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病中陆陆续续地读完《一叶一菩提》的。萧默先生以他那恬淡、流畅的文笔，记叙了他在敦煌15年的生活。在这15年里，他从青年到中年，度过了他生命历程里最宝贵的时光。虽然，由于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他被剥夺了专业研究的自由，但他还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积累资料，为他后来的成就打下了牢靠的基础。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和体验，使他对人性和社会，有了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和理解，这在《一叶一菩提》里，有着充分的体现。在关于人物的描画和行为的记述里，在对事物的判断和处境的回忆里，甚至在一些幽默而含蓄的感慨里，都洋溢着对人性的颂扬和对兽性的鞭笞。作者说明这部著作不同于“伤痕文学”，“因为它重于陈述人性和社会。人与社会都有其复杂性与多面性，这本书更着重的还是颂扬人性和社会的正面。”书里虽然也描写了张山等人的人性扭曲一面，但浓墨重彩地加以刻画的，还是善良的人性，我认为这正是《一叶一菩提》的意义、价值和魅力所在。
粉碎“四人帮”后，回忆、记述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书籍很多，大部分是诉说自己或亲属、朋友的苦难，揭露毛泽东、康生、“四人帮”等的罪恶，很少“颂扬人性和社会的正面”的作品。这当然是十分正常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带来太多的苦难，只有充分地揭露那场人间浩劫的残暴、野蛮的真相，才能吸取应有的教训，避免再发生类似的悲剧。但是，即使是在那个残酷斗争、张扬兽性的时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还是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诚如辛子陵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里指出的那样，许多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那样复杂危险的境地中，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利用各种机会，保护和援助”受迫害者，从而“才很大减轻了这次政治大地震的烈度、灾难、损失和伤亡。”他们“代表了正义永不可泯的真理和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优秀传统的传承。他们的人格魅力，具有永恒的张力和普世的价值。”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要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固然必须充分认识它的残酷、野蛮、兽性、黑暗的一面，探索导致悲剧的制度性根源，但同时也不能忽略在那个严酷的条件下迸发出来的人性的善良和社会的光明的一面。萧默的《一叶一菩提》正是通过着力“颂扬人性和社会的正面”，为社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反映文革时期的人性和社会的正面现象，是一个十分沉重的社会责任，萧默之所以能出色地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是同他的品性和环境分不开的，从主观条件来说，他疾恶如仇，耿直坦诚，获得同事们的尊重和信任，使他有可能以“革命群众”的身份，为被揪出来的“走资派”、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争取到兰州治病的机会，并负责押送（实际上是护送）他到兰州，帮助他装上了合体的钢背心，见到了他牵挂着的儿女。这个情节是本书最精彩的段落。从客观条件来说，文革期间，虽然研究所内部造反起家的头头们处心积虑要把萧默揪出来批斗，后来还暗地里给他戴上了“五一六分子”的帽子，但先后在研究所掌握实际权力的外来领导人，从工作组的组长、军宣队的队长、工宣队的队长、所革委会主任，以及他被借调单位的领导人，等等，无不为他主持公道，维护有加，使他得以逢凶化吉、化险为夷。萧默说：“这些‘贵人’与我以前并不相识，更谈不上深交，在整个‘文革’过程中，他们先后出场，却都凭着自己的良心与理性，多次在我濒临没顶之际，对我伸出了援救之手，没有他们，我早就深陷罗网了。”
也许，萧默在文革期间能遭遇那么多保护他的“贵人”，是一个少见的特例。但是，偶然性里寓有必然性。萧默对常书鸿的照顾和那些“贵人”对萧默的保护，都不是什么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中华民族的善良、仁义、兼爱、推己及人等固有的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在那个非常时期的表现。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它可以说明，即使是在那样一个大破“四旧”、摧残优良传统，大讲斗争、抹杀人性人道的长时间的恶劣环境里，我们民族的道德、传统和优良的民族精神，仍然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透过专制统治和兽性泛滥的空隙，顽强地存在着、表现着、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目前，我国面临着危机四伏、形势险恶的局面，贫富日益分化，官民矛盾加剧，道德沦丧，贪腐遍地，许多关切国家命运的人忧心如焚。但是，我认为，同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相比，这些都是历史长河里的暂时现象。在六十多年的历史里，有两段时间很值得参考：一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加速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娼赌毒黑一扫而光，社会安定，人心向上，虽然在土改、镇反时出现了不少灭绝人性的血腥事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有悖逆人性之处，但整个社会还是比较健全的，人们热火朝天地投入建设民主自由的伟大祖国的事业。这个短暂的蓬蓬勃勃的岁月，许多老年人都记忆犹新。还有一段时间是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全国范围的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以及知识青年回城，社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知识、文化的渴求和对自由民主的期望，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的热情和决心，汇聚成为改革的巨大力量，人性和理念的光辉，重新成为照耀社会的恒星。这两个历史过程表明，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是何等深厚，只要社会扭转下行的趋势，它就会喷发出无穷的影响力，唤起人们的良知和理性，推进社会的健康发展。虽然这两次弘扬人性和理性的历史进程，由于专制主义的复辟和对民主主义的镇压而结束，但它的历史存在却可以为我们提供希望和信心。这个希望和信心就在于，一个足以震撼社会的变革，将会带来人性和理性的复归。在前两次历史事件里，变革形式是推翻国民党政府，粉碎“四人帮”，是暴力形式的变革；现阶段的最佳选择，应该是和平变革，关键是要改革政治体制，从加强监督入手，消除腐败，遏止两极分化。为此，有必要以改革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出版自由，开放报禁，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是结社自由，开放社禁。这是和平变革的最后希望，这个希望如果破灭，就有可能出现暴力的变革形式。那是谁也不希望出现的前景。
这是《一叶一菩提》给我带来的一个启示。
感谢萧默先生为社会提供了一部富有社会价值和魅力、同时也能发人深省的著作。
2010年6月27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