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与日本军舰发生冲突。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3月18日，北京大学生上街游行，最终造成包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在内的47人死亡的惨案。
“三.一八”游行是国共两党安排好的活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国民党左派、中俄大学校长徐谦一手策划和领导了这场运动。义和团运动时期，昏了头玩老命的慈禧太后也只敢对八国宣战，“三.一八”游行提出的口号远甚于此：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一个当时连统一政府、统一军事指挥权都不具备的弱国用跟全世界列强作战的口号指示行动，确实是疯了。
“三.一八”游行者对执政府军警的野蛮行为，是激发军警开枪的要因。经过3月12日后一周左右的群情嚣嚣，段祺瑞执政府官员和卫兵已经变得神经质。游行当日大员们正愁眉苦脸商讨对策，一听游行者来了，吓得回家躲避，门口的卫兵遭遇游行者们愤怒的厮打，有些连头发都被揪得一塌糊涂，其实他们就是些拿着军饷守门的。而守门人的职责就是守好门，如今因工作被打，忍无可忍于是开枪了。有一个说法是段政府的军警只瞄准打漂亮的女学生，人山人海里能这样浪漫地屠杀，好像更能显示他们的邪恶。“三.一八”事件也成了段祺瑞退出政治舞台的决定性事件。他是辛亥之后最后一个共和制的捍卫者，段失败后，张作霖一晃就退，党治终于登堂。
平心而论，比起党治时期，北京政府对“三.一八”惨案的处理态度是令人信服的。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甚至不提示威者们对卫兵的侮辱，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执政段祺瑞因为这场屠杀流泪并终身吃素。但年轻人的生命无疑是最有震撼力的。惨案后尽管段政府做出各种善后措施，北京各界包括鲁迅、赵元任、刘半农等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都对执政府进行了一边倒的抨击，事发当日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任何统治者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做支撑，但这二者同时又是危险的邪火，玩得不好就可能连自己都被烧死。“三.一八”事件及在此前后的南北反帝爱国运动，客观上激化了西方对中国的敌视，也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国家形象，增加了国共两党在国际环境中的困难。作为政治力量和成年人，拿年轻人的生命搞这样的活动时，尤其应该慎重。
卫金桂，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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