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在对于后共产主义的几种原教旨主义形式进行反思时，米奇尼克将来自前团结工会人们可能出现的原教旨主义危险也纳入其中。那是一种道德主义，混淆了道德规范和政治斗争规则之间的界限。而在反对前制度中培养起来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是如此地不适合正在进行的民主社会的建设。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波兰人的历史意识。没有必要解释，对波兰历史的阐述，对我们前进的方向和卷入政治，已经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需要对于波兰的老一套，尤其是第二共和国进行冷静地分析。到目前为止，在很大程度上，第二共和国的整个历史，已经堕落为神化和陈规陋习的牺牲品，从中产生了要么是共产党官方宣传的黑暗传奇，要么是试图保卫他们自身来对抗共产党篡改历史的光明传奇。看来我们需要对过去提出新的质疑。总的来说，我们需要考虑1922年，当加布里埃尔·纳鲁图维奇（Gabriel Narutowicz）被谋杀时发生过什么。这个行动过程建立在什么样的动机之上？暗杀发生时的氛围是怎样的？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为什么那天没有变成波兰历史意识的里程碑？为什么这个事件毫无困难地被遗忘掉？
我们同样需要重新审视当时主要政治力量的行为。我们需要将政治舞台，当作超越了国家和民主的形式一个冲突的竞技场所，来重新检视；提出下列问题：是什么样的扭曲和转折，标志着毕苏斯基和他的追随者们，以及“民族民主运动”
和波兰社会党的追随者们，他们的反民主的演变？我们同样需要分析内战期间的天主教教会的历史。没有这种再评估，我们注定要美化我们的过去，注定地担负起神化般的历史感而不是清醒的判断，注定无力反抗记忆的复仇，那样的记忆多少年埋没在我们的意识当中。
如果我必须就当下出现的新现象下定义，或多或少地，在当今政治争论当中，存在着原教旨主义重新浮出的危险。原教旨主义确信人拥有一种组织世界的药方，一个摆脱了冲突的世界，而不是处于善恶的冲突之中，例如，处于民主秩序中的各种观点和利益的冲突之中。依我看，我们可以指出三种原教旨主义的形式。
第一，是民族原教旨主义。存在一种诱惑，让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臣服于民族利益之下。这种利益总是依据一种相当特定的政治观点来加以解释。根据这种观点，一个好的波兰人有责任和立陶宛的少数波兰人团结一致，而不管他们的所作所为，无论他们是聪明还是愚蠢，是前苏联人还是前立陶宛人。之所以这样做，仅仅因为他们也是波兰人这个简单的原因。任何企图批评立陶宛少数派领袖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反波兰的。这种想法对我们自身和我们的邻居们呈现出一种免于冲突的景象，除了在我们民族利益的“正确的、天主教”的阐释与左翼世界主义虚无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冲突之外，再无别的冲突。在这种民族利益的定义结构中，被视作反波兰人而指向反犹太人的倾向，可见于波兰的政治争论，或者在波兰我们对于吉普赛人的集体屠杀不应该保持沉默的辩论当中。
我在这里提到的带有某种民族主义运动和教义特征的原教旨主义，不仅在波兰，并且在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也扮演着主要角色。在现代社会，这种原教旨主义正重新苏醒，例如在阿拉伯国家；它在以色列和其右边的西欧国家中也被发现。
在法国的关于勒庞（Le Pen）及其拥护者的讨论中，或是在德国历史上的关于纳粹主义的争论中，我们都可以注意到对这种原教旨主义复活的担心。因此，它值得被当作一个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波兰的。
第二，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这种现象与现今波兰教会寻找自身位置有关，在这种新情况下发现神圣无处不在。这不是新的发现，现代世界的病态之一是神圣的消失，是整个共同体可能吁求的社会共同的神圣价值的消失。这可与铭文相比较，铭文的毁灭象征着我们根植于其中的共同的价值基础的崩溃。
对于这种趋势，现在教会已经给出一种确切的回应。我们也许怀疑它是否确实有可能构成一种回应。无论如何，尝试回应已经作出。其中之一是梵蒂冈二世，他倾向于对世界采取开放的态度，承认在教会或者在人们的信仰或文明之外，有可能出现某种可信的价值。而原教旨主义也提供了一种十分不同的回应。它倾向于重新模糊神圣和亵渎、自然法和刑法、道德原则和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的界限。
有关辩论，使得我们面临着最基本的、其意义绝不亚于重返欧洲的辩论。当谈论重返欧洲时，不同的人们在谈论完全不同的事情，例如，教会僧侣集团的一些代表在谈论这个话题时，他们谈论的是重返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欧洲。
第三，今天的波兰存在着第三种原教旨主义。大多数具有这些危险的人们，是那些来自前团结工会的人们，和团结工会的反对派，笔者是其中之一。我头脑中考虑的是这样的做法，模糊了道德规范和政治斗争规则之间的区别。地下斗争可能提升了某种牺牲的价值，因此这种区别根本不存在，每一种政治行为都可以被翻译成道德价值语言。在民主秩序中的情况不是这样。这种原教旨主义者——让我们称之为道德家——其头脑可能导致很大的混乱。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在政治或标准的政治话语中，不存在道德的位置。很显然地，它有一个位置，然而是很特殊的位置。正如教会不应该成为一个政党，宗教标准不应该变成法律标准。
所以，形成于反共产主义地下政治活动的道德标准——那是摩尼教的典范——不应该自动应用于一种民主当中。它们被证实为对民主和我们自己是致命的。道德很容易转变成一种狂热和变成一种手段，凭借它虽能达成目的却并非高贵。
我们应该考虑的另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威胁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新现象，然而值得重新审视。例如，值得重新检验庇隆主义（Peronism）的教训。
庇隆主义是什么？它所使用的是什么语言？它所喜欢的步骤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机制把它推上权力，又使它离开权力，以及保证其运转的机制是什么？
在波兰，民粹主义是工人起而反抗极权国家的语言，这点必须清楚说明。当然，这是一种以自由和尊严的名义的反抗，但是这些价值观是以民粹主义的语言表现出来的。那个著名的概念“他们”，是取自民粹主义的话语，而不是取自任何政治或社会利益的分析。可以争议的是，这种反叛基于一种平均主义的意识。
这种意识几十年来合法化了共产党政权。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场共产主义影响下的、以平均价值为名义的反共产主义的造反。它并不是借助于一种持续不断的价值观，尽管社会正义总是其关键概念之一。
现时正在形成的波兰市场并没有容纳社会正义作为其关键理念。市场的角色不是实现正义而是迫使人们有效率和创新。正义可能由于商品的重新分配而得到促进，而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无论如何，这种由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团结工会所培育的平均主义，在每个工会的民粹主义话语中可以找到，不管是国家的工会还是在团结工会当中。比较国家的工会和团结工会在过去这些年内所使用的语言，将会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同样必须告诫自己，在波兰反共产主义的造反，虽如此成功，但是却是群众性的造反。当共产党人仅仅必须面对其精英集团，他们会忽视群众的要求。
只要民主法治的程序还是一个问题，他们就会这样做。共产党人拿反对派当一回事，仅仅在于它背后有群众的支持——因为有群众，共产党人被迫谈判。这种情况提升了这种感情：在群众中，我们是有效的，或者不如说，我们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我们用群众的语言说话。
群众语言是一种民粹主义话语的语言。今天，似乎我们目击着这种群众语言的回潮，回复到反对共产主义期间获得的行为方式，回复到曾经在一种非理性的制度框架里所使用的某些方式，它们提供了将政治制度非合法化的手段。今天，这种相同的行为方式正在取消议会民主的合法性，和通向独裁主义的大门。我们正在抵达一种没有什么政治文化（能）与之相适应的一种民主秩序，这有点像在一个野蛮人面前放上一部电脑。这并不是说，一个野蛮人不如一个人类成员，在灌木丛中他也许比文明的美国人做得好上一千倍。正如在丛林中很少用到电脑一样。
存在着一种危险，人们将对民主感到失望，这在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这是一种我们曾经听到过的以不同语言表达的危险，人们说“Sejmocracy”，这是一种Sanacja的语言；而当人们说“议会侏儒症”，这是一种共产主义语言，当人们说腐臭的“恶魔的自由主义”，这是一种法西斯语言。
存在着一种危险，民主的进程将会伴随着一系列危机——公共生活的无政府状态，生活质量的下降和增长着的不安全感。很有可能，我们将听到日益大声的争论，是时候了结束这种混乱和腐败，即我们需要某人以强有力的手腕来恢复秩序。这样的理念可能被包装成总统角色或者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的理念，这样的包装也可能伴随着历史地理学的分析，在18世纪，由于无政府主义、争吵等，波兰因此而分崩离析，结论是，我们必须结束这种情况。换句话来说，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人们当中将会出现某个人来回应这样的危机，这对我们并不陌生。
当传统惯例和文化模式破碎，当沟通渠道失去了它们的可信性，一个承载着我们希望的救世主便将现身，出来结束混乱。
我要再次强调，这不仅是波兰的现象，也不是从未经历过的东西。无论如何，我们需要重新检视它，需要考虑这种催生着威权诱惑及其结果的机制，需要询问什么是威权政府可能解决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不仅仅将决定波兰知识界的头脑状态——这种状态如同于最坏时代的那种迷失，失去了自身的精神气质，自身的视野和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如果我们承担这个反思的过程，我们可能会增加用民主思想来抵制正在谈论的这些原教旨主义的机会。在民主思想中，没有任何原教旨主义的空间，无论是民族主义的、还是宗教的或者道德家的。根据民主思想，没有任何人天生具有特权。在民主话语的框架里，威权没有任何位置。然而，如果有人争辩道，因为自然法则或者国家利益，某种事态必须存在；而这种事态也许可以不服从于公民投票，他就侵犯了民主话语的基本原则。民主的秩序建立在有可能使得任何关乎每个人的事情，采取公民投票。
这也许决定了无论哪一种民粹主义——造反的语言——都将遭遇到适合于议会民主和法治的语言。这也许同样决定了不管哪一种极权的诱惑——对于强腕的崇拜——将遭遇理性的民主，即强有力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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