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天来在电邮信箱中发现海外民主阵营内部对“零八宪章”产生严重分歧。对此我提以下四点意见供朋友们参考。
一、中共政权是“极权”还是“威权”？
我认为是“极权”。
军涛引经据典对此作了一些解释。其实社会科学大不同于经典自然科学。后者可以有明确界定，前者则常常不能。军涛虽讲了那么多，但我想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中共政权系“极权”而非“威权”。那就是它以军队和警察及整个司法系统为保镖来铁定垄断社会公权力，仅此一条就够了。
对政治异议人士镇压的烈度不能成为判定其“极权”与否的标志。那只能说“极权”政治的“极”度有所不不同。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是“极”到“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深挖细找”去镇压“阶级敌人”，而胡锦涛时代的“极权”政治主要打击那些敢于公开站出来以言论从整体原则上批判中共体制的人士（如郭泉），或敢于参与到实际运动中的民主志士（如郭飞雄）。对于一般的发牢骚，骂大街则佯作不知。而在毛时代不知多少人只因为发牢骚而坐牢甚至掉脑袋。
什么样的政权是威权？大陆时期的国民党政权可算。国民党党外有党，国民党的党报、党刊之外有大量的民间报刊杂志。国民党蒋介石毫无疑问是竭力使他们持续执政。但这一愿望主要是以其掌握的社会资源，使出浑身解数去实现，而不是使用赤裸裸的政治绞杀。
我对“极权”、“威权”的界定是我一家之言，并不指望得到别人的认同。正如军涛后来也讲了这样一段话：“最早提出极权政体的概念是为了描述法西斯主义的德国。比较法西斯主义的德国， 中共垄断资源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的德国还有独立的大学\教会\社团，现在中国，这些非经济的社会组织都在中共直接控制之下。 就此而言，你也可以说中共现在还是极权政体。因为极权体制本来就是从以政治迫害方式高度控制社会资源来描述的。”
自然科学中加就是加，减就是减，混合物就是混合物、化合物就是化合物。而在社会学科中的“极权”和“威权”真的就可以界定得那么泾渭分明吗？又有必要非弄个泾渭分明不可吗？
二、“零八宪章”中的“威权”一词可以成为我们评价“零八宪章”的焦点吗？
我认为不可！
如果我参与“零八宪章”的起草，我会建议把“威权”改为“极权”。但是，这份文件是国内人士起草的。他们使用“威权”一词无论是出于认识上的局限，还是出于策略上的考量，我都不会责怪他们。因为我觉得对“零八宪章”评价的焦点并不在这个词的使用上，而在于它的内容。我们可以看看，无论是“零八宪章”的“基本理念”还是“基本主张”，都是正确的。它的“基本主张”有19条。而只要实现其中的某几条（如2、3、4、5、6、7），中共政权就瓦解了，中国社会也就脱胎换骨为相当完善的民主法制社会了。
有朋友发出诘问，对中共应是分权还是夺权？我建议发出这个诘问的朋友细心看看宪章的行文。它所讲的分权不是与中共分权，而是说未来的民主体制是采取了分权形式。
还有，宪章里的“共生”并不是与中共“共生”。民主与专制是无法“共生”的。宪章里的“共生”是说在民主的原则和体制下，各派政治力量、社会阶层、群体都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
至于共产党，如果它认同、皈依了民主原则，它当然也有存在的权利，也可参与“共生”。但这并不排除在民主的体制下，按法律原则和程序追究共产党中某些人过往得罪责，而且目前还丝毫看不出共产党有认同、皈依民主原则的迹象。
三、起草“零八宪章”的人士有被“招安”的意图吗？
我认为探讨这个问题是没有必要的。
首先，我认为对一个政治文件的评价应就此文件的本身来进行，不能把参与起草者过往的处事行为作为评价文件的根据，更不能抛开文件的本身去追索文件起草者的动机。否则会使评价走入迷途歧路。
其次，我想告诉大家，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招安”的意识与记录。
文革中，曾“奉旨”或“乘机”造反的某些突出人物从平民身份进入体制内当官。这有点“招安”的迹象。可是早的在1968年夏秋就被肃整下来（在两广是被镇压屠杀），迟的在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中被肃整出局。而1976年十月事变是残存被“招安”者的大限。甚至到了80年代，共产党还担心有漏网之鱼，从82年到87年不断地清理“文革三种人”。
七九民运在高潮时，广东共青团省委向我示意，如果我停掉< 人民之声>，他们可以考虑我的工作。出于坚持理念和人格我予以婉拒。后来的事实是，凡是因参加七九民运被“安排”了工作的都重新被甄别出局，甚至遭到严酷处置。
共产党会花大价钱去收买某个社会群体。如文革中的几届大学生和中学老三届中77-79年考上大学者曾是共产党的主要收买群体。现在这一代人已逐渐老去淡出社会，新的知识阶层又成为收买对象。这有如军涛所说威权政权“为了自己的执政，为了维护执政地位，也让渡资源给某些阶层发展经济和社会以换取政治支持巩固执政地位。”
但是，共产党只信任、信用“身家青白”的、由他们的伯乐遴选上来的千里马，而绝不会把异议阵营中的突出分子“招安”到自己的营盘中来。
四、共产党会采纳“零八宪章”吗？
绝对不会！
可是难道可以因为不会就该予以否定吗？
对中共极权政治的高墙只有以持续的、各式各样的方式予以冲击，才有最终摧毁它的希望。撰写发表“零八宪章”就是冲击它的一个行动。至于这个行动有多大的效果是难以用尺去量度、用秤去称的。
我们看看墙上的挂钟。分针和时针好像都是静止不动的。可是一个钟头里，分针就走了一圈。而在一天里，分针是走了二十四圈，时针也走了两圈。这可以说是一个累积效应吧。
对中共政权的冲击也需要有累积效应。虽然各种冲击的力度有大有小，但都应该得到肯定和鼓励。谁能说“零八宪章”的发表不会对民主思想的传播，不会对激发民众的民主意识和追求，都起到一定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呢
生活在中共专制政权下的人们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种状态。
一是为中共效力、涂脂抹粉、以图从中分一杯羹者。对这种人应予以鄙视。
二是只顾自己，既不投靠中共当局，也不予以冲击。对这些人应予谅解。
三是敢于在观念上否定中共，但却无公开言行者。对这些人应予鼓励。
四是敢于在不同程度上冲击共产党专制主义高墙者。对这些人应予钦佩赞扬。钦佩赞扬的程度大致会因其冲击程度和所作牺牲而有所不同。我们当然会对郭飞雄、胡佳、郭泉等万分钦佩赞扬，但对“零八宪章”的发起者、撰写者们，我们又如何能不有所钦佩赞扬呢？
以上意见谨供各界朋友参考。
刘国凯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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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凯的讨论有助于缓解大家的情绪。我再跟一帖，主要是在国凯之后，创造好的讨氛围，同时国凯在意理论建设。
我主要讨论国凯的第一点。
首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这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所有讨论必须从清晰定义的概念出发。而且，与许多业界外人士印象不同，业界内部关于许多基本概念的基本特征，是有共识的。没有对基本概念的清楚的界定，就不能进入学术讨论。这是学术讨论与非学术讨论的基本差异之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念的基本差异在于，前者基本变量的概念是可测量的，因此易于用定量研究判断然否。后者是不可测量的概念，因而在选择事实验证时，常常有许多争议。
关于极权与威权政体的差异，不是对公权力的垄断，而是对社会稀缺价值和资源的垄断。这里，社会稀缺价值不仅是经济的，还有文化的（荣誉等）、社会的（地位）和政治的（权力）；资源也不仅仅是经济的，包括其他领域的手段。所有这些资源，在一个极权社会，即使名义上掌握在民间手中，实际上也是必须服从极权力量的社会改造方案；没有违背极权统治者意愿的运作的空间。
希特勒与斯大林这两个极权力量之管理社会间存在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他们关于理想社会的理念的差异，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异。前者的理想社会理念允许一些民间力量存在，但是要符合一定的道德要求；后者是不准许非公有力量存在的，而公有就是国家所有。但是，他们对不服从的力量（不仅是挑战的力量）都是要政治迫害方式去消灭。
当然，我这里介绍的只是一些学界的看法。这些都不是立法规定必须遵从的。但是，理解这些，至少对我们在主流社会交流有一定的益处。否则，我们会由于语境的误解而失去本可以抓住的机会。
祝大家节日愉快！
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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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东：
节日愉快！
如果我没理解错， 我们今天的兴趣不是专业， 这里也不是专业圈。 没有人真的关心极权和威权讨论中的那些概念及其间的差异。 讨论的气氛从开始也不是为了弄清一个专业问题。 不过，你引入了专家的评价以及误导的问题。 我想从专业角度说几句。 我觉得，专业的态度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审慎地思考政治问题。 而审慎地对自己人作政治结论， 是在高压下的反对运动所需要的。
为了不被误导， 我介绍一点。 在美国， 我是研究政体转型的。 我修课和大考的方向，都是政体转型理论和实践。 我论文时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和障碍。 这些都已经被业界经过专业程序认可了。 你说的专家，是第一个说我没有研究过极权政体的专家。
既然经过专业程序认可， 我对个别专家的评语不介意。 这也不是专家讨论问题应有的规则和态度。这更像是专栏作家或政治家说话的口吻。 虽然这里不是政治学者地园地，但是不少人也有自己的专业。 专业讨论的基本规范，都不陌生。
其实， 专家不专家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是创造历史的，专家不过是研究我们的实践的。 在与一个非民主政体斗争时， 我们的感受比那些威权极权的定义和概念更真切。 我们的感受才最有发言权。 但是，既然这个问题进入了专业讨论，我们应该尊重那些业界的规范和标准。
回到我的三条标准和对中国的评价。 由于极权政体是给人类带来最为深重灾难的政治实践， 人们对它的议论是首先在于政治迫害的残酷性和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 但是，专家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要考虑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主导特性。 他们有一个自己相信的关于理想社会的信念。 他们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和高度垄断社会资源 是想利用国家作为政治工具推行自己的理念， 粉碎社会阻力， 改变社会和修理人性。
当我说中国共产党不配极权体制时，是说他们丧失了维护一个非民主政体的任何理由。 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中有不少人，在年轻时加入共产党时，是有个理想社会的信念。 但是， 今天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信念了， 他们并不是为了一个美好社会的理念去进行迫害和垄断资源，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你说的他们标榜或誓言，其实都是假的。 你也知道这一点。
由于执政是他们的唯一目的， 他们要考虑怎样可以更好地维持统治。 经济发展是他们想到的一个途径。 为了经济发展和政治支持， 他们给与某些社会集团资源、机会和利益。放松对社会资源高度垄断的统制经济体制，转而实施某种市场经济，并加入全球化进程。威权政体由此获得一定的弹性，社会力量和资源有了某种多元性。执政者开始学习理性，为了最大化自己的执政利益，如何小成本地获得大收益，仔细权衡取舍政策，阴险地作腐败的政治交易，精致地控制各类挑战。
民主运动、反对运动或者民间运动，要不要看到这些变化，怎样去应对这些变化，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不应该对不同的角度持过激的看法。其实，当我用这些词汇时，我已经区分这些想改变中共体制并被中共镇压的不同力量了。民主运动是要建立民主政制体制；体制诉求是主要关怀。反对运动是反对中共的治理，可以是思想、学说、制度、政策、人事或具体案例。民间运动是非政府的而且坚持非政府的独立原则。这些运动不同，但是可以交流和合作。只要彼此没有相互迫害，就不去采取激烈的态度相互对待。
最后，我想谈一点自我感受，当我接触西方对极权政体的实证研究时，让我震撼并引以为戒的是，他们对极权政体的根源的探讨。其中，政治心理根源之一是，对异议的不宽容。极权主义开始并不是执政力量，他们对异议的不宽容，在在野时就有表现。出于对理想和正义的纯正追求，把所有不同的意见都视为有害的，加以斥责和打压。中国研究极权主义者，大都从政治道义角度去审视极权政治力量执政后迫害的各种形式。这些研究都很宝贵，是西方学者无法做好的。但是，对极权主义的研究需要对其起源、发展和解体过程的完整研究。这是实践者应该了解并用以制定自己的行动策略。
再次祝大家节日好！
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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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东：
你提的问题挺好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问题。 关于极权体制与理想主义的关系，我们可以深化讨论。
极权主义是以国家垄断资源和实施迫害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并不是所有的理想主义都是要用极权体制实施自己的理想，就像不是所有的宗教都主张政教合一一样。我们这些宪政民主的主张者，就没有打算用极权体制实施自己的理想。
当前苏联和东欧的执政者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但仍然维持极权主义政体时，专家用了个词儿，叫后极权。 在这个时代，极权主义政治发生了蜕变。 例如，勃列日涅夫时期，他们不再大规模肉体上消灭政治犯，而且可以有流放出国的举措。 他们主要是封锁政治犯使其成为良心孤岛。 对于社会多数人，他们是通过个人物质和发展机会的奖惩来控制。
有时， 我也用后极权来描述中国情形。 只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造成一个民间社会和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使现在的中国与前苏联和东欧的差别挺大。
关于台湾民主转型前的政治体制，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如果台湾真相信三民主义， 就不会建立什么威权政体，那就应该是宪政民主政体。 但是，中华民国一直是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中， 先是苏日帝国主义压迫，后来又有中共的威胁。他们一直在戡乱。 即使宪政民主国家，在面临外部生死存亡的斗争时， 也要建立管制和军事动员体制； 在内部发生违法骚乱威胁政体安全时，还要实施军事戒烟和管制。 因此，台湾国民党不认为自己是威权政体。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同，反对非民主的政体；国民党是以危急状态的临时措施来为自己的非民主政体辩护的。那些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托辞的人，则认为蒋介石心中理想政体模式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台湾是极权政治体制。但是，为什么还说是威权呢？那些坚持蒋介石不想搞民主的人说，因为美国的干预，使得台湾保留了有限的社会乃至政治空间，使其成为威权而不是极权政体。
如果因为美国教授确认极权政体是实施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就说美国教授是左派，这恐怕是荒唐到家的说法。美国的政治理论教授中，左派不少；但是，研究转型的是比较政治学者，大都是右派。因为转型理论假定，宪政民主是理想政体。他们进行实证研究，开放讨论。如果你不同意，可以与之争辩，但是，不要在没读基本材料和不了解基本讨论的情况下，给专业问题作结论。以政治需要和好恶，对学术和专业问题作政治结论，这是极权主义的政治特征之一。
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但是我觉得共产主义也是可以讨论的。这也是宪政民主国家中主流意见。我们反对共产主义政治实践，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讨论而是迫害的方式强迫别人接受他们的学说。 如果他们愿意讨论，例如像欧洲共产主义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那么他们在宪政民主体制中可以有合法地位，得到任何公民都平等享受的尊敬。
关于你提到最后一点疑虑，也就是我的自相矛盾，我在答复国凯时解释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允许教会、学校及其他社会组织存在，但是要服从他们的社会改造目标。因此，德国法西斯主义有一定的独立社会空间。政治迫害没有消灭这些空间。中国的统治者，为了执政，虽然让渡部分资源给社会力量，但是也是为了执政，严密控制这些力量。至于这个空间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空间孰大孰小，这要看具体议题和情势。
好，我先讨论这么多。其他问题，后面再说。我只有一个希望，讨论改进我们的认识。谢谢晓东给大家一个机会。
还是祝节日愉快！
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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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东：
极权政治当然可以转型，而且一定会转型。因为极权政治不符合人性和现代社会的需要。
不过，我估计，你对于转型的概念有误解。转型可以是蜕变，可以是演变，也可以是革命。也可以是三者的混合与前后衔接。
你可能不喜欢这些事实，但这还是事实：不仅苏东波、而且整个第三波民主化都表明，现在的人类政治转型比前两波民主化要更和平、理性和有序。不少是通过执政力量中的改革派和反对力量的理性成份之间的达成协议而展开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的那套政治转型的绿皮书和亨廷顿的《第三波》中有详细的描述和介绍。
如果你有朋友研究极权政体，如果他们的研究包括极权政体的蜕变、演化和转型，那他们应该可以告诉有你这些。这是比较政治的主流学派。
千万不要在没有任何研究时就说这是左派。因为，在转型研究中，左派是固执地认为只有革命才能解决政体问题的革命派。右派是理性选择派，左派是结构派。
不少学者对这样的主流意见中的模式持保留态度，他们还在争论暴力、底层运动和激进革命的威胁在转型中的正面作用和效果。
当然，这些不说明中国未来的转型也一定这样。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探讨，为什么中国不是这样的道路。我毕业后的研究也越来越让我感到，中国可能是逆第三波主流而动，运动、革命和暴力即使不是未来转型的决定性模式，也会在未来转型中起重大推动作用。
本来不想讨论这些，因为气氛有些不对。如果讨论不是为了改进我们的认知，那不如再等等。但是，你的诚恳和我对专业的起码的诚实，都不能不让我坦率地介绍这些。希望这些不会引起误解。
还是祝节日快乐！有些问题不妨暂时放下，慢慢澄清。
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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