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为什么冒出来“民国热”？我想很可能有这样一个逻辑：对于民国史的禁锢扭曲，在国民心中埋下了好奇、求真的种子，这几年环境有意无意的宽松，令这种子萌发，而民国真相让人觉得新奇、有趣的同时，还使人们产生了恍然有悟、“原来如此”之感，甚至现实的困惑、无奈和愤懑，竟然也能在“民国回味”中得到一些启示、排解，于是，萌芽便长成了“民国热”这样一棵时尚文史之树。
不过，当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民国趣味和民国价值，远没有挖掘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民国热”至此，也只能算是“浮热”。
“民国热”的过程应该由表及里，也就是由民国的名人趣事到民国的风范情怀再到民国的思想魂魄，提升到“民国思想热”的阶段，并且对民族、国家的文明发展产生较深层的作用。我们讲“继往开来”，必须先要“知往”。
民国的奇闻趣事，我原来也知道一些，民国知识分子的气质情怀也打动着我，但是只有在阅读《民国思潮读本》（《作者出版社》出版）这套书稿的过程中，我才感受到了思想深层的触动，并使我的思绪走向深远。我甚至认为，民国是中国思想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个思想高峰。不同的是，春秋战国主要是中国内部诸子百家思想学说的大活跃，而民国则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近现代文明大碰撞背景下的思想大活跃。民国，是在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无情冲击下，中国封建统治的终结点，也是古老中国分娩新文明的剧痛期。可惜的是，这个转折，这个分娩，没能顺利完成。表面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更复杂更深层的，可能还有文化根性、民族根性层面的原因。
编阅270万字的《民国思潮读本》，令我感慨万千。例如，我更加确信，所谓的“历史的上坡期下坡期”只是一种大致的趋势，而不是全方位的具体表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虽然离Republic（共和，即民国）甚远，但总的来说还是走向共和的。特别是活跃的民国思潮，还是蔚为壮观的。到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思想领域的活力，便迅速跌入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低谷，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才又见一点点新的起色。正是中国这样一个百年思想史脉络，才导致了民国思想在今天还大有现实意义。今天的许多困惑、无奈及愤懑，竟然可以在我们领略民国思想的峰峦时，获得启蒙及排解，这便是我们预测、期待“民国思想热”即将到来的主要根据。
活跃的民国思潮，必然涉及文化、政治、经济、科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关于政治文明及具体政治制度的思辨，最为引人瞩目。事实上，这个时期关于民主宪政的思辨不但很活跃，而且在思想界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包括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也是高举着民主宪政的大旗与独裁专制的国民党政府展开斗争的，并因此赢得了民心，尤其获得了广大先进知识分子的同情、支持甚至追捧，进而得到了时代动力的助推，并在1949年夺取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权。这是一个关节点，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取得指导一切的绝对统治地位，民国思潮在大陆宣告终结，而民国思潮中的诸多“弄潮人”也发生了分化。
当独裁专制的蒋家王朝开始崩塌的时候，当崇尚现代政治文明的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厦拔地而起的时候，当广大知识分子为民族和国家的春天欢欣鼓舞的时候，只有胡适、傅斯年这样少数的知识分子既对国民政府表示痛恨、惋惜，又不相信中共。性格火爆的傅斯年在北平解放前夕，面对国民政府的崩溃，他悲伤、绝望、痛不欲生，几近自杀。但他同时又认为共产党很可能会毁灭文化研究，断送学术前途。于是他向蒋介石建议，将一批珍贵文物资料运走，同时设法劝一些学者离开北平赴台湾，并亲自主持了“抢救行动”的实施。然而大多数学人都痛恨独裁腐败的国民党，看好共产党，不愿意去台湾或别的国家，就连陈寅恪这样的大学问家，也没有接受国民党的“抢救行动”，选择了留在新中国。温和理性的胡适，则毫不犹豫地去了美国。
思想、思潮远不等于现实的果子，即使它是对的，是符合文明发展潮流的。国民党虽然在1947年就宣布了行宪，但当时内战正在进行，宪政名不副实。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又继续实行戒严，宪政也是一纸空文。直到三十多年后，民国思潮中民主宪政的思辨，才在台湾结了果子。我想这与蒋经国有着国民党大陆政府腐败、崩溃的切肤之痛有关，甚至可以猜测这与蒋介石兵败后的晚年反省也不无关系。台湾的路径，一定会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不仅证明了在中国文化范围乃至黄种人范围实现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还可能具有火种的作用，只是我们无法预测这个意义能够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得以大力度地具体呈现罢了。
中国大陆到底会不会出现“民国思想热”呢？其实，民国思想的涵义和价值，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早已心知肚明了，至于社会上没有表现出“民国思想热”，只是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出于种种原因的苟安及噤声造成了内热外冷的局面罢了。我们甚至怀疑，以中国当下普遍浮躁、粗陋、堕落的时尚及脆弱的环境，本就不会产生任何的“思想热”，也不会有什么“民国思想热”的到来。
窦海军，《炎黄春秋》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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