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8-31
DC：近年很多人，都会利用VPN来翻墙。只不过有些人近日考虑，利用瑞典海盗湾的VPN的服务翻墙，因为海盗湾的VPN声称并不会记录使用者的上网纪录，就算有执法机构追究，海盗湾都没有记录交出来。其实VPN的登入登出纪录，会纪录些什么？
李：一般的VPN的主机软件，都会纪录不同的用户，到底用那个IP登入，以及曾经访问过那些网址。这些纪录其实本来都是系统管理员使用，特别在系统出现保安问题时，就可以追查问题出现的根源。但纪录的详尽程度，以至纪录的保留时间有多少，就很视乎个别VPN的管理政策的不同。
DC：其实VPN的登入登出资料，会否被泄漏，而导致自已的上网纪录泄漏的情况？
李：这视乎VPN的保安程度，以及VPN的拥有人是什么身份？
首先，VPN的主机保安程度不足的话，有心的黑客可能偷取主机的系统纪录，那当然很危险。但因保安问题而导致纪录被泄漏，情况比较罕见。
好像赛风3之类由维护网络自由的组织所营运的VPN，一般都不会泄漏使用者的上网纪录，甚至好像海盗湾之类的组织可以极端至不保留任何纪录。
但其他商营或免费的VPN主机，就很视乎主机拥有人所在司法管辖区，以及主机经营者的背景。有部分VPN主机的经营者，所在司法管辖区的私隐法例比较宽松，甚至经营者的背景不明的话，使用者的上网纪录有可能被泄漏，因此，一些比较历史攸久，规模比较大的公司经营的VPN会比较可靠。
此外，有部分VPN公司在申请户口的时候，需要用户提供个人资料，这类VPN亦是比较令人难以安心。一旦个人资料连同上网纪录一并外泄时，有可能令部分人的翻墙动向泄露。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公司一如师涛案时的雅虎一样，将用户资料泄露给中国政府的一样，都会相当可怕。因此，赛风3之类不用登记个人资料的VPN技术，之所以比较可靠，因为比较难识辨到个别用户的上网纪录。
DC：那些司法管辖区会在私隐上保护比较强，会令中国用户使用VPN时会比较安心？
李：以师涛案的案例来看，美国背景的公司一般都会保护比较强，因为一旦与中国当局合作，有可能被人在美国作出民事诉讼追讨赔偿。
而欧洲的私隐法律，也比较强，因此比较少欧盟的公司将网民私隐泄漏给第三国政府，亦会较为可靠。
虽然香港有私隐条例，但由师涛案可以看到，香港私隐条例不一定能够令香港为主的VPN公司保障用户私隐，不会外泄给中国当局。特别近年中联办干预香港政治情况越来越严重，私隐专员公署是否敢于干预类似事件比较难讲。因此，香港的VPN虽然可以用来翻墙，但香港的VPN用于传递相当敏感的资讯并不大安全，要传递敏感的资讯的话，使用美国和欧盟国家的VPN主机以及公司会比较适合，因为他们的私隐法律，以至追究机制比较完备。
2012年8月31日星期五
2012年8月29日星期三
古巴副总统24岁的女儿叛逃 投诚美国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8月29日转载）
（今日新闻网） 美国迈阿密当地西班牙文媒体报导，古巴副总统穆里洛（Marino Murillo）的女儿葛莲达。穆里洛。狄亚兹（Glenda Murillo Diaz）已经离开古巴投诚至美国，目前住在佛罗里达州坦帕（Tampa）。
根据迈阿密前锋报（El Nuevo Herald）27日报导，今年24岁的狄亚兹是8月中旬从墨西哥跨越边界进入德州，她投诚的动机目前还不得而知。这是她首次踏上美国的国土，过去美国一直拒发签证给她。
狄亚兹的父亲穆里洛负责推动古巴改革工作，因为强势推行改革工作，在当地有“改革的沙皇”之称。穆里洛曾表示不会照抄中国大陆与越南的改革经验推行改革，而是推行适合古巴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
狄亚兹的投诚显然是对古巴总统劳尔。卡斯楚（Raul Castro）的经济改革政策投下不信任票。
1959年卡斯楚（Fidel Castro）推翻亲美政府建立共产政权后，美国与古巴开始敌对；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之后，古巴遭到美国经济制裁至今。由于不堪经济困窘，古巴民众时常冒险逃往一海之隔的佛罗里达州，1980年的马列尔偷渡事件（Mariel Boatlift）中，有近15万古巴人渡海逃往迈阿密，迈阿密因而成为古巴异议人士反卡斯楚的大本营。
美国对古巴人采取“wet foot，dry foot”政策，只要古巴难民踏上美国领土，就可以在美国居留。
古巴副总统穆里洛（Marino Murillo）（左）的女儿狄亚兹（Glenda Murillo Diaz）（右）已经离开古巴投诚至美国。[图／翻摄自El Nuevo Herald网站] _（网文转载）
（今日新闻网） 美国迈阿密当地西班牙文媒体报导，古巴副总统穆里洛（Marino Murillo）的女儿葛莲达。穆里洛。狄亚兹（Glenda Murillo Diaz）已经离开古巴投诚至美国，目前住在佛罗里达州坦帕（Tampa）。
根据迈阿密前锋报（El Nuevo Herald）27日报导，今年24岁的狄亚兹是8月中旬从墨西哥跨越边界进入德州，她投诚的动机目前还不得而知。这是她首次踏上美国的国土，过去美国一直拒发签证给她。
狄亚兹的父亲穆里洛负责推动古巴改革工作，因为强势推行改革工作，在当地有“改革的沙皇”之称。穆里洛曾表示不会照抄中国大陆与越南的改革经验推行改革，而是推行适合古巴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
狄亚兹的投诚显然是对古巴总统劳尔。卡斯楚（Raul Castro）的经济改革政策投下不信任票。
1959年卡斯楚（Fidel Castro）推翻亲美政府建立共产政权后，美国与古巴开始敌对；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之后，古巴遭到美国经济制裁至今。由于不堪经济困窘，古巴民众时常冒险逃往一海之隔的佛罗里达州，1980年的马列尔偷渡事件（Mariel Boatlift）中，有近15万古巴人渡海逃往迈阿密，迈阿密因而成为古巴异议人士反卡斯楚的大本营。
美国对古巴人采取“wet foot，dry foot”政策，只要古巴难民踏上美国领土，就可以在美国居留。
古巴副总统穆里洛（Marino Murillo）（左）的女儿狄亚兹（Glenda Murillo Diaz）（右）已经离开古巴投诚至美国。[图／翻摄自El Nuevo Herald网站] _（网文转载）
2012年8月22日星期三
未普：从北戴河会议看中国的黑箱政治
中共的北戴河会议一向神秘诡异。2012年的北戴河会议，因王谷薄事件等一系列政治丑闻的发生和18大的临近，显得格外诡异。
7月底8月初，全球媒体都在竞猜中共是否召开北戴河会议，中国官方却只字不提，只用新华社通稿的方式，报道了习近平于8月5日在北戴河接见专家代表的消息。8月17日，中共政治局9常委集体失踪两个星期后，又集体在北京亮相。于是外界恍然大悟，北戴河会议开了，又结束了。
但是它什么时候开的？谁参加了会议？他们都谈了些什么？18大到底什么时候召开？18大常委是9名还是7名？候选人都有谁？18大报告是什么内容？中国未来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怎样的？如何处理王立军、谷开来和薄熙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北戴河会议”这个黑箱里讨论、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出了北戴河，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国家机密，谁也不得泄露。
这种事情，特别是国家领导人集体在公众眼里消失，在民主开放国家，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美联社说，无法想像，华盛顿最有权势的人物消失一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至于政党的代表大会及其细枝末节，在文明社会，都是公开的，和国家机密毫无关联。
中国的国家机密主要来自中南海，但是和中南海这个中共决策的政治黑箱相比，北戴河会议有其特殊性。用吴稼祥的话，这是外松内紧的宫廷权力斗争的特殊战场。从80年代邓小平起，北戴河会议就逐渐演变成现任中共高官和前任中共高官就未来的权力分配讨价还价的地方。近些年来，更成了退休老人干政，为本帮派谋权划利的“战场”。就是因为这个在文明社会“难以启齿”的特点，北戴河会议成为中国政治的最大黑箱。这一方面说明现任执政当局的无能，一方面说明中共退休老人意图主导中共换届的“慈禧心态”。
胡温刚接任时，于2003年趁着反“非典”赚来的一点“新政”名声和勇气，一度取消了北戴河会议，此举曾引发民间一片掌声。但2007年17大前夕，北戴河会议死而复生，退而不休的江泽民不仅主导了17大的人事安排，而且和曾庆红联手催生了习近平这匹政坛“黑马”。2011年，北戴河会议再次召开，这次会议与18大有关。大病未愈的江泽民，据多维报道，出席了此次会议，并被推举为18大人事安排总顾问。
而今年的会议，据《明镜月刊》报道，主要是讨论在7月23日中共高层在北京京西宾馆会上提出的18大人事方案，最后由老人在北戴河定盘。参加讨论者，除了本届常委，还有上届常委。在过去几次北戴河会议上唱主角的江泽民，这次已绝无体力亲临现场。不过他照样以各种方式提醒外界，他依然对中共的权力分配有影响力。
今年的北戴河会议非同以往。这主要拜赐于王立军、谷开来和薄熙来事件。这些恶性事件及其牵扯出来的和高层千丝万缕的联系，把中共执政推上了连胡锦涛都承认的“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最令外界震惊的是，薄熙来本来有希望进常委，只因自己的傲慢、狠毒和不可一世逼反了王立军；被逼上梁山的王立军遂夜闯美领馆，披露了谷开来杀人案和薄熙来的其他罪错，薄的入常美梦因此而彻底破碎。中国历史于是又多了一桩“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公案。更重要的是，薄熙来的空缺引来了其他候选人的角逐，从而使北戴河会议的讨价还价更加激烈，也使得这个特殊的政治黑箱更加诡秘，更加暗不透光。
诡秘的北戴河会议告诉外界，中国政府承诺的老百姓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被彻底剥夺：而中共在黑箱里操作的讨价还价似的所谓党内民主，跟老百姓毫无关系；用这种和老百姓没有关系的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根本是无稽之谈。
2012年8月22日
7月底8月初，全球媒体都在竞猜中共是否召开北戴河会议，中国官方却只字不提，只用新华社通稿的方式，报道了习近平于8月5日在北戴河接见专家代表的消息。8月17日，中共政治局9常委集体失踪两个星期后，又集体在北京亮相。于是外界恍然大悟，北戴河会议开了，又结束了。
但是它什么时候开的？谁参加了会议？他们都谈了些什么？18大到底什么时候召开？18大常委是9名还是7名？候选人都有谁？18大报告是什么内容？中国未来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怎样的？如何处理王立军、谷开来和薄熙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北戴河会议”这个黑箱里讨论、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出了北戴河，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国家机密，谁也不得泄露。
这种事情，特别是国家领导人集体在公众眼里消失，在民主开放国家，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美联社说，无法想像，华盛顿最有权势的人物消失一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至于政党的代表大会及其细枝末节，在文明社会，都是公开的，和国家机密毫无关联。
中国的国家机密主要来自中南海，但是和中南海这个中共决策的政治黑箱相比，北戴河会议有其特殊性。用吴稼祥的话，这是外松内紧的宫廷权力斗争的特殊战场。从80年代邓小平起，北戴河会议就逐渐演变成现任中共高官和前任中共高官就未来的权力分配讨价还价的地方。近些年来，更成了退休老人干政，为本帮派谋权划利的“战场”。就是因为这个在文明社会“难以启齿”的特点，北戴河会议成为中国政治的最大黑箱。这一方面说明现任执政当局的无能，一方面说明中共退休老人意图主导中共换届的“慈禧心态”。
胡温刚接任时，于2003年趁着反“非典”赚来的一点“新政”名声和勇气，一度取消了北戴河会议，此举曾引发民间一片掌声。但2007年17大前夕，北戴河会议死而复生，退而不休的江泽民不仅主导了17大的人事安排，而且和曾庆红联手催生了习近平这匹政坛“黑马”。2011年，北戴河会议再次召开，这次会议与18大有关。大病未愈的江泽民，据多维报道，出席了此次会议，并被推举为18大人事安排总顾问。
而今年的会议，据《明镜月刊》报道，主要是讨论在7月23日中共高层在北京京西宾馆会上提出的18大人事方案，最后由老人在北戴河定盘。参加讨论者，除了本届常委，还有上届常委。在过去几次北戴河会议上唱主角的江泽民，这次已绝无体力亲临现场。不过他照样以各种方式提醒外界，他依然对中共的权力分配有影响力。
今年的北戴河会议非同以往。这主要拜赐于王立军、谷开来和薄熙来事件。这些恶性事件及其牵扯出来的和高层千丝万缕的联系，把中共执政推上了连胡锦涛都承认的“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最令外界震惊的是，薄熙来本来有希望进常委，只因自己的傲慢、狠毒和不可一世逼反了王立军；被逼上梁山的王立军遂夜闯美领馆，披露了谷开来杀人案和薄熙来的其他罪错，薄的入常美梦因此而彻底破碎。中国历史于是又多了一桩“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公案。更重要的是，薄熙来的空缺引来了其他候选人的角逐，从而使北戴河会议的讨价还价更加激烈，也使得这个特殊的政治黑箱更加诡秘，更加暗不透光。
诡秘的北戴河会议告诉外界，中国政府承诺的老百姓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被彻底剥夺：而中共在黑箱里操作的讨价还价似的所谓党内民主，跟老百姓毫无关系；用这种和老百姓没有关系的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根本是无稽之谈。
2012年8月22日
2012年8月17日星期五
李江琳：探寻历史真相的启示——我对人类良知的信心
“六四”屠城已经过去了23年，它在中国依然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中国的党和政府，多年来对十几亿中国人展开了一项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遗忘工程，它不许任何人提起这一“挽救了国家”的丰功伟业，即使你想公开地赞扬它也不允许。党和政府要求你只能遗忘。23年过去了，当年死在解放军坦克下弹雨中的年轻人，如果活到今天，应该是中年人了，而今日和他们当年同龄的年轻人，有许多人不知道23年前的那场北京屠城。
对“六四”镇压自有定论
可是，也有人不想保持沉默，而这些人竟是当年事件的参与者、涉足者甚至指挥者。他们不想遗忘。先是当年因为反对镇压而在政治上失势的原总书记赵紫阳，他在晚年一再回顾和反思那场政治风波，从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领导人转变为一个念经学佛的普通老人。然后是当年在电视上挥着拳头吼叫着镇压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他此后在政治上并未失意，如今却不顾“组织上”的反对和禁令，公开了他的日记，提到了那场血腥镇压。最近又有当年似乎是具体执行镇压的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他此后不久从政治巅峰上跌落，成了阶下囚，如今他也不顾党的禁令，冒着风险在香港出版他的回忆录，解释他和那场镇压的关系。
这些人，不管他们的政治命运如何不同，不管他们的个人品德何等悬殊，他们却都想在有生之年对后代、对历史留下他们自己的话。这句话是如此重要，这些最熟悉共产党组织性纪律性的老牌党员此时竟然连党的禁令也不顾了。这句话就是，“六四”屠杀，不是他们做的决定，不是他们下的令，不是他们开动了坦克、扳动了机枪。他们都想和“六四”屠城拉开距离，划清界线。
常识在告诉他们，“六四”镇压是不对的。这些人都曾是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原本自信是无所畏惧的，可当晚年到来，当死亡临近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害怕了。他们害怕历史的审判，他们害怕在历史上留下屠夫的名份，他们害怕他们的子孙后代以他们为耻。
我们可以预言，“六四”天安门事件不可能被遗忘，那是一道中国人非迈不可的坎。虽然那大规模的遗忘工程，那筑在中国人精神上的“柏林墙”依然存在，但它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中国政府遗忘工程的目标
这样的遗忘工程，并不是第一次。1956年到1962年，中国政府在青藏高原上打了一场与藏民族为敌的战争。中共是继戈培尔之后最懂得宣传“谣言”的组织。这场战争，明明是中共用其暴力改造政策逼迫藏人反抗，然后用过度武力镇压，滥杀平民，包括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但在后来的宣传中却被称为“平叛斗争”；中共在藏区的政策，明明是暴力的土改和毁寺灭佛，连它自己后来都不得不承认“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却一直命名为“民主改革”。中共这个带有黑社会形态的政党，从一开始就知道，有些事情它可做不可说，做完了还得紧紧捂住，不能在历史上留下记录。于是，那场历时6年，造成藏民族历史上最大灾难，藏民族至少失去了十分之一人口的战争，一直是中国政府遗忘工程的目标。
到目前为止，我在正式出版物和网上搜集到近200份各级干部和军人的回忆录和文章，这些回忆有个共同特点：他们大多说的是一番豪言壮语，呈现出的细节是他们行军如何艰苦，高原环境如何恶劣，“叛匪”如何凶恶愚蠢，自己的战友如何被“叛匪”残杀。对于他们如何“平叛”的具体细节，他们对之开枪开炮、轰炸扫射的究竟是什么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几乎没有提及。几十年来，只见一方压倒性的轰炸式宣传，却不见另一方的回忆和叙述。中共宣传部门以此方式故意向民众灌输这种扭曲了事实的历史。
近年出版西藏自治区地方志，如《林芝地区志》、《阿里地区志》、《昌都地区志》等等，以及若干个县的县志，对1959年3月至1962年3月发生的战争，不是只字不提，就是一笔带过。而在不公开的出版物中，比如当年参与镇压的张向明，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提到，胡耀邦年代，开始对民族地区当年的“平叛扩大化”平反，但西藏军区坚决抵制，因为当年“叛匪和民众事实上无法区别”，换言之，他们知道当年曾以“平叛”为名对民众进行大屠杀。他们知道这种大屠杀是过不了道德审判这一关的。
真相将唤醒人的天性良知
这样的遗忘工程产生了中共期望的效果，从那以后的几代中国人，对于曾经发生在青藏高原上的这场残酷战争几乎一无所知，对于西藏的历史，很多人除了“万恶的农奴制”这一宣传概念以外，就是中国政府对藏地“无私援助”的恩惠，以及有意无意地塑造了藏人“忘恩负义”地一意孤行要搞“藏独”的形象。最近20多年汉藏关系的极度紧张，就是建立在这种人为营造的“民意基础”上。
但是，达赖喇嘛多年来始终对汉藏关系的改善抱着希望。达赖喇嘛经常说，人是有天性良知的，人天生有一种对公平和正义的要求。正是这种天生良知，使得我们这个世界有一种叫做普世价值的东西。人类社会的未来希望就在于，人类有普世价值，这种价值让人类有向善的能力和动力。
中国民众仇视藏民族的所谓“民意”，是多年来中共刻意封锁信息、扭曲事实而造成的，是因为中国民众长期以来不知真相。
我在研究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藏历史以后，和很多不同年龄的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交流过。我发现，有意义的观点交流，只能建立在历史事实和真相交流的基础上。在史实交流以前，由于中国的信息封锁，大多数中国人实际上只有一些“结论”，他们的结论往往远离事实，却固执己见，几乎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但是，只要历史事实渐渐地呈现，他们就不得不面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当他们得知了真相，人的天性良知就会发生作用，他们就会知道，中共在藏区曾经做过的事是不正义的，是不能接受的。
我对人类良知抱持信心，就是这种信心使我深信，揭示青藏高原上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真相，不是没有意义的。
2012年8月17日
对“六四”镇压自有定论
可是，也有人不想保持沉默，而这些人竟是当年事件的参与者、涉足者甚至指挥者。他们不想遗忘。先是当年因为反对镇压而在政治上失势的原总书记赵紫阳，他在晚年一再回顾和反思那场政治风波，从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领导人转变为一个念经学佛的普通老人。然后是当年在电视上挥着拳头吼叫着镇压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他此后在政治上并未失意，如今却不顾“组织上”的反对和禁令，公开了他的日记，提到了那场血腥镇压。最近又有当年似乎是具体执行镇压的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他此后不久从政治巅峰上跌落，成了阶下囚，如今他也不顾党的禁令，冒着风险在香港出版他的回忆录，解释他和那场镇压的关系。
这些人，不管他们的政治命运如何不同，不管他们的个人品德何等悬殊，他们却都想在有生之年对后代、对历史留下他们自己的话。这句话是如此重要，这些最熟悉共产党组织性纪律性的老牌党员此时竟然连党的禁令也不顾了。这句话就是，“六四”屠杀，不是他们做的决定，不是他们下的令，不是他们开动了坦克、扳动了机枪。他们都想和“六四”屠城拉开距离，划清界线。
常识在告诉他们，“六四”镇压是不对的。这些人都曾是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原本自信是无所畏惧的，可当晚年到来，当死亡临近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害怕了。他们害怕历史的审判，他们害怕在历史上留下屠夫的名份，他们害怕他们的子孙后代以他们为耻。
我们可以预言，“六四”天安门事件不可能被遗忘，那是一道中国人非迈不可的坎。虽然那大规模的遗忘工程，那筑在中国人精神上的“柏林墙”依然存在，但它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中国政府遗忘工程的目标
这样的遗忘工程，并不是第一次。1956年到1962年，中国政府在青藏高原上打了一场与藏民族为敌的战争。中共是继戈培尔之后最懂得宣传“谣言”的组织。这场战争，明明是中共用其暴力改造政策逼迫藏人反抗，然后用过度武力镇压，滥杀平民，包括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但在后来的宣传中却被称为“平叛斗争”；中共在藏区的政策，明明是暴力的土改和毁寺灭佛，连它自己后来都不得不承认“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却一直命名为“民主改革”。中共这个带有黑社会形态的政党，从一开始就知道，有些事情它可做不可说，做完了还得紧紧捂住，不能在历史上留下记录。于是，那场历时6年，造成藏民族历史上最大灾难，藏民族至少失去了十分之一人口的战争，一直是中国政府遗忘工程的目标。
到目前为止，我在正式出版物和网上搜集到近200份各级干部和军人的回忆录和文章，这些回忆有个共同特点：他们大多说的是一番豪言壮语，呈现出的细节是他们行军如何艰苦，高原环境如何恶劣，“叛匪”如何凶恶愚蠢，自己的战友如何被“叛匪”残杀。对于他们如何“平叛”的具体细节，他们对之开枪开炮、轰炸扫射的究竟是什么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几乎没有提及。几十年来，只见一方压倒性的轰炸式宣传，却不见另一方的回忆和叙述。中共宣传部门以此方式故意向民众灌输这种扭曲了事实的历史。
近年出版西藏自治区地方志，如《林芝地区志》、《阿里地区志》、《昌都地区志》等等，以及若干个县的县志，对1959年3月至1962年3月发生的战争，不是只字不提，就是一笔带过。而在不公开的出版物中，比如当年参与镇压的张向明，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提到，胡耀邦年代，开始对民族地区当年的“平叛扩大化”平反，但西藏军区坚决抵制，因为当年“叛匪和民众事实上无法区别”，换言之，他们知道当年曾以“平叛”为名对民众进行大屠杀。他们知道这种大屠杀是过不了道德审判这一关的。
真相将唤醒人的天性良知
这样的遗忘工程产生了中共期望的效果，从那以后的几代中国人，对于曾经发生在青藏高原上的这场残酷战争几乎一无所知，对于西藏的历史，很多人除了“万恶的农奴制”这一宣传概念以外，就是中国政府对藏地“无私援助”的恩惠，以及有意无意地塑造了藏人“忘恩负义”地一意孤行要搞“藏独”的形象。最近20多年汉藏关系的极度紧张，就是建立在这种人为营造的“民意基础”上。
但是，达赖喇嘛多年来始终对汉藏关系的改善抱着希望。达赖喇嘛经常说，人是有天性良知的，人天生有一种对公平和正义的要求。正是这种天生良知，使得我们这个世界有一种叫做普世价值的东西。人类社会的未来希望就在于，人类有普世价值，这种价值让人类有向善的能力和动力。
中国民众仇视藏民族的所谓“民意”，是多年来中共刻意封锁信息、扭曲事实而造成的，是因为中国民众长期以来不知真相。
我在研究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藏历史以后，和很多不同年龄的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交流过。我发现，有意义的观点交流，只能建立在历史事实和真相交流的基础上。在史实交流以前，由于中国的信息封锁，大多数中国人实际上只有一些“结论”，他们的结论往往远离事实，却固执己见，几乎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但是，只要历史事实渐渐地呈现，他们就不得不面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当他们得知了真相，人的天性良知就会发生作用，他们就会知道，中共在藏区曾经做过的事是不正义的，是不能接受的。
我对人类良知抱持信心，就是这种信心使我深信，揭示青藏高原上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真相，不是没有意义的。
2012年8月17日
不喝茶指南
IGFW
GFW曰：“爱我就别不伤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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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7日 | 分类: 关于推特 | 标签: 喝茶, 指南, 推特
除非你的父母能百分之百支持你和某些群体玩到底，否则任何一次的喝茶都足以毁掉你父母和亲友的生活。你可以继续打击罪恶，但是我希望你能蒙上你的脸。
线上指南
1.尽量使用用官方页面上推，并强制https上推。API和第三方都存在风险，避免使用手机发推，不要轻易在任何网站上授权使用你的推号。准备一个小号以备不时之需。
2.不使用任何国内企业提供的邮箱注册推特，其中也包括MSN，LIVE,YAHOO。在推特账户中取消让别人通过邮件地址找到你
3.不要在推使用和其他任何国内账户一样的密码
4.在公共场合上推要及时清理上网记录或直接使用火狐/谷歌浏览器的隐私模式，或设置为关闭浏览器自动清理浏览记录。
5.不要使用免费的VPN和SSH，资金允许的情况下要买正规的，你不知道倒钩会藏在哪里
6.卸载QQ，百度，360的所有产品，如果一定要使用QQ请用WEB版，迅雷和搜狗最好也卸载掉，杀毒软件推荐小红伞avast/微软Security Essentials，防火墙推荐COMODO。我们建议你使用有节操的谷歌出品的各类应用。
7.及时打好系统和软件补丁，确保浏览器没有装什么奇怪的插件，不要乱装软件，确保自己上推环境的安全。
8.不要将推特内容同步到任何国内服务上，特别是那些有你真名的或者使用国内邮箱注册了帐号的
社交指南
1.不要在推上公开你的姓名及任何可检索你真实身份的信息。
1.如果你是学生或老师，请不要告诉别人你在上推，校园环境很恶劣
2.不要和推友玩聚会和饭醉，你不知道国宝会出现在哪里
3.不要把你的名字和地址告诉任何的推友，除非你能确定他不是倒钩，除非你能确定没人监视他的通信及包裹。
4.管好你的帐号，不要交给你配偶外的任何人
读者投稿，并不代表自曲新闻立场
来源：http://www.chinagfw.org/2010/10/blog-post_6413.html
虽然我感觉推特没那么危险，不过还是转载这篇几年前的文章给参考吧。
发表评论
Aquamarine
2012年8月18日01:14
回复 | 引用 | #1
博主有心啊，之前提到就转过来了。
被说得有点担忧，还是小心为上。
原链接可惜打不开了。
fv
2012年8月18日15:53
回复 | 引用 | #2
有靠谱的付费VPN推荐么？
Astrill看贵站的文章后不敢用了。。。。。
iGFW
2012年8月18日19:24
回复 | 引用 | #3
收费的关注的少，你在我博客搜索下吧
ccav8nb
2012年10月20日13:53
回复 | 引用 | #4
这个老东西该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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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喝茶指南[本指南仅供参考]
2012年8月17日 | 分类: 关于推特 | 标签: 喝茶, 指南, 推特
除非你的父母能百分之百支持你和某些群体玩到底，否则任何一次的喝茶都足以毁掉你父母和亲友的生活。你可以继续打击罪恶，但是我希望你能蒙上你的脸。
线上指南
1.尽量使用用官方页面上推，并强制https上推。API和第三方都存在风险，避免使用手机发推，不要轻易在任何网站上授权使用你的推号。准备一个小号以备不时之需。
2.不使用任何国内企业提供的邮箱注册推特，其中也包括MSN，LIVE,YAHOO。在推特账户中取消让别人通过邮件地址找到你
3.不要在推使用和其他任何国内账户一样的密码
4.在公共场合上推要及时清理上网记录或直接使用火狐/谷歌浏览器的隐私模式，或设置为关闭浏览器自动清理浏览记录。
5.不要使用免费的VPN和SSH，资金允许的情况下要买正规的，你不知道倒钩会藏在哪里
6.卸载QQ，百度，360的所有产品，如果一定要使用QQ请用WEB版，迅雷和搜狗最好也卸载掉，杀毒软件推荐小红伞avast/微软Security Essentials，防火墙推荐COMODO。我们建议你使用有节操的谷歌出品的各类应用。
7.及时打好系统和软件补丁，确保浏览器没有装什么奇怪的插件，不要乱装软件，确保自己上推环境的安全。
8.不要将推特内容同步到任何国内服务上，特别是那些有你真名的或者使用国内邮箱注册了帐号的
社交指南
1.不要在推上公开你的姓名及任何可检索你真实身份的信息。
1.如果你是学生或老师，请不要告诉别人你在上推，校园环境很恶劣
2.不要和推友玩聚会和饭醉，你不知道国宝会出现在哪里
3.不要把你的名字和地址告诉任何的推友，除非你能确定他不是倒钩，除非你能确定没人监视他的通信及包裹。
4.管好你的帐号，不要交给你配偶外的任何人
读者投稿，并不代表自曲新闻立场
来源：http://www.chinagfw.org/2010/10/blog-post_6413.html
虽然我感觉推特没那么危险，不过还是转载这篇几年前的文章给参考吧。
发表评论
Aquamarine
2012年8月18日01:14
回复 | 引用 | #1
博主有心啊，之前提到就转过来了。
被说得有点担忧，还是小心为上。
原链接可惜打不开了。
fv
2012年8月18日15:53
回复 | 引用 | #2
有靠谱的付费VPN推荐么？
Astrill看贵站的文章后不敢用了。。。。。
iGFW
2012年8月18日19:24
回复 | 引用 | #3
收费的关注的少，你在我博客搜索下吧
ccav8nb
2012年10月20日13:53
回复 | 引用 | #4
这个老东西该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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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6日星期四
前苏联国家禁止展示共产主义与纳粹标记
共产主义标志（视频截图）
前苏联国家禁止展示共产主义与纳粹标记
布鲁克
08.16.2012
利沃夫- 前苏联主宰的东欧国家正在铲除共产主义标志——镰刀斧头和五角星。俄罗斯与邻国之间为这些共产主义标记的保留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
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的民族主义者去年发起运动，不让红旗飘扬在这座城市的二战纪念地点——荣耀山巅的上空。今年，利沃夫市进一步禁止在公共场所展示共产主义标志和纳粹标记。
纳粹十字标记（视频截图）
在此之前，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格鲁吉亚和大多数东欧国家都发出了对镰刀斧头五角星和纳粹十字标记的禁令。摩尔多瓦将在10月份开始执行禁令。
*重塑英雄纪念碑*
在利沃夫歌剧院前，曾经矗立列宁塑像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喷水池，而另一处原是喷水池的地方现在则矗立着已故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反苏维埃组织领导人班德拉的塑像。
乌克兰政治科学家库达里阿说：“建立新的纪念碑为的是纪念我们的民族英雄。他们曾经跟苏联抗争，在这里他们被视为英雄豪杰。”
利沃夫为纪念二战亡灵修建的纪念公园里，一些参观者敲掉了苏联红军士兵纪念碑上的共产主义标记。
*俄罗斯与前苏联国家渐行渐远*
与此同时，莫斯科城里仍然还有93座列宁塑像。很多俄罗斯人从自己的角度诠释历史，认为苏联是进步的推动力量。
在游人如织的莫斯科红场上，亚历山大以扮演列宁为生。他说：“我认为在苏联时代，乌克兰的经济和文化都取得很大发展，乌克兰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推动苏联前进，所以苏联时期对乌克兰是有利的。”
塔拉斯。沃兹尼亚克是利沃夫一名杂志编辑，他反驳说，俄罗斯人还是不能摆脱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思维方式。
他说：“俄罗斯认为自己是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帝国的继承人，也就是俄罗斯联邦的继承人，乌克兰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是苏维埃的延续，那是行不通的。”
克里姆林宫最近投资拍摄了一部名叫“比赛”的俄语影片，讲述了活跃在乌克兰的苏维埃抵抗纳粹力量。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试图抵制这部影片，因为影片把乌克兰议长描绘成纳粹的合作者。
利沃夫市前市长瓦西里？奎毕达指责说，1930年代苏联农业政策造成的饥荒，后果不亚于纳粹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暴行。
他说：“仅饥荒就造成1千万人死亡，还有多少更多的人被逮捕，处决，或者送往西伯利亚？数千万。我们认为苏联是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犯罪集团。”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ukraine-symbols-20120816/1489794.html
前苏联国家禁止展示共产主义与纳粹标记
布鲁克
08.16.2012
利沃夫- 前苏联主宰的东欧国家正在铲除共产主义标志——镰刀斧头和五角星。俄罗斯与邻国之间为这些共产主义标记的保留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
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的民族主义者去年发起运动，不让红旗飘扬在这座城市的二战纪念地点——荣耀山巅的上空。今年，利沃夫市进一步禁止在公共场所展示共产主义标志和纳粹标记。
纳粹十字标记（视频截图）
在此之前，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格鲁吉亚和大多数东欧国家都发出了对镰刀斧头五角星和纳粹十字标记的禁令。摩尔多瓦将在10月份开始执行禁令。
*重塑英雄纪念碑*
在利沃夫歌剧院前，曾经矗立列宁塑像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喷水池，而另一处原是喷水池的地方现在则矗立着已故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反苏维埃组织领导人班德拉的塑像。
乌克兰政治科学家库达里阿说：“建立新的纪念碑为的是纪念我们的民族英雄。他们曾经跟苏联抗争，在这里他们被视为英雄豪杰。”
利沃夫为纪念二战亡灵修建的纪念公园里，一些参观者敲掉了苏联红军士兵纪念碑上的共产主义标记。
*俄罗斯与前苏联国家渐行渐远*
与此同时，莫斯科城里仍然还有93座列宁塑像。很多俄罗斯人从自己的角度诠释历史，认为苏联是进步的推动力量。
在游人如织的莫斯科红场上，亚历山大以扮演列宁为生。他说：“我认为在苏联时代，乌克兰的经济和文化都取得很大发展，乌克兰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推动苏联前进，所以苏联时期对乌克兰是有利的。”
塔拉斯。沃兹尼亚克是利沃夫一名杂志编辑，他反驳说，俄罗斯人还是不能摆脱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思维方式。
他说：“俄罗斯认为自己是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帝国的继承人，也就是俄罗斯联邦的继承人，乌克兰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是苏维埃的延续，那是行不通的。”
克里姆林宫最近投资拍摄了一部名叫“比赛”的俄语影片，讲述了活跃在乌克兰的苏维埃抵抗纳粹力量。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试图抵制这部影片，因为影片把乌克兰议长描绘成纳粹的合作者。
利沃夫市前市长瓦西里？奎毕达指责说，1930年代苏联农业政策造成的饥荒，后果不亚于纳粹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暴行。
他说：“仅饥荒就造成1千万人死亡，还有多少更多的人被逮捕，处决，或者送往西伯利亚？数千万。我们认为苏联是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犯罪集团。”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ukraine-symbols-20120816/1489794.html
周康伟：中共党媒评论员笔名的政治密码
197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筹备十大的工作会议。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驳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大后，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两校“大批判组”其实就是梁效，它名义上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实际是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抽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关人员，拼凑起来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即“两校”的谐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
梁效的代表作还有《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击右倾翻案风》、《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事件剖析》、《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
除“梁效”，另外一个是上海市委写作组，常用化名“罗思鼎”（谐音“螺丝钉”，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那个年代，梁效、罗思鼎们的大块文章登在“两报一刊”上，到处被转载、印发和学习。
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梁效共撰写了219篇文章，发表的有181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
当前，作为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一遇到中国发生重大事件或重大话题，便会紧跟刊登署名“本报评论员”或其它笔名的文章予以解读和评论，引导舆论。从文革到改革年代，这些神秘的评论员背后蕴藏着独特的政治密码。
《人民日报》始终是距离中南海最近的一个“看台”，中共的重大决策通常在第一时间通过它传播到全国。
“本报评论员”
中共官方刚刚宣布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顺利完成”，《人民日报》随即于次日刊发署名为“本报评论员”的署名文章《肩负神圣使命 忠实履行职责》。
7月23日，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后，“本报评论员”连发六文，对讲话进行全方位解读和评论，引导舆论，一时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
香港媒体8月15日以“薄熙来事件”为例分析称，《人民日报》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一般针对重大事件，或者重大话题。在中央宣布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人民日报》发表《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等三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评论。
“任仲平”
《人民日报》其中较著名的笔名还有“任仲平”。港媒称：“任仲平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每一篇任仲平文章，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大公报社长张研农称，他长期担任“任仲平”项目组组长。
“国纪平”
《人民日报》社内部不仅有针对国内问题评论的笔名写作，对国际问题上亦有相关以笔名发表的评论。其中具有影响力的两个笔名，其中一个是“国纪平”。“国纪平”取谐音“国际的重要评论”。
“钟声”
2008年又推出“钟声”系列国际评论，是“中国之声”的谐音缩写，两类国际评论主题围绕重要的国际问题和涉华问题。
“皇甫平”
“皇甫平”实为“在黄浦江辅佐邓小平”之意。当时中国的改革进程因为特殊历史和现实因素而受到影响。该笔名评论连发四文，为改革摇旗呐喊。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讨论和观点论战，改革舆论态势因之得到根本扭转。
“郑青原”
2010年10月末，《人民日报》以“郑青原”笔名连续刊发五篇评论，其内容更涉及“政改”等敏感话题。
新华网曾于2010年10月31日在首页醒目位置登载署名“肖勇”的文章《揭秘：<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的“郑青原”》，指出“郑青原”取义正本清源的谐音。有分析指，这是比“仲祖文”、“任仲平”更高级别的化名或谐音，或是政治局级别的舆论导向，意在对全党进行思想的澄清和意志统一。
“仲祖文”
“仲祖文”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文章”的谐音，为中组部发表文章时采用的笔名。2011年末至今，恰为省级党委陆续换班、十八大召开趋近的时间节点，“仲祖文”频频发文，多次就人事政策、干部作风等宣示政策以及号召倡议，如《换好届还要接好棒》，《听真话实话普通群众的话》等。
周康伟，博客中国
2012年8月16日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大后，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两校“大批判组”其实就是梁效，它名义上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实际是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抽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关人员，拼凑起来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即“两校”的谐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
梁效的代表作还有《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击右倾翻案风》、《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事件剖析》、《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
除“梁效”，另外一个是上海市委写作组，常用化名“罗思鼎”（谐音“螺丝钉”，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那个年代，梁效、罗思鼎们的大块文章登在“两报一刊”上，到处被转载、印发和学习。
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梁效共撰写了219篇文章，发表的有181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
当前，作为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一遇到中国发生重大事件或重大话题，便会紧跟刊登署名“本报评论员”或其它笔名的文章予以解读和评论，引导舆论。从文革到改革年代，这些神秘的评论员背后蕴藏着独特的政治密码。
《人民日报》始终是距离中南海最近的一个“看台”，中共的重大决策通常在第一时间通过它传播到全国。
“本报评论员”
中共官方刚刚宣布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顺利完成”，《人民日报》随即于次日刊发署名为“本报评论员”的署名文章《肩负神圣使命 忠实履行职责》。
7月23日，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后，“本报评论员”连发六文，对讲话进行全方位解读和评论，引导舆论，一时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
香港媒体8月15日以“薄熙来事件”为例分析称，《人民日报》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一般针对重大事件，或者重大话题。在中央宣布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人民日报》发表《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等三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评论。
“任仲平”
《人民日报》其中较著名的笔名还有“任仲平”。港媒称：“任仲平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每一篇任仲平文章，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大公报社长张研农称，他长期担任“任仲平”项目组组长。
“国纪平”
《人民日报》社内部不仅有针对国内问题评论的笔名写作，对国际问题上亦有相关以笔名发表的评论。其中具有影响力的两个笔名，其中一个是“国纪平”。“国纪平”取谐音“国际的重要评论”。
“钟声”
2008年又推出“钟声”系列国际评论，是“中国之声”的谐音缩写，两类国际评论主题围绕重要的国际问题和涉华问题。
“皇甫平”
“皇甫平”实为“在黄浦江辅佐邓小平”之意。当时中国的改革进程因为特殊历史和现实因素而受到影响。该笔名评论连发四文，为改革摇旗呐喊。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讨论和观点论战，改革舆论态势因之得到根本扭转。
“郑青原”
2010年10月末，《人民日报》以“郑青原”笔名连续刊发五篇评论，其内容更涉及“政改”等敏感话题。
新华网曾于2010年10月31日在首页醒目位置登载署名“肖勇”的文章《揭秘：<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的“郑青原”》，指出“郑青原”取义正本清源的谐音。有分析指，这是比“仲祖文”、“任仲平”更高级别的化名或谐音，或是政治局级别的舆论导向，意在对全党进行思想的澄清和意志统一。
“仲祖文”
“仲祖文”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文章”的谐音，为中组部发表文章时采用的笔名。2011年末至今，恰为省级党委陆续换班、十八大召开趋近的时间节点，“仲祖文”频频发文，多次就人事政策、干部作风等宣示政策以及号召倡议，如《换好届还要接好棒》，《听真话实话普通群众的话》等。
周康伟，博客中国
2012年8月16日
张成觉：“我们不再受骗了”？
对于鲁迅所撰《我们不再受骗了》，现年70或以上的国人应不陌生，盖此文曾收入大陆高中语文课本。文中鲁迅先反驳“苏联知识阶级挨饿”说，继为“民众排长队购食物”巧辩，再举“实业党首领获轻判”彰显当局施仁政。80年后的今天，重读此1932年5月6日发表的针对“帝国主义”之檄文，不由感慨万分。简言之，“我们”受骗了，鲁迅也受骗了。
鲁研专家朱正针对该文，搜集有关资料加以披露，证明上世纪30年代苏联不少知识人挨饿，乃铁的事实；“实业党”系斯大林亲手炮制之大冤案，首领拉姆仁（今译列·康·拉姆津）为热工学院院长、热工学和锅炉制造问题专家，当局一直用其所长，宣判4年后拉姆仁荣获列宁勋章。
有关文中所提“（鲁迅）新近看见一本小册子，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朱正写道：
鲁迅的辩辞，要比这高明得多。首先，他承认，苏联确实存在排队购物的现象，他也承认，这排队购物是物资匮乏的表现。至于匮乏的原因，鲁迅的解释是这样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这同苏联官方历来的解释是一致的：国外是帝国主义包围和战争威胁，国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目前的吃苦正是对于未来幸福生活的投资，想起日后建设成功的种种幸福，甚至目前的吃苦本身也有某种幸福感了。
鲁迅是一位文章高手，他不满足于重复苏联官方的这个宣传公式，别出心裁地举出另外排着的两个长串，来和苏联商店门前排着的购物者的长串作对比。这篇文章说：
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这进向饥寒、进向死亡的两个长串，难道不是比排队购买食物的那一长串更令人悲悯么？对比起来，这排队购买食物，就不但是可以忍受，甚至还是值得艳羡的生活了。
这当然是极其雄辩的文章，词强足以夺理。可是慢着，排在苏联商店门前购买食物的长队，是触目可见的现实，而鲁迅拿来作对比的那进向饥寒进向死亡的长队，却只是一种比喻和象征的说法。人不但会在内战外侮水灾榨取这些祸祟中进向死亡，即使是在幸福丰足的生活之中，人不也是每过一天即接近死亡一天了么？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人从母腹来到世间，他就排入了进向死亡的长串之中。这情形，鲁迅自己在《热风·随感录49》中早就说过了：“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用这样一个反映大自然中新陈代谢规律的想象中的排队，来作现实中购物排队的对比，多少总有些不伦吧。
苏联物资匮乏的原因，鲁迅的这篇文章说了内外两个方面。多年以来，在鲁迅以前和以后，许多出版物都是这样解释，这样宣传的。实际情况是不是真是这样呢？不是的。在苏联解体之后，人们从解密的档案中可以看出那些被长期掩盖的真相，反思了这一段历史，认识到了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适应人类社会，集体农庄制度对农业和畜牧业造成了大破坏，这才是物资匮乏的真正原因。
此外，还应该提到一个附加的原因，就是对外贸易的影响。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赞扬说：苏联“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他半个月以前写的《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也是用这两者的出口来为苏联的国力作证的：
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
鲁迅注意到了苏联的小麦出口，大约他没有去想一想，这些本来应该供应居民的口粮，拿去换取硬通货了，对于国内食品供应的紧张，更是雪上加霜。
朱正文章末尾称：
“鲁迅生前，无法看到苏联的秘密档案，无法获知现今人们多少知道了的苏联真相。这样倒也好，他临终之际就不必为《我们不再受骗了》这篇文章感到不安了。这大约也是做梦比梦醒了要幸运一些的意思吧。”（朱正：《重读鲁迅》）
或者可以说，基于历史的局限，明察秋毫的大师鲁迅上当受骗了。至于“我们”受谁人之骗，为尊者讳，似不宜指名道姓。也许把账记在“伟光正”头上比较容易为各方接受。
这样做不算硬栽罪名给大陆当局。更远的不说，中共建政以来，名不副实，诓骗国人的事还少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何在？改称“中共党国”不是最贴切吗？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自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至1954年以来历次《宪法》，白纸黑字都是这么写的。然而，毛王朝不是毛说了算？之后是邓说了算，现在九常委说了算。“人民”算个屁！
“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括号里才是真的，工人阶级顶着“领导阶级”之虚名，从来就不是什么“国家主人”，近期更成了“弱势群体”，与为数不下5亿的农民和农民工一起，位列新“黑五类”，属“维稳”矛头所向的对象。
“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虚虚实实，虚实参半。“人民民主”不存在，“无产阶级”不知是谁。但“专政”则毫不含糊，如假包换，比珍珠还真。军队、武警、公安真枪实弹之余，治保会、居委会乃至戴红袖章的小脚老太太，星罗棋布，无远弗届。
“公有制”看不见摸不着。近20年的“国有资产”算一目了然的，不过只由一小撮权贵牢牢控制，13亿芸芸众生靠边站，干瞪眼。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神州大地亟需正名，循名责实，名实相符，中华民族方能复兴。
最后借用“伟大领袖”对胡风一案的批语：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文革期间广被征引的这个“最高指示”，值得记取，不宜因人废言。
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假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并无其事。说它搞“资本主义”也是假的，实行“毛邓主义”才是真的。
要中南海决策者不再骗人，大概办不到。但我们自己努力明察是非，辨别真伪，应该还有可能。未知有意推动大陆民主宪政的诸君以为然否？
鲁研专家朱正针对该文，搜集有关资料加以披露，证明上世纪30年代苏联不少知识人挨饿，乃铁的事实；“实业党”系斯大林亲手炮制之大冤案，首领拉姆仁（今译列·康·拉姆津）为热工学院院长、热工学和锅炉制造问题专家，当局一直用其所长，宣判4年后拉姆仁荣获列宁勋章。
有关文中所提“（鲁迅）新近看见一本小册子，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朱正写道：
鲁迅的辩辞，要比这高明得多。首先，他承认，苏联确实存在排队购物的现象，他也承认，这排队购物是物资匮乏的表现。至于匮乏的原因，鲁迅的解释是这样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这同苏联官方历来的解释是一致的：国外是帝国主义包围和战争威胁，国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目前的吃苦正是对于未来幸福生活的投资，想起日后建设成功的种种幸福，甚至目前的吃苦本身也有某种幸福感了。
鲁迅是一位文章高手，他不满足于重复苏联官方的这个宣传公式，别出心裁地举出另外排着的两个长串，来和苏联商店门前排着的购物者的长串作对比。这篇文章说：
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这进向饥寒、进向死亡的两个长串，难道不是比排队购买食物的那一长串更令人悲悯么？对比起来，这排队购买食物，就不但是可以忍受，甚至还是值得艳羡的生活了。
这当然是极其雄辩的文章，词强足以夺理。可是慢着，排在苏联商店门前购买食物的长队，是触目可见的现实，而鲁迅拿来作对比的那进向饥寒进向死亡的长队，却只是一种比喻和象征的说法。人不但会在内战外侮水灾榨取这些祸祟中进向死亡，即使是在幸福丰足的生活之中，人不也是每过一天即接近死亡一天了么？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人从母腹来到世间，他就排入了进向死亡的长串之中。这情形，鲁迅自己在《热风·随感录49》中早就说过了：“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用这样一个反映大自然中新陈代谢规律的想象中的排队，来作现实中购物排队的对比，多少总有些不伦吧。
苏联物资匮乏的原因，鲁迅的这篇文章说了内外两个方面。多年以来，在鲁迅以前和以后，许多出版物都是这样解释，这样宣传的。实际情况是不是真是这样呢？不是的。在苏联解体之后，人们从解密的档案中可以看出那些被长期掩盖的真相，反思了这一段历史，认识到了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适应人类社会，集体农庄制度对农业和畜牧业造成了大破坏，这才是物资匮乏的真正原因。
此外，还应该提到一个附加的原因，就是对外贸易的影响。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赞扬说：苏联“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他半个月以前写的《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也是用这两者的出口来为苏联的国力作证的：
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
鲁迅注意到了苏联的小麦出口，大约他没有去想一想，这些本来应该供应居民的口粮，拿去换取硬通货了，对于国内食品供应的紧张，更是雪上加霜。
朱正文章末尾称：
“鲁迅生前，无法看到苏联的秘密档案，无法获知现今人们多少知道了的苏联真相。这样倒也好，他临终之际就不必为《我们不再受骗了》这篇文章感到不安了。这大约也是做梦比梦醒了要幸运一些的意思吧。”（朱正：《重读鲁迅》）
或者可以说，基于历史的局限，明察秋毫的大师鲁迅上当受骗了。至于“我们”受谁人之骗，为尊者讳，似不宜指名道姓。也许把账记在“伟光正”头上比较容易为各方接受。
这样做不算硬栽罪名给大陆当局。更远的不说，中共建政以来，名不副实，诓骗国人的事还少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何在？改称“中共党国”不是最贴切吗？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自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至1954年以来历次《宪法》，白纸黑字都是这么写的。然而，毛王朝不是毛说了算？之后是邓说了算，现在九常委说了算。“人民”算个屁！
“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括号里才是真的，工人阶级顶着“领导阶级”之虚名，从来就不是什么“国家主人”，近期更成了“弱势群体”，与为数不下5亿的农民和农民工一起，位列新“黑五类”，属“维稳”矛头所向的对象。
“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虚虚实实，虚实参半。“人民民主”不存在，“无产阶级”不知是谁。但“专政”则毫不含糊，如假包换，比珍珠还真。军队、武警、公安真枪实弹之余，治保会、居委会乃至戴红袖章的小脚老太太，星罗棋布，无远弗届。
“公有制”看不见摸不着。近20年的“国有资产”算一目了然的，不过只由一小撮权贵牢牢控制，13亿芸芸众生靠边站，干瞪眼。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神州大地亟需正名，循名责实，名实相符，中华民族方能复兴。
最后借用“伟大领袖”对胡风一案的批语：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文革期间广被征引的这个“最高指示”，值得记取，不宜因人废言。
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假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并无其事。说它搞“资本主义”也是假的，实行“毛邓主义”才是真的。
要中南海决策者不再骗人，大概办不到。但我们自己努力明察是非，辨别真伪，应该还有可能。未知有意推动大陆民主宪政的诸君以为然否？
2012年8月13日星期一
覃里雯：我为什么送孩子读国际学校
覃里雯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08月13日
几个月前，早晨6点50分，11岁的长袜子皮皮哼着歌儿洗澡，忽然对一旁刷牙的我大声说：“妈妈，这个学校真是个快乐天堂！”
她刚刚加入北京一家很小的国际学校。这个学校没有崭新的大操场和体育馆，也没有傲人的校友录，但它的老师们会每天对学生说：“你说得有道理！你很棒！”
和身边很多朋友一样，我也是中国应试教育的幸存者，虽练就一身应试本领，却花了很长时间对付教育体制的阴影。为了避免昔日重演，我先把皮皮送到一家双语学校的中国部上了几年。
不幸的是，双语学校的中国部也接受当地教委的审核，老师们的奖金还是跟本班的平均分挂钩。越是“好”老师，越容易对孩子们施展各种小型恐吓、侮辱或者冷落，逼迫他们完美地完成每次作业和考试。家长的求情只会让情况更糟，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尽力配合考试机器，否则就是在砸学校的牌子。如果家长心疼孩子睡眠不足，帮着抄写课文，被老师发现笔迹不符，孩子会被罚抄几十遍。
大环境造就的丛林法则，很难辩出个终极对错，不过当中的囚徒都摸索着各自寻找出路。一个中国顶级学府的毕业生告诉我，为了绕过国内残酷的高考，一些中国学生的家庭甚至选择移民非洲小国，然后让孩子以非洲考生身份回来考国内名校的留学生考试。他告诉我：“留学生考试比国内高考容易多了。所以你现在去看有些名校的留学生部，有些院系非洲学生的毕业合影，几乎都是中国脸。”
不过，落在我这个骆驼妈妈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却跟考试分数没有直接关系。
2011年7月1日前夕的周末，我带皮皮出去逛街。高兴起来，决定晚上不回家吃饭。那是夏季一个迷人的傍晚，华灯初上，我们看着街头的人群，她忽然抓紧我的手说：“妈妈，我看见天要黑了，心里就会紧张。”
我一愣，刚才明明玩得很高兴嘛。
她又释然一笑：“哦，今天是星期六，我忘了。我怕作业做不完，明天会挨老师骂。还好明天是星期天耶！”
“你作业还有多少？”我忍着心疼问。
“还剩一篇作文，一张数学卷子。”她说：“还要写一个党的历史故事——你知道什么党的历史故事吗？”
我笑了笑。
“为什么要笑？”她狐疑地问。
“党的历史故事里可有一些不好的事哦。”我望着马路随口说道，想起了刚刚读完的李敦白自传——一个热忱的美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参加延安革命后的故事，怎么说呢，曲折人生啊。
“不好的故事不可以写的！”皮皮说。
我当然知道，但惊讶于她怎么会知道：“写了会怎样？”
“当然是各种可怕的结果！所有人都知道。还用说吗？”她看我的样子，一定觉得我无知透顶。
没有任何老师会这么警告孩子，但这才是让我心凉的原因。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已经悟出了她环境中不言自明的规则，不管她听到的话音是多么温柔，她当即明了了话外之意，虽然还不能清晰描述它。有一天，也许很快，她就会像温顺的牛一样，对规则不加审视，本能地躲避不可言明的暗夜。说不定还会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以此自得，甚至取笑那些敢于试图敲打这些规则的人们。
第二年，我把皮皮转到了这家国际学校。进学校之前，花白胡子的校长跟皮皮面谈。他看着皮皮的眼睛说：“我们的学校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这样——”他挺起胸，“而不是这样——”他把胸佝下去。皮皮将信将疑地看着他，拼命抿住咧开的嘴。
过了不到一个月，她对我说了开头那句话——“妈妈，这个学校真是个快乐天堂！”
这个学期，她英文课的小组只有一个任务：集体上网搜索材料，把苏丹内战的前因后果说清楚。学期结束时，每个小组把本组的集体成就做成视频、海报和PPT，还要编成舞台剧，展示给家长们看。半年后我就看见她在舞台上扮演一个电视记者，大段大段地给大家讲苏丹内战的起因。这些作业，她都在学校完成。下午4点或者5点回到家里，就是吃个饭，玩一玩儿，和同学们上网聊聊闲事儿。
与此同时，她原来学校的同学们都在怀着戒心彼此打听：申请重点初中的个人简历要送到哪里去装订最炫？怎么才能再加一分两分？钢琴考过几级才算优秀？
又一个夏天的傍晚，皮皮和我坐在窗前吃冰激凌，忽然乐呵呵地一转头对我说：“妈妈，以前我一到天快黑的时候，就会很紧张……”这算是新时代的忆苦思甜吗？我高兴之余，居然生出一丝嫉妒。
覃里雯是作家，曾在媒体工作，主要撰写有关国际政治的文章，出版有《冷酷的新闻纸》、《思想的冒险》等。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08/13/cc13qinliwen/
几个月前，早晨6点50分，11岁的长袜子皮皮哼着歌儿洗澡，忽然对一旁刷牙的我大声说：“妈妈，这个学校真是个快乐天堂！”
她刚刚加入北京一家很小的国际学校。这个学校没有崭新的大操场和体育馆，也没有傲人的校友录，但它的老师们会每天对学生说：“你说得有道理！你很棒！”
和身边很多朋友一样，我也是中国应试教育的幸存者，虽练就一身应试本领，却花了很长时间对付教育体制的阴影。为了避免昔日重演，我先把皮皮送到一家双语学校的中国部上了几年。
不幸的是，双语学校的中国部也接受当地教委的审核，老师们的奖金还是跟本班的平均分挂钩。越是“好”老师，越容易对孩子们施展各种小型恐吓、侮辱或者冷落，逼迫他们完美地完成每次作业和考试。家长的求情只会让情况更糟，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尽力配合考试机器，否则就是在砸学校的牌子。如果家长心疼孩子睡眠不足，帮着抄写课文，被老师发现笔迹不符，孩子会被罚抄几十遍。
大环境造就的丛林法则，很难辩出个终极对错，不过当中的囚徒都摸索着各自寻找出路。一个中国顶级学府的毕业生告诉我，为了绕过国内残酷的高考，一些中国学生的家庭甚至选择移民非洲小国，然后让孩子以非洲考生身份回来考国内名校的留学生考试。他告诉我：“留学生考试比国内高考容易多了。所以你现在去看有些名校的留学生部，有些院系非洲学生的毕业合影，几乎都是中国脸。”
不过，落在我这个骆驼妈妈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却跟考试分数没有直接关系。
2011年7月1日前夕的周末，我带皮皮出去逛街。高兴起来，决定晚上不回家吃饭。那是夏季一个迷人的傍晚，华灯初上，我们看着街头的人群，她忽然抓紧我的手说：“妈妈，我看见天要黑了，心里就会紧张。”
我一愣，刚才明明玩得很高兴嘛。
她又释然一笑：“哦，今天是星期六，我忘了。我怕作业做不完，明天会挨老师骂。还好明天是星期天耶！”
“你作业还有多少？”我忍着心疼问。
“还剩一篇作文，一张数学卷子。”她说：“还要写一个党的历史故事——你知道什么党的历史故事吗？”
我笑了笑。
“为什么要笑？”她狐疑地问。
“党的历史故事里可有一些不好的事哦。”我望着马路随口说道，想起了刚刚读完的李敦白自传——一个热忱的美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参加延安革命后的故事，怎么说呢，曲折人生啊。
“不好的故事不可以写的！”皮皮说。
我当然知道，但惊讶于她怎么会知道：“写了会怎样？”
“当然是各种可怕的结果！所有人都知道。还用说吗？”她看我的样子，一定觉得我无知透顶。
没有任何老师会这么警告孩子，但这才是让我心凉的原因。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已经悟出了她环境中不言自明的规则，不管她听到的话音是多么温柔，她当即明了了话外之意，虽然还不能清晰描述它。有一天，也许很快，她就会像温顺的牛一样，对规则不加审视，本能地躲避不可言明的暗夜。说不定还会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以此自得，甚至取笑那些敢于试图敲打这些规则的人们。
第二年，我把皮皮转到了这家国际学校。进学校之前，花白胡子的校长跟皮皮面谈。他看着皮皮的眼睛说：“我们的学校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这样——”他挺起胸，“而不是这样——”他把胸佝下去。皮皮将信将疑地看着他，拼命抿住咧开的嘴。
过了不到一个月，她对我说了开头那句话——“妈妈，这个学校真是个快乐天堂！”
这个学期，她英文课的小组只有一个任务：集体上网搜索材料，把苏丹内战的前因后果说清楚。学期结束时，每个小组把本组的集体成就做成视频、海报和PPT，还要编成舞台剧，展示给家长们看。半年后我就看见她在舞台上扮演一个电视记者，大段大段地给大家讲苏丹内战的起因。这些作业，她都在学校完成。下午4点或者5点回到家里，就是吃个饭，玩一玩儿，和同学们上网聊聊闲事儿。
与此同时，她原来学校的同学们都在怀着戒心彼此打听：申请重点初中的个人简历要送到哪里去装订最炫？怎么才能再加一分两分？钢琴考过几级才算优秀？
又一个夏天的傍晚，皮皮和我坐在窗前吃冰激凌，忽然乐呵呵地一转头对我说：“妈妈，以前我一到天快黑的时候，就会很紧张……”这算是新时代的忆苦思甜吗？我高兴之余，居然生出一丝嫉妒。
覃里雯是作家，曾在媒体工作，主要撰写有关国际政治的文章，出版有《冷酷的新闻纸》、《思想的冒险》等。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08/13/cc13qinliwen/
2012年8月8日星期三
任剑涛：在瑞士信贷银行2012年中国投资研讨会上的讲话
更新时间：8/8/2012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这讲会非常的有意思，坐在我身边的是任剑涛教授，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教授，他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面呢来给大家讲一讲中国的政治分析。
今年是换届的一年，即将要召开18大，我们会选举出下一届的政府，所以今年是我们非常有兴趣关注所有的这些政治发展的动态。所以，首先任教授会给大家做一个演讲，那么等一下会有问答环节，会用中文来演讲。
任：根据我跟陈先生的沟通，他要我尽量少讲中国的经济形势，因为经济形势分析已经够多了。但是其实我自己非常愿意讲宏观经济形势，因为对中国来讲，讲政治分析是吃力不讨好的，是吧，甚至有某种危险性，啊哈。但是因为陈主管这个有明确的要求，我也不好赖在经济主题上太多。
所以我想我的三个问题，对经济的问题，我尽量这个提过就行了，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讨论主要在围绕着宏观及微观的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和分析上，但是经济形势又不能不提，因为从1978年到现在啊，中国大陆的这个执政党，把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牢牢扎根在经济的土壤里头。是吧，所以他一切问题呢，不能不从经济出发，但是，政治呢也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我想分3个方面跟各位讲讲我的一些想法。
第一个呢首先我强调一个经济学界公认的一些状态，是吧，那就是中国经济形势整个一个成长呢已经呈现明显的疲软状态。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形势是有3个支点，支撑起来的。经济的增长甚至经济的发展，都是有投资、消费和外贸来支撑，那么随着政府可支配的资金在不引起CPI迅速上涨的情景下，可使用的投资手段已经不足，所以投资的明显下降是必然的。
那么最近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激活民资，来弥补国有资产的盘活和中央政府投资不足的弱点，但是难度是非常大，因为实际上越是想激活民资，一个大的问题在于民资的天生的市场敏感，对政府的这样一种激活或者甚至利用，抱有一种极不信任的态度，所以借着昨天大家都知道温州在已经开放民间融资的情况下，又一个身负30亿债务的老板，跑出国外了。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费的疲软是很难拉动消费信心不足，消费市场很难激活，拉动内需如果没有经济形势的这个改变，内需的拉动也非常困难。
那么第三就是外贸，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经济形势在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恶化，所以外贸很难用这个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来替代，所以外贸形势的恶化也是必然的。
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呢，在中国的这个经济社会的状况里头啊，2种估计都是偏向于一个令人不太振奋的判断。那么哪2方面，一个从乐观判断上来讲呢，其实大家都认为下行趋势明显，我认为这是中国人经济宏观分析的一个比较委婉的用语，下行趋势，以避免说经济的停滞、衰退甚至危机。
一种是悲观的估计，悲观的估计是认为崩溃可能会发生。最明显的说法就是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出的这个《2012年中国经济形势的报告》，违背世行对中国经济一贯的乐观估计，替中国政府做出了一个危机性断言，那就是可能无预警性停滞或衰退。这个佐利克一向判断对中国都是比较乐观的，但在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合作以后呢，他就不太好继续违逆他的研究伙伴的断言，只好这个出来宣布，做恶人，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像欧美国家，在外部预期的那么乐观。
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要强调是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会夭折？
首先我们强调中国这个宏观经济学秘书长，半官方色彩的一个基本断定，就是随着上述三个指标啊，都不利好啊，所以中国经济下行预估啊，是一个常态分析的结果。这是没有办法，因为在中国经济30年发展趋势当中，已经打破了一般的经济周期，很难在35年以上还继续维持着强势的增长，而且所谓一支独秀的这个期盼，在中国所谓2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这样一种经济定位之下，是更难维持。
那么与这个有关呢就是我们来分析，中国在这样一种情形条件下，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吻合关系，越来越矛盾、尖锐，而突显出难以控制的这个局面。所以政治非规范竞争的一个高涨呢，从年初的王立军事件所引导出的薄熙来事件。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近期出现的陈光诚事件以及重庆正在发展中的，群体反抗运动，所以张德江最近也比较忙。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形条件下呢，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的权威认同，已经带来严重的负面反应状态。就是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事件虽然是偶发事件，但是对中共统治集团的3大问题，或者三大难题的解决，却是具有必然的。
哪三大难题呢，第一，就是权力产生的合法性机制是什么？实际上，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事件给大家预告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现象，就是既定的党内的合法性权力的授予机制啊，不能够顺利交接。大家尤其是政治强人啊，对指定接班人啊不太服从。
第二就是权力的和平交替啊越来越困难，因为，以往都是通过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方式，来实现权力的交接啊。大家一到18大就可以去期盼19大或者20大会不会更好。
所以中国人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心理，什么特殊的政治心理呢，总是忘记当下，期盼明天会更好。所以我们今天在盼18大的时候，相当多的人评论的眼光已经转移到了20大，我们去盯胡春华、孙政才、周强，我们去盯这些人了。好像习近平替我们尘埃落定了，这10年我们已经放心了。所以这样的政治交替的和平机制以及社会的一种反应状态呢，我把它称叫做跨时间的一个跳跃。我们总是在10年以后来谈中国的问题，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第三一个就是这种权力交接方式的运行，越来越不可预期。如果说胡温的10年，已经是一个相对于中国人期望得不到满足的10年的话，那么未来的10年，可能中国人的想法会更多，而兑现想法的可能性会越低。因为中国社会的矛盾已经积累了30多年，而从来以政治高压使其不得缓解，那么权力对社会矛盾所作出的反应呢因为受制于权力内部的牵扯，它是很难去治理。
所以在北京我的政治学圈有的朋友就讲，大家近期讲话尽可以胆大一点。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抓政治局委员都来不及了，所以抓大家更困难，哈哈哈。当然这是一个政治玩笑。
但是它有某种暗示，那就是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我把它解读为呢，这实际上是中国特殊的政党政治的宫廷化和广场化，已经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就有中共18大究竟是7个常委、9个常委、11个常委，谁也搞不清楚。大家都怀抱着一副敬重的样子问我你看是多少个，我说对不起我还没有去中南海。因为实际上这种宫廷政治呢它不到水落石出的时候呢大家无法断定，因此宫廷政治到了它的这个终结阶段的时候呢，它一定会广场化。
所以最近大家知道中国政治最忙的人啊，不是政治明星，而是演艺明星，因为广场化的时候呢大家无法对中国的公共政治进行判断呢，于是把它娱乐化。今天传闻这个女星跟10个高官上床，明天传闻另一个女星跟20个高官上床；今天传闻这个女星上床赚了7个亿，明天传闻另一个女星又赚了多少个亿，于是大家把政治娱乐化，就觉得这样还比较好玩。我们与其去追究薄熙来今天在哪里，不如去追究是不是章子怡真跟薄熙来上了床，这是广场化政治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这个呢发达国家也很少有这种体验。所以大家也觉得比较中国政治还是有它过瘾的地方。
那么第三就是权力更迭的制度化跟无序化呢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当中，是相互伴随。所以权力的制度化呢我认为这个是邓小平的一个贡献，是没有问题的。一个什么样的贡献呢，就是中共在16大开始，每个人大致有10年的任期，如果中间不出什么政治夭折的话。彻底解决了80年代困扰中共的就是，权力终身制。
但是这样一个制度呢因为它不是通过选举制度和立宪制度奠基的，而是通过权力的宫廷政治博弈来替换的，所以这个替换本身显得无序化，就是谁能够当政。所以今天大家来这儿的传闻，说习近平会不会又有其他的出路呢，当然这都是一种市井游戏的政治彩色。我认为是不太可能，因为中共是一向统治国家靠嘴硬，嘴硬就是你说我要变，我偏不给你变；你说我不变，我变给你看看。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政治是比较这个难以预测，比较难以预测，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来具体看看中国未来的政治局面会怎么样呢。我一向坚持的基本分析立场叫做无法分析。但是大家就觉得很好笑，你站这里你分析中国的政治局面，你说它无法分析，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嘲弄大家吗？我说不是，是中国政治嘲弄了我们所有人。因为你一分析的话，可能明天就成了一个笑话。
但是呢，我们对政治来说又不得不采取一种预测的态度，因为不采取预测的态度呢我们面对这种政治明天究竟会发生什么，哪怕我们预测错了，那我们也说预测错了本身也表明这就是中国特色——就是你预测不了。所以测不准呢有哪些因素让我们测不准呢，那我第三个呢我分析一下。
第一个呢从中国国内的局势来看，首先这个经济因素上，是现在其实这个当局最没有把握的，所以在我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同行里头我最羡慕的就是经济学家，为什么，他们再怎么胡说八道，官方都非常容忍。像我这个政治学者呢，我哪怕讲得规规矩矩，党对我也深怀不信任的态度，就是你究竟想干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想干。
但是，经济学家有时候想干坏事的，比如他们想把国有资产出卖了，其实我还不想，但是也没办法。当经济学家很亲切地告诉温家宝的时候，国有资产一定要出售，温家宝说啊，那这个是好主意，我们就想办法吧。但是如果我要来说，共产党如果是你下台2、3年再当政可能更好，他可能一巴掌就给我打来，你怎么让我下台？哈，实际上我只是强调是一个政策轮替，政党轮替的一个健康机制，但是我是不能讲的。所以我在这里，只是开玩笑的说一说，不是正式讲，中国真要政党轮替，那是不可能的，嘿嘿。大家放心，唉。
但是从这个经济因素上讲呢中国经济因素的无预运行停滞和崩溃呢，在我看呢从政治学的这个视角上来看，我是同意比较这种说法。原因很简单，我们只用2个理由，那就是30多年来中国政府是致力于扭曲一切经济信息，这个从朱镕基时期来到现在是最明显，中国的股市不是牛市不是熊市，而是猪市。所以这个股市的信息呢是无法分析的，一切严肃认真的分析都是在杜撰严肃认真的笑话，但是大家是做这个事情的我有点不恭敬，但是确实在我看来大致如此。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执政党它必须要不断地制造繁荣的奇迹，因为要制造繁荣的奇迹有欠繁荣或者萧条、停滞和危机的信息它从中呢要给你掩盖。连我们的CPI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是有经济学家说是有16%点几，那我们今天已经成功地降到了3·2%了。但是我每一周去吃这个快餐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个月都要涨2毛钱。我觉得好像这个3%实在与现实不符，这是我们的直接感觉。正是因为如此，繁荣的维持和经济信息的扭曲之间使我们对政策信号很难捕捉。
所以我们没办法public policy的一个稳定性的分析，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当经济增长和政治合法性关系，或经济成长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以后呢。但是每每到了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要判断经济出大问题的时候，就有2个内部因素或者是外部以外2个因素。一个内部因素是什么呢，我们国务院总理始终对保8怀特别的偏好。所以朱镕基也在保8，温家宝也在保8，温家宝最近看经济形势不行了到6个省开经济工作会议，又是保增长，但是保8都不敢提了。实际上我认为他们不太好卖。
其实对中国这种经济体制上来讲呢，国务院总理说要保10，如果他们更好卖一点要保20%都是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经济数据大多都是做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政治合法性资源，仅仅依靠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反而对经济增长的实际状态不清楚了。所以，实际上我们要把经济增长的状态描述一个政治合法性资源具体的特殊的中国情结。
那么再一个方面呢，从政治的因素上来讲呢，我特别强调我们的政治周期律，作用其实呢越来越明显。中国的政治周期律和经济周期律，本来在长时间是不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经济周期是由计划者给定的5年时间。那么到了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呢，我们的5年给定期限呢逐渐转变为5年的一个政府周期的更换，或者10年一个政府结构的调试。
但是对于今天来说呢政治周期律，体现为什么呢，三重意涵。第一呢，就是5年一个小周期的替换，10年一个大周期的替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共产党执政已经60年。执政得审美疲劳带来的政治周期，也是如此。一个人总是想像男女一样，在一起玩久了我们是不是换一换啊？一个换妻游戏会带给你刺激，这个纯粹是一个审美的原因，而不是一个政治的主张。所以共产党内为什么有时候说呢要一个分派来执政呢，就是给大家一种新鲜感觉。
所以西方的公民们也是如此，宁愿选出一个傻瓜，但他不愿由一个活跃的政客继续去执政。最近法国上演的政治闹剧，选出一个奥朗德啊，实在是，傻得可爱。以至于到国际舞台上他都不会有表情，跟我们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接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政治周期律呢，面临着一个政治审美的一个转折。
那么第三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本身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执政规律，已经到了一个周期，这个是最严肃的一个说法。那么就是呢，原来由马克思主义支撑的中共的意识形态化的领导，真是到了一个转折关头，因为在这个转折关头第一呢，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号召力，从中共高层一直到社会公民，其实都觉得已经缺乏社会凝聚感。
第二呢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已经非常疲软。你看这种制度的运作，有66个人分3班倒，每班22个人监控一个盲人，居然这个盲人都跑掉了。而且据说这个盲人的家里四处摆着玻璃杯子，他要一动这个玻璃杯子“跨”就打掉了，居然他成功地走出去了。这就是我把他解读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权力运行的实际状态的无效化。
我相信可能中共高层到现在他还没有反映过来陈光诚是怎么跑掉的，因为按常规来说，像我们这样一种健康的人在这么紧密的控制下，从一个小山村里跑掉，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控制是水泄不通、插翅难飞啊，居然他都飞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权利控制周期的一个需要检点的事情。那么这是第二个因素。
那么第三个因素就是从社会的因素上来讲呢，可以说民众的期待所得，以及他们的失望和绝望，情绪越来越蔓延。对于这种社会心理情绪的蔓延啊，它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状态。按常规也无法分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没有盖洛普，所以一切数据呢是局部给定的，而局部给定呢，是民众那样一种心理的实际反映。它是被遮盖起来的。但民众一般是有钱不愿意花或者花钱不知道到哪里去，所以这种民众的心理期待有一种莫名的恐慌，所以最近北京公布了一个数据，大家就知道投资的莫名恐慌所带来涨跌皆不是啊，相顾两茫茫，哈哈，这种感觉。
就是北京居然有空置房屋达371万套好像，这个实在是太恐怖了。是吧，北京这个房屋的空置率，干啥？大家都是来投资的。所以他期望涨。所以温家宝要打房，也实际上是假打，真打下来了，可能371万套房子的房主啊，都要到北京游行，这是一个更大的麻烦。那意味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贪官加入了维权的行列。
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利益分配不均，贫富的严重分化以及更为关键的是权势集团挟持国家，这是最大的麻烦。因为这个我们公开的数据就不好举了，因为经济学家已经替我这个政治学者讲了，政治学者讲出来就成了反党，那是不行的。但是经济学家讲出来那是爱国。所以各位，这里面很伟大，哈哈！
但问题权势集团对国有垄断企业的挟持，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在这里不用举了。是吧，200家族怎么样控制了这个200个行业，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公开的秘密。这样的一个公开的秘密使中央政府的政策啊要进行调试非常困难。啊，非常非常困难。所以这样的权势集团对国家的挟持怎么样的政治体制上和在制度安排上呢进行反映，已经变成了一个方方面面利益集团协调的一个结果，一个妥协的结果。
因而大家期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样的一个网上传闻的那些激进方案，我认为那都是某些传闻者良好愿望的网络博客的表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国任何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在我看来今天都步履维艰。为什么步履维艰，因为权势集团已经劫持了国家，经济权势集团，劫持了整个国家的垄断经济命脉，使得我们的公共政策没有公共性。而同时我们的权势集团又劫持了国家的政治，而这是单一权势集团劫持的。所以谁劫持的主体我就不敢讲了，大家可以意会，哈。
单一集团劫持了国家的政治权利，因而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力的开放性程度都非常低。跟30年前，共产党因为要挽救自己的经济领域当中的失败来赢得政治合法性资源，那种处境完全不同。今天我们不能寄希望任何一个共产党的高官登高一呼、叱咤风云，迎刃而解所有问题。不能期盼，啊，如果你有这种期盼呢，哼，那我就赠你两个字——幼稚。嗯，哈哈哈。
但是可怕的是幼稚的看法还比较流行。所以很多人问我：哎，你对习近平有什么期待？我说你认为我应该有期待吗？哈哈。这个很多人认为他说你应该有期待，有哪几点，我说我还没有想好。哈哈哈，意思就是，我根本就没有期待。因为我们最近的这个中国改革就强调我们与其期待权力，不如改革体制，但是改革体制呢非常困难。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无组织社会的盲目反抗和不可控的群体性事件啊越来越多。按照去年中国社科院的说法，群体事件越来越倾向于暴力化，所以中国未来啊有可能是一个暴力泛滥的社会。原来我们特别强调就是儒家是宁静社会，大家都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兄兄弟弟朋朋友友啊，井然有序。
我们中国人啊世界各国都爱你爱得不得了，唉结果呢大家都知道内外都不爱中国人呢，在国内呢中国人都不爱自己。有这里暗杀，那里自杀，这里强奸师妹而且把她杀掉啊，是吧，这种野蛮的事件都已经出现。而外面呢以绑架中国人为快乐。你比如说跟菲律宾黄岩岛还争个莫名其妙，已经有2个巨富在菲律宾又被绑架了。
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突然发现我们在国际社会里面的遭遇很尴尬，就是我们作为一个1840年来挨打170年的所谓崛起的民族，我们的崛起不仅没有得到世界各国和我们自己的一个欢呼，相反我们自己好像在国内国外都遭遇到了崛起的强大的敌视，我们也敌视这个崛起，国外呢也敌视我们的崛起，哈。
所以加上美国最近又加派60%的舰只要派到亚洲来，唉，显然中国有一部分人正恶意地兴奋。啊，说派得好啊，这好玩啊，看看中国能不能够把美国60%的舰队把它消灭了。唉，所以中国网上的这个政治啊，完全是反政治的，是吧，为什么呢？欢呼来一场毁灭性的战争。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无序社会的心理表现，是吧。因为社会有序的话，我们的判断就是理性的。唉，我们会知道，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政治经不起一场战争。是吧，所以军方的鹰派再怎么吼，啊，你看我们的政治家都出来表态，那不可能一战，一站首先把我们自己给战没了。那怎么能战呢？是吧，所以网上奋青们的爱国热情令人钦佩。但是政治判断力实在是觉得中国这个无序社会之可怕，那么这是第三个因素。
那么第四个因素呢是国家权力因素。对今天中国来讲呢，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次序如此混乱呢，我有一个基本分析就是，中国基本上是没有街头官僚，是吧。你看街上执法的警察非常少，那么工商啊税务啊安全啊公共卫生啊，这些部门的官员都不执法，执法都交给了谁呢，交给了城管。
城管人员不足，军费不足，所以用更低的费用招农民工来当城管，街上巡查的国家街头官僚都是农民工，哈哈。所以今天中国都是被农民工管起来的，胡温呢是在中南海着急，农民工是在街头着急。一不行农民工就把你暴打一顿，或者我们暴打他一顿，就变成了城管与普通居民的街头搏斗。
啊，那么这就变成了什么呢，国家日常权力的软化，啊我们国家日常权力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是吧。但国家抽身而逃，理由还非常高尚，是吧。你比如说卫生局为什么不到我们的食品店啊不到我们的饭店去巡查呢？他的理由很高尚，叫做我们不要轻易扰民，我们发了这个《卫生许可证》给他就由他自由经营，我一听简直就觉得可怕，是吧。
本来你这个卫生局的官员你就应该天天去巡查，你在保民，是吧。因为他说不扰民是不扰经营者这个少数的民，而我们这大多数消费者这个民他不来保，那我们就完蛋了没有保护的。所以最近中国最忙的物质材料就是除了女星是人最忙，物质材料最忙是皮鞋。哈我们需要啥就把皮鞋忘锅里一扔，嘿嘿，就给你熬出来了，唉，那么这是这个街头官僚的一个缺乏。
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权力集团的道德约束的软化和法制化的一个缺失啊，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就是权力集团没有什么道德化的约束。
大家都知道我们前总理的女儿身穿这个十几万价值的服装，嘿嘿，她在北京开2会的时候要求全国人民，你们要节俭。哈哈，啊呀这个世界对我们实在是太友好了，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够节俭的，是吧，如果再节俭一下的话就只好不穿衣服了，是吧。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看的出来道德感，权势集团道德感发生了扭曲，是吧。
所以大家都知道中共今年有一个重要的号召叫大家要重新学习雷锋，啊，但结果网民不仅没有积极响应，而且在网上群情汹涌，啊，我们劝告我们的各级官员首先你们学焦裕禄，你们学焦裕禄学好了，我们就开始学雷锋，哈哈哈。所以学雷峰就草草收场。啊，焦裕禄大家都知道是共产党具有奉献精神的基层官员，他工作而死，唉说你们都没这样的工作，你要我们学雷锋，我们把你们的好事都做完了你们不是白当官啦？哈哈哈。
那在中国这个实在是太过瘾了，所以在中国当官一方面是高危行业，为什么呢，因为上级对你一不满——双规；上级对你很满，你啥事不做——没事儿。最忙的是人民群众，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仅要在很艰难的环境条件下来谋生，啊，现在谋生非常艰难，我一直在设想在北京领最低工资的4、5百万农民工一个月怎么生活，啊1400块钱，怎么可能应付一个盒饭都要15元以上到20元左右的这种日常生活，是吧·
而大多数人还认为，他们应该出来尽量做好事，啊，小悦悦往地下一倒，全中国人民都应该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哈哈。这个实际上这个是对我们的道德要求实在是太苛刻了啊，对底层生存逻辑的来讲，小悦悦的事件就是一个现实写照。啊，国家领导集团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啊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吧，所以国家领导在抱怨这个社会的道德情操不高的时候，是应当反省的是自己的公共权力应用的道德感，究竟在哪里。
啊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国家权力的人格代表就是国家领袖他的权威性明显下降。在这里就说18大以后，即将浮出台面的中共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习近平，据说大家都盼望说哎哟习近平这个人很开明啊，说在浙江的时候啊（我们正在浙江，正在他工作过的热土上来研讨中国的政治形势哈哈），说习近平在浙江就非常好学，啊说这个人思想就非常开明，啊在网上到处都是在宣传。
所以习近平一上台第一要平反64啊，第二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啊，第三要一脚把某种体制给踹掉，啊。几乎是个戈尔巴乔夫第二，啊，那这基本上我说都属于我们中国人都发挥文学想象，在进行创作，哈，为18大后进行创作，现在我们为18大提前进行文学消费。
为什么呢？因为对习近平这样的官员来说，越来越会缺乏人格魅力。比如我的同代际的人胡春华啊周强啊、孙政才啊这一帮属于进入高层的60后出身的人，他们更没有人格魅力。
因为对我们这一批人来说，我们即将面对的一个基本的状况是，我们要进入一个毫无生气的二十年。为什么呢？因为，这2代人是红卫兵、红小兵，这个60年代就像我这一代的，是红小兵。然后50后呢这个这个薄熙来啊、习近平啊、王岐山他们这一代是红卫兵。红卫兵和红小兵最大的特点是啥，就是没规则。
你像我小学的时候是一年级，就给我的语文老师剃了个阴阳头，啊你这是不能想象的是吧。像这代人呢，他很难有现代观念，因为我基本上是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教育下和熏陶下，走向高中毕业，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是恢复共产党的权威，没有接受到真正现代严格的知识训练。
因而他们无法把一个制度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清晰的区别开来，啊，他们以为自己还能够重新塑造人格权威，声嘶力竭的讲一些不着边际的政治空口号，他认为他权威就塑造起来了，但是他在他的同代际中间的内部号召力都已经严重不足了。因为红卫兵和红小兵最大的特点是谁也不服谁，哈哈哈。
所以薄熙来才能够轰然出世，是吧，你当不如我当，是吧我们都是这种感。那不像毛泽东时代，啊呀，毛泽东在那没办法，既生瑜何生亮啊哈哈。周恩来对毛泽东就是这种感觉，周恩来这样也是天才，但遭遇到了毛泽东，他服了，是吧。我们现在也认为呢我们遭遇到了一个天才，可能是习，但是我们不服，哈哈，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哈哈哈。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国家人格权威的代表啊，他没有号召力，我们不能期待他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是吧这是第四个因素。
那么第五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国家的治理绩效啊明显下降。这个治理绩效怎么明显下降呢，经济下滑不用说，经济下滑最关键的因素是导致统治资源聚集的困难，是吧。
共产党经历了2次统治资源聚集的高潮，一次是1949年建立统一国家获得的强大的政治支持。所以共产党在肃反当中怎么杀人，但是社会底层对它的支持是无条件的，是吧，这是第一次政治聚集。而因为毛泽东搞文革这次政治聚集的方式瘫痪了。
那么接着由邓小平开始启动了由经济资源来聚集统治，所以对80年代的时候呢，那我们都有一个，这个非常兴奋的时代。我1982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那都非常兴奋，发10卷卫生纸，1毛钱，总共1块钱，只要是免费，Free the best，那就是最好的。啊呀领到家简直笑开怀了，啊，改革就是发钱，啊。
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种聚集也瘫痪了，因为今天流行的口号就是改革就是涨价，哈哈，这个是要我们付出代价的，所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我们支持统治呢，大家内心上的服从非常困难。
那么第二呢就是内外挑战形成的这个统治困局啊，越来越明显。内部的挑战我认为不是社会公共事件的挑战，啊。这个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来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的普遍误读。都是来研究社会造反运动，社会造反运动对于共产党来处理，通常不成为问题，为什么不成为问题？因为国家的铁拳对付你几个暴民算什么，不行就把你毙了就行了。是吧，这是很简单的。
最关键是什么，内部统治的困难是权势集团内部皲裂的这个裂痕越来越大。就是党内有不同的人他们来认为他们统治国家的jingnu才是最正当的而且具有排斥性的，唯一的正当性，是吧。所以这个时候薄熙来要唱红，刘源要讲新民主主义，胡德平要开胡耀邦史料网，是吧，然后叶剑英子女要出来大谈粉碎四人帮的极端重要性，是吧。
就是各有出路的人，他就会把他的父辈的路线拿出来正当化，那么这样一个正当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不能达成统治共识。一旦不能达成统治共识，对内想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就非常艰难。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中共18大把政治局常委扩展到11个人，那么我的分析就是他迈向了南斯拉夫的道路。是吧，最初南斯拉夫这个轮流执政啊，西方也是喝彩的，说共产党他们民主化啦，哈。
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理解共产党要统治国家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像铁板一块，这样，外部就不可能攻破。一旦它有皲裂，而执政人员越多，越摆不平，那么这个社会相应的分裂过程权力就无法把它重新聚合。这个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分权逻辑运转的集权逻辑，分析中国一定要强调。
那么第三就是社会的对峙感，和团结感明显下降。所谓对峙感就是你看上海杨佳杀了6个警察，网民欢呼他是英雄；中央电视台说他是十恶不赦，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对峙感。所以四处发短信，就有一条很简单，说，我们为了心情好，最好是看中央电视台，为了避免心情不好，最好少看微博。为什么，因为一看中央电视台，尤其是下午的新闻联播，全国形势一派大好，只会更好，不会小好，哈哈。而一看微博呢，中国简直就是地狱。这里在杀人，那里在干掉；这里有毒，那里皮鞋什么啊；这里女性都在上床，那里我们没有资格上床哈哈哈哈哈。因为农民工上床就是犯罪嘛，对不对，所以他没有资格上床，哈哈哈。所以这个时候像这些报道表明了什么呢，就是社会的对峙感很强。一个社会没有基本的团结感，团结性太弱，就是大家并不谋求国家的一致性发展，这个社会就比较危险。那么这个是从国内这个因素来看。
那么从国际的因素来看呢，就是中国现在这个明显对国际的反应非常特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国际盟友啊已经分崩离析，这显现我们这种强烈的国际孤独感。中国现在是独孤求败啊～哈哈，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你不跟我玩无所谓，俄国你想跟我玩呢，我又有点看不起，啊好像你不够强大。
所以普京还不得不放下架子，放下肌肉，跑到中国来。因为普京在欧洲都是比肌肉出名的，在俄罗斯选举也是靠肌肉诱惑了女选民，重新登台上演二人转。所以上合组织这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但这种合作是不是属于东方北约在我看不可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中亚五国加俄罗斯和中国以及伊朗等等国家，来中国，按我的说法是4个字，可以准确形容这种同盟，叫啥——各怀鬼胎，嘿嘿。
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啊，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啊稍微放下，来协调出一个政治同盟，是吧。所以在这种因素下呢，中国非常敏感的由军方的鹰派将领们来表达对中国C性包围圈的一个担忧，那么这样的担忧使得我们的大国之任和大国崛起的环境，跟30年前大为不同。
我们今天是高度紧张，但是在这样一种高度紧张下呢，鹰派和所谓鸽派的这个国家政策和国际政治的主张呢，对峙性非常强。鸽派是要说埋首做好自己的事情，国际环境就会好。鹰派说我们一定要采取主动进攻，不打一仗不足以收拾周边国家。
所以连我们的外交部副部长都写出一篇文章，可以是国际关系理论上的一个突破哈哈。怎么样突破呢？因为其中特别强调，小国不能肆意侵略大国。哎哟我当时就说这篇文章，这个外交部副部长特别具有创见，小国侵略大国，哈哈。那就证明你不够大，唉，所以他才侵略；要么就是你太大，人家不侵略一下觉得不舒服，哈。
这2种逻辑都不太符合国际政治理论的常规，因为常规的人呢都不是这样讲的。真正的大国对小国来说只要稍具正义感，对小国就有重大的影响力甚至是支配感。但是我们现在中国在这2方面都很失落。实际上我们按国际惯例形成的有领土争端呢我们都55开来分成，中国简直就习惯了黑社会的感觉。哥们我们不要争黄岩岛，我们也55分成，哈哈。唉这样就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办法赢得国际CHAO权的主动性，是吧。
那么第二就是西方对于中国姿态有明显的变化。中国的工业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的引领啊不明显，所以最近美国对于中国有新重商主义的指责，就通过国家权力来营造商业体系进行产品倾销来获得GDP的迅速增长，来盘剥全世界。
当然这个说法不一定成立，我们中国人有自尊心，那只是给你做生意，我们现在你看军事上我们有4大绝密武器，哈，打美国潜艇都不成问题了，打美国航母都不成问题了。对此我们也还是要感到自豪，
但是呢在这个新重商主义的指责下美国因素的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最危险的状况。因为30年来就是中国人依附于美国因素在发展，但现在呢我们跟美国抗衡，使得这个有利因素变成不利因素。这个很麻烦，要顺境与逆境的一个对峙与团结，就是国际性团结这个选择的，鲜明不同，造成了中国对自己被围堵的所谓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认识。这个因为大家比较熟悉我就不强调他了。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我对中国的基本判断，中国的政治发展啊，8个字可以准确得概括啊，汉字，就是“困于内政，贻误外交”。要四个字再简单概括就是“内外交困”。为什么呢因为硬实力呢我们严重不足，因为一个GDP不能说明综合国力。
第二呢，软实力严重不足。所以这个美国人的愤怒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软实力实在是太软了），孔子学院我们要把你赶走。当然美国人处理中美关系也是抽筋啊，所以美国人从政治上看来，觉得SMART POWER玩得也不好。最后说哎呀你的孔子学院，你得留下来，没问题，我们又给你签证。我觉得这个老美最近也比较神经。哈哈！！所以双方的共同尴尬和抽筋式反应啊，它是没有常态的一个管理和常态的举措。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软实力是非常麻烦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巧实力基本上就是缺席。唉，你看在南海事件上，我们基本上是很不聪明。要注意到阿基诺三世本身是华人，刚刚还，去年还回到福建省亲，奇怪的是由她来挑头，导致南海的对峙局势。所以这里头我们的尴尬是什么呢是巧实力。我们原来最爱玩什么呢，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哎，最近发现不是如此，所以大大的麻烦。
那么是不是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毁灭性的结果呢，不一定。我的悲观分析，得出的结论还是很乐观的，为什么？我们愿意！明天会更好，谢谢！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这讲会非常的有意思，坐在我身边的是任剑涛教授，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教授，他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面呢来给大家讲一讲中国的政治分析。
今年是换届的一年，即将要召开18大，我们会选举出下一届的政府，所以今年是我们非常有兴趣关注所有的这些政治发展的动态。所以，首先任教授会给大家做一个演讲，那么等一下会有问答环节，会用中文来演讲。
任：根据我跟陈先生的沟通，他要我尽量少讲中国的经济形势，因为经济形势分析已经够多了。但是其实我自己非常愿意讲宏观经济形势，因为对中国来讲，讲政治分析是吃力不讨好的，是吧，甚至有某种危险性，啊哈。但是因为陈主管这个有明确的要求，我也不好赖在经济主题上太多。
所以我想我的三个问题，对经济的问题，我尽量这个提过就行了，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讨论主要在围绕着宏观及微观的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和分析上，但是经济形势又不能不提，因为从1978年到现在啊，中国大陆的这个执政党，把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牢牢扎根在经济的土壤里头。是吧，所以他一切问题呢，不能不从经济出发，但是，政治呢也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我想分3个方面跟各位讲讲我的一些想法。
第一个呢首先我强调一个经济学界公认的一些状态，是吧，那就是中国经济形势整个一个成长呢已经呈现明显的疲软状态。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形势是有3个支点，支撑起来的。经济的增长甚至经济的发展，都是有投资、消费和外贸来支撑，那么随着政府可支配的资金在不引起CPI迅速上涨的情景下，可使用的投资手段已经不足，所以投资的明显下降是必然的。
那么最近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激活民资，来弥补国有资产的盘活和中央政府投资不足的弱点，但是难度是非常大，因为实际上越是想激活民资，一个大的问题在于民资的天生的市场敏感，对政府的这样一种激活或者甚至利用，抱有一种极不信任的态度，所以借着昨天大家都知道温州在已经开放民间融资的情况下，又一个身负30亿债务的老板，跑出国外了。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费的疲软是很难拉动消费信心不足，消费市场很难激活，拉动内需如果没有经济形势的这个改变，内需的拉动也非常困难。
那么第三就是外贸，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经济形势在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恶化，所以外贸很难用这个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来替代，所以外贸形势的恶化也是必然的。
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呢，在中国的这个经济社会的状况里头啊，2种估计都是偏向于一个令人不太振奋的判断。那么哪2方面，一个从乐观判断上来讲呢，其实大家都认为下行趋势明显，我认为这是中国人经济宏观分析的一个比较委婉的用语，下行趋势，以避免说经济的停滞、衰退甚至危机。
一种是悲观的估计，悲观的估计是认为崩溃可能会发生。最明显的说法就是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出的这个《2012年中国经济形势的报告》，违背世行对中国经济一贯的乐观估计，替中国政府做出了一个危机性断言，那就是可能无预警性停滞或衰退。这个佐利克一向判断对中国都是比较乐观的，但在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合作以后呢，他就不太好继续违逆他的研究伙伴的断言，只好这个出来宣布，做恶人，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像欧美国家，在外部预期的那么乐观。
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要强调是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会夭折？
首先我们强调中国这个宏观经济学秘书长，半官方色彩的一个基本断定，就是随着上述三个指标啊，都不利好啊，所以中国经济下行预估啊，是一个常态分析的结果。这是没有办法，因为在中国经济30年发展趋势当中，已经打破了一般的经济周期，很难在35年以上还继续维持着强势的增长，而且所谓一支独秀的这个期盼，在中国所谓2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这样一种经济定位之下，是更难维持。
那么与这个有关呢就是我们来分析，中国在这样一种情形条件下，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吻合关系，越来越矛盾、尖锐，而突显出难以控制的这个局面。所以政治非规范竞争的一个高涨呢，从年初的王立军事件所引导出的薄熙来事件。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近期出现的陈光诚事件以及重庆正在发展中的，群体反抗运动，所以张德江最近也比较忙。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形条件下呢，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的权威认同，已经带来严重的负面反应状态。就是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事件虽然是偶发事件，但是对中共统治集团的3大问题，或者三大难题的解决，却是具有必然的。
哪三大难题呢，第一，就是权力产生的合法性机制是什么？实际上，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事件给大家预告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现象，就是既定的党内的合法性权力的授予机制啊，不能够顺利交接。大家尤其是政治强人啊，对指定接班人啊不太服从。
第二就是权力的和平交替啊越来越困难，因为，以往都是通过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方式，来实现权力的交接啊。大家一到18大就可以去期盼19大或者20大会不会更好。
所以中国人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心理，什么特殊的政治心理呢，总是忘记当下，期盼明天会更好。所以我们今天在盼18大的时候，相当多的人评论的眼光已经转移到了20大，我们去盯胡春华、孙政才、周强，我们去盯这些人了。好像习近平替我们尘埃落定了，这10年我们已经放心了。所以这样的政治交替的和平机制以及社会的一种反应状态呢，我把它称叫做跨时间的一个跳跃。我们总是在10年以后来谈中国的问题，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第三一个就是这种权力交接方式的运行，越来越不可预期。如果说胡温的10年，已经是一个相对于中国人期望得不到满足的10年的话，那么未来的10年，可能中国人的想法会更多，而兑现想法的可能性会越低。因为中国社会的矛盾已经积累了30多年，而从来以政治高压使其不得缓解，那么权力对社会矛盾所作出的反应呢因为受制于权力内部的牵扯，它是很难去治理。
所以在北京我的政治学圈有的朋友就讲，大家近期讲话尽可以胆大一点。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抓政治局委员都来不及了，所以抓大家更困难，哈哈哈。当然这是一个政治玩笑。
但是它有某种暗示，那就是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我把它解读为呢，这实际上是中国特殊的政党政治的宫廷化和广场化，已经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就有中共18大究竟是7个常委、9个常委、11个常委，谁也搞不清楚。大家都怀抱着一副敬重的样子问我你看是多少个，我说对不起我还没有去中南海。因为实际上这种宫廷政治呢它不到水落石出的时候呢大家无法断定，因此宫廷政治到了它的这个终结阶段的时候呢，它一定会广场化。
所以最近大家知道中国政治最忙的人啊，不是政治明星，而是演艺明星，因为广场化的时候呢大家无法对中国的公共政治进行判断呢，于是把它娱乐化。今天传闻这个女星跟10个高官上床，明天传闻另一个女星跟20个高官上床；今天传闻这个女星上床赚了7个亿，明天传闻另一个女星又赚了多少个亿，于是大家把政治娱乐化，就觉得这样还比较好玩。我们与其去追究薄熙来今天在哪里，不如去追究是不是章子怡真跟薄熙来上了床，这是广场化政治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这个呢发达国家也很少有这种体验。所以大家也觉得比较中国政治还是有它过瘾的地方。
那么第三就是权力更迭的制度化跟无序化呢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当中，是相互伴随。所以权力的制度化呢我认为这个是邓小平的一个贡献，是没有问题的。一个什么样的贡献呢，就是中共在16大开始，每个人大致有10年的任期，如果中间不出什么政治夭折的话。彻底解决了80年代困扰中共的就是，权力终身制。
但是这样一个制度呢因为它不是通过选举制度和立宪制度奠基的，而是通过权力的宫廷政治博弈来替换的，所以这个替换本身显得无序化，就是谁能够当政。所以今天大家来这儿的传闻，说习近平会不会又有其他的出路呢，当然这都是一种市井游戏的政治彩色。我认为是不太可能，因为中共是一向统治国家靠嘴硬，嘴硬就是你说我要变，我偏不给你变；你说我不变，我变给你看看。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政治是比较这个难以预测，比较难以预测，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来具体看看中国未来的政治局面会怎么样呢。我一向坚持的基本分析立场叫做无法分析。但是大家就觉得很好笑，你站这里你分析中国的政治局面，你说它无法分析，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嘲弄大家吗？我说不是，是中国政治嘲弄了我们所有人。因为你一分析的话，可能明天就成了一个笑话。
但是呢，我们对政治来说又不得不采取一种预测的态度，因为不采取预测的态度呢我们面对这种政治明天究竟会发生什么，哪怕我们预测错了，那我们也说预测错了本身也表明这就是中国特色——就是你预测不了。所以测不准呢有哪些因素让我们测不准呢，那我第三个呢我分析一下。
第一个呢从中国国内的局势来看，首先这个经济因素上，是现在其实这个当局最没有把握的，所以在我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同行里头我最羡慕的就是经济学家，为什么，他们再怎么胡说八道，官方都非常容忍。像我这个政治学者呢，我哪怕讲得规规矩矩，党对我也深怀不信任的态度，就是你究竟想干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想干。
但是，经济学家有时候想干坏事的，比如他们想把国有资产出卖了，其实我还不想，但是也没办法。当经济学家很亲切地告诉温家宝的时候，国有资产一定要出售，温家宝说啊，那这个是好主意，我们就想办法吧。但是如果我要来说，共产党如果是你下台2、3年再当政可能更好，他可能一巴掌就给我打来，你怎么让我下台？哈，实际上我只是强调是一个政策轮替，政党轮替的一个健康机制，但是我是不能讲的。所以我在这里，只是开玩笑的说一说，不是正式讲，中国真要政党轮替，那是不可能的，嘿嘿。大家放心，唉。
但是从这个经济因素上讲呢中国经济因素的无预运行停滞和崩溃呢，在我看呢从政治学的这个视角上来看，我是同意比较这种说法。原因很简单，我们只用2个理由，那就是30多年来中国政府是致力于扭曲一切经济信息，这个从朱镕基时期来到现在是最明显，中国的股市不是牛市不是熊市，而是猪市。所以这个股市的信息呢是无法分析的，一切严肃认真的分析都是在杜撰严肃认真的笑话，但是大家是做这个事情的我有点不恭敬，但是确实在我看来大致如此。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执政党它必须要不断地制造繁荣的奇迹，因为要制造繁荣的奇迹有欠繁荣或者萧条、停滞和危机的信息它从中呢要给你掩盖。连我们的CPI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是有经济学家说是有16%点几，那我们今天已经成功地降到了3·2%了。但是我每一周去吃这个快餐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个月都要涨2毛钱。我觉得好像这个3%实在与现实不符，这是我们的直接感觉。正是因为如此，繁荣的维持和经济信息的扭曲之间使我们对政策信号很难捕捉。
所以我们没办法public policy的一个稳定性的分析，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当经济增长和政治合法性关系，或经济成长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以后呢。但是每每到了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要判断经济出大问题的时候，就有2个内部因素或者是外部以外2个因素。一个内部因素是什么呢，我们国务院总理始终对保8怀特别的偏好。所以朱镕基也在保8，温家宝也在保8，温家宝最近看经济形势不行了到6个省开经济工作会议，又是保增长，但是保8都不敢提了。实际上我认为他们不太好卖。
其实对中国这种经济体制上来讲呢，国务院总理说要保10，如果他们更好卖一点要保20%都是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经济数据大多都是做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政治合法性资源，仅仅依靠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反而对经济增长的实际状态不清楚了。所以，实际上我们要把经济增长的状态描述一个政治合法性资源具体的特殊的中国情结。
那么再一个方面呢，从政治的因素上来讲呢，我特别强调我们的政治周期律，作用其实呢越来越明显。中国的政治周期律和经济周期律，本来在长时间是不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经济周期是由计划者给定的5年时间。那么到了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呢，我们的5年给定期限呢逐渐转变为5年的一个政府周期的更换，或者10年一个政府结构的调试。
但是对于今天来说呢政治周期律，体现为什么呢，三重意涵。第一呢，就是5年一个小周期的替换，10年一个大周期的替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共产党执政已经60年。执政得审美疲劳带来的政治周期，也是如此。一个人总是想像男女一样，在一起玩久了我们是不是换一换啊？一个换妻游戏会带给你刺激，这个纯粹是一个审美的原因，而不是一个政治的主张。所以共产党内为什么有时候说呢要一个分派来执政呢，就是给大家一种新鲜感觉。
所以西方的公民们也是如此，宁愿选出一个傻瓜，但他不愿由一个活跃的政客继续去执政。最近法国上演的政治闹剧，选出一个奥朗德啊，实在是，傻得可爱。以至于到国际舞台上他都不会有表情，跟我们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接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政治周期律呢，面临着一个政治审美的一个转折。
那么第三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本身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执政规律，已经到了一个周期，这个是最严肃的一个说法。那么就是呢，原来由马克思主义支撑的中共的意识形态化的领导，真是到了一个转折关头，因为在这个转折关头第一呢，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号召力，从中共高层一直到社会公民，其实都觉得已经缺乏社会凝聚感。
第二呢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已经非常疲软。你看这种制度的运作，有66个人分3班倒，每班22个人监控一个盲人，居然这个盲人都跑掉了。而且据说这个盲人的家里四处摆着玻璃杯子，他要一动这个玻璃杯子“跨”就打掉了，居然他成功地走出去了。这就是我把他解读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权力运行的实际状态的无效化。
我相信可能中共高层到现在他还没有反映过来陈光诚是怎么跑掉的，因为按常规来说，像我们这样一种健康的人在这么紧密的控制下，从一个小山村里跑掉，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控制是水泄不通、插翅难飞啊，居然他都飞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权利控制周期的一个需要检点的事情。那么这是第二个因素。
那么第三个因素就是从社会的因素上来讲呢，可以说民众的期待所得，以及他们的失望和绝望，情绪越来越蔓延。对于这种社会心理情绪的蔓延啊，它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状态。按常规也无法分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没有盖洛普，所以一切数据呢是局部给定的，而局部给定呢，是民众那样一种心理的实际反映。它是被遮盖起来的。但民众一般是有钱不愿意花或者花钱不知道到哪里去，所以这种民众的心理期待有一种莫名的恐慌，所以最近北京公布了一个数据，大家就知道投资的莫名恐慌所带来涨跌皆不是啊，相顾两茫茫，哈哈，这种感觉。
就是北京居然有空置房屋达371万套好像，这个实在是太恐怖了。是吧，北京这个房屋的空置率，干啥？大家都是来投资的。所以他期望涨。所以温家宝要打房，也实际上是假打，真打下来了，可能371万套房子的房主啊，都要到北京游行，这是一个更大的麻烦。那意味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贪官加入了维权的行列。
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利益分配不均，贫富的严重分化以及更为关键的是权势集团挟持国家，这是最大的麻烦。因为这个我们公开的数据就不好举了，因为经济学家已经替我这个政治学者讲了，政治学者讲出来就成了反党，那是不行的。但是经济学家讲出来那是爱国。所以各位，这里面很伟大，哈哈！
但问题权势集团对国有垄断企业的挟持，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在这里不用举了。是吧，200家族怎么样控制了这个200个行业，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公开的秘密。这样的一个公开的秘密使中央政府的政策啊要进行调试非常困难。啊，非常非常困难。所以这样的权势集团对国家的挟持怎么样的政治体制上和在制度安排上呢进行反映，已经变成了一个方方面面利益集团协调的一个结果，一个妥协的结果。
因而大家期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样的一个网上传闻的那些激进方案，我认为那都是某些传闻者良好愿望的网络博客的表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国任何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在我看来今天都步履维艰。为什么步履维艰，因为权势集团已经劫持了国家，经济权势集团，劫持了整个国家的垄断经济命脉，使得我们的公共政策没有公共性。而同时我们的权势集团又劫持了国家的政治，而这是单一权势集团劫持的。所以谁劫持的主体我就不敢讲了，大家可以意会，哈。
单一集团劫持了国家的政治权利，因而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力的开放性程度都非常低。跟30年前，共产党因为要挽救自己的经济领域当中的失败来赢得政治合法性资源，那种处境完全不同。今天我们不能寄希望任何一个共产党的高官登高一呼、叱咤风云，迎刃而解所有问题。不能期盼，啊，如果你有这种期盼呢，哼，那我就赠你两个字——幼稚。嗯，哈哈哈。
但是可怕的是幼稚的看法还比较流行。所以很多人问我：哎，你对习近平有什么期待？我说你认为我应该有期待吗？哈哈。这个很多人认为他说你应该有期待，有哪几点，我说我还没有想好。哈哈哈，意思就是，我根本就没有期待。因为我们最近的这个中国改革就强调我们与其期待权力，不如改革体制，但是改革体制呢非常困难。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无组织社会的盲目反抗和不可控的群体性事件啊越来越多。按照去年中国社科院的说法，群体事件越来越倾向于暴力化，所以中国未来啊有可能是一个暴力泛滥的社会。原来我们特别强调就是儒家是宁静社会，大家都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兄兄弟弟朋朋友友啊，井然有序。
我们中国人啊世界各国都爱你爱得不得了，唉结果呢大家都知道内外都不爱中国人呢，在国内呢中国人都不爱自己。有这里暗杀，那里自杀，这里强奸师妹而且把她杀掉啊，是吧，这种野蛮的事件都已经出现。而外面呢以绑架中国人为快乐。你比如说跟菲律宾黄岩岛还争个莫名其妙，已经有2个巨富在菲律宾又被绑架了。
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突然发现我们在国际社会里面的遭遇很尴尬，就是我们作为一个1840年来挨打170年的所谓崛起的民族，我们的崛起不仅没有得到世界各国和我们自己的一个欢呼，相反我们自己好像在国内国外都遭遇到了崛起的强大的敌视，我们也敌视这个崛起，国外呢也敌视我们的崛起，哈。
所以加上美国最近又加派60%的舰只要派到亚洲来，唉，显然中国有一部分人正恶意地兴奋。啊，说派得好啊，这好玩啊，看看中国能不能够把美国60%的舰队把它消灭了。唉，所以中国网上的这个政治啊，完全是反政治的，是吧，为什么呢？欢呼来一场毁灭性的战争。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无序社会的心理表现，是吧。因为社会有序的话，我们的判断就是理性的。唉，我们会知道，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政治经不起一场战争。是吧，所以军方的鹰派再怎么吼，啊，你看我们的政治家都出来表态，那不可能一战，一站首先把我们自己给战没了。那怎么能战呢？是吧，所以网上奋青们的爱国热情令人钦佩。但是政治判断力实在是觉得中国这个无序社会之可怕，那么这是第三个因素。
那么第四个因素呢是国家权力因素。对今天中国来讲呢，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次序如此混乱呢，我有一个基本分析就是，中国基本上是没有街头官僚，是吧。你看街上执法的警察非常少，那么工商啊税务啊安全啊公共卫生啊，这些部门的官员都不执法，执法都交给了谁呢，交给了城管。
城管人员不足，军费不足，所以用更低的费用招农民工来当城管，街上巡查的国家街头官僚都是农民工，哈哈。所以今天中国都是被农民工管起来的，胡温呢是在中南海着急，农民工是在街头着急。一不行农民工就把你暴打一顿，或者我们暴打他一顿，就变成了城管与普通居民的街头搏斗。
啊，那么这就变成了什么呢，国家日常权力的软化，啊我们国家日常权力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是吧。但国家抽身而逃，理由还非常高尚，是吧。你比如说卫生局为什么不到我们的食品店啊不到我们的饭店去巡查呢？他的理由很高尚，叫做我们不要轻易扰民，我们发了这个《卫生许可证》给他就由他自由经营，我一听简直就觉得可怕，是吧。
本来你这个卫生局的官员你就应该天天去巡查，你在保民，是吧。因为他说不扰民是不扰经营者这个少数的民，而我们这大多数消费者这个民他不来保，那我们就完蛋了没有保护的。所以最近中国最忙的物质材料就是除了女星是人最忙，物质材料最忙是皮鞋。哈我们需要啥就把皮鞋忘锅里一扔，嘿嘿，就给你熬出来了，唉，那么这是这个街头官僚的一个缺乏。
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权力集团的道德约束的软化和法制化的一个缺失啊，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就是权力集团没有什么道德化的约束。
大家都知道我们前总理的女儿身穿这个十几万价值的服装，嘿嘿，她在北京开2会的时候要求全国人民，你们要节俭。哈哈，啊呀这个世界对我们实在是太友好了，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够节俭的，是吧，如果再节俭一下的话就只好不穿衣服了，是吧。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看的出来道德感，权势集团道德感发生了扭曲，是吧。
所以大家都知道中共今年有一个重要的号召叫大家要重新学习雷锋，啊，但结果网民不仅没有积极响应，而且在网上群情汹涌，啊，我们劝告我们的各级官员首先你们学焦裕禄，你们学焦裕禄学好了，我们就开始学雷锋，哈哈哈。所以学雷峰就草草收场。啊，焦裕禄大家都知道是共产党具有奉献精神的基层官员，他工作而死，唉说你们都没这样的工作，你要我们学雷锋，我们把你们的好事都做完了你们不是白当官啦？哈哈哈。
那在中国这个实在是太过瘾了，所以在中国当官一方面是高危行业，为什么呢，因为上级对你一不满——双规；上级对你很满，你啥事不做——没事儿。最忙的是人民群众，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仅要在很艰难的环境条件下来谋生，啊，现在谋生非常艰难，我一直在设想在北京领最低工资的4、5百万农民工一个月怎么生活，啊1400块钱，怎么可能应付一个盒饭都要15元以上到20元左右的这种日常生活，是吧·
而大多数人还认为，他们应该出来尽量做好事，啊，小悦悦往地下一倒，全中国人民都应该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哈哈。这个实际上这个是对我们的道德要求实在是太苛刻了啊，对底层生存逻辑的来讲，小悦悦的事件就是一个现实写照。啊，国家领导集团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啊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吧，所以国家领导在抱怨这个社会的道德情操不高的时候，是应当反省的是自己的公共权力应用的道德感，究竟在哪里。
啊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国家权力的人格代表就是国家领袖他的权威性明显下降。在这里就说18大以后，即将浮出台面的中共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习近平，据说大家都盼望说哎哟习近平这个人很开明啊，说在浙江的时候啊（我们正在浙江，正在他工作过的热土上来研讨中国的政治形势哈哈），说习近平在浙江就非常好学，啊说这个人思想就非常开明，啊在网上到处都是在宣传。
所以习近平一上台第一要平反64啊，第二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啊，第三要一脚把某种体制给踹掉，啊。几乎是个戈尔巴乔夫第二，啊，那这基本上我说都属于我们中国人都发挥文学想象，在进行创作，哈，为18大后进行创作，现在我们为18大提前进行文学消费。
为什么呢？因为对习近平这样的官员来说，越来越会缺乏人格魅力。比如我的同代际的人胡春华啊周强啊、孙政才啊这一帮属于进入高层的60后出身的人，他们更没有人格魅力。
因为对我们这一批人来说，我们即将面对的一个基本的状况是，我们要进入一个毫无生气的二十年。为什么呢？因为，这2代人是红卫兵、红小兵，这个60年代就像我这一代的，是红小兵。然后50后呢这个这个薄熙来啊、习近平啊、王岐山他们这一代是红卫兵。红卫兵和红小兵最大的特点是啥，就是没规则。
你像我小学的时候是一年级，就给我的语文老师剃了个阴阳头，啊你这是不能想象的是吧。像这代人呢，他很难有现代观念，因为我基本上是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教育下和熏陶下，走向高中毕业，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是恢复共产党的权威，没有接受到真正现代严格的知识训练。
因而他们无法把一个制度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清晰的区别开来，啊，他们以为自己还能够重新塑造人格权威，声嘶力竭的讲一些不着边际的政治空口号，他认为他权威就塑造起来了，但是他在他的同代际中间的内部号召力都已经严重不足了。因为红卫兵和红小兵最大的特点是谁也不服谁，哈哈哈。
所以薄熙来才能够轰然出世，是吧，你当不如我当，是吧我们都是这种感。那不像毛泽东时代，啊呀，毛泽东在那没办法，既生瑜何生亮啊哈哈。周恩来对毛泽东就是这种感觉，周恩来这样也是天才，但遭遇到了毛泽东，他服了，是吧。我们现在也认为呢我们遭遇到了一个天才，可能是习，但是我们不服，哈哈，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哈哈哈。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国家人格权威的代表啊，他没有号召力，我们不能期待他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是吧这是第四个因素。
那么第五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国家的治理绩效啊明显下降。这个治理绩效怎么明显下降呢，经济下滑不用说，经济下滑最关键的因素是导致统治资源聚集的困难，是吧。
共产党经历了2次统治资源聚集的高潮，一次是1949年建立统一国家获得的强大的政治支持。所以共产党在肃反当中怎么杀人，但是社会底层对它的支持是无条件的，是吧，这是第一次政治聚集。而因为毛泽东搞文革这次政治聚集的方式瘫痪了。
那么接着由邓小平开始启动了由经济资源来聚集统治，所以对80年代的时候呢，那我们都有一个，这个非常兴奋的时代。我1982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那都非常兴奋，发10卷卫生纸，1毛钱，总共1块钱，只要是免费，Free the best，那就是最好的。啊呀领到家简直笑开怀了，啊，改革就是发钱，啊。
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种聚集也瘫痪了，因为今天流行的口号就是改革就是涨价，哈哈，这个是要我们付出代价的，所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我们支持统治呢，大家内心上的服从非常困难。
那么第二呢就是内外挑战形成的这个统治困局啊，越来越明显。内部的挑战我认为不是社会公共事件的挑战，啊。这个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来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的普遍误读。都是来研究社会造反运动，社会造反运动对于共产党来处理，通常不成为问题，为什么不成为问题？因为国家的铁拳对付你几个暴民算什么，不行就把你毙了就行了。是吧，这是很简单的。
最关键是什么，内部统治的困难是权势集团内部皲裂的这个裂痕越来越大。就是党内有不同的人他们来认为他们统治国家的jingnu才是最正当的而且具有排斥性的，唯一的正当性，是吧。所以这个时候薄熙来要唱红，刘源要讲新民主主义，胡德平要开胡耀邦史料网，是吧，然后叶剑英子女要出来大谈粉碎四人帮的极端重要性，是吧。
就是各有出路的人，他就会把他的父辈的路线拿出来正当化，那么这样一个正当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不能达成统治共识。一旦不能达成统治共识，对内想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就非常艰难。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中共18大把政治局常委扩展到11个人，那么我的分析就是他迈向了南斯拉夫的道路。是吧，最初南斯拉夫这个轮流执政啊，西方也是喝彩的，说共产党他们民主化啦，哈。
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理解共产党要统治国家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像铁板一块，这样，外部就不可能攻破。一旦它有皲裂，而执政人员越多，越摆不平，那么这个社会相应的分裂过程权力就无法把它重新聚合。这个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分权逻辑运转的集权逻辑，分析中国一定要强调。
那么第三就是社会的对峙感，和团结感明显下降。所谓对峙感就是你看上海杨佳杀了6个警察，网民欢呼他是英雄；中央电视台说他是十恶不赦，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对峙感。所以四处发短信，就有一条很简单，说，我们为了心情好，最好是看中央电视台，为了避免心情不好，最好少看微博。为什么，因为一看中央电视台，尤其是下午的新闻联播，全国形势一派大好，只会更好，不会小好，哈哈。而一看微博呢，中国简直就是地狱。这里在杀人，那里在干掉；这里有毒，那里皮鞋什么啊；这里女性都在上床，那里我们没有资格上床哈哈哈哈哈。因为农民工上床就是犯罪嘛，对不对，所以他没有资格上床，哈哈哈。所以这个时候像这些报道表明了什么呢，就是社会的对峙感很强。一个社会没有基本的团结感，团结性太弱，就是大家并不谋求国家的一致性发展，这个社会就比较危险。那么这个是从国内这个因素来看。
那么从国际的因素来看呢，就是中国现在这个明显对国际的反应非常特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国际盟友啊已经分崩离析，这显现我们这种强烈的国际孤独感。中国现在是独孤求败啊～哈哈，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你不跟我玩无所谓，俄国你想跟我玩呢，我又有点看不起，啊好像你不够强大。
所以普京还不得不放下架子，放下肌肉，跑到中国来。因为普京在欧洲都是比肌肉出名的，在俄罗斯选举也是靠肌肉诱惑了女选民，重新登台上演二人转。所以上合组织这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但这种合作是不是属于东方北约在我看不可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中亚五国加俄罗斯和中国以及伊朗等等国家，来中国，按我的说法是4个字，可以准确形容这种同盟，叫啥——各怀鬼胎，嘿嘿。
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啊，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啊稍微放下，来协调出一个政治同盟，是吧。所以在这种因素下呢，中国非常敏感的由军方的鹰派将领们来表达对中国C性包围圈的一个担忧，那么这样的担忧使得我们的大国之任和大国崛起的环境，跟30年前大为不同。
我们今天是高度紧张，但是在这样一种高度紧张下呢，鹰派和所谓鸽派的这个国家政策和国际政治的主张呢，对峙性非常强。鸽派是要说埋首做好自己的事情，国际环境就会好。鹰派说我们一定要采取主动进攻，不打一仗不足以收拾周边国家。
所以连我们的外交部副部长都写出一篇文章，可以是国际关系理论上的一个突破哈哈。怎么样突破呢？因为其中特别强调，小国不能肆意侵略大国。哎哟我当时就说这篇文章，这个外交部副部长特别具有创见，小国侵略大国，哈哈。那就证明你不够大，唉，所以他才侵略；要么就是你太大，人家不侵略一下觉得不舒服，哈。
这2种逻辑都不太符合国际政治理论的常规，因为常规的人呢都不是这样讲的。真正的大国对小国来说只要稍具正义感，对小国就有重大的影响力甚至是支配感。但是我们现在中国在这2方面都很失落。实际上我们按国际惯例形成的有领土争端呢我们都55开来分成，中国简直就习惯了黑社会的感觉。哥们我们不要争黄岩岛，我们也55分成，哈哈。唉这样就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办法赢得国际CHAO权的主动性，是吧。
那么第二就是西方对于中国姿态有明显的变化。中国的工业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的引领啊不明显，所以最近美国对于中国有新重商主义的指责，就通过国家权力来营造商业体系进行产品倾销来获得GDP的迅速增长，来盘剥全世界。
当然这个说法不一定成立，我们中国人有自尊心，那只是给你做生意，我们现在你看军事上我们有4大绝密武器，哈，打美国潜艇都不成问题了，打美国航母都不成问题了。对此我们也还是要感到自豪，
但是呢在这个新重商主义的指责下美国因素的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最危险的状况。因为30年来就是中国人依附于美国因素在发展，但现在呢我们跟美国抗衡，使得这个有利因素变成不利因素。这个很麻烦，要顺境与逆境的一个对峙与团结，就是国际性团结这个选择的，鲜明不同，造成了中国对自己被围堵的所谓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认识。这个因为大家比较熟悉我就不强调他了。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我对中国的基本判断，中国的政治发展啊，8个字可以准确得概括啊，汉字，就是“困于内政，贻误外交”。要四个字再简单概括就是“内外交困”。为什么呢因为硬实力呢我们严重不足，因为一个GDP不能说明综合国力。
第二呢，软实力严重不足。所以这个美国人的愤怒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软实力实在是太软了），孔子学院我们要把你赶走。当然美国人处理中美关系也是抽筋啊，所以美国人从政治上看来，觉得SMART POWER玩得也不好。最后说哎呀你的孔子学院，你得留下来，没问题，我们又给你签证。我觉得这个老美最近也比较神经。哈哈！！所以双方的共同尴尬和抽筋式反应啊，它是没有常态的一个管理和常态的举措。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软实力是非常麻烦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巧实力基本上就是缺席。唉，你看在南海事件上，我们基本上是很不聪明。要注意到阿基诺三世本身是华人，刚刚还，去年还回到福建省亲，奇怪的是由她来挑头，导致南海的对峙局势。所以这里头我们的尴尬是什么呢是巧实力。我们原来最爱玩什么呢，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哎，最近发现不是如此，所以大大的麻烦。
那么是不是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毁灭性的结果呢，不一定。我的悲观分析，得出的结论还是很乐观的，为什么？我们愿意！明天会更好，谢谢！
2012年8月7日星期二
何立波：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藏区建立的“格勒得沙共和国”
发表于2012-08-07
这个共和国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却是中国历史上一颗闪光的星。
在红军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藏族聚集区建立了“格勒得沙共和国”。那么，红军缘何在川康藏区建立一个“共和国”，“格勒得沙共和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呢？
格勒得沙共和国：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
在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就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新疆三部实行自治”的主张。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多民族聚居的贵州地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以代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各族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3月，在川陕苏区活动的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6月，中共中央在《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提出：“康藏的民众要结束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况，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这种政权是以广大劳动群众为基础”，“但不拒绝一切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上层人士参加。”由于中央红军在藏区停留的时间较短，因而在藏区建立革命政权的主要工作由红四方面军来完成。
在红四方面军的协助下，四川的茂县、理县、汶川等地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绥靖县（今阿坝州金川县城）成立了回族苏维埃政府，小金、阿坝、卓克基、瓦钵梁子区、周伞等地建立了藏族苏维埃政府。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建立了中共大金省委，省委驻绥靖城，以领导在大金川流域建立能支援前线红军作战的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在中共大金省委的具体组织下，1935年11月8日，格勒得沙（嘉绒藏语译音，意藏族人民）共和国在绥靖县宣告成立。它接受中共大金省委的直接领导，隶属于西北联邦政府，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革命政权，也是党在民族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政权，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制定、实施、发展、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
格勒得沙共和国统一领导松理茂赤区和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下设绥靖、崇化、绰斯甲、懋功、抚边、丹巴、阿坝、卓克基、金汤、阿坝特区10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各县下设区乡苏维埃政府，其主要负责人由选举产生或上级委派。共和国境内的绥靖县城还建立了回民苏维埃政府，不属于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领导，隶属西北联邦政府，其领导成员全为回民。
在格勒得沙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同时，格勒得沙共和国最高行政领导机关——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也宣布建立，主席克基，副主席杨海山、孟兴发，顾问邹通富。中央政府内设内务、粮食、宣传、妇女、土地、少共等部，其中内务部部长阿木参，妇女部部长李富德。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共大金省委领导下，根据西北联邦政府的指示和各项政策，领导藏羌等各族人民开展反对封建剥削制度，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实行民族自决，争取民族解放。
共和国境内各县、区、乡也都建立格勒得沙革命政府。
为了更好地领导少数民族革命，中共大金省委决定成立格勒得沙革命党。省委在有关决议中指出：“番人革命党是一种广泛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是少数民族中劳苦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联合战线的具体形式。”拟定了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在中共大金省委的领导和帮助下，1935年12月，格勒得沙共和国组织藏族中“觉悟最先进、斗争最坚决”、“能为格勒得沙革命党的纲领坚决奋斗，不顾牺牲一切的分子”，建立了格勒得沙革命党。格勒得沙革命党设中央党部，党部设于绥靖县城，净多·孟特尔为中央党部部长，由格勒得沙革命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全党的最高常设领导机关。1936年1月1日，格勒得沙革命党颁布党章，规定“本党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唯一的领导者，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唯一的救星。本党为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取得胜利”。
格勒得沙革命党是国际共运史上唯一的藏族人民革命的先驱，它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阶级，争取藏族人民的独立、解放为奋斗目标。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实际上已成为格勒得沙共和国团结藏民和其他民族的纲领，对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对红军武装力量的保存和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5年11月，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还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军，任命卡格尔·江根为总司令，总部设于绥靖。除直属一个400多人的警卫营外，革命军指挥各县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建立一个营的格勒得沙革命军。格勒得沙革命军除接受中共金川省委、金川军区、西北联邦政府领导和指挥外，同时接受格勒得沙中央政府的领导。另外还建立有番民骑兵连、回民支队等民族武装。
1936年2月，中共大金省委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调整了政策，提出了“扩大民族运动，提高格勒威信，巩固和发展格勒根据地，健全政府组织，一切政权归得沙政府”的口号，大大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毛泽东说：“红军惟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民的粮食而欠的债。”
为满足阿坝地区各族人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格勒得沙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红军的帮助下，立即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提出了“帮助回番民众谋解放、找生路！”“取消国民党军阀、汉官一切捐税租课！”“分汉官发财人的土地、牲畜、茶叶、布匹给番人！”的口号。并宣布“土地归贫苦农民”，“由广大群众发动斗争来分配土地”。这些口号很快得到藏、羌等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土地革命的群众运动便在革命根据地迅速开展起来。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大批工作组下乡调查土地占有情况，登记和没收地主、官僚的土地财产，分给缺地和无地的农民耕种。
革命政府开办国家商店、药店、土盐店、制币厂、军械厂、服装鞋袜厂等，积极组织人力恢复发展生产，同时打击反动武装的骚扰破坏，稳定社会秩序。粮食生产是关系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重要条件，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高度重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狠抓粮食生产。革命政府发出了“加紧生产，供给革命战争”，“赶快生产玉麦、黄豆、小豆以及各类蔬菜”，“不荒赤区一寸土地”等口号，动员群众勤生产，多种粮食。为了免除反动地方武装对生产的骚扰和破坏，革命政府实行“武装保卫春耕”，派出革命军清剿反动武装，保护农民耕种安全。
共和国各级政府积极收购各族群众的粮食，转交给红军。由于敌人封锁，粮食极度紧张，各族群众纷纷将自己窖藏的粮食献给红军，在绝粮困境中，各族群众与红军生死与共，共渡难关。据统计，在红军过阿坝地区的前后16个月中，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区域内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猪等牲畜约20万头。毛泽东曾多次赞扬阿坝羌藏人民的贡献，说长征时期在川西北地区“红军惟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番民偿还这笔债”。
红军留驻阿坝期间，把搞好各民族与红军之间的团结作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条件之一。省委动员红军及机关单位采取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歧视；主张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和大汉族主义；主张信教自由，保护各种寺庙等。同时，党还号召红军战士学藏语，要求红军战士尊重民族风俗，提倡红军干部和少数民族妇女通婚。红军非常尊重民族风俗，每到一处都大力宣传红军的政策，同群众谈心，喝咂酒，学藏语，跳锅庄，藏族的经书、经堂一律不许破坏，藏、回人民的寺庙受到保护，并准许开展宗教活动，赢得了各族群众的广泛支持。
党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马显文、克基、江根等藏、回青年分别担任了西北联邦政府、格勒得沙政府、革命军团的领导职务。中共大金省委书记邵式平带头与藏族姑娘杨秀英结婚。省委宣传部部长、独立二师政委李中权与当地姑娘三郎切木初结了婚。1936年4月，杨秀英随邵式平同红军开往炉霍、道孚。忽然，杨秀英接到在金川的母亲病危的来信，便请假返回金川。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红军已开拔北上走了几天。杨秀英追赶部队已来不及，在国民党反动武装的追剿下，杨秀英东躲西藏，流落他乡，与邵式平失散了。1962年，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来信，要杨秀英到江西去。杨秀英怕担心干扰邵式平的正常生活而没有去，一个人安度晚年。
红色浪潮：各族群众踊跃参加红军
在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的号召和动员下，出现了城乡各族儿女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潮。有两兄弟参军的，有两姐妹同时参军的，还有全家参军的动人场面。其中茂县和金川参加红军者达1000余人，理县参军的有380人，其中藏族185人，羌族157人。汶川县参加红军的达135人，小金县参军达210人。马尔康党坝一带少年参军的就有72人。仅茂县第一高小就有100多人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格勒得沙共和国境内各族参军的人数共计在2000人以上。在巩固、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金川人民和红军并肩战斗，为革命献身者逾千人。
18岁的喇嘛桑吉悦希在这里参加了红军。1917年2月，桑吉悦希出生在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党坝乡。这个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当喇嘛，藏语叫“扎巴”。桑吉悦希有三兄弟，他是老大，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来到阿坝。藏族同胞惊奇地发现，同国民党宣传的“灭族灭教”、“共产共妻”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渐渐地，红军受到了藏民的欢迎，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鸡蛋，有的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桑吉悦希毅然报名参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批藏族战士。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悦希懂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刚参加红军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不久，他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到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为他改名天宝。新中国成立后，天宝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府主席。从八大到十六大，他连续9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老党员在藏族中绝无仅有。
天宝回忆了刚参加红军时的情景：“那时我们革命积极性很高，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司头人家多余的衣物分给穷人，东西多得很，皮袍、氆氇，还有绸缎等。穷人们分到东西，更加热爱红军，青年们踊跃参加红军。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整个阿坝地区几乎都被红军占领。各县、各乡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康北地区，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逐步被敌军侵占。3月26日，红军撤离懋功县城。不久，抚边、两河口放弃。到4月下旬，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范围缩小，虽然仅存沿大金川一线的丹巴、崇化、绥靖、绰斯甲等，但却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康北新建的波巴人民共和国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6年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内的各种机关和革命武装随主力红军撤出，参加长征北上，格勒得沙共和国的历史宣告结束。但当地各族人民一直坚持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终于迎来最后的彻底解放。
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所建立的这些苏维埃政权和少数民族革命武装，在配合红军打仗、保卫胜利果实、扩红支前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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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共和国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却是中国历史上一颗闪光的星。
在红军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藏族聚集区建立了“格勒得沙共和国”。那么，红军缘何在川康藏区建立一个“共和国”，“格勒得沙共和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呢？
格勒得沙共和国：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
在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就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新疆三部实行自治”的主张。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多民族聚居的贵州地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以代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各族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3月，在川陕苏区活动的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6月，中共中央在《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提出：“康藏的民众要结束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况，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这种政权是以广大劳动群众为基础”，“但不拒绝一切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上层人士参加。”由于中央红军在藏区停留的时间较短，因而在藏区建立革命政权的主要工作由红四方面军来完成。
在红四方面军的协助下，四川的茂县、理县、汶川等地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绥靖县（今阿坝州金川县城）成立了回族苏维埃政府，小金、阿坝、卓克基、瓦钵梁子区、周伞等地建立了藏族苏维埃政府。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建立了中共大金省委，省委驻绥靖城，以领导在大金川流域建立能支援前线红军作战的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在中共大金省委的具体组织下，1935年11月8日，格勒得沙（嘉绒藏语译音，意藏族人民）共和国在绥靖县宣告成立。它接受中共大金省委的直接领导，隶属于西北联邦政府，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革命政权，也是党在民族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政权，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制定、实施、发展、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
格勒得沙共和国统一领导松理茂赤区和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下设绥靖、崇化、绰斯甲、懋功、抚边、丹巴、阿坝、卓克基、金汤、阿坝特区10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各县下设区乡苏维埃政府，其主要负责人由选举产生或上级委派。共和国境内的绥靖县城还建立了回民苏维埃政府，不属于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领导，隶属西北联邦政府，其领导成员全为回民。
在格勒得沙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同时，格勒得沙共和国最高行政领导机关——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也宣布建立，主席克基，副主席杨海山、孟兴发，顾问邹通富。中央政府内设内务、粮食、宣传、妇女、土地、少共等部，其中内务部部长阿木参，妇女部部长李富德。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共大金省委领导下，根据西北联邦政府的指示和各项政策，领导藏羌等各族人民开展反对封建剥削制度，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实行民族自决，争取民族解放。
共和国境内各县、区、乡也都建立格勒得沙革命政府。
为了更好地领导少数民族革命，中共大金省委决定成立格勒得沙革命党。省委在有关决议中指出：“番人革命党是一种广泛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是少数民族中劳苦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联合战线的具体形式。”拟定了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在中共大金省委的领导和帮助下，1935年12月，格勒得沙共和国组织藏族中“觉悟最先进、斗争最坚决”、“能为格勒得沙革命党的纲领坚决奋斗，不顾牺牲一切的分子”，建立了格勒得沙革命党。格勒得沙革命党设中央党部，党部设于绥靖县城，净多·孟特尔为中央党部部长，由格勒得沙革命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全党的最高常设领导机关。1936年1月1日，格勒得沙革命党颁布党章，规定“本党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唯一的领导者，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唯一的救星。本党为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取得胜利”。
格勒得沙革命党是国际共运史上唯一的藏族人民革命的先驱，它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阶级，争取藏族人民的独立、解放为奋斗目标。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实际上已成为格勒得沙共和国团结藏民和其他民族的纲领，对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对红军武装力量的保存和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5年11月，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还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军，任命卡格尔·江根为总司令，总部设于绥靖。除直属一个400多人的警卫营外，革命军指挥各县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建立一个营的格勒得沙革命军。格勒得沙革命军除接受中共金川省委、金川军区、西北联邦政府领导和指挥外，同时接受格勒得沙中央政府的领导。另外还建立有番民骑兵连、回民支队等民族武装。
1936年2月，中共大金省委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调整了政策，提出了“扩大民族运动，提高格勒威信，巩固和发展格勒根据地，健全政府组织，一切政权归得沙政府”的口号，大大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毛泽东说：“红军惟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民的粮食而欠的债。”
为满足阿坝地区各族人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格勒得沙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红军的帮助下，立即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提出了“帮助回番民众谋解放、找生路！”“取消国民党军阀、汉官一切捐税租课！”“分汉官发财人的土地、牲畜、茶叶、布匹给番人！”的口号。并宣布“土地归贫苦农民”，“由广大群众发动斗争来分配土地”。这些口号很快得到藏、羌等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土地革命的群众运动便在革命根据地迅速开展起来。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大批工作组下乡调查土地占有情况，登记和没收地主、官僚的土地财产，分给缺地和无地的农民耕种。
革命政府开办国家商店、药店、土盐店、制币厂、军械厂、服装鞋袜厂等，积极组织人力恢复发展生产，同时打击反动武装的骚扰破坏，稳定社会秩序。粮食生产是关系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重要条件，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高度重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狠抓粮食生产。革命政府发出了“加紧生产，供给革命战争”，“赶快生产玉麦、黄豆、小豆以及各类蔬菜”，“不荒赤区一寸土地”等口号，动员群众勤生产，多种粮食。为了免除反动地方武装对生产的骚扰和破坏，革命政府实行“武装保卫春耕”，派出革命军清剿反动武装，保护农民耕种安全。
共和国各级政府积极收购各族群众的粮食，转交给红军。由于敌人封锁，粮食极度紧张，各族群众纷纷将自己窖藏的粮食献给红军，在绝粮困境中，各族群众与红军生死与共，共渡难关。据统计，在红军过阿坝地区的前后16个月中，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区域内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猪等牲畜约20万头。毛泽东曾多次赞扬阿坝羌藏人民的贡献，说长征时期在川西北地区“红军惟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番民偿还这笔债”。
红军留驻阿坝期间，把搞好各民族与红军之间的团结作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条件之一。省委动员红军及机关单位采取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歧视；主张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和大汉族主义；主张信教自由，保护各种寺庙等。同时，党还号召红军战士学藏语，要求红军战士尊重民族风俗，提倡红军干部和少数民族妇女通婚。红军非常尊重民族风俗，每到一处都大力宣传红军的政策，同群众谈心，喝咂酒，学藏语，跳锅庄，藏族的经书、经堂一律不许破坏，藏、回人民的寺庙受到保护，并准许开展宗教活动，赢得了各族群众的广泛支持。
党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马显文、克基、江根等藏、回青年分别担任了西北联邦政府、格勒得沙政府、革命军团的领导职务。中共大金省委书记邵式平带头与藏族姑娘杨秀英结婚。省委宣传部部长、独立二师政委李中权与当地姑娘三郎切木初结了婚。1936年4月，杨秀英随邵式平同红军开往炉霍、道孚。忽然，杨秀英接到在金川的母亲病危的来信，便请假返回金川。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红军已开拔北上走了几天。杨秀英追赶部队已来不及，在国民党反动武装的追剿下，杨秀英东躲西藏，流落他乡，与邵式平失散了。1962年，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来信，要杨秀英到江西去。杨秀英怕担心干扰邵式平的正常生活而没有去，一个人安度晚年。
红色浪潮：各族群众踊跃参加红军
在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的号召和动员下，出现了城乡各族儿女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潮。有两兄弟参军的，有两姐妹同时参军的，还有全家参军的动人场面。其中茂县和金川参加红军者达1000余人，理县参军的有380人，其中藏族185人，羌族157人。汶川县参加红军的达135人，小金县参军达210人。马尔康党坝一带少年参军的就有72人。仅茂县第一高小就有100多人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格勒得沙共和国境内各族参军的人数共计在2000人以上。在巩固、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金川人民和红军并肩战斗，为革命献身者逾千人。
18岁的喇嘛桑吉悦希在这里参加了红军。1917年2月，桑吉悦希出生在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党坝乡。这个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当喇嘛，藏语叫“扎巴”。桑吉悦希有三兄弟，他是老大，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来到阿坝。藏族同胞惊奇地发现，同国民党宣传的“灭族灭教”、“共产共妻”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渐渐地，红军受到了藏民的欢迎，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鸡蛋，有的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桑吉悦希毅然报名参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批藏族战士。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悦希懂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刚参加红军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不久，他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到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为他改名天宝。新中国成立后，天宝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府主席。从八大到十六大，他连续9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老党员在藏族中绝无仅有。
天宝回忆了刚参加红军时的情景：“那时我们革命积极性很高，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司头人家多余的衣物分给穷人，东西多得很，皮袍、氆氇，还有绸缎等。穷人们分到东西，更加热爱红军，青年们踊跃参加红军。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整个阿坝地区几乎都被红军占领。各县、各乡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康北地区，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逐步被敌军侵占。3月26日，红军撤离懋功县城。不久，抚边、两河口放弃。到4月下旬，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范围缩小，虽然仅存沿大金川一线的丹巴、崇化、绥靖、绰斯甲等，但却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康北新建的波巴人民共和国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6年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内的各种机关和革命武装随主力红军撤出，参加长征北上，格勒得沙共和国的历史宣告结束。但当地各族人民一直坚持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终于迎来最后的彻底解放。
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所建立的这些苏维埃政权和少数民族革命武装，在配合红军打仗、保卫胜利果实、扩红支前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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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坚：华西村的败象
最近有关华西村的媒体公开报导，提供了一个真实的镜鉴版本。长期拥有天下第一村政治美誉的华西村，日前迎来了所谓50周年建村大庆，一栋高达328米的摩天大楼也拔地而起，一些在位的和退休的政治领导人出席为华西村奇迹背书，官方媒体也滥情地对华西村进行吹捧，似乎这是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共同荣耀。
幸好还有《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追求新闻理想的媒体，提供了对华西村奇迹的另外一种描述，还原了华西村的真相。根据这些媒体的报道，其实华西村的经济繁荣已经不可持续，华西集团旗下诸多产业板块，原来的成长更多倚靠的是政治资源的转换，而缺乏市场竞争力，随着政治资源的耗散，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这些企业的表现已经差强人意。而华西村新建的328米摩天高楼，虽然外表壮观，但却是一个成本黑洞，将不断地侵蚀华西其他产业本来就有限的利润。大邱庄和南街村的衰败过程并没有被人遗忘，华西村是否步其后尘，眼下虽然还不能定论，但华西村的经济繁荣，已经严重褪色，则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华西村的内部治理，也不是像官方宣传机构所描绘的一片和谐画面。由于吴仁宝长期的家族式统治，内部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以及对周边村庄的利益掠夺，华西村内部不同村庄之间关系已经剑拔弩张。就在华西50周年大庆期间，华西五村的农民戴进兴以《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为题，通过散发传单揭露华西村的不公平真相，为此戴进兴还被拘留了10天。面对挑战性的声音，吴仁宝在11月18日动员召开所谓万人大会，试图把任何挑战势力妖魔化为“黑恶势力”，这些颇具文革遗风的做法表明了华西村内部在酝酿着更大的风暴。华西村的大家长，中心村村民，周边村村民和外来打工者们分别享受的不同的利益和自由尺度，是现代动物庄园里秩序格局的真实再现。
经济奇迹已经失去内生动力，各种政治符号编织起来的偶像已经开裂，这个村庄的实际掌舵者也已经年迈，从公共舆论的吹捧中心走到公共舆论的对立面，华西村的光环注定要破灭。本来，华西村的故事，只是一个村庄的故事，并不具备额外的表征能力。但是在吴仁宝这个粗俗的政治符号大师的塑造下，华西村的经济成就，一度成为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最佳符号，是各种政治正确的贴牌产品。同样的道理，华西村的衰败就具有了额外的意义，华西村的衰败成为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衰败。这种衰败其实早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华西村的存在本来就是对那些尚存幻象的老旧灵魂的安慰，如今这种安慰符号也不再可靠，对现实，人们必须重新作出解读，对未来，人们必须作出选择。
华西村政治光环的破灭，对于普通的华西村村民来说，不见得是坏事，起码他们可以重新获取对财富的支配权，获得人身自由和人格平等，利用他们既有的财富和能力，创造他们自己版本的繁荣故事。对于公众来说，也是再一次的提醒，人间天堂是不存在的，任何通往乌托邦的道路，都将通向动物庄园。华西村政治光环的破灭，也是对中国政治走势的一次警示。那些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公平和共同富裕幻象的人们，其实应该从华西村的故事得到警示，那些通向过去的道路，从来都不存在。任何人为树立的样板，终将被雨打风吹去。尊重个体权利，回归主流价值，培育公民社会，才是制度演变的良性路径。痛定思痛，我们不能第二次被同一块石头绊倒。
幸好还有《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追求新闻理想的媒体，提供了对华西村奇迹的另外一种描述，还原了华西村的真相。根据这些媒体的报道，其实华西村的经济繁荣已经不可持续，华西集团旗下诸多产业板块，原来的成长更多倚靠的是政治资源的转换，而缺乏市场竞争力，随着政治资源的耗散，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这些企业的表现已经差强人意。而华西村新建的328米摩天高楼，虽然外表壮观，但却是一个成本黑洞，将不断地侵蚀华西其他产业本来就有限的利润。大邱庄和南街村的衰败过程并没有被人遗忘，华西村是否步其后尘，眼下虽然还不能定论，但华西村的经济繁荣，已经严重褪色，则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华西村的内部治理，也不是像官方宣传机构所描绘的一片和谐画面。由于吴仁宝长期的家族式统治，内部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以及对周边村庄的利益掠夺，华西村内部不同村庄之间关系已经剑拔弩张。就在华西50周年大庆期间，华西五村的农民戴进兴以《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为题，通过散发传单揭露华西村的不公平真相，为此戴进兴还被拘留了10天。面对挑战性的声音，吴仁宝在11月18日动员召开所谓万人大会，试图把任何挑战势力妖魔化为“黑恶势力”，这些颇具文革遗风的做法表明了华西村内部在酝酿着更大的风暴。华西村的大家长，中心村村民，周边村村民和外来打工者们分别享受的不同的利益和自由尺度，是现代动物庄园里秩序格局的真实再现。
经济奇迹已经失去内生动力，各种政治符号编织起来的偶像已经开裂，这个村庄的实际掌舵者也已经年迈，从公共舆论的吹捧中心走到公共舆论的对立面，华西村的光环注定要破灭。本来，华西村的故事，只是一个村庄的故事，并不具备额外的表征能力。但是在吴仁宝这个粗俗的政治符号大师的塑造下，华西村的经济成就，一度成为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最佳符号，是各种政治正确的贴牌产品。同样的道理，华西村的衰败就具有了额外的意义，华西村的衰败成为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衰败。这种衰败其实早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华西村的存在本来就是对那些尚存幻象的老旧灵魂的安慰，如今这种安慰符号也不再可靠，对现实，人们必须重新作出解读，对未来，人们必须作出选择。
华西村政治光环的破灭，对于普通的华西村村民来说，不见得是坏事，起码他们可以重新获取对财富的支配权，获得人身自由和人格平等，利用他们既有的财富和能力，创造他们自己版本的繁荣故事。对于公众来说，也是再一次的提醒，人间天堂是不存在的，任何通往乌托邦的道路，都将通向动物庄园。华西村政治光环的破灭，也是对中国政治走势的一次警示。那些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公平和共同富裕幻象的人们，其实应该从华西村的故事得到警示，那些通向过去的道路，从来都不存在。任何人为树立的样板，终将被雨打风吹去。尊重个体权利，回归主流价值，培育公民社会，才是制度演变的良性路径。痛定思痛，我们不能第二次被同一块石头绊倒。
2012年8月6日星期一
离婚人士的五条婚姻忠告
2012年 08月 06日 07:18
离婚人士的五条婚姻忠告
想要好的婚姻建议？问问离过婚的人吧。
婚姻关系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关系。失去它的人往往会花些时间思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他们真的会自我反省，就意味着他们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是责怪前任。如果他们希望在下一段恋爱关系中有好运气，就会努力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
研究表明，大多数离过婚的人都会最后悔同样的五件事──也就是他们认为导致婚姻结束并决心下次改过的行为。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University of Michigan’s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研究教授及心理学家、新书《再寻真爱：六个简单步骤教你找到新的美满婚姻》（Finding Love Again： 6 Simple Steps to a New and Happy Relationship）的作者奥布奇（Terri Orbuch）说，“有些离过婚的人会退一步思考，然后说‘这是我做错的事情，这是我会改正的地方’，他们有非常有用的东西可以教给别人。”她说，“这是来之不易的婚姻建议。”
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资助下，奥布奇从1986年开始一直在从事一项纵向研究，定期从373名年龄在25至27岁、当年结婚的同族夫妇那里收集数据。在迄今为止25年的持续研究中，46%的夫妇离婚了，这与人口普查及其他全国性数据是一致的。奥布奇跟踪研究了许多开始新的恋爱关系的离婚者，询问其中210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学到了什么。（在这210人中，71%找到了新的伴侣，其中44%再婚。）以下是他们辛苦得来的经验和忠告：
振奋另一半的情绪
15%的离婚者说他们今后会给伴侣更多奥布奇博士所说的“情感肯定”，包括赞扬、拥抱亲吻、牵手、说“我爱你”以及情感支持。奥布奇说，通过表达爱意和关心可以建立信任。
她说，离过婚的人认为情感表达有四个因素很重要：伴侣表达爱意的频率；让另一半感觉自我良好的频率；让另一半对其想法和做事方式感觉良好的频率；以及让生活充满乐趣或激情的频率。
这些离过婚的人没有特别提到自己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性生活，但奥布奇说，这肯定是表达爱意和情感的一个方面。
奥布奇说，男性似乎比女性更需要与性无关的肯定。在她的研究中，丈夫称妻子没有表达爱意和情感的夫妇的离婚率是丈夫表示感到被关爱和被欣赏的夫妇的近两倍。而反之则不然，女方感到缺乏爱意的夫妇离婚率并没有更高。
奥布奇说，做点什么来证明你的伴侣每天都得到了你的关注和欣赏吧。可以小到说句“我爱你”或者“你是个好家长”。可以用行动代替语言：比如清晨打开咖啡壶的开关，把报纸拿进来，热车，做一道对方最喜欢的甜点，或者给对方一个拥抱。
更多地谈论金钱问题
在奥布奇所研究的夫妇中，无论婚姻好坏，金钱都是大多数婚姻中的头号矛盾点。研究中49%的离婚人士说，他们和另一半为了钱吵得太厉害了──要么是花钱方式不同，要么是在花钱方面撒谎，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赚钱更多试图控制对方──他们都认为在下一段婚姻关系中钱仍然会是个问题。
解决金钱问题没有适用所有夫妇的万应灵药。奥布奇说，每个人都需要审视自己对待金钱的方式。成长过程中金钱对你意味着什么？现在你对花钱和储蓄是什么看法？你的财务目标是什么？
伴侣双方需要讨论各自的花钱风格，并设计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规划。他们可以决定把钱合起来或单独开立账户，或者设立一个用于家庭开支的共同账户。在该项研究中，五分之三已经开始新的恋爱关系的离婚者都选择将财务分开。
奥布奇说，要更多地谈论金钱问题──不光是要交税的时候，债台高筑的时候，账单来了的时候。设定基本规则和预期，然后坚持执行。
不要计较过去
奥布奇说，想要和伴侣以健康的方式相处，就要放下过去。
这包括不要为伴侣过去的恋爱关系吃醋，不要为岳母对待你的方式而懊恼，不要纠结于童年时期某些导致你难以信任别人的事情，忘掉六个月前和伴侣的那次争吵。
她说，这不光是给那些伤心者的好建议。
在奥布奇的研究中，对前任有强烈情感──无论是爱还是恨──的离婚者没有在情感上放下过去的人健康。
难以放弃对过去的愤怒、渴望、悲痛或忧伤？那就写日记，锻炼身体，或者向朋友倾诉（但不要无休无止）。
或者可以试着给让你伤心的那个人写信，说明你的感受：“亲爱的岳母，现在该是您把我当成家庭的正式一分子、不要再批评我如何教育子女的时候了。”
接着按照据说是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送给他的战争部长的建议去做。这位部长写了一封很情绪化的信件给他的一个将军。
林肯说，把它扔进火炉里，我生气时写完信就这么做。
奥布奇说，这是一种练习，把所有的情感都写在纸上，这样就能释放出来。
埋怨要讲究方法
在这项研究中，责怪前任甚至自己的离婚者比那些责怪自己与伴侣互动方式的人有更多的焦虑、抑郁和失眠症状。放不下愤怒情绪的人继续新生活的可能性较小，也较难建立新的牢固的恋爱关系，也无法以积极主动的方式解决未来的问题。
做到不埋怨很难。在这项研究中，责怪前任的离婚者有65%，责怪前夫的女性（80%）多于责怪前妻的男性（47%）。16%的男性责怪自己，而责怪自己的女性只有4%.奥布奇说，男性可能会欣然接受前任对分手的看法。承认婚外情的男性多于女性。
如何才能以健康的方式责备对方呢？应该说“我们”而不是“你”或“我”，要说“最近我们都太累了”而不是“你脾气太坏了”。当你不再埋怨时，找出解决办法就会容易得多。
询问你的伴侣对某个问题有何看法。比如“你觉得我们为什么没办法好好相处？”
奥布奇说，看问题有很多方法，了解伴侣的视角，再结合自己的视角，就能看清楚整个婚姻关系。
敞开心扉更多地展示自己
沟通方式是该研究中的离婚者表示在下一段关系中最愿意改变的东西（41%的人说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沟通）。
夫妻双方需要用平静和关爱的声音说话。他们应该学会以一种能够达成解决办法而不是制造更多愤怒的方式来争论。
他们需要练习“积极聆听”，也就是努力聆听对方所说的话，重复自己刚听到的话，问对方自己是否理解正确。
要想良好地沟通，双方需要更多地展现自己，而不要只做“维护式沟通”。
奥布奇说，沟通时不必满怀情感，但应该集中在可以揣摩出对方心思的问题上。这类话题会帮助伴侣更深入地了解你。
奥布奇提出了一个10分钟法则：每天拿出10分钟时间，夫妻双方单独讨论工作、家庭孩子、家务和婚姻关系以外的话题。不谈问题，不谈日程安排，不谈家务。
奥布奇说，你需要把自己的生活讲给对方听，彼此了解对方的心思。
Elizabeth Ber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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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人士的五条婚姻忠告
想要好的婚姻建议？问问离过婚的人吧。
婚姻关系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关系。失去它的人往往会花些时间思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他们真的会自我反省，就意味着他们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是责怪前任。如果他们希望在下一段恋爱关系中有好运气，就会努力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
研究表明，大多数离过婚的人都会最后悔同样的五件事──也就是他们认为导致婚姻结束并决心下次改过的行为。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University of Michigan’s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研究教授及心理学家、新书《再寻真爱：六个简单步骤教你找到新的美满婚姻》（Finding Love Again： 6 Simple Steps to a New and Happy Relationship）的作者奥布奇（Terri Orbuch）说，“有些离过婚的人会退一步思考，然后说‘这是我做错的事情，这是我会改正的地方’，他们有非常有用的东西可以教给别人。”她说，“这是来之不易的婚姻建议。”
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资助下，奥布奇从1986年开始一直在从事一项纵向研究，定期从373名年龄在25至27岁、当年结婚的同族夫妇那里收集数据。在迄今为止25年的持续研究中，46%的夫妇离婚了，这与人口普查及其他全国性数据是一致的。奥布奇跟踪研究了许多开始新的恋爱关系的离婚者，询问其中210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学到了什么。（在这210人中，71%找到了新的伴侣，其中44%再婚。）以下是他们辛苦得来的经验和忠告：
振奋另一半的情绪
15%的离婚者说他们今后会给伴侣更多奥布奇博士所说的“情感肯定”，包括赞扬、拥抱亲吻、牵手、说“我爱你”以及情感支持。奥布奇说，通过表达爱意和关心可以建立信任。
她说，离过婚的人认为情感表达有四个因素很重要：伴侣表达爱意的频率；让另一半感觉自我良好的频率；让另一半对其想法和做事方式感觉良好的频率；以及让生活充满乐趣或激情的频率。
这些离过婚的人没有特别提到自己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性生活，但奥布奇说，这肯定是表达爱意和情感的一个方面。
奥布奇说，男性似乎比女性更需要与性无关的肯定。在她的研究中，丈夫称妻子没有表达爱意和情感的夫妇的离婚率是丈夫表示感到被关爱和被欣赏的夫妇的近两倍。而反之则不然，女方感到缺乏爱意的夫妇离婚率并没有更高。
奥布奇说，做点什么来证明你的伴侣每天都得到了你的关注和欣赏吧。可以小到说句“我爱你”或者“你是个好家长”。可以用行动代替语言：比如清晨打开咖啡壶的开关，把报纸拿进来，热车，做一道对方最喜欢的甜点，或者给对方一个拥抱。
更多地谈论金钱问题
在奥布奇所研究的夫妇中，无论婚姻好坏，金钱都是大多数婚姻中的头号矛盾点。研究中49%的离婚人士说，他们和另一半为了钱吵得太厉害了──要么是花钱方式不同，要么是在花钱方面撒谎，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赚钱更多试图控制对方──他们都认为在下一段婚姻关系中钱仍然会是个问题。
解决金钱问题没有适用所有夫妇的万应灵药。奥布奇说，每个人都需要审视自己对待金钱的方式。成长过程中金钱对你意味着什么？现在你对花钱和储蓄是什么看法？你的财务目标是什么？
伴侣双方需要讨论各自的花钱风格，并设计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规划。他们可以决定把钱合起来或单独开立账户，或者设立一个用于家庭开支的共同账户。在该项研究中，五分之三已经开始新的恋爱关系的离婚者都选择将财务分开。
奥布奇说，要更多地谈论金钱问题──不光是要交税的时候，债台高筑的时候，账单来了的时候。设定基本规则和预期，然后坚持执行。
不要计较过去
奥布奇说，想要和伴侣以健康的方式相处，就要放下过去。
这包括不要为伴侣过去的恋爱关系吃醋，不要为岳母对待你的方式而懊恼，不要纠结于童年时期某些导致你难以信任别人的事情，忘掉六个月前和伴侣的那次争吵。
她说，这不光是给那些伤心者的好建议。
在奥布奇的研究中，对前任有强烈情感──无论是爱还是恨──的离婚者没有在情感上放下过去的人健康。
难以放弃对过去的愤怒、渴望、悲痛或忧伤？那就写日记，锻炼身体，或者向朋友倾诉（但不要无休无止）。
或者可以试着给让你伤心的那个人写信，说明你的感受：“亲爱的岳母，现在该是您把我当成家庭的正式一分子、不要再批评我如何教育子女的时候了。”
接着按照据说是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送给他的战争部长的建议去做。这位部长写了一封很情绪化的信件给他的一个将军。
林肯说，把它扔进火炉里，我生气时写完信就这么做。
奥布奇说，这是一种练习，把所有的情感都写在纸上，这样就能释放出来。
埋怨要讲究方法
在这项研究中，责怪前任甚至自己的离婚者比那些责怪自己与伴侣互动方式的人有更多的焦虑、抑郁和失眠症状。放不下愤怒情绪的人继续新生活的可能性较小，也较难建立新的牢固的恋爱关系，也无法以积极主动的方式解决未来的问题。
做到不埋怨很难。在这项研究中，责怪前任的离婚者有65%，责怪前夫的女性（80%）多于责怪前妻的男性（47%）。16%的男性责怪自己，而责怪自己的女性只有4%.奥布奇说，男性可能会欣然接受前任对分手的看法。承认婚外情的男性多于女性。
如何才能以健康的方式责备对方呢？应该说“我们”而不是“你”或“我”，要说“最近我们都太累了”而不是“你脾气太坏了”。当你不再埋怨时，找出解决办法就会容易得多。
询问你的伴侣对某个问题有何看法。比如“你觉得我们为什么没办法好好相处？”
奥布奇说，看问题有很多方法，了解伴侣的视角，再结合自己的视角，就能看清楚整个婚姻关系。
敞开心扉更多地展示自己
沟通方式是该研究中的离婚者表示在下一段关系中最愿意改变的东西（41%的人说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沟通）。
夫妻双方需要用平静和关爱的声音说话。他们应该学会以一种能够达成解决办法而不是制造更多愤怒的方式来争论。
他们需要练习“积极聆听”，也就是努力聆听对方所说的话，重复自己刚听到的话，问对方自己是否理解正确。
要想良好地沟通，双方需要更多地展现自己，而不要只做“维护式沟通”。
奥布奇说，沟通时不必满怀情感，但应该集中在可以揣摩出对方心思的问题上。这类话题会帮助伴侣更深入地了解你。
奥布奇提出了一个10分钟法则：每天拿出10分钟时间，夫妻双方单独讨论工作、家庭孩子、家务和婚姻关系以外的话题。不谈问题，不谈日程安排，不谈家务。
奥布奇说，你需要把自己的生活讲给对方听，彼此了解对方的心思。
Elizabeth Ber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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