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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0日星期日

何频:习近平有没有政治改革方案?

2013年3月10日星期日

何频:习近平有没有政治改革方案?

《明镜月刊》何频

习近平会进行政治改革吗?他有没有政治改革方案?

如果习近平拒绝政治改革,中国会发生政变、革命吗?

如果既不政改,也没有发生政变,中国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政改:有压力没动力

很多人不理解的是:毛泽东将中国折腾得国弱民穷,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充当所谓“毛粉”呢?他们仅仅只是因今天社会不公平而逆反吗?

其实,道理和现在很多人讚扬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使中国国力变得强大是一样的:你要让所有人能洞察政治的迷雾,是不可能的。

不同的在於,“毛粉”更多的只是一种意见表达,而“经济改革”却是真真实实的国策在运行。对“毛粉”,人们看到的往往是荒唐,而忽视其隐藏的异议意义;对“经济改革”,人们看到的往往是现实“成果”,而忽视其可怕的历史遗祸。

事实上,邓小平在1992南巡重启之后的“经济改革”,和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的“经济改革”有了根本的区别.

1989年之前的“经济改革”,是对毛泽东错误的纠正,释放的是被毛泽东禁锢的人民基本生存权利,激活的是人民对国家振兴的热情,如果没有用坦克将人民的希望碾碎,很难相信今天中国政治尚未进行转型。

六四之后的“经济改革”,是对邓小平错误的维护,进行的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财富转移,造成了社会永久性的不公平、难以修复的道德黑洞,却使中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权,权贵成为世界上最快速致富的集团.这个时候的“改革”,只是用正义包装了罪恶,甚至使罪恶变得更强大。

这样的“经济改革”怎么不会得到官员们的支持?成本由国民支付,代价由国民承担,利益却由官员及其亲友承接,国民又分得了多少“红利”?十个普通百姓家庭的收入,有一个普通官员家庭收入高吗?多少普遍夫妻只能蜗居,又有几个处长科长没有数套空房?一个科长的年收入可活十年,一个处长的年收入可活二十年,一个厅长的年收入可活一辈子,一个省长的年收入可活几辈子,一个国家领导人“没有收入”也永远没有生存的问题。

这样一批官员,怎么可能有动力进行“政治改革”?形象的说法是,经济改革是得利,是分肉吃,把老百姓养大的猪杀掉分给权贵们;政治改革呢,是分权,是将权力分出一部份还给老百姓,等於要官员们将自己身上的肉割出来。

中共一些官员为什么又要口喊“政治改革”呢?有的是因为胆识、远见,有的是心虚、做秀。

尽管中共权贵们一副不可一世的派头,但他们感受到:人民的怨恨是真切的,国际社会的鄙视是存在的、官场内部的倾轧是止不住的……不进行政治改革,不使中国政治走上文明轨道,政权及其权贵们就永远不可能有安全感。

但是,现在这些压力远不足迫使习近平推动政治改革,不少权贵仍然存在侥倖心理,仍然相信维稳会稳住一段时间,即使船沉灭,自己也有机会逃生。

另一方面,凭今天中南海的幕僚团队,也拿不出政治改革方案。事实上,中共并没有能提供创造性想法的幕僚,只有理论奴仆、政策刀吏、诠释官僚。

中国今天所积累的问题,远比六四事件前更複杂和严重,政治改革不但会遭遇到权贵集团的抵制,而且凝聚体制外的力量也变得很不容易,积累的问题一旦引爆,一定时间内不排除出现失控的连锁反应。

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习近平会启动政治改革:除了发生某件中共传统手法应付不了的突发大事件,就是习近平拥有非比寻常的雄才大略和道德勇气,敢於为历史承担个人风险。

从习近平现在的公开言行中,尚不能作出判断。体制内政治人物左右摇摆,是生存之术也是政治技巧。所以,无论习近平是倡导“四菜一汤”,还是首巡广东,是做中国复兴梦,还是喊毛泽东思想,在他没有动真格的时候,都不必当回事。

政变或革命:意料之中的意外

尽管有人发出了警报,多数人并不相信政变、革命在未来几年内会发生。

一,军队是政变的核心力量,军权在中国政治生态中也被认为是神秘、关键的力量。其实,军权只是党的领袖用来威慑政治对手的,将领本身并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没有野心走上执政前台。所以,用不着被那套美式将军服吓倒,中共的将领们现在几乎没人可擅动一个连队;更不必说那些在电视上戏说战争的将校,他们可能手下没有一个班的兵力。

二,中共维稳系统对全国实行了特务化、公开化、法西斯化、网络化的多维性控制,针对任何政治的异动,都有预设方案和实行措施。这使得异议分子极难集结,零星活动很快被打压下去。

三,金钱是硬道理。尽管资源耗尽、环境恶化,中共仍会促使经济保持一定程度增长,因为金钱可以培植和巩固权贵、扩大施恵面,软化民众政治热情、吸引国际政客商贾.

四,中共建立了一种独特的世袭制,新的领导团队出现,总是给人新的幻想、期待,不断转移人们的政治视线。等到这届班子任期结束了也没有实质性的举措时,总是可以找到一堆似是而非的理由,同时又可以马上寄望於下届人物。

五,1989年六四事件遭遇重挫之后,相当多的知识精英放弃现实道德责任却举起了理想道德旗帜:理性。与此关联的研究成果是:“暴力革命是使中国现代化夭折的恶源”,从而达成了“反革命”的共识。

烽火未灭就喊解甲归田,可以标榜成高尚的境界。其实,没有感性的理性只是一种精明的算计,后果也非常清楚:这些年,知识精英中谁敢鼓吹街头抗议活动?而每年几万宗具有规模的群众反抗活动中,除了个别勇敢的维权律师,可以看到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参加吗?(《明镜月刊》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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