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儿上北大母担忧
胡石根先生，1955年11月14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武溪公社，母亲是南昌市人，父亲是乡下人。其父进南昌城务工时与其母相识并结婚，解放军攻占南昌后，随共产党的工作队回本村闹土改，从而成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大约做到公社副书记。胡父与许多共产党的干部一样，工作非常认真，但认真到六亲不认的程度。胡石根回忆说：“所以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恨他！1958年大跃进，他驱赶着社员疯狂折腾，折腾他人，也折腾了自己，把身体弄坏了，次年患肝腹水去世。去世时留下两个姐姐、两个弟弟和我，还有一个弟弟在母亲腹中。此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农村一片凋零，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南昌城里我有四个舅舅，姥姥、姥爷、祖姥姥都还在，他们就把我们这一大家子接纳到了那里。父亲去世时我5岁，我是跟姥姥、姥爷和舅舅们长大的。我母亲在家排行老三，上有俩哥哥，下有俩弟弟。这次出狱回故乡（2008年），想到父亲坟上拜祭，发现父亲的坟根本找不到了。70年代农田建设搞平坟运动，据说当时通知了我们家人，可是由于信息渠道不畅，坟被平掉，没有任何痕迹了。现在父亲的坟是一座空坟，衣冠冢。”
胡石根原本叫胡社根，小学入学（南昌市石头街小学）时，那个负责报名的老师是北方人，听不出“石”与“社”的区别，写成“胡石根”，就这么将错就错了下来。“读到4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没学什么正经东西。我读的中学是南昌市第十一中学，又叫南昌市下沙窝中学。下沙窝是方志敏就义的地方，所以文革时这所中学改名为方志敏中学。现在又改回来了，还叫南昌市第十一中学。”
中学读了两三个月，赶上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运动。南昌市的很多中学，都“一锅端”升格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江西“共大”有三四十所分校，胡石根所在的中学被端到江西新建县鄱阳湖边的恒湖分校，实际是一个农场。“我们叫它是：大学的牌子，中学的本子（课本），小学的底子。风靡一时的电影《决裂》，就取材于江西”共大“。我至今记得《决裂》里的一段台词：看看他的手，全是茧子，这样的人不上大学，什么样的人可以上大学？我在那里呆了两年多不到三年，基本没读书，全是种地。”共大“地很多，加之江西一年三熟，种水稻，种蔬菜，非常苦，哪有时间读书？当时我也就13岁多一点点。1971年毕业时，有同学想争取让学校发中专文凭，校方不发。毕业后等了俩月，就把我分到了江西汽车制造厂，就是后来的江西五十铃汽车制造厂。我在这个厂子干了8年多，直到1979年考上北京大学。”
文革期间，胡石根也加入了“反潮流”的行列，参与派性冲突。四人帮粉碎后，被打成“四人帮的小爬虫”，遭受审查。1977年全国第一次高考，他就因正在接受审查而未得参加。到1978年，厂党委做出一个决定，称“胡石根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一般性政治错误”。有这个决定就可以参加高考了，但有个条件：只能报考理科，不得报考文科。“那时都是由单位决定你该考什么，否则就不让你报。这样我就只得硬着头皮去考理工科，结果没考上。1979年再次报考，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让我考文科，我就不考了，永远不考了，我就在单位呆着，恶心你们。一听这个，他们怕了，让我考了文科。考完之后，自己感觉不错，题答得很顺利，考上一般大学应该没什么问题。当时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是北大中文系，后面是厦门大学什么的——记得当时可以报10个志愿。”
那时江西省的高招工作在庐山进行，封闭式的，阅卷、录取都在那里。高考成绩一公布，就有人到庐山去闹，说胡石根这个人不能让他去上大学，他是“三种人”。“北大来江西招生的一位老师就问，说这个‘三种人’胡石根他多大岁数？那时我24岁。他觉得很奇怪，说24岁怎么能成为‘第三种人’，就调我的档案看。一看他很生气，说：胡石根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一般性政治错误，这样的错误北大党委书记也可能犯过，这样一个小东西，怎么不可以录取呢，你们也太小题大做了。然后他又看我的语文和数学成绩挺高的，很喜欢。许多文科学生的数学都不怎么好，我的数学也很好。本来按志愿顺序应该是复旦先挑的，结果他却一把把我的档案抢了过去，说：这个‘三种人’我们要了。”
小时候胡石根就是孩子头儿，常常惹祸。“母亲知道我容易闯祸，再加上离家那么远，她不放心，所以我考上北大，别人都很高兴，到我家来祝贺，她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还跟别人说，能不能想办法换个学校，换个就在南昌的学校。人家告诉她：老太太，多少人想考北大考不上，你这考上了还要换？再说也不可能换啊。母亲就死了心，无可奈何。我离家北上那天，母亲连门也没出，扶着门框流泪。我自1979年来北京，到今年就31年了。这31年大部分时间是在牢里度过的，看来当初母亲对于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有预感的。”
二、不许留校
一到北大，胡石根就赶上了西单民主墙运动。1980年魏京生、徐文立被抓。“当时出现很多民办刊物，也叫地下刊物，实际上是半公开的了，刊名叫做某某探索、某某论坛、北京之春等等。在北大三角地、食堂都能看到这些刊物，我们常常边吃饭边看。它们对当时大学生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北大中文系里不乏才子，大家都很活跃，写小说、写诗、写戏剧，也关心政治，《未名湖》杂志就是这时诞生的。当时流行伤痕文学，我们也写，陈建功是其中比较著名的。1980年中国头一次有了选举法，头一次搞竞选。北大学生抓住这个机会，仿照西方的一套竞选方式开展竞选。谁要竞选，就组织一个竞选班子，相当于一个助选团。清华的、北师大的、人大的人都到北大来取经学习。当时北大分得三个海淀区人大代表名额，参与竞选这三个名额的有十五六个人。最后胡平被选上了，可是人大代表开会时却不通知他，把他晾在那里。1981年，选举尘埃落定，北京各高校参加竞选的人还在人民大学搞了一次竞选经验交流会。这次交流会原准备发表一个呼吁书，对中央大佬喊话，要消除代沟——有些大佬对竞选一事看不惯——由于清华的两个人反对，其他人又无法说服他们，此事就搁浅了。被民选出来的人大代表胡平，后来被弄得很惨，连工作都没有。煞有介事的选举实际就是做做样子而已。”
1983年胡石根本科毕业，考上了本系的研究生。那些年大学校园里很活跃，差不多每隔一两年就有一次学潮，每次学潮几乎都由北大发起。闹学潮的原因有时很具体。有的学生喜欢“开夜车”学习，学校出台一个新规定，晚上10点统一熄灯，这对于习惯“开夜车”的同学来说是很要命的，于是有些同学就拿笤帚蘸油制成火把，在校园里游行。校长一看这架势就妥协了，很快取消了熄灯令。有的学生在外被打、被杀，这种社会治安事件也能引发校园游行。“记得有一次游行是因为学生伙食不好，里面有沙子。邓质方是78级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学生，他把这事反映给邓小平，据说邓小平还是支持的，说这饭里面有沙子去游行也没什么错嘛。”
1985年那次游行是比较大的一件事。好多日本人到中国来投资，其中不乏骗子和投机者，很多中国人上当受骗，激起对日本人的愤恨。当时学生先算旧账，要把9？18定为国耻日——现在的确已经把9？18定为国耻日了，然后主张要举行反日游行。当时还没有游行示威法，游行示威比较宽松。可是到9？18学生要游行的时候，从中共中央到北京市委到北大党委，命令一直下到各个系，要求劝阻学生上街游行。
“后来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劝阻：9月18号那天人民大会堂在开中央全会。他们以为学生是冲着他们的会去的，其实很多学生根本不知道这个会，是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学生之腹了。不让游行，大部分学生很反感。有一部分学生事先就离开了校园，相约在六部口、南池子会合。一到南池子就到天安门了。会合的北大学生有三五百人，后来加入清华、人大、师大的就有六七百人了。我们一进入天安门广场就被拦住了。那时广场是空旷的，四通八达，没有现在这么多围栏。他们是用人墙拦住了我们，然后反复交涉。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达到上万人。最后他们同意在人民大会堂一侧放开一个口子，让我们到纪念碑前献了花圈，喊了一些加快改革之类的口号，也有一些人喊了要民主、反专制的口号。我没喊。这口号一喊出来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立刻把这次游行当回事了。回校后就开始调查，由中共中央、中顾委、北京市委、国家教委和团中央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那时李鹏是副总理兼教委主任，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彭佩云任调查组组长，副组长是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带了一大帮子人来北大调查。当时我在校团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我还带陈昊苏等人去找人座谈、讨论，聊当时的情况。他们发现我是非常激烈地站在学生一边为学生辩护的，并且也参加了游行，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们还发现我不但参加了游行，还是游行队伍骨干，于是他们可能认定我是一个问题比较大的人。”
10月底，他们把他们眼中的这些游行骨干叫到中南海怀仁堂，一方面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另方面是想通过说服教育把这些骨干分子争取过来。可是学生们有一套自己的观点和说法，并不容易被说服。没有把学生“拿下”，他们不放心，于是又借纪念12？9运动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纪念12？9运动座谈会。
“那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座谈会，有100多位部级、副部级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老干部参加，他们都是三四十年代学生运动的过来人，主要目的仍然是教育转化我们这帮自由化分子。不是一对一的说服教育，而是他们三五个对我们一个。座谈会共分成五个讨论小组。我们北大的人被分在一个小组，组长是文化部部长朱穆之。现在的团中央书记陆昊就是那次座谈会崭露头角的。当时他刚入学不久，参加了北大演讲团。我们觉得他口才不错，也很有些思想，就把他吸纳进来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北大的其他学生讲话都很有针对性，很尖锐，而陆昊的发言比较中性，不疼不痒，但讲得很有条理。北大的学生很后悔选他参加此会，可恰恰是他那种没有什么味道的话赢得了老干部们的心。他们发现了一个好苗子。”
这次座谈会开了两天。“我们跟那些老同志谈得非常好，学生们都充满激情。我们说：那时候你们是反对国民党独裁，今天我们只不过是喊了喊加快改革的口号，就不行了，怎么到共产党这里就什么都不行了？是不是共产党也搞起独裁来了？想想文化大革命，你们老革命受了那么多罪，这究竟是为什么，你们真该好好反思了。我们不但没有被他们教育过去，有些老同志反倒被我们说得摇摇晃晃起来。最后薄一波、李鹏讲话，会议就结束了。”
此前导师已经决定把他的课交给胡石根去上，可是由于参加了这次学生运动，上面认定这个胡石根不适合留校做教师。“于是中央通知教委，教委通知北大，北大党委找到系主任，那时候系主任是严家炎，严家炎晚上就找到我的导师，我导师半夜就把我叫了起来，问：你干了什么坏事了？我说：没做什么坏事啊！他说：没干坏事，那你干什么好事了？我想了半天也没干什么好事。想了半天，我说：可能是参加人民大会堂座谈会的事吧。他说：那可能就是这个事，你不能留校了。这时是1986年研究生毕业前夕。”
三、因六四被整肃
后来胡石根去了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同时改名叫胡盛仑。“当时我是不愿意教书的，我一心想带兵打仗。虽然当时并没有战争，可我就是感觉到中国要发生变化，要有仗可打了。由于希望带兵打仗，北大不让留，我就去装甲兵司令部谋职。那里有一个老乡，他一听我说要去，很高兴，拼命想拉我呆在司令部机关。我说我不想在办公室呆着，我想带兵打仗。没有这样的机会，也不合有关的程序。就这样，我没去装甲兵司令部。后来还去找过总参、总政、总什么的，发现都是要我坐办公室，在机关呆着，我都没去。不得已最后就到了北京语言学院。一到语言学院我就开始搞学术沙龙活动，起初在本校搞，然后在北京市搞，在全国搞——全国性的语言学术沙龙。语言学院当时很支持。在语言学院我教了6年书，到1992年我就进监狱了。”
其实1989年六四时胡石根就出事了，那时他在语言学院才呆了3年。“八九的时候，我组织学生、老师签名，组织教工游行，跟学生一起游行，支持学生绝食，发表声明、演讲等等。这些都是在4？26之前做的。六四后我又发表演讲，声讨李鹏反动政府镇压人民、屠杀百姓，被他们录音，后来成为罪证。记得六四当天，北京下大雨。我们先是在学校降半旗哀悼六四死难同胞，接着就开始很激烈的演讲，讲到最激动处甚至说人民应该拿起枪了，把他们彻底消灭。语言学院是外国人聚集的地方，国安控制得最紧，遍地都是特警，比北大多多了。”
六四前，“我们北京语言学院组织学生拦截军车，用吊车从山里调来了10多吨20多吨的巨石，把五道口的铁路都给封住了。清华大学和附近大学的师生也参加了。今天已无法想象当时的场面，非常壮观！晚上升起篝火，隔100米、200米就是一堆。学生有几千人，围观的群众上万人，大家成宿成宿不睡觉。6月3号那天，还有人主张把桥梁炸掉，凡进京的路口都炸断。学潮是从5月18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6月4号，时间还是很充分的，只是学生并没有这么做。当时学生轮流到部队营地跟官兵们送饭送水说真相，每个人都是一腔热血。有一些退伍军人和特种兵就给学生出点子，说哪个桥梁、哪个路口可以炸掉，但最终学生都没有采纳。木樨地的抵抗运动尤其动人。当时老百姓几十万人，从公主坟一直到木樨地，到处听到石头、砖头打在士兵钢盔上的声音。那些砖头瓦片从哪里来？都是这么人手传人手从几里外的地方传送过来的，跟传送带似的。每个人都放开嗓子喊：”强盗！法西斯！‘起初还喊说’士兵不要喝老百姓的血！‘，后来就被淹没和简化了，只剩喊’强盗！法西斯！‘，嗓子都全喊哑了。“
六四之后，整肃开始。“6月5号军车开进了各大学校园。记得我那天还到北大去了一趟，当时北大校园广播站还在广播一些死伤信息和演讲。后来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军车进校园了。顷刻之间，呼啦一下，人群就作鸟兽散了。估计也就二三秒钟的样子，几千人眨眼的功夫就没了！全跑光了！满地都是鞋子、倒下的自行车。当时就是这样恐怖！我站那里看了半天，也没看见军车来。就这么一个传言，就把人群吓成这样。后来回想，可能是便衣做的一个试探，看看当时学生的心理反应状况。”
胡石根是6月11号离开北京的，当时北大、人大、清华的很多学生已经被通缉了。“我原想直接跑到广州，结果到武汉时火车就不通了。武汉市民把武汉长江大桥给封了，从北到南的车只能在大桥以北停下来，从南到北的只能在大桥以南停下来，南北交通断了。北京已通缉学生，几十万武汉市民却还大游行呢！集体抗议李鹏政府。陆路不通了，我们改水路，雇了一条船。当时我们一行几人，有老师，有学生，发生了争执。有的说应该到广州，再到深圳，当时那边是有人接应的，要保存力量。有的说，事情起来了，你们都跑了，留下我们老百姓受苦，要落人谴责的。最后形成一个结论，让能走的人尽量都走。我最后没走，乘船渡到南岸后，坐火车回老家了。到南昌没几天，单位打电话让我回去。当时语言学院有一个国家级研究项目，我是这个项目的一员。这个项目已到扫尾阶段，要我回去完成，于是在家没呆几天就回校了。结果一回去就向我宣布不准离开校园，说如果离开校园就会被抓捕，到时候学校就没法管我了，同时宣布我停职反省，让我到一个资料室去上班。”当时单位有审查办公室，公安局也来学校询问，查了将近一年，学校最后给了胡石根一个行政记过处分。
四、组党和入狱
这资料室一呆就是好几个月。“在这期间我倒是有大量时间系统地读了社会党国际的有关文件。社会党国际是搞民主社会主义的，参照社会党党纲，我就起草了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党纲。然后就开始找人，邀其加入中国自由民主党。我们学校的王国齐，是我招募的第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党员。六四后他被关了八九个月，回单位后就被开除了。后来招募的党员差不多都是参与六四的人，刘京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一年不到，我们就招募了近三百人。李海、江棋生等也参加了最初的组党活动，但他们认为搞组织很危险没有入党。李海原是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六四后也被抓了，出狱后留着大胡子。我们总结八九失败的教训，认为正是因为没有坚强的民主政党和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才失败的。记得八九学潮期间我三天没去北大，再去找杨涛（学生领袖），他们就说杨涛不够格，已经被他们赶下台了。我当时还笑说他们这改朝换代也太快了！现在回想，学生都是很单纯的，可只有单纯的理想是不够的。”
刘京生在胡石根入狱12年之后写过一篇文章《胡石根，你还能活着出来吗》，回忆了二人相识和交往的点滴往事。“我与他（胡）第一次见面是1989年5月的一天，当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学生宿舍28楼前的一小块空地上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周围有不少热血青年在认真倾听，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胡身材瘦小，个子不高，衣着随便，其貌不扬，而他的演讲却充满激情，诚恳而又深刻尖锐，似乎洞察一切。你一定会被他吸引，被他感动，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六四之后，很多人感到无助和无奈。“许多人开始放纵，开始享乐，开始沉沦，开始寻找新的精神寄托。人们似乎很快就忘记了六四，忘记了那些死去的人。就在这时，胡石根找到了我，直截了当地问道：”是否希望做点什么——为那些死去的人？‘我被他的热情、直率、信任、真诚所打动，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愿意做些有意义的事，不甘沉沦。’这一天，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刘京生继续写道：“这之后，他介绍我加入了中国自由民主党。我为自己能加入这个组织而感到自豪，并永远的记住了这一天——1991年1月7日，正是我37 岁生日的第二天。”“此后我们共同创建了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决心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当时最安全的选择是广交朋友，蓄势待发，但最终他们选择了风险度最高但又最迫切需要的秘密组党。“在胡石根看来，在当时的背景下，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刻，在几乎没有人肯为中华民族担当道义的时候，我们必须站出来。”
1991年的十一、元旦、春节期间，胡石根和他的同仁王国齐、王天成、康玉春、陆志刚、安宁、陈卫、陈青林、刘京生等人印刷、张贴、邮寄、散发了大量揭露残暴、传播民主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是胡石根起草的。“在我（刘）看来，我们做得还不多、不够、不好，还想大张旗鼓、狂飚突进地干一番。这时胡石根及时提醒我：”我们也许做得不多，但是我们做了。我们都是铺路石子，有可能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但我们无愧——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我们的良心，无愧于死去的人，也无愧于自己，这就够了！‘“
刘京生评价胡石根凡事观点深刻而鲜明，“毫不掩饰，能说服的说服，不能说服的求大同存小异，从不强求统一。在我们之间，争议不可避免，可他从不因观点的不同而疏远谁。他真诚地对待所有的人，赢得了大家对他的信任与爱戴。……眼见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白发也一天天多了起来，而此时他还不到37岁。我对此常常感慨，感慨他生不逢时，感慨他不得不用最原始、最落后的工作方式（骑一辆破旧女式自行车穿梭于京城的角角落落）来抗衡武装到牙齿的既得利益集团。”
胡石根为中国自由民主党起草的党纲和工作文件，讲到了几条重要意见：一、人民组党、多党竞选是必要而且是可能的。这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选择，是大势所趋。二、要重视民族问题。把民族问题与民主运动有机的结合起来，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新疆、内蒙、西藏、台湾等矛盾冲突较为激烈的地区。三、民主运动的开展，主要依赖国内的政治组织、政治力量，依赖广大的民众。四、开展工人运动，重视公民维权，建立独立于当局的工会组织，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五、鼓励有政治信仰、政治热情的人做一个职业革命者、职业政治家，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以适应工作的需要。
1990年开始建立政党组织，到1991年就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这时我们才知道北京还有另外一拨人在搞政治组织，叫做中华民主进步同盟。有康玉春、陈青林、陆志刚、安宁、陆明霞，他们那拨人都是八九的学生。通过高玉祥和陈青林的接触，他们也知道我们了。我们相互联系，彼此加入。到了1992年初，我们又成立了中国自由工会。加入的人多了难免鱼龙混杂，事实上八九的时候官方已在学运中安插了不少线人。他们打入学生内部，游行时他们也跟着游行，后来被抓时他们也跟着一起被抓，不过抓进去一两天就放了。这些人表现得很积极，抗议比谁都坚决。”
“六四后我们经常有活动，搞组织联络、印刷、张贴、散发、邮寄传单等等，需要很多人来做这些事，这样就到了1992年六四前夕。当时我们准备在全国搞一个轰动性的纪念‘六四’三周年的活动，至少北京、上海、广州等五大城市一起搞。外地同志都到北京来领取大皮箱，大皮箱里装的都是传单。在北京，我们当时准备用航模直升飞机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航模直升机是从香港用集装箱发过来的，先发到深圳，再从深圳拉到北京，然后直接拉到康西草原，在康西草原组装和试飞。航模飞机的载重大概是65公斤。天安门广场东南面附近有个石碑胡同，那里有一个旧的二层洋楼。我们租了它的二层，准备就从那个二层楼顶起飞。事实上我们的飞机在六四前一周就被破获了，根本没飞成。我们中间一直有官方的线人。紧接着，外地到北京来领传单的人一到北京就都被抓捕了。”
胡石根他们在丰台东高地开了一个卤鸭店，前院卖卤鸭，后院除了做卤鸭，还有一台日本超霸速印机。“当时那机器要几万块，还是很贵的。航模飞机大概也要十几万。这次抓捕，把我们全抓了，光北京就抓了七八十人，上海、广州、新疆、成都、内蒙等地也有很多人被抓。我们是5月27号被抓的。5月25号那天，警察到了卤鸭店，掀开帘子一看就看见了速印机。当时印传单的人很紧张，但警察当时并没有动手。于是卤鸭店的老板就想把速印机藏起来，殊不知早就被人盯住了，就看他们往哪里藏。到27号，他们打电话告诉我，说东西藏在某处了。我就问：”你们还没走啊？‘情况很危急，我们赶紧通知人，什么也不要干了，快快躲起来再说。27号晚上，我到宣武区西便门附近跟高玉祥见面，分手后走到儿童医院，警察就把我抓住了，直接送到安全局的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在丰台区大红门，靠近铁道线，旁边就是农田，那里有个村子，村里有一个二层楼，外表看像个招待所，到里面才能看见挂的牌子。我在那里从5月27号呆到6月10号，之后就转到秦城监狱去了。在秦城监狱呆了3个多月又转到半步桥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在那里呆了3年，最终定我两项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刑13年，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0年，两罪合并执行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五、破碎的家
2005年和2008年，胡石根两次获得减刑。2008年5月，他被从北京第二监狱调到北京市未成年管教所。那里有个北京市回归教育中心，所有待释放的人回家前3个月都要到那里接受回归社会的教育。“本来我应该在5月底回家，他们却故意拖了3个月，直到8月24号奥运结束才让我出狱。我是8月26号回家的，被关了16年零3个月。在监狱吃的苦我不想细说了，尤其是在看守所，以后有机会再聊吧。那是太痛苦、太难以述说的一个过程。”
母亲1999年去世，胡石根在狱中没有获准参加葬礼。“我坐牢，母亲眼睛都哭瞎了。坐牢期间可以说是家破人亡。母亲死了，2003年妻子又和我离了婚。探视时间没有合法的亲人探视，后来我的一个弟弟就在北京长住了下来，每月去监狱探视我。我有一个女儿，现在北师大读大三。我出狱后，老岳母请我吃过一次饭，与女儿和前妻见了一面，后来就再没见过。在监狱服刑期间，她们去监狱看过我。现在我什么也给不了女儿，等她将来走上社会了，再自己去判断她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吧。”
胡石根的前妻是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职工，1981年到北大进修时两人相识，那时胡还在读本科。“我们是在我已坐了12年牢之后离的婚，主要是为了孩子。其实还在看守所的时候我就提出过离婚，说孩子你能带就带，带不了就给我的兄弟姐妹，她就哭。我兄弟姐妹多，肯定没问题。我们兄弟姐妹间的关系很亲密，他们都很关心我，他们的孩子也都很尊敬我。后来前妻还是舍不得，一直自己带着孩子。现在她好像还是一个人，跟老岳母住。后来我打过几次电话，说想去看看老岳母。老人说不用了，都看过了，你只要没什么事就行了，我们就不用你管了。我想那就算了，人家这么多年已经形成了一种生活规律，我再去打扰反倒不好，何况现在我的生活还是动荡不定的。”
胡石根原先住在语言大学的筒子楼内，现在那房子都改成了学生公寓了。如今他住在北师大东边的一个公寓楼里，属于西城区。那是一个两居室，与另一个人合住。“出狱后他们（警方）把我安置在这里，包括装修（只在他那间房子里简单地铺了地板）都是他们弄的。整个这个房子，从里到外都是被监控的，让人想起前一阵风靡全球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我们现在进行的访谈，说的什么话，肯定是百分之百监控，你现在就可以跟他们（指监控窃听者）打招呼。这个房子是语言大学和海淀区公安局合谋搞的，借我出狱之机，把我从学校弄出来，不再让我回到学校住。我本应回海淀区，但是他们硬把我安置在西城区。我不愿意，可也没办法。西城区的政治犯比海淀区少得多，把我安置在西城区为的是减轻海淀区警方的压力。西城区实际上是很烦的，他们认为海淀区把这么大一个雷丢到这儿来了。出狱两年多了，至今我也没办户口登记，户口本、身份证都没有，生活极不方便，连银行开户都办不成，出行更是很大的问题。没有户口也就无法办理生活最低保障。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生活主要靠亲友接济，无法通过银行，只能当面转交，非常麻烦。这种状况其实是另一种方式的囚禁。没身份证，没户口本，你就不能找工作，没工作你就没有生活来源。出门就得花钱，没钱你就出不了门，他们就是想用这种办法把你限制住。”
真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本来我们这些人出狱后是要参加所谓社区矫治，按规定这期间要写思想汇报之类的东西，现在我被卡在中间，哪儿也不属于，这样一来就没人管我了，思想汇报都不用写了。不过，到了敏感时期就没有真空了，24小时都有人盯着，有时他们就坐在你们坐的这个沙发上。这个楼还专门为我的入住安装了探头，每天的电话，约见了什么人，他们都一清二楚。今年春天‘两会’期间，美国之音、法国电视台等媒体来采访我，他们都知道，拦不住人家。我呢，只要你能来，我就接受采访。有朋友劝我出国，不过我没有这个考虑，一出去肯定就再也回不来了。我是基督徒，每个星期天要去做礼拜，他们有时想管也管不了，但有时他们就蛮横地拦着我不让去家庭教会。”
胡石根2010年8月6日由袁福声牧师（袁相忱牧师之子）施洗归主。几乎同时，他与滕彪等其他5名中国异议作家同获赫尔曼-哈密特奖，胡石根把这看作是主的恩典。现在，他参与了一个访民维权律师团。这个律师团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公民律师，没有律师证，但关心访民事务，胡就属于这样的公民律师；另一部分是被吊销了律师证的律师，仍然可以为访民提供法律服务。“这个律师团的人大多数都是义工。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访民的上访材料。除了这些，我还要学习很多新的东西，毕竟坐牢16年多了。现在我24小时都觉得不够用。”这正如《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应许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愿上帝多多赐福于胡石根弟兄！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717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739
2010年11月12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