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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0日星期三

美国笔会在北京会见中国作家

作者:ICPC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 更新时间:7/20/2011 7:56:28 PM

美国笔会一行5人于日前到中国北京访问。7月20日由美国大使馆出面邀请独立中文笔会在京会员和北京的作家、文化界人士,前往使馆参加招待会,并进行一小时的座谈交流。独立中文笔会前副会长、现任理事江棋生先生、藏族女作家唯色女士和作家、民主人士何德普先生应邀出席。其他部分受邀人士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与会。

由于美国笔会会长安东尼.阿皮亚教授和执行秘书莎拉.赫夫曼女士被中国使馆拒签,因此不能同行。由笔会执行主任斯蒂文.艾森伯格,国际项目主任拉里.塞姆斯,国际笔会狱委主任、加拿大作家玛莉安.博茨福特.弗雷泽女士,国际笔会前副会长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女士和著名传记女作家、《最后的女皇——宋美龄传》作者海纳.帕库拉组成的访问团,在北京见到中国的文学同行,彼此倍感亲切。交谈是通过翻译进行的,但交流并无隔阂感。由于新任美国大使尚未到任,今天的会见是由公使王晓岷领头出面,这位出生于菲律宾的公使,原籍福建,和江棋生是同乡,言谈之间距离无形地拉近很多。

在一个小时的座谈期间,主题是围绕作家们最切身的题目,言论、出版自由,也涉及到文学的主题。三位国内的作家对此议题深有体会,都谈了自己的一些经验。他们的想法得到了美国同事的理解和赞佩,公使和在座的使馆人员也都诚恳地表示他们的关切和支持。这些普世价值从来就是超越文化和语言及国界的,因此宾主相谈甚欢。

藏族作家唯色的作品在西方也受重视,她获得2010年华盛顿国际妇女传媒基金(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的新闻勇气奖,由于访客中有3位女性,她们对唯色的写作勇气十分称道。

刚服完8年刑期、于今年1月才获释的民主人士作家何德普先生在会谈前,做了文字准备,他的发言“用我们的笔和脊梁,在公领域支撑起一个言论自由的公共平台”很令人感动,这是一位有社会良知的人士,身体力行,以自己人身自由的代价来捍卫言论自由的尊严。

会见之后,美国笔会邀请中国的同事共进午餐,之后宾主珍重道别,但愿后会有期。

附:何德普在使馆招待会的发言

用我们的笔和脊梁,在公领域支撑起一个言论自由的公共平台

我们都明白,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公领域自由地发表言论及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在中国大陆,虽然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结社、游行……的自由,但现实中,公民没有这个权利。

我就是因为“言论自由的问题”在2002年11月4日失去自由的,在监狱里度过了八年多。故此,言论自由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想,过去30多年,人们对言论自由谈论的已经不少了,但大多停留在理论宣传上,例如言论自由对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它的重要性及历史意义等等,可以说它对老百姓的启蒙工作,大体上已经告一段落。

今天我们谈论言论自由这个话题,应该有些新意,我想用我的亲生经历来谈谈自己的感受。我讲的话题是,“用我们的笔和脊梁,在公领域支撑起一个言论自由的公共平台”

从2000年开始,我和一些朋友开始关注北京的旧城改造拆迁工作,并参与过多起被拆迁户的维权工作。

2001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暴利下的拆迁》,文章刊登在民主论坛上,在网络上传播。内容是反对房地产开发商用暴力手段,打压被拆迁户,牟取暴利。后来这篇文章被当做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证据之一。当时北京政府的媒体把强制拆迁民房的计划叫做旧城改造工作,而对房地产开发商用暴力手段,打压被拆迁户,牟取暴利的问题却保持沉默。我的文章和我们的维权活动,使北京政府很不高兴。

2002年11月4日,我被北京市公安局的国保警察关押在一间灰暗的小屋里,他们指责我“你们组织北京市民对抗政府的旧城改造工作,妄图通过反对强制拆迁、串联被拆迁户,壮大组织,与政府作对,你们还在网络上发布新闻稿,你们的目的就是想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颠覆国家政权”并让我交待维权活动中的具体罪行。维护被拆迁户的利益是我失去自由的主要原因之一。

2003年3月,我在看守所里,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电视台、报刊都开始打破沉默,批评房地产开发商暴力拆迁的问题。当时我太高兴了,真没想到,这么快中国政府的媒体就开始转舵了。

从那时开始,官方的电台、电视台、报纸和杂志以及后来的电视剧、电影中都对开发商通过暴力手段,打压被拆迁户,牟取暴利的事件,做过大量的报道。这些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开发商的野蛮行为,部分地维护了被拆迁户的利益。

我今天讲这件事,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公共领域里的言论自由不会从天而降,哪怕就是一个反对暴力拆迁的问题,也要有人去付出,但只要我们把握住求真、求实的理念,我们就无所畏惧”。因为我们的理念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言论自由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我相信在公共领域,我们的笔和脊梁将会支撑起千千万万个言论自由的公共平台,老百姓都来参与,参与的人多了,这些平台就牢固了。老百姓都敢说话了,言论自由的大门也就敞开了,也就不用有人去付出丧失人身自由的代价了。

2011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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