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在网上发表后，引起了朋友们的广泛议论，多数评论者倾向于认同我的观点，也有一些朋友提出了不同意见。有这么多朋友注意和关心这篇文章，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这篇文章所谈的问题，涉及中国的发展路径的选择和改革前景的估计，而探讨这样宏大的主题，非常需要广大公民的关怀和参与，大家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乐于见到围绕这篇文章的议论，包括对我进行批评的论述。我尊重他们发表不同见解的权利，更赞赏他们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切。不同观点的碰撞、交流，是寻求真理的必不可少的途径。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阐述我在那篇文章里的看法。
我对我国的改革路径和发展前景的思索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展开的：
首先，中国目前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压制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政治权力，是现阶段贪污腐败、两极分化、道德沦丧、人心涣散等等不良现象的总根源，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非改革政治体制不可。
其次，改革的方式，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变革？我认为，暴力革命是不可取的，这不但因为暴力革命将造成极大的破坏，使人民再次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强大的武装力量和组织严密的共产党，使暴力行动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遍布各地的官民冲突、犹如不计其数的星星之火，随时有可能点燃暴力的引信。。为了避免暴力革命的灾难，有必要把冲突带上合情合理合法的轨道，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不论是一个具体的冲突案例，还是政治体制的变革，和平非暴力都是代价最少的方式。
第三，和平变革的可能性，存在于朝野主张政治改革的民主力量的团结与合作之中。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农村的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推动了当政者改革经济体制的决心；当局推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这是朝野一致带来社会良性发展的历史证明。与此鲜明对照的是1989年的朝野对立，血腥镇压，造成了社会的全面倒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昭示了朝野合作对于社会健康发展的意义。
第四，1989年的惨剧，把朝野主张改革的民主力量几乎一网打尽。但经过20年来的反思和孕育，民间逐渐恢复并发展了主张宪政民主的舆论力量；公民意识的觉醒，维权运动的高涨，公共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使公民社会呼之欲出；互联网的普及，更为民间的改革力量提供了发育滋长的园地。
第五，但是，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考量，改革的主导力量还是在朝而不在野。在目前的最高权力结构中，大体上有三种政治力量：占据决策主导地位的是权贵集团。这个阶级集团孕育于八十年代——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依仗权力和父辈的勋位而致富的群体，他们利用价格双轨制倒卖批条，走私贩私，聚敛财富。形成于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为他们提供了掠夺国家财富、抢占国企高管地位的机会；民营经济的兴起则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官商勾结、敲诈勒索的对象。成长于新世纪——地产业的崛起和土地财政，加剧了他们对老百姓的掠夺；卖官鬻爵，贪污渎职，实现了从官僚到权贵的转化。这个集团垄断了决策和指挥大权，特别是在舆论宣传和政法领域。他们反对改革政治体制，力求维持现状，因为目前的政治体制最有利于他们保持既得利益，也最有利于他们继续获取更大的利益。
第二种政治力量是改革的反对派，他们从八十年代以来，就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等幌子诋毁改革；后来又多次上送万言书，再三申述他们反对改革的主张；近两年来，他们公然分裂共产党，成立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共产）党，主张恢复毛泽东体制，回到毛泽东时代。为了扩大在朝的影响，他们寻求权贵集团的庇护，结成了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联盟。
还有一股政治力量，是主张改革政治体制的开明派。他们在1989年的大镇压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元气，但十多年来仍然不绝如缕，在艰难的条件下发出微弱的呼声。如在最高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里，九十年代就有人提出重新评价“六四”，在乡镇实行领导人普选制，在县级实行领导人选举试点等主张。近几年里，他们多次表示对民主自由的期许；虽然在许多问题的决策上被边缘化，但在经济领域，仍然掌握着决策的主导权，为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做出贡献。
第六，前年开始的对于普世价值的大批判，实质上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大演练，是朝野的反改革势力讨伐在朝改革派的联合行动。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最高领导层的改革力量的复苏，已经引起权贵集团和毛派的警觉，司马南挑起的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正好给他们提供了绝妙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多年来，朝野的改革力量首次共同面对朝野反改革派的联合进攻，从而开启了联合对决的新局面。遗憾的是，民间的民主力量，多数没有认识到普世价值争论对于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没有积极参与，以致让权贵和毛派占尽优势。
第七，推进非暴力的和平变革，需要在朝在野的改革力量的联合与协作。在朝的三种政治力量里，我们应该团结、联合哪一股力量？如果说，领导层的政治分野在两三年前还不十分明朗的话，那么，经过普世价值的争论，总可以做出判断了吧。我们要团结联合的，是反对普世价值的政治力量，还是赞成普世价值的政治力量？这个答案应该是不难做出的。
以上七点，就是我对《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所引起的波澜的回应，也是我对这篇文章的进一步的说明。
2010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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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把改革派缩小为一个集团，颇有“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的劲头，为毛派战友壮胆，吓唬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打出赵紫ZY的的名号，则是利用了当局幽禁赵ZY达15年的政治优势，制造自己与当局一致的假象，突出改革派的孤立和不合时宜，蒙骗民众。
再次，把“赵ZY集团”从体制内分离出来，以抚慰、拉拢权贵集团。毛派近年来十分注意拉拢体制内反对改革的政治力量，而且颇有成效。国庆60周年的“毛泽东思想方阵”，重庆的“红歌”、“红短信”，都表现出权贵集团向毛派靠拢和两者配合默契的趋向。特别是中国工人（共产）党去年7月23日到8月1日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56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会议期间还浩浩荡荡地参拜了“毛主席纪念堂”。这个事实说明什么问题呢？在国家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许多学术性的研讨会都被勒令禁止，我们有些老年人准备在一起喝喝茶，谈谈天，或者是就一部新书座谈一下，都要受到阻拦或禁止，而一个党派的有五十多人参加的代表大会，会期长达7天，而且来自全国各地，开会之外，要吃要住。这些都是在国安部门的眼皮子底下进行的，居然安然无恙。没有权贵集团的支持、默许、配合，这个分裂性的党派能够这么顺利建立吗？
令人意外的是，除了毛派和权贵集团合力批温外，近来还有些民主派自由派的朋友也参加了批温的队伍，形成了新的批温大合唱。不同的是，毛派和权贵集团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而新的批温人士反对的却是由共产党来主导或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其实，反对由共产党来主导或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不是近一两年才出现的，但把批判的矛头集中在温家宝身上，却是近期才有的现象。这个值得注意的趋向是许多客观条件积累而成的。在八十年代的“胡赵新政”时期，民众曾经把未来的发展寄托在共产党的领导上，1989年的和平示威，提出反腐败和政治民主两大诉求，实际上是表达这种期望的特殊形式。不幸的是，暴力镇压了和平，粉碎了许多人对共产党的期待。但是，人们还是希望着、等待着。熬过江泽民当政的13年，盼来了“胡温体制”。它曾经给许多人带来美好的想象和期盼。可是，8年过去了，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又一次地陷入了失望的深渊。不少人对共产党丧失了信心，不寄予任何希望，甚至认为只有根除共产党，中国才有前途。所以，他们乐于见到共产党的腐朽溃烂，脱离群众，不可救药。可是，温家宝却以一种开明的、亲民的改革派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欺骗民众的假象，它会给老百姓带来对共产党的幻想，阻碍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毛派和权贵们对温家宝的诋毁和攻击，更使他们觉得温家宝是共产党内的积极因素，他的存在和当政，不利于共产党的加速腐烂。
但是，他们的思维方法却同毛派如出一辙，如把目前社会上的种种不良现象，包括舆论钳制、政治迫害、经济停滞等等，都归罪于温家宝，甚至责备他要对刘晓波、谭作人等的判刑负责。对于温家宝的亲民、流泪、谈民主，则斥之为“作秀”，“更具欺骗性”，“危害性反而更大”。最近博讯网上有一篇说温家宝“左右开弓打压批评”的文章，谈到张宏良博客被封、廖祖笙因撰写批温文章受到国保威胁而宣布“不再写作政论、时评的声明”、余杰因准备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书稿被国保警告，等，认为都是温家宝打压的结果。所以文末有“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的结论。这位作者凭什么根据可以做出如此肯定的判断？也许，在这位作者看来，凭臆想，凭感情，就可以独立地判定是非。这是许多批温文章的通病。就以他这篇文章所说的事实来看，打压批温作者有三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那些主管宣传和政法的人员自行干预，因为他们习惯于把官员形象等同于国家利益，以此为借口作威作福；最小的可能是温家宝亲自指令宣传和国安部门，封杀一切对他的批判，这个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此外，还不应排除另一种可能，掌握宣传和政法大权的权贵们有意制造扼杀批温文章的事件，以败坏温家宝在老百姓中的声誉。在这三种可能性里，作者选择的是最不可能的那种可能性。为什么呢？恐怕只能归因于某种“反共情结”：他们期待着共产党的腐烂溃灭，而温家宝所代表的却是共产党内那股健康的、开明的、可以抑制腐烂的力量，在他们的眼里，这是共产党用来欺骗老百姓、挽救民心的招牌。
存在某种反共情结是可以理解的。六十年来，共产党的错误政策造成了无可计数的冤案，导致亿万公民倾家荡产甚至死于非命，使大量拥护者转变为反对者。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开这个冤仇之结的，只能是施加伤害、造成恶果的一方。这就是说，执政者应当主动采取措施，承认错误，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这样才能化解民间的怨气、戾气，共建和谐社会。无奈当政者毫无这种政治器量，他们不但拒绝公布历史真相，拒绝承担应有的政治责任，而且还不许民众讨论、反思某些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这就更加深了民间的这种抱怨、对立、怀恨的情结。
正是这种反共情结影响了许多朋友的判断力。我认为，真正忧国忧民的人士应该超越反共情结，正视当前中国的现实：共产党目前有七千多万党员，并且全面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甚至军队的领导权，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摧毁它、取代它。因此，期待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健康发展，不能不承认这个政党的领导。尽管它在思想、文化、政法、社会等领域的专制日益加剧、日益严峻，但这个趋势并非是不可逆转的。这个政党不是铁板一块，也绝不是没有完善化、民主化的可能。批温高潮，正标志着分裂和剧变的开端，转型和改弦易辙的征兆。它在七八十年代曾经产生过胡耀邦、赵ZY那样的主张民主自由的改革派领导人，为什么今后就不能再出现王耀邦、张ZY，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引上民主自由、健康发展的道路呢？
杜导正7月8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南海是两种主张、两个力量在那里较量。”这“两种主张、两个力量”，我认为，一个是主张保持现状、腐败透顶的权贵集团，一个是主张改革开放、开明健康的进步力量。对于前者，我们不能寄以任何希望。但这个集团目前正主导着大政方针的决策权，遍布各个层次的大小权贵，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进步力量则被排挤而日益边缘化，以至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维护民众权益的法例政令，往往由于某些中央机关和地方诸侯的阻挠而无法贯彻，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目前这种权力格局的生动刻画。在这两种力量的较量中，支持主张改革的力量，就是对权贵集团的打击；相反，打击改革的力量，就支持了权贵集团。目前的批温高潮，实质上是权贵和毛派向改革派进击的表现。面对两种力量的较量和对决，希望所有朋友都能做出明智的抉择。
在权贵集团和毛派日益合流的危急形势下，一切主张改革和民主的力量都应密切合作，“团结就是力量”，这个团结的力量包括在朝在野的所有主张改革和民主的人士。朝野改革力量的团结和合作，最终将主导社会发展的方向，把中国引上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社会平等的轨道。目前的批温高潮，既表现出权贵集团和毛派的得意和猖狂，也反映出他们内心的紧张和恐惧，说明他们已经黔驴技穷，只能以对温家宝个人的人身攻击，来实现铲除在朝的改革力量的妄想。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企图，是绝对不会得逞的。
201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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