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朝鲜挂历上的法定节假日，我惊呆了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2月31日转载）
[老杨读书会管理员：杨老师，收到一份来自《世界华人周刊》转来的朝鲜法定节日，不知道真假，但看完后，我们都惊得目瞪口呆。2011年挂历中的“朝鲜法定节假日”23个，除了5个是“朝鲜国庆节”等没有明确在字眼上有金家名字之外，其余18个，再加上朝鲜官方已经宣传，也许将在2012年挂历上会补充上去的“金正恩大将”的生日1月8日等，这哪里是一个共和国的节假日？这是一个共和家的假日吧？杨老师，这事怎么评价？可否挂上读书会网站？下面附录朝鲜节假日给您看，请您决定]
二月：
2月16日（1942.2.16）金正日诞辰纪念日。
四月：
4月13日（1992.4.13）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被授予元帅称号纪念日。
4月15日（1912.4.15）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诞辰纪念日。
4月20日（1992.4.20）金正日被推选国防委员长纪念日。
4月21日（1892.4.21）金正日的奶奶康磐石诞辰纪念日。
4月25日（1932.4.25）朝鲜人民军创建纪念日。
五月：
5月5日（1936.5.5）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创建祖国光复会纪念日。
六月：
6月5日（1926.6.5）金正日的爷爷金亨植逝世纪念日。
6月19日（1964.6.19）金正日开始从事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纪念日。
七月：
7月8日（1994.7.8）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逝世纪念日。
7月10日（1894.7.10）金正日的爷爷金亨植诞辰纪念日。
7月27日（1953.7.27）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
7月31日（1932.7.31）金正日的奶奶康磐石逝世纪念日。
8月：
8月15日（1945.8.15）朝鲜光复节。
8月25日（1960.8.25）金正日先军革命领导开始纪念日。
9月：
9月9日（1948.9.9）朝鲜国庆节。
9月22日（1949.9.22）金正日的母亲金正淑逝世纪念日
10月：
10月8日（1997.10.8）金正日当选朝鲜劳动党总书记纪念日。
10月10日（1945.10.10）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当选朝鲜劳动党总书记纪念日。
10月17日（1926.10.17）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组建打到帝国主义同盟纪念日。
12月：
12月24日（1991.12.24）金正日当选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纪念日。
12月24日（1917.12.24）金正日的母亲康磐石诞辰纪念日。
12月27日（未表明日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节。
[杨恒均老师回复：这份节假日名单应该八九不离十吧，可进一步查证后放到网上，让网友自己评价。看到和我们一衣带水的伟大的朝鲜人民的节假日，竟然都是一个家庭的生日与忌日，我感到无比的悲哀，悲哀得出离了愤怒。不过，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节假日都会被废除，朝鲜人民将只剩下一个节日：就是废除这些节假日的那个日子！]
2011年12月31日星期六
2011年12月23日星期五
中国宽带大半作假收费远高海外 专家指垄断造成网民激怒
2011-12-23
中国最新互联网用户调查显示，大部分网民使用的互联网，其流量绝大部分与供应商提供的名义宽带速度不符。调查还显示，中国宽带网络服务收费高出香港近470倍，网民哗然。有人认为，中国当局监控网络、过滤信息，也会影响网速。
图片：部分国家网费对比情况（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
中国互联网调查组织机构和数据平台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周四下午发布《中国宽带用户调查》报告称，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大陆固网宽带与3G用户数累积达到1.5亿人与1.02亿人，但绝大部分互联网用户用的都是“假宽带”。假宽带是指网民使用的实际宽带下载速率，低于运营商提供的名义宽带速率。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用户上网平均速度达不到标定速度。如使用4M宽带的用户中，理论上应享有每秒512KB的网速，实际上，平均速度在每秒400KB以下的占91.2%；使用2M宽带，理论网速是每秒256KB，实际上，平均速度在200KB以下的占83.5%；使用1M宽带，理论网速是每秒128KB，实际上，平均网速在100KB以下的占67.6%。
调查发现，多数用户办理的固网宽带带宽为2M或4M，2M带宽下用户平均上网速度为每秒142.2KB，4M则为232.7。固网宽带用户平均上网速度为每秒199.3KB，与名义速度差异极大。并指1M带宽每月费用实际折合13.13美元，是越南的3倍、美国的4倍、韩国的29倍、香港的469倍。
这一消息引起网民极大反响，网民“中岳嵩山人”写道，如此垄断和不合理的高消费，为什么就没人管呢?主管部门难辞其咎。
网民张先生周五告诉本台，他也体验到网速名不副实的情况：“比如说我用的是网通的宽带，网通只保证我在网通的服务器上下载达到400KB，如果是在铁通和电信的网站上下载的时候是很慢的，经常是一、两百KB。网通说我没办法保证，因为那不是我们的服务器，我们没办法保证能达到4兆的数率。他说达不到的原因就是互联互通的问题。”
在强国论坛，网民“啸行山野皆成曲”写道，我的网络经常卡，电信说是四兆，请工作人员来看，说两兆，又说慢慢就好了，可是没有改善。可谓交宽带费用，享蜗牛网速，亿万网民受假宽带忽悠。
另一位网民写道，高缴费低网速已经忍耐多年，用了几次“国骂”也无用，这不叫恶意垄断，叫什么？还有网民写道，中国的事不是无法办好，而是当权者不愿意往好办；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就是为了个人和一小部分人服务。“皇帝的新衣”年年有，今年出了假宽带。
广东的互联网专家尹先生表示，服务商设置的网速在经过一段时期后，用户增加带宽未增，就会出现上述情况。他举例：“在一个小区来说，这个小区以千户来计，然后他们（服务商）满打满算的牵一个G过去，机箱信号进到小区里面有一个G的带宽，但是持续一年、两年客户肯定超过一千户了，承载量，用户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还是分享这一个G的带宽，相比每个客户来说他的带宽就略微的下降了。”
尹先生说，如果使用光纤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他只针对于光纤到户，从今年9月份开始是进行了一个全网改造，家庭宽带全部升级为光纤网络，他的带宽可以保证到12兆之间。现在在用的宽带其实是以一个ABSL拨号，这个带宽来说的话，我牵了4兆的可能达不到4兆的速率，基本上95%以上的都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因为在一个区域接入一个主源光纤的话，如果在这个分值区域接入的客户越来越多的话那就没那么宽了。”
而对于中国网络收费远高于香港，用户张先生说，服务商除了没有认真维护宽带，当局监控互联网，过滤网民信息等，或刻意干扰流量，也会影响网速：“技术数据上这样比，如果再加上收入水平相比的话差距就更大。承诺的他达不到，一个他自己的网络建设有问题，像有些地方网络老化了经常掉线，并且速度也没有那些（承诺的速度）。再一个当局监控也会影响速度的，也会有，我觉得。”
厦门网民郭宝峰说，他使用的是光纤宽带，但也感受到网速慢的现实，认为关键在于中国互联网的垄断性经营，造成用户使用贵价网络：“因为在国内，网络运营商主要都是被垄断的，所以说他们缺乏竞争就没有动力提供更多的服务。我们在国内所享受到的服务跟国外完全不同，所付出的和得到的完全不成正比，而且我个人觉得中国的网络方面的费用是全球最高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中国最新互联网用户调查显示，大部分网民使用的互联网，其流量绝大部分与供应商提供的名义宽带速度不符。调查还显示，中国宽带网络服务收费高出香港近470倍，网民哗然。有人认为，中国当局监控网络、过滤信息，也会影响网速。
图片：部分国家网费对比情况（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
中国互联网调查组织机构和数据平台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周四下午发布《中国宽带用户调查》报告称，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大陆固网宽带与3G用户数累积达到1.5亿人与1.02亿人，但绝大部分互联网用户用的都是“假宽带”。假宽带是指网民使用的实际宽带下载速率，低于运营商提供的名义宽带速率。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用户上网平均速度达不到标定速度。如使用4M宽带的用户中，理论上应享有每秒512KB的网速，实际上，平均速度在每秒400KB以下的占91.2%；使用2M宽带，理论网速是每秒256KB，实际上，平均速度在200KB以下的占83.5%；使用1M宽带，理论网速是每秒128KB，实际上，平均网速在100KB以下的占67.6%。
调查发现，多数用户办理的固网宽带带宽为2M或4M，2M带宽下用户平均上网速度为每秒142.2KB，4M则为232.7。固网宽带用户平均上网速度为每秒199.3KB，与名义速度差异极大。并指1M带宽每月费用实际折合13.13美元，是越南的3倍、美国的4倍、韩国的29倍、香港的469倍。
这一消息引起网民极大反响，网民“中岳嵩山人”写道，如此垄断和不合理的高消费，为什么就没人管呢?主管部门难辞其咎。
网民张先生周五告诉本台，他也体验到网速名不副实的情况：“比如说我用的是网通的宽带，网通只保证我在网通的服务器上下载达到400KB，如果是在铁通和电信的网站上下载的时候是很慢的，经常是一、两百KB。网通说我没办法保证，因为那不是我们的服务器，我们没办法保证能达到4兆的数率。他说达不到的原因就是互联互通的问题。”
在强国论坛，网民“啸行山野皆成曲”写道，我的网络经常卡，电信说是四兆，请工作人员来看，说两兆，又说慢慢就好了，可是没有改善。可谓交宽带费用，享蜗牛网速，亿万网民受假宽带忽悠。
另一位网民写道，高缴费低网速已经忍耐多年，用了几次“国骂”也无用，这不叫恶意垄断，叫什么？还有网民写道，中国的事不是无法办好，而是当权者不愿意往好办；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就是为了个人和一小部分人服务。“皇帝的新衣”年年有，今年出了假宽带。
广东的互联网专家尹先生表示，服务商设置的网速在经过一段时期后，用户增加带宽未增，就会出现上述情况。他举例：“在一个小区来说，这个小区以千户来计，然后他们（服务商）满打满算的牵一个G过去，机箱信号进到小区里面有一个G的带宽，但是持续一年、两年客户肯定超过一千户了，承载量，用户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还是分享这一个G的带宽，相比每个客户来说他的带宽就略微的下降了。”
尹先生说，如果使用光纤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他只针对于光纤到户，从今年9月份开始是进行了一个全网改造，家庭宽带全部升级为光纤网络，他的带宽可以保证到12兆之间。现在在用的宽带其实是以一个ABSL拨号，这个带宽来说的话，我牵了4兆的可能达不到4兆的速率，基本上95%以上的都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因为在一个区域接入一个主源光纤的话，如果在这个分值区域接入的客户越来越多的话那就没那么宽了。”
而对于中国网络收费远高于香港，用户张先生说，服务商除了没有认真维护宽带，当局监控互联网，过滤网民信息等，或刻意干扰流量，也会影响网速：“技术数据上这样比，如果再加上收入水平相比的话差距就更大。承诺的他达不到，一个他自己的网络建设有问题，像有些地方网络老化了经常掉线，并且速度也没有那些（承诺的速度）。再一个当局监控也会影响速度的，也会有，我觉得。”
厦门网民郭宝峰说，他使用的是光纤宽带，但也感受到网速慢的现实，认为关键在于中国互联网的垄断性经营，造成用户使用贵价网络：“因为在国内，网络运营商主要都是被垄断的，所以说他们缺乏竞争就没有动力提供更多的服务。我们在国内所享受到的服务跟国外完全不同，所付出的和得到的完全不成正比，而且我个人觉得中国的网络方面的费用是全球最高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2011年12月22日星期四
中国记者近观朝鲜揭面纱 精神物质双重贫困料难久
2011-12-22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上周末去世，全球的目光再次投向这个人口不足两千五百万，却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朝鲜除了对国民封锁外部信息，对海外也同样封锁国内消息。大陆一位一个多月前深入该国访问的学者对本台讲述了所见所闻，揭开了当局长期遮盖的面纱。
资料图片：朝鲜首都平壤街头一角（法新社视频截图）
朝鲜因对外施行封闭，对内进行压制，半个多世纪以来，外界对它国内真实情况的了解，比较有限。对资讯开放的西方社会而言，他充满了神秘色彩。湖南的一位媒体资深编辑肖建生今年10月随访问团前往朝鲜，亲眼目睹了这个“铁幕国家”现状。看到随处可见金日成雕塑，对照百姓的疾苦，令他感慨万分。他接受本台专访时说：“总的来看朝鲜的人民还是很愚昧的，像是进入毛泽东那个时代，农民看起来穿得很破烂的。个人迷信很严重的，走到哪里，朝鲜每一个村，每一个寨子都建了一个永生塔，永生塔就是金日成死了以后在那里建一个永生塔，到处都是，就像当年毛主席文革差不多，挺落后的。”
记者：物价贵吗？
回答：他们是计划经济，很多都是凭票计划供应的。我们去的场所的物价就很贵了，他指定你去那个商店。他的香烟很差，一盒香烟要八十块钱朝鲜币，一块人民币相当于他14块钱朝鲜币，大概（折合人民币）五、六块钱，但是他的烟很差抽了咳嗽，很难抽那种烟。可口可乐在我们中国人去的商店还是有，挺贵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朝鲜对外的宣传式影片如《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宣扬人民生活富裕，福利优越的场面，吸引了中国观众，认为朝鲜人民的生活胜于中国。肖建生说，当他踏入朝鲜国土后发现，现在的生活甚至不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我们去金刚山，上平壤走了七个小时，路上只碰到七辆卡车。看到沿途那些庄稼好像没什么收成，他主要是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比如稻子很矮很矮。相当于中国七十年代，可能有些地方还不如。平壤有一点高房子，但是整个感觉好像是挺萧条的，比长沙差远了。看见他的公交车都还是用那种柴油烧，黑烟子冒轰隆轰隆的响。地铁好像还是中国六十年代北京那种地铁，还是木凳子很差劲。”
更令他吃惊的是，被营养学家称为垃圾食品的方便面在当地成了宝贵食物，以致出行前，依照朝方人员的要求，送上一箱作为礼品：“中国有方便面，去的时候他要我们带很多方便面，带一箱，因为他没有饭吃，（不是）中国的那种方便面盒装的，是塑料袋装的两块钱一包，带了一箱过去分给接我们的人，他们生活很紧张。”
肖先生一行五人访问团在参观国家图书馆时发现，当局对老百姓意识形态的控制极严：“在国家图书馆那里我们买了些本子送给那些小孩，那些小孩子感动的眼泪都出来了。国家图书馆唯一的中国书，只有一些农业科技方面的书，没有一本思想方面的书。对老百姓的控制真的是很严很严。但是，朝鲜部队好像（物质待遇）还可以，他是‘先军政治’，他对部队军队比较重视。”
朝鲜和中国相同的是军队服从党的领导，因此军队享受特殊的待遇和拥有特别权力。肖建生这次在那里专门买了一本朝鲜《宪法》，见到在宪法前面冠以“金日成”三个字，他说：“我在那里买了一本朝鲜的《宪法》，朝鲜的宪法名字叫做金日成宪法，讲的伟大领袖几代人怎么怎么为朝鲜人民做了什么贡献。”
据报，朝鲜2009年4月在最高人民会议上修改《宪法》，删除“共产主义”一词，写入“先军思想”，使其和主体思想一起成为朝鲜的指导理念。同时还新增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款。实际上，掌管朝鲜的真正主体并非法律，而是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个人。
他说，朝鲜除了限制国内民众，对来访嘉宾也非常防范，在整个行程中受到安全人员监视，对方人员则是相互监视，这种情况如同中国“文革”时期：“我们是一个访问团，他监视的挺严的，有一个翻译，一个司机，另外他国家安全部门有一个人，我们五个人，他们有三个人。他们都是互相监督的。有时候跟他们的翻译交流的时候，翻译觉得朝鲜挺穷的挺落后，他还是承认这个东西，因为他监督的很严，他到底内心怎么想就很难说了。朝鲜大多数人可能还是比较愚昧，只有一部分人对朝鲜现在的政治、经济情况有看法，但是朝鲜挺穷这点朝鲜人都是承认的。”
朝鲜长期处于粮食短缺，饥荒不断的境地。肖建生认为，这种局面很难维持太久：“因为他现在经济太成问题了，如果没有外援，他老百姓生活就肯定有问题，这样下去的话朝鲜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恐怕就两、三年的时间可能朝鲜就不行。”
记者：但是他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了，几十年了。
回答：他持续很多年原来都是政治高压，这种高压能维持多久这个就很难说了。朝鲜能维持这么久（是因为）他的信息完全不通，我们一下飞机手机就收掉了，他那里没有手机信号；电脑没有互联网，上不了；报纸全国就两张报；电视台就两个频道，天天播金正日视察什么猪场、苹果园这玩意；收音机没有短波。信息全部控制了，朝鲜人完全没有信息来源。
他说，朝鲜唯一的优点是没有污染：“人民太贫困。他一年只能吃两餐肉，只有一斤多肉一年。但是朝鲜有一点好，他那里环境还可以没有什么污染，他没有工业，给我留下印象唯一还有点好的就是这个。”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上周末去世，全球的目光再次投向这个人口不足两千五百万，却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朝鲜除了对国民封锁外部信息，对海外也同样封锁国内消息。大陆一位一个多月前深入该国访问的学者对本台讲述了所见所闻，揭开了当局长期遮盖的面纱。
资料图片：朝鲜首都平壤街头一角（法新社视频截图）
朝鲜因对外施行封闭，对内进行压制，半个多世纪以来，外界对它国内真实情况的了解，比较有限。对资讯开放的西方社会而言，他充满了神秘色彩。湖南的一位媒体资深编辑肖建生今年10月随访问团前往朝鲜，亲眼目睹了这个“铁幕国家”现状。看到随处可见金日成雕塑，对照百姓的疾苦，令他感慨万分。他接受本台专访时说：“总的来看朝鲜的人民还是很愚昧的，像是进入毛泽东那个时代，农民看起来穿得很破烂的。个人迷信很严重的，走到哪里，朝鲜每一个村，每一个寨子都建了一个永生塔，永生塔就是金日成死了以后在那里建一个永生塔，到处都是，就像当年毛主席文革差不多，挺落后的。”
记者：物价贵吗？
回答：他们是计划经济，很多都是凭票计划供应的。我们去的场所的物价就很贵了，他指定你去那个商店。他的香烟很差，一盒香烟要八十块钱朝鲜币，一块人民币相当于他14块钱朝鲜币，大概（折合人民币）五、六块钱，但是他的烟很差抽了咳嗽，很难抽那种烟。可口可乐在我们中国人去的商店还是有，挺贵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朝鲜对外的宣传式影片如《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宣扬人民生活富裕，福利优越的场面，吸引了中国观众，认为朝鲜人民的生活胜于中国。肖建生说，当他踏入朝鲜国土后发现，现在的生活甚至不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我们去金刚山，上平壤走了七个小时，路上只碰到七辆卡车。看到沿途那些庄稼好像没什么收成，他主要是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比如稻子很矮很矮。相当于中国七十年代，可能有些地方还不如。平壤有一点高房子，但是整个感觉好像是挺萧条的，比长沙差远了。看见他的公交车都还是用那种柴油烧，黑烟子冒轰隆轰隆的响。地铁好像还是中国六十年代北京那种地铁，还是木凳子很差劲。”
更令他吃惊的是，被营养学家称为垃圾食品的方便面在当地成了宝贵食物，以致出行前，依照朝方人员的要求，送上一箱作为礼品：“中国有方便面，去的时候他要我们带很多方便面，带一箱，因为他没有饭吃，（不是）中国的那种方便面盒装的，是塑料袋装的两块钱一包，带了一箱过去分给接我们的人，他们生活很紧张。”
肖先生一行五人访问团在参观国家图书馆时发现，当局对老百姓意识形态的控制极严：“在国家图书馆那里我们买了些本子送给那些小孩，那些小孩子感动的眼泪都出来了。国家图书馆唯一的中国书，只有一些农业科技方面的书，没有一本思想方面的书。对老百姓的控制真的是很严很严。但是，朝鲜部队好像（物质待遇）还可以，他是‘先军政治’，他对部队军队比较重视。”
朝鲜和中国相同的是军队服从党的领导，因此军队享受特殊的待遇和拥有特别权力。肖建生这次在那里专门买了一本朝鲜《宪法》，见到在宪法前面冠以“金日成”三个字，他说：“我在那里买了一本朝鲜的《宪法》，朝鲜的宪法名字叫做金日成宪法，讲的伟大领袖几代人怎么怎么为朝鲜人民做了什么贡献。”
据报，朝鲜2009年4月在最高人民会议上修改《宪法》，删除“共产主义”一词，写入“先军思想”，使其和主体思想一起成为朝鲜的指导理念。同时还新增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款。实际上，掌管朝鲜的真正主体并非法律，而是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个人。
他说，朝鲜除了限制国内民众，对来访嘉宾也非常防范，在整个行程中受到安全人员监视，对方人员则是相互监视，这种情况如同中国“文革”时期：“我们是一个访问团，他监视的挺严的，有一个翻译，一个司机，另外他国家安全部门有一个人，我们五个人，他们有三个人。他们都是互相监督的。有时候跟他们的翻译交流的时候，翻译觉得朝鲜挺穷的挺落后，他还是承认这个东西，因为他监督的很严，他到底内心怎么想就很难说了。朝鲜大多数人可能还是比较愚昧，只有一部分人对朝鲜现在的政治、经济情况有看法，但是朝鲜挺穷这点朝鲜人都是承认的。”
朝鲜长期处于粮食短缺，饥荒不断的境地。肖建生认为，这种局面很难维持太久：“因为他现在经济太成问题了，如果没有外援，他老百姓生活就肯定有问题，这样下去的话朝鲜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恐怕就两、三年的时间可能朝鲜就不行。”
记者：但是他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了，几十年了。
回答：他持续很多年原来都是政治高压，这种高压能维持多久这个就很难说了。朝鲜能维持这么久（是因为）他的信息完全不通，我们一下飞机手机就收掉了，他那里没有手机信号；电脑没有互联网，上不了；报纸全国就两张报；电视台就两个频道，天天播金正日视察什么猪场、苹果园这玩意；收音机没有短波。信息全部控制了，朝鲜人完全没有信息来源。
他说，朝鲜唯一的优点是没有污染：“人民太贫困。他一年只能吃两餐肉，只有一斤多肉一年。但是朝鲜有一点好，他那里环境还可以没有什么污染，他没有工业，给我留下印象唯一还有点好的就是这个。”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2011年十大语文差错公布:故宫“撼”字居首
2011年12月22日
来源：北京晨报
有“语林啄木鸟”之称的上海《咬文嚼字》编辑部，21日公布了2011年中国出现频率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十大常犯语文差错。这十大语文差错分别是：
一
社会影响最大的语文差错是：“捍”误为“撼”。2011年5月，故宫送给北京市公安局的一面锦旗上，把“捍祖国强盛”错写成“撼祖国强盛”（见图），舆论哗然。语文专家指出，“捍”是保卫、防御的意思：“撼”是动、摇动的意思。虽然读音相同，但两个字并不通用。故宫“撼”事，令人遗憾。
二
最容易混淆的繁体字是：復/複.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光复”一词频繁现诸媒体报章。电影《辛亥革命》中多次把“光復”误写为“光複”。其实，“復”表示还原、恢复；而“複”的本义是“有里子的衣服”，引申指重复。
三
出现在媒体上的重大知识差错是：2011年也是建党九十周年，但一些媒体把中国共产党党徽上的镰刀与锤头，误说成“镰刀与斧头”。《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镰刀代表农民阶级，锤头代表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共产党依靠的两大基本阶级。锤头和镰刀交叉的图案，代表工农联盟。
四
灾害事故报道中经常混淆的词语是：泄露/泄漏。日本地震引发核泄漏危机，但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经常将“泄漏”错写成“泄露”。语文专家指出，“泄露”的对象一般是机密信息。而“泄漏”则使用较广，凡是液体、气体等的漏出，应当使用“泄漏”。
五
最容易误用的称谓是：村长。媒体在报道当下农村新闻时，经常把“村主任”误称为“村长”。相声小品中也常说“别把村长不当干部”。这是语言运用中的滞后现象。
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人组成。其主要领导称“村民委员会主任”，简称“村主任”。
六
工程建设中常见的词语错误是：“合龙”误为“合拢”。2011年7月，杭州钱江三桥发生部分坍塌事故，不少媒体将事故原因归结为大桥在施工中“过分强行合拢”。事实上，“合拢”应作“合龙”。传说天上的龙有吐水的本领，故人们把大坝未合龙时的流水口比作龙口，而把修筑堤坝或桥梁等从两端施工，最后在中间接合，叫做“合龙”。
七
最容易读错的金属元素名称是：“铊”。2011年6月，中国矿业大学发生学生“铊中毒”事件，某些电视主持人在播报有关新闻时，把“铊中毒”读成了“tu中毒”。语言专家指出，“铊”是一个冷僻字，也是多音字。读tu时，同秤砣的“砣”；读tā时，则表示一种元素名称。
八
使用计量单位时常见的错误是：把“摄氏度”分开来说成“摄氏”多少“度”，如“摄氏15度”“摄氏20度”。准确的说法应是：“15摄氏度”“20摄氏度”。摄氏度是法定计量单位，不能随意拆开。
九
学生作文中容易出错的引语是：“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之计”容易误为“一年之季”或“一年之际”。
十
街头商店用字中常见的差错是：“家具”误为“家俱”。
来源：北京晨报
有“语林啄木鸟”之称的上海《咬文嚼字》编辑部，21日公布了2011年中国出现频率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十大常犯语文差错。这十大语文差错分别是：
一
社会影响最大的语文差错是：“捍”误为“撼”。2011年5月，故宫送给北京市公安局的一面锦旗上，把“捍祖国强盛”错写成“撼祖国强盛”（见图），舆论哗然。语文专家指出，“捍”是保卫、防御的意思：“撼”是动、摇动的意思。虽然读音相同，但两个字并不通用。故宫“撼”事，令人遗憾。
二
最容易混淆的繁体字是：復/複.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光复”一词频繁现诸媒体报章。电影《辛亥革命》中多次把“光復”误写为“光複”。其实，“復”表示还原、恢复；而“複”的本义是“有里子的衣服”，引申指重复。
三
出现在媒体上的重大知识差错是：2011年也是建党九十周年，但一些媒体把中国共产党党徽上的镰刀与锤头，误说成“镰刀与斧头”。《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镰刀代表农民阶级，锤头代表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共产党依靠的两大基本阶级。锤头和镰刀交叉的图案，代表工农联盟。
四
灾害事故报道中经常混淆的词语是：泄露/泄漏。日本地震引发核泄漏危机，但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经常将“泄漏”错写成“泄露”。语文专家指出，“泄露”的对象一般是机密信息。而“泄漏”则使用较广，凡是液体、气体等的漏出，应当使用“泄漏”。
五
最容易误用的称谓是：村长。媒体在报道当下农村新闻时，经常把“村主任”误称为“村长”。相声小品中也常说“别把村长不当干部”。这是语言运用中的滞后现象。
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人组成。其主要领导称“村民委员会主任”，简称“村主任”。
六
工程建设中常见的词语错误是：“合龙”误为“合拢”。2011年7月，杭州钱江三桥发生部分坍塌事故，不少媒体将事故原因归结为大桥在施工中“过分强行合拢”。事实上，“合拢”应作“合龙”。传说天上的龙有吐水的本领，故人们把大坝未合龙时的流水口比作龙口，而把修筑堤坝或桥梁等从两端施工，最后在中间接合，叫做“合龙”。
七
最容易读错的金属元素名称是：“铊”。2011年6月，中国矿业大学发生学生“铊中毒”事件，某些电视主持人在播报有关新闻时，把“铊中毒”读成了“tu中毒”。语言专家指出，“铊”是一个冷僻字，也是多音字。读tu时，同秤砣的“砣”；读tā时，则表示一种元素名称。
八
使用计量单位时常见的错误是：把“摄氏度”分开来说成“摄氏”多少“度”，如“摄氏15度”“摄氏20度”。准确的说法应是：“15摄氏度”“20摄氏度”。摄氏度是法定计量单位，不能随意拆开。
九
学生作文中容易出错的引语是：“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之计”容易误为“一年之季”或“一年之际”。
十
街头商店用字中常见的差错是：“家具”误为“家俱”。
2011年12月21日星期三
离职后五险一金怎么办
浏览： 38094 |更新： 2011-12-21 01:26 25 2
简介
关于五险一金了解情况
五险 : 养老 , 失业 工伤 , 医疗 , 生育 ；一金 : 公积金
缴费标准
养老 ( 单位 20% ， 个人 8%)
生育 ( 单位交 )
工伤 ( 单位交，个人不交 )
医疗 ( 单位 10%, 个人 2%* 基数 +3)
失业单位 1.5% 个人 0.5%)
公积金 ( 今年最高不超 12 ％以前年度不超 10 ％，单位个人各一半 )
辞职跳槽时五险一金怎么办
养老保险是可以中断的 , 中间中断无所谓 , 最后是累计年限的 , 不过交得越多 , 当然养老金也越多拉 . 办理转移手续 : 在老单位打出转移单 , 交给新单位继续上就行。
失业保险虽然必须要交 , 但和我们没有多大关系 ( 如果你是学校毕业的 , 属于干部身份 , 档案可以存人才的 ), 断不断不要紧 , 我们失业了也领 不到失业金 , 除非发疯了 , 把干部身份转为工人身份 , 以后退休按工人待遇领退休金 . 失业保险只有在街道登记的失业者才能申请 ( 工人身份的档案放在街道 , 干部身份的放在人才或单位 )办理转移手续 : 不用办理 , 到新单位继续上就行。 .
医疗保险比较重要 , 规定是中断三个月以上就失效 , 三个月以后看病就得自己掏钱 , 小病无所谓 , 大病就惨了 , 中断三个月以上的到新单位。重新上每个上医保的有一个存折 , 终身使用 , 不管单位是否变化 , 单位应该每月把一定比例的钱打入存折 , 个人可以随时提取用途不管。每个上医保的有一个蓝本 , 就是医疗本 , 医疗规定门诊费用 2000 元以上部分才可以报销 , 比如花了 2500, 只报销 500 的 50%-70%( 医院不同 , 报销比例不同 ), 如果住院报得就多了 . 看病的时候要告诉医院开医保的单子 , 住院要带上。 .
工伤保险用得少,需要提醒的是你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或者上下班的时候出了什么事,这个险就用得上了。但在实践中很多人出了事不注意保存证据,导致自己无法享受工伤保险,这是很可惜的。如果你下班的时候被车撞了,那应该赶快报警,让警察来调查记录并拍照采集证据,警察处理完以后会给你开个事故鉴定书之类的东西,你就可以拿这个去单位要求报工伤了。如果你出了事就随便让人跑了而且还不找证人还不报警什么的,那没证据的情况下一般不会被采纳为工伤的。工伤还有个时效问题,如果你2008年7月1日出了工伤,那你必须马上报告单位,把警察出具的证据和事故鉴定书以及你出工伤以后去看病或住院的病历交给单位,叫单位拿着这些材料去做工伤鉴定,你的单位必须在2008年8月1日之前把你的有效材料送到工伤鉴定中心,如果距离你出工伤的日子超过了一个月, 那工伤可能就鉴定不起来了。如果你单位不去给你鉴定,那你自己可以拿着材料去鉴定中心鉴定,最好也不要超过一个月,否则会很麻烦很麻烦。
生育保险 ,南京从08年6月1日起执行新政策。一是报销比例提高；二是建卡的时候必须出示结婚证和医保卡等相关证件，所有的费用从建卡开始到你生完小孩结束，院方同医保中心实时结算，个人只需承担生育保险不保的费用。至于生育津贴如何发放可能仍然需要单位出面办理，具体可以咨询下劳动保障部门。看看老政策，因为现在是7月，新政规定6月之前建卡的仍然按老政策执行，可能某些同志还需要了解。例如,如果你是女生,每个月工资为1000元,2008年1月1日开始交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为1369,而你2008年3月怀孕,2008年12月底生了孩子,2009年1月出院,那么你出院以后要赶快把结婚证(未婚生子的报销不了)+独生子女证(一般来说生2胎的报销不了)+病历+建大小卡检查和住院和手术费用的所有发票+住院清单+出院小结这些所有的材料交到公司,如果你怀孕时候检查花了500块,生孩子的时候住院+手术花了2000块,一般来说,公司在医保规定范围内基本上可以给你全部报销,报销以后给你的钱包括:500块检查费+2000块住院手术费+1369元/月×4个月=7976块, 1369元/月×4个月这是医保中心特别为报销的女生补贴的。只有女生报销才能拿的到国家规定女孩子报销生育保险的时候必须给4个月的平均工资,所以你生孩子报销的话不仅不要花钱而且还可以赚4个月的工资!如果你基数交的比工资高,比如拿1000块交的是1369,那么你还赚了呢。生育保险起码要交一年才能享受,切记切记。此外还有个问题,男生也交生育保险，是否可以享受生育保险呢?如果你是男生,你老婆没工作或者工作单位没交保险,而她生孩子的时候你交生育保险也已经超过了一年,那么你也可以报销生育保险,但以之前的例子为例,你只能报销500块检查费+2000块住院手术费的一半=1250元, 补贴的1369元/月×4个月的工资你就享受不到了!这是只有女生报销的时候才可以享受的哦~同样的花费,女生报销就能拿7976块,男生报销只能拿1250块,这大概也是中国少有的”歧视男性”的政策。所以说,女生要生孩子之前最好计划一下,提前一年开始找个单位交生育保险,可以赚呢!而男生如果要娶老婆,最好娶一个生孩子的时候已经交了一年生育保险而且缴的基数还比她本身工资高的女生哦!不过如果她实在没保险也没关系,你还可以给她报销生育保险,不过你没补贴的4个月工资拿,而且该报的费用你只能拿回来一半。
公积金单位把给你的钱和你自己的钱都存到你的公积金帐户 , 比如工资 3000 元 , 单位给你 300, 你自己扣除 300, 所以你每月公积金帐户应该有 600 元 , 只能一年取一次 , 要去公积金中心取 , 需要买房或修房 . 可以自取或委托单位取。 .办理转移手续 : 先在新单位开帐号 , 拿帐号给老单位 , 让老单位把原来帐号的钱转入新帐号 .公积金中心每年六月会给单位发每个员工的对帐单 , 显示你的帐户现在的钱 .另外 , 每年四月左右是调整下年度养老 \ 失业 \ 医疗基数的时间 ,每年六月是调整下年度公积金的时间 。.
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情况
1. 很多单位不按本人工资给上保险和公积金 , 比如按北京市平均工资上 , 个人就吃亏了 . 所以找工作的时候要问清楚。 .
2. 现在很多人才都规定养老失业和大病是捆绑的 , 要么都不上 , 要么都一起上 , 而且必须档案在人才的才给上 . 如果个人在人才上 , 就必须把单位的钱和个人的钱都自己交 , 挺多的 , 据说按最低标准 , 每月也得交一千多 , 而且没有多少钱到个人帐户上 , 建议如果比较年轻 , 身体还好 , 只是暂时失业 , 不必自己交了 , 以后到单位再上吧。 .
3. 有钱人可以不上养老保险 , 穷人最好上 , 指 望能有点钱养老 . 有人说自己存着 , 但国家对养老金还是有所保障的 , 会根据经济情况上调。 .
4. 有些单位以档案不在本单位 , 不给上 , 是不对的 , 因为档案和保险不挂钩。
5. 外地户口的同样 , 应该给上所有的保险和公积金 , 和户口没关系 , 以后如果去其他城市 , 都是可以转的。
经验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要解决具体问题（尤其在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简介
关于五险一金了解情况
五险 : 养老 , 失业 工伤 , 医疗 , 生育 ；一金 : 公积金
缴费标准
养老 ( 单位 20% ， 个人 8%)
生育 ( 单位交 )
工伤 ( 单位交，个人不交 )
医疗 ( 单位 10%, 个人 2%* 基数 +3)
失业单位 1.5% 个人 0.5%)
公积金 ( 今年最高不超 12 ％以前年度不超 10 ％，单位个人各一半 )
辞职跳槽时五险一金怎么办
养老保险是可以中断的 , 中间中断无所谓 , 最后是累计年限的 , 不过交得越多 , 当然养老金也越多拉 . 办理转移手续 : 在老单位打出转移单 , 交给新单位继续上就行。
失业保险虽然必须要交 , 但和我们没有多大关系 ( 如果你是学校毕业的 , 属于干部身份 , 档案可以存人才的 ), 断不断不要紧 , 我们失业了也领 不到失业金 , 除非发疯了 , 把干部身份转为工人身份 , 以后退休按工人待遇领退休金 . 失业保险只有在街道登记的失业者才能申请 ( 工人身份的档案放在街道 , 干部身份的放在人才或单位 )办理转移手续 : 不用办理 , 到新单位继续上就行。 .
医疗保险比较重要 , 规定是中断三个月以上就失效 , 三个月以后看病就得自己掏钱 , 小病无所谓 , 大病就惨了 , 中断三个月以上的到新单位。重新上每个上医保的有一个存折 , 终身使用 , 不管单位是否变化 , 单位应该每月把一定比例的钱打入存折 , 个人可以随时提取用途不管。每个上医保的有一个蓝本 , 就是医疗本 , 医疗规定门诊费用 2000 元以上部分才可以报销 , 比如花了 2500, 只报销 500 的 50%-70%( 医院不同 , 报销比例不同 ), 如果住院报得就多了 . 看病的时候要告诉医院开医保的单子 , 住院要带上。 .
工伤保险用得少,需要提醒的是你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或者上下班的时候出了什么事,这个险就用得上了。但在实践中很多人出了事不注意保存证据,导致自己无法享受工伤保险,这是很可惜的。如果你下班的时候被车撞了,那应该赶快报警,让警察来调查记录并拍照采集证据,警察处理完以后会给你开个事故鉴定书之类的东西,你就可以拿这个去单位要求报工伤了。如果你出了事就随便让人跑了而且还不找证人还不报警什么的,那没证据的情况下一般不会被采纳为工伤的。工伤还有个时效问题,如果你2008年7月1日出了工伤,那你必须马上报告单位,把警察出具的证据和事故鉴定书以及你出工伤以后去看病或住院的病历交给单位,叫单位拿着这些材料去做工伤鉴定,你的单位必须在2008年8月1日之前把你的有效材料送到工伤鉴定中心,如果距离你出工伤的日子超过了一个月, 那工伤可能就鉴定不起来了。如果你单位不去给你鉴定,那你自己可以拿着材料去鉴定中心鉴定,最好也不要超过一个月,否则会很麻烦很麻烦。
生育保险 ,南京从08年6月1日起执行新政策。一是报销比例提高；二是建卡的时候必须出示结婚证和医保卡等相关证件，所有的费用从建卡开始到你生完小孩结束，院方同医保中心实时结算，个人只需承担生育保险不保的费用。至于生育津贴如何发放可能仍然需要单位出面办理，具体可以咨询下劳动保障部门。看看老政策，因为现在是7月，新政规定6月之前建卡的仍然按老政策执行，可能某些同志还需要了解。例如,如果你是女生,每个月工资为1000元,2008年1月1日开始交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为1369,而你2008年3月怀孕,2008年12月底生了孩子,2009年1月出院,那么你出院以后要赶快把结婚证(未婚生子的报销不了)+独生子女证(一般来说生2胎的报销不了)+病历+建大小卡检查和住院和手术费用的所有发票+住院清单+出院小结这些所有的材料交到公司,如果你怀孕时候检查花了500块,生孩子的时候住院+手术花了2000块,一般来说,公司在医保规定范围内基本上可以给你全部报销,报销以后给你的钱包括:500块检查费+2000块住院手术费+1369元/月×4个月=7976块, 1369元/月×4个月这是医保中心特别为报销的女生补贴的。只有女生报销才能拿的到国家规定女孩子报销生育保险的时候必须给4个月的平均工资,所以你生孩子报销的话不仅不要花钱而且还可以赚4个月的工资!如果你基数交的比工资高,比如拿1000块交的是1369,那么你还赚了呢。生育保险起码要交一年才能享受,切记切记。此外还有个问题,男生也交生育保险，是否可以享受生育保险呢?如果你是男生,你老婆没工作或者工作单位没交保险,而她生孩子的时候你交生育保险也已经超过了一年,那么你也可以报销生育保险,但以之前的例子为例,你只能报销500块检查费+2000块住院手术费的一半=1250元, 补贴的1369元/月×4个月的工资你就享受不到了!这是只有女生报销的时候才可以享受的哦~同样的花费,女生报销就能拿7976块,男生报销只能拿1250块,这大概也是中国少有的”歧视男性”的政策。所以说,女生要生孩子之前最好计划一下,提前一年开始找个单位交生育保险,可以赚呢!而男生如果要娶老婆,最好娶一个生孩子的时候已经交了一年生育保险而且缴的基数还比她本身工资高的女生哦!不过如果她实在没保险也没关系,你还可以给她报销生育保险,不过你没补贴的4个月工资拿,而且该报的费用你只能拿回来一半。
公积金单位把给你的钱和你自己的钱都存到你的公积金帐户 , 比如工资 3000 元 , 单位给你 300, 你自己扣除 300, 所以你每月公积金帐户应该有 600 元 , 只能一年取一次 , 要去公积金中心取 , 需要买房或修房 . 可以自取或委托单位取。 .办理转移手续 : 先在新单位开帐号 , 拿帐号给老单位 , 让老单位把原来帐号的钱转入新帐号 .公积金中心每年六月会给单位发每个员工的对帐单 , 显示你的帐户现在的钱 .另外 , 每年四月左右是调整下年度养老 \ 失业 \ 医疗基数的时间 ,每年六月是调整下年度公积金的时间 。.
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情况
1. 很多单位不按本人工资给上保险和公积金 , 比如按北京市平均工资上 , 个人就吃亏了 . 所以找工作的时候要问清楚。 .
2. 现在很多人才都规定养老失业和大病是捆绑的 , 要么都不上 , 要么都一起上 , 而且必须档案在人才的才给上 . 如果个人在人才上 , 就必须把单位的钱和个人的钱都自己交 , 挺多的 , 据说按最低标准 , 每月也得交一千多 , 而且没有多少钱到个人帐户上 , 建议如果比较年轻 , 身体还好 , 只是暂时失业 , 不必自己交了 , 以后到单位再上吧。 .
3. 有钱人可以不上养老保险 , 穷人最好上 , 指 望能有点钱养老 . 有人说自己存着 , 但国家对养老金还是有所保障的 , 会根据经济情况上调。 .
4. 有些单位以档案不在本单位 , 不给上 , 是不对的 , 因为档案和保险不挂钩。
5. 外地户口的同样 , 应该给上所有的保险和公积金 , 和户口没关系 , 以后如果去其他城市 , 都是可以转的。
经验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要解决具体问题（尤其在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2011年12月19日星期一
张倩烨：独家专访昂山素姬
昂山素姬希望访问中国
昂山素姬接受亚洲周刊独家专访，讲述缅甸政府与民盟双向合作，共同推动国家的改变。昂山素姬也希望访问中国、了解中国。她公佈自己电邮，期待与中国青年交朋友。
昂山素姬的宅邸位於缅甸曾经的首都仰光市大学路（University Avenue）上。一个视野宽阔的院落里，花草繁茂，孑然而立的小楼守着一片宁静的湖面。在过去的二十一年中，昂山素姬共有十五年的时间被软禁在这里.在软禁的最初六年，她每天都是独自一人，冥想、听广播、读书、运动，基本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亚洲周刊记者在昂山素姬家中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以下是访问内容﹕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缅甸，发现很多居民都带着印有你头像的钥匙链，有你的照片，似乎你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灵魂。我想知道，你心中理想的缅甸，你的国家是怎样的？
我希望我不是这个国家的信仰或灵魂（笑）。我希望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担负起责任的国家。应该这样说，不是我的国家，而是我的人民，因为是人民创造了这个国家。所以每当我讲到希望或展望，我谈到的都是人民，而不是国家，因为是人民塑造了这个国家。
我是一个对责任感具有坚定信仰的人。我不能说在履行责任上自己从未失败过，但我一直在努力，不负众望。并且我愿意让人民意识到，责任并不一定是沉重的，我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社会（community）的责任，归根到底，与自己对自己的责任相连.你是社会的一部分。这是我对人民的一些基本愿望。
在这个基础上，我希望看到很多，比如我们的教育体系、医疗体系和经济得到改善，但更重要的是，缅甸所有民族间的永久和平，这又回到责任感的问题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责任感放在自我需求之上，那么为实现和平与和谐、开放思想所作的努力都很容易。我们会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基本上，人们团结起来为和平与和谐而努力，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这只是第一步，还要为了整个人类而努力。
在缅甸，多数民众是很支持民主制度的。这是否是你所说的“责任”中的一部分？
我想是这样，在我们刚刚独立时，我们曾实践民主，也许并不完美，但我们有议会民主制度。在那些年，尽管我们在战争中遭受磨难，缅甸在东南亚仍是一个进步国家，我们对民主有很好的经验。之后这些年的独裁统治使这个国家一步一步地下滑，人民需要民主，这也是我们希望他们（军政府）明白的道理：我们需要民主是出於很现实的原因，他们应受到控制，他们更有可能为人民的福祉而努力，是人民来决定他们是否应成为统治者。对我们来说，这是很现实的考虑.
在实现你这梦想的路上，这个国家在现实中面临哪些困难？
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开始，有四十九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是没有民主的，这是现实的困难，但我相信我们会克服这个难题.
我观察到，许多缅甸人已经具备成熟的民主意识，还有什么其他的困难？
当然，在过去的制度下，人民受到压迫，一九八八年人民起义.在这之前，人民早已对过去的体制不满.自一九八八年以来，人民很清楚地对国家现状不满.也许如你所知，缅甸是现在东南亚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缅甸人民明白，需要作出改变。一九八八年的起义被血腥镇压，后来一九九零年大选，那时人民希望这会是一个和平的变革，很热情地为我的全国民主联盟投票，我高兴的不是人民投我们党的票，而是他们并没有抵制投票。在长期的专制后，那是第一次允许政党登记，差不多有两百个政党参加选举，但多数人民基本上只投全国民主联盟和代表缅甸社会主义者的国家统一党（National Unity Party），当然在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投自己民族的党派的票。
尽管在过去多年里，缅甸被隔离在世界民主进程之外，缅甸人民有政治意识，他们知道不该浪费自己的选票。在很多地区，人们很明白，他们投的是民盟的票，而不是投某位候选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很理智的。总体上，缅甸人民是理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仍有希望。
上个星期我与民盟的成员聊天，他们说到八月份你在与总统登盛的会谈中达成了一些共识，可不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从八月份之后，我们与政府官员进行了很多讨论，包括当今缅甸最重要的一些问题：缓解贫困问题、增加就业、医疗与教育，缅甸人民知道这是重要的问题，他们不会只听好话，而是注重行动。登盛总统也很关心这些问题.
你认为登盛是否具有诚意？
是的，我相信他是具有诚意的。
但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你曾被多次软禁。
（笑着打断）他并不是软禁我的人，他只是当时政府中的一员，很久之后他才坐到了这个重要位置上。我想不能默认一个人是没有能力做出改变的，每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无辜的，并且多数时候我们对证明一个人有罪并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民族的和解。并且，如果人们决定，需要做出改变，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为改变而努力的机会。
登盛总统有过什么承诺吗？
哦，我不会公开谈论我与登盛总统会面的细节。
但无论在缅甸还是世界其他地区，你有很多支持者。他们希望知道这一次是否与过去有所不同。
我们希望与过去有所不同。我想这届政府会确保议会的补选是自由公平的。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全世界都会知道，他们所有的进步都会被驱散（dissipated），他们很清楚这样的影响是不好的。
民盟的一位成员认为，是阿拉伯之春加速了缅甸的改变。是这样吗？你认为驱使政府转变的因素是什么？
总统与政府其他官员明白，这个国家需要极大的改变。在过去几十年，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我不认为是阿拉伯之春刺激缅甸的变局。当然，所有国家都会对阿拉伯之春有所思考。它也许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我不认为这是主要原因。
你认为丹瑞将军现在还实际掌权吗？
不，他不再掌权了。
让我们来谈谈对外政策。希拉里·克林顿访问缅甸带来了一百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有媒体评论“太小气”，你怎么看？
我从不认为一个国家应该依赖他国的外部援助，国家间最重要的是友谊与相互理解。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以美元来衡量外国的支持。
有媒体说，你曾向希拉里·克林顿请教参选议员的经验？
（笑）没有，我们讨论了很多事情，也许讨论了大选.如果想了解美国的选举，有很多书可以看，不必向别人询问。缅甸不只会向美国借鑑民主制度，有许多国家的民主值得借鑑.
中国在缅甸有许多投资，几个月前停建的伊洛瓦底水电站（密松水电站），当地居民认为破坏了自然环境。你对这个事件怎么看？对中国投资有何看法？
说到大坝，我想说，在中国国内（建水电站）也会有同样的环境问题.所以当一项水电站工程开始的时候，就註定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说到中国对缅甸的投资，我想我们应该更多“投资”於中缅两国人民间的友谊，而不只是经济上的投资.
长期来说，这对两国也是有所助益的，因为我们是邻国，只要两国关系是建立在牢固的互相友好与尊重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在很多方面互相帮助。
中国外交部上个星期证实，中国驻缅甸大使李军华曾与你会面，但没有给出确切时间，这是在希拉里访缅之前还是之后？
是在她访缅之后。
这是否是中国在这一地区平衡其力量的一个信号？
我们一直愿意与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建立联系，所以这次与中国使馆取得联系我们也很高兴.我不知道这与希拉里·克林顿的来访是否有直接关系.但无论如何，我们（与中国使馆）建立了联系，我们很开心。
李军华大使有没有传来一些北京的信息？
（笑）我想你最好向他求证.
你觉得中国会欢迎一个民主的缅甸吗？
我希望如此。毕竟在过去，一个民主的缅甸（一九五零至一九六二年）曾与中国保持了很好的关系.那时的缅甸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最早承认共产党中国的国家之一。当时的缅甸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民主的缅甸会不能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你是一九九一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者，当时你正被软禁，二零一一年是二十周年。二零一零年，一位身在狱中的中国公民刘晓波也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果有机会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你是否会与他们讨论人权问题？
在缅甸，许多人因其政治信仰而身陷囹圄，我曾经就是其中之一，被软禁过十五年，二十年来直到现在仍有人在狱中。我希望所有人（政治犯）都被释放，去听从自己的良心而不受到任何形式的监禁的威胁.
未来你是否有计划访问北京？
（笑）我要首先得到邀请。
你有这个意愿吗？
我非常愿意访问北京。我的母亲到过中国许多次，但我从未去过中国。如果有一个能够访问北京的机会，我非常欢迎。
在中国，很多人也很关心缅甸事务，不仅因为缅甸是中国的邻国，更因为许多中国人也在寻求民主道路。看起来这似乎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你对这些正在努力的人们有何建议？
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我不这样认为，尽管登盛总统邀请我们一起合作。我更愿意说这是双向的，因为自下而上，我们已经努力了二十多年，全国民主联盟可以重新登记为合法政党，这不是突然间发生的，这是我们过去二十多年工作的成果。我们的成员是普通民众，有时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认为民盟成员与其他国民不同。我们的一位年长的成员曾经这样说，在缅甸，有好几个阶级：在军政府时期，最上层的是军政府阶级，第二是亲信阶层，第三等级是普通居民，第四等级才是民盟成员（笑）。我们是最底层的，但仍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所以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变革，我们都从底层参与其中。如果政府自上而下，我们自下而上的努力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为这个国家做更多有益的事。我想这是中国的青年应该思考的。
希望与中国青年通信
但我想传递给中国青年的更重要的信息是，我愿意与中国的青年交流，愿意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感受如何，因为我们与中国青年的联系被切断了。我也愿与所有的中国人交流，与中国的农民、普通市民、经济改革的受益者、教育、医疗以及人权领域的人们接触.你可以公布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我愿与中国的青年通信，做笔友。（附联系方式：info.nldburma@gmail.com）■
昂山素姬接受亚洲周刊独家专访，讲述缅甸政府与民盟双向合作，共同推动国家的改变。昂山素姬也希望访问中国、了解中国。她公佈自己电邮，期待与中国青年交朋友。
昂山素姬的宅邸位於缅甸曾经的首都仰光市大学路（University Avenue）上。一个视野宽阔的院落里，花草繁茂，孑然而立的小楼守着一片宁静的湖面。在过去的二十一年中，昂山素姬共有十五年的时间被软禁在这里.在软禁的最初六年，她每天都是独自一人，冥想、听广播、读书、运动，基本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亚洲周刊记者在昂山素姬家中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以下是访问内容﹕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缅甸，发现很多居民都带着印有你头像的钥匙链，有你的照片，似乎你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灵魂。我想知道，你心中理想的缅甸，你的国家是怎样的？
我希望我不是这个国家的信仰或灵魂（笑）。我希望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担负起责任的国家。应该这样说，不是我的国家，而是我的人民，因为是人民创造了这个国家。所以每当我讲到希望或展望，我谈到的都是人民，而不是国家，因为是人民塑造了这个国家。
我是一个对责任感具有坚定信仰的人。我不能说在履行责任上自己从未失败过，但我一直在努力，不负众望。并且我愿意让人民意识到，责任并不一定是沉重的，我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社会（community）的责任，归根到底，与自己对自己的责任相连.你是社会的一部分。这是我对人民的一些基本愿望。
在这个基础上，我希望看到很多，比如我们的教育体系、医疗体系和经济得到改善，但更重要的是，缅甸所有民族间的永久和平，这又回到责任感的问题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责任感放在自我需求之上，那么为实现和平与和谐、开放思想所作的努力都很容易。我们会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基本上，人们团结起来为和平与和谐而努力，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这只是第一步，还要为了整个人类而努力。
在缅甸，多数民众是很支持民主制度的。这是否是你所说的“责任”中的一部分？
我想是这样，在我们刚刚独立时，我们曾实践民主，也许并不完美，但我们有议会民主制度。在那些年，尽管我们在战争中遭受磨难，缅甸在东南亚仍是一个进步国家，我们对民主有很好的经验。之后这些年的独裁统治使这个国家一步一步地下滑，人民需要民主，这也是我们希望他们（军政府）明白的道理：我们需要民主是出於很现实的原因，他们应受到控制，他们更有可能为人民的福祉而努力，是人民来决定他们是否应成为统治者。对我们来说，这是很现实的考虑.
在实现你这梦想的路上，这个国家在现实中面临哪些困难？
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开始，有四十九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是没有民主的，这是现实的困难，但我相信我们会克服这个难题.
我观察到，许多缅甸人已经具备成熟的民主意识，还有什么其他的困难？
当然，在过去的制度下，人民受到压迫，一九八八年人民起义.在这之前，人民早已对过去的体制不满.自一九八八年以来，人民很清楚地对国家现状不满.也许如你所知，缅甸是现在东南亚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缅甸人民明白，需要作出改变。一九八八年的起义被血腥镇压，后来一九九零年大选，那时人民希望这会是一个和平的变革，很热情地为我的全国民主联盟投票，我高兴的不是人民投我们党的票，而是他们并没有抵制投票。在长期的专制后，那是第一次允许政党登记，差不多有两百个政党参加选举，但多数人民基本上只投全国民主联盟和代表缅甸社会主义者的国家统一党（National Unity Party），当然在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投自己民族的党派的票。
尽管在过去多年里，缅甸被隔离在世界民主进程之外，缅甸人民有政治意识，他们知道不该浪费自己的选票。在很多地区，人们很明白，他们投的是民盟的票，而不是投某位候选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很理智的。总体上，缅甸人民是理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仍有希望。
上个星期我与民盟的成员聊天，他们说到八月份你在与总统登盛的会谈中达成了一些共识，可不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从八月份之后，我们与政府官员进行了很多讨论，包括当今缅甸最重要的一些问题：缓解贫困问题、增加就业、医疗与教育，缅甸人民知道这是重要的问题，他们不会只听好话，而是注重行动。登盛总统也很关心这些问题.
你认为登盛是否具有诚意？
是的，我相信他是具有诚意的。
但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你曾被多次软禁。
（笑着打断）他并不是软禁我的人，他只是当时政府中的一员，很久之后他才坐到了这个重要位置上。我想不能默认一个人是没有能力做出改变的，每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无辜的，并且多数时候我们对证明一个人有罪并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民族的和解。并且，如果人们决定，需要做出改变，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为改变而努力的机会。
登盛总统有过什么承诺吗？
哦，我不会公开谈论我与登盛总统会面的细节。
但无论在缅甸还是世界其他地区，你有很多支持者。他们希望知道这一次是否与过去有所不同。
我们希望与过去有所不同。我想这届政府会确保议会的补选是自由公平的。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全世界都会知道，他们所有的进步都会被驱散（dissipated），他们很清楚这样的影响是不好的。
民盟的一位成员认为，是阿拉伯之春加速了缅甸的改变。是这样吗？你认为驱使政府转变的因素是什么？
总统与政府其他官员明白，这个国家需要极大的改变。在过去几十年，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我不认为是阿拉伯之春刺激缅甸的变局。当然，所有国家都会对阿拉伯之春有所思考。它也许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我不认为这是主要原因。
你认为丹瑞将军现在还实际掌权吗？
不，他不再掌权了。
让我们来谈谈对外政策。希拉里·克林顿访问缅甸带来了一百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有媒体评论“太小气”，你怎么看？
我从不认为一个国家应该依赖他国的外部援助，国家间最重要的是友谊与相互理解。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以美元来衡量外国的支持。
有媒体说，你曾向希拉里·克林顿请教参选议员的经验？
（笑）没有，我们讨论了很多事情，也许讨论了大选.如果想了解美国的选举，有很多书可以看，不必向别人询问。缅甸不只会向美国借鑑民主制度，有许多国家的民主值得借鑑.
中国在缅甸有许多投资，几个月前停建的伊洛瓦底水电站（密松水电站），当地居民认为破坏了自然环境。你对这个事件怎么看？对中国投资有何看法？
说到大坝，我想说，在中国国内（建水电站）也会有同样的环境问题.所以当一项水电站工程开始的时候，就註定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说到中国对缅甸的投资，我想我们应该更多“投资”於中缅两国人民间的友谊，而不只是经济上的投资.
长期来说，这对两国也是有所助益的，因为我们是邻国，只要两国关系是建立在牢固的互相友好与尊重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在很多方面互相帮助。
中国外交部上个星期证实，中国驻缅甸大使李军华曾与你会面，但没有给出确切时间，这是在希拉里访缅之前还是之后？
是在她访缅之后。
这是否是中国在这一地区平衡其力量的一个信号？
我们一直愿意与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建立联系，所以这次与中国使馆取得联系我们也很高兴.我不知道这与希拉里·克林顿的来访是否有直接关系.但无论如何，我们（与中国使馆）建立了联系，我们很开心。
李军华大使有没有传来一些北京的信息？
（笑）我想你最好向他求证.
你觉得中国会欢迎一个民主的缅甸吗？
我希望如此。毕竟在过去，一个民主的缅甸（一九五零至一九六二年）曾与中国保持了很好的关系.那时的缅甸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最早承认共产党中国的国家之一。当时的缅甸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民主的缅甸会不能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你是一九九一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者，当时你正被软禁，二零一一年是二十周年。二零一零年，一位身在狱中的中国公民刘晓波也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果有机会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你是否会与他们讨论人权问题？
在缅甸，许多人因其政治信仰而身陷囹圄，我曾经就是其中之一，被软禁过十五年，二十年来直到现在仍有人在狱中。我希望所有人（政治犯）都被释放，去听从自己的良心而不受到任何形式的监禁的威胁.
未来你是否有计划访问北京？
（笑）我要首先得到邀请。
你有这个意愿吗？
我非常愿意访问北京。我的母亲到过中国许多次，但我从未去过中国。如果有一个能够访问北京的机会，我非常欢迎。
在中国，很多人也很关心缅甸事务，不仅因为缅甸是中国的邻国，更因为许多中国人也在寻求民主道路。看起来这似乎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你对这些正在努力的人们有何建议？
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我不这样认为，尽管登盛总统邀请我们一起合作。我更愿意说这是双向的，因为自下而上，我们已经努力了二十多年，全国民主联盟可以重新登记为合法政党，这不是突然间发生的，这是我们过去二十多年工作的成果。我们的成员是普通民众，有时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认为民盟成员与其他国民不同。我们的一位年长的成员曾经这样说，在缅甸，有好几个阶级：在军政府时期，最上层的是军政府阶级，第二是亲信阶层，第三等级是普通居民，第四等级才是民盟成员（笑）。我们是最底层的，但仍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所以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变革，我们都从底层参与其中。如果政府自上而下，我们自下而上的努力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为这个国家做更多有益的事。我想这是中国的青年应该思考的。
希望与中国青年通信
但我想传递给中国青年的更重要的信息是，我愿意与中国的青年交流，愿意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感受如何，因为我们与中国青年的联系被切断了。我也愿与所有的中国人交流，与中国的农民、普通市民、经济改革的受益者、教育、医疗以及人权领域的人们接触.你可以公布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我愿与中国的青年通信，做笔友。（附联系方式：info.nldburma@gmail.com）■
2011年12月18日星期日
颜昌海：让“崛起”大国羞愧的小国政治
2011-12-18 21:48:42 浏览 29981 次 | 评论 49 条
网络流传一则美文，叫“孔子临终遗言”。说是孔子临终前，叫他的弟子们都跪在了他的床旁边。孔子虽然说话声音小且慢，但精神却很好。并开始嘱咐弟子们：
我多年来游说各国的君王，但最终也没有看到秩序恢复，舆论一律的局面。我这一辈子，没吃啥好的，没穿啥好的，乘的车也很不像样。快到死了我才明白，上天让我享受的东西我却没有去享受，实在是太不明智了。你们跟我学的那些东西，都是些为了巩固君王的王位，控制老百姓，或着是歌颂君王的学说。但君王听不进道理，美妙的音乐他们听起来就像是麻雀喜鹊乱叫。他们随便给了我一个司空的官来糊弄我，是对我的莫大侮辱。这样的君王不会长久。我的伟大理想没有实现是因为我只知道给他人做奴才，而不知道自己当主子。手中没有权利，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是白白浪费自己的智慧，这一点我知道的太晚了。
唉，鲁国啊，你是我当官路上的伤心之地呀。你们可千万不要走我的老路，当不成国王，也要当侯，再不行也要成为大商人。当教书先生最多也就是混口饭吃，还不如江洋大盗活得滋润。我给你们说的这些都是我悟出来的，但你们必须记住：只有行动才能事业昌盛，只是空谈便一事无成。把一个想法真正地付诸实施了，胜过把一百个想法写在竹子上。今后那些有作为的君王，肯定会按照我的办法管老百姓，并且为我修庙塑像，把我当作老百姓顶礼模拜的精神偶像。然而，他们并非真心尊崇我以及我的说教，不过是借我的名字巩固他们的王位罢了。拥有军队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人君，他们把老百姓看得就像虫子一样微不足道。出谋划策的人只能给国王当奴才，要想吃好的穿好的还得看主子的脸色。再能说会道的舌头能和军人的利剑比试吗？太愚蠢了。
自古以来很少见到有书生当君王的，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掌握军队。智慧都消耗在了写文章上。即使有个别实践者，也不过是给掌握兵权的人打下手，或者给那些想图谋篡位的人当谋士。这样怎么能号令天下呢？君王的宝座是建立在白骨之上，君王的酒杯里盛满了鲜血。各朝各代都如此。君王总是希望他的帝国能世世代代存在下去，然而这只能是痴心妄想。如果财物可以通过打劫得到，强悍的人就会效仿。如果王位可以被抢过来，那些英雄豪杰就会想办法夺取。这样就会没完没了的你争我夺，得到的会失去，其它人再夺到，再失去。就和自由市场上的紧俏商品一样，经常换买主。概括地说，实践得法者就可以成王，那就是神；读书读得好可以当官，但终究也不过是个奴才；谋划精道经商可能成功，那就是富豪；迷信书本而不怀疑书本的人就是愚蠢之人。聪明的人在夺取天下时，会声称他这样做是为了老百姓，所以追随者就很多。等他的事业成功了，原先许的诺言就不见影了。但他会换个说法，让老百姓拥戴他为王，而老百姓也觉得应该是这样。所以，想得天下的人必须善于借助老百姓的力量。民众愚蠢了，国家就稳定；老百姓聪明了，世道就会乱。
人们都对周武王赞誉有加，对殷纣王却大肆声讨。实际上他们是一路货色。他们都把国土和百姓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财产拥有者最怕的就是失去财产。大多数国王往往干什么都没有节制，想咋胡来就咋胡来，只要你们投其所好，伺候国王其实就和哄小孩一样容易。明白了这些道理，你们就会把国王玩弄于股掌之中，对付同事就像拿起一根羽毛一样轻松，很快就会飞黄腾达。如果不这样的话，国王就会像老虎，同事就是老虎的爪子，你突然死了都不知道是咋死的。遇到你伺候的君王是个糊涂蛋，那就有机可乘了，你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夺取他的王位。统治国家的人明白要让老百姓穷的道理，老百姓的欲望少了，就会感谢国王。老百姓的欲望多了，国王给了老百姓好处，他们也不领情。你给饥饿的人一点吃的，他就会赞誉你仁慈，你把轻的礼物送给大户人家，连他家的佣人都瞧不起你。仁慈难道不是个鱼饵吗？把老百姓赚钱的路都堵死，而他们想要什么只能从国王那里得到，老百姓才会称颂国王仁慈。
控制老百姓的方法，上策是控制他们的思想，不得已时才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杀头是下策。让男人把女人都管住，国王就只用管一半的老百姓。再让父亲把子女都管住，国王就只用管四分之一的老百姓。我所说的忠，义，孝实质是不违背上级的意思。所谓礼，就是锁住老百姓灵魂与肉体的枷锁。锁住或者打开全由国王说了算。自古以来也没见过礼能约束国王的。而那些制订礼的人却有不少蹲了大狱，更何况普通老百姓呢。礼虽然摸不见，但却是锐利的武器，胜过千万勇敢的军人。所谓乐，就是歌颂国王的文章。舆论一律了，老百姓思念国王就像久旱盼甘露一样，如果让老百姓想说啥就说啥，那些煽动群众的人就会得利。不要让老百姓胡说八道，那些犯上做乱的人也就无计可施了。不明智的国王，只知道刀枪可以镇住百姓，却不知道言论也可以把大堤毁了。所以，他们的国家都完蛋了。对于用言论煽动百姓的人，一定要格杀勿论。我是就要死的人了，绝不会胡说，如果你们按照我说的去做，必会走上阳关大道。一定记住我说的话。
说完这些话后，孔子去世。
这则网文说得不无道理。是按照自己对现实的思考借孔子的“遗言”，表达自己的认识。但即便就是孔子的思想，在那个时代也是先进的，至少维持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回顾中华文化，的确有很多“维稳”的智慧。和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方比起来，孔孟之道尤其先进。所以，才成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文明古国。在清朝中期以前，中华大国的“GDP”世界第一，万国来朝，“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但是，它也带来了深重的弊端，尤其对今天的中国，负面影响尤大。第一个弊端，是帝国专制制度对奴性的培育，以致独立人格无法确立。乃至中国今天的体制，总是习惯于把成人当作儿童、而将儿童当作成人，由此塑造着“开裆裤人格”。穿文化开裆裤的时间过长，导致儿童人格发育不全，缺乏自制力，以致在网络上随地大小便，制造了大量秽语暴力。第二是儒家教义对终极信仰的制止，“敬鬼神而远之”；第三是流氓传统对核心价值的瓦解，比如当今书店里卖的那些畅销书，大多是教你如何厚黑地生活，教你怎么利用阴谋和权术去战胜对方，都是流氓主义的教科书。这种强大的流氓意识形态，支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第四是形象思维对科学理性的拒斥……。
当然，孔孟文化传统，在历史上也有几次颠覆。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比如元代的异族大围剿。但明初开始就有所复苏，乃至清朝初“异族”入主中华，即将孔孟文化奉为圣贤。
孔孟文化传统，20世纪以来的马列文化大围剿，则是对中华文化的彻底颠覆。这场文化围剿以“文革”为高潮。“文革”中被毁弃的器物之多，秦始皇跟它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刻，中国大陆突然发现，人们面对的是一座历史上庞大的绝无仅有的废墟。这种摧毁，比秦始皇残酷。这种摧毁，还是建立在对孔孟文化的否定之上，但比孔孟文化更灭绝人性。
首先，体现在个人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缺失上；愚民教育在其间起了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所谓愚民教育制度，使人民片面、简单、被动的接受，大面积地塑造着奴性和功利主义，迫使受众逐步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次是公平与民主，因为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这些东西也都丧失了。再次是社会正义，对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大家的反应越来越冷漠。到了装聋作哑的程度。最后是漠视公共道德，把损害他人利益作为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这种摧残，使源于儒释道的三大本土核心价值遭到毁弃。儒家精神强调人的教养和礼仪，“礼”是儒家和“仁”并列的概念，而现在却越是粗鄙、越是无礼越好、越是暴力越好。人们不仅摧毁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摧毁了民族自身的核心价值。由于马列文化摧残中华文化这样的背景，中国现在不得不面对多重危机，心灵和精神领域却在急剧萎缩。道德体系崩溃，全民造假，从食品到艺术都在造假；审美感知体系退化；教育体系扭曲；知识体系的混乱，很多记忆被蓄意制造了空白；的整个文化智力曲线在急剧下降，记忆空白化、知识谎言化。
而最严重的危机，是思想和信仰的瓦解。乃至人们每天早上端起那杯牛奶时都会想一下：它值得我信任吗，它是不是有毒呢？！有的作家甚至提出了左手不信任右手的命题。人的各个肢体或器官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人之间，都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这就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严重不信任的社会病态。
这样的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崛起”大国？不可能！甚至，它比古代中国一个藩属小国都不如，比如不丹。前一段时间，不丹国王把自己“颠覆”了，引起中国网民的广泛关注。
不丹国王自愿放弃王权,说服国民走上民选道路，世界罕见。这个国家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清朝时独立，至今还未与中国建交。
但这个国家人民福指数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十三。
这个国家面积只有3.8万平方公里，是重庆的一半。
这个国家国王发自内心自愿放弃王权，并苦口婆心游说国民，说服国民走上民选道路，世界罕见。
这个国家不追求GDP，视环保和民俗为生命。
这个国家是真正禁烟的国家，国内禁止烟草销售，不准在公共场合和室外抽烟。
这个国家为保护国内环境和民俗，曾经控制旅游人数，每年入境的人数限制在3600名。
这个国家是目前全世界驴友最为向往的国家。
这个国家辣椒当饭吃。
这个国家民风最为淳朴，在没有引入电视前，几乎没有暴力犯罪。
不丹王国简称不丹，是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的内陆国，该国的国名当地语言叫“竺域”（或作“朱玉”，藏文：vBrug-yul，），意为雷、龙之地。
不丹自8世纪即为吐蕃（西藏）领土，元朝统一西藏后，成为中国的领土，到清朝时才分裂出去，深受藏族文化的影响。
国王为了推行民主，强行在国内成立了两个政党，政府会给两个政党同样金额的一笔竞选经费，并指派大臣国民分别加入其中。他还组织民主演习，让许多人扮演反对者角色大张旗鼓上街游行示威，以致“不明真相”的淳朴国民打电话报警。该国不同于国际的以GDP为国家发展的指标，独创“国民幸福指数”。不丹国民纷纷上言，国王这么好，你就好好带领大家寻找幸福，我们不要什么民主。28岁的帅哥五世国王说：“你们不能指望我一直会这么好，也不能一直指望会有跟我一样好的国王出来，幸福得要靠民主制度保证。幸福不是靠赐予，要靠民众在一套公平的框架内自行创造，而保证这套框架始终能趋于公平的力量就是民主。民主其实就这么简单”。由于缺乏民主启蒙教育的人才，五世国王凯萨尔不得不充当宣传员，走遍不丹的每一个村庄，向臣民说明民主制对不丹未来发展的必要性。当地百姓说：“这是国王‘强加’给我们的民主。”
不丹国王强行把自己“颠覆”了。不丹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对不想搞民主或反民主而捏造的所谓颠覆论、国情论、素质论者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不丹的民主建设，人们并没有看到所谓“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如果说颠覆，哪也是国王自己颠覆自己，但世上岂有自己颠覆自己道理？如果说用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一种落后的社会制度就是颠覆，哪岂不是鼓励人们回到蒙昧的原始社会，回到黑暗的专制社会？颠覆一说，是公权私有化状态下的一种心理过敏反映，是家天下、族天下、党天下的共同隐忧。民主国家颠覆不动，也用不着颠覆，人民不满意的时候，他们用选票就可以让这个执政党卷着行李回家，闭门思过，进业修德，人民什么时候满意了，再用选票把你请上台，根本用不着担心“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
在美国，共产党也是合法政党，只要人民同意也可上台执政，只可惜到今天为止人民还没有同意过。“国内外敌对势力”再厉害，能颠覆美国吗？民选政府，主权在民，是世界潮流，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文明，把世界潮流和主流文明一竿子打入“国内外敌对势力”，令人匪夷所思，不仅有辱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也让世人怀疑中华民族的智商是不是有问题。
民主与国情无关，更与素质无关。不丹小国寡民，地处深山老林，在国王的英明领导下不丹在南亚地区也属富国，臣民衣食无忧。国王奉行臣民幸福至上的治国理念，实行全国免费医疗，基本医疗服务已覆盖全国90％以上的人口，还在日内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健康信托基金，相当于给全体臣民上了一个国际医保，以保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给臣民提供基础医疗用的疫苗和基本药物。但地理和信息的闭塞，使全体臣民处于半开化状态。
2003年6月，不丹第一所大学不丹皇家大学才正式成立，国民识字率约为60％，意味着40％的臣民是文盲。按照“素质”论的歪理邪说，这等国民怎配搞民主？给你个“生存权”就不错了，还要什么民主人权？但国王坚信，民主是一种权利，与受教育程度无关，与素质高低无关，只有民主才能保障人民的长久幸福，小国王告诫臣民：“幸福不是靠赐予，要靠民众在一套公平的框架内自行创造，而保证这套框架始终能趋于公平的力量就是民主”。
这就是一个让“崛起”大国羞愧的小国政治，也是网络美文“孔子临终遗言”续写。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379721.html
网络流传一则美文，叫“孔子临终遗言”。说是孔子临终前，叫他的弟子们都跪在了他的床旁边。孔子虽然说话声音小且慢，但精神却很好。并开始嘱咐弟子们：
我多年来游说各国的君王，但最终也没有看到秩序恢复，舆论一律的局面。我这一辈子，没吃啥好的，没穿啥好的，乘的车也很不像样。快到死了我才明白，上天让我享受的东西我却没有去享受，实在是太不明智了。你们跟我学的那些东西，都是些为了巩固君王的王位，控制老百姓，或着是歌颂君王的学说。但君王听不进道理，美妙的音乐他们听起来就像是麻雀喜鹊乱叫。他们随便给了我一个司空的官来糊弄我，是对我的莫大侮辱。这样的君王不会长久。我的伟大理想没有实现是因为我只知道给他人做奴才，而不知道自己当主子。手中没有权利，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是白白浪费自己的智慧，这一点我知道的太晚了。
唉，鲁国啊，你是我当官路上的伤心之地呀。你们可千万不要走我的老路，当不成国王，也要当侯，再不行也要成为大商人。当教书先生最多也就是混口饭吃，还不如江洋大盗活得滋润。我给你们说的这些都是我悟出来的，但你们必须记住：只有行动才能事业昌盛，只是空谈便一事无成。把一个想法真正地付诸实施了，胜过把一百个想法写在竹子上。今后那些有作为的君王，肯定会按照我的办法管老百姓，并且为我修庙塑像，把我当作老百姓顶礼模拜的精神偶像。然而，他们并非真心尊崇我以及我的说教，不过是借我的名字巩固他们的王位罢了。拥有军队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人君，他们把老百姓看得就像虫子一样微不足道。出谋划策的人只能给国王当奴才，要想吃好的穿好的还得看主子的脸色。再能说会道的舌头能和军人的利剑比试吗？太愚蠢了。
自古以来很少见到有书生当君王的，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掌握军队。智慧都消耗在了写文章上。即使有个别实践者，也不过是给掌握兵权的人打下手，或者给那些想图谋篡位的人当谋士。这样怎么能号令天下呢？君王的宝座是建立在白骨之上，君王的酒杯里盛满了鲜血。各朝各代都如此。君王总是希望他的帝国能世世代代存在下去，然而这只能是痴心妄想。如果财物可以通过打劫得到，强悍的人就会效仿。如果王位可以被抢过来，那些英雄豪杰就会想办法夺取。这样就会没完没了的你争我夺，得到的会失去，其它人再夺到，再失去。就和自由市场上的紧俏商品一样，经常换买主。概括地说，实践得法者就可以成王，那就是神；读书读得好可以当官，但终究也不过是个奴才；谋划精道经商可能成功，那就是富豪；迷信书本而不怀疑书本的人就是愚蠢之人。聪明的人在夺取天下时，会声称他这样做是为了老百姓，所以追随者就很多。等他的事业成功了，原先许的诺言就不见影了。但他会换个说法，让老百姓拥戴他为王，而老百姓也觉得应该是这样。所以，想得天下的人必须善于借助老百姓的力量。民众愚蠢了，国家就稳定；老百姓聪明了，世道就会乱。
人们都对周武王赞誉有加，对殷纣王却大肆声讨。实际上他们是一路货色。他们都把国土和百姓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财产拥有者最怕的就是失去财产。大多数国王往往干什么都没有节制，想咋胡来就咋胡来，只要你们投其所好，伺候国王其实就和哄小孩一样容易。明白了这些道理，你们就会把国王玩弄于股掌之中，对付同事就像拿起一根羽毛一样轻松，很快就会飞黄腾达。如果不这样的话，国王就会像老虎，同事就是老虎的爪子，你突然死了都不知道是咋死的。遇到你伺候的君王是个糊涂蛋，那就有机可乘了，你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夺取他的王位。统治国家的人明白要让老百姓穷的道理，老百姓的欲望少了，就会感谢国王。老百姓的欲望多了，国王给了老百姓好处，他们也不领情。你给饥饿的人一点吃的，他就会赞誉你仁慈，你把轻的礼物送给大户人家，连他家的佣人都瞧不起你。仁慈难道不是个鱼饵吗？把老百姓赚钱的路都堵死，而他们想要什么只能从国王那里得到，老百姓才会称颂国王仁慈。
控制老百姓的方法，上策是控制他们的思想，不得已时才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杀头是下策。让男人把女人都管住，国王就只用管一半的老百姓。再让父亲把子女都管住，国王就只用管四分之一的老百姓。我所说的忠，义，孝实质是不违背上级的意思。所谓礼，就是锁住老百姓灵魂与肉体的枷锁。锁住或者打开全由国王说了算。自古以来也没见过礼能约束国王的。而那些制订礼的人却有不少蹲了大狱，更何况普通老百姓呢。礼虽然摸不见，但却是锐利的武器，胜过千万勇敢的军人。所谓乐，就是歌颂国王的文章。舆论一律了，老百姓思念国王就像久旱盼甘露一样，如果让老百姓想说啥就说啥，那些煽动群众的人就会得利。不要让老百姓胡说八道，那些犯上做乱的人也就无计可施了。不明智的国王，只知道刀枪可以镇住百姓，却不知道言论也可以把大堤毁了。所以，他们的国家都完蛋了。对于用言论煽动百姓的人，一定要格杀勿论。我是就要死的人了，绝不会胡说，如果你们按照我说的去做，必会走上阳关大道。一定记住我说的话。
说完这些话后，孔子去世。
这则网文说得不无道理。是按照自己对现实的思考借孔子的“遗言”，表达自己的认识。但即便就是孔子的思想，在那个时代也是先进的，至少维持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回顾中华文化，的确有很多“维稳”的智慧。和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方比起来，孔孟之道尤其先进。所以，才成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文明古国。在清朝中期以前，中华大国的“GDP”世界第一，万国来朝，“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但是，它也带来了深重的弊端，尤其对今天的中国，负面影响尤大。第一个弊端，是帝国专制制度对奴性的培育，以致独立人格无法确立。乃至中国今天的体制，总是习惯于把成人当作儿童、而将儿童当作成人，由此塑造着“开裆裤人格”。穿文化开裆裤的时间过长，导致儿童人格发育不全，缺乏自制力，以致在网络上随地大小便，制造了大量秽语暴力。第二是儒家教义对终极信仰的制止，“敬鬼神而远之”；第三是流氓传统对核心价值的瓦解，比如当今书店里卖的那些畅销书，大多是教你如何厚黑地生活，教你怎么利用阴谋和权术去战胜对方，都是流氓主义的教科书。这种强大的流氓意识形态，支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第四是形象思维对科学理性的拒斥……。
当然，孔孟文化传统，在历史上也有几次颠覆。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比如元代的异族大围剿。但明初开始就有所复苏，乃至清朝初“异族”入主中华，即将孔孟文化奉为圣贤。
孔孟文化传统，20世纪以来的马列文化大围剿，则是对中华文化的彻底颠覆。这场文化围剿以“文革”为高潮。“文革”中被毁弃的器物之多，秦始皇跟它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刻，中国大陆突然发现，人们面对的是一座历史上庞大的绝无仅有的废墟。这种摧毁，比秦始皇残酷。这种摧毁，还是建立在对孔孟文化的否定之上，但比孔孟文化更灭绝人性。
首先，体现在个人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缺失上；愚民教育在其间起了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所谓愚民教育制度，使人民片面、简单、被动的接受，大面积地塑造着奴性和功利主义，迫使受众逐步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次是公平与民主，因为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这些东西也都丧失了。再次是社会正义，对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大家的反应越来越冷漠。到了装聋作哑的程度。最后是漠视公共道德，把损害他人利益作为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这种摧残，使源于儒释道的三大本土核心价值遭到毁弃。儒家精神强调人的教养和礼仪，“礼”是儒家和“仁”并列的概念，而现在却越是粗鄙、越是无礼越好、越是暴力越好。人们不仅摧毁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摧毁了民族自身的核心价值。由于马列文化摧残中华文化这样的背景，中国现在不得不面对多重危机，心灵和精神领域却在急剧萎缩。道德体系崩溃，全民造假，从食品到艺术都在造假；审美感知体系退化；教育体系扭曲；知识体系的混乱，很多记忆被蓄意制造了空白；的整个文化智力曲线在急剧下降，记忆空白化、知识谎言化。
而最严重的危机，是思想和信仰的瓦解。乃至人们每天早上端起那杯牛奶时都会想一下：它值得我信任吗，它是不是有毒呢？！有的作家甚至提出了左手不信任右手的命题。人的各个肢体或器官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人之间，都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这就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严重不信任的社会病态。
这样的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崛起”大国？不可能！甚至，它比古代中国一个藩属小国都不如，比如不丹。前一段时间，不丹国王把自己“颠覆”了，引起中国网民的广泛关注。
不丹国王自愿放弃王权,说服国民走上民选道路，世界罕见。这个国家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清朝时独立，至今还未与中国建交。
但这个国家人民福指数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十三。
这个国家面积只有3.8万平方公里，是重庆的一半。
这个国家国王发自内心自愿放弃王权，并苦口婆心游说国民，说服国民走上民选道路，世界罕见。
这个国家不追求GDP，视环保和民俗为生命。
这个国家是真正禁烟的国家，国内禁止烟草销售，不准在公共场合和室外抽烟。
这个国家为保护国内环境和民俗，曾经控制旅游人数，每年入境的人数限制在3600名。
这个国家是目前全世界驴友最为向往的国家。
这个国家辣椒当饭吃。
这个国家民风最为淳朴，在没有引入电视前，几乎没有暴力犯罪。
不丹王国简称不丹，是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的内陆国，该国的国名当地语言叫“竺域”（或作“朱玉”，藏文：vBrug-yul，），意为雷、龙之地。
不丹自8世纪即为吐蕃（西藏）领土，元朝统一西藏后，成为中国的领土，到清朝时才分裂出去，深受藏族文化的影响。
国王为了推行民主，强行在国内成立了两个政党，政府会给两个政党同样金额的一笔竞选经费，并指派大臣国民分别加入其中。他还组织民主演习，让许多人扮演反对者角色大张旗鼓上街游行示威，以致“不明真相”的淳朴国民打电话报警。该国不同于国际的以GDP为国家发展的指标，独创“国民幸福指数”。不丹国民纷纷上言，国王这么好，你就好好带领大家寻找幸福，我们不要什么民主。28岁的帅哥五世国王说：“你们不能指望我一直会这么好，也不能一直指望会有跟我一样好的国王出来，幸福得要靠民主制度保证。幸福不是靠赐予，要靠民众在一套公平的框架内自行创造，而保证这套框架始终能趋于公平的力量就是民主。民主其实就这么简单”。由于缺乏民主启蒙教育的人才，五世国王凯萨尔不得不充当宣传员，走遍不丹的每一个村庄，向臣民说明民主制对不丹未来发展的必要性。当地百姓说：“这是国王‘强加’给我们的民主。”
不丹国王强行把自己“颠覆”了。不丹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对不想搞民主或反民主而捏造的所谓颠覆论、国情论、素质论者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不丹的民主建设，人们并没有看到所谓“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如果说颠覆，哪也是国王自己颠覆自己，但世上岂有自己颠覆自己道理？如果说用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一种落后的社会制度就是颠覆，哪岂不是鼓励人们回到蒙昧的原始社会，回到黑暗的专制社会？颠覆一说，是公权私有化状态下的一种心理过敏反映，是家天下、族天下、党天下的共同隐忧。民主国家颠覆不动，也用不着颠覆，人民不满意的时候，他们用选票就可以让这个执政党卷着行李回家，闭门思过，进业修德，人民什么时候满意了，再用选票把你请上台，根本用不着担心“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
在美国，共产党也是合法政党，只要人民同意也可上台执政，只可惜到今天为止人民还没有同意过。“国内外敌对势力”再厉害，能颠覆美国吗？民选政府，主权在民，是世界潮流，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文明，把世界潮流和主流文明一竿子打入“国内外敌对势力”，令人匪夷所思，不仅有辱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也让世人怀疑中华民族的智商是不是有问题。
民主与国情无关，更与素质无关。不丹小国寡民，地处深山老林，在国王的英明领导下不丹在南亚地区也属富国，臣民衣食无忧。国王奉行臣民幸福至上的治国理念，实行全国免费医疗，基本医疗服务已覆盖全国90％以上的人口，还在日内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健康信托基金，相当于给全体臣民上了一个国际医保，以保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给臣民提供基础医疗用的疫苗和基本药物。但地理和信息的闭塞，使全体臣民处于半开化状态。
2003年6月，不丹第一所大学不丹皇家大学才正式成立，国民识字率约为60％，意味着40％的臣民是文盲。按照“素质”论的歪理邪说，这等国民怎配搞民主？给你个“生存权”就不错了，还要什么民主人权？但国王坚信，民主是一种权利，与受教育程度无关，与素质高低无关，只有民主才能保障人民的长久幸福，小国王告诫臣民：“幸福不是靠赐予，要靠民众在一套公平的框架内自行创造，而保证这套框架始终能趋于公平的力量就是民主”。
这就是一个让“崛起”大国羞愧的小国政治，也是网络美文“孔子临终遗言”续写。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379721.html
2011年12月13日星期二
蒋方舟：纪事中国2011
纪事中国2011
(2011-12-13 06:14:12)
蒋方舟
时间被缩短了，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恍若隔世”这个词。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奥运时期北京明媚而蔚蓝的天空，还有刚庆祝完六十大寿的祖国作为政权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为成为了敏感词而消失在话语空间。
一年飞快地过去，除了“神八”飞船上天、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记忆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2008年奥运会以来大国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显消退和降温，“民族主义”这张牌突然失灵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后，都紧跟着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之后，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忽然多于唱好。在危机感面前，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移民，在2012年前抢一张船票。2011年，所有人都参与了一场没有赢家、庄家通吃的游戏。就连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也在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的强压下，在年末，变得忧心忡忡、愁云惨淡。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沈从文）
重建社会信任
2011年的开端就笼罩着在“不明真相”的阴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仍然扑朔迷离，当地政府给出“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无法说服愤怒的网民。12月29日《新闻联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发了网友寻找真相的人肉行动。
公权力无恃无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惯性思维，让老百姓不再假装相信了。
2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计划时，纷纷把“幸福”作为自己施政的关键词。广东首先提出“幸福广东”的概念，北京提出“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目标”，重庆则更夸口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当“科学发展观”走入难自圆其说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该含泪追问：“你们说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绝给予真相的维稳理由，人民则有追问的权力。追问——即使已经是陈年旧事：去年上海静安大火后，上海政府到底总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发放的？追问，即使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红十字会到底是什么关系？追问，即使答复遥遥无期：“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罗永浩死磕西门子的耐力，当不断遭遇沉默、敷衍和谎言，人们可能也就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却一点点坍塌摧毁，失去了修复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谚语，说“fool me once，shame on you，fool me twice，shame on me（骗我一次，是你羞耻，被你骗两次，是我的耻辱）。”类似的说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不仅是铁道部的道，也是在现代法律观念引入之前，中国自古历朝统治合理性的理论来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县秭归县巡视期间，20天共花费80万元，他们当然不是唯一的天价钦差；2011年9月，湖南邵阳发生沉船事故，12个学生死亡。当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学生名单，网民质疑隐瞒死亡人数；还是邵阳，计生部门被指强行将十余名婴幼儿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属必须缴纳抚养费才能赎回小孩，交不起罚款的家庭，婴幼儿被以收养名义“销往”国外，邵阳调查组给出的官方定论是“无抢婴、无买卖”，疑团的阴影却从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锁，让人们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相信最黑暗的那个。而政府，则反过来指责人们轻信谣言。
对于黑暗与罪恶的狂热幻想，在公权力，是“合理质疑”。在社会层面，则是相互仇视和及声嘶力竭要求“乱世重典”。
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八刀致死的药家鑫，承受了这个社会可以叠加的一切对于罪恶的想象：富二代、军二代、药父母对被害人家属的冷漠无情……。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处死刑。死后，原告律师张显才承认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药家鑫判处死刑前，原告律师张显在微博里曾写：“既要消灭药家鑫的躯体，还要消灭药家鑫的灵魂！”药家鑫死后，药父写：“我现在告诉药家鑫，你的灵魂一定要围绕在张显老师家，接受他的洗礼，在阳间你没有做一个好人，在阴间你一定要在张显老师的指导下，做一个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们在讨伐的狂欢后，开始呼吁反思，可那显得多么虚情假意，说更多的话也是无益。
1990年1月1日，东欧刚刚经过巨变，从极权主义的铁制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的哈维尔发表新年致辞：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
重建社会信任，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富强繁荣社会的许诺，一个对乌托邦的设计蓝图，而仅仅是还原这个国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变的基础，是一切的开始。
在2012末日来临之前，从公开透明，回应人们的追问开始，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通往公民社会
2011年最引人瞩目的公民行动莫过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潮。从江西新余女职工刘萍开始，成都作家李承鹏、上海作家夏商、评论家五岳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红、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财经作家柳红等先后通过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将参与新一轮地方人大代表竞选。
社会名人和网络红人的参选，无异于一剂鸡血，从微博兴起而贯穿民间。教师、大学生、白领、律师纷纷加入参选的队伍。参选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人们的热情来自于找到了一条通向公民社会的合法路径。激活民主，争取权力，手段温和，路径清晰。
这场法律允许下的抗争，很快就被判断为“与虎谋皮”而遭到阻挠。随着名人们的不断退选，这场火热的公民行为变得更像公民行为艺术。不折不挠的少数几个参选人，也最终落选，寂寥收场。所有的正剧开端，都以闹剧收场。
自下而上的诉求如何表达？当温和理性的选项消失，戾气堆积在心中，蔓延开来。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广东，四川外来打工者和本地人又开架——在可以预计的未来，随着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权利平等，这种地域间的城市内战会愈发激化。
在这些暴力行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例，一个在在江西抚州，为被非法拆迁的房屋上访十年的钱明奇，诉冤无门，引爆了三所政府机关建筑。一个在辽宁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城管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三名城管。
钱明奇发了最后的微博，“自愿将死后全身器官捐献给社会。条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献，非正常死亡不捐献。受捐者年龄10至16岁儿童少年，必须要贫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医疗费用。”然后平静赴死。
夏俊峰给父母最后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没有事，你们放心吧。对于这个结果，我也早有准备，心态早就调整好了，我并不是脆弱的人，你儿子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们斗不过人家……”
三年前为杀警察的杨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样为钱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称其为大侠。“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后倒逼的武器：要么选票，要么炸药。
“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过这样极端的身体体验，他描述这样极端的痛苦，是企图以暴力模拟的方式催促当时的人赶快改良。
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却不喜欢以恐吓要挟的荀子，而偏爱好言相劝的孟子。
两千年前的荀子与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建筑公民社会的主力，他们提供蓝图和方法论。2011年，意见领袖太多了，群众不够用了。如同明朝末年，议论繁多，言词激切，“卖直沽名”者甚。
领袖多了，自然要为争山头而激斗。五岳散人和吴法天在微博上约架引来群众围观；方舟子打假质疑贺卫方也有众多助拳；孔庆东连爆粗口大骂《南方人物周刊》；司马南和司马平邦沆瀣一气，挤兑“民煮逗士”；乌有之乡大战南方系；万民起诉茅于轼。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变成了骂人的词。公知约架、公知造谣、公知唾面自干。所有人都在讽刺公知。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给公知下个定义的话，他们总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夸张而耸动地发言，比起专业性话语，他们更喜欢使用浮夸的意识形态语言；公知爱站队，迅速找到自己的战壕而打击不同声音，对他们的对手思考甚多，对他们自己是谁思考甚少。
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形容建国后的读书人，“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2011年的声音无疑是热闹的，却多为杀戮之声——甚至连知识分子，也用专制的方式，讨论着民主事宜。忠臣死谏者仍在“理性建设”，激进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在政治多元到来之前提前分化，蛋糕还没开始做就已经因为该怎么瓜分而打得头破血流。左右之争在2011年激化，没有共识；更可怕的是，没有共同的底线。
通往公民社会的荆棘路，还要走很远。
无恒产者无恒心
“squeezed-middle（备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打败了“Arab Spring（阿拉伯之春）”、“Occupy（借占领行动抗议经济不公义的国际运动）”，获选牛津英文词典的2011年度词汇。字典定义，“squeezed- middle”指在经济困难时期，受到通货膨胀、薪资冻结、削减公共开支影响特别严重的社会阶层，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阶层。
2011年，虽然政府为了应对通胀压力而处处限，从“限价”到“限购”，但工薪阶层仍然深受涨价之痛，行政干预下价格管制，仍然把社会暴露在恶性通胀的危机下。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痛苦，那么税负则是后知后觉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网上有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热文在网上流传。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财政部负责人指该指数统计方法不科学。权力掮客们则搬出欧洲，说那也是高税收国家。
高税收对应的应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财政收入对应的是吝啬的福利返还。那么钱都到哪儿去了？在高中教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税收具有无偿性，国家取得税收收入既不需要返还给纳税人，也不需要对纳税人直接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政府应该从自己身上拿钱的洗脑教育，不问“为什么”与“凭什么”，却学会了用脚投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到体制内去，因为知道皇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臃肿低效的国企，因为知道民营企业的举步维艰。
“温州模式”刚刚被盛赞，年中就出现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人均GDP全国第一的鄂尔多斯也在年末出现房价跳水。限购令不宽反严，房地产业的紧缩让地产商日子也变得难过。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未动摇过，可2011年末的一系列经济动荡不知是因还是果，让人惶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温。体制内的人要走，是抢一张转移财富的船票。体制外的富人也要走，因为他们不在官僚裙带的庇护下，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笑到最后。
中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并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稳定。稳定来源于安全感，对自身生活和财富的安全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产生真正的中产阶级，因为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安全感。《纽约时报》头版以《中国之富拆迁之痛》的文章报道了作家阎连科所在小区被强拆的事情，难以想象连知名作家也会无助无告。
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孕育不出稳定的社会阶层，而只有稳定的社会阶层才能滋生稳定的心理状态。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温家宝总理在感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时用的词。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18个冷漠走过的路人则让时评家们纷纷呼吁道德建设。
奇怪的是，历史上所有极权政府都热衷于强调道德的力量。苏联政府曾经塑造一个告发亲生父亲是“人民的敌人”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楷模，紧跟着的就是大清洗运动。国民党政府也曾发动浩浩汤汤的“新生活运动”，要恢复儒家伦理，一方面企图“改造国人之国民性”，另一方面以道德崇高，而非制度合理去建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个被忽略的小细节很有意思。仿佛已经预料到社会溃败的征兆似的，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众生，这颠倒了中国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士大夫道德裸奔，却要求庶人穿上裤子。
道德败坏，是因为时局太坏。时局太坏，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会走入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机会平等的制度，减少了挖墙脚搭便车的投机行为；公平可靠的制度，让人们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为的动机。与其杜鹃啼血般声声呼唤道德回归，还不如要求还民恒产。
中国人来了
中国到底有多有钱？《经济学人》统计，中国可以购买全部的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国债，这样就可以一瞬间解决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而且即使这样做，中国还剩下一半的外汇储备。
或者，中国可以购买股票，用不到1万亿美元吞并苹果、微软、IBM和谷歌。全世界最有价值的50个体育机构加起来的价格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百分之二。
如果买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买下曼哈顿和华盛顿；如果买能源，可以买下今年88%的石油供应；如果买食品，可以花外汇储备的一半就买下美国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买安全，那么理论上中国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防部。
一个月前，我去伦敦。在地球上最贵的公寓“海德公园一号”楼下。已经在英国待了十五年的导游小孟，仰头看着高层，表情说不清是羡慕、自豪还是愤懑，说：“这座楼最高层的三间公寓，也就是最贵的三间据说分别是被一个卡塔尔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购买。”
中国人来了，勤劳能干得让全世界汗颜与惊恐。两个意大利记者穿越亚平宁半岛去寻访中国移民，写下《中国人不死》的书，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只工作、不生活、机智努力、封闭乐观、死而后生、永生不死。
中国人来了，涌入世界各处富庶之地与不毛之地。
中国人来了，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云彩，更让他显得像个盖世英雄的是满怀钞票。
中国人被许多非洲国家视为救世主，因为带去了贸易、投资、工作和技术。而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作者则把中美关系形容成一场婚姻：一方负责存钱和投资，另一方则负责花钱，谁也离不开谁。
外交是利益场，中国的朋友好像都是用钱买来的。“金元外交”和“援助交际”在今年却不大行得通了，世界上存在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斥资36亿美元在缅甸修建的大坝，被缅甸政府叫停。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计划斥资约880万美元买下300平方公里的冰岛土地，也被冰岛拒绝。
美国对中国的评价不再遮掩和谨慎，希拉里在接受采访时直接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糟糕透了”。
国内媒体当然反弹式的回击，认为印证了他们“美帝亡我心不死”的一贯判断。《环球时报》发社论领导范儿永远那么正：《警惕境外影响，但别被它扰乱》。中国又不高兴了，沉浸在境外反动势力论的中国不曾自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异类？
如果说内政上的傲慢毫无道理，那么外交上的软弱简直莫名其妙。俄罗斯用推土机驱赶从事耕作的中国农民，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上遇难，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节节败退，政府的反应永远只有一个：严正抗议。
如何以大国心态，去适应大国体型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这就导致中国人如野草般蔓延世界各地，却永远神情倨傲，姿势扭捏。
(2011-12-13 06:14:12)
蒋方舟
时间被缩短了，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恍若隔世”这个词。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奥运时期北京明媚而蔚蓝的天空，还有刚庆祝完六十大寿的祖国作为政权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为成为了敏感词而消失在话语空间。
一年飞快地过去，除了“神八”飞船上天、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记忆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2008年奥运会以来大国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显消退和降温，“民族主义”这张牌突然失灵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后，都紧跟着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之后，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忽然多于唱好。在危机感面前，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移民，在2012年前抢一张船票。2011年，所有人都参与了一场没有赢家、庄家通吃的游戏。就连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也在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的强压下，在年末，变得忧心忡忡、愁云惨淡。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沈从文）
重建社会信任
2011年的开端就笼罩着在“不明真相”的阴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仍然扑朔迷离，当地政府给出“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无法说服愤怒的网民。12月29日《新闻联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发了网友寻找真相的人肉行动。
公权力无恃无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惯性思维，让老百姓不再假装相信了。
2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计划时，纷纷把“幸福”作为自己施政的关键词。广东首先提出“幸福广东”的概念，北京提出“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目标”，重庆则更夸口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当“科学发展观”走入难自圆其说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该含泪追问：“你们说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绝给予真相的维稳理由，人民则有追问的权力。追问——即使已经是陈年旧事：去年上海静安大火后，上海政府到底总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发放的？追问，即使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红十字会到底是什么关系？追问，即使答复遥遥无期：“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罗永浩死磕西门子的耐力，当不断遭遇沉默、敷衍和谎言，人们可能也就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却一点点坍塌摧毁，失去了修复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谚语，说“fool me once，shame on you，fool me twice，shame on me（骗我一次，是你羞耻，被你骗两次，是我的耻辱）。”类似的说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不仅是铁道部的道，也是在现代法律观念引入之前，中国自古历朝统治合理性的理论来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县秭归县巡视期间，20天共花费80万元，他们当然不是唯一的天价钦差；2011年9月，湖南邵阳发生沉船事故，12个学生死亡。当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学生名单，网民质疑隐瞒死亡人数；还是邵阳，计生部门被指强行将十余名婴幼儿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属必须缴纳抚养费才能赎回小孩，交不起罚款的家庭，婴幼儿被以收养名义“销往”国外，邵阳调查组给出的官方定论是“无抢婴、无买卖”，疑团的阴影却从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锁，让人们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相信最黑暗的那个。而政府，则反过来指责人们轻信谣言。
对于黑暗与罪恶的狂热幻想，在公权力，是“合理质疑”。在社会层面，则是相互仇视和及声嘶力竭要求“乱世重典”。
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八刀致死的药家鑫，承受了这个社会可以叠加的一切对于罪恶的想象：富二代、军二代、药父母对被害人家属的冷漠无情……。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处死刑。死后，原告律师张显才承认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药家鑫判处死刑前，原告律师张显在微博里曾写：“既要消灭药家鑫的躯体，还要消灭药家鑫的灵魂！”药家鑫死后，药父写：“我现在告诉药家鑫，你的灵魂一定要围绕在张显老师家，接受他的洗礼，在阳间你没有做一个好人，在阴间你一定要在张显老师的指导下，做一个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们在讨伐的狂欢后，开始呼吁反思，可那显得多么虚情假意，说更多的话也是无益。
1990年1月1日，东欧刚刚经过巨变，从极权主义的铁制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的哈维尔发表新年致辞：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
重建社会信任，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富强繁荣社会的许诺，一个对乌托邦的设计蓝图，而仅仅是还原这个国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变的基础，是一切的开始。
在2012末日来临之前，从公开透明，回应人们的追问开始，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通往公民社会
2011年最引人瞩目的公民行动莫过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潮。从江西新余女职工刘萍开始，成都作家李承鹏、上海作家夏商、评论家五岳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红、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财经作家柳红等先后通过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将参与新一轮地方人大代表竞选。
社会名人和网络红人的参选，无异于一剂鸡血，从微博兴起而贯穿民间。教师、大学生、白领、律师纷纷加入参选的队伍。参选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人们的热情来自于找到了一条通向公民社会的合法路径。激活民主，争取权力，手段温和，路径清晰。
这场法律允许下的抗争，很快就被判断为“与虎谋皮”而遭到阻挠。随着名人们的不断退选，这场火热的公民行为变得更像公民行为艺术。不折不挠的少数几个参选人，也最终落选，寂寥收场。所有的正剧开端，都以闹剧收场。
自下而上的诉求如何表达？当温和理性的选项消失，戾气堆积在心中，蔓延开来。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广东，四川外来打工者和本地人又开架——在可以预计的未来，随着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权利平等，这种地域间的城市内战会愈发激化。
在这些暴力行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例，一个在在江西抚州，为被非法拆迁的房屋上访十年的钱明奇，诉冤无门，引爆了三所政府机关建筑。一个在辽宁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城管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三名城管。
钱明奇发了最后的微博，“自愿将死后全身器官捐献给社会。条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献，非正常死亡不捐献。受捐者年龄10至16岁儿童少年，必须要贫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医疗费用。”然后平静赴死。
夏俊峰给父母最后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没有事，你们放心吧。对于这个结果，我也早有准备，心态早就调整好了，我并不是脆弱的人，你儿子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们斗不过人家……”
三年前为杀警察的杨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样为钱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称其为大侠。“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后倒逼的武器：要么选票，要么炸药。
“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过这样极端的身体体验，他描述这样极端的痛苦，是企图以暴力模拟的方式催促当时的人赶快改良。
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却不喜欢以恐吓要挟的荀子，而偏爱好言相劝的孟子。
两千年前的荀子与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建筑公民社会的主力，他们提供蓝图和方法论。2011年，意见领袖太多了，群众不够用了。如同明朝末年，议论繁多，言词激切，“卖直沽名”者甚。
领袖多了，自然要为争山头而激斗。五岳散人和吴法天在微博上约架引来群众围观；方舟子打假质疑贺卫方也有众多助拳；孔庆东连爆粗口大骂《南方人物周刊》；司马南和司马平邦沆瀣一气，挤兑“民煮逗士”；乌有之乡大战南方系；万民起诉茅于轼。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变成了骂人的词。公知约架、公知造谣、公知唾面自干。所有人都在讽刺公知。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给公知下个定义的话，他们总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夸张而耸动地发言，比起专业性话语，他们更喜欢使用浮夸的意识形态语言；公知爱站队，迅速找到自己的战壕而打击不同声音，对他们的对手思考甚多，对他们自己是谁思考甚少。
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形容建国后的读书人，“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2011年的声音无疑是热闹的，却多为杀戮之声——甚至连知识分子，也用专制的方式，讨论着民主事宜。忠臣死谏者仍在“理性建设”，激进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在政治多元到来之前提前分化，蛋糕还没开始做就已经因为该怎么瓜分而打得头破血流。左右之争在2011年激化，没有共识；更可怕的是，没有共同的底线。
通往公民社会的荆棘路，还要走很远。
无恒产者无恒心
“squeezed-middle（备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打败了“Arab Spring（阿拉伯之春）”、“Occupy（借占领行动抗议经济不公义的国际运动）”，获选牛津英文词典的2011年度词汇。字典定义，“squeezed- middle”指在经济困难时期，受到通货膨胀、薪资冻结、削减公共开支影响特别严重的社会阶层，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阶层。
2011年，虽然政府为了应对通胀压力而处处限，从“限价”到“限购”，但工薪阶层仍然深受涨价之痛，行政干预下价格管制，仍然把社会暴露在恶性通胀的危机下。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痛苦，那么税负则是后知后觉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网上有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热文在网上流传。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财政部负责人指该指数统计方法不科学。权力掮客们则搬出欧洲，说那也是高税收国家。
高税收对应的应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财政收入对应的是吝啬的福利返还。那么钱都到哪儿去了？在高中教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税收具有无偿性，国家取得税收收入既不需要返还给纳税人，也不需要对纳税人直接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政府应该从自己身上拿钱的洗脑教育，不问“为什么”与“凭什么”，却学会了用脚投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到体制内去，因为知道皇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臃肿低效的国企，因为知道民营企业的举步维艰。
“温州模式”刚刚被盛赞，年中就出现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人均GDP全国第一的鄂尔多斯也在年末出现房价跳水。限购令不宽反严，房地产业的紧缩让地产商日子也变得难过。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未动摇过，可2011年末的一系列经济动荡不知是因还是果，让人惶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温。体制内的人要走，是抢一张转移财富的船票。体制外的富人也要走，因为他们不在官僚裙带的庇护下，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笑到最后。
中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并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稳定。稳定来源于安全感，对自身生活和财富的安全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产生真正的中产阶级，因为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安全感。《纽约时报》头版以《中国之富拆迁之痛》的文章报道了作家阎连科所在小区被强拆的事情，难以想象连知名作家也会无助无告。
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孕育不出稳定的社会阶层，而只有稳定的社会阶层才能滋生稳定的心理状态。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温家宝总理在感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时用的词。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18个冷漠走过的路人则让时评家们纷纷呼吁道德建设。
奇怪的是，历史上所有极权政府都热衷于强调道德的力量。苏联政府曾经塑造一个告发亲生父亲是“人民的敌人”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楷模，紧跟着的就是大清洗运动。国民党政府也曾发动浩浩汤汤的“新生活运动”，要恢复儒家伦理，一方面企图“改造国人之国民性”，另一方面以道德崇高，而非制度合理去建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个被忽略的小细节很有意思。仿佛已经预料到社会溃败的征兆似的，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众生，这颠倒了中国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士大夫道德裸奔，却要求庶人穿上裤子。
道德败坏，是因为时局太坏。时局太坏，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会走入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机会平等的制度，减少了挖墙脚搭便车的投机行为；公平可靠的制度，让人们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为的动机。与其杜鹃啼血般声声呼唤道德回归，还不如要求还民恒产。
中国人来了
中国到底有多有钱？《经济学人》统计，中国可以购买全部的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国债，这样就可以一瞬间解决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而且即使这样做，中国还剩下一半的外汇储备。
或者，中国可以购买股票，用不到1万亿美元吞并苹果、微软、IBM和谷歌。全世界最有价值的50个体育机构加起来的价格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百分之二。
如果买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买下曼哈顿和华盛顿；如果买能源，可以买下今年88%的石油供应；如果买食品，可以花外汇储备的一半就买下美国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买安全，那么理论上中国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防部。
一个月前，我去伦敦。在地球上最贵的公寓“海德公园一号”楼下。已经在英国待了十五年的导游小孟，仰头看着高层，表情说不清是羡慕、自豪还是愤懑，说：“这座楼最高层的三间公寓，也就是最贵的三间据说分别是被一个卡塔尔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购买。”
中国人来了，勤劳能干得让全世界汗颜与惊恐。两个意大利记者穿越亚平宁半岛去寻访中国移民，写下《中国人不死》的书，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只工作、不生活、机智努力、封闭乐观、死而后生、永生不死。
中国人来了，涌入世界各处富庶之地与不毛之地。
中国人来了，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云彩，更让他显得像个盖世英雄的是满怀钞票。
中国人被许多非洲国家视为救世主，因为带去了贸易、投资、工作和技术。而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作者则把中美关系形容成一场婚姻：一方负责存钱和投资，另一方则负责花钱，谁也离不开谁。
外交是利益场，中国的朋友好像都是用钱买来的。“金元外交”和“援助交际”在今年却不大行得通了，世界上存在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斥资36亿美元在缅甸修建的大坝，被缅甸政府叫停。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计划斥资约880万美元买下300平方公里的冰岛土地，也被冰岛拒绝。
美国对中国的评价不再遮掩和谨慎，希拉里在接受采访时直接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糟糕透了”。
国内媒体当然反弹式的回击，认为印证了他们“美帝亡我心不死”的一贯判断。《环球时报》发社论领导范儿永远那么正：《警惕境外影响，但别被它扰乱》。中国又不高兴了，沉浸在境外反动势力论的中国不曾自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异类？
如果说内政上的傲慢毫无道理，那么外交上的软弱简直莫名其妙。俄罗斯用推土机驱赶从事耕作的中国农民，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上遇难，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节节败退，政府的反应永远只有一个：严正抗议。
如何以大国心态，去适应大国体型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这就导致中国人如野草般蔓延世界各地，却永远神情倨傲，姿势扭捏。
2011年12月8日星期四
国务卿克林顿在网络自由大会上的讲话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t the Freedom Online Conference
国务卿克林顿在网络自由大会上的讲话
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办公室
即时发布
2011年12月8日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网络自由大会（Freedom Online Conference）上的讲话
2011年12月8日
福克尔航站（Fokker Terminal）
荷兰海牙（The Hague, Netherlands）
国务卿克林顿：晚上好。十分高兴再次来到海牙。我要感谢我的同事和朋友，外交大臣罗森塔尔（Rosenthal）及我的老友和经常共商要事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t）。还要感谢新闻自由无极限（Free Press Unlimited）组织负责人利昂·威廉姆斯（Leon Willems）和其他我知道今天在场的同事们，如十分敬业的外交大臣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以及其他各位部长、大使、外交界人士、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非常高兴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对所有与会国家和世界各国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因特网（国际互联网）(Internet)自由的问题。我要感谢尤里（Uri）和荷兰主办这个大会，这反映了你们保卫和推进世界各地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贯传统，其中也包括网络空间的人权和自由。还要感谢20多个其他国家政府的与会代表，我知道诸位将为明天达成一致意见提出切实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我很高兴还有来自民间部门和公民社会的代表与会。这一切使这次大会成为一个多方利益相关的活动。
再过两天，到12月10日，我们将庆祝人权日（Human Rights Day）。这一天是《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获得通过的周年纪念日。在取得这一成果以来的63年中，全世界都坚持履行一个全球性的承诺，要求维护世界各地所有的人的权利和自由，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无论他们是什么人。今天，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因特网从事生活各方面的重要活动，我们必须确保，不论在网上还是网下，人权都必须得到尊重。归根结底，表达自己的观点，从事自己的宗教信仰活动，为寻求政治或社会变革与其他人和平集会——这些都是所有的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无论他们选择在城市广场行使这些权利还是在因特网聊天室行使这些权利。自上个世纪以来，我们通过共同努力在物质世界保障这些权利。在本世纪，我们也必须共同努力，在网络空间保障这些权利。
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毫无疑问，对世界各地言论受到审查的人，对那些因自己或别人在网上发表文章而坐牢的人，对那些因受到封锁而无法接触网上所有类别的内容的人，对那些受到政府监视而难以互相联系的人来说，这项任务极为紧迫。
在叙利亚，一个名为阿纳斯·马拉维（Anas Maarawi）的博客作者在7月1日被捕，因为他要求阿萨德（Asad）总统下台。他没有接到任何指控，却仍然在押。在叙利亚和伊朗，很多其他网上活动人士——人数之多，无法一一列举——遭到拘押、监禁、殴打甚至杀害，因为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组织自己的同胞。在俄罗斯也许是最有名的博客作者亚历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于星期二被判15天监禁，因为他参加对俄罗斯选举举行的抗议活动。
在中国，数十家公司于10月份签署了一份保证书，承诺加强各自的——引用原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严格自律”。如果他们说的是财务责任，我们也许都表示同意。但是，他们所说的是向中国人民提供网络服务，而这是他们与政府对因特网的严格控制保持一致的诫律。
这些事件和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其他事件提醒我们这场斗争涉及的利害关系。这场斗争不仅仅关系到那些站在第一线的人员和受苦受难的人，而且关系到我们所有的人：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支持世界各地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第二个原因是，网络的益处随着用户人数的增加而增加。因特网既不会枯竭，也不会此消彼长。我对因特网的使用不会缩减你的使用。相反，上网的人和表述思想的人越多，整个网络对其他所有的用户就更有价值。这样，通过数十亿人选择寻求获取或共享什么样的信息，所有的用户都能促进创新，活跃公开辩论，满足对知识的渴求，以仅仅在上一代还因距离和成本而不可能做到的方式把人们联系在一起。
但是，当思想被禁锢，信息被删除，对话被窒息，人民的选择受到制约时，因特网对我们所有的人而言都将被削弱。我们今天为保护网上基本自由所采取的行动将对下一代用户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在有超过20亿人使用因特网，而在未来2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一倍以上。我们还在迅速接近在专制国家使用因特网的人数超过10亿人的时刻。我们今天做出的承诺和采取的行动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这个数字是增长还是降低，以及上网的含义是否会被完全扭曲。
实现因特网自由需要采取合作的行动，我们要支持一个在共同原则基础上的全球性对话，与合适的合作伙伴一起，战胜实际的挑战，维护一个开放和自由、又可互通的、安全和可靠的因特网。然而，这项事业并不是谈判达成一个单一的文件就万事大吉了。它需要不断努力，适应我们所处的数字世界的新的现实，并在这样做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
由于网络空间的来临在安全、数字经济和人权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必须不断改变我们的应对方式。这些方面尽管互有区别，但实际上不可分割，因为没有单独经济的因特网、社会的因特网或政治的因特网。因特网只有一个，我们在这里保护成就其伟业的特征。
明天的会议将为我们提供取得具体进展的机会。在这次开幕活动上，我想谈一谈因特网的捍卫者必须面对的三个具体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要求民间部门积极接受在保护因特网自由方面的作用。因为不管你喜欢与否，民营公司作出的选择对信息在因特网和移动网络上如何传递和能否流通都有影响。他们对政府能做或不能做什么有所影响，而且对当地人民产生影响。
在最近几个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事例，说明公司、产品和服务被用作镇压行动的工具。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不能预见的，但在其他情况下，则是可以预见的。几年前见于头版头条的新闻是，某些公司交出有关持不同政见者的敏感信息。今年早些时候出现的头条新闻是，一个公司在政治辩论进行的过程中关闭了活动人士的社会网络帐户。今天的新闻则是某些公司向专制政府出售用于镇压的硬件和软件。当公司向叙利亚或伊朗的安全机构出售监视设备时，或在过去向卡扎菲出售这些设备时，毫无疑问这些设备都将被用于侵犯人权的行动。
有些人或许会说，要强制企业保持良好的行为，负责任的政府只需实行广泛的制裁措施就能解决问题。不错，制裁措施和出口管制都是很有用的工具，美国也在适当的时候积极地使用这些工具；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些规章，我们就进行调查并惩罚违规者。我们始终努力与欧盟等伙伴合作，尽可能把这些规章订得更严密、更有效。例如，就在上周，我们很欣慰地看到我们的欧盟伙伴针对向叙利亚的技术出口实施了新的制裁措施。
然而，制裁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由于技术的军民两用性和第三方销售渠道，依赖一种制裁机制来全面防止坏人将这些技术用于破坏目的是不可能的。然而，有时在国务院，有些企业会对我们说：“你只要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就会去做。”但事实上，你不可能只是简单地等待指示，在21世纪，明智的企业必须在他们陷入争议之前就采取行动。
我但愿对此有一个简单易行的公式，但那是不存在的。对于如何及是否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做生意——特别是在不能严格执法或法律不透明的地方——需要明辨是非和慎重考虑，并提出尖锐的问题。例如，在一个一贯违反因特网自由原则的国家，你该去做什么样的生意？你是否可以做一些事情去防止那些政府把你的产品用于监视它们自己的公民？你是否应在产品中包括对消费者的警告？你如何应对政府安全部门在未经法院批准的情况下索取信息的要求？你是否努力去阻止你的产品在售出后被改造或通过中介转售给专制政权？
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都很难回答，但企业必须提出问题。而我们其他人都时刻准备着与你们共同努力，去找出答案，并追究忽视、无视或否认该问题重要性的那些人的责任。近年来已形成众多政策资源，可帮助企业正确处理这些问题。今年6月间通过的联合国企业和人权指导原则（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国企业准则（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均对企业如何履行责任和进行尽职调查提出了建议。今晚在这里介绍的全球网络行动计划（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是一个刚开始形成的论坛，企业可以在这里与其它业界合作伙伴以及学术界人士、投资者和社会活动人士一起应对、处理这些难题。
当然，企业总能从其用户那里获得教益。今年10月间举行的硅谷人权会议（Silicon Valley Human Rights Conference）把企业、社会活动人士和专家汇聚一处，讨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并设法找出解决办法。一部分与会者发表了他们称为“硅谷标准”（Silicon Valley Standard）的文件，作为相关各方追求的目标。
公司主管和董事会成员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应当有助于你们形成自己的做法。21世纪负责任的公司管理工作的一项内容即是在新市场认真落实人权，制定内部审议程序，确定在困难情况下根据哪些原则进行决策，因为我们不能让我们大家都认为是合理并值得谋取的短期利益威胁到因特网的开放性和因特网用户的人权，否则这会在未来反过头来困扰我们大家。因为自由和开放的因特网不仅对于科技公司很重要，而且对于所有公司都很重要。无论公司的运作是通过一个手机还是庞大的公司联网，今天很难找到一个企业不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因特网，任何企业都会因网络受到限制而蒙受损失。
我还要补充一点：在今天，品牌和声誉是宝贵的公司资产。对因特网自由漠不关心从而给品牌和声誉带来风险的公司往往会付出代价。
因此我认为，很多民间企业来参加这次会议以及由谷歌联合主办今晚的活动，这恰如其分而且具有重要意义。在确保未来因特网的自由和开放的前景方面，以及在对新技术带来的风险进行管理方面，民间企业都是关键的合作伙伴。
但是，在各个公司加大力度的同时，各国政府必须克制采取压制手段的冲动，而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二项挑战。如果我们不谨慎，各国政府会在谋求加强控制时破坏当前因特网管理的框架。某些政府利用因特网管理问题作幌子，实则推行为限制网上人权找借口的做法。 我们必须对这样的做法保持警惕并团结一致维护人权适用于网络的共同信念。
现在，在各种国际论坛，有些国家正在试图改变管理因特网的方式。它们想改变目前多方利益相关的方式，其中包括政府、民间企业和公民，这种方式支持信息在一个单一的全球网络中自由流通。它们打算取代这种方式，强制实行以统一的全局码为构架的系统，以此扩大对因特网资源、机制和内容的控制，并由政府集中控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无论是面对某种声音还是某个公共领域，政府总想找机会加以控制。它们想控制报纸刊登什么内容，什么人能升入大学，哪家公司能得到石油合同，哪个教会和非政府组织能登记注册，公民能在哪里集会。那么对因特网为何不这样做呢？但实际情形还要糟糕。它们不只想让政府通过排斥公民社会和民间部门来实行全面控制，而且还想扩大每个政府的权力，让政府给因特网制定自己的条例规范，这不仅会损害人权和信息的自由流通，而且会破坏网络的互通性。
实际上，那些推行这一目标的政府试图给网络世界筑起国界。这种方式对因特网自由将会是灾难性的。政府的更多控制只会进一步限制受压制环境中的人民在网上的活动。这对于整个因特网也是灾难性的，因为因特网的活跃程度对所有的人来说都被削弱。以国家利益为由筑起屏障将导致全球因特网四分五裂，改变网络世界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因特网将导致人们陷入一系列数字泡沫，而不是以全球网络相互连接。让因特网各自为营，只会使之变成回音室，而非创新的全球思想库。
美国希望因特网继续是活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交流的空间。为此，我们需要保护在网上行使自己权利的人，我们也需要保护因特网本身不受有损其基本特征的种种计划的影响。
那些试图推行这些计划的政府通常是借着安全的名义。让我说明一点：维护安全与打击网络犯罪，如盗窃知识产权等，是切实存在的挑战，我每次讨论这些问题时均强调这点。因特网上有破坏者，有恐怖分子，也有偷运走私分子，还有居心叵测的人在策划网络袭击，这些人必须被制止。我们可以通过合作，在无损于全球网络及其活力，无损于我们的原则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
网络安全值得详谈。但是今晚我不准备细说。我今后还会谈到，但我的基本观点是，美国支持目前已有的政府与民间合作，对因特网技术发展采取即时管理。我们支持今年早些时候全世界30多个OECD国家制定的多方利益相关的因特网管理原则。用一句美国俗语来说，我们的立场是“没有坏，就不要修。”而且，没有理由以一个压抑性的体制来取代一个有效的体制。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挑战是，我们各方——政府、民间领导人和公民社会成员 ——组建这一全球联盟并非易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于许多国家的人们来说，因特网的潜力仍未实现。虽然对于我们在美国或荷兰的人来说，不难想象如果因特网不那么自由，我们会失去什么。但对于还不了解因特网在日常生活中能带来什么益处的人来说，必然就比较困难。为此，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说明，现在以及将来，开放的因特网均符合所有人的最佳利益。我们在努力建设这一全球联盟并向下一代因特网用户所在国家的领导人阐明道理时，我们必须铭记这一点。今天，这些领导人有机会做到今后因特网的所有好处向本国人民开放，这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保障因特网对所有的人开放。
因此，美国将在全球各地的工作中倡导因特网开放。我们欢迎其他国家加入我们的队伍。随着我们的联盟逐步扩大，今晚在这里，蒙古、智利、印尼还有其他国家都有代表在场，一定能有效地将其他可能的合作伙伴吸引进来，他们提供的意见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难题。来自政府、民间及公民社会的新生力量将在未来几十年参与对因特网的管理，与此同时各地区将增加数十亿上网的用户。现在，我们需要为今后支持因特网开放的伙伴关系打下基础。本着这个精神，我呼吁人们重视今后议程上的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将是逐步增强对一个新的跨区域组织的支持。这个组织将完全以我刚刚阐明的方式共同努力。这个组织以共同的原则为基础，为各国政府提供一个平台，与民间部门、公民社会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发展创造性的积极交往。一些国家已经表示有意参加这个新的组织。我希望在座的各方也将采取同样的行动——同时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其他各方将会支持我们的荷兰东道主起草的宣言。这项工作十分出色，尤里，我们感谢你的领导作用。
我希望强调的第二个问题是，采取实际行动进一步支持受到专制政府威胁的网络活动人士和博客作者。保护新闻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最近报告说，目前在全世界各地被监禁的所有的作者、编辑和摄影记者中，有近一半是网上新闻工作者。这方面的威胁的确存在。我们中间的有些方面已经为活动人士和博客作者提供了支持，包括财务方面的支持。我对欧盟最近宣布为此目的提供一笔新的资金感到高兴。我也知道，其他各国政府，包括荷兰在内，也在寻求提供帮助的途径。
通过协调我们的各项努力，我们能够取得更大的进展并帮助更多的人。早些时候，我听到外交大臣谈到一项建议。我们谈到在这一全球行动中开创一项数字卫士伙伴计划。我们希望在明天的会议上能有机会同其他可能加入计划的合作伙伴商讨怎样使这样一项伙伴计划产生效力。
因此，我们在荷兰的这座美丽的城市开会，讨论如何保持因特网的开放性，但有些国家正竭力朝相反的方向走。这些国家力图在网上不同活动之间建立屏障—-经济交流、政治讨论、宗教表述、社群互动等等。他们想要保留他们愿意看到的、不对他们构成威胁的内容，却要压制他们不想看到的东西。然而，试图对商业开放却对自由言论关闭需要承担机会成本，由国家的教育体系、政治稳定、社会流动性和经济潜力付出代价。
建立分割因特网的屏障比较容易，但保持这些屏障却很困难，其中也会产生机会成本。我国政府将继续竭诚努力，争取穿越压制性政府建立的每一个屏障。由于建立屏障的政府最终将发现自己也被困于其中，他们将面临独裁的困境，如果不撤除屏障，就不得不承担维持屏障的代价，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镇压手段，承担不断提高的机会成本，因为遭到屏蔽的设想被错过，人员也无法失而复得。
我呼吁全世界各国摒弃相反的、黑暗的观念，加入我们的行列，寄希望于我们已经进行的努力，期待因特网的开放将促使各国更为强盛，更为繁荣。
这并非把希望寄托在电脑或手机上，而是坚信人类精神必胜，坚信人民必胜。我们完全相信，只要我们的合作伙伴和政府，以及全世界的民间部门和公民社会共同努力，同今晚在座的全体人士抱有同样信念，我们就能保障因特网对所有人的开放性和安全性。
在人权日前夕，这次会议让我们谨记应当成为我们的北斗星的不朽的原则。环顾我们所处的世界，观察世界演变的情况，我们要谨记并没有一种自动驱动装置引导我们向前。我们必须有诚意地努力工作并参与坦诚的辩论，我们必须共同迎接这个令人兴奋的数字时代提出的挑战并抓住这个时代提供的机会。感谢诸位坚持不懈的努力。
国务卿克林顿在网络自由大会上的讲话
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办公室
即时发布
2011年12月8日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网络自由大会（Freedom Online Conference）上的讲话
2011年12月8日
福克尔航站（Fokker Terminal）
荷兰海牙（The Hague, Netherlands）
国务卿克林顿：晚上好。十分高兴再次来到海牙。我要感谢我的同事和朋友，外交大臣罗森塔尔（Rosenthal）及我的老友和经常共商要事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t）。还要感谢新闻自由无极限（Free Press Unlimited）组织负责人利昂·威廉姆斯（Leon Willems）和其他我知道今天在场的同事们，如十分敬业的外交大臣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以及其他各位部长、大使、外交界人士、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非常高兴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对所有与会国家和世界各国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因特网（国际互联网）(Internet)自由的问题。我要感谢尤里（Uri）和荷兰主办这个大会，这反映了你们保卫和推进世界各地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贯传统，其中也包括网络空间的人权和自由。还要感谢20多个其他国家政府的与会代表，我知道诸位将为明天达成一致意见提出切实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我很高兴还有来自民间部门和公民社会的代表与会。这一切使这次大会成为一个多方利益相关的活动。
再过两天，到12月10日，我们将庆祝人权日（Human Rights Day）。这一天是《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获得通过的周年纪念日。在取得这一成果以来的63年中，全世界都坚持履行一个全球性的承诺，要求维护世界各地所有的人的权利和自由，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无论他们是什么人。今天，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因特网从事生活各方面的重要活动，我们必须确保，不论在网上还是网下，人权都必须得到尊重。归根结底，表达自己的观点，从事自己的宗教信仰活动，为寻求政治或社会变革与其他人和平集会——这些都是所有的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无论他们选择在城市广场行使这些权利还是在因特网聊天室行使这些权利。自上个世纪以来，我们通过共同努力在物质世界保障这些权利。在本世纪，我们也必须共同努力，在网络空间保障这些权利。
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毫无疑问，对世界各地言论受到审查的人，对那些因自己或别人在网上发表文章而坐牢的人，对那些因受到封锁而无法接触网上所有类别的内容的人，对那些受到政府监视而难以互相联系的人来说，这项任务极为紧迫。
在叙利亚，一个名为阿纳斯·马拉维（Anas Maarawi）的博客作者在7月1日被捕，因为他要求阿萨德（Asad）总统下台。他没有接到任何指控，却仍然在押。在叙利亚和伊朗，很多其他网上活动人士——人数之多，无法一一列举——遭到拘押、监禁、殴打甚至杀害，因为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组织自己的同胞。在俄罗斯也许是最有名的博客作者亚历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于星期二被判15天监禁，因为他参加对俄罗斯选举举行的抗议活动。
在中国，数十家公司于10月份签署了一份保证书，承诺加强各自的——引用原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严格自律”。如果他们说的是财务责任，我们也许都表示同意。但是，他们所说的是向中国人民提供网络服务，而这是他们与政府对因特网的严格控制保持一致的诫律。
这些事件和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其他事件提醒我们这场斗争涉及的利害关系。这场斗争不仅仅关系到那些站在第一线的人员和受苦受难的人，而且关系到我们所有的人：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支持世界各地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第二个原因是，网络的益处随着用户人数的增加而增加。因特网既不会枯竭，也不会此消彼长。我对因特网的使用不会缩减你的使用。相反，上网的人和表述思想的人越多，整个网络对其他所有的用户就更有价值。这样，通过数十亿人选择寻求获取或共享什么样的信息，所有的用户都能促进创新，活跃公开辩论，满足对知识的渴求，以仅仅在上一代还因距离和成本而不可能做到的方式把人们联系在一起。
但是，当思想被禁锢，信息被删除，对话被窒息，人民的选择受到制约时，因特网对我们所有的人而言都将被削弱。我们今天为保护网上基本自由所采取的行动将对下一代用户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在有超过20亿人使用因特网，而在未来2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一倍以上。我们还在迅速接近在专制国家使用因特网的人数超过10亿人的时刻。我们今天做出的承诺和采取的行动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这个数字是增长还是降低，以及上网的含义是否会被完全扭曲。
实现因特网自由需要采取合作的行动，我们要支持一个在共同原则基础上的全球性对话，与合适的合作伙伴一起，战胜实际的挑战，维护一个开放和自由、又可互通的、安全和可靠的因特网。然而，这项事业并不是谈判达成一个单一的文件就万事大吉了。它需要不断努力，适应我们所处的数字世界的新的现实，并在这样做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
由于网络空间的来临在安全、数字经济和人权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必须不断改变我们的应对方式。这些方面尽管互有区别，但实际上不可分割，因为没有单独经济的因特网、社会的因特网或政治的因特网。因特网只有一个，我们在这里保护成就其伟业的特征。
明天的会议将为我们提供取得具体进展的机会。在这次开幕活动上，我想谈一谈因特网的捍卫者必须面对的三个具体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要求民间部门积极接受在保护因特网自由方面的作用。因为不管你喜欢与否，民营公司作出的选择对信息在因特网和移动网络上如何传递和能否流通都有影响。他们对政府能做或不能做什么有所影响，而且对当地人民产生影响。
在最近几个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事例，说明公司、产品和服务被用作镇压行动的工具。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不能预见的，但在其他情况下，则是可以预见的。几年前见于头版头条的新闻是，某些公司交出有关持不同政见者的敏感信息。今年早些时候出现的头条新闻是，一个公司在政治辩论进行的过程中关闭了活动人士的社会网络帐户。今天的新闻则是某些公司向专制政府出售用于镇压的硬件和软件。当公司向叙利亚或伊朗的安全机构出售监视设备时，或在过去向卡扎菲出售这些设备时，毫无疑问这些设备都将被用于侵犯人权的行动。
有些人或许会说，要强制企业保持良好的行为，负责任的政府只需实行广泛的制裁措施就能解决问题。不错，制裁措施和出口管制都是很有用的工具，美国也在适当的时候积极地使用这些工具；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些规章，我们就进行调查并惩罚违规者。我们始终努力与欧盟等伙伴合作，尽可能把这些规章订得更严密、更有效。例如，就在上周，我们很欣慰地看到我们的欧盟伙伴针对向叙利亚的技术出口实施了新的制裁措施。
然而，制裁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由于技术的军民两用性和第三方销售渠道，依赖一种制裁机制来全面防止坏人将这些技术用于破坏目的是不可能的。然而，有时在国务院，有些企业会对我们说：“你只要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就会去做。”但事实上，你不可能只是简单地等待指示，在21世纪，明智的企业必须在他们陷入争议之前就采取行动。
我但愿对此有一个简单易行的公式，但那是不存在的。对于如何及是否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做生意——特别是在不能严格执法或法律不透明的地方——需要明辨是非和慎重考虑，并提出尖锐的问题。例如，在一个一贯违反因特网自由原则的国家，你该去做什么样的生意？你是否可以做一些事情去防止那些政府把你的产品用于监视它们自己的公民？你是否应在产品中包括对消费者的警告？你如何应对政府安全部门在未经法院批准的情况下索取信息的要求？你是否努力去阻止你的产品在售出后被改造或通过中介转售给专制政权？
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都很难回答，但企业必须提出问题。而我们其他人都时刻准备着与你们共同努力，去找出答案，并追究忽视、无视或否认该问题重要性的那些人的责任。近年来已形成众多政策资源，可帮助企业正确处理这些问题。今年6月间通过的联合国企业和人权指导原则（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国企业准则（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均对企业如何履行责任和进行尽职调查提出了建议。今晚在这里介绍的全球网络行动计划（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是一个刚开始形成的论坛，企业可以在这里与其它业界合作伙伴以及学术界人士、投资者和社会活动人士一起应对、处理这些难题。
当然，企业总能从其用户那里获得教益。今年10月间举行的硅谷人权会议（Silicon Valley Human Rights Conference）把企业、社会活动人士和专家汇聚一处，讨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并设法找出解决办法。一部分与会者发表了他们称为“硅谷标准”（Silicon Valley Standard）的文件，作为相关各方追求的目标。
公司主管和董事会成员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应当有助于你们形成自己的做法。21世纪负责任的公司管理工作的一项内容即是在新市场认真落实人权，制定内部审议程序，确定在困难情况下根据哪些原则进行决策，因为我们不能让我们大家都认为是合理并值得谋取的短期利益威胁到因特网的开放性和因特网用户的人权，否则这会在未来反过头来困扰我们大家。因为自由和开放的因特网不仅对于科技公司很重要，而且对于所有公司都很重要。无论公司的运作是通过一个手机还是庞大的公司联网，今天很难找到一个企业不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因特网，任何企业都会因网络受到限制而蒙受损失。
我还要补充一点：在今天，品牌和声誉是宝贵的公司资产。对因特网自由漠不关心从而给品牌和声誉带来风险的公司往往会付出代价。
因此我认为，很多民间企业来参加这次会议以及由谷歌联合主办今晚的活动，这恰如其分而且具有重要意义。在确保未来因特网的自由和开放的前景方面，以及在对新技术带来的风险进行管理方面，民间企业都是关键的合作伙伴。
但是，在各个公司加大力度的同时，各国政府必须克制采取压制手段的冲动，而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二项挑战。如果我们不谨慎，各国政府会在谋求加强控制时破坏当前因特网管理的框架。某些政府利用因特网管理问题作幌子，实则推行为限制网上人权找借口的做法。 我们必须对这样的做法保持警惕并团结一致维护人权适用于网络的共同信念。
现在，在各种国际论坛，有些国家正在试图改变管理因特网的方式。它们想改变目前多方利益相关的方式，其中包括政府、民间企业和公民，这种方式支持信息在一个单一的全球网络中自由流通。它们打算取代这种方式，强制实行以统一的全局码为构架的系统，以此扩大对因特网资源、机制和内容的控制，并由政府集中控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无论是面对某种声音还是某个公共领域，政府总想找机会加以控制。它们想控制报纸刊登什么内容，什么人能升入大学，哪家公司能得到石油合同，哪个教会和非政府组织能登记注册，公民能在哪里集会。那么对因特网为何不这样做呢？但实际情形还要糟糕。它们不只想让政府通过排斥公民社会和民间部门来实行全面控制，而且还想扩大每个政府的权力，让政府给因特网制定自己的条例规范，这不仅会损害人权和信息的自由流通，而且会破坏网络的互通性。
实际上，那些推行这一目标的政府试图给网络世界筑起国界。这种方式对因特网自由将会是灾难性的。政府的更多控制只会进一步限制受压制环境中的人民在网上的活动。这对于整个因特网也是灾难性的，因为因特网的活跃程度对所有的人来说都被削弱。以国家利益为由筑起屏障将导致全球因特网四分五裂，改变网络世界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因特网将导致人们陷入一系列数字泡沫，而不是以全球网络相互连接。让因特网各自为营，只会使之变成回音室，而非创新的全球思想库。
美国希望因特网继续是活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交流的空间。为此，我们需要保护在网上行使自己权利的人，我们也需要保护因特网本身不受有损其基本特征的种种计划的影响。
那些试图推行这些计划的政府通常是借着安全的名义。让我说明一点：维护安全与打击网络犯罪，如盗窃知识产权等，是切实存在的挑战，我每次讨论这些问题时均强调这点。因特网上有破坏者，有恐怖分子，也有偷运走私分子，还有居心叵测的人在策划网络袭击，这些人必须被制止。我们可以通过合作，在无损于全球网络及其活力，无损于我们的原则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
网络安全值得详谈。但是今晚我不准备细说。我今后还会谈到，但我的基本观点是，美国支持目前已有的政府与民间合作，对因特网技术发展采取即时管理。我们支持今年早些时候全世界30多个OECD国家制定的多方利益相关的因特网管理原则。用一句美国俗语来说，我们的立场是“没有坏，就不要修。”而且，没有理由以一个压抑性的体制来取代一个有效的体制。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挑战是，我们各方——政府、民间领导人和公民社会成员 ——组建这一全球联盟并非易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于许多国家的人们来说，因特网的潜力仍未实现。虽然对于我们在美国或荷兰的人来说，不难想象如果因特网不那么自由，我们会失去什么。但对于还不了解因特网在日常生活中能带来什么益处的人来说，必然就比较困难。为此，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说明，现在以及将来，开放的因特网均符合所有人的最佳利益。我们在努力建设这一全球联盟并向下一代因特网用户所在国家的领导人阐明道理时，我们必须铭记这一点。今天，这些领导人有机会做到今后因特网的所有好处向本国人民开放，这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保障因特网对所有的人开放。
因此，美国将在全球各地的工作中倡导因特网开放。我们欢迎其他国家加入我们的队伍。随着我们的联盟逐步扩大，今晚在这里，蒙古、智利、印尼还有其他国家都有代表在场，一定能有效地将其他可能的合作伙伴吸引进来，他们提供的意见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难题。来自政府、民间及公民社会的新生力量将在未来几十年参与对因特网的管理，与此同时各地区将增加数十亿上网的用户。现在，我们需要为今后支持因特网开放的伙伴关系打下基础。本着这个精神，我呼吁人们重视今后议程上的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将是逐步增强对一个新的跨区域组织的支持。这个组织将完全以我刚刚阐明的方式共同努力。这个组织以共同的原则为基础，为各国政府提供一个平台，与民间部门、公民社会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发展创造性的积极交往。一些国家已经表示有意参加这个新的组织。我希望在座的各方也将采取同样的行动——同时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其他各方将会支持我们的荷兰东道主起草的宣言。这项工作十分出色，尤里，我们感谢你的领导作用。
我希望强调的第二个问题是，采取实际行动进一步支持受到专制政府威胁的网络活动人士和博客作者。保护新闻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最近报告说，目前在全世界各地被监禁的所有的作者、编辑和摄影记者中，有近一半是网上新闻工作者。这方面的威胁的确存在。我们中间的有些方面已经为活动人士和博客作者提供了支持，包括财务方面的支持。我对欧盟最近宣布为此目的提供一笔新的资金感到高兴。我也知道，其他各国政府，包括荷兰在内，也在寻求提供帮助的途径。
通过协调我们的各项努力，我们能够取得更大的进展并帮助更多的人。早些时候，我听到外交大臣谈到一项建议。我们谈到在这一全球行动中开创一项数字卫士伙伴计划。我们希望在明天的会议上能有机会同其他可能加入计划的合作伙伴商讨怎样使这样一项伙伴计划产生效力。
因此，我们在荷兰的这座美丽的城市开会，讨论如何保持因特网的开放性，但有些国家正竭力朝相反的方向走。这些国家力图在网上不同活动之间建立屏障—-经济交流、政治讨论、宗教表述、社群互动等等。他们想要保留他们愿意看到的、不对他们构成威胁的内容，却要压制他们不想看到的东西。然而，试图对商业开放却对自由言论关闭需要承担机会成本，由国家的教育体系、政治稳定、社会流动性和经济潜力付出代价。
建立分割因特网的屏障比较容易，但保持这些屏障却很困难，其中也会产生机会成本。我国政府将继续竭诚努力，争取穿越压制性政府建立的每一个屏障。由于建立屏障的政府最终将发现自己也被困于其中，他们将面临独裁的困境，如果不撤除屏障，就不得不承担维持屏障的代价，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镇压手段，承担不断提高的机会成本，因为遭到屏蔽的设想被错过，人员也无法失而复得。
我呼吁全世界各国摒弃相反的、黑暗的观念，加入我们的行列，寄希望于我们已经进行的努力，期待因特网的开放将促使各国更为强盛，更为繁荣。
这并非把希望寄托在电脑或手机上，而是坚信人类精神必胜，坚信人民必胜。我们完全相信，只要我们的合作伙伴和政府，以及全世界的民间部门和公民社会共同努力，同今晚在座的全体人士抱有同样信念，我们就能保障因特网对所有人的开放性和安全性。
在人权日前夕，这次会议让我们谨记应当成为我们的北斗星的不朽的原则。环顾我们所处的世界，观察世界演变的情况，我们要谨记并没有一种自动驱动装置引导我们向前。我们必须有诚意地努力工作并参与坦诚的辩论，我们必须共同迎接这个令人兴奋的数字时代提出的挑战并抓住这个时代提供的机会。感谢诸位坚持不懈的努力。
2011年12月7日星期三
极权主义文献的开创之作《我们最幸福》
书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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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2月 07日
极权主义文献的开创之作《我们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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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安娜
从人造卫星拍摄的图片来看，整个东北亚的夜空有一片奇异的黑暗地带。除了一小个光点之外，这片地带的其他地方几乎都呈墨色，就好像是东亚世界热闹光芒中突然凹陷进去的一块黑洞。可想而知，这片地带晚上不点灯，不只不排放二氧化碳，而且还没有光害；站在那裡抬头一看，肯定是繁星灿烂。这片地带就是朝鲜了。
《洛杉机时报》记者芭芭拉。德米克的《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备受好评，写得引人入胜，这帧卫星照片就是她书写朝鲜的起点了。朝鲜的黑暗夜空是个再强烈不过的象徵，它能说明许多事情，首先当然是它的贫困。
本书荣获“2010年英国年度图书奖”，并入选“2011年美国国家书卷奖非文学决选作品”。有评论称，芭芭拉。德米克用一种引人注目，而又让人难忘的方式为人们展示出“这个封闭的国家其实就是乔治。奥威尔作品《1984》的现实版”。
朝鲜向来是个外人难以深入、臆测的一个祕密国度。夜空中，整个朝鲜地区都是黑的，那黑暗诉说著人民深不可测的痛苦，有时却又穿插著零星微弱的希望曙光……
与灯光闪耀的南韩相比，朝鲜好似黑夜与白昼。在这里，飢荒夺去了数百万人的性命，制造和贸易几乎停止，经济崩溃，医疗机制失败，人们习惯于行走在要跨越尸体倒卧在街头。
朝鲜曾遭受两次悲剧。第一个是朝鲜半岛分裂的二战结束时，第二悲剧是苏联的崩溃（在后苏联时代，朝鲜遭受短缺，电力，自来水和食物）。金日成和金正日藉机创造了个人崇拜的一种痴迷的支持，自我监督的社会。本书透过生动地描写六个勇敢的叛逃者的悲哀生命，投射出现实生活中集权主义的本质。
《我们最幸福》作为一个故事它确实引人入胜，但实质上则作为一种政治信息的描述：看这个极权主义镇压下可怕的朝鲜共和国是如何成功地让人民对外部世界完全一无所悉，以及他们如何避免内部政权的垮台？其中究竟暗藏了什么样的诡计？
《我们最幸福》追溯六名朝鲜人超过十五年来的生活──在这长达十五年以上的混乱时代裡，他们遭遇金日成去世，他的儿子金正日在无人挑战下接掌大权，以及蔓延全国的大饥荒，这场灾难夺去全国五分之一人口的性命。
获奖的新闻工作者芭芭拉。德米克带领我们进入一个过去从未见过的国度，她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生活在今日最压迫的极权主义政权下会是什么感受──这是个欧威尔笔下的世界，没有网路，广播与电视选台钮全固定在政府频道上，就连表露情感也会遭到惩罚；在这个警察国家裡，告密者受到奖赏，而无心的言论很可能让人终生监禁於古拉格。
作者带领我们穿过政府的重重检查，进入到北韩深处。从谨慎而敏锐的报导中，我们看到她的六名主角──他们全是寻常的朝鲜平民──恋爱、养家活口、怀抱野心，以及努力求生。一个接一个，他们终於发现自己被政府背叛，而我们全程参与了他们的心路历程。
小学生的数学习题是这样的：“八个男孩和九个女孩正在为金日成唱颂歌，请问总共有多少个小孩在唱歌呢？”而历史课，大一点的学校都会特设一间明凉乾净并且有暖气的“金日成研究室”，小朋友一进去上课就会自动变得乖，课前还得肃立，一齐向金主席玉照鞠躬：“谢谢你，父亲”。后来又有“金正日研究室”，在里面上的历史课把实际生在苏联的金正日说成是在白头山诞生，因为那是朝鲜传说中神子降生的地方。不只如此，他哇哇坠地的那一刻，天上还显现了两道彩虹呢。除此之外，每逢金氏父子诞辰，学校都会派发平日难得一见的糖果巧克力，这样孩子们就知道亲爱领导人的恩典了，好比久经训练的小狗自会认得铃声代表食物。
《我们最幸福》是极权主义文献的开创之作，它让我们有机会一窥这个逐渐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封闭国度。
关键词 : 亚洲 – 社会
http://goo.gl/6AR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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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2月 07日
极权主义文献的开创之作《我们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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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安娜
从人造卫星拍摄的图片来看，整个东北亚的夜空有一片奇异的黑暗地带。除了一小个光点之外，这片地带的其他地方几乎都呈墨色，就好像是东亚世界热闹光芒中突然凹陷进去的一块黑洞。可想而知，这片地带晚上不点灯，不只不排放二氧化碳，而且还没有光害；站在那裡抬头一看，肯定是繁星灿烂。这片地带就是朝鲜了。
《洛杉机时报》记者芭芭拉。德米克的《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备受好评，写得引人入胜，这帧卫星照片就是她书写朝鲜的起点了。朝鲜的黑暗夜空是个再强烈不过的象徵，它能说明许多事情，首先当然是它的贫困。
本书荣获“2010年英国年度图书奖”，并入选“2011年美国国家书卷奖非文学决选作品”。有评论称，芭芭拉。德米克用一种引人注目，而又让人难忘的方式为人们展示出“这个封闭的国家其实就是乔治。奥威尔作品《1984》的现实版”。
朝鲜向来是个外人难以深入、臆测的一个祕密国度。夜空中，整个朝鲜地区都是黑的，那黑暗诉说著人民深不可测的痛苦，有时却又穿插著零星微弱的希望曙光……
与灯光闪耀的南韩相比，朝鲜好似黑夜与白昼。在这里，飢荒夺去了数百万人的性命，制造和贸易几乎停止，经济崩溃，医疗机制失败，人们习惯于行走在要跨越尸体倒卧在街头。
朝鲜曾遭受两次悲剧。第一个是朝鲜半岛分裂的二战结束时，第二悲剧是苏联的崩溃（在后苏联时代，朝鲜遭受短缺，电力，自来水和食物）。金日成和金正日藉机创造了个人崇拜的一种痴迷的支持，自我监督的社会。本书透过生动地描写六个勇敢的叛逃者的悲哀生命，投射出现实生活中集权主义的本质。
《我们最幸福》作为一个故事它确实引人入胜，但实质上则作为一种政治信息的描述：看这个极权主义镇压下可怕的朝鲜共和国是如何成功地让人民对外部世界完全一无所悉，以及他们如何避免内部政权的垮台？其中究竟暗藏了什么样的诡计？
《我们最幸福》追溯六名朝鲜人超过十五年来的生活──在这长达十五年以上的混乱时代裡，他们遭遇金日成去世，他的儿子金正日在无人挑战下接掌大权，以及蔓延全国的大饥荒，这场灾难夺去全国五分之一人口的性命。
获奖的新闻工作者芭芭拉。德米克带领我们进入一个过去从未见过的国度，她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生活在今日最压迫的极权主义政权下会是什么感受──这是个欧威尔笔下的世界，没有网路，广播与电视选台钮全固定在政府频道上，就连表露情感也会遭到惩罚；在这个警察国家裡，告密者受到奖赏，而无心的言论很可能让人终生监禁於古拉格。
作者带领我们穿过政府的重重检查，进入到北韩深处。从谨慎而敏锐的报导中，我们看到她的六名主角──他们全是寻常的朝鲜平民──恋爱、养家活口、怀抱野心，以及努力求生。一个接一个，他们终於发现自己被政府背叛，而我们全程参与了他们的心路历程。
小学生的数学习题是这样的：“八个男孩和九个女孩正在为金日成唱颂歌，请问总共有多少个小孩在唱歌呢？”而历史课，大一点的学校都会特设一间明凉乾净并且有暖气的“金日成研究室”，小朋友一进去上课就会自动变得乖，课前还得肃立，一齐向金主席玉照鞠躬：“谢谢你，父亲”。后来又有“金正日研究室”，在里面上的历史课把实际生在苏联的金正日说成是在白头山诞生，因为那是朝鲜传说中神子降生的地方。不只如此，他哇哇坠地的那一刻，天上还显现了两道彩虹呢。除此之外，每逢金氏父子诞辰，学校都会派发平日难得一见的糖果巧克力，这样孩子们就知道亲爱领导人的恩典了，好比久经训练的小狗自会认得铃声代表食物。
《我们最幸福》是极权主义文献的开创之作，它让我们有机会一窥这个逐渐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封闭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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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3日星期六
刘荻：奇点近了
作者：刘荻 文章来源：议报 更新时间：12/3/2011 9:36:27 AM
技术奇点是这样一个概念：技术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将会出现爆炸式的发展，远远超过人类的理解能力。同样，社会也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极其迅速的变化，以至于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就拿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来说，直到1989年初，苏东和全世界人民都还不知道变革即将发生，而变革结束二十年后，我们仍在争论这一变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技术和社会发展上的奇点也可能合二为一，美国科幻作家查尔斯?斯特罗斯的小说《奇点天空》就反映了这一主题：某日，一个自称“节日”（让人联想到列宁的话：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的宇宙飞船从一个压制技术发展的专制星球上空投下大量“手机”。这些“手机”其实是被人们称为“聚宝盆”或“丰饶之角”的万能纳米制造机（可以制造你想要的一切东西）。该星球的技术发展由此一日千里，专制政权也在瞬间土崩瓦解。
今天我们的处境也与之类似。最近艾未未“被偷税”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借款”和“拍裸照”仍在进行中，艾未未又在微博上公布被认为是“高级五毛”的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南、王文四人的电话，随后《环球时报》连发三篇文章评论艾未未，作为对此行动的回应。（胡锡进是《环球时报》主编。）这一系列事件看得人眼花缭乱，以至网友“莫之许”发出这样的感慨：“不去想艾神（指艾未未）要在做啥子，跟不上，太费神。。。。”
但笔者认为，以上事件只是一副更大更复杂的拼图的一部分。最近发生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还有：11月7日下午，北大毛派教授孔庆东在其新浪官方认证微博说：“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几天后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主办的新华网发文《“教授骂人”岂能把粗鲁当个性》批判孔庆东，又引来孔庆东等人大骂新华社“要造反”、“要发动人民起义”、“给‘南方汉奸报系’做走狗”。
近期值得关注的事件中还有两件比较有代表性，一是青年政治学院学生当众反驳司马南，二是最近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一些大学选区因为大量学生投票给“好庄严”、“苍井空”和“陈冠希”，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得票过半，不得不重新投票。
这些事件都说明，微博和互联网对中国现实和政治的影响力正在加速上升。
中国的微博用户已达数亿，其中不乏各种社会名流。微博的政治影响力一直在逐步上升，最近一年来则呈加速上升之势。去年十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有报导说高峰时期三分之一的微博都在传播有关消息。今年七月动车事故之后，除了普通网友和本来就关注各种政治话题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包括大房地产商、央视主持人和影视娱乐明星在内的各路名人也纷纷在微博上就此事谴责当局。最近的艾未未vs.胡锡进和孔庆东vs.新华网事件则表明，微博能够和某些中国官方媒体形成某种互动。
这一局面是如何形成的？中国是一个压制异议和批评的国家，官方媒体一向对反对者的声音装聋作哑，从来不会公开回应，各路名流也习惯谨言慎行，决不公开批评政府。现在局面为之一变，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让我们先回到本文开头时提到的科幻小说那里，形似手机的万能纳米制造机能够瞬间瓦解专制政权，是因为它能够使社会中原有的劳动分工崩溃（如果每个人自己就什么都能造，自然也就不需要在生产中进行劳动分工了），从而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这样建立在这一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的政权自然也就无法存在下去了。
而作为喻体的手机——真正的可以上微博的手机虽然没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但是确实可以大大降低一个社会中获取和交流信息的成本，因此也会改变社会的结构。
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让社会结构更加扁平。（这与十年前一些人所想像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使人们“宅”在家里不与他人交往恰恰相反。）最近有研究证实，facebook一类的社交网络使人们之间传统的“六度分离”（世界上的任何两个人之间，平均仅需要通过六个中间人，便能够建立联系）缩减为4.74度。现在人们可以突破以往的社交圈子，与更多的人直接交往。
互联网和微博为人们创造了公共讨论的平台。中国是一个缺乏传统的公共讨论平台的国家，无论是传播八卦还是讨论政治都只能在饭桌上和小圈子里进行。现在互联网和微博为人们提供了这一平台。现在不仅各种政治话题成为了公共讨论的对象，就连原本只会在小圈子里传播的八卦也成为了公众关心的热点，甚至连“捉奸”和“私奔”都会上微博直播（关心自己隐私的人完全有理由对此感到担忧）。
以上两点带来了一个共同的结果：原有的“沉默螺旋”被打破。沉默螺旋是传播学中的一个概念，意思是一些人认为自己是少数派，因此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他们的声音发出的越少，他们就越会认为自己是少数派。很多中国人原来只会在饭桌上表达对政府的批评而不敢公开表达，不仅是因为害怕会遭到政府的报复，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大部分中国人都政府被洗了脑，自己的观点不会有人赞成。这些人在上了网、上了微博之后发现自己能够找到大量的志同道合者，自己再也不是孤独的少数派，因此也就不再害怕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解了。
另一方面，名流们现在会发现：讨论政治和批评政府会得到奖励——更多的粉丝和更大的名气，而拒绝参与这些话题则会受到压力（很多名人过去很少感受到直接的社会压力，互联网和微博带来的与更多人直接交流的机会让他们首次体验到这一压力）。因此他们现在有更强的动机去讨论这些问题。而被网民认为是“高级五毛”的胡锡进，在微博上遇到网民的压力之后，竟然利用手中掌握的官方媒体来回应，打破了官方媒体不直接回应反对者的惯例。
越来越广泛的政治讨论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各种政治观点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中国曾经只有两个主要的政治派别：持民族主义立场、拥护政府的被称为左派，或被称为愤青；亲西方、主张自由民主、反对政府的被称为右派，或被称为自由派。今天，民族主义者和左派（尤其是毛左）不一定拥护当局，而“自由派”中则分化出了从社会民主主义到自由至上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各种派别，每天争吵不休。简单的“两分法”被复杂的政治光谱所取代。
另一方面，通过手机、互联网和微博来组织直接行动也变得越来越容易。网友们发起的一拨又一拨探访陈光诚的行动，许多年轻人纷纷站出来当面挑战各种“高级五毛”，以及若干大学选区出现的在选举中大量投废票的做法，都是手机、互联网和微博的组织行动能力的证明。（最后一个例子尤其戏剧性，“投‘好庄严’一票”一开始只是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后来居然成为值得关注的非暴力不合作实践。）
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降低了信息交流的成本，加快了信息交流的速度，也就意味着加快了社会演进的速度。信息时代一年中发生的事可能是过去二十年都赶不上的，而且这一速度还在加快，最终事情的发展可能快得超过我们每个人的理解能力。
面对这一趋势，当局能够采取哪些措施来阻止变革的发生呢？当局是否能够关闭微博甚至整个互联网呢？有两个因素可能妨碍他们做出此类决定。
第一，变化的速度可能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但是更超出当局的理解能力。与网民相比，官僚体系处理信息以及理解与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是很差的。他们鼠目寸光缺乏远见，无法理解技术会对未来产生哪些影响。他们既不理解网络，也不理解社会。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网络是一个虚拟世界，变革只是一小撮脱离社会者的诉求；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凡事必须要有核心，运动中必须要有人起到决定性作用。官僚体系永远反应迟钝，等他们认识到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危险时，关闭微博或者互联网已经成为具有极大政治风险、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行为。
第二点更重要：我们把当局当作统一的整体，其实所谓的当局只是一大群各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这些人的个人利益和当局的整体利益其实很难整合到一起。官僚体系处理信息的能力差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官员个人的能力差，而在于官僚体系本身既不利于信息的传递和整合，也不利于激励官员努力工作。官僚体系内部，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在忙碌，他们既不关心如何把工作做好，也不关心当局的整体利益；官僚体系内部，信息永远到不了需要的人手中，所有人都在彼此勾心斗角、互相拆台。官僚体系比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更笨。
拿胡锡进来说，利用手中掌握的官方媒体高调回应艾未未，本身就说明他把自己的利益和野心置于当局的整体利益之上。
拿最高当局来说，由于正面临换届，各路人马纷纷摘下“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面纱，使出自己的招数谋求“上位”。先有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后有被认为是“太子党智囊”的张木生在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和纪念《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又有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向社会组织放权”和批准工人游行讨薪。即将卸任的总理温家宝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政治改革，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也经常发出各种矛盾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正在玩“击鼓传炸弹”（张木生语）的本届政府来说，与其现在关掉微博或者互联网，让炸弹在自己手中炸掉，不如将其传给下任，我下台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当局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敢于下令关闭互联网，但是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各地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否会服从这一命令都是有疑问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将会超乎我们的想像。
技术奇点是这样一个概念：技术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将会出现爆炸式的发展，远远超过人类的理解能力。同样，社会也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极其迅速的变化，以至于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就拿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来说，直到1989年初，苏东和全世界人民都还不知道变革即将发生，而变革结束二十年后，我们仍在争论这一变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技术和社会发展上的奇点也可能合二为一，美国科幻作家查尔斯?斯特罗斯的小说《奇点天空》就反映了这一主题：某日，一个自称“节日”（让人联想到列宁的话：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的宇宙飞船从一个压制技术发展的专制星球上空投下大量“手机”。这些“手机”其实是被人们称为“聚宝盆”或“丰饶之角”的万能纳米制造机（可以制造你想要的一切东西）。该星球的技术发展由此一日千里，专制政权也在瞬间土崩瓦解。
今天我们的处境也与之类似。最近艾未未“被偷税”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借款”和“拍裸照”仍在进行中，艾未未又在微博上公布被认为是“高级五毛”的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南、王文四人的电话，随后《环球时报》连发三篇文章评论艾未未，作为对此行动的回应。（胡锡进是《环球时报》主编。）这一系列事件看得人眼花缭乱，以至网友“莫之许”发出这样的感慨：“不去想艾神（指艾未未）要在做啥子，跟不上，太费神。。。。”
但笔者认为，以上事件只是一副更大更复杂的拼图的一部分。最近发生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还有：11月7日下午，北大毛派教授孔庆东在其新浪官方认证微博说：“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几天后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主办的新华网发文《“教授骂人”岂能把粗鲁当个性》批判孔庆东，又引来孔庆东等人大骂新华社“要造反”、“要发动人民起义”、“给‘南方汉奸报系’做走狗”。
近期值得关注的事件中还有两件比较有代表性，一是青年政治学院学生当众反驳司马南，二是最近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一些大学选区因为大量学生投票给“好庄严”、“苍井空”和“陈冠希”，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得票过半，不得不重新投票。
这些事件都说明，微博和互联网对中国现实和政治的影响力正在加速上升。
中国的微博用户已达数亿，其中不乏各种社会名流。微博的政治影响力一直在逐步上升，最近一年来则呈加速上升之势。去年十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有报导说高峰时期三分之一的微博都在传播有关消息。今年七月动车事故之后，除了普通网友和本来就关注各种政治话题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包括大房地产商、央视主持人和影视娱乐明星在内的各路名人也纷纷在微博上就此事谴责当局。最近的艾未未vs.胡锡进和孔庆东vs.新华网事件则表明，微博能够和某些中国官方媒体形成某种互动。
这一局面是如何形成的？中国是一个压制异议和批评的国家，官方媒体一向对反对者的声音装聋作哑，从来不会公开回应，各路名流也习惯谨言慎行，决不公开批评政府。现在局面为之一变，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让我们先回到本文开头时提到的科幻小说那里，形似手机的万能纳米制造机能够瞬间瓦解专制政权，是因为它能够使社会中原有的劳动分工崩溃（如果每个人自己就什么都能造，自然也就不需要在生产中进行劳动分工了），从而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这样建立在这一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的政权自然也就无法存在下去了。
而作为喻体的手机——真正的可以上微博的手机虽然没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但是确实可以大大降低一个社会中获取和交流信息的成本，因此也会改变社会的结构。
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让社会结构更加扁平。（这与十年前一些人所想像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使人们“宅”在家里不与他人交往恰恰相反。）最近有研究证实，facebook一类的社交网络使人们之间传统的“六度分离”（世界上的任何两个人之间，平均仅需要通过六个中间人，便能够建立联系）缩减为4.74度。现在人们可以突破以往的社交圈子，与更多的人直接交往。
互联网和微博为人们创造了公共讨论的平台。中国是一个缺乏传统的公共讨论平台的国家，无论是传播八卦还是讨论政治都只能在饭桌上和小圈子里进行。现在互联网和微博为人们提供了这一平台。现在不仅各种政治话题成为了公共讨论的对象，就连原本只会在小圈子里传播的八卦也成为了公众关心的热点，甚至连“捉奸”和“私奔”都会上微博直播（关心自己隐私的人完全有理由对此感到担忧）。
以上两点带来了一个共同的结果：原有的“沉默螺旋”被打破。沉默螺旋是传播学中的一个概念，意思是一些人认为自己是少数派，因此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他们的声音发出的越少，他们就越会认为自己是少数派。很多中国人原来只会在饭桌上表达对政府的批评而不敢公开表达，不仅是因为害怕会遭到政府的报复，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大部分中国人都政府被洗了脑，自己的观点不会有人赞成。这些人在上了网、上了微博之后发现自己能够找到大量的志同道合者，自己再也不是孤独的少数派，因此也就不再害怕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解了。
另一方面，名流们现在会发现：讨论政治和批评政府会得到奖励——更多的粉丝和更大的名气，而拒绝参与这些话题则会受到压力（很多名人过去很少感受到直接的社会压力，互联网和微博带来的与更多人直接交流的机会让他们首次体验到这一压力）。因此他们现在有更强的动机去讨论这些问题。而被网民认为是“高级五毛”的胡锡进，在微博上遇到网民的压力之后，竟然利用手中掌握的官方媒体来回应，打破了官方媒体不直接回应反对者的惯例。
越来越广泛的政治讨论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各种政治观点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中国曾经只有两个主要的政治派别：持民族主义立场、拥护政府的被称为左派，或被称为愤青；亲西方、主张自由民主、反对政府的被称为右派，或被称为自由派。今天，民族主义者和左派（尤其是毛左）不一定拥护当局，而“自由派”中则分化出了从社会民主主义到自由至上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各种派别，每天争吵不休。简单的“两分法”被复杂的政治光谱所取代。
另一方面，通过手机、互联网和微博来组织直接行动也变得越来越容易。网友们发起的一拨又一拨探访陈光诚的行动，许多年轻人纷纷站出来当面挑战各种“高级五毛”，以及若干大学选区出现的在选举中大量投废票的做法，都是手机、互联网和微博的组织行动能力的证明。（最后一个例子尤其戏剧性，“投‘好庄严’一票”一开始只是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后来居然成为值得关注的非暴力不合作实践。）
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降低了信息交流的成本，加快了信息交流的速度，也就意味着加快了社会演进的速度。信息时代一年中发生的事可能是过去二十年都赶不上的，而且这一速度还在加快，最终事情的发展可能快得超过我们每个人的理解能力。
面对这一趋势，当局能够采取哪些措施来阻止变革的发生呢？当局是否能够关闭微博甚至整个互联网呢？有两个因素可能妨碍他们做出此类决定。
第一，变化的速度可能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但是更超出当局的理解能力。与网民相比，官僚体系处理信息以及理解与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是很差的。他们鼠目寸光缺乏远见，无法理解技术会对未来产生哪些影响。他们既不理解网络，也不理解社会。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网络是一个虚拟世界，变革只是一小撮脱离社会者的诉求；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凡事必须要有核心，运动中必须要有人起到决定性作用。官僚体系永远反应迟钝，等他们认识到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危险时，关闭微博或者互联网已经成为具有极大政治风险、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行为。
第二点更重要：我们把当局当作统一的整体，其实所谓的当局只是一大群各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这些人的个人利益和当局的整体利益其实很难整合到一起。官僚体系处理信息的能力差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官员个人的能力差，而在于官僚体系本身既不利于信息的传递和整合，也不利于激励官员努力工作。官僚体系内部，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在忙碌，他们既不关心如何把工作做好，也不关心当局的整体利益；官僚体系内部，信息永远到不了需要的人手中，所有人都在彼此勾心斗角、互相拆台。官僚体系比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更笨。
拿胡锡进来说，利用手中掌握的官方媒体高调回应艾未未，本身就说明他把自己的利益和野心置于当局的整体利益之上。
拿最高当局来说，由于正面临换届，各路人马纷纷摘下“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面纱，使出自己的招数谋求“上位”。先有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后有被认为是“太子党智囊”的张木生在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和纪念《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又有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向社会组织放权”和批准工人游行讨薪。即将卸任的总理温家宝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政治改革，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也经常发出各种矛盾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正在玩“击鼓传炸弹”（张木生语）的本届政府来说，与其现在关掉微博或者互联网，让炸弹在自己手中炸掉，不如将其传给下任，我下台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当局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敢于下令关闭互联网，但是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各地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否会服从这一命令都是有疑问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将会超乎我们的想像。
2011年12月2日星期五
八件小事保持健康活力
八件小事保持健康活力，生活常识
来源：www.caipuwang.com 发布于： 2011-12-2 9：46：43
①傻笑让血液循环增速21%；
②刷牙，用牙线使头颈肿瘤发病率减少八成；
③泡壶茶减少两成中风；
④写封感谢信，快乐指数提升20%；
⑤涂鸦让记忆力提升29%；
⑥把医生电话设置快捷拨号，误诊几率减少25%；
⑦握握爱人手，压力少一半；
⑧练练瑜伽，背痛少56%
来源：www.caipuwang.com 发布于： 2011-12-2 9：46：43
①傻笑让血液循环增速21%；
②刷牙，用牙线使头颈肿瘤发病率减少八成；
③泡壶茶减少两成中风；
④写封感谢信，快乐指数提升20%；
⑤涂鸦让记忆力提升29%；
⑥把医生电话设置快捷拨号，误诊几率减少25%；
⑦握握爱人手，压力少一半；
⑧练练瑜伽，背痛少56%
商场哪里细菌最多？8处细菌多容易被人忽视
2011年12月02日15:52 来源：人民网-《生命时报》
新年将至，又到了商家促销揽客的购物黄金季。不过在您开心购物的时候，也要注意卫生健康。美国《健康》杂志近日刊文指出，商场里8处细菌最多，容易被人忽视。
卫生间的洗手池。专家指出，卫生间最脏的地方不是便池，而是洗手池。水龙头细菌最多，因为人们大小便之后首先就会碰它。另外，洗手液也不卫生，研究显示，其中四分之一的细菌含量都不达标。
楼梯扶手。检测发现，楼梯扶手上面沾有大肠杆菌、真菌、尿液、血迹和呼吸道细菌等。平时要注意个人清洁，乘坐滚梯时尽可能别碰扶手。
化妆品试用装。200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67%以上的化妆品试用装都含有葡萄球菌、链球菌和大肠杆菌等。对于唇部、眼部或面部的化妆品，建议不要使用商场里免费试用的产品，或只把它涂在手背上试用。
美食广场的桌子。服务员虽然会把餐桌擦净，但这根本杀不死大肠杆菌。建议您随身携带纸巾，自己再清洁桌面。纸巾最好含有酒精成分，这样能够起到很好的杀菌作用。
玩具柜台。小朋友看到喜欢的玩具都忍不住要拿来摆弄，甚至会舔玩具，拿玩具擦脸等，难免接触大量细菌。所以，买回家后的玩具一定要先用肥皂水、醋或酒精好好清洗。
试穿的衣物。人们试穿衣服后会在衣服上留下皮屑和汗液，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试衣时一定要避免衣物与皮肤直接接触，对内裤、泳装等可能接触生殖器等私处的衣物更要非常谨慎，建议不要随意试穿。
电子产品柜台。有研究显示，病毒非常容易在玻璃表面和指尖传播，而iPad等时下大热的电子产品都是玻璃屏的。许多人都喜欢摆弄店铺里面的电子产品等，会沾上此前客户留下的细菌。
取款机键盘。研究发现，取款机上每个按键平均带有1200个细菌，包括大肠杆菌、感冒病毒等，使用后应注意及时洗手杀菌。（甄翔）
【原文刊发在《 生命时报 》（ 2011年12月02日 第 04 版）】
http://qh.people.com.cn/GB/182802/182806/16480485.html
新年将至，又到了商家促销揽客的购物黄金季。不过在您开心购物的时候，也要注意卫生健康。美国《健康》杂志近日刊文指出，商场里8处细菌最多，容易被人忽视。
卫生间的洗手池。专家指出，卫生间最脏的地方不是便池，而是洗手池。水龙头细菌最多，因为人们大小便之后首先就会碰它。另外，洗手液也不卫生，研究显示，其中四分之一的细菌含量都不达标。
楼梯扶手。检测发现，楼梯扶手上面沾有大肠杆菌、真菌、尿液、血迹和呼吸道细菌等。平时要注意个人清洁，乘坐滚梯时尽可能别碰扶手。
化妆品试用装。200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67%以上的化妆品试用装都含有葡萄球菌、链球菌和大肠杆菌等。对于唇部、眼部或面部的化妆品，建议不要使用商场里免费试用的产品，或只把它涂在手背上试用。
美食广场的桌子。服务员虽然会把餐桌擦净，但这根本杀不死大肠杆菌。建议您随身携带纸巾，自己再清洁桌面。纸巾最好含有酒精成分，这样能够起到很好的杀菌作用。
玩具柜台。小朋友看到喜欢的玩具都忍不住要拿来摆弄，甚至会舔玩具，拿玩具擦脸等，难免接触大量细菌。所以，买回家后的玩具一定要先用肥皂水、醋或酒精好好清洗。
试穿的衣物。人们试穿衣服后会在衣服上留下皮屑和汗液，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试衣时一定要避免衣物与皮肤直接接触，对内裤、泳装等可能接触生殖器等私处的衣物更要非常谨慎，建议不要随意试穿。
电子产品柜台。有研究显示，病毒非常容易在玻璃表面和指尖传播，而iPad等时下大热的电子产品都是玻璃屏的。许多人都喜欢摆弄店铺里面的电子产品等，会沾上此前客户留下的细菌。
取款机键盘。研究发现，取款机上每个按键平均带有1200个细菌，包括大肠杆菌、感冒病毒等，使用后应注意及时洗手杀菌。（甄翔）
【原文刊发在《 生命时报 》（ 2011年12月02日 第 04 版）】
http://qh.people.com.cn/GB/182802/182806/16480485.html
2011年11月26日星期六
温克坚：苍井空老师的回忆
作者：温克坚 文章来源：公民月刊 点击数：28 更新时间：11/26/2011 4:39:29 AM
老艾被流氓政府欺负，要交罚款1522万，有人呼吁发起捐款或者借款，为老艾分担压力，对老艾表示支持。一时之间，响应者众多，各种形式的捐款回单，各种插科打诨的汇款留言在微博上大行其道，而向来德艺双馨，为中国人民所敬仰的苍井空老师也适时出手，以一张手执“为艾分梨”的签名漫画，笑容可掬的自拍像来表示支持，这张照片通过更多微博账户的转发，很快席卷社会化媒体空间。苍井空老师的号召力由此可见一斑。
恕我孤陋寡闻，在上推特之前还真不知道苍井空老师。只记得，有天很多推特账户都在谈论苍井空老师，原来是苍井空老师忽然登录推特，众多粉丝争相追捧，那一夜号称推特上的苍井空之夜。后来，推特不容易上去了，苍井空老师在新浪的微博也开通了，如今她已经拥有将近800万粉丝，她在新浪随便呛声，都能引来数千条转发和评论，套用一句最最流行的话——人类已经无法阻止苍井空了。
苍井空为什么这么红？评论人士韩浩月有同题阐述文章，其中提到，“苍井空的走红很大程度上是粉丝们的好奇心造成的，虽然关注了也得不到什么真正有趣味的信息，但不关注仿佛成了一个落伍的事情。”，他还说“苍井空之红，还和韩寒等网络意见领袖的言论有关。这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家伙，常在网络上装流氓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孔，苍井空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狂欢的机会。我敢打赌，那些把苍井空夸成”女神“的家伙们，肯定有人压根没看过她的作品，苍井空不过是他们一浇心中块垒的载体而已。”
韩浩月没有说透的是，意见领袖们心中有什么样的块垒？为什么意见领袖们要把苍井空当成一浇心中块垒的载体？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块垒，其实并非意见领袖们所独有，而是淤积在每一个普通网民心里，是啊，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呢！政府和官员越来越腐败，面条和房价越来越贵，温州动车灾难调查报告一拖再拖，推特和脸谱不能上，说句话就可能被跨省，被喝茶，而官方却一个劲的要搞文化建设，要建和谐社会…·难怪韩寒会质问：我不知道一个文化人提笔就哆嗦的国家怎么能建设成文化强国，一个因为要避讳常委所以在谷歌上搜索不到李白的国家怎么能建设成文化强国。
其实这个社会里，不管你是农民，小清新，中产，官宦巨贾，社会名流，或者最高领导人，要想活得通气，活得有尊严，都是高难度的事，老艾的经历只不过是无数类似故事中的一个例证而已。因此，一个敏感的人，任何一颗有感受能力的心，长期生活在这个环境中，郁闷会堆积，块垒会滋生，这是一个多么装的社会啊！这个时候，如果有幸听到苍井空老师的名言：“我脱光衣服躺在镜头前，是为了生存。而你衣冠楚楚的站在镜头前，却只是为了私欲和欺骗。”那真叫掷地有声。
有声就会有回响，这种声音的回响，才是不经意间牵动人们情绪的力量。在内心深处，又有谁不愿意活得更加真实，更加自由，更有尊严呢？在一个价值被覆灭的社会，倡导崇高和道德，那是暴政的专利，是对屁民们的强制消费。生存和真实才提供道德的底线，网民们对苍井空老师的追捧，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粉丝对明星的追捧，而更多表达的是网民们对于一个价值覆灭社会的不满，是对基于真实和人性的正当社会的某种渴望。犀利哥，凤姐等的流行都是基于同样的机理。
事实和真相是可以分离的。事实上，上述苍井空老师手拿照片支持老艾的照片是不符合事实的，那是有心人PS出来的。事实上，类似的假照片很多，苍井空老师对温州动车灾难，对小悦悦事件，甚至对于矿难都曾经以这种形式发过言，表过态，一方面苍井空老师已经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她其实从来没有在场过。当然不符合事实，并不意味就不揭示一些真相。一个“被”在场的苍井空老师寓意着很强大的真相。网民们明明知道类似的照片其实是假的，但是依然愿意疯狂转发，通过层层链条传递的，不是他们对苍井空老师的期待，而是他们对于特定事件的愤怒。苍井空老师以她广泛的知名度和具有对抗伪崇高内涵的符号，成为了某种普遍性社会情绪的最恰当的表征。在幸运和不幸之间，苍井空老师已经成为这种不满社会情绪的载体之一。
这种不可思议的跨界混搭，会带来什么后果？可以确定的是，苍井空老师的商业价值大大提升，最近和杨澜，宋祖英的合照，以及网友对合照的经典评论就表明了苍井空老师的地位。当然，苍井空老师也面临一定的政策风险，也许某一天忽然就成为了维稳体制的一个敏感词，从此消失在茫茫网络深处。
当然，符号是封杀不完的，苍井空老师的退役，意味着XXX老师的登台，这个世界什么都可以缺，就是不缺老师。而不管未来会如何演变，等到将来墙塌了，苍井空老师也许可以写篇回忆录，题目是——我是怎样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那一定是一篇热卖的文章。
老艾被流氓政府欺负，要交罚款1522万，有人呼吁发起捐款或者借款，为老艾分担压力，对老艾表示支持。一时之间，响应者众多，各种形式的捐款回单，各种插科打诨的汇款留言在微博上大行其道，而向来德艺双馨，为中国人民所敬仰的苍井空老师也适时出手，以一张手执“为艾分梨”的签名漫画，笑容可掬的自拍像来表示支持，这张照片通过更多微博账户的转发，很快席卷社会化媒体空间。苍井空老师的号召力由此可见一斑。
恕我孤陋寡闻，在上推特之前还真不知道苍井空老师。只记得，有天很多推特账户都在谈论苍井空老师，原来是苍井空老师忽然登录推特，众多粉丝争相追捧，那一夜号称推特上的苍井空之夜。后来，推特不容易上去了，苍井空老师在新浪的微博也开通了，如今她已经拥有将近800万粉丝，她在新浪随便呛声，都能引来数千条转发和评论，套用一句最最流行的话——人类已经无法阻止苍井空了。
苍井空为什么这么红？评论人士韩浩月有同题阐述文章，其中提到，“苍井空的走红很大程度上是粉丝们的好奇心造成的，虽然关注了也得不到什么真正有趣味的信息，但不关注仿佛成了一个落伍的事情。”，他还说“苍井空之红，还和韩寒等网络意见领袖的言论有关。这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家伙，常在网络上装流氓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孔，苍井空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狂欢的机会。我敢打赌，那些把苍井空夸成”女神“的家伙们，肯定有人压根没看过她的作品，苍井空不过是他们一浇心中块垒的载体而已。”
韩浩月没有说透的是，意见领袖们心中有什么样的块垒？为什么意见领袖们要把苍井空当成一浇心中块垒的载体？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块垒，其实并非意见领袖们所独有，而是淤积在每一个普通网民心里，是啊，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呢！政府和官员越来越腐败，面条和房价越来越贵，温州动车灾难调查报告一拖再拖，推特和脸谱不能上，说句话就可能被跨省，被喝茶，而官方却一个劲的要搞文化建设，要建和谐社会…·难怪韩寒会质问：我不知道一个文化人提笔就哆嗦的国家怎么能建设成文化强国，一个因为要避讳常委所以在谷歌上搜索不到李白的国家怎么能建设成文化强国。
其实这个社会里，不管你是农民，小清新，中产，官宦巨贾，社会名流，或者最高领导人，要想活得通气，活得有尊严，都是高难度的事，老艾的经历只不过是无数类似故事中的一个例证而已。因此，一个敏感的人，任何一颗有感受能力的心，长期生活在这个环境中，郁闷会堆积，块垒会滋生，这是一个多么装的社会啊！这个时候，如果有幸听到苍井空老师的名言：“我脱光衣服躺在镜头前，是为了生存。而你衣冠楚楚的站在镜头前，却只是为了私欲和欺骗。”那真叫掷地有声。
有声就会有回响，这种声音的回响，才是不经意间牵动人们情绪的力量。在内心深处，又有谁不愿意活得更加真实，更加自由，更有尊严呢？在一个价值被覆灭的社会，倡导崇高和道德，那是暴政的专利，是对屁民们的强制消费。生存和真实才提供道德的底线，网民们对苍井空老师的追捧，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粉丝对明星的追捧，而更多表达的是网民们对于一个价值覆灭社会的不满，是对基于真实和人性的正当社会的某种渴望。犀利哥，凤姐等的流行都是基于同样的机理。
事实和真相是可以分离的。事实上，上述苍井空老师手拿照片支持老艾的照片是不符合事实的，那是有心人PS出来的。事实上，类似的假照片很多，苍井空老师对温州动车灾难，对小悦悦事件，甚至对于矿难都曾经以这种形式发过言，表过态，一方面苍井空老师已经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她其实从来没有在场过。当然不符合事实，并不意味就不揭示一些真相。一个“被”在场的苍井空老师寓意着很强大的真相。网民们明明知道类似的照片其实是假的，但是依然愿意疯狂转发，通过层层链条传递的，不是他们对苍井空老师的期待，而是他们对于特定事件的愤怒。苍井空老师以她广泛的知名度和具有对抗伪崇高内涵的符号，成为了某种普遍性社会情绪的最恰当的表征。在幸运和不幸之间，苍井空老师已经成为这种不满社会情绪的载体之一。
这种不可思议的跨界混搭，会带来什么后果？可以确定的是，苍井空老师的商业价值大大提升，最近和杨澜，宋祖英的合照，以及网友对合照的经典评论就表明了苍井空老师的地位。当然，苍井空老师也面临一定的政策风险，也许某一天忽然就成为了维稳体制的一个敏感词，从此消失在茫茫网络深处。
当然，符号是封杀不完的，苍井空老师的退役，意味着XXX老师的登台，这个世界什么都可以缺，就是不缺老师。而不管未来会如何演变，等到将来墙塌了，苍井空老师也许可以写篇回忆录，题目是——我是怎样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那一定是一篇热卖的文章。
2011年11月22日星期二
调查称美“最差密码”中国人也常用
123456被列为美国最差密码 调查称中国人也常用
2011年11月22日01:55 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美国2011年度25个最差密码
1.password（密码）
2.123456
3.
4.Qwerty（标准键盘）
5.abc123
6.Monkey（猴子）
7.1234567
8.Letmein（让我进）
9.trustno1（不信1）
10.Dragon（龙）
11.Baseball（棒球）
12.111111
13.Iloveyou（我爱你）
14.Master（主人）
15.Sunshine（阳光）
16.Ashley（人名）
17.Bailey（人名）
18.passw0rd
19.Shadow（影子）
20.123123
21.654321
22.Superman（超人）
23.Qazwsx
24.Michael
25.football（足球）
10个中国式最差密码
昨天，本报通过街头采访普通南京市民、多位IT业人士及进行网络调查，总结出10个最容易被破解的“中国式密码”，包括：
10个中国式最差密码
1.123456
2.654321
3.手机号码
4.生日（自己的或家人的）
5.666666
6.88888
7.身份证号
8.abc123
9.名字
10.结婚纪念日
>>>新闻背景
美国网站评出年度25个最差密码
据美国雅虎新闻网19日报道，密码管理应用提供商SplashData总结出2011年度最糟密码榜单25个密码，password排名第一（英文“密码”），123456位居第二。“最糟”意味着最易被黑客破解，上榜的25个密码大多有规律可循，多为键盘上的临近键组合或常见名称。
password（密码）排第一
据悉，此次评比中，除“密码”的英文单词password排名第一外，数列123456和分列榜单第二、第三位；由键盘上位置相邻的字母组成的Qwerty排名第四，Qazwsx排名第23位。由于一些网站要求密码同时包含数字和字母，abc123成为榜单上糟糕度排名第五的密码。
受password一词“拖累”，把其中的字母O改成数字0似乎是个聪明办法，但事实上这个密码也上榜了，名列第18位。
常见数列111111、1234567、654321、123123及一些常用名字，如ashley、michael等均榜上有名。
“飞溅数据”称，他们通过分析黑客张贴在网上的数百万个被盗用户名和密码，得出这份榜单。公司首席执行官摩根·斯莱恩因此敦促设置了名单在列密码的个人和机构立即更改密码。
专家建议常换密码
斯莱恩说，黑客只是通过反复尝试普遍性的密码便可轻松掌握多个账户，尽管曾多次强调密码设置的重要性，但仍有不少人会选择那些易于猜测、安全性较低的密码。
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西蒙·埃尔森针对密码设置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定期更换密码；在设置密码时应选择不同类型的字符，包括数字、字母和特殊字符等；独立短词应用空格或加下划线；使用网上密码管理程序监管不同账户；不要把所有密码保存在一处，等等。
密码之祸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8次全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4.85亿，2011年年底将超过5亿，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将达到36.2%。然而，在网络普及的同时，网络犯罪案件日益增多。
案例1
大三男生窃密码，被判1缓2
今年刚满20岁的沈某是常州某高校三年级的学生。但他却通过电脑里的木马程序连续窃取他人的银行卡卡号、密码等信息，并将卡内的余额挥霍一空。21日，年轻的沈某在铜山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沈某常常在宿舍里上网，通过聊天软件不断和“高手”们套近乎，竟然通过种植木马获取他人银行卡号和密码。沈某通过手机银联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使用银行卡内资金网上购买产品和飞机机票，再将购买的物品卖出，连续作案两起，诈骗资金1万4千余元。
案例2
卡在手里，钱“飞”走36万
今年7月28日中午，家住宜兴的周女士收到手机短信提示，称其在某网点提了8万元现金，她觉得有些奇怪，银行卡一直在自己身上，密码也只有自己知道，谁会到银行提现呢？没想到当日下午3时许，她的银行卡又被人刷卡消费了26万余元！见此异常情况，她急忙去银行查询，经核实，当日，她的银行卡被人先后在江阴某银行营业部柜台、ATM机，无锡某珠宝商场，盗刷了总计36万余元。
侦破中，宜兴警方发现该类银行卡诈骗的重灾区在福建安溪。9月2日，黄某被伏击守候多日的民警抓获。原来，他们是破解了周女士的银行卡密码后，又克隆了她的银行卡，来到江阴取出巨款。
综 合
本报调查
普通南京人如何设密码？
看到123456成为最差密码，相信不少读者一定笑了因为自己也曾、或者正在使用这样的密码。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南京珠江路，对市民设定密码的习惯展开采访。在出示相关证件后，多位受访者的答案让记者惊讶不已：本以为出入这条全国知名的电子商业一条街上的人们大多是网络“人精”，但没想到，大多数人都是用身份证号、生日或者手机号、固定电话号来充当密码。
网站编辑小何：用生日做密码，比如780715
小何是某网站文字编辑，因为工作的需要，QQ号、MSN号、飞信号等聊天工具和各大网站邮箱，小何都进行了注册。账号和网名多起来了，他也经常因为记不住密码而烦恼。
为了解决账号密码多记不住的麻烦，小何索性把大部分网络账号和密码都统一起来，干脆就用自己的生日，怎么也不会忘。“我现在方便多了，不管哪家邮箱，我都用一个账号和密码登录。聊天工具也都是用统一的账号和密码。所以就不会忘记了！”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账号和密码都统一起来后，一旦其中一个被破解，就等于所有账号和密码都被破解了，小何同样很烦恼。
图书编辑田先生：密码是手机号，比如516173
在一家电子城门前，在取得图书编辑田先生的信任后，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网络账号密码就是手机号码。他也坦言，如果手机号码被不法人员弄到，完全可以看见他的QQ聊天内容和邮件。“我大部分网络账号就是我名字的拼音。而密码这些年也都一直没变过，就是我的手机号码。”
公司员工周先生：密码是身份证后六位
比如301022
在南京一家电子科技公司工作的周先生说，他的很多账号密码就是从自己身份证中选取的。“我也担心自己的密码多了会忘掉，但是身份证号我记得很清楚。所以我很多的账号密码都是从身份证中选的数字，比如说后六位、前六位，或者颠倒着过来。不过我自己用的最多的就是身份证的后六位。”
大学生小王：名字的拼音+生日
比如wangming780715
记者发现，现在也有不少人是把自己的姓名拼音简单加入账号里，或者就直接用姓名拼音做账号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简单地用身份证号、生日或者手机号、固定电话号来充当的。
大学生小王告诉记者，“我的密码就是名字的拼音，外加生日，这样好记。我的同学大多是这么设置的，最多换个名字，比如父母的名字、女朋友的名字或者生日什么的。”
本报调查
一位IT高人如何设密码？
显然，记者采访的大多数南京市民的密码，其安全性并不高。那么，“高人”是怎么给自己设置密码的呢？昨天，记者经朋友推荐，辗转联系上了国内某知名网络公司工程师、有十多年从业经验的李先生。
别人设liming780715 他设LiMing78￥0715
因为有共同的朋友做桥梁，李先生说起自己的密码并不“隐晦”：“我个人的账号和密码也可以看做是”姓名和生日”的组合，不过可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李先生笑着揭秘：“比如说姓名吧，你也可以用姓名的拼音，如liming，但我一定要把拼音中的声母变成大写，如改成LiMing，这样安全级别就会高很多。另外”生日”这一部分，中间一定要插入点”东西”，比如加入货币符号、特殊字符等，像LiMing78￥0715。”
也可以用多个家人的生日混搭
李先生透露，目前破译密码主要通过密码破译工具和猜测密码这两种方式。“如果是破译工具，设置的再复杂也可能被破解。但是防止别人猜密码就完全可以做到，比如在密码里加入特殊字符，如下划线、美元符号等，别人是猜不到的。”
李先生告诉记者，其实在密码中使用生日或者手机号非常普遍，但是不要简单机械地使用这些数字。“完全可以选取多个家人生日的组合进行混搭作为密码，这样也就自然提高了密码的复杂程度。”
设置这么复杂的密码，要是忘记了怎么办？李先生说，“我多年的习惯是把一些重要的账号和密码记录在手抄本里放在家里。如果忘记了很快就可以找回来。还要选取自己容易记住的特殊字符加在密码里，就不容易忘记。”
谢 尧
什么样的密码最安全？
中国的IT精英说：数字+字母（区分大小写）+特殊符号
网上关于如何安全设置密码的说法众说纷纭。但记者采访了多位IT界人士，他们都一致认为要想使自己的密码较为安全，还是在密码中加入区分大小写的字母以及特殊字符最为安全。“密码设置的总体原则是不要使用特别简单的规律。要找你自己容易记住别人又不易发现的规律来设置密码。”一位IT人士总结说。
“目前除了专业的破译密码工具，主要是通过猜测的方式偷盗别人的密码。因此，要想密码安全，就要设置复杂的密码。我个人觉得目前”数字+字母组合（区分大小写）+特殊字符”的密码最安全。尤其是使用汉语拼音更为安全，因为现在很多的木马破解软件所使用的比对字典都是英文的，汉语它就完全没有办法。”一位IT人士说，“如果是比较重要的账号，就可以采取经常换密码的方式来确保安全。”
美国专家说：12位密码最安全，想破译要花17000多年
英语只有26个字母，但标准键盘可以输入95个字母和符号。密码位数越长,就会有更多的排列组合方式,所以黑客猜中密码的几率越低。
密码长固然安全性提高,但是变得不易记住。综合考虑安全、方便等因素,多长的密码最合适?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去年8月一项研究显示,12位密码较为适当。
研究人员假设一名熟练黑客利用计算机每秒能够生成1万亿个密码组合。在这种情况下,黑客需耗费180年破解一个11位密码。但如果用户使用12位密码,以目前技术水平,黑客得耗费17134年才能破解。当然可以更多位,不过对于使用者来说,就非常难记了。
密码设计好，也得保护好！
1 软键盘输入密码安全吗？
网传用输入法软键盘输入密码很安全！而记者也有同感：在炒股时，炒股软件就推荐用软键盘来输入密码。但一位IT业内人士说，这样做也不能完全确保安全。“用软键盘输入密码确实能够做到安全一些。因为软键盘输入主要是防止木马监听键盘，但还是有木马能够通过记录点击位置来截获输入信息。如果软键盘生成的键盘位置不同，这样让破解难度大一些。但软键盘还是不能确保安全。”
2 倒着输入密码安全吗？
网传设置密码时把“123456”设置成“654321”，这样倒着输入比较安全！一位IT人士说：“这样做也不安全，因为倒着输入主要是防止别人猜测简单的密码，但是你都想到了，别人肯定也能想到。所以也不安全。”
3 把密码记录在电脑里安全吗？
密码太多记不住，就把密码记在邮箱里。“现在网络很方面，有很多人就把账号和密码记录在邮箱里，这样做也是很危险的。因为网站上的东西，网络管理员都能看得见，实际上也存在泄露的危险。”北京的一位网站护理工程师说。
4 需要绑定手机设置密码吗？
“现在有很多网站在注册时要求绑定手机号码，这个最好是同时绑定了。一旦密码丢了，可以通过手机很快找回。”某门户网站从业者说。
谢 尧
一个微博传言
键盘能“偷听”银行密码？
日前，@湛江公安通过微博发布了一个【安全提醒】：如果你去网吧上网，看到多一样配件(如图所示)连接到你的键盘线上面，请不要使用这台电脑。这个东西可以记录你所有的上网键盘操作，同样可以记录你的银行账号密码。
图中小小的转换器，果真能监听键盘的操作？广东的一位资深电脑技术人员李胜观察图片后表示，从图片上看这个更像是插头的转接器，难以确定是否具有侦听键盘功能。他解释，现在侦听键盘操作可通过软件和硬件等多种手段实现。若是使用硬件手段，侦听设备只有U盘大小，非法制造商可以按照购买者的要求制成所需形状，如伪装成U盘插在U SB接口，甚至是放置在机箱内，用户根本无法依靠外观来辨别和发现，难以防范。
另外，记者在网上搜索后发现，市面上也有公开出售的侦听键盘软件。经销商声称，运行时完全不可见，不会被电脑使用者察觉，功能包括捕捉所有即时通讯的聊天记录、抓取用户密码、记录下电脑的所有按键和键盘录入操作，还有定时截屏功能。而这样一款软件的价格只需50多元人民币。可怕的是，购买这些监听软件无需提供任何身份验证和真实信息。
而对于这些监听装置的私下偷偷销售，警方表示，这是完全违法的，将予以严格查处。
南 都
中国式”最差密码”揭晓 abc123、123456使用频率高
2011年11月26日 07:27:06
来源： 光明日报
近日，美国密码管理应用提供商SplashData总结出2011年度最差的25个密码，password超越123456荣登榜首，“密码”本身成为密码，着实有点滑稽。其他上榜密码还有12345678、qwerty（键盘）、abc123等，据悉，此份排名结果是基于黑客在网上公开的数以百万计的被盗密码而得出的。
国内网络安全厂商瑞星公司随即公布了一项针对密码强度的研究结果，来源包括网上流传的各种资料表，以及钓鱼网站收集的用户密码列表等，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式“最差密码”榜单。我们惊奇地发现，中美网民在某些差劲密码上“英雄所见略同”，诸如abc123、123456、12345678、iloveyou，而这份榜单中的xiaoming、wang1234和qq123456等则很有“中国特色”。安全专家建议，涉及金钱和隐私的账号尽量使用较复杂的密码，尽量使用“字母+数字+特殊符号”的形式，避免以生日、姓名拼音、手机号码等与身份隐私相关的信息作为密码，不要在多个网站使用相同的密码和用户名组合。如果你不希望黑客频繁光顾的话，还是尽早“创造”一个高强度的密码吧！（战钊）
2011年11月22日01:55 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美国2011年度25个最差密码
1.password（密码）
2.123456
3.
4.Qwerty（标准键盘）
5.abc123
6.Monkey（猴子）
7.1234567
8.Letmein（让我进）
9.trustno1（不信1）
10.Dragon（龙）
11.Baseball（棒球）
12.111111
13.Iloveyou（我爱你）
14.Master（主人）
15.Sunshine（阳光）
16.Ashley（人名）
17.Bailey（人名）
18.passw0rd
19.Shadow（影子）
20.123123
21.654321
22.Superman（超人）
23.Qazwsx
24.Michael
25.football（足球）
10个中国式最差密码
昨天，本报通过街头采访普通南京市民、多位IT业人士及进行网络调查，总结出10个最容易被破解的“中国式密码”，包括：
10个中国式最差密码
1.123456
2.654321
3.手机号码
4.生日（自己的或家人的）
5.666666
6.88888
7.身份证号
8.abc123
9.名字
10.结婚纪念日
>>>新闻背景
美国网站评出年度25个最差密码
据美国雅虎新闻网19日报道，密码管理应用提供商SplashData总结出2011年度最糟密码榜单25个密码，password排名第一（英文“密码”），123456位居第二。“最糟”意味着最易被黑客破解，上榜的25个密码大多有规律可循，多为键盘上的临近键组合或常见名称。
password（密码）排第一
据悉，此次评比中，除“密码”的英文单词password排名第一外，数列123456和分列榜单第二、第三位；由键盘上位置相邻的字母组成的Qwerty排名第四，Qazwsx排名第23位。由于一些网站要求密码同时包含数字和字母，abc123成为榜单上糟糕度排名第五的密码。
受password一词“拖累”，把其中的字母O改成数字0似乎是个聪明办法，但事实上这个密码也上榜了，名列第18位。
常见数列111111、1234567、654321、123123及一些常用名字，如ashley、michael等均榜上有名。
“飞溅数据”称，他们通过分析黑客张贴在网上的数百万个被盗用户名和密码，得出这份榜单。公司首席执行官摩根·斯莱恩因此敦促设置了名单在列密码的个人和机构立即更改密码。
专家建议常换密码
斯莱恩说，黑客只是通过反复尝试普遍性的密码便可轻松掌握多个账户，尽管曾多次强调密码设置的重要性，但仍有不少人会选择那些易于猜测、安全性较低的密码。
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西蒙·埃尔森针对密码设置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定期更换密码；在设置密码时应选择不同类型的字符，包括数字、字母和特殊字符等；独立短词应用空格或加下划线；使用网上密码管理程序监管不同账户；不要把所有密码保存在一处，等等。
密码之祸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8次全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4.85亿，2011年年底将超过5亿，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将达到36.2%。然而，在网络普及的同时，网络犯罪案件日益增多。
案例1
大三男生窃密码，被判1缓2
今年刚满20岁的沈某是常州某高校三年级的学生。但他却通过电脑里的木马程序连续窃取他人的银行卡卡号、密码等信息，并将卡内的余额挥霍一空。21日，年轻的沈某在铜山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沈某常常在宿舍里上网，通过聊天软件不断和“高手”们套近乎，竟然通过种植木马获取他人银行卡号和密码。沈某通过手机银联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使用银行卡内资金网上购买产品和飞机机票，再将购买的物品卖出，连续作案两起，诈骗资金1万4千余元。
案例2
卡在手里，钱“飞”走36万
今年7月28日中午，家住宜兴的周女士收到手机短信提示，称其在某网点提了8万元现金，她觉得有些奇怪，银行卡一直在自己身上，密码也只有自己知道，谁会到银行提现呢？没想到当日下午3时许，她的银行卡又被人刷卡消费了26万余元！见此异常情况，她急忙去银行查询，经核实，当日，她的银行卡被人先后在江阴某银行营业部柜台、ATM机，无锡某珠宝商场，盗刷了总计36万余元。
侦破中，宜兴警方发现该类银行卡诈骗的重灾区在福建安溪。9月2日，黄某被伏击守候多日的民警抓获。原来，他们是破解了周女士的银行卡密码后，又克隆了她的银行卡，来到江阴取出巨款。
综 合
本报调查
普通南京人如何设密码？
看到123456成为最差密码，相信不少读者一定笑了因为自己也曾、或者正在使用这样的密码。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南京珠江路，对市民设定密码的习惯展开采访。在出示相关证件后，多位受访者的答案让记者惊讶不已：本以为出入这条全国知名的电子商业一条街上的人们大多是网络“人精”，但没想到，大多数人都是用身份证号、生日或者手机号、固定电话号来充当密码。
网站编辑小何：用生日做密码，比如780715
小何是某网站文字编辑，因为工作的需要，QQ号、MSN号、飞信号等聊天工具和各大网站邮箱，小何都进行了注册。账号和网名多起来了，他也经常因为记不住密码而烦恼。
为了解决账号密码多记不住的麻烦，小何索性把大部分网络账号和密码都统一起来，干脆就用自己的生日，怎么也不会忘。“我现在方便多了，不管哪家邮箱，我都用一个账号和密码登录。聊天工具也都是用统一的账号和密码。所以就不会忘记了！”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账号和密码都统一起来后，一旦其中一个被破解，就等于所有账号和密码都被破解了，小何同样很烦恼。
图书编辑田先生：密码是手机号，比如516173
在一家电子城门前，在取得图书编辑田先生的信任后，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网络账号密码就是手机号码。他也坦言，如果手机号码被不法人员弄到，完全可以看见他的QQ聊天内容和邮件。“我大部分网络账号就是我名字的拼音。而密码这些年也都一直没变过，就是我的手机号码。”
公司员工周先生：密码是身份证后六位
比如301022
在南京一家电子科技公司工作的周先生说，他的很多账号密码就是从自己身份证中选取的。“我也担心自己的密码多了会忘掉，但是身份证号我记得很清楚。所以我很多的账号密码都是从身份证中选的数字，比如说后六位、前六位，或者颠倒着过来。不过我自己用的最多的就是身份证的后六位。”
大学生小王：名字的拼音+生日
比如wangming780715
记者发现，现在也有不少人是把自己的姓名拼音简单加入账号里，或者就直接用姓名拼音做账号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简单地用身份证号、生日或者手机号、固定电话号来充当的。
大学生小王告诉记者，“我的密码就是名字的拼音，外加生日，这样好记。我的同学大多是这么设置的，最多换个名字，比如父母的名字、女朋友的名字或者生日什么的。”
本报调查
一位IT高人如何设密码？
显然，记者采访的大多数南京市民的密码，其安全性并不高。那么，“高人”是怎么给自己设置密码的呢？昨天，记者经朋友推荐，辗转联系上了国内某知名网络公司工程师、有十多年从业经验的李先生。
别人设liming780715 他设LiMing78￥0715
因为有共同的朋友做桥梁，李先生说起自己的密码并不“隐晦”：“我个人的账号和密码也可以看做是”姓名和生日”的组合，不过可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李先生笑着揭秘：“比如说姓名吧，你也可以用姓名的拼音，如liming，但我一定要把拼音中的声母变成大写，如改成LiMing，这样安全级别就会高很多。另外”生日”这一部分，中间一定要插入点”东西”，比如加入货币符号、特殊字符等，像LiMing78￥0715。”
也可以用多个家人的生日混搭
李先生透露，目前破译密码主要通过密码破译工具和猜测密码这两种方式。“如果是破译工具，设置的再复杂也可能被破解。但是防止别人猜密码就完全可以做到，比如在密码里加入特殊字符，如下划线、美元符号等，别人是猜不到的。”
李先生告诉记者，其实在密码中使用生日或者手机号非常普遍，但是不要简单机械地使用这些数字。“完全可以选取多个家人生日的组合进行混搭作为密码，这样也就自然提高了密码的复杂程度。”
设置这么复杂的密码，要是忘记了怎么办？李先生说，“我多年的习惯是把一些重要的账号和密码记录在手抄本里放在家里。如果忘记了很快就可以找回来。还要选取自己容易记住的特殊字符加在密码里，就不容易忘记。”
谢 尧
什么样的密码最安全？
中国的IT精英说：数字+字母（区分大小写）+特殊符号
网上关于如何安全设置密码的说法众说纷纭。但记者采访了多位IT界人士，他们都一致认为要想使自己的密码较为安全，还是在密码中加入区分大小写的字母以及特殊字符最为安全。“密码设置的总体原则是不要使用特别简单的规律。要找你自己容易记住别人又不易发现的规律来设置密码。”一位IT人士总结说。
“目前除了专业的破译密码工具，主要是通过猜测的方式偷盗别人的密码。因此，要想密码安全，就要设置复杂的密码。我个人觉得目前”数字+字母组合（区分大小写）+特殊字符”的密码最安全。尤其是使用汉语拼音更为安全，因为现在很多的木马破解软件所使用的比对字典都是英文的，汉语它就完全没有办法。”一位IT人士说，“如果是比较重要的账号，就可以采取经常换密码的方式来确保安全。”
美国专家说：12位密码最安全，想破译要花17000多年
英语只有26个字母，但标准键盘可以输入95个字母和符号。密码位数越长,就会有更多的排列组合方式,所以黑客猜中密码的几率越低。
密码长固然安全性提高,但是变得不易记住。综合考虑安全、方便等因素,多长的密码最合适?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去年8月一项研究显示,12位密码较为适当。
研究人员假设一名熟练黑客利用计算机每秒能够生成1万亿个密码组合。在这种情况下,黑客需耗费180年破解一个11位密码。但如果用户使用12位密码,以目前技术水平,黑客得耗费17134年才能破解。当然可以更多位,不过对于使用者来说,就非常难记了。
密码设计好，也得保护好！
1 软键盘输入密码安全吗？
网传用输入法软键盘输入密码很安全！而记者也有同感：在炒股时，炒股软件就推荐用软键盘来输入密码。但一位IT业内人士说，这样做也不能完全确保安全。“用软键盘输入密码确实能够做到安全一些。因为软键盘输入主要是防止木马监听键盘，但还是有木马能够通过记录点击位置来截获输入信息。如果软键盘生成的键盘位置不同，这样让破解难度大一些。但软键盘还是不能确保安全。”
2 倒着输入密码安全吗？
网传设置密码时把“123456”设置成“654321”，这样倒着输入比较安全！一位IT人士说：“这样做也不安全，因为倒着输入主要是防止别人猜测简单的密码，但是你都想到了，别人肯定也能想到。所以也不安全。”
3 把密码记录在电脑里安全吗？
密码太多记不住，就把密码记在邮箱里。“现在网络很方面，有很多人就把账号和密码记录在邮箱里，这样做也是很危险的。因为网站上的东西，网络管理员都能看得见，实际上也存在泄露的危险。”北京的一位网站护理工程师说。
4 需要绑定手机设置密码吗？
“现在有很多网站在注册时要求绑定手机号码，这个最好是同时绑定了。一旦密码丢了，可以通过手机很快找回。”某门户网站从业者说。
谢 尧
一个微博传言
键盘能“偷听”银行密码？
日前，@湛江公安通过微博发布了一个【安全提醒】：如果你去网吧上网，看到多一样配件(如图所示)连接到你的键盘线上面，请不要使用这台电脑。这个东西可以记录你所有的上网键盘操作，同样可以记录你的银行账号密码。
图中小小的转换器，果真能监听键盘的操作？广东的一位资深电脑技术人员李胜观察图片后表示，从图片上看这个更像是插头的转接器，难以确定是否具有侦听键盘功能。他解释，现在侦听键盘操作可通过软件和硬件等多种手段实现。若是使用硬件手段，侦听设备只有U盘大小，非法制造商可以按照购买者的要求制成所需形状，如伪装成U盘插在U SB接口，甚至是放置在机箱内，用户根本无法依靠外观来辨别和发现，难以防范。
另外，记者在网上搜索后发现，市面上也有公开出售的侦听键盘软件。经销商声称，运行时完全不可见，不会被电脑使用者察觉，功能包括捕捉所有即时通讯的聊天记录、抓取用户密码、记录下电脑的所有按键和键盘录入操作，还有定时截屏功能。而这样一款软件的价格只需50多元人民币。可怕的是，购买这些监听软件无需提供任何身份验证和真实信息。
而对于这些监听装置的私下偷偷销售，警方表示，这是完全违法的，将予以严格查处。
南 都
中国式”最差密码”揭晓 abc123、123456使用频率高
2011年11月26日 07:27:06
来源： 光明日报
近日，美国密码管理应用提供商SplashData总结出2011年度最差的25个密码，password超越123456荣登榜首，“密码”本身成为密码，着实有点滑稽。其他上榜密码还有12345678、qwerty（键盘）、abc123等，据悉，此份排名结果是基于黑客在网上公开的数以百万计的被盗密码而得出的。
国内网络安全厂商瑞星公司随即公布了一项针对密码强度的研究结果，来源包括网上流传的各种资料表，以及钓鱼网站收集的用户密码列表等，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式“最差密码”榜单。我们惊奇地发现，中美网民在某些差劲密码上“英雄所见略同”，诸如abc123、123456、12345678、iloveyou，而这份榜单中的xiaoming、wang1234和qq123456等则很有“中国特色”。安全专家建议，涉及金钱和隐私的账号尽量使用较复杂的密码，尽量使用“字母+数字+特殊符号”的形式，避免以生日、姓名拼音、手机号码等与身份隐私相关的信息作为密码，不要在多个网站使用相同的密码和用户名组合。如果你不希望黑客频繁光顾的话，还是尽早“创造”一个高强度的密码吧！（战钊）
2011年11月13日星期日
安替：用推特“直播”历史
作者： 东西合璧 2011年11月13日 17:16
图为twitter @RealTimeWWII 的头像，也是中文账号@RealTimeWWII_CN 和新浪微博 @RealTimeWWII 的头像
安替
24岁的牛津大学历史系毕业生科林森（Alwyn Collinson）对历史特别是二战史的热爱，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而且还是感情上的。他的祖父曾经作为英军，在1942年2月在新加坡沦陷时被日本侵略者俘虏，此事影响了祖父的后半生。他平时在牛津市的城市信息中心网站工作，但他决定离自己的二战史更近一步。
今年8月31日，他在社交网站推特上开设了@RealTimeWWII 账户，开始每天准确按照72年前的时间，“实时”直播二战事件，每天十到四十条。1939年8月31日，是波兰入侵德国的前夜。当年第二天凌晨4：40，德国空军轰炸波兰边境城市维隆，掀开了整个二战的序幕。第一条推，科林森写道：“党卫军部队扮装成波兰人，正在攻击格莱维茨电台站，为德国攻击波兰制造借口。”
他的直播，可不是简单的历史大事记。他充分运用图片、目击人口述、多国多元视角，来给网友一个非常现代性的立体认知。例如11月10日推文：“新纳粹布告：由于黄金供应紧张（用于支付德意志外债），德国婚礼所用的戒指从现在起必须用钢铁来造。”“挪威方面，诺贝尔委员会已经宣布，由于欧洲大战爆发在即，今年不会颁发诺贝尔奖。”
他先是提前几天准备后几天的推文，然后用定时推软件SocialOomph来按照准确发生的时间来自动发推，这样可以非常准确地让在欧洲读者有穿越时间机器的感觉。
这个“直播二战”项目，他一直会坚持到1945年同盟国胜利。项目已经得到了英语主流媒体的关注，该账户已经有83800人订阅。志愿者帮他的项目翻译成了俄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11月10日，《史蒂夫·乔布斯传》中国译者、译言网也正式把这个项目同步翻译成中文。中国读者可以从推特上的 @RealTimeWWII_CN 和新浪微博 @RealTimeWWII（直播二战）账户上看到中文版的二战“实时”报道，他们还会每周整理翻译成文，让那些不天天跟推特和微博的网友，也能看到完整的二战记录。
这个牛津毕业生的业余项目，其实在回答近期常常听到的对这个时代的质疑：微博客让人有随时表达片段信息的欲望，已经成功地遏制了人们写博客长文的冲动，那么这种碎片化的信息时代，是否会让我们更无法保存对历史的记忆。
科林森的做法和收到读者的热烈反馈正好展现了新媒体用连续的碎片可以重现历史，能让更多的人以更加多元、甚至全新的角度来理解72年前的历史，的确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是任何正规的历史教学都无法做到的。未来的6年中，十数万读者每天阅读的信息门户（时间线）中，不断夹杂着准确的72年前的故事，我们不是在学习二战历史，而是在某种程度亲历二战。
在中文版“直播二战”推发布之后，中国网友立刻提出了一个问题，科林森提及的二战只是欧洲战场，中国自1937年卢沟桥事件开始的八年抗战，作为远东战场，也是二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怎么没中国人能做一个“直播抗战”的项目？甚至“直播朝鲜战争”、“直播文革”？推特上的确有人做过直播中国历史数月的努力，但对于从抗战到文革的中国大型历史事件“直播”，恐怕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人愿意做，而是对于历史事件的达到每小时细节准确、无误甚至意识形态解释的共识，整个大陆历史学界都没有交出合格答卷。
“编年史”、“年谱”其实是中国的创造，《春秋》是世界最早的“直播历史”记录，可惜太过于粗线条，准确度到月。但到了近代中国，实事求是反而有了政治上的危险。科林森是站在了整个英语二战研究者们的巨人肩膀上。当整个西方学界对二战研究已经到了现有成果完全可以让一个24岁的毕业生来做以小时计的历史重现的时候，中国对抗战、朝鲜战争和文革的研究，还在基本史实上牵扯不清的阶段，实在让国人感到汗颜。
其实任何一个夸耀自己熟知历史的学者或者爱好者，都可以用科林森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学识：你是否能现在就用微博客，每天直播你研究的那段历史？（作者系哈佛尼曼访问学者）
编按：该项目持续招募译者和愿意维护账号的志愿者，请加入译言直播二战项目组，联系组长。
图为twitter @RealTimeWWII 的头像，也是中文账号@RealTimeWWII_CN 和新浪微博 @RealTimeWWII 的头像
安替
24岁的牛津大学历史系毕业生科林森（Alwyn Collinson）对历史特别是二战史的热爱，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而且还是感情上的。他的祖父曾经作为英军，在1942年2月在新加坡沦陷时被日本侵略者俘虏，此事影响了祖父的后半生。他平时在牛津市的城市信息中心网站工作，但他决定离自己的二战史更近一步。
今年8月31日，他在社交网站推特上开设了@RealTimeWWII 账户，开始每天准确按照72年前的时间，“实时”直播二战事件，每天十到四十条。1939年8月31日，是波兰入侵德国的前夜。当年第二天凌晨4：40，德国空军轰炸波兰边境城市维隆，掀开了整个二战的序幕。第一条推，科林森写道：“党卫军部队扮装成波兰人，正在攻击格莱维茨电台站，为德国攻击波兰制造借口。”
他的直播，可不是简单的历史大事记。他充分运用图片、目击人口述、多国多元视角，来给网友一个非常现代性的立体认知。例如11月10日推文：“新纳粹布告：由于黄金供应紧张（用于支付德意志外债），德国婚礼所用的戒指从现在起必须用钢铁来造。”“挪威方面，诺贝尔委员会已经宣布，由于欧洲大战爆发在即，今年不会颁发诺贝尔奖。”
他先是提前几天准备后几天的推文，然后用定时推软件SocialOomph来按照准确发生的时间来自动发推，这样可以非常准确地让在欧洲读者有穿越时间机器的感觉。
这个“直播二战”项目，他一直会坚持到1945年同盟国胜利。项目已经得到了英语主流媒体的关注，该账户已经有83800人订阅。志愿者帮他的项目翻译成了俄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11月10日，《史蒂夫·乔布斯传》中国译者、译言网也正式把这个项目同步翻译成中文。中国读者可以从推特上的 @RealTimeWWII_CN 和新浪微博 @RealTimeWWII（直播二战）账户上看到中文版的二战“实时”报道，他们还会每周整理翻译成文，让那些不天天跟推特和微博的网友，也能看到完整的二战记录。
这个牛津毕业生的业余项目，其实在回答近期常常听到的对这个时代的质疑：微博客让人有随时表达片段信息的欲望，已经成功地遏制了人们写博客长文的冲动，那么这种碎片化的信息时代，是否会让我们更无法保存对历史的记忆。
科林森的做法和收到读者的热烈反馈正好展现了新媒体用连续的碎片可以重现历史，能让更多的人以更加多元、甚至全新的角度来理解72年前的历史，的确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是任何正规的历史教学都无法做到的。未来的6年中，十数万读者每天阅读的信息门户（时间线）中，不断夹杂着准确的72年前的故事，我们不是在学习二战历史，而是在某种程度亲历二战。
在中文版“直播二战”推发布之后，中国网友立刻提出了一个问题，科林森提及的二战只是欧洲战场，中国自1937年卢沟桥事件开始的八年抗战，作为远东战场，也是二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怎么没中国人能做一个“直播抗战”的项目？甚至“直播朝鲜战争”、“直播文革”？推特上的确有人做过直播中国历史数月的努力，但对于从抗战到文革的中国大型历史事件“直播”，恐怕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人愿意做，而是对于历史事件的达到每小时细节准确、无误甚至意识形态解释的共识，整个大陆历史学界都没有交出合格答卷。
“编年史”、“年谱”其实是中国的创造，《春秋》是世界最早的“直播历史”记录，可惜太过于粗线条，准确度到月。但到了近代中国，实事求是反而有了政治上的危险。科林森是站在了整个英语二战研究者们的巨人肩膀上。当整个西方学界对二战研究已经到了现有成果完全可以让一个24岁的毕业生来做以小时计的历史重现的时候，中国对抗战、朝鲜战争和文革的研究，还在基本史实上牵扯不清的阶段，实在让国人感到汗颜。
其实任何一个夸耀自己熟知历史的学者或者爱好者，都可以用科林森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学识：你是否能现在就用微博客，每天直播你研究的那段历史？（作者系哈佛尼曼访问学者）
编按：该项目持续招募译者和愿意维护账号的志愿者，请加入译言直播二战项目组，联系组长。
2011年11月8日星期二
杜君立：柏林墙定律
作者： 杜君立 | 2011年11月08日 19:35 | 栏目： 一般分类
（1716） 点击 | （44） 评论 | 本文地址： http://dujunli.blshe.com/post/16372/732448
自从1989年以来，每年的11月9日，全世界都在纪念柏林墙的倒塌，除过中国在搞消防宣传。2009年11月9日适逢20周年，柏林墙倒塌纪念活动的主题形式是一个巨大的多米诺骨牌装置——延绵5公里的多米诺柏林墙，这让人不禁联想起1989年哗啦啦似大厦倾的共产主义专制集团。
在共产主义将要到来的1949年到1961年，大约有250万东德人冒著被东德军队射杀的危险逃入西柏林，约占当时东德总人口的八分之一。1961年6月15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还说：“没有人企图建立一座墙”；但两个月之后，即8月12日，乌布利希就宣布了建柏林墙的决定，“为了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这样做。”
1961年8月13日凌晨，就在铁丝网建成的柏林墙即将封闭的最后一瞬间，一个参与围墙行动的东德士兵突然跃过铁丝网，投奔西德一方。这一瞬间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摄影记者彼德·列宾定格，这张流传极广的照片成为20世纪人类政治历史的重要见证之一。这名士兵的名字叫康拉德·舒曼，在“舒曼的一跃”之后，他迁往巴伐利亚小镇钧茨伯格，30年间他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和痛苦。他说，当他知道柏林墙倒塌之后才真正感觉到解脱和自由。这个幸运而又不幸的舒曼最终仍被痛苦淹没。
在一个奴役年代，柏林墙只能阻断来往，却阻不了人心的向往，于是翻墙奔向自由成为东德人前赴后继的悲剧，有1200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看似铜墙铁壁的旧制度，早已被各人自由的意志击成千疮百孔。面对这个法西斯政府建立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人们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自制潜水艇、热气球等方式翻越柏林围墙，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1963年6月2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德市政厅的柏林墙前发表著名的演说：“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1989年11月9日，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将这个象征着共产主义极权专制的柏林墙推倒。柏林墙的倒塌被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称为“历史的终结”；福山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坚持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拆除了柏林墙。对民主德国来说，“名义上是民主，实质上是专制；名义上是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名义上是为人民服务，实质上是为自己服务；名义上是‘反法西斯防卫墙’。实质上是反民主自由隔离墙”。
正如奥巴马所说：柏林墙的倒塌是对暴政的谴责。随着柏林墙的轰然倒塌，人们突然揭开了东德专制统治下种种不堪入目的内幕。东德秘密警察系统严密监视和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建立了庞大的系统的监视告密制度。人们互相监视，互相揭发，所谓有问题的人的一言一行就这样被监控起来。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人们发现了妻子告密丈夫，儿子告密父母，同事互相告密，广受尊敬的艺术家文学家原来长期向秘密警察告密。东德的专制政府用德国人一贯的认真精细严密作风来实施这一控制人民的警察系统。他们记录下那些受怀疑的人们的言论、日记、电话交谈、个人爱好、家庭关系等等一切细节。他们甚至首创了保存人们的气味的技术，秘密地不为人知地用专门材料收集各人的气味，密封保存。这样的气味可以有效保存二十多年。到必要的时候，就可以用现成的气味让警犬捕捉任何他们想找的人。这样的一个专制独裁系统又一次让人们惊得目瞪口呆。
在所有的共产主义专制语境中，只有“人民”或“群众”，而没有“公民”和独立的“人”。作家克里思·马修斯在《硬球》中评价前东德时说过一句话：“那是一种美化抽象的民众、却对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无动于衷、肆意羞辱的体制。”影响了当代波兰历史的知识分子米奇尼克曾说：“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为什么没有人挺身而出捍卫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什么民众面对暴政束手无策？一个从纳粹集中营劫后余生的德国神父如是说：“当他们来抓工会组织者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我反正不是工会的人。当他们来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我反正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我反正不是天主教徒。后来，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现在，它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如果说雷峰塔是女人的诅咒，那么柏林墙就是人类的诅咒。22年前，专制的共产主义阵营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土崩瓦解，正像一场巨大的政治多米诺骨牌接连倒塌，全世界自由的人和向往自由的人都为之欣喜。只是在中国，坦克和军人成为这场正义大潮之中的中流砥柱，使红色中国成为摇摇欲坠的共产主义砖制大厦硕果仅存的独木。22年前，东德以奥运金牌大国闻名；22年后，统一的德国成为富裕文明的人类理想国。22年前，东欧的共产主义集团作鸟兽散，从此淡出中国官方的媚体；22年来，他们陆续融入欧洲大家庭，成为人类最民主的一个族群，而他们的经济水平同样使中国难以望其项背，东欧各国人均GDP是中国的数倍。
在2008年《经济学人》杂志推出的世界各国民主程度排名中，捷克排名19；中国排在第136，好在还不是孙山，后面有缅甸利比亚和朝鲜；在卡扎菲处死、昂山素季自由之后，中国只能与地狱般的朝鲜沆瀣一气相濡以沫了。22年后的今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坚持中国特色柏林墙路线的国家。中国的柏林墙随着民众日益增长的怒火，还在以维稳主义的暴力方式不断地加固加高。互联网启蒙的数亿中国网民成为世界仅存的“翻墙”群体。值得一提的是，在文明国家，谁都可以办报纸，唯独政府不可以，而中国恰恰相反。
在柏林墙时代，红色中国被封闭在一个更大更高更森严的“柏林墙”内。“逃港潮”成为中国无法掩盖的悲剧和罪恶。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1979年5月7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惨不忍睹。不少中国人去珠江中练习游泳，以便日后“逃港”派上用场。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教育“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这些人背叛祖国，甘愿去接受洋人的统治，无疑是对社团最大的嘲讽。1964年，瑞士记者斯塔奇在《大墙之内的国土》中说，中国除了那道著名的长城之外，还有层层叠叠的无数道无形的墙，将中国紧密地包裹起来，与外界彻底地隔离开来，那些无形的墙委婉地说就是所谓的“竹帘”，但这种“竹帘”比铁幕更严密。从签证、旅行社到陪同你的翻译、会见你的官员与群众代表，所有这些手段与人，实际上的作用都不是让你看到什么，而且是想方设法让你看不到什么，或者说，设法只让你看到他们希望你看到的东西。任何西方人只要一进入中国，就进入了一种真空，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是为你导演好的。
毫无疑问，户籍隔离制度是中国最古老的柏林墙。户籍制度由秦始皇首创，毛万岁发扬光大，把中国人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一伟大创举，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被中国官方奉为圭皋。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两种不同的中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等各方面所受到的公民待遇判若云泥。不仅人权待遇差之千里，甚至在同样的事故中，两种人的生命价值也“同命不同价”。在每一个开学季节，每一个中国孩子都被按户口分为城市人和非城市人。前者可免费进入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后者则连其最简陋的学校亦被拆毁。对很多非北京户口的孩子来说，就是考出更高的分数已无法进入北京大学。在安徽，15079名考生才能有一个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287个学生中就有一个人能考上北大。在这种柏林墙之下，北京人的精子比安徽人的精子所获得的公共教育资源要高出50多倍。持续的社会资源畸形分配，使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隔离在权力底层的中国农民已经彻底丧失了社会上升的正义管道。
对国家主义的既得利益群体来说，体制内外隔离制度是当下中国最伟大的柏林墙，并因此衍生出富于中国特色的“维稳主义”。体制的特点就是垄断暴利低效无能傲慢冷酷，与艰难生存的体制外民间截然相反。封闭化世袭化的体制控制了这个国家的一切权力和财富，食利自肥，对体制外民众刻意去公民化和愚化，将其视为“不明真相”的群众、“普通老百姓”等等傻瓜一族，以严酷的暴力予以防范和迫害，层层壁垒，步步设防。国家福利制度的阳光只限于体制内，体制外民众只能向市场自行解决，国家还要乘机敲诈勒索，教育、住房、医疗等等莫不如此。
柏林墙是一种人为的政治隔离制度，基于一种深刻的分裂和不信任，甚至是仇视。人视我为草芥，我视人如仇寇。孙立平教授曾经指出，1990年代后，中国社会进一步走向断裂，中国社会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实际上这种断裂就是一种分裂，因为制度和体制导致的分裂。贫富落差只是表象，公平和正义的缺失使中国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深层分裂，而这种制度柏林墙就是其根源。它一方面堵死了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路径，另一方面保护少数人继续垄断享有这种养猪体制的天生幸福。一方为刀俎，一方为鱼肉。不可混淆。
《左传》曰：“人之有墙，以蔽恶也”。《墨子·七患》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墙是人类最反自然的发明。一个法国旅行家看到中国长城后说：“这是一项由长不大的孩子在专制君主的驱使下完成的工程。”卡夫卡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他将长城看作帝国的隐喻，“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修筑长城并不是防御匈奴，而是使帝国这个庞然怪物展现出它荒诞惊人的神秘和力量。人们可以从金字塔了解埃及帝国，从角斗场了解罗马帝国，从万里长城了解中华帝国，疯狂的建筑往往象征着帝国内部高度组织化的权力结构。从长城开始，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最热衷于墙的国度，墙外套墙，墙里有墙，层层叠叠，篱樊重重。在这个国家当下，每个不幸出生在墙外的人都在想尽办法钻过这个柏林墙；每个出生在墙里、高高在上的“上帝选民”都为高高的柏林墙而感到安全和骄傲。对无数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体制就是中国的柏林墙。
所谓“柏林墙定律”，就是专制必然失败，民主必然胜利，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民主者昌，专制者亡。做恶者总是以为他可以永远做恶，正如鲁迅先生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说：“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从奇奥塞斯库到卡扎菲，历史总是对柏林墙定律的一次次重复；柏林墙没有倒的时候，没有人相信它会倒塌。只要是柏林墙，它必然要臭名昭彰地倒掉。但只要柏林墙还在，就会有无数恶棍以柏林墙的名义作恶，他们甚至永远也不相信自己会被正义和历史清算。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都20多岁，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9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此前的二战中，盟军对德国党卫队成员一律就地处决，而不用上报；理由是党卫队员不是军人，没有战俘待遇。战争结束后，曾有人提出党卫队等同军人的疑问。时任纽伦堡军事法庭首席审判长那瓦伦斯淡淡地说：“军人不会对内开枪，不会屠杀国民，不会忠于某个政党或个人。所以，他们是匪徒，不是军人。”
从某种程度上，今日之朝鲜与当年之东德最为相似，甚至更严酷，三八线将一个民族惨痛地割裂开来。一波又一波的“北逃”浪潮仍在继续着当年的柏林墙悲剧，而中国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帮凶角色，很多逃出北朝的人又被中国送回去，被一个专制极权以叛国罪处死。金正日和卡扎菲都生于1942年，年龄相同，两人的国家都高举反抗“帝国主义”美国的旗帜，互称对方为“盟友中的盟友”。朝鲜强烈谴责美、英、法联军空袭利比亚。好不惊奇，朝鲜对卡扎菲死亡的这个世界性新闻严密封锁，如当年萨达姆被处死一致。为了保证滴水不漏，朝鲜当局在卡扎菲死讯传出后立刻成立了专门负责取缔非法音像制品和出版物的综合检查机关“109常务”，展开了大规模的“万能胶桎梏”工作，甚至连干部们专车上的收音机也被无条件收走，并用中国的万能胶将收音机、电视机频道全部固定。朝鲜境内除了能收听到国内有关体制宣传的广播以外，无法接收到任何电波。
陈光诚，一个生活在黑暗中的中国公民，让一个将权力延伸到村庄和街道的体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可见中国柏林墙之恐惧和脆弱。据说在船要沉之前，老鼠总会最先逃命；在天文数字的维稳暴力下，无远弗届的官吏们（裸官）和精英们纷纷携黑金出逃或送妻女移民。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为其国外的妻女在瑞士银行存款28亿美金，而它只能算是中国这艘破船上小老鼠。作为柏林墙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块残垣断壁，中国注定也逃脱不了“柏林墙定律”；因为人心向善，人类世界不会永远容许一个不正义的利益集团继续做恶；否则，那将是人类的耻辱。
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借口来践踏良知。无论什么时候，人的权利永远高于政治的权力，政府只是民众豢养的一条狗，人类不可能永远甘心用自己的血汗饲养一条疯狗。人类数千年文明史证明，自然法永远高于国家法，这就如同天永远高于地，是不言而喻的。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在他的新书中写道：“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外人看来或许有很多是奥妙难解的，再加上多年封闭和极权体制使之变得更为神秘，但我实在难以相信，难道这种不透明度就可以让中国在自己的盟友内或世界上称孤道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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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89年以来，每年的11月9日，全世界都在纪念柏林墙的倒塌，除过中国在搞消防宣传。2009年11月9日适逢20周年，柏林墙倒塌纪念活动的主题形式是一个巨大的多米诺骨牌装置——延绵5公里的多米诺柏林墙，这让人不禁联想起1989年哗啦啦似大厦倾的共产主义专制集团。
在共产主义将要到来的1949年到1961年，大约有250万东德人冒著被东德军队射杀的危险逃入西柏林，约占当时东德总人口的八分之一。1961年6月15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还说：“没有人企图建立一座墙”；但两个月之后，即8月12日，乌布利希就宣布了建柏林墙的决定，“为了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这样做。”
1961年8月13日凌晨，就在铁丝网建成的柏林墙即将封闭的最后一瞬间，一个参与围墙行动的东德士兵突然跃过铁丝网，投奔西德一方。这一瞬间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摄影记者彼德·列宾定格，这张流传极广的照片成为20世纪人类政治历史的重要见证之一。这名士兵的名字叫康拉德·舒曼，在“舒曼的一跃”之后，他迁往巴伐利亚小镇钧茨伯格，30年间他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和痛苦。他说，当他知道柏林墙倒塌之后才真正感觉到解脱和自由。这个幸运而又不幸的舒曼最终仍被痛苦淹没。
在一个奴役年代，柏林墙只能阻断来往，却阻不了人心的向往，于是翻墙奔向自由成为东德人前赴后继的悲剧，有1200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看似铜墙铁壁的旧制度，早已被各人自由的意志击成千疮百孔。面对这个法西斯政府建立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人们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自制潜水艇、热气球等方式翻越柏林围墙，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1963年6月2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德市政厅的柏林墙前发表著名的演说：“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1989年11月9日，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将这个象征着共产主义极权专制的柏林墙推倒。柏林墙的倒塌被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称为“历史的终结”；福山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坚持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拆除了柏林墙。对民主德国来说，“名义上是民主，实质上是专制；名义上是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名义上是为人民服务，实质上是为自己服务；名义上是‘反法西斯防卫墙’。实质上是反民主自由隔离墙”。
正如奥巴马所说：柏林墙的倒塌是对暴政的谴责。随着柏林墙的轰然倒塌，人们突然揭开了东德专制统治下种种不堪入目的内幕。东德秘密警察系统严密监视和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建立了庞大的系统的监视告密制度。人们互相监视，互相揭发，所谓有问题的人的一言一行就这样被监控起来。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人们发现了妻子告密丈夫，儿子告密父母，同事互相告密，广受尊敬的艺术家文学家原来长期向秘密警察告密。东德的专制政府用德国人一贯的认真精细严密作风来实施这一控制人民的警察系统。他们记录下那些受怀疑的人们的言论、日记、电话交谈、个人爱好、家庭关系等等一切细节。他们甚至首创了保存人们的气味的技术，秘密地不为人知地用专门材料收集各人的气味，密封保存。这样的气味可以有效保存二十多年。到必要的时候，就可以用现成的气味让警犬捕捉任何他们想找的人。这样的一个专制独裁系统又一次让人们惊得目瞪口呆。
在所有的共产主义专制语境中，只有“人民”或“群众”，而没有“公民”和独立的“人”。作家克里思·马修斯在《硬球》中评价前东德时说过一句话：“那是一种美化抽象的民众、却对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无动于衷、肆意羞辱的体制。”影响了当代波兰历史的知识分子米奇尼克曾说：“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为什么没有人挺身而出捍卫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什么民众面对暴政束手无策？一个从纳粹集中营劫后余生的德国神父如是说：“当他们来抓工会组织者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我反正不是工会的人。当他们来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我反正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我反正不是天主教徒。后来，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现在，它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如果说雷峰塔是女人的诅咒，那么柏林墙就是人类的诅咒。22年前，专制的共产主义阵营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土崩瓦解，正像一场巨大的政治多米诺骨牌接连倒塌，全世界自由的人和向往自由的人都为之欣喜。只是在中国，坦克和军人成为这场正义大潮之中的中流砥柱，使红色中国成为摇摇欲坠的共产主义砖制大厦硕果仅存的独木。22年前，东德以奥运金牌大国闻名；22年后，统一的德国成为富裕文明的人类理想国。22年前，东欧的共产主义集团作鸟兽散，从此淡出中国官方的媚体；22年来，他们陆续融入欧洲大家庭，成为人类最民主的一个族群，而他们的经济水平同样使中国难以望其项背，东欧各国人均GDP是中国的数倍。
在2008年《经济学人》杂志推出的世界各国民主程度排名中，捷克排名19；中国排在第136，好在还不是孙山，后面有缅甸利比亚和朝鲜；在卡扎菲处死、昂山素季自由之后，中国只能与地狱般的朝鲜沆瀣一气相濡以沫了。22年后的今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坚持中国特色柏林墙路线的国家。中国的柏林墙随着民众日益增长的怒火，还在以维稳主义的暴力方式不断地加固加高。互联网启蒙的数亿中国网民成为世界仅存的“翻墙”群体。值得一提的是，在文明国家，谁都可以办报纸，唯独政府不可以，而中国恰恰相反。
在柏林墙时代，红色中国被封闭在一个更大更高更森严的“柏林墙”内。“逃港潮”成为中国无法掩盖的悲剧和罪恶。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1979年5月7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惨不忍睹。不少中国人去珠江中练习游泳，以便日后“逃港”派上用场。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教育“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这些人背叛祖国，甘愿去接受洋人的统治，无疑是对社团最大的嘲讽。1964年，瑞士记者斯塔奇在《大墙之内的国土》中说，中国除了那道著名的长城之外，还有层层叠叠的无数道无形的墙，将中国紧密地包裹起来，与外界彻底地隔离开来，那些无形的墙委婉地说就是所谓的“竹帘”，但这种“竹帘”比铁幕更严密。从签证、旅行社到陪同你的翻译、会见你的官员与群众代表，所有这些手段与人，实际上的作用都不是让你看到什么，而且是想方设法让你看不到什么，或者说，设法只让你看到他们希望你看到的东西。任何西方人只要一进入中国，就进入了一种真空，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是为你导演好的。
毫无疑问，户籍隔离制度是中国最古老的柏林墙。户籍制度由秦始皇首创，毛万岁发扬光大，把中国人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一伟大创举，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被中国官方奉为圭皋。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两种不同的中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等各方面所受到的公民待遇判若云泥。不仅人权待遇差之千里，甚至在同样的事故中，两种人的生命价值也“同命不同价”。在每一个开学季节，每一个中国孩子都被按户口分为城市人和非城市人。前者可免费进入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后者则连其最简陋的学校亦被拆毁。对很多非北京户口的孩子来说，就是考出更高的分数已无法进入北京大学。在安徽，15079名考生才能有一个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287个学生中就有一个人能考上北大。在这种柏林墙之下，北京人的精子比安徽人的精子所获得的公共教育资源要高出50多倍。持续的社会资源畸形分配，使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隔离在权力底层的中国农民已经彻底丧失了社会上升的正义管道。
对国家主义的既得利益群体来说，体制内外隔离制度是当下中国最伟大的柏林墙，并因此衍生出富于中国特色的“维稳主义”。体制的特点就是垄断暴利低效无能傲慢冷酷，与艰难生存的体制外民间截然相反。封闭化世袭化的体制控制了这个国家的一切权力和财富，食利自肥，对体制外民众刻意去公民化和愚化，将其视为“不明真相”的群众、“普通老百姓”等等傻瓜一族，以严酷的暴力予以防范和迫害，层层壁垒，步步设防。国家福利制度的阳光只限于体制内，体制外民众只能向市场自行解决，国家还要乘机敲诈勒索，教育、住房、医疗等等莫不如此。
柏林墙是一种人为的政治隔离制度，基于一种深刻的分裂和不信任，甚至是仇视。人视我为草芥，我视人如仇寇。孙立平教授曾经指出，1990年代后，中国社会进一步走向断裂，中国社会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实际上这种断裂就是一种分裂，因为制度和体制导致的分裂。贫富落差只是表象，公平和正义的缺失使中国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深层分裂，而这种制度柏林墙就是其根源。它一方面堵死了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路径，另一方面保护少数人继续垄断享有这种养猪体制的天生幸福。一方为刀俎，一方为鱼肉。不可混淆。
《左传》曰：“人之有墙，以蔽恶也”。《墨子·七患》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墙是人类最反自然的发明。一个法国旅行家看到中国长城后说：“这是一项由长不大的孩子在专制君主的驱使下完成的工程。”卡夫卡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他将长城看作帝国的隐喻，“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修筑长城并不是防御匈奴，而是使帝国这个庞然怪物展现出它荒诞惊人的神秘和力量。人们可以从金字塔了解埃及帝国，从角斗场了解罗马帝国，从万里长城了解中华帝国，疯狂的建筑往往象征着帝国内部高度组织化的权力结构。从长城开始，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最热衷于墙的国度，墙外套墙，墙里有墙，层层叠叠，篱樊重重。在这个国家当下，每个不幸出生在墙外的人都在想尽办法钻过这个柏林墙；每个出生在墙里、高高在上的“上帝选民”都为高高的柏林墙而感到安全和骄傲。对无数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体制就是中国的柏林墙。
所谓“柏林墙定律”，就是专制必然失败，民主必然胜利，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民主者昌，专制者亡。做恶者总是以为他可以永远做恶，正如鲁迅先生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说：“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从奇奥塞斯库到卡扎菲，历史总是对柏林墙定律的一次次重复；柏林墙没有倒的时候，没有人相信它会倒塌。只要是柏林墙，它必然要臭名昭彰地倒掉。但只要柏林墙还在，就会有无数恶棍以柏林墙的名义作恶，他们甚至永远也不相信自己会被正义和历史清算。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都20多岁，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9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此前的二战中，盟军对德国党卫队成员一律就地处决，而不用上报；理由是党卫队员不是军人，没有战俘待遇。战争结束后，曾有人提出党卫队等同军人的疑问。时任纽伦堡军事法庭首席审判长那瓦伦斯淡淡地说：“军人不会对内开枪，不会屠杀国民，不会忠于某个政党或个人。所以，他们是匪徒，不是军人。”
从某种程度上，今日之朝鲜与当年之东德最为相似，甚至更严酷，三八线将一个民族惨痛地割裂开来。一波又一波的“北逃”浪潮仍在继续着当年的柏林墙悲剧，而中国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帮凶角色，很多逃出北朝的人又被中国送回去，被一个专制极权以叛国罪处死。金正日和卡扎菲都生于1942年，年龄相同，两人的国家都高举反抗“帝国主义”美国的旗帜，互称对方为“盟友中的盟友”。朝鲜强烈谴责美、英、法联军空袭利比亚。好不惊奇，朝鲜对卡扎菲死亡的这个世界性新闻严密封锁，如当年萨达姆被处死一致。为了保证滴水不漏，朝鲜当局在卡扎菲死讯传出后立刻成立了专门负责取缔非法音像制品和出版物的综合检查机关“109常务”，展开了大规模的“万能胶桎梏”工作，甚至连干部们专车上的收音机也被无条件收走，并用中国的万能胶将收音机、电视机频道全部固定。朝鲜境内除了能收听到国内有关体制宣传的广播以外，无法接收到任何电波。
陈光诚，一个生活在黑暗中的中国公民，让一个将权力延伸到村庄和街道的体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可见中国柏林墙之恐惧和脆弱。据说在船要沉之前，老鼠总会最先逃命；在天文数字的维稳暴力下，无远弗届的官吏们（裸官）和精英们纷纷携黑金出逃或送妻女移民。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为其国外的妻女在瑞士银行存款28亿美金，而它只能算是中国这艘破船上小老鼠。作为柏林墙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块残垣断壁，中国注定也逃脱不了“柏林墙定律”；因为人心向善，人类世界不会永远容许一个不正义的利益集团继续做恶；否则，那将是人类的耻辱。
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借口来践踏良知。无论什么时候，人的权利永远高于政治的权力，政府只是民众豢养的一条狗，人类不可能永远甘心用自己的血汗饲养一条疯狗。人类数千年文明史证明，自然法永远高于国家法，这就如同天永远高于地，是不言而喻的。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在他的新书中写道：“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外人看来或许有很多是奥妙难解的，再加上多年封闭和极权体制使之变得更为神秘，但我实在难以相信，难道这种不透明度就可以让中国在自己的盟友内或世界上称孤道寡吗？”
陈锦云：暴政是老百姓成为“带路党”的直接原因
发布时间:2011-11-08 09:16 作者:陈锦云
【图1】0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皇城，皇帝的子民们竞相扶逃命。当时的清兵和义和团兵不下20万,大清和八国联军比例约10:1。装备上清兵一样不缺，而八国联军的重武器还不如守城的清兵多。然而清兵逃了个精光！留下了穿布衣长衫的百姓，也留下了这张真实的民众竞相扶梯相助八国联军的照片。
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时，守卫天津的直隶提督聂士成请求周边义和团支援，谁知义和团却见死不救，眼睁睁的看着清军与洋人血肉相搏，清军寡不敌众后撤时，率先撒丫子逃跑的恰是天津义和团。更可恶的是，天津义和团还趁清军力战不支时，从背后攻击清军！原因仅仅是为了报聂士成的“私仇”，哀哉，可怜数千清军，一面要抵御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一面要防着义和团的大刀长矛。当天津保卫战打到最激烈的阶段，又快马飞报聂士成，说义和团抄了他的家，把聂士成老母亲在内的全家老少杀得一个不留，聂士成听了顿了一下，只平静的说了一声“好。”然后肃穆的整好衣冠，向对面的八国联军阵地发动了最后一次决死的进攻。最后，聂士成战至全身破碎，德军将他的尸体用毛毯军旗包裹好恭敬地交还给清军。聂士成尽了一个军人的天职。而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写满了“义和团英勇保卫天津”的传奇。
聂士成始终认为义和团不可能“扶清灭洋”，救国于危。他曾亲自观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表演，当场揭穿了农民们的把戏：先装枪弹，再装火药，发火之后，火药在前，只见烟火喷出，枪弹不是被火药推出的而是带出的，所以伤不了人。聂士成当场杀了那个搞骗术的农民。当清廷为了对抗洋人而宣布义和团为“义民”时，义和团向清廷提出的惟一条件是：杀聂士成。今天的人说起那段历史，仿佛中国人都痛不欲生，甚至匪夷所思，感觉突然从康乾盛世的神仙生活中掉到无比苦难的地狱了，中国人民也空前地爱国，空前地支持满清政府对外作战。事实并不是如此。别的不说，至少，在洋人与满清作战的时候，满清的老百姓，对于统治他们的满清，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老百姓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朝廷和外夷的战争。
说到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投入反抗侵略的战争。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满清国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竟然发出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
尤其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百姓、旗人等乘火打劫，皇家珍宝被洋人和当地百姓抢劫一空。百姓并没有对于皇家的财产产生什么爱戴之心，手下留情。对于洋人放火烧毁圆明园，老百姓也不会表现出什么愤怒。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争夺江山的战争，什么时候何曾是杀人放火的勾当呢？把被征服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的最好证明，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宫殿，不断地在战火纷纷中烧宫殿的轮回中循环的。英国首席代表额尔金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将捕获的英法“侨民”十八人虐待致死为口实，照会清政府：“圆明园者，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也。（英国）誓必毁为平地!”野蛮地命英军于10月18、19两日，将北京西北郊的五园（即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皇家园林焚为灰烬。
【图2】这是一张珍藏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老照片，记载了八国联军1900年8月14日攻入北京城的历史瞬间。地点在广渠门一带，是北京外城城墙东侧的唯一一座城门，此地属于市郊。联军正在顺外城的下水道攻入城内，2个小时解决战斗——可以肯定，爬下水道绝对有人带路。让人惊讶的是，当他们爬上岸时，京城百姓居然齐齐站在河沿，作围观状。按照今天教科书上的解释，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应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才是，京城百姓起码应该和慈禧太后一样四散逃亡躲避战火。然而我们从照片中，却没有看到百姓表现出怕的样子，而是袖着手，抻着脖，平静地围观，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看热闹神态。
圆明园是皇家园林，为中国皇帝私有。额尔金想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应该为逮捕公使和虐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报复行动的前几天，额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如下公告，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以前我真不明白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烧杀抢掠，而围观的老百姓脸上面无表情，根本看不到恨意。看看现在，全明白了，英法联军烧的那是我们想烧不能烧的；抢的那本来也是我们被抢走的；杀的原本就是我们都想杀但杀不掉的。我们何恨之有？？!
【 图3】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独轮车队为联军把粮草送进城。
老百姓的冷漠，今天的爱国者们或者会否认，或者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要痛斥他们是汉奸，觉悟不高。事实上，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在数千年中的宿命就是被一伙伙的强盗强行统治。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对于百姓的关心程度并不会超过一个强盗对于自己保护对象的关心程度。地域辽阔的这个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口众多的百姓，其也不过是给统治者生产财富的苦力，给统治者保卫江山的兵源。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是哪些人当政，老百姓的这种宿命是无法改变的。作为蒙古征服者的元朝政府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是出身于同样是老百姓，而且是汉族人的朱元璋也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至于后来的满清统治，是通过残酷屠杀和恐怖，强加在汉族人头上的外来统治者，异族征服者。执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血洗扬州嘉定，将猪尾巴作为征服和忠诚的标志强加在中国人头顶的耻辱，在洋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或许并没有完全忘记。
与远方入侵的英人法人相比，高高在上进行高压统治的满清统治者又何偿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当鸦片战争打响的时候，老百姓冷漠地看满清和洋人开战，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残的满清征服者压迫者被更为厉害的洋人打的人仰马翻。这或许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呢。对于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既然被奴役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被洋人奴役，与被满人奴役，有什么不同呢？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军统帅巴夏里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人家的国家，朝廷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与老百姓何干呢？爱国爱官僚,凭什么?
【图4】当地民船组成的运输船队通过白河往北京为八国联军运送物资。
1894年日军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闻风而逃，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拿鸡和猪献给日军，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日本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於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於境外，起真豪杰於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日本人当然是包藏祸心，入侵中国并不是为中国人的解放。可是，这样的宣传非常有效，不少百姓真的是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老百姓是受了别有用心的日本鬼子的欺骗蛊惑，可是这也说明当初的满清统治者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当统治者以国家为自家俬产，当统治者是强加在百姓头上的征服者压迫者的时候，作为被奴役对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热心替这样的国家或政丨府卖命。这个逻辑是最简单不过的。慈禧太后居然一口气向全世界十一个强国宣战，这摆明了是发神经，大臣们不反对慈禧太后发神经，但你发你的神经就算了，少把大家全都扯进来。遂有李鸿章密电各地督抚：
“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李鸿章的意思是，这大清国算是完蛋了，大家就甭指望了，现在大家只能靠自己，要小心别沾上义和团，让他们将你们这些督抚卖给洋人，大家齐心协力，保住东南，算是给这个民族留下一点希望吧……于是各地督抚纷纷在由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元老级别的重臣们搞出来的“东南互保”协议上签字，表明当地不介入这场乱子，由着慈禧太后一个人陪着洋人们玩去吧。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1-11-07 | 责任编辑：程仕才
【图1】0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皇城，皇帝的子民们竞相扶逃命。当时的清兵和义和团兵不下20万,大清和八国联军比例约10:1。装备上清兵一样不缺，而八国联军的重武器还不如守城的清兵多。然而清兵逃了个精光！留下了穿布衣长衫的百姓，也留下了这张真实的民众竞相扶梯相助八国联军的照片。
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时，守卫天津的直隶提督聂士成请求周边义和团支援，谁知义和团却见死不救，眼睁睁的看着清军与洋人血肉相搏，清军寡不敌众后撤时，率先撒丫子逃跑的恰是天津义和团。更可恶的是，天津义和团还趁清军力战不支时，从背后攻击清军！原因仅仅是为了报聂士成的“私仇”，哀哉，可怜数千清军，一面要抵御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一面要防着义和团的大刀长矛。当天津保卫战打到最激烈的阶段，又快马飞报聂士成，说义和团抄了他的家，把聂士成老母亲在内的全家老少杀得一个不留，聂士成听了顿了一下，只平静的说了一声“好。”然后肃穆的整好衣冠，向对面的八国联军阵地发动了最后一次决死的进攻。最后，聂士成战至全身破碎，德军将他的尸体用毛毯军旗包裹好恭敬地交还给清军。聂士成尽了一个军人的天职。而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写满了“义和团英勇保卫天津”的传奇。
聂士成始终认为义和团不可能“扶清灭洋”，救国于危。他曾亲自观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表演，当场揭穿了农民们的把戏：先装枪弹，再装火药，发火之后，火药在前，只见烟火喷出，枪弹不是被火药推出的而是带出的，所以伤不了人。聂士成当场杀了那个搞骗术的农民。当清廷为了对抗洋人而宣布义和团为“义民”时，义和团向清廷提出的惟一条件是：杀聂士成。今天的人说起那段历史，仿佛中国人都痛不欲生，甚至匪夷所思，感觉突然从康乾盛世的神仙生活中掉到无比苦难的地狱了，中国人民也空前地爱国，空前地支持满清政府对外作战。事实并不是如此。别的不说，至少，在洋人与满清作战的时候，满清的老百姓，对于统治他们的满清，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老百姓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朝廷和外夷的战争。
说到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投入反抗侵略的战争。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满清国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竟然发出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
尤其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百姓、旗人等乘火打劫，皇家珍宝被洋人和当地百姓抢劫一空。百姓并没有对于皇家的财产产生什么爱戴之心，手下留情。对于洋人放火烧毁圆明园，老百姓也不会表现出什么愤怒。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争夺江山的战争，什么时候何曾是杀人放火的勾当呢？把被征服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的最好证明，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宫殿，不断地在战火纷纷中烧宫殿的轮回中循环的。英国首席代表额尔金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将捕获的英法“侨民”十八人虐待致死为口实，照会清政府：“圆明园者，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也。（英国）誓必毁为平地!”野蛮地命英军于10月18、19两日，将北京西北郊的五园（即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皇家园林焚为灰烬。
【图2】这是一张珍藏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老照片，记载了八国联军1900年8月14日攻入北京城的历史瞬间。地点在广渠门一带，是北京外城城墙东侧的唯一一座城门，此地属于市郊。联军正在顺外城的下水道攻入城内，2个小时解决战斗——可以肯定，爬下水道绝对有人带路。让人惊讶的是，当他们爬上岸时，京城百姓居然齐齐站在河沿，作围观状。按照今天教科书上的解释，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应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才是，京城百姓起码应该和慈禧太后一样四散逃亡躲避战火。然而我们从照片中，却没有看到百姓表现出怕的样子，而是袖着手，抻着脖，平静地围观，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看热闹神态。
圆明园是皇家园林，为中国皇帝私有。额尔金想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应该为逮捕公使和虐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报复行动的前几天，额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如下公告，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以前我真不明白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烧杀抢掠，而围观的老百姓脸上面无表情，根本看不到恨意。看看现在，全明白了，英法联军烧的那是我们想烧不能烧的；抢的那本来也是我们被抢走的；杀的原本就是我们都想杀但杀不掉的。我们何恨之有？？!
【 图3】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独轮车队为联军把粮草送进城。
老百姓的冷漠，今天的爱国者们或者会否认，或者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要痛斥他们是汉奸，觉悟不高。事实上，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在数千年中的宿命就是被一伙伙的强盗强行统治。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对于百姓的关心程度并不会超过一个强盗对于自己保护对象的关心程度。地域辽阔的这个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口众多的百姓，其也不过是给统治者生产财富的苦力，给统治者保卫江山的兵源。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是哪些人当政，老百姓的这种宿命是无法改变的。作为蒙古征服者的元朝政府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是出身于同样是老百姓，而且是汉族人的朱元璋也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至于后来的满清统治，是通过残酷屠杀和恐怖，强加在汉族人头上的外来统治者，异族征服者。执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血洗扬州嘉定，将猪尾巴作为征服和忠诚的标志强加在中国人头顶的耻辱，在洋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或许并没有完全忘记。
与远方入侵的英人法人相比，高高在上进行高压统治的满清统治者又何偿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当鸦片战争打响的时候，老百姓冷漠地看满清和洋人开战，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残的满清征服者压迫者被更为厉害的洋人打的人仰马翻。这或许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呢。对于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既然被奴役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被洋人奴役，与被满人奴役，有什么不同呢？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军统帅巴夏里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人家的国家，朝廷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与老百姓何干呢？爱国爱官僚,凭什么?
【图4】当地民船组成的运输船队通过白河往北京为八国联军运送物资。
1894年日军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闻风而逃，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拿鸡和猪献给日军，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日本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於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於境外，起真豪杰於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日本人当然是包藏祸心，入侵中国并不是为中国人的解放。可是，这样的宣传非常有效，不少百姓真的是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老百姓是受了别有用心的日本鬼子的欺骗蛊惑，可是这也说明当初的满清统治者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当统治者以国家为自家俬产，当统治者是强加在百姓头上的征服者压迫者的时候，作为被奴役对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热心替这样的国家或政丨府卖命。这个逻辑是最简单不过的。慈禧太后居然一口气向全世界十一个强国宣战，这摆明了是发神经，大臣们不反对慈禧太后发神经，但你发你的神经就算了，少把大家全都扯进来。遂有李鸿章密电各地督抚：
“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李鸿章的意思是，这大清国算是完蛋了，大家就甭指望了，现在大家只能靠自己，要小心别沾上义和团，让他们将你们这些督抚卖给洋人，大家齐心协力，保住东南，算是给这个民族留下一点希望吧……于是各地督抚纷纷在由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元老级别的重臣们搞出来的“东南互保”协议上签字，表明当地不介入这场乱子，由着慈禧太后一个人陪着洋人们玩去吧。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1-11-07 | 责任编辑：程仕才
2011年11月6日星期日
刘迪追思会发言实录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1月17日 来稿)
2011年11月6日上午，刘迪追思会在北京召开。
参会人员都是刘迪生前的亲朋挚友,同学故交。其中有曾与刘迪一起参加1976年“四五”运动和“八九民运”的同仁、原《北京之春》编辑部成员和原《今天》编辑部成员，以及刘迪生前长期担任志愿者的“自然之友”代表等。谢小玲代表弟弟谢小庆参会。刘迪夫人张永冠女士和刘迪姐姐刘卫平女士代表家属到会。
追思会由毕谊民（小毕）主持。刘迪姐姐刘卫平女士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刘迪的成长经历。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回忆了与刘迪相处的岁月和经历的人生，表达了对刘迪的深切思念与崇高敬意。原《之春》主编周为民讲了那个时代的民主精神与理想的追求。陈子明、曹思源、马波（老鬼）、徐晓、程玉、孙名、贺延光、孙庆祝、张平等人回忆了刘迪感人的故事，以及他为实现中国民主所做的贡献。刘迪青少年时代的同学王骥回忆了刘迪在学生时代和文革中的经历。“自然之友”理事长杨东平教授介绍了刘迪参加社会公益的事迹。刘迪夫人张永冠女士讲了与刘迪相伴的人生和最后的时光，并对所有关爱刘迪的朋友表示真挚的感谢！
与会者一致感受到，怀念刘迪，不仅是对死者的赞赏与评价，更是生者反思自我的机会。在当下物欲横流和信仰缺失的社会环境中，更显示出坚持理想的追求、人格的高贵和信仰的恪守是多么重要！与会者表示，要向刘迪一样，为实现中国民主化进程，尽到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
会议主持人：
毕谊民（原《北京之春》编委，四五运动与八九民运参与者）
与会人：
张永冠（刘迪的夫人）
刘伟平（刘迪的姐姐）
周为民（原《北京之春》主编，四五运动参与者）
邵明瑞（原《世界文学》杂志社）
杨东平（“自然之友”理事长）
陈子明（原《北京之春》编委，四五运动与八九民运参与者）
王之虹（生前友好，陈子明夫人）
曹思源（生前友好，独立学者，并代表夫人陈彬彬）
徐晓（前《今天》编辑部成员）
李鸿桂（前《今天》编辑部成员）
程玉（前《今天》编辑部成员）
老鬼（马波，《血色黄昏》作者）
张丽娜（生前好友，老鬼夫人）
王骥（刘迪小学、中学同学）
谢小玲（生前好友，谢韬之女，并代表谢小庆）
贺延光（著名摄影师，四五运动参加者）
张平（原《北京之春》编辑部成员，四五运动参与者）
孙庆祝（原《北京之春》编辑部成员，四五运动参与者）
孙名（生前好友）
张爽（生前好友）
黄河（独立学者）
毕谊民：
为刘迪静思一分钟。礼毕。
今天来的都是刘迪的至亲好友，跟刘迪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相伴人生，刘迪给我们这些人带来了快乐。刘迪的一生，清纯透明，豁达大度，飘逸潇洒。刘迪是一个很注意社会道德和责任的人，是很看重朋友的感情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本真的人。这些年我们和刘迪相处，大家都从他身上，从不同的时间段得到了人生的一种感悟或者一种彻悟。
今天到会的有刘迪同学发小王骥，他和刘迪一起在学校度过了清纯的年代。这里也有和刘迪在西山插队住在土窑洞里边、面朝黄土背朝天战天斗地苦赚工分的伙伴；这里也有在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中与刘迪一起为着中国的民主、法制一起呐喊的热血青年；这里有和刘迪一起为着中国的民主宪政进程，不遗余力地奉献的志士仁人，还有刘迪的亲人故友，刘迪的生死之交，刘迪的红颜知己。刘迪给予了我们很多很多，我们从刘迪身上也得到很多很多。今天我们聚在一起追思刘迪，不仅是对逝者的一种尊重，也是对我们自我情怀的一种感念。
今天还有些人因故没有来，张思之张老特意让我代表他向刘迪的家属表示慰问。还有能没来的我也转达一下他们的慰问，黑大春、肖远、鲁丽玲、王捷，还有闵琦和他的夫人、、、就不一一点名了。
程玉有个建议非常好，刘迪是个很快乐的人，很happy的人，我们追思也不能悲伤。不管什么人，跟刘迪在一块儿就能享受人间乐趣，跟他聊天，有些奇谈怪论，你又驳不倒他。今天我们追思会，大家从各个角度聊一聊和刘迪的故事，他的为人。我们想到他很沉痛，但是今天我们用具体的故事把我们和刘迪的交往说一说，可能有很多故事大家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埋在各人心中，今天要当宝贝一样献出来。
78年我在《伟大的四五运动》写作组，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组织召集编写的是“童怀周”，有十几个人参加了这个工作，其中有郑晓龙，严江征、李舟生还有严家其等人。我们搜集资料，找已经平反的参加“四五”的人士，当时我们见面都在这个时候，周为民、陈子明、王军涛、贺延光、孙庆柱等等。还有很重要的工作是，要到各个机关去调查事件过程，比如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我和严江征去的，手持盖着大红章的北京出版社介绍信，去公安局查受迫害人士，你抓了多少人呀？这些人现在是怎么处理的？据我们了解还有人给关着呢，例如北航的一个人，他因为天安门“四五”事件进去的，但给他打了别的罪名，我们后来写内参以后，这人给放了。聊起刘迪，预审员说起两个事情，刘迪在里边，人家说好在哪儿？他这个人从来不说违心的话，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有些人在里面还要检讨怎么样的，他不是这样。再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刘迪的事，而且还把他父亲牵连进去，因为没抓到刘迪，就抓他父亲。他父亲在里边就说了，我为我儿子感到自豪。
“四五”小平上来以后，先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回来的老公安都是受迫害的，从干校回来。这些老公安对“四五”对这些人同情，有敬意，他们也是深受其害。他们也特别崇尚这些人的献身，你们这些人上广场去了，促使了“四人帮”的倒台，有你们的功劳，我们被解放也有你们的功劳。他们是这么谈的。对这“四五”些人有尊敬和感激的心情，就把预审的情向我能提供。
那时在刘迪家住的时间比较长，他夫人张永冠在廊坊上班，一周回来一次，我和刘迪朝夕相处，还住在一个屋，当时我和刘迪同居的时间要超过他夫人，但是他对我一点没有讲过他父亲。我就知道他家庭环境很好，父亲是教授，我还是听别人说的，当时一月就好几百块钱的工资。刘迪是一个内敛的人，他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他不是拿来炫耀。我对他家庭的了解是在以后，才知道他父亲有这么大的成就，对社会对人类有这么大的贡献。
刘卫平：
我想说这么几个方面，他是4月份生病的，8月份住院，10月份就去世了。10月18日夜里23点51分去世的，走的时候很平静。他住院时间很短，后期非常虚弱，当时也没有力气跟大伙儿谈话，甚至也没有力气去听别人说话，也就不愿意朋友们去看他。我在这儿就代表他对大伙儿表示歉意。有些朋友想看他最后没来得及去，希望大家记住他和大家在一起的好的时候，那种美好的时光。我女儿说，我们家族只有两个人在中国历史上为社会做了事情的，一个是她姥爷，就是我和刘迪的父亲刘隽湘。他是在北京和平解放前，中断学业从哈佛回到北京，保护了人民的财产，和平解放后，单位完整地交到了人民政府的手里，属于功臣之一。再有我女儿讲，她的大舅舅刘迪，“四五”时在天安门做的事情，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他说我是赶上了，如果别人赶上了也会这样做。而我觉得一个人一生中能做一件事就很不简单，即便是赶上了，他也是做了这件事情。后来他也是帮助了一些朋友，或者说和朋友交往中给大家一些阳光，一些亲切，一些正气，使得朋友们爱他想念他。我觉得他没有白来一世，希望大家能把和他交往当中做的一些事情能够珍藏在自己心里，也传递给我们亲属。我的女儿有孩子。刘迪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子女，我女儿说，她的孩子也是刘迪的后代，不管他们将来在中国还是在什么地方，她都要告诉她的孩子他有一个舅爷爷。我跟他也说过，我的孩子的孩子也是你的后代。希望能继承家族的血脉，民族的血脉，传承下去，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个地方，血脉不绝，我小弟弟的儿子也是他的后代。
非常感谢大家，上次送别时就很庄重，大家都想念他爱他，为他做了许多事情，再次感谢大家。
周为民：昨天和小毕聊了《北京之春》的事，我们和刘迪和在座的很多人，这个联系是因为“四五”运动，后来才有了《北京之春》。《北京之春》这批人最大的特点是两个：一个是大部分人参加了“四五”运动，被抓的这批人。第二呢，这批人大部分还是共产党的子弟。在《之春》的人里，没想到刘迪是第一个离开我们的人。这两年参加追悼会的次数比较多。前几年是送我们的叔叔阿姨、父亲母亲。这几年又开始送我们的同辈人，前年是老包，去年是白南生，没想到今年这么快刘迪就离开了。《之春》那段时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刘迪家里印刷《北京之春》的后几期。《之春》最早在吕嘉民家里印过，后在闵琦家里印，后来就跑到刘迪家里印。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刘迪那时正在准备考研究生，那时印的也慢，大概两三天才能出一期。刘迪把考研究生的时间耽误了，因此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学院里去，这是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
就在想，我们《北京之春》的人走到现在境遇也不尽相同，有的还在体制里，大部分在体制外，还有在境外的。我现在算职业经理，像子明现在还受到各种限制，还有一些也分道扬镳了，相互也再不联系了。我们这批人，刘迪算是很特殊的，有刘迪的时候就有笑声就有欢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所以我也希望今天这个追思会能够如刘迪所愿，不要开成化悲痛为力量式的会。
我还有感触就是，我们这代人呀，从反思起来看，还有我们生长的那个年代、毛年代的痕迹。尽管我们也很清楚坚决地反对这个东西，但是不知不觉的在自己身上还有很多那个年代的东西，在这批人身上反映得还很充分。
小毕、大姐都讲了，“四五”运动，刘迪被抓时他父亲也一块儿被抓了。他父亲很自豪地对公安人员说，我很自豪有刘迪这样的儿子！很了不起，真的，有刘老先生这样的人才有刘迪。中国民主的路可能会很长，很艰难，我们这代人反思自己，还要做很长远的准备，希望传承下去。大家啊，保重自己的身体，使朋友之间有更长久的友谊和回忆，对社会也有更长远的作用。我特别感到几十年的友谊，很多人多少年没见到这次又见到了。小毕呀，小玉呀，做这次追思，提供这个机会，谢谢，非常想谢谢大家。
杨东平：
当时，刘迪走的时候我没在，小毕告诉我有个追思会，我肯定要过来。
我在“四五”时和刘迪并没有个人接触，只是后来参加了子明、军涛、胜平他们的活动。刚才那些照片很遗憾没有70年代80年代的，黑白照片，大家找一找。我记得我有一张刘迪的照片，我拍的，在民主墙上发《北京之春》，这段历史还是应该补上。我用两个概念来表达对刘迪的评价，他挺身而出，成为那时“四五”青年的一个符号，这不完全是一个个人行为，我们在座的许多是从“四五”走出来的。他当时还是一个知青，对“四五”运动和那一代人的评价，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的。在中国社会危机最为深重的时候一些青年人挺身而出，刘迪—天安门广场的“小平头”，成为永传历史的一代人的形象，非常难能可贵。越是在今天，这种敢于承担、敢于挺身而出的精神就越为珍贵。这种冲击、批判社会的力量主要是青年，这种精神今天并没有消失，今天还是有新一代的青年在继承这种精神。特别表现在维权律师，甫志强啊等人跑到临沂去的这批人，他们是在延续“四五”精神。从“四五”走出的这一代和这种精神还是要传承下去，也正在得到传承，这是令人欣慰的。
第二点呢，刘迪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朋友们回忆他时往往并不强调他斗士的那个形象，强调他是重情重义乐观透明。我们个人接触是90年代初，《自然之友》做一个中国***的环境意识调查，刘迪，李南，还有几个人作为志愿者参见了我们几年的***环境意识调查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体现出他的另外一面，非常认真严谨低调，从不以他的社会经历荣誉等等来出现。
我觉得今天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也是一种比较珍贵的资源，挺身而出，仗义执言，重情重义。因为今天社会，道德塌陷，文化混乱，物欲横流，这么一个背景下，刘迪的精神、人格愈来愈显示出他得价值不同凡响，这正是我们怀念追思他得地方。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来继承发扬这种精神，促进我们社会的变革和民主化。谢谢大家。
邵明瑞：
我没和刘迪直接接触过，办《北京之春》，还是严家其把这些人搞到一起的。当时这个《之春》民刊杂志为什么能印出，就是因为我是搞出版的，负责两个刊物，《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动态》。外文印刷厂和我非常熟，我把稿子拿去了，那时民刊想铅印很困难，因为全是公家的，没有一点民间个人的东西。和我很熟的人还有点犹豫，我说这个稿子没问题，现在看来仍然没问题。后来出了，出了马上就被封杀了，编辑过程是我和吕嘉民。后来我到香港去了，他们评论那个期间的出版物，特别提到《北京之春》这个印刷的刊物，水平很高。现在印刷也未必赶上那个水平，因为外文印刷厂的设备比新华印刷厂还厉害，对外出口的，那时达到那个水平相当不错了，现在我手头没有，全分掉了。（主持人：大概印了1万本）那时要冒很大风险，都要公家盖章。（陈子明：严家其后来带了几十本，到理论务虚会上散发了。）
我为什么没被抓，出了《北京之春》之后，上边马上就知道了，一调查外文出版社，一下到我们单位社科院去了。我们单位一个人事处长很不错，保我，说老邵很不错，部队出身，解放以前参加革命的，他只是帮助出出刊物。他挡了驾，这个人已去世了。公安部有我的档案，我只是边缘人士。
关于“四五”、“西单民主墙”，我曾亲自跟邓力群讲过，有很多资料很重要，应该保留下来，这是我的建议。但是大家知道，邓力群是比较保守的，他谢绝了。资料都没了，后来我就不介入了，到了香港，工作非常忙。刘迪的样子我现在有点想起来了，听大家介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都是普通一份子，真正能在人心目中留下的也就是亲朋好友，我78岁了，准备80岁留下遗言，给后辈留下一点东西。我今天带来一个小东西，一个心形的蜡烛点起来，送给家属保留吧，大家的心是怀念刘迪。
程玉：
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好，可能每个人角度不一样吧，也不知道刘迪怎么看民主呀怎么的，其实就是一个世道人心，刘迪就是有一个特别纯正的世道人心的体现。
我第一次知道“小平头”，不是从报上。我姐姐他们当时在广场，说有这样一个人，他向广场角上一个灰色的小楼那边的人喊话。他说“八一”南昌起义，建军是周恩来总理领导，认祖归宗么，我们现在是来悼念总理，应该理解群众的心情，你们军队是周恩来总理缔造的。我姐姐一回来就说有这么一个梳小平头的人对着小楼的那些士兵喊话，挺勇敢的。
“六四”的时候，我家在天安门附近，学生游行的时候从那儿走，我们俩就站那儿看，刘迪也说到这个气，他说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元气、正气的表现。那时我们对当时的大学生，不是80后，是70后吧，大家都觉得大学生有几派，什么跳舞的，搓麻将的，考出国的托派，什么的，都不关心国家的事情，但是没想到出了“六四”这样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出来以后学生表现出来的就是子明说的正气，生在人心，是人性中很深处的一个东西。所以刘迪特别高兴，他跑去给学生当顾问，就是他看到了这些东西非常兴奋，非常欣慰。
我讲一个事吧。八几年时我回来，我们一块儿聊天，当时兵马俑开始展览了，我们俩就特兴奋特别想去看。刘迪就挺激动地说，哎，要不然咱们明天就买张票去西安吧。当时我回来时间短，我妈就生气我朋友特别多，老占用我时间。我说我根本走不了呀，刘迪挺遗憾，说想激动地跑出去一趟，也成不了行。然后他就说，哎，算了，也许到那儿不好，一看到那个场景我也许会哭的，他说可能会哭的。我说刘迪是个特别性情的人，也让他感动的事情或是什么事情，可能和一般人也不太一样。他说他会哭的，我印象挺深的。后来我说好吧，我们一定要去看，咱俩一定要去看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大概是06、07年，铁生太太是西安人，要去西安，桂桂、老鄂要跟铁生去西安。哎呀我一想，我们可能有这个机会去秦皇，给刘迪打电话说我们一块儿去吧。刘迪说不行，我不能出门，我家有好几只猫。其实我知道他出不了门，他根本就没有身份证（主持人：最后小玉也没去秦皇墓）。我不会去了，我和刘迪说我们俩一块儿去的，我是不会去了。刚才我和小毕也说过我不喜欢开追思会，我也不会参加任何追思会了（哭泣）
刘迪是挺开心的，反正和他在一起时很开心，玩的时候都喜欢找刘迪，刘迪来了以后就很高兴（悲痛）。
曹思源：
刚才程玉说大家都有不同的角度，我这个角度有点特殊性。在座的都和刘迪有接触，我呢，既有近距离也有远距离。我第一次知道刘迪是在江西景德镇，生产队，晚上听广播，北京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广播员说有一个“小平头”，我不知道刘迪，是远距离的。而后，若干年考研究生考到北京来了，和吕嘉民同学，同班。和周为民，小毕，还有徐晓，我都接触了，才跟刘迪有了近距离接触。有什么好处呢，作为远距离我不认识刘迪，过去的评价，现在的评价，有一点代表性，我认为刘迪是中国特殊时代的无名英雄的代表。刘迪不是一个英雄主义者，但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无名英雄。现在很多人知道“小平头”（贺延光：知道的比真名的多，微博跟帖400多），他就代表了那个时代。要干么？这个时代要推翻“四人帮”！这个太重要了！那个时候中国是苦不堪言呐（贺延光：和现在朝鲜差不多）。“四五”运动帮了共产党一把！如果再搞下去没有“四五”运动的话，那肯定打内战呀！叶剑英和王洪文他们要打内战呀，全国四分五裂了，共产党可能就垮台了！“四五”运动救了共产党，救了邓小平。没有“四五”运动，“四人帮”打黑枪就把邓干掉了，我看是极有可能。因为邓小平好厉害，“四人帮”都是怕他的，把他干掉算了，邓小平上台还得了。由于有“四五”运动，促进了华国锋下决心，把四个人抓起来（主持人：他看到了民心所向）。对，这个民心所向怎么显示出来的？当然是以无名英雄“小平头”代表的，当然也包括在座的，小毕、周为民，子明。在座的朋友们也都是这个时代的无名英雄，对共产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很可惜啊，“六四”付出的代价比“四五”要大！原因在什么地方，今天不是理论分析，有感想么，区别在什么地方？刘迪和你们这些朋友所代表的“四五”运动和党内的改革结合起来了，所以才有后来的粉碎“四人帮”和三中全会这些变化，这是一个规律啊。社会要有重大的突质的变化，恐怕需要内外结合。“四五”就是代表了内外结合。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显示出来。我谈感想也是有中心啊，一个中心，我对刘迪和诸位的评价是这个时代的无名英雄，我不在其中，我还在景德镇呢。我没功劳，是你们，历史就是这样推动的，这样大的桌子怎么搬哪？就是有人去推它？
赶上了你还要干嘛，你不干不就可惜了吗？你们确实是历史的功臣，不管人家怎么不了解，一了解了就会有公平的评价。
第二点，刘迪壮志未酬！我们特别痛苦特别舍不得刘迪。后来我到了北京来了，和诸位有了联系，刘迪和我有了近距离接触。我住石景山，刘迪到我家去过好几次，我深感惋惜就是刘迪壮志未酬，他希望改变的没有改变。现在怎么办？我们还是应该去“酬”它！我发现有点可怕，人各有志，谁都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很多人都不考虑那个“志”了，不管国家大事。好多人，包括老家的人，都反复劝我：老曹呀，你不要傻了，你还动那个脑筋干吗呀！他们看我总是睡不醒的样子，眼睛布满血丝，说你还拼命干什么，你要保保自己的命，国家不要去管它（主持人：赶快回老家弄几个官窑）。现在人要保命，要身体好，当然这也有合理成分，当然要身体好，身体不好走得太宰也可惜了。但是我们现在接触的人都没有“四五”的精神啦，没有要粉碎“四人帮”的那种斗志啦，我认为，追思刘迪的时候要有这种壮志。壮志被嘲笑，我认为不好，还要继承，我看到材料，口头的，文字的，都说中国到了最危险地时候！（敲桌子）现在已经到了最危险地时候了，怎么办？《炎黄春秋》十一期，就提到了粉碎“四人帮”35周年，很多人认为我们国家矛盾重重，认为最好的办法来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拯救中国，回到了文革前的状态。这个想法就很可怕了，这不历史大倒退吗！究竟怎么办？再来一次文革还是再来一次“四五”？我想，如果我们来挽救中国恐怕还是要走“四五”的道路。“四五”的特点是党内党外结合，不搞结合，一刀两断，断不了呀！中共有8000万党员，这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战友啊，不能统统放到对立面去，那不行的。我带来一篇文章，我对《美国之音》的谈话，我建议党内改革，分权制衡，纪念谢韬老的文件里有全文，特别强调现在需要党内改革。有地人看了说，你傻不傻呀，这共产党还救得了么？救不了！哈哈哈！一个救不了一个不值得救，该不该？很多人绝然对立，这样结果推不动啊！我们还是要走“四五”道路，内外结合，让中国前进，让老百姓的苦难有一个终止啊。如果你采取绝然的对立态度，没有实际效果；要有实效就要走“四五”的道路。我早就认为你们是功臣是无名英雄，这个事业还要往前推进。（掌声）
徐晓：刚才老曹讲他是在景德镇听到“小平头”这个名字，我是在半步桥监狱听到的。我是75年1月被抓的，监狱每天晚上7点到7点半听广播，每天会发一张报纸。但那几天广播就停了，可能广播就有那个内容，不让我们知道吧。还老听到楼道里的声音，开门关门，我们窗外是犯人提审的必经之路，后来就把窗户用墨汁涂上了。后来广播了也看到过期的报纸了，就知道了。后来等于跟刘迪在王八楼是邻居了，还有小玉（小玉：我也在王八楼）。
到76年12月30号我被释放，我和“四五”没有关系，把我算成跟反“四人帮”有关的案件。中央有个精神，必须要在年底释放，凡是跟“四人帮”有关的，我等于在最后一天。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参与“四五”的人我觉得等于帮我了，否则不知道还要在里边呆多久，我一共呆了23个月，将近两年。另外我看到资料，刘迪当时他并不是有准备的要去天安门做一个指挥，因为是没有组织的么，我听说是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喇叭在广播，刘迪远远看到警察在向这个人靠拢，他为了保护这个人，觉得这个人可能被抓，他就把喇叭夺过来，成了一个现场指挥，。那个人再也没有出现过，据说这么多年也没有人来认领这个位置。当时刘迪用喇叭说了几句，说大家不能乱，第一不能打人，第二不能破坏公物。我体会两点，第一，刘迪代人受过，他自己没有那种英雄主义情结，但是他会在别人有困难有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还有一点，那个现场，我们那时还年轻，现在会有这个意识，当时谁也没经历过那么大的群众运动，特别是那一代人是红卫兵起家的。但是刘迪当时能说到这两点，第一不许打人，第二不许破坏公物，我觉得他有非常好的素养。
我还有几句话，说到刘迪的父亲，我看了资料才知道他父亲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制品专家，现在输血是抽出来把它分离，红细胞白细胞分离，再输回人体，这样献血对人的伤害就更小。这个技术是他父亲推动的，是推动者，研究时是60年代，他去世9年后，国家有了法规，关于献血的法规，就是他们当时制定的。
刘迪的父亲是被汤非凡邀请回来的（刘卫平：汤当时是所长，他是汤手下的骨干之一）。汤非凡居然是沙眼病的衣原体的分离者，他使砂眼的发病率从90%下降到10%，这个绝对是够诺贝尔医学奖的。国际上有提名的，可是外国人根本就不知道汤非凡已经在反右中自杀，死了20年了。这是一个大的历史。
陈子明：
我为上星期准备开的会写了个发言稿，因为没开成，我就寄出去了，现在这个叫《本分，牺牲，正气——刘迪精神解读》，网上现在破网也能看到了，《人权双周刊》也登出来了，我就不念了。按照会议组织者的要求，我就讲个故事，然后把发言稿的意思说一下。
我跟刘迪两个人聊天，次数不是很多，但是有一次聊的时候，我详细问了他怎么被抓的。他被抓以及“四五”当天的一些事情，我还是有一些资料的。“四五”当天我对刘迪没有印象，他什么时候拿的话筒呢，我没有印象，我印象中广场至少有两支话筒，一个在人民大会堂那边，致人民解放军信，侯玉良就拿着念。小灰楼那个话筒是我从工人民兵手里抢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脸也破了，流了血，我之所以当上群众谈判代表跟这个有关系，抢了话筒还负伤了。我们从工人民兵头上爬过去，我也喊了几个口号。刘迪讲他是看到一个戴眼镜的人有危险，他去想把他保护下来，这个人呢，我有印象，他当时起了相当的组织作用。我没有认出刘迪来，以后再见到他也想不起来那天有没有接触。我知道刘迪是怎么被抓的，当时有一个叫侯玉良的，进小楼谈判的人，有人写文章说四个，有人说五个，严家其写四个人，四个人的名字是知道的，孙庆祝、我、侯玉良、赵世坚，即使有第五个人，不知道是谁了。我的印象是五个人，侯良玉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谈判出来后也自称是首席代表。他当时要求跟前人把名字给他留下来，像小孙，就把他名字留下来了，这样侯良玉被抓后顺藤摸瓜就把小孙也抓了。刘迪和我呢，岁数大一点，经验丰富一点，我75年已经是反革命了，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再被抓住，那要抓住的话肯定会给运动带来麻烦，所以我根本就没留名字就走了，刘迪呢，留了个假名字。后来刘迪说对他的全国通缉就是这个假名字和真照片。官方并不知道他叫刘迪，抓捕地点就是刚才讲的，在泰安那儿。为什么抓他？还是有全国通缉的，并不是不想抓他而是偶然碰上的。后来为什么知道他是刘迪呢，据说是他一个街坊看到通缉令照片，说这不是刘迪吗！我是亲口问刘迪的。
另外我这篇文章里面说，刘迪是一个不太爱写东西的人，他也不在乎历史怎么去评价他，也不在乎给历史留下多少文字，表现出他的这种潇洒倜傥。但是很难得的是在2006年编一本“四五”运动30周年文集时，他跟张平、小孙做过一次访谈，我给起了一个名字：“四五运动是中国人正气的表现”。我概括了三个词：本分、牺牲、正气。
本分，我觉得刘迪在这个问题上和吴思是相通的，吴思说权利、利权，这些对right翻译都不到位，比较到位的是“分”或“本分”。刘迪在这里也讲到本分，他说做工是工人的本分，种地是农民的本分，但是本分不限于这个，因为本分是个权利的概念，也有一定的义务的概念，所以他说：“奋起造反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本分”。他去参加“四五”运动他认为是一个本分，我觉得非常重要，奋起造反是古今中外都共通的概念。他在访谈中引了毛泽东的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又讲了中国自远古时代就有民主传统平等传统，尧舜禹都是禅让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也提倡反抗暴君，反抗暴政，武王伐纣就是一种正义的行动。孔孟之道也是鼓励反对暴政，从这个角度说，造反有理这句话是对的。孟子讲过，“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所以我说孟子、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马克思、毛泽东，乃至隐士刘迪都一致认为：反抗暴政是一种本分，一种权利，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本分。
第二个意思，刘迪在这里还讲了一个词，他说，我参加这次运动就像许多北京青年是出于一种义愤，一种血性。我觉得血性很重要，血性就是牺牲精神，过去牺牲就是祭拜祖先时要杀生，就是要见血。刘迪就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儿。你别看他平时喜欢调侃喜欢一些很潇洒的事，但他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华好男儿。他说当时我们没想那么多，也知道肯定要失败，失败了也没好果子吃。当时许多参加“四五”运动的人，他们把自行车牌子都摘掉，这种行为本身就表明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行动是要败的，如果认为会胜利的话还摘车牌子干什么呢？他是有这个牺牲的准备的。他认为作为中国人的一个本分，暴政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他如果没有一点牺牲精神他对不起历史，对不起祖先。我写着文章时“谷歌”了一下，“谷歌”到严家其的悼念文章《刘迪参与了两次天安门运动》。文章写道，“我在想刘迪为什么要参加两次天安门运动？答案是，刘迪的胸中燃烧着一团正义的熊熊火焰，他知道在中国大地上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我想说严家其本人也是参加两次天安门运动，在座的很多人也参加过两次，但我还是要说刘迪是我们之中最富有正义感最具有牺牲精神的人。
我的文章和刚才周为民说的很一致。1979年夏天《北京之春》编委中有几个人是要考研究生的，一个吕嘉民，一个我，一个刘迪，我们三个人。吕嘉民那次就和老曹一起考上研究生了。我考清华大学，但是因为我没有学高等数学，觉得自己自学能力很强，自己看看东西就行了，没想到考了49分，没做很多题，就没考上。第二年我下决心好好弄，做了许多题，结果考了个95分，考上了科学院的研究生。但是当时刘迪知道当局已经要镇压民主墙要取缔这些民刊，原来的印刷地点在这种压力下也就不能再用，就把印刷场所放到他家。他是非常有牺牲精神的，作为要考研究生的人，把这些东西放到家里就意味着要有大量的投入，作为一个主要的操持人他要工作，这件事他的牺牲是非常大的。当时南京大学一位教授跟他已经有联系，也很愿意要他，如果他考的话也不是很难的，他这是为了《北京之春》的生存而牺牲了自己的前程。
第二件事，“六四”之后我也被判了很重的刑。但是有外国记者问我，你“六四”那天在不在广场，我说我不在，实际上整个八九民运过程中我就去过一次天安门广场。我知道有两个人一直在广场，一个是后来写出两本关于镇压“六四”的书的吴仁华，他现在在美国，他是天天跟学生在一块儿的。刘迪呢也是很多天在广场，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的，但是广场上的学生知道，刘迪主动给他们当顾问，也说明他的牺牲精神。
第三点呢，我把刘迪去世告诉我妈妈，我妈妈就大吃一惊，她也很熟悉刘迪，我就有点奇怪了，刘迪你怎么会认识呢？“六四”以后我和刘迪见面次数很少，我出狱后不主动见人，别人来见我，我很欢迎，在我那种严管状况下，我有个原则不主动找人。但是之虹跟我妈妈和刘迪见面的次数反而比我还多，这说明了什么呢？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刘迪就出现了，当你向刘迪表示感谢的时候，他就消失了。我说这就是刘迪，这就是刘迪身上所继承和发扬了的中国自古以来的那种侠义精神。大家都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可以见到刘迪，在我身上也是个生动的体现，在王军涛身上也是个生动的体现。刘迪也给侯晓天、王军涛的父母很大的帮助安慰。非常难能可贵。
还有一点，刘迪强调一个正气的概念。他说江泽民讲正气很可笑，中国现在一切以权为中心一切向着钱看，这都是邪气。正气与邪气的交锋也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虽然我们现在看到邪气很重，但是我们不用失望，因为中国人的正气这是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也是不时不时地就会冒出来的。因为这个正气是蕴藏在人性的深处的，它是不可能被什么东西消灭的，它只是被掩盖，但它不可能彻底被消灭。我最近写过几篇文章，我就强调，现在已经是“九。一三”以后了，是“四五”前夕了，中国人的正气现在正在一个积蓄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疏导的办法，它像“四五”运动那样爆发出来那是必然的。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刘迪，要弘扬刘迪的精神，实际上也就是弘扬中国的正气，我们要走向一个新的纪元需要这样的正气。刘迪正是这个正气的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代表，我就说这点儿。
孙庆祝：
76年那时我还小，18岁吧。“四五”那天广场上有几个人很是让人注意，印象有三个人，一个叫王维衍的，针织厂的一个工人，后来联系不多。还有一个戴着白色框眼镜，穿一身蓝衣服，从上午10点到下午，非常活跃。我见到刘迪大约是中午，他穿件洗的发白的蓝衣服，比较庄严，领子扣都系上了，戴一双白色绒手套。中午从小楼谈判出来以后，刚才子明说的，我和侯玉良互相留下通讯地址，其他人就没什么联系。关进王八楼以后直到粉碎“四人帮”，12月5号我和周为民同一天放出来，印象很深，咱们是一批，你还在那儿组织大家操练，早晨跑步，贺延光也是，刘迪可能晚吧。
10月22号送刘迪，小毕通知我了，我正在广东也没及时赶回来，心情很沉痛。刚才谈到正气正义，我觉得在刘迪身上非常充分，我给他写了挽联，这么几句话：真人刘迪：
不烟不酒不淫不娼不骄不阿不移不屈。
敢怒敢言敢爱敢恨敢想敢干敢闯敢当。
无私无畏无怨无悔无欲无求无后无钱。
就是这么个刘迪。
毕谊民：
我再加一句，最后他连身份证都没有。
当年广场上的风云人物，报纸上都有报导，贺延光、周为民、刘迪……“小平头”成为一个象征。平反后，许多人还进入体制内，在团中央，王军涛、韩志雄、周为民、贺延光是候补委员。老周说过，刘迪是特别淡薄名利的，我悼念刘迪文章提到老周，“周为民，原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校党委委员”。老周就说，这个东西不要这么注明，这好像有一个官本位的情结吧。也许在这一点上我俩考虑的不一样。在当时，“四五”你是反革命是暴徒，出来以后呢，你又成了“四五”英雄，我们当时谁也不认为自己是英雄，当然也更不是暴徒，但进入体制内我们觉得还是很光荣的，一种光荣，一种认可。我写这个为什么要注明一下呢，就是想说，当时在体制内给你这样的荣誉，有这么好的一个发展空间，可是这些人为了我们社会的民主宪政，社会进步，一直保持着一种独立的人格，不是功利化的，不是投机的，完全是一种无畏的、没有任何功利情结。我跟老周说，你们都在体制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后来你们自己从体制内出来。我可能还没这个境界，还做不到，想起来很惭愧。这些天每每想起刘迪，对他的精神境界不仅是敬佩，反思后，也是让我来警醒自己，要更加超脱一些，不要太世俗，这是我要向刘迪学习的。
王骥：
和刘迪是小学中学同学，插队不在一块儿，他去了山西，我去了陕西。文革时他是逍遥派。上山下乡走的时候我帮他拉行车，都拉出来了，从三间房出来了，红卫兵又要检查行李，看有没有资产阶级的东西。
我个人受他影响很大，举两件事。小学我们关系非常好，我们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他从小是非暴力主义者，他从小没打过任何一个人，我们回想，从没骂过人，就说出言不逊也没有，没骂过任何一个同学，没不尊重过任何一个老师。我跟他不一样，我小时是靠武力解决问题的，用拳头，我和谢小玲的弟弟谢小庆我们一起练过武术，后来一直到国家拳击队，打出正果来了，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在刘迪对我的帮助下，我的很多观念在改变，我觉得最终什么问题都不是武力能解决的，武力是暂时地解决。我俩经常去十三陵，他给我讲，哪朝哪朝皇帝怎么亡的，讲的特清楚，他知识特丰富。他讲圣雄甘地，我当时不可思议，我从小是希望拿破仑那样，拿刀去跟英国人打的。再一个呢，刘迪喜欢收养小动物，我以前什么肉都吃的，包括鹰肉、獾子肉、猞猁肉。和刘迪慢慢接触吧，我也收养流浪猫了，现在收养9只流浪猫，绝对受刘迪影响。刘迪临走前几天我去的，我说我上奥林匹克公园了，我看着一吊死鬼，一种虫子，它爬到我身上了，城里见不到这种虫子了。刘迪说，后来呢？我说，后来我把它拿下来了，我把它放到草里了。刘迪说这要是以前你肯定要把他捏死的。我说是。刘迪跟姐姐说时间是会改变人的。就讲这么两点，好吧。
张永冠：我皈依上帝已经将近11年了，刘迪其实一直都不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时候说“阿门”了，经过是这样。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了“阿门”，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赞美上帝，和上帝联系我们才能进天堂。我在他耳边跟他说，我来天堂的时候你一定要在门口等我。（刘卫平：他已经很衰弱了，支撑不了多久，加拿大来的牧师，来祈祷。张永冠本人是基督徒，很希望她的丈夫皈依上帝，这样他们就会在天堂相见）。
这些日子，从我心里来讲刘迪没有走，他确实在我心里是活生生的。但是我回到现实回到家里，看到他的照片，看到他的骨灰坛子，我知道我身后的这堵墙没有了。（哭泣）
在座各位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都读过毛选，毛选上有句话说，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做好事。刘迪做到了，他自始自终用他的才华、他的智慧、他的德行，用他各方面的品格走完了他很短暂的61年（主持人：是我们的榜样）。你们都是年轻时和他在一起，我视你们为亲人，特别地谢谢刘迪的爸爸妈妈，姐姐弟弟，你们的关爱对刘迪有很大的帮助，在座的你们在他心里很重要。刘迪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他用行为，自己的动作，用他自己的关爱去表达对大家的感情，在这里真的谢谢你们！
按照大夫跟我的说法，刘迪最后会特别难受，得他这个病会很痛苦。在最后，可是刘迪没有，刘迪没有那么痛苦，很平安地走了。感谢上帝。
马波：
我和刘迪接触不是特别多，但80年代就认识了。那时我《血色黄昏》那本书在好些出版社碰钉子，出不了。后来郑义看了，他特别肯定，但是他说你必须大改，彻底改，说什么暴力，黑暗面太多了，增添一点光明面。当时我也说服不了郑义，我说也不想改了，要真实地反映我们内蒙那段生活。不知道怎么回事刘迪知道了，逐条反驳郑义，他说真实第一，不要高大全，不要增加光明面，就这样保持原样，不要媚俗。我印象特别深，跟刘迪也不特别熟悉，我需要他帮助他就帮我说话。郑义看了刘迪的意见后就说行，不用大改了。这事印象特别深。还有，今年春天《我的母亲杨沫》要再版，有个人叫***，刘迪也认识，可是这个人已经死了，有个徐阿姨，我想找，刘迪说，行，我陪你去找去。约好一个时间，他从三间房骑车到北师大，我一看地图有50多里地，跟我一块开车到永定门，白跑一趟。我请他吃饭，死活不肯，这是我惟一和他吃的饭。过几天他又说他能找到他弟弟，他就是特别热心。刚才小毕说的特别仗义，别人有困难他会热心主动去帮助。到8月份，他身体越来越不好时，李南问我你能不能让刘迪住几天，他特别爱小动物，他要到朋友家住有猫不方便。因为我平常住在延庆，我那房子也空着，就让刘迪来住。后来他和李南说特感激，对我是举手之劳的事。他后来打电话问一处的电话，别人不知道，我问子明后告诉他，他就感激我。他住那儿还过意不去，我爱人还跟他说呢：刘迪你直着进来不要横着出去啊，他笑着说，没事，不会横着出去的。在我家住时特乐观，虽然他老喘，可好多话要说，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刘迪就是这种人，别人有困难他就会帮助。
贺延光：我和刘迪认识是在出狱以后，我们都是出狱以后认识的，我和刘迪接触并不多，这些年各干各的，但是在我心里他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人。“四五”运动中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开追悼会的那天，我是4点半的飞机到上海，我一定要去八宝山。上次追思会赶不上了，说被取消了，改成今天我就赶上了（主持人：就为等你）。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代表人物，刘迪的几十年，“四五”也好，“六四”也好，比我啊，我开窍的很晚，原来也是15岁的红卫兵，很积极的，喊万岁的。我就觉得我们这拨人的责任，现在是觉得追悼会上边那句话非常好：“刘迪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要把刘迪的精神，对民主自由、法制孜孜不倦的追求，还得影响下一拨人。我倒觉得啊，这是我们这拨人的责任。“四五”就是建国几十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反对专制的运动，自发的群众运动，我们不是有组织的，还是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现在这个情况我想——老曹我不知道我这感觉对不对啊——和75年真的差不多（曹思源：有同感，有同感，甚至更过）。后来网上要追谣言，我说你们追什么谣言，75年中央就发文件了，七、八、九谣言四起，三个月谣言满天飞，层层追查，最后追查他妈一年多把你们自己弄掉啦。很多社会现象，对社会不满，制度不满，不是一层人的事，是层层人，没钱的人不满，有钱的人也不满，老百姓不满，官员也不满，我的感受是非常强烈。但是我能做什么，个人的能力都有限。昨天我跟了一个帖，说只要有平台就要表达，不管你是谁给我提供平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一代人的。我们是从左到右从混沌到清醒，这个反思过程一定要让下一拨人了解。我现在也想和“四五”相比，包括许多年轻人，至少是比我当时还清醒，因为我当时去天安门是觉得反正得有人出来，能干多少事干多少事，当时是那个感觉。现在很多人，学者专家教授甚至年轻人、40多岁的人，昨晚我参加一个“读库”的聚会，那岁数我看都比咱们小，也相当厉害，至少比我参加天安门运动时还清醒。他们对民主对制度的诉求，从表面看，大学生，没准还像北大那样，为了一个研究生被打死了游行了好几天，八几年？我那时天天去，拍照片，整个情况还了解。
另外，刘迪又非常清苦又非常乐观。有时我在想，哎，这拨人都挺乐观的，从性格上，甚至一些老人，像张思之啊，春天见张思之他们，蒋彦永、李锐，这些老头，都他妈挺乐观！谈笑风生，不像是受了这么多委屈遭了这么多难，大家聚会时谈笑风生，根本不把那些当作一回事。为民刚才讲了，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希望我们能做到，看不到也没关系，我们一起去为它努力。所以我就觉得纪念刘迪，很多老百姓不知道刘迪的名字，但知道“小平头”，都知道小平头，我觉得能做多少做多少，不灰心。这个过程本身就有价值就有意义，谢谢。
张平：
大家谈刘迪角度不一样，谈过的我就不重复。
刘迪是我一生中特别敬重十分佩服的老大哥之一。他羽化成仙，我心里头非常难过，本来不想来，但是毕兄让我来我不能不来（小毕：你当然得来）。因为我来吧，你说刘迪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人，一个复杂的人，你谈谈，即有千言万语又无话可说，我谈几点要点吧。
我79年2月份参加《北京之春》和刘迪认识的。30多年了，这30多年来，《之春》解散之后，我们几个人始终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接触比较多，比如孙庆祝，我们隔断时间就去看他，就聊一聊。
我认为，刘迪，于公而言，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好儿子，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个脊梁分子；于私而言，我失去了一个好大哥好学长好朋友好榜样。我佩服刘迪兄有多种原因，老周提到《北京之春》以红二代为主体，这里边有两个人给我印象深刻，一个是刘大哥，一个是陈子明，他俩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我特别注意这几个人，几个月以后据点就从三里河闵琦家搬到老刘家。初期有一次聚会，刘迪当时给我们做菜，那手就被拉破了，拉破了，包那手。这一晃都30多年了，千言万语，本来想些一篇长文，这几天心情不平静没法静下心来写。
第一点我佩服他为理想追求了一生奋斗了一生，始终忠贞不渝，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另一方面，在学识上受他许多启发和教育，很多实例啊。虽然我把他当成一个大哥一个学兄，但在真理面前也免不了真论探讨，但我感觉他从没有一次为私人思想去争论。
第二感觉，刘迪呢还有一个贵族精神，这个难能可贵。这个贵族精神它反映在很多方面，你和他讨论问题，他完全用那种平等的态度，没有那种霸气，非得你听他的，没这个，漫谈中，调侃中，这个是他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
第三点感觉，他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很多人谈到他给别人带来欢乐，我觉得在他欢乐的背后他的心很沉重，压抑感是非常强的。
第四点，刘迪的骨头是最硬朗的之一，因为他死号里出来的么。《北京之春》的人很多都从监狱里出来的，有一批不是蹲死号，他是从死号里出来的，他出来之后谈笑风生。比如说，第二次从秦城回来，我马上去看他，精神面貌根本不是说那个什么垂头丧气呀受到挫折呀，还那样，没有那个比较大的起伏，他的骨头是最硬朗的。
另外，我觉得他是个体思想者。他的很多想法是很超前的，都有实例啊，我会写出一篇文章出来。比方87年，子明请吃饭，人很多，聊着聊着西藏问题，就吵起来了。我和他谈藏传佛教，他对藏民族的那种关爱，我们发生了冲突么，我们还是那狭隘的民族主义维护那大一统，他就说应该给藏族人民自治权等等。但他很平和，也很坚定地坚持他的观点，不止我一个人和他争，很超前。我还觉得刘迪政治水平一流，刘迪刚从秦城出来之后我去看他，带着很大的困惑，主要的一个议题，就是陈（子明）王（军涛）问题。我就问他，陈王会不会毙了？他说不可能，你放心，不可能。我说那会不会假释啊，他说也不可能。他的那个判断隔不多久就完全被证实了，他这个超前，所以说为什么佩服他。他有他很多独到的地方，我们说了很长时间啊，争论讨论。我问为什么不可能毙了呢？他说要没有西方压力肯定就毙啦，甭说，就毙啦，由于国外压力太大，种种种种原因，毙不了。那毙不了呢，也不能轻判，轻判那等于李鹏就错啦，中南海就错啦，总得有人顶这个坑，顶这个雷。他说也不能轻判也不能毙，反正就在20年15年这个刑期，也不排除无期的可能，但这个刑期可能性最大。我认为，在那时不透明，大局都不清楚，他的预见性，他的政治水平一流，还有很多不便谈的啊。
再有值得学习的，他才华横溢知识面和兴趣非常广泛，他这一生都是求知欲旺盛，而且不耻下问。不是说啊我什么都懂，他不是这个和你探讨问题交流，他不懂的也向你求教。我觉得刘迪的一生是悲壮的，何为悲？他有坎坷的一面，苦难的一面。典型的那句：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对他呢比较适合，悲呢也在于他的理想没实现。当时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的第一感觉：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因为这个时代正需要他这种人。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就是刘迪这种人太少，如果中国有100万个刘迪，中国的今天绝不是这样！这是我心里话。
最后，刘迪活在我心中。他未竟的事业需要大家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薪火相传，特别是让年轻一代知道他，了解他。这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大家的责任。
另外在刘迪困难当中呢，老朋友老战友还是尽自己能力给予了他一些帮助。特别记得一次我俩去看子明，子明还是在服刑期间吧，在家里看押中，当时子明就拿出块钱资1万元帮助刘迪。他资助刘迪，我心里也暖烘烘的，战友情。刘迪呢，也不表态，他们之间也不用感谢。包括老孙去看他，吃什么，你挑，他也特懂人情，大家都没工作么，比较艰难，从来没挑，都是小吃。对生活中的刘迪也有很多话要讲，我会写出文章。
毕谊民：
刘迪的为人我们这些朋友都是心知肚明，对他很尊重。刚才子明说了，我们都是这个感触：谁要有困难他一定会来到你的身边，当你困难解决了，他又离开你，不接受任何感谢，夸奖。这是他得高风亮节，精神境界，这么多年我们这些朋友都受到过刘迪的帮助。比如我爱人，89年我跑了，跑到温州，两年不通信，她带着1岁宝宝跑到哈尔滨去了。90年，她回到北京，就找到刘迪，为什么找他？是对他的信任。
他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他不愿意别人夸他，但他走后，我在悼文中还是要夸。“刘迪是个彻悟的人，看透人生，看透生命，他淡薄名利，清心寡欲，有食则居。他一生中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工资，只在插队时赚过可怜的工分，生活靠夫人微薄的工资和父母的接济，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是他的交通工具。在物质社会环境中，他不是不需要钱，而是把钱看的很轻，真的很轻！朋友有难，他即使再困难也会挤出钱来接济，有着纯粹的士大夫情结和狭义精神，这在当下的社会中是难能可贵的。物质上他是贫穷的，精神上他是富有的，他留给了社会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我在悼念他的挽联中写道：“一生清白，没钱没车没房，两袖清风，有情有义有德”。
刘迪是个大度的人，很包容。有一次去大红门找我，身上都给磕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让摩托车撞飞了，昏过去了，开摩托车的人吓得守着他。刘迪醒过来一看也没什么事，就让肇事者走。这人到不干了，反倒让他赔车，最后闹到派出所去，警察把那骑摩托车的人骂了一顿。
刘迪从来不麻烦别人，甚至家人。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知道，道德沦丧、物欲横流，刘迪一直保持心灵的纯洁，人格的高贵，坚守着做人的原则和追求的理念。刘迪是人杰，是楷模。他一生很卑微却很高贵，因为高贵来自卑微；刘迪他很平凡但又很伟大，因为伟大来自平凡。
根据现场发言记录整理
2011年11月6日北京
刘迪
联系方式
住址：朝阳区三间房三间房南里4号院乙楼一单元二号 邮编100024
电话：86- 15092864137
简历
刘迪1950年7月6日出生于中国北京 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刘隽湘是中国微生物奠基人汤飞凡先生的得意门生和助手，曾为保存中国防疫资料免予内战毁灭而做出杰出贡献，并因此成为民主人士。
刘迪1957年-1963年在北京实验小学学习 ，1963年-1968年在北京第二中学读书
刘迪1968年-76年在山西插队
1976年4月初,刘迪参加四五运动,在4月5日反对警察镇压的事件中组织群众喊口号抗议,是被报纸点名的著名反革命 “小平头”. 运动被镇压后被公安机关作为要犯在全国通缉。
1976年10月被捕入狱, 1977年8月出狱.
1977年出狱后，刘迪参与推动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活动和“四五运动”的诗词《天安门诗抄》和画册的编辑工作。
1978年底,刘迪和陈子明、韩志雄、周为民、王军涛、李胜平等一批四五运动的参与者创办民主墙运动中的独立刊物《北京之春》。刘迪的家是《北京之春》编辑部开会和刻印刊物的地方。
1979年，刘迪曾经考上南京大学历史系 清史专业研究生， 但他听说大陆要镇压民主墙运动，为了与《北京之春》同仁共进退，他放弃了读书机会，继续参与《北京之春》的编辑、印制和发行工作。
1980年刘迪参与陈子明、胡平、王军涛、李胜平等策划和组织北京市高校学生竞选活动
80年代中期，刘迪协助陈子明创办当时最大民间独立实体群“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基金会并参与一些项目。
1989年学生运动爆发，刘迪作为学生顾问，策划和组织了一系列事件。学生绝食开始后，他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旁做学生顾问。 5月下旬，刘迪参与筹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为天安门广场建立指挥系统和民主运动建立和平秩序，做出独特贡献
六四屠杀发生后，刘迪1989年7月10日被捕，和许多高校的学生一起关在秦城监狱，1990年4月出狱。在秦城监狱期间，对同一牢房的年轻体弱的青年学生爱护有加，常常将自己省下的窝头给学生吃，将自己身上的棉大衣脱给生病的学生穿。
出狱以后对来找他帮忙的学生也是从不拒绝，曾经帮助北京语言学院的工人王国齐和学生张前进寻找住处和工作。也热心帮助还在狱中的陈子明和王军涛等联系律师，安抚家属。
1990年出狱后，刘迪作为政治犯亲属的主要顾问，设计了请求国际社会关注救援的行动策略，通过向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政要呼吁，在国际社会提出中国人权问题特别是六四受害者的人权问题，成功地将一些国际人权救援机制引进中国，改善了中国政治犯保护机制。
1992年，因组织「六四一千天祭日」纪念活动，在现场与警察发生冲突，与赵昕，王国齐等一起惨遭警察时间毒打。
2011年夏天，刘迪开始生病，咳嗽，气短，接着出现肺水肿，说话断断续续，不时要吸氧。现住在北京玉泉路医院，完全靠吸氧维持。医生一直没有确诊，怀疑是肺癌晚期。
刘迪具有传统中国侠义隐士精神，为推动中国进步和帮助政治迫害受害者后，不愿意被曝光，因此他在许多重大事件和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不为外人所知。
刘迪出狱后这么多年来一直倍受政府的“关照”, 不给发护照，找不到正常的职业，只能借住在父母的房子里，靠妻子张永冠一点微薄的薪水度日。刘迪这么多年来一直心情压抑，身体长期营养不良，但他好强的性格使得他从来没有向外界寻求过帮助。
2011年11月6日上午，刘迪追思会在北京召开。
参会人员都是刘迪生前的亲朋挚友,同学故交。其中有曾与刘迪一起参加1976年“四五”运动和“八九民运”的同仁、原《北京之春》编辑部成员和原《今天》编辑部成员，以及刘迪生前长期担任志愿者的“自然之友”代表等。谢小玲代表弟弟谢小庆参会。刘迪夫人张永冠女士和刘迪姐姐刘卫平女士代表家属到会。
追思会由毕谊民（小毕）主持。刘迪姐姐刘卫平女士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刘迪的成长经历。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回忆了与刘迪相处的岁月和经历的人生，表达了对刘迪的深切思念与崇高敬意。原《之春》主编周为民讲了那个时代的民主精神与理想的追求。陈子明、曹思源、马波（老鬼）、徐晓、程玉、孙名、贺延光、孙庆祝、张平等人回忆了刘迪感人的故事，以及他为实现中国民主所做的贡献。刘迪青少年时代的同学王骥回忆了刘迪在学生时代和文革中的经历。“自然之友”理事长杨东平教授介绍了刘迪参加社会公益的事迹。刘迪夫人张永冠女士讲了与刘迪相伴的人生和最后的时光，并对所有关爱刘迪的朋友表示真挚的感谢！
与会者一致感受到，怀念刘迪，不仅是对死者的赞赏与评价，更是生者反思自我的机会。在当下物欲横流和信仰缺失的社会环境中，更显示出坚持理想的追求、人格的高贵和信仰的恪守是多么重要！与会者表示，要向刘迪一样，为实现中国民主化进程，尽到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
会议主持人：
毕谊民（原《北京之春》编委，四五运动与八九民运参与者）
与会人：
张永冠（刘迪的夫人）
刘伟平（刘迪的姐姐）
周为民（原《北京之春》主编，四五运动参与者）
邵明瑞（原《世界文学》杂志社）
杨东平（“自然之友”理事长）
陈子明（原《北京之春》编委，四五运动与八九民运参与者）
王之虹（生前友好，陈子明夫人）
曹思源（生前友好，独立学者，并代表夫人陈彬彬）
徐晓（前《今天》编辑部成员）
李鸿桂（前《今天》编辑部成员）
程玉（前《今天》编辑部成员）
老鬼（马波，《血色黄昏》作者）
张丽娜（生前好友，老鬼夫人）
王骥（刘迪小学、中学同学）
谢小玲（生前好友，谢韬之女，并代表谢小庆）
贺延光（著名摄影师，四五运动参加者）
张平（原《北京之春》编辑部成员，四五运动参与者）
孙庆祝（原《北京之春》编辑部成员，四五运动参与者）
孙名（生前好友）
张爽（生前好友）
黄河（独立学者）
毕谊民：
为刘迪静思一分钟。礼毕。
今天来的都是刘迪的至亲好友，跟刘迪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相伴人生，刘迪给我们这些人带来了快乐。刘迪的一生，清纯透明，豁达大度，飘逸潇洒。刘迪是一个很注意社会道德和责任的人，是很看重朋友的感情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本真的人。这些年我们和刘迪相处，大家都从他身上，从不同的时间段得到了人生的一种感悟或者一种彻悟。
今天到会的有刘迪同学发小王骥，他和刘迪一起在学校度过了清纯的年代。这里也有和刘迪在西山插队住在土窑洞里边、面朝黄土背朝天战天斗地苦赚工分的伙伴；这里也有在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中与刘迪一起为着中国的民主、法制一起呐喊的热血青年；这里有和刘迪一起为着中国的民主宪政进程，不遗余力地奉献的志士仁人，还有刘迪的亲人故友，刘迪的生死之交，刘迪的红颜知己。刘迪给予了我们很多很多，我们从刘迪身上也得到很多很多。今天我们聚在一起追思刘迪，不仅是对逝者的一种尊重，也是对我们自我情怀的一种感念。
今天还有些人因故没有来，张思之张老特意让我代表他向刘迪的家属表示慰问。还有能没来的我也转达一下他们的慰问，黑大春、肖远、鲁丽玲、王捷，还有闵琦和他的夫人、、、就不一一点名了。
程玉有个建议非常好，刘迪是个很快乐的人，很happy的人，我们追思也不能悲伤。不管什么人，跟刘迪在一块儿就能享受人间乐趣，跟他聊天，有些奇谈怪论，你又驳不倒他。今天我们追思会，大家从各个角度聊一聊和刘迪的故事，他的为人。我们想到他很沉痛，但是今天我们用具体的故事把我们和刘迪的交往说一说，可能有很多故事大家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埋在各人心中，今天要当宝贝一样献出来。
78年我在《伟大的四五运动》写作组，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组织召集编写的是“童怀周”，有十几个人参加了这个工作，其中有郑晓龙，严江征、李舟生还有严家其等人。我们搜集资料，找已经平反的参加“四五”的人士，当时我们见面都在这个时候，周为民、陈子明、王军涛、贺延光、孙庆柱等等。还有很重要的工作是，要到各个机关去调查事件过程，比如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我和严江征去的，手持盖着大红章的北京出版社介绍信，去公安局查受迫害人士，你抓了多少人呀？这些人现在是怎么处理的？据我们了解还有人给关着呢，例如北航的一个人，他因为天安门“四五”事件进去的，但给他打了别的罪名，我们后来写内参以后，这人给放了。聊起刘迪，预审员说起两个事情，刘迪在里边，人家说好在哪儿？他这个人从来不说违心的话，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有些人在里面还要检讨怎么样的，他不是这样。再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刘迪的事，而且还把他父亲牵连进去，因为没抓到刘迪，就抓他父亲。他父亲在里边就说了，我为我儿子感到自豪。
“四五”小平上来以后，先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回来的老公安都是受迫害的，从干校回来。这些老公安对“四五”对这些人同情，有敬意，他们也是深受其害。他们也特别崇尚这些人的献身，你们这些人上广场去了，促使了“四人帮”的倒台，有你们的功劳，我们被解放也有你们的功劳。他们是这么谈的。对这“四五”些人有尊敬和感激的心情，就把预审的情向我能提供。
那时在刘迪家住的时间比较长，他夫人张永冠在廊坊上班，一周回来一次，我和刘迪朝夕相处，还住在一个屋，当时我和刘迪同居的时间要超过他夫人，但是他对我一点没有讲过他父亲。我就知道他家庭环境很好，父亲是教授，我还是听别人说的，当时一月就好几百块钱的工资。刘迪是一个内敛的人，他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他不是拿来炫耀。我对他家庭的了解是在以后，才知道他父亲有这么大的成就，对社会对人类有这么大的贡献。
刘卫平：
我想说这么几个方面，他是4月份生病的，8月份住院，10月份就去世了。10月18日夜里23点51分去世的，走的时候很平静。他住院时间很短，后期非常虚弱，当时也没有力气跟大伙儿谈话，甚至也没有力气去听别人说话，也就不愿意朋友们去看他。我在这儿就代表他对大伙儿表示歉意。有些朋友想看他最后没来得及去，希望大家记住他和大家在一起的好的时候，那种美好的时光。我女儿说，我们家族只有两个人在中国历史上为社会做了事情的，一个是她姥爷，就是我和刘迪的父亲刘隽湘。他是在北京和平解放前，中断学业从哈佛回到北京，保护了人民的财产，和平解放后，单位完整地交到了人民政府的手里，属于功臣之一。再有我女儿讲，她的大舅舅刘迪，“四五”时在天安门做的事情，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他说我是赶上了，如果别人赶上了也会这样做。而我觉得一个人一生中能做一件事就很不简单，即便是赶上了，他也是做了这件事情。后来他也是帮助了一些朋友，或者说和朋友交往中给大家一些阳光，一些亲切，一些正气，使得朋友们爱他想念他。我觉得他没有白来一世，希望大家能把和他交往当中做的一些事情能够珍藏在自己心里，也传递给我们亲属。我的女儿有孩子。刘迪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子女，我女儿说，她的孩子也是刘迪的后代，不管他们将来在中国还是在什么地方，她都要告诉她的孩子他有一个舅爷爷。我跟他也说过，我的孩子的孩子也是你的后代。希望能继承家族的血脉，民族的血脉，传承下去，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个地方，血脉不绝，我小弟弟的儿子也是他的后代。
非常感谢大家，上次送别时就很庄重，大家都想念他爱他，为他做了许多事情，再次感谢大家。
周为民：昨天和小毕聊了《北京之春》的事，我们和刘迪和在座的很多人，这个联系是因为“四五”运动，后来才有了《北京之春》。《北京之春》这批人最大的特点是两个：一个是大部分人参加了“四五”运动，被抓的这批人。第二呢，这批人大部分还是共产党的子弟。在《之春》的人里，没想到刘迪是第一个离开我们的人。这两年参加追悼会的次数比较多。前几年是送我们的叔叔阿姨、父亲母亲。这几年又开始送我们的同辈人，前年是老包，去年是白南生，没想到今年这么快刘迪就离开了。《之春》那段时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刘迪家里印刷《北京之春》的后几期。《之春》最早在吕嘉民家里印过，后在闵琦家里印，后来就跑到刘迪家里印。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刘迪那时正在准备考研究生，那时印的也慢，大概两三天才能出一期。刘迪把考研究生的时间耽误了，因此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学院里去，这是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
就在想，我们《北京之春》的人走到现在境遇也不尽相同，有的还在体制里，大部分在体制外，还有在境外的。我现在算职业经理，像子明现在还受到各种限制，还有一些也分道扬镳了，相互也再不联系了。我们这批人，刘迪算是很特殊的，有刘迪的时候就有笑声就有欢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所以我也希望今天这个追思会能够如刘迪所愿，不要开成化悲痛为力量式的会。
我还有感触就是，我们这代人呀，从反思起来看，还有我们生长的那个年代、毛年代的痕迹。尽管我们也很清楚坚决地反对这个东西，但是不知不觉的在自己身上还有很多那个年代的东西，在这批人身上反映得还很充分。
小毕、大姐都讲了，“四五”运动，刘迪被抓时他父亲也一块儿被抓了。他父亲很自豪地对公安人员说，我很自豪有刘迪这样的儿子！很了不起，真的，有刘老先生这样的人才有刘迪。中国民主的路可能会很长，很艰难，我们这代人反思自己，还要做很长远的准备，希望传承下去。大家啊，保重自己的身体，使朋友之间有更长久的友谊和回忆，对社会也有更长远的作用。我特别感到几十年的友谊，很多人多少年没见到这次又见到了。小毕呀，小玉呀，做这次追思，提供这个机会，谢谢，非常想谢谢大家。
杨东平：
当时，刘迪走的时候我没在，小毕告诉我有个追思会，我肯定要过来。
我在“四五”时和刘迪并没有个人接触，只是后来参加了子明、军涛、胜平他们的活动。刚才那些照片很遗憾没有70年代80年代的，黑白照片，大家找一找。我记得我有一张刘迪的照片，我拍的，在民主墙上发《北京之春》，这段历史还是应该补上。我用两个概念来表达对刘迪的评价，他挺身而出，成为那时“四五”青年的一个符号，这不完全是一个个人行为，我们在座的许多是从“四五”走出来的。他当时还是一个知青，对“四五”运动和那一代人的评价，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的。在中国社会危机最为深重的时候一些青年人挺身而出，刘迪—天安门广场的“小平头”，成为永传历史的一代人的形象，非常难能可贵。越是在今天，这种敢于承担、敢于挺身而出的精神就越为珍贵。这种冲击、批判社会的力量主要是青年，这种精神今天并没有消失，今天还是有新一代的青年在继承这种精神。特别表现在维权律师，甫志强啊等人跑到临沂去的这批人，他们是在延续“四五”精神。从“四五”走出的这一代和这种精神还是要传承下去，也正在得到传承，这是令人欣慰的。
第二点呢，刘迪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朋友们回忆他时往往并不强调他斗士的那个形象，强调他是重情重义乐观透明。我们个人接触是90年代初，《自然之友》做一个中国***的环境意识调查，刘迪，李南，还有几个人作为志愿者参见了我们几年的***环境意识调查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体现出他的另外一面，非常认真严谨低调，从不以他的社会经历荣誉等等来出现。
我觉得今天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也是一种比较珍贵的资源，挺身而出，仗义执言，重情重义。因为今天社会，道德塌陷，文化混乱，物欲横流，这么一个背景下，刘迪的精神、人格愈来愈显示出他得价值不同凡响，这正是我们怀念追思他得地方。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来继承发扬这种精神，促进我们社会的变革和民主化。谢谢大家。
邵明瑞：
我没和刘迪直接接触过，办《北京之春》，还是严家其把这些人搞到一起的。当时这个《之春》民刊杂志为什么能印出，就是因为我是搞出版的，负责两个刊物，《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动态》。外文印刷厂和我非常熟，我把稿子拿去了，那时民刊想铅印很困难，因为全是公家的，没有一点民间个人的东西。和我很熟的人还有点犹豫，我说这个稿子没问题，现在看来仍然没问题。后来出了，出了马上就被封杀了，编辑过程是我和吕嘉民。后来我到香港去了，他们评论那个期间的出版物，特别提到《北京之春》这个印刷的刊物，水平很高。现在印刷也未必赶上那个水平，因为外文印刷厂的设备比新华印刷厂还厉害，对外出口的，那时达到那个水平相当不错了，现在我手头没有，全分掉了。（主持人：大概印了1万本）那时要冒很大风险，都要公家盖章。（陈子明：严家其后来带了几十本，到理论务虚会上散发了。）
我为什么没被抓，出了《北京之春》之后，上边马上就知道了，一调查外文出版社，一下到我们单位社科院去了。我们单位一个人事处长很不错，保我，说老邵很不错，部队出身，解放以前参加革命的，他只是帮助出出刊物。他挡了驾，这个人已去世了。公安部有我的档案，我只是边缘人士。
关于“四五”、“西单民主墙”，我曾亲自跟邓力群讲过，有很多资料很重要，应该保留下来，这是我的建议。但是大家知道，邓力群是比较保守的，他谢绝了。资料都没了，后来我就不介入了，到了香港，工作非常忙。刘迪的样子我现在有点想起来了，听大家介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都是普通一份子，真正能在人心目中留下的也就是亲朋好友，我78岁了，准备80岁留下遗言，给后辈留下一点东西。我今天带来一个小东西，一个心形的蜡烛点起来，送给家属保留吧，大家的心是怀念刘迪。
程玉：
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好，可能每个人角度不一样吧，也不知道刘迪怎么看民主呀怎么的，其实就是一个世道人心，刘迪就是有一个特别纯正的世道人心的体现。
我第一次知道“小平头”，不是从报上。我姐姐他们当时在广场，说有这样一个人，他向广场角上一个灰色的小楼那边的人喊话。他说“八一”南昌起义，建军是周恩来总理领导，认祖归宗么，我们现在是来悼念总理，应该理解群众的心情，你们军队是周恩来总理缔造的。我姐姐一回来就说有这么一个梳小平头的人对着小楼的那些士兵喊话，挺勇敢的。
“六四”的时候，我家在天安门附近，学生游行的时候从那儿走，我们俩就站那儿看，刘迪也说到这个气，他说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元气、正气的表现。那时我们对当时的大学生，不是80后，是70后吧，大家都觉得大学生有几派，什么跳舞的，搓麻将的，考出国的托派，什么的，都不关心国家的事情，但是没想到出了“六四”这样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出来以后学生表现出来的就是子明说的正气，生在人心，是人性中很深处的一个东西。所以刘迪特别高兴，他跑去给学生当顾问，就是他看到了这些东西非常兴奋，非常欣慰。
我讲一个事吧。八几年时我回来，我们一块儿聊天，当时兵马俑开始展览了，我们俩就特兴奋特别想去看。刘迪就挺激动地说，哎，要不然咱们明天就买张票去西安吧。当时我回来时间短，我妈就生气我朋友特别多，老占用我时间。我说我根本走不了呀，刘迪挺遗憾，说想激动地跑出去一趟，也成不了行。然后他就说，哎，算了，也许到那儿不好，一看到那个场景我也许会哭的，他说可能会哭的。我说刘迪是个特别性情的人，也让他感动的事情或是什么事情，可能和一般人也不太一样。他说他会哭的，我印象挺深的。后来我说好吧，我们一定要去看，咱俩一定要去看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大概是06、07年，铁生太太是西安人，要去西安，桂桂、老鄂要跟铁生去西安。哎呀我一想，我们可能有这个机会去秦皇，给刘迪打电话说我们一块儿去吧。刘迪说不行，我不能出门，我家有好几只猫。其实我知道他出不了门，他根本就没有身份证（主持人：最后小玉也没去秦皇墓）。我不会去了，我和刘迪说我们俩一块儿去的，我是不会去了。刚才我和小毕也说过我不喜欢开追思会，我也不会参加任何追思会了（哭泣）
刘迪是挺开心的，反正和他在一起时很开心，玩的时候都喜欢找刘迪，刘迪来了以后就很高兴（悲痛）。
曹思源：
刚才程玉说大家都有不同的角度，我这个角度有点特殊性。在座的都和刘迪有接触，我呢，既有近距离也有远距离。我第一次知道刘迪是在江西景德镇，生产队，晚上听广播，北京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广播员说有一个“小平头”，我不知道刘迪，是远距离的。而后，若干年考研究生考到北京来了，和吕嘉民同学，同班。和周为民，小毕，还有徐晓，我都接触了，才跟刘迪有了近距离接触。有什么好处呢，作为远距离我不认识刘迪，过去的评价，现在的评价，有一点代表性，我认为刘迪是中国特殊时代的无名英雄的代表。刘迪不是一个英雄主义者，但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无名英雄。现在很多人知道“小平头”（贺延光：知道的比真名的多，微博跟帖400多），他就代表了那个时代。要干么？这个时代要推翻“四人帮”！这个太重要了！那个时候中国是苦不堪言呐（贺延光：和现在朝鲜差不多）。“四五”运动帮了共产党一把！如果再搞下去没有“四五”运动的话，那肯定打内战呀！叶剑英和王洪文他们要打内战呀，全国四分五裂了，共产党可能就垮台了！“四五”运动救了共产党，救了邓小平。没有“四五”运动，“四人帮”打黑枪就把邓干掉了，我看是极有可能。因为邓小平好厉害，“四人帮”都是怕他的，把他干掉算了，邓小平上台还得了。由于有“四五”运动，促进了华国锋下决心，把四个人抓起来（主持人：他看到了民心所向）。对，这个民心所向怎么显示出来的？当然是以无名英雄“小平头”代表的，当然也包括在座的，小毕、周为民，子明。在座的朋友们也都是这个时代的无名英雄，对共产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很可惜啊，“六四”付出的代价比“四五”要大！原因在什么地方，今天不是理论分析，有感想么，区别在什么地方？刘迪和你们这些朋友所代表的“四五”运动和党内的改革结合起来了，所以才有后来的粉碎“四人帮”和三中全会这些变化，这是一个规律啊。社会要有重大的突质的变化，恐怕需要内外结合。“四五”就是代表了内外结合。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显示出来。我谈感想也是有中心啊，一个中心，我对刘迪和诸位的评价是这个时代的无名英雄，我不在其中，我还在景德镇呢。我没功劳，是你们，历史就是这样推动的，这样大的桌子怎么搬哪？就是有人去推它？
赶上了你还要干嘛，你不干不就可惜了吗？你们确实是历史的功臣，不管人家怎么不了解，一了解了就会有公平的评价。
第二点，刘迪壮志未酬！我们特别痛苦特别舍不得刘迪。后来我到了北京来了，和诸位有了联系，刘迪和我有了近距离接触。我住石景山，刘迪到我家去过好几次，我深感惋惜就是刘迪壮志未酬，他希望改变的没有改变。现在怎么办？我们还是应该去“酬”它！我发现有点可怕，人各有志，谁都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很多人都不考虑那个“志”了，不管国家大事。好多人，包括老家的人，都反复劝我：老曹呀，你不要傻了，你还动那个脑筋干吗呀！他们看我总是睡不醒的样子，眼睛布满血丝，说你还拼命干什么，你要保保自己的命，国家不要去管它（主持人：赶快回老家弄几个官窑）。现在人要保命，要身体好，当然这也有合理成分，当然要身体好，身体不好走得太宰也可惜了。但是我们现在接触的人都没有“四五”的精神啦，没有要粉碎“四人帮”的那种斗志啦，我认为，追思刘迪的时候要有这种壮志。壮志被嘲笑，我认为不好，还要继承，我看到材料，口头的，文字的，都说中国到了最危险地时候！（敲桌子）现在已经到了最危险地时候了，怎么办？《炎黄春秋》十一期，就提到了粉碎“四人帮”35周年，很多人认为我们国家矛盾重重，认为最好的办法来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拯救中国，回到了文革前的状态。这个想法就很可怕了，这不历史大倒退吗！究竟怎么办？再来一次文革还是再来一次“四五”？我想，如果我们来挽救中国恐怕还是要走“四五”的道路。“四五”的特点是党内党外结合，不搞结合，一刀两断，断不了呀！中共有8000万党员，这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战友啊，不能统统放到对立面去，那不行的。我带来一篇文章，我对《美国之音》的谈话，我建议党内改革，分权制衡，纪念谢韬老的文件里有全文，特别强调现在需要党内改革。有地人看了说，你傻不傻呀，这共产党还救得了么？救不了！哈哈哈！一个救不了一个不值得救，该不该？很多人绝然对立，这样结果推不动啊！我们还是要走“四五”道路，内外结合，让中国前进，让老百姓的苦难有一个终止啊。如果你采取绝然的对立态度，没有实际效果；要有实效就要走“四五”的道路。我早就认为你们是功臣是无名英雄，这个事业还要往前推进。（掌声）
徐晓：刚才老曹讲他是在景德镇听到“小平头”这个名字，我是在半步桥监狱听到的。我是75年1月被抓的，监狱每天晚上7点到7点半听广播，每天会发一张报纸。但那几天广播就停了，可能广播就有那个内容，不让我们知道吧。还老听到楼道里的声音，开门关门，我们窗外是犯人提审的必经之路，后来就把窗户用墨汁涂上了。后来广播了也看到过期的报纸了，就知道了。后来等于跟刘迪在王八楼是邻居了，还有小玉（小玉：我也在王八楼）。
到76年12月30号我被释放，我和“四五”没有关系，把我算成跟反“四人帮”有关的案件。中央有个精神，必须要在年底释放，凡是跟“四人帮”有关的，我等于在最后一天。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参与“四五”的人我觉得等于帮我了，否则不知道还要在里边呆多久，我一共呆了23个月，将近两年。另外我看到资料，刘迪当时他并不是有准备的要去天安门做一个指挥，因为是没有组织的么，我听说是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喇叭在广播，刘迪远远看到警察在向这个人靠拢，他为了保护这个人，觉得这个人可能被抓，他就把喇叭夺过来，成了一个现场指挥，。那个人再也没有出现过，据说这么多年也没有人来认领这个位置。当时刘迪用喇叭说了几句，说大家不能乱，第一不能打人，第二不能破坏公物。我体会两点，第一，刘迪代人受过，他自己没有那种英雄主义情结，但是他会在别人有困难有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还有一点，那个现场，我们那时还年轻，现在会有这个意识，当时谁也没经历过那么大的群众运动，特别是那一代人是红卫兵起家的。但是刘迪当时能说到这两点，第一不许打人，第二不许破坏公物，我觉得他有非常好的素养。
我还有几句话，说到刘迪的父亲，我看了资料才知道他父亲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制品专家，现在输血是抽出来把它分离，红细胞白细胞分离，再输回人体，这样献血对人的伤害就更小。这个技术是他父亲推动的，是推动者，研究时是60年代，他去世9年后，国家有了法规，关于献血的法规，就是他们当时制定的。
刘迪的父亲是被汤非凡邀请回来的（刘卫平：汤当时是所长，他是汤手下的骨干之一）。汤非凡居然是沙眼病的衣原体的分离者，他使砂眼的发病率从90%下降到10%，这个绝对是够诺贝尔医学奖的。国际上有提名的，可是外国人根本就不知道汤非凡已经在反右中自杀，死了20年了。这是一个大的历史。
陈子明：
我为上星期准备开的会写了个发言稿，因为没开成，我就寄出去了，现在这个叫《本分，牺牲，正气——刘迪精神解读》，网上现在破网也能看到了，《人权双周刊》也登出来了，我就不念了。按照会议组织者的要求，我就讲个故事，然后把发言稿的意思说一下。
我跟刘迪两个人聊天，次数不是很多，但是有一次聊的时候，我详细问了他怎么被抓的。他被抓以及“四五”当天的一些事情，我还是有一些资料的。“四五”当天我对刘迪没有印象，他什么时候拿的话筒呢，我没有印象，我印象中广场至少有两支话筒，一个在人民大会堂那边，致人民解放军信，侯玉良就拿着念。小灰楼那个话筒是我从工人民兵手里抢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脸也破了，流了血，我之所以当上群众谈判代表跟这个有关系，抢了话筒还负伤了。我们从工人民兵头上爬过去，我也喊了几个口号。刘迪讲他是看到一个戴眼镜的人有危险，他去想把他保护下来，这个人呢，我有印象，他当时起了相当的组织作用。我没有认出刘迪来，以后再见到他也想不起来那天有没有接触。我知道刘迪是怎么被抓的，当时有一个叫侯玉良的，进小楼谈判的人，有人写文章说四个，有人说五个，严家其写四个人，四个人的名字是知道的，孙庆祝、我、侯玉良、赵世坚，即使有第五个人，不知道是谁了。我的印象是五个人，侯良玉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谈判出来后也自称是首席代表。他当时要求跟前人把名字给他留下来，像小孙，就把他名字留下来了，这样侯良玉被抓后顺藤摸瓜就把小孙也抓了。刘迪和我呢，岁数大一点，经验丰富一点，我75年已经是反革命了，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再被抓住，那要抓住的话肯定会给运动带来麻烦，所以我根本就没留名字就走了，刘迪呢，留了个假名字。后来刘迪说对他的全国通缉就是这个假名字和真照片。官方并不知道他叫刘迪，抓捕地点就是刚才讲的，在泰安那儿。为什么抓他？还是有全国通缉的，并不是不想抓他而是偶然碰上的。后来为什么知道他是刘迪呢，据说是他一个街坊看到通缉令照片，说这不是刘迪吗！我是亲口问刘迪的。
另外我这篇文章里面说，刘迪是一个不太爱写东西的人，他也不在乎历史怎么去评价他，也不在乎给历史留下多少文字，表现出他的这种潇洒倜傥。但是很难得的是在2006年编一本“四五”运动30周年文集时，他跟张平、小孙做过一次访谈，我给起了一个名字：“四五运动是中国人正气的表现”。我概括了三个词：本分、牺牲、正气。
本分，我觉得刘迪在这个问题上和吴思是相通的，吴思说权利、利权，这些对right翻译都不到位，比较到位的是“分”或“本分”。刘迪在这里也讲到本分，他说做工是工人的本分，种地是农民的本分，但是本分不限于这个，因为本分是个权利的概念，也有一定的义务的概念，所以他说：“奋起造反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本分”。他去参加“四五”运动他认为是一个本分，我觉得非常重要，奋起造反是古今中外都共通的概念。他在访谈中引了毛泽东的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又讲了中国自远古时代就有民主传统平等传统，尧舜禹都是禅让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也提倡反抗暴君，反抗暴政，武王伐纣就是一种正义的行动。孔孟之道也是鼓励反对暴政，从这个角度说，造反有理这句话是对的。孟子讲过，“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所以我说孟子、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马克思、毛泽东，乃至隐士刘迪都一致认为：反抗暴政是一种本分，一种权利，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本分。
第二个意思，刘迪在这里还讲了一个词，他说，我参加这次运动就像许多北京青年是出于一种义愤，一种血性。我觉得血性很重要，血性就是牺牲精神，过去牺牲就是祭拜祖先时要杀生，就是要见血。刘迪就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儿。你别看他平时喜欢调侃喜欢一些很潇洒的事，但他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华好男儿。他说当时我们没想那么多，也知道肯定要失败，失败了也没好果子吃。当时许多参加“四五”运动的人，他们把自行车牌子都摘掉，这种行为本身就表明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行动是要败的，如果认为会胜利的话还摘车牌子干什么呢？他是有这个牺牲的准备的。他认为作为中国人的一个本分，暴政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他如果没有一点牺牲精神他对不起历史，对不起祖先。我写着文章时“谷歌”了一下，“谷歌”到严家其的悼念文章《刘迪参与了两次天安门运动》。文章写道，“我在想刘迪为什么要参加两次天安门运动？答案是，刘迪的胸中燃烧着一团正义的熊熊火焰，他知道在中国大地上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我想说严家其本人也是参加两次天安门运动，在座的很多人也参加过两次，但我还是要说刘迪是我们之中最富有正义感最具有牺牲精神的人。
我的文章和刚才周为民说的很一致。1979年夏天《北京之春》编委中有几个人是要考研究生的，一个吕嘉民，一个我，一个刘迪，我们三个人。吕嘉民那次就和老曹一起考上研究生了。我考清华大学，但是因为我没有学高等数学，觉得自己自学能力很强，自己看看东西就行了，没想到考了49分，没做很多题，就没考上。第二年我下决心好好弄，做了许多题，结果考了个95分，考上了科学院的研究生。但是当时刘迪知道当局已经要镇压民主墙要取缔这些民刊，原来的印刷地点在这种压力下也就不能再用，就把印刷场所放到他家。他是非常有牺牲精神的，作为要考研究生的人，把这些东西放到家里就意味着要有大量的投入，作为一个主要的操持人他要工作，这件事他的牺牲是非常大的。当时南京大学一位教授跟他已经有联系，也很愿意要他，如果他考的话也不是很难的，他这是为了《北京之春》的生存而牺牲了自己的前程。
第二件事，“六四”之后我也被判了很重的刑。但是有外国记者问我，你“六四”那天在不在广场，我说我不在，实际上整个八九民运过程中我就去过一次天安门广场。我知道有两个人一直在广场，一个是后来写出两本关于镇压“六四”的书的吴仁华，他现在在美国，他是天天跟学生在一块儿的。刘迪呢也是很多天在广场，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的，但是广场上的学生知道，刘迪主动给他们当顾问，也说明他的牺牲精神。
第三点呢，我把刘迪去世告诉我妈妈，我妈妈就大吃一惊，她也很熟悉刘迪，我就有点奇怪了，刘迪你怎么会认识呢？“六四”以后我和刘迪见面次数很少，我出狱后不主动见人，别人来见我，我很欢迎，在我那种严管状况下，我有个原则不主动找人。但是之虹跟我妈妈和刘迪见面的次数反而比我还多，这说明了什么呢？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刘迪就出现了，当你向刘迪表示感谢的时候，他就消失了。我说这就是刘迪，这就是刘迪身上所继承和发扬了的中国自古以来的那种侠义精神。大家都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可以见到刘迪，在我身上也是个生动的体现，在王军涛身上也是个生动的体现。刘迪也给侯晓天、王军涛的父母很大的帮助安慰。非常难能可贵。
还有一点，刘迪强调一个正气的概念。他说江泽民讲正气很可笑，中国现在一切以权为中心一切向着钱看，这都是邪气。正气与邪气的交锋也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虽然我们现在看到邪气很重，但是我们不用失望，因为中国人的正气这是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也是不时不时地就会冒出来的。因为这个正气是蕴藏在人性的深处的，它是不可能被什么东西消灭的，它只是被掩盖，但它不可能彻底被消灭。我最近写过几篇文章，我就强调，现在已经是“九。一三”以后了，是“四五”前夕了，中国人的正气现在正在一个积蓄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疏导的办法，它像“四五”运动那样爆发出来那是必然的。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刘迪，要弘扬刘迪的精神，实际上也就是弘扬中国的正气，我们要走向一个新的纪元需要这样的正气。刘迪正是这个正气的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代表，我就说这点儿。
孙庆祝：
76年那时我还小，18岁吧。“四五”那天广场上有几个人很是让人注意，印象有三个人，一个叫王维衍的，针织厂的一个工人，后来联系不多。还有一个戴着白色框眼镜，穿一身蓝衣服，从上午10点到下午，非常活跃。我见到刘迪大约是中午，他穿件洗的发白的蓝衣服，比较庄严，领子扣都系上了，戴一双白色绒手套。中午从小楼谈判出来以后，刚才子明说的，我和侯玉良互相留下通讯地址，其他人就没什么联系。关进王八楼以后直到粉碎“四人帮”，12月5号我和周为民同一天放出来，印象很深，咱们是一批，你还在那儿组织大家操练，早晨跑步，贺延光也是，刘迪可能晚吧。
10月22号送刘迪，小毕通知我了，我正在广东也没及时赶回来，心情很沉痛。刚才谈到正气正义，我觉得在刘迪身上非常充分，我给他写了挽联，这么几句话：真人刘迪：
不烟不酒不淫不娼不骄不阿不移不屈。
敢怒敢言敢爱敢恨敢想敢干敢闯敢当。
无私无畏无怨无悔无欲无求无后无钱。
就是这么个刘迪。
毕谊民：
我再加一句，最后他连身份证都没有。
当年广场上的风云人物，报纸上都有报导，贺延光、周为民、刘迪……“小平头”成为一个象征。平反后，许多人还进入体制内，在团中央，王军涛、韩志雄、周为民、贺延光是候补委员。老周说过，刘迪是特别淡薄名利的，我悼念刘迪文章提到老周，“周为民，原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校党委委员”。老周就说，这个东西不要这么注明，这好像有一个官本位的情结吧。也许在这一点上我俩考虑的不一样。在当时，“四五”你是反革命是暴徒，出来以后呢，你又成了“四五”英雄，我们当时谁也不认为自己是英雄，当然也更不是暴徒，但进入体制内我们觉得还是很光荣的，一种光荣，一种认可。我写这个为什么要注明一下呢，就是想说，当时在体制内给你这样的荣誉，有这么好的一个发展空间，可是这些人为了我们社会的民主宪政，社会进步，一直保持着一种独立的人格，不是功利化的，不是投机的，完全是一种无畏的、没有任何功利情结。我跟老周说，你们都在体制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后来你们自己从体制内出来。我可能还没这个境界，还做不到，想起来很惭愧。这些天每每想起刘迪，对他的精神境界不仅是敬佩，反思后，也是让我来警醒自己，要更加超脱一些，不要太世俗，这是我要向刘迪学习的。
王骥：
和刘迪是小学中学同学，插队不在一块儿，他去了山西，我去了陕西。文革时他是逍遥派。上山下乡走的时候我帮他拉行车，都拉出来了，从三间房出来了，红卫兵又要检查行李，看有没有资产阶级的东西。
我个人受他影响很大，举两件事。小学我们关系非常好，我们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他从小是非暴力主义者，他从小没打过任何一个人，我们回想，从没骂过人，就说出言不逊也没有，没骂过任何一个同学，没不尊重过任何一个老师。我跟他不一样，我小时是靠武力解决问题的，用拳头，我和谢小玲的弟弟谢小庆我们一起练过武术，后来一直到国家拳击队，打出正果来了，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在刘迪对我的帮助下，我的很多观念在改变，我觉得最终什么问题都不是武力能解决的，武力是暂时地解决。我俩经常去十三陵，他给我讲，哪朝哪朝皇帝怎么亡的，讲的特清楚，他知识特丰富。他讲圣雄甘地，我当时不可思议，我从小是希望拿破仑那样，拿刀去跟英国人打的。再一个呢，刘迪喜欢收养小动物，我以前什么肉都吃的，包括鹰肉、獾子肉、猞猁肉。和刘迪慢慢接触吧，我也收养流浪猫了，现在收养9只流浪猫，绝对受刘迪影响。刘迪临走前几天我去的，我说我上奥林匹克公园了，我看着一吊死鬼，一种虫子，它爬到我身上了，城里见不到这种虫子了。刘迪说，后来呢？我说，后来我把它拿下来了，我把它放到草里了。刘迪说这要是以前你肯定要把他捏死的。我说是。刘迪跟姐姐说时间是会改变人的。就讲这么两点，好吧。
张永冠：我皈依上帝已经将近11年了，刘迪其实一直都不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时候说“阿门”了，经过是这样。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了“阿门”，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赞美上帝，和上帝联系我们才能进天堂。我在他耳边跟他说，我来天堂的时候你一定要在门口等我。（刘卫平：他已经很衰弱了，支撑不了多久，加拿大来的牧师，来祈祷。张永冠本人是基督徒，很希望她的丈夫皈依上帝，这样他们就会在天堂相见）。
这些日子，从我心里来讲刘迪没有走，他确实在我心里是活生生的。但是我回到现实回到家里，看到他的照片，看到他的骨灰坛子，我知道我身后的这堵墙没有了。（哭泣）
在座各位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都读过毛选，毛选上有句话说，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做好事。刘迪做到了，他自始自终用他的才华、他的智慧、他的德行，用他各方面的品格走完了他很短暂的61年（主持人：是我们的榜样）。你们都是年轻时和他在一起，我视你们为亲人，特别地谢谢刘迪的爸爸妈妈，姐姐弟弟，你们的关爱对刘迪有很大的帮助，在座的你们在他心里很重要。刘迪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他用行为，自己的动作，用他自己的关爱去表达对大家的感情，在这里真的谢谢你们！
按照大夫跟我的说法，刘迪最后会特别难受，得他这个病会很痛苦。在最后，可是刘迪没有，刘迪没有那么痛苦，很平安地走了。感谢上帝。
马波：
我和刘迪接触不是特别多，但80年代就认识了。那时我《血色黄昏》那本书在好些出版社碰钉子，出不了。后来郑义看了，他特别肯定，但是他说你必须大改，彻底改，说什么暴力，黑暗面太多了，增添一点光明面。当时我也说服不了郑义，我说也不想改了，要真实地反映我们内蒙那段生活。不知道怎么回事刘迪知道了，逐条反驳郑义，他说真实第一，不要高大全，不要增加光明面，就这样保持原样，不要媚俗。我印象特别深，跟刘迪也不特别熟悉，我需要他帮助他就帮我说话。郑义看了刘迪的意见后就说行，不用大改了。这事印象特别深。还有，今年春天《我的母亲杨沫》要再版，有个人叫***，刘迪也认识，可是这个人已经死了，有个徐阿姨，我想找，刘迪说，行，我陪你去找去。约好一个时间，他从三间房骑车到北师大，我一看地图有50多里地，跟我一块开车到永定门，白跑一趟。我请他吃饭，死活不肯，这是我惟一和他吃的饭。过几天他又说他能找到他弟弟，他就是特别热心。刚才小毕说的特别仗义，别人有困难他会热心主动去帮助。到8月份，他身体越来越不好时，李南问我你能不能让刘迪住几天，他特别爱小动物，他要到朋友家住有猫不方便。因为我平常住在延庆，我那房子也空着，就让刘迪来住。后来他和李南说特感激，对我是举手之劳的事。他后来打电话问一处的电话，别人不知道，我问子明后告诉他，他就感激我。他住那儿还过意不去，我爱人还跟他说呢：刘迪你直着进来不要横着出去啊，他笑着说，没事，不会横着出去的。在我家住时特乐观，虽然他老喘，可好多话要说，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刘迪就是这种人，别人有困难他就会帮助。
贺延光：我和刘迪认识是在出狱以后，我们都是出狱以后认识的，我和刘迪接触并不多，这些年各干各的，但是在我心里他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人。“四五”运动中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开追悼会的那天，我是4点半的飞机到上海，我一定要去八宝山。上次追思会赶不上了，说被取消了，改成今天我就赶上了（主持人：就为等你）。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代表人物，刘迪的几十年，“四五”也好，“六四”也好，比我啊，我开窍的很晚，原来也是15岁的红卫兵，很积极的，喊万岁的。我就觉得我们这拨人的责任，现在是觉得追悼会上边那句话非常好：“刘迪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要把刘迪的精神，对民主自由、法制孜孜不倦的追求，还得影响下一拨人。我倒觉得啊，这是我们这拨人的责任。“四五”就是建国几十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反对专制的运动，自发的群众运动，我们不是有组织的，还是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现在这个情况我想——老曹我不知道我这感觉对不对啊——和75年真的差不多（曹思源：有同感，有同感，甚至更过）。后来网上要追谣言，我说你们追什么谣言，75年中央就发文件了，七、八、九谣言四起，三个月谣言满天飞，层层追查，最后追查他妈一年多把你们自己弄掉啦。很多社会现象，对社会不满，制度不满，不是一层人的事，是层层人，没钱的人不满，有钱的人也不满，老百姓不满，官员也不满，我的感受是非常强烈。但是我能做什么，个人的能力都有限。昨天我跟了一个帖，说只要有平台就要表达，不管你是谁给我提供平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一代人的。我们是从左到右从混沌到清醒，这个反思过程一定要让下一拨人了解。我现在也想和“四五”相比，包括许多年轻人，至少是比我当时还清醒，因为我当时去天安门是觉得反正得有人出来，能干多少事干多少事，当时是那个感觉。现在很多人，学者专家教授甚至年轻人、40多岁的人，昨晚我参加一个“读库”的聚会，那岁数我看都比咱们小，也相当厉害，至少比我参加天安门运动时还清醒。他们对民主对制度的诉求，从表面看，大学生，没准还像北大那样，为了一个研究生被打死了游行了好几天，八几年？我那时天天去，拍照片，整个情况还了解。
另外，刘迪又非常清苦又非常乐观。有时我在想，哎，这拨人都挺乐观的，从性格上，甚至一些老人，像张思之啊，春天见张思之他们，蒋彦永、李锐，这些老头，都他妈挺乐观！谈笑风生，不像是受了这么多委屈遭了这么多难，大家聚会时谈笑风生，根本不把那些当作一回事。为民刚才讲了，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希望我们能做到，看不到也没关系，我们一起去为它努力。所以我就觉得纪念刘迪，很多老百姓不知道刘迪的名字，但知道“小平头”，都知道小平头，我觉得能做多少做多少，不灰心。这个过程本身就有价值就有意义，谢谢。
张平：
大家谈刘迪角度不一样，谈过的我就不重复。
刘迪是我一生中特别敬重十分佩服的老大哥之一。他羽化成仙，我心里头非常难过，本来不想来，但是毕兄让我来我不能不来（小毕：你当然得来）。因为我来吧，你说刘迪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人，一个复杂的人，你谈谈，即有千言万语又无话可说，我谈几点要点吧。
我79年2月份参加《北京之春》和刘迪认识的。30多年了，这30多年来，《之春》解散之后，我们几个人始终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接触比较多，比如孙庆祝，我们隔断时间就去看他，就聊一聊。
我认为，刘迪，于公而言，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好儿子，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个脊梁分子；于私而言，我失去了一个好大哥好学长好朋友好榜样。我佩服刘迪兄有多种原因，老周提到《北京之春》以红二代为主体，这里边有两个人给我印象深刻，一个是刘大哥，一个是陈子明，他俩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我特别注意这几个人，几个月以后据点就从三里河闵琦家搬到老刘家。初期有一次聚会，刘迪当时给我们做菜，那手就被拉破了，拉破了，包那手。这一晃都30多年了，千言万语，本来想些一篇长文，这几天心情不平静没法静下心来写。
第一点我佩服他为理想追求了一生奋斗了一生，始终忠贞不渝，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另一方面，在学识上受他许多启发和教育，很多实例啊。虽然我把他当成一个大哥一个学兄，但在真理面前也免不了真论探讨，但我感觉他从没有一次为私人思想去争论。
第二感觉，刘迪呢还有一个贵族精神，这个难能可贵。这个贵族精神它反映在很多方面，你和他讨论问题，他完全用那种平等的态度，没有那种霸气，非得你听他的，没这个，漫谈中，调侃中，这个是他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
第三点感觉，他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很多人谈到他给别人带来欢乐，我觉得在他欢乐的背后他的心很沉重，压抑感是非常强的。
第四点，刘迪的骨头是最硬朗的之一，因为他死号里出来的么。《北京之春》的人很多都从监狱里出来的，有一批不是蹲死号，他是从死号里出来的，他出来之后谈笑风生。比如说，第二次从秦城回来，我马上去看他，精神面貌根本不是说那个什么垂头丧气呀受到挫折呀，还那样，没有那个比较大的起伏，他的骨头是最硬朗的。
另外，我觉得他是个体思想者。他的很多想法是很超前的，都有实例啊，我会写出一篇文章出来。比方87年，子明请吃饭，人很多，聊着聊着西藏问题，就吵起来了。我和他谈藏传佛教，他对藏民族的那种关爱，我们发生了冲突么，我们还是那狭隘的民族主义维护那大一统，他就说应该给藏族人民自治权等等。但他很平和，也很坚定地坚持他的观点，不止我一个人和他争，很超前。我还觉得刘迪政治水平一流，刘迪刚从秦城出来之后我去看他，带着很大的困惑，主要的一个议题，就是陈（子明）王（军涛）问题。我就问他，陈王会不会毙了？他说不可能，你放心，不可能。我说那会不会假释啊，他说也不可能。他的那个判断隔不多久就完全被证实了，他这个超前，所以说为什么佩服他。他有他很多独到的地方，我们说了很长时间啊，争论讨论。我问为什么不可能毙了呢？他说要没有西方压力肯定就毙啦，甭说，就毙啦，由于国外压力太大，种种种种原因，毙不了。那毙不了呢，也不能轻判，轻判那等于李鹏就错啦，中南海就错啦，总得有人顶这个坑，顶这个雷。他说也不能轻判也不能毙，反正就在20年15年这个刑期，也不排除无期的可能，但这个刑期可能性最大。我认为，在那时不透明，大局都不清楚，他的预见性，他的政治水平一流，还有很多不便谈的啊。
再有值得学习的，他才华横溢知识面和兴趣非常广泛，他这一生都是求知欲旺盛，而且不耻下问。不是说啊我什么都懂，他不是这个和你探讨问题交流，他不懂的也向你求教。我觉得刘迪的一生是悲壮的，何为悲？他有坎坷的一面，苦难的一面。典型的那句：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对他呢比较适合，悲呢也在于他的理想没实现。当时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的第一感觉：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因为这个时代正需要他这种人。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就是刘迪这种人太少，如果中国有100万个刘迪，中国的今天绝不是这样！这是我心里话。
最后，刘迪活在我心中。他未竟的事业需要大家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薪火相传，特别是让年轻一代知道他，了解他。这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大家的责任。
另外在刘迪困难当中呢，老朋友老战友还是尽自己能力给予了他一些帮助。特别记得一次我俩去看子明，子明还是在服刑期间吧，在家里看押中，当时子明就拿出块钱资1万元帮助刘迪。他资助刘迪，我心里也暖烘烘的，战友情。刘迪呢，也不表态，他们之间也不用感谢。包括老孙去看他，吃什么，你挑，他也特懂人情，大家都没工作么，比较艰难，从来没挑，都是小吃。对生活中的刘迪也有很多话要讲，我会写出文章。
毕谊民：
刘迪的为人我们这些朋友都是心知肚明，对他很尊重。刚才子明说了，我们都是这个感触：谁要有困难他一定会来到你的身边，当你困难解决了，他又离开你，不接受任何感谢，夸奖。这是他得高风亮节，精神境界，这么多年我们这些朋友都受到过刘迪的帮助。比如我爱人，89年我跑了，跑到温州，两年不通信，她带着1岁宝宝跑到哈尔滨去了。90年，她回到北京，就找到刘迪，为什么找他？是对他的信任。
他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他不愿意别人夸他，但他走后，我在悼文中还是要夸。“刘迪是个彻悟的人，看透人生，看透生命，他淡薄名利，清心寡欲，有食则居。他一生中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工资，只在插队时赚过可怜的工分，生活靠夫人微薄的工资和父母的接济，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是他的交通工具。在物质社会环境中，他不是不需要钱，而是把钱看的很轻，真的很轻！朋友有难，他即使再困难也会挤出钱来接济，有着纯粹的士大夫情结和狭义精神，这在当下的社会中是难能可贵的。物质上他是贫穷的，精神上他是富有的，他留给了社会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我在悼念他的挽联中写道：“一生清白，没钱没车没房，两袖清风，有情有义有德”。
刘迪是个大度的人，很包容。有一次去大红门找我，身上都给磕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让摩托车撞飞了，昏过去了，开摩托车的人吓得守着他。刘迪醒过来一看也没什么事，就让肇事者走。这人到不干了，反倒让他赔车，最后闹到派出所去，警察把那骑摩托车的人骂了一顿。
刘迪从来不麻烦别人，甚至家人。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知道，道德沦丧、物欲横流，刘迪一直保持心灵的纯洁，人格的高贵，坚守着做人的原则和追求的理念。刘迪是人杰，是楷模。他一生很卑微却很高贵，因为高贵来自卑微；刘迪他很平凡但又很伟大，因为伟大来自平凡。
根据现场发言记录整理
2011年11月6日北京
刘迪
联系方式
住址：朝阳区三间房三间房南里4号院乙楼一单元二号 邮编100024
电话：86- 15092864137
简历
刘迪1950年7月6日出生于中国北京 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刘隽湘是中国微生物奠基人汤飞凡先生的得意门生和助手，曾为保存中国防疫资料免予内战毁灭而做出杰出贡献，并因此成为民主人士。
刘迪1957年-1963年在北京实验小学学习 ，1963年-1968年在北京第二中学读书
刘迪1968年-76年在山西插队
1976年4月初,刘迪参加四五运动,在4月5日反对警察镇压的事件中组织群众喊口号抗议,是被报纸点名的著名反革命 “小平头”. 运动被镇压后被公安机关作为要犯在全国通缉。
1976年10月被捕入狱, 1977年8月出狱.
1977年出狱后，刘迪参与推动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活动和“四五运动”的诗词《天安门诗抄》和画册的编辑工作。
1978年底,刘迪和陈子明、韩志雄、周为民、王军涛、李胜平等一批四五运动的参与者创办民主墙运动中的独立刊物《北京之春》。刘迪的家是《北京之春》编辑部开会和刻印刊物的地方。
1979年，刘迪曾经考上南京大学历史系 清史专业研究生， 但他听说大陆要镇压民主墙运动，为了与《北京之春》同仁共进退，他放弃了读书机会，继续参与《北京之春》的编辑、印制和发行工作。
1980年刘迪参与陈子明、胡平、王军涛、李胜平等策划和组织北京市高校学生竞选活动
80年代中期，刘迪协助陈子明创办当时最大民间独立实体群“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基金会并参与一些项目。
1989年学生运动爆发，刘迪作为学生顾问，策划和组织了一系列事件。学生绝食开始后，他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旁做学生顾问。 5月下旬，刘迪参与筹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为天安门广场建立指挥系统和民主运动建立和平秩序，做出独特贡献
六四屠杀发生后，刘迪1989年7月10日被捕，和许多高校的学生一起关在秦城监狱，1990年4月出狱。在秦城监狱期间，对同一牢房的年轻体弱的青年学生爱护有加，常常将自己省下的窝头给学生吃，将自己身上的棉大衣脱给生病的学生穿。
出狱以后对来找他帮忙的学生也是从不拒绝，曾经帮助北京语言学院的工人王国齐和学生张前进寻找住处和工作。也热心帮助还在狱中的陈子明和王军涛等联系律师，安抚家属。
1990年出狱后，刘迪作为政治犯亲属的主要顾问，设计了请求国际社会关注救援的行动策略，通过向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政要呼吁，在国际社会提出中国人权问题特别是六四受害者的人权问题，成功地将一些国际人权救援机制引进中国，改善了中国政治犯保护机制。
1992年，因组织「六四一千天祭日」纪念活动，在现场与警察发生冲突，与赵昕，王国齐等一起惨遭警察时间毒打。
2011年夏天，刘迪开始生病，咳嗽，气短，接着出现肺水肿，说话断断续续，不时要吸氧。现住在北京玉泉路医院，完全靠吸氧维持。医生一直没有确诊，怀疑是肺癌晚期。
刘迪具有传统中国侠义隐士精神，为推动中国进步和帮助政治迫害受害者后，不愿意被曝光，因此他在许多重大事件和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不为外人所知。
刘迪出狱后这么多年来一直倍受政府的“关照”, 不给发护照，找不到正常的职业，只能借住在父母的房子里，靠妻子张永冠一点微薄的薪水度日。刘迪这么多年来一直心情压抑，身体长期营养不良，但他好强的性格使得他从来没有向外界寻求过帮助。
2011年10月28日星期五
一篇最近爆红网文：中国式尊严 引无数P民竞泪奔
一个大学同学，毕业后五年在二十八岁时就任近十万人口县属小镇镇长。三年后升任为该县宣传部长，而后副县长，配有专车和专门的司机。他的政治野心不小，在官场上如鱼得水。有一年回国我去看他，他开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回国?中国应该有更适合你的专业的位置和机会。
我想都没有想地答道：为了有尊严地活着。
同学十分不解地看了我一会儿。但他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让他的司机随时待命，亲自开车带我去他工作和管辖的地区转转，并开玩笑说：好多年我都不开车了，但是今天，我给你当司机!我明白他的意思今天我是他的贵宾，但经他这么有意一说，也让我意识到他今天在降尊纡贵。司机，在他眼里是低人一等的仆从。
我们每到一处，总是被一群人围着前恭后迎，小心赔笑奉承有加，连到餐馆吃饭都是老板亲自出马，殷勤备至。我跟着他狐假虎威了一回，体验到有如皇帝出游般前呼后拥的至尊至贵，这是我在美国没有的经历。
饭后同学旧话重提，吹捧说我在中国肯定会混得比他好，为什么会有在中国活得没有尊严的想法呢?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他，如果某一天他成为一介平民的话，他还会有这样每到一处的礼遇吗?他说他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介平民，但如果是的话，估计不会被人这样奉迎着。这就是了。其实在中国没有必要成为一介平民来体会尊严的差别，只需换个角度，你能不能像尊重你的上级一样来尊重你的司机?他们只不过是职业的不同而已。同学老实承认不能，也突然明白我的意思，感叹道，尽管他在这儿人模人样，但如果去省城或北京的话，肯定也是一条哈巴狗，甚至被人当成流浪狗。
没错，在中国，一个人是否被尊重和被尊重的多少取决于你身上披着的社会身份的大小或财富的多少。
在美国，我是典型的一介平民，尽管操着不太流利而且有口音的英语，以及长着不主流的面孔，但每到一处我很少有不被尊重的感觉，仅有的几次还是来源于自己的同胞和新移民。无论是学习工作场所，还是生活消费场所，无论是锦衣绣服，还是破衣滥衫，我个人的经历还没有被人公开歧视过。但在中国，我却时时处处感到不被尊重和歧视，或因为不太高档的衣着，或因不太主流或优越的口音，或长得不富或不贵的面孔等等。说人家美国人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也好，假仁假义的伪善者也好，但人家至少文明到不会明目张胆地歧视人或轻贱人甚至羞辱人。
我也告诉同学，我每天很骄傲地给自己和家人当司机，有时候也给同事和朋友当司机。工作午餐外出就餐时，经常是老板或老板的老板给我们当司机。我所在的美国的城市市长，甚至多数国务部长、国会议员或州长都是自己开私车上下班。即使雇用司机也会对他们彬彬有礼，因为一方面对人本身的尊重是西方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司机手里握有这些人的一票。
像有权的同学一样，一个有钱的同学也不太明白尊严在中国是个问题。在中国的经济和司法还随处有缝可钻的时候，这个同学凭借在government部门的特殊关系，在只赚不亏的房地产行业找到了他成为富人的位置;在中国的道德开始堕落到以更新妻子包养二奶为荣的时候，他不仅与时俱进地换了个年轻漂亮的妻子，而且在同学朋友中从来不隐瞒包养的情人。现在他家里雇佣了两个保姆和一个专职司机，这些也是他向人展示他的财产的一部分。总之，他总是踩着了时代的步伐，以至他时常感叹，生为男人，只有生在中国才值得。如此的际遇，尊严在他那儿当然不是问题。
“尊严”的话题被提起也是因为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回国，是在一帮老同学聚会上，这个有钱的同学在一家餐馆请客。到了该点菜的时候，有钱的同学一招手，四个服务员同时快步躬身迎上来。那是个特殊的包间，配有四个服务员站在房间四角随时待命。同学嫌他们有碍同学间的私密话题把他们赶到了门外。每次有要求，他只需要一招手或对外高声叫道：服务员，再拿份菜单!服务员，饮料!服务员，点烟!等等。点菜的口气更是铿锵有力。当他再次埋头挥手招人时，没有注意到身后一个服务员手里拿了一杯酒正准备递给他，结果酒杯被打落在地，一些酒洒在他身上。同学大眼一瞪，服务员吓得面如灰色连连道歉。我坐在一旁，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同学那高高在上有如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势，想象不了这曾经是个见了女生就满脸通红、以至初恋情人被人抢走后无助地失声痛哭的大男孩。金钱，是如此地能把一个懦夫变成强者和尊者。
终于等他点完了菜，我告诉他，在美国读书时，我也曾在餐馆端过盘子洗过碗，可是从来没有人对我大呼小叫过。那时英语很糟，不时会出错拿错了菜，但大多数客人投以理解的一笑礼貌地要求换菜，幽默点的谢谢我让他们尝到了一道新菜。而且如果人家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还会给我额外的小费。同学哽咽着，半天没有说话。我以为他正在为自己刚才的行为失当深感愧意呢。不料他却说，在美国那么不好混啊，为什么不回来?
这次轮到我哽咽了。原来有钱人还在坚持己见，即餐馆服务生比他这个有钱人低微数个等级，以至那么地同情他的老同学居然也做过这类的工作。不仅如此，他还理直气壮地说，我花钱买服务，听我的使唤是他们份内的事!可是，有钱人，你买的是人家的服务，这项服务只包括人家态度和善地帮你点菜上菜收盘子等份内的事，并不包括额外的面对你的傲慢和不尊、轻视甚至羞辱。在这个社会上，无论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上至国家主席或总统，下至搬运工清洁工，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在为别人提供服务。因社会的分工和机会的不均等，以及其它一些因素使得职业存在着高低的区别，其报酬形式已经通过金钱和社会地位表现出来了，但职业的尊严和做人的尊严并没有因此而有区别。
人性的尊严是与生俱来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是个人，就应该被尊重。但在中国，尊严是要通过某种外在的东西交换得来的，比如用金钱，或权势或社会地位等等，这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踩着别人往上爬，爬到一个等级后就踩着比自己低一等的人搜括着别人的尊严而享受着这种搜括。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的说法，“惟有读书高”只不过是读书人的臆想，几千年来，从来是“惟有权钱高”。
本来，贫穷并不必然低贱，低微也不必然没有尊严，富有权势也不是尊严的同义词。这个世上，清贫而有尊严地活着的大有人在。但在中国，贫穷低微却是没有尊严的代名词。经典的“笑贫不笑娼”就出自这个土壤，是对这种钱比尊严更重要的价值观作了最好的阐释。
其实说生活在中国缺少尊严不完全对，缺少尊严的只是普通老百姓，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不缺这个。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富尊贫卑，这就是中国式的尊严。
几十年来，为了倡导高尚的互尊互爱的道德，动员全国人民响应的口号一个接着一个：学雷锋，做好事;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耻八荣，等等。结果呢，从幼儿园开始喊的口号，还是没能阻挡人们的道德水平越来越低，人活得越来越没有尊严的趋势。我们当官的有钱的带头把“八耻”变成了“八荣”。我们的大款们学习雷锋好榜样，敲锣打鼓地捐款救济穷人灾民，捐得稍有点数目的其大名毫不谦虚地昭示在报刊电台头版头条成了大救星。穷人还没有来得及磕头感恩戴德，几个豆腐渣工程、几个通过广告包装的产品、几个声嘶力竭的演出、几个为人们服务的骗局，把这些捐的钱又源源不断地收回到了大款的口袋里。今年春节，我们的亲民领导们终于发现，我们的人民活得没有尊严，于是一个新口号诞生了：让人民活得有尊严。
领导，人们怎样有尊严得起来?稍微有点良心不太“三热爱”的人们，监狱侍候!而且没有任何正常的司法程序，尽管那些司法本身也不公正。想说不该说的话或上访?知不知道police叔叔腰里有枪?最不济的还有警棍呢，连只发了一根柴火棒的城市管理者都有权随意打人。不听话的人多了，军队上来了。还要顽固抵抗?坦克机关枪打前锋。死在枪下的都是不法分子，活着就不是好人，死了就更没有尊严了，纪念他们当然是有罪的!不同意拆迁?你家的房子或坟墓比我的钢铁造的推土机厉害?我们要奥运了世博了，外国人要来了，你们——脸上脏兮兮的身上破破烂烂的民工，有碍市容有辱我们的国际形象，得滚出城里回到乡下，等尊贵的外宾走后再回来做又苦又累还脏的活……这些，都是领导们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所做的努力？！
其实，要让百姓活得有尊严并不难。把是否能当官和当官的前途放在老百姓手上，当官的还敢作威作福随便践踏掌握他仕途的人的尊严?没有终身的官员也没有终身的上下级关系，“上尊下卑”还会有问题?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和较公正的司法系统，任何人都有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权力走向富裕的机会，富人也还会那么耀钱扬威了？
中国人，如果剥去了权势和金钱的外衣，还能剩下什么呢？我们普通老百姓还需要等多久才真的活得有尊严呢？
2011年10月28日
我想都没有想地答道：为了有尊严地活着。
同学十分不解地看了我一会儿。但他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让他的司机随时待命，亲自开车带我去他工作和管辖的地区转转，并开玩笑说：好多年我都不开车了，但是今天，我给你当司机!我明白他的意思今天我是他的贵宾，但经他这么有意一说，也让我意识到他今天在降尊纡贵。司机，在他眼里是低人一等的仆从。
我们每到一处，总是被一群人围着前恭后迎，小心赔笑奉承有加，连到餐馆吃饭都是老板亲自出马，殷勤备至。我跟着他狐假虎威了一回，体验到有如皇帝出游般前呼后拥的至尊至贵，这是我在美国没有的经历。
饭后同学旧话重提，吹捧说我在中国肯定会混得比他好，为什么会有在中国活得没有尊严的想法呢?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他，如果某一天他成为一介平民的话，他还会有这样每到一处的礼遇吗?他说他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介平民，但如果是的话，估计不会被人这样奉迎着。这就是了。其实在中国没有必要成为一介平民来体会尊严的差别，只需换个角度，你能不能像尊重你的上级一样来尊重你的司机?他们只不过是职业的不同而已。同学老实承认不能，也突然明白我的意思，感叹道，尽管他在这儿人模人样，但如果去省城或北京的话，肯定也是一条哈巴狗，甚至被人当成流浪狗。
没错，在中国，一个人是否被尊重和被尊重的多少取决于你身上披着的社会身份的大小或财富的多少。
在美国，我是典型的一介平民，尽管操着不太流利而且有口音的英语，以及长着不主流的面孔，但每到一处我很少有不被尊重的感觉，仅有的几次还是来源于自己的同胞和新移民。无论是学习工作场所，还是生活消费场所，无论是锦衣绣服，还是破衣滥衫，我个人的经历还没有被人公开歧视过。但在中国，我却时时处处感到不被尊重和歧视，或因为不太高档的衣着，或因不太主流或优越的口音，或长得不富或不贵的面孔等等。说人家美国人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也好，假仁假义的伪善者也好，但人家至少文明到不会明目张胆地歧视人或轻贱人甚至羞辱人。
我也告诉同学，我每天很骄傲地给自己和家人当司机，有时候也给同事和朋友当司机。工作午餐外出就餐时，经常是老板或老板的老板给我们当司机。我所在的美国的城市市长，甚至多数国务部长、国会议员或州长都是自己开私车上下班。即使雇用司机也会对他们彬彬有礼，因为一方面对人本身的尊重是西方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司机手里握有这些人的一票。
像有权的同学一样，一个有钱的同学也不太明白尊严在中国是个问题。在中国的经济和司法还随处有缝可钻的时候，这个同学凭借在government部门的特殊关系，在只赚不亏的房地产行业找到了他成为富人的位置;在中国的道德开始堕落到以更新妻子包养二奶为荣的时候，他不仅与时俱进地换了个年轻漂亮的妻子，而且在同学朋友中从来不隐瞒包养的情人。现在他家里雇佣了两个保姆和一个专职司机，这些也是他向人展示他的财产的一部分。总之，他总是踩着了时代的步伐，以至他时常感叹，生为男人，只有生在中国才值得。如此的际遇，尊严在他那儿当然不是问题。
“尊严”的话题被提起也是因为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回国，是在一帮老同学聚会上，这个有钱的同学在一家餐馆请客。到了该点菜的时候，有钱的同学一招手，四个服务员同时快步躬身迎上来。那是个特殊的包间，配有四个服务员站在房间四角随时待命。同学嫌他们有碍同学间的私密话题把他们赶到了门外。每次有要求，他只需要一招手或对外高声叫道：服务员，再拿份菜单!服务员，饮料!服务员，点烟!等等。点菜的口气更是铿锵有力。当他再次埋头挥手招人时，没有注意到身后一个服务员手里拿了一杯酒正准备递给他，结果酒杯被打落在地，一些酒洒在他身上。同学大眼一瞪，服务员吓得面如灰色连连道歉。我坐在一旁，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同学那高高在上有如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势，想象不了这曾经是个见了女生就满脸通红、以至初恋情人被人抢走后无助地失声痛哭的大男孩。金钱，是如此地能把一个懦夫变成强者和尊者。
终于等他点完了菜，我告诉他，在美国读书时，我也曾在餐馆端过盘子洗过碗，可是从来没有人对我大呼小叫过。那时英语很糟，不时会出错拿错了菜，但大多数客人投以理解的一笑礼貌地要求换菜，幽默点的谢谢我让他们尝到了一道新菜。而且如果人家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还会给我额外的小费。同学哽咽着，半天没有说话。我以为他正在为自己刚才的行为失当深感愧意呢。不料他却说，在美国那么不好混啊，为什么不回来?
这次轮到我哽咽了。原来有钱人还在坚持己见，即餐馆服务生比他这个有钱人低微数个等级，以至那么地同情他的老同学居然也做过这类的工作。不仅如此，他还理直气壮地说，我花钱买服务，听我的使唤是他们份内的事!可是，有钱人，你买的是人家的服务，这项服务只包括人家态度和善地帮你点菜上菜收盘子等份内的事，并不包括额外的面对你的傲慢和不尊、轻视甚至羞辱。在这个社会上，无论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上至国家主席或总统，下至搬运工清洁工，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在为别人提供服务。因社会的分工和机会的不均等，以及其它一些因素使得职业存在着高低的区别，其报酬形式已经通过金钱和社会地位表现出来了，但职业的尊严和做人的尊严并没有因此而有区别。
人性的尊严是与生俱来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是个人，就应该被尊重。但在中国，尊严是要通过某种外在的东西交换得来的，比如用金钱，或权势或社会地位等等，这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踩着别人往上爬，爬到一个等级后就踩着比自己低一等的人搜括着别人的尊严而享受着这种搜括。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的说法，“惟有读书高”只不过是读书人的臆想，几千年来，从来是“惟有权钱高”。
本来，贫穷并不必然低贱，低微也不必然没有尊严，富有权势也不是尊严的同义词。这个世上，清贫而有尊严地活着的大有人在。但在中国，贫穷低微却是没有尊严的代名词。经典的“笑贫不笑娼”就出自这个土壤，是对这种钱比尊严更重要的价值观作了最好的阐释。
其实说生活在中国缺少尊严不完全对，缺少尊严的只是普通老百姓，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不缺这个。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富尊贫卑，这就是中国式的尊严。
几十年来，为了倡导高尚的互尊互爱的道德，动员全国人民响应的口号一个接着一个：学雷锋，做好事;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耻八荣，等等。结果呢，从幼儿园开始喊的口号，还是没能阻挡人们的道德水平越来越低，人活得越来越没有尊严的趋势。我们当官的有钱的带头把“八耻”变成了“八荣”。我们的大款们学习雷锋好榜样，敲锣打鼓地捐款救济穷人灾民，捐得稍有点数目的其大名毫不谦虚地昭示在报刊电台头版头条成了大救星。穷人还没有来得及磕头感恩戴德，几个豆腐渣工程、几个通过广告包装的产品、几个声嘶力竭的演出、几个为人们服务的骗局，把这些捐的钱又源源不断地收回到了大款的口袋里。今年春节，我们的亲民领导们终于发现，我们的人民活得没有尊严，于是一个新口号诞生了：让人民活得有尊严。
领导，人们怎样有尊严得起来?稍微有点良心不太“三热爱”的人们，监狱侍候!而且没有任何正常的司法程序，尽管那些司法本身也不公正。想说不该说的话或上访?知不知道police叔叔腰里有枪?最不济的还有警棍呢，连只发了一根柴火棒的城市管理者都有权随意打人。不听话的人多了，军队上来了。还要顽固抵抗?坦克机关枪打前锋。死在枪下的都是不法分子，活着就不是好人，死了就更没有尊严了，纪念他们当然是有罪的!不同意拆迁?你家的房子或坟墓比我的钢铁造的推土机厉害?我们要奥运了世博了，外国人要来了，你们——脸上脏兮兮的身上破破烂烂的民工，有碍市容有辱我们的国际形象，得滚出城里回到乡下，等尊贵的外宾走后再回来做又苦又累还脏的活……这些，都是领导们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所做的努力？！
其实，要让百姓活得有尊严并不难。把是否能当官和当官的前途放在老百姓手上，当官的还敢作威作福随便践踏掌握他仕途的人的尊严?没有终身的官员也没有终身的上下级关系，“上尊下卑”还会有问题?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和较公正的司法系统，任何人都有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权力走向富裕的机会，富人也还会那么耀钱扬威了？
中国人，如果剥去了权势和金钱的外衣，还能剩下什么呢？我们普通老百姓还需要等多久才真的活得有尊严呢？
2011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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