在伦敦得知全国抵抗委员会拟定了一个纲领，并于1944年3月15日通过，为法国解放后提出一整套原则和价值，作为我国现代民主的基础。（1）
这些原则和价值，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我们大家有责任维护我们的社会，保证它还是一个我们感到骄傲的社会，而不是这个无居留证者、驱逐猜疑移民的社会，不是这个减少退休金、责难社会保险制度的社会，不是这个富人掌控媒体[按1]的社会。这个社会不应该有这些我们拒绝接受的事物，如果我们是全国抵抗委员会真正继承人的话，
在一场残酷的战乱之后，从1945年起，抵抗委员会的各派力量进行了一场抱负宏大的国家复兴。请注意，正是在那时建立了社会保险（Sécuritésociale）。这是抵抗委员会所要求，也是其纲领所宣示：“建立一个社会保险的完整计划，旨在保证所有公民，在任何以劳动无法获得生存手段的情况下，获得一些基本的生存手段”：“建立一个退休制度，使年老的劳动者能有尊严地度过晚年”。能源（电力、煤气、煤炭）和大银行，都被国有化。这也是这个纲领所提出：“将那些被垄断的大生产手段，集体劳动的成果，以及能源、地下资源、保险公司和大银行收归国有”[按2]：“建立一种真正的经济和社会民主，避免那些经济和金融大封建主控制经济。”普遍利益应当高于私人利益，公平分配劳动世界创造的财富应当高于金钱的强权。抵抗委员会建议“理性地组织经济，以保证个人利益从属于普遍利益，解脱法西斯国家那样的职业专制”。后来的共和国临时政府继承了这些条款。
一个真正的民主需要一个独立的新闻媒体。抵抗委员会深知并力求这一点，捍卫“新闻媒体的自由和尊严，独立于国家、金权和外国势力的影响[按3]”。1944年颁布的新闻法继承了这些要求。而今天，正是媒体的独立性处于危险中。
抵抗委员会呼吁“所有的法国孩子真正能够享受最良好的教育”，没有种族歧视。然而，2008年政府提出的教育改革，完全背离这个计划。一些年轻的教师（我支持他们行动），甚至拒绝实施改革，但他们的工资被削减，受到惩罚。他们愤然“拒绝服从”，认为这些改革太远离公立学校的理想，太为金钱社会服务，不再发展一种创造和批判精神。
抵抗运动的整个社会成果的基石，在今天受到了质疑。（2）
抵抗的原因，是愤怒
人们竟敢告诉我们，国家不复能保障公民福利措施的费用。当初的欧洲是一片衰败。而解放后财富的生产得到巨大的增长，今天的国家怎么会缺钱来维持这些社会保障的成果？只能是因为，曾经被抵抗运动打倒的金钱权力，如今已变得空前强大、傲慢、自私。它在国家的最高级岗位上都有其自己的仆从。今天被私有化的银行，首先考虑的是利润，是经理们的巨额工资，而不是公众利益。穷人和富人的差距，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巨大。对金钱的追求和竞争，从未像今天那样被鼓励[按4].
抵抗运动的基本理由是愤怒。我们，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部队的老战士，我们呼吁年轻一代起来维护、继承抵抗运动的理想和遗产。我们告诉他们：要接力下去，请愤怒吧！那些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的负责人，所有社会的人，不应该放弃，不要被当今金融市场的国际专制[按5]所吓倒。这个专制威胁着和平与民主。
我愿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愤怒的理由。这很珍贵。当某个东西让你感到愤怒，就像当年我被纳粹所愤怒，人们就会起来斗争，变得强大和参与。人们就会投身于这股历史的洪流。历史洪流的延续，要靠每一个人。这股洪流奔向更公正、更自由的方向。而不是这种狐狸闯入鸡窝的不受控的自由。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所撰写的纲领权利是普世的。如果你遇到某个人没有享有这些权利，请爱怜他，帮助他获得这些权利。
两种历史观
我们曾经遭受法西斯主义和维希政府统治。当我试图理解法西斯主义的缘起时，我对自己说，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因为自私而极度恐惧布尔什维克革命。他们被自己的恐惧所驱使。今天就像那时一样，如果有一小部分人积极奋起，这就够了。我们有足够的酵母让面团膨大起来。当然，像我这样出生于1917年的老人的经验，不同于今天年轻人的经验。我经常向一些中学老师要求，去那里跟他们的学生讲话。我对他们说，你们显然没有跟我一样的参与行动的理由。对于我们，抵抗，就是拒绝德国占领，拒绝失败。这相对简单。后来的非殖民化运动也简单。然后是阿尔及利亚战争。阿尔及利亚应当独立，这显而易见。至于斯大林，我们曾经欢迎1943年红军对纳粹的胜利。但一旦我们获悉1935年斯大林的那些大审判，那么，必须反对这种不能容忍的极权主义形式也显而易见，尽管我们对共产主义应当保留一只开放的耳朵以制衡美国的资本主义。我漫长的一生给了我一连串愤怒的理由。
这些愤怒的理由不是缘于情感，而是缘于参与行动的意志。我当时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深受萨特这位前届校友的影响。萨特的《恶心》和《墙》，不是他的《存在与虚无》，对于形成我的思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萨特教导我们对自己说：“你们作为个人要有责任感。”这是一个自由者的使命。这是人的责任。作为人，我们既不能信赖一种权力，也不能信赖一个神灵。相反，应当以人的责任之名义参与斗争。当我在1939年进入乌尔姆街的巴黎高师时，我是一个黑格尔的狂热信徒。我去听莫里斯·梅尔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研究班。他的课是研究具体的经验，身体以及与感官关系的经验，单数的感觉面对复数的感觉。但我天生的乐观主义，要求一切所愿皆成为可能，又让我转向黑格尔。黑格尔主义解释漫长的人类历史有一个方向：人的自由一阶段一阶段地向前进步。历史由这些连续的突变所组成，这是重视挑战。社会的历史向前进步，在终点，当人达到完全自由时，我们就达于理想形态的民主国家。
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的历史观。由自由竞争、追求“多而更多”构成的进步，可以被经受为一种毁灭性的风暴。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的历史观。我父亲与他一起把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翻译成德语。这个人就是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杰明。他从瑞士画家保尔·克利的《新之天使》这幅画中，得出一个悲观主义的解读。画面上，天使张开双臂，好像要顶住和推拒一个他名之为进步的风暴。本杰明在1940年9月为逃避纳粹而自杀。对于他来说，历史的方向，是不可抗拒地从灾难走向灾难。
冷漠：最恶劣的态度
的确，愤怒的理由在今天可以显得不那么明显，或者说世界显得太复杂。谁在主导，谁在决策？要明辨那些统治我们的暗流，并非易事。我们所面对的，不再是一小部分我们能清楚了解其活动的精英。这是一个巨大的世界，我们切实感知到这是一个互为依存的世界。我们生活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相互关联性之中。但是在这个世界，有一些不能容忍的事物。要看到这些事物，需要仔细观察和探寻。我对青年们说：作一些探寻，你们就会发现。最恶劣的态度，就是冷漠，说“我无能为力，我管自己应付。”如果你这样行为，你就失去了作为人类最本质的一个要素。这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愤怒的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参与行动的能力。
人们已经可以明辨两个新的大挑战：
1. 贫者和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不停地增大。这是20和21世纪的一项创新。那些今日世界的穷困者，每天只挣两美元。人们不能放任这个差距继续扩大。仅仅这个事实就应当引起人们起来行动。
2. 人权和地球的状况。我有幸在解放后参与撰写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11月10日，在巴黎夏约宫，联合国组织通过了这个宣言。我当时的身份是联合国副秘书长和人权委员会秘书亨利·洛基耶（Henri Laugier）的办公室主任。我是以这个身份，与其他人一起，参与了这个宣言的撰写。我不会忘记洛内·卡森（RenéCassin）在宣言起草过程中的作用。他是1941年伦敦自由法国政府的司法和教育全国专员，1968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我也不会忘记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在经济和社会委员会里的作用。我们草拟的文字先交给他，然后再递交给负责社会、人文和文化问题的大会第三委员会审读。这个委员会包括了当时联合国的54个成员国，我负责秘书处。我们要感谢洛内·卡森提出了“世界”（universel）人权这个词，而不是我们的盎格鲁撒克逊朋友们提出的“国际”（international）人权。这正是世界大战之后的首要任务：解脱极权主义强加给人类的威胁。为了解脱这个威胁，应当让联合国的成员国保证遵守这些普世权利。这是一种挫败国家主权论的方式。根据这个主权，一个国家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实施一些反人类的罪行。这正是希特勒所做的。他自认是自己国家的主人，合法导致一场种族灭绝。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很大程度是缘于对纳粹、法西斯和极权主义的普遍厌恶，甚至是由于我们在场，缘于抵抗运动的精神。当时我觉得应当赶快行动，不要被那些胜利者宣布赞同这些价值而暗含的虚伪所欺骗。当时并非所有人都有意真心推动这些价值，而是我们试图强加给他们这些价值。（3）
我禁不住想引用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5条：“任何人都有权享有国籍”；第22条：“任何人作为社会的成员，都有权享有社会保障，并有权获得满足那些为他的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这种满足需要国家的努力和国际的合作，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组织和资源。”如果说这个宣言只有宣告性意义而无法律意义，但自1948年以来它仍然起到很大作用。人们看到一些殖民地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援用了这个宣言。宣言播种于人心，鼓舞他们为自由而战。
我高兴地看到，在最近几十年中，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日益增多，诸如金融交易税协会（Attac）[按6]，国际人权联合会（FIDH），大赦组织等……它们一直在活动并卓有成效。显然，今天为了效率，人们必须形成网络联合行动，利用一切现代通讯手段。
我对青年们说：请看看周围，你们就会发现让你们愤怒的主题——那些对付移民、无居留证者和罗姆人的行径。你们会发现一些具体的情景，让你们投身一场盛大的公民行动。寻找吧，你们会有发现！
我对巴勒斯坦现状的愤怒
今天，我主要的愤怒是有关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这里的冲突就是愤怒的根源本身。人们必须要读一读理查德·戈德斯通（Richard Goldstone）2009年9月关于加沙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这位南非的法官，犹太人，甚至自称犹太复国主义者，指控以色列军队在持续三周的“铸铅行动”中，犯下了“可归为战争罪，也许在某些情况下可归为反人类罪的行径”。2009年，我曾亲往加沙。我与妻子幸亏持有外交护照，得以进入加沙亲眼调研这个报告所说的情况。陪同我们的人没有被允许一起去加沙地带，也不允许去约旦河西岸。我们参观了1948年以来联合国机构（UNRWA）设立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那里，300万被以色列从自己土地上驱赶出来的巴勒斯坦人，在等待着日益没有希望的返乡。至于加沙，那是一个150万巴勒斯坦人的露天监狱[按7].在这个监狱里，他们组织起来继续活下去。比“铸铅行动”炸毁红十字会医院那样的物质摧毁更强大的，是加沙人的生存表现，他们的爱国主义，他们对大海和海滩的爱，他们为孩子们过得好的竭力关照。无数面带笑容的孩子，萦回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被迫应对各种物品匮乏的巧妙方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看到他们因没有水泥而制作砖块，以重建几千座被以色列坦克摧毁的房屋。人们向我们证实，在以色列军队发动的这个“铸铅行动”过程中，有1400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而以色列这边，只有50几人受伤。我赞同南非法官的结论：犹太人自己竟然犯下战争罪，这不可容忍。可叹，历史给出例证：很少有能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的人民。[按8]
我知道，赢得最近几次立法选举的哈马斯，不能保障没有火箭弹射向以色列城市，作为加沙人处于封锁隔绝状态的报复。我当然认为恐怖主义不可接受，但应当承认，当你被军事手段无限优于自己的对手占领时，民众的反应不可能仅仅是非暴力的。
向斯德洛特市发射火箭弹，对哈马斯有益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对哈马斯的事业并无益处。但人们可以解释，这样的举动是因为加沙人的激愤（exaspération）。对于激愤的概念，我们应当把暴力理解为一种令人遗憾的结果，因为实施者遭受了不可接受的境况。因此人们可以说，恐怖主义是一种激愤的形式。这个激愤，是一个否定性词语。人们不应该去掉希望，而是去希望。激愤是一种对希望的否定。它可以被理解，我甚至说它很自然，但它不可接受。因为它不能得到希望可能产生的结果。
非暴力，我们应该学会走的道路
我坚信，未来属于非暴力，属于不同文化的和解。只有通过这条道路，人类才能跨越一个新阶段。在这里，我赞同萨特。人们不能原谅恐怖分子扔炸弹，但人们可以理解他们。萨特在1947年写道：“我承认，暴力，不管以任何形式表现，都是一种失败。但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失败，因为我们处于一个暴力的世界。诚然使用暴力是一种使暴力可能延续的暴力，但依然真确的是，使用暴力是终止暴力的唯一手段。”（4）对此我要补充，非暴力是一种更有效的终止暴力的手段。人们不能像萨特那样，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或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运动员遭袭击之时，以此原则的名义支持恐怖主义者。这并不有效。萨特自己在晚年终于自问恐怖主义的意义，怀疑其存在理由。说出“暴力并不有效”，比知道是否要谴责使用暴力者重要得多。对有效性这个概念，应当有一种非暴力的希望。如果说存在一种暴烈的希望，那是在吉约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的诗歌中：“希望是多么暴烈！”而不是在政治中。1980年3月，萨特在离去世三星期之前告诉世人：“应该试图解释为什么当今这个可怕的世界只是漫长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瞬间，希望仍是革命和暴动的主导力量之一。我还感到我的未来观是希望。”（5）
应当明白，暴力与希望背道而驰。应该舍暴力取希望，非暴力的希望。这是我们应该学会走的路。无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都应该走向谈判，来消除压迫。唯如此才有可能不再发生恐怖主义暴力。因此，人们不应该让太多的仇恨堆积起来。
曼德拉和马丁·路德·金的启示，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适合。这个世界已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抗，超越了极权主义征服。这是一种希望的启示，现代社会能够通过互相理解和耐心细致，来超越冲突。为达此目的，必须要基于权利。不管任何人侵犯了权利，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愤怒。对于权利绝不妥协。
为了一种和平的暴动
我注意到以色列政府对一件事的反应（我不是唯一注意这一反应的人）。事情是：每个星期五，比尔伊德的巴勒斯坦村民不扔石块，不使用暴力，行走到隔离墙前进行抗议。以色列当局把这样的行走称为“非暴力恐怖主义”。不错嘛……只有以色列才说得出把非暴力称作恐怖主义。非暴力的有效性让以色列政府很为难，其有效是因为非暴力激起了全世界反对压迫的人的同情、支持和理解。
西方提出的生产主义思维，已把世界带入一种危机。要走出危机，人们必须与金融领域和科技领域“多而越多”的加速前行作彻底的决裂。是时候了，人们应该把关注伦理、公正和持久的平衡放到最重要位置[按9].因为，一些最严重的风险在威胁着我们。这些风险可以中断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冒险，让这个星球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
的确，1949年以来，还是实现了一些重要的进步：非殖民化，结束种族隔离，苏联帝国被摧毁，柏林墙倒塌。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一个倒退的阶段。对于这个倒退，部分的解释是：乔治·布什当选美国总统，911，以及美国由此引出的灾难性后果，比如军事干预伊拉克。我们遭遇这场经济危机，但我们没有想出一个新的发展政策。同样，预防气候变暖的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也没有让大家开展一项真正保存地球的政策。我们正处于一个门槛，在第一个十年的恐怖和后一些十年的可能性之间。不过，应该抱有希望，应该始终抱有希望。之前，1990年代的十年，曾实现了巨大的进步。联合国召开了许多会议，如1992年里约热内卢关于环境的会议，1995年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2000年9月，在联合国秘书长柯非·安南的的创议下，191个成员国通过了《千年发展8个目标》宣言，尤其保证从今天到2015年减少世界一半的贫困。我很遗憾，奥巴马和欧盟都还没有表现出以他们的贡献来支持这个建设性的阶段，依据那些根本的价值观。
怎样总结这个让大家起来愤怒的呼吁？2004年3月8日，值全国抵抗委员会纲领60周年之际，我们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1940-1945）部队的老战士声明：的确，“依靠抵抗运动兄弟姐妹和盟国反对法西斯主义野蛮的牺牲，纳粹主义已被战胜。但这个威胁并没有完全消失，我们反对不公正的愤怒依然如故。”
没有，这个威胁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让我们始终呼吁“一种真正的和平暴动，反对那些大众传媒，给我们年轻人的视野提供的只是大众消费，蔑视贫弱者，蔑视文化，普遍的失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过度竞争。”
我们要对造就21世纪的青年男女们深情地说：
“创造，就是抵抗。
抵抗，就是创造。“
注释（出版者与作者协商）
（1）全国抵抗委员会于1943年5月27日在巴黎秘密成立，参加者是八大抵抗运动的代表。八大抵抗运动是：两大战前工会——CGT（全国劳工联盟）和CFTC（法国基督教劳工联盟）和六个第三共和的主要政党（包括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全国抵抗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让·穆兰的主持下召开的。让·穆兰是戴高乐将军的特使。戴高乐将军设立这个委员会是为了使抵抗纳粹的斗争更加有效，并加强他在盟友面前的合法性。戴高乐委托这个全国抵抗委员会拟定一个法国解放后的政府纲领。这个纲领在全国抵抗委员会和自由法国政府之间来回磋商了好几次，在伦敦也在阿尔及尔，最终于1944年3月15日被全国抵抗委员会全会通过。这个纲领，1944年8月25日，由全国抵抗委员会在巴黎市政厅隆重交给戴高乐将军。要注意的是，关于新闻的法令8月26日就予以颁布。纲领的主要撰写者之一是罗热·庚斯布热尔（Roger Ginsburger）。他是阿尔萨斯拉比的儿子。当时，他的化名叫皮埃尔·维庸（Pierre Villon）。他是法国共产党1941年创建的抵抗运动“法国独立全国阵线”的总书记，他在全国抵抗委员会及其常任局里代表这个运动。
（2）根据一个工会会员的估计，大致规模上，退休金从原工资的75-80%降到50%左右。兰斯-香槟-阿登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让-保尔·多曼（Jean-Paul Domin），2010年给欧洲工资研究院撰写了一份关于“补加性疾病保险”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透露，如今交得起补加性保险的，是良好职业地位的特权。那些贫弱者因没有补加性保险和需支付昂贵费用而放弃治疗。问题的原因是没有把工资作为社会权利的支撑。而这点正是1945年10月4日和15日法令的中心要点。这个法令宣告设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并把社会保险的管理，置于劳工代表和国家的双重权威之下。但自从1995年颁布的儒佩改革和2004年的杜斯特·布拉吉（Douste Blazy专业医生）法令以后，是国家单方管理社会保险。比如，是国家元首签署法令任命疾病保险全国储蓄金库（CNAM）总裁，而不是像解放后初期，是工会会员领导管理行省一级的初级储蓄金库，国家是通过省长来管理。如今，劳工代表只起到一种顾问的作用。
（3）世界人权宣言是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由联合国大会通过。58个成员国有48个国家投了赞成投票，8票弃权：南非（因为实行宣言谴责的种族隔离）、沙特阿拉伯（因为男女平等的原因），还有苏联（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这些国家弃权是认为人权宣言关注经济和社会权利以及关注少数民族权利问题不够。人们可以注意到苏联特别反对奥地利提议建立一个国际人权法庭，负责研究提交给联合国的各种情愿。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宣言第8条引入了个人可以起诉国家的原则，如果个人的根本权利受到侵害。这个原则1998年在欧洲得到实现，建立了常设欧洲人权法庭，为8亿欧洲人保障这个起诉权。
（4）让-保尔·萨特：？1947年作家的状况？，刊于《形势II》，巴黎，伽里马尔出版社，1948年。
（5）让-保尔·萨特：？维持希望……III？，刊于《新观察家》，1980年3月24日.
（6）2004年3月8日呼吁书的签名者是：吕西·奥布拉克（Lucie Aubrac）、雷蒙·奥布拉克（Raymond Aubrac）、亨利·巴罗利（Henri Barroli）、丹尼尔·高尔蒂叶（Daniel Cordier）、菲利普·德夏特（Philippe Dechartre）、乔治·甘古安（Georges Guingouin）、斯特法纳·黑塞尔、莫里斯·克利格尔-瓦里蒙（Maurice Kriegel-Valrimont）、丽丝·伦敦（Lise London）、乔治·塞吉（Georges Séguy）、热尔曼娜·蒂庸（Germaine Tillon）、让-皮埃尔·维尔南（Rean-Pierre Vernant）、莫里斯·伏特（Maurice Voutey）。这个呼吁在年轻人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响。同样，2009年5月17日在格利叶尔（Glières）高地一年一度由“今昔抵抗公民协会”发起的“抵抗言论”论坛上，斯特法纳·黑塞尔的即兴发言，也引起年轻人的很大反响。黑塞尔除了重申抵抗的原因是愤怒，还呼吁：“去寻找你们自己愤怒的理由吧！来加入这股历史的大洪流之中！”黑塞尔的这次即兴发言，被吉勒·贝雷（Gilles Perret）录制到了他的纪录片《瓦尔特，回归抵抗》当中。而这次发言，正是这里发表的文字的起点。人们可以登录协会的网址：www.citoyens-resistants.fr
出版者后记
斯特法纳·黑塞尔1917年出生于柏林，父亲弗朗茨·黑塞尔（Franz Hessel）是一位犹太作家、翻译家，母亲海伦·格伦德（Helen Grund）是一位画家，爱好音乐，也是一位作家。他父母于1924年来巴黎定居，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哥哥乌利希和斯特法纳。由于家庭氛围，两人都接触了当时巴黎的先锋运动，其中有达达主义者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和美国雕塑家阿勒克桑德·卡尔徳（Alexandre Calder）。斯特法纳于1939年进入乌尔姆街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但战争中断了他的学习。因为他已在1937年加入法国国籍，他被征兵，遭遇了战争的荒诞。他看到贝当元帅贱卖了法国主权。1941年5月，他去了伦敦，加入了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他在反间谍、情报和行动处（BCRA）工作。在1944年3月底的一个夜晚，他秘密潜回法国，代号“希腊人”，任务是与巴黎各抵抗运动体系取得联系，找到新的无线电发射地点，把收集到的情报发回伦敦，以便盟军登陆。1944年7月10日，他在巴黎被告密，遭盖世太保逮捕。他在1997年出版的回忆录《与世纪共舞》中写道：“敌人是不会追捕已在刑罚下招供的人。”他受到了刑讯，尤其是浴缸刑。但是他对施刑者讲德语，自己的母语，一下把他们搞懵了。于是1944年8月8日，他被送到了德国布痕瓦尔徳集中营，与巴黎解放只差几天时间。在将被绞死的前夜，他在最后时刻竟然得以与一个集中营里已死于伤寒的法国人替换了身份。他有了一个新名字：米歇尔·布瓦特尔（Michel Boitel），职业铣工。他被转到罗特勒贝罗德（Rottleberode）集中营，就在制造德国容克52型轰炸机起落架的工厂附近。幸运的是——他永远有运气——他精通会计工作。他越狱逃出了集中营。但被抓获，又被送到了多拉（Dora）劳改集中营。那里，是制造V-1、V-2火箭的地方。纳粹还想靠这两种火箭来赢得战争。他被分到训导队，又一次越狱逃跑。这一次，他逃跑真地成功。盟军的部队靠近了多拉。最后，他回到了巴黎，与他妻子维西娅和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团聚。
这位自由法国的老战士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条捡回的命，应该用来参与行动。”1946年，斯特法纳·黑塞尔通过了法国外交部的考试，成为一个外交家。他的第一个工作，就在联合国。那一年，联合国副秘书长和人权委员会秘书亨利·洛基耶邀请他成为他的办公室秘书。斯特法纳·黑塞尔是以这个身份，参与了起草人权宣言的委员会。人们发现，在这个委员会12个成员中，有6个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爱蕾诺尔·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1945年去世的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她主持了委员会；张博士（蒋介石而非毛泽东的中国），委员会副主任，他声明人权宣言不应当只是西方观念的反映；黎巴嫩的查尔斯·哈比布·马立克（Charles Habib Malik），是委员会的报告人，经常与爱蕾诺尔·罗斯福一起被称为委员会的“动力”；法国的洛内·卡森，法学家和外交家，法国外交部人权咨询委员会主任，他撰写了好几个条款，并善于与某些国家包括法国的担忧（担心宣言威胁到它们的殖民主权）相协调，他有一种严厉和干涉主义的人权观；加拿大的约翰·皮特斯·洪弗利（J. P. Humphrey），律师和外交家，洛基耶的密切合作者，他撰写了宣言第一稿400页文字；最后是法国的黑塞尔，外交家和洛基耶办公室主任，他最年轻。人们看到，自由法国的精神气息如何影响了这个委员会。人权宣言是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夏约宫被联合国大会通过。后来大量新职员涌来，许多人是贪图薪水丰厚的职位，“挑肥拒瘦”，就像黑塞尔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评述的那样，他就离开了巴黎的联合国职位。他被法国外交部派往一些国际机构内任法国代表。以这个身份，他短期去了纽约和联合国总部。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1977年，他在爱丽舍宫秘书长克洛德·布洛索莱特（Claude Brossolette）（其父皮埃尔是自由法国反间谍、情报和行动处处长）的推荐下，德斯坦总统委任他担任法国驻日内瓦的联合国大使。他不掩饰，在法国所有政治家中他最感亲近的是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P. M. France）。他是在伦敦自由法国时期认识弗朗斯，又于1946年在纽约联合国重逢。当时弗朗斯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任法国代表。黑塞尔写道，他作为外交家身份的确认，缘于1981年“密特朗入主爱丽舍宫这个法国政府的变化。它把一个离退休还有两年、专于多边合作的外交人员变成一个法国大使。”他参加了社会党[按10].“我自问为什么？首先一个答案：是1995年的冲击。我不能想象法国人会那么轻率把希拉克选为总统。”从此，黑塞尔拥有一本外交护照。他与他的新妻子于2008和2009年两度去加沙地带，回来后作证描述加沙人民的苦难生活。当时他说：“我始终站在抗议者一边。”
正是这个人，93岁，在这里说话。
S.C.
译者按语
[按1] 富人掌控媒体
黑塞尔指责西方“富人掌控媒体”，揭示了一个隐蔽但非常真实的西方现实。哪儿有什么“中立”“客观”“公正”的媒体？西方主要媒体背后都是大财团和跨国公司。媒体都要为背后的主人说话，成为这些主人的“新看家狗”。（参阅Les Nouveaux Chiens de Garde一书）
法国的主要媒体，电视台、报纸、杂志、出版业，也都被大财团所控制。法国电视一台（TF1）后面有Bouygues财团。《快报》周刊先后属于Alcatel和Havas财团。法国的出版业相当程度被Matra-Hachette集团操控。法国一家“通用水务公司”（La generale des Eaux，近年掌控了大量中国城市的自来水业务），也大举收购传媒企业，1998年更名“威旺迪”（Vivendi），成为西方传媒业巨子之一。
还需要指出的是，犹太财团对世界主要媒体的控制和影响。犹太财团对美国和世界主流媒体的控制和影响，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
张国庆先生在新著《话语权》一书中指出：“犹太人掌控和影响的媒体数量十分惊人。”（第114页）记者王瑶在“美国政治血统中的犹太基因”一文中指出：“犹太人直接操控着美国的新闻舆论。”（《国际先驱导报》2009.1.15）美国“人民之声”（thepeoplesvoice.org）等网站，有文章认为“六大犹太传媒公司控制世界96%的媒体”。迪斯尼集团、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时代华纳，还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还有好莱坞电影业……都是犹太裔老版或由犹太裔掌控。
正因为犹太势力控制着世界主要媒体，所以世人很少听到对以色列不利的新闻消息，也很少有巴勒斯坦人民真实状况的报道，终于引起黑塞尔的愤怒……
同时也可以说，我们每天看的报刊和电视电影，还有知识界的书籍和教育界的课本，当今世界的“主流媒体”和“主流知识”都深受犹太财团势力的影响。我们长年都在接受这样的“媒体”“知识”洗脑。
[按2] 地下资源、保险公司和大银行收归国有
可是在中国，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思想影响下，地下资源也开始“私有”。私人煤矿名正言顺地开，私人也可以开采其他矿产。这对于已经有过公有制经历的中国人民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尤其，这种地下资源私有化，其实是给国际资本开了绿灯。据有关报道，中国的许多重要黄金矿藏，都被外国资本购控。
[按3] 新闻媒体……独立于国家、金权和外国势力的影响
当今中国的新闻媒体，深受“外国势力的影响”，尚没有一种独立意识。中央电视台大量采用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有时，连解说词都不加处理，直接翻译过来，就向13亿中国观众播报了。
以色列特工在阿联酋暗杀哈马斯高官，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谴责的话，反而称赞以色列摩萨德如何精干，“声名鹊起”。而报道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劫持以色列运动员，则一口一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最近央视报道利比亚战事，派出的一位此前在香港凤凰台工作的特派记者，明显站在西方立场，对利比亚政府持批评刁难态度。
更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媒体还创造了“多国部队”的说法，来代替西方媒体使用的“联军”（coalition）一词，显然是为了避免让中国老百姓联想起“八国联军”！
本来，西方主流媒体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呈高度一致。这时非常需要一个独立的媒体声音，就像当年的半岛电视台，传播一些西方主流媒体有意遮蔽的信息。中国媒体也应当这样，独立地向全世界传达中国对世界新闻事件的立场和看法。
国家的新闻媒体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在相当意义上，也是一种国家的主权。
除了被动受西方媒体的影响，“外国势力”也主动地对中国的报纸、网站发生影响。中国的南方报业背后，有外国资本的影子（通过广告资金来影响一份报纸在美国司空见惯）。中国的许多门户网站，也相当程度被外国资本操控。腾讯网的历史栏，充斥了歪曲中国现代历史的言论……“外国势力”对中国知识界、舆论界的影响，制造了巨量的“有毒知识”，已到了祸国、亡国的凶险地步。
欲灭一国必先灭其史。中国近代史和新中国历史如今已被灭殆尽！
近年，又传出中国新闻出版业要“产业化”。这实际上，是为“金权”和外国资本影响控制中国新闻出版业提供方便，非常危险。
[按4] 穷人和富人的差距，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巨大。对金钱的追求和竞争，从未像今天那样被鼓励
这是最近十几年西方推行新自由主义、清算福利国家带来的普遍现象。
中国的经济“精英”也大力引进新自由主义，推行全面“私有化”、“市场化”。所以这也是中国正在发生的现象。贫富鸿沟日益扩大，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
新自由主义鼓吹国家减少对经济、对社会的干预。中国应当反思新自由主义给西方和中国带来的结果。
[按5] 当今金融市场的国际专制
要感谢宋鸿兵先生对国际金融历史的深刻剖析，让我们了解了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的国际银行家们在金融上对世界的控制。黑塞尔对国际金融市场非常痛恨，称之为“专制”。
法国《外交世界报》主编伊尼阿西奥·拉莫奈（Ignacio Ramonet）认为：“金融全球化建立了自己的王国（Etat），有其自己的工具、影响网络和行动手段。但这是一个与任何社会完全无关的王国。金融全球化扰乱民族国家的经济，蔑视其民主原则，强迫各国负债，要求企业支付越来越高的股息，到处都带来不安定……”（维基百科）
拉莫奈对国际金融“王国”的描述，可以说是对黑塞尔“金融市场国际专制”的最好解释。
国际金融“王国”是一个超越各个主权国家之上的独立王国。它像一个世界政府，对各国发号施令。
这个国际金融“王国”有自己的工具，比如美联储（私人银行），比如各国“独立”的央行，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各国负债”，或者说是引诱、鼓励各国政府负债，全世界各国政府为他们打工，他们永远大赚其钱……这样的故事不停地在上演。
这个国际金融“王国”，通过金融手段，到全世界各国吸血，到处都带来社会不安定。如今中国加入世贸，金融边疆日益陷落，国际金融“王国”也对今日中国构成了最凶险的威胁！
“全球化”口号的炮制出笼，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揭露，正是为了金融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全球化。（参阅布迪厄《遏制野火》）
这些国际银行家是一些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一些不需要祖国的人，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全世界。他们最容不得人们有“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容不得民族国家保护自己的国民而妨碍他们吸血。所以他们一直鼓吹世界主义，鼓吹全球化！
而中国人喝了西方“知识”的蒙汗药，以为“全球化”是个宝，浑然不知“全球化”口号的背后，首先是这个危害全世界的国际金融“王国”的“专制”。
[按6]金融交易税和公民行动协会——Attac （Association pour la taxation des transations financières et pour l‘action citoyenne）
黑塞尔非常肯定Attac（金融交易税和公民行动协会）的活动。
这个协会是于1998年，正值亚洲金融风暴，由前面提及的法国《外交世界报》主编伊尼阿西奥·拉莫奈倡议，在法国巴黎成立。这个协会的最初宗旨，是要求实行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提出的对全球金融交易征税。
当今世界金融市场，每天的金融交易达1.5万亿美元，而实际用于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只占总交易量的5%.世界金融高度虚拟化，金融投机猖獗。为此托宾提出对所有金融交易征收0.2%的税，以打击金融投机，将所得资金用于资助世界的贫困人口。
所以最早Attac的名称，是“倡议托宾税帮助公民协会”（Association pour une taxe Tobin d'aide aux citoyens）。
后来该协会的内涵逐渐扩大。除了继续要求征收金融交易税，更有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全球化”、生态主义等要求，带有左派色彩。所以现在改名为“金融交易税和公民行动协会”。
现在Attac协会已在世界38个国家设有分会，是一个世界性的非政府组织，尤其以法国和德国势力最强盛。其主要要求：
- 要求更严密地控制国际金融市场，反对“经济金融化”。
- 反对全球化，抗议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实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不“世界”也不“国际”，两家都属于美国财政部！尤其后者专门为新自由主义服务，搞垮俄罗斯，让穷国负债，干尽坏事。不明白，中国的“精英”还对这两家打着“世界”旗号的美国机构那么在意？）
- 捍卫人类共同资源：水、食物、信息，倡扬生态意识。
- 反对转基因作物。（在中国，受那些“有毒知识”的影响，中国农业部全力支持转基因技术，为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开绿灯）
- 取消穷国债务，取消避税天堂。
……
很可惜，在世界主流媒体的信息遮蔽下，中国知识界很少知道“Attac”的活动。事实上，目前中国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最大受害者，应当全力支持征收“托宾税”。或学巴西正在做的那样，对所有进入国内的热钱征税。
有意思的是，在法国不仅有Attac总会，还有各地区各城市的Attac分会，独立行动。有个巴黎第15区Attac分会，提出“反对股市”，分析股市的危害性，非常有见地：
原先，企业大都是通过银行融资。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企业趋于不再通过银行，自己直接发行股票来融资。西方股市蓬勃发展，带来了经济“金融化”，经济投机化，也带来经济的不稳定。
“股市监管做不好，也不可能做到。系统性的投机，导致股市泡沫的出现。股市机制对其他经济机制的统治，带来一种食利者经济……全球运作的股市现象，导致世界国家及其公民令人忧心的无能为力。”
“金融市场并不中性。它对真实经济发生确实的影响。说股市是一个纯粹竞争的完美世界，说金融是企业经济状况的准确反映，这样的理论站不住脚……股市不是一个信息完美透明的世界。股市行为是根本非理性的……”（Attac，Paris 15me，2001.11.27）
其实，股市带来了一个“食利者”的投机经济，大家都不去从事实体经济的生产。股市就像一个巨大的赌场，全民参赌，全民投机。资本的收益大大增加，而劳动的收益，则微不足道，培养了不劳而获的社会心理。
王小强先生写过一本《投机赌博新经济》的书，把当今中国的股市经济称作“投机赌博新经济”，非常准确而形象。
中国股市养肥了一批庄家和做局者，害惨了大批的股民。中国股市培养了全民赌博投机的心态，尤其也影响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于国家、于经济、于国民心理健康有百害而无一利。
尤其，如今的美国已将实体经济转移到“新兴国家”，自己专营金融业和服务业。中国开设股市，很大程度上只是成为国际银行家们的提款机！巨额投机资金进进出出，滚滚卷走中国人民辛苦创造出来的财富。
一些重要企业股份化，有朝一日，被国际资本购得大比例股份，董事会以及企业本身都将落入国际资本之手，就像“娃哈哈”品牌险些换成法国东家，就像巴菲特经常用大比例购买股份的方式吃掉一家企业……中国企业股份化，事实上就把自己放到了国际金融家们的砧板上了！
郑重建议取消中国股市！
增加中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独立，刻不容缓。
[按7] 加沙地带……露天监狱
这是黑塞尔对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民的最强烈控诉。
[按8] 很少有能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的人民
这里黑塞尔是批评以色列犹太人忘记了当年受德国纳粹压迫，被关入集中营，现在反过来压迫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种族隔离，并轰炸打击。黑塞尔的正义感令人钦佩：“犹太人自己竟然犯下战争罪，这不可容忍！”
“很少有能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的人民”，这话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适用。
一百年来，中国人尝试西方的“共和”“民主”，全面西化，代价惨重终不悔。新中国前三十年，走的是法国苏联模式，后三十年又全身心地走美国模式。左的西方乌托邦破灭了，对右的西方乌托邦依然执迷不醒。中国知识界已全面反思、或反思了太多“左”的创痛，却不明白向“右”跟美国走，将把中国推向更大的灾难！
既不从苏联亡国惨剧得到殷鉴，也“不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可叹。
中国只有重返中国自己文化的源流，才能真正复兴。（参阅河清《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
[按9] 关注伦理、公正和持久的平衡放到最重要位置
黑塞尔批评了“生产主义”“多而越多”思维，更强调社会分配的伦理和公正。
中国长期以来追求“GDP”主义，日益显示其片面性。重视社会公正，真正为最大多数的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服务”，以民为本，才是最要紧的。
[按10] 他加入了社会党
黑塞尔加入社会党，属于左派知识分子。
与著名左派知识分子布迪厄一样，黑塞尔批评西方新自由主义削弱福利国家的做法。左派知识分子更强调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性，强调国家对弱势人群的福利政策。
黑塞尔代表了法国抵抗运动的老战士和法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纲领。众所周知，法国共产党和工会在法国抵抗运动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所以抵抗运动的纲领是一个左派纲领，要求资源能源、大银行国有化，实行社会福利。
黑塞尔重新提出抵抗运动的纲领原则，是对法国近二十几年来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也与布迪厄一样，黑塞尔反对全球化，反对全球化带来的“金融市场的国际专制”，谴责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的危害。
黑塞尔的思想，对今日中国经济“精英”全面奉行“新自由主义”，一根筋迷信“全球化”，应该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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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7日星期六
亚当·米奇尼克《狱中书简》英译本序言
亚当·米奇尼克《狱中书简》英译本序言
Jonathan Schell
刘荻译
政治活动中的原创性远比科学和艺术中的原创性更为罕见。而更加罕见的是，原创性的政治活动扩展了人类的潜能，而不是损害或摧毁它们。波兰的反对派运动，在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且禁止了独立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之后，继续活动了四年，在我看来，它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迄今为止，这个世纪在政治领域最有独创性的发明大概就是灾难性的极权主义，不幸的是，它极大地扩展了人类在组织起来的罪恶方面的能力。至目前，在付出至少数十年和上千万生命的代价之后，在人类精神中产生了在全部每个方面相应的回应。这一回应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由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极权主义体系——苏联共产主义体系在波兰的翻版——在约瑟夫·斯大林时代达到了其野蛮的顶峰之后，有了相当程度的缓和，这是事实。当然，极权政府也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武力击败并最终摧毁纳粹政权的同盟国前所未有的有效抵制，这也是事实。但是现在极权政府从其国家内部召唤出了强大的对手。波兰的自我限制的革命——所谓“自我限制”，顾名思义，即尽管得到了波兰公众潮水般的支持，它还是从推翻政府的企图中抽身而出——有着很多新的特征。它有着至关紧要的工人阶级的广泛和持续的参与，有着世俗反对派和天主教会的联盟，有着献身于自由和运动内部的民主精神。但是比这些都重要的，是新的行动方式的发现，这是一个使得所有这些成为可能的巨大贡献。尽管在反对极权统治方面训练有素，波兰的运动却没有变得和其对手相似；它对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欺骗的回答不是花样翻新的暴力和欺骗。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变革，完全放弃这些年代久远的手段，把它们留给政府中的敌人，而从完全不同的源头中寻求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旨在正常的公民生活的大量的和平活动。这样做不仅背离了极权主义的惯例，也背离了大多数其他革命的暴力实践。有人质疑波兰的反对运动是否真的算得上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没有推翻政权，甚至也不谋求推翻政权，它也许被看作很快就失败了。而仿佛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它在生活的其他领域更全面地得以展开——社会、文化、道德甚至精神领域。说到底，一个领域自身的实践是最为彻底的，它并不亚于革命历史中的一个新章节。从这方面来说，不仅仅是发生了一场革命；而是发生了一场关于革命的革命。这场革命于1980年引人注目地突然爆发；随后在1981年12月，其组织团结工会被宣布为非法并被迫转入地下；此后虽然没有再次成功地组织戏剧性的全国示威，但它以许多方式再次浮出水面，有时比以往更加有力。对波兰来说，革命的最终成果迟早会被释放出来，但是对于总的世界政治史中的章节来说，它已经被写入由在政治和道德生活中的大量发明和发现所组成的记录之中，不会被后来发生的事件所淹没。波兰仍然在其地缘政治的牢笼中踱步，但是它已经越过障碍，送给我们其余的人一份难以估量的礼物。
在今天来自波兰的声音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亚当·米奇尼克的声音。他作出了一个预测，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相信专制独裁统治注定要失败。现在没有人相信他们虚伪的诺言。他们仍然拥有监禁和杀人的力量，但是几乎没有其他力量了。我说“几乎”是因为他们还留有用自己的仇恨和耻辱来污染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用尽全力来抵抗这些污染，在我们面临的全部斗争中，这是最艰难的。
米奇尼克目前呆在极权政府的监狱之中，而他最关心的——这给我们提供了理解他的思想和人格的一把钥匙——是运用他自己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品格，连同当下局势中的其他受害者的品行一道，在某一天为极权主义崩溃之后的政治制度定下基调。他的文章是我们了解这场革命的发源以及更重要的其革新性实践最有价值的指南。米奇尼克1946年生于华沙，他把自己的父母描述为“犹太裔波兰共产党人”。在二战前的波兰，他的父亲曾因政治活动而坐牢。从少年时起，亚当就证明自己是一个活跃的政治活动家——但是与其父母的倾向明显不同（1977年，他父亲参加了在一个教堂中举行的支持呼吁从监狱释放亚当等人的绝食抗议活动，从而成为了儿子的反对共产主义活动的充分支持者。）十五岁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叫做“矛盾寻找者”的政治俱乐部，却被很多波兰人非正式地叫做“修正主义苗子”。（后来，政府给这些年轻人起了个更加可怕的称呼，开始管这个俱乐部叫“恐怖小组”。）十八岁时他第一次被捕，原因是卷入书写和散发一封批评政府的“致党中央公开信”，由雅采克·库隆和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牵头署名，这两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因正在浮出水面的反对运动而崭露头角。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分别被判刑三年和三年半；米奇尼克被关押在监狱中两个月。此后他的生活完全在政治活动和坐牢之间循环。1964年他进入华沙大学历史系学习，1966年他因为参加其中有哲学教授克拉科夫斯基批评政权的讨论而被停学。1968年他因为协助组织抗议当局禁止上演备受崇敬的十九世纪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戏剧《先人祭》，而在高教部的命令下被开除出大学。大学中发起抗议他的被开除；因此官方阵营发起一个带有反犹主义色彩的运动来攻击抗议者。1969年2月，他因为加入一个企图推翻政府的地下组织而被判入狱三年，尽管实际上这个组织并不存在。服刑一年半之后他被释放，在华沙生产灯泡的罗莎·卢森堡工厂工作。1971年他离职，并且最终以扩招生的身份进入波兹南大学，直到1975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1977年5月他再次被捕，但是由于知识分子群体大面积地抗议此次逮捕，他和其他人两个月之后就获得释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协助建立独立出版社，还协助建立称之为“飞行大学”，在人们的公寓等地方讲授未经审查的课程。1980年8月，他和另外几个人再次被捕，这次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把他们的获释作为与政府达成的历史性协议的最终条件——这个协议以团结工会合法化为基础。实行军管之后，他再次被投入监狱（未经审判），并被关押超过两年半。他获释六个月之后再次被逮捕，审讯，并被判刑三年，目前正在服刑。
米奇尼克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当然也不是一个“政治科学家”——或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体系的倡导者。他的写作，像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或甘地的文章和书信一样，不仅仅是对行动的反映，而且本身就是行动的一种方式。同样公正地说，他的行动——以及其他无数波兰人的行动——也是一种写作，这些行动因其创造力而有一种力量来揭示新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它们像任何一部伟大的着作一样伟大。米奇尼克的着作既反映、又帮助塑造了波兰人民曾经拥有和正在被带入现实的新的可能性。在描写的同时又参与历史事件的能力是不寻常的。写作就其本性来说需要孤独，而政治行动就其本性来说需要永远与他人交往。对米奇尼克来说，这一两难问题似乎被当权者解决了，因为他们反复把他关进监狱。在写于1985年春天的《狱中书简》中，他提到，当他得到六个月的自由的时候，他无法写作，但是他发现自己再次入狱时，创作马上重新开始了，他还用与众不同的反语和幽默告诉把他监禁起来的将军：“感谢您严密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并给我提供合适的地方来沉思。”（米奇尼克的文章让人愉快的地方之一，是主题的沉重和风格的轻松结合在一起。）总的来说，米奇尼克给政府惹了这么多麻烦，以至于他们必须他监禁起来；但是一旦被监禁，他便开始写作，他的信被偷带到外面，被整个波兰以及外国阅读，没有比这给政权找的麻烦更多了。其中的一个困境在于——而且决不是最后一个——是这个政权弄不清楚对手在哪里。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评论道，最好的小说家不仅仅证实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还能够揭示存在的新面貌。这可以用来形容米奇尼克的政治写作。他从不仅仅为已有的争论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的声音增加分贝，从不仅仅是卷入用语言向一个固定的目标开火。其可能的结果就是，他的文章虽然写于政治斗争之中，却是平衡和公正的典范。他致力于加深自己和他人的相互理解，而不把精力浪费在出于偏见而歪曲对方的观点上。他文字上的爱好也有效地阻止了粉饰的倾向。当他发现在一位作家所描绘的当代生活图景中，将政治过分狭隘化，他声称这个人遗忘了：“整个社会和政治现实中激动人心的部分……混杂着失败与希望、理智与天真、恐惧与虚张声势的迷人的全景。”一次，当团结工会的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一群被激怒的暴民在奥特维克城包围了一个他们认为殴打过两个醉汉的警察。米奇尼克从别处被叫到现场，他自我介绍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他帮助使人群平静下来，并且救了那个警察免遭伤害。他的文章中也充满了同样的精神，不愿意看到发生不公正的事，即使是发生在那些正在不公正地对待自己的人身上。他不愿意在任何政权面前屈服，同样不愿意在任何竞争的派系或习俗面前放弃自己的思想或良心。他用行动和语言提醒我们，尽管自由可能也许是必须由制度来加以保证，但是人类的自由最终永远靠个人精神来实现。
在1976年，团结工会诞生的四年前，米奇尼克写了一篇富有预见的文章，名为《新演进》，在文中他推荐了一个政治反对运动的新方向，在当时相对弱小。这篇文章展现在波兰“对其盟友的义务”的背景之上——这是提到波兰政治生活的基本现实时的委婉说法之一，这个现实是苏联军队的压倒性力量，以及苏联经常利用军队来展示令社会主义卫星国服从其政治统治的决心（世界上没有地方能够比东欧国家在听到“我们的盟友”这个词语时有更多不详的感觉。）如果这一威胁以某种方式消失了，似乎可以谨慎地说，波兰的共产党政府马上就会倒台（当然实际上，这一威胁的在这世界上消失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被外国力量，尤其是被邻国俄罗斯统治，对波兰来说很难说是件新鲜事：它曾经被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分割超过一个世纪——从1795年到1918年，而且抵抗这些武装的敌人几乎和今天抵抗苏联一样无望。今天，一个新的因素更加钳制了寻求确立自身的波兰——核武器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波兰处于被核对峙所冻结的重要位置，在军事和外交上不得动弹。在过去，尽管反抗是徒劳的，波兰还可以梦想被外国军队或激烈的国际秩序重组所导致的战争所拯救；而且，事实上本世纪波兰有两次是被战争从统治者手中解放的：先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波兰获得了独立，而后是纳粹被赶出波兰，不幸的是，这只是为苏联统治这个国家让位。今天，无论如何波兰必须认识到整个欧洲都认识到的事实：在核时代，欧洲的版图几乎不再可能被进发的军队所改写。我们的时代还告诉我们在核对峙和核灭绝之间两者必居其一，而不管其中哪一种，都不存在拯救波兰的希望。总之，波兰人被三重力量所征服：在地方的层面上，是华沙的极权政府；在国家的层面上，是苏联侵略的直接威胁；在国际层面上，是核武器导致了军队的瘫痪，这使整个糟糕的现状得以维持。
对大多数战后观察家来说，如此纠结的情况意味着毫无希望，他们毫不犹豫地宣称波兰的情况不可能有巨大的改善。问题在于（任何人都会为说出如此不言而喻的事实而烦恼）因为波兰无望击败部署在其周围压倒性的军队和警察部队，所以任何抵抗都注定要失败。米奇尼克的天才在于把这一见解分成两个部分，并且接受前者（不可能击败军队和警察部队），而拒绝后者（任何抵抗都没有希望）。如果说我们能够从所面临的可怕逆境中获得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幻想的破灭：避免了把精力和体力浪费在追寻不可能的目标上。从历史上看，波兰人是最浪漫的民族，习惯于追寻遥远的机会和梦想，但是经历了苏军用来维护其极权统治的两百个师做后盾的核武器这种挫折，即使是最狂热的武装抵抗的梦想也不能幸存。对这一立场的最终接受，为新的探索和一种新思想方式扫清了道路。因为暂时没有越狱的希望，波兰反对派运动的成员开始更加仔细地检查里面的牢房，看上去生活在一个无法定义的时期，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这就是说，认识到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军事行动能拯救波兰，他们开始仔细审查局部环境中的微小细节。很清楚，苏联军队无法被赶出波兰；但是十个人聚在某人的公寓里聆听未经审查的波兰历史课又如何呢？在国事上，共产党可能无法被从其“领导地位”上赶下来；但是一群工人开始出版一份真实全面地描述工厂情况的简讯，又如何呢？而当数以百万计的人丢掉恐惧，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诸如此类的局部行动，又会发生什么？这一新的发酵剂，用伊琳娜。格鲁金斯卡-格罗斯（Irena Grudzinska-Gross）在《团结工会的艺术》中的话来说，就是“努力超越政治范围的限制，但又保留在自身地缘学的界限之内。”
把政治显微镜的镜片对准这些问题的最敏锐的头脑，可能就是米奇尼克。在《新演进》中，他考察了政治情景，并提出了一种行动的新途径。他的工作开始于这样一个预设之上：“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独裁统治……既不现实，又危险”。他渴望波兰的完全独立，但是也接受这一事实：任何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没有希望成功的。然而他看到一种行动的机会，他相信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在苏联强权的巨石与当代波兰生活中坚硬地带之间，他发现了空隙。按照惯常的观点，无论如何，苏联的利益和波兰社会的利益都是永远截然相反的。米奇尼克得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苏联的政治领导层、波兰的政治领导层，和波兰民主的反对派的利益”他写到，“基本是共存的。”因为对三者来说，苏军的干涉都是一场灾难：对苏联领导层来说，这将会导致国际威望上会遭到巨大而持久的损失；对波兰领导层来说，这将会失去其正享有的有限的统治权，甚至可能会被“废黜”；而对波兰反对派来说，这将产生流血和苏联更严酷的直接统治。这样一场侵略，会导致“一场战争，波兰……不可能在战场上取胜，而苏联不可能在政治上取胜”。他总结到，三方利益的统一，划出了“一个容许政治运作的领域……一个可能妥协的范围”。
着手回答“能够做什么”这个问题时，米奇尼克研究了以往的努力，这体现了他的写作的全部精神特征，那就是尽管他对某种努力的最后评价是否定的，他还是对所取得的任何好结果都给予慷慨的赞扬。米奇尼克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信奉“历史暗藏在人的背后起作用”的人——但是他永远关注大的历史事件，任何个别的行动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永远热情地注视着一个时期的一个脚步，虽然它并不完善，还可能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但它也许会使下一个阶段的下一个脚步成为可能。他把波兰当代历史上的改革派分成两种：修正主义者，他们谋求激发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理论的人道的那些方面，来使共产主义统治温和化和自由化；和所谓的新实证主义者，即天主教派别，他们从原则上拒绝共产主义，但是寻求通过与其合作来使其松动的实际政策，他们甚至也参加波兰议会。米奇尼克写到，修正主义者是“忠于圣经（即马克思主义），但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释它”，而新实证主义者“忠于教堂（即现实的共产政府），希望它迟早会不复存在”。二者都是在体制内做工作的方法——呼吁“共产党高层的理性思考”的方法，而且在一段时间内——通常是以书籍和文章的方式，在稍微自由一些的知识界中——都取得了有限的积极成果。这两派都必须付出那些选择在体制内做工作的人永远要付出的代价：为了保持他们的影响，他们需要放弃同那些致力于从体制外来改变体制的人之间的联系。因此，当体制外的抗议沸腾的时候，改革派的致命危机就到来了：对修正主义者来说是在1968年，当支持高校自由化的学生运动发生，而后遭到镇压——撤消大学中的一些系，开除学生和报复他们的父母——的时候；而对新实证主义者来说是在1976年，当工人们示威抗议政府宣布食品价格上涨，而政府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报复的时候。在这些时候，任何希望保持其最大限度地站在社会一边的反对派，都必须表明自己支持哪一边——“镇压者的那边还是被镇压者的那边”——因为上述两种改革都不能这样去做，因而它们都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米奇尼克分析了制度内部改革努力的失败，从中得出了一条关键的看法：“我相信，使今天的反对派与过去的改革倡导者不同是如下信念：渐进的纲领应该面对的是独立的公众舆论，而不是极权政府。这样一个纲领应该为人们提供应该如何行动的建议，而不是向政府提供如何改革的建议。这个建议是简单的，但其内涵是激进的。行动的着眼点的改变导致实质的改变。那些走上层路线的人想要达到任何目的，都必须依靠上层的讨论和心血来潮。而那些在社会之中并且和社会并行的人们则能够直接行动。然后政府有责任做出对应。第一种方法基于的信念是：政府通过垄断暴力工具也垄断了政治权力，认为与政府合作是分享权力的唯一方法。第二种方法基于的信念是：权力还来源于其他地方，来源于公众舆论，并且寻求发展它们。而米奇尼克不像其他那些在曾经放弃政府中的权力、转向公众作为补偿的人，他不谋求推翻政府。准确地说，他希望，社会立即和直接地接管起自己的命运，扎根于生活的领域，只有在谈判时才与政府打交道。他希望最后的结果会是一个以妥协为基础的”混合体“：政府在执掌国家政权的同时应该承认和接受社会中的其他独立机构。米奇尼克列出了那些他希望能够推进”新演进“的社会团体。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工人，他们的参与是”公共生活向民主演进的必要条件“。他异常准确地预见到，关键是独立的”代表工人利益的团体“的建立。第二是天主教会，它一向保持独立，但是近来对捍卫他人——包括工人——的独立和权利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心。在教会中，米奇尼克注意到，”在反对‘唯一的无神论上帝’的同时，他们已经在采用“人权宣言”中的原则。“第三是知识界，他们的职责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捍卫道德和政治的基本原则。
米奇尼克按照自己的见解行动，并且很快就忙于组织和参与大量的独立团体。值得一提的是保护工人委员会，通常称为KOR——其波兰语名字的字母缩写。KOR并不作政治煽动，或以其他方式向政府进言。相反，它为那些以种种方式受到政府镇压的工人及其家庭提供具体的帮助——经济上、法律上和医疗上的。的确，委员会明确宣布，其目的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并且将其活动限制在其创建者之一里普斯基（他写了一部精彩的关于这个组织的历史着作）所说的“社会工作”之内。但是在KOR眼中被认为是社会的东西，却被政府定义为政治的，对极权政府来说，它要求集体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政府来组织，并在其管理之下。由于极权政府深入到通常被视作其力量来源的日常生活中，KOR发现了它的一个弱点：恰恰由于极权政府把日常生活政治化，日常生活才能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广阔天地。在这里，KOR暗暗地与政府较量。结果，KOR成员很快开始遭到和他们想要保护的工人同样的镇压——失业、逮捕、监禁、殴打，有些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组织不寻常的特点之一是，其成员情愿遭到政府报复，并不是为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政治纲领或是远大的目标，而是为了把钱放在失去父亲的家庭手中，或者在审判一个工人的时候为他准备有利的证词。似乎只有伟大的目标才能证明牺牲的意义，可是KOR工作者却准备为不大的目标做出巨大的牺牲。“在一些异议人士的圈子中，KOR成员被嘲笑为‘社会工作者’，”里普斯基写到，“但是在KOR内部，得到同事这样的称呼，被视为是一种荣誉。”
采取一种“在社会中直接行动”总体政策，意味着一系列对封闭的波兰社会来说十分新颖的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公开性。当KOR在1976年9月刚成立的时候，其成员写了一份有关目标的声明，他们不仅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这在波兰的反对派团体中是没有先例的——还加上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之后，委员会尽最大可能按照公开性、公开行动的政策去做。与公开性关系密切的是真实性。在其全部的报告和出版物中，KOR努力一丝不苟地做到事实准确。就其本性来说，这项政策既有理想主义的原因，也有实用的考虑。成员们相信，说真话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还估计，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社会中，一个组织努力开辟通向真实的小路，会赢得支持和力量。另一项新政策是“行动的自主性”。自主性是反对派希望整个波兰和每个波兰人都做到的。KOR成员将其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从而开创了这一政策。“不可能由组织来吩咐某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里普斯基写道，并补充道，“这个原则是：如果有些人想做一件事，而又不违反KOR的原则，他们应该被允许追寻自己的理念。而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件成功的工作都是由那些受自己的主动和热情所驱使的人完成的，而这产生了最好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波兰的反对派活动家们谈论自主性——即每个人自由行动的能力——像谈论自由——即一个人行动的权利——一样多（你可能会说，在西方，我们有很多个人自由，但是几乎没有自主性。我们有决定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权利，但是我们不大愿意使用这种权利来使自己烦恼）。最后一项政策是信任。我们一般多少把对某个人的信任当作一种副产品，是由他人值得信任的行为无意中导致的，而不将其看作是某项政策、或者是我们有目的造成的结果。但是对KOR来说，信任确实是一项政策。理由之一是秘密警察的渗透：每做出一步决定都要防范这个。KOR决定拒绝怀疑，和怀疑所带来的所有装置和程序，“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
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的政策，可能被放在一起简单地形容为高尚地战斗的政策，它们不是任何主导计划的组成元素，但它们是一致的。它们让KOR更多地在政府旁边工作，而不仅仅是与政府斗争。尽管KOR没有任何夺取国家政权的计划，但他们确实希望独立于政府的行动能够扩散开来——这就像封闭社会中发生了一场自由的传染病。里普斯基评论到：“KOR的长期目标，是在独立于KOR之外的不同领域和的不同的社会团体中，促成自主行动新的中心点。KOR不仅同意它们的独立，而且还希望它们独立。”这一希望在过去的几年里完全实现了。
KOR的内在精神朴实无华，它作为我们时代的楷模组织，比起最终决定性的行动更加杰出和鲜明。1981年9月，KOR成员决定，其角色由团结工会来完成，并投票决定KOR解散。KOR的完全消失，从表面上看，其中似乎混杂着个人利益、派系竞争和官僚势力，这些单独起作用的外因，往往取代了一个组织成立时的目标，并且将其变成这个世界上一个呆板的负担。当KOR存在的理由消失时，它也就消失了。这可以用乔治·奥威尔对甘地的评论来解释：“被成功地甩在后面的气味是多么干净呀！”
1980年8月，KOR的小溪流入了团结工会的大河，但是它已经为决定这条河的流向做出许多。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的政策被保留了下来。像米奇尼克在监狱中写的那样，运动的“本质”仍然“基于重建社会、在官方机构之外恢复社会联系的纽带。”紧跟着的是贯穿全社会的、多种多样的公民行动的全面爆发，覆盖了从团结工会自身到要求停止污染和保护消费者的社团（这些领域以前都受到政府极度忽视）。有人回想起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描述：“所有时代、所有环境和所有性格的美国人，都不断地结社。他们不仅有每个人都参与的商业和制造业公司，还有一千种其他的社团：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聊的、宽容的或严格的、极大的或极小的。美国人通过社团来提供娱乐，建中学、盖客栈、建设教堂、发行书籍、向地球的另一面派传教士。”（当然，明显的区别是，在托克维尔的美国，地方团体的工作多少是与国家政府相协调一致的，而在波兰则是恰恰相反。）在这次行动大爆发中，政治生活的真正要素，它曾经被四十年的极权统治捣得粉碎，现在以新的、生气勃勃的形式重新聚合了起来。革命的经典程序是首先夺取国家权力，然后利用权力去做你相信是好的事情。波兰革命的顺序是相反的。它从做好事开始，之后才把注意力转向国家。按照一种享乐主义信条“Carpe diem”的政治和道德观点，反对派直接行动，毫不迟疑、直达目标。这是个简单但是激进的指导原则：开始去做那些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开始做你心中的理想社会中的人。你相信言论自由？那就自由地说吧。你热爱真相？那就说出真相吧。你相信开放社会？那就开放地去做吧。你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那就体面而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用米奇尼克的话来说：“新演进，”“每一个反抗行动都让我们在此刻建立起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不仅是一个宪政架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真正的、日益增进的一个自由人们的共同体。”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在他们追求真理的斗争中，或者引用克拉科夫斯基的话说——‘过有尊严的生活，’反对派知识分子不仅像俗话说的，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且也为了更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波兰革命：团结工会》的作者Timothy Garton Ash恰当地注意到，反对派的做法是“如同”（as if）波兰已经是一个自由社会那样去做。而当反对派开始以这种方式去做的时候，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当他们开始按照“如同”去做的时候，这个“如同”就开始烟消云散了。随后他们就真的在保护工人（而且经常成功），演讲或出版书籍。不是“如同”它是一本书，它就是一本书，而且人们不久就能真正阅读它。当然，总的来说这个国家中的“如同”并没有烟消云散。当书被没收，当演讲被政府雇佣的打手们强行驱散，或者尽管反对派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无辜的工人还是被投入监狱的时候，“如同”就变得清晰起来。在直接的行动空间中——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个空间在稳步扩大——这些“如同”依然不是假的。一个自由的小王国被创造出来了。而且“自由，当人们身体力行时，”柏克写到，“就是力量。”这是反对派创造的第二个惊人的发现——只要无所畏惧地做日常生活中的事，就能够变得强有力。但是所获得的这些权力，并不是曾经由他人行使、现在被从他们手中夺过来的；这是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新的权力。因此，他们的纲领不是为了从国家手中夺取政治权力，而是为了建设社会。1970年，示威工人曾经被警察激怒，随后其中一些游行到党委大楼——在波兰被简单地叫做委员会——并且将其焚为平地。雅采克·库隆提出了一条为他赢得了声誉、并且预示了事件的未来发展的建议：“建设你们自己，而不要焚毁委员会。”
“社会”（要通过运动来更新）和“权力”（这要留给政府的）之间的区别，成为反对派内部的流行话题和许多讨论的主题。虽然没有人像旧时的列宁主义者梦想的那样，希望政府垮台，但是在反对派成员之间确实产生了一种常见的、对政府嗤之以鼻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漠不关心，在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所表现出的非凡的个人勇气中，体现了自己的光辉，这些人有时做得如同波兰没有一个压制性的政府一样；在预料将要强制实行军管——军管令人吃惊地接管了团结工会的领导权，几乎和十六个月以前团结工会令人吃惊地接管政府的方法一样——即运动的彻底失败时，它仍然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尽管不那么令人愉快。就像社会集合了数百万人行动而没有得到政府的注意一样，因此现在政府集合的士兵和警察行动了，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注意。两边都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力量，可能是因为它们拥有不同种类的力量，而且两边都是以自己这种的力量为基础判断对方的力量：对政府来说，反对派很脆弱，因为它缺少军队和警察力量，而对反对派来说，政府很脆弱，因为它缺少公众的支持。根据政府赖以生存的“现实主义”法则，团结工会运动是件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同样，根据团结工会赖以生存的更加“理想主义”的法则，军管是不可能的。米奇尼克令人难忘地刻画了二者的区别：
这个强大的、自发的社会运动，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陷入了与当局日复一日的持续冲突当中，它没有清晰阐述过一个具体目标，也没有精确表明过一个与政府共存的理念。它任凭自己因为一些小争端卷入斗争，陷入无关紧要的冲突；它经常无序和无能；缺乏对敌人以及敌人思维的了解。团结工会知道怎样罢工，但不知道怎样忍耐；知道怎样迎头痛击却不知道怎样撤退；只有大致的概念，但是没有一个短期行动的纲领。它是一个有着钢腿和泥手的巨人，在工人中间是有力的，而在谈判桌上却孺弱无能。桌子对面的对手，不可能是诚实的，不可能弄好经济或者信守诺言。它只会做一件事：破坏社会团结。这名对手在它长达37年的统治中掌握了这门艺术。这名对手——权力精英——现在无论在道德上还是经济上都破了产，正因为它政治上的脆弱性，它无法再实施任何形式的政治纲领。团结工会把这个政治弱点当作它的整体弱点，忘记了这个并没有受到民主侵蚀的高压机构，在专制权力手中，仍然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尤其是一个目前正遭受冲击的独裁政府手中。波兰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一个有着泥腿钢手的巨人。
强制实行军管这件事中最让人惊讶的一点，可能就是惊讶自身。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团结工会已经成功地将其“理想”变为现实，因此，经过时间考验的富有效率的谋略，像军管一样拥有压倒性的支配力量，几乎赢得了一切而又被整个国家所遗忘。团结工会因信任而生，又因信任而死。当然，这一代价高昂的对政府阴谋的疏忽，是运动的一个失败，但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失败。
在《华沙日记》中，理查德。卡普辛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写到：“这里，一切都建立在某种不对称证明的原则之上：这个制度承诺将来证明自己（宣布只有将来才有普遍的幸福），但是它要求你现在、今天就要通过表现你的忠诚、赞同和勤勉来证明自己。你自己对每件事作出承担；而制度不做任何承担。”反对派的做法是以一种与此前的做法正好相反的途径，它在今天证明自己，而把未来交付给它自己。这种做法，为解决政治生活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即从政治上来考虑，坏手段和好目的之间往往不一致（通常认为政治上必须的残忍和欺骗的手段，与这些方法直接导致的高尚和智慧的结果之间的不一致）。在波兰反对派运动直接的社会行动中，手段与目的合而为一。每一个手段都是目的，反之亦然。例如，KOR的每个“手段”——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都同时是一个目的。一个勇敢的行动和一句真话就是好的“目的”，它们能使生活更充实、更美好——对人们的不满作出补偿和改进工厂的产品，对于进一步的完成来说，就是一个好的“手段”。改造对手可能要花一些时间，但是在自己行动的空间之内，能够立刻建立起公正的社会。接下来的是，坏的手段不能再被用来实现好的目的。如果路程和目的是统一的，就没有理由毁掉你正在乘坐的车子。我相信，这就是这场运动的非暴力的源头，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他们所做的比所宣称的更为严格。而使用暴力、破坏性的手段和目的，会污染这场运动的美德及其力量的源头。这场运动在行动上的特点——其直接面向社会及其问题、其对局部的强调、其对暴力和谎言的拒绝，和其他为高尚目的而奋斗的基本手段——形成了一个前后一致的整体。如果你希望局部地做，有什么能比你自己更“局部”？如果你希望今天就能产生结果，生活中的哪个领域能比你自己的行动更加伸手可及，更加彻底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如果你以改造社会作为自己和自己的行动的出发点，那你怎么能允许这些行动被残酷、欺骗和其他破坏行为所玷污？这种行动方法就是非暴力，“非暴力”这个词对它所描述的对象来说，过于约束也过于消极：过于约束，是因为这场运动在非暴力的同时，也没有欺骗、保密和许多其他可憎的东西；过于消极，是因为其最深厚的资源不是任何形式的禁忌，而是积极的、有活力的，通过米奇尼克所倡导的那种持续不断的公开行动，来实现一个自由而公正的社会的公开追求。这场运动的精神，在于其使用的方法不依赖于暴力和那些使用暴力的力量。一点点暴力对团结工会的伤害，可能就像一点点和平主义对战争中的军队的伤害一样大。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反对派运动的非暴力性，是其得到天主教会强烈支持的先决条件——无论如何，这一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多数观察家同意，导致团结工会产生的某种民族精神出现于一年多以前：1979年6月，当第一位波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首次返回波兰的时候。这次访问过后不久，米奇尼克描述了其后导致的公众心态关键性的内在变化：
尤利安。司徒科夫斯基（Julian Strykowski）所说的“波兰的第二次洗礼”正在慢慢进入我们的脑海。一些奇怪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同样那些排队买东西的人们，通常是沮丧的、好争吵的，现在变成了兴高采烈的、快乐的集体，一个人充满了尊严。警察从华沙的主要街道上消失了，但是到处都秩序良好。被长时间剥夺了真正的权力的人们，突然又拥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这就是能够概括出来的约翰·保罗二世的朝圣之旅的社会影响。
一场诞生于“第二次洗礼”的运动必须保持对其精神来源的忠诚，否则就会失去力量，而这场运动所采取的新的行动方式，使其有能力保持忠诚。在当今时代，将精神性的东西或者纯粹是道德的维度，引进政治生活中，始终受到可以理解的深深怀疑。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间的争论仍然存在，其本质在于二者基于的原则如此不同，以至其中任何一方采取另一方的原则，都被证明会带来巨大损失。上帝之城的危险在于：将自身与被认为是政治生活中固有且必须的坏手段联系在一起，从而变得残忍和失去精神上的纯粹。世俗之城的危险在于：采取和平主义的原则——甚至是采取体现《登山宝训》上教导的温和——会使它遭到削弱和毁灭；但是如果相反，试图将政治生活中的坏手段与精神生活中的纯洁目的联姻，坏手段又会得到比往常更多的放纵，而且会增加狂热和暴力（在今天的伊朗——此岸世界的野蛮在追杀彼岸世界的纯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在我们的时代，这种危险与在任何其他时代一样真实）。鉴于这些严重危险，很多聪明的观察家建议将这二者分开，但将其分开也要付出代价。如果在人类事务的核心有一个领域——政治——是不能涉足的，那么宗教的道德教诲就失去了半壁江山。同样，如果将适用于个人生活的道德立场排除在外，政治生活就失去了道德的控制。尝试制定只与政治世界有关的道德立场，一般是可能的，但是每当有人做出真正激进的尝试时——马基雅维利的着作可能是最突出的例子——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个人标准被亵渎了，我们被打败了。如果在政治领域中采用某种行为方式，并不提供邪恶手段用于高尚目的的正当理由，乃至区别手段和目的，精神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古老对立也就解决了。
其后精神和道德的能量就能够流入政治的世界，而并不必然被污染。二者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之上，即尊重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拒绝为了“明天”的一些高尚目的而玷污“今天”。这并不是说从今以后政治生活会变得完美，乌托邦式的革命所许诺的美满生活马上就能实现，而仅仅是说，政治领域中的演员们用来评价自己行为的标准，与每个人在其个人生活中都接受的标准相同。政治生活不会比个人生活更接近完美，但是也不再会是这样一个独特领域，于其中某种邪恶从原则上说必须这样，因而被认为是正当的。
自从甘地通过非暴力行动领导印度获得独立以来，就有一个陈词滥调，说非暴力只有在反对一个像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国家时才能成功，而当反对一个极权政府，如斯大林的苏联或希特勒的德国时就会失败。由于波兰没有赢得独立——甚至也没有谋求独立——这一假说仍然存在。考虑到今天的波兰政府虽然野蛮，但是比斯大林或希特勒的政权要温和得多时，这种看法似乎更加强了。然而，现在大概有了一个记录：到目前为止，对极权政府的最有效的抵抗，完全是非暴力的。非暴力行动，面对极权主义时不但不是无助的，而且被证明特别适合与其斗争。因此，说波兰人自由地选择了非暴力而不是暴力——虽然他们有机会用暴力推翻政府，但是由于人民支持非暴力的道德原则而拒绝这样做——是一种误导。相反，从一开始，暴力就被几乎所有人认为是对这场运动完全无益的。为了回答为什么这场运动采用非暴力手段这个问题，米奇尼克写道：“在波兰的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暴力能够帮助我们把苏联军队从波兰赶出去，或者剥夺共产党的权力。苏联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其对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枪。”反对暴力的决定，与其说是由波兰人自己做出的，不如说是由历史条件做出的。波兰运动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决定放弃暴力——虽然在斗争的激情和愤怒中，完美无暇地坚持非暴力政策所要求的自律，应该受到很高的赞扬——而在于其发现了和平手段也能给我们希望。
从历史上看，暴力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终极力量——人们在最后的、绝望的时刻，当所有的和平手段都尝试过并且失败时，才寻求最后的裁决者。“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希望的武力是神圣的。”李维写到。但当神圣的武力失败了的时候，人们相信，剩下的就只有沉默：或者是因为屈服，或者是因为死亡。在波兰，这一顺序似乎是相反的：暴力手段的无效——这种无效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所有这类的手段都没有得到尝试，甚至也不必尝试——导致了人们求助于非暴力手段。在传统的最终解决手段之外，发现了新的、和平的方法。政府宣布了“战争状态”，用它所垄断的暴力手段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社会，它“赢得”了战争（米奇尼克讽刺性地叙述道：“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通过占领和包围波兰广播电视大楼来给波兰武装力量的名字上增添光彩，更不用说他们还占领了电话局”）。按照传统的规律，这就是故事的结尾了；最后的手段用完了，最后一张牌打出来了，人民会甘心失败。但这并没有发生。看样子，米奇尼克写道，好象“波兰民族并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就不会做得如同自己已经被打败了，并且，不做得失败，就不是失败。“我获释以后看到的东西，不仅超出了我的期望，甚至超出了我的梦想，”于1984年4月4日米奇尼克记述道，“我发现团结工会的人聪明、意志坚定，准备好了长期的斗争。”政府的镇压消灭了它，但是反对派的精神永存。压制伴随着行动。逮捕在进行，但是人们不怕恐吓。现在他们生活在波兰已经发育许久的、最奇特的状态下：没有自由的自主性——伴随着监狱的自由。
波兰在非暴力行动上的未完成的实验，在这个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要最终毁灭人类为暴力形式的世界上，引起了特殊的兴趣。虽然波兰革命似乎对核问题无能为力，但是对我来说，波兰在苏联统治之下的困境，与世界在核时代的困境之间，似乎可以画出两条有趣的平行线。对波兰和这个世界来说，理智的思考都必须从认识到使用暴力的无益、自我毁灭，和如此的“不可想象”（米奇尼克用的这个词显得意味深长）起步。波兰和这个世界都因此被迫为自己的困境寻找非暴力的解决方法。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共存，而非暴力——常常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的选择——是最大的现实主义。波兰和这个世界也都得到过专家的意见，说它们的困境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必须接受现状；另外二者也都被告知，要“不安于”现状。波兰最终找到了一条道路，而在这条路上也有着这个世界的希望。这让我们怀疑，在国际事物和外交领域，未必不存在像团结工会那样，超越了暴力的某些解决方案，它们既是务实的，又是理想主义的；尤其是暴力，这个古老的解决方案，现在变得无用和破产。
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并且如果能用它来把分裂的欧洲再次联合起来，那么它就不仅是波兰运动的翻版，而且是它的补充。那么，波兰和世界就能够以同样的途径摆脱困境。
这样的概括十分诱人——将波兰革命看成实践了基于生活的一种政治，采用公众同意和支持的形式，自然和自发地扩展了人类成员共同行动、从事建设和创造的能力；而相比而言，政府则实践了一种死亡的政治，政治权力采用了恐惧的形式，扩展了人类分裂和毁灭、最终是互相杀人的能力。但是米奇尼克似乎对这样的描述感到愤怒，这最早出现在他的文章《蛆虫和天使》中，他把这称作政治上的摩尼教价值观的罪孽，即一个人把一切恶都安在对手的头上，而把一切善都安在自己头上。米奇尼克拒绝政治上的摩尼教价值观，无论它出现在哪里，而他发现它对波兰尤其不合适。他承认苏联政权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从波兰的生活中消失，他认识到每个人，即使是最勇敢的人，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适应这一现实。因此，不可能把波兰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一个恶，一个善。相反，恶与善的分布是广泛和微妙的。在政府官员必须衡量其作决定时是多点残忍和意识形态，还是多点人道和务实时，在教授必须衡量在专业文章中应该说多少真话时，或者在一个被监禁的活动家必须衡量是否在政府作为释放他的条件放在他面前的“效忠誓言”上签字时，都会发现善与恶。第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个贪婪和自私的人；第二个人基本上可能是个相当好的、但是胆怯的人；第三个人可能是个英勇但是动摇的人。但是在他们身上都存在着善与恶，而且在每一个案例中，米奇尼克都愿意看到善获得胜利——至少前进一步。按照这种社会改良观点，没有人会被整个当成“蛆虫”，也没有人能因为是“天使”从人类的境遇中得到豁免。
“蛆虫”这个说法不是米奇尼克自己的，而是源于同一时代的作家彼得·威尔兹比克（Piotr Wierzbicki）的讽刺文章《论蛆虫》，其中列举了自私的、伪善的或意志薄弱的人用来逃避自己反对政权的责任的种种合理化手段。米奇尼克做了一个新颖的智力练习来回答他。他钻研了波兰历史，问自己哪些人根据威尔兹比克的标准会被称作蛆虫，并且得出结论：许多最受人们崇敬的人物，在其部分生涯中都是有资格被称作蛆虫。米奇尼克的目的不是为了诋毁波兰历史上的英雄，而是为了鼓励人们对今天的妥协行为有更多宽容的理解。历史常常被那些满腹牢骚和谴责的人所拷问。米奇尼克的意图恰恰相反：他用历史来宽恕现在。他的论点的中心是，认识到在这些政治形势下，有着需要妥协的源头：“波兰民族受到外国统治是长期的，所有运用武装抵抗来捍卫民族价值的希望，都变成彻底的泡影，为了保存民族整体的生存，与瓜分的权力寻求妥协变成必不可少的。”在这种环境中——当然也是波兰现在的环境——与政府妥协，甚至参与其中，永远不可能会断然拒绝。“完全接受妥协方案会导致道德上的妥协和精神上的投降”这是事实，而“完全拒绝这一方案或多或少会导致孤立”这也是事实。米奇尼克用历史上的例子，展示出不同的——甚至表面看上去是相反的——立场都有自己的优点。那些体制内的人可能会修建对国家有真正和持久的用途的设施——铁路、大学；那些在体制外造反反对政权的人们，可能会在将来一些时候保卫国家的尊严和抵抗占领。做出这些抉择的杰出人物进行了激烈的、常常是苦苦的讨论（米奇尼克在他的历史文章里对这些讨论进行了有趣的描写），但是现在米奇尼克在寻找——引自作家安东尼·斯洛尼姆斯基（Antoni Slonimski）的话来说是“没有愤怒的智慧”，于其中，那些承认选择上的差异，并且在今天面临着相同选择的人中间鼓励更加宽容与合作的人物，会做出贡献。按这种观点，理解、宽容和谅解，是每个人在与他人打交道时的口号，但是也有一个领域需要严苛的评价——当一个人与自己打交道时的领域。米奇尼克在一个雄辩的段落中暗示了同样的观点，坦率地说是：没有人能够代替另一个人作出道德选择。
亚历山大。瓦特（Alekander Wat）曾经写道，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莎士比亚说出来的：他们应该去死。
也许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是我相信这个答案一个人只能自己得出，这个方法只能一个人自己采用，一个人只能要求自己做出牺牲。一个人要求别人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就是专横地赋予了自己决定他人生命的权利。这通常会导致非常糟糕的结果。
米奇尼克没有说他准备好了去死，但是他感到不用这么说，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给其他任何人提建议。无论如何，当需要做出牺牲时，行动比言语更有力量。米奇尼克劝告我们不要要求他人的自我牺牲，但是他往往是从监狱中提出这一劝告的。
人类鲜血的洪流一直在永无休止地流淌着，贯穿政治事件的历史始终。有时膨胀为急流，冲走面前的一切，有时收缩成细流，但是永远不会完全干涸。在我们的时代，它最后一次威胁冲出堤岸，而且冲垮了历史本身。一些人可能勉强接受流血是政治生活的需要，一些人可能会谴责它，另一些人可能欣然接受它，但是进入政治世界中的每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其打交道。波兰的反对派运动——米奇尼克为它写作——除了从其成员的血管中流出来血的以外，没有在这个洪流中增加一滴鲜血。并且，虽然运动对遏制其对手的暴力和压制无能为力，但是其在斗争中将属于世界上有记录的最荣耀、最具独创性和最成功者之列——无畏地、有准备地用行动支持自己的信念；不愿以效率的名义，把自己的立场降低到对手的水平；准备为追求有限的目标作出无限的牺牲；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准备去死但是不愿杀人；甚至在看来是失败的、一些美好和有价值的东西被世界抛弃的时刻，不动摇支持其信念的决心。在他的牢房里，违抗了看守的命令，亚当·米奇尼克在写作，而他的句子将一代代流传下去：
对这些有着死气沉沉、目光闪烁的眼睛，迟钝但是精于折磨人的思维，和渴望社会认可的肮脏灵魂的人来说，你只是原材料，他们可以对你为所欲为。他们有自己特殊的心理学：他们相信任何人都能够被说服去做任何事（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和恐吓）。对他们来说，这只是要支付多高的价格，和要施加多大的痛苦的问题。虽然他们的行动是例行公事，但是你的每个失误，每次失败都给他们的生命带来了意义。你的投降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职业上的成就——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目的。因此，你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与他们进行的，关于你的人生意义、关于他们人生意义的被剥夺、关于使每个人的存在有意义的哲学讨论。你卷入了乔尔丹诺·布鲁诺与宗教裁判官、十二月党人与沙皇的警察总长、瓦列里安。卢卡辛斯基（Walerian Lukasinski）与沙皇的灭绝天使、卡尔。冯。奥西耶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与金发的盖世太保军官、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与身着内务部蓝色滚边制服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之间的辩论；你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对此，亨利·爱雷茨贝格（Henryk Elezberg）曾经说过，你的成就有多大价值，不能用你的理想有多大的胜算来衡量，而应该用理想本身的价值来衡量。换句话说，你获得胜利不是因为你战胜了权力，而是因为你保持了对自己的忠诚。
Jonathan Schell
刘荻译
政治活动中的原创性远比科学和艺术中的原创性更为罕见。而更加罕见的是，原创性的政治活动扩展了人类的潜能，而不是损害或摧毁它们。波兰的反对派运动，在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且禁止了独立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之后，继续活动了四年，在我看来，它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迄今为止，这个世纪在政治领域最有独创性的发明大概就是灾难性的极权主义，不幸的是，它极大地扩展了人类在组织起来的罪恶方面的能力。至目前，在付出至少数十年和上千万生命的代价之后，在人类精神中产生了在全部每个方面相应的回应。这一回应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由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极权主义体系——苏联共产主义体系在波兰的翻版——在约瑟夫·斯大林时代达到了其野蛮的顶峰之后，有了相当程度的缓和，这是事实。当然，极权政府也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武力击败并最终摧毁纳粹政权的同盟国前所未有的有效抵制，这也是事实。但是现在极权政府从其国家内部召唤出了强大的对手。波兰的自我限制的革命——所谓“自我限制”，顾名思义，即尽管得到了波兰公众潮水般的支持，它还是从推翻政府的企图中抽身而出——有着很多新的特征。它有着至关紧要的工人阶级的广泛和持续的参与，有着世俗反对派和天主教会的联盟，有着献身于自由和运动内部的民主精神。但是比这些都重要的，是新的行动方式的发现，这是一个使得所有这些成为可能的巨大贡献。尽管在反对极权统治方面训练有素，波兰的运动却没有变得和其对手相似；它对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欺骗的回答不是花样翻新的暴力和欺骗。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变革，完全放弃这些年代久远的手段，把它们留给政府中的敌人，而从完全不同的源头中寻求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旨在正常的公民生活的大量的和平活动。这样做不仅背离了极权主义的惯例，也背离了大多数其他革命的暴力实践。有人质疑波兰的反对运动是否真的算得上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没有推翻政权，甚至也不谋求推翻政权，它也许被看作很快就失败了。而仿佛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它在生活的其他领域更全面地得以展开——社会、文化、道德甚至精神领域。说到底，一个领域自身的实践是最为彻底的，它并不亚于革命历史中的一个新章节。从这方面来说，不仅仅是发生了一场革命；而是发生了一场关于革命的革命。这场革命于1980年引人注目地突然爆发；随后在1981年12月，其组织团结工会被宣布为非法并被迫转入地下；此后虽然没有再次成功地组织戏剧性的全国示威，但它以许多方式再次浮出水面，有时比以往更加有力。对波兰来说，革命的最终成果迟早会被释放出来，但是对于总的世界政治史中的章节来说，它已经被写入由在政治和道德生活中的大量发明和发现所组成的记录之中，不会被后来发生的事件所淹没。波兰仍然在其地缘政治的牢笼中踱步，但是它已经越过障碍，送给我们其余的人一份难以估量的礼物。
在今天来自波兰的声音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亚当·米奇尼克的声音。他作出了一个预测，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相信专制独裁统治注定要失败。现在没有人相信他们虚伪的诺言。他们仍然拥有监禁和杀人的力量，但是几乎没有其他力量了。我说“几乎”是因为他们还留有用自己的仇恨和耻辱来污染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用尽全力来抵抗这些污染，在我们面临的全部斗争中，这是最艰难的。
米奇尼克目前呆在极权政府的监狱之中，而他最关心的——这给我们提供了理解他的思想和人格的一把钥匙——是运用他自己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品格，连同当下局势中的其他受害者的品行一道，在某一天为极权主义崩溃之后的政治制度定下基调。他的文章是我们了解这场革命的发源以及更重要的其革新性实践最有价值的指南。米奇尼克1946年生于华沙，他把自己的父母描述为“犹太裔波兰共产党人”。在二战前的波兰，他的父亲曾因政治活动而坐牢。从少年时起，亚当就证明自己是一个活跃的政治活动家——但是与其父母的倾向明显不同（1977年，他父亲参加了在一个教堂中举行的支持呼吁从监狱释放亚当等人的绝食抗议活动，从而成为了儿子的反对共产主义活动的充分支持者。）十五岁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叫做“矛盾寻找者”的政治俱乐部，却被很多波兰人非正式地叫做“修正主义苗子”。（后来，政府给这些年轻人起了个更加可怕的称呼，开始管这个俱乐部叫“恐怖小组”。）十八岁时他第一次被捕，原因是卷入书写和散发一封批评政府的“致党中央公开信”，由雅采克·库隆和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牵头署名，这两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因正在浮出水面的反对运动而崭露头角。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分别被判刑三年和三年半；米奇尼克被关押在监狱中两个月。此后他的生活完全在政治活动和坐牢之间循环。1964年他进入华沙大学历史系学习，1966年他因为参加其中有哲学教授克拉科夫斯基批评政权的讨论而被停学。1968年他因为协助组织抗议当局禁止上演备受崇敬的十九世纪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戏剧《先人祭》，而在高教部的命令下被开除出大学。大学中发起抗议他的被开除；因此官方阵营发起一个带有反犹主义色彩的运动来攻击抗议者。1969年2月，他因为加入一个企图推翻政府的地下组织而被判入狱三年，尽管实际上这个组织并不存在。服刑一年半之后他被释放，在华沙生产灯泡的罗莎·卢森堡工厂工作。1971年他离职，并且最终以扩招生的身份进入波兹南大学，直到1975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1977年5月他再次被捕，但是由于知识分子群体大面积地抗议此次逮捕，他和其他人两个月之后就获得释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协助建立独立出版社，还协助建立称之为“飞行大学”，在人们的公寓等地方讲授未经审查的课程。1980年8月，他和另外几个人再次被捕，这次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把他们的获释作为与政府达成的历史性协议的最终条件——这个协议以团结工会合法化为基础。实行军管之后，他再次被投入监狱（未经审判），并被关押超过两年半。他获释六个月之后再次被逮捕，审讯，并被判刑三年，目前正在服刑。
米奇尼克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当然也不是一个“政治科学家”——或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体系的倡导者。他的写作，像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或甘地的文章和书信一样，不仅仅是对行动的反映，而且本身就是行动的一种方式。同样公正地说，他的行动——以及其他无数波兰人的行动——也是一种写作，这些行动因其创造力而有一种力量来揭示新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它们像任何一部伟大的着作一样伟大。米奇尼克的着作既反映、又帮助塑造了波兰人民曾经拥有和正在被带入现实的新的可能性。在描写的同时又参与历史事件的能力是不寻常的。写作就其本性来说需要孤独，而政治行动就其本性来说需要永远与他人交往。对米奇尼克来说，这一两难问题似乎被当权者解决了，因为他们反复把他关进监狱。在写于1985年春天的《狱中书简》中，他提到，当他得到六个月的自由的时候，他无法写作，但是他发现自己再次入狱时，创作马上重新开始了，他还用与众不同的反语和幽默告诉把他监禁起来的将军：“感谢您严密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并给我提供合适的地方来沉思。”（米奇尼克的文章让人愉快的地方之一，是主题的沉重和风格的轻松结合在一起。）总的来说，米奇尼克给政府惹了这么多麻烦，以至于他们必须他监禁起来；但是一旦被监禁，他便开始写作，他的信被偷带到外面，被整个波兰以及外国阅读，没有比这给政权找的麻烦更多了。其中的一个困境在于——而且决不是最后一个——是这个政权弄不清楚对手在哪里。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评论道，最好的小说家不仅仅证实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还能够揭示存在的新面貌。这可以用来形容米奇尼克的政治写作。他从不仅仅为已有的争论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的声音增加分贝，从不仅仅是卷入用语言向一个固定的目标开火。其可能的结果就是，他的文章虽然写于政治斗争之中，却是平衡和公正的典范。他致力于加深自己和他人的相互理解，而不把精力浪费在出于偏见而歪曲对方的观点上。他文字上的爱好也有效地阻止了粉饰的倾向。当他发现在一位作家所描绘的当代生活图景中，将政治过分狭隘化，他声称这个人遗忘了：“整个社会和政治现实中激动人心的部分……混杂着失败与希望、理智与天真、恐惧与虚张声势的迷人的全景。”一次，当团结工会的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一群被激怒的暴民在奥特维克城包围了一个他们认为殴打过两个醉汉的警察。米奇尼克从别处被叫到现场，他自我介绍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他帮助使人群平静下来，并且救了那个警察免遭伤害。他的文章中也充满了同样的精神，不愿意看到发生不公正的事，即使是发生在那些正在不公正地对待自己的人身上。他不愿意在任何政权面前屈服，同样不愿意在任何竞争的派系或习俗面前放弃自己的思想或良心。他用行动和语言提醒我们，尽管自由可能也许是必须由制度来加以保证，但是人类的自由最终永远靠个人精神来实现。
在1976年，团结工会诞生的四年前，米奇尼克写了一篇富有预见的文章，名为《新演进》，在文中他推荐了一个政治反对运动的新方向，在当时相对弱小。这篇文章展现在波兰“对其盟友的义务”的背景之上——这是提到波兰政治生活的基本现实时的委婉说法之一，这个现实是苏联军队的压倒性力量，以及苏联经常利用军队来展示令社会主义卫星国服从其政治统治的决心（世界上没有地方能够比东欧国家在听到“我们的盟友”这个词语时有更多不详的感觉。）如果这一威胁以某种方式消失了，似乎可以谨慎地说，波兰的共产党政府马上就会倒台（当然实际上，这一威胁的在这世界上消失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被外国力量，尤其是被邻国俄罗斯统治，对波兰来说很难说是件新鲜事：它曾经被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分割超过一个世纪——从1795年到1918年，而且抵抗这些武装的敌人几乎和今天抵抗苏联一样无望。今天，一个新的因素更加钳制了寻求确立自身的波兰——核武器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波兰处于被核对峙所冻结的重要位置，在军事和外交上不得动弹。在过去，尽管反抗是徒劳的，波兰还可以梦想被外国军队或激烈的国际秩序重组所导致的战争所拯救；而且，事实上本世纪波兰有两次是被战争从统治者手中解放的：先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波兰获得了独立，而后是纳粹被赶出波兰，不幸的是，这只是为苏联统治这个国家让位。今天，无论如何波兰必须认识到整个欧洲都认识到的事实：在核时代，欧洲的版图几乎不再可能被进发的军队所改写。我们的时代还告诉我们在核对峙和核灭绝之间两者必居其一，而不管其中哪一种，都不存在拯救波兰的希望。总之，波兰人被三重力量所征服：在地方的层面上，是华沙的极权政府；在国家的层面上，是苏联侵略的直接威胁；在国际层面上，是核武器导致了军队的瘫痪，这使整个糟糕的现状得以维持。
对大多数战后观察家来说，如此纠结的情况意味着毫无希望，他们毫不犹豫地宣称波兰的情况不可能有巨大的改善。问题在于（任何人都会为说出如此不言而喻的事实而烦恼）因为波兰无望击败部署在其周围压倒性的军队和警察部队，所以任何抵抗都注定要失败。米奇尼克的天才在于把这一见解分成两个部分，并且接受前者（不可能击败军队和警察部队），而拒绝后者（任何抵抗都没有希望）。如果说我们能够从所面临的可怕逆境中获得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幻想的破灭：避免了把精力和体力浪费在追寻不可能的目标上。从历史上看，波兰人是最浪漫的民族，习惯于追寻遥远的机会和梦想，但是经历了苏军用来维护其极权统治的两百个师做后盾的核武器这种挫折，即使是最狂热的武装抵抗的梦想也不能幸存。对这一立场的最终接受，为新的探索和一种新思想方式扫清了道路。因为暂时没有越狱的希望，波兰反对派运动的成员开始更加仔细地检查里面的牢房，看上去生活在一个无法定义的时期，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这就是说，认识到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军事行动能拯救波兰，他们开始仔细审查局部环境中的微小细节。很清楚，苏联军队无法被赶出波兰；但是十个人聚在某人的公寓里聆听未经审查的波兰历史课又如何呢？在国事上，共产党可能无法被从其“领导地位”上赶下来；但是一群工人开始出版一份真实全面地描述工厂情况的简讯，又如何呢？而当数以百万计的人丢掉恐惧，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诸如此类的局部行动，又会发生什么？这一新的发酵剂，用伊琳娜。格鲁金斯卡-格罗斯（Irena Grudzinska-Gross）在《团结工会的艺术》中的话来说，就是“努力超越政治范围的限制，但又保留在自身地缘学的界限之内。”
把政治显微镜的镜片对准这些问题的最敏锐的头脑，可能就是米奇尼克。在《新演进》中，他考察了政治情景，并提出了一种行动的新途径。他的工作开始于这样一个预设之上：“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独裁统治……既不现实，又危险”。他渴望波兰的完全独立，但是也接受这一事实：任何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没有希望成功的。然而他看到一种行动的机会，他相信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在苏联强权的巨石与当代波兰生活中坚硬地带之间，他发现了空隙。按照惯常的观点，无论如何，苏联的利益和波兰社会的利益都是永远截然相反的。米奇尼克得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苏联的政治领导层、波兰的政治领导层，和波兰民主的反对派的利益”他写到，“基本是共存的。”因为对三者来说，苏军的干涉都是一场灾难：对苏联领导层来说，这将会导致国际威望上会遭到巨大而持久的损失；对波兰领导层来说，这将会失去其正享有的有限的统治权，甚至可能会被“废黜”；而对波兰反对派来说，这将产生流血和苏联更严酷的直接统治。这样一场侵略，会导致“一场战争，波兰……不可能在战场上取胜，而苏联不可能在政治上取胜”。他总结到，三方利益的统一，划出了“一个容许政治运作的领域……一个可能妥协的范围”。
着手回答“能够做什么”这个问题时，米奇尼克研究了以往的努力，这体现了他的写作的全部精神特征，那就是尽管他对某种努力的最后评价是否定的，他还是对所取得的任何好结果都给予慷慨的赞扬。米奇尼克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信奉“历史暗藏在人的背后起作用”的人——但是他永远关注大的历史事件，任何个别的行动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永远热情地注视着一个时期的一个脚步，虽然它并不完善，还可能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但它也许会使下一个阶段的下一个脚步成为可能。他把波兰当代历史上的改革派分成两种：修正主义者，他们谋求激发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理论的人道的那些方面，来使共产主义统治温和化和自由化；和所谓的新实证主义者，即天主教派别，他们从原则上拒绝共产主义，但是寻求通过与其合作来使其松动的实际政策，他们甚至也参加波兰议会。米奇尼克写到，修正主义者是“忠于圣经（即马克思主义），但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释它”，而新实证主义者“忠于教堂（即现实的共产政府），希望它迟早会不复存在”。二者都是在体制内做工作的方法——呼吁“共产党高层的理性思考”的方法，而且在一段时间内——通常是以书籍和文章的方式，在稍微自由一些的知识界中——都取得了有限的积极成果。这两派都必须付出那些选择在体制内做工作的人永远要付出的代价：为了保持他们的影响，他们需要放弃同那些致力于从体制外来改变体制的人之间的联系。因此，当体制外的抗议沸腾的时候，改革派的致命危机就到来了：对修正主义者来说是在1968年，当支持高校自由化的学生运动发生，而后遭到镇压——撤消大学中的一些系，开除学生和报复他们的父母——的时候；而对新实证主义者来说是在1976年，当工人们示威抗议政府宣布食品价格上涨，而政府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报复的时候。在这些时候，任何希望保持其最大限度地站在社会一边的反对派，都必须表明自己支持哪一边——“镇压者的那边还是被镇压者的那边”——因为上述两种改革都不能这样去做，因而它们都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米奇尼克分析了制度内部改革努力的失败，从中得出了一条关键的看法：“我相信，使今天的反对派与过去的改革倡导者不同是如下信念：渐进的纲领应该面对的是独立的公众舆论，而不是极权政府。这样一个纲领应该为人们提供应该如何行动的建议，而不是向政府提供如何改革的建议。这个建议是简单的，但其内涵是激进的。行动的着眼点的改变导致实质的改变。那些走上层路线的人想要达到任何目的，都必须依靠上层的讨论和心血来潮。而那些在社会之中并且和社会并行的人们则能够直接行动。然后政府有责任做出对应。第一种方法基于的信念是：政府通过垄断暴力工具也垄断了政治权力，认为与政府合作是分享权力的唯一方法。第二种方法基于的信念是：权力还来源于其他地方，来源于公众舆论，并且寻求发展它们。而米奇尼克不像其他那些在曾经放弃政府中的权力、转向公众作为补偿的人，他不谋求推翻政府。准确地说，他希望，社会立即和直接地接管起自己的命运，扎根于生活的领域，只有在谈判时才与政府打交道。他希望最后的结果会是一个以妥协为基础的”混合体“：政府在执掌国家政权的同时应该承认和接受社会中的其他独立机构。米奇尼克列出了那些他希望能够推进”新演进“的社会团体。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工人，他们的参与是”公共生活向民主演进的必要条件“。他异常准确地预见到，关键是独立的”代表工人利益的团体“的建立。第二是天主教会，它一向保持独立，但是近来对捍卫他人——包括工人——的独立和权利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心。在教会中，米奇尼克注意到，”在反对‘唯一的无神论上帝’的同时，他们已经在采用“人权宣言”中的原则。“第三是知识界，他们的职责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捍卫道德和政治的基本原则。
米奇尼克按照自己的见解行动，并且很快就忙于组织和参与大量的独立团体。值得一提的是保护工人委员会，通常称为KOR——其波兰语名字的字母缩写。KOR并不作政治煽动，或以其他方式向政府进言。相反，它为那些以种种方式受到政府镇压的工人及其家庭提供具体的帮助——经济上、法律上和医疗上的。的确，委员会明确宣布，其目的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并且将其活动限制在其创建者之一里普斯基（他写了一部精彩的关于这个组织的历史着作）所说的“社会工作”之内。但是在KOR眼中被认为是社会的东西，却被政府定义为政治的，对极权政府来说，它要求集体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政府来组织，并在其管理之下。由于极权政府深入到通常被视作其力量来源的日常生活中，KOR发现了它的一个弱点：恰恰由于极权政府把日常生活政治化，日常生活才能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广阔天地。在这里，KOR暗暗地与政府较量。结果，KOR成员很快开始遭到和他们想要保护的工人同样的镇压——失业、逮捕、监禁、殴打，有些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组织不寻常的特点之一是，其成员情愿遭到政府报复，并不是为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政治纲领或是远大的目标，而是为了把钱放在失去父亲的家庭手中，或者在审判一个工人的时候为他准备有利的证词。似乎只有伟大的目标才能证明牺牲的意义，可是KOR工作者却准备为不大的目标做出巨大的牺牲。“在一些异议人士的圈子中，KOR成员被嘲笑为‘社会工作者’，”里普斯基写到，“但是在KOR内部，得到同事这样的称呼，被视为是一种荣誉。”
采取一种“在社会中直接行动”总体政策，意味着一系列对封闭的波兰社会来说十分新颖的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公开性。当KOR在1976年9月刚成立的时候，其成员写了一份有关目标的声明，他们不仅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这在波兰的反对派团体中是没有先例的——还加上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之后，委员会尽最大可能按照公开性、公开行动的政策去做。与公开性关系密切的是真实性。在其全部的报告和出版物中，KOR努力一丝不苟地做到事实准确。就其本性来说，这项政策既有理想主义的原因，也有实用的考虑。成员们相信，说真话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还估计，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社会中，一个组织努力开辟通向真实的小路，会赢得支持和力量。另一项新政策是“行动的自主性”。自主性是反对派希望整个波兰和每个波兰人都做到的。KOR成员将其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从而开创了这一政策。“不可能由组织来吩咐某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里普斯基写道，并补充道，“这个原则是：如果有些人想做一件事，而又不违反KOR的原则，他们应该被允许追寻自己的理念。而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件成功的工作都是由那些受自己的主动和热情所驱使的人完成的，而这产生了最好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波兰的反对派活动家们谈论自主性——即每个人自由行动的能力——像谈论自由——即一个人行动的权利——一样多（你可能会说，在西方，我们有很多个人自由，但是几乎没有自主性。我们有决定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权利，但是我们不大愿意使用这种权利来使自己烦恼）。最后一项政策是信任。我们一般多少把对某个人的信任当作一种副产品，是由他人值得信任的行为无意中导致的，而不将其看作是某项政策、或者是我们有目的造成的结果。但是对KOR来说，信任确实是一项政策。理由之一是秘密警察的渗透：每做出一步决定都要防范这个。KOR决定拒绝怀疑，和怀疑所带来的所有装置和程序，“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
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的政策，可能被放在一起简单地形容为高尚地战斗的政策，它们不是任何主导计划的组成元素，但它们是一致的。它们让KOR更多地在政府旁边工作，而不仅仅是与政府斗争。尽管KOR没有任何夺取国家政权的计划，但他们确实希望独立于政府的行动能够扩散开来——这就像封闭社会中发生了一场自由的传染病。里普斯基评论到：“KOR的长期目标，是在独立于KOR之外的不同领域和的不同的社会团体中，促成自主行动新的中心点。KOR不仅同意它们的独立，而且还希望它们独立。”这一希望在过去的几年里完全实现了。
KOR的内在精神朴实无华，它作为我们时代的楷模组织，比起最终决定性的行动更加杰出和鲜明。1981年9月，KOR成员决定，其角色由团结工会来完成，并投票决定KOR解散。KOR的完全消失，从表面上看，其中似乎混杂着个人利益、派系竞争和官僚势力，这些单独起作用的外因，往往取代了一个组织成立时的目标，并且将其变成这个世界上一个呆板的负担。当KOR存在的理由消失时，它也就消失了。这可以用乔治·奥威尔对甘地的评论来解释：“被成功地甩在后面的气味是多么干净呀！”
1980年8月，KOR的小溪流入了团结工会的大河，但是它已经为决定这条河的流向做出许多。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的政策被保留了下来。像米奇尼克在监狱中写的那样，运动的“本质”仍然“基于重建社会、在官方机构之外恢复社会联系的纽带。”紧跟着的是贯穿全社会的、多种多样的公民行动的全面爆发，覆盖了从团结工会自身到要求停止污染和保护消费者的社团（这些领域以前都受到政府极度忽视）。有人回想起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描述：“所有时代、所有环境和所有性格的美国人，都不断地结社。他们不仅有每个人都参与的商业和制造业公司，还有一千种其他的社团：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聊的、宽容的或严格的、极大的或极小的。美国人通过社团来提供娱乐，建中学、盖客栈、建设教堂、发行书籍、向地球的另一面派传教士。”（当然，明显的区别是，在托克维尔的美国，地方团体的工作多少是与国家政府相协调一致的，而在波兰则是恰恰相反。）在这次行动大爆发中，政治生活的真正要素，它曾经被四十年的极权统治捣得粉碎，现在以新的、生气勃勃的形式重新聚合了起来。革命的经典程序是首先夺取国家权力，然后利用权力去做你相信是好的事情。波兰革命的顺序是相反的。它从做好事开始，之后才把注意力转向国家。按照一种享乐主义信条“Carpe diem”的政治和道德观点，反对派直接行动，毫不迟疑、直达目标。这是个简单但是激进的指导原则：开始去做那些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开始做你心中的理想社会中的人。你相信言论自由？那就自由地说吧。你热爱真相？那就说出真相吧。你相信开放社会？那就开放地去做吧。你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那就体面而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用米奇尼克的话来说：“新演进，”“每一个反抗行动都让我们在此刻建立起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不仅是一个宪政架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真正的、日益增进的一个自由人们的共同体。”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在他们追求真理的斗争中，或者引用克拉科夫斯基的话说——‘过有尊严的生活，’反对派知识分子不仅像俗话说的，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且也为了更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波兰革命：团结工会》的作者Timothy Garton Ash恰当地注意到，反对派的做法是“如同”（as if）波兰已经是一个自由社会那样去做。而当反对派开始以这种方式去做的时候，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当他们开始按照“如同”去做的时候，这个“如同”就开始烟消云散了。随后他们就真的在保护工人（而且经常成功），演讲或出版书籍。不是“如同”它是一本书，它就是一本书，而且人们不久就能真正阅读它。当然，总的来说这个国家中的“如同”并没有烟消云散。当书被没收，当演讲被政府雇佣的打手们强行驱散，或者尽管反对派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无辜的工人还是被投入监狱的时候，“如同”就变得清晰起来。在直接的行动空间中——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个空间在稳步扩大——这些“如同”依然不是假的。一个自由的小王国被创造出来了。而且“自由，当人们身体力行时，”柏克写到，“就是力量。”这是反对派创造的第二个惊人的发现——只要无所畏惧地做日常生活中的事，就能够变得强有力。但是所获得的这些权力，并不是曾经由他人行使、现在被从他们手中夺过来的；这是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新的权力。因此，他们的纲领不是为了从国家手中夺取政治权力，而是为了建设社会。1970年，示威工人曾经被警察激怒，随后其中一些游行到党委大楼——在波兰被简单地叫做委员会——并且将其焚为平地。雅采克·库隆提出了一条为他赢得了声誉、并且预示了事件的未来发展的建议：“建设你们自己，而不要焚毁委员会。”
“社会”（要通过运动来更新）和“权力”（这要留给政府的）之间的区别，成为反对派内部的流行话题和许多讨论的主题。虽然没有人像旧时的列宁主义者梦想的那样，希望政府垮台，但是在反对派成员之间确实产生了一种常见的、对政府嗤之以鼻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漠不关心，在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所表现出的非凡的个人勇气中，体现了自己的光辉，这些人有时做得如同波兰没有一个压制性的政府一样；在预料将要强制实行军管——军管令人吃惊地接管了团结工会的领导权，几乎和十六个月以前团结工会令人吃惊地接管政府的方法一样——即运动的彻底失败时，它仍然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尽管不那么令人愉快。就像社会集合了数百万人行动而没有得到政府的注意一样，因此现在政府集合的士兵和警察行动了，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注意。两边都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力量，可能是因为它们拥有不同种类的力量，而且两边都是以自己这种的力量为基础判断对方的力量：对政府来说，反对派很脆弱，因为它缺少军队和警察力量，而对反对派来说，政府很脆弱，因为它缺少公众的支持。根据政府赖以生存的“现实主义”法则，团结工会运动是件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同样，根据团结工会赖以生存的更加“理想主义”的法则，军管是不可能的。米奇尼克令人难忘地刻画了二者的区别：
这个强大的、自发的社会运动，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陷入了与当局日复一日的持续冲突当中，它没有清晰阐述过一个具体目标，也没有精确表明过一个与政府共存的理念。它任凭自己因为一些小争端卷入斗争，陷入无关紧要的冲突；它经常无序和无能；缺乏对敌人以及敌人思维的了解。团结工会知道怎样罢工，但不知道怎样忍耐；知道怎样迎头痛击却不知道怎样撤退；只有大致的概念，但是没有一个短期行动的纲领。它是一个有着钢腿和泥手的巨人，在工人中间是有力的，而在谈判桌上却孺弱无能。桌子对面的对手，不可能是诚实的，不可能弄好经济或者信守诺言。它只会做一件事：破坏社会团结。这名对手在它长达37年的统治中掌握了这门艺术。这名对手——权力精英——现在无论在道德上还是经济上都破了产，正因为它政治上的脆弱性，它无法再实施任何形式的政治纲领。团结工会把这个政治弱点当作它的整体弱点，忘记了这个并没有受到民主侵蚀的高压机构，在专制权力手中，仍然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尤其是一个目前正遭受冲击的独裁政府手中。波兰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一个有着泥腿钢手的巨人。
强制实行军管这件事中最让人惊讶的一点，可能就是惊讶自身。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团结工会已经成功地将其“理想”变为现实，因此，经过时间考验的富有效率的谋略，像军管一样拥有压倒性的支配力量，几乎赢得了一切而又被整个国家所遗忘。团结工会因信任而生，又因信任而死。当然，这一代价高昂的对政府阴谋的疏忽，是运动的一个失败，但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失败。
在《华沙日记》中，理查德。卡普辛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写到：“这里，一切都建立在某种不对称证明的原则之上：这个制度承诺将来证明自己（宣布只有将来才有普遍的幸福），但是它要求你现在、今天就要通过表现你的忠诚、赞同和勤勉来证明自己。你自己对每件事作出承担；而制度不做任何承担。”反对派的做法是以一种与此前的做法正好相反的途径，它在今天证明自己，而把未来交付给它自己。这种做法，为解决政治生活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即从政治上来考虑，坏手段和好目的之间往往不一致（通常认为政治上必须的残忍和欺骗的手段，与这些方法直接导致的高尚和智慧的结果之间的不一致）。在波兰反对派运动直接的社会行动中，手段与目的合而为一。每一个手段都是目的，反之亦然。例如，KOR的每个“手段”——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都同时是一个目的。一个勇敢的行动和一句真话就是好的“目的”，它们能使生活更充实、更美好——对人们的不满作出补偿和改进工厂的产品，对于进一步的完成来说，就是一个好的“手段”。改造对手可能要花一些时间，但是在自己行动的空间之内，能够立刻建立起公正的社会。接下来的是，坏的手段不能再被用来实现好的目的。如果路程和目的是统一的，就没有理由毁掉你正在乘坐的车子。我相信，这就是这场运动的非暴力的源头，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他们所做的比所宣称的更为严格。而使用暴力、破坏性的手段和目的，会污染这场运动的美德及其力量的源头。这场运动在行动上的特点——其直接面向社会及其问题、其对局部的强调、其对暴力和谎言的拒绝，和其他为高尚目的而奋斗的基本手段——形成了一个前后一致的整体。如果你希望局部地做，有什么能比你自己更“局部”？如果你希望今天就能产生结果，生活中的哪个领域能比你自己的行动更加伸手可及，更加彻底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如果你以改造社会作为自己和自己的行动的出发点，那你怎么能允许这些行动被残酷、欺骗和其他破坏行为所玷污？这种行动方法就是非暴力，“非暴力”这个词对它所描述的对象来说，过于约束也过于消极：过于约束，是因为这场运动在非暴力的同时，也没有欺骗、保密和许多其他可憎的东西；过于消极，是因为其最深厚的资源不是任何形式的禁忌，而是积极的、有活力的，通过米奇尼克所倡导的那种持续不断的公开行动，来实现一个自由而公正的社会的公开追求。这场运动的精神，在于其使用的方法不依赖于暴力和那些使用暴力的力量。一点点暴力对团结工会的伤害，可能就像一点点和平主义对战争中的军队的伤害一样大。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反对派运动的非暴力性，是其得到天主教会强烈支持的先决条件——无论如何，这一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多数观察家同意，导致团结工会产生的某种民族精神出现于一年多以前：1979年6月，当第一位波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首次返回波兰的时候。这次访问过后不久，米奇尼克描述了其后导致的公众心态关键性的内在变化：
尤利安。司徒科夫斯基（Julian Strykowski）所说的“波兰的第二次洗礼”正在慢慢进入我们的脑海。一些奇怪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同样那些排队买东西的人们，通常是沮丧的、好争吵的，现在变成了兴高采烈的、快乐的集体，一个人充满了尊严。警察从华沙的主要街道上消失了，但是到处都秩序良好。被长时间剥夺了真正的权力的人们，突然又拥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这就是能够概括出来的约翰·保罗二世的朝圣之旅的社会影响。
一场诞生于“第二次洗礼”的运动必须保持对其精神来源的忠诚，否则就会失去力量，而这场运动所采取的新的行动方式，使其有能力保持忠诚。在当今时代，将精神性的东西或者纯粹是道德的维度，引进政治生活中，始终受到可以理解的深深怀疑。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间的争论仍然存在，其本质在于二者基于的原则如此不同，以至其中任何一方采取另一方的原则，都被证明会带来巨大损失。上帝之城的危险在于：将自身与被认为是政治生活中固有且必须的坏手段联系在一起，从而变得残忍和失去精神上的纯粹。世俗之城的危险在于：采取和平主义的原则——甚至是采取体现《登山宝训》上教导的温和——会使它遭到削弱和毁灭；但是如果相反，试图将政治生活中的坏手段与精神生活中的纯洁目的联姻，坏手段又会得到比往常更多的放纵，而且会增加狂热和暴力（在今天的伊朗——此岸世界的野蛮在追杀彼岸世界的纯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在我们的时代，这种危险与在任何其他时代一样真实）。鉴于这些严重危险，很多聪明的观察家建议将这二者分开，但将其分开也要付出代价。如果在人类事务的核心有一个领域——政治——是不能涉足的，那么宗教的道德教诲就失去了半壁江山。同样，如果将适用于个人生活的道德立场排除在外，政治生活就失去了道德的控制。尝试制定只与政治世界有关的道德立场，一般是可能的，但是每当有人做出真正激进的尝试时——马基雅维利的着作可能是最突出的例子——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个人标准被亵渎了，我们被打败了。如果在政治领域中采用某种行为方式，并不提供邪恶手段用于高尚目的的正当理由，乃至区别手段和目的，精神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古老对立也就解决了。
其后精神和道德的能量就能够流入政治的世界，而并不必然被污染。二者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之上，即尊重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拒绝为了“明天”的一些高尚目的而玷污“今天”。这并不是说从今以后政治生活会变得完美，乌托邦式的革命所许诺的美满生活马上就能实现，而仅仅是说，政治领域中的演员们用来评价自己行为的标准，与每个人在其个人生活中都接受的标准相同。政治生活不会比个人生活更接近完美，但是也不再会是这样一个独特领域，于其中某种邪恶从原则上说必须这样，因而被认为是正当的。
自从甘地通过非暴力行动领导印度获得独立以来，就有一个陈词滥调，说非暴力只有在反对一个像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国家时才能成功，而当反对一个极权政府，如斯大林的苏联或希特勒的德国时就会失败。由于波兰没有赢得独立——甚至也没有谋求独立——这一假说仍然存在。考虑到今天的波兰政府虽然野蛮，但是比斯大林或希特勒的政权要温和得多时，这种看法似乎更加强了。然而，现在大概有了一个记录：到目前为止，对极权政府的最有效的抵抗，完全是非暴力的。非暴力行动，面对极权主义时不但不是无助的，而且被证明特别适合与其斗争。因此，说波兰人自由地选择了非暴力而不是暴力——虽然他们有机会用暴力推翻政府，但是由于人民支持非暴力的道德原则而拒绝这样做——是一种误导。相反，从一开始，暴力就被几乎所有人认为是对这场运动完全无益的。为了回答为什么这场运动采用非暴力手段这个问题，米奇尼克写道：“在波兰的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暴力能够帮助我们把苏联军队从波兰赶出去，或者剥夺共产党的权力。苏联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其对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枪。”反对暴力的决定，与其说是由波兰人自己做出的，不如说是由历史条件做出的。波兰运动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决定放弃暴力——虽然在斗争的激情和愤怒中，完美无暇地坚持非暴力政策所要求的自律，应该受到很高的赞扬——而在于其发现了和平手段也能给我们希望。
从历史上看，暴力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终极力量——人们在最后的、绝望的时刻，当所有的和平手段都尝试过并且失败时，才寻求最后的裁决者。“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希望的武力是神圣的。”李维写到。但当神圣的武力失败了的时候，人们相信，剩下的就只有沉默：或者是因为屈服，或者是因为死亡。在波兰，这一顺序似乎是相反的：暴力手段的无效——这种无效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所有这类的手段都没有得到尝试，甚至也不必尝试——导致了人们求助于非暴力手段。在传统的最终解决手段之外，发现了新的、和平的方法。政府宣布了“战争状态”，用它所垄断的暴力手段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社会，它“赢得”了战争（米奇尼克讽刺性地叙述道：“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通过占领和包围波兰广播电视大楼来给波兰武装力量的名字上增添光彩，更不用说他们还占领了电话局”）。按照传统的规律，这就是故事的结尾了；最后的手段用完了，最后一张牌打出来了，人民会甘心失败。但这并没有发生。看样子，米奇尼克写道，好象“波兰民族并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就不会做得如同自己已经被打败了，并且，不做得失败，就不是失败。“我获释以后看到的东西，不仅超出了我的期望，甚至超出了我的梦想，”于1984年4月4日米奇尼克记述道，“我发现团结工会的人聪明、意志坚定，准备好了长期的斗争。”政府的镇压消灭了它，但是反对派的精神永存。压制伴随着行动。逮捕在进行，但是人们不怕恐吓。现在他们生活在波兰已经发育许久的、最奇特的状态下：没有自由的自主性——伴随着监狱的自由。
波兰在非暴力行动上的未完成的实验，在这个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要最终毁灭人类为暴力形式的世界上，引起了特殊的兴趣。虽然波兰革命似乎对核问题无能为力，但是对我来说，波兰在苏联统治之下的困境，与世界在核时代的困境之间，似乎可以画出两条有趣的平行线。对波兰和这个世界来说，理智的思考都必须从认识到使用暴力的无益、自我毁灭，和如此的“不可想象”（米奇尼克用的这个词显得意味深长）起步。波兰和这个世界都因此被迫为自己的困境寻找非暴力的解决方法。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共存，而非暴力——常常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的选择——是最大的现实主义。波兰和这个世界也都得到过专家的意见，说它们的困境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必须接受现状；另外二者也都被告知，要“不安于”现状。波兰最终找到了一条道路，而在这条路上也有着这个世界的希望。这让我们怀疑，在国际事物和外交领域，未必不存在像团结工会那样，超越了暴力的某些解决方案，它们既是务实的，又是理想主义的；尤其是暴力，这个古老的解决方案，现在变得无用和破产。
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并且如果能用它来把分裂的欧洲再次联合起来，那么它就不仅是波兰运动的翻版，而且是它的补充。那么，波兰和世界就能够以同样的途径摆脱困境。
这样的概括十分诱人——将波兰革命看成实践了基于生活的一种政治，采用公众同意和支持的形式，自然和自发地扩展了人类成员共同行动、从事建设和创造的能力；而相比而言，政府则实践了一种死亡的政治，政治权力采用了恐惧的形式，扩展了人类分裂和毁灭、最终是互相杀人的能力。但是米奇尼克似乎对这样的描述感到愤怒，这最早出现在他的文章《蛆虫和天使》中，他把这称作政治上的摩尼教价值观的罪孽，即一个人把一切恶都安在对手的头上，而把一切善都安在自己头上。米奇尼克拒绝政治上的摩尼教价值观，无论它出现在哪里，而他发现它对波兰尤其不合适。他承认苏联政权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从波兰的生活中消失，他认识到每个人，即使是最勇敢的人，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适应这一现实。因此，不可能把波兰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一个恶，一个善。相反，恶与善的分布是广泛和微妙的。在政府官员必须衡量其作决定时是多点残忍和意识形态，还是多点人道和务实时，在教授必须衡量在专业文章中应该说多少真话时，或者在一个被监禁的活动家必须衡量是否在政府作为释放他的条件放在他面前的“效忠誓言”上签字时，都会发现善与恶。第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个贪婪和自私的人；第二个人基本上可能是个相当好的、但是胆怯的人；第三个人可能是个英勇但是动摇的人。但是在他们身上都存在着善与恶，而且在每一个案例中，米奇尼克都愿意看到善获得胜利——至少前进一步。按照这种社会改良观点，没有人会被整个当成“蛆虫”，也没有人能因为是“天使”从人类的境遇中得到豁免。
“蛆虫”这个说法不是米奇尼克自己的，而是源于同一时代的作家彼得·威尔兹比克（Piotr Wierzbicki）的讽刺文章《论蛆虫》，其中列举了自私的、伪善的或意志薄弱的人用来逃避自己反对政权的责任的种种合理化手段。米奇尼克做了一个新颖的智力练习来回答他。他钻研了波兰历史，问自己哪些人根据威尔兹比克的标准会被称作蛆虫，并且得出结论：许多最受人们崇敬的人物，在其部分生涯中都是有资格被称作蛆虫。米奇尼克的目的不是为了诋毁波兰历史上的英雄，而是为了鼓励人们对今天的妥协行为有更多宽容的理解。历史常常被那些满腹牢骚和谴责的人所拷问。米奇尼克的意图恰恰相反：他用历史来宽恕现在。他的论点的中心是，认识到在这些政治形势下，有着需要妥协的源头：“波兰民族受到外国统治是长期的，所有运用武装抵抗来捍卫民族价值的希望，都变成彻底的泡影，为了保存民族整体的生存，与瓜分的权力寻求妥协变成必不可少的。”在这种环境中——当然也是波兰现在的环境——与政府妥协，甚至参与其中，永远不可能会断然拒绝。“完全接受妥协方案会导致道德上的妥协和精神上的投降”这是事实，而“完全拒绝这一方案或多或少会导致孤立”这也是事实。米奇尼克用历史上的例子，展示出不同的——甚至表面看上去是相反的——立场都有自己的优点。那些体制内的人可能会修建对国家有真正和持久的用途的设施——铁路、大学；那些在体制外造反反对政权的人们，可能会在将来一些时候保卫国家的尊严和抵抗占领。做出这些抉择的杰出人物进行了激烈的、常常是苦苦的讨论（米奇尼克在他的历史文章里对这些讨论进行了有趣的描写），但是现在米奇尼克在寻找——引自作家安东尼·斯洛尼姆斯基（Antoni Slonimski）的话来说是“没有愤怒的智慧”，于其中，那些承认选择上的差异，并且在今天面临着相同选择的人中间鼓励更加宽容与合作的人物，会做出贡献。按这种观点，理解、宽容和谅解，是每个人在与他人打交道时的口号，但是也有一个领域需要严苛的评价——当一个人与自己打交道时的领域。米奇尼克在一个雄辩的段落中暗示了同样的观点，坦率地说是：没有人能够代替另一个人作出道德选择。
亚历山大。瓦特（Alekander Wat）曾经写道，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莎士比亚说出来的：他们应该去死。
也许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是我相信这个答案一个人只能自己得出，这个方法只能一个人自己采用，一个人只能要求自己做出牺牲。一个人要求别人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就是专横地赋予了自己决定他人生命的权利。这通常会导致非常糟糕的结果。
米奇尼克没有说他准备好了去死，但是他感到不用这么说，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给其他任何人提建议。无论如何，当需要做出牺牲时，行动比言语更有力量。米奇尼克劝告我们不要要求他人的自我牺牲，但是他往往是从监狱中提出这一劝告的。
人类鲜血的洪流一直在永无休止地流淌着，贯穿政治事件的历史始终。有时膨胀为急流，冲走面前的一切，有时收缩成细流，但是永远不会完全干涸。在我们的时代，它最后一次威胁冲出堤岸，而且冲垮了历史本身。一些人可能勉强接受流血是政治生活的需要，一些人可能会谴责它，另一些人可能欣然接受它，但是进入政治世界中的每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其打交道。波兰的反对派运动——米奇尼克为它写作——除了从其成员的血管中流出来血的以外，没有在这个洪流中增加一滴鲜血。并且，虽然运动对遏制其对手的暴力和压制无能为力，但是其在斗争中将属于世界上有记录的最荣耀、最具独创性和最成功者之列——无畏地、有准备地用行动支持自己的信念；不愿以效率的名义，把自己的立场降低到对手的水平；准备为追求有限的目标作出无限的牺牲；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准备去死但是不愿杀人；甚至在看来是失败的、一些美好和有价值的东西被世界抛弃的时刻，不动摇支持其信念的决心。在他的牢房里，违抗了看守的命令，亚当·米奇尼克在写作，而他的句子将一代代流传下去：
对这些有着死气沉沉、目光闪烁的眼睛，迟钝但是精于折磨人的思维，和渴望社会认可的肮脏灵魂的人来说，你只是原材料，他们可以对你为所欲为。他们有自己特殊的心理学：他们相信任何人都能够被说服去做任何事（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和恐吓）。对他们来说，这只是要支付多高的价格，和要施加多大的痛苦的问题。虽然他们的行动是例行公事，但是你的每个失误，每次失败都给他们的生命带来了意义。你的投降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职业上的成就——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目的。因此，你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与他们进行的，关于你的人生意义、关于他们人生意义的被剥夺、关于使每个人的存在有意义的哲学讨论。你卷入了乔尔丹诺·布鲁诺与宗教裁判官、十二月党人与沙皇的警察总长、瓦列里安。卢卡辛斯基（Walerian Lukasinski）与沙皇的灭绝天使、卡尔。冯。奥西耶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与金发的盖世太保军官、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与身着内务部蓝色滚边制服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之间的辩论；你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对此，亨利·爱雷茨贝格（Henryk Elezberg）曾经说过，你的成就有多大价值，不能用你的理想有多大的胜算来衡量，而应该用理想本身的价值来衡量。换句话说，你获得胜利不是因为你战胜了权力，而是因为你保持了对自己的忠诚。
胡平：我的非暴力抗争观
胡平：我的非暴力抗争观
关于非暴力抗争，我已经写过不少文字。这里，我再做一些补充。
黄万盛先生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的序言里讲到这样一段故事：哈佛教授罗尔斯一次在课堂上讲关于“无知之幕”的理论，那是他公正理论的逻辑起点。突然，一个学生举手问到：老师，你讲的很好，我都能接受，可是，这套理论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罗尔斯愣住了，他说：让我想一 想，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他在课堂上沉思，整个教室了无声息静静地等着，十分钟以后，罗尔斯抬起眼来，严肃而平和地给出了一个答复：我们只有杀了他，才能讨论建设公正的问题。
我对罗尔斯的回答很不满意。需要提醒的是，这里说到的希特勒，当然不是那个维也纳的流浪汉，而是第三帝国的元首。这样问题就清楚了：对于统领雄兵百万并得到相当多德国民众狂热拥戴的希特勒，请问你罗尔斯怎么去杀死他？关键的一点是，当罗尔斯说“我们只有杀了他”时，这里的“我们”是谁？
除非你是斯陶芬伯格伯爵，那位德军上校，1944年7月戈登斯堡刺杀希特勒事件的主角，那多少还有可能。记得当年林彪事件爆发，我们被告知林立果曾经组织暗杀毛泽东，但未获成功，那时我感到非常振奋，也非常惋惜（“惜乎不中秦皇帝”），但我也深知，这种事不是我辈普通百姓能做的，也不是罗尔斯们能做的。
要么罗尔斯就是把自己当成丘吉尔或罗斯福了。唯有强大民主国家的领袖才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去杀死希特勒。由此可以推出，民主国家有权先发制人（象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之战），最好是对极权国家的独裁者实施斩首行动。既然那是对付希特勒的唯一办法，因而没必要非等到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造成严重恶果后再动手。我疑心罗尔斯肯不肯把自己的理论推这么远，但是按照他的答复，他似乎没有理由不推这么远。
但问题是，如果你罗尔斯既不是斯陶芬伯格，又不是丘吉尔或罗斯福，那又该如何是好呢？假如你是个德国人，是个拒不接受纳粹那套邪恶理念的德国人，比方说，你是德国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你该怎么办？你能怎么办？汉娜?阿伦特对她这位哲学导师在纳粹时期的表现给予很高的评价，而雅斯贝尔斯那时的表现恐怕连非暴力反抗都谈不上，至多是非暴力不合作而已。但是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不容易。我想，如果换成罗尔斯，大约也只能做到这一点。
假定罗尔斯是希特勒治下的犹太人，那情况就更糟糕了。1938年11月，甘地曾经建议犹太人以他为榜样，用非暴力方式反抗希特勒。犹太领袖马丁?布伯很不以为然，写信反问：“圣雄，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集中营，那里发生着什么事？集中营里有哪些折磨人的刑罚？有哪些缓慢的和快速的杀人方法？”布伯指出：对于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态度，因为使用这种方式有可能使他们逐渐变得明智起来。可是要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就不能这样了。
布伯的反问看上去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对犹太人而言，如果非暴力抗争对希特勒这类政权是无用的无效的，那他们又该怎么办呢？用暴力吗？你若对犹太人建议，说你们应该杀死希特勒，这和晋惠帝得知老百姓没米饭吃被饿死，于是建议老百姓去吃肉有什么区别呢？
很明显，在非暴力抗争很难进行的地方，暴力抗争往往就更难进行。我们务必要记住这一点。
现在，人们一谈到非暴力抗争的无效用，总是拿希特勒政权做例证。是的，纳粹政权不是被非暴力抗争击败的，而是被暴力击败的；但不是被犹太人、被德国人的暴力抗争击败的，而是被盟军的暴力击败的。如果希特勒不急于发动世界大战，那又怎么办呢？
我在“我为什么写《论言论自由》”（1987年）一文里讲到，在1973年，我第一次读到威廉?夏伊尔的《第三帝国兴亡》时，我想到的问题就是：要是当年希特勒在进行军事扩张时稍微更有耐心一点，结局又将如何呢？或者说，假如希特勒并不一味向外扩张，而只是不断地加强对内的控制，那么德国人民还能摆脱纳粹的统治吗？当人们不幸落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魔掌之中时——例如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尤其是在毛时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只有等着外国军队打败暴政把我们解放出来吗？难道我们自己就注定了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成效的抗争吗？假如说一个国家陷入极权主义的魔掌，它还可以指望着别的国家来解救，但要是整个世界都陷入极权主义的魔掌，那是否意味着除了外星人来解救，否则就只有永远地生活在暴政之下吗？自由如果是赢得起输不起的，那就太危险了。
正是出于对这种极端处境的思考，我坚信，极权主义一定是可以从内部战胜的。作为普通人，我们一定是能够对之进行有成效的抗争的。我相信事在人为。 所谓事在人为，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我们自己一定能打开出路，二是相信极权统治者一定会犯错误。从理论上讲，极权主义或许能把自身完善到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的地步，但极权统治者也是人，而人总是要犯错误的。极权统治者必定会由于自身的愚蠢与任性而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从而为追求自由的人们提供可乘之机。
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极权统治不是凭空建立的。极权统治是利用人们身上的弱点建立起来的。但同时，极权统治也是利用人们身上的优点、利用人们善良的愿望建立起来的。这些人终究可以从自己的经验中认清极权主义的面目，从而根本改变他们的政治态度。你可以说希特勒、毛泽东是魔鬼，他们决不可能变得通情达理；但是希特勒和毛泽东都不是凭借他们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来统治我们的，他们都是靠着千千万万的人们对他们的自愿支持来统治我们的，而在这些人之中，大多数还是善良的、通情达理的。我们不可能改变希特勒或毛泽东，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改变那千千万万原来自愿支持他们的人。事实上，非暴力抗争都不是做给对手看的，而是做给公众看的。我们不是寄希望于统治者，而是寄希望于民众。一旦大多数民众放弃了对极权统治者的支持与服从，极权统治者就失去了他的力量。政治制度不同于建 筑物，它不可能在一经建成后便可以自然地维持其存在。政治制度是活的东西，它时时刻刻需要人们的参与。无论如何，极权统治不可能在失去人们的自觉支持，尤其是最有理想、最有能力的那批人的自觉支持下，依然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记住，在构成极权统治那似乎是无可匹敌的威力中，正包含着我们自己提供的一份力量；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当然也就可以削弱它的威力。
这就是我自己的非暴力抗争观的产生过程。自那以后三十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对极权统治，非暴力抗争也是可以发挥作用，取得成功的。八九民运就差一点取得成功。现在有不少人对非暴力抗争又生出种种疑问，我以为这些疑问还是因为对问题缺少根本性的思考。我写下我自己当年的思考过程，或许对澄清问题不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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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暴力抗争，我已经写过不少文字。这里，我再做一些补充。
黄万盛先生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的序言里讲到这样一段故事：哈佛教授罗尔斯一次在课堂上讲关于“无知之幕”的理论，那是他公正理论的逻辑起点。突然，一个学生举手问到：老师，你讲的很好，我都能接受，可是，这套理论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罗尔斯愣住了，他说：让我想一 想，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他在课堂上沉思，整个教室了无声息静静地等着，十分钟以后，罗尔斯抬起眼来，严肃而平和地给出了一个答复：我们只有杀了他，才能讨论建设公正的问题。
我对罗尔斯的回答很不满意。需要提醒的是，这里说到的希特勒，当然不是那个维也纳的流浪汉，而是第三帝国的元首。这样问题就清楚了：对于统领雄兵百万并得到相当多德国民众狂热拥戴的希特勒，请问你罗尔斯怎么去杀死他？关键的一点是，当罗尔斯说“我们只有杀了他”时，这里的“我们”是谁？
除非你是斯陶芬伯格伯爵，那位德军上校，1944年7月戈登斯堡刺杀希特勒事件的主角，那多少还有可能。记得当年林彪事件爆发，我们被告知林立果曾经组织暗杀毛泽东，但未获成功，那时我感到非常振奋，也非常惋惜（“惜乎不中秦皇帝”），但我也深知，这种事不是我辈普通百姓能做的，也不是罗尔斯们能做的。
要么罗尔斯就是把自己当成丘吉尔或罗斯福了。唯有强大民主国家的领袖才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去杀死希特勒。由此可以推出，民主国家有权先发制人（象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之战），最好是对极权国家的独裁者实施斩首行动。既然那是对付希特勒的唯一办法，因而没必要非等到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造成严重恶果后再动手。我疑心罗尔斯肯不肯把自己的理论推这么远，但是按照他的答复，他似乎没有理由不推这么远。
但问题是，如果你罗尔斯既不是斯陶芬伯格，又不是丘吉尔或罗斯福，那又该如何是好呢？假如你是个德国人，是个拒不接受纳粹那套邪恶理念的德国人，比方说，你是德国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你该怎么办？你能怎么办？汉娜?阿伦特对她这位哲学导师在纳粹时期的表现给予很高的评价，而雅斯贝尔斯那时的表现恐怕连非暴力反抗都谈不上，至多是非暴力不合作而已。但是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不容易。我想，如果换成罗尔斯，大约也只能做到这一点。
假定罗尔斯是希特勒治下的犹太人，那情况就更糟糕了。1938年11月，甘地曾经建议犹太人以他为榜样，用非暴力方式反抗希特勒。犹太领袖马丁?布伯很不以为然，写信反问：“圣雄，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集中营，那里发生着什么事？集中营里有哪些折磨人的刑罚？有哪些缓慢的和快速的杀人方法？”布伯指出：对于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态度，因为使用这种方式有可能使他们逐渐变得明智起来。可是要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就不能这样了。
布伯的反问看上去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对犹太人而言，如果非暴力抗争对希特勒这类政权是无用的无效的，那他们又该怎么办呢？用暴力吗？你若对犹太人建议，说你们应该杀死希特勒，这和晋惠帝得知老百姓没米饭吃被饿死，于是建议老百姓去吃肉有什么区别呢？
很明显，在非暴力抗争很难进行的地方，暴力抗争往往就更难进行。我们务必要记住这一点。
现在，人们一谈到非暴力抗争的无效用，总是拿希特勒政权做例证。是的，纳粹政权不是被非暴力抗争击败的，而是被暴力击败的；但不是被犹太人、被德国人的暴力抗争击败的，而是被盟军的暴力击败的。如果希特勒不急于发动世界大战，那又怎么办呢？
我在“我为什么写《论言论自由》”（1987年）一文里讲到，在1973年，我第一次读到威廉?夏伊尔的《第三帝国兴亡》时，我想到的问题就是：要是当年希特勒在进行军事扩张时稍微更有耐心一点，结局又将如何呢？或者说，假如希特勒并不一味向外扩张，而只是不断地加强对内的控制，那么德国人民还能摆脱纳粹的统治吗？当人们不幸落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魔掌之中时——例如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尤其是在毛时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只有等着外国军队打败暴政把我们解放出来吗？难道我们自己就注定了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成效的抗争吗？假如说一个国家陷入极权主义的魔掌，它还可以指望着别的国家来解救，但要是整个世界都陷入极权主义的魔掌，那是否意味着除了外星人来解救，否则就只有永远地生活在暴政之下吗？自由如果是赢得起输不起的，那就太危险了。
正是出于对这种极端处境的思考，我坚信，极权主义一定是可以从内部战胜的。作为普通人，我们一定是能够对之进行有成效的抗争的。我相信事在人为。 所谓事在人为，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我们自己一定能打开出路，二是相信极权统治者一定会犯错误。从理论上讲，极权主义或许能把自身完善到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的地步，但极权统治者也是人，而人总是要犯错误的。极权统治者必定会由于自身的愚蠢与任性而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从而为追求自由的人们提供可乘之机。
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极权统治不是凭空建立的。极权统治是利用人们身上的弱点建立起来的。但同时，极权统治也是利用人们身上的优点、利用人们善良的愿望建立起来的。这些人终究可以从自己的经验中认清极权主义的面目，从而根本改变他们的政治态度。你可以说希特勒、毛泽东是魔鬼，他们决不可能变得通情达理；但是希特勒和毛泽东都不是凭借他们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来统治我们的，他们都是靠着千千万万的人们对他们的自愿支持来统治我们的，而在这些人之中，大多数还是善良的、通情达理的。我们不可能改变希特勒或毛泽东，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改变那千千万万原来自愿支持他们的人。事实上，非暴力抗争都不是做给对手看的，而是做给公众看的。我们不是寄希望于统治者，而是寄希望于民众。一旦大多数民众放弃了对极权统治者的支持与服从，极权统治者就失去了他的力量。政治制度不同于建 筑物，它不可能在一经建成后便可以自然地维持其存在。政治制度是活的东西，它时时刻刻需要人们的参与。无论如何，极权统治不可能在失去人们的自觉支持，尤其是最有理想、最有能力的那批人的自觉支持下，依然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记住，在构成极权统治那似乎是无可匹敌的威力中，正包含着我们自己提供的一份力量；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当然也就可以削弱它的威力。
这就是我自己的非暴力抗争观的产生过程。自那以后三十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对极权统治，非暴力抗争也是可以发挥作用，取得成功的。八九民运就差一点取得成功。现在有不少人对非暴力抗争又生出种种疑问，我以为这些疑问还是因为对问题缺少根本性的思考。我写下我自己当年的思考过程，或许对澄清问题不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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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吗？
胡平：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吗？
我纳闷：在一系列东欧国家和蒙古，人民用非暴力行动战胜了那里的极权专制20年之后的今天，怎么还有人坚称非暴力行动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然而，在中文世界，一直有不少人写文章在重复非暴力行动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这种观点。其中，陕西作家狄马那篇《甘地的限度》（国内和海外不少中文网站刊载）很有代表性。我们不妨从这篇文章谈起。
狄马在《甘地的限度》一文里断言：“说到底，非暴力是什么，它是一种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宗教运动，实质是以吃苦忍让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来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狄马说：“一个真正非暴力的以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为号召的领袖，应当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如果明明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的体制，却偏偏还要号召手无寸铁的人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反抗暴政，那么不管他的理由多么堂而皇之，我都会怀疑提倡背后的动机。”
我倒要问狄马，照你说，面对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的体制，手无寸铁的人民该怎么办呢？我想，狄马的回答会是——别反抗，顺从。
也许有人会说，不，狄马的意思是人民应该采取暴力的方式抗争。不对不对，这里不说的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吗？“手无寸铁的人民”怎么用暴力方式抗争呀？所以我认为狄马的回答只能是：别反抗，顺从。
在1985年波兰军管期间，米奇尼克在他的《狱中书简》里，回答了经常是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声明放弃暴力？米奇尼克说他担心暴力革命可能扭曲民主运动的性质。再有，米奇尼克讲的很干脆：“我们没有枪。”
美国学者乔纳森？席尔（Jonathan Schell）在为米奇尼克《狱中书简》（1986年）一书写的序言里，是这样阐述波兰人的非暴力思想的。席尔说：自从甘地通过非暴力行动领导印度获得独立以来，就有一个陈词滥调，说非暴力只有在一个象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国家时才能成功，而当反对一个极权政府时就会失败。可是，团结工会恰恰是非暴力的；团结工会的经验证明，非暴力行动，面对极权主义时不但不是没用的，而且被证明特别适合与其斗争。
那么，波兰人为什么不选择暴力而选择非暴力呢？席尔提醒我们，说波兰人自由地选择了非暴力而不是暴力，这种说法是一种误导，因为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波兰人本来是有机会用暴力推翻政府的，但是由于他们坚持非暴力的道德原则而拒绝这么做。不，不是这样的。米奇尼克讲得很清楚：“在波兰的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暴力能够帮助我们把苏联军队从波兰赶出去，或者剥夺共产党的权力。苏联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与之对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枪。”所以，席尔说：反对暴力的决定，与其说是由波兰人自己做出的，不如说是由历史条件做出的。波兰运动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决定放弃暴力，而在于其发现了和平手段也能给我们希望。
席尔进一步阐述道，从历史上看，暴力通常被看成是一种终极力量——人们在最后的绝望的时刻，当所有的和平手段都尝试过并且失败时，才寻求最后的裁决者。如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所说：“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希望的武力是神圣的。”但是，当神圣的武力失败了的时候，人们相信，剩下的就只有沉默；或者是因为屈服，或者是因为死亡。席尔强调：在波兰，这一顺序似乎是相反的；暴力手段的无效——这种无效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所有这类的手段都没有得到尝试，甚至也不必尝试——导致了人们求助于非暴力手段。在传统的最终解决手段之外。发现了新的、和平的方法。
注意，这里有两种顺序。一种顺序是：我们要用和平的手段反抗暴政，但如果所有的和平手段都遭到失败，我们将被迫采用暴力的手段。这种说法有两个问题。第一，它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我们原本就是拥有暴力手段的，只是此前一直没舍得用——真是这么回事吗？第二，如果暴力手段也打不赢，或者干脆就是没有暴力手段，那又该怎么办呢？那岂不是就只好投降，只好放弃，只好顺从了吗？
正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种顺序的问题，于是我们发现了第二种顺序。第二种顺序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枪，没法从事暴力反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有投降只有顺从，我们还可以从事非暴力的反抗。
考虑到席尔上面那些话写于1986年，当时，“苏东波”尚未发生，而纳粹德国是被盟军消灭的，极权统治还没有通过本国人民用非暴力行动击垮的先例，所谓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那种陈词滥调还多少显得有些依据；那么在今天，它早已被事实所否证。波兰、捷克等一系列东欧国家——还有蒙古——的共产党专制政权，就是被那里的人民用非暴力行动改变的。还要看到的是，在当年，象东德、阿尔巴尼亚、蒙古这些国家，无论是在经济改革还是在对外开放方面，都远远比不上当时的中国。也就是说，它们都比当时的中国更接近于极权主义的理想形态。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成功的例证，我们怎么还能说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的国家呢？
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在他的著作里反复指出，那种把非暴力抗争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把非暴力行动看成纯粹的道德选择，抹杀了其中的战略价值。他强调非暴力行动和战争的相似之处，他强调的是战略、策略和技术。事实上，就连甘地也持类似观点。甘地和西方很多和平主义者不同。他本人选择非暴力固然有其宗教的动机，但是他并不认为非暴力行动只能建立在宗教运动之上。他强调，非暴力是一种能产生预期的政治效果的明确的手段。
应当看到，非暴力行动决不仅仅是依赖于用道义感化统治者，也不仅仅是依赖于用理性说服统治者。众所周知，非暴力行动的效果绝对地与投入人数的多少成正比。一个人写信要求释放思想犯，这是一回事；一百万人联名要求释放思想犯，这就变成另一回事。在后一种情况下，口号的道义性和合理性和前一种情况是一样的，但口号的力量却与前一种大不相同。如果仅仅是为了诉诸统治者的良心与理性，让一个人私下上书就行了，何必还劳神费力地去四处征集大家来签名呢？再比如罢工，一个人罢工是什么情况？一万个人罢工，一个工厂、一个行业、一个地区都罢工，甚至全国性大罢工，那又是什么情况？
和暴力抗争一样，非暴力抗争同样也是一种力量的显示和力量的较量。非暴力抗争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观念或观点，更重要的，它表达的是意志，一种活生生的、积极的、行动中的意志。如果说暴力抗争是借助于对统治者直接造成肉体伤害而迫使对方接受自己一方的意志的话，那么非暴力抗争则是借助于瓦解统治者的权力基础而同样达到迫使对方让步的目的。毕竟，权力是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边的关系。当被统治者用实际行动拒绝服从统治者时，统治者的权力就不复存在了。因而非暴力抗争同样是具有强制性的。
需要提醒的是，军警抗命，乃至兵变，其实和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并不冲突。因为所谓非暴力，是指民众采用非暴力。基恩？夏普讲过，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方式之一就是，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抗争激化了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警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发动兵变。非暴力抗争获得胜利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统治集团上层分裂，开明派战胜强硬派，和民间力量达成制度性妥协。在专制统治集团中，总会有一些强硬派力主暴力镇压，之所以有时候他们也会放弃使用暴力，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使用暴力，必将遭到更强大的暴力的有力阻止，所以知难而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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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纳闷：在一系列东欧国家和蒙古，人民用非暴力行动战胜了那里的极权专制20年之后的今天，怎么还有人坚称非暴力行动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然而，在中文世界，一直有不少人写文章在重复非暴力行动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这种观点。其中，陕西作家狄马那篇《甘地的限度》（国内和海外不少中文网站刊载）很有代表性。我们不妨从这篇文章谈起。
狄马在《甘地的限度》一文里断言：“说到底，非暴力是什么，它是一种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宗教运动，实质是以吃苦忍让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来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狄马说：“一个真正非暴力的以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为号召的领袖，应当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如果明明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的体制，却偏偏还要号召手无寸铁的人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反抗暴政，那么不管他的理由多么堂而皇之，我都会怀疑提倡背后的动机。”
我倒要问狄马，照你说，面对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的体制，手无寸铁的人民该怎么办呢？我想，狄马的回答会是——别反抗，顺从。
也许有人会说，不，狄马的意思是人民应该采取暴力的方式抗争。不对不对，这里不说的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吗？“手无寸铁的人民”怎么用暴力方式抗争呀？所以我认为狄马的回答只能是：别反抗，顺从。
在1985年波兰军管期间，米奇尼克在他的《狱中书简》里，回答了经常是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声明放弃暴力？米奇尼克说他担心暴力革命可能扭曲民主运动的性质。再有，米奇尼克讲的很干脆：“我们没有枪。”
美国学者乔纳森？席尔（Jonathan Schell）在为米奇尼克《狱中书简》（1986年）一书写的序言里，是这样阐述波兰人的非暴力思想的。席尔说：自从甘地通过非暴力行动领导印度获得独立以来，就有一个陈词滥调，说非暴力只有在一个象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国家时才能成功，而当反对一个极权政府时就会失败。可是，团结工会恰恰是非暴力的；团结工会的经验证明，非暴力行动，面对极权主义时不但不是没用的，而且被证明特别适合与其斗争。
那么，波兰人为什么不选择暴力而选择非暴力呢？席尔提醒我们，说波兰人自由地选择了非暴力而不是暴力，这种说法是一种误导，因为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波兰人本来是有机会用暴力推翻政府的，但是由于他们坚持非暴力的道德原则而拒绝这么做。不，不是这样的。米奇尼克讲得很清楚：“在波兰的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暴力能够帮助我们把苏联军队从波兰赶出去，或者剥夺共产党的权力。苏联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与之对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枪。”所以，席尔说：反对暴力的决定，与其说是由波兰人自己做出的，不如说是由历史条件做出的。波兰运动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决定放弃暴力，而在于其发现了和平手段也能给我们希望。
席尔进一步阐述道，从历史上看，暴力通常被看成是一种终极力量——人们在最后的绝望的时刻，当所有的和平手段都尝试过并且失败时，才寻求最后的裁决者。如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所说：“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希望的武力是神圣的。”但是，当神圣的武力失败了的时候，人们相信，剩下的就只有沉默；或者是因为屈服，或者是因为死亡。席尔强调：在波兰，这一顺序似乎是相反的；暴力手段的无效——这种无效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所有这类的手段都没有得到尝试，甚至也不必尝试——导致了人们求助于非暴力手段。在传统的最终解决手段之外。发现了新的、和平的方法。
注意，这里有两种顺序。一种顺序是：我们要用和平的手段反抗暴政，但如果所有的和平手段都遭到失败，我们将被迫采用暴力的手段。这种说法有两个问题。第一，它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我们原本就是拥有暴力手段的，只是此前一直没舍得用——真是这么回事吗？第二，如果暴力手段也打不赢，或者干脆就是没有暴力手段，那又该怎么办呢？那岂不是就只好投降，只好放弃，只好顺从了吗？
正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种顺序的问题，于是我们发现了第二种顺序。第二种顺序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枪，没法从事暴力反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有投降只有顺从，我们还可以从事非暴力的反抗。
考虑到席尔上面那些话写于1986年，当时，“苏东波”尚未发生，而纳粹德国是被盟军消灭的，极权统治还没有通过本国人民用非暴力行动击垮的先例，所谓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那种陈词滥调还多少显得有些依据；那么在今天，它早已被事实所否证。波兰、捷克等一系列东欧国家——还有蒙古——的共产党专制政权，就是被那里的人民用非暴力行动改变的。还要看到的是，在当年，象东德、阿尔巴尼亚、蒙古这些国家，无论是在经济改革还是在对外开放方面，都远远比不上当时的中国。也就是说，它们都比当时的中国更接近于极权主义的理想形态。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成功的例证，我们怎么还能说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的国家呢？
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在他的著作里反复指出，那种把非暴力抗争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把非暴力行动看成纯粹的道德选择，抹杀了其中的战略价值。他强调非暴力行动和战争的相似之处，他强调的是战略、策略和技术。事实上，就连甘地也持类似观点。甘地和西方很多和平主义者不同。他本人选择非暴力固然有其宗教的动机，但是他并不认为非暴力行动只能建立在宗教运动之上。他强调，非暴力是一种能产生预期的政治效果的明确的手段。
应当看到，非暴力行动决不仅仅是依赖于用道义感化统治者，也不仅仅是依赖于用理性说服统治者。众所周知，非暴力行动的效果绝对地与投入人数的多少成正比。一个人写信要求释放思想犯，这是一回事；一百万人联名要求释放思想犯，这就变成另一回事。在后一种情况下，口号的道义性和合理性和前一种情况是一样的，但口号的力量却与前一种大不相同。如果仅仅是为了诉诸统治者的良心与理性，让一个人私下上书就行了，何必还劳神费力地去四处征集大家来签名呢？再比如罢工，一个人罢工是什么情况？一万个人罢工，一个工厂、一个行业、一个地区都罢工，甚至全国性大罢工，那又是什么情况？
和暴力抗争一样，非暴力抗争同样也是一种力量的显示和力量的较量。非暴力抗争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观念或观点，更重要的，它表达的是意志，一种活生生的、积极的、行动中的意志。如果说暴力抗争是借助于对统治者直接造成肉体伤害而迫使对方接受自己一方的意志的话，那么非暴力抗争则是借助于瓦解统治者的权力基础而同样达到迫使对方让步的目的。毕竟，权力是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边的关系。当被统治者用实际行动拒绝服从统治者时，统治者的权力就不复存在了。因而非暴力抗争同样是具有强制性的。
需要提醒的是，军警抗命，乃至兵变，其实和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并不冲突。因为所谓非暴力，是指民众采用非暴力。基恩？夏普讲过，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方式之一就是，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抗争激化了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警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发动兵变。非暴力抗争获得胜利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统治集团上层分裂，开明派战胜强硬派，和民间力量达成制度性妥协。在专制统治集团中，总会有一些强硬派力主暴力镇压，之所以有时候他们也会放弃使用暴力，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使用暴力，必将遭到更强大的暴力的有力阻止，所以知难而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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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31日星期三
封从德：198种非暴力方法清单
非暴力行动手册
第三章·行动篇
在上一篇"选择行动方式"那一小节中，我们提到了选择非暴力行动方法时需要考虑的12个因素。这里开列一张完整的一百九十八种方法的清单，是金夏普博士（Dr. Gene Sharp）在一九七三年总结的。在这张清单之中，我们也加入一些近期新出现的非暴力行动方法，如用互联网散播政府控制的资讯、获取海外资讯、发动签名运动，以及用手机发短讯，发送光盘，电视插播等等。另外，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比如退党退团、用五行相克原理选取象征性色，如水克火对应黑克红而取黑色等等。
非暴力行动的方法，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逐条罗列并加以分类，有助于我们对非暴力技术本质的了解。有了这一张清单，行动者在选择方法时，可以少费很多心神。同时，对方若能稍微明了非暴力行动者的方法，或许可以减少他的神经质和激烈反应。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本手册所列举的方法也绝不是概括一切的，更不是无往不利。我们应该"有样看样，无样自创。"
金夏普是英国牛津大学出身的学者，研究非暴力行动多年，曾是位于哈佛大学哈佛广场的爱因斯坦研究所（The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的创始人和所长，现为该所资深研究员。他经常发行刊物，举办研讨会，发表演讲，并提供咨询服务，致力支持非暴力制裁方法在政治暴力中的战略性运用方面的工作。近年来他特别致力于指导塞尔维亚、立陶宛、拉托维亚、乌克兰、古巴、缅甸等国的非暴力运动。在他的名著《非暴力行动政治学》（Gene Sharp：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3 Vols.，Boston：Porter Sargent，1973）第二卷中，详细总结了以非暴力形式进行抗争的人士手中掌握的"非暴力武器"，共一百九十八种，可归纳为三大类：抗议与说服、不合作（社会、经济和政治性的）和干预，其中经济性的非暴力不合作中又分经济抵制和罢工两类。下面是总体的分类结构及各类的数目：
一、非暴力抗议与说服
54种
二、非暴力不合作
103种
社会性的不合作
16
经济性的不合作
49
经济抵制
26
罢工
23
政治性的不合作
38
三、非暴力干预
41种
金夏普特别指出，不要把这些分类当作是死板而一成不变的。在某些特定情况之下，某种方法可能不像他的归类而显得是属于另一类。有时，一种方法在行动过程中会转变成另一种方法，方法与方法之间有时并没有明显的界线，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可能会混在一起而难以分辨。
一、非暴力抗议与说服的方法
正式声明
1、公开演讲
2、抗议信或支持信
3、组织和机构的宣言（如法国神父们反对押送犹太人去集中营）
4、公开签名的声明（如网上签名运动）
5、控诉和意向宣言
6、团体或大众请愿（如八九年四月北京学生递交"请愿七条"）
争取大众的载体
7、口号、漫画和象征符号
8、旗帜、标语、横幅、对联
9、传单、小册子和书
10、报纸和杂志
11、音像磁带、电台电视（现在还有光盘、因特网和手机短讯）
12、天书和地文（如以飞机喷烟在空中写字、山坡或空地上书写标语；空中撒传单见169条）
团体代表
13、推派代表
14、挖苦性奖品（如评选"希特勒奖"给独裁者）
15、团体游说
16、指派纠察队（如罢课罢工时纠察队代表团体去阻止上课上工）
17、挖苦性的选举（如另设投票所大家投票凸显官方选举的荒谬）
象征性公开行动
18、展现旗帜和象征性色彩（如对占领军展示国旗，黑色国旗）
19、佩戴或穿着象征标识（如穿白衣戴白花纪念官方害死的人）
20、祈祷和礼拜
21、递送象征性的物品
22、裸体抗议（类似的有八九年的"光头运动"）
23、损毁自己的财物（如美国革命前的茶）
24、象征性的灯光（如火炬、灯笼或蜡烛）
25、展现人物肖像
26、涂抹油漆（如八九年天安门城楼肖像被涂上各色油漆）
27、新的标志和名称（如用来误导占领军）
28、象征性的声音（如钟声、响笛、齐按喇叭、敲打铁盆、尖叫）
29、象征性的收回所有权（如在占用的土地上撒种、栽植树苗、耕作或营造建筑物）
30、粗鲁的姿态（如脱下裤子屁股朝向对方）
对个人施压
31、如影随形地"跟踪"官员（对不义的官员造成心理压力）
32、奚落官员
33、与抗议对象友善交往（如对官员称兄道弟、与士兵交友劝使他们松懈抗命和透露政府的计划）
34、守夜（如烛光守夜、纠察队守夜）
话剧和音乐
35、幽默小品和讽刺剧（幽默的滑稽短剧或胡闹一通）
36、演出和演奏（音乐和戏剧表演）
37、唱歌（如唱国歌、宗教歌曲或赞美诗，唱反调、唱抗议或讽刺的歌曲）
各种游行
38、行军（如甘地发起的"食盐行军"走了二十四天）
39、游行
40、宗教游行（行列中有宗教性的图片或符号，唱宗教歌曲，并有显著的神职人员参与）
41、朝圣（如甘地促印度教与回教和睦）
42、车队（如摩托车队、自行车游行，通常车队慢速行驶，车上挂招牌或旗帜，车辆也可以和步行的人混合编队行进）
尊崇死者
43、政治悼念（如穿白衣哀悼，或佩黑色领带、臂圈、面纱、缎带，或在上装上钉上一小方黑或白手帕）
44、挖苦性葬礼（如反核出殡；持火把、黑旗游行到大使馆）
45、示威性葬礼（徒步行进的追思仪式及葬礼，如六九年布拉格50万人悼念Palach的出殡行列和八九年10万大学生游行至天安门悼念胡耀邦）
46、安葬地祭典（如扫墓、到纪念碑献花、网上灵堂献花献诗）
公共集会
47、抗议或支持的集会（若集会非法则和平违法，如八九年10万大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
48、抗议聚会（如南非黑人推动"藐法运动"抗议种族隔离政策）
49、伪装下的抗议集会（如运动会、文艺娱乐、宗教或社交聚会）
50、宣讲会（轮番演说、讲解，引导听众讨论）
撤回和脱离关系
51、退场（个人或集体离场退席以示反对和抗议）
52、沉默（如列队通过，一言不发；一小时"静默时间"；在中央广场表达"沉默的支持"，可单人或双人绕行）
53、拒弃荣誉（如拒绝奖项、抛弃奖章或焚毁奖状）
54、背身相对（转身背向抗争对象或其代表，加强沉默的力度）
二、非暴力不合作的方法
2A、社会不合作
55、社会抵制（如编制破坏罢工者名单、士兵进店铺时马上离开）
56、有选择的社会抵制（拒绝出售商品、拒绝接纳参与破坏或镇压运动的人）
57、拒绝和好战男人做爱（源于希腊戏剧"赖丝脱娜塔"）
58、开除教籍逐出教会
59、停圣事（教会对某个教区的宗教处份）
对社会活动、风俗和公共机关的不合作
60、中止社交和体育活动
61、抵制社交活动（集体拒绝参加宴会、音乐会、招待会、剧场和电影院）
62、罢课（停课、只上某些课、课堂上拒绝听课＋罢考、罢教）
63、违抗社会习俗成规（言行、举止和服饰上违抗工厂、教会、社交组织、公司与非政府机构的规定和习俗）
64、退出社会机构（退党、退团、退队、退出教会等）
退出社会系统
65、留在家里（如哀悼烈士，通常一两天）
66、个人全盘不合作（囚犯除了呼吸外，拒绝做任何事）
67、劳工出走（抗议或逃避险恶生存环境，集体离开农场或厂矿）
68、进入避难所（如大使馆、寺庙、教堂）
69、集体失踪（如村民埋藏粮食带着牲口器具避入山中）
70、抗议式的外移（用脚投票，如东德人跑到匈牙利、捷克等国的西德大使馆以迁徙到西德）
2B1、经济不合作：经济抵制
消费者的行动
71、消费者抵制（拒绝购买某些货品或服务）
72、不使用被抵制的商品（加强对被抵制的厂商的社会压力）
73、节俭策略（如为抵抗印花法案，1764年美国居民简化丧礼、之后更停止赛马等昂贵娱乐，以打击英国殖民政府的税收）
74、抗租（拒缴不公正的租金，个人或集体皆可）
75、拒绝承租（如拒绝承租原来因抗租而被收回的土地）
76、全国性的消费者抵制（如抵制日货）
77、国际性的消费者抵制（如抵制中国监狱强迫犯人生产的产品）
劳工和厂家的行动
78、劳工抵制（如拒绝装置由雇用童工的木材厂生产的装饰木料）
79、厂家抵制（拒绝出售或发送其产品）
中介人的行动
80、供应商和经手人抵制（如拒绝运送纸张到报社印刷厂，印刷工人拒绝把纸张装上机器，拒绝和他们有生意来往）
业主和经理的行动
81、商人抵制（拒绝买卖某些物品）
82、拒绝出租或出售财产
83、闭厂（雇主锁门停产关闭部份工厂）
84、拒绝行业协助（业主可拒绝对同行提供经济或技术协助）
85、商人罢市（同时停止营业，使某一城市或地区经济瘫痪）
金融资源拥有者的行动
86、挤兑银行存款（同时提款足以对政府或银行业造成巨大压力）
87、拒绝交费（拒缴学杂费、会费、使用费或分摊金等）
88、拒绝还债或付利息（如不承认政府借的外债，以后拒绝偿还）
89、断绝专款或贷款（切断对方的资金来源、撤销投资等）
90、罢税（拒绝缴纳税费）
91、拒用政府货币（呼吁人民拒绝使用钞票，改用金银交易，以促使政府财政瘫痪）
政府的行动
92、国内禁运（政府发起的国内禁市）
93、贸易商黑名单（如将买卖别国囚徒产品的贸易商列入黑名单）
94、国际禁售
95、国际禁购
96、国际贸易禁运
2B2、经济不合作：罢工
象征性罢工
97、抗议性罢工（也叫标志性罢工或示威性罢工，五分钟、一小时、一天或一周皆可）
98、闪电罢工（事先没有安排的短暂罢工，多为"出气"性质）
农业罢工
99、农民罢工
100、农场工人罢工
特殊群体罢工
101、拒绝强制劳动
102、囚徒罢工
103、工匠罢工（如所有木匠或裁缝同时罢工）
104、专业人士罢工（如公务员、教师、银行经理、律师等）
普通的工业罢工
105、公司罢工（单一厂行的罢工）
106、产业罢工（某一地域内某项产业的罢工）
107、同情性罢工（支持性的、不是为自己切身利益的罢工）
有节制的罢工
108、精准罢工（部分工种罢工导致全厂或全地区停顿，"没参加罢工"的工人则还能领失业金，逐渐增加罢工种类以施压）
109、碰撞罢工（各厂工人轮流罢工，一次只罢工一个厂，使该厂同时受到工会和同行工厂的压力）
110、消极怠工（"磨洋工"）
111、照章行事（一丝不苟的遵照明文规定工作，表面上工作尽善尽美，其实等于是怠工）
112、请病假（当法规或合同禁止罢工时可用）
113、辞职罢工（当法规或合同禁止罢工时）
114、局部罢工（拒绝部份职务或拒绝加班或某些日子上班）
115、选择性罢工（拒绝从事某类工作，通常是基于政治理由）
跨行业罢工
116、综合性罢工（罢工总人数不超过该地区半数）
117、总罢工（某一地区普遍停工）
罢工与经济关闭相结合
118、歇市（联合休业停工，象征性的抗议，通常不超过一天）
119、经济停顿（罢工＋经济抵制：工人罢工，经理人员、工商业主同时停止经济活动，造成经济瘫痪）
2C、政治不合作
拒斥权威
120、保留或撤回效忠（拒绝承认某级政权的合法性）
121、拒绝公开支持（如著名作家一齐沉默不发表作品）
122、号召抵抗的文字和演讲
公民不与政府合作
123、抵制立法机构（如少数民族代表拒绝参加人大）
124、抵制选举（如呼吁选民罢选）
125、抵制政府的雇用和职位（如教授集体辞职抗议校长被政府解除职务）
126、抵制政府部门及机构（如倡导律师、检察官及诉讼人抵制法庭，鼓励经由民间仲裁人解决民事纠纷）
127、退学（退出公立学校，促进民间学校）
128、抵制政府支持的机构（如官方学联、作协、记协）
129、拒绝协助执法人员（如拒绝提供受通缉人士的消息给警方）
130、去除职别标志（如涂掉街道名牌及主要机关的标牌）
131、拒绝接纳到任官员
132、拒绝解散既存机构
公民抗命
133、推拖（尽量拖延时间，最后才勉强应付从命，如缴税）
134、当面服从背地抗命（如顶头上司不在就不工作、士兵一走就不守法）
135、普遍违规（大家不张声色地忽视法令，如偷听"敌台"）
136、阳奉阴违（加上伪装以利抗争，如改换被查封的报刊和网站名称而内容依旧）
137、拒绝散会（拒绝官方停止聚会的命令）
138、就地坐下（如与警察对峙时）
139、拒绝应征和遣送（拒绝登记兵役劳役、拒绝报到以躲避遣送集中营；拒绝搬迁，如汉源库区的民众）
140、逃亡和用假身份（大规模镇压、逮捕、监禁或残杀时）
141、公民抗恶法（如食盐法、限制自由的游行示威法）
公务人员的行动
142、选择性地拒绝执行或协助公务（个人或集体公然拒绝执行上级指派的公务）
143、阻塞命令及信息管道（不动声色地阻止命令的下达或搁置下级呈送的报告）
144、推拖阻碍（表面服从但实际上却拖延或妨碍政令的推行，如纳粹德国的科学家拖延原子弹研制）
145、全面行政不合作
146、司法人员不合作
147、执法人员故意执行不力和选择性的不合作
148、哗变（非暴力抗争运动发展到末期军队抗命）
国内政府的行动
149、半合法的规避和拖延（假借其它法律条文或使用不同的准则执法，以逃避或延误他们的法定责任）
150、下级政府单位不合作（顺应民意，不与中央政府合作）
国际性的政府行动
151、外交和其他代表的变动（如召回或撤换驻外代表，或关闭某些机构）
152、延缓或取消外交事项
153、不予外交承认
154、断绝外交关系
155、退出国际组织
156、拒绝成为国际机构的成员
157、开除国际组织会籍
三、非暴力干预的方法
心理干预
158、裸露于自然（让自己身体忍受日晒、天寒、风吹雨打）
159、绝食（绝食期限可预先订立，或不订期限）
a）道德压力绝食
b）抗议性绝食
c）甘地不合作主义绝食
160、反审判（在庭上宣扬其理念，反控统治集团）
161、非暴力骚扰（如影随形的跟踪、辱骂、登报或贴海报指控）
物质干预
162、静坐（进入建筑或业务场所占据所有座位或门前席地而坐）
163、静站（如坚持站在办公室外）
164、强行搭车（自由搭车，打破黑白分座）
165、强行涉水（沙滩或游泳池，打破黑人禁用的规定）
166、肆意溜达（进进出出或四处游荡以达到骚扰的目的，也减少被捕的可能性）
167、强行祈祷（黑人强行进入宗教场所以求平等参与宗教仪式）
168、非暴力进袭（如印度群众列队前往盐库要求英军撤守）
169、非暴力空袭（模型飞机、汽球等空投传单、食品或礼物）
170、非暴力入侵（群众大规模公然进入禁区）
171、非暴力挺身介入（挺身站在对方人员或车辆行进的道路中央，如八九年王维林挡坦克）
172、非暴力阻挡（如群众围住前来镇压的军车）
173、非暴力占领（拒绝离开、继续办公或开会）
社会干预
174、建立新的社交模式（故意和黑人来往、通婚）
175、使设施超载（导致整个机构无法运作或瘫痪：使住院人数增加、"联合到校上课"）
176、浪费对方办公人员的时间（3分钟的事，故意耗费30分钟）
177、强行发言干扰（聚会中发表言论不管内容是否合时切地）
178、游击剧场（突然闯入，做一段带有政治意味的表演）
179、建立取代性或对立的社会机构（独立工会取代官方工会，八九年北京：学生会自治会取代官方学生会）
180、建立取代性的传播系统（违法出版机构、电台电视，如苏联五六十年代的Samizdat[自发性地下出版物]，七八十年代也在东欧流行，中国八○年前后的"民刊"也属此类；台湾八十年代的民主电视台；中国最近出现的乡村短程电视台）
经济干预
181、倒罢工（延长工作时间或卖力增产，以加强劳资谈判时的筹码，或凸显失业问题的严重，或表达与厂方团结一致对外：如失业工人自建公路、1968年捷克"杜皆克的星期天"）
182、留守罢工（罢工者停止工作后，继续留在工作场所）
183、非暴力占用土地（如农民占用地主土地）
184、反抗封锁禁运（如1947年柏林空运）
185、政治性的冒牌（如印制散播对方的钞票或有价证券）
186、垄断性收购（买尽世界市场上战略性物资使敌方失掉供应）
187、没收财产（如冻结敌国在己国银行的户头，停止付给货款、利息、股息，废止敌国人民专利和权益）
188、倾销（低价销售对方赖以赚取外汇的物品，有时足以严重打击敌国经济）
189、选择性的专顾（如使用国货、购买工会工人制造的产品）
190、设立替代性的市场（黑市）
191、建立替代性的交通系统（如黑人出租车司机提供低价服务帮助抵制当局的公共汽车系统）
192、成立替代性的经济机构（如美国农协提供产销服务给棉农使其免于白人棉商的剥削）
政治干预
193、使行政系统超载（大量对政府机构反复询问、建议、抗议，或于文书往来之间附加大量相干或不相干的数据）
194、暴露特务身份（公布秘密警察或奸细的姓名、照片、生平等资料，足以增加他们活动的困难）
195、设法入狱（故意违法以达到入狱的目的，表示不怕被捕，要求释放狱中囚犯，增加法庭处理案件，或引起公众注意）
196、和平违抗"中性"法令（非暴力抗争后期，在不害人的原则下违抗或罔顾所有的法令使执政者无法推行政务早日瓦解）
197、继续执行法定公务（一个政府被敌国占领或遭遇政变时）
198、双重主权和平行政府（成立新政府、流亡政府）
第三章·行动篇
在上一篇"选择行动方式"那一小节中，我们提到了选择非暴力行动方法时需要考虑的12个因素。这里开列一张完整的一百九十八种方法的清单，是金夏普博士（Dr. Gene Sharp）在一九七三年总结的。在这张清单之中，我们也加入一些近期新出现的非暴力行动方法，如用互联网散播政府控制的资讯、获取海外资讯、发动签名运动，以及用手机发短讯，发送光盘，电视插播等等。另外，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比如退党退团、用五行相克原理选取象征性色，如水克火对应黑克红而取黑色等等。
非暴力行动的方法，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逐条罗列并加以分类，有助于我们对非暴力技术本质的了解。有了这一张清单，行动者在选择方法时，可以少费很多心神。同时，对方若能稍微明了非暴力行动者的方法，或许可以减少他的神经质和激烈反应。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本手册所列举的方法也绝不是概括一切的，更不是无往不利。我们应该"有样看样，无样自创。"
金夏普是英国牛津大学出身的学者，研究非暴力行动多年，曾是位于哈佛大学哈佛广场的爱因斯坦研究所（The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的创始人和所长，现为该所资深研究员。他经常发行刊物，举办研讨会，发表演讲，并提供咨询服务，致力支持非暴力制裁方法在政治暴力中的战略性运用方面的工作。近年来他特别致力于指导塞尔维亚、立陶宛、拉托维亚、乌克兰、古巴、缅甸等国的非暴力运动。在他的名著《非暴力行动政治学》（Gene Sharp：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3 Vols.，Boston：Porter Sargent，1973）第二卷中，详细总结了以非暴力形式进行抗争的人士手中掌握的"非暴力武器"，共一百九十八种，可归纳为三大类：抗议与说服、不合作（社会、经济和政治性的）和干预，其中经济性的非暴力不合作中又分经济抵制和罢工两类。下面是总体的分类结构及各类的数目：
一、非暴力抗议与说服
54种
二、非暴力不合作
103种
社会性的不合作
16
经济性的不合作
49
经济抵制
26
罢工
23
政治性的不合作
38
三、非暴力干预
41种
金夏普特别指出，不要把这些分类当作是死板而一成不变的。在某些特定情况之下，某种方法可能不像他的归类而显得是属于另一类。有时，一种方法在行动过程中会转变成另一种方法，方法与方法之间有时并没有明显的界线，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可能会混在一起而难以分辨。
一、非暴力抗议与说服的方法
正式声明
1、公开演讲
2、抗议信或支持信
3、组织和机构的宣言（如法国神父们反对押送犹太人去集中营）
4、公开签名的声明（如网上签名运动）
5、控诉和意向宣言
6、团体或大众请愿（如八九年四月北京学生递交"请愿七条"）
争取大众的载体
7、口号、漫画和象征符号
8、旗帜、标语、横幅、对联
9、传单、小册子和书
10、报纸和杂志
11、音像磁带、电台电视（现在还有光盘、因特网和手机短讯）
12、天书和地文（如以飞机喷烟在空中写字、山坡或空地上书写标语；空中撒传单见169条）
团体代表
13、推派代表
14、挖苦性奖品（如评选"希特勒奖"给独裁者）
15、团体游说
16、指派纠察队（如罢课罢工时纠察队代表团体去阻止上课上工）
17、挖苦性的选举（如另设投票所大家投票凸显官方选举的荒谬）
象征性公开行动
18、展现旗帜和象征性色彩（如对占领军展示国旗，黑色国旗）
19、佩戴或穿着象征标识（如穿白衣戴白花纪念官方害死的人）
20、祈祷和礼拜
21、递送象征性的物品
22、裸体抗议（类似的有八九年的"光头运动"）
23、损毁自己的财物（如美国革命前的茶）
24、象征性的灯光（如火炬、灯笼或蜡烛）
25、展现人物肖像
26、涂抹油漆（如八九年天安门城楼肖像被涂上各色油漆）
27、新的标志和名称（如用来误导占领军）
28、象征性的声音（如钟声、响笛、齐按喇叭、敲打铁盆、尖叫）
29、象征性的收回所有权（如在占用的土地上撒种、栽植树苗、耕作或营造建筑物）
30、粗鲁的姿态（如脱下裤子屁股朝向对方）
对个人施压
31、如影随形地"跟踪"官员（对不义的官员造成心理压力）
32、奚落官员
33、与抗议对象友善交往（如对官员称兄道弟、与士兵交友劝使他们松懈抗命和透露政府的计划）
34、守夜（如烛光守夜、纠察队守夜）
话剧和音乐
35、幽默小品和讽刺剧（幽默的滑稽短剧或胡闹一通）
36、演出和演奏（音乐和戏剧表演）
37、唱歌（如唱国歌、宗教歌曲或赞美诗，唱反调、唱抗议或讽刺的歌曲）
各种游行
38、行军（如甘地发起的"食盐行军"走了二十四天）
39、游行
40、宗教游行（行列中有宗教性的图片或符号，唱宗教歌曲，并有显著的神职人员参与）
41、朝圣（如甘地促印度教与回教和睦）
42、车队（如摩托车队、自行车游行，通常车队慢速行驶，车上挂招牌或旗帜，车辆也可以和步行的人混合编队行进）
尊崇死者
43、政治悼念（如穿白衣哀悼，或佩黑色领带、臂圈、面纱、缎带，或在上装上钉上一小方黑或白手帕）
44、挖苦性葬礼（如反核出殡；持火把、黑旗游行到大使馆）
45、示威性葬礼（徒步行进的追思仪式及葬礼，如六九年布拉格50万人悼念Palach的出殡行列和八九年10万大学生游行至天安门悼念胡耀邦）
46、安葬地祭典（如扫墓、到纪念碑献花、网上灵堂献花献诗）
公共集会
47、抗议或支持的集会（若集会非法则和平违法，如八九年10万大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
48、抗议聚会（如南非黑人推动"藐法运动"抗议种族隔离政策）
49、伪装下的抗议集会（如运动会、文艺娱乐、宗教或社交聚会）
50、宣讲会（轮番演说、讲解，引导听众讨论）
撤回和脱离关系
51、退场（个人或集体离场退席以示反对和抗议）
52、沉默（如列队通过，一言不发；一小时"静默时间"；在中央广场表达"沉默的支持"，可单人或双人绕行）
53、拒弃荣誉（如拒绝奖项、抛弃奖章或焚毁奖状）
54、背身相对（转身背向抗争对象或其代表，加强沉默的力度）
二、非暴力不合作的方法
2A、社会不合作
55、社会抵制（如编制破坏罢工者名单、士兵进店铺时马上离开）
56、有选择的社会抵制（拒绝出售商品、拒绝接纳参与破坏或镇压运动的人）
57、拒绝和好战男人做爱（源于希腊戏剧"赖丝脱娜塔"）
58、开除教籍逐出教会
59、停圣事（教会对某个教区的宗教处份）
对社会活动、风俗和公共机关的不合作
60、中止社交和体育活动
61、抵制社交活动（集体拒绝参加宴会、音乐会、招待会、剧场和电影院）
62、罢课（停课、只上某些课、课堂上拒绝听课＋罢考、罢教）
63、违抗社会习俗成规（言行、举止和服饰上违抗工厂、教会、社交组织、公司与非政府机构的规定和习俗）
64、退出社会机构（退党、退团、退队、退出教会等）
退出社会系统
65、留在家里（如哀悼烈士，通常一两天）
66、个人全盘不合作（囚犯除了呼吸外，拒绝做任何事）
67、劳工出走（抗议或逃避险恶生存环境，集体离开农场或厂矿）
68、进入避难所（如大使馆、寺庙、教堂）
69、集体失踪（如村民埋藏粮食带着牲口器具避入山中）
70、抗议式的外移（用脚投票，如东德人跑到匈牙利、捷克等国的西德大使馆以迁徙到西德）
2B1、经济不合作：经济抵制
消费者的行动
71、消费者抵制（拒绝购买某些货品或服务）
72、不使用被抵制的商品（加强对被抵制的厂商的社会压力）
73、节俭策略（如为抵抗印花法案，1764年美国居民简化丧礼、之后更停止赛马等昂贵娱乐，以打击英国殖民政府的税收）
74、抗租（拒缴不公正的租金，个人或集体皆可）
75、拒绝承租（如拒绝承租原来因抗租而被收回的土地）
76、全国性的消费者抵制（如抵制日货）
77、国际性的消费者抵制（如抵制中国监狱强迫犯人生产的产品）
劳工和厂家的行动
78、劳工抵制（如拒绝装置由雇用童工的木材厂生产的装饰木料）
79、厂家抵制（拒绝出售或发送其产品）
中介人的行动
80、供应商和经手人抵制（如拒绝运送纸张到报社印刷厂，印刷工人拒绝把纸张装上机器，拒绝和他们有生意来往）
业主和经理的行动
81、商人抵制（拒绝买卖某些物品）
82、拒绝出租或出售财产
83、闭厂（雇主锁门停产关闭部份工厂）
84、拒绝行业协助（业主可拒绝对同行提供经济或技术协助）
85、商人罢市（同时停止营业，使某一城市或地区经济瘫痪）
金融资源拥有者的行动
86、挤兑银行存款（同时提款足以对政府或银行业造成巨大压力）
87、拒绝交费（拒缴学杂费、会费、使用费或分摊金等）
88、拒绝还债或付利息（如不承认政府借的外债，以后拒绝偿还）
89、断绝专款或贷款（切断对方的资金来源、撤销投资等）
90、罢税（拒绝缴纳税费）
91、拒用政府货币（呼吁人民拒绝使用钞票，改用金银交易，以促使政府财政瘫痪）
政府的行动
92、国内禁运（政府发起的国内禁市）
93、贸易商黑名单（如将买卖别国囚徒产品的贸易商列入黑名单）
94、国际禁售
95、国际禁购
96、国际贸易禁运
2B2、经济不合作：罢工
象征性罢工
97、抗议性罢工（也叫标志性罢工或示威性罢工，五分钟、一小时、一天或一周皆可）
98、闪电罢工（事先没有安排的短暂罢工，多为"出气"性质）
农业罢工
99、农民罢工
100、农场工人罢工
特殊群体罢工
101、拒绝强制劳动
102、囚徒罢工
103、工匠罢工（如所有木匠或裁缝同时罢工）
104、专业人士罢工（如公务员、教师、银行经理、律师等）
普通的工业罢工
105、公司罢工（单一厂行的罢工）
106、产业罢工（某一地域内某项产业的罢工）
107、同情性罢工（支持性的、不是为自己切身利益的罢工）
有节制的罢工
108、精准罢工（部分工种罢工导致全厂或全地区停顿，"没参加罢工"的工人则还能领失业金，逐渐增加罢工种类以施压）
109、碰撞罢工（各厂工人轮流罢工，一次只罢工一个厂，使该厂同时受到工会和同行工厂的压力）
110、消极怠工（"磨洋工"）
111、照章行事（一丝不苟的遵照明文规定工作，表面上工作尽善尽美，其实等于是怠工）
112、请病假（当法规或合同禁止罢工时可用）
113、辞职罢工（当法规或合同禁止罢工时）
114、局部罢工（拒绝部份职务或拒绝加班或某些日子上班）
115、选择性罢工（拒绝从事某类工作，通常是基于政治理由）
跨行业罢工
116、综合性罢工（罢工总人数不超过该地区半数）
117、总罢工（某一地区普遍停工）
罢工与经济关闭相结合
118、歇市（联合休业停工，象征性的抗议，通常不超过一天）
119、经济停顿（罢工＋经济抵制：工人罢工，经理人员、工商业主同时停止经济活动，造成经济瘫痪）
2C、政治不合作
拒斥权威
120、保留或撤回效忠（拒绝承认某级政权的合法性）
121、拒绝公开支持（如著名作家一齐沉默不发表作品）
122、号召抵抗的文字和演讲
公民不与政府合作
123、抵制立法机构（如少数民族代表拒绝参加人大）
124、抵制选举（如呼吁选民罢选）
125、抵制政府的雇用和职位（如教授集体辞职抗议校长被政府解除职务）
126、抵制政府部门及机构（如倡导律师、检察官及诉讼人抵制法庭，鼓励经由民间仲裁人解决民事纠纷）
127、退学（退出公立学校，促进民间学校）
128、抵制政府支持的机构（如官方学联、作协、记协）
129、拒绝协助执法人员（如拒绝提供受通缉人士的消息给警方）
130、去除职别标志（如涂掉街道名牌及主要机关的标牌）
131、拒绝接纳到任官员
132、拒绝解散既存机构
公民抗命
133、推拖（尽量拖延时间，最后才勉强应付从命，如缴税）
134、当面服从背地抗命（如顶头上司不在就不工作、士兵一走就不守法）
135、普遍违规（大家不张声色地忽视法令，如偷听"敌台"）
136、阳奉阴违（加上伪装以利抗争，如改换被查封的报刊和网站名称而内容依旧）
137、拒绝散会（拒绝官方停止聚会的命令）
138、就地坐下（如与警察对峙时）
139、拒绝应征和遣送（拒绝登记兵役劳役、拒绝报到以躲避遣送集中营；拒绝搬迁，如汉源库区的民众）
140、逃亡和用假身份（大规模镇压、逮捕、监禁或残杀时）
141、公民抗恶法（如食盐法、限制自由的游行示威法）
公务人员的行动
142、选择性地拒绝执行或协助公务（个人或集体公然拒绝执行上级指派的公务）
143、阻塞命令及信息管道（不动声色地阻止命令的下达或搁置下级呈送的报告）
144、推拖阻碍（表面服从但实际上却拖延或妨碍政令的推行，如纳粹德国的科学家拖延原子弹研制）
145、全面行政不合作
146、司法人员不合作
147、执法人员故意执行不力和选择性的不合作
148、哗变（非暴力抗争运动发展到末期军队抗命）
国内政府的行动
149、半合法的规避和拖延（假借其它法律条文或使用不同的准则执法，以逃避或延误他们的法定责任）
150、下级政府单位不合作（顺应民意，不与中央政府合作）
国际性的政府行动
151、外交和其他代表的变动（如召回或撤换驻外代表，或关闭某些机构）
152、延缓或取消外交事项
153、不予外交承认
154、断绝外交关系
155、退出国际组织
156、拒绝成为国际机构的成员
157、开除国际组织会籍
三、非暴力干预的方法
心理干预
158、裸露于自然（让自己身体忍受日晒、天寒、风吹雨打）
159、绝食（绝食期限可预先订立，或不订期限）
a）道德压力绝食
b）抗议性绝食
c）甘地不合作主义绝食
160、反审判（在庭上宣扬其理念，反控统治集团）
161、非暴力骚扰（如影随形的跟踪、辱骂、登报或贴海报指控）
物质干预
162、静坐（进入建筑或业务场所占据所有座位或门前席地而坐）
163、静站（如坚持站在办公室外）
164、强行搭车（自由搭车，打破黑白分座）
165、强行涉水（沙滩或游泳池，打破黑人禁用的规定）
166、肆意溜达（进进出出或四处游荡以达到骚扰的目的，也减少被捕的可能性）
167、强行祈祷（黑人强行进入宗教场所以求平等参与宗教仪式）
168、非暴力进袭（如印度群众列队前往盐库要求英军撤守）
169、非暴力空袭（模型飞机、汽球等空投传单、食品或礼物）
170、非暴力入侵（群众大规模公然进入禁区）
171、非暴力挺身介入（挺身站在对方人员或车辆行进的道路中央，如八九年王维林挡坦克）
172、非暴力阻挡（如群众围住前来镇压的军车）
173、非暴力占领（拒绝离开、继续办公或开会）
社会干预
174、建立新的社交模式（故意和黑人来往、通婚）
175、使设施超载（导致整个机构无法运作或瘫痪：使住院人数增加、"联合到校上课"）
176、浪费对方办公人员的时间（3分钟的事，故意耗费30分钟）
177、强行发言干扰（聚会中发表言论不管内容是否合时切地）
178、游击剧场（突然闯入，做一段带有政治意味的表演）
179、建立取代性或对立的社会机构（独立工会取代官方工会，八九年北京：学生会自治会取代官方学生会）
180、建立取代性的传播系统（违法出版机构、电台电视，如苏联五六十年代的Samizdat[自发性地下出版物]，七八十年代也在东欧流行，中国八○年前后的"民刊"也属此类；台湾八十年代的民主电视台；中国最近出现的乡村短程电视台）
经济干预
181、倒罢工（延长工作时间或卖力增产，以加强劳资谈判时的筹码，或凸显失业问题的严重，或表达与厂方团结一致对外：如失业工人自建公路、1968年捷克"杜皆克的星期天"）
182、留守罢工（罢工者停止工作后，继续留在工作场所）
183、非暴力占用土地（如农民占用地主土地）
184、反抗封锁禁运（如1947年柏林空运）
185、政治性的冒牌（如印制散播对方的钞票或有价证券）
186、垄断性收购（买尽世界市场上战略性物资使敌方失掉供应）
187、没收财产（如冻结敌国在己国银行的户头，停止付给货款、利息、股息，废止敌国人民专利和权益）
188、倾销（低价销售对方赖以赚取外汇的物品，有时足以严重打击敌国经济）
189、选择性的专顾（如使用国货、购买工会工人制造的产品）
190、设立替代性的市场（黑市）
191、建立替代性的交通系统（如黑人出租车司机提供低价服务帮助抵制当局的公共汽车系统）
192、成立替代性的经济机构（如美国农协提供产销服务给棉农使其免于白人棉商的剥削）
政治干预
193、使行政系统超载（大量对政府机构反复询问、建议、抗议，或于文书往来之间附加大量相干或不相干的数据）
194、暴露特务身份（公布秘密警察或奸细的姓名、照片、生平等资料，足以增加他们活动的困难）
195、设法入狱（故意违法以达到入狱的目的，表示不怕被捕，要求释放狱中囚犯，增加法庭处理案件，或引起公众注意）
196、和平违抗"中性"法令（非暴力抗争后期，在不害人的原则下违抗或罔顾所有的法令使执政者无法推行政务早日瓦解）
197、继续执行法定公务（一个政府被敌国占领或遭遇政变时）
198、双重主权和平行政府（成立新政府、流亡政府）
2012年12月17日星期一
胡平：中共当局为何如此敌视自焚
（上）
12月3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党报《甘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透露了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有关《依法办理藏区自焚案件的意见》。
《意见》认为，“自焚案件中的自焚者不同于一般的厌世自杀者，普遍具有分裂国家的动机，其自焚行为属于违法犯罪行动。”
根据《意见》，组织、策划、煽动以及帮助他人实施自焚，本质上是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严重犯罪行为。
《意见》指出，对实施这类犯罪行动的人以故意杀人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要作为打击重点予以严惩。
这份文件说，对自焚者本人也要依情节严重程度，对造成重大危害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不过，文件没有说明，如何才能追究已经死亡或重伤的自焚者的“法律责任”，只是说“在自焚现场起哄闹事，抬尸游行、阻碍民警医护人员施救的，都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纠集多人为自焚者送葬、募捐，经制止拒不服从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文件没有说明如何或根据什么标准为上述“人员”量刑。
这份文件说，藏区的自焚案件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有预谋有组织策划，煽动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恶性事件”。
中共当局的这份文件实在荒谬绝伦。自焚只是伤害自己，并没有伤害别人，怎么能算犯罪呢？当局还大搞株连，把帮助自焚，乃至于为自焚者送葬募捐都打成犯罪。这是对法的精神的肆意践踏。
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以来，中共在法制建设方面好歹还是有一点进步的，然而这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文件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大倒退。
有人说，是的，这份文件确实荒谬绝伦；不过，它是否在客观上能起到一定的遏制自焚的作用呢？本来，一个人下决心自焚，是谁也拦不住的；但如果他考虑到自焚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给亲友带来危害，或许就不得不打消主意，不敢自焚了吧？既然生命高于一切。当局这么做，说不定也有它的道理。
这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清洗，大迫害。一方面，文革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的自杀现象；另一方面，在文革期间，中共当局对自杀的态度和处置又格外残酷格外严厉：没罪的，自杀了就成了有罪；有罪的，自杀了就罪加一等，并且还会给亲友带来麻烦。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假如不是共产党对自杀行为严加谴责并株连深广，只怕文革中自杀者的数量还要大得多呢。
李志绥医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1966年5月，毛泽东把中国搅得天翻地覆，又开始隐居起来，住进了湖南韶山的滴水洞。一次谈到傅连璋的问题。
傅连璋是卫生部副部长，专门负责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毛泽东说：“傅连璋告诉我，有人斗他，自杀一次，救回来了。他让我救救他。其实，傅连璋这个人是好人，已经退休不管事了，还有什么斗头，这个人要保一保。”毛又说：“这次恐怕又有千把人自杀。”
毛泽东这段话说明，毛自己很清楚，政治高压必将导致大量的自杀行为。可见，毛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生命。再有，毛自己也很清楚，在自杀者中，至少是有些自杀者，例如傅连璋，即便按照他的标准，也是好人不是坏人。既然如此，毛泽东为什么又要对自杀者统统扣上更重的罪名呢？
我们知道，在文革中，有些人自杀是表示反抗，表示抗议。但也有不少人自杀并不是表达抗议。有不少人自杀是以死明志，以死辩冤，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证明自己绝非“反对党反对毛主席”。例如自杀身亡的邓拓和自杀未遂的罗瑞卿，在遗言里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都叮嘱家人要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这种自杀的特点是，自杀者热烈地认同共产党和伟大领袖，他们在先前也曾经得到过党和领袖的承认，被视为自己人。可是现在党和领袖却指控他们是敌人，他们感到无比冤枉无比委屈。可是他们又不能直接批评党批评领袖说你们搞错了，因为那样做很容易被理解为对党和领袖的怀疑甚至反对，那等于是落实了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他们处在既不能接受党的指控又不能反对党的指控的尴尬境地。于是，他们选择了自杀，用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表明自己的忠诚。
在古代，也有过忠臣含冤自杀，以死明志的情况。在古代发生了这种情况，皇帝通常都会有所醒悟，知道自己先前冤枉了别人，因此感到歉疚，所以对自杀身亡的忠臣总是会表示某种尊重。共产党却不同。共产党遇到这种情况反而会震怒。在你看来，自杀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在党看来，你的自杀却是在证明党的过错，证明党把你整错了。这就有损于党的不容非议的权威，这就有损于伟大领袖明察秋毫的英明。共产党不关心你的清白你的冤屈，党只关心它自己的权威不容批评不容怀疑。所以，党对你的自杀格外生气，所以党还要对你鞭尸，给自杀者扣上更重的罪名。至于那些本来就是用自杀来表示反抗表示抗议的人，党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恶名昭著的罗马暴君提比留听到他的囚徒在狱中自杀，恨恨地说：“此人逃脱了我的手掌。”
这就是暴君对别人自杀十分痛恨的原因。因为暴君要的就是对受害者为所欲为，要的就是对受害者彻底控制，要的就是受害者任由摆布，完全屈服，而自杀却意味着摆脱控制，自杀却意味着说不；所以暴君感到恼火。出于无处发泄的恼怒，所以暴君甚至要对自杀者再加上更重的罪名。
（中）
中共的革命文艺作品，一向以美化自己、丑化敌人为能事。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无论是北洋军阀，国民党还是日本侵略者，在枪毙共产党人时，至少还允许受刑人自己走上刑场，站直身体，并高呼口号。也就是说，他们至少还让一个英雄死得象个英雄。
共产党枪毙政治犯就不这样了。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受刑人总是五花大绑，押着架着推上刑场，到了行刑处，狠狠地打击受刑人的膝弯，迫使受刑人跪下，为了避免受刑人喊口号，或者用铁丝勒住喉咙，在嘴里塞进毛巾木块，甚至干脆割断喉管。
总之，共产党就是用一切残忍的手段，使得受刑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机会表现他的从容，表现他的慷慨，表现他的视死如归，表现他的宁折不弯，宁死不屈。你纵然是天下第一英雄，共产党也要让你死得比狗熊还难看。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在中国的监狱里，一方面，经常发生离奇的死亡，如躲猫猫死，喝凉水死，等等，另一方面，如果你绝食抗争，狱方会对你强行灌食，绝不让你饿死。在这时，他们又好像比你自己还更珍惜你的生命。
我好几位朋友都坐过共产党的牢房，他们告诉我，每当他们绝食抗争，狱方必定强制灌食；还说这是人道主义。
这真的是爱护你的生命，是人道主义吗？当然不是。
本来，在监狱里，囚犯要抗争，手段很有限，绝食便是其中仅有的几种之一；但狱方若有权强制灌食，那就是废掉了绝食之功，那就是剥夺了囚犯们仅有的反抗权利。这才是当局要给绝食者强行灌食的目的所在。
几年前，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有犯人绝食抗议，狱方对绝食者强制灌食。2006年3月9日，来自英国和美国等7个国家的260多名医生，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封联名信，指出，用强制灌食的方式来解决在押犯人绝食抗议的问题“无疑是错误的”。联名信呼吁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管理部门准许在押犯人绝食而死。
联名信要求，对绝食犯人进行强制灌食的军医必须受到惩罚，因为他们违反了禁止强制灌食的国际医学协议。医生们在信中说，对绝食者如此做法，医生的最基本职责是要承认犯人有权拒绝。
联名信里提到的国际医学协议，是指在1975年10月于东京召开的29届世界医学大会通过的《东京声明》。该声明在2005年和2006年两次理事会会议上又分别修订。其中第六条是：“当囚犯拒绝食物/饮水，且医师认为他（她）的自愿绝食出于自主、充分理性的判断时，不得对其进行人工喂食。囚犯作决定的能力应经过一位以上独立医师的确认。医师应该向囚犯解释绝食的后果。”
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可是在这封联名信里，医生们却要求准许别人绝食而死。乍一看去十分荒谬，其实，这反映出两个价值的尖锐冲突：一个是爱护他人的生命，另一个是尊重他人的意志（这不等于赞同他人的诉求，例如那260多名医生就未必赞同关塔那摩囚犯的诉求）。这两个价值都十分重要。然而当二者发生冲突，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尊重他人的意志更重要。
先前我讲过，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有关《依法办理藏区自焚案件的意见》，居然把自焚定为犯罪，把帮助自焚，乃至于为自焚者送葬募捐都打成犯罪。这毫无疑问是对法的精神的肆意践踏。不过也有人认为，既然当局的做法在客观上能起到一定的遏制自焚的作用，而生命的价值当然是高于一切，因此当局这么做也有它的道理。
可是，正如《纽约客》一篇讲自焚的文章所说：“自焚是表达绝望与反抗的终极行为，是在斗争无望的情况下自我牺牲的英勇行为。”深受中共当局压迫的藏人，因为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没有集会游行的自由，迫不得已，一些人只好选择自焚这种“表达绝望与反抗的终极行为”，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表达他们的心声。中共当局的做法，实际上是剥夺他们最后的抗争权利，是把藏人的反抗声音全面“和谐”，彻底消除。
这决不是尊重他人的生命。因为真正的尊重他人的生命，必须以尊重他人的自主意志为前提，首先是尊重他人的表达自由。在否认他人自主意志的情况下说什么尊重他人的生命，无非是把他人当作奴隶，而且是当作任由摆布的，逆来顺受的百分之百的奴隶，无非是彻底消灭人的精神。中共当局为何如此敌视自焚？仅仅是因为，用艾未未的话，那是“生命用结束肉体的存在形式来证明精神的存在，或是意志的抗争。”
（下）
其实，中共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反对或一概敌视包括自焚在内的抗议性自杀。
例如，1963年南越和尚释广德因反对吴庭琰政府迫害佛教，在西贡街头自焚。当时的《人民日报》就给予了正面报道。1969年捷克大学生帕拉赫为抗议苏军入侵自焚，《人民日报》也给予了正面报道。1966年7月，西安法门寺主持良卿法师反对革命小将破坏佛门圣物而点火自焚，当时自然被视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革命，可是到了四人帮垮台，文革也被官方定性为十年浩劫予以否定后，良卿法师的骨灰不但被迎回法门寺安放，还举行了庄重的仪式；官方媒体也把良卿法师称为“伟大的殉教者”。
周恩来也写诗，不过流传下来的很少。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周恩来1917年19岁时赴日本留学前写的那首七绝《无题》，“大江歌罢掉头东”。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是“难酬蹈海亦英雄”。蹈海，引的是留日学生陈天华的故事。陈天华（1875－1905）是革命家，同盟会成员，著有《猛回头》，《警世钟》，《中国革命史论》等作品，脍炙人口，风行一时。
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为了抗议日本报纸对中国人的侮辱，也为了激励人心，陈天华在1905年12月7日留下《绝命书》万余字，次日蹈海自尽。蹈海和一般的跳海不同。蹈海是从海边下水，一步步向大海深处走去，直到没顶直到被淹死。蹈海和自焚很相似，如果没有超常的决心和意志，人走到没顶处就会本能地打退堂鼓往后缩了。
周恩来把这样一位蹈海自尽的人称为英雄。后来的中共历史书中也把陈天华当作英雄来歌颂。陈天华的遗体和另一位投黄浦江自尽的同盟会会员姚宏业合葬于长沙岳麓山，他们的陵墓被中国政府于1983年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并不是不理解自焚的意义，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反对或敌视包括自焚在内的抗议性自杀。问题只在于你抗议的对象是谁。如果自焚者抗议的对象是中共也不喜欢也反对的当权派，中共就会对自焚者大加赞颂。这时候它就不摆出什么珍惜生命的样子去谴责自焚，主张给自焚定罪了。
请问中共当局，请问中国最高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负责人，你们敢捣毁陈天华姚宏业的合墓和纪念碑吗？你们敢谴责良卿法师是违反佛法，死有余辜吗？
越南和尚释广德是在很多人帮助下自焚的，有人专门打电话通知西方记者，当释广德乘坐小汽车到达现场时，一位和尚给他铺上坐垫，另一位和尚往他身上浇汽油并点着火，还有三百个和尚围成圆圈组成人墙不让警察靠近。你们敢说他们是犯了“故意杀人罪”吗？
1969年1月，捷克大学生帕拉赫为抗议苏军入侵而自焚，随后，布拉格50万民众为他举行葬礼，你们敢说这些民众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吗？
谅视你们也不敢。这就证明你们毫无原则，毫无法的概念；你们无非是以自己为中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已。
查阅历史可以发现，在对待包括自焚在内的抗议性自杀的问题上，就数中共当局的态度和做法最为恶劣。
陈天华蹈海自尽后，灵柩送回家乡湖南，安葬于长沙岳麓山麓山寺后，送葬队伍绵延十余里，多达数万人，当时军警未加干涉，不少军警还为之感动。当50万民众为帕拉赫送葬时，苏军士兵也只是在一旁静观，没有干涉，更没有追究送葬者的什么刑事责任。
象中共当局这样，给自焚者还要扣上罪名，对帮助自焚的人甚至给自焚者送葬的人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在历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罕见的。而这一切居然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不是平庸恶。这是根本恶，是明知其恶还要一意孤行之恶。
藏人自焚无疑是由中共高压引起的；因此唯一的出路是中共改弦更张，不过眼下还看不到有这种迹象。我们该做的事。就是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形成更大的压力。
不错，历史上，确实有过强权通过高压，通过强制，经过漫长的时间，最终消弭少数民族的反抗并进而将其同化的，但问题是，在当代世界，我们还能够认同那种残暴的做法吗？那种残暴的手段还有可能持续那么漫长的时间吗？我们可以断言，目前中共的做法决不可能持续很久，必定会半途而废，必定行不通，必定要失败。
2012年12月12日～17日
12月3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党报《甘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透露了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有关《依法办理藏区自焚案件的意见》。
《意见》认为，“自焚案件中的自焚者不同于一般的厌世自杀者，普遍具有分裂国家的动机，其自焚行为属于违法犯罪行动。”
根据《意见》，组织、策划、煽动以及帮助他人实施自焚，本质上是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严重犯罪行为。
《意见》指出，对实施这类犯罪行动的人以故意杀人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要作为打击重点予以严惩。
这份文件说，对自焚者本人也要依情节严重程度，对造成重大危害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不过，文件没有说明，如何才能追究已经死亡或重伤的自焚者的“法律责任”，只是说“在自焚现场起哄闹事，抬尸游行、阻碍民警医护人员施救的，都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纠集多人为自焚者送葬、募捐，经制止拒不服从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文件没有说明如何或根据什么标准为上述“人员”量刑。
这份文件说，藏区的自焚案件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有预谋有组织策划，煽动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恶性事件”。
中共当局的这份文件实在荒谬绝伦。自焚只是伤害自己，并没有伤害别人，怎么能算犯罪呢？当局还大搞株连，把帮助自焚，乃至于为自焚者送葬募捐都打成犯罪。这是对法的精神的肆意践踏。
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以来，中共在法制建设方面好歹还是有一点进步的，然而这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文件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大倒退。
有人说，是的，这份文件确实荒谬绝伦；不过，它是否在客观上能起到一定的遏制自焚的作用呢？本来，一个人下决心自焚，是谁也拦不住的；但如果他考虑到自焚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给亲友带来危害，或许就不得不打消主意，不敢自焚了吧？既然生命高于一切。当局这么做，说不定也有它的道理。
这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清洗，大迫害。一方面，文革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的自杀现象；另一方面，在文革期间，中共当局对自杀的态度和处置又格外残酷格外严厉：没罪的，自杀了就成了有罪；有罪的，自杀了就罪加一等，并且还会给亲友带来麻烦。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假如不是共产党对自杀行为严加谴责并株连深广，只怕文革中自杀者的数量还要大得多呢。
李志绥医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1966年5月，毛泽东把中国搅得天翻地覆，又开始隐居起来，住进了湖南韶山的滴水洞。一次谈到傅连璋的问题。
傅连璋是卫生部副部长，专门负责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毛泽东说：“傅连璋告诉我，有人斗他，自杀一次，救回来了。他让我救救他。其实，傅连璋这个人是好人，已经退休不管事了，还有什么斗头，这个人要保一保。”毛又说：“这次恐怕又有千把人自杀。”
毛泽东这段话说明，毛自己很清楚，政治高压必将导致大量的自杀行为。可见，毛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生命。再有，毛自己也很清楚，在自杀者中，至少是有些自杀者，例如傅连璋，即便按照他的标准，也是好人不是坏人。既然如此，毛泽东为什么又要对自杀者统统扣上更重的罪名呢？
我们知道，在文革中，有些人自杀是表示反抗，表示抗议。但也有不少人自杀并不是表达抗议。有不少人自杀是以死明志，以死辩冤，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证明自己绝非“反对党反对毛主席”。例如自杀身亡的邓拓和自杀未遂的罗瑞卿，在遗言里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都叮嘱家人要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这种自杀的特点是，自杀者热烈地认同共产党和伟大领袖，他们在先前也曾经得到过党和领袖的承认，被视为自己人。可是现在党和领袖却指控他们是敌人，他们感到无比冤枉无比委屈。可是他们又不能直接批评党批评领袖说你们搞错了，因为那样做很容易被理解为对党和领袖的怀疑甚至反对，那等于是落实了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他们处在既不能接受党的指控又不能反对党的指控的尴尬境地。于是，他们选择了自杀，用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表明自己的忠诚。
在古代，也有过忠臣含冤自杀，以死明志的情况。在古代发生了这种情况，皇帝通常都会有所醒悟，知道自己先前冤枉了别人，因此感到歉疚，所以对自杀身亡的忠臣总是会表示某种尊重。共产党却不同。共产党遇到这种情况反而会震怒。在你看来，自杀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在党看来，你的自杀却是在证明党的过错，证明党把你整错了。这就有损于党的不容非议的权威，这就有损于伟大领袖明察秋毫的英明。共产党不关心你的清白你的冤屈，党只关心它自己的权威不容批评不容怀疑。所以，党对你的自杀格外生气，所以党还要对你鞭尸，给自杀者扣上更重的罪名。至于那些本来就是用自杀来表示反抗表示抗议的人，党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恶名昭著的罗马暴君提比留听到他的囚徒在狱中自杀，恨恨地说：“此人逃脱了我的手掌。”
这就是暴君对别人自杀十分痛恨的原因。因为暴君要的就是对受害者为所欲为，要的就是对受害者彻底控制，要的就是受害者任由摆布，完全屈服，而自杀却意味着摆脱控制，自杀却意味着说不；所以暴君感到恼火。出于无处发泄的恼怒，所以暴君甚至要对自杀者再加上更重的罪名。
（中）
中共的革命文艺作品，一向以美化自己、丑化敌人为能事。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无论是北洋军阀，国民党还是日本侵略者，在枪毙共产党人时，至少还允许受刑人自己走上刑场，站直身体，并高呼口号。也就是说，他们至少还让一个英雄死得象个英雄。
共产党枪毙政治犯就不这样了。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受刑人总是五花大绑，押着架着推上刑场，到了行刑处，狠狠地打击受刑人的膝弯，迫使受刑人跪下，为了避免受刑人喊口号，或者用铁丝勒住喉咙，在嘴里塞进毛巾木块，甚至干脆割断喉管。
总之，共产党就是用一切残忍的手段，使得受刑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机会表现他的从容，表现他的慷慨，表现他的视死如归，表现他的宁折不弯，宁死不屈。你纵然是天下第一英雄，共产党也要让你死得比狗熊还难看。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在中国的监狱里，一方面，经常发生离奇的死亡，如躲猫猫死，喝凉水死，等等，另一方面，如果你绝食抗争，狱方会对你强行灌食，绝不让你饿死。在这时，他们又好像比你自己还更珍惜你的生命。
我好几位朋友都坐过共产党的牢房，他们告诉我，每当他们绝食抗争，狱方必定强制灌食；还说这是人道主义。
这真的是爱护你的生命，是人道主义吗？当然不是。
本来，在监狱里，囚犯要抗争，手段很有限，绝食便是其中仅有的几种之一；但狱方若有权强制灌食，那就是废掉了绝食之功，那就是剥夺了囚犯们仅有的反抗权利。这才是当局要给绝食者强行灌食的目的所在。
几年前，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有犯人绝食抗议，狱方对绝食者强制灌食。2006年3月9日，来自英国和美国等7个国家的260多名医生，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封联名信，指出，用强制灌食的方式来解决在押犯人绝食抗议的问题“无疑是错误的”。联名信呼吁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管理部门准许在押犯人绝食而死。
联名信要求，对绝食犯人进行强制灌食的军医必须受到惩罚，因为他们违反了禁止强制灌食的国际医学协议。医生们在信中说，对绝食者如此做法，医生的最基本职责是要承认犯人有权拒绝。
联名信里提到的国际医学协议，是指在1975年10月于东京召开的29届世界医学大会通过的《东京声明》。该声明在2005年和2006年两次理事会会议上又分别修订。其中第六条是：“当囚犯拒绝食物/饮水，且医师认为他（她）的自愿绝食出于自主、充分理性的判断时，不得对其进行人工喂食。囚犯作决定的能力应经过一位以上独立医师的确认。医师应该向囚犯解释绝食的后果。”
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可是在这封联名信里，医生们却要求准许别人绝食而死。乍一看去十分荒谬，其实，这反映出两个价值的尖锐冲突：一个是爱护他人的生命，另一个是尊重他人的意志（这不等于赞同他人的诉求，例如那260多名医生就未必赞同关塔那摩囚犯的诉求）。这两个价值都十分重要。然而当二者发生冲突，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尊重他人的意志更重要。
先前我讲过，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有关《依法办理藏区自焚案件的意见》，居然把自焚定为犯罪，把帮助自焚，乃至于为自焚者送葬募捐都打成犯罪。这毫无疑问是对法的精神的肆意践踏。不过也有人认为，既然当局的做法在客观上能起到一定的遏制自焚的作用，而生命的价值当然是高于一切，因此当局这么做也有它的道理。
可是，正如《纽约客》一篇讲自焚的文章所说：“自焚是表达绝望与反抗的终极行为，是在斗争无望的情况下自我牺牲的英勇行为。”深受中共当局压迫的藏人，因为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没有集会游行的自由，迫不得已，一些人只好选择自焚这种“表达绝望与反抗的终极行为”，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表达他们的心声。中共当局的做法，实际上是剥夺他们最后的抗争权利，是把藏人的反抗声音全面“和谐”，彻底消除。
这决不是尊重他人的生命。因为真正的尊重他人的生命，必须以尊重他人的自主意志为前提，首先是尊重他人的表达自由。在否认他人自主意志的情况下说什么尊重他人的生命，无非是把他人当作奴隶，而且是当作任由摆布的，逆来顺受的百分之百的奴隶，无非是彻底消灭人的精神。中共当局为何如此敌视自焚？仅仅是因为，用艾未未的话，那是“生命用结束肉体的存在形式来证明精神的存在，或是意志的抗争。”
（下）
其实，中共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反对或一概敌视包括自焚在内的抗议性自杀。
例如，1963年南越和尚释广德因反对吴庭琰政府迫害佛教，在西贡街头自焚。当时的《人民日报》就给予了正面报道。1969年捷克大学生帕拉赫为抗议苏军入侵自焚，《人民日报》也给予了正面报道。1966年7月，西安法门寺主持良卿法师反对革命小将破坏佛门圣物而点火自焚，当时自然被视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革命，可是到了四人帮垮台，文革也被官方定性为十年浩劫予以否定后，良卿法师的骨灰不但被迎回法门寺安放，还举行了庄重的仪式；官方媒体也把良卿法师称为“伟大的殉教者”。
周恩来也写诗，不过流传下来的很少。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周恩来1917年19岁时赴日本留学前写的那首七绝《无题》，“大江歌罢掉头东”。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是“难酬蹈海亦英雄”。蹈海，引的是留日学生陈天华的故事。陈天华（1875－1905）是革命家，同盟会成员，著有《猛回头》，《警世钟》，《中国革命史论》等作品，脍炙人口，风行一时。
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为了抗议日本报纸对中国人的侮辱，也为了激励人心，陈天华在1905年12月7日留下《绝命书》万余字，次日蹈海自尽。蹈海和一般的跳海不同。蹈海是从海边下水，一步步向大海深处走去，直到没顶直到被淹死。蹈海和自焚很相似，如果没有超常的决心和意志，人走到没顶处就会本能地打退堂鼓往后缩了。
周恩来把这样一位蹈海自尽的人称为英雄。后来的中共历史书中也把陈天华当作英雄来歌颂。陈天华的遗体和另一位投黄浦江自尽的同盟会会员姚宏业合葬于长沙岳麓山，他们的陵墓被中国政府于1983年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并不是不理解自焚的意义，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反对或敌视包括自焚在内的抗议性自杀。问题只在于你抗议的对象是谁。如果自焚者抗议的对象是中共也不喜欢也反对的当权派，中共就会对自焚者大加赞颂。这时候它就不摆出什么珍惜生命的样子去谴责自焚，主张给自焚定罪了。
请问中共当局，请问中国最高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负责人，你们敢捣毁陈天华姚宏业的合墓和纪念碑吗？你们敢谴责良卿法师是违反佛法，死有余辜吗？
越南和尚释广德是在很多人帮助下自焚的，有人专门打电话通知西方记者，当释广德乘坐小汽车到达现场时，一位和尚给他铺上坐垫，另一位和尚往他身上浇汽油并点着火，还有三百个和尚围成圆圈组成人墙不让警察靠近。你们敢说他们是犯了“故意杀人罪”吗？
1969年1月，捷克大学生帕拉赫为抗议苏军入侵而自焚，随后，布拉格50万民众为他举行葬礼，你们敢说这些民众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吗？
谅视你们也不敢。这就证明你们毫无原则，毫无法的概念；你们无非是以自己为中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已。
查阅历史可以发现，在对待包括自焚在内的抗议性自杀的问题上，就数中共当局的态度和做法最为恶劣。
陈天华蹈海自尽后，灵柩送回家乡湖南，安葬于长沙岳麓山麓山寺后，送葬队伍绵延十余里，多达数万人，当时军警未加干涉，不少军警还为之感动。当50万民众为帕拉赫送葬时，苏军士兵也只是在一旁静观，没有干涉，更没有追究送葬者的什么刑事责任。
象中共当局这样，给自焚者还要扣上罪名，对帮助自焚的人甚至给自焚者送葬的人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在历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罕见的。而这一切居然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不是平庸恶。这是根本恶，是明知其恶还要一意孤行之恶。
藏人自焚无疑是由中共高压引起的；因此唯一的出路是中共改弦更张，不过眼下还看不到有这种迹象。我们该做的事。就是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形成更大的压力。
不错，历史上，确实有过强权通过高压，通过强制，经过漫长的时间，最终消弭少数民族的反抗并进而将其同化的，但问题是，在当代世界，我们还能够认同那种残暴的做法吗？那种残暴的手段还有可能持续那么漫长的时间吗？我们可以断言，目前中共的做法决不可能持续很久，必定会半途而废，必定行不通，必定要失败。
2012年12月12日～17日
2011年12月19日星期一
张倩烨：独家专访昂山素姬
昂山素姬希望访问中国
昂山素姬接受亚洲周刊独家专访，讲述缅甸政府与民盟双向合作，共同推动国家的改变。昂山素姬也希望访问中国、了解中国。她公佈自己电邮，期待与中国青年交朋友。
昂山素姬的宅邸位於缅甸曾经的首都仰光市大学路（University Avenue）上。一个视野宽阔的院落里，花草繁茂，孑然而立的小楼守着一片宁静的湖面。在过去的二十一年中，昂山素姬共有十五年的时间被软禁在这里.在软禁的最初六年，她每天都是独自一人，冥想、听广播、读书、运动，基本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亚洲周刊记者在昂山素姬家中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以下是访问内容﹕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缅甸，发现很多居民都带着印有你头像的钥匙链，有你的照片，似乎你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灵魂。我想知道，你心中理想的缅甸，你的国家是怎样的？
我希望我不是这个国家的信仰或灵魂（笑）。我希望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担负起责任的国家。应该这样说，不是我的国家，而是我的人民，因为是人民创造了这个国家。所以每当我讲到希望或展望，我谈到的都是人民，而不是国家，因为是人民塑造了这个国家。
我是一个对责任感具有坚定信仰的人。我不能说在履行责任上自己从未失败过，但我一直在努力，不负众望。并且我愿意让人民意识到，责任并不一定是沉重的，我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社会（community）的责任，归根到底，与自己对自己的责任相连.你是社会的一部分。这是我对人民的一些基本愿望。
在这个基础上，我希望看到很多，比如我们的教育体系、医疗体系和经济得到改善，但更重要的是，缅甸所有民族间的永久和平，这又回到责任感的问题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责任感放在自我需求之上，那么为实现和平与和谐、开放思想所作的努力都很容易。我们会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基本上，人们团结起来为和平与和谐而努力，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这只是第一步，还要为了整个人类而努力。
在缅甸，多数民众是很支持民主制度的。这是否是你所说的“责任”中的一部分？
我想是这样，在我们刚刚独立时，我们曾实践民主，也许并不完美，但我们有议会民主制度。在那些年，尽管我们在战争中遭受磨难，缅甸在东南亚仍是一个进步国家，我们对民主有很好的经验。之后这些年的独裁统治使这个国家一步一步地下滑，人民需要民主，这也是我们希望他们（军政府）明白的道理：我们需要民主是出於很现实的原因，他们应受到控制，他们更有可能为人民的福祉而努力，是人民来决定他们是否应成为统治者。对我们来说，这是很现实的考虑.
在实现你这梦想的路上，这个国家在现实中面临哪些困难？
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开始，有四十九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是没有民主的，这是现实的困难，但我相信我们会克服这个难题.
我观察到，许多缅甸人已经具备成熟的民主意识，还有什么其他的困难？
当然，在过去的制度下，人民受到压迫，一九八八年人民起义.在这之前，人民早已对过去的体制不满.自一九八八年以来，人民很清楚地对国家现状不满.也许如你所知，缅甸是现在东南亚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缅甸人民明白，需要作出改变。一九八八年的起义被血腥镇压，后来一九九零年大选，那时人民希望这会是一个和平的变革，很热情地为我的全国民主联盟投票，我高兴的不是人民投我们党的票，而是他们并没有抵制投票。在长期的专制后，那是第一次允许政党登记，差不多有两百个政党参加选举，但多数人民基本上只投全国民主联盟和代表缅甸社会主义者的国家统一党（National Unity Party），当然在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投自己民族的党派的票。
尽管在过去多年里，缅甸被隔离在世界民主进程之外，缅甸人民有政治意识，他们知道不该浪费自己的选票。在很多地区，人们很明白，他们投的是民盟的票，而不是投某位候选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很理智的。总体上，缅甸人民是理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仍有希望。
上个星期我与民盟的成员聊天，他们说到八月份你在与总统登盛的会谈中达成了一些共识，可不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从八月份之后，我们与政府官员进行了很多讨论，包括当今缅甸最重要的一些问题：缓解贫困问题、增加就业、医疗与教育，缅甸人民知道这是重要的问题，他们不会只听好话，而是注重行动。登盛总统也很关心这些问题.
你认为登盛是否具有诚意？
是的，我相信他是具有诚意的。
但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你曾被多次软禁。
（笑着打断）他并不是软禁我的人，他只是当时政府中的一员，很久之后他才坐到了这个重要位置上。我想不能默认一个人是没有能力做出改变的，每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无辜的，并且多数时候我们对证明一个人有罪并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民族的和解。并且，如果人们决定，需要做出改变，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为改变而努力的机会。
登盛总统有过什么承诺吗？
哦，我不会公开谈论我与登盛总统会面的细节。
但无论在缅甸还是世界其他地区，你有很多支持者。他们希望知道这一次是否与过去有所不同。
我们希望与过去有所不同。我想这届政府会确保议会的补选是自由公平的。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全世界都会知道，他们所有的进步都会被驱散（dissipated），他们很清楚这样的影响是不好的。
民盟的一位成员认为，是阿拉伯之春加速了缅甸的改变。是这样吗？你认为驱使政府转变的因素是什么？
总统与政府其他官员明白，这个国家需要极大的改变。在过去几十年，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我不认为是阿拉伯之春刺激缅甸的变局。当然，所有国家都会对阿拉伯之春有所思考。它也许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我不认为这是主要原因。
你认为丹瑞将军现在还实际掌权吗？
不，他不再掌权了。
让我们来谈谈对外政策。希拉里·克林顿访问缅甸带来了一百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有媒体评论“太小气”，你怎么看？
我从不认为一个国家应该依赖他国的外部援助，国家间最重要的是友谊与相互理解。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以美元来衡量外国的支持。
有媒体说，你曾向希拉里·克林顿请教参选议员的经验？
（笑）没有，我们讨论了很多事情，也许讨论了大选.如果想了解美国的选举，有很多书可以看，不必向别人询问。缅甸不只会向美国借鑑民主制度，有许多国家的民主值得借鑑.
中国在缅甸有许多投资，几个月前停建的伊洛瓦底水电站（密松水电站），当地居民认为破坏了自然环境。你对这个事件怎么看？对中国投资有何看法？
说到大坝，我想说，在中国国内（建水电站）也会有同样的环境问题.所以当一项水电站工程开始的时候，就註定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说到中国对缅甸的投资，我想我们应该更多“投资”於中缅两国人民间的友谊，而不只是经济上的投资.
长期来说，这对两国也是有所助益的，因为我们是邻国，只要两国关系是建立在牢固的互相友好与尊重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在很多方面互相帮助。
中国外交部上个星期证实，中国驻缅甸大使李军华曾与你会面，但没有给出确切时间，这是在希拉里访缅之前还是之后？
是在她访缅之后。
这是否是中国在这一地区平衡其力量的一个信号？
我们一直愿意与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建立联系，所以这次与中国使馆取得联系我们也很高兴.我不知道这与希拉里·克林顿的来访是否有直接关系.但无论如何，我们（与中国使馆）建立了联系，我们很开心。
李军华大使有没有传来一些北京的信息？
（笑）我想你最好向他求证.
你觉得中国会欢迎一个民主的缅甸吗？
我希望如此。毕竟在过去，一个民主的缅甸（一九五零至一九六二年）曾与中国保持了很好的关系.那时的缅甸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最早承认共产党中国的国家之一。当时的缅甸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民主的缅甸会不能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你是一九九一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者，当时你正被软禁，二零一一年是二十周年。二零一零年，一位身在狱中的中国公民刘晓波也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果有机会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你是否会与他们讨论人权问题？
在缅甸，许多人因其政治信仰而身陷囹圄，我曾经就是其中之一，被软禁过十五年，二十年来直到现在仍有人在狱中。我希望所有人（政治犯）都被释放，去听从自己的良心而不受到任何形式的监禁的威胁.
未来你是否有计划访问北京？
（笑）我要首先得到邀请。
你有这个意愿吗？
我非常愿意访问北京。我的母亲到过中国许多次，但我从未去过中国。如果有一个能够访问北京的机会，我非常欢迎。
在中国，很多人也很关心缅甸事务，不仅因为缅甸是中国的邻国，更因为许多中国人也在寻求民主道路。看起来这似乎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你对这些正在努力的人们有何建议？
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我不这样认为，尽管登盛总统邀请我们一起合作。我更愿意说这是双向的，因为自下而上，我们已经努力了二十多年，全国民主联盟可以重新登记为合法政党，这不是突然间发生的，这是我们过去二十多年工作的成果。我们的成员是普通民众，有时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认为民盟成员与其他国民不同。我们的一位年长的成员曾经这样说，在缅甸，有好几个阶级：在军政府时期，最上层的是军政府阶级，第二是亲信阶层，第三等级是普通居民，第四等级才是民盟成员（笑）。我们是最底层的，但仍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所以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变革，我们都从底层参与其中。如果政府自上而下，我们自下而上的努力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为这个国家做更多有益的事。我想这是中国的青年应该思考的。
希望与中国青年通信
但我想传递给中国青年的更重要的信息是，我愿意与中国的青年交流，愿意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感受如何，因为我们与中国青年的联系被切断了。我也愿与所有的中国人交流，与中国的农民、普通市民、经济改革的受益者、教育、医疗以及人权领域的人们接触.你可以公布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我愿与中国的青年通信，做笔友。（附联系方式：info.nldburma@gmail.com）■
昂山素姬接受亚洲周刊独家专访，讲述缅甸政府与民盟双向合作，共同推动国家的改变。昂山素姬也希望访问中国、了解中国。她公佈自己电邮，期待与中国青年交朋友。
昂山素姬的宅邸位於缅甸曾经的首都仰光市大学路（University Avenue）上。一个视野宽阔的院落里，花草繁茂，孑然而立的小楼守着一片宁静的湖面。在过去的二十一年中，昂山素姬共有十五年的时间被软禁在这里.在软禁的最初六年，她每天都是独自一人，冥想、听广播、读书、运动，基本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亚洲周刊记者在昂山素姬家中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以下是访问内容﹕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缅甸，发现很多居民都带着印有你头像的钥匙链，有你的照片，似乎你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灵魂。我想知道，你心中理想的缅甸，你的国家是怎样的？
我希望我不是这个国家的信仰或灵魂（笑）。我希望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担负起责任的国家。应该这样说，不是我的国家，而是我的人民，因为是人民创造了这个国家。所以每当我讲到希望或展望，我谈到的都是人民，而不是国家，因为是人民塑造了这个国家。
我是一个对责任感具有坚定信仰的人。我不能说在履行责任上自己从未失败过，但我一直在努力，不负众望。并且我愿意让人民意识到，责任并不一定是沉重的，我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社会（community）的责任，归根到底，与自己对自己的责任相连.你是社会的一部分。这是我对人民的一些基本愿望。
在这个基础上，我希望看到很多，比如我们的教育体系、医疗体系和经济得到改善，但更重要的是，缅甸所有民族间的永久和平，这又回到责任感的问题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责任感放在自我需求之上，那么为实现和平与和谐、开放思想所作的努力都很容易。我们会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基本上，人们团结起来为和平与和谐而努力，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这只是第一步，还要为了整个人类而努力。
在缅甸，多数民众是很支持民主制度的。这是否是你所说的“责任”中的一部分？
我想是这样，在我们刚刚独立时，我们曾实践民主，也许并不完美，但我们有议会民主制度。在那些年，尽管我们在战争中遭受磨难，缅甸在东南亚仍是一个进步国家，我们对民主有很好的经验。之后这些年的独裁统治使这个国家一步一步地下滑，人民需要民主，这也是我们希望他们（军政府）明白的道理：我们需要民主是出於很现实的原因，他们应受到控制，他们更有可能为人民的福祉而努力，是人民来决定他们是否应成为统治者。对我们来说，这是很现实的考虑.
在实现你这梦想的路上，这个国家在现实中面临哪些困难？
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开始，有四十九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是没有民主的，这是现实的困难，但我相信我们会克服这个难题.
我观察到，许多缅甸人已经具备成熟的民主意识，还有什么其他的困难？
当然，在过去的制度下，人民受到压迫，一九八八年人民起义.在这之前，人民早已对过去的体制不满.自一九八八年以来，人民很清楚地对国家现状不满.也许如你所知，缅甸是现在东南亚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缅甸人民明白，需要作出改变。一九八八年的起义被血腥镇压，后来一九九零年大选，那时人民希望这会是一个和平的变革，很热情地为我的全国民主联盟投票，我高兴的不是人民投我们党的票，而是他们并没有抵制投票。在长期的专制后，那是第一次允许政党登记，差不多有两百个政党参加选举，但多数人民基本上只投全国民主联盟和代表缅甸社会主义者的国家统一党（National Unity Party），当然在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投自己民族的党派的票。
尽管在过去多年里，缅甸被隔离在世界民主进程之外，缅甸人民有政治意识，他们知道不该浪费自己的选票。在很多地区，人们很明白，他们投的是民盟的票，而不是投某位候选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很理智的。总体上，缅甸人民是理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仍有希望。
上个星期我与民盟的成员聊天，他们说到八月份你在与总统登盛的会谈中达成了一些共识，可不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从八月份之后，我们与政府官员进行了很多讨论，包括当今缅甸最重要的一些问题：缓解贫困问题、增加就业、医疗与教育，缅甸人民知道这是重要的问题，他们不会只听好话，而是注重行动。登盛总统也很关心这些问题.
你认为登盛是否具有诚意？
是的，我相信他是具有诚意的。
但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你曾被多次软禁。
（笑着打断）他并不是软禁我的人，他只是当时政府中的一员，很久之后他才坐到了这个重要位置上。我想不能默认一个人是没有能力做出改变的，每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无辜的，并且多数时候我们对证明一个人有罪并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民族的和解。并且，如果人们决定，需要做出改变，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为改变而努力的机会。
登盛总统有过什么承诺吗？
哦，我不会公开谈论我与登盛总统会面的细节。
但无论在缅甸还是世界其他地区，你有很多支持者。他们希望知道这一次是否与过去有所不同。
我们希望与过去有所不同。我想这届政府会确保议会的补选是自由公平的。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全世界都会知道，他们所有的进步都会被驱散（dissipated），他们很清楚这样的影响是不好的。
民盟的一位成员认为，是阿拉伯之春加速了缅甸的改变。是这样吗？你认为驱使政府转变的因素是什么？
总统与政府其他官员明白，这个国家需要极大的改变。在过去几十年，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我不认为是阿拉伯之春刺激缅甸的变局。当然，所有国家都会对阿拉伯之春有所思考。它也许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我不认为这是主要原因。
你认为丹瑞将军现在还实际掌权吗？
不，他不再掌权了。
让我们来谈谈对外政策。希拉里·克林顿访问缅甸带来了一百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有媒体评论“太小气”，你怎么看？
我从不认为一个国家应该依赖他国的外部援助，国家间最重要的是友谊与相互理解。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以美元来衡量外国的支持。
有媒体说，你曾向希拉里·克林顿请教参选议员的经验？
（笑）没有，我们讨论了很多事情，也许讨论了大选.如果想了解美国的选举，有很多书可以看，不必向别人询问。缅甸不只会向美国借鑑民主制度，有许多国家的民主值得借鑑.
中国在缅甸有许多投资，几个月前停建的伊洛瓦底水电站（密松水电站），当地居民认为破坏了自然环境。你对这个事件怎么看？对中国投资有何看法？
说到大坝，我想说，在中国国内（建水电站）也会有同样的环境问题.所以当一项水电站工程开始的时候，就註定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说到中国对缅甸的投资，我想我们应该更多“投资”於中缅两国人民间的友谊，而不只是经济上的投资.
长期来说，这对两国也是有所助益的，因为我们是邻国，只要两国关系是建立在牢固的互相友好与尊重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在很多方面互相帮助。
中国外交部上个星期证实，中国驻缅甸大使李军华曾与你会面，但没有给出确切时间，这是在希拉里访缅之前还是之后？
是在她访缅之后。
这是否是中国在这一地区平衡其力量的一个信号？
我们一直愿意与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建立联系，所以这次与中国使馆取得联系我们也很高兴.我不知道这与希拉里·克林顿的来访是否有直接关系.但无论如何，我们（与中国使馆）建立了联系，我们很开心。
李军华大使有没有传来一些北京的信息？
（笑）我想你最好向他求证.
你觉得中国会欢迎一个民主的缅甸吗？
我希望如此。毕竟在过去，一个民主的缅甸（一九五零至一九六二年）曾与中国保持了很好的关系.那时的缅甸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最早承认共产党中国的国家之一。当时的缅甸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民主的缅甸会不能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你是一九九一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者，当时你正被软禁，二零一一年是二十周年。二零一零年，一位身在狱中的中国公民刘晓波也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果有机会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你是否会与他们讨论人权问题？
在缅甸，许多人因其政治信仰而身陷囹圄，我曾经就是其中之一，被软禁过十五年，二十年来直到现在仍有人在狱中。我希望所有人（政治犯）都被释放，去听从自己的良心而不受到任何形式的监禁的威胁.
未来你是否有计划访问北京？
（笑）我要首先得到邀请。
你有这个意愿吗？
我非常愿意访问北京。我的母亲到过中国许多次，但我从未去过中国。如果有一个能够访问北京的机会，我非常欢迎。
在中国，很多人也很关心缅甸事务，不仅因为缅甸是中国的邻国，更因为许多中国人也在寻求民主道路。看起来这似乎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你对这些正在努力的人们有何建议？
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我不这样认为，尽管登盛总统邀请我们一起合作。我更愿意说这是双向的，因为自下而上，我们已经努力了二十多年，全国民主联盟可以重新登记为合法政党，这不是突然间发生的，这是我们过去二十多年工作的成果。我们的成员是普通民众，有时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认为民盟成员与其他国民不同。我们的一位年长的成员曾经这样说，在缅甸，有好几个阶级：在军政府时期，最上层的是军政府阶级，第二是亲信阶层，第三等级是普通居民，第四等级才是民盟成员（笑）。我们是最底层的，但仍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所以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变革，我们都从底层参与其中。如果政府自上而下，我们自下而上的努力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为这个国家做更多有益的事。我想这是中国的青年应该思考的。
希望与中国青年通信
但我想传递给中国青年的更重要的信息是，我愿意与中国的青年交流，愿意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感受如何，因为我们与中国青年的联系被切断了。我也愿与所有的中国人交流，与中国的农民、普通市民、经济改革的受益者、教育、医疗以及人权领域的人们接触.你可以公布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我愿与中国的青年通信，做笔友。（附联系方式：info.nldburma@gmail.com）■
2011年2月1日星期二
杨建利：街头的力量——中东民主运动的意义与启示
继突尼斯民众赶走本?阿里后，埃及民众涌向街头，要求执政长达31年的总统穆巴拉克下台，除此之外，抗议者还反对官员腐败，要求民主变革。面对坦克，他们不顾宵禁命令，连续多天通宵抗议，使宵禁命令无法实施。随着运动的发展，抗议人数已达到了几百万人，显示这一抗议是一场广泛参与而具有持续动力的公民运动。
虽然埃及政局仍存在不确定因素，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可以说，埃及民众面对专制和腐败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已经震撼了整个世界，也赢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中国民间对于突尼斯和埃及的变局表现出高度关注和支持，但相对于其它地区的颜色革命，许多人对发生在突尼斯、埃及等国家的民众抗议的后果也有些担忧，担忧的主要理由在于，这些国家威权政府的执政者与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维持长期的友好关系，是西方中东政策的盟友，而要求变革的民众背后的政治力量却不清晰，甚至有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的存在，有人担心，变革可能导致这些国家与西方关系的恶化，甚至会造成宗教极端势力上台和恐怖主义的泛滥。
我以为，对于这场波及中东多个国家的变革要求，应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历史不会简单重复，30多年前伊朗因反腐败而爆发的民众运动转化为极端宗教所控制的一幕不会轻易在目前的中东出现，我们应该更多地从今天中东的变革过程中吸取对于未来中国社会变革的经验财富。
以埃及为例，尽管穆巴拉克领导下的军队和政府长期以来承担着社会世俗化的功能，但是民主化的要求并不等同于民粹主义的极端宗教力量，从宗教信仰来看，今天的埃及民众，除了信仰伊斯兰教之外，也有很多人信仰基督教，在这次的抗议事件中，伊斯兰教信徒和基督教教徒并肩抗争，基督徒们甚至表示，要在伊斯兰教信徒祈祷的时候保护他们。从现场祷告时间的视频和照片来看，抗议人群中虔诚伊斯兰教信徒似乎并不占绝对多数。显然，目前埃及民众的信仰已呈现多样化，穆斯林兄弟会虽然是最大的反对者组织，但远远无法掌控局面，目前反对派推出的谈判代表是长期生活在西方的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穆斯林兄弟会则公开表示全力支持巴拉迪。
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世俗化因素的影响，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国家是否仍具有控制社会的能力令人怀疑，这与1979年霍梅尼在伊朗的支持率可以一度高达98%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次运动的参与者主力之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阶层，他们中的女性成员甚至早已放弃了传统的伊斯兰装束，抗议最初阶段，抗议者除了反对穆巴拉克长期执政和“传位于子”的倾向之外，还反对腐败、反对高失业率、反对高通胀，这些议题主要是经济性的，并进而以追求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为诉求，而不象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的最初导火索——流亡国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儿子心脏病发作死亡，导致示威活动的开始。
与近年来多数国家的抗议运动一样，埃及抗议活动中，网络和手机短信是抗议者凝聚的主要纽带之一，这是信息时代抗议浪潮容易在短时间内迅速爆发和广泛动员的优势，同时，借助于网络信息传播而发动的抗议活动必然是追求信息自由流通的，这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抗议者的开放心态，不会被某一种特定的学说、宣传所控制，而极权政治的前提则是信息垄断，因此，即使存在极端宗教力量，由于他们无法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也就无法在技术上进行信息封锁和垄断。和其它转型国家一样，自由、民主也是这次突尼斯、埃及等国家抗议活动中被公开喊出的口号，他们对民主、自由概念理解相当到位，这是穆斯林国家进一步迈向开放社会的先声。
与伊朗巴列维时代的霍梅尼、阿里?沙里阿提等伊斯兰宗教领袖的高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不同，目前埃及社会缺少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极端宗教领袖。而且，由于经济社会的现实变化，近年来，影响较大的穆斯林兄弟会也在发生变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兄弟会反复声明它属于伊斯兰运动中的温和派，公开表示“我们已和暴力彻底决裂”、“不接受武装圣战”，兄弟会权威思想家甚至表达了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内容以及对西方世界和多党制的赞赏，并学会了灵活处理教义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这都表明穆斯林兄弟会已与1928年班纳创立时有了很大变化，这个变化符合现代社会宗教演变的一般规律，明显已受到世俗化的影响，因此，将穆斯林兄弟会视为宗教极端势力是错误的。（最新消息说，穆斯林兄弟会公开声称不求获得领导地位，只求自由民主政府。）另外，尽管埃及仍有极端秘密组织的存在，但这些组织长期受到压制，人数很少，在一般民众中也缺少支持，不可能成为有效的政治力量。
我们看到，这次抗议活动较好地遵循了非暴力抗争的原则，公民纠察队与军人合作，制止了一些零散的暴力抢劫活动，而且抗议者保持抗议场所的卫生整洁、禁止携带武器者参与示威等做法，也体现了很高的公民素质和责任感，其自我约束和自我组织能力之高 ，不亚于其它国家变革过程的表现。
因此，对于这场变革将导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教合一政权的可能，虽然需要保持一定的警惕，但在现实中缺少可见的证据，不应成为外界关注和支持这一运动的障碍。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在苏联解体后整体国际环境的变化，民主成为唯一可稳定预期的政治方向，在国际上已不存在公开对抗自由、民主、人权的主要国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难以取得有效的国际支持（包括资金、道义、理论等）。
在获得主要反对派的授权后，巴拉迪先生来到开罗解放广场讲话，公开宣称一个民主的埃及不可能不与美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他试图用这样的讲话打消外界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担心，促使美国对穆巴拉克施加压力。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艰难而重大的选择。出于冷战、美以关系及反恐的需要，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与作为专制者的盟友保持密切关系，以实现其国际战略。上世纪苏联的著名异议人士、后担任以色列部长的沙兰斯基曾对美国提出，要取得中东的真正和平和以色列的安全，就应该在中东盟国中推行民主价值观，但这一呼吁被淹没在现实政治的短期计算中，今天，面对埃及革命，也许是美国重新思考其建议的时候了。这场外界看似突如其来的中东变革，在其社会内部必有深刻而普遍的原因，作为外部观察者，人们往往只在意政要的言谈和重大国际关系事件，而没有把民众的感受和需求当做一个切实变量，但在自由、民主的本能要求和现代信息交流的便利之下，民众不再是政治话语之外的无声存在，一般来说，这是不容易被重视的力量，但突尼斯、埃及、也门、约旦等国的抗议活动提醒美国，忽视民间力量的存在将导致外交上的被动，也不利于美国维护其作为世界范围内主要民主推动者的形象。西方国家必须意识到，评估一个国家不能只看诸如军队的数量和政府控制财富的多寡，也要看到草根和草根们走上街头的潜在力量、以及这种力量通过自我建设、自我约束以走上健康的民主道路的能力。我们是否可以设问：如果美国将援助中东盟友的军事开支用于提升当地社会的信息自由流通，是否可以对中东发挥更大和更为积极的作用？在美国的外交关系考量中，短期的策略性是否可以让位于以民主价值观的推广，促成人类真正的和平与和睦关系，应该成为美国社会深入讨论的话题。
一个难以回避的尖锐问题是：如果穆巴拉克最终用美国援助的武器大规模镇压抗议者，那么，美国将面临难以想象的道德拷问。因此，美国可能将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促使穆巴拉克和平解决冲突。目前埃及军队已表态中立，不干涉和平抗议示威。而目前的对立局面只要以和平手段解决，那就必然是民众的胜利。埃及长期以来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埃及的民主化道路不可逆转。
总之，我对埃及的民主化前景持乐观态度。中东革命的最大可能是开启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潮流，而不是倒退到伊朗式的极端宗教统治。一旦这一判断成真，那么，这一次的突尼斯、埃及之变，就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也给我们以极大地鼓舞和动力，因而，中国民间对于埃及民主运动的热情关注并非偶然。
显然，中东的变革将会影响到其它国家和地区，在这个信息化时代，空间上的距离已不再是国际连锁反应的障碍。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于这一次的埃及变革极为警觉，很快便实施了网络信息封锁，以避免人们产生对于六四镇压中坦克上街的联想，表现出中国政府对于任何以街头运动为特点的民主政治的恐惧心理。
对我们来说，突尼斯、埃及之变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传递给我们以信心和希望，给我们鼓舞。在抗议开始前，这些中东国家的民众掀起民主浪潮的条件看上去并不比我们更好，首先，考虑到传统宗教文化的因素，对于民主和自由的概念，字面意义上，穆斯林世界的接纳过程甚至比中国更为艰难，其次，与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不同，这些国家的政府是西方国家盟友，民众比我们更难获得西方的理解和帮助，再次，这些国家的法治环境并不比中国具有优势，镇压是严厉的。
但他们迈开了重要的一步，这是他们的历史上罕见而必须迈出的一步，和中国一样，这些国家的公民缺少可以进入议会的代表，也不能自由地在媒体上发言，除了联合起来，他们无法对抗政府，幸运的是，在2011年初，他们成功地联合，并找到了意见表达的空间，那就是城市街头。在这里，他们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并相互帮助，被割裂的原子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力量，这是公民力量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方式。
民主化过程中，一般来说，街头抗争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专制者彻底堵死改革道路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街头抗争是民主运动最为有效的方式，尽管22年前的八九民运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但街头抗争仍是无法逾越的，当我们关注中东的民主运动时，对于街头抗争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应该逐渐展开。
埃及民众的抗争给我们很多启示，下面是一些抛砖引玉的思考：
面对诸多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中共迄今没有展现出开启民主的丝毫诚意，相反却对民间力量采取千方百计的打压。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特权集团已经做出选择，站在了与民主潮流为敌的一边。在这种情况下，街头抗争将成为必须，而如何将民众对于民主的诉求转化为街头政治的实际力量，也就成为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需要思考的问题。
加强非暴力抗争的技术性研究。在这方面，每一个国家的颜色革命都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这样的研究不应是泛泛而谈。作为民主行为理论的研究，我们应该尽量全面、准确地搜集、分析和处理这些国家中街头运动兴起、发展和成功的详细信息，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假设、推演等，避免在街头运动兴起时缺少必要的准备。作为“公民力量”的组织者，我已提议，将在原有非暴力培训的基础之上，于2011年邀请国内外专家和朋友，展开这方面的研讨和培训。
更好地使用互联网等现代化通讯工具。从这次埃及革命的情况来看，互联网已经成为街头运动兴起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专制社会中缺少成熟反对派的缺陷，使“民众大脑的虚拟链接”成为酝酿和开始阶段的革命指挥部，以无形力量化解有形打压。有趣的是，埃及政府在危机面前的断网之举，直接促使了街头抗议规模的扩大，这一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中国是世界上海外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有广大的海外华侨和世界上最大的海外民主运动力量，一旦中国的街头抗议运动兴起，这些海外华人将会成为国内民众突破信息封锁的重要助力，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国界的分割，使身在海外的人也可以起到促进国内民主运动的作用，我们要注意在这一点上挖掘潜力。
应促使各民主力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团结。民主运动对专制政权的优势是人数上的巨大优势，如果不能达成这一点，那么，所有的设想都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尽管存在各种意见分歧（这是民主的本意之一），但我们应该有一种历史性的自觉，那就是当一场伟大的革命的机会降临时，民间可以进行最低限度的合作和共同行动，在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采取必要的合作，以参与人数上的巨大优势，形成对专制政权的威慑和有效冲击力量。
坚持非暴力原则，争取最大的社会支持。面对接受了镇压命令的军警人员，我们要强调他们的公民身份，并尽力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属于平民阶层但是却为腐败的权贵者火中取栗，被迫站到人民的对立面，要让他们意识到民主事关所有公民的福祉，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要毫不犹豫地坚持非暴力原则，避免各种打砸抢烧的极端行为，树立良好的抗议运动形象，消除观望者的疑虑，另外要提高警惕，防止专制政权派出便衣人员冒充抗议者打砸抢烧，以嫁祸于抗议民众，如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应第一时间予以揭露。
要通过民间压力及正确策略，促使执政集团内部的分化，减少社会转型的成本，为此，民间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呼吁执政集团内部成员顺应历史潮流，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影响力，及时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民主不分先后，但民主与专制的选择，却是天壤之别，对执政集团内部成员而言，及时顺应民主潮流，既是对社会负责，也是对其个人负责。
最后，我注意到叙利亚总统在突尼斯和埃及之变后的讲话，他说他的时间比穆巴拉克要宽裕，但是如果再不进行改革，任何改革都将太迟，为此，他承诺今年内将推动政治改革：开放市政选举，给予非政府组织更多权力，制定新的传媒法等。尽管我对中共与民间互动不抱指望，但我仍然希望中共高层能够注意到并深思这一谈话所包含的信息。历史是公平的，不会留给专制者无限的机会。在成功之前，追求民主的斗争不会停止，而对执政者来说，一旦错失机会，也就再无选择。
中国人对于民主的期望已经太久，我们不能低估困难，仍要有持久的心理准备，民主运动的启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难以预测直接的引发点和启动的时间，但目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呈现再次爆发大规模街头民主运动的苗头，所以，对未来我们需要有各种准备，并加倍努力，促使民主革命的早日到来。
辛亥百年到来之际，以此与各位朋友共勉。
2011年2月1日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hinaeweekly.com）
虽然埃及政局仍存在不确定因素，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可以说，埃及民众面对专制和腐败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已经震撼了整个世界，也赢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中国民间对于突尼斯和埃及的变局表现出高度关注和支持，但相对于其它地区的颜色革命，许多人对发生在突尼斯、埃及等国家的民众抗议的后果也有些担忧，担忧的主要理由在于，这些国家威权政府的执政者与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维持长期的友好关系，是西方中东政策的盟友，而要求变革的民众背后的政治力量却不清晰，甚至有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的存在，有人担心，变革可能导致这些国家与西方关系的恶化，甚至会造成宗教极端势力上台和恐怖主义的泛滥。
我以为，对于这场波及中东多个国家的变革要求，应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历史不会简单重复，30多年前伊朗因反腐败而爆发的民众运动转化为极端宗教所控制的一幕不会轻易在目前的中东出现，我们应该更多地从今天中东的变革过程中吸取对于未来中国社会变革的经验财富。
以埃及为例，尽管穆巴拉克领导下的军队和政府长期以来承担着社会世俗化的功能，但是民主化的要求并不等同于民粹主义的极端宗教力量，从宗教信仰来看，今天的埃及民众，除了信仰伊斯兰教之外，也有很多人信仰基督教，在这次的抗议事件中，伊斯兰教信徒和基督教教徒并肩抗争，基督徒们甚至表示，要在伊斯兰教信徒祈祷的时候保护他们。从现场祷告时间的视频和照片来看，抗议人群中虔诚伊斯兰教信徒似乎并不占绝对多数。显然，目前埃及民众的信仰已呈现多样化，穆斯林兄弟会虽然是最大的反对者组织，但远远无法掌控局面，目前反对派推出的谈判代表是长期生活在西方的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穆斯林兄弟会则公开表示全力支持巴拉迪。
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世俗化因素的影响，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国家是否仍具有控制社会的能力令人怀疑，这与1979年霍梅尼在伊朗的支持率可以一度高达98%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次运动的参与者主力之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阶层，他们中的女性成员甚至早已放弃了传统的伊斯兰装束，抗议最初阶段，抗议者除了反对穆巴拉克长期执政和“传位于子”的倾向之外，还反对腐败、反对高失业率、反对高通胀，这些议题主要是经济性的，并进而以追求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为诉求，而不象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的最初导火索——流亡国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儿子心脏病发作死亡，导致示威活动的开始。
与近年来多数国家的抗议运动一样，埃及抗议活动中，网络和手机短信是抗议者凝聚的主要纽带之一，这是信息时代抗议浪潮容易在短时间内迅速爆发和广泛动员的优势，同时，借助于网络信息传播而发动的抗议活动必然是追求信息自由流通的，这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抗议者的开放心态，不会被某一种特定的学说、宣传所控制，而极权政治的前提则是信息垄断，因此，即使存在极端宗教力量，由于他们无法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也就无法在技术上进行信息封锁和垄断。和其它转型国家一样，自由、民主也是这次突尼斯、埃及等国家抗议活动中被公开喊出的口号，他们对民主、自由概念理解相当到位，这是穆斯林国家进一步迈向开放社会的先声。
与伊朗巴列维时代的霍梅尼、阿里?沙里阿提等伊斯兰宗教领袖的高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不同，目前埃及社会缺少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极端宗教领袖。而且，由于经济社会的现实变化，近年来，影响较大的穆斯林兄弟会也在发生变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兄弟会反复声明它属于伊斯兰运动中的温和派，公开表示“我们已和暴力彻底决裂”、“不接受武装圣战”，兄弟会权威思想家甚至表达了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内容以及对西方世界和多党制的赞赏，并学会了灵活处理教义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这都表明穆斯林兄弟会已与1928年班纳创立时有了很大变化，这个变化符合现代社会宗教演变的一般规律，明显已受到世俗化的影响，因此，将穆斯林兄弟会视为宗教极端势力是错误的。（最新消息说，穆斯林兄弟会公开声称不求获得领导地位，只求自由民主政府。）另外，尽管埃及仍有极端秘密组织的存在，但这些组织长期受到压制，人数很少，在一般民众中也缺少支持，不可能成为有效的政治力量。
我们看到，这次抗议活动较好地遵循了非暴力抗争的原则，公民纠察队与军人合作，制止了一些零散的暴力抢劫活动，而且抗议者保持抗议场所的卫生整洁、禁止携带武器者参与示威等做法，也体现了很高的公民素质和责任感，其自我约束和自我组织能力之高 ，不亚于其它国家变革过程的表现。
因此，对于这场变革将导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教合一政权的可能，虽然需要保持一定的警惕，但在现实中缺少可见的证据，不应成为外界关注和支持这一运动的障碍。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在苏联解体后整体国际环境的变化，民主成为唯一可稳定预期的政治方向，在国际上已不存在公开对抗自由、民主、人权的主要国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难以取得有效的国际支持（包括资金、道义、理论等）。
在获得主要反对派的授权后，巴拉迪先生来到开罗解放广场讲话，公开宣称一个民主的埃及不可能不与美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他试图用这样的讲话打消外界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担心，促使美国对穆巴拉克施加压力。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艰难而重大的选择。出于冷战、美以关系及反恐的需要，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与作为专制者的盟友保持密切关系，以实现其国际战略。上世纪苏联的著名异议人士、后担任以色列部长的沙兰斯基曾对美国提出，要取得中东的真正和平和以色列的安全，就应该在中东盟国中推行民主价值观，但这一呼吁被淹没在现实政治的短期计算中，今天，面对埃及革命，也许是美国重新思考其建议的时候了。这场外界看似突如其来的中东变革，在其社会内部必有深刻而普遍的原因，作为外部观察者，人们往往只在意政要的言谈和重大国际关系事件，而没有把民众的感受和需求当做一个切实变量，但在自由、民主的本能要求和现代信息交流的便利之下，民众不再是政治话语之外的无声存在，一般来说，这是不容易被重视的力量，但突尼斯、埃及、也门、约旦等国的抗议活动提醒美国，忽视民间力量的存在将导致外交上的被动，也不利于美国维护其作为世界范围内主要民主推动者的形象。西方国家必须意识到，评估一个国家不能只看诸如军队的数量和政府控制财富的多寡，也要看到草根和草根们走上街头的潜在力量、以及这种力量通过自我建设、自我约束以走上健康的民主道路的能力。我们是否可以设问：如果美国将援助中东盟友的军事开支用于提升当地社会的信息自由流通，是否可以对中东发挥更大和更为积极的作用？在美国的外交关系考量中，短期的策略性是否可以让位于以民主价值观的推广，促成人类真正的和平与和睦关系，应该成为美国社会深入讨论的话题。
一个难以回避的尖锐问题是：如果穆巴拉克最终用美国援助的武器大规模镇压抗议者，那么，美国将面临难以想象的道德拷问。因此，美国可能将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促使穆巴拉克和平解决冲突。目前埃及军队已表态中立，不干涉和平抗议示威。而目前的对立局面只要以和平手段解决，那就必然是民众的胜利。埃及长期以来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埃及的民主化道路不可逆转。
总之，我对埃及的民主化前景持乐观态度。中东革命的最大可能是开启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潮流，而不是倒退到伊朗式的极端宗教统治。一旦这一判断成真，那么，这一次的突尼斯、埃及之变，就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也给我们以极大地鼓舞和动力，因而，中国民间对于埃及民主运动的热情关注并非偶然。
显然，中东的变革将会影响到其它国家和地区，在这个信息化时代，空间上的距离已不再是国际连锁反应的障碍。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于这一次的埃及变革极为警觉，很快便实施了网络信息封锁，以避免人们产生对于六四镇压中坦克上街的联想，表现出中国政府对于任何以街头运动为特点的民主政治的恐惧心理。
对我们来说，突尼斯、埃及之变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传递给我们以信心和希望，给我们鼓舞。在抗议开始前，这些中东国家的民众掀起民主浪潮的条件看上去并不比我们更好，首先，考虑到传统宗教文化的因素，对于民主和自由的概念，字面意义上，穆斯林世界的接纳过程甚至比中国更为艰难，其次，与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不同，这些国家的政府是西方国家盟友，民众比我们更难获得西方的理解和帮助，再次，这些国家的法治环境并不比中国具有优势，镇压是严厉的。
但他们迈开了重要的一步，这是他们的历史上罕见而必须迈出的一步，和中国一样，这些国家的公民缺少可以进入议会的代表，也不能自由地在媒体上发言，除了联合起来，他们无法对抗政府，幸运的是，在2011年初，他们成功地联合，并找到了意见表达的空间，那就是城市街头。在这里，他们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并相互帮助，被割裂的原子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力量，这是公民力量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方式。
民主化过程中，一般来说，街头抗争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专制者彻底堵死改革道路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街头抗争是民主运动最为有效的方式，尽管22年前的八九民运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但街头抗争仍是无法逾越的，当我们关注中东的民主运动时，对于街头抗争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应该逐渐展开。
埃及民众的抗争给我们很多启示，下面是一些抛砖引玉的思考：
面对诸多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中共迄今没有展现出开启民主的丝毫诚意，相反却对民间力量采取千方百计的打压。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特权集团已经做出选择，站在了与民主潮流为敌的一边。在这种情况下，街头抗争将成为必须，而如何将民众对于民主的诉求转化为街头政治的实际力量，也就成为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需要思考的问题。
加强非暴力抗争的技术性研究。在这方面，每一个国家的颜色革命都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这样的研究不应是泛泛而谈。作为民主行为理论的研究，我们应该尽量全面、准确地搜集、分析和处理这些国家中街头运动兴起、发展和成功的详细信息，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假设、推演等，避免在街头运动兴起时缺少必要的准备。作为“公民力量”的组织者，我已提议，将在原有非暴力培训的基础之上，于2011年邀请国内外专家和朋友，展开这方面的研讨和培训。
更好地使用互联网等现代化通讯工具。从这次埃及革命的情况来看，互联网已经成为街头运动兴起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专制社会中缺少成熟反对派的缺陷，使“民众大脑的虚拟链接”成为酝酿和开始阶段的革命指挥部，以无形力量化解有形打压。有趣的是，埃及政府在危机面前的断网之举，直接促使了街头抗议规模的扩大，这一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中国是世界上海外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有广大的海外华侨和世界上最大的海外民主运动力量，一旦中国的街头抗议运动兴起，这些海外华人将会成为国内民众突破信息封锁的重要助力，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国界的分割，使身在海外的人也可以起到促进国内民主运动的作用，我们要注意在这一点上挖掘潜力。
应促使各民主力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团结。民主运动对专制政权的优势是人数上的巨大优势，如果不能达成这一点，那么，所有的设想都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尽管存在各种意见分歧（这是民主的本意之一），但我们应该有一种历史性的自觉，那就是当一场伟大的革命的机会降临时，民间可以进行最低限度的合作和共同行动，在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采取必要的合作，以参与人数上的巨大优势，形成对专制政权的威慑和有效冲击力量。
坚持非暴力原则，争取最大的社会支持。面对接受了镇压命令的军警人员，我们要强调他们的公民身份，并尽力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属于平民阶层但是却为腐败的权贵者火中取栗，被迫站到人民的对立面，要让他们意识到民主事关所有公民的福祉，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要毫不犹豫地坚持非暴力原则，避免各种打砸抢烧的极端行为，树立良好的抗议运动形象，消除观望者的疑虑，另外要提高警惕，防止专制政权派出便衣人员冒充抗议者打砸抢烧，以嫁祸于抗议民众，如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应第一时间予以揭露。
要通过民间压力及正确策略，促使执政集团内部的分化，减少社会转型的成本，为此，民间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呼吁执政集团内部成员顺应历史潮流，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影响力，及时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民主不分先后，但民主与专制的选择，却是天壤之别，对执政集团内部成员而言，及时顺应民主潮流，既是对社会负责，也是对其个人负责。
最后，我注意到叙利亚总统在突尼斯和埃及之变后的讲话，他说他的时间比穆巴拉克要宽裕，但是如果再不进行改革，任何改革都将太迟，为此，他承诺今年内将推动政治改革：开放市政选举，给予非政府组织更多权力，制定新的传媒法等。尽管我对中共与民间互动不抱指望，但我仍然希望中共高层能够注意到并深思这一谈话所包含的信息。历史是公平的，不会留给专制者无限的机会。在成功之前，追求民主的斗争不会停止，而对执政者来说，一旦错失机会，也就再无选择。
中国人对于民主的期望已经太久，我们不能低估困难，仍要有持久的心理准备，民主运动的启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难以预测直接的引发点和启动的时间，但目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呈现再次爆发大规模街头民主运动的苗头，所以，对未来我们需要有各种准备，并加倍努力，促使民主革命的早日到来。
辛亥百年到来之际，以此与各位朋友共勉。
2011年2月1日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hinaeweekly.com）
2010年11月16日星期二
昂山素季演讲全文
朝日新闻：昂山素季演讲全文
作者：译者2010年11月16日 16:48
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会憎恨任何人，我心中没有恨意。在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候，负责看管我的人对我非常客气。我说的是事实，他们真的对我很客气，我会牢记这一点，感谢他们。
频道：社会类型：文章专栏：译者标签：演讲, 昂山素季, 全文, 昂山素姬
核心提示：在结束了软禁期后，重获自由的缅甸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于14日在缅甸最大的城市，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大本营——仰光举行了演讲
原文：スー??チーさん演説全文
作者：朝日新闻
发表时间： 2010年11月15日
译者：eroica/画眉
校对：eroica/画眉
在结束了软禁期后，重获自由的缅甸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于14日在缅甸最大的城市，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大本营——仰光举行了演讲，以下为此次演讲的全部内容。
——————————————————————————————————
首先，我衷心的感谢大家来到这里以这样的方式来支持我，我也有一些话想和大家分享。虽然我们分别得太久，但是，即使是无法相见，我也知道我们（人民与我之间）相互之间因慈悲心与信赖感而紧密相连。全仰赖于此
我了解大家所期待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要明白这样的期待能否实现。就我个人看来，所谓的政治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在和年轻人们说这番话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们中间存在好人、坏人的区别。我也不相信所谓的绩优生与差生的区别。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仅在于会学与不会学。而我相信我的同胞们皆是能学会学的。
然而，仅有希望是不够的。如何把希望变成现实。以一种正确的方法来追求希望是十分重要。
为什么要以正确的方法行动，不是因为我们想成为圣人。以我的经验来看，如果行动的方式不正确的话，目标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因此，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我知道你们有很多问题想问我。我也想听听你们的声音。但如果大家这样乱哄哄的发问的话，我将很难明白你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我希望可以听到你们每一个人的声音。
即使是在被软禁期间，我还是坚持收听（广播或电视节目），并以此了解到人们说了些什么，又需要些什么。每天必须花五六个小时收听广播，这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然而，为了大家我将这个收听习惯坚持了下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我逐渐了解到我们的人民正处于一种怎样的生活当中。
然而，并非所有的一切我都了解。我想我更愿意以彼此互相倾听的方式来和你们每一个人交流。通过此，我也能好好的思考我应当做些什么。
我想你们都明白，如果没有你们的参与任何事情都无法实现。人民为了自身而争取民主，我希望这不仅是在我们国家也能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识。正是基于此，我们不懈的努力。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和平、正确的途径来实现我所提出的目标。
必须要做的事还有很多，但如果不付诸行动的话一切都只是空谈。
我们缅甸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会轻易的认为“这就是命运”。我也不止一次和年轻人们谈论过。你们真的知道所谓命运一词的含义吗。行动是命运的基石。无论你再怎么强调“命运”，也不外乎是你自己行为的使然。
如果说有什么值得你为之争取奋斗的话，那就必须为此付出行动。“把不可能实现的变为现实”这样简单的承诺是无法凝聚民心的。
我们都在努力。人民应当朝着他们开创的道路前行。在这条前行之路上我希望能尽我一份绵薄之力。民主的开创之路行之不易，需要我们共同迈步向前。而我们的目标也唯有通过此来实现。
民主的实现不是坐享其成，也不能强迫他人参与，唯有自发自愿的参与到其中来才有可能实现。大家来到这里以这样的方式支持我，我知道这是因为你们对我有所期待。肩负着如此的期待让我觉得重担在身。然而，并非是我畏惧这份责任。我所担心的仅在于不能尽责。所以我将尽我所能担负起这份责任。
在这其间，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给我以建议、忠告。赐予我力量。给予我批评。真心的、正确的批评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帮助。你们给予我的这些批评建议，对于目标的实现将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在这里，我恳请大家。无论面对任何事，我们都正直以待不要畏惧。尽管说出你心中的话，如有所言，当言无不尽。当我们持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会提出反驳。而这也是民主主义中最基本的言论自由。所谓言论自由并不是七嘴八舌的口角之争。
偶尔我们可能也会大声争论。但是，最重要的是相互之间的交流要能理解对方。即使是双方意见能达到一致，对于这种能力的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训练我们将掌握这样的交流技巧。
今天，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最先发现的是许多带有拍照功能的手机。这样的手机在现场随处可见。这也是一种“交流”。
在通讯领域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请为了良好的目标而善用这样的发展。我希望你们使用它，是为了在交流的时候，能增进彼此间的理解，促进相互间的团结。
昨天，我第一次用上了这样的手机。而在6年前还没有这样的东西。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把嘴凑到哪儿说话。
现在，我想给那些听不到我声音的人们看一样东西。（高举起一张大纸，纸上写着“我爱我的人民”。）爱不只是终点。我们必须唤起行动。爱为何物？爱就是怀抱着为了能让彼此感受到幸福的愿望而发出的行动。
我想要恳求大家，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希望大家都能内心的想法传递给我们。你可以写信，当然，如果你不信任邮局的话，也可以直接把信交到我手里。我所关心的是，大家都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在这六七年间里，我无法正确的了解到，人们的想法都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变成了什么样。而这种了解又无法立即获得。因此，对我来说必须要重新开始学习。
我无法和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进行直接的交流。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现在我只能坐着听你们说话，但是我却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和我说说话。
我想反复强调，请不要认为“政治和自己无关”。这种说法独立以前就有，即使你认为政治与己无关，政治也会主动找上门来，是躲不开的。
一切都是政治，并非只有到这里来支持我们才是政治。在家做饭的主妇也在运用政治。因为她必须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来做饭，那就是政治。送孩子上学也是政治，一切都是政治。
谁都不能脱离政治。“政治与我无关，不想跟政治扯上关系”之类的想法源于对政治的不了解。
请我们的人民去了解政治，也请大家来教我们。我们必须互相学习。有了人民对我们和为了民主主义奔走的人们的教导，我们才不会犯错。
民主的关键是什么？后方的人们必须能够使唤在前方开展工作的人，必须拥有这一权利，才是民主主义；占多数的人民必须拥有使唤少数统治者的权利，才是民主主义。
我能够接受人民来使唤我们，但不属于人民的那些人想要限制我们的自由，我们难以接受。我说这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把我心里想的说出来。
在我被软禁家中的这段时间，我和那些看管的人有过很多交流，他们对我很好。我讲的都是实情。对该感谢的人就要感谢，我想感谢负责看管我的那些人。这是我的真心话。
人民之间应该互相体谅，彼此抱有感恩之心。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位高僧曾经说过：“有感恩之心的人少之又少，知道感恩的人也少之又少”，那时候我还小，并不赞同这句话。
懂得感谢的人很少这一点，当然我也是认同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懂得感谢的人。但是，我不认同“知道感恩的人很少”，是人都应该知道感恩。不过也有人不知道。如果是值得感谢的，我们就应该去感谢。
大家很想知道我今后会怎样开展政治活动吧？想要依靠人民开展工作，必须和人民的观点保持一致。
我和人民之间、和所有人之间的对话将继续下去。绝对不存在与这个人难以沟通、与那个人无法商量的情况，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只要有心想好好沟通，就能做到，有心想交谈就能做到，今后我将采取这种做法。我们需要人民的力量。
正如我刚才所说，一旦决定接下来该做什么，我们会告诉人民。目前我还没有与我的党派的领导阶层认真讨论过，而讨论之后，也不是我们也不会自行其是，我们将联合所有为民主主义奔走的团体一起行动。
当我们决定开展工作之后，会向人民说明。有时候人民会不认同我们的工作，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所有人持同一意见是不可能的，接受这种不同意见也是民主主义的主张之一。
但是我们要作说明。为什么我们必须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为什么人民不认同我们也要做，这些必须得到人民的理解。争取人民的理解就是指这一点，是为了得到人民的信任和理解，而不是为了拉票。
我们将赢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并坚持开展工作，请原谅我今天不能说的太具体。毕竟对我的软禁刚刚解除，即使我说了现在准备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那也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要多听最近人们的呼声，倾听的同时，我们来决定该怎么走接下来的路。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将依靠人民的力量展开行动，我将和所有要求民主主义的团体携手共进。我们会为了实现对话而工作，为了实现对话而努力，采取最大程度避免人民受到伤害。但我不能保证完全不受到伤害，做那种保证那就是贿赂民意了。
我不敢说，支持我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有时候可能会受到伤害。支持我的人可能受到伤害，我们也可能受到伤害。但是，我们要去探寻最大程度避免人民受到伤害的方法。
我们的人民也请不要害怕有时会受到伤害。今天我想说，我们必须明辨是非，我们必须拥有坚持正确事情的勇气。是与非有时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时过境迁，答案也会发生变化。
但是，请大家想清楚，该做还是不该做。怎么说呢，我父亲曾经说过：“我能够问心无愧地接受良心法庭的审判”。
在我接受到了现实中法庭的审判，不过我一直希望接受良心法庭的审判。希望我们的人民也在良心的法庭上，每天主动接受审判，如此受到审判之后，就会得出答案，自己是否做了应该做的。如果得到了答案，我们的努力就是具有大价值的。
努力不用在正道是很危险的，只有用在正道才能体现其价值。努力用在正道，其功效不会因任何人而丧失，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希望大家拥有一颗体谅别人的心，理解别人的心，容忍别人的心。
请允许我再次提出刚才对大家的请求，共同付诸行动才能成事，一味期待不会成事。单凭心中所想是无法获得的，只有付诸行动去争取心中所想，只有具备了付诸行动的勇气，只有真正行动起来，才能如愿以偿。
我将去探寻最佳的方法。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再说一次，我们必须找出最佳的方法来实现目标。我只相信对话，我相信，我们必须使用这种方法。
今天我来到这里，来到总部，希望在支持我的各位面前说出真心话。对于看管我的那些人，我并没有憎恨。
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会憎恨任何人，我心中没有恨意。在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候，负责看管我的人对我非常客气。我说的是事实，他们真的对我很客气，我会牢记这一点，感谢他们。
我希望大家也能这样，不管地位高低，不管属于哪个领域，每个人都心怀体谅与人交往。如果大家能像客气地对待我一样，以体谅的姿态对待全国人民，善莫大焉。
请不要像将我软禁家中一样，软禁人们。我要请求你们像客气地对待我一样，客气地对待人民。不要因为自己不喜欢，就否定一切。凡事均有好坏两方面，如果被人指出不好的地方也没必要发怒，不要做坏事，但要对抱有好的方面抱有珍惜和感恩的心。
懂得感谢会令人的心灵世界更充实，碰到值得感谢的事情就要感谢。请让我看到值得感谢的事情，我会铭记并感谢你们。不过现在，我必须感謝我们的人民。
对感谢这个词我多说几句。大家要坚强，我们缅甸人的勇气就像棉花上的火焰，我讨厌这种说法，这种情况不允许发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人必须活出人样。人是有尊严的。你想拥有人权吗？记得人权宣言的开篇写了什么吗？它以“人生而有尊严”为始。我们必须维护这一份尊严，维护不与他人权利相抵触的尊严。
我不会片面地说话。我不会说“为人民做点什么吧”，应该自己处理的事情人民要自己来做，人民必须知晓自己的职责，履行自己的责任。
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国家才会发展。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在发展，大家比我更清楚。没有发展，但我不会指责是谁之过，我只是想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和大家齐心协力为发展鞠躬尽瘁。
我不会乞讨，我也不认为各位愿意乞讨。我们只是在为了自身的进步谋求应得的权利。
我们必须继续开展工作，让我们的人民为了自身的进步获得应得的权利。但这不是说，我会为大家奉送上好饭菜，我只是想让大家获得挣够钱让自己吃饱饭的素养。
我们将和信奉民主主义的团体协商并采取行动，而不是全国民主联盟自行其是，我们将和许多人携手共进。这里的支持来自我们的人民，缺少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如果需要人民的配合我们会发出请求，在发出请求的时候，请信任我们，伸出你们的援手，这是我现在就要拜托你们的。
老实说，与我们共事的人里面，有些已经无法看到我们实现目标的那一天。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是人生中有价值的行为，没有人能够玷污这种价值。
人总有一死，重要的是活着的这段时间怎样度过。今天，我们要向那些献出生命的民主活动家们致敬，也要向身陷囹圄的民主活动家们致敬，希望所有的活动家都能获释。（完）
作者：译者2010年11月16日 16:48
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会憎恨任何人，我心中没有恨意。在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候，负责看管我的人对我非常客气。我说的是事实，他们真的对我很客气，我会牢记这一点，感谢他们。
频道：社会类型：文章专栏：译者标签：演讲, 昂山素季, 全文, 昂山素姬
核心提示：在结束了软禁期后，重获自由的缅甸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于14日在缅甸最大的城市，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大本营——仰光举行了演讲
原文：スー??チーさん演説全文
作者：朝日新闻
发表时间： 2010年11月15日
译者：eroica/画眉
校对：eroica/画眉
在结束了软禁期后，重获自由的缅甸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于14日在缅甸最大的城市，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大本营——仰光举行了演讲，以下为此次演讲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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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衷心的感谢大家来到这里以这样的方式来支持我，我也有一些话想和大家分享。虽然我们分别得太久，但是，即使是无法相见，我也知道我们（人民与我之间）相互之间因慈悲心与信赖感而紧密相连。全仰赖于此
我了解大家所期待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要明白这样的期待能否实现。就我个人看来，所谓的政治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在和年轻人们说这番话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们中间存在好人、坏人的区别。我也不相信所谓的绩优生与差生的区别。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仅在于会学与不会学。而我相信我的同胞们皆是能学会学的。
然而，仅有希望是不够的。如何把希望变成现实。以一种正确的方法来追求希望是十分重要。
为什么要以正确的方法行动，不是因为我们想成为圣人。以我的经验来看，如果行动的方式不正确的话，目标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因此，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我知道你们有很多问题想问我。我也想听听你们的声音。但如果大家这样乱哄哄的发问的话，我将很难明白你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我希望可以听到你们每一个人的声音。
即使是在被软禁期间，我还是坚持收听（广播或电视节目），并以此了解到人们说了些什么，又需要些什么。每天必须花五六个小时收听广播，这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然而，为了大家我将这个收听习惯坚持了下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我逐渐了解到我们的人民正处于一种怎样的生活当中。
然而，并非所有的一切我都了解。我想我更愿意以彼此互相倾听的方式来和你们每一个人交流。通过此，我也能好好的思考我应当做些什么。
我想你们都明白，如果没有你们的参与任何事情都无法实现。人民为了自身而争取民主，我希望这不仅是在我们国家也能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识。正是基于此，我们不懈的努力。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和平、正确的途径来实现我所提出的目标。
必须要做的事还有很多，但如果不付诸行动的话一切都只是空谈。
我们缅甸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会轻易的认为“这就是命运”。我也不止一次和年轻人们谈论过。你们真的知道所谓命运一词的含义吗。行动是命运的基石。无论你再怎么强调“命运”，也不外乎是你自己行为的使然。
如果说有什么值得你为之争取奋斗的话，那就必须为此付出行动。“把不可能实现的变为现实”这样简单的承诺是无法凝聚民心的。
我们都在努力。人民应当朝着他们开创的道路前行。在这条前行之路上我希望能尽我一份绵薄之力。民主的开创之路行之不易，需要我们共同迈步向前。而我们的目标也唯有通过此来实现。
民主的实现不是坐享其成，也不能强迫他人参与，唯有自发自愿的参与到其中来才有可能实现。大家来到这里以这样的方式支持我，我知道这是因为你们对我有所期待。肩负着如此的期待让我觉得重担在身。然而，并非是我畏惧这份责任。我所担心的仅在于不能尽责。所以我将尽我所能担负起这份责任。
在这其间，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给我以建议、忠告。赐予我力量。给予我批评。真心的、正确的批评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帮助。你们给予我的这些批评建议，对于目标的实现将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在这里，我恳请大家。无论面对任何事，我们都正直以待不要畏惧。尽管说出你心中的话，如有所言，当言无不尽。当我们持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会提出反驳。而这也是民主主义中最基本的言论自由。所谓言论自由并不是七嘴八舌的口角之争。
偶尔我们可能也会大声争论。但是，最重要的是相互之间的交流要能理解对方。即使是双方意见能达到一致，对于这种能力的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训练我们将掌握这样的交流技巧。
今天，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最先发现的是许多带有拍照功能的手机。这样的手机在现场随处可见。这也是一种“交流”。
在通讯领域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请为了良好的目标而善用这样的发展。我希望你们使用它，是为了在交流的时候，能增进彼此间的理解，促进相互间的团结。
昨天，我第一次用上了这样的手机。而在6年前还没有这样的东西。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把嘴凑到哪儿说话。
现在，我想给那些听不到我声音的人们看一样东西。（高举起一张大纸，纸上写着“我爱我的人民”。）爱不只是终点。我们必须唤起行动。爱为何物？爱就是怀抱着为了能让彼此感受到幸福的愿望而发出的行动。
我想要恳求大家，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希望大家都能内心的想法传递给我们。你可以写信，当然，如果你不信任邮局的话，也可以直接把信交到我手里。我所关心的是，大家都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在这六七年间里，我无法正确的了解到，人们的想法都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变成了什么样。而这种了解又无法立即获得。因此，对我来说必须要重新开始学习。
我无法和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进行直接的交流。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现在我只能坐着听你们说话，但是我却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和我说说话。
我想反复强调，请不要认为“政治和自己无关”。这种说法独立以前就有，即使你认为政治与己无关，政治也会主动找上门来，是躲不开的。
一切都是政治，并非只有到这里来支持我们才是政治。在家做饭的主妇也在运用政治。因为她必须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来做饭，那就是政治。送孩子上学也是政治，一切都是政治。
谁都不能脱离政治。“政治与我无关，不想跟政治扯上关系”之类的想法源于对政治的不了解。
请我们的人民去了解政治，也请大家来教我们。我们必须互相学习。有了人民对我们和为了民主主义奔走的人们的教导，我们才不会犯错。
民主的关键是什么？后方的人们必须能够使唤在前方开展工作的人，必须拥有这一权利，才是民主主义；占多数的人民必须拥有使唤少数统治者的权利，才是民主主义。
我能够接受人民来使唤我们，但不属于人民的那些人想要限制我们的自由，我们难以接受。我说这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把我心里想的说出来。
在我被软禁家中的这段时间，我和那些看管的人有过很多交流，他们对我很好。我讲的都是实情。对该感谢的人就要感谢，我想感谢负责看管我的那些人。这是我的真心话。
人民之间应该互相体谅，彼此抱有感恩之心。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位高僧曾经说过：“有感恩之心的人少之又少，知道感恩的人也少之又少”，那时候我还小，并不赞同这句话。
懂得感谢的人很少这一点，当然我也是认同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懂得感谢的人。但是，我不认同“知道感恩的人很少”，是人都应该知道感恩。不过也有人不知道。如果是值得感谢的，我们就应该去感谢。
大家很想知道我今后会怎样开展政治活动吧？想要依靠人民开展工作，必须和人民的观点保持一致。
我和人民之间、和所有人之间的对话将继续下去。绝对不存在与这个人难以沟通、与那个人无法商量的情况，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只要有心想好好沟通，就能做到，有心想交谈就能做到，今后我将采取这种做法。我们需要人民的力量。
正如我刚才所说，一旦决定接下来该做什么，我们会告诉人民。目前我还没有与我的党派的领导阶层认真讨论过，而讨论之后，也不是我们也不会自行其是，我们将联合所有为民主主义奔走的团体一起行动。
当我们决定开展工作之后，会向人民说明。有时候人民会不认同我们的工作，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所有人持同一意见是不可能的，接受这种不同意见也是民主主义的主张之一。
但是我们要作说明。为什么我们必须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为什么人民不认同我们也要做，这些必须得到人民的理解。争取人民的理解就是指这一点，是为了得到人民的信任和理解，而不是为了拉票。
我们将赢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并坚持开展工作，请原谅我今天不能说的太具体。毕竟对我的软禁刚刚解除，即使我说了现在准备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那也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要多听最近人们的呼声，倾听的同时，我们来决定该怎么走接下来的路。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将依靠人民的力量展开行动，我将和所有要求民主主义的团体携手共进。我们会为了实现对话而工作，为了实现对话而努力，采取最大程度避免人民受到伤害。但我不能保证完全不受到伤害，做那种保证那就是贿赂民意了。
我不敢说，支持我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有时候可能会受到伤害。支持我的人可能受到伤害，我们也可能受到伤害。但是，我们要去探寻最大程度避免人民受到伤害的方法。
我们的人民也请不要害怕有时会受到伤害。今天我想说，我们必须明辨是非，我们必须拥有坚持正确事情的勇气。是与非有时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时过境迁，答案也会发生变化。
但是，请大家想清楚，该做还是不该做。怎么说呢，我父亲曾经说过：“我能够问心无愧地接受良心法庭的审判”。
在我接受到了现实中法庭的审判，不过我一直希望接受良心法庭的审判。希望我们的人民也在良心的法庭上，每天主动接受审判，如此受到审判之后，就会得出答案，自己是否做了应该做的。如果得到了答案，我们的努力就是具有大价值的。
努力不用在正道是很危险的，只有用在正道才能体现其价值。努力用在正道，其功效不会因任何人而丧失，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希望大家拥有一颗体谅别人的心，理解别人的心，容忍别人的心。
请允许我再次提出刚才对大家的请求，共同付诸行动才能成事，一味期待不会成事。单凭心中所想是无法获得的，只有付诸行动去争取心中所想，只有具备了付诸行动的勇气，只有真正行动起来，才能如愿以偿。
我将去探寻最佳的方法。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再说一次，我们必须找出最佳的方法来实现目标。我只相信对话，我相信，我们必须使用这种方法。
今天我来到这里，来到总部，希望在支持我的各位面前说出真心话。对于看管我的那些人，我并没有憎恨。
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会憎恨任何人，我心中没有恨意。在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候，负责看管我的人对我非常客气。我说的是事实，他们真的对我很客气，我会牢记这一点，感谢他们。
我希望大家也能这样，不管地位高低，不管属于哪个领域，每个人都心怀体谅与人交往。如果大家能像客气地对待我一样，以体谅的姿态对待全国人民，善莫大焉。
请不要像将我软禁家中一样，软禁人们。我要请求你们像客气地对待我一样，客气地对待人民。不要因为自己不喜欢，就否定一切。凡事均有好坏两方面，如果被人指出不好的地方也没必要发怒，不要做坏事，但要对抱有好的方面抱有珍惜和感恩的心。
懂得感谢会令人的心灵世界更充实，碰到值得感谢的事情就要感谢。请让我看到值得感谢的事情，我会铭记并感谢你们。不过现在，我必须感謝我们的人民。
对感谢这个词我多说几句。大家要坚强，我们缅甸人的勇气就像棉花上的火焰，我讨厌这种说法，这种情况不允许发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人必须活出人样。人是有尊严的。你想拥有人权吗？记得人权宣言的开篇写了什么吗？它以“人生而有尊严”为始。我们必须维护这一份尊严，维护不与他人权利相抵触的尊严。
我不会片面地说话。我不会说“为人民做点什么吧”，应该自己处理的事情人民要自己来做，人民必须知晓自己的职责，履行自己的责任。
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国家才会发展。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在发展，大家比我更清楚。没有发展，但我不会指责是谁之过，我只是想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和大家齐心协力为发展鞠躬尽瘁。
我不会乞讨，我也不认为各位愿意乞讨。我们只是在为了自身的进步谋求应得的权利。
我们必须继续开展工作，让我们的人民为了自身的进步获得应得的权利。但这不是说，我会为大家奉送上好饭菜，我只是想让大家获得挣够钱让自己吃饱饭的素养。
我们将和信奉民主主义的团体协商并采取行动，而不是全国民主联盟自行其是，我们将和许多人携手共进。这里的支持来自我们的人民，缺少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如果需要人民的配合我们会发出请求，在发出请求的时候，请信任我们，伸出你们的援手，这是我现在就要拜托你们的。
老实说，与我们共事的人里面，有些已经无法看到我们实现目标的那一天。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是人生中有价值的行为，没有人能够玷污这种价值。
人总有一死，重要的是活着的这段时间怎样度过。今天，我们要向那些献出生命的民主活动家们致敬，也要向身陷囹圄的民主活动家们致敬，希望所有的活动家都能获释。（完）
2010年11月15日星期一
昂山素季7年来首次演讲：我对军政府没有恨意
2010年11月15日02:30重庆晚报
昂山素季14日将前往民盟党部进行演讲。
“把诉求告诉我，并用正确方法去争取。我对军政府没有恨意，无意同军政府为敌。我在被软禁期间受到良好待遇，希望军政府也善待人民。”
———昂山素季
被软禁多年获释的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14日发表7年来首个公开演说，强调要用正确方法争取诉求。而她的获释也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就呼吁缅甸当局确保昂山素季获释后的安全。
称受良好待遇
昂山素季14日中午到全国民主联盟总部发表讲话，受到数以千计支持者热烈欢迎。昂山素季希望民众把诉求告诉她，并用正确方法去争取。她表示对军政府没有恨意，无意同军政府为敌，她被软禁期间受到良好待遇，希望军政府也善待人民。
大批支持者将全国民主联盟总部围得水泄不通，有些人不远千里赶来，民众形容昂山素季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目前的心情难以形容。
昂山素季自1989年7月以来三次被当局指控违法而受到软禁。因2009年5月在其软禁期间发生美国人潜入昂山素季住宅事件，昂山素季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随后依据特赦令获减刑1年半，并改为在仰光家中软禁。
澳女总理写信支持
她的获释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在日本出席APEC峰会的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当天表示，已经亲自写信给昂山素季表示祝贺和支持，希望信件会由驻缅大使转交，她同时呼吁缅甸政府释放其他的政治犯。不过吉拉德也警告，不希望看到昂山素季获释后会受到安全的威胁，或者再度被软禁。
加拿大继续制裁缅甸
加拿大总理哈珀14日宣布，加拿大将继续对缅甸实施严厉制裁。
加拿大于2007年授予昂山素季荣誉公民称号，同时对缅甸实施严厉制裁。制裁内容包括禁止从缅甸进口、向缅甸出口商品，冻结缅甸政府有关人士在加拿大的财产，禁止向缅甸投资和出口技术，禁止与缅甸开展金融业务等。（据新华社、环球时报）
昂山素季出狱演讲称推崇法治 呼吁全国和解
当昂山素季出现在民盟总部时，支持者喊出“我们爱素季”的口号，而昂山素季则朝人群微笑挥手。昂山素季演讲期间，5000多名民盟党员和支持者旁听。
在演讲中，昂山素季呼吁全国应该和解，她为此愿意同缅甸军政府领导人会谈。
她强调，尽管被软禁多年，然而缅甸军政府并未虐待她，因此她不会仇恨这个政府；相反，她希望能够同军政府领导人丹瑞将军面对面交流。
昂山素季说：“让我们直接互相交流吧，为了全国和解与对话。”
通过这次演讲，昂山素季还表达了将继续为缅甸的民主和法治奋斗的态度。“我相信法治，我会一直为此奋斗下去。我需要大家的支持。”
昂山素季14日将前往民盟党部进行演讲。
“把诉求告诉我，并用正确方法去争取。我对军政府没有恨意，无意同军政府为敌。我在被软禁期间受到良好待遇，希望军政府也善待人民。”
———昂山素季
被软禁多年获释的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14日发表7年来首个公开演说，强调要用正确方法争取诉求。而她的获释也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就呼吁缅甸当局确保昂山素季获释后的安全。
称受良好待遇
昂山素季14日中午到全国民主联盟总部发表讲话，受到数以千计支持者热烈欢迎。昂山素季希望民众把诉求告诉她，并用正确方法去争取。她表示对军政府没有恨意，无意同军政府为敌，她被软禁期间受到良好待遇，希望军政府也善待人民。
大批支持者将全国民主联盟总部围得水泄不通，有些人不远千里赶来，民众形容昂山素季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目前的心情难以形容。
昂山素季自1989年7月以来三次被当局指控违法而受到软禁。因2009年5月在其软禁期间发生美国人潜入昂山素季住宅事件，昂山素季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随后依据特赦令获减刑1年半，并改为在仰光家中软禁。
澳女总理写信支持
她的获释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在日本出席APEC峰会的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当天表示，已经亲自写信给昂山素季表示祝贺和支持，希望信件会由驻缅大使转交，她同时呼吁缅甸政府释放其他的政治犯。不过吉拉德也警告，不希望看到昂山素季获释后会受到安全的威胁，或者再度被软禁。
加拿大继续制裁缅甸
加拿大总理哈珀14日宣布，加拿大将继续对缅甸实施严厉制裁。
加拿大于2007年授予昂山素季荣誉公民称号，同时对缅甸实施严厉制裁。制裁内容包括禁止从缅甸进口、向缅甸出口商品，冻结缅甸政府有关人士在加拿大的财产，禁止向缅甸投资和出口技术，禁止与缅甸开展金融业务等。（据新华社、环球时报）
昂山素季出狱演讲称推崇法治 呼吁全国和解
当昂山素季出现在民盟总部时，支持者喊出“我们爱素季”的口号，而昂山素季则朝人群微笑挥手。昂山素季演讲期间，5000多名民盟党员和支持者旁听。
在演讲中，昂山素季呼吁全国应该和解，她为此愿意同缅甸军政府领导人会谈。
她强调，尽管被软禁多年，然而缅甸军政府并未虐待她，因此她不会仇恨这个政府；相反，她希望能够同军政府领导人丹瑞将军面对面交流。
昂山素季说：“让我们直接互相交流吧，为了全国和解与对话。”
通过这次演讲，昂山素季还表达了将继续为缅甸的民主和法治奋斗的态度。“我相信法治，我会一直为此奋斗下去。我需要大家的支持。”
2010年10月19日星期二
梁文道：昂山素季关于免于恐惧的经验
梁文道：在一场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之中，你如果面对着底下的人群是一群因为长期的被压迫，受苦于种种不正义与折磨这样一个人群，你很容易面对他们的时候会变得特别的激动，然后你希望把他们带领往某个方向，率领他们去干出一番大事——我说的这个你，当然是某种群众运动的领导人，甚至一个革命领袖。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你要挥起愤怒的拳头，要用一个很激昂的语调去呼唤他们的热情，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的，也很常见的。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我们见过无数的电影、电视或者照片，都让我们显现到看到这样一种的群众领袖一般的人物，他们充满了魅力，充满了自信。
但是在同样的场合底下，如果你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温柔、易让，甚至还面带微笑，很轻声的说话，这种情况下，你做的就不止是一个群众领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精神领袖。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做一个精神领袖远比做一个有魅力的英雄更加更加困难。我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位人物，就是我手上这本书的作者昂山素季，今天介绍这本书叫做《Freedom from Fear》，摆脱或者是免除恐惧的自由。
那么昂山素季，我过去一直说过，她是世界上在我心目中目前最美丽的一个人，她的美并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天生丽质，而是因为她那种内在的气质，就像我刚才讲的，有某种精神领袖的坚定、谦虚跟温和。为什么温和是这么重要呢？只有当你目睹她的时候，你才知道她的重要。
有时候我在网上，或者过去一些电视新闻画面里面看到昂山素季，总是让我非常地感动，她在那种群众集会的场合底下，你看到她总是低头微笑，然后有一回，我甚至见到她站在一个围栏内，围栏外面明显的是那些防守她的那些军警，那些军警举着枪，样子很冷漠，但是昂山素季在他们后面向群众挥手说话的时候，仍然保持她一贯的那种温婉的状态。
那么在这样的状态底下的时候，我还会看到她在向群众，甚至是看守她的军警合十敬礼。因为我们知道她是缅甸人，缅甸是个佛教国家，平常见面，大家打招呼就是合十为礼。而这个合十我们现在总说是一种佛家的人对别人表示尊敬或者礼佛，但其实我们晓得，当我们在礼佛的时候，对着佛像合十顶礼，这时候与其说是表面只是尊敬觉者，尊敬佛陀，倒不如说有时候还是为了要照见我们自己，你看见佛的时候，你就应该想起来，哎呀，其实我也有佛性，我心里面也有这一尊佛。你做这个顶礼的动作，合十的动作，是为了发现自己的佛性。
同样的你如果用合十的方法跟别人打招呼，你这个尊敬也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尊敬，而且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合十去看到在你眼前，你向他顶礼的这个人，他心中也有佛性。当昂山素季在对一些看管她的军警合十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她在他们身上也看到他们都原来是些和平的、有佛性的人。
那么说回这本书，这本书很让人意外的地方，前面有几篇文章，相当长的文章里面，有一篇谈到印度跟缅甸在同样被英国殖民的时候，它里面知识分子生活、文化生活是怎么样，写得不算非常好，但是也有学术见地。这时候我们才忽然想起来，原来昂山素季如果没有回缅甸搞这些事，被人们关起来、软禁起来的话，她在英国，在牛津继续待下去的话，原本是想当一个学者，要研究缅甸文化的，但是很可惜，她这个愿望恐怕不能达到了。不过没关系，她做了一样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们就来看看这里面的主题文章，就是免除恐惧的自由。
在这里面，她介绍了一个缅甸人对腐败的一个观念的说法，这个腐败指的不只是一个贪污腐败那种腐败，应该准确的翻译，这个corruption应该翻译成是一种腐坏，这种腐坏在缅甸文里面，他们叫它有四种腐坏，叫做四种的（腐坏缅甸语），这个（腐坏）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以前印度的方言巴利文，我们知道缅甸是很受印度佛教的影响，早期南传佛教的影响，那么巴利文是充分渗透到缅甸日常人的语言这种。
这里面就提到有四种贪腐，第一个就是贪污。贪是什么呢，就说你因为贪，因此使得你的欲望去诱使你离开了正确的道路，这是一种腐坏。第二种腐坏叫做偏狭。由于你个人一个太狭隘的观点跟视野，使得你偏离了正确的道路。第三种纯粹就是因为无知。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正确的道路。第四种就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恐惧，所以它逐渐逐渐地摧毁了你所有关于是非的观念。
恐惧什么呢？它在这里面接着就讲，比如以她所亲历的当时缅甸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国民，他们可能会害怕如果我说了某些话、做了某些事，会不会因此比方说失去我的工作，失去我的财富，失去我的地位，失去我的亲人，失去我的爱人，失去我的家庭，失去我的自由，失去我的一切呢？因为恐惧失去，这一种导致你没办法再坚持某种正确的说法，甚至慢慢有时候这种恐惧感渗透进来，由于你不承认你真的恐惧，它还会变成什么，它还会变成你反过来觉得你原本可以相信是正确那些东西是根本一文不值的。人家跟你讨论起来，说哎呀，说这些干嘛，一点意思都没有，何必呢？又或者你说，说这些干嘛呢，这些根本就是坏的东西，甚至是完全是是非到倒错的这么来看一些本来很正确的事物跟正确的判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已经完全被恐惧腐蚀掉了，你的心灵就败坏了。那么怎样才能免除这种恐惧呢？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方法，昂山素季在这里讲到的也许就是她的经验之谈，她认为任何的革命都必须是一种心灵的革命，这个革命要培养出来的是一种无惧感，这个无惧呢，看起来似乎是天赋，勇气好像是天赋，其实也是透过后天的努力的。它应该栽培一种习惯，这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让自己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不要因为恐惧而左右你，你做任何决定，如果被恐惧左右的话，这时候你已经不再是原来你自己，你就当然被腐坏掉了。
读书频道_凤凰网 2010年10月19日
但是在同样的场合底下，如果你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温柔、易让，甚至还面带微笑，很轻声的说话，这种情况下，你做的就不止是一个群众领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精神领袖。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做一个精神领袖远比做一个有魅力的英雄更加更加困难。我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位人物，就是我手上这本书的作者昂山素季，今天介绍这本书叫做《Freedom from Fear》，摆脱或者是免除恐惧的自由。
那么昂山素季，我过去一直说过，她是世界上在我心目中目前最美丽的一个人，她的美并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天生丽质，而是因为她那种内在的气质，就像我刚才讲的，有某种精神领袖的坚定、谦虚跟温和。为什么温和是这么重要呢？只有当你目睹她的时候，你才知道她的重要。
有时候我在网上，或者过去一些电视新闻画面里面看到昂山素季，总是让我非常地感动，她在那种群众集会的场合底下，你看到她总是低头微笑，然后有一回，我甚至见到她站在一个围栏内，围栏外面明显的是那些防守她的那些军警，那些军警举着枪，样子很冷漠，但是昂山素季在他们后面向群众挥手说话的时候，仍然保持她一贯的那种温婉的状态。
那么在这样的状态底下的时候，我还会看到她在向群众，甚至是看守她的军警合十敬礼。因为我们知道她是缅甸人，缅甸是个佛教国家，平常见面，大家打招呼就是合十为礼。而这个合十我们现在总说是一种佛家的人对别人表示尊敬或者礼佛，但其实我们晓得，当我们在礼佛的时候，对着佛像合十顶礼，这时候与其说是表面只是尊敬觉者，尊敬佛陀，倒不如说有时候还是为了要照见我们自己，你看见佛的时候，你就应该想起来，哎呀，其实我也有佛性，我心里面也有这一尊佛。你做这个顶礼的动作，合十的动作，是为了发现自己的佛性。
同样的你如果用合十的方法跟别人打招呼，你这个尊敬也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尊敬，而且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合十去看到在你眼前，你向他顶礼的这个人，他心中也有佛性。当昂山素季在对一些看管她的军警合十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她在他们身上也看到他们都原来是些和平的、有佛性的人。
那么说回这本书，这本书很让人意外的地方，前面有几篇文章，相当长的文章里面，有一篇谈到印度跟缅甸在同样被英国殖民的时候，它里面知识分子生活、文化生活是怎么样，写得不算非常好，但是也有学术见地。这时候我们才忽然想起来，原来昂山素季如果没有回缅甸搞这些事，被人们关起来、软禁起来的话，她在英国，在牛津继续待下去的话，原本是想当一个学者，要研究缅甸文化的，但是很可惜，她这个愿望恐怕不能达到了。不过没关系，她做了一样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们就来看看这里面的主题文章，就是免除恐惧的自由。
在这里面，她介绍了一个缅甸人对腐败的一个观念的说法，这个腐败指的不只是一个贪污腐败那种腐败，应该准确的翻译，这个corruption应该翻译成是一种腐坏，这种腐坏在缅甸文里面，他们叫它有四种腐坏，叫做四种的（腐坏缅甸语），这个（腐坏）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以前印度的方言巴利文，我们知道缅甸是很受印度佛教的影响，早期南传佛教的影响，那么巴利文是充分渗透到缅甸日常人的语言这种。
这里面就提到有四种贪腐，第一个就是贪污。贪是什么呢，就说你因为贪，因此使得你的欲望去诱使你离开了正确的道路，这是一种腐坏。第二种腐坏叫做偏狭。由于你个人一个太狭隘的观点跟视野，使得你偏离了正确的道路。第三种纯粹就是因为无知。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正确的道路。第四种就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恐惧，所以它逐渐逐渐地摧毁了你所有关于是非的观念。
恐惧什么呢？它在这里面接着就讲，比如以她所亲历的当时缅甸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国民，他们可能会害怕如果我说了某些话、做了某些事，会不会因此比方说失去我的工作，失去我的财富，失去我的地位，失去我的亲人，失去我的爱人，失去我的家庭，失去我的自由，失去我的一切呢？因为恐惧失去，这一种导致你没办法再坚持某种正确的说法，甚至慢慢有时候这种恐惧感渗透进来，由于你不承认你真的恐惧，它还会变成什么，它还会变成你反过来觉得你原本可以相信是正确那些东西是根本一文不值的。人家跟你讨论起来，说哎呀，说这些干嘛，一点意思都没有，何必呢？又或者你说，说这些干嘛呢，这些根本就是坏的东西，甚至是完全是是非到倒错的这么来看一些本来很正确的事物跟正确的判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已经完全被恐惧腐蚀掉了，你的心灵就败坏了。那么怎样才能免除这种恐惧呢？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方法，昂山素季在这里讲到的也许就是她的经验之谈，她认为任何的革命都必须是一种心灵的革命，这个革命要培养出来的是一种无惧感，这个无惧呢，看起来似乎是天赋，勇气好像是天赋，其实也是透过后天的努力的。它应该栽培一种习惯，这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让自己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不要因为恐惧而左右你，你做任何决定，如果被恐惧左右的话，这时候你已经不再是原来你自己，你就当然被腐坏掉了。
读书频道_凤凰网 2010年10月19日
2010年9月29日星期三
纽约时报辩论会：Twitter会引领人们走向街头吗？
围绕着Gladwell在《纽约客》上发表的《小革命》（译文见此）多位意见领袖发表的不同意见。
原文：Can Twitter Lead People to the Streets?
来源：《纽约时报》辩论会
作者：Timothy B Lee, Evgeny Morozov, Michael Anti, William Powers, Burt Herman, Howard Rheingold
发表时间：2010年9月29日
译者：@zhangjialong；@xiaomi2020
校对：@mranti；@freeman7777；@xiaomi2020
讨论说明
这个星期在《纽约客》上，Malcolm Gladwell发表了一篇令人瞩目的批评，不认同象Twitter和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正在重塑行动主义的说法——这种说法在去年Twitter在摩尔多瓦和伊朗的抗议中被作用认为发挥了作用之后曾经广为流传。
“社交网络在增加参与的方面是有效的，因为它降低了参与者的意愿强度，”他这样写道。他还说，在这些平台上建立起来的“弱联系”无法提供真正的政治行动主义所需的原则和战略。
像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工具能否孕育政治行动？它们的局限性在哪里？随着社交媒体逐渐成熟，这会如何改变社会？
讨论参与人
Timothy B. Lee，普林斯顿大学信息科技政策中心的成员，卡托研究所的客座学者。他的博客是“从下至上”
Evgeny Morozov目前是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新美国基金会的史华慈成员，即将出版的《互联网幻象：互联网自由的阴暗面》一书作者。
安替，独立记者、博客作家，目前是东京大学访问学者
William Powers是《哈姆雷特的黑莓：在数字时代生活得好的现实哲学》一书的作者
Burt Herman是Storify的联合创始人和总经理，Storify是利用社会媒体讲故事的平台，他也是黑客的创始人，黑客是记者和技术人员的国际化组织
Howard Rheingold是伯克利和斯坦福的讲师，也是《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聪明帮》（Smart Mobs）等书的作者
私人信息的力量
Timothy B. Lee，普林斯顿大学信息科技政策中心的成员，卡托研究所的客座学者。他的博客是“从下至上”
如果运动家们不愿意为了运动而承担真正的风险，没有什么社会运动会成功。这包括要有足够多的普通公民，即使还不是积极支持的话，至少也要对运动的起因报以同情，还要包括能够接触和说服尽可能多的这种公民的战略。让互联网革命成功的不仅仅是网络让运动家们能够更容易的互相沟通，而且也因为它提供了强大的接触和说服其他公民的新工具。
民权运动就是一个好例子。如果没有象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outh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这样的组织的努力，民权运动是不会成功的。但是电视成为了大众媒介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1963年，数百万美国人打开电视，亲眼目睹了公牛康纳（Bull Connor）对伯明翰示威者的暴行，也通过电视听到了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林肯纪念碑的台阶上发表的著名演讲。1能够在现场目睹康纳的暴行的少数人打算自己向南方行进，但是正是电视画面打动了数百万人，让他们支持民权立法。
社交媒体一定会成为带来改变的更有力的工具。在1960年代，只有最高调的社会运动才能吸引国家性电视台的注意。相反，结合了YouTube和带视频功能的手机让每个人都有了向全球观众播报的能力。
关于公民是否有权录下他们与警察的交涉过程，现在正在进行的激烈辩论就是这些科技具有的颠覆性潜能的例子之一。
无处不在的多对多的沟通科技在那些缺乏言论自由的国家会带来最深刻的变化。压制性政府是靠控制其公民获取的信息才能保持权力。在20世纪这还相对容易，因为审查机器可以集中精力控制大众媒体。个人化的沟通，比如信件和电话还没有普及到可能对政权带来严重挑战的程度。
互联网打破了过去划分公共沟通和个人沟通的屏障，同时也让内容审查更为困难。当政府想要淡化某些事件的时候，新闻迅速地通过email，短信、社交网站上的帖子、在线视频等等传播开来。
实时地审查成千上万的个人信息的过程费时费力，这也意味着国家要这么做的话，就要面临能力限制，要欺骗公民就更为困难。
这也意味着21世纪的社会会成为各种社会运动的沃土。在自由世界的运动家们会更容易记录和公布社会的不公正。在受压制国家的公民一旦有了连线工具就更有可能得到更多资讯，也就更有可能对政府不满。
当受压制国家的运动家开始抗议，该国的其他公民也更可能得知这些消息。抗议不公一直都是一项艰巨和危险的任务，但是互联网给了全球的运动家们对抗暴政的有力的新工具。
虚拟的vs. 真实的抗议
Evgeny Morozov，目前是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新美国基金会的史华慈成员，即将出版的《互联网幻象：互联网自由的阴暗面》（”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一书的作者。
互联网对行动主义的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互联网会影响传统的行动主义，通常的方法是让行动主义更易接触和更易承受。其次，它会引发全新的的“数字行动”，它很可能会最终取代旧的行动模式。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非政府组织常常是社会运动的先锋。可以称其为“公民社会1.0”。绝大多数这样的运动都是集中化的、有着层级化的组织结构、清晰的战略目标、官僚化地运作（即使它是由非常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领导。）
对很多这样的组织来说，互联网以其能够覆盖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犹如神赐的礼物。奥巴马在选举中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关于很好的例子，僵化的、高度集中的选举运动如何利用互联网带来的高度去中心化的巨大优势。
但是，围绕着某些议题进行公众动员的这种新能力不会自动改善民主生活。假如20世纪60年代初左右就有Facebook和Twitte，三K党也会大量地使用它们。（在非民主国家中，也有许多其他风险，例如：任何推翻独裁政府的网上活动很可能会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他们很快会记下所有 “数字革命家”的名字。）
目前大部分为互联网的力量备感兴奋的人们认为，互联网注定可以绕过层级结构和僵化的旧的运动模式，迅速进入到“公民社会2.0”：在这里是去中心化的、无领导的、不受组织结构的约束。美国国务院对这些新角色的另一个定义是“这些年轻人……有一个网址或网站，而不是一个办公室，他们有着[Twitter上的]跟随者和会员，而不是付薪的员工；他们有一个开源平台而不是高额预算。”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新方法在推翻非民主政府或捍卫人权上的成效如何。 许多被认为这种新模式的成果—例如在摩尔多瓦和伊朗发生的“推特革命”—事实上是虚幻的，基于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不是切实的证据。
从政策角度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要推动传统的组织更好地使用数字工具，还是我们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培育新型的虚拟运动？
如果人们认为有效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在恶劣的专制条件下，没有公民积极参与到传统的政治进程中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传统的政治进程包括公开的政治游行、冒着生命危险无视警察，被殴打和被囚禁——那么在网上签署请愿书和转推新闻文章的链接似乎并不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它甚至可能给生活在这些国家年轻人的造成错误印象：比起传统的反抗运动来说，虚拟的政治驱动力而不是真正的抗议在这个现实而腐败的社会中更为可取。
但我们不应该混淆动员与组织。从动员来说，互联网擅长以政治原因动员人们集合起来（当然，并非所有都为了民主），但仍然需要有人参与到长期的战略组织之中。
正如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所说 ，“互联网是一个神奇的工具，但是它也容易让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制造即时运动，就像点快餐那样的运动模式。”她是对的：有效的社会变革需要的不仅仅是买下有趣的网址—— 有时人们也的确需要在办公室里现身。
在中国，即使“弱联系”也至关重要
安替，独立记者、博客作家，目前是东京大学访问学者
Gladwell认为Twitter不会引发一场革命。的确，Twitter和其他web2.0工具帮助我们接触和传播信息，但你不可能仅靠在Twitter上发推、加好友、或者点击“赞”就能有效地进行反对运动。
然而，在中国这样的完全由国营媒体控制政治内容的国家，更快速更便捷地接触信息会在严密的宣传系统中打开一丝缝隙。自从2009年初Twitter特和其他中国的模仿者2在中国流行以来，中国公民能够通过这些网站比从官方新闻媒体更快地获知敏感新闻，这也促使相关审查技术升级。最终的结果是官方不得不改头换面地自己发布这些消息，而不仅仅是噤声。中国民众现在有了相互竞争的信息来源：官方的新闻媒体和互联网。通过互联网，我们开始有机会接触到真相。
像在中国这样对草根政治零容忍的国家，社会媒体建立起来的“弱联系”也比没有要好得多。刘晓波和其他异见人士仅仅因为联署呼吁书就被判刑。非政府组织被切断了来自海外的经济支援，而且很难合法注册。虽然以Twitter为基础的联系是脆弱的，但这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权利的地方，这是开始迈向建设健康的公民社会的一步。
感谢Twitter，加上VPN的帮助，我们可以突破中国政府的审查，直接在网上与达赖喇嘛对话。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直接提到他的名字，而不用通过文字游戏来逃避政府的敏感词审查系统。一些中文推友甚至可以动员进行一次小型的在天安门附近的示威，通过手机上传现场抗议图片。
任何发生在偏僻地区的突发事件可以快速地通过Twitter转推登上国际媒体。当14亿人民有机会（哪怕机会很小）来直接地自由地思考和表达，不经任何审查和自我审查，这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即使它不是一场革命。
数字的和传统的工具
William Powers是《哈姆雷特的黑莓：在数字时代生活得好的现实哲学》一书的作者
最新的社交网络是促进了强联系还是弱联系？如果你直接问这个问题的话，答案显而易见。总体来说，数字联系不会像面对面交往形成的友谊和承诺那么强大。你要不同意的话，那你肯定是个机器人。
但是这种选择非得是“非黑即白”的吗？数字化网络不能取代活生生的聚会和谈话，或者是合理的层级化管理，即使有时感觉它能做到似的。是的，一些全心全意相信网络的人已经把生活都搬到了网上，他们在主流媒体上通常相当引人注目。主流媒体长年来都带着敬畏之情报道各种数字化现象，无论多么微小。Malcolm Gladwell反对的那种终结一切的弥赛亚想法的确还在各种文化中不时浮现。
不过，谢天谢地，这种愚蠢的想法终于开始淡出了。现在出现的一种更智慧，也更有建设性的关于数字化未来的观点，这种观点既欢迎数字技术带来的巨大可能性，同时也承认它们的局限性。
Twitter和Facebook不能拯救世界。但是当这些工具和个人联络同时使用的时候，这些新技术可以变得非常有用，有些个人联络是非常古老的，比如面对面谈话、会议和引领民权运动的示威抗议等等。我从我的数字生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交到了真正的朋友。但是如果我关掉电脑，将这些新学道的东西用到我的生活之中，它们又能起什么作用？数字联络和更传统的沟通方式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是互补的。
Gladwell歪曲了《人人都有发言权》（Here Comes Everybody 中译书名为《未来是湿的》）中Clay Shirky 所写的那个故事。一名纽约人是如何通过数字关联找到丢失的手机的奇迹。没什么了不起，对吗？但是那只是 Shirky 所举的最平凡的例子而已。他的书中还有更多真正重要的社会和组织改变，这些改变大大地帮助了——如果不是全部重塑了——新潮流。
改变源自伟大的思想。我在Twitter上跟所的50多人有达赖喇嘛；一位在Twitter上发布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3睿智之语的热情的澳大利亚人；一个本笃会僧侣社区4，他们发行散文集和其他的纸出版物，想要为我们过于忙碌的脑袋放慢节奏。当我从Twitter上得到一个有价值的新想法的时候，我就会力图把它应用在非数字化世界之中，我们每天花在实际生活中的时间更多。这就是真正的革命发轫之地。
新媒体的信任源泉
Burt Herman是Storify的联合创始人和总经理，Storify是利用社会媒体讲故事的平台，他也是“黑客”的创始人，“黑客”是记者和技术人员的国际化组织
现在我们都有了可以向全世界宣告的扩音器。无论你有什么动机或兴趣，都可以自己在互联网上公布消息，这个消息可能被数十亿人听到。发布的门槛基本上为零。
在大众媒体的时代并非如此。就在几年之前，能够获得大量听众的能力还被局限于那些能够登上出版物、电台或电视台的人们。象记者和传播总监这样的看门人控制着信息的传播。现在，任何有手机的人都可以向Twitter发送消息，立刻就能对全世界的人发布信息。任何有YouTube账号的人都有了自己的电视台
这种媒体的民主化意味着任何人都能探索和寻找其他可以分享想法的人，而不受地理局限的限制。想法可以以光速传播，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时候就象“病毒”一样。
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在一个信息泛滥的媒体环境中进行注意力竞争。这些来自于个人的扩音器形成了全球化的噪音，噪音如此之大我们必须要努力分辨出其中重要的声音。
许多人现在都在想法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科技企业想要以算法来筛选信息。但是，到目前为止，科技能做到的还比较有限，仅仅是把信息潮水汇聚为信息流。
为了过滤信息流，一种新型的守门人出现了。那些能够选出对听众来说有用的信息的人逐渐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信誉。我们还在为这种新型的看门人找到最合适的称呼，不过到目前为止，“信息馆长”（curator）似乎是最适合的。
和之前的大众传媒时代不同，听众们过去要靠收音机波段能否覆盖，或者送报纸卡车能开到的距离被分群，现在，“信息馆长”们依靠共同兴趣寻找他们的听众。他们筛选出最相关的信息，加上他们自己的评论和看法，就象在展厅中为一件艺术陈列品加上注释一样。最成功的“信息馆长”们因为了解他们的听众想看什么而建立起追随队伍。
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方。社交媒体的核心是关于在人们之间社交和建立起真实的联系。最真实的声音就是那些可以让人们行动起来的声音，无论传递信息所用的是什么科技，这一点始终未变。
网络上的追随与领导
Howard Rheingold是伯克利和斯坦福的讲师，也是《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聪明帮》（Smart Mobs）等书的作者
Malcolm Gladwell的文章很好地指出了网络化行动主义的一些重要的局限，但是却忽略了不是Twitter的其他新媒体——比如短信和博客——在政治运动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比如说，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科拉达5下台的部分原因就是由短信组织起来的示威，而卢武铉之所以能在南韩赢得总统选举胜利，部分原因是最后关头的短信发送号召选民们出去投票。当然，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选举运动和茶党运动都运用了社交媒体找到了大量追随者。这种单子可以一页页地开列下去。
我同意要刺穿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政治活动的过于乐观的看法是重要的（比如说在伊朗大选后示威中被夸大了的Twitter的作用；忽略了伊朗和中国的审查机器的成功。）但是无视社交媒体在全球的政治示威和选举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则也需要非常强大的障眼法。
无论社交媒体是否大幅低降低了集体行动的门槛，无论集权政府是否也能利用这些媒体来中和影响力，这些都可以争论。但是只有在论争中包括所有的证据，这些辩论才能站得住脚。
至于说Twitter，我认为你一定要学会如何利用它来增加价值，而不是在上面成天消磨时间。当然，它是能激发自恋，也会转移注意力。但是它也能够让流动的信息进行自我组织成为可能，我（通过Twitter）学到了这一说法“个人化学习网络”。
我认为Twitter有价值因为它是开放的（任何人可以加入，除了那些设置了许可的账号意外，任何可以追随其他人）它是即时的、多样的、交互的、它可以沟通不同的人群，它有着让网络形成社区的潜能，它可以形成大规模协作，它可被搜索。
我用Twitter来学习。当我想要学习视频的时候，我会追随有一群视频专家的Twitter列表。想要学习社交媒体如何应用在教育中吗？可以追随一群热爱科技的教育者列表。（一年半之前我写了一篇关于Twitter应用的博文。）
网络可以是野蛮话语和误传的沼泽，它也可以是建立社区和政治行动主义的可获得的低成本媒介。不同并非在于科技，而在于如何使用它——这种知识才是关键。很多人知道如何组织示威和动乱、获得选票或是关闭某些机构。那些知道如何把网络转为运动能量的人赢得了权力的钥匙——在未来几十年中，这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
注释：
1译注：1963年5月，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警察局长康纳(Eugene “Bull” Connor)用警犬和高压水龙头对付和平抗议者，其中有很多是小学生。这种场面震惊了全国。马丁·路德·金于当年8月，在华盛顿市的林肯纪念堂(Lincoln Memorial)前，他向约20多万民权支持者发表了美国历史上最有震撼力的演说之一”我有一个梦”(I Have A Dream)。更多相关信息请查看这里。
2译注：饭否、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中国微博运营商。
3译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年－1882年），生於波士頓，美國思想家、文學家。爱默生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被称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
4译注：本笃会僧侣：天主教隐修会之一。有着严格的《本笃会规则》规定会士须“发三愿”，即不得婚娶，不可有私财，一切服从长上。入会者除平民外，也有贵族，会士中出现过不少圣徒和学者。
5译注：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1998年5月当选菲总统，2001年1月因受贿丑闻被迫下台。2007年9月12日，菲律宾反腐败法庭认定他犯有盗窃国家财产罪，判处他终身监禁。同年10月，获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夫人特赦恢复自由。
原文：Can Twitter Lead People to the Streets?
来源：《纽约时报》辩论会
作者：Timothy B Lee, Evgeny Morozov, Michael Anti, William Powers, Burt Herman, Howard Rheingold
发表时间：2010年9月29日
译者：@zhangjialong；@xiaomi2020
校对：@mranti；@freeman7777；@xiaomi2020
讨论说明
这个星期在《纽约客》上，Malcolm Gladwell发表了一篇令人瞩目的批评，不认同象Twitter和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正在重塑行动主义的说法——这种说法在去年Twitter在摩尔多瓦和伊朗的抗议中被作用认为发挥了作用之后曾经广为流传。
“社交网络在增加参与的方面是有效的，因为它降低了参与者的意愿强度，”他这样写道。他还说，在这些平台上建立起来的“弱联系”无法提供真正的政治行动主义所需的原则和战略。
像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工具能否孕育政治行动？它们的局限性在哪里？随着社交媒体逐渐成熟，这会如何改变社会？
讨论参与人
Timothy B. Lee，普林斯顿大学信息科技政策中心的成员，卡托研究所的客座学者。他的博客是“从下至上”
Evgeny Morozov目前是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新美国基金会的史华慈成员，即将出版的《互联网幻象：互联网自由的阴暗面》一书作者。
安替，独立记者、博客作家，目前是东京大学访问学者
William Powers是《哈姆雷特的黑莓：在数字时代生活得好的现实哲学》一书的作者
Burt Herman是Storify的联合创始人和总经理，Storify是利用社会媒体讲故事的平台，他也是黑客的创始人，黑客是记者和技术人员的国际化组织
Howard Rheingold是伯克利和斯坦福的讲师，也是《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聪明帮》（Smart Mobs）等书的作者
私人信息的力量
Timothy B. Lee，普林斯顿大学信息科技政策中心的成员，卡托研究所的客座学者。他的博客是“从下至上”
如果运动家们不愿意为了运动而承担真正的风险，没有什么社会运动会成功。这包括要有足够多的普通公民，即使还不是积极支持的话，至少也要对运动的起因报以同情，还要包括能够接触和说服尽可能多的这种公民的战略。让互联网革命成功的不仅仅是网络让运动家们能够更容易的互相沟通，而且也因为它提供了强大的接触和说服其他公民的新工具。
民权运动就是一个好例子。如果没有象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outh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这样的组织的努力，民权运动是不会成功的。但是电视成为了大众媒介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1963年，数百万美国人打开电视，亲眼目睹了公牛康纳（Bull Connor）对伯明翰示威者的暴行，也通过电视听到了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林肯纪念碑的台阶上发表的著名演讲。1能够在现场目睹康纳的暴行的少数人打算自己向南方行进，但是正是电视画面打动了数百万人，让他们支持民权立法。
社交媒体一定会成为带来改变的更有力的工具。在1960年代，只有最高调的社会运动才能吸引国家性电视台的注意。相反，结合了YouTube和带视频功能的手机让每个人都有了向全球观众播报的能力。
关于公民是否有权录下他们与警察的交涉过程，现在正在进行的激烈辩论就是这些科技具有的颠覆性潜能的例子之一。
无处不在的多对多的沟通科技在那些缺乏言论自由的国家会带来最深刻的变化。压制性政府是靠控制其公民获取的信息才能保持权力。在20世纪这还相对容易，因为审查机器可以集中精力控制大众媒体。个人化的沟通，比如信件和电话还没有普及到可能对政权带来严重挑战的程度。
互联网打破了过去划分公共沟通和个人沟通的屏障，同时也让内容审查更为困难。当政府想要淡化某些事件的时候，新闻迅速地通过email，短信、社交网站上的帖子、在线视频等等传播开来。
实时地审查成千上万的个人信息的过程费时费力，这也意味着国家要这么做的话，就要面临能力限制，要欺骗公民就更为困难。
这也意味着21世纪的社会会成为各种社会运动的沃土。在自由世界的运动家们会更容易记录和公布社会的不公正。在受压制国家的公民一旦有了连线工具就更有可能得到更多资讯，也就更有可能对政府不满。
当受压制国家的运动家开始抗议，该国的其他公民也更可能得知这些消息。抗议不公一直都是一项艰巨和危险的任务，但是互联网给了全球的运动家们对抗暴政的有力的新工具。
虚拟的vs. 真实的抗议
Evgeny Morozov，目前是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新美国基金会的史华慈成员，即将出版的《互联网幻象：互联网自由的阴暗面》（”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一书的作者。
互联网对行动主义的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互联网会影响传统的行动主义，通常的方法是让行动主义更易接触和更易承受。其次，它会引发全新的的“数字行动”，它很可能会最终取代旧的行动模式。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非政府组织常常是社会运动的先锋。可以称其为“公民社会1.0”。绝大多数这样的运动都是集中化的、有着层级化的组织结构、清晰的战略目标、官僚化地运作（即使它是由非常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领导。）
对很多这样的组织来说，互联网以其能够覆盖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犹如神赐的礼物。奥巴马在选举中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关于很好的例子，僵化的、高度集中的选举运动如何利用互联网带来的高度去中心化的巨大优势。
但是，围绕着某些议题进行公众动员的这种新能力不会自动改善民主生活。假如20世纪60年代初左右就有Facebook和Twitte，三K党也会大量地使用它们。（在非民主国家中，也有许多其他风险，例如：任何推翻独裁政府的网上活动很可能会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他们很快会记下所有 “数字革命家”的名字。）
目前大部分为互联网的力量备感兴奋的人们认为，互联网注定可以绕过层级结构和僵化的旧的运动模式，迅速进入到“公民社会2.0”：在这里是去中心化的、无领导的、不受组织结构的约束。美国国务院对这些新角色的另一个定义是“这些年轻人……有一个网址或网站，而不是一个办公室，他们有着[Twitter上的]跟随者和会员，而不是付薪的员工；他们有一个开源平台而不是高额预算。”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新方法在推翻非民主政府或捍卫人权上的成效如何。 许多被认为这种新模式的成果—例如在摩尔多瓦和伊朗发生的“推特革命”—事实上是虚幻的，基于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不是切实的证据。
从政策角度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要推动传统的组织更好地使用数字工具，还是我们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培育新型的虚拟运动？
如果人们认为有效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在恶劣的专制条件下，没有公民积极参与到传统的政治进程中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传统的政治进程包括公开的政治游行、冒着生命危险无视警察，被殴打和被囚禁——那么在网上签署请愿书和转推新闻文章的链接似乎并不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它甚至可能给生活在这些国家年轻人的造成错误印象：比起传统的反抗运动来说，虚拟的政治驱动力而不是真正的抗议在这个现实而腐败的社会中更为可取。
但我们不应该混淆动员与组织。从动员来说，互联网擅长以政治原因动员人们集合起来（当然，并非所有都为了民主），但仍然需要有人参与到长期的战略组织之中。
正如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所说 ，“互联网是一个神奇的工具，但是它也容易让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制造即时运动，就像点快餐那样的运动模式。”她是对的：有效的社会变革需要的不仅仅是买下有趣的网址—— 有时人们也的确需要在办公室里现身。
在中国，即使“弱联系”也至关重要
安替，独立记者、博客作家，目前是东京大学访问学者
Gladwell认为Twitter不会引发一场革命。的确，Twitter和其他web2.0工具帮助我们接触和传播信息，但你不可能仅靠在Twitter上发推、加好友、或者点击“赞”就能有效地进行反对运动。
然而，在中国这样的完全由国营媒体控制政治内容的国家，更快速更便捷地接触信息会在严密的宣传系统中打开一丝缝隙。自从2009年初Twitter特和其他中国的模仿者2在中国流行以来，中国公民能够通过这些网站比从官方新闻媒体更快地获知敏感新闻，这也促使相关审查技术升级。最终的结果是官方不得不改头换面地自己发布这些消息，而不仅仅是噤声。中国民众现在有了相互竞争的信息来源：官方的新闻媒体和互联网。通过互联网，我们开始有机会接触到真相。
像在中国这样对草根政治零容忍的国家，社会媒体建立起来的“弱联系”也比没有要好得多。刘晓波和其他异见人士仅仅因为联署呼吁书就被判刑。非政府组织被切断了来自海外的经济支援，而且很难合法注册。虽然以Twitter为基础的联系是脆弱的，但这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权利的地方，这是开始迈向建设健康的公民社会的一步。
感谢Twitter，加上VPN的帮助，我们可以突破中国政府的审查，直接在网上与达赖喇嘛对话。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直接提到他的名字，而不用通过文字游戏来逃避政府的敏感词审查系统。一些中文推友甚至可以动员进行一次小型的在天安门附近的示威，通过手机上传现场抗议图片。
任何发生在偏僻地区的突发事件可以快速地通过Twitter转推登上国际媒体。当14亿人民有机会（哪怕机会很小）来直接地自由地思考和表达，不经任何审查和自我审查，这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即使它不是一场革命。
数字的和传统的工具
William Powers是《哈姆雷特的黑莓：在数字时代生活得好的现实哲学》一书的作者
最新的社交网络是促进了强联系还是弱联系？如果你直接问这个问题的话，答案显而易见。总体来说，数字联系不会像面对面交往形成的友谊和承诺那么强大。你要不同意的话，那你肯定是个机器人。
但是这种选择非得是“非黑即白”的吗？数字化网络不能取代活生生的聚会和谈话，或者是合理的层级化管理，即使有时感觉它能做到似的。是的，一些全心全意相信网络的人已经把生活都搬到了网上，他们在主流媒体上通常相当引人注目。主流媒体长年来都带着敬畏之情报道各种数字化现象，无论多么微小。Malcolm Gladwell反对的那种终结一切的弥赛亚想法的确还在各种文化中不时浮现。
不过，谢天谢地，这种愚蠢的想法终于开始淡出了。现在出现的一种更智慧，也更有建设性的关于数字化未来的观点，这种观点既欢迎数字技术带来的巨大可能性，同时也承认它们的局限性。
Twitter和Facebook不能拯救世界。但是当这些工具和个人联络同时使用的时候，这些新技术可以变得非常有用，有些个人联络是非常古老的，比如面对面谈话、会议和引领民权运动的示威抗议等等。我从我的数字生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交到了真正的朋友。但是如果我关掉电脑，将这些新学道的东西用到我的生活之中，它们又能起什么作用？数字联络和更传统的沟通方式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是互补的。
Gladwell歪曲了《人人都有发言权》（Here Comes Everybody 中译书名为《未来是湿的》）中Clay Shirky 所写的那个故事。一名纽约人是如何通过数字关联找到丢失的手机的奇迹。没什么了不起，对吗？但是那只是 Shirky 所举的最平凡的例子而已。他的书中还有更多真正重要的社会和组织改变，这些改变大大地帮助了——如果不是全部重塑了——新潮流。
改变源自伟大的思想。我在Twitter上跟所的50多人有达赖喇嘛；一位在Twitter上发布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3睿智之语的热情的澳大利亚人；一个本笃会僧侣社区4，他们发行散文集和其他的纸出版物，想要为我们过于忙碌的脑袋放慢节奏。当我从Twitter上得到一个有价值的新想法的时候，我就会力图把它应用在非数字化世界之中，我们每天花在实际生活中的时间更多。这就是真正的革命发轫之地。
新媒体的信任源泉
Burt Herman是Storify的联合创始人和总经理，Storify是利用社会媒体讲故事的平台，他也是“黑客”的创始人，“黑客”是记者和技术人员的国际化组织
现在我们都有了可以向全世界宣告的扩音器。无论你有什么动机或兴趣，都可以自己在互联网上公布消息，这个消息可能被数十亿人听到。发布的门槛基本上为零。
在大众媒体的时代并非如此。就在几年之前，能够获得大量听众的能力还被局限于那些能够登上出版物、电台或电视台的人们。象记者和传播总监这样的看门人控制着信息的传播。现在，任何有手机的人都可以向Twitter发送消息，立刻就能对全世界的人发布信息。任何有YouTube账号的人都有了自己的电视台
这种媒体的民主化意味着任何人都能探索和寻找其他可以分享想法的人，而不受地理局限的限制。想法可以以光速传播，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时候就象“病毒”一样。
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在一个信息泛滥的媒体环境中进行注意力竞争。这些来自于个人的扩音器形成了全球化的噪音，噪音如此之大我们必须要努力分辨出其中重要的声音。
许多人现在都在想法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科技企业想要以算法来筛选信息。但是，到目前为止，科技能做到的还比较有限，仅仅是把信息潮水汇聚为信息流。
为了过滤信息流，一种新型的守门人出现了。那些能够选出对听众来说有用的信息的人逐渐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信誉。我们还在为这种新型的看门人找到最合适的称呼，不过到目前为止，“信息馆长”（curator）似乎是最适合的。
和之前的大众传媒时代不同，听众们过去要靠收音机波段能否覆盖，或者送报纸卡车能开到的距离被分群，现在，“信息馆长”们依靠共同兴趣寻找他们的听众。他们筛选出最相关的信息，加上他们自己的评论和看法，就象在展厅中为一件艺术陈列品加上注释一样。最成功的“信息馆长”们因为了解他们的听众想看什么而建立起追随队伍。
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方。社交媒体的核心是关于在人们之间社交和建立起真实的联系。最真实的声音就是那些可以让人们行动起来的声音，无论传递信息所用的是什么科技，这一点始终未变。
网络上的追随与领导
Howard Rheingold是伯克利和斯坦福的讲师，也是《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聪明帮》（Smart Mobs）等书的作者
Malcolm Gladwell的文章很好地指出了网络化行动主义的一些重要的局限，但是却忽略了不是Twitter的其他新媒体——比如短信和博客——在政治运动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比如说，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科拉达5下台的部分原因就是由短信组织起来的示威，而卢武铉之所以能在南韩赢得总统选举胜利，部分原因是最后关头的短信发送号召选民们出去投票。当然，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选举运动和茶党运动都运用了社交媒体找到了大量追随者。这种单子可以一页页地开列下去。
我同意要刺穿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政治活动的过于乐观的看法是重要的（比如说在伊朗大选后示威中被夸大了的Twitter的作用；忽略了伊朗和中国的审查机器的成功。）但是无视社交媒体在全球的政治示威和选举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则也需要非常强大的障眼法。
无论社交媒体是否大幅低降低了集体行动的门槛，无论集权政府是否也能利用这些媒体来中和影响力，这些都可以争论。但是只有在论争中包括所有的证据，这些辩论才能站得住脚。
至于说Twitter，我认为你一定要学会如何利用它来增加价值，而不是在上面成天消磨时间。当然，它是能激发自恋，也会转移注意力。但是它也能够让流动的信息进行自我组织成为可能，我（通过Twitter）学到了这一说法“个人化学习网络”。
我认为Twitter有价值因为它是开放的（任何人可以加入，除了那些设置了许可的账号意外，任何可以追随其他人）它是即时的、多样的、交互的、它可以沟通不同的人群，它有着让网络形成社区的潜能，它可以形成大规模协作，它可被搜索。
我用Twitter来学习。当我想要学习视频的时候，我会追随有一群视频专家的Twitter列表。想要学习社交媒体如何应用在教育中吗？可以追随一群热爱科技的教育者列表。（一年半之前我写了一篇关于Twitter应用的博文。）
网络可以是野蛮话语和误传的沼泽，它也可以是建立社区和政治行动主义的可获得的低成本媒介。不同并非在于科技，而在于如何使用它——这种知识才是关键。很多人知道如何组织示威和动乱、获得选票或是关闭某些机构。那些知道如何把网络转为运动能量的人赢得了权力的钥匙——在未来几十年中，这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
注释：
1译注：1963年5月，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警察局长康纳(Eugene “Bull” Connor)用警犬和高压水龙头对付和平抗议者，其中有很多是小学生。这种场面震惊了全国。马丁·路德·金于当年8月，在华盛顿市的林肯纪念堂(Lincoln Memorial)前，他向约20多万民权支持者发表了美国历史上最有震撼力的演说之一”我有一个梦”(I Have A Dream)。更多相关信息请查看这里。
2译注：饭否、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中国微博运营商。
3译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年－1882年），生於波士頓，美國思想家、文學家。爱默生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被称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
4译注：本笃会僧侣：天主教隐修会之一。有着严格的《本笃会规则》规定会士须“发三愿”，即不得婚娶，不可有私财，一切服从长上。入会者除平民外，也有贵族，会士中出现过不少圣徒和学者。
5译注：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1998年5月当选菲总统，2001年1月因受贿丑闻被迫下台。2007年9月12日，菲律宾反腐败法庭认定他犯有盗窃国家财产罪，判处他终身监禁。同年10月，获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夫人特赦恢复自由。
2010年8月31日星期二
胡平：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吗？
我纳闷：在一系列东欧国家和蒙古，人民用非暴力行动战胜了那里的极权专制20年之后的今天，怎么还有人坚称非暴力行动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然而，在中文世界，一直有不少人写文章在重复非暴力行动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这种观点。其中，陕西作家狄马那篇《甘地的限度》（国内和海外不少中文网站刊载）很有代表性。我们不妨从这篇文章谈起。
狄马在《甘地的限度》一文里断言：“说到底，非暴力是什么，它是一种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宗教运动，实质是以吃苦忍让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来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狄马说：“一个真正非暴力的以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为号召的领袖，应当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如果明明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的体制，却偏偏还要号召手无寸铁的人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反抗暴政，那么不管他的理由多么堂而皇之，我都会怀疑提倡背后的动机。”
我倒要问狄马，照你说，面对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的体制，手无寸铁的人民该怎么办呢？我想，狄马的回答会是——别反抗，顺从。
也许有人会说，不，狄马的意思是人民应该采取暴力的方式抗争。不对不对，这里不说的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吗？“手无寸铁的人民”怎么用暴力方式抗争呀？所以我认为狄马的回答只能是：别反抗，顺从。
在1985年波兰军管期间，米奇尼克在他的《狱中书简》里，回答了经常是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声明放弃暴力？米奇尼克说他担心暴力革命可能扭曲民主运动的性质。再有，米奇尼克讲的很干脆：“我们没有枪。”
美国学者乔纳森？席尔（Jonathan Schell）在为米奇尼克《狱中书简》（1986年）一书写的序言里，是这样阐述波兰人的非暴力思想的。席尔说：自从甘地通过非暴力行动领导印度获得独立以来，就有一个陈词滥调，说非暴力只有在一个象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国家时才能成功，而当反对一个极权政府时就会失败。可是，团结工会恰恰是非暴力的；团结工会的经验证明，非暴力行动，面对极权主义时不但不是没用的，而且被证明特别适合与其斗争。
那么，波兰人为什么不选择暴力而选择非暴力呢？席尔提醒我们，说波兰人自由地选择了非暴力而不是暴力，这种说法是一种误导，因为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波兰人本来是有机会用暴力推翻政府的，但是由于他们坚持非暴力的道德原则而拒绝这么做。不，不是这样的。米奇尼克讲得很清楚：“在波兰的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暴力能够帮助我们把苏联军队从波兰赶出去，或者剥夺共产党的权力。苏联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与之对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枪。”所以，席尔说：反对暴力的决定，与其说是由波兰人自己做出的，不如说是由历史条件做出的。波兰运动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决定放弃暴力，而在于其发现了和平手段也能给我们希望。
席尔进一步阐述道，从历史上看，暴力通常被看成是一种终极力量——人们在最后的绝望的时刻，当所有的和平手段都尝试过并且失败时，才寻求最后的裁决者。如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所说：“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希望的武力是神圣的。”但是，当神圣的武力失败了的时候，人们相信，剩下的就只有沉默；或者是因为屈服，或者是因为死亡。席尔强调：在波兰，这一顺序似乎是相反的；暴力手段的无效——这种无效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所有这类的手段都没有得到尝试，甚至也不必尝试——导致了人们求助于非暴力手段。在传统的最终解决手段之外。发现了新的、和平的方法。
注意，这里有两种顺序。一种顺序是：我们要用和平的手段反抗暴政，但如果所有的和平手段都遭到失败，我们将被迫采用暴力的手段。这种说法有两个问题。第一，它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我们原本就是拥有暴力手段的，只是此前一直没舍得用——真是这么回事吗？第二，如果暴力手段也打不赢，或者干脆就是没有暴力手段，那又该怎么办呢？那岂不是就只好投降，只好放弃，只好顺从了吗？
正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种顺序的问题，于是我们发现了第二种顺序。第二种顺序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枪，没法从事暴力反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有投降只有顺从，我们还可以从事非暴力的反抗。
考虑到席尔上面那些话写于1986年，当时，“苏东波”尚未发生，而纳粹德国是被盟军消灭的，极权统治还没有通过本国人民用非暴力行动击垮的先例，所谓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那种陈词滥调还多少显得有些依据；那么在今天，它早已被事实所否证。波兰、捷克等一系列东欧国家——还有蒙古——的共产党专制政权，就是被那里的人民用非暴力行动改变的。还要看到的是，在当年，象东德、阿尔巴尼亚、蒙古这些国家，无论是在经济改革还是在对外开放方面，都远远比不上当时的中国。也就是说，它们都比当时的中国更接近于极权主义的理想形态。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成功的例证，我们怎么还能说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的国家呢？
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在他的著作里反复指出，那种把非暴力抗争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把非暴力行动看成纯粹的道德选择，抹杀了其中的战略价值。他强调非暴力行动和战争的相似之处，他强调的是战略、策略和技术。事实上，就连甘地也持类似观点。甘地和西方很多和平主义者不同。他本人选择非暴力固然有其宗教的动机，但是他并不认为非暴力行动只能建立在宗教运动之上。他强调，非暴力是一种能产生预期的政治效果的明确的手段。
应当看到，非暴力行动决不仅仅是依赖于用道义感化统治者，也不仅仅是依赖于用理性说服统治者。众所周知，非暴力行动的效果绝对地与投入人数的多少成正比。一个人写信要求释放思想犯，这是一回事；一百万人联名要求释放思想犯，这就变成另一回事。在后一种情况下，口号的道义性和合理性和前一种情况是一样的，但口号的力量却与前一种大不相同。如果仅仅是为了诉诸统治者的良心与理性，让一个人私下上书就行了，何必还劳神费力地去四处征集大家来签名呢？再比如罢工，一个人罢工是什么情况？一万个人罢工，一个工厂、一个行业、一个地区都罢工，甚至全国性大罢工，那又是什么情况？
和暴力抗争一样，非暴力抗争同样也是一种力量的显示和力量的较量。非暴力抗争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观念或观点，更重要的，它表达的是意志，一种活生生的、积极的、行动中的意志。如果说暴力抗争是借助于对统治者直接造成肉体伤害而迫使对方接受自己一方的意志的话，那么非暴力抗争则是借助于瓦解统治者的权力基础而同样达到迫使对方让步的目的。毕竟，权力是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边的关系。当被统治者用实际行动拒绝服从统治者时，统治者的权力就不复存在了。因而非暴力抗争同样是具有强制性的。
需要提醒的是，军警抗命，乃至兵变，其实和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并不冲突。因为所谓非暴力，是指民众采用非暴力。基恩？夏普讲过，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方式之一就是，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抗争激化了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警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发动兵变。非暴力抗争获得胜利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统治集团上层分裂，开明派战胜强硬派，和民间力量达成制度性妥协。在专制统治集团中，总会有一些强硬派力主暴力镇压，之所以有时候他们也会放弃使用暴力，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使用暴力，必将遭到更强大的暴力的有力阻止，所以知难而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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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马在《甘地的限度》一文里断言：“说到底，非暴力是什么，它是一种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宗教运动，实质是以吃苦忍让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来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狄马说：“一个真正非暴力的以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为号召的领袖，应当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如果明明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的体制，却偏偏还要号召手无寸铁的人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反抗暴政，那么不管他的理由多么堂而皇之，我都会怀疑提倡背后的动机。”
我倒要问狄马，照你说，面对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的体制，手无寸铁的人民该怎么办呢？我想，狄马的回答会是——别反抗，顺从。
也许有人会说，不，狄马的意思是人民应该采取暴力的方式抗争。不对不对，这里不说的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吗？“手无寸铁的人民”怎么用暴力方式抗争呀？所以我认为狄马的回答只能是：别反抗，顺从。
在1985年波兰军管期间，米奇尼克在他的《狱中书简》里，回答了经常是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声明放弃暴力？米奇尼克说他担心暴力革命可能扭曲民主运动的性质。再有，米奇尼克讲的很干脆：“我们没有枪。”
美国学者乔纳森？席尔（Jonathan Schell）在为米奇尼克《狱中书简》（1986年）一书写的序言里，是这样阐述波兰人的非暴力思想的。席尔说：自从甘地通过非暴力行动领导印度获得独立以来，就有一个陈词滥调，说非暴力只有在一个象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国家时才能成功，而当反对一个极权政府时就会失败。可是，团结工会恰恰是非暴力的；团结工会的经验证明，非暴力行动，面对极权主义时不但不是没用的，而且被证明特别适合与其斗争。
那么，波兰人为什么不选择暴力而选择非暴力呢？席尔提醒我们，说波兰人自由地选择了非暴力而不是暴力，这种说法是一种误导，因为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波兰人本来是有机会用暴力推翻政府的，但是由于他们坚持非暴力的道德原则而拒绝这么做。不，不是这样的。米奇尼克讲得很清楚：“在波兰的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暴力能够帮助我们把苏联军队从波兰赶出去，或者剥夺共产党的权力。苏联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与之对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枪。”所以，席尔说：反对暴力的决定，与其说是由波兰人自己做出的，不如说是由历史条件做出的。波兰运动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决定放弃暴力，而在于其发现了和平手段也能给我们希望。
席尔进一步阐述道，从历史上看，暴力通常被看成是一种终极力量——人们在最后的绝望的时刻，当所有的和平手段都尝试过并且失败时，才寻求最后的裁决者。如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所说：“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希望的武力是神圣的。”但是，当神圣的武力失败了的时候，人们相信，剩下的就只有沉默；或者是因为屈服，或者是因为死亡。席尔强调：在波兰，这一顺序似乎是相反的；暴力手段的无效——这种无效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所有这类的手段都没有得到尝试，甚至也不必尝试——导致了人们求助于非暴力手段。在传统的最终解决手段之外。发现了新的、和平的方法。
注意，这里有两种顺序。一种顺序是：我们要用和平的手段反抗暴政，但如果所有的和平手段都遭到失败，我们将被迫采用暴力的手段。这种说法有两个问题。第一，它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我们原本就是拥有暴力手段的，只是此前一直没舍得用——真是这么回事吗？第二，如果暴力手段也打不赢，或者干脆就是没有暴力手段，那又该怎么办呢？那岂不是就只好投降，只好放弃，只好顺从了吗？
正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种顺序的问题，于是我们发现了第二种顺序。第二种顺序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枪，没法从事暴力反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有投降只有顺从，我们还可以从事非暴力的反抗。
考虑到席尔上面那些话写于1986年，当时，“苏东波”尚未发生，而纳粹德国是被盟军消灭的，极权统治还没有通过本国人民用非暴力行动击垮的先例，所谓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那种陈词滥调还多少显得有些依据；那么在今天，它早已被事实所否证。波兰、捷克等一系列东欧国家——还有蒙古——的共产党专制政权，就是被那里的人民用非暴力行动改变的。还要看到的是，在当年，象东德、阿尔巴尼亚、蒙古这些国家，无论是在经济改革还是在对外开放方面，都远远比不上当时的中国。也就是说，它们都比当时的中国更接近于极权主义的理想形态。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成功的例证，我们怎么还能说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的国家呢？
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在他的著作里反复指出，那种把非暴力抗争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把非暴力行动看成纯粹的道德选择，抹杀了其中的战略价值。他强调非暴力行动和战争的相似之处，他强调的是战略、策略和技术。事实上，就连甘地也持类似观点。甘地和西方很多和平主义者不同。他本人选择非暴力固然有其宗教的动机，但是他并不认为非暴力行动只能建立在宗教运动之上。他强调，非暴力是一种能产生预期的政治效果的明确的手段。
应当看到，非暴力行动决不仅仅是依赖于用道义感化统治者，也不仅仅是依赖于用理性说服统治者。众所周知，非暴力行动的效果绝对地与投入人数的多少成正比。一个人写信要求释放思想犯，这是一回事；一百万人联名要求释放思想犯，这就变成另一回事。在后一种情况下，口号的道义性和合理性和前一种情况是一样的，但口号的力量却与前一种大不相同。如果仅仅是为了诉诸统治者的良心与理性，让一个人私下上书就行了，何必还劳神费力地去四处征集大家来签名呢？再比如罢工，一个人罢工是什么情况？一万个人罢工，一个工厂、一个行业、一个地区都罢工，甚至全国性大罢工，那又是什么情况？
和暴力抗争一样，非暴力抗争同样也是一种力量的显示和力量的较量。非暴力抗争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观念或观点，更重要的，它表达的是意志，一种活生生的、积极的、行动中的意志。如果说暴力抗争是借助于对统治者直接造成肉体伤害而迫使对方接受自己一方的意志的话，那么非暴力抗争则是借助于瓦解统治者的权力基础而同样达到迫使对方让步的目的。毕竟，权力是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边的关系。当被统治者用实际行动拒绝服从统治者时，统治者的权力就不复存在了。因而非暴力抗争同样是具有强制性的。
需要提醒的是，军警抗命，乃至兵变，其实和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并不冲突。因为所谓非暴力，是指民众采用非暴力。基恩？夏普讲过，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方式之一就是，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抗争激化了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警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发动兵变。非暴力抗争获得胜利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统治集团上层分裂，开明派战胜强硬派，和民间力量达成制度性妥协。在专制统治集团中，总会有一些强硬派力主暴力镇压，之所以有时候他们也会放弃使用暴力，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使用暴力，必将遭到更强大的暴力的有力阻止，所以知难而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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