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愤怒吧》译文

法国著名人士斯特法纳·黑塞尔（Stephane Hessel）于昨天逝世，享年95岁。2010年他出版的小册子《请愤怒吧！》，发行于100多个国家，销售400多万册，在西班牙、美国等地掀起“愤怒者”运动。他指控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犯下不仅是“战争罪”，而是“真正的反人类罪”，引起法国犹太人组织的愤怒……

本人早已将黑塞尔的《请愤怒吧！》翻译成中文，但一直未能在国内出版……黑塞尔曾批评以色列：“犹太人自己竟然犯下战争罪，这不可容忍！”……2011年一场黑塞尔要参加的讨论会原本要在巴黎高师举办，后来在法国犹太人组织的施压阻挠下被取消，引发法国知识界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论……

《请愤怒吧！》Indignez-vous！（全译本）

“法”斯特法纳·黑塞尔Stéphane Hessel

保尔·克利：《新之天使》，1920年，水彩，31，8×24，2cm，以色列博物馆，耶路撒冷

斯特法纳·黑塞尔在书中提到了保尔·克利（Paul Klee）的这幅画，以及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对此画的评论。本杰明是在1940年，震惊于苏德协约而写作《历史哲学论纲》。瓦尔特·本杰明是这幅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他在这幅画中看到一个天使，在抗拒“我们名之为‘进步’的风暴”。*

*瓦尔特·本杰明《历史哲学论纲》的原文为：“克利有一幅名为《新之天使》的画。画中的天使好象有意离开他眼光凝神的对象。他瞪大双眼，嘴巴张开，翅膀扬起。这正是历史天使应有的形象。它的脸朝向过去。在那里，一连串的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它看到的过去只是灾难。灾难叠灾难，废墟叠废墟，摔到了天使脚前。天使很愿意停下来，去唤醒死者，召集失败者。但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鼓起了天使的翅膀，以至它无法将翅膀合上。这风暴不停地把它推向他所背对的未来。他面对的废墟已堆到了天上。这风暴，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译注

这套丛书的名字，“顶风而行的人”，是取自一个北美平原的印第安部落之名——奥马哈斯。人们都是用这个名字来指称这个属于西乌族的部落。

93岁，可以说是人生最后的阶段。归宿已不太远了。多么幸运，我能利用这点光阴，来重申我政治生命的基础：抵抗运动岁月和60年前全国抵抗委员会撰写的纲领！是让·穆兰（Jean Moulin）召集组成了这个委员会，把沦陷法国的所有抵抗运动、党派和工会组合在一起，宣布参加战斗法国，承认其唯一的首领戴高乐将军。1941年3月，我投奔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我是在伦敦得知全国抵抗委员会拟定了一个纲领，并于1944年3月15日通过，为法国解放后提出一整套原则和价值，作为我国现代民主的基础。（1）

这些原则和价值，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我们大家有责任维护我们的社会，保证它还是一个我们感到骄傲的社会，而不是这个无居留证者、驱逐猜疑移民的社会，不是这个减少退休金、责难社会保险制度的社会，不是这个富人掌控媒体[按1]的社会。这个社会不应该有这些我们拒绝接受的事物，如果我们是全国抵抗委员会真正继承人的话，

在一场残酷的战乱之后，从1945年起，抵抗委员会的各派力量进行了一场抱负宏大的国家复兴。请注意，正是在那时建立了社会保险（Sécuritésociale）。这是抵抗委员会所要求，也是其纲领所宣示：“建立一个社会保险的完整计划，旨在保证所有公民，在任何以劳动无法获得生存手段的情况下，获得一些基本的生存手段”：“建立一个退休制度，使年老的劳动者能有尊严地度过晚年”。能源（电力、煤气、煤炭）和大银行，都被国有化。这也是这个纲领所提出：“将那些被垄断的大生产手段，集体劳动的成果，以及能源、地下资源、保险公司和大银行收归国有”[按2]：“建立一种真正的经济和社会民主，避免那些经济和金融大封建主控制经济。”普遍利益应当高于私人利益，公平分配劳动世界创造的财富应当高于金钱的强权。抵抗委员会建议“理性地组织经济，以保证个人利益从属于普遍利益，解脱法西斯国家那样的职业专制”。后来的共和国临时政府继承了这些条款。

一个真正的民主需要一个独立的新闻媒体。抵抗委员会深知并力求这一点，捍卫“新闻媒体的自由和尊严，独立于国家、金权和外国势力的影响[按3]”。1944年颁布的新闻法继承了这些要求。而今天，正是媒体的独立性处于危险中。

抵抗委员会呼吁“所有的法国孩子真正能够享受最良好的教育”，没有种族歧视。然而，2008年政府提出的教育改革，完全背离这个计划。一些年轻的教师（我支持他们行动），甚至拒绝实施改革，但他们的工资被削减，受到惩罚。他们愤然“拒绝服从”，认为这些改革太远离公立学校的理想，太为金钱社会服务，不再发展一种创造和批判精神。

抵抗运动的整个社会成果的基石，在今天受到了质疑。（2）

抵抗的原因，是愤怒

人们竟敢告诉我们，国家不复能保障公民福利措施的费用。当初的欧洲是一片衰败。而解放后财富的生产得到巨大的增长，今天的国家怎么会缺钱来维持这些社会保障的成果？只能是因为，曾经被抵抗运动打倒的金钱权力，如今已变得空前强大、傲慢、自私。它在国家的最高级岗位上都有其自己的仆从。今天被私有化的银行，首先考虑的是利润，是经理们的巨额工资，而不是公众利益。穷人和富人的差距，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巨大。对金钱的追求和竞争，从未像今天那样被鼓励[按4].

抵抗运动的基本理由是愤怒。我们，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部队的老战士，我们呼吁年轻一代起来维护、继承抵抗运动的理想和遗产。我们告诉他们：要接力下去，请愤怒吧！那些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的负责人，所有社会的人，不应该放弃，不要被当今金融市场的国际专制[按5]所吓倒。这个专制威胁着和平与民主。

我愿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愤怒的理由。这很珍贵。当某个东西让你感到愤怒，就像当年我被纳粹所愤怒，人们就会起来斗争，变得强大和参与。人们就会投身于这股历史的洪流。历史洪流的延续，要靠每一个人。这股洪流奔向更公正、更自由的方向。而不是这种狐狸闯入鸡窝的不受控的自由。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所撰写的纲领权利是普世的。如果你遇到某个人没有享有这些权利，请爱怜他，帮助他获得这些权利。

两种历史观

我们曾经遭受法西斯主义和维希政府统治。当我试图理解法西斯主义的缘起时，我对自己说，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因为自私而极度恐惧布尔什维克革命。他们被自己的恐惧所驱使。今天就像那时一样，如果有一小部分人积极奋起，这就够了。我们有足够的酵母让面团膨大起来。当然，像我这样出生于1917年的老人的经验，不同于今天年轻人的经验。我经常向一些中学老师要求，去那里跟他们的学生讲话。我对他们说，你们显然没有跟我一样的参与行动的理由。对于我们，抵抗，就是拒绝德国占领，拒绝失败。这相对简单。后来的非殖民化运动也简单。然后是阿尔及利亚战争。阿尔及利亚应当独立，这显而易见。至于斯大林，我们曾经欢迎1943年红军对纳粹的胜利。但一旦我们获悉1935年斯大林的那些大审判，那么，必须反对这种不能容忍的极权主义形式也显而易见，尽管我们对共产主义应当保留一只开放的耳朵以制衡美国的资本主义。我漫长的一生给了我一连串愤怒的理由。

这些愤怒的理由不是缘于情感，而是缘于参与行动的意志。我当时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深受萨特这位前届校友的影响。萨特的《恶心》和《墙》，不是他的《存在与虚无》，对于形成我的思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萨特教导我们对自己说：“你们作为个人要有责任感。”这是一个自由者的使命。这是人的责任。作为人，我们既不能信赖一种权力，也不能信赖一个神灵。相反，应当以人的责任之名义参与斗争。当我在1939年进入乌尔姆街的巴黎高师时，我是一个黑格尔的狂热信徒。我去听莫里斯·梅尔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研究班。他的课是研究具体的经验，身体以及与感官关系的经验，单数的感觉面对复数的感觉。但我天生的乐观主义，要求一切所愿皆成为可能，又让我转向黑格尔。黑格尔主义解释漫长的人类历史有一个方向：人的自由一阶段一阶段地向前进步。历史由这些连续的突变所组成，这是重视挑战。社会的历史向前进步，在终点，当人达到完全自由时，我们就达于理想形态的民主国家。

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的历史观。由自由竞争、追求“多而更多”构成的进步，可以被经受为一种毁灭性的风暴。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的历史观。我父亲与他一起把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翻译成德语。这个人就是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杰明。他从瑞士画家保尔·克利的《新之天使》这幅画中，得出一个悲观主义的解读。画面上，天使张开双臂，好像要顶住和推拒一个他名之为进步的风暴。本杰明在1940年9月为逃避纳粹而自杀。对于他来说，历史的方向，是不可抗拒地从灾难走向灾难。

冷漠：最恶劣的态度

的确，愤怒的理由在今天可以显得不那么明显，或者说世界显得太复杂。谁在主导，谁在决策？要明辨那些统治我们的暗流，并非易事。我们所面对的，不再是一小部分我们能清楚了解其活动的精英。这是一个巨大的世界，我们切实感知到这是一个互为依存的世界。我们生活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相互关联性之中。但是在这个世界，有一些不能容忍的事物。要看到这些事物，需要仔细观察和探寻。我对青年们说：作一些探寻，你们就会发现。最恶劣的态度，就是冷漠，说“我无能为力，我管自己应付。”如果你这样行为，你就失去了作为人类最本质的一个要素。这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愤怒的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参与行动的能力。

人们已经可以明辨两个新的大挑战：

1. 贫者和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不停地增大。这是20和21世纪的一项创新。那些今日世界的穷困者，每天只挣两美元。人们不能放任这个差距继续扩大。仅仅这个事实就应当引起人们起来行动。

2. 人权和地球的状况。我有幸在解放后参与撰写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11月10日，在巴黎夏约宫，联合国组织通过了这个宣言。我当时的身份是联合国副秘书长和人权委员会秘书亨利·洛基耶（Henri Laugier）的办公室主任。我是以这个身份，与其他人一起，参与了这个宣言的撰写。我不会忘记洛内·卡森（RenéCassin）在宣言起草过程中的作用。他是1941年伦敦自由法国政府的司法和教育全国专员，1968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我也不会忘记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在经济和社会委员会里的作用。我们草拟的文字先交给他，然后再递交给负责社会、人文和文化问题的大会第三委员会审读。这个委员会包括了当时联合国的54个成员国，我负责秘书处。我们要感谢洛内·卡森提出了“世界”（universel）人权这个词，而不是我们的盎格鲁撒克逊朋友们提出的“国际”（international）人权。这正是世界大战之后的首要任务：解脱极权主义强加给人类的威胁。为了解脱这个威胁，应当让联合国的成员国保证遵守这些普世权利。这是一种挫败国家主权论的方式。根据这个主权，一个国家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实施一些反人类的罪行。这正是希特勒所做的。他自认是自己国家的主人，合法导致一场种族灭绝。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很大程度是缘于对纳粹、法西斯和极权主义的普遍厌恶，甚至是由于我们在场，缘于抵抗运动的精神。当时我觉得应当赶快行动，不要被那些胜利者宣布赞同这些价值而暗含的虚伪所欺骗。当时并非所有人都有意真心推动这些价值，而是我们试图强加给他们这些价值。（3）

我禁不住想引用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5条：“任何人都有权享有国籍”；第22条：“任何人作为社会的成员，都有权享有社会保障，并有权获得满足那些为他的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这种满足需要国家的努力和国际的合作，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组织和资源。”如果说这个宣言只有宣告性意义而无法律意义，但自1948年以来它仍然起到很大作用。人们看到一些殖民地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援用了这个宣言。宣言播种于人心，鼓舞他们为自由而战。

我高兴地看到，在最近几十年中，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日益增多，诸如金融交易税协会（Attac）[按6]，国际人权联合会（FIDH），大赦组织等……它们一直在活动并卓有成效。显然，今天为了效率，人们必须形成网络联合行动，利用一切现代通讯手段。

我对青年们说：请看看周围，你们就会发现让你们愤怒的主题——那些对付移民、无居留证者和罗姆人的行径。你们会发现一些具体的情景，让你们投身一场盛大的公民行动。寻找吧，你们会有发现！

我对巴勒斯坦现状的愤怒

今天，我主要的愤怒是有关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这里的冲突就是愤怒的根源本身。人们必须要读一读理查德·戈德斯通（Richard Goldstone）2009年9月关于加沙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这位南非的法官，犹太人，甚至自称犹太复国主义者，指控以色列军队在持续三周的“铸铅行动”中，犯下了“可归为战争罪，也许在某些情况下可归为反人类罪的行径”。2009年，我曾亲往加沙。我与妻子幸亏持有外交护照，得以进入加沙亲眼调研这个报告所说的情况。陪同我们的人没有被允许一起去加沙地带，也不允许去约旦河西岸。我们参观了1948年以来联合国机构（UNRWA）设立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那里，300万被以色列从自己土地上驱赶出来的巴勒斯坦人，在等待着日益没有希望的返乡。至于加沙，那是一个150万巴勒斯坦人的露天监狱[按7].在这个监狱里，他们组织起来继续活下去。比“铸铅行动”炸毁红十字会医院那样的物质摧毁更强大的，是加沙人的生存表现，他们的爱国主义，他们对大海和海滩的爱，他们为孩子们过得好的竭力关照。无数面带笑容的孩子，萦回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被迫应对各种物品匮乏的巧妙方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看到他们因没有水泥而制作砖块，以重建几千座被以色列坦克摧毁的房屋。人们向我们证实，在以色列军队发动的这个“铸铅行动”过程中，有1400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而以色列这边，只有50几人受伤。我赞同南非法官的结论：犹太人自己竟然犯下战争罪，这不可容忍。可叹，历史给出例证：很少有能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的人民。[按8]

我知道，赢得最近几次立法选举的哈马斯，不能保障没有火箭弹射向以色列城市，作为加沙人处于封锁隔绝状态的报复。我当然认为恐怖主义不可接受，但应当承认，当你被军事手段无限优于自己的对手占领时，民众的反应不可能仅仅是非暴力的。

向斯德洛特市发射火箭弹，对哈马斯有益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对哈马斯的事业并无益处。但人们可以解释，这样的举动是因为加沙人的激愤（exaspération）。对于激愤的概念，我们应当把暴力理解为一种令人遗憾的结果，因为实施者遭受了不可接受的境况。因此人们可以说，恐怖主义是一种激愤的形式。这个激愤，是一个否定性词语。人们不应该去掉希望，而是去希望。激愤是一种对希望的否定。它可以被理解，我甚至说它很自然，但它不可接受。因为它不能得到希望可能产生的结果。

非暴力，我们应该学会走的道路

我坚信，未来属于非暴力，属于不同文化的和解。只有通过这条道路，人类才能跨越一个新阶段。在这里，我赞同萨特。人们不能原谅恐怖分子扔炸弹，但人们可以理解他们。萨特在1947年写道：“我承认，暴力，不管以任何形式表现，都是一种失败。但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失败，因为我们处于一个暴力的世界。诚然使用暴力是一种使暴力可能延续的暴力，但依然真确的是，使用暴力是终止暴力的唯一手段。”（4）对此我要补充，非暴力是一种更有效的终止暴力的手段。人们不能像萨特那样，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或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运动员遭袭击之时，以此原则的名义支持恐怖主义者。这并不有效。萨特自己在晚年终于自问恐怖主义的意义，怀疑其存在理由。说出“暴力并不有效”，比知道是否要谴责使用暴力者重要得多。对有效性这个概念，应当有一种非暴力的希望。如果说存在一种暴烈的希望，那是在吉约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的诗歌中：“希望是多么暴烈！”而不是在政治中。1980年3月，萨特在离去世三星期之前告诉世人：“应该试图解释为什么当今这个可怕的世界只是漫长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瞬间，希望仍是革命和暴动的主导力量之一。我还感到我的未来观是希望。”（5）

应当明白，暴力与希望背道而驰。应该舍暴力取希望，非暴力的希望。这是我们应该学会走的路。无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都应该走向谈判，来消除压迫。唯如此才有可能不再发生恐怖主义暴力。因此，人们不应该让太多的仇恨堆积起来。

曼德拉和马丁·路德·金的启示，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适合。这个世界已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抗，超越了极权主义征服。这是一种希望的启示，现代社会能够通过互相理解和耐心细致，来超越冲突。为达此目的，必须要基于权利。不管任何人侵犯了权利，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愤怒。对于权利绝不妥协。

为了一种和平的暴动

我注意到以色列政府对一件事的反应（我不是唯一注意这一反应的人）。事情是：每个星期五，比尔伊德的巴勒斯坦村民不扔石块，不使用暴力，行走到隔离墙前进行抗议。以色列当局把这样的行走称为“非暴力恐怖主义”。不错嘛……只有以色列才说得出把非暴力称作恐怖主义。非暴力的有效性让以色列政府很为难，其有效是因为非暴力激起了全世界反对压迫的人的同情、支持和理解。

西方提出的生产主义思维，已把世界带入一种危机。要走出危机，人们必须与金融领域和科技领域“多而越多”的加速前行作彻底的决裂。是时候了，人们应该把关注伦理、公正和持久的平衡放到最重要位置[按9].因为，一些最严重的风险在威胁着我们。这些风险可以中断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冒险，让这个星球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

的确，1949年以来，还是实现了一些重要的进步：非殖民化，结束种族隔离，苏联帝国被摧毁，柏林墙倒塌。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一个倒退的阶段。对于这个倒退，部分的解释是：乔治·布什当选美国总统，911，以及美国由此引出的灾难性后果，比如军事干预伊拉克。我们遭遇这场经济危机，但我们没有想出一个新的发展政策。同样，预防气候变暖的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也没有让大家开展一项真正保存地球的政策。我们正处于一个门槛，在第一个十年的恐怖和后一些十年的可能性之间。不过，应该抱有希望，应该始终抱有希望。之前，1990年代的十年，曾实现了巨大的进步。联合国召开了许多会议，如1992年里约热内卢关于环境的会议，1995年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2000年9月，在联合国秘书长柯非·安南的的创议下，191个成员国通过了《千年发展8个目标》宣言，尤其保证从今天到2015年减少世界一半的贫困。我很遗憾，奥巴马和欧盟都还没有表现出以他们的贡献来支持这个建设性的阶段，依据那些根本的价值观。

怎样总结这个让大家起来愤怒的呼吁？2004年3月8日，值全国抵抗委员会纲领60周年之际，我们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1940-1945）部队的老战士声明：的确，“依靠抵抗运动兄弟姐妹和盟国反对法西斯主义野蛮的牺牲，纳粹主义已被战胜。但这个威胁并没有完全消失，我们反对不公正的愤怒依然如故。”

没有，这个威胁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让我们始终呼吁“一种真正的和平暴动，反对那些大众传媒，给我们年轻人的视野提供的只是大众消费，蔑视贫弱者，蔑视文化，普遍的失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过度竞争。”

我们要对造就21世纪的青年男女们深情地说：

“创造，就是抵抗。

抵抗，就是创造。“

注释（出版者与作者协商）

（1）全国抵抗委员会于1943年5月27日在巴黎秘密成立，参加者是八大抵抗运动的代表。八大抵抗运动是：两大战前工会——CGT（全国劳工联盟）和CFTC（法国基督教劳工联盟）和六个第三共和的主要政党（包括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全国抵抗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让·穆兰的主持下召开的。让·穆兰是戴高乐将军的特使。戴高乐将军设立这个委员会是为了使抵抗纳粹的斗争更加有效，并加强他在盟友面前的合法性。戴高乐委托这个全国抵抗委员会拟定一个法国解放后的政府纲领。这个纲领在全国抵抗委员会和自由法国政府之间来回磋商了好几次，在伦敦也在阿尔及尔，最终于1944年3月15日被全国抵抗委员会全会通过。这个纲领，1944年8月25日，由全国抵抗委员会在巴黎市政厅隆重交给戴高乐将军。要注意的是，关于新闻的法令8月26日就予以颁布。纲领的主要撰写者之一是罗热·庚斯布热尔（Roger Ginsburger）。他是阿尔萨斯拉比的儿子。当时，他的化名叫皮埃尔·维庸（Pierre Villon）。他是法国共产党1941年创建的抵抗运动“法国独立全国阵线”的总书记，他在全国抵抗委员会及其常任局里代表这个运动。

（2）根据一个工会会员的估计，大致规模上，退休金从原工资的75-80%降到50%左右。兰斯-香槟-阿登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让-保尔·多曼（Jean-Paul Domin），2010年给欧洲工资研究院撰写了一份关于“补加性疾病保险”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透露，如今交得起补加性保险的，是良好职业地位的特权。那些贫弱者因没有补加性保险和需支付昂贵费用而放弃治疗。问题的原因是没有把工资作为社会权利的支撑。而这点正是1945年10月4日和15日法令的中心要点。这个法令宣告设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并把社会保险的管理，置于劳工代表和国家的双重权威之下。但自从1995年颁布的儒佩改革和2004年的杜斯特·布拉吉（Douste Blazy专业医生）法令以后，是国家单方管理社会保险。比如，是国家元首签署法令任命疾病保险全国储蓄金库（CNAM）总裁，而不是像解放后初期，是工会会员领导管理行省一级的初级储蓄金库，国家是通过省长来管理。如今，劳工代表只起到一种顾问的作用。

（3）世界人权宣言是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由联合国大会通过。58个成员国有48个国家投了赞成投票，8票弃权：南非（因为实行宣言谴责的种族隔离）、沙特阿拉伯（因为男女平等的原因），还有苏联（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这些国家弃权是认为人权宣言关注经济和社会权利以及关注少数民族权利问题不够。人们可以注意到苏联特别反对奥地利提议建立一个国际人权法庭，负责研究提交给联合国的各种情愿。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宣言第8条引入了个人可以起诉国家的原则，如果个人的根本权利受到侵害。这个原则1998年在欧洲得到实现，建立了常设欧洲人权法庭，为8亿欧洲人保障这个起诉权。

（4）让-保尔·萨特：？1947年作家的状况？，刊于《形势II》，巴黎，伽里马尔出版社，1948年。

（5）让-保尔·萨特：？维持希望……III？，刊于《新观察家》，1980年3月24日.

（6）2004年3月8日呼吁书的签名者是：吕西·奥布拉克（Lucie Aubrac）、雷蒙·奥布拉克（Raymond Aubrac）、亨利·巴罗利（Henri Barroli）、丹尼尔·高尔蒂叶（Daniel Cordier）、菲利普·德夏特（Philippe Dechartre）、乔治·甘古安（Georges Guingouin）、斯特法纳·黑塞尔、莫里斯·克利格尔-瓦里蒙（Maurice Kriegel-Valrimont）、丽丝·伦敦（Lise London）、乔治·塞吉（Georges Séguy）、热尔曼娜·蒂庸（Germaine Tillon）、让-皮埃尔·维尔南（Rean-Pierre Vernant）、莫里斯·伏特（Maurice Voutey）。这个呼吁在年轻人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响。同样，2009年5月17日在格利叶尔（Glières）高地一年一度由“今昔抵抗公民协会”发起的“抵抗言论”论坛上，斯特法纳·黑塞尔的即兴发言，也引起年轻人的很大反响。黑塞尔除了重申抵抗的原因是愤怒，还呼吁：“去寻找你们自己愤怒的理由吧！来加入这股历史的大洪流之中！”黑塞尔的这次即兴发言，被吉勒·贝雷（Gilles Perret）录制到了他的纪录片《瓦尔特，回归抵抗》当中。而这次发言，正是这里发表的文字的起点。人们可以登录协会的网址：www.citoyens-resistants.fr

出版者后记

斯特法纳·黑塞尔1917年出生于柏林，父亲弗朗茨·黑塞尔（Franz Hessel）是一位犹太作家、翻译家，母亲海伦·格伦德（Helen Grund）是一位画家，爱好音乐，也是一位作家。他父母于1924年来巴黎定居，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哥哥乌利希和斯特法纳。由于家庭氛围，两人都接触了当时巴黎的先锋运动，其中有达达主义者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和美国雕塑家阿勒克桑德·卡尔徳（Alexandre Calder）。斯特法纳于1939年进入乌尔姆街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但战争中断了他的学习。因为他已在1937年加入法国国籍，他被征兵，遭遇了战争的荒诞。他看到贝当元帅贱卖了法国主权。1941年5月，他去了伦敦，加入了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他在反间谍、情报和行动处（BCRA）工作。在1944年3月底的一个夜晚，他秘密潜回法国，代号“希腊人”，任务是与巴黎各抵抗运动体系取得联系，找到新的无线电发射地点，把收集到的情报发回伦敦，以便盟军登陆。1944年7月10日，他在巴黎被告密，遭盖世太保逮捕。他在1997年出版的回忆录《与世纪共舞》中写道：“敌人是不会追捕已在刑罚下招供的人。”他受到了刑讯，尤其是浴缸刑。但是他对施刑者讲德语，自己的母语，一下把他们搞懵了。于是1944年8月8日，他被送到了德国布痕瓦尔徳集中营，与巴黎解放只差几天时间。在将被绞死的前夜，他在最后时刻竟然得以与一个集中营里已死于伤寒的法国人替换了身份。他有了一个新名字：米歇尔·布瓦特尔（Michel Boitel），职业铣工。他被转到罗特勒贝罗德（Rottleberode）集中营，就在制造德国容克52型轰炸机起落架的工厂附近。幸运的是——他永远有运气——他精通会计工作。他越狱逃出了集中营。但被抓获，又被送到了多拉（Dora）劳改集中营。那里，是制造V-1、V-2火箭的地方。纳粹还想靠这两种火箭来赢得战争。他被分到训导队，又一次越狱逃跑。这一次，他逃跑真地成功。盟军的部队靠近了多拉。最后，他回到了巴黎，与他妻子维西娅和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团聚。

这位自由法国的老战士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条捡回的命，应该用来参与行动。”1946年，斯特法纳·黑塞尔通过了法国外交部的考试，成为一个外交家。他的第一个工作，就在联合国。那一年，联合国副秘书长和人权委员会秘书亨利·洛基耶邀请他成为他的办公室秘书。斯特法纳·黑塞尔是以这个身份，参与了起草人权宣言的委员会。人们发现，在这个委员会12个成员中，有6个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爱蕾诺尔·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1945年去世的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她主持了委员会；张博士（蒋介石而非毛泽东的中国），委员会副主任，他声明人权宣言不应当只是西方观念的反映；黎巴嫩的查尔斯·哈比布·马立克（Charles Habib Malik），是委员会的报告人，经常与爱蕾诺尔·罗斯福一起被称为委员会的“动力”；法国的洛内·卡森，法学家和外交家，法国外交部人权咨询委员会主任，他撰写了好几个条款，并善于与某些国家包括法国的担忧（担心宣言威胁到它们的殖民主权）相协调，他有一种严厉和干涉主义的人权观；加拿大的约翰·皮特斯·洪弗利（J. P. Humphrey），律师和外交家，洛基耶的密切合作者，他撰写了宣言第一稿400页文字；最后是法国的黑塞尔，外交家和洛基耶办公室主任，他最年轻。人们看到，自由法国的精神气息如何影响了这个委员会。人权宣言是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夏约宫被联合国大会通过。后来大量新职员涌来，许多人是贪图薪水丰厚的职位，“挑肥拒瘦”，就像黑塞尔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评述的那样，他就离开了巴黎的联合国职位。他被法国外交部派往一些国际机构内任法国代表。以这个身份，他短期去了纽约和联合国总部。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1977年，他在爱丽舍宫秘书长克洛德·布洛索莱特（Claude Brossolette）（其父皮埃尔是自由法国反间谍、情报和行动处处长）的推荐下，德斯坦总统委任他担任法国驻日内瓦的联合国大使。他不掩饰，在法国所有政治家中他最感亲近的是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P. M. France）。他是在伦敦自由法国时期认识弗朗斯，又于1946年在纽约联合国重逢。当时弗朗斯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任法国代表。黑塞尔写道，他作为外交家身份的确认，缘于1981年“密特朗入主爱丽舍宫这个法国政府的变化。它把一个离退休还有两年、专于多边合作的外交人员变成一个法国大使。”他参加了社会党[按10].“我自问为什么？首先一个答案：是1995年的冲击。我不能想象法国人会那么轻率把希拉克选为总统。”从此，黑塞尔拥有一本外交护照。他与他的新妻子于2008和2009年两度去加沙地带，回来后作证描述加沙人民的苦难生活。当时他说：“我始终站在抗议者一边。”

正是这个人，93岁，在这里说话。

S.C.

译者按语

[按1] 富人掌控媒体

黑塞尔指责西方“富人掌控媒体”，揭示了一个隐蔽但非常真实的西方现实。哪儿有什么“中立”“客观”“公正”的媒体？西方主要媒体背后都是大财团和跨国公司。媒体都要为背后的主人说话，成为这些主人的“新看家狗”。（参阅Les Nouveaux Chiens de Garde一书）

法国的主要媒体，电视台、报纸、杂志、出版业，也都被大财团所控制。法国电视一台（TF1）后面有Bouygues财团。《快报》周刊先后属于Alcatel和Havas财团。法国的出版业相当程度被Matra-Hachette集团操控。法国一家“通用水务公司”（La generale des Eaux，近年掌控了大量中国城市的自来水业务），也大举收购传媒企业，1998年更名“威旺迪”（Vivendi），成为西方传媒业巨子之一。

还需要指出的是，犹太财团对世界主要媒体的控制和影响。犹太财团对美国和世界主流媒体的控制和影响，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

张国庆先生在新著《话语权》一书中指出：“犹太人掌控和影响的媒体数量十分惊人。”（第114页）记者王瑶在“美国政治血统中的犹太基因”一文中指出：“犹太人直接操控着美国的新闻舆论。”（《国际先驱导报》2009.1.15）美国“人民之声”（thepeoplesvoice.org）等网站，有文章认为“六大犹太传媒公司控制世界96%的媒体”。迪斯尼集团、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时代华纳，还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还有好莱坞电影业……都是犹太裔老版或由犹太裔掌控。

正因为犹太势力控制着世界主要媒体，所以世人很少听到对以色列不利的新闻消息，也很少有巴勒斯坦人民真实状况的报道，终于引起黑塞尔的愤怒……

同时也可以说，我们每天看的报刊和电视电影，还有知识界的书籍和教育界的课本，当今世界的“主流媒体”和“主流知识”都深受犹太财团势力的影响。我们长年都在接受这样的“媒体”“知识”洗脑。

[按2] 地下资源、保险公司和大银行收归国有

可是在中国，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思想影响下，地下资源也开始“私有”。私人煤矿名正言顺地开，私人也可以开采其他矿产。这对于已经有过公有制经历的中国人民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尤其，这种地下资源私有化，其实是给国际资本开了绿灯。据有关报道，中国的许多重要黄金矿藏，都被外国资本购控。

[按3] 新闻媒体……独立于国家、金权和外国势力的影响

当今中国的新闻媒体，深受“外国势力的影响”，尚没有一种独立意识。中央电视台大量采用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有时，连解说词都不加处理，直接翻译过来，就向13亿中国观众播报了。

以色列特工在阿联酋暗杀哈马斯高官，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谴责的话，反而称赞以色列摩萨德如何精干，“声名鹊起”。而报道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劫持以色列运动员，则一口一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最近央视报道利比亚战事，派出的一位此前在香港凤凰台工作的特派记者，明显站在西方立场，对利比亚政府持批评刁难态度。

更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媒体还创造了“多国部队”的说法，来代替西方媒体使用的“联军”（coalition）一词，显然是为了避免让中国老百姓联想起“八国联军”！

本来，西方主流媒体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呈高度一致。这时非常需要一个独立的媒体声音，就像当年的半岛电视台，传播一些西方主流媒体有意遮蔽的信息。中国媒体也应当这样，独立地向全世界传达中国对世界新闻事件的立场和看法。

国家的新闻媒体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在相当意义上，也是一种国家的主权。

除了被动受西方媒体的影响，“外国势力”也主动地对中国的报纸、网站发生影响。中国的南方报业背后，有外国资本的影子（通过广告资金来影响一份报纸在美国司空见惯）。中国的许多门户网站，也相当程度被外国资本操控。腾讯网的历史栏，充斥了歪曲中国现代历史的言论……“外国势力”对中国知识界、舆论界的影响，制造了巨量的“有毒知识”，已到了祸国、亡国的凶险地步。

欲灭一国必先灭其史。中国近代史和新中国历史如今已被灭殆尽！

近年，又传出中国新闻出版业要“产业化”。这实际上，是为“金权”和外国资本影响控制中国新闻出版业提供方便，非常危险。

[按4] 穷人和富人的差距，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巨大。对金钱的追求和竞争，从未像今天那样被鼓励

这是最近十几年西方推行新自由主义、清算福利国家带来的普遍现象。

中国的经济“精英”也大力引进新自由主义，推行全面“私有化”、“市场化”。所以这也是中国正在发生的现象。贫富鸿沟日益扩大，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

新自由主义鼓吹国家减少对经济、对社会的干预。中国应当反思新自由主义给西方和中国带来的结果。

[按5] 当今金融市场的国际专制

要感谢宋鸿兵先生对国际金融历史的深刻剖析，让我们了解了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的国际银行家们在金融上对世界的控制。黑塞尔对国际金融市场非常痛恨，称之为“专制”。

法国《外交世界报》主编伊尼阿西奥·拉莫奈（Ignacio Ramonet）认为：“金融全球化建立了自己的王国（Etat），有其自己的工具、影响网络和行动手段。但这是一个与任何社会完全无关的王国。金融全球化扰乱民族国家的经济，蔑视其民主原则，强迫各国负债，要求企业支付越来越高的股息，到处都带来不安定……”（维基百科）

拉莫奈对国际金融“王国”的描述，可以说是对黑塞尔“金融市场国际专制”的最好解释。

国际金融“王国”是一个超越各个主权国家之上的独立王国。它像一个世界政府，对各国发号施令。

这个国际金融“王国”有自己的工具，比如美联储（私人银行），比如各国“独立”的央行，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各国负债”，或者说是引诱、鼓励各国政府负债，全世界各国政府为他们打工，他们永远大赚其钱……这样的故事不停地在上演。

这个国际金融“王国”，通过金融手段，到全世界各国吸血，到处都带来社会不安定。如今中国加入世贸，金融边疆日益陷落，国际金融“王国”也对今日中国构成了最凶险的威胁！

“全球化”口号的炮制出笼，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揭露，正是为了金融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全球化。（参阅布迪厄《遏制野火》）

这些国际银行家是一些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一些不需要祖国的人，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全世界。他们最容不得人们有“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容不得民族国家保护自己的国民而妨碍他们吸血。所以他们一直鼓吹世界主义，鼓吹全球化！

而中国人喝了西方“知识”的蒙汗药，以为“全球化”是个宝，浑然不知“全球化”口号的背后，首先是这个危害全世界的国际金融“王国”的“专制”。

[按6]金融交易税和公民行动协会——Attac （Association pour la taxation des transations financières et pour l‘action citoyenne）

黑塞尔非常肯定Attac（金融交易税和公民行动协会）的活动。

这个协会是于1998年，正值亚洲金融风暴，由前面提及的法国《外交世界报》主编伊尼阿西奥·拉莫奈倡议，在法国巴黎成立。这个协会的最初宗旨，是要求实行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提出的对全球金融交易征税。

当今世界金融市场，每天的金融交易达1.5万亿美元，而实际用于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只占总交易量的5%.世界金融高度虚拟化，金融投机猖獗。为此托宾提出对所有金融交易征收0.2%的税，以打击金融投机，将所得资金用于资助世界的贫困人口。

所以最早Attac的名称，是“倡议托宾税帮助公民协会”（Association pour une taxe Tobin d'aide aux citoyens）。

后来该协会的内涵逐渐扩大。除了继续要求征收金融交易税，更有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全球化”、生态主义等要求，带有左派色彩。所以现在改名为“金融交易税和公民行动协会”。

现在Attac协会已在世界38个国家设有分会，是一个世界性的非政府组织，尤其以法国和德国势力最强盛。其主要要求：

- 要求更严密地控制国际金融市场，反对“经济金融化”。

- 反对全球化，抗议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实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不“世界”也不“国际”，两家都属于美国财政部！尤其后者专门为新自由主义服务，搞垮俄罗斯，让穷国负债，干尽坏事。不明白，中国的“精英”还对这两家打着“世界”旗号的美国机构那么在意？）

- 捍卫人类共同资源：水、食物、信息，倡扬生态意识。

- 反对转基因作物。（在中国，受那些“有毒知识”的影响，中国农业部全力支持转基因技术，为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开绿灯）

- 取消穷国债务，取消避税天堂。

……

很可惜，在世界主流媒体的信息遮蔽下，中国知识界很少知道“Attac”的活动。事实上，目前中国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最大受害者，应当全力支持征收“托宾税”。或学巴西正在做的那样，对所有进入国内的热钱征税。

有意思的是，在法国不仅有Attac总会，还有各地区各城市的Attac分会，独立行动。有个巴黎第15区Attac分会，提出“反对股市”，分析股市的危害性，非常有见地：

原先，企业大都是通过银行融资。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企业趋于不再通过银行，自己直接发行股票来融资。西方股市蓬勃发展，带来了经济“金融化”，经济投机化，也带来经济的不稳定。

“股市监管做不好，也不可能做到。系统性的投机，导致股市泡沫的出现。股市机制对其他经济机制的统治，带来一种食利者经济……全球运作的股市现象，导致世界国家及其公民令人忧心的无能为力。”

“金融市场并不中性。它对真实经济发生确实的影响。说股市是一个纯粹竞争的完美世界，说金融是企业经济状况的准确反映，这样的理论站不住脚……股市不是一个信息完美透明的世界。股市行为是根本非理性的……”（Attac，Paris 15me，2001.11.27）

其实，股市带来了一个“食利者”的投机经济，大家都不去从事实体经济的生产。股市就像一个巨大的赌场，全民参赌，全民投机。资本的收益大大增加，而劳动的收益，则微不足道，培养了不劳而获的社会心理。

王小强先生写过一本《投机赌博新经济》的书，把当今中国的股市经济称作“投机赌博新经济”，非常准确而形象。

中国股市养肥了一批庄家和做局者，害惨了大批的股民。中国股市培养了全民赌博投机的心态，尤其也影响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于国家、于经济、于国民心理健康有百害而无一利。

尤其，如今的美国已将实体经济转移到“新兴国家”，自己专营金融业和服务业。中国开设股市，很大程度上只是成为国际银行家们的提款机！巨额投机资金进进出出，滚滚卷走中国人民辛苦创造出来的财富。

一些重要企业股份化，有朝一日，被国际资本购得大比例股份，董事会以及企业本身都将落入国际资本之手，就像“娃哈哈”品牌险些换成法国东家，就像巴菲特经常用大比例购买股份的方式吃掉一家企业……中国企业股份化，事实上就把自己放到了国际金融家们的砧板上了！

郑重建议取消中国股市！

增加中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独立，刻不容缓。

[按7] 加沙地带……露天监狱

这是黑塞尔对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民的最强烈控诉。

[按8] 很少有能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的人民

这里黑塞尔是批评以色列犹太人忘记了当年受德国纳粹压迫，被关入集中营，现在反过来压迫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种族隔离，并轰炸打击。黑塞尔的正义感令人钦佩：“犹太人自己竟然犯下战争罪，这不可容忍！”

“很少有能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的人民”，这话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适用。

一百年来，中国人尝试西方的“共和”“民主”，全面西化，代价惨重终不悔。新中国前三十年，走的是法国苏联模式，后三十年又全身心地走美国模式。左的西方乌托邦破灭了，对右的西方乌托邦依然执迷不醒。中国知识界已全面反思、或反思了太多“左”的创痛，却不明白向“右”跟美国走，将把中国推向更大的灾难！

既不从苏联亡国惨剧得到殷鉴，也“不从自己的历史吸取教训”，可叹。

中国只有重返中国自己文化的源流，才能真正复兴。（参阅河清《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

[按9] 关注伦理、公正和持久的平衡放到最重要位置

黑塞尔批评了“生产主义”“多而越多”思维，更强调社会分配的伦理和公正。

中国长期以来追求“GDP”主义，日益显示其片面性。重视社会公正，真正为最大多数的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服务”，以民为本，才是最要紧的。

[按10] 他加入了社会党

黑塞尔加入社会党，属于左派知识分子。

与著名左派知识分子布迪厄一样，黑塞尔批评西方新自由主义削弱福利国家的做法。左派知识分子更强调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性，强调国家对弱势人群的福利政策。

黑塞尔代表了法国抵抗运动的老战士和法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纲领。众所周知，法国共产党和工会在法国抵抗运动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所以抵抗运动的纲领是一个左派纲领，要求资源能源、大银行国有化，实行社会福利。

黑塞尔重新提出抵抗运动的纲领原则，是对法国近二十几年来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也与布迪厄一样，黑塞尔反对全球化，反对全球化带来的“金融市场的国际专制”，谴责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的危害。

黑塞尔的思想，对今日中国经济“精英”全面奉行“新自由主义”，一根筋迷信“全球化”，应该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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