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在深圳有关政治改革的讲话引发了很大反响，当然这主要是由于他的位置和身份的原因。对于该讲话，我们需要肯定和支持；但不寄予很大的期望。中国的政治变革非常困难，需要各方各界的介入，参与的人越多越好，声音越大越好。中国改革30年，但当局始终拒绝政治体制变革，目前执政高层有人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当然是好事，需要各界予以鼓励和支持。有这种声音比没有要好，支持这种声音比反对要好。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今天的改革比30年前要困难得多。中国30年的改革是体制内的变革，而当今的变革则是体制的变革，这涉及中共政权的问题。30年前，执政官僚集团还没有这么大的利益，变革主要的障碍是意识形态的，况且“老干部”大多在文革中遭到冲击，他们要求政治变革（政治路线而非体制的变革）。但当今，执政官僚集团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而且他们的利益太大了，政治体制变革意味损害他们权利与利益。因此，抵制中国政治体制的是整个官僚利益集团，从村官到中央大员。
由此来说，当今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开明派的力量较胡耀邦、赵紫阳时代要小，而改革的障碍则更大。30年前的改革大潮，有上下共同之势；当今的改革，民间是大潮，官僚集团则是拦阻的大石头，因为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有害于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甚至有部分人将被清算。因此，在中共内部，温的讲话显得势单力薄，孤掌难鸣，以至让人推测，他是下台前的临终“表演”，以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当然，如同将温的讲话视为高层试探改革的信号，这也仅是推测。作为局外人，我们不可能清楚当局和温幕后的意图，我们只能就事论事。作为政治现象，应该支持温的讲话，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处于他的位置，只要发出这个声音，就有积极的意义，起码可以鼓励更多的民众接受普世价值，使民众更敢于谈论政治体制变革，在为此遭到迫害时，多一块挡箭牌。
中国体制内的改革经过30年已经走到了尽头。就是近20年，六四杀戮的恐惧效应也已经用尽，一年20余万起的群体事件，表明今天的中国民众已经不再惧怕政府，而将其作为对头和“挑衅”的对象。邓南巡，大步推行资本主义，给全民带来了发财的梦想，成功地转移了国人的关注点，消解了六四后的政治危机。但是，20年过去，国民财富和现实利益的已经分完了，得巨益的是权贵，而民众的发财梦破灭——发财成了被掠夺。可以说，中国集权制度的功力已经用到了尽头，包括透支——自然环境、社会信约、道德伦理、人文价值等诸方面。中国又到了一个关口，或崩溃，或改革体制。
温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所谓“得而复失”实际就是崩溃，不好明言而已。官僚集团不论多么地不情愿改变体制，但社会客观规律则由不得他们。冬雪夏雨，时令使然。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社会的沙粒化、社会信约解体、无共认意识及行为规范、负向共生关系、人心恐慌而怨愤，这些说明社会稳定的因素均已消失，处于解体的状态。中国社会很危险，已在崩溃的边缘，这是大势。
近来，与温家宝讲话相近的，还有刘亚洲、秦晓等体制内高官的发言。这说明中共内部还是有开明的改革派，虽然经过六四清洗，胡耀邦、赵紫阳一脉并未一网打尽，虽然官僚集团成了利益集团，但也不意味其内部良知灭尽。最近，国防大学研究员辛子陵在《共识网》发表文章“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入手？”，支持温家宝的讲话，文章说：“毛泽东创造的政体，……是个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政体，是60 年来中国人祸不断的根源。”“宪政民主是什么？……政府必须民选，总统必须人民授权。人民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文章最后说：“如果顽固派动用暴力以‘维稳’的名义再一次把政治改革的要求打成‘动乱’，人民有权在改革派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包括非暴力革命和暴力革命，打倒顽固派，实行宪政，再造中国。”话说到这个份上，算是到家了，但他对党内改革派的估计未免太高，不是顽固派有贼心没贼胆，而是改革派有“贼心”没“贼胆”。他们的力量太弱了，但是有这股力量远比没有要好。
党外无党，党内有派，且由于前者，而后者的派争更酷烈。这是人性使然，也是任何主义都无能改变的。出于权力争夺，改革的牌、民意牌——都是大牌，也必有人要用；而有人用，就有利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因此，我们欢迎权力者利用民主、民意，打普世价值的牌。
民间反对派是政治上的弱势，力量明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联合与借助各种力量，广泛结盟，搞统一战线。所有有益于实现宪政，结束集权制度的力量都需要支持和联合，无论其出于什么动机。政治斗争不能简单化，一分为二，非黑即白，不属于民主政治。民主本身即意味多元共和——黑白混合的灰色；反之，非黑即白则是专制政治的特征——暴力抉择的简单化。
江棋生在反省“八九”运动时说：有两件事是他原来没有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他没有想到中共顽固派竟然那么野蛮凶残，动用几十万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并最终下令屠城。第二件事，就是对以赵紫阳、张爱萍、鲍彤、阎明复、胡绩伟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内愿意严守现代文明准则的力量严重缺乏了解和缺乏信任，以致于当5月19日晚听到赵紫阳先生几点声明而受到不小的震动后，依然没有激发起寻求沟通和合作的意愿，还是认定要保持运动的纯洁，不介入‘权力斗争’。甚至当何维凌先生等人主动来到人民大学进行洽谈时，我也不为之所动。如果我，如果还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大体意识到那已经是一场文明与野蛮之争，一场人性与兽性之搏，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那么或许就有可能突破体制内外、平民与军人之间的‘鸿沟’，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不仅从道义和精神上，也能从气势和物质上，压倒屠杀力量，制止屠杀暴行“（胡平《对温家宝的讲话应予肯定》）。
中国的民间反对派需要汲取“八九”民运的教训，支持所有益于实现宪政，结束集权体制的声音，联合所有其力量。中共内部改革派能够站出来主动变革，当然好，要全力支持，哪怕是非彻底的变革，和实现民主宪政尚有距离。但是，民间反对派要立足自身，不将改变体制的宝押在执政集团上，而主要应寄希望于民间。因为，中国民主制度之本在民，在于公民社会的建立，非此，即使有体制变革之名，也无其实。再则，中国当今的官僚集团以不同于80年代，他们的利益太大了，他们的数目和体积也太大了，他们大多清楚这套体制走不下去了，但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况且，还有子承父权一层。对此，我们需要有充分的估计。为此，反对派特别需要坚持立足自身，寄希望于民间，不去不饶地建设自己，发展壮大组织力量，成长出能够领导国家的政党。
北京之春2010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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