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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9日星期六

林望、王爱忠、徐琳、肖国珍、王天成等人关于“新公民运动”的讨论

中国兴起“新公民运动” 引当局担忧

October 19, 2013
文:林望

  在中国,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高层对“新公民运动”的动向十分警惕。该运动反映了市民的政治要求。这一来势汹涌的运动迅速扩散,当局抱有危机感。

  “新公民运动”的传播媒介是互联网,没有明确的领导者和组织架构。它正逐渐成为民主与人权斗争的新主流。

网络促进活动传播

  北京市中关村附近汇集了众多高等院校和IT企业。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这里一家并不知名的餐馆总会挤满了人,连备用的桌子也被摆出来。来此聚会的有律师、学者,也有从外地来北京的上访者。这些年龄和职业各不相同的人聚在一起,谈论各种话题。包括官员腐败、歧视外地学生的高考制度等。

  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权发言,但时间只限3分钟。一名参与者对记者说:“如果只听组织者的发言,那就会失去活力。为了保护这项活动永远有活力,大家不选领导者。”

  这种聚会名为“同城公民聚餐”,常来的人调侃这项活动为“同城饭醉”。因为当局对政治集会采取高压态势,“饭醉”与“犯罪”同音。今年春季以来,北京有3个场所都举办了这种活动。类似的聚会也扩散到全国数十个城市。

  该活动最早可追溯到2年前的秋天。政府不承认的地下教会信徒赵常青与律师丁家喜等人,以及一些活跃的维权人士聚集在一起。在高度重视“维稳”的胡锦涛政权时期,许多政治运动遭遇了挫败。越来越多的人在经济上富裕起来,不希望社会发生动乱。与此同时,在食品安全、教育、医疗、养老金、限制言论自由等方面,市民的不满与不安也日益增加。

  “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 赵常青等人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为了不让警方发现,他们相互之间事先并不联络,而是约定好每个月特定的时间在某处聚会。每次见面时,大家都带上自己信得过的朋友,于是聚会规模越来越大。从地方到北京上访的农民和维权人士也开始参与这一活动,并把这种方式带回了自己的家乡。

  将这种没有具体领导者和明确目标的集会冠以“新公民运动”理念的是,一直主张政治与社会变革的著名活动家许志永(40岁)。他认为,要解决人们身边的各种矛盾与不公,需要实现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

  许志永设计了徽标——蓝色背景上写有“公民”二字。与许志永关系密切的一位维权人士说,“(公民)这两个字是从孙中山写过的字中挑出来的”。后来没有任何人提议,该标志被发布到网上,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印有此标志的T恤与胸章。

  在去年11月举行的十八大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对记者表示,“(监督腐败)必须靠制度。如果中央作出决定(公开财产),那我马上公开自己的财产。”后来,俞正声成为习近平政权最高领导层的一员。某律师说:“通过这一发言,可以判断共产党也对官员财产公开持积极态度。”

  具体活动从今年2月开始实施。一些人像打游击一样聚集在北京的各大学附近,打出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这些照片传到网上后,各地民众纷纷呼应,也把类似的照片传到网上。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扩展的运动,触动了当局敏感的神经。

担忧危及政权 开始抓捕

  “就因为你们,全国100多个地方都出现了这种活动!”7月初,警察来到许志永家后这样对他说。7月16日,北京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带走了许志永。他被警方带走前向好友透露了警察对他讲的这段话。

  进入3月以来,习近平政权开始采取措施,在各地相继逮捕了走上街头要求公务员公开财产的人。外界分析,抓捕许志永表明当局已经开始处置“新公民运动”的核心成员,采取保守打压的态势。然而,参加此类活动的人都表示“许志永并非活动的组织者”。虽然他给该活动起了名字,但其他成员没有听从过许志永的任何指示。

  “推动这种自发、分散的运动不断发展的,是理性要求保障公民权利的意识。这种公民意识正如大潮般汹涌扩散。”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被当局抓捕(9月13日)的企业家王功权在被警方带走的2周前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如是说道。

  “新公民运动”的另一个特征是,参与者并不主张推翻共产党统治等过激要求,而是试图通过实现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行使选举权等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权利,来促进社会与政治走向稳定和成熟。其主要依据就在中国的宪法。

  去年12月,刚刚就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实施30周年的大会上称要全面落实宪法,甚至还表示:“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尽管如此,党和政府现在加强了对“宪政”的意识形态攻击。

  今年8月,《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3天刊登批评“宪政”的文章。该文认为“宪政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法兼容”,称“近年来流行的‘宪政’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反体制的)信息心理战武器,与导致苏联解体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十分相似”。

  共产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旗下的杂志也刊文称,主张“宪政”会动摇党的统治。对于这一动向,改革派知识分子纷纷表示反对。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指出:“宪政并不属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否定宪政,就是否定法治。当局的举动表明,党内担心推行宪政的话(人们会质疑一党独裁体制)将导致共产党失去政权。”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王功权对记者说:“如果连宪法都被否定,那么中国处于不同立场上的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价值观。等待人们的就是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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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民运动”你不能这么无耻

文/王爱忠

今天在微信看到很多人在转发一篇署名林望的人写的“中国兴起新公民运动引当局担忧”的文章。本来对新公民这种持温和改良主张的运动没多大兴趣,一直以来也没有怎么去了解,今天看到微信朋友圈里有很么多人在转发那篇文章,不免好奇,进去看了一下,不看不知道,一看真是让人非常震惊,里面对于新公民运动描述最多,认为最值得骄傲的街头举牌运动斗争的兴起,竟然明目张胆的归功到了新公民运动旗下,在此我将用事实揭露这种无耻的行径。

这篇文章里面有大篇幅关于街头运动的描写,“具体活动从今年的2月开始实施,一些人像打游击一样聚集在北京的各大学附近,打出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这些照片传到网上后,各地民众纷纷呼应,也把类似的照片传到网上。”下面是作者引用警察对许志永先生说的一句话,“就因为你们,全国100多个地方都出现了这种活动!”接下去这句话是王权功先生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说的,“推动这种自发的、分散的运动不断发展的,是理性要求保障公民权利的意识。这种公民意识正如大潮般汹涌扩散。”在这些文字里可以看到,除了作者本身,包括许志永先生,王功权先生在内都以推动街头作为新公民最值得骄傲的成果。

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其实众所周知的是,不管是走上街头拉横幅,举牌要求官员财产公开,还是要求人权、自由、民主等等政治诉求的行为,南方的街头运动都要比新公民运动开展得更早,对于走上街头举牌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南方的朋友比新公民至少要早一年,也就是在2012年的3月份左右,南方的杨崇、黄文勋、欧荣贵、肖勇、刘姗娟就在广州的龙洞商业步行街举牌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了,为此杨崇被判坐牢一年,黄文勋、欧荣贵、肖勇分别被刑事拘留一到两个月,后来肖勇还被劳教半年。比这更早的时候,广州的街头已经出现了很多呼吁民主、庆祝卡扎菲倒台、要求人权等等的举牌,拉横幅的行为。至少全国各民众纷纷响应的,推动这种自发的、分散的运动不断发展的,完全归功于南方街头运动的推动,而不是新公民运动,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为此,南方的朋友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知道有多少人拘留过,现在又还有多少人还被关在看守所里。“新公民运动”你不能这么无耻!

2013年10月23日夜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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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民运动无耻吗?

徐琳

昨天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篇林望写的《中国兴起“新公民运动”引当局担忧》的文章,当时仅看标题觉得没什么问题,也没什么新意,就没细看内容。今天看到王爱忠因为这篇文章而写的《新公民运动你不能这么无耻》,着实把我的眼睛刺了一下(这大概正是作者想要的效果),我不得不认真看看。看过之后才大致知道了是怎么回事。

新公民运动无耻吗?做新公民无耻吗?那些参与新公民运动的人都无耻了?那些表现新公民的事都不能做了?恐怕你王爱忠不是这个意思吧?其实王爱忠的意思是想说许志永、王功权这些打着新公民运动旗号的人无耻。那么,即便是他们俩真的做了什么无耻的事情,那也只是他们两人无耻,谈不上新公民运动无耻。然而我把两篇文章对照着看了看,也看不出许、王两人有什么无耻的地方。难道他们俩否认、贬低过南方街头运动吗?没有嘛。如果说林望的文章有什么不实之处或故意混淆,那也是作者的问题,与许、王二人无关, 王爱忠应该是与作者商榷,也犯不上开口就骂无耻嘛,怎么一下子就挥起个大棒子乱舞一通呢?好像中了邪似的。殊不知,这种搅屎棍式的做法,正是当局、国宝们乐意看到的。

王爱忠之所以对林望的文章不满意,正如王在自己文章中写的:“里面对于新公民运动描述最多,认为最值得骄傲的街头举牌运动斗争的兴起,竟然明目张胆的归功到了新公民运动旗下。”这真是有点好笑了,人家文章的标题就是《中国兴起“新公民运动”引当局担忧》,当然主要就是描述新公民运动了,难道这也惹到你了?以至于都激动得语无伦次了,基本语法都乱了。

至于说把街头举牌运动斗争的兴起归功到了新公民运动旗下,通观林的全文,我怎么也看不出来。事实上,新公民运动是导致了很多人参与街头举牌运动,甚至后来不少人因此而被抓了,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这并不等于说以前就没有街头举牌运动,更不等于就否定了南方的街头举牌运动。举牌这事,想必一百多年前就有了,难道新公民运动能把之前的都给否定了?

也许作者这样写“新公民运动掀起了新一轮街头举牌运动”更好一些,但那也只是作者的眼界和表达能力问题,远算不上无耻。

王爱忠把作者引用的许志永转述的警察的那句话和王功权说的一段话当作他们贪功的证据,说“在这些文字里可以看到,除了作者本身,包括许志永先生、王功权先生在内都以推动街头作为新公民最值得骄傲的成果。”警察的话我就懒得分析了,王功权的话则是这样说的:“推动这种自发、分散的运动不断发展的,是理性要求保障公民权利的意识。这种公民意识正如大潮般汹涌扩散。”这明显就没有个人贪功的成分。而且作者在文中也写了,新公民运动没有领导人,“许志永并非活动的组织者”,其他成员没有听从过许志永的任何指示。既然是这样,谁在贪功呢?

其实,以我之见,新公民运动的佼佼者是在运动中表现得好的人,只要你愿意加入其中,积极表现,效果好,那么自然会得到人们的拥戴。你如果有心废除专制,有勇气有能力,那你为什么不加入其中去表现呢?为什么要跟它唱反调呢?这是不是一种山头心理在作怪?即便你对许、王个人有意见,不愿跟他们搞到一起,你也可以取个 “某某新公民”的名字搞你的新公民运动,总体上去否定、贬低新公民运动我觉得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很多人对新公民运动持鄙视态度,其中一个原因正如林望的文章中写到的:“‘新公民运动’的另一个特征是,参与者并不主张推翻共产党统治等过激要求,而是试图通过实现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行使选举权等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权利,来促进社会与政治走向稳定和成熟。其主要依据就在中国的宪法。”所以王功权说“如果连宪法都被否定,那么中国处于不同立场上的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价值观。等待人们的就是动乱。”其实,那只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实际上他做的事谁不知道是要当局下台的呢?有几个人能做到象他王功权那样侠肝义胆呢?

也有人对新公民运动的提法提出异议,有的说“中国有公民吗?”有的质疑“什么叫新公民?”其实,那只不过是一个名词,何必太在意?你把它理解为“争做新公民运动” 不行吗?你认为新公民是怎样的你也可以提出来、去做嘛。

许志永、王功权被抓后,一些人竟然嘲笑他们,说温和派不也照样进去了。但是,正是他们的被抓,使得更多的中产阶层、富人清醒了。

这种对新公民运动的态度,就像一些人对待暴力革命的态度一样,都反映了一种政治上的不宽容。

看得出王爱忠的文章是极力想为南方街头举牌运动立一块牌坊,这本身也无可厚非,但一定要用这种踩低别人的方式来抬高自己吗?当心踩偏了是会摔下来的。南方街头举牌运动之所以不得宠,那自然有它本身的原因。不去寻找自身的原因解决问题,靠这种小三撒泼的招数就能得宠了吗?

中国人的合作性是有口皆卑(!)的,蛋糕还没做好就为怎么切分而争吵的戏也经常上演。所以我干脆早就声明了永不参选政府的任何行政长官职务,这样就随别人怎么说,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当然,我也不会说那些有政治抱负的人是无耻的,我只不过提醒某些人,表演的时候动作别太大,当心闪了腰,毕竟不是专业演员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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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国珍:我在第一时间发给王爱忠先生的信。

王兄您好。

拜读了您的文字,看得出您是侠肝义胆之士。此前亦闻兄之名,在此行礼了!

您的标题惊心动魄,我于第一时间给您写这封信。私信。如您愿意,可转发我的回信。

南方同道为自由而战,所付出的牺牲,可谓惨烈悲壮,亦为我所知、所忧虑(郭飞雄先生即我挚友,为我深深敬爱)。您提到“南方的朋友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知道有多少人拘留过,现在又还有多少人还被关在看守所里”,对此,我感同身受:对友人们同情,对专制者愤怒。是故,在前几天我为友人向联合国报送而填写的陈情表中,尽量全面地列出包括但不限于广东、湖北等弟兄姐妹的名字及其被迫害的情况。(要是您的文字早发几天,我就将表格发给您填写了——从您的文字中可见您对公民运动介入之深,与您对弟兄们的挚爱。)

和您同感,我早意识到“新公民运动”只是公民运动的一部分,而非相反。我在近一个月前已公开做了此种表述。所以能理解您的想法。

同时,警察说的话“就因为你们,全国100多个地方都出现了这种活动!”,不是许志永说的,只是许志永引述;而王功权的话,我并未认为有错,我的理解,王功权的意思,是公民意识推动公民运动,他甚至没有提“新公民”三字(我只就您在文中引的那一段话发表看法,其他的我还没来得及一一查证)。

且,该文亦是林望一人之见,我想TA并非新公民运动的代言人。您说新公民运动“无耻”,依我之见实是言重——兄请恕我直言。

在我看来,全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专制制度,与肆意践踏人民权利的权贵。我们需要分清谁是朋友谁为敌人。如果公民运动的参与者们之间发生亲痛仇快之事,正是当局所希望的。

谨此书之,供君参考;我心恳切,愿兄鉴之。

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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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到这类鹬蚌相争的言论,总有恨铁不成钢之感。其实,很久以前就有人在倡导公民运动,与哈维尔的著作90年代在大陆传播同样久远。志永等提出了“新公民运动”,但似乎没有说清楚新在何处。请子立提醒志永的朋友们在宣传时适当注意,以免制造不团结。我有机会的时候,也会提醒一下。

基恩.夏普说,在非暴力抗争中,特别是核心计划团队中,自我中心的人破坏性非常强。当年茉莉花“革命”的时候,海外有一个年轻人在一个民运大佬支持下,宣称他是领导者和组织者。我当时用夏普这句话提醒他,但是,他似乎听不懂。结果,国内参与者与那位“最高领导者 ”等的分裂,合作不下去了。

历史不是这样创造的,许多事情都是过眼云烟,不必太看重。遗憾的是,在过去20多年的反对活动中,许多人认识不到这点,不断有人重复相同的错误,争夺一些长远看注定不重要的“名分”。扎实做事、有团队精神的人,更有可能创造历史。

王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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