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参加了中国的民主运动，1981年被判刑4年。1989年，我再次参加了6.4民运，被判刑13年。朋友们常和我开玩笑说，北有魏京生，南有张京生，并要我把参加民运的故事写出来。我是怎样走上民运道路的呢？
1953年，我出生于中国北京，小时候随父母迁居湖南省长沙市。因为父母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对共产党深信不疑。但到了1976年我出事了，这一年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也是我个人命运的转折点。
1976年，华国锋打倒了 “四人邦”，从此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因为我受共产党极左思潮的影响太深，一时转不过弯来。在一次小组会上，我说， “究竟是华国锋对，还是四人邦对，我搞不清，所以我不表态支持谁。”那年我才26岁，被共产党忽左忽右的政策给弄糊涂了。但是激烈的政治斗争不充许我糊涂下去，共产党要强行让我明白过来，我成了共产党的斗争对象。
那时，我是在长沙市新中机械厂当工人。厂领导要我写检讨。我拒绝了。很快公安局就找我谈话，威胁我写检讨。厂人保科派人看守我，不准我上班，隔离审察了两个月，然后一个车间一个车间的轮流批斗，最后全厂批斗。那年镇压的很残酷，长沙市有一个人在华国锋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叉，很快就被枪毙了。很多政治犯被镇压。我厂有一个造反派的领袖，叫周幼良，他被迫自杀了。我害怕了，为了不进牢房，我作了公开检讨，才把我放了。就是这样，我成了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牺牲品。从此，我感到一切都完了，再也抬不起头，我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以后只能象一个形尸走肉般地活着。
打倒四人邦以后，文革也结束了。中国的政治又慢慢活跃起来。邓小平先生等复出，很多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云集北京，要求平反。一股解冻的民主浪潮席卷全国。走投无路的我很快被卷进了1989年的民主墙运动。那时我有一台北京制造的红灯牌收音机，我经常偷听美国之音等外台。所以，我已经知道民主墙了。我的悲惨命运和成千上万悲惨的中国人一样，是不民主的制度造成的。所以我发誓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
我自己买了一台印刷机，还有铁笔，钢板，蜡纸，油墨等，一个人在长沙市干起了民主运动。我办了一份小报，取名《流浪者》。这个小报为什么叫流浪者呢？那时有一部印度的优秀电影就是《流浪者》，象我这样的人就是政治上的流浪者，我没政党，就象没有家一样，被共产党愚弄了，羞辱了，抛弃了。民主运动又把我救活了，我又生龙活虎的忙起来，写文章，印报纸，到处贴，到处卖报，我骑着单车跑遍了长沙城。厂里的工人们怀着好奇眼光看着我，说： “你又是记者，又是编辑，又是卖报的。”
很快就人有人来找我联系。那天，有两个神密的人来找我。一个是中学老师张树寅，一个是工人蒋经建。他们看了我的《流浪者》，所以找来了。他们对我也有神密感，所以一开口就让我大吃一惊。张老师说： “我们是《春丛》杂志编辑部的，我们有四十多个人。我们分了工，成立写作小组，编辑部，印刷部，销售部。”我吃惊的望着他们，高兴的不得了。但是我却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以为我的《流浪者》也有一群人。《流浪者》上的文章都是我一个人写的，但是我给不同的文章取了不同的笔名，所以看起来有一群作者。当我说明这一切后，他们也感到惊奇。这两个神密人物走了以后，我仍然兴奋异常，那天晚上，一直睡不着，大有找到了党组织的感觉。我想，我终于找到了组织，以后有家了，不再是孤独的流浪者了。
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的找到了《春丛》编辑部。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后，使我大失所望。《春丛》是一个文学性刊物。文章的内容还是比较开放的，但印的质量很差。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刊物，多数人实际上已经准备散伙了。
我提议大家齐心上街，把剩下的几十本卖掉，办一个小报。大家同意了。但是出面叫卖的就是我和蒋经建，其他的人害羞，躲在一边看。《春丛》还是受到了长沙市民的欢迎，一元一本，很快卖完了。
蒋经建是湖南民运的杰出先驱者，《春丛》编辑部就设在他家。他是一个街办小厂的临时工，工资很少，但总是热情招待我们这些朋友。写文章，刻蜡纸，印刷，卖刊物，他什么都带头干。卖《春丛》的钱只有几十元。我们用这些钱办了一份小报。蒋经建提议小报取名《民声》，大家同意了。《民声》办的非常出色，受到长沙市民的欢迎，但也引起公安的打压，所以办了几期就被迫停刊了。
那时的民刊如雨后春笋，长沙市就有好几家。著名作家韩少功，那时还是湖南省师范大学的学生，他也办一个文学刊物，他的处女作就发表在这个油印刊物上。他不搞民运，修成了正果，共产党让他当了作家。
长沙大学的教师刘力平和工人杨国祥办了一个杂志《理想与通讯》。刘力平老师那时书生意气十足，津津乐道毛泽东先生的《湘江评论》，大有指点江山之慨。
有一个农民看了我贴在街上的《流浪者》小报，他按小报上的地址找到厂里来了。他是一个上访者。他的名字，他是湖南省哪个县的，我现在都忘记了，但是他故事我还记得。他是一个正直勇敢的农民，因为给村干部提意见，受到村干部的报复，被打骂，批斗，关押，所以到省城来告状。他说，他愿意在《流浪者》编辑部工作，因为他也是一个流浪者。我说，《流浪者》只有我一个人，我无法给他按排工作。他失望的离开了。他和上访大军去北京告状。不久，他回长沙市又来找我。他在北京的街头看到了民运的刊物，他把《北京之春》和《四五论坛》的地址抄下来，带回了湖南省，交给了我。这个湖南省的农奴，把湖南省的民主运动和全国的民运联成了一片。
我马上给《北京之春》和《四五论坛》写信。《四五论坛》的徐文立先生很快回了信。通过徐文立先生，我和全国的民运分子有了通讯关系。武汉的秦永敏，上海的付申奇，青岛的孙维邦，广东的何求，云南的《启蒙社》，北京的《探索》也联系上了。我们互相交换刊物，互通消息。
但是《北京之春》迟迟没有回信。徐文立先生给我寄了一份《北京之春》，《北京之春》不愧是北大学子办的民刊，字最工整，印刷的最漂亮。但是为什么不回信呢？我写了一封问罪书，马上就回信了。信是谁回的，我也不知道，信上说，他们不是因为傲慢而没有回信，而是因为中共的压力被迫停刊了。魏京生先生办的《探索》也被迫停刊了。一轮新的镇压又开始了。不久，急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魏京生先生被重判十五年，全国为之震惊。许多民刊停办，许多人离开了民运队伍。
北京徐文立的《四五论坛》，上海付申奇的《民主之声》，广州何求的《人民之声》，武汉秦永敏的《钟声》，青岛孙维邦的《海浪花》，长沙张京生办的《共和报》（我把《流浪者》改成了《共和报》），还有长沙杨国祥和刘力平办的《理想与通讯》，这些民刊还在坚持办。
徐文立先生把魏京生在法庭上的答辩词刊登在《四五论坛》上。我把魏京生的答辩词作了《共和报》的一期特刊，印了一千份。我和蒋经建在长沙市邮政局门口卖《魏京生答辩词特刊》。来买特刊的人越来越多，我和蒋经建已经招架不住了，有一小伙子主动邦助我们。邮局的门前一片混乱，公交车上的人们纷纷下车抢购特刊，五一路顿时被堵塞了。后来出现了抢夺。但也有市民把我丢失的刊物还给了我们。人们如此关心魏京生的答辩词，是因为政府没有公布这份应该公布的资料。活动结束后，我和蒋经建才知道，帮助我们的小伙子还是个学生。我说给这位学生点钱，被他拒绝了。
从此，我们和交警成了仇人，我和蒋经建只要到邮局前卖民刊，交警马上报警，公安局马上派人来抓我们。我不知道被警察抓过多少次了。有一次蒋经建被抓到公安局，吕岳湘等几个朋友到公安局要人。那时，公安局只是禁止我们公开活动，没收民刊，然后把我们放了。有一次，我被抓到公局后，警察们就走掉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12点多钟了，我还傻呼呼在那里等着，守门卫的警察不放心，叫我离开。我明白了，这些普通警察也是老百姓，也有他们的看法，所以他们只是应付一下上级，对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想和我们为敌，上级没说的事，他们决不会做。
那时我就想到了多党民主制问题。但是淡这个问很危险，人们还不敢谈，不好谈。我利用了毛泽东先生的一段话，写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毛先生的这段话出自《论十大关系》。毛先生说，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不仅过去如此，将来也可以如此。
毛先生谈的当然是共产党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但是这毕竟是在谈社会主义的多党制的问题，从而打破了社会主义不能实行多党制的神话，打破了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谈多党制的禁令，打破了人们不敢谈社会主义多党制的禁区。武汉的朱建斌对我的这篇文章赞不绝口，并且把我神化了。但是朱建斌见了我后大失所望。他看了我的文章，对我产生了幻想。
武汉的朋友们邀请全国办民刊的开会。武汉的朋友谎称有几个朋友春节来玩，在厂里招待所要了免费的房间。到会的有上海的付申奇，长沙的杨杰，还有杭州市的代表，安阳的代表，重庆的代表等。我，徐文立，何求，孙维邦也在邀请之列，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们都没去。我提出了一个愚蠢的问题，问是否带棉被，武汉朋友没回信。我在长沙等回信，他们在武汉等我开会。我错过了这次重要会议，十分后悔，因为那是全国民运领袖聚会的唯一的一次机会。
那时，我们常去高校卖民刊，宣传民主。有时受到了校方的阻止。有一次，我和蒋经建去湖南省师范大学卖民刊，校方立即报警。公安局的警车冲进学校。蒋经建大叫快跑，我说，我们分头跑，我们骑着单车分头逃跑。因为是我们先发现警车，警方没有发现我们，所以我们逃掉了。
1980年，湖南的民运出现了一个高潮。湖南省政府分配给湖南省师范大学学生二个人民代表的名额，校方打算按老规矩选举，由党委指定候选人。但是学生们的民主意识高涨，要自由选举。陶森，梁恒，陈安庸等几个同学毛遂自荐，竞选人民代表。校方给同学们扣上了一顶大帽子，说学生们搞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校方的打压激怒了学生们，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到省政府请愿。省政府当然不能答应学生的要求。学生们就在省政府门前绝食静坐。学生们的态度很坚定，绝食静坐坚持了两天。
省政府看学生们不散，就要陶森进省政府谈话。同学们不同意陶森一个人进去谈，但陶森不听同学们的劝告，一个人进去了。进了省政府以后，工作人员摆上了茶点，热情招待，只劝陶森吃东西，根本不谈别的。工作人员看陶森不吃，假装回避。陶森看没人，两天没吃东西的他有点忍不住了，就吃了一点东西。工作人员发现陶森吃了东西，喜出望外，就要陶森劝同学们吃东西。并且，工作人员故意把陶森吃东西的事告诉了同学们。同学们半信半疑，质问陶森。陶森含糊其辞的劝同学们喝点牛奶。同学们知道他们的领袖动摇了，悲愤的撤回了学校。
《共和报》和《理想与通讯》联合报道了这次学潮。这篇报道是我和胡晓明共同执笔的。香港《八十年代》转载了这篇文章。
武汉会议后，大家还不满意，还想再组织一次全国会议。广州的何求从香港弄了一笔经费，所以邀请我们南下广州，成立全国民刊协会。朱建斌再次到长沙和我会谈。我这次没再犹豫，和他去了广州。我们在广州的第三天，就被警方抓起来。广州会议失败于泄密，是怎样泄密的，我至今不知。总之，我们都不是称职的职业革命家，根本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在广州的监狱里，我被关了二十天。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了铁门铁窗的滋味。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1981年初，中共中央下了一个 “九号文件”，要镇压我们。1981年4月24日下午2点多钟，刘力平老师在上班的路上被捕。同日下午的6点多钟，我在厂外的公路上被公安逮捕。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所以，我毫不畏惧的走进了监狱。
在看守所的岁月
我是傍晚被捕的。那天是星期天，吃完了晚饭，我准备去杨国祥家。他约我去开会。我骑着单车出了厂门，突然后面有个小伙子骑着单车赶上来，又跑到我前面去了。我一看，他是我厂职工的孩子，我也没在意。
我骑到了长沙市水泵厂门口，有一个人向我招手，我一看他，不认识，我还是下了车。因为长沙市水泵厂就挨着我们新中机械厂，我常去长沙市水泵厂卖民刊。我以为遇到了一个我忘记的朋友。我笑着说，你是谁，我想不起来了。他也笑着和我握手，另一只手消消的抓住了我的单车。傍边的另一个人接过了我的单车，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有一只手已经搭上了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长沙市水泵厂门口停了一部北京吉普的警车，车上又下来了两个便衣。我明白了，我被捕了。我没有做任何反抗，也没有争辩。便衣们也没说话，他们把我押上了北京吉普车，一边一个便衣，把我夹在中间，把我送往公安局看守所。
便衣们兵分两路，另一路到我厂搜查去了。但是他们搜查不到什么。因为我早就把所有文件藏起来了，朋友们信件被我烧了，印刷机也藏起来了。
我在车上平静的回想起今天发生的怪事。今天是星期天，中午我去传达室拿书刊和信，因为朋友们常给我寄书刊和信。当我经过人保科的门口，意外的发现门开着。平时的星期天，人保科是从不上班的。原来，人保科是为抓我加班。
还有，我发现楼下，总是有我不认识的人在逗留。
刚才骑着单车追我的小伙子，是在给公安报信抓我。
如果我不出厂门，他们会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抓我。
到了看守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狱警们为了我忙了一阵。一个戴眼镜的胖警察把我带到了一个门口，要我喊报告。我喊了一声报告，我后面有个人说， “进去。”那是一个哨兵的口令，我并没有看见哨兵。进了门后，里面的灯光昏暗，我什么都看不清。胖警察要我面对墙壁，并警告我不要东张西望。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子就是负责审问我的尹警察。尹警察进去问看守所的所长，看关我的监房准备好了没有。然后，我就被送进了监房。
监房里已经关了两个犯人。这个监房是特意为我准备的，两个犯人也是临时调来的，牢头姓常，警方按排他监视我，并配合警方做我的思想工作。
刚到看守所的时候，警方还希望我回心转意，认罪服法。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他们以为，我这样的小青年关几天就会害怕了，然后再教育一下，释放回家。象我这样的造反派，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见得多了。所以，警方对我这个政治犯还算是优待的。所以，犯人们也没有为难我。
第一次提审，是四科的鲁科长，尹警察负责记录。犯人们说，鲁科长的外号叫鲁剃头，他专门审大案要案。长沙人把杀头戏称剃头。鲁剃头，就是专门审杀头的大案。所以，犯人们看见鲁科长，无不胆战心惊。
我进了办公室后，鲁科长让我坐下。然后和气的问我这几天怎么样，是不是认罪服法。我说我没有罪。鲁科长的脸色马上就变了。他不耐烦的警告我，只有认罪服法，坦白交待，才是唯一的出路。他还说， “你的问题，提起来有千斤，放下去只有四量。这句话，你好好想一想。”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都沉默了几分钟。他喝了一口茶， “说怎么样，考虑好了吗？”我说， “我没有反对共产党，没有反对社会主义，我只希望中国更加民主，能够做到百鸟争鸣，百花齐放……”鲁科长不耐烦的打断我的话，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花，一朵也不能放。我今天只问你一句话，你有没有罪？”我说， “我没有罪。”鲁科长把茶杯重重摔在桌上，冲到我面前，抓住我的衣领，咆哮着，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不老实，死路一条！”我以为他会动手打我，但是他没有打我。这是他的心理战术，他是想试探我的胆量。他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来了，我没有恐惧。他只好松了手，但是他口里喊着：“把他给我关起来，整死他！”尹警察放下了记录的笔，把我送回了监房。
鲁科长为了让我认罪服法，破例让我的父亲和大妹来探监。我的父亲和大妹被请到了审讯办公室。这是其他犯人家属得不到的特殊优待。我的父亲看我来了，苦笑了一下，劝我听政府的话，没说几句就哭了。我大妹也哭了。我也很伤心，但是我没哭。在厂里批斗我的时候，我已经哭够了。我劝父亲和大妹别哭，我说我很好！我问： “家里人都好吗？”大妹说，家里人都好，三妹结婚了。父亲还说，只要你承认错误，就可以回家。我不想让父亲伤心，没有和他再谈下去。鲁科长看亲情打动不了我，就草草结束了这次探监。
后来父亲和母亲又来探监，这一次警方没让他们见我，还说我不认罪服法，表现不好。回家的时候，母亲在公共汽车上失声痛哭。四年后，我回到家时，父亲对我说起了这件事。
有一次打水的时候，我看见了刘力平老师，他关在南面那排的某一个监房。鲁科长为了给我施加压力，把刘力平老师转到长沙县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后来，刘力平老师被判6个月拘役，送回长沙大学监督劳动，取消大学教师的资格，降为工人，打扫卫生。当时，我还以为刘力平已经被释放了。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只要我认罪服法，就马上释放我。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动摇我的意志。
鲁科长也不提审我了，他通过犯人了解我的案情。鲁科长对我的政治活动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和我政治活动有关的材料，公局早就收集了很多。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我和海外的关系。在第一次提审时，他就对我说： “美国和台湾对你很感兴趣。”我在新中机械厂的时候，有的工人也对我说，听到美国之音报道了我的新闻。我经常听美国之音，但从未听到过关于我的报道。监视我的犯人，也常问我和美国台湾的关系。鲁科长看我和美国台湾没有特务关系，就把我的案子丢在一边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他很难理解我，非常生气，不准家人探监，不给我送日用品。没有肥皂，没有牙膏，没有卫生纸，没有换洗的衣服。天寒了没有棉被。开始我还写信向家人求救，后来我不写信了。想写信，也没纸，没笔，没邮票，没有信封。父亲等着我认错。冬天来了，父亲知道我不会认错，给我送来了棉被棉衣。在看守所，我才知道什么是热，什么是寒，什么是春夏秋冬，什么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什么是失去亲人的痛苦。为了人民不再做奴隶，我们必须负出坐牢的代价。
看守所的监房通风条件很差，夏天闷热潮湿，冬天阴暗寒冷。墙上有斑斑血迹，那是蚊子吸了犯人的血，犯人又把蚊子和血涂抹在墙上。夏天，监房象一个蒸笼，我身上长满了痱子，奇痒无比。冬天，冻得睡不着。
在看守所的犯人是睡统铺，即一张大床。可能是因为统铺造价低廉，又不容易被犯人破坏。看守所的犯人是思想最不稳定的人，破坏性是很大的。所以，看守所的犯人只能睡统铺。一个监房有一个统铺，一个统铺只能睡8个人，也就是说，一个监房的设计标准是关押8个犯人。但是，共产党的运动一来，每个监房房里关上20至30个是常有的事。统铺上睡不下的犯人，就只能睡在地上了。我就在地上睡过。睡在地上的人难受，睡在统铺的人也不好过。因为人太多，睡在统铺上挤的让人窒息。
统铺靠近门的位置，是牢头的位置。牢头通常是狱警指定的。防止犯人逃跑，最重要的就是防止犯人从监房的门逃跑，所以牢头睡在靠近门的位置。其他位置就由犯人的本领来决定排列了。统铺的另一头，长沙人叫 “桂花湾”。桂花湾的意思，是说那里的味道很大，很臭。因为粪桶就在 “桂花湾”。最没有本事的犯人就睡在桂花湾了。
为了睡在统铺上，为了不睡桂花湾，犯人经常斗殴。美其名曰，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打赢了，谁当皇帝，没有民主可言。我这个讲民主的就只能睡地上，或睡桂花湾了。
犯人用的水，是一个露天水池的水。水池设在监房门外。每到打饭的时候，每个犯人都去打一桶水。露天水池无人清洗，非常脏，我们就用这样的水漱口，洗脸，洗澡。犯人只能用冷水洗澡，一年四季都是如此。1982年大年三十，狱方让所有的犯人洗了一次热水澡，这是唯一的一次。
给我们做饭的是留在看守所服刑的犯人，经常给我们吃没炒熟的生菜。不管我们怎样提意见，都没用。可能是看守所的犯人太多，而做饭的犯人太少，来不及炒那么多菜，所以我们经常吃生菜。
看守所为犯人提供的书只有两本，一本是《刑法》，一本是《刑事诉讼法》。报纸只有《湖南日报》，报纸要经过警察的审察后，才能决定给不给犯人看，而且是几个监房轮流看一份报纸，所以看的总是旧报纸。有时犯人家属送来一些杂志。因为我拒绝认罪和交待，牢头为配合狱警整我，禁止我看小说，杂志，报纸，还故意唆使其他犯人打我，每天对我冷嘲热讽，威胁恐吓。随着警方对我的态度变化，牢头对我也越来越凶了。
看守所的武警每一个月搜一次监。搜监的时候，他们把犯人们都赶出监房，然后乱翻一气。犯人的东西被乱丢乱摔，床上到处是武警的鞋印。当犯人们回到监房时，监房里一遍狼藉，就如被土匪抄了家一样，犯人无不感到愤慨。当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件的时候，我感到震惊，我没想到共产党是这样对待犯人的。
为了让我低头认罪，狱警把我转到一个小监房。小监房有两个木架子双人床。可以关押四个人。我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一个犯人，他是负责监视我的。睡觉的地方宽多了，也安静多了。在大监房，没事做的犯人总是搞一些恶作剧，让我感到不安，所以刚去小监房时，我感到很高兴。但是在小监房关久了，才知道小监房更可怕。可怕之处最主要是寂寞。我在小监房关了七个月，多数的日子只关两个人，有时关三个人，最少只关我一个人。时间久了，两个人都没有话说，所以感到更难过。有二天，监房里只关了我一个人，使我感到很恐怖，好象是被关在一口棺材里。幸好第三天，又送进来一个犯人。其他的犯人不停的更换，我总是关在小监房，目的很明显，是为了让我这个政治犯在这个令人神密的小监房反省认罪。我想，这一定是鲁科长的主意。
但是，我还是没有认罪，还写了一首反诗。这首反诗的标题是《劝君》。君是指邓小平先生，因为是他下令镇压我们的。这首诗如下：
《劝君》
劝君莫学秦始皇，
坑儒不是好主张。
焚书岂能灭仁义，
火起烧塌阿宫房。
为准备法庭上的辩论，我也写了发言稿。监视我的犯人偷偷的向狱警报告了我的情况，我的反诗和辩论稿都被熊所长没收了。
小监房更加潮湿，所以我们两个犯人都睡双人床的上铺。上铺就挨着窗户，所以我们经常站在窗户边向外了望。监规规定不准犯人爬窗了望。但是监视我的犯人爬窗了望就没事，我爬窗了望就不行。其实窗外也没什么好看的，只是从来不放风，所以我想看一下铁窗外面的蓝天，白云，和院子内的草坪，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熊所长看见我爬窗了望，就把我叫到办公室。我还以为熊所长又要给我洗脑，让我认罪服法，我心里还是挺高兴的，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出监房的门了，出来走走，也是一种享受。我喊了一声报告，熊所长示意要我进去。我进去后，看旁边有座位，我看了熊所长一眼，犹豫了一下，就坐下了。没想到熊所长勃然大怒，他严厉的叫了一声： “站起来！”我吓了一跳，站了起来。熊所长叫人拿手铐。一位姓王的警察拿来一付手铐，熊所长一看，说大了。王警察又去找了一付小手铐。我以为熊所长要把我的手铐在前面，就乖乖的把手伸出来，让他老人家铐。没想到他老人家脾气不小，要我把手放在后面，他要给我戴反铐。戴完了反铐，他才给我上课，说我不认罪服法，违反了监规，爬窗了望，训了半个小时。
回到监房后，大约过了四个小时，我手就开始肿了。晚上不能入睡。吃饭的时候，我无法吃饭，只能让别人喂。我不好意思让别人帮我洗澡，所以三天没有洗澡。如果我第二天就向熊所长认个罪，说不定就给我松了铐。但是三天过去了，我没有向他低头，所以他也不给我松铐。
第四天，审我案子的尹警察提审，他是要我签提审记录的，所以他不能不松开我的手铐。反铐松下来后，我一看我的手，手已经肿的象包子了，前臂也肿了。我并没有为此伤心，好象没事一样。尹警察这一次对我很和气，问我为什么事戴铐，我说： “是爬窗了望。”他笑了笑，没说什么，让我看记录。他还让我修改记录不准确的地方。我签了字后。他不好意思的说： “没办法，手铐还得戴上。”因为，哪位警察给犯人戴的手铐，就由哪位警察松铐，这是监狱里的规矩。我说： “没关系。”但是，尹警察弄了半天，那付手铐已经无法再戴上去。因为我的手肿的太厉害了。尹警察说： “我给你说个情，把铐子取掉。”尹警察去找了熊所长。熊所长的气还没消，只同意把反铐改为前铐。尹警察给我换了一付大一点的铐子。铐在前面，比铐在后面好受多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熊所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那时正是大热天，蚊子很多，他吹着电风扇，把蚊子都吹到了我的一边，我又不敢动，蚊子拚命的咬我，痒的钻心。我老老实实听他老人家训话，不敢顶一句嘴，直到他老人家说累了，才给我松了手铐。
熊所长为什么这么恨我呢？我刚到看守所的时候，就是他接收我的。那时，他穿着白色的土布上衣，站在一边，我还以为他是监狱里的打杂工。他看我若无其事的样子，就想给我一个下马威，他要我立正，站好，读墙上的监规。我抬头看墙，监规的字我看不清，因为我是近视眼。他也只好罢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看守所的所长。没过多久，他听说我不认罪，就找我谈话，劝我认罪服法。我说我没罪。他说：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我说： “到了黄河不死心的，才是中国人。如果没到黄河就死心了，那么中华民族怎么征服黄河呢？”他看说不过我，就收兵了。没想到，他一直记恨在心里，文的不行，就来武的，给我戴了三天三夜的反铐。
签了审讯记录后，我知道公安局已经给我结案了。我的案子被送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检察院，我的公诉人来提审了。检察员的姓名是龚海源，他假装很理解我样子，他说： “我们都是年青人，可以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我谈了我的政治观点。他只一边听，一边记录，并不指责我，也不谈他的观点。提审完了，他还和我握了一下手。但是，到了法庭上，他的态度完全变了。他假装同情我，是为了得到我的口供。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到了检察院的起诉书，也来到了看守所提审。我未来的审判长姓孙。孙法官是一个北方人，性格直爽，我批评共产党，他感到很生气，他说共产党做了很多好事，你为什么不说？专说共产党的缺点。他问我： “怎样实现你的理想？”我说： “我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实现民主。”我们不欢而散，我没有对法官抱任何希望。我已经做了被判刑的准备。
1981年11月的一天，我被押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那时，长沙市中级法院在东牌楼的一条小巷内。法院的楼房很陈旧。审判庭不大，几十人坐在里显的拥挤。
我的亲人没有来，他们不愿看见我被审判。我看见我们厂里来了三个人。一个是我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唐国尉，还一个女共产党员，他们是来证明我有罪的证人。还有一个是同情我的工人，他叫李长林。法院并没有邀请李长林旁听，开始不让他进去。后来唐国尉证明李长林是新中机械厂的职工，才让他进入了审判庭。旁听的大多数人，我不认识。这个法庭，从审判长到旁听，都是共产党员。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放心，不敢让我说话。
在法庭上，没有为我辩护的律师。因为没有敢为政治犯辩护的律师。我的哥哥去过律师事务所，他们拒绝为我辩护。法庭也不为我指定律师。这个不完整的法庭本来就没打算公正的审判。法官只问我做过什么？只要我回答是，或不是。其它的辩护，都被他打断，说与本案无关。
在开庭的时候，孙审判长问我： “是否要求本庭人员回避？”我说： “我要求公开审判人员的政治身份，是不是共产党党员。如果是共产党员，我请求共产党员回避。”孙审判长没有想到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和陪审员们商量了一下，说我的请求是无理要求，拒绝了我的请求。显而易见，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抓我的是共产党员，公诉人是共产党员，审判法官是共产党员。这个法庭是共产党的法庭，共产党早就认定我有罪，根本用着开什么庭，这些共产党员不过是装模作样的在开庭审判，他们根本不打算公正审判，他们想只是按共产党的指示胡乱判我的刑。
例如，他们说我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法西斯专政。事实上，是共产党在说四人邦搞的是法西斯专政。我只是希望共产党不要再重犯四人邦的错误，就成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说我要推翻共产党，证据是我提议成立第二个工人政党。在武汉会前，我写信提议讨论成立第二个工人政党的问题。武汉方面没有回应，北京的徐文立反对我提出这个议题。我也没有去武汉。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八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一直合法存在，为什么就不能存在第二个工人政党呢？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可以和八个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就不能和第二个工人政党合作呢？宪法上规定了不能成立政党了吗？宪法上规定了不能讨论成立政党了吗？更何况，这只是一个没有列为议题的讨论题，根本没有成立政党的事实。
他们说我为反革命分子魏京生鸣冤叫屈。事实上，是共产党充许魏京生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且向全世界宣布，是公开审判魏京生。这就是说，魏京生的辩护词是可以向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公布的，否则就不是公开审判，而是秘密审判魏京生了。我只是公布了魏京生自己的辩护词，怎么就成了犯罪呢？
在法庭上，审判长根本不让我讲话。他总是打断我的发言，禁止我说下去。在最后的陈述中，我还没说完，审判长就叫法警把我带出审判庭。
休庭十几分钟后，审判长宣布判我四年刑，另外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然后，我又被送回了无聊的看守所。
1982年的春节快到了。犯人们的家人纷纷来探监，给狱中可怜的亲人送来一些吃的和日用品。按照看守所的规定，已经判决的犯人，可以让犯人和家人见一次面。但是我的亲人没有来看我。我厂的工友李长林来探监，警方把他送的东西转交给我了，但不准他见我。李长林给我送了二十元人民币和一条马头牌肥皂。
除夕下午，我失望的看着监房的门。没想到看守所的徐副所长来看我。他问我： “家里来人没有？”我说没来。他问我： “有监票吗？”监票是看守所内犯人使用的一种特殊的货币。我说有二十元。他说： “想买东西吗？”我说想买吃的。我把二十元监票给了徐副所长。他没再说什么，他去换了现金，上街给我买了一些点心。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徐副所长。犯人们说，徐副所长是湘潭人，他调到湘潭市公安局去了。徐副所长并不是一个多情的人，平时我看他对谁都是冷冰冰的面孔，我们从未打过交道。他为什么对我这样动情，也许他被我的故事感动了，也许他看我太可怜了。
春节，我在小监房听了三天三夜的鞭炮声。我以前并没有在意城市的春节。过春节的时候，我通常是在乡村地区过的。因为我父母亲的工厂不在市区，是在农村的地区，那里的人不会放那么多那么久的鞭炮。密密麻麻的鞭炮声响个不停，只到初三初四，鞭炮声才慢慢稀少下来。那时，我忍饥挨饿，想念着外面的幸福生活。我说，以后出狱后，我要把我喜欢吃的东西都吃一遍。
我刚进看守所的时候，就学会了几首囚歌。其中一首是《铁窗之歌》，几乎所有的犯人都会唱这首歌。这首歌的曲子是湖南民歌的调子，没有人知道词曲的原创作者是谁。这首歌一直在看守所和劳改队流传，其艺术性可想而知。共产党虽然不喜欢这首歌，但是也禁不了它，只能听之任之。我把它改编了一下，歌词如下：
铁门啊，
铁窗啊，
铁索链，
把我锁在牢门里面，
外面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
我却在牢中受折磨，
我却在牢中受折磨。
铁门啊，
铁窗啊，
铁索链，
把我锁在牢门里面，
铁链啊铁链你叮当叮当，
伴随着自由的歌声飞，
伴随着自由的歌声飞。
春节后，小监房完成了关押我的使命，因为它又有了新的神密任务。我被转到了一个大监房。我以前讨厌大监房，现在我觉得大监房比小监房好，有人说话，开玩笑，讲故事，还可以和犯人们玩游戏，唱囚歌，日子容易打发。
长沙人把第二次进公安局的犯人叫二进宫，第三次进公安局的叫三进宫。因为公和宫的音相同。我们这些新犯人喜欢向二进宫或三进宫的老犯人打听劳改队的情况。这些老犯人就吓唬我们，说劳改单位如何劳累，如何饥饿，如何挨打，使我们新犯人感到害怕。但是，在看守所不见天日的日子太难过了，所有的犯人都盼望着早日起解。因为到了劳改单位，能有更多的自由。我象盼望着被解放一样，盼望着起解。每当有犯人起解，我都会羡慕他们。这一天终于到了。五月的一天，狱警姚大伟突然叫我和罗湘涛的名字，还要我准备行李。我高兴的跳起了，慌慌张张的清理自己的行李。
我，罗湘涛和另外二个犯人一起起解。押送我们的是姚大伟警察。姚大伟带我们到保管室去领被扣押的其他物品。例如裤腰皮带，手表等。那是进看守所时，被扣押的。我有一年多没系皮带，没戴手表了，系上皮带，戴上手表，我感到很舒服。犯人们的监票也拿出来兑换成现金。我们正要出发的时候，我突然报告，要解小便。姚大伟的眼睛一瞪，说： “刚才不解，现在解，你要是调皮，我打死你。”我在监房里解过小便，由于兴奋紧张，我又要解小便了，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得了前列腺炎。姚大伟看我着急的样子，又改了口气说： “快去！快去！”
姚大伟和另外两个武警押着我们四个犯人上了囚车。我们四个犯人，每两个犯戴一付手铐。车子开出了看守所的大门，我们终于告别了看守所可怕的生活。囚车开上了我曾经熟悉的街道。我贪婪的了望着囚车外面长沙市区的一切。囚车很快到了火车站。
一个狱警，两个武警，四个囚犯和普通旅客一样走进了长沙火车站。周围的人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这个特殊的旅游团。在慌乱中，我行李散了。我的行李是最多的。我生气的说，丢掉算了。姚大伟说，别丢了。他命令另一个犯人帮我拿行李。我们慌慌张张的上了火车。
当我们都坐在火车上时，姚大伟才松了一口气。其实，他比犯人更紧张，他担心我们在人多的车站逃跑。火车徐徐启动，然后向湖南省的北部飞奔，我的心也飞向了远方。
2011年3月18日星期五
（附件）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讼书
长检刑起字（1989）第74号
被告人张京生，笔名韩新，男，三十五岁，汉族，山西省夏县人，初中文化，韶光电工厂临时工，住韶光电工厂宿舍五栋一门二楼四号。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因反革命宣传煸动罪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一九八五年四月刑满释放。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因本案被收容审察。九月四日因反革命宣传煸动罪经本院批准，九月五日由长沙市公安局执行逮捕。
被告人张京生反革命宣传煸动一案，由长沙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于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现查明：
被告人张京生于一九八九年五月至六月，在动乱期间，窜出来积极进行宣传煸动活动。五月四日在烈士公园等地进行煸动性演说，宣传所谓 “民主” “自由”。五月二十一日主动加入非法组织 “工自联”。并积极为 “工自联”编写宣传煸动稿件。公安机关在此期间两次对其进行训戒教育，但毫无悔改。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后，张京生又跳将出来。于六月六日，撰写了《紧急呼吁书》反动稿件，交由 “工自联”油印五百份在全市广为散发。被告人张京生在《紧急呼吁书》中写道： “北京大屠杀已进入了第四天。镇人民的反动军队仍在源源不断地开进北京，反动军队仍在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呼吁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罢工，罢课，罢市！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打击李某为首的反动政府，制止北京的大屠杀，制止全国的大屠杀”。并狂妄叫嚣： “誓与李某反动政府血战到底”。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上述犯罪事实：有物证，证人证言，现场照片和录音等证据材料证实。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亦供述在卷。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足，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京生以传单和演说的方式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构成了反革命宣煸动罪。被告人系累犯，同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应从重处罚。为了严明国法，保卫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惩治犯罪，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之规定，将被告人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检察员：罗经建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检察院章）
附项：1，被告人现押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
2，移送案卷一册。
3，移送补充证据二份。
（附件）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1989）刑一字第82号
公诉人：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罗经建。
被告人：张京生。笔名韩新。男。三十五岁。汉族。山西省夏县人。初中文化。系韶光电工厂临时工。住该厂宿舍五栋一门二楼四号。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一九八五年四月刑满释放。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因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被收容审查。九月五日被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张京生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经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由公诉人罗经建出庭支持公诉。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现查明：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被告人张京生在湖南大学东方红广场和烈士公园等地。向游行队伍发表演说。极力为反革命分子魏京生鸣冤叫屈。并叫嚣 “为参加这次行动。我不怕坐牢”。五月二十一日以来张京生积极撰写稿件。煽动罢工。罢课。经我公安机关两次传唤教育仍坚持不改。特别恶劣的是。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后。被告人张京生于六月六日撰写，散发了一份内容极为反动的《紧急呼吁书》。张在《紧急呼吁书》中恶毒攻击我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是镇压人民。并大肆煽动： “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罢工。罢课。罢市！”还疯狂地叫嚣：要以暴力推翻中央人民政府。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物证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京生曾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这次全国动乱中。撰写反动文章。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经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且系累犯。罪恶重大。应从重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张京生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三份。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审判长唐吉凯
代理审判员陈佳
代理审判员赵建刚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邹剑钧
（湖南省中级人民法院章）
作 者 :张京生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1年4月10日22:44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420/20114102244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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