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反腐败、争民主”为主要诉求的一九八九年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以其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结局震撼了世界，导致东欧、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的全面崩溃，结束了持续四十年的冷战，改写了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也必将改写中国的历史。
这次运动发端於含冤去世的前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悼念活动。由於胡耀邦是两年前被自封为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斥之为“反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的，称胡耀邦为“中国魂”的学生的悼念活动自然惹起邓小平的恼怒。他於四月二十五日颁下谕旨，认定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动乱”，对於它“不能手软”，要避免流血，但也“准备流血”，有军队可对付。“不怕形象不好，只要经济上去就行了。”胡耀邦的错就在於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不坚持，否则不会有今天的动乱。要逮捕一些人，要抓“黑手”。这个谕旨立即普遍传达，并成为第二天《人民日报》社论的基调，成了当局决心镇压学潮的信号。可是，这个杀气腾腾的谕旨并没有激起学生的猛烈对抗，而是以一次理性的、和平的、有循序和自我克制的游行，要求当局收回这篇社论。对这次游行，当局也采取了容忍的克制态度，没有制造流血事件。当时双方理性的克制态度，令人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前景产生了希望。遗憾的是，当局拒不收回给学潮错误定性的社论，学生也不愿意无安全保障下复课。
於是出现了旷日持久的顶牛局面，最后导致三千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无限期绝食。如此众多的青年学生以这种自我牺牲方式为中国民主事业而抗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在北京每天有上百万人上街游行，全国各地也纷纷响应。多年来为人们深感忧虑的社会风气的败坏竟奇迹般地骤然消灭，长期涣散的人心自发地凝聚在一起，发现了中华民族不愧为伟大的民族。
这样一次体现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可歌可泣的群众自发运动，竟以血洗十里长安街为结束，这是稍有人性的人都难以想象的，但却是邓小平早在四十天前就明白无误地下了这个狠心，并在罢黜了同情学生的总书记赵紫阳之后，亲自调动数十万军队包围北京来实现其意图。如今，这个可以随着罢黜总书记的太上皇已经死去两年多，当政者应该挺直腰板，鼓起勇气，打破邓小平设立的新“凡是”的精神枷锁，客观地重新评价一九八九年的运动，为“六四”死难者和一切受害者平反昭雪，切实履行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果敢地结束中国几千年来延续至今的以言论、文字治罪的历史，废止书刊和新闻检查制度，开放报禁，确保公民的思想、信仰、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当政者如果真想对中华民族有所贡献，希望留下能为后人称道的业绩，而不是遭人唾骂的恶名，不妨效法晚年的蒋经国。他继承了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权，但在晚年终於有所醒悟，顺应了民心和历史潮流。开放了报禁和党禁，随后实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自由民主选举。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将近二十年变化，至今国民党依然是台湾的执政党台湾人民仍怀念着蒋经国。显然，对於当政者，这是一条可行的光明大道；否则，恐怕难逃菲律宾马科斯和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的覆辙。
（二）
民主的的实现，不可能指望自上而下的恩赐，只能通过自下而上的奋斗去争取。历史上，从十六世纪的荷兰、十七世纪的英国，到十八世纪的美国的民主制的创立，都是经过武装革命斗争。但自从一九四五年全世界反法西期战争胜利后，民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武装斗争已非必由之路，特别是中国，十二年战乱之后，又经历了十九年的自我折腾，实在再经不起一次大的动乱。而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以暴易暴所得到的不过是另一种暴政，是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民主运动决不是中国传统上“打江山、坐江山”的造反运动。
对於受了五十年排他性的封闭式教育的中国人来说，民主概念是十分陌生的，而造反则太熟悉了，尤其是亲自经历过文革时期造反运动的青年人。手腕远比马基雅维利（Machievelli）高超的技术“天才”毛泽东，培育出一批又一批造反派，象蝗虫毁灭庄稼一样，毁灭了文化和人性。表面上，“文革”早已被全面否定，毛泽东的种种暴行和丑行也为公众所痛恨，可是他的造反思想依然很有市场，当年受他蛊惑的造反派的令人发怵的心态，至今在海内外不少民运活跃分子中间还是屡见不鲜。这种心态主要表现有三：（1）自认老子天下第一，拉帮结派，占山为王，抢树旗帜（狂妄的领袖欲）；（2）迷信有权就有一切，就可为所欲为（贪婪的权力欲）；（3）崇拜权术诡计，认为政治上无诚言，谎言说一千遍成为“真理”，说假话不脸红，为了达到目的，不惜用任何手段（摒弃了良知和人性的基本准则）。
这种心态，在一九八九年的学生中也曾出现过，但不普遍，显然是由於八十年代的开放和自由民主思潮的影响。
（三）
走向民主的道路，必须经历一个民主思想启蒙阶段。西方各国现代民主制，是经过了十四－十六世纪的文复兴运动和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才得以确立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根深蒂固，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十九世纪才开始传入，五四达到高潮。一九一五年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一九九年一月他更是大声疾呼，只有德（Democracy）和赛（Science）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思想一切的黑暗。并誓言，即使为之“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一气壮山河的豪语，不仅影响了整整一代的青年，也为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精神”的标志。
可是，五四运动后，由於国际形势变化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陈独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他完全否定了他自己原来对民主的主张。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他还说过“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Democracy），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到了一九二0年九月就改口说，德汉克拉西“是资产阶级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二个月后在《共产党》月刊创刊号上，他号召：“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於是出现了一幕奇特的历史悲剧：五四的民主启蒙，被启蒙的倡导者亲手扼杀了。
多年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什么五四后启蒙“让位”於救亡。这种说法只见到历史的表面现象，而看不到深层的意识形态的变化。五四民主启蒙的幼芽是被当时汹涌而起的阶级斗争的革命风暴夭折了。虽然那时仍有胡适、罗隆基等受过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坚持宣扬民主、人权，但他们势孤力单，而且两面受敌，影响甚微。一九四九年实现陈独秀当初所向往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全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批判、封杀，被拒於国门之外。
一九七八年结束了闭关锁国，终於可以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但是，被“第三代核心”捧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却仍把自由民主思想当作异端邪说，每隔一年总要发动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或“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因此，民主问题的探讨，成为很少有人敢於问津的有很大风险的领域。一九八七的有人统计过，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间全国1800种报刊上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十三万篇文章中，专门论述民主的只有一篇。而据我所知，这仅有的一篇是《政治学研究》上一篇断言美国经济学家阿罗（K.J.Arrow）的“一般可能性定理”是“对传统民主理论的挑战”的论文（两年后有人据此，撰文叫嚷西方传统民主理论“破产”了。）
对於这篇完全曲解阿罗原意并且充满逻辑错误的论文，我已於一九八八年予以批驳。一九八八年前后，官方报刊上也出现了一些谈论民主的文章，但大多是伪劣产品，有的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民主，鼓吹新权威主义、精英统治、强人政治，甚至种族主义。而批判这类谬论的文章却难以发表。“六四”镇压后，在政治高压、意识形态严密控制和舆论一律下，更是不言而喻了。
（四）
有人认为，经济发展了，自然会有民主。这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试问，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难道低於2500年前的雅典和200年前的美国吗？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的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和竭力宣扬所谓“亚洲价值观”（实质上是封建专制文化传统）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政治上实行的又是什么制度？
有人说中国的民主化希望在於中产阶级。这话只对了一部分。因为经济转型时期出现的中产阶级，情况很复杂，有些是权钱交易中的暴发户，有些是官僚集团的寄生者，即使是靠个人的努力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目前他们关心的是与个人利益直接有关的经济问题，很少有关怀政治问题的眼光和热情。
要实现中国民主化，首先需要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不依附於任何权贵和势力集团，而具有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通过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去影响社会，促成民主。所以要强调独立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因为历史上任何先进思想都起源於独立知识分子，有风险的民主思想启蒙工作只能由知识分子来承担，而且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秀传统。
所谓启蒙，首先应启知识分子自己的蒙，彻底打破官方意识形态所养成的自我封闭和夜郎自大的心态，虚心地学习西方文明国家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并有效地实行了几百年的东西。说来惭愧，我自己虽然青年时代也投身於民主革命斗争，向国民党政权要民主要人权，但由於迷信马克思教条，实际上根本不懂民主和人权的真正意义，以为只要代表多数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掌了权，就民主了。经历了三次民主族大灾难后，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猛然醒悟，然后通过不断的认真学习，总算搞清楚民主概念的内涵。鉴於民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格格不入，我们这一代和“红旗下长大”的知识分子，不经过一番抗争和努力，不可能真正理解民主的真谛。这种努力就是反思和学习的自我启蒙。
有志於中国民主事业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还应有冷静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的矛头当然主要是应指向当政者的专制压迫、践踏人权和一切黑暗腐败现象；但对於民运阵营中所出现的各种不良倾向和恶劣行为，也应予以必要的批评，而不应纵容姑息。只有这种是非鲜明的不偏不倚的批判精神，才能保证民主力量的健康成长。
（五）
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应该是理性的、和平的、非暴力的，不应该再走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老路。民主是要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争取民主的手段也应合於民主原则，应该合情合理，光明磊落，不可采取以往各种造反运动所常用的秘密组织和地下活动。秘密组织必然是上下等级森严，通过一套严格的纪律和保密制度而运作，与民主精神完全相悖，很可能成为培养帮派、特权和私欲的温床，甚至沦为黑社会。
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将是漫长而崎岖的，需要有韧性、有远见、不可浮躁、争於求成。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并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对当前的现实和主客观条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群众的民主运动中，口号和要求的提出，应事先充分考虑其实际的可行性。明知达不到的要求，不可执意坚持。否则，会使问题复杂化，节外生枝。产生难以逆料的不利后果。任何群众性行动的号召，都必须对群众的生命安全负责。以热血青年的生命为儿戏，为赌注者，决不是民主政治家，充其量不过是翻云覆雨、谋取个人权势的政客。
“六四”前几天，有人声言在期待流血，并且“血流成河”，以激发全国人民奋起反抗，而自己却不愿同大家一起流血。这一心态令人震惊，似乎是旷古未闻，但仔细搜寻，却隐约地见到毛泽东、江青阴魂的幻影。“六四”一年后，有隔岸观火者在进行“反思”，责备学生不该撤出广场，而应“冒死坚守”，以求“转败为胜”。所惯用的策略，居然被不动声色地用到民主运动上来，岂不是人民的生命也成了赌博投机的筹码？真正有志於民主事业的人都应该知道，民主首要追求的是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是对人的尊重，是保障人权，而人权的诸多内容中，首先是生命权。视他人生命如敝屣，怎可自称为民主派？
去年大陆突然出现组党热，先是杭州，随后山东等地都纷纷有人宣告筹建“中国民主党”，海外媒体为之呐喊助兴，仿佛大陆已出现了民主的春天。由於我是浙江人，对故乡的事自然比较关心。当王有才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电话告知他们已去申请成立民主党，我即给他泼冷水，指出，目前连言论自由都没有，怎么有可能组党？如要坚持，必引来镇压，不会有好结果。随后获悉，山东等地去申请登记时，向官方保证：维护当今国家元首和执政党的地位。这与现存的作为摆设的八个“民主党派”有何区别？充其量不过是想做第九个花瓶而已，实在是对“民主”
的亵渎。这股组党热，类似一种泡沫现象。王有才被判十一年重刑，暴露了权贵们内心的虚弱和缺乏自信。
（六）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宣扬自由主义的清风，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虽然它没有直接撞击现实的政治问题，而只在抽象的学术思想领域中游弋，但它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根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产生的冲击和震撼，是明显可见的，使毛泽东三十年代开始念的紧箍咒《反对自由主义》和邓小平用以整人的法宝“反自由化”全部失灵了。这无疑是对中国民主启蒙的重大贡献，并且使自由主义思潮成为当前民主思想启蒙运动一个重要的也是最活跃的组成部分。由於传播自由主义的学者谈论的是历史，是思想，避免涉及敏感的现实问题和当权者的直接利益，言论空间自然比直言不讳者要大很多倍，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会是大有作为的。
令人遗憾的是，在欣喜之余偶尔听到了一些不谐和的刺耳的噪声。例如有人把自由和民主对立起来，虚构一种所谓“反自由的民主”，而对民主加以贬斥。一位在介绍自由主义和宪政理论做过大量有益工作的政治学者，以绝对化的语言作出这样一个具有完全普遍性的论断：“一个纯粹的民主政治（直接民主），只能带来极权民主或蜕化为个人专制，不可能实行宪政。”这一论断，貌似言之凿凿，重如九鼎，可是历史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与举世公认的民主政治的涵义完全相悖。
大家都知道，民主政治起源於二五00年前的希腊雅典城邦，他们实行的就是直接民主每月开三、四次全体公民大会，决定城邦一切政治事务。这种民主的特点可用伯里克利（Pcricles，公元前495-前322）也认为：“民主政体的精神为自由”：“在许多事例上，群众比任何个人可能作出较好的判断。……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不易腐败。”在雅典实行民主制的二百五十年中，虽然曾多次出现过政变，政权为“僭主”（即暴君）所窃取，但是他们的统治都是短命的，而且在雅典有明文规定，任何杀死企图建立独裁政制的人都无罪。而雅典民主制的结束，是由於外族马其顿的军事入侵。所谓直接民主“只能”蜕化为“个人专制”，纯属无稽之谈。
所谓“极权民主”大概是指法西斯式的假民主。因为“极权”（Totalitari an）这个词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建立后才出现的，它指的是一党专政，中央集权，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舆论进行全面的严密控制，公民自由权利完全被剥夺。一九三三年开始的德国纳粹（民族社会主义）政权，以及当时的俄国也如此。一九三七年，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确曾洋洋得意地叫嚷过，当今的意大利和德国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健全的民主国家”，因为他们通过暴力镇压、意识形态控制和蛊惑人心的欺骗性宣传，能驱使成千上万群众上街欢呼万岁。如果这了可冒充为民主，中国“文革”的专干打、砸、抢的所谓“大民主”更要壮观十倍这种所谓民主，完全是假民主，实质是反民主的。因为从古希腊到今天，真正的民主都是与自由密不可分的，任何剥夺公民自由的群众暴政，如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和中国文革时的群众专政，都与民主无关。怎么可以说纯粹民主“只能带来极权民主”？？
（七）
这种对民主的天方夜谭式的恐怖议论，加上近十多年从海外传来并已有很大市场的新儒家否定“五四”的喧嚷，以及指责五四所宣扬的民主不过是“高调民主”的高论，使不少人对民主的认识产生了混乱，甚至一些为民主化事业尽过力的朋友也讳言民主。有人提到民主要不是把它与“民主集中制”、“大民主”这类反民主的假民主混为一谈，就要在它头上戴上一顶“宪政”帽子，称为“宪政民主”，以示正宗。
殊不知民主是同自由（首先是思想、信仰、出版自由）、平等（人格上、法律上和政治权利的平等）、人权（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法治（人人受法律保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容许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个人和权势的存在）融为一体的。民主政治并不是简单的“多数决定”（Majority decision，过去一般误译为“少数服从多数”，引出许多错误的推论）和自由选举（并非强迫的或受操纵的虚假选举）。以反对执政者的监督等措施，而必须始终如一地事事处处贯彻着自由、平等、法治精神，并以保障公民与生俱来的种种不可转让的权利为宗旨。自古至今，凡是真正实行民主政治的，都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古代雅典城邦也不例外。
他们虽然没有成文的宪法，但有各种习惯法对政治权力进行约束。英国自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以来，情况也是如此。由於他们实行的是君主制，而实际权力完全为议会所掌握。为了区别於传统的专制君主制，他们称它为“立宪君主制”（Constitu tional monarchy）。以后，人们把受到法律（首先是宪法）约束并对公民负责的政体通称为“立宪政体”，简称“宪政”。按照这样的理解，即使是雅典的直接民主制，也是属於宪政范畴。由此可见，要在“民主”前面加上“宪政”两字，完全是多余的累赘。
当然，从现代的民主发展水平来衡量，雅典民主制是有严重缺陷的，最令人痛心的是，由於当时缺乏明确的人权概念（这是直至十七世纪才产生的！），公民大会上的多数决定有时会侵犯少数人的合法权益，甚至象苏格拉底（Socrates）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被诬陷处死。但这一冤案十四年后就得到平反，诬告者被处死刑，并没有发展成为后人所担心的“多数暴政”。至於保障人权作为前提的现代民主政治，“多数暴政”根本无容身之地。对民主的恐惧症，要不是特权既得利益者的恶意诋毁，就是一种虚幻的歇斯底里。
十年前，为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和法国《人权宣言》发表二百周年，我们希望开展一个以争取人权为主题的民主启蒙运动。十年后的今天，由於六四屠杀，人们对人权的认识是大大提高了。但由於政治局势的严重倒退，以及有志於中国民主化的朋友自身的种种原因和困难，一般的民主启蒙进展不大，反而出现了一些混乱，也出现了一种犹豫。回顾这十年，深切地感到中国民主思想启蒙的艰难和紧迫。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回到五四坚持发掘五四精神，坚持以民主与科学救治中国之黑暗的决心，坚持任重而道远的民主思想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