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米奇尼克《狱中书简》英译本序言

亚当·米奇尼克《狱中书简》英译本序言

Jonathan Schell

刘荻译

政治活动中的原创性远比科学和艺术中的原创性更为罕见。而更加罕见的是，原创性的政治活动扩展了人类的潜能，而不是损害或摧毁它们。波兰的反对派运动，在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且禁止了独立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之后，继续活动了四年，在我看来，它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迄今为止，这个世纪在政治领域最有独创性的发明大概就是灾难性的极权主义，不幸的是，它极大地扩展了人类在组织起来的罪恶方面的能力。至目前，在付出至少数十年和上千万生命的代价之后，在人类精神中产生了在全部每个方面相应的回应。这一回应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由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极权主义体系——苏联共产主义体系在波兰的翻版——在约瑟夫·斯大林时代达到了其野蛮的顶峰之后，有了相当程度的缓和，这是事实。当然，极权政府也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武力击败并最终摧毁纳粹政权的同盟国前所未有的有效抵制，这也是事实。但是现在极权政府从其国家内部召唤出了强大的对手。波兰的自我限制的革命——所谓“自我限制”，顾名思义，即尽管得到了波兰公众潮水般的支持，它还是从推翻政府的企图中抽身而出——有着很多新的特征。它有着至关紧要的工人阶级的广泛和持续的参与，有着世俗反对派和天主教会的联盟，有着献身于自由和运动内部的民主精神。但是比这些都重要的，是新的行动方式的发现，这是一个使得所有这些成为可能的巨大贡献。尽管在反对极权统治方面训练有素，波兰的运动却没有变得和其对手相似；它对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欺骗的回答不是花样翻新的暴力和欺骗。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变革，完全放弃这些年代久远的手段，把它们留给政府中的敌人，而从完全不同的源头中寻求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旨在正常的公民生活的大量的和平活动。这样做不仅背离了极权主义的惯例，也背离了大多数其他革命的暴力实践。有人质疑波兰的反对运动是否真的算得上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没有推翻政权，甚至也不谋求推翻政权，它也许被看作很快就失败了。而仿佛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它在生活的其他领域更全面地得以展开——社会、文化、道德甚至精神领域。说到底，一个领域自身的实践是最为彻底的，它并不亚于革命历史中的一个新章节。从这方面来说，不仅仅是发生了一场革命；而是发生了一场关于革命的革命。这场革命于1980年引人注目地突然爆发；随后在1981年12月，其组织团结工会被宣布为非法并被迫转入地下；此后虽然没有再次成功地组织戏剧性的全国示威，但它以许多方式再次浮出水面，有时比以往更加有力。对波兰来说，革命的最终成果迟早会被释放出来，但是对于总的世界政治史中的章节来说，它已经被写入由在政治和道德生活中的大量发明和发现所组成的记录之中，不会被后来发生的事件所淹没。波兰仍然在其地缘政治的牢笼中踱步，但是它已经越过障碍，送给我们其余的人一份难以估量的礼物。

在今天来自波兰的声音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亚当·米奇尼克的声音。他作出了一个预测，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相信专制独裁统治注定要失败。现在没有人相信他们虚伪的诺言。他们仍然拥有监禁和杀人的力量，但是几乎没有其他力量了。我说“几乎”是因为他们还留有用自己的仇恨和耻辱来污染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用尽全力来抵抗这些污染，在我们面临的全部斗争中，这是最艰难的。

米奇尼克目前呆在极权政府的监狱之中，而他最关心的——这给我们提供了理解他的思想和人格的一把钥匙——是运用他自己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品格，连同当下局势中的其他受害者的品行一道，在某一天为极权主义崩溃之后的政治制度定下基调。他的文章是我们了解这场革命的发源以及更重要的其革新性实践最有价值的指南。米奇尼克1946年生于华沙，他把自己的父母描述为“犹太裔波兰共产党人”。在二战前的波兰，他的父亲曾因政治活动而坐牢。从少年时起，亚当就证明自己是一个活跃的政治活动家——但是与其父母的倾向明显不同（1977年，他父亲参加了在一个教堂中举行的支持呼吁从监狱释放亚当等人的绝食抗议活动，从而成为了儿子的反对共产主义活动的充分支持者。）十五岁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叫做“矛盾寻找者”的政治俱乐部，却被很多波兰人非正式地叫做“修正主义苗子”。（后来，政府给这些年轻人起了个更加可怕的称呼，开始管这个俱乐部叫“恐怖小组”。）十八岁时他第一次被捕，原因是卷入书写和散发一封批评政府的“致党中央公开信”，由雅采克·库隆和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牵头署名，这两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因正在浮出水面的反对运动而崭露头角。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分别被判刑三年和三年半；米奇尼克被关押在监狱中两个月。此后他的生活完全在政治活动和坐牢之间循环。1964年他进入华沙大学历史系学习，1966年他因为参加其中有哲学教授克拉科夫斯基批评政权的讨论而被停学。1968年他因为协助组织抗议当局禁止上演备受崇敬的十九世纪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戏剧《先人祭》，而在高教部的命令下被开除出大学。大学中发起抗议他的被开除；因此官方阵营发起一个带有反犹主义色彩的运动来攻击抗议者。1969年2月，他因为加入一个企图推翻政府的地下组织而被判入狱三年，尽管实际上这个组织并不存在。服刑一年半之后他被释放，在华沙生产灯泡的罗莎·卢森堡工厂工作。1971年他离职，并且最终以扩招生的身份进入波兹南大学，直到1975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1977年5月他再次被捕，但是由于知识分子群体大面积地抗议此次逮捕，他和其他人两个月之后就获得释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协助建立独立出版社，还协助建立称之为“飞行大学”，在人们的公寓等地方讲授未经审查的课程。1980年8月，他和另外几个人再次被捕，这次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把他们的获释作为与政府达成的历史性协议的最终条件——这个协议以团结工会合法化为基础。实行军管之后，他再次被投入监狱（未经审判），并被关押超过两年半。他获释六个月之后再次被逮捕，审讯，并被判刑三年，目前正在服刑。

米奇尼克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当然也不是一个“政治科学家”——或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体系的倡导者。他的写作，像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或甘地的文章和书信一样，不仅仅是对行动的反映，而且本身就是行动的一种方式。同样公正地说，他的行动——以及其他无数波兰人的行动——也是一种写作，这些行动因其创造力而有一种力量来揭示新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它们像任何一部伟大的着作一样伟大。米奇尼克的着作既反映、又帮助塑造了波兰人民曾经拥有和正在被带入现实的新的可能性。在描写的同时又参与历史事件的能力是不寻常的。写作就其本性来说需要孤独，而政治行动就其本性来说需要永远与他人交往。对米奇尼克来说，这一两难问题似乎被当权者解决了，因为他们反复把他关进监狱。在写于1985年春天的《狱中书简》中，他提到，当他得到六个月的自由的时候，他无法写作，但是他发现自己再次入狱时，创作马上重新开始了，他还用与众不同的反语和幽默告诉把他监禁起来的将军：“感谢您严密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并给我提供合适的地方来沉思。”（米奇尼克的文章让人愉快的地方之一，是主题的沉重和风格的轻松结合在一起。）总的来说，米奇尼克给政府惹了这么多麻烦，以至于他们必须他监禁起来；但是一旦被监禁，他便开始写作，他的信被偷带到外面，被整个波兰以及外国阅读，没有比这给政权找的麻烦更多了。其中的一个困境在于——而且决不是最后一个——是这个政权弄不清楚对手在哪里。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评论道，最好的小说家不仅仅证实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还能够揭示存在的新面貌。这可以用来形容米奇尼克的政治写作。他从不仅仅为已有的争论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的声音增加分贝，从不仅仅是卷入用语言向一个固定的目标开火。其可能的结果就是，他的文章虽然写于政治斗争之中，却是平衡和公正的典范。他致力于加深自己和他人的相互理解，而不把精力浪费在出于偏见而歪曲对方的观点上。他文字上的爱好也有效地阻止了粉饰的倾向。当他发现在一位作家所描绘的当代生活图景中，将政治过分狭隘化，他声称这个人遗忘了：“整个社会和政治现实中激动人心的部分……混杂着失败与希望、理智与天真、恐惧与虚张声势的迷人的全景。”一次，当团结工会的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一群被激怒的暴民在奥特维克城包围了一个他们认为殴打过两个醉汉的警察。米奇尼克从别处被叫到现场，他自我介绍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他帮助使人群平静下来，并且救了那个警察免遭伤害。他的文章中也充满了同样的精神，不愿意看到发生不公正的事，即使是发生在那些正在不公正地对待自己的人身上。他不愿意在任何政权面前屈服，同样不愿意在任何竞争的派系或习俗面前放弃自己的思想或良心。他用行动和语言提醒我们，尽管自由可能也许是必须由制度来加以保证，但是人类的自由最终永远靠个人精神来实现。

在1976年，团结工会诞生的四年前，米奇尼克写了一篇富有预见的文章，名为《新演进》，在文中他推荐了一个政治反对运动的新方向，在当时相对弱小。这篇文章展现在波兰“对其盟友的义务”的背景之上——这是提到波兰政治生活的基本现实时的委婉说法之一，这个现实是苏联军队的压倒性力量，以及苏联经常利用军队来展示令社会主义卫星国服从其政治统治的决心（世界上没有地方能够比东欧国家在听到“我们的盟友”这个词语时有更多不详的感觉。）如果这一威胁以某种方式消失了，似乎可以谨慎地说，波兰的共产党政府马上就会倒台（当然实际上，这一威胁的在这世界上消失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被外国力量，尤其是被邻国俄罗斯统治，对波兰来说很难说是件新鲜事：它曾经被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分割超过一个世纪——从1795年到1918年，而且抵抗这些武装的敌人几乎和今天抵抗苏联一样无望。今天，一个新的因素更加钳制了寻求确立自身的波兰——核武器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波兰处于被核对峙所冻结的重要位置，在军事和外交上不得动弹。在过去，尽管反抗是徒劳的，波兰还可以梦想被外国军队或激烈的国际秩序重组所导致的战争所拯救；而且，事实上本世纪波兰有两次是被战争从统治者手中解放的：先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波兰获得了独立，而后是纳粹被赶出波兰，不幸的是，这只是为苏联统治这个国家让位。今天，无论如何波兰必须认识到整个欧洲都认识到的事实：在核时代，欧洲的版图几乎不再可能被进发的军队所改写。我们的时代还告诉我们在核对峙和核灭绝之间两者必居其一，而不管其中哪一种，都不存在拯救波兰的希望。总之，波兰人被三重力量所征服：在地方的层面上，是华沙的极权政府；在国家的层面上，是苏联侵略的直接威胁；在国际层面上，是核武器导致了军队的瘫痪，这使整个糟糕的现状得以维持。

对大多数战后观察家来说，如此纠结的情况意味着毫无希望，他们毫不犹豫地宣称波兰的情况不可能有巨大的改善。问题在于（任何人都会为说出如此不言而喻的事实而烦恼）因为波兰无望击败部署在其周围压倒性的军队和警察部队，所以任何抵抗都注定要失败。米奇尼克的天才在于把这一见解分成两个部分，并且接受前者（不可能击败军队和警察部队），而拒绝后者（任何抵抗都没有希望）。如果说我们能够从所面临的可怕逆境中获得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幻想的破灭：避免了把精力和体力浪费在追寻不可能的目标上。从历史上看，波兰人是最浪漫的民族，习惯于追寻遥远的机会和梦想，但是经历了苏军用来维护其极权统治的两百个师做后盾的核武器这种挫折，即使是最狂热的武装抵抗的梦想也不能幸存。对这一立场的最终接受，为新的探索和一种新思想方式扫清了道路。因为暂时没有越狱的希望，波兰反对派运动的成员开始更加仔细地检查里面的牢房，看上去生活在一个无法定义的时期，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这就是说，认识到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军事行动能拯救波兰，他们开始仔细审查局部环境中的微小细节。很清楚，苏联军队无法被赶出波兰；但是十个人聚在某人的公寓里聆听未经审查的波兰历史课又如何呢？在国事上，共产党可能无法被从其“领导地位”上赶下来；但是一群工人开始出版一份真实全面地描述工厂情况的简讯，又如何呢？而当数以百万计的人丢掉恐惧，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诸如此类的局部行动，又会发生什么？这一新的发酵剂，用伊琳娜。格鲁金斯卡-格罗斯（Irena Grudzinska-Gross）在《团结工会的艺术》中的话来说，就是“努力超越政治范围的限制，但又保留在自身地缘学的界限之内。”

把政治显微镜的镜片对准这些问题的最敏锐的头脑，可能就是米奇尼克。在《新演进》中，他考察了政治情景，并提出了一种行动的新途径。他的工作开始于这样一个预设之上：“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独裁统治……既不现实，又危险”。他渴望波兰的完全独立，但是也接受这一事实：任何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没有希望成功的。然而他看到一种行动的机会，他相信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在苏联强权的巨石与当代波兰生活中坚硬地带之间，他发现了空隙。按照惯常的观点，无论如何，苏联的利益和波兰社会的利益都是永远截然相反的。米奇尼克得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苏联的政治领导层、波兰的政治领导层，和波兰民主的反对派的利益”他写到，“基本是共存的。”因为对三者来说，苏军的干涉都是一场灾难：对苏联领导层来说，这将会导致国际威望上会遭到巨大而持久的损失；对波兰领导层来说，这将会失去其正享有的有限的统治权，甚至可能会被“废黜”；而对波兰反对派来说，这将产生流血和苏联更严酷的直接统治。这样一场侵略，会导致“一场战争，波兰……不可能在战场上取胜，而苏联不可能在政治上取胜”。他总结到，三方利益的统一，划出了“一个容许政治运作的领域……一个可能妥协的范围”。

着手回答“能够做什么”这个问题时，米奇尼克研究了以往的努力，这体现了他的写作的全部精神特征，那就是尽管他对某种努力的最后评价是否定的，他还是对所取得的任何好结果都给予慷慨的赞扬。米奇尼克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信奉“历史暗藏在人的背后起作用”的人——但是他永远关注大的历史事件，任何个别的行动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永远热情地注视着一个时期的一个脚步，虽然它并不完善，还可能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但它也许会使下一个阶段的下一个脚步成为可能。他把波兰当代历史上的改革派分成两种：修正主义者，他们谋求激发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理论的人道的那些方面，来使共产主义统治温和化和自由化；和所谓的新实证主义者，即天主教派别，他们从原则上拒绝共产主义，但是寻求通过与其合作来使其松动的实际政策，他们甚至也参加波兰议会。米奇尼克写到，修正主义者是“忠于圣经（即马克思主义），但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释它”，而新实证主义者“忠于教堂（即现实的共产政府），希望它迟早会不复存在”。二者都是在体制内做工作的方法——呼吁“共产党高层的理性思考”的方法，而且在一段时间内——通常是以书籍和文章的方式，在稍微自由一些的知识界中——都取得了有限的积极成果。这两派都必须付出那些选择在体制内做工作的人永远要付出的代价：为了保持他们的影响，他们需要放弃同那些致力于从体制外来改变体制的人之间的联系。因此，当体制外的抗议沸腾的时候，改革派的致命危机就到来了：对修正主义者来说是在1968年，当支持高校自由化的学生运动发生，而后遭到镇压——撤消大学中的一些系，开除学生和报复他们的父母——的时候；而对新实证主义者来说是在1976年，当工人们示威抗议政府宣布食品价格上涨，而政府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报复的时候。在这些时候，任何希望保持其最大限度地站在社会一边的反对派，都必须表明自己支持哪一边——“镇压者的那边还是被镇压者的那边”——因为上述两种改革都不能这样去做，因而它们都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米奇尼克分析了制度内部改革努力的失败，从中得出了一条关键的看法：“我相信，使今天的反对派与过去的改革倡导者不同是如下信念：渐进的纲领应该面对的是独立的公众舆论，而不是极权政府。这样一个纲领应该为人们提供应该如何行动的建议，而不是向政府提供如何改革的建议。这个建议是简单的，但其内涵是激进的。行动的着眼点的改变导致实质的改变。那些走上层路线的人想要达到任何目的，都必须依靠上层的讨论和心血来潮。而那些在社会之中并且和社会并行的人们则能够直接行动。然后政府有责任做出对应。第一种方法基于的信念是：政府通过垄断暴力工具也垄断了政治权力，认为与政府合作是分享权力的唯一方法。第二种方法基于的信念是：权力还来源于其他地方，来源于公众舆论，并且寻求发展它们。而米奇尼克不像其他那些在曾经放弃政府中的权力、转向公众作为补偿的人，他不谋求推翻政府。准确地说，他希望，社会立即和直接地接管起自己的命运，扎根于生活的领域，只有在谈判时才与政府打交道。他希望最后的结果会是一个以妥协为基础的”混合体“：政府在执掌国家政权的同时应该承认和接受社会中的其他独立机构。米奇尼克列出了那些他希望能够推进”新演进“的社会团体。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工人，他们的参与是”公共生活向民主演进的必要条件“。他异常准确地预见到，关键是独立的”代表工人利益的团体“的建立。第二是天主教会，它一向保持独立，但是近来对捍卫他人——包括工人——的独立和权利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心。在教会中，米奇尼克注意到，”在反对‘唯一的无神论上帝’的同时，他们已经在采用“人权宣言”中的原则。“第三是知识界，他们的职责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捍卫道德和政治的基本原则。

米奇尼克按照自己的见解行动，并且很快就忙于组织和参与大量的独立团体。值得一提的是保护工人委员会，通常称为KOR——其波兰语名字的字母缩写。KOR并不作政治煽动，或以其他方式向政府进言。相反，它为那些以种种方式受到政府镇压的工人及其家庭提供具体的帮助——经济上、法律上和医疗上的。的确，委员会明确宣布，其目的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并且将其活动限制在其创建者之一里普斯基（他写了一部精彩的关于这个组织的历史着作）所说的“社会工作”之内。但是在KOR眼中被认为是社会的东西，却被政府定义为政治的，对极权政府来说，它要求集体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政府来组织，并在其管理之下。由于极权政府深入到通常被视作其力量来源的日常生活中，KOR发现了它的一个弱点：恰恰由于极权政府把日常生活政治化，日常生活才能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广阔天地。在这里，KOR暗暗地与政府较量。结果，KOR成员很快开始遭到和他们想要保护的工人同样的镇压——失业、逮捕、监禁、殴打，有些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组织不寻常的特点之一是，其成员情愿遭到政府报复，并不是为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政治纲领或是远大的目标，而是为了把钱放在失去父亲的家庭手中，或者在审判一个工人的时候为他准备有利的证词。似乎只有伟大的目标才能证明牺牲的意义，可是KOR工作者却准备为不大的目标做出巨大的牺牲。“在一些异议人士的圈子中，KOR成员被嘲笑为‘社会工作者’，”里普斯基写到，“但是在KOR内部，得到同事这样的称呼，被视为是一种荣誉。”

采取一种“在社会中直接行动”总体政策，意味着一系列对封闭的波兰社会来说十分新颖的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公开性。当KOR在1976年9月刚成立的时候，其成员写了一份有关目标的声明，他们不仅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这在波兰的反对派团体中是没有先例的——还加上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之后，委员会尽最大可能按照公开性、公开行动的政策去做。与公开性关系密切的是真实性。在其全部的报告和出版物中，KOR努力一丝不苟地做到事实准确。就其本性来说，这项政策既有理想主义的原因，也有实用的考虑。成员们相信，说真话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还估计，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社会中，一个组织努力开辟通向真实的小路，会赢得支持和力量。另一项新政策是“行动的自主性”。自主性是反对派希望整个波兰和每个波兰人都做到的。KOR成员将其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从而开创了这一政策。“不可能由组织来吩咐某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里普斯基写道，并补充道，“这个原则是：如果有些人想做一件事，而又不违反KOR的原则，他们应该被允许追寻自己的理念。而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件成功的工作都是由那些受自己的主动和热情所驱使的人完成的，而这产生了最好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波兰的反对派活动家们谈论自主性——即每个人自由行动的能力——像谈论自由——即一个人行动的权利——一样多（你可能会说，在西方，我们有很多个人自由，但是几乎没有自主性。我们有决定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权利，但是我们不大愿意使用这种权利来使自己烦恼）。最后一项政策是信任。我们一般多少把对某个人的信任当作一种副产品，是由他人值得信任的行为无意中导致的，而不将其看作是某项政策、或者是我们有目的造成的结果。但是对KOR来说，信任确实是一项政策。理由之一是秘密警察的渗透：每做出一步决定都要防范这个。KOR决定拒绝怀疑，和怀疑所带来的所有装置和程序，“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

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的政策，可能被放在一起简单地形容为高尚地战斗的政策，它们不是任何主导计划的组成元素，但它们是一致的。它们让KOR更多地在政府旁边工作，而不仅仅是与政府斗争。尽管KOR没有任何夺取国家政权的计划，但他们确实希望独立于政府的行动能够扩散开来——这就像封闭社会中发生了一场自由的传染病。里普斯基评论到：“KOR的长期目标，是在独立于KOR之外的不同领域和的不同的社会团体中，促成自主行动新的中心点。KOR不仅同意它们的独立，而且还希望它们独立。”这一希望在过去的几年里完全实现了。

KOR的内在精神朴实无华，它作为我们时代的楷模组织，比起最终决定性的行动更加杰出和鲜明。1981年9月，KOR成员决定，其角色由团结工会来完成，并投票决定KOR解散。KOR的完全消失，从表面上看，其中似乎混杂着个人利益、派系竞争和官僚势力，这些单独起作用的外因，往往取代了一个组织成立时的目标，并且将其变成这个世界上一个呆板的负担。当KOR存在的理由消失时，它也就消失了。这可以用乔治·奥威尔对甘地的评论来解释：“被成功地甩在后面的气味是多么干净呀！”

1980年8月，KOR的小溪流入了团结工会的大河，但是它已经为决定这条河的流向做出许多。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的政策被保留了下来。像米奇尼克在监狱中写的那样，运动的“本质”仍然“基于重建社会、在官方机构之外恢复社会联系的纽带。”紧跟着的是贯穿全社会的、多种多样的公民行动的全面爆发，覆盖了从团结工会自身到要求停止污染和保护消费者的社团（这些领域以前都受到政府极度忽视）。有人回想起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描述：“所有时代、所有环境和所有性格的美国人，都不断地结社。他们不仅有每个人都参与的商业和制造业公司，还有一千种其他的社团：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聊的、宽容的或严格的、极大的或极小的。美国人通过社团来提供娱乐，建中学、盖客栈、建设教堂、发行书籍、向地球的另一面派传教士。”（当然，明显的区别是，在托克维尔的美国，地方团体的工作多少是与国家政府相协调一致的，而在波兰则是恰恰相反。）在这次行动大爆发中，政治生活的真正要素，它曾经被四十年的极权统治捣得粉碎，现在以新的、生气勃勃的形式重新聚合了起来。革命的经典程序是首先夺取国家权力，然后利用权力去做你相信是好的事情。波兰革命的顺序是相反的。它从做好事开始，之后才把注意力转向国家。按照一种享乐主义信条“Carpe diem”的政治和道德观点，反对派直接行动，毫不迟疑、直达目标。这是个简单但是激进的指导原则：开始去做那些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开始做你心中的理想社会中的人。你相信言论自由？那就自由地说吧。你热爱真相？那就说出真相吧。你相信开放社会？那就开放地去做吧。你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那就体面而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用米奇尼克的话来说：“新演进，”“每一个反抗行动都让我们在此刻建立起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不仅是一个宪政架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真正的、日益增进的一个自由人们的共同体。”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在他们追求真理的斗争中，或者引用克拉科夫斯基的话说——‘过有尊严的生活，’反对派知识分子不仅像俗话说的，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且也为了更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波兰革命：团结工会》的作者Timothy Garton Ash恰当地注意到，反对派的做法是“如同”（as if）波兰已经是一个自由社会那样去做。而当反对派开始以这种方式去做的时候，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当他们开始按照“如同”去做的时候，这个“如同”就开始烟消云散了。随后他们就真的在保护工人（而且经常成功），演讲或出版书籍。不是“如同”它是一本书，它就是一本书，而且人们不久就能真正阅读它。当然，总的来说这个国家中的“如同”并没有烟消云散。当书被没收，当演讲被政府雇佣的打手们强行驱散，或者尽管反对派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无辜的工人还是被投入监狱的时候，“如同”就变得清晰起来。在直接的行动空间中——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个空间在稳步扩大——这些“如同”依然不是假的。一个自由的小王国被创造出来了。而且“自由，当人们身体力行时，”柏克写到，“就是力量。”这是反对派创造的第二个惊人的发现——只要无所畏惧地做日常生活中的事，就能够变得强有力。但是所获得的这些权力，并不是曾经由他人行使、现在被从他们手中夺过来的；这是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新的权力。因此，他们的纲领不是为了从国家手中夺取政治权力，而是为了建设社会。1970年，示威工人曾经被警察激怒，随后其中一些游行到党委大楼——在波兰被简单地叫做委员会——并且将其焚为平地。雅采克·库隆提出了一条为他赢得了声誉、并且预示了事件的未来发展的建议：“建设你们自己，而不要焚毁委员会。”

“社会”（要通过运动来更新）和“权力”（这要留给政府的）之间的区别，成为反对派内部的流行话题和许多讨论的主题。虽然没有人像旧时的列宁主义者梦想的那样，希望政府垮台，但是在反对派成员之间确实产生了一种常见的、对政府嗤之以鼻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漠不关心，在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所表现出的非凡的个人勇气中，体现了自己的光辉，这些人有时做得如同波兰没有一个压制性的政府一样；在预料将要强制实行军管——军管令人吃惊地接管了团结工会的领导权，几乎和十六个月以前团结工会令人吃惊地接管政府的方法一样——即运动的彻底失败时，它仍然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尽管不那么令人愉快。就像社会集合了数百万人行动而没有得到政府的注意一样，因此现在政府集合的士兵和警察行动了，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注意。两边都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力量，可能是因为它们拥有不同种类的力量，而且两边都是以自己这种的力量为基础判断对方的力量：对政府来说，反对派很脆弱，因为它缺少军队和警察力量，而对反对派来说，政府很脆弱，因为它缺少公众的支持。根据政府赖以生存的“现实主义”法则，团结工会运动是件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同样，根据团结工会赖以生存的更加“理想主义”的法则，军管是不可能的。米奇尼克令人难忘地刻画了二者的区别：

这个强大的、自发的社会运动，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陷入了与当局日复一日的持续冲突当中，它没有清晰阐述过一个具体目标，也没有精确表明过一个与政府共存的理念。它任凭自己因为一些小争端卷入斗争，陷入无关紧要的冲突；它经常无序和无能；缺乏对敌人以及敌人思维的了解。团结工会知道怎样罢工，但不知道怎样忍耐；知道怎样迎头痛击却不知道怎样撤退；只有大致的概念，但是没有一个短期行动的纲领。它是一个有着钢腿和泥手的巨人，在工人中间是有力的，而在谈判桌上却孺弱无能。桌子对面的对手，不可能是诚实的，不可能弄好经济或者信守诺言。它只会做一件事：破坏社会团结。这名对手在它长达37年的统治中掌握了这门艺术。这名对手——权力精英——现在无论在道德上还是经济上都破了产，正因为它政治上的脆弱性，它无法再实施任何形式的政治纲领。团结工会把这个政治弱点当作它的整体弱点，忘记了这个并没有受到民主侵蚀的高压机构，在专制权力手中，仍然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尤其是一个目前正遭受冲击的独裁政府手中。波兰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一个有着泥腿钢手的巨人。

强制实行军管这件事中最让人惊讶的一点，可能就是惊讶自身。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团结工会已经成功地将其“理想”变为现实，因此，经过时间考验的富有效率的谋略，像军管一样拥有压倒性的支配力量，几乎赢得了一切而又被整个国家所遗忘。团结工会因信任而生，又因信任而死。当然，这一代价高昂的对政府阴谋的疏忽，是运动的一个失败，但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失败。

在《华沙日记》中，理查德。卡普辛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写到：“这里，一切都建立在某种不对称证明的原则之上：这个制度承诺将来证明自己（宣布只有将来才有普遍的幸福），但是它要求你现在、今天就要通过表现你的忠诚、赞同和勤勉来证明自己。你自己对每件事作出承担；而制度不做任何承担。”反对派的做法是以一种与此前的做法正好相反的途径，它在今天证明自己，而把未来交付给它自己。这种做法，为解决政治生活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即从政治上来考虑，坏手段和好目的之间往往不一致（通常认为政治上必须的残忍和欺骗的手段，与这些方法直接导致的高尚和智慧的结果之间的不一致）。在波兰反对派运动直接的社会行动中，手段与目的合而为一。每一个手段都是目的，反之亦然。例如，KOR的每个“手段”——开放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和信任——都同时是一个目的。一个勇敢的行动和一句真话就是好的“目的”，它们能使生活更充实、更美好——对人们的不满作出补偿和改进工厂的产品，对于进一步的完成来说，就是一个好的“手段”。改造对手可能要花一些时间，但是在自己行动的空间之内，能够立刻建立起公正的社会。接下来的是，坏的手段不能再被用来实现好的目的。如果路程和目的是统一的，就没有理由毁掉你正在乘坐的车子。我相信，这就是这场运动的非暴力的源头，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他们所做的比所宣称的更为严格。而使用暴力、破坏性的手段和目的，会污染这场运动的美德及其力量的源头。这场运动在行动上的特点——其直接面向社会及其问题、其对局部的强调、其对暴力和谎言的拒绝，和其他为高尚目的而奋斗的基本手段——形成了一个前后一致的整体。如果你希望局部地做，有什么能比你自己更“局部”？如果你希望今天就能产生结果，生活中的哪个领域能比你自己的行动更加伸手可及，更加彻底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如果你以改造社会作为自己和自己的行动的出发点，那你怎么能允许这些行动被残酷、欺骗和其他破坏行为所玷污？这种行动方法就是非暴力，“非暴力”这个词对它所描述的对象来说，过于约束也过于消极：过于约束，是因为这场运动在非暴力的同时，也没有欺骗、保密和许多其他可憎的东西；过于消极，是因为其最深厚的资源不是任何形式的禁忌，而是积极的、有活力的，通过米奇尼克所倡导的那种持续不断的公开行动，来实现一个自由而公正的社会的公开追求。这场运动的精神，在于其使用的方法不依赖于暴力和那些使用暴力的力量。一点点暴力对团结工会的伤害，可能就像一点点和平主义对战争中的军队的伤害一样大。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反对派运动的非暴力性，是其得到天主教会强烈支持的先决条件——无论如何，这一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多数观察家同意，导致团结工会产生的某种民族精神出现于一年多以前：1979年6月，当第一位波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首次返回波兰的时候。这次访问过后不久，米奇尼克描述了其后导致的公众心态关键性的内在变化：

尤利安。司徒科夫斯基（Julian Strykowski）所说的“波兰的第二次洗礼”正在慢慢进入我们的脑海。一些奇怪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同样那些排队买东西的人们，通常是沮丧的、好争吵的，现在变成了兴高采烈的、快乐的集体，一个人充满了尊严。警察从华沙的主要街道上消失了，但是到处都秩序良好。被长时间剥夺了真正的权力的人们，突然又拥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这就是能够概括出来的约翰·保罗二世的朝圣之旅的社会影响。

一场诞生于“第二次洗礼”的运动必须保持对其精神来源的忠诚，否则就会失去力量，而这场运动所采取的新的行动方式，使其有能力保持忠诚。在当今时代，将精神性的东西或者纯粹是道德的维度，引进政治生活中，始终受到可以理解的深深怀疑。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间的争论仍然存在，其本质在于二者基于的原则如此不同，以至其中任何一方采取另一方的原则，都被证明会带来巨大损失。上帝之城的危险在于：将自身与被认为是政治生活中固有且必须的坏手段联系在一起，从而变得残忍和失去精神上的纯粹。世俗之城的危险在于：采取和平主义的原则——甚至是采取体现《登山宝训》上教导的温和——会使它遭到削弱和毁灭；但是如果相反，试图将政治生活中的坏手段与精神生活中的纯洁目的联姻，坏手段又会得到比往常更多的放纵，而且会增加狂热和暴力（在今天的伊朗——此岸世界的野蛮在追杀彼岸世界的纯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在我们的时代，这种危险与在任何其他时代一样真实）。鉴于这些严重危险，很多聪明的观察家建议将这二者分开，但将其分开也要付出代价。如果在人类事务的核心有一个领域——政治——是不能涉足的，那么宗教的道德教诲就失去了半壁江山。同样，如果将适用于个人生活的道德立场排除在外，政治生活就失去了道德的控制。尝试制定只与政治世界有关的道德立场，一般是可能的，但是每当有人做出真正激进的尝试时——马基雅维利的着作可能是最突出的例子——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个人标准被亵渎了，我们被打败了。如果在政治领域中采用某种行为方式，并不提供邪恶手段用于高尚目的的正当理由，乃至区别手段和目的，精神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古老对立也就解决了。

其后精神和道德的能量就能够流入政治的世界，而并不必然被污染。二者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之上，即尊重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拒绝为了“明天”的一些高尚目的而玷污“今天”。这并不是说从今以后政治生活会变得完美，乌托邦式的革命所许诺的美满生活马上就能实现，而仅仅是说，政治领域中的演员们用来评价自己行为的标准，与每个人在其个人生活中都接受的标准相同。政治生活不会比个人生活更接近完美，但是也不再会是这样一个独特领域，于其中某种邪恶从原则上说必须这样，因而被认为是正当的。

自从甘地通过非暴力行动领导印度获得独立以来，就有一个陈词滥调，说非暴力只有在反对一个像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国家时才能成功，而当反对一个极权政府，如斯大林的苏联或希特勒的德国时就会失败。由于波兰没有赢得独立——甚至也没有谋求独立——这一假说仍然存在。考虑到今天的波兰政府虽然野蛮，但是比斯大林或希特勒的政权要温和得多时，这种看法似乎更加强了。然而，现在大概有了一个记录：到目前为止，对极权政府的最有效的抵抗，完全是非暴力的。非暴力行动，面对极权主义时不但不是无助的，而且被证明特别适合与其斗争。因此，说波兰人自由地选择了非暴力而不是暴力——虽然他们有机会用暴力推翻政府，但是由于人民支持非暴力的道德原则而拒绝这样做——是一种误导。相反，从一开始，暴力就被几乎所有人认为是对这场运动完全无益的。为了回答为什么这场运动采用非暴力手段这个问题，米奇尼克写道：“在波兰的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暴力能够帮助我们把苏联军队从波兰赶出去，或者剥夺共产党的权力。苏联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其对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枪。”反对暴力的决定，与其说是由波兰人自己做出的，不如说是由历史条件做出的。波兰运动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决定放弃暴力——虽然在斗争的激情和愤怒中，完美无暇地坚持非暴力政策所要求的自律，应该受到很高的赞扬——而在于其发现了和平手段也能给我们希望。

从历史上看，暴力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终极力量——人们在最后的、绝望的时刻，当所有的和平手段都尝试过并且失败时，才寻求最后的裁决者。“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希望的武力是神圣的。”李维写到。但当神圣的武力失败了的时候，人们相信，剩下的就只有沉默：或者是因为屈服，或者是因为死亡。在波兰，这一顺序似乎是相反的：暴力手段的无效——这种无效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所有这类的手段都没有得到尝试，甚至也不必尝试——导致了人们求助于非暴力手段。在传统的最终解决手段之外，发现了新的、和平的方法。政府宣布了“战争状态”，用它所垄断的暴力手段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社会，它“赢得”了战争（米奇尼克讽刺性地叙述道：“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通过占领和包围波兰广播电视大楼来给波兰武装力量的名字上增添光彩，更不用说他们还占领了电话局”）。按照传统的规律，这就是故事的结尾了；最后的手段用完了，最后一张牌打出来了，人民会甘心失败。但这并没有发生。看样子，米奇尼克写道，好象“波兰民族并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就不会做得如同自己已经被打败了，并且，不做得失败，就不是失败。“我获释以后看到的东西，不仅超出了我的期望，甚至超出了我的梦想，”于1984年4月4日米奇尼克记述道，“我发现团结工会的人聪明、意志坚定，准备好了长期的斗争。”政府的镇压消灭了它，但是反对派的精神永存。压制伴随着行动。逮捕在进行，但是人们不怕恐吓。现在他们生活在波兰已经发育许久的、最奇特的状态下：没有自由的自主性——伴随着监狱的自由。

波兰在非暴力行动上的未完成的实验，在这个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要最终毁灭人类为暴力形式的世界上，引起了特殊的兴趣。虽然波兰革命似乎对核问题无能为力，但是对我来说，波兰在苏联统治之下的困境，与世界在核时代的困境之间，似乎可以画出两条有趣的平行线。对波兰和这个世界来说，理智的思考都必须从认识到使用暴力的无益、自我毁灭，和如此的“不可想象”（米奇尼克用的这个词显得意味深长）起步。波兰和这个世界都因此被迫为自己的困境寻找非暴力的解决方法。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共存，而非暴力——常常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的选择——是最大的现实主义。波兰和这个世界也都得到过专家的意见，说它们的困境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必须接受现状；另外二者也都被告知，要“不安于”现状。波兰最终找到了一条道路，而在这条路上也有着这个世界的希望。这让我们怀疑，在国际事物和外交领域，未必不存在像团结工会那样，超越了暴力的某些解决方案，它们既是务实的，又是理想主义的；尤其是暴力，这个古老的解决方案，现在变得无用和破产。

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并且如果能用它来把分裂的欧洲再次联合起来，那么它就不仅是波兰运动的翻版，而且是它的补充。那么，波兰和世界就能够以同样的途径摆脱困境。

这样的概括十分诱人——将波兰革命看成实践了基于生活的一种政治，采用公众同意和支持的形式，自然和自发地扩展了人类成员共同行动、从事建设和创造的能力；而相比而言，政府则实践了一种死亡的政治，政治权力采用了恐惧的形式，扩展了人类分裂和毁灭、最终是互相杀人的能力。但是米奇尼克似乎对这样的描述感到愤怒，这最早出现在他的文章《蛆虫和天使》中，他把这称作政治上的摩尼教价值观的罪孽，即一个人把一切恶都安在对手的头上，而把一切善都安在自己头上。米奇尼克拒绝政治上的摩尼教价值观，无论它出现在哪里，而他发现它对波兰尤其不合适。他承认苏联政权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从波兰的生活中消失，他认识到每个人，即使是最勇敢的人，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适应这一现实。因此，不可能把波兰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一个恶，一个善。相反，恶与善的分布是广泛和微妙的。在政府官员必须衡量其作决定时是多点残忍和意识形态，还是多点人道和务实时，在教授必须衡量在专业文章中应该说多少真话时，或者在一个被监禁的活动家必须衡量是否在政府作为释放他的条件放在他面前的“效忠誓言”上签字时，都会发现善与恶。第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个贪婪和自私的人；第二个人基本上可能是个相当好的、但是胆怯的人；第三个人可能是个英勇但是动摇的人。但是在他们身上都存在着善与恶，而且在每一个案例中，米奇尼克都愿意看到善获得胜利——至少前进一步。按照这种社会改良观点，没有人会被整个当成“蛆虫”，也没有人能因为是“天使”从人类的境遇中得到豁免。

“蛆虫”这个说法不是米奇尼克自己的，而是源于同一时代的作家彼得·威尔兹比克（Piotr Wierzbicki）的讽刺文章《论蛆虫》，其中列举了自私的、伪善的或意志薄弱的人用来逃避自己反对政权的责任的种种合理化手段。米奇尼克做了一个新颖的智力练习来回答他。他钻研了波兰历史，问自己哪些人根据威尔兹比克的标准会被称作蛆虫，并且得出结论：许多最受人们崇敬的人物，在其部分生涯中都是有资格被称作蛆虫。米奇尼克的目的不是为了诋毁波兰历史上的英雄，而是为了鼓励人们对今天的妥协行为有更多宽容的理解。历史常常被那些满腹牢骚和谴责的人所拷问。米奇尼克的意图恰恰相反：他用历史来宽恕现在。他的论点的中心是，认识到在这些政治形势下，有着需要妥协的源头：“波兰民族受到外国统治是长期的，所有运用武装抵抗来捍卫民族价值的希望，都变成彻底的泡影，为了保存民族整体的生存，与瓜分的权力寻求妥协变成必不可少的。”在这种环境中——当然也是波兰现在的环境——与政府妥协，甚至参与其中，永远不可能会断然拒绝。“完全接受妥协方案会导致道德上的妥协和精神上的投降”这是事实，而“完全拒绝这一方案或多或少会导致孤立”这也是事实。米奇尼克用历史上的例子，展示出不同的——甚至表面看上去是相反的——立场都有自己的优点。那些体制内的人可能会修建对国家有真正和持久的用途的设施——铁路、大学；那些在体制外造反反对政权的人们，可能会在将来一些时候保卫国家的尊严和抵抗占领。做出这些抉择的杰出人物进行了激烈的、常常是苦苦的讨论（米奇尼克在他的历史文章里对这些讨论进行了有趣的描写），但是现在米奇尼克在寻找——引自作家安东尼·斯洛尼姆斯基（Antoni Slonimski）的话来说是“没有愤怒的智慧”，于其中，那些承认选择上的差异，并且在今天面临着相同选择的人中间鼓励更加宽容与合作的人物，会做出贡献。按这种观点，理解、宽容和谅解，是每个人在与他人打交道时的口号，但是也有一个领域需要严苛的评价——当一个人与自己打交道时的领域。米奇尼克在一个雄辩的段落中暗示了同样的观点，坦率地说是：没有人能够代替另一个人作出道德选择。

亚历山大。瓦特（Alekander Wat）曾经写道，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莎士比亚说出来的：他们应该去死。

也许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是我相信这个答案一个人只能自己得出，这个方法只能一个人自己采用，一个人只能要求自己做出牺牲。一个人要求别人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就是专横地赋予了自己决定他人生命的权利。这通常会导致非常糟糕的结果。

米奇尼克没有说他准备好了去死，但是他感到不用这么说，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给其他任何人提建议。无论如何，当需要做出牺牲时，行动比言语更有力量。米奇尼克劝告我们不要要求他人的自我牺牲，但是他往往是从监狱中提出这一劝告的。

人类鲜血的洪流一直在永无休止地流淌着，贯穿政治事件的历史始终。有时膨胀为急流，冲走面前的一切，有时收缩成细流，但是永远不会完全干涸。在我们的时代，它最后一次威胁冲出堤岸，而且冲垮了历史本身。一些人可能勉强接受流血是政治生活的需要，一些人可能会谴责它，另一些人可能欣然接受它，但是进入政治世界中的每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其打交道。波兰的反对派运动——米奇尼克为它写作——除了从其成员的血管中流出来血的以外，没有在这个洪流中增加一滴鲜血。并且，虽然运动对遏制其对手的暴力和压制无能为力，但是其在斗争中将属于世界上有记录的最荣耀、最具独创性和最成功者之列——无畏地、有准备地用行动支持自己的信念；不愿以效率的名义，把自己的立场降低到对手的水平；准备为追求有限的目标作出无限的牺牲；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准备去死但是不愿杀人；甚至在看来是失败的、一些美好和有价值的东西被世界抛弃的时刻，不动摇支持其信念的决心。在他的牢房里，违抗了看守的命令，亚当·米奇尼克在写作，而他的句子将一代代流传下去：

对这些有着死气沉沉、目光闪烁的眼睛，迟钝但是精于折磨人的思维，和渴望社会认可的肮脏灵魂的人来说，你只是原材料，他们可以对你为所欲为。他们有自己特殊的心理学：他们相信任何人都能够被说服去做任何事（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和恐吓）。对他们来说，这只是要支付多高的价格，和要施加多大的痛苦的问题。虽然他们的行动是例行公事，但是你的每个失误，每次失败都给他们的生命带来了意义。你的投降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职业上的成就——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目的。因此，你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与他们进行的，关于你的人生意义、关于他们人生意义的被剥夺、关于使每个人的存在有意义的哲学讨论。你卷入了乔尔丹诺·布鲁诺与宗教裁判官、十二月党人与沙皇的警察总长、瓦列里安。卢卡辛斯基（Walerian Lukasinski）与沙皇的灭绝天使、卡尔。冯。奥西耶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与金发的盖世太保军官、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与身着内务部蓝色滚边制服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之间的辩论；你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对此，亨利·爱雷茨贝格（Henryk Elezberg）曾经说过，你的成就有多大价值，不能用你的理想有多大的胜算来衡量，而应该用理想本身的价值来衡量。换句话说，你获得胜利不是因为你战胜了权力，而是因为你保持了对自己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